诚信社会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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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1-0123-02

社会发展需要诚信的支撑和助推。新闻传播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是保障公众利益和促进社会发展。新闻媒体责无旁贷要为建立社会诚信营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在我国特别是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担负着传播新闻信息、引导舆论和社会监督的职责，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本文主要探讨新闻传播是为何能肩负起构建社会诚信的重任，着重点落在如何塑造社会诚信，及存在的问题和可供选择的克服方法。

一、新闻传播塑造社会诚信的可能性

社会诚信的基本含义就是诚实守信；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诚信、政治诚信和思想文化诚信[1]。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张维迎曾谈到过“乡村社会”，人们靠“乡土诚信”维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小村庄里，人们相互知晓，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名誉很顾忌，“诚信”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可是当你无法确知你所交易对方的信息，问题就出现了。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有赚钱的动机，当这种动机盖过规范，就出现了道德风险。新闻媒体是一把抑制信息不对称滋生的利器，通过快速传播信息，人们可以及时掌握对方的诚信度。舆论监督，会使违约成本变高，人在选择失信行为时就会有所顾忌。社会诚信行为的践行，说到底取决于社会诚信意识的建立，而社会诚信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宣传。新闻传播主要是生产意识形态产品，新闻传播以其本身的内容属性来说，就天然的具有强化社会诚信这种意识形态的能力。

二、新闻传播塑造社会诚信的途径

1.关注重大社会诚信问题，传播引导大众诚实守信的信息。同志在十报告中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社会诚信意识的建立需要社会整体良好的文化环境，而新闻传播通过新闻事实的报道在构建良好道德空间方面大有作为。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正式提出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理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所以，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加大对诚信文化的再现力度，来引导受众关心社会诚信问题，形成诚信意识。大众传媒还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即经由大众传媒传递的内容，尤其是强调的信息，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曾提出“社会地位赋予”的功能观：任何一种问题、意见、商品乃至人物、组织或社会活动，只要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都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2]。闪耀着诚信之光的事件，经由大众媒介报道之后，将会引导诚信建设走向正确的方向。其中涉及的当事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会因大众传媒的传播产生一种“榜样化”的传播效果。

2.对社会诚信缺失现象的报道和抨击。传播学者指出，环境监视是大众传播最主要的功能。大众媒介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关于社会上各种事件的讯息，以备人们做出决策。公众有权了解自己生存的周边环境，从而根据获取的信息，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更重要的是，环境监视还可以把那些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在媒介上公开，激起社会的谴责。在社会诚信失范的问题报道上不能仅仅是机械再现，而应是深刻批判。中国目前处于一个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时代。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将中国最重要的公益机构之一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地沟油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各个领域的诚信危机已成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而对这些社会诚信大面积滑坡现象的公开报道，大众媒介是最有力的工具。以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为例来看新闻媒体的作为。2009年4月21日，匿名人士在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发帖，质疑唐骏的博士学位有假。2010年7月2日，《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方舟子质疑唐骏学历造假》。2010年7月8日，央视《新闻1+1》关注唐骏学历涉嫌造假门：让打假不再是打架。首先，在没有标明任何态度和倾向的情况下，对涉及社会诚信的事件进行全面、客观、连续的报道，给受众提供一个认知的信息场。其次，媒体的大量报道会授予此类事件极高的“地位”，关注度显著提高。 最后，媒体自身的态度会有效的引导受众向既定的方向思考。随着媒体的批判而反思，因媒体的抨击而对此类事件产生负面性评价，理清认知，明确方向。

3.新闻媒体自身诚信价值构建的示范和标杆作用。由于自身认知的局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了解的大部分社会信息都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介。那些想了解但又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实践了解信息的普通受众，可依靠的就是新闻媒体。这就关乎媒体自身公信力的问题。媒体公信力是指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它是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的标尺，也是媒体赢得受众信赖的能力。所以媒体要首先树立自己的威信，才能赢得受众的信任。无论是新闻机构还是新闻从业者个人，都需要遵循严格的职业道德。严守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原则，忠实报道和评论，并以公众利益和社会公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新闻媒体在塑造社会诚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新闻媒体本身：道德缺位、诚信不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闻媒体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媒体可能会放松职业道德自律。某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意识薄弱，在职业理想、职业纪律等方面出现了偏差，甚至价值观扭曲，为了追逐物质利益和轰动效应，制造假新闻，对新闻媒体的公信力造成极大损害，引发新闻行业的“信任危机”。

2.新闻的娱乐化倾向造成新闻媒体对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诚信问题的报道缺位。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和赖同提出大众传播的四大功能是：监测环境；协调社会各部分；传承社会遗产；调节身心。新闻娱乐化若能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挖掘新闻的娱乐功能和新闻价值中的人情味，这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来说是有利的事。但是新闻娱乐化必须有一个“度”，如果过多关注纯娱乐化的事件，就会有意无意的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信息，比如重大社会诚信问题，这关涉到社会整体精神文明建设。对受众个体来说，长期接触这类纯娱乐化新闻，会使丧失思考力和判断力。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会造成社会责任感的减弱和丧失。受众对于媒体报道的新闻持有怀疑态度，使得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大幅度下降，当媒体报道一些正面的社会诚信事件的时，受众也会产生不信任心理。

四、新闻媒体如何克服在塑造社会诚信方面的弊端

新闻传播行业的职业道德是社会诚信的一部分，只有新闻传媒自身坚持职业操守，才能谈塑造社会诚信。在现代信息社会，虚假信息传布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一些不负责任传播者造成的，新闻媒体一旦加入这一行列，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负面作用都是极大的。喻国明教授曾说过：媒体“要平衡社会情绪，提示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它和受众之间是‘诤友’、‘益友’和‘挚友’，而不是‘酒友’、‘腻友’和‘狎友’”。 新闻媒体应当有追求真理的精神、独立自由的精神以及勇担责任的精神，不懈坚持新闻应有的价值，去为一种社会信念和理想而呐喊。首先要做到恪守自身职业道德，做到新闻诚信，要在思想深处真正确立起诚信理念，并将人类社会交往中的这一基本准则贯穿到媒体的新闻采编和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去。其次，要有目的地组织新闻工作者反对虚假新闻，从而提高媒体自身公信力，并在此基础上传播构建社会诚信的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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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前职业道德与社会诚信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相叠加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正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指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国家公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腐败滋生，不仅阻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而且影响了国家发展的稳定。公共服务事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医患纠纷”不断升级，“教育失德”不断出现，成为的新燃点，加剧了社会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等诸多问题则一次次拷问“社会的良心”都去哪了。从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容看，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凭、假证、假发票等等；企业失信则更是比比皆是，恶意违约、制作假账融资、百年老店使用过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现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瞒下”等等，这些行为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经济运行发展，更动摇了国家稳定的根基，甚至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有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物质文明急速增长，而精神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并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经历巨大经济变革的同时，原有的道德规范被打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达成社会共识，造成了社会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举并发不如逐一击破，因而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成为不二之选。

3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职业道德建设的继承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奠定了历史的基石，而职业道德建设的多样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铺垫了最广泛的人际基础，同时其特有的实践性也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快速实现与时俱进提供了可能性。职业道德建设包含多方面内容，必须抓住要点，以点带面，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3.1追本溯源———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就是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意识，通过意识影响行动，把内化的职业道德素养外化为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通过教育这一途径，树立社会成员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不断强化这种正确的理念，把思想转变成习惯，实现遵守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内在自省，外在自律的常态化。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要不断提高教师的胜任力，只有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充分发挥职业道德教育的正效应。

3.2画龙点睛———营造社会舆论正确导向

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正如英国思想家赫青黎所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自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自对同伴舆论的畏惧”。社会舆论能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正确的社会舆论可以起到道德监督员的作用，而错误的社会舆论则使得职业道德在社会实践中出现校正的偏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互联网时代，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职业道德的建设除了依靠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外，必须接受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因而打造客观、公正的社会舆论环境是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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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把“明礼诚信”写入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我国民商法也把诚实信用确定为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公民和经济组织的“利”和“义”的天平却慢慢发生了失衡，各经济主体受到了利益价值的挑战，信用危机已经在社会上时时出现。失信行为已经危害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的重大社会问题了。

一、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及成因

当前，我国的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着诚信危机。信用环境恶化已经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诸多严重危害。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分析我国总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原因时指出，总需求的不足祸在信用短缺。我国一些经济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拖欠贷款、税款，违约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以及披露虚假信息、质量欺诈等不诚信行为，增大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摩擦力!直接增加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本，揭制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信用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产品附加值。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总需求不足，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其根本祸根就在信用短缺。概括地讲，信用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市场缺乏信用将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二是破坏企业的正常经营，加大企业运管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三是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使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四是信用恶化还直接破坏社会法制基础，经济主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各类经济主体难以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法律框架。五是信用危机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当前社会转型期诚信缺失产生的原因：一是传统诚信观念没有及时更新，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我国儒家传统的诚信不是作为人们的权利、义务来确定的，而是为人们修身养性所追求的目标。它的诚信行为规范是特殊主义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它认为道德的诚信应该是出自内心的、自愿的、不计利害的，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经过自身长期修养才能达到的圣人境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是面对全体公民、组织的基本道德要求，是一切经济主体必须遵循的起码的道德义务。二是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有关。在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全国大一统的企业，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利益主体不是以经济利益、以诚信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而是以一系列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联系起来的。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期，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然发挥着影响，抗拒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时，开始显得张慌失措，无所适从，导致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发生。三是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诚信制度体系对诚信缺失者予以严惩，使失信者无所畏惧，结果造成信义贬值，诚信受到嘲弄，这是当前诚信缺失极为重要的原因。失信者支付极小的成本，却能够获得极大的收益，加之法律制度不健全，就给心存诡异者留下可乘之机，他们钻法律的空子，大肆利用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优势，聚敛不义之财。四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更使不法之徒有恃无恐，变本加利破坏诚信。诚信体系缺乏司法保护，失信者不能及时得到严厉制裁，守信者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产生。五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冲击及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滞后，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加之经济结构调整，出现大量下岗职工及弱势群体，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发生，都引发拜金主义滋生，道德观、价值观混淆，使社会信用环境整体恶化。

二、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良性运作的一块基石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诚信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发达的诚信制度体系相伴随。因此，发达完善的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制度之一。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诚信是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一切经济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诚信。不仅要有完备的信用形式、发达的信用工具，而且需要构建健全的社会诚信制度。市场经济对诚信的需求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往往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以说，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诚信是市场主体的准入证和通行证。因此，诚信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诚信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健康发展和运行的基石。

（二）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经济主体追求长远利益的迫切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都会自觉遵从经济学的理性法则，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不会在一次交易中完成，只能在长期不断的交易中逐步积累和实现。如果经济主体通过不诚信的方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那它必定是短命的，不可能维持长期的欺诈和投机取巧行为，因此它也不可能不断发展壮大，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当今许多跨国大公司、知名企业格外重视信誉的原因。一句话，企业要健康发展，并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树立诚信形象，维护其信誉。当然维护信誉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过这种成本付出是值得的。因为诚信形象不但是无形资产，也是有形资产，它能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如名牌产品销量大、价格高等。也就是说，企业维护信誉也是一种投资，同样可以从中取得净收益，这种净收益是企业维护信誉付出的成本与所获收益之差。其成本是企业为维护信誉而放弃的机会成本，诸如信守承诺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为保持良好的财务比率而放弃的投资机会等。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是提高经济效益，节约社会成本的必然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道德、市场理论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有完善的诚信制度体系，要求人们具备契约意识和严格遵守契约的约束。诚信、契约精神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剂，它能保证各项经济活动顺畅进行，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无视契约精神，信用短缺，缺乏诚信使我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造成许多无谓的损失，使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无端增加，导致经济运行不畅，加大经济运行的内耗和磨擦力，甚至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根本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但我们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如果不解决诚信缺失问题，就会抵消体制创新所产生的效率和效益。

（四）加入WTO要求我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的各类经济主体，公民、企业、银行、中介组织、政府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诚信缺失。如公民的纳税意识、知识产权意识相当薄弱；企业不信守合同，拖欠债款和赖账；银行呆帐率过高；政府官员以权代法，地方保护；就连本应最具信用形象的社会中介组织，同样也存在信用危机问题。我国加入WTO后，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维护好国内市场秩序。这不但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阔步迈向国际市场，而且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国内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诚信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历来是做人和发展事业的根本，是社会得以形成凝聚力，社会竞争力得以提高的根基，没有高度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我国将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同时，诚实守信也是文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重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降低效用风险的危害。因此，在WTO环境下，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已刻不容缓，已成为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诚信制度的思考

诚信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现代社会成员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之一。它不仅体现了社会成员互相交往中的自我约束，同时也是保证市场经济下契约和文明规则实现的前提。构建与世贸组织规则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诚信制度体系，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

目前我国尚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还很不理想。因此，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立，需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推进。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是推动全社会建立诚信制度体系的基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应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快完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二是进一步加大国家信用政策法规贯彻执行力度和执法力度。三是积极建立公民、组织信用征集、评价、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数据库，为实现信用科学管理奠定基础。四是推动社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发展。五是积极推动经济组织进一步加强信用管理。

（二）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公民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诚信，不但包含伦理道德因素、经济因素，更离不开社会法律制度，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加强公民诚信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法治。

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一要把社会法制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在公民中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树立把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结合、相统一的观念。二要努力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在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信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三要重视培养公民的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契约文明是构建现代法治与现代德治的思想基础之一，契约精神是文明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它是平等观念、自主意识、合作精神、诚信能力的有机结合。四要恪守司法职业道德，为公民道德建设作出表率。国家的司法队伍、公务员队伍以及其它公职人员队伍，代表着国家形象、社会形象，必须在廉洁从政、执政为民、公正司法、加强自身修养、严格自律、忠于职守等方面作出榜样，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形象，促进全体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三）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诚信，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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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中央提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着眼点就是“协调”。其中，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因此，研究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形式上讲，包括诚信道德和交易信用；从层次上讲，包括基础保障层、他律控制层及自律屏障层；从内容上讲，包括个人诚信和组织诚信。笔者试图从其内容的角度探讨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

一、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石

政府的诚信就是政府的公信力，政府诚信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的作用，直接决定着市场环境的信用状况。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政府德性的好坏，政府是否诚信，对企业、个人乃至整个社会信用的影响巨大。政府是否诚信事关公众的福社，而只有公众幸福，才有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人们当然不可想像，一个连诚信都做不到的政府能够具有勇敢、节制、正义和明智的美德。一个政府内部和谐团结、精简效率、精诚合作，对社会和公众言而有信，诚实无欺，那么这个政府必是一个充满荣誉、自信和责任的政府，在它管理下的公众也必是安详、无需戒备、能享受到无限幸福的公众。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一个社会的经济并不发达，公众并不十分富裕，但在一个心灵安详幸福的国度里，诚信原则也必将为人民和社会自觉地广为推崇和奉行。没有政府的诚信就没有社会的诚信，一个政府要在全社会建立起良好的信用氛围，它首先必须自己是一个信用的政府。

政府诚信是建立完善社会诚信体系的必要前提。社会信用体系按其内容可以划分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银行信用、个人信用或公民信用、学校信用、医院信用等许多方面，其中政府信用是整个信用体系的重心，建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建立真正的企业、银行和个人及其它诚信的前提条件。政府诚信的建立对个人的信用产生了约束效应，公众出于对政府惩罚的回避，必然会在经济活动中保持良好的诚信。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若没有政府的保障，往往会出现以损害社会和公众利益而自己获利的现象。实际上，企业的正常活动得以开展，企业诚信在经济活动中降低交易成本作用的发挥，就是基于企业对于国家制度的信任，也即对于良好的政府信用的依赖。同样，银行的活动和银行信用的建立更是要依赖于国家信用。作为货币政策实施者的中央银行的信用实际上就是政府信用的一个方面，而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的放贷、存款等业务都需要依赖于政府信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信用一方面保障了银行对于个人或公众信用的信任，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公众对于银行的信任。

加强诚信建设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三大文明协调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十六大报告和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都曾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正是推进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结合点之一。从政治文明方面讲，自古以来，讲诚信就是“为政之道”、“为政之要”，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人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取信于民切切实实地成为执政之基。如果虚假浮夸、失位不公、朝令夕改甚至等充斥着党风、政风，我们就不能取信于民，就有失去群众、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一个诚信缺失的社会或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因此，在我国当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大力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势在必然，而政府诚信的建立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基石。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必须首先从社会公权层面开始，全力创建信用政府，并把这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规范政府的行为，严格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政府机关、司法、行政执法机关要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带头严格遵诺守信，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增强法制观念，开展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廉洁公正，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服务态度等方面的职业教育。完善政务公开，规范办事程序，提高公信力，取信于社会，做诚信的表率。

二、个人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根本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个人是最基础的行为“单位”，政府、企业等可以看成是建立在某种契约基础上的由个人结成的组织，其各种行为活动都是通过个人的行为来实现的。无论是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或是在社会主体的经济活动中，诚信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诚信这个中华民族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忽视、淡忘，特别是由于受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一些人在面对各种利益的诱惑时，背弃诚信，惟利是图，见利忘义，使传统的道德教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受到严峻的挑战，导致社会诚信出现危机，并且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企业的失信行为虽然是组织行为，但是归根到底是因企业家的失信行为而起，是个人诚信缺失的表现。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为正常的经济行为层层设卡，为违法的经济行为大开绿灯，从而中饱私囊，他们欺骗国家，欺骗人民。大学生一直以来被人们称为“天之轿子”、素质比较高的人，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大学生诚信缺失，表现为诸如从抄袭作业到考试作弊，从贷款不还到偷盗财物，从班级干部、奖学金评选的弄虚作假到毕业中的假证件，随意毁约等行为。面对层出不穷的失信现象，许多人提出了诚信离我们有多远的疑问，人们已经不再轻易相信别人，而是保持着警惕的态度，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这严重影响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经济的发展。更为可怕的是，很多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使失信行为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人普遍缺乏诚信，那么社会诚信大厦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无从构建。

近年来，个人诚信制度的建设已经引起广泛重视，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个人诚信资料不全面，二是个人信用评估缺乏科学统一的标准，三是对个人失信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惩罚机制。我们应该在个人诚信制度初步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多方面人手，进一步打造我国的个人诚信制度，具体而言，主要是要建立健全以下几方面的制度：

第一，个人诚信档案制度。建立健全个人诚信档案制度，不仅要保证个人诚信资料的准确、完整，而且要能够实现资料的及时收集和方便汇总与查询。为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1)明确规定个人诚信档案应包括的内容；人文资料、就业资料、纳税资料、司法记录、福利保险记录、信贷记录及资产状况。(2)建立个人诚信资料的收集制度。鉴于我国的公安、司法、检察、税务、用人单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医院等个人诚信资料的提供者大部分受到政府的直接和间接的管理和控制，一些单位甚至就是政府部门，因此只要政府有决心，就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建立起我国独创的定期信息汇总制度。(3)建立个人诚信资料的统一编码制度：将个人诚信资料锁定在一个固定的编码上，且每个编码与每个经济活动人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个人所有的必要资料都储存在该码上，只要出示个人信用码，就可以查询所需资料。

第二，个人信用评估制度。对诚信档案中的信息资料进行加工处理，对个人信用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对有关信息完成分类、比较、计算、分析、判断等加工处理过程，才能最终获得对有关个人的总体信用评价。要建立由专业性的个人信用评估机构统一进行个人信用评估的制度。为此，征信机构要培养一批思想业务素质过硬、既精通评估理论又通晓评估实务的复合型专业信用评估人员，以保证信用评估的客观、公正，要制定科学、统一的评估标准。

第三，个人失信惩罚制度。惩罚是保证一个制度能够具有刚性约束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失信违约的个人，要根据不同的违约情节相应采取不同程度的惩罚措施，包括经济制裁、法律制裁和舆论制裁，使其违约的成本大大超过收益，一处失信，处处受制，从而既可以实现对违约者的惩罚，又可以促进人们信用观念的提高。为充分落实对违约失信者的惩罚，还有必要建立个人信用破产制度。也就是说，当某人没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时，其债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经法院审理宣告其破产。一旦破产，破产债务人将面临被冻结个人财产用以还债，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再利用自己的个人信用从事经济活动。

个人诚信制度建立起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制度的落实，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加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运用刚性机制来规范诚信。古往今来，诚信自始被列人道德范畴，人们大都认为应当从思想意识出发，自觉认同诚信品德的价值，去对自身的行为产生影响和约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防止个体利益对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侵害，人们开始要求将诚信由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原则，赋予诚信以法律上的强制力。在实践中，各国都已普遍地将诚信这一柔性道德准则制定为一系列基本法律规范，要求人们在民事商业行为中必须忠实真诚、守信不欺地履行法律义务；如果违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应当充分运用法律这一刚性机制来保护守法者，惩治违法者，运用诚信法律所具有的强制力，确保诚信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国外的经验已经证明，法律法规的确立和健全，是社会诚信制度及管理体系建立和实施的保障。

第二，建立专门的诚信管理机构，集中统一管理和协调信用网络信息。国家诚信管理体系是监督管理全国范围内市场诚信行为、诚信活动的最高管理系统，在具体操作中应防止“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政府应组建一个专门的国家信用局或诚信管理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工作一是负责社会诚信制度和体系的整体建设，二是协调各有关部门的关系，使信用状况信息相互沟通。特别是在诚信体系建立之初，在公共数据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可以由该专门机构利用其宏观管理优势来负责协调、调配、联网，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使征信数据库能得到资源共享、物尽其用。

第三，充分发挥各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加强诚信监督。政府应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税务、工商、民政、质量技术监督、公安、外汇管理、海关等部门现有的监督系统，整合必要的监督管理资源，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风险预警制度，信用信息，公布信用“黑名单”和“红名单”。一方面，政府各部门可制定优惠政策向“红名单”上守信的个人倾斜，使受信方充分利用诚信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将个人的失信记录准确列人“黑名单”，向社会公示，将失信方对受信方的个别矛盾激化为失信方对全社会的矛盾，使失信方声誉扫地。

第四，注重诚信教育，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通过各项措施加强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对于引导和激励人们自动地诚实守信，以贯彻落实各项诚信制度是有显著作用的。在伦理道德的规范下，各类主体就会自觉地选择与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自利本性相反的利他主义行为，从而使诚实守信成为社会成员的向往和自觉追求。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社会诚信道德建设，为此，首先应该大力宣传诚信的经济价值，使全社会都充分认识到诚信是一种资本与财富，应积极发挥信誉的品牌效益；而不讲诚信是一种短期行为，最终将一文不名。其次应该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引导人们从善如流，在全社会中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氛围。再次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水平，这样，诚信制度的落实就有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三、企业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主体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应当是维护社会信用的主体，但是，目前一些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守信的现象经常出现，就个体私营企业而言，最为严重的信用问题表现在规模化制假售假，包括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制作虚假广告，以欺骗手段诱导消费者购买等行为。像有些厂家为了扩大销售量，言过其实，片面夸大商品优点的广告，对消费者形成误导，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购买决策而蒙受经济上的损失。又如滥用国家质量认证标准，虚假的促销方式，也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假冒优质名牌产品，以次充好，以劣抵优，已成为市场经济行为中的一大顽症。信用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很大危害，如一些地方由于信用缺失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假冒伪劣泛滥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需求，使消费受阻；拖欠账款，企业财务失真，逃废债务，严重扰乱了税收和金融秩序。

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形式，它要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依赖于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等价交换。而这种交换又必须以双方诚实守信为基础，否则，就不会真正实现。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的，处在转型社会的环境里，也许透支诚信可以在利益回报上一时膨胀，但不诚信的企业最终会受到社会道德批判，被逐出舞台。而失去信用制度约束的市场，将在利益驱使下陷人混乱，企业与企业、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恶化为极度的不信任，最终形成经济发展的瓶颈。可以说，诚信是企业的生命，必须把企业的诚信建设当成企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来抓。企业的诚信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可以从企业的内部制度建设和企业的外部管理两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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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的世纪，我国的诚信建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推崇，各企事业单位纷纷将诚信建设列为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个人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诚信记录，把“诚实守信”奉为追求的“价值目标”。但诚信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互动的、全而的系统工程，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中，个人是基础，企业是重点，政府才是关键，政府应在诚信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旗帜、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为推动诚信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从系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必须积极正视这些问题，科学界定政府作为的方式、范围和程度。

一、我国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作用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的作用也是关乎全局，不可或缺的。但在社会诚信建设中，必须明确规定政府职贡义务，以防缺位，严格限制政府发生作用的范围，以防越位。根据诚信建设的自身规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政府在诚信建设中应发挥好以下几方而的作用：

(一)示范引导作用。在日常经济社会管理事务中，政府讲诚信，则会给企业和个人树立榜样，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使社会公众“见贤思齐焉”。反之，政府失信，社会主体也极有可能加以效仿，对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产生恶劣的“传递效应”，误导社会的“价值取向”。

(二)规划协调作用。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内容杂，任务重，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所及部门来看，包括银行、工商、税务等；从所涵盖的内容来看，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诚信建设。因此，要使诚信建设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用地有条不紊开展，就离不开政府对诚信建设的统一规划，对方方面面的利益协调，对不同行业特点的兼顾，否则，各社会主体就极有可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各自为政、重复建设，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地区、行业的割据、垄断。当前各地区、各行业盲目地自成一体、大建数据库就是缺乏规划、协调的恶果。

(三)监管保障作用。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嬗变过程，其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会出现或强或弱的利益冲突。要把这些矛盾、冲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仅靠社会公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教化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组织应在其中发挥监管保障作用，大力强化诚信行为，坚决惩处诚信缺失，使得诚信建设沿预定的规划、设计顺利、高效开展。

二、我国政府在推动社会诚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影响和诚信建设在我国刚刚起步的缘故，政府对自己在诚信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和作为方式等都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行动上的不力并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府自身诚信缺失现象大量存在。受传统权力思想的影响，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常常误认为讲诚信只是个人、企业的事情，政府的权力是为社会公众谋福利的，只需着眼于大局和长远，对于局部和个人利益宜倡导“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不必“谨小慎微”，可以不讲诚信。

(二)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互动关系不明确。“自主经营、自负赢亏”的市场化运作是企业“重合同、守信用”的根本动力和最大约束。然而现实情况是，“政企不分、产权模糊”仍是我国很多企业的重大弊端，市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并不健全或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在政府对诚信建设的调控中，各种“缺位”、“越位”现象时有发生。在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过程中，政府应确实分清“作为”与“不作为”的界限，分清“主体”与“支持”的区别。但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在调控诚信建设时，就没有把握好上述的界限，没有分清上述的区别，作了许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同时“该做的事”却没有做好。

(四)在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中，各级政府和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危害极大。这一方面造成了信用信息的割据和垄断，增加了一些政府机关索贿的砝码，另一方面也使得大量的信息不能按价值规律自由流动而闲置浪费。

(五)政府对诚信服务机构的监管存在着重“事前审批”，轻“动态管理”的倾向。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片面地认为，加强对诚信服务机构的监管就是强化对服务机构的“资质认证”和“行政审批”，于是便想方设法增设“准入条件”，千方百计抬高“准入门槛”。与此同时，又对己获准入的机构缺乏必要的检查、考核和淘汰机制的设定。

(六)与社会诚信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不完善。如我国的产权制度仍不清晰，企业缺乏追求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很难始终做到恪守诚信，“奉信誉高于一切”。对于信用信息的管理也缺乏可操作性强、效力适中的法律规章。

(七)我国社会诚信建设的运作机制不完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缺乏统一的层次高、专业化水平高的政府诚信服务管理部门，管理多头、分散，政策不一；(2)诚信服务行业标准尚未确立，造成对行业的管理弹性大，可操作性差，行业整体竞争秩序混乱。(3)诚信服务机构人才匮乏，设施落后，很难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信用服务，影响了市场主体的信用服务诉求；(4)诚信服务的供给与需求脱节。很多的服务机构缺乏市场意识，缺乏对诚信服务市场的调研，不能敏锐把握市场对诚信产品的需求，导致诚信产品的市场转化率低，影响了其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如何更好地发挥我国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的作用

(一)以制度创新打造诚信政府。首先，创建和完善社会参与决策的机制。其次，力促信息公开，透明行政。再次，要制约政府权力，规范权力运作机制，促进依法行政。最后，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监督”的原则大力消减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规范审批程序，以杜绝各种借审批机会乱收费、乱设卡的现象。

(二)加强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没有道德约束的诚信体系是不牢固的，没有道德内涵的诚信制度也是没有生命力的。诚信道德教育应是诚信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把诚信教育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来抓，同时又要注意把诚信建设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三)促进行政方式由“政府主体模式”向“政府支持模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已习惯了以自身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在计划经济的竞技场上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在推动社会诚信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着力改变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从具体的微观事务中解脱出来，重点做好对诚信服务市场的“规划引导、建章立制”，为社会诚信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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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诚信缺失构建经济学

据《京华时报》报道:近年来,合同交易只占经济交易量的30％，合同履行率只有50％左右。中国每年因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近5855亿元。由于市场交易主体的不诚信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妨碍我国经济国际化的竞争，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诚信缺失不仅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造成深远影响。加强诚信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诚信的经济学含义

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诚信已被人们公认为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原则之一，更多地应用于职业道德的规范和行业内外竞争的秩序化。诚信不仅属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畴，也属于经济范畴。现代意义的诚信是在中国传统信义原则的基础上并借鉴西方管理制度的一些经验形成的全新的理念，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保证社会活动的顺畅进行，各方在诚信原则的协调下都能获得自己的利益，从而达到一种“双赢”或“多赢”的态势。世界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诚信作为一种“人类制度”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它遵循投资、收益、支出、回报等经济学的规律，可以用货币曲线来描绘。“诚信”的观念原本就是在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通常情况下，诚信是要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了初级的诚信后还要付出维护诚信的成本和扩大诚信的投资，才能获得回报和源源不断的收益。诚信的投资与收益关系为正比关系，投资越大收益越高。但是这种比例关系还要考虑客观条件的因素，比如社会信用环境等。

二、诚信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在这里，笔者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理论来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

“经济人”假设包含的基本含义：第一，“效用最大化”;第二，“有限理性”;第三，“机会主义行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或者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私利，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而经济人要追求金钱或物质利益，而诚信是获得这些的手段之一。对诚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不妨建立在个人对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

如果市场主体是诚实和守信用的，就会给他带来好处，使他很容易地找到交易伙伴，低成本地进行交易，最终获取利润。此时，人是一个经济人，诚信是利益之源。另一方面，维持诚信也是有代价的。在交易中，必须要守诺，即便是自己遇到重重困难，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也必须要守信，以维持信誉。

市场主体是否坚守诚信取决于守信的机会成本与不守信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如果维护信用要付出极高的成本，诚信的动机会降低。如果不诚信会给市场主体带来巨大的损害，诚信的动机就加强。事实上，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都不遵守约定，则互惠的交易不能实现。其实每个人本质上都还是认同诚信的，而且诚信也能增进所有人的福利。那么为什么诚信又会缺失呢？诚信是在相互交往中实现的，问题也就出现在交易对象之间的博弈中。我们可以从这种博弈当中来分析市场交易主体的机会成本。交易实际上是一个囚犯困境式的结局：如果大家都信守承诺、诚实交易，对双方来说会形成双赢；如果一方守诺而另一方背信，背信一方就能得到比双方都守信还要高得多的收益，而守信者一定损失惨重。结果，当对方遵守承诺时，守信固然有益，而背信则更是暴利；而当对方不守约定时，守信就损失惨重，背信则可避免损失。这样一来，无论对方守信与否，背信都是最佳选择，因此双方都会选择背信。由于不守诚信，交易就无法开展，因此结果一定劣于都守信时的状况，此即囚犯困境，因此双方的机会成本都是相当大的。

在市场主体的交易中，不同情况决定了其机会成本的大小，也决定了其是否诚信。情况一，如果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结果诚信缺失的概率就非常大。不过，如果反复交往，结果会有所变化。因为一次易中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要小得多，而获利更多，而在反复的交易中，如果一方失信，则会导致对方的不信任，因此对方就会加强防范风险的措施，甚至会取消交易，机会成本就会大得多，自己获利的概率就要小得多甚至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无限连续交易博弈，每次交易的均衡都表现为双方都遵守规则、坚守诚信，因而是最优结局。情况二，和不同的人交易，每个人都只交易有限次数，但与不同人的一系列交易在时间上错开，而且其交易对象相互之间拥有共同的信息，这也等同于与同一个人连续交易，其结果是双方也会选择守信。情况三，和不同的人交易有限次数，但其交易对象也在时间上错开，但并不共享信息，或信息共享的范围是区域性的。由于信息传递的阻塞导致信息不对称，因此结果跟第一种情况是一致的，欺骗的动机会强化，而诚实的心理会减弱。

正如亚当·期密所说：“一个人如果常常和别人有生意上的来往，他就不盼望从一次交易契约来图非分的利得而宁可在各次交易中诚实守约。一个懂得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商人，宁愿牺牲一点应得的权利，而不愿启人疑窦。”

三、诚信构建的理性思考

1.建立以强制性建设为主的诚信制度

上述市场主体在交易博弈当中诚信缺失的分析是建立在没有外界约束的情况下，而外界的约束最好的方式便是制度。有效率的制度不仅会减少直接监督、法律制裁等方面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消除损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动机。制度的设计应该在承认个人利已动机的前提下，设计一套约束规则，使经济主体在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下，能服从制度制定者的意图。

制度的形成有诱致性方式也有强制性方式。诚信的诱致性的制度变革，内涵着市场主体在博弈中自己教育自己，制度安排所需时间相对太长，故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诚信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在构造有关诚信的制度安排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强制性的推动作用。对我国构造诚信的制度安排的总体判断是强制性制度安排和诱致性制度变革的统一。但是，因为诚信的诱致性建设所需时间太长，所以，从总体上讲，应当是强制性推动为主的。

2.诚信制度的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

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博弈当中是出于自利的目的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而决定是否守信的。而在现实当中，之所以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会选择不诚信，是因为不诚信的低成本和维持诚信的高成本。我们在制度设置中就必须针对“经济人”的自利目的，加大对不诚信的打击力度，增大其不诚信的成本。只要在制度中适当设计规则，使对不诚信行为的惩罚是可信的，并且惩罚的力度足以抵消不诚信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人们就不会有激励去背离规则的约束。在社会上出现那么多不诚信现象主要原因就是现阶段我国诚信制度不健全，不诚信获益，而诚信相比会“吃亏”，在巨大的利益诱惑这之下,作为“经济人”必然会选择不诚信。因此，在诚信制度建设中，核心是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让“经济人”为其不诚信付出应有的代价。

3.诚信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诚信体系的建设

我们在分析诚信缺失的原因时得知，不诚信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共享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就应通过诚信体系的建设构建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对个人信誉的记录就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警察局对个人违法犯罪等污点的记录也是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这些机制足以保证一个人的交易信用为其他人获知，从而使得他的交易具有无限连续的性质。诚信体系在我国虽然已经受到重视并着手开始建设，但是以诱致性为主，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具有制度约束力的统一的诚信体系。这正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既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信用记录体系，也缺乏其他传递和共享个人信用的机制。因此，应该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体系，让个人的诚信记录成为共享的信息。信息的共享可以将交易或交往变成无限连续的博弈，从而增加不守信用的机会成本。

总之，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在交易博弈中追求功利最大化是诚信缺失的经济根源。而要扼制“经济人”的不诚信就要强制性建设有效的制度进行外在约束。在制度设计中一是要加大不诚信的机会成本，同时要建立全国性的旨在信息共享的诚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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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天津上海哈尔滨

人数％人数％人数％

1.每周多干一天工作，9134.98327.727732.9

同时多挣一天工资

2.每周少干一天工作，83.1186.0273.2

同时少挣一天工资

3.保持现状不变10540.212240.732338.3

4.不好说5721.87725.721625.6

5.合计261100300100843100

（注：各城市按有效回答人数统计）

从上述统计数字中我们看到三大城市回答的人数分布是相似的，同时也看到了其他几个主要的事实，以天津的数字为例：其一，有40.2%的人表示“保持现状不变”，说明对因双休日制度的实行，增加了个人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的认可，把增加的时间和得到工资看成同等重要。其二，有21.8%的人对两者孰轻孰重持拿不准的态度，回答“不好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两者同等重要。其三，有3.1%的人认为时间比钱还重要，为多要一天时间而少要一天工资。其四，有34.9%的人认为钱比时间重要，希望多干一天活，多挣一天钱。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属于个人支配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和工资一样，甚至比工资还要重要。对今天的人来说，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已经是个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财富。

一、闲暇时间的概念和测量指标

对于闲暇时间，存在着不同理解。有的人把闲暇时间理解为“业余时间”或“非工作时间”，这样“家务劳动时间”和“满足生理需要时间”都可以包括在内。这显然失之过宽。因为今天人们理念中的闲暇时间不是要用它去从事家务劳动，当然也不是拉长满足生理需要时间，而是另有他意。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定义闲暇时间呢？我们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自由时间”概念可以作为确定“闲暇时间”概念的基础。马克思说：自由时间“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他又说：“但是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而这种自由活动不象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页。）

从马克思的议论中我们得到三点启示：第一，自由时间所从事的活动不是来自任何外在压力、目的和义务，而是出于自我，为了自我之目的；第二，自由时间所从事的活动内容主要是娱乐和休息；第三，自由时间的使用是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自由时间”，而不是“闲暇时间”，但他把自由时间同人们日常生活的其他基本方面明确区分开来，这对于确定闲暇时间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地界定闲暇时间这一概念，有必要为闲暇时间确定具体的指标体系。这种指标体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我们确定和理解闲暇时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且使我们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测量分析闲暇生活的状况及其变化，作为决定改善闲暇生活状况方法的基础。建立闲暇时间指标体系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闲暇生活同劳动（工作）、满足生理需求及家务劳动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确定闲暇时间指标必须和确定日常生活的其他时间测量指标密切联系在一起。其次，在联系其他活动时间去研究闲暇时间时，应有利于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并通过这些理解和分析去影响社会生活和社会政策。

联合国《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把人们每天的时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学习、挣钱、上下班途中、买东西和家务劳动等；第二部分为睡觉吃饭等；第三部分为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这种分法基本合理，但过于笼统。而前苏联及英美等国的社会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所作的关于闲暇时间的社会学研究更为细致，他们把每天24小时划分为7个部分：1.工作时间，即用于劳动和其他职业活动时间；2.上下班往返时间，即用于上下班路程及班前准备时间；3.家务劳动和个人副业劳动时间，如做饭、洗衣、购物、打扫房间，以及为照顾老人和病人所进行的各种劳动等；4.照料孩子和教育孩子时间；5.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即用于吃饭、睡觉、个人洗漱等时间；6.空闲时间（闲暇时间）主要包括：(1)学习和自学；(2)看报纸、杂志、听广播、看电视和电影；(3)户内、户外交往、交谈；(4)观看演出、比赛；(5)体育和运动；(6)创作活动；(7)无事休息；以上活动可以概括为4大项：“娱乐”、“休息”、“学习”和“交往”。在有些国家还把参与一定的“社会工作”以及“举行宗教仪式”也归入这一类。7.与空闲时间内各种活动有关的往返。（注：联合国《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委员会：《社会学与现时代》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06-309页。）

从这7个方面看，“工作时间”、“上下班往返时间”、“家务劳动时间”、“教育子女时间”、“满足生理需要时间”与闲暇的目的不相吻，因此，不应包括于闲暇时间之内，只有空闲时间中的各种活动及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往返所占的时间，才应包括在“闲暇时间”之中。当然，任何测量社会现象的社会指标只具有相对合理性，就时间分配来说也是如此。这说明判断行为的性质时，人们的主观动机也是不能忽视的。

二、闲暇时间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财富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一文中说：“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的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页。）他又说：“这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对别人劳动时间里创造出来的东西的享受，都表现为真正的财富。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页。）在评价《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时，他指出：“显然，小册子的作者本人对这一点是不清楚的。不过下面这段话无论如何仍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命题：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个小时而不是劳动12个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页。）马克思的论述精辟地概括了自由时间（即闲暇时间）的真实含意和价值，指出闲暇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财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闲暇时间是社会财富这一观点。

首先，闲暇时间是劳动创造的。从历史上看，人类的闲暇时间和社会财富是同步增长的。在远古时代，社会生产力很低，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终日辛苦劳动，天天都要为获得食物而奔波，那时是很少有闲暇时间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能用较少的时间生产较多的食物及其他产品，为劳动时间的缩短和闲暇时间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这时人们才谈得上休息、娱乐及其他。生产力越发展，人们就越能用较少的时间创造较多的财富，得到闲暇的时间也越多。在阶级社会里，除去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存在闲暇时间分配上的不平等。马克思在谈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闲暇时间时指出：“……这种奴隶劳动为其他人，为社会的另一部分，从而也为（整个）雇佣工人的社会创造余暇，创造自由时间。”“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发展也考虑在内，那么，社会在6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6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12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6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282页。）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闲暇时间的增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比如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闲暇时间已经有了较大的增长，实行每周5天，每天7小时工作制的比较普遍。在社会上除去有物质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也有闲暇时间财富上的不平等，包括不同性别、年龄、不同职业者之间拥有不等的闲暇时间。同时我们还能看到，人们尽情的休闲、享乐是以紧张的，有时甚至是精疲力竭的工作为代价的。

其次，闲暇时间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不可缺少的条件。闲暇时间作为一种社会财富与其他社会财富有着不同点，即它不被直接的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只拥的物质财富（有钱），而没有闲暇时间的人（或个人）并非是真正富有的人。闲暇对于我们如何安排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家庭生活和工作也有很多的影响。在西方国家，人们开始把闲暇本身看作是一种目的，看作是一种新的、有利于自我实现，并使自己感到愉快的社会需要。从企业的要求来说，这种社会需要过去经常被认为是虚度时光，而现在被说成是人的尊严所在；从对家庭的要求来说，这种社会需要过去经常被称作是自私的表现，而现在却被认为是尊重他本人及其家庭成员人格的表现。这种需要的一部分过去经常被宗教组织认为是邪恶的，而现在却被认为是生活的艺术。前苏联学者列昂尼德·戈尔顿在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闲暇生活的意义时指出：“保证社会主义全体公民享有同等的工作之余的自由时间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使得早先不但同文化和教育无缘而且连识字这一最起码的可能都没有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在社会生活、文化和闲暇消遣等各个不同领域里发挥了被革命所激起的独立自主精神，居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享用文化财富。结果，闲暇消遣的形式也就变得异常丰富多彩。在社会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经济上还没有可能去着手解决同合理利用自由时间有关的一切问题。马克思的论断在当时还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现在，这已成为社会主义今天日程上的主要问题之一。”（注：［苏联］列昂尼德·戈尔顿：《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5年第3期，第51页。）列昂尼德的论述对今天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在于极大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一部分人迈向或已经进入小康，“休闲”、“娱乐”、“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等问题已被当作第一需要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今天人们谈论较多的是生活质量。在多数人那里，生活质量的内涵越来越多地被闲暇时间和闲暇生活所占领。一些人已经把闲暇时间和闲暇生活质量作为生活质量的代名词。

第三，闲暇时间是发展才能，激发人们去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的有效途径。联合国《消遣》对“消遣时间”（即闲暇时间）的这种作用有过很好的说明：“消遣和娱乐……通过身体放松，竞技、欣赏艺术、科学和大自然，为丰富生活提供了可能性。无论在城市和农村，消遣都是重要的，消遣为人们提供了激发基本才能的变化条件（意志、知识、责任感和创造能力的自由发展），消遣时间是一种自由的时间，但在这个时间里，人们能掌握作为人和作为社会有意义成员的价值。”联合国的这一阐述，表达了现代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的人本位的表述。

还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闲暇时间时就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生产率越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短，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就越高。为此，人们就需要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进行学习和发展各种技能，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在闲暇时间里可以从事各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性活动，可以得到愉快娱乐和休息，可以学习各种自己爱好的技能，发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可以自由自在进行社会交往，可以学习各种知识，参加各项体育活动，以求得智力、体力和心理的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对于社会来说，人们在闲暇时间中得到的‘补偿’和发展，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注：［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11月18日。）今天，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闲暇问题会显得更加突出。可以认为，今天测量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指标必须包含闲暇时间和闲暇生活的有关指标，没有这些指标是不可思议的。因此，闲暇时间已经是被越来越多人公认的宝贵的社会财富，并想尽可能多地拥有它，利用它。

三、新的社会财富和财富观

也许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从理性上把闲暇时间和财富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等同起来，但在实际上，随着人们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也在同步增长，社会在发展生产力，创造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同时创造不断增多的闲暇时间财富。而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要求越来越多，一种新的社会财富观正在逐步形成。

1.新的社会财富——闲暇时间拥有量。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一些单位还实行每天7小时工作制，从这两个指标上看，人们的闲暇时间拥有量得到了增长，是无疑的。每周5天工作日，每年就可增加50天左右由个人支配的时间，其中自然包含了闲暇时间。

另外，部分单位还有“带薪休假”制，这种带薪休假日从7天到30天不等，这是人们得到闲暇时间的又一渠道。在“中国大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状况调查”中，得到的天津方面的资料是（见表2）：

表2带薪假日状况

人数％

完全没有17257.3

1-10天3712.3

11-20天62.0

30天以上72.3

无效回答7826.0

合计300100

从上述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现在享受带薪休假的人还不占多数，但一部分人确实从这条渠道得到了更多的闲暇时间。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明文规定：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享有带薪年假。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政策建议如下：全国工薪阶层每年平均可享受两周的带薪假期，工作1至3年、3至5年和5至10年的劳动者分别可享受6天、10天和14天的带薪假期。工作10年以上每年增加一天，最多可达30天。此外，国家还打算推行奖励旅游制度等政策（注：［天津］《今晚报》2001年9月1日。）。

无论如何，今天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有了较大的增长，下面我们比较一下1985年在天津进行的“千户居民户卷调查资料”和1998年在天津进行的“中国大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状况调查”资料。1985年得到的资料是：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工作日平均每天为212.99分钟；休息日为平均每天375.21分钟；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平均每周内任何一天（包括周日和平日）享有闲暇时间为236.16分钟，约占每天每人拥有时间量的16.4%（注：天津市“千户居民户卷调查”课题组：《天津市千户居民户卷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第211页。）；1998年得到的资料是：人们拥的闲暇时间，工作日平均每天为273.63分钟，比1985年多60.64分钟；休息日为平均每天403.76分钟，比1985年多28.55分钟；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平均每周内任何一天（包括周日和平日）享有的闲暇时间为310.81分钟，占全天拥有量的21.5%，比1985年多74.65分钟。这些数字表明，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有了较多的增长。

调查数据还反映了人们在时间分配方面的其他变化，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今天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比如1985年资料用加权平均数得出的计算结果是，平均每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372.87分钟，占全天的25.89%，1998年为282.15分钟，占全天的19.6%；1985年的家务劳动时间为平均每人每天241.72分钟，占全天时间的16.79%，而1998年为198.39分钟，占全天时间的13.8%；1985年的满足生理需要的时间为平均每人每天490.14分钟，占全天的34.03%，而1998年为631.43分钟，占全天的43.8%。数字说明，在近10多年时间里，人们不仅闲暇时间增多了，而且工作时间减少了，平均每人每天减少90分钟；家务劳动时间也减少了人均43分钟／天；满足生理需要时间增加了人均约141分钟／天。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表明人的家庭内外负担的减轻，而闲暇时间和满足生理需要时间的增加，则是人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变化的重要标志。今天，当我们说人们富裕了，不仅应看到他们比过去有钱了，吃、喝、住、穿、行等生活条件改善了，而且应看到他们比过去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了更多的用于满足享受、休息、娱乐和自我发展的时间。这种新的社会财富的增长也促使了新的社会财富观的形成。

2.新的社会财富观念——闲暇时间观。今天，当人们拥有的闲暇时间增长，闲暇生活改善，闲暇生活在人们的整个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人们的闲暇时间观念也在变化之中，一种新的社会财富观念正在逐步形成。当然，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闲暇时间的财富观念还不是用“财富”两字来抽象表达的，而是包含在对闲暇时间的认识和追求之中的，其中包括要不要闲暇时间，闲暇时间与物质财富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使用闲暇时间等许多方面。

(1)对闲暇时间的需求。从人们意识到时间问题是闲暇生活的首要问题时，到人们拥有了比较充足的闲暇时间，闲暇生活的改善、提高和丰富才得以实现。在1985年进行的天津市千户居民户卷调查中，当问到被调查者在目前的情况下您认为参加社会娱乐活动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时，有78.3%的户回答说是因为“没有时间”，与“经济上不允许”等各种原因相比居首位。在1998年“中国大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状况调查”中在回答“目前妨碍您参加娱乐活动的因素主要有哪些时”，回答“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也居首位，为44.9%。并有56人表示对自己的“总的闲暇生活”“很不满意”，或“不太满意”，然而人们是否因此就把取得更多的闲暇时间放在第一位呢？也不是。在前面我们列举的有关调查情况中（见表1），曾问到过“假定您现在每周工作5天”的选择时，表示愿意“每周少干一天工作，同时少挣一天的工资”时，只有8人（占2.7%），表示赞同，相反有91人，占30.3%的人认为“每周多干一天的工作，同时多挣一天的工资”，当然，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保持现状不变”。这些数字说明，人们已经有了闲暇时间的观念和需求，而且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需要。在前面列举的关于三大城市调查资料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上海要求“每周少干一天工作，同时少挣一天工资”的人数的百分比比天津、哈尔滨要高，这和上海的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的平均收入较高相关的。

(2)闲暇时间观念的形成。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看，把闲暇时间当成一种宝贵的财富，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的。它首先要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其次要依赖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即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第三还要有人们对闲暇时间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在闲暇生活中的收益。

首先，闲暇时间是由劳动创造的。人们通过劳动在创造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闲暇时间。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即使人们有许多富余时间，也表现不出闲暇时间的价值。人类学家曾对印度阿萨母邦的原始部落拉克尔人的生活进行考察。拉克尔人一天的生活可划分为15个时间段，从早晨4时左右被地板下私养的家畜弄醒直到晚上，整个生活都以劳动作为中心，而且十分繁忙，一个时段接一个时段不断变换形式地从事各种劳作，无闲暇可言（注：［日］石川荣志主编：《现代文化人类学》第二章，周星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摆脱了原始状态，进入了农业社会后，人们的劳动仍依赖于自然资源和条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多少闲暇时间而言。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闲暇时间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财富总量有一定水平

，才能出现，才能表现。

篇（8）

人物化妆造型设计是一项技术“活”，但是在技巧的背后是理论的依托和文化的素养的积累和沉淀。因此，教师在重点对学生的技巧进行训练和指导的同时，对学生的理论和文化教育却也不能放松。

1.树立新的课程观。在新的课程理念下，教师不再是课本知识的解释者和忠实的执行者，而是与专家、学生一起构建新课程的合作者。在教学中要注重书本向实际生活回归、向学生经验回归。所以，一方面要求教师理解教材编写的意图、渗透的理念，结合实际，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网络、多媒体资源，不断丰富教学手段，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2.注重人文艺术知识的融入。人物化妆造型不仅仅考量的是化造师的技巧，同样更多的是考量对造型师妆面整体设计的驾驭能力，而这种能力更多的是人文艺术素养的积累。比如参与一场舞台剧的化妆工作，如果对角色人物的理解出现偏差，那么通过妆面所反映的这个人的性格特点、生活阅历乃至特定情境下人物的心理活动就都会出现偏差，而这种能力就来自于文学艺术素养。因此，在教授《人物化妆造型设计课程》中，应当加入人文知识的内容，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3.化繁为简，强化学生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课程的授课通常比较枯燥，而且单向“灌耳音”式的教学方式也会令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教师在进行《人物化妆造型设计》课程的理论授课时，易采用化繁为简的教学方式，简明扼要地梳理出知识体系，坚持从整体到局部的思路了，帮助学生以最快的速度搭建起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

关于新教改下如何授课的几点思考

新教改之后的教学更加注重自主探索、交流合作与实践创新的教学方式，但新教改也并不是对传统教学理念的全盘否定，教书育人的最终目的并没有变，只是为了适应现在学生的特点，在教学的方式上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平等、更加注重创造力的教学方式。

1.不要为“活跃”而“活跃”。“寓教于乐”是教育的至高境界，同样在新教改中，也更强调“快乐学习”。但是“教”的目的是“育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活跃的课堂气氛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切忌为了追究形式上的活跃而活跃，从而忽视了课堂教学的实质。长此以往，对学生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正确学习态度的树立都是非常不利的。

2.知识要让学生终身受用。即所传授的知识不宜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以是否“适应终身学习”来衡量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因此，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就要求教师付出更多的心血，不仅要让所传授的知识内容方便学生们实际应用。另一方面，通过直观地向学生传递所学知识对学生终身受益的价值，来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的原动力，并逐步养成“终身学习、终身思考、终身受用”的良好习惯。

篇（9）

1引言

城市信息化是在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总体思路的指导下，在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和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和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根据国家信息化规定的要求，城市信息化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信息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2)城市的信息技术得到开发和普及；(3)城市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4)城市信息服务体系高度完善和健全；(5)城市信息教育，尤其是信息高级人才的培养及信息应用的普及教育受到广泛的重视；(6)城市的信息政策与法规的制定，科学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技术得到充分的重视。可见，在城市信息化建设中，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内容，而人既是信息的利用者又是信息的开发者，因此，人的信息素养是城市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因素，市民的信息素养教育成为城市信息化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文以广西柳州市的信息化建设为例，从市民信息素养的调查情况出发，探讨如何发挥图书馆在提高市民信息素养、推进城市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与柳州市有相似性的西部地区的城市信息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2柳州市信息化建设概况

柳州市地处祖国的西部、广西的中部，辖区面积5307平方千米，总人口183万，是广西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的区域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工业基地，是全国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和全国八个“科技兴市”试点城市之一。2001年又被确定为全国信息化试点城市之一，并于2002年初步完成了“十五”信息化规划，制订了《柳州市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定》《柳州市管网建设管理规定》等政策法规；信息化项目的策划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初步完成了柳州市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总体建设框架、柳州市信息基础设施工程、城市电子政务信息网络平台和“数字化柳州”信息工程四个信息化重大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十五”期末，上网人数已经达到30万，市区上网普及率达到30％。因此，柳州市信息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较大的规模，为推进城市的整体信息化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3柳州市市民信息素养的调查

有关信息素养的定义很多，被人们引用最多的是1992年，Burnhein，Robert在《信息素养——一种核心能力》一文中指出的：“要成为一个具有信息素养的人，他必须能够确定何时需要信息，并且他具有检索、评价和有效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因此，我们认为，信息素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信息意识包括对信息的认识和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信息能力包括获取信息、评价信息、处理信息、利用信息、创造信息、交流信息等各种能力，信息能力依赖于信息技术水平和检索策略的高低；信息道德是懂得与信息相关的法律道德。在本文中，我们对市民信息素养的调查主要从这三方面进行。

3.1调查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取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和个别访谈的调查方法。由于市民的知识基础、知识结构不同，因此他们在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为此，我们从这三个方面设计了10个相关问题，基本能反映市民信息素养的情况。调查问卷是在柳州市4个城区随机进行，当场发放、当场回收，而个别访谈是在发放调查问卷的同时，随机进行。由于18岁以上的市民开始对城市信息化有明显的影响，所以调查年龄限定在18岁以上。共发放调查问卷180份，收回有效答卷157份。

3.2调查对象概况

年龄：18－25岁有68人，26－35岁有47人，36－49岁有29人，50－59岁有9人，60岁以上有4人。

职业：大专以上的在校学生49人，占31％；在职人员68人，占44％；其他40人，占25％。

说明：在被调查市民中，以年龄为18－45岁、大专以上学历的市民居多，在职市民与个体户市民比例适中，调查到的老年人偏少。因此，被调查者的年龄、学历与柳州市市民的整体情况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调查得到的结果略高于柳州市市民信息素养的实际水平。

3.3调查结果

3.4结果分析

3.4.1市民信息意识不强。从调查结果看出，虽然绝大多数的市民从报纸、电视、网络、广播等途径关心日常生活中的新信息，但超过一半的市民对信息的概念只知道一点，而近三分之一的市民居然不清楚信息是什么。这说明柳州市民的信息意识普遍不高，尤其是年龄大的市民的信息意识更差。在调查中，年龄大的市民调查起来比较困难，许多人都不愿配合，这恰恰说明年龄大的市民的信息意识淡薄。个案访谈中，当被问及“你对信息素养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如何的呢?比如说，你是否知道信息素养包括哪些内容”时，不少市民表示连“信息”一词都不了解，更加不用说“信息素养”了。表示知道一点的大部分是大学生这个群体，其他调查者表示不懂或处于模糊状态。这说明市民对于信息素养内容的了解微乎其微。

3.4.2市民获取信息的能力较低。近一半的市民不能有效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在获取信息的途径方面，大多数市民主要通过报纸、电视获取新信息，只有少数通过网络获取新信息。个案访谈中当问及“你是否经常觉得自己很缺乏多方面的信息，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处获取”时，很多市民表示确实这样，有时候想了解某方面的信息，特别是一些急需的信息都不知道从何处获取。有上网条件的市民想通过网络获取所需的信息，但是不知道如何查找，对于搜索工具极其陌生；而无上网条件的市民只能从书刊、报纸和电视等媒体上去获取，但往往不能得到自己所需的信息。这说明柳州市民的信息技术、信息素质的培训和辅导、特别是信息检索与利用教育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大多数市民仍然使用传统方式去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3.4.3柳州市的信息基础设施较好，市民利用信息的能力较强。调查的数据表明：柳州市有4／5的市民能接触到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鉴于我们的调查范围较小，这个数据与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偏差，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柳州市的计算机普及率较高，网络环境较完善。同时调查数据也说明柳州市有2／3以上的市民利用计算机的能力不强，尤其是利用计算机和网络获取信息的能力差。一半的市民具备信息的甄别能力，对于获取的信息，能够进行筛选，去伪存真。调查数据显示，市民利用信息的能力比获取信息的能力强，只要能获得信息，大部分人能很好地利用。

3.4.4市民的信息素养与知识水平成正比。调查结果证实：市民信息素养与知识水平有很大关系，在被调查的80名大专以上学历的市民中，其信息素养明显高于其他人，这也证明了一个人的信息素养与其的知识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知识是信息素养的基础，知识水平越高，信息素养越强，知识水平和信息素养水平成正比关系。

3.4.5市民没有充分利用图书馆。大多数市民没意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缺乏终身学习的思想，不重视自身综合素质的发展。根据柳州市公共图书馆有关统计数字和工作人员的经验估算，虽然近年来图书馆读者的到馆率有明显上升趋势，但主要是大学生使用图书馆的比率增多，而普通读者的到馆率仍然低得很。

3.4.6市民信息道德观较强。调查结果显示柳州市民的信息道德较强。与此同时，访谈中，对于“您认为网络提供的信息或者说通过网络来获取的信息可靠吗?还是别的途径更可靠呢?”此类问题，很多市民认为网络信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诸如网络黑客、黄色信息等都有碍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即便如此，由于网络信息具有快、便捷等特点，人们还是更愿意从网络上获取信息资源。但是，很多市民也表示了他们的愿望，就是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网络安全监督和管理，使市民获取的信息能够可靠、准确，这也说明了市民的信息道德观较强。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时，大多数市民能够以社会道德和法律约束自己，但仍希望出台相关的法律道德标准。

4提高市民的信息素养，发挥图书馆在城市信息化建设的作用

由于市民既是城市信息化的主要受益者，更是城市信息化的主要建设者，因此，提高市民的信息素养对促进城市的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图书馆应该在这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4.1提高在校学生的信息素养

学生，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是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像柳州这样的城市，由于高校比较少，而柳州又是广西的工业重镇，柳州市高校中相当多毕业生就在柳州就业，因而提高在校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对提高市民信息素养的整体水平有重要的意义。虽然调查结果显示在校大学生比一般市民的信息素养较高，但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还是比较差，图书馆应重点抓住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并采取灵活多样的培养形式，如：(1)加强高校中“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的教学；(2)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开设系列专题讲座；(3)充分利用网络开展各种在线培训；(4)鼓励学生参与到科研活动中，结合所学专业，主动获取信息，以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养……

4.2提高社会市民的信息素养

社会市民是城市的最大群体，因而提高社会市民的信息素养，对城市的信息化建设至关重要。从上面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柳州市社会市民的信息素养较低，信息意识、信息的获取及处理能力都亟待提高。相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社会市民的信息素养教育范围更为广泛。由于社会市民面广、流动性大，难以相对固定，信息素养教育难有统一的教材和教学手段，因此从事社会市民信息素养教育难度很大。如何确定符合社会市民特征的信息素养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是图书馆进行社会市民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问题。

4.2.1根据读者特征，确定进行社会市民信息素养教育的施教内容。根据社会市民的特征，图书馆可将社会市民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初次到馆的读者，对这部分读者进行图书馆应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训，内容涉及图书馆的布局、馆藏和服务介绍、联机目录使用等。第二层次是经常到馆的读者，培训内容涉及网络搜索工具(如GoOGLE、百度)、网络资源导航、文献传递服务、馆际互借、各种专业数据库的检索利用等。第三层次是研究型读者，培训内容涉及学术信息的检索、评价，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各种科研立项、课题咨询等。

篇（10）

广播电视大学自办学以来，一直坚持面向基层、面向地方、面向农村的办学方向。1999年8月，原教育部电教办转发《关于广播电视大学贯彻落实<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实施“为三农”服务项目”。2004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转发《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关于广播电视大学进一步面向农村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央电大明确提出：“电大作为我国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骨干力量，要在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主体之一，就必须继续坚持‘四个面向’，并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断充实、丰富其内涵，把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作为电大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更加主动地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农民素质、实现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服务，为建设农村学习型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这一重大目标对整个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奋斗目标，也为现代远程教育展示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发挥远程教育资源优势，运用远程教育教学模式，为建设新农村服务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新农村建设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是培养新型农民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整体素质不高。据统计，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只占0.5%。农业部的调查显示，懂得如何使用农药的农民不足1/3。农村、农民教育的相对滞后，已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尤其是致富能力的提高，并成为制约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发展农村教育，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已刻不容缓。

1、培育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没有农民素质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而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现代化。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及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总理曾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不能没有新型农民。

2、培养新型农民是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与应用的重要途径。当今社会，科技在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趋突出，已成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到70%—80%，而我国仅为40%，与国际先进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重要因素是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大量的科技成果得不到有效的应用与推广。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新型农民，可以使更多的农民适应专业化、规模化和科技化发展的要求，使大量的农业科技成果最终要被农民所掌握，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培育新型农民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必然要求。提高农民素质，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职业技能，既影响了现代化农业建设，也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影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进而影响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建设新农村，必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包括文化素质、科技素质、人文素质。

二、我国农村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教育还相当落后，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1、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受市场、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广大农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的从业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正从事农业的农民，文化程度素质更低。

2、农村师资力量薄弱，整体素质偏低。2002年我国农村小学专任教师数为399.5万，占全国小学专任教师数的63%；小学学校数为38.4万，占全国小学学校数的84%，在校生数为8141.7万，占全国小学在校生数的67%。而占全国16%的城镇小学却占有全国35.7%的专任教师。可以看出，农村小学规模小，学生多，教学任务重，相对而言，农村小学的师资力量还比较薄弱。农村普通中学的情况与农村小学的情况类似，占有全国49.6%的农村中学却只占全国37.6%的专任教师。从师生比例上说，农村普通中学的比例也比城镇的低。虽然我国农村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达97％；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86.5％。但是，农村教师的专业化不高，边远山区农村教师更达不到上述的学历标准。

3、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不协调。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农村教育并没有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一直在沿袭城市教育的发展模式，与城市教育采取相同的课程设置、教材、教法、进度，满足人们想通过升学来改变学生自身及家庭命运的心理需求。教学内容缺乏联系地方实际，致使农村教育与当地生产和群众生活脱节，忽视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大批中学毕业生对生产知识和技术的需要。农民技术培训学校数和办学规模都呈减少趋势，形成了农村基础教育一枝独秀，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十分薄弱的局面。三、发挥现代远程教育资源优势，服务新农村建设我国现代远程教育是在经济与社会转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特定时期产生和发展的新型教育形式，其社会性、开放性的本质特色，决定了它能够更快，更协调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承担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使命，主动为“三农”提供服务。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是现代远程教育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一）与其他教育相比，电大作为我国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系统运作优势。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分工协作，进行系统办学，是电大远程教育有别于其他国内外教育机构的重要办学特征。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农村，覆盖全国的办学管理体系和学习支持服务体系，可以及时地反馈不同地方、不同层次人群的多样化教育需求，并有针对性地提供教育服务，比较好地满足地方社会经济建设需要，培养地方需要的应用性人才。

2、远程教学优势。电大系统具有天网（卫星网络），地网（计算机网络和电信网络）、人网（以电大自身独有的办学系统和与之相应的学习支持服务系统为特点的管理网络）“三网”，“三网合一”是电大教育最显著的特点和优势。覆盖全国的卫星教育网，通过卫星地面接收站，延伸到农村，覆盖到千家万户，把中心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电视网络和计算机网络传送到基层农村边远贫困地区，供那里的人员学习，为全国各地农村的求知者接受教育和培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3、办学的开放性、灵活性。电大远程教育秉持开放教育的理念，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突出办学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基于网络环境的远程教学，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局限，为学习者个别化、个性化自主学习提供了条件，适应了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要和求学者个人的需要，具有时空自由、资源共享、方便迅速的教学信息、覆盖面广、学习成本低等优势，尤其适合我国边远贫困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等高等教育优质资源难以到达的基层农村人员的学习。

4、教学资源的多样性。优质的教学资源是实施远程教育的前提与条件。多年来,电大一直非常重视教学资源的建设，积极构建反映远程教育特征、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多种媒体相结合的立体化教学资源体系，努力为参加学历教育、短期培训的各类学生提供优质的多种媒体相结合的立体化教学资源体系。在传统文字教材建设上,大多数教材设计采用“合一式”，即注重将学习目标、教学内容、自学指导、自测练习有机结合起来，能有效帮助学生自学与思考；在其他媒体资源如录像、录音、VCD、CD、多媒体CAI课件、网络课程的制作中,积极把握开放性与灵活性、参与性与交互性、智能性与可控性的特点,从而制作出了一批受学生欢迎、形式多样的优秀教学资源。

（二）发挥远程教育资源优势，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1、加强系统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教育部办公厅转发《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关于广播电视大学进一步面向农村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指导各地方电大制定贯彻实施《意见》的具体措施，同时注意统筹当地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地方电大的办学优势，积极支持其开展农村现代远程教育，实现农村教育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大力强化系统建设，把县级电大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县级电大工作站的基础平台功能。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县级电大工作站的硬件建设，狠抓县级电大工作站教师及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素质的培养，使县级电大成为服务三农的中坚力量。此外，有条件的地方还应以县级电大工作站为基点，使教学网络进一步向乡镇延伸，从规范运行、增强活力、资源共享、提高效能和协调发展等方面入手，探索管理的新模式，给基层电大更多的办学和教学自，提升其适应性、主动性，形成地方特色，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转变观念、重心下移。远程教育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意味着办学的网络、资源、服务和管理等要实现全方位的重心下移。目前，国家实施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燎原学校”、“村村通”工程等，为教育重心下移的实现搭建了一个平台。此外，在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要系统重点打造县级电大网络，其意义不仅在于使这些县级电大具备了功能完备的网络教学平台，成为为“三农”服务的县级区域远程学习中心，更在于以县级电大为基点，教学网络进一步向有条件的乡镇延伸。同时，开辟“新农村”远程教育网站，构建服务平台，把信息资源发送到更多乡镇，使县级电大和乡镇网站成为远程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的信息中心。调整教学资源开发策略，提高服务效果。在内容上，要结合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特点，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资源，注重内容的先进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3、贴近农村实际，拓宽服务领域。电大远程教育要在服务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积极研究、探讨和把握农村受教育者的各种需求，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开放教育与普通教育兼有，高等教育、中专教育与各类培训并重，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兼顾，形成立体化、多功能的教育结构和层次体系，从而更好地提供适应性、针对性、实用性、灵活性、实效。大力开展各类大、中专层次的学历教育，培养农村技术、管理、经营方面的专门人才；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以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为重点，积极开展农村中小学教师本、专科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提高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和新课程教学能力；积极参与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培训工作，提高他们的文化科技素质和管理能力，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以农村青年为重点，大力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帮助农民掌握种、养、加工方面的实用知识和技术，为推动农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余善云.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服务终身教育体系方略[J].现代远程教育，2005;（5）

2.孙俊芳.关于电大远程教育为“三农”服务的几点思考[J].中国远程教育,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