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社会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旅游社会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关于离婚认识的历史变迁及立法模式

离婚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一直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在古代中国，女同志是没有离婚自由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千年古训一直束缚着中国妇女的命运，唐朝“七出、三不去”的规定更体现了中国男权社会的特征。一直到近代，婉容与溥仪皇帝的离婚开了上流社会离婚革命的先河。离婚逐步为人们所接受，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人性的解放。但是大规模离婚的浪潮还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对婚姻质量的提高，人们更注重婚姻生活的精神内涵，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1]但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结婚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在古代结婚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近现代社会，由于男女经济上的不平等，爱情与婚姻长期存在错位现象，对经济基础的追求超过了爱情本身，也为婚姻的不幸埋下了祸根。正如恩格斯所言：“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都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2]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的离婚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专权离婚和禁止离婚阶段。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实行专权离婚制度，法律把离婚的请求权只赋予丈夫，妻子无此权利。同样欧洲中世纪教会法也主张“婚姻不解除主义”，夫妻关系恶劣不能共同生活的，只能别居，不能离婚。[3]二是限制离婚阶段。近代，资产阶级提出婚姻自由口号，把婚姻视为民事契约，实行离婚自由。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建立之初，法律一方面同意离婚，另一方面又对离婚进行种种限制，如规定只有在一方有重婚、虐待、遗弃等情况下无过错一方提出离婚才能允许。在法定理由之外，夫妻双方不享有离婚请求权。三是离婚自由阶段。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婚姻家庭道德观念的变化，许多国家相继进行离婚制度改革，197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行了西方世界第一部自由离婚原则的《离婚法案》，规定“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是裁判离婚的唯一理由。到1989年，美国有4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不同程度的采纳了无过错离婚的理由。

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例来看，离婚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过错原则模式。指夫妻一方得以对方违背婚姻义务的特定过错行为作为提出离婚的法律依据，离婚的请求权只属于无过错的一方。如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婚姻法，目前采用这种立法模式的国家较少。二是无过错原则模式。即夫妻双方均无过错，但因一定的客观事实使婚姻目的无法达到，不愿意共同生活的，一方就可以提出离婚诉讼。客观存在的事实主要包括：精神病、恶疾、性无能、分居等。如法国民法典第237条、联邦德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三是破裂原则，又称自由离婚主义。其根本特点是不问离婚的具体事由如何，只要当事人认为夫妻已难以共同生活，法院确认婚姻关系已破裂到无法挽回的程度，即可判决离婚。

二、对离婚自由的初步分析

自从中国《婚姻法》颁布以来，中国婚姻制度经历了重大变革。我国的结婚制度、离婚制度也同样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拿结婚制度来说，自从2003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记制度实施后，结婚完全成为私事，结婚不再需要出具单位的未婚证明，同时国家也不再强制进行婚前身体情况检查，结婚实现了由国家审批向国家确认的转轨，实行注册婚姻制度，真正实现了结婚是不需要理由的理想。婚姻是感情的产物，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恋爱是感性的，结婚时除了两情相悦之外，已无须别的理由，父母或他人的意见已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悲剧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难以发生。婚姻自由是人类自由幸福的基础，也是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齿轮。从前面提供的材料看，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离婚自由，即根据婚姻关系破裂原则来处理离婚问题，给当事人在婚姻人身关系上以最大的自，各国对离婚的干预主要在于对婚姻财产关系上以最大的自，各国对离婚的干预主要在于对婚姻财产关系和子女抚育关系的处理，以避免离婚对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动荡。我国对离婚自由的限制也是出于对离婚后果的顾虑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但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结婚不需要理由也注定了离婚是随时的事情。在民政部门进行协议离婚的，也不需要出具充分的理由，感情不和或性格不和成为离婚的人最一般的陈述，民政部门也不会对此进行审查，更不会做调解工作，体现了离婚自由原则。而在法院，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离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该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接着第32条又规定了准予离婚的5个条件，具备其中一条法院就可直接判决离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仍存在裁量权过大的问题，如如何认定感情破裂。感情破裂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正如庄子所言‘尔非鱼，焉知鱼之乐’！长期以来法官的主观判断决定了当事人之间感情的破裂程度，离婚成为法律授予法官许可的权利，这使很多尘缘已尽的夫妻不得不多次踏入法院的大门，以证明感情破裂的真实性和严重性。虽然有多名学者提出以婚姻关系破裂代替感情破裂标准，[4]但为了便于群众理解，新《婚姻法》在修改后仍然采用了感情破裂标准，只不过加入了一些客观判断的内容。

对离婚案件不需要理由的另一个判断来自于法院的实践，当离婚的一方当事人询问法官为何判决不准离婚时，法官往往语焉不详，难以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在离婚案件一审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的案件中，纵览改判的案件，笔者还没有看到一审判决准予离婚，二审判决不准离婚的，而往往是一审判决不准离婚而二审改判准予离婚的，或者对财产侵害及子女抚养进行改判。另外最高院关于离婚案件再审的司法解释中也明确规定，对离婚案件再审的，不对婚姻关系再审，只对其他方面(如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再审，这也证明了笔者的判断，在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要求离婚的情况下，法院判决离婚不存在错误问题，离婚是不能用硬性标准来衡量的，因为我今天爱你和你结婚，明天可以不爱你和你离婚，因为人也是动物，有他感性的一面，对夫妻财产侵害和子女抚养问题，因属于法律技术问题和社会伦理问题，需要加以理性判断，法律也能够判断，而感情问题，法律不能越俎代疱，除非要求离婚的当事人一方为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即当事人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识和情感。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所能提供帮助的是为他选择合适的人，而不是限制另一方离婚的诉求。

三、法官判决不准离婚的原因分析

对当事人双方到法院要求离婚的，法官不会拒绝当事人的离婚请求，判决离婚也在情理之列。但当一方当事人在法院要求离婚，另一方当事人坚决不同意离婚时，法官往往在第一次离婚时判决不准离婚。因为如果感情破裂，为何另一方当事人还爱的死去活来，甚至以各种手段威胁法官，如果判决离婚将如何报复法院和法官。法官是因为害怕当事人报复吗？实践证明不是。因为没有离不掉的婚，法官也不能不办离婚案件(因为总有法官审理离婚案件)，所以对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迟早要判离，威胁起不到多大作用。法官判决不准离婚往往基于如下的考虑：一是法律明文规定在某些条件下不能离婚或不能离婚，如《婚姻法》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一方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在半年内无新的理由不得离婚。在上述情况下，法院是不会受理或判决离婚的。二是传统法官工作习惯传承的结果。“劝和不劝分”、“和为贵”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思维模式，鼓励当事人离婚的法官很少，而调解或劝说当事人不离婚的占多数，年长的法官往往会将他们审理离婚案件的经验传授给年轻的法官，而审理离婚案件社会效果的好坏在于经验而不在于知识。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尤其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来处理感情问题。在首次到法院离婚有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法院往往会判决不准离婚(当然要不存在《婚姻法》第32条规定的5种情形)，一方面由于《婚姻法》授予法官此项权利，另外感情问题需要冷静处理，夫妻矛盾可能是暂的非根本性的，出于对离婚的慎重，法官养成了首次离婚不判离的传统，给夫妻双方留出缓和的空间。另一方面因为首次不判离，可能社会效果较好，矛盾不至于激化，而且案件不会办错，法官不至于受错案追究的困扰。三是由于法官的业务水平问题。（笔者作为法官，在美国访问期间曾被美国一同行“感佩”：中国的法官水平高，没结过婚的年轻法官可以办离婚案子！）离婚案件中，决定离不离婚并不困难，难点在于财产侵害和子女抚养，尤其是财产分割。决定离婚的夫妻，家庭财产并不十分透明，法院有时非常难以查清财产的多少，给分割财产造成困难，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财产形式多样化，股权、债权、物权与婚姻关系的交融加剧了离婚案件处理的难度。为了迫使当事人调解或回避处理该类案件的矛盾，业务水平不高的法官倾向于判决不准离婚，从而回避了财产分割问题，降低了离婚案件处理的难度。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法官判决不准离婚与夫妻感情破裂问题基本无关。

四、限制离婚自由的因素之法理分析

对离婚自由的限制除了受中国传统思想“从一而终”影响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如对不忠诚于婚姻一方进行道德惩罚和出于社会效果考虑。笔者认为，限制离婚自由既不能实现道德上的惩罚，也达不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更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1、限制离婚与处罚道德犯罪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与日俱增。同时传媒的发达和网络的兴起也拓宽了人们的生活视野，异性之间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婚姻的危机和离婚的涌现。在法院处理的离婚案件中，第三者插足现象较为普遍，女性往往成为受害者。随着私家侦探等调查机构的出现（虽然公安机关依然认定其为非法的），夫妻一方获取对方不忠诚信息的机会较多，成本也不断降低，使得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会面临幕后“第三者”的尴尬。虽然法律规定在夫妻一方离婚有过错时，法院可以在财产侵害时向无过错方倾斜，但实际上法院将给企图离婚后急于同第三者结婚的一方给以精神上的制裁，满足离婚另一方的要求即不离婚，法官成为处罚思想犯的执行者。道德水平问题属于社会舆论调整的范围，离婚的频率虽然可能反映了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但我们不能用法律来代替道德，否则将会泛道德化，进而限制公民的自由。因为法律的要求只是最基本的道德，最低限度的道德。对于离婚自由我们不能限制，但对于在离婚中有过错的一方法律可以体现对其的惩戒，即对其家庭财产在侵害时予以减少，让无过错方获得更多的财产权利和精神安慰。同时在一方对家庭不忠诚时，再维持死亡的婚姻对双方都是不幸的，不管一方是多么爱对方。即使拖延一年半载，想离婚的一方仍然可以到法院离婚，法院也不能再次阻止其离婚请求。与其最后法院还要判决当事人离婚，不如在开始就答应当事人的要求。

2、限制离婚并不能达到好的社会效果。除了个别对离婚有过激反映的当事人以外，大多数当事人都是比较理性的，对离婚暂时接受不了，时间长了人的感情自然会发生变化。离婚对家庭、孩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离婚时必须对家庭财产及子女抚养作出合理安排，所以也没有必要有后顾之忧。离婚在带来一个家庭不幸的同时，会带来另一个家庭的幸福，夫妻没有感情而勉强维持的婚姻才是真正不幸福的。离婚多了社会效果不好，只是暂时现象，就像潮起潮落一样，符合人类社会的规律。很多时候，离婚的社会效果问题是老人对子女牵挂的托词，是传统的思维在作祟。随着人们物质生活保障水平的提高，离婚对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小，离婚的社会效果不应成为制约自由离婚的主要因素。

3、限制离婚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法院在当事人时判决不准离婚，并不能降低司法成本，相反法院在一定时期后还要受理当事人的再次离婚请求，对同样的事情进行再次审理，但不能再次得出感情很好或未破裂的结论。因为感情未破裂怎能再次到法院要求离婚？而且婚姻法也规定了感情破裂的法定判断标准，符合该标准法院也不能阻拦离婚，因此法院实际上用两次甚至三次的工作量处理的仍是一个离婚问题，当然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五、结语

离婚自由与结婚自由一样，应属于可以自由选择的。只是由于夫妻双方在恋爱结婚时是双方合意、两情相悦的，而在到法院离婚时可能有一方不情愿，“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们在离婚时或许会担心能否再找到如意的郎君或佳人，对自己的不信任或对另一方的爱恨情仇导致了一方当事人对离婚的畏惧和退缩，或许法院为了给离婚的当事人清醒和思考的机会，牢牢的抓住“不准离婚的缰绳”，但法院频繁的不准离婚也可能早就不符合当事人的心意，法院保守的感情思维或许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每次检查案件，发现大量不准离婚的判决，我都觉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离婚的破裂主义原则在中国真正实行，才能解放法官的思维，使法官不至于过多的为他人担忧，从而给更多的人离婚自由。

注释：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8-79而。

篇（2）

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是用来测量旅游行为主体对旅游发展支持与否、满意与否的问题所持有的某种持久倾向性。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可以反映出旅游行为主体与农村社区旅游发展的和谐状态，从而也可以反映出旅游行为主体与农村社区旅游发展的矛盾所在。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主要是测量农业旅游社区居民与农业旅游发展的一种和谐程度，本文以长沙县黄兴镇的四个村为例，通过对农业旅游区农村居民的旅游发展态度与满意度的调查，对农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能够及时地发现农业旅游开发过程中农村居民与旅游发展的矛盾，更好地为开发农业旅游和构建和谐旅游社区服务，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

一、 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

本文把黄兴镇的蓝田新村、黄兴新村、荣河新村和鹿芝岭村共四个村作为研究地，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信息，每村各200份问卷，共800份问卷。问卷中设计3个变量(题项)，分别是：①没有从中受益，经营旅游企业(个人)受益多；②对本村旅游开发总体感到满意；③总的来说，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对我们是有利的。每个变量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来度量，1分到5分依次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

2.数据分析

为了使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本研究主要借助SPSS13.0统计软件对调查地居民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处理分析；采用皮尔逊（Pearson）积差双变量相关分析法来测量和考察农业旅游社区农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的关系。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四村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发现：蓝田新村、黄兴新村、荣河新村、鹿芝岭村对题项1的感知均值分别为3.07、3.05、2.45、3.43，对题项2的感知均值分别为4.48、4.26、3.77、3.56，对题项3的感知均值分别为4.20、4.10、3.55、3.19。从题项1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蓝田新村和黄兴新村的居民对旅游发展受益少的感知不强烈，基本持中立的态度；荣河新村的居民对此项的感知比蓝田新村和黄兴新村的居民稍强烈，说明三个村的居民基本都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而鹿芝岭村居民对此项的感知较强烈，倾向于同意，说明鹿芝岭村的居民还未能从旅游开发中获益。这些都与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符。从题项2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四村居民对旅游发展都表示支持，并且基本上呈现出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也越高。从题项3的感知均值比较来看，除了鹿芝岭村居民对旅游发展满意度感知不强外，其他三个已经进行旅游开发的村的居民对旅游发展满意度的感知强度根据旅游发展水平逐渐增强。

总的说来，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满意度就越高。这一研究结果只适合于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中探索阶段的旅游社区。根据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可以知道，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会随着旅游地的发展而逐渐变得消极。阿克斯和瑞安等人研究发现：处于初级阶段的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比旅游成熟地居民的态度更为积极。本文的结论和以上学者的结论基本相似：处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旅游社区，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居民的旅游满意度越高。

三、居民对旅游影响及发展的感知与态度的关系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间密切程度的一种常用统计方法。在相关关系的情况下，当一个或几个相互联系的变量取一定的值时，与之相应的另一变量的值虽然不确定，但它仍然按某种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本文采用皮尔逊（Pearson）积差双变量相关分析探讨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下表是“旅游经济正面影响”、“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旅游生态正面影响”、“旅游生态负面影响”与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

从表中的相关系数来看，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正面影响与旅游发展支持态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9、0.474、0.479，与旅游发展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65、0.301、0.528，这表明：旅游经济正面影响、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旅游生态正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和旅游发展满意度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旅游发展的满意度就越高。相比较而言，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正面影响感知与居民的旅游发展支持态度的关系程度三者之间相差不大，但是，旅游生态正面影响的感知比旅游经济、旅游社会文化正面影响的感知与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的关系更强。

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满意度成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的不支持态度无显著相关关系。这也意味着对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程度越高，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越支持，旅游发展的满意度越高。说明社区居民为了支持本社区旅游发展，往往故意忽略或回避旅游经济负面影响。这个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皮杜1995年的研究结论：居民对经济的正负面影响感知与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都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和国内研究者卢小丽的研究结果类似；而且还发现，旅游经济负面影响感知和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有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旅游经济负面影响并不是影响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旅游生态负面影响感知与旅游发展的不支持态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和旅游发展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对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感知程度越高，居民对旅游发展越不支持；旅游社会文化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与居民的旅游发展满意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这和一般的逻辑不相符，但是能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处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旅游地的社区居民，其对旅游发展关注的方面、旅游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和对旅游感知是动态变化的。现阶段，黄兴镇的休闲农业旅游发展尚处于探索期，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持有较高的支持意愿，对旅游开发中的负面影响的心理容量还很大，所以，往往只关注旅游的正面影响而有意忽略旅游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和旅游生态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01-104.

篇（3）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166-03

前言

将旅游业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引入研究之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参与”的概念应时而生。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并颁发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便倡导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把居民作为关怀的对象，并把居民当做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社区与旅游的关系研究经历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概念，如旅游社区、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等。

一、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进展

1.选文的范围及依据。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所有学科类别的文献，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主题，选择精确检索，以2001―2010年为检索时间段，得到2001年以来有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献一共92篇，通过筛选，剔除重复和无关文献，剩余87篇，其中硕士论文22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2.相关文献研究进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可持续的旅游发展路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动态关系，基于检索的文献及其研究内容，结合图1将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探索期（2001―2004年）和发展期（2005年至今）。探索期的特点是：研究的文献较少，多为探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发展期的特点是：开始出现较多的研究文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方法呈现多元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渗透到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参与模式的探讨，开始对中国相关社区进行实证研究。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相关概念界定

1．旅游社区。《辞海》中“社区”的定义为：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由于以旅游资源禀赋的社区为研究背景，所以这里的“社区”是指旅游社区。当社区依托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时，“社区”将被赋予新的内涵。梨洁、赵西萍（2001）[1]将旅游社区定义为“共同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一群居住地理位置较近、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群”，这个定义虽然打破了行政区划，但是经济因素、社区的动态发展仍没有考虑在内。蒋艳（2004）[2]认为，旅游社区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聚集在某一旅游区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性社会活动共同体。旅游社区是不断变化的，这主要是与区域旅游活动的变化有关。

结合以上定义分析，这里认同的旅游社区是一种虚拟上的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共同体，不受行政区划限制。

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说法不一，王瑞红、陶梨（2004）[3] 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社区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方法和手段，是指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旅游发展计划、项目以及其他各类事物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这里参与的主体除了社区居民外，还包括政府、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孙九霞（2005）[4] 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

（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支持

1．经济学。梨洁、赵西萍（2001）[1]从经济学角度，运用集体选择、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前沿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形成最终意见、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和较深入的分析，虽然存在诸多的经济学难题，但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实现的。吴雅玲（2007）[5] 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的新目标观、新组织观、新系统观等新理念，并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进行了新的探讨，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施提供了参考。杨桂红（2001）[6]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云南碧塔海景区社区参与状况为例，阐述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2．社会交换理论。唐玲萍（2009）[7]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解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社区及其居民的理性选择，是超越经济语境的多语境下的“利益驱动”。

3．可持续发展理论。胡志毅、张兆干（2002）[8]提出了社区参与近“S”发展曲线，并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阐述了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毛彦斌（2008）[9] 通过分析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等旅游非持续现象，指出了社区参与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选择。目前的研究大都是把社区参与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保障机制，大多是从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社区参与的作用。

（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两个热点社区

1．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丁焕峰（2006）[10]通过对农村贫困社区旅游开发中参与的内涵、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及其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实践框架进行分析，认为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种持续的旅游扶贫模式，是开发扶贫的制度创新过程。陈丽华、董恒年（2008）[11]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作为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的一种模式，并提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一些思路。王文才、刘景慧（2009）[12]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分析其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发展措施。卢丽（2009）[13]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甘肃省青城镇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对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和谐旅游社区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为青城镇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旅游业发展对乡村的扶贫作用，即乡村居民通过参与旅游发展，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2．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在民族地区，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习俗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情，整个社区都是重要的吸引物，因此民族地区的发展更离不开社区的参与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参与模式的研究。兰海（2009）[14]从参与形式上提出了资源参与模式、产品参与模式、资本参与模式、实体参与模式四种模式。罗丽珊、王陵黎（2010）[15]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对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在分析其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得出了里格村的租赁经营模式更加优化的结论。谭舒月（2009）[16]分别分析了上郎德模式和西江苗寨模式的成功，为其他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意义。（2）社区参与限制性因素的研究。陈飚、钟洁等（2007）[17]以云南香格里拉为例，探讨了社区参与的限制性因素除了普遍存在的操作性、结构性和文化性限制因素外，还存在着产业失衡、矛盾转移和供求平衡等限制性因素。陈志永、况志国（2009）[18]分析了贵州上郎德苗寨个体理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漠视的原因，提出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的建议，以期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民族地区社区由于其特殊性除了存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普遍问题外，还存在其自身特有的发展限制性因素。（3）实证研究。邱云美、封建林等（2005）[19]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景宁畲族自治县3个景区社区参与旅游进行调查，王颖、张敏（2009）[20] 通过分析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开展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对民族文化及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总结出了民族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对策。学者们对民族地区进行了有益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但仍然停留在理论和宏观层面。

（四）中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比研究

国外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做了较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张朋、王波（2003）[21]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分析了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具体情况，对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和实践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保继刚、孙九霞（2006）[22]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总结出了中西方社区参与的明显差异，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曾艳（2007）[23] 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借鉴国外模式优势尝试构建符合中国旅游发展的模式。

中外社区参与产生处于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上，国内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结论和展望

目前，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宏观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同时，有关的研究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加上中国在实际规划过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体现社区参与的精神，因而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理论的探讨既不够深入又难以与现实接轨。在看待社区旅游的观念上，国内学者更看重它对旅游发展的经济作用，社区是为旅游服务的。但随着学者们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越来越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参考文献：

[1]梨洁,赵西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2001,(4):44-47.

[2]蒋艳.对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思考[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8-21.

[3]王瑞红,陶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形成及内涵[J].曲阜师范学院学报,2004,(4):42-47.

[4]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理论透视[J].广西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89-92.

[5]吴雅玲.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的初步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11).

[6]杨桂红.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J].经济问题探索,2001,(11):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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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Domestic Study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SHE Jing-jing

篇（4）

一、引言

乡村城市化亦称乡村城镇化，体现的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乡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复合的动力系统，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导推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的不断推进。乡村城市化已经与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超越了工业化的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探索和优化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旅游开发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及动力系统，科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不仅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控城市化动力机制，科学推进乡村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影响研究述略及效应评析

旅游活动对地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旅游从本质上讲是旅游行为的空间移动，这一动态的移动过程带来的影响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这也解释了现有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源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三个学科的原因。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身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体，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而旅游影响机制的效应研究，则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他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进而奠定了地理学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基调，即从旅游地主客关系的角度探讨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辅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日趋复杂的研究框架。这种倾向性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1980年代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中国整理）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分析方面，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例地开展实证研究。

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全面兴起。人类学视角的研究重点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旅游过程是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文化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会学的视角则主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这是建构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素材之一，通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旅游社会学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过程的特征、接待地社会压力的成因、旅游业发展对接待地社会的影响、旅游与风情民俗资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旅游者群体及其与接待地关系、旅游的现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体、个体和旅游系统等等。

从旅游影响的三重学科剖面(图1)的研究态势上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的空间概念体现在居民和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现象形成的空间感知和心理体验。旅游经营带来了目的地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加剧，这显然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度变革；在本地文化与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机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锋与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点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交织的过程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三、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

(一)旅游影响视角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和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表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趋势加快，各类城市形态不断出现并得以丰富和完善。从本质上讲，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层次。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推动城市化过程所需的动力的产生机制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制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是一个综合体系。无论是学术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机制等，乡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生机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来促成的。乡村城市化的路径一般从乡村工业开始，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工业、非农化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准则，农业、农村、农民是乡村城市化的利益相关者。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八重动力(图2)。其中，宏观层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次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各个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措施的推动。微观层次的动力相对复杂，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旅游影响带来的促动。这一动力体系在市场机制和城乡互动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第

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聚居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地区的社会关系面临新一轮的重构等。旅游影响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上，旅游影响并非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其潜在的作用显然也不能低估，判定这种作用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1)乡村产业结构形态决定着旅游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依托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乡村地区，旅游影响显然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动力；(2)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应从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双重视角加以解读，以往的诸多研究多是从目的地的视角加以分析探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乡村地作为客源输出地，将会加速农民对旅游的认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响对乡村地区而言，是一个复合的影响系统，将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动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应是一个各种要素兼顾并能保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而单纯的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现象显然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旅游引发的城市化能够对其他产业形成的城市化发挥补充、提高和优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构成

城镇的发展基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化的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则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在乡村旅游开发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其中的形成机理愈发复杂，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日趋明显。

1旅游消费观念的异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休戚相关。闲暇时间、非必要性开支和旅游动力是产生旅游意愿的三个条件。旅游活动的初期形态多是以观光游览为主，之后开始向休闲、度假、体验、健身等方向转变。当城市旅游、知名景点景区成为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普遍载体之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旅游者关注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其独特性优势开始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前提条件。

2文化生态的异质性是乡村城市化的原发动力。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22J。旅游对乡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异质性优势。乡村聚落景观的独特性、乡村消费文化的生态性、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本真性等优势已然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带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与完善。

3政策效应和开发成本是乡村城市化的诱导动力。自1992年以来，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题。其中，1995年的“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中国民间艺术游”、2006年的“中国乡村游”、2007年的“中国和谐城乡游”都对（中国整理）乡村旅游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结合近一段时期“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地纷纷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形式加大对乡村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的层层推进下，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开发优势，在规划要素、土地成本、劳动力、相关政策等方面容易获得额外的“关照”，开发成本的经济性也对乡村城市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4乡村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中，旅游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因素。乡村地区为加快旅游开发而衍生出多种产业要素，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创设了新环境，相比较于进城务工等异地转移方式，乡村旅游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既是一种高效的就地转移，同时也是相对于农业生产周期的错峰式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结果是，以旅游业为载体的城市化现象开始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管理的理念引入农村，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乡村的民主管理。同时，当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化驱动模式面临发展中的瓶颈时，旅游将成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水平提升的优势产业。

由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乡村文化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的开发特点以及政策导向和基于乡村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方面共同构成了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了基于旅游影响的乡村城市

四、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

乡村旅游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以能够吸引旅游者的旅游吸引物为载体，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学习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的主要特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也是研究旅游影响下乡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

(一)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表现

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因旅游开发而引起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聚落生态变迁的动态过程。旅游开发给乡村城市化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乡村人口由原来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逐步向不同程度上相对集中的各类城镇集结，乡村空间格局发生显著改变。二是乡村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发生转变，产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旅游资源和项目的开发在吸引大量旅游者的同时，外来的定居人口也逐渐增多，城镇化程度不断得到加强。三是乡村聚落景观发生明显变化，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建造与完善，在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景观人工化、异域化、旅游地风格主题化和商业化等现象的加剧。

(二)乡村城市化效应的程度界定

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的六大产业要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同样有明确的体现，这种消费网络结构的形成是乡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乡村旅游引发的城市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适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类型。适度城市化能有效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和协调发展，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都会对乡村地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对城市化程度的分析正是在这三种情况下寻求平衡。

篇（5）

一引言

目前，全球旅游有明显的趋海性，热带、亚热带海域的海岛是世界主要旅游目的地。由于海岛远离大陆、规模有限，生态、经济、文化较为脆弱，旅游对海岛的影响较早就引起国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并且已有较多的成果。①加拿大学者RichardW.Butler根据产品周期理论，在旅游型海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地演化的6个阶段，这实际上是人地关系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JeannieHarvey等根据性别差异对旅游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性别差异对旅游影响乃至旅游行业中的收入差距感知差异并不明显。ElizabethFrediline等通过聚类分析，对旅游发展持不同态度的居民分为有矛盾的支持者、憎恨者、现实主义者、热爱者、顾虑者5类。国内对海岛旅游的研究多集中于资源评价、市场分析、环境保护和规划管理等方面，对旅游的区域影响研究较迟，研究成果少，但是发展趋势较快。①宣国富等以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滨海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及对旅游业的态度，比较了不同人口学特征及与旅游业关系密切程度不同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对旅游态度的差异。陈金华等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法对福建省东山岛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上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较强，对旅游的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居民对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比社会文化、环境感知强烈；居民个人属性、文化、经济差异对旅游影响感知总体差异不大，但是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5]90-94杨奇美以浙江省舟山市“普陀旅游金三角”中普陀山、朱家尖、桃花岛三岛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海岛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比较了处于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海岛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

总之，国内外对海岛旅游影响分析过程中较多采用社会学、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研究结果仅反映海岛旅游的一个侧面，难以指导海岛区域旅游实践。而利用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并结合地理学空间思维，系统研究海岛旅游影响是一个新的尝试。基于此，本文以福建省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文献分析法等方法，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三方面影响以及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总体态度，探讨湄洲岛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感知的空间差异，为制定湄洲岛旅游区域发展战略及建立和完善旅游地社区参与机制，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概况

湄洲岛是闻名海内外的妈祖的故乡，妈祖文化的发祥地，被誉为“东方麦加”。位于福建“黄金海岸”中部、莆田市区东南40公里的海面上(图1)。全岛陆域面积14135平方公里，人口318万。1988年6月，被辟为对外开放旅游经济区；1992年4月，被国台办批准为台胞落地签证点；同年10月，被辟为国家旅游度假区。根据湄洲岛管委会提供数据表明，截止2008年底，湄洲岛年接待游客达1193895人次，2004至2008年5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7148%，已成为国内知名的旅游热点。

2.研究方法

(1)调查问卷设计

由于不同的旅游区域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因此很难找到一份通用的模版问卷。本研究在参考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②，并结合湄洲岛的实际情况设计了调查问卷，该问卷①②宣国富，陆林，章锦河，杨效忠.国外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2002，(6)：741-746；陈金华，周灵飞.海岛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实证研究———以福建东山岛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90-94；杨奇美.海岛旅游地居民的影响感知研究———浙江“普陀旅游金三角”实证研究[J].旅游经济，2008，(5)：163-165；杜江.旅游管理硕士论文文库[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38-40.杜江.旅游管理硕士论文文库[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38-40；黄洁.旅游目的地居民与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和解决[D].复旦大学，2004：44-45；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湄洲岛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45由被访者个体属性和被访者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调查两个部分构成。其中，被访者的个体属性包括性别、年龄、职业、人均收入、收入来源、是否为本岛出生的居民、在本地居住的时间、是否从事旅游业等社会人口学特征；被访者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涉及对社会文化影响(10项)、对经济发展影响(7项)、对生活环境影响(9项)、对收入与就业的影响(5项)、政府政策导向(4项)、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满意度(9项)，共44个量测项。受访者的态度采取了5分赋值法，

即：5=非常同意；4=同意；3=不知道；2=不太同意；1=完全不同意。

(2)问卷调查的实施

2008年12月13日-14日，调查小组(共13人)采用田野调查法以及现场访谈法，在湄洲岛的西亭村、宫下村、湄洲镇中心、下山村、北埭村、后巷村、高朱村、港楼村、汕尾村、东蔡村等10个村落发放调查问卷600份，调查小组对当地居民、村委会干部及景区相关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由被调查者填写后交回，最后收回问卷60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71份，占回收问卷9512%。对收回的问卷进行整理，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本文中赞同率等于“非常同意”的百分比加上“同意”的百分比，反对率等于“不太同意”的百分比加上“完全不同意”的百分比。

(3)受访样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样本中，男性占51131%，女性占48169%，年龄层的分布较为均匀，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下，职业以渔民、学生、个体商业户为主，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渔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人均月收入主要在500到2000元之间。样本居民覆盖面较广，符合当地的社会人口及经济特征，调查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和代表性。

三调查结果

1.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8710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提高了湄洲岛的知名度和塑造了良好的形象；88127%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加深了居民对妈祖文化的认识和了解；7610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增加了与游客接触交流、学习外来文化的机会；68165%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自己的思想观念明显进步了；69188%的被调查者认为游客的到来为旅游社区带来了活力；63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挽救了古朴的民风民俗、传统手工艺。这6项社会文化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赞同率均在60%以上，有2项都快达到90%的赞同率。同时在调查中，也有居民认为旅游的发展给当地的社会文化带来不利影响，40128%的被调查者认为“宰客现象”事件时有发生；69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得妈祖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1812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导致本地居民道德水平下降；17111%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使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下降。在这4项社会文化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有2项赞同率在40%以上，而另外2项均低于20%。

综上所述，可见社区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积极影响还是相当认可；虽然，旅游业发展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是有些影响只是少数居民的认知，如居民道德水平下降问题和人们之间信任程度下降问题，不过妈祖文化的“商品化”问题和“宰客现象”等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从整体上说，湄洲岛旅游社区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较为强烈。

2.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79133%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促进本地经济发展；64197%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旅游吸引了更多外来投资，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62187%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64145%的被调者认为旅游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64162%的被调6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查者认为旅游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5项经济发展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赞同率均在60%以上，不过整体来说赞同率特别高的没有。与此同时，受访居民认为旅游的发展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63122%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造成当地物价上涨；48186%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旅游使得本地区房价和房租上涨；5014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45153%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在这4项经济发展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2项调查项目赞同率已经超过50%，另外2项也是接近50%。

综上所述，与对社会文化影响的调查结果相比，湄洲岛旅游社区居民对经济发展影响正面认知就没有那么强烈，而对消极影响的赞同率却相对较高。2004年湄洲岛接待游客达到132万人次，实现全社会旅游收入1146亿元，旅游收入占全岛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旅游业已成为湄洲岛的支柱产业，[7]5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湄洲岛旅游业发展中利益的分配不均，旅游发展引起的物价、房价、房租上涨等原因，造成居民收入的两极两化。

3.对环境影响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8516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改善了湄洲岛的公共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等设施；7915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提高了湄洲岛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7016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良好；68130%的被调查者认为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和谐；77176%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岛内的历史建筑和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在这5项环境积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有4项赞同率均在70%以上，另1外项也接近70%，赞同率相当高。但是旅游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1515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者的参观打乱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给生活带来不便；3512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发展使社区环境质量下降(噪音、污染、垃圾)；50179%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高峰期往往存在人群拥挤、交通拥堵现象；33110%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造成沙滩、海水污染严重；在4项环境消极影响的调查项目中，其中1项赞同率在20%以下，2项也接近40%以下，1项超过50%。

综上所述，湄洲岛旅游业发展一定程度改善了岛内的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等，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旅游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社区环境质量下降，沙滩、海水受到污染，由于岛内外是通过轮船往来，旅游高峰期(黄金周、妈祖诞辰日、妈祖升天日等)往往存在人群拥挤、交通拥堵现象。

4.对政府政策导向的感知

根椐调查结果表明，6913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应该让更多本地居民投资旅游业；7918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应该增加居民的福利待遇；43126%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旅游者的利益而不是当地居民的利益。从调查项目的赞同率看，社区居民对政府政策导向的相关问题反映较激烈，尤其是有关“政府应该增加居民的福利待遇”此项调查项目应引起注意，这也从另一方面强化了人们原有的“旅游的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观点，所以社区居民要求政府增加一些居民的福利待遇。

5.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总体态度

与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的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发展影响和生活环境影响的认知大致相同，居民对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分别有65168%、68165%和63104%的居民表示“我对本地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感到满意”、“总的来说，旅游业的发展利大于弊”及“旅游活动开展现状感到满意”。这说明，居民对湄洲岛旅游业发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对发展现状感到满意，但是赞同率都在60%～70%之间，并没有特别高。湄洲岛还处于发展阶段，管理体制、人才开发、产品设计等各方面还有待提高。

四研究结论和讨论

1.湄洲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不足，影响其对发展旅游的支持度

在湄洲岛居民对发展旅游业态度调查中，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认为旅游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自己并未从中获得利益，而且43126%被调查者还认为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旅游者的利益而不是当地居民的利益。这主要是湄洲岛度假区管委会对居民参与旅游重视不足，大量的旅游企业由外地人经营管理，当地居民参与较少，旅游的大部分收益输出岛外，出现海岛旅游业发展的“漏损”。尽管，中央与地方政府重视海岛交通、供水、绿化等基础设施，但当地传统产业并未改变，居民的生计仍然如故，因此，当地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力度不很高。因此，莆田市旅游局、湄洲岛旅游管理部门应当充分考虑居民的利益要求，实现社区居民有效参与湄洲岛的旅游发展决策，公平分享旅游经济利益，建立健全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更好的实现湄洲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湄洲岛居民旅游感知中社会文化、环境感知强于经济感知

从湄洲岛调查可以得出：湄洲岛居民旅游感知中社会文化、环境影响感知强于经济影响感知，这个结论与陈金华等人对福建东山岛的研究结论[5]90-94正好相反。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东山岛的旅游是随着滨海旅游、休闲而兴旺起来的，岛外的游客一般在东山岛停留时间在2天以上，旅游带动了购物、餐饮、宾馆、景观地产等发展，居民的经济感知很强，而湄洲岛自从1987年开放台湾游客参观以来，其功能主要是政治、文化功能，旅游服务功能主由岛外的莆田市区和文甲等镇区承担，游客在岛内停留时间只有几小时，岛内有鲜明特色的(南部)滨海沙滩风光、渔家乐与农家乐并未随着海岛浓郁的宗教观光而兴旺起来，所以，当地居民对社会文化的感知强于经济的感知。另一方面，湄洲岛东临台湾海峡，面积小(不足东山岛的1/10)，基础设施较差，容易受台风等风暴的袭击，而东山岛尽管也会受风暴影响，但是海岛腹地较大，滨海绿化较好，又有三座大桥与大陆相通，抗御灾害能力较强，湄洲岛居民的环境感知更强。

3.居民的旅游感知还受景区辐射范围的影响，形成明显的空间递减规律

篇（6）

1996年,列农和弗勒1提出黑色旅游(dark tourism)的概念，2000年,他们合作出版了《黑色旅游:死亡与灾难的吸引力》一书。汶川大地震以后，国内黑色旅游活动和学术界对黑色旅游的研究逐渐兴起。胡传东，罗仕伟2（2007）将黑色旅游定义为“一种旅游者通过对黑色事件发生地的旅游景点或者模拟构造的黑色旅游情景的游览,从而获得满足受教育、好奇心和受刺激等目的的旅游体验活动”。

“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黑色旅游业发展以及受黑色旅游地发展影响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其旅游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好奇心或者受刺激。

旅游伦理3的基本问题是指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当代人和子孙后后代之间的利益关系，人和自然之间能否做到和谐相处和可持续性发展，对黑色旅游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夏赞才4（2003）对旅行社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依据——影响力、利益性质、关系程度，将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分为三大类：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紧密层利益相关者和外围层利益相关者，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1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一、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界定

黑色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黑色旅游发展中拥有直接的经济、法律和道德利益的个人或群体，包括黑色旅游地社区（包括当地居民）、当地政府、黑色旅游者、旅游开发商、旅游企业等。

紧密层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能给黑色旅游发展带来机会和威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旅游志愿组织、社会团体、环保组织、学术界、媒体），其他政府部门（各级政府的工商、农业、林业、土地、环保部门等），旅游市场（竞争者、合作者、旅游行业协会等）。外围层利益相关者指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

二、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

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有不同于一般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一）当地社区

目前社会学一般认为“社区是指居于一定地域的、具有共同联系、归属感和彼此交往的人们组成的群体及其活动区域。黑色旅游地当地社区通常包括：①当地人口；②所在地域；③当地社区公共设施；④当地居民的归属感。”

保继刚5（2002）指出当地社区居民是“旅游发展的主体，他们不仅是旅游业的最终受益人，也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社区居民希望通过参与旅游开发，获得合理的报酬，增加收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活环境，并享有旅游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并在旅游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尊重。

（二）当地政府

目前，我国实行政府主导型的旅游战略，当地政府是黑色旅游的调控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当地政府通过旅游开发活动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获取经济效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保证地方的稳定，并保护本地独特、稀有的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保护整个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实现整个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三）旅游企业

当地旅游企业是黑色旅游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为旅游者提供各种服务并满足其需要的单位和集体，如旅游开发商、旅行社、宾馆饭店、旅游商品生产及经营商等。

（四）旅游者

旅游者是黑色旅游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旅游者对旅游开发产品的满意程度，决定着旅游开发成功与否。旅游者在黑色旅游中希望安全有保障，获得真实、完美的旅游经历。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知情权，并按合同获得相应的服务。

（五）旅游企业员工

旅游企业员工是旅游服务和旅游产品的直接提供者，是连接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载体，是黑色旅游的形象代言人，他们希望获得经济收入、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实现个人价值。

（七）周边旅游景区

周边同质旅游景区因旅游资源与本地黑色旅游旅游(地)景点的旅游资源具有替代性，无疑会被本旅游社区分流部分旅游客源，其经济收益会因此减少，与本旅游社区的旅游收益呈负相关关系。周边异质旅游景区同样希望通过发展自身的旅游获得旅游收益，但因其由与本地黑色旅游吸引物具有互补性，可以与本地黑色旅游进行联动互补开发。

（八）旅游志愿部门与专家学者

黑色旅游与旅游志愿部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Wearing Stephen（2001）认为“公益旅游是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做出一些志愿服务,从而对旅游目的地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是最有价值的旅游形式之一”6。目前有一些旅游志愿部门组织志愿者前往地震灾区进行旅游活动，在旅游活动中以多种形式帮助灾区人民。专家学者是为黑色旅游地开发规划及其研究活动提供帮助的人。

三、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相之间的矛盾分析

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普遍存在，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

按矛盾的激烈程度和矛盾的主体来看，主要表现旅游开发商和当地社区之间、旅游者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

（一）旅游开发商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

开发商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开发商开发黑色旅游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经济收益，因此主观上可能存在忽视社区居民利益的现象，甚至会排出社区参与旅游，造成“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7”等旅游非持续发展现象，使社区居民的利益无法保障；另外，如果旅游开发不当，会导致当地社区环境恶化。旅游开发商与社区居民冲突的结果是旅游者利益受损，旅游地形象遭到破坏、门票收入减少，旅游开发商的开发活动难以继续进行，社区居民无法真正通过旅游发展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二）旅游者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

“旅游者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旅游者与旅游社区居民的相互影响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多元文化的相互作用8”。具体表现为旅游心理冲突、文化冲突和环境利益冲突等方面。

在心理冲突方面，黑色旅游地居民因为有过战争、灾难 、恐怖等与死亡相关的经历，在精神上受过创伤，他们希望从痛苦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不愿意再回想起过去的苦难。李丽9（2010）认为“这种苦难的形象的直接承担者便是当地居民。黑色旅游在通过展示这种灾难形象的同时，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也作为一种呈现形式。作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当地居民的悲惨遭遇与伤痛在短期难以愈合，更是不愿被展示的”。一些学者和当地居民认为开发黑色旅游是在“揭伤者的伤疤，在伤者的伤口上撒盐，有悖于人道主义”，对黑色旅游的开发持否定、反感和抵制的态度。但旅游者进行黑色旅游的目的就是要感受灾难场面，让心灵受到震撼，寻求刺激，这就使得灾难经历被商业化、舞台化、甚至异化。

在环境效益方面，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势必会给旅游社区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社区居民的生存空间受到挑战，还有旅游者带来的噪音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自然环境污染，并给社会治安环境带来压力。

（三）其他利益矛盾分析

在众多的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中，旅游经营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旅游者寻求旅游需求满足最大化；政府主管部门探求管理效益最大化，当地社区往往是被忽视的利益主体，社区居民是黑色旅游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地位被边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一方面，社区居民作为部分旅游资源所有者的权益没有充分体现，如在一些黑色旅游项目中社区居民本身就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旅游资源，但是旅游者没有因此向社区居民支付费用，社区居民并没有得到这部分收入；另一方面，旅游开发虽然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也打破了当地居民长期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使社区居民被动地承担了过多的外部成本。而国家的补偿有限，多数人会感受到社会成本上升，如物价上涨，环境污染，生存拥挤等。

2.分配收入差距拉大

社区居民之间由于参与的程度不同，导致社区居民之间分配差距拉大；当地社区与外来企业相比，旅游开发收益大部分被外来企业获得，同时报酬优厚的管理性和专业性工作岗位基本上被素质较高的专业人员占据，而社区居民只能从事那些技术性不高的工作，收入也相对较低。

3.旅游企业和政府对黑色旅游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重视不够

目前大多数旅游开发的最终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在旅游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短期利益的驱动，而忽略了环境利益和文化利益。造成当地特色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和异化，或对生态环境的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

四、黑色旅游利益分配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黑色旅游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下面从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处理现有问题。

（一）在宏观方面

1.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政府的调控、监督职能

政府应加大招商引资和市场营销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用以帮带扶、提供小额贷款的方式，改善贫困居民的居住条件。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将黑色旅游社区和当地居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更好的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落到实处真正为当地居民谋福利。

2.坚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黑色旅游可持续性发展

旅游可持续发展10是在不损害环境持续性的基础上，既满足当代人高质量的旅游需求，又不妨害满足后代人高质量的旅游要求，既保证旅游经营者的利益，又保证旅游者的利益、旅游地居民的利益，实现旅游业长期稳定和良性发展。其实质就是不断保持环境资源和文化的完整性，并能给旅游地政府、居民、企业和游客等公平地分配旅游业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二）在微观方面

1.增强社区参与

社区居民的支持是黑色旅游发展的前提，社区居民对发展黑色旅游的态度、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黑色旅游目的地形象与旅游者的旅游满意度。只有提高当地居民整体素质和参与发展旅游的能力，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提高当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让居民进行经济参与、政治参与、环境参与、文化参与、心理参与，在旅游规划、开发、经营、管理、监督各环节，多领域、全方位、高层次广泛参与，实现社区旅游一体化，走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2.加强黑色旅游的公益性、教育性

和公益旅游组织合作，提倡并大力发展黑色旅游地的公益旅游活动。将一定比例的旅游收益用作公益基金，进行旅游扶贫与集体建设。鼓励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参与公益、志愿活动。增强旅游者教育，提高旅游者的旅游伦理素质，培养文明的、高素养的旅游者。黑色旅游本身就具有教育目的，旅游者通过对再难过程和灾难场景的体验，思索生命和生活的价值，达到净化心灵、升华情感的作用。

3.注重生命伦理的界限11，加强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旅游伦理观念

黑色旅游地,尤其灾难旅游地，在经历重大灾难后往往不仅基础设施遭到毁坏,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社区居民对发展黑色旅游吃不同的态度，有人赞同支持，也有人反感抵制，当然有人会理性看待，因此在旅游开发中必须考虑到幸存者的感受,不能因为不适当的旅游行为对灾难的受害者带来新的心理创伤。这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生者的安慰,更是生命伦理的价值界限12。

4.形成合理的黑色旅游利益分配模式

可以参考发展比较成熟的旅游社区利益分配模式，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居委会代表当地社区的利益、制定章程，形成“当地政府+社区居委会+家庭接待户”的利益分配模式。由政府组织村民，贷款投资景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定价，收取门票费用。鼓励和扶持当地居民经营旅游项目，本着民主自愿的原则，尽可能的培训、安排当地居民参与当地黑色旅游活动。按相关法律法规收取营业税，将所得税利用于社区公共事业的建设，如民居的统一改造，居民教育培训，还可用于对环境损失和土地损失的补偿等。

参考文献：

[1] 申健健,喻学才.国外黑色旅游 [J]. 旅游学刊.2009年第4期

[2] 胡传东，罗仕伟. 黑色旅游开发探索[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六期

[3] 夏赞才. 旅游伦理概念及理论架构引论.旅游学刊[J].旅游学刊.2003年第2期

[4] 夏赞才.利益相关者理论及旅行社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03）

[5] 保继刚,钟新民.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01）[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6] 戴玉 秀. 公益旅游行为模式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5

[7] 毛彦斌.社区参与: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途径选择[J].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10期

[8] 庄军,卢武强,赖华东.旅游社区经济发展初步探讨[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5):19.

[9] 李丽.目的地居民对黑色旅游开发的态度研究[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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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3）04-0096-03

当人类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知识的途径增多，人们获取信息的种类、范围亦迅速增多，这带来一个后果，即人们更加偏爱生动有趣的碎片化信息。有调查显示，大学生的阅读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1]；而且课外阅读时间偏少，阅读结构不合理[2]。同时，大学本科教材体系日益完善，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多便利；一般来说，学生只要基本了解教材的内容，就可以通过该门课程考试。总之，在很多课程的学习中，很多学生只阅读了课本（包括部分课程的学习指导书、习题集）；这与本科学生的培养目标存在明显差距。应当在充分运用教材的同时，提出明确的课外阅读要求，这是增加和提高学生对于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和扩展课堂内容、增加学生获取系统信息的有效手段。

1 基于课程教学的课外阅读指导的基本思路

整个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根据课程特点，确定科学合理的阅读范围（包括学术著作、一般专业书籍、学术论文等）或者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相关课题，让学生围绕课题展开阅读和研究。二是明确课堂内容与课外阅读的关系，以课堂讲授为基础，以课外阅读来增强教学效果，开阔学生的视野。三是对于教学方式进行必要调整，即将单纯的课堂讲授改为“课堂讲授+课外阅读指导（答疑、讨论）”。四是对于学生课程学习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即将原来的闭（开）卷考试改为“期末闭（开）卷考试+课外阅读内容和效果考核”。

通过上述改革，以期实现如下目标：其一，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其二，丰富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不再限于课本，将教学内容延伸至相关专业著作、论文和相关资料，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其三，通过指导学生阅读，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阅读倾向，促进优良学风的形成；其四，使学生的学习由单纯的课堂的被动学习，变为自主性、研究性、讨论式的主动学习。

2 学生阅读情况及其分析

2011～2012学年度，笔者在进行《旅游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提出每人阅读5篇学术论文（或1本专业著作）的要求，并于学期末逐一进行了考核。从总体情况来看，学生平均阅读7.08篇（以阅读1本著作折合10篇论文计），总体完成任务要求的141.6%，完成阅读任务最好的班级完成任务的185.2%，完成任务最差的班级完成任务的111.8%；263名学生中，仅有2人未能完成阅读任务（占学生的0.76%）。具体阅读情况如表1所示。

从学生阅读的范围来看，涉及到了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等旅游研究的绝大多数领域，41%的学生成系列地阅读了诸如旅游景区规划、旅游电子商务、酒店管理、会展经济发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等自己感兴趣的论文。但对于旅游统计学以及旅游研究中涉及数量研究的论文较少涉猎。

从学生阅读的文献来看，学生阅读了包括《旅游学刊》、《城市规划研究》、《旅游科学》、《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地域研究与开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旅游论坛》、《旅游研究》和《旅游管理》（复印报刊资料）等主要旅游类研究期刊，还阅读了包括《浙江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南开学报》、《兰州大学学报》、《金融研究》、《经济评论》、《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东南大学学报》、《西南大学学报》等大量的知名学术期刊；部分学生阅读了诸如《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亚当斯密）、《经济学原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选择与成本》（布坎南）等经济学著作和《旅游管理》（尼尔利珀）、《生态旅游》（Weaver）、《中国旅游研究》（戴斌）、《旅游策划创意攻略》（吕志镛）、《旅游研究与旅游发展》（吴必虎）、《旅游项目策划》（杨振之）等旅游研究类著作；甚至还有2名同学阅读了北京联合大学石美玉教授的博士论文。

从学生的阅读效果来看，全部学生都按照要求作了读书笔记，从笔记及学生回答相关问题情况来看，总体优良率为65.78%，合格率为99.24%。第二学期期末，笔者对学生阅读意愿和感受进行了调查。发出问卷205份，收回204份，有效问卷203份。统计结果如图1。

图1表明，学生阅读意愿明显增强，明确表示“不会”的学生由69.96%下降到7.39%。虽然明确表示“会”的学生比例也由30.04%下降到25.61%，但67%的学生表示“可能会”在无明确要求的情况下阅读学术论文。实际结果肯定是，67%表示“可能会”的学生分化为“会”、“不会”，即便只有其中50%选择“会”，那么，实际选择阅读论文的学生比例超过50%。有1.48%认为阅读论文收获“大”、4.93%认为阅读论文收获“比较大”的学生，选择了今后在无明确要求的情况下“不会”阅读论文，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缺乏阅读相关论文应有的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而“读不懂”，产生了对于学术论文的畏惧情绪；二是因为对于理论问题没有兴趣。

学生通过阅读学术论文，感到收获“大”的占59.61%、感到收获“比较大”的占38.92%、感到收获“不大”的占0.98%、感到收获“无”的占0.49%；前两项合计为98.53%，后两项合计为1.47%。统计结果表明，学生绝大多数感到课外阅读具有较大的收获；少量的学生感到收获“不大”或者没有收获，其实与其自身的学习兴趣不大、习惯不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3 学生的主要收获和阅读存在的主要困难

3.1 学生阅读学术论文的主要收获

1）提高了学生的认识水平。第一，使学生了解到自己存在的不足、仅仅学习课本的不足；第二，使学生了解了书本以外的知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对于专业学习的认识，增强了对于专业学习的兴趣，进一步爱好读书、“爱上图书馆”，进行自主学习；第三，帮助学生树立信心，消除学术论文的神秘感，让学生意识到依靠自己能够读懂学术论文；第四，进一步明确了学习目的，认为“应该不断加强自己的旅游知识，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基础”；第五，提高了学生认识事物的水平，认识到“对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要全面观察、仔细分析，辩证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第六，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到了科学的严谨和学习科学所需要的态度。

2）开拓了学生的视野。第一，扩展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了解了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解决方法”；第二，使学生对于许多特定问题（诸如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海洋旅游、会展经济、国际旅游岛建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并且，学生通过个性化阅读[3]获得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有利于自身独特知识结构的形成；第三，帮助学生了解了学术论文的结构、数据收集方式、处理方法和写作方法，为今后撰写毕业论文以及学术论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锻炼了学生的能力。第一，增强了学生利用图书馆、网络查阅资料的能力。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不少专业术语不懂，学生利用图书馆、网络解决了大部分问题。部分学生学会了通过网络信息识别文献，如有同学通过中国知网（）发现石美玉教授论文下载量很大，而引发兴趣，阅读了石美玉教授多篇论文；第二，帮助学生锻炼阅读能力、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学会对专业性问题从多方面论证的思考方法”，“学会多角度看待问题”，找到了理性认识旅游经济发展的途径，“在科学方法、在数据、在事实的帮助下揭示问题的实质所在”。

4）增强了教学、教育效果。通过阅读，学生对课程学习的认识得到了提高，学习兴趣得到了增强，课程学习的内容得到了深化和扩展，且学习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进一步地，学生对于事物的认识水平得到了提高。应该说，学生通过阅读得到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提升，与不对学生提出明确的阅读要求相比，教学、教育效果要好很多。即便那些自此以后几乎不再自觉阅读学术论文（著作）的学生，其记忆也是深刻的，笔者对于毕业生的回访中显示了这一点；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结合课程学习进行学术论文（著作）的阅读是一个较高水平学习的开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会自主学习的有效机会，为他们的进一步学习提供了一个好的起点和基础，特别是当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意识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时，对此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有学生因此开始大量阅读学术期刊（著作）而十分注重自身理论水平的提高。

3.2 学生阅读学术论文存在的主要困难

1）学生查阅资料中，存在资料不足的问题。第一，尽管图书馆已经拥有一定量的旅游期刊，但复本不足，当较大量的学生需要阅读时，数量不够。部分学生不得不选择较为一般的期刊、甚至个别学生选择非学术期刊进行阅读。第二，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学术术语不理解，图书馆拥有的相关工具书的品种和数量均不能满足需要。

2）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一个经常性的困难是经常遇到各种经济、管理模型不理解，其原因在于学生高等数学知识不够。

3）学生遇到学习困难，缺乏及时的指导。由于未能建立学生阅读过程的指导、沟通渠道和机制，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指导。

4 学生阅读指导的改进

4.1 学生阅读资料不足问题

可以通过指导学生使用中国知网、维普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等来得到很好地解决。目前，从中国知网来看，主要的旅游类期刊基本能够在出版后一个月内上网，学生可以阅读到最新的研究论文；同时，通过中国知网，学生可以十分便捷地查到特定期刊、特定主题的论文，极大地方便学生的阅读。

4.2 学生阅读过程中的指导问题

对于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应当及时加以解答或及时与学生进行探讨，需要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解决，如有条件时建立助教制度。另外，组织课外阅读兴趣小组，定期举行答疑和读书心得交流会或者学术研讨会。通过这些方式，实现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及时、有效沟通、讨论，解决大部分学生阅读中的疑难。

4.3 学生阅读过程的控制（激励）问题

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最难的是坚持，必须进行有效的控制（激励），才能使大部分同学进行有效的阅读和研究。应当对于阅读过程进行必要的检查，鼓励先进、督促后进。

5 结论

前述结果及耿春红等、张海燕等的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急切需要教师的有效引导和约束[4，5]。以课程学习为主导，运用课堂教学的约束力，以课堂教学内容的加深和扩展为直接目标，明确要求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并进行必要的指导、检查与考核，建立起一个学生课外阅读的约束―沟通―激励机制，可以增加学生的阅读时间、改善学生的阅读结构，能够增强学生阅读的自主性、针对性、系统性、丰富性，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并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扩展学生的专业知识，从而提高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更好地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陈捷.加强课外阅读指导，提高学生综合素质[J].重庆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55-57.

[2]杨冬梅.关于大学生课外阅读现状的分析与对策[J].教育探索，2006，（3）：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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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概述

北京林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国家林业局共建的“211工程”国家重点大学。该校园林学院是我国建立早、规模大、师资力量强的园林教育基地。园林学院旅游管理系的前身为创始于1994年的森林旅游专业，1999年教育部学科专业调整为旅游管理专业，2002年获得旅游管理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成为首批获得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截至2010年，为国家培养旅游管理本科毕业生600名、硕士40余名，并对全国各地高校和景区的进修教师、管理技术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围绕人才培养建议重组旅游师资团队，突破以往的教育理念与机构设置框架的束缚，整合院内或校内乃至校外各种旅游教育和人才资源优势，构建面向旅游景区的“六项全能”(满足食、宿、行、游、购、娱需求)分类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北林大旅游管理专门人才培养特色，提升北林大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档次。在培养人才的环节上树立“以教学为基础，以技能培训为推动环节，以科研为发展导向”的大旅游教育观，按照“产— 学—研”一体化的思路，构建教学—实训—科研一体化的开放式、拓展型旅游人才培养新模式；实行旅游景区与院校结合的管理运作模式，配合旅游景区的运营，成立相应的培训机构，为旅游人才培养铺路架桥，保证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达到理论功底深厚、实践技能熟练的标准；在办学方式上以合作办学、联合培养、教师互访、学术交流等形式，积极开展和加强国内外横向联系，实现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质量向国内高水平看齐、与国际接轨。依托所在的园林学院，面向旅游规划、旅游景区的管理与建设，培植专业特色。应特别关注生态旅游景区的规划、管理与建设，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农村生态景观、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郊野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

二、团队建设任务

1、完善教学团队的梯队建设

完善教学团队的梯队建设，形成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组合模式，重点在学科创新与发展方面下功夫，在整体上提升旅游管理学科的学术统一性，加速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2、平衡教学团队的专业结构

现有教师的专业背景集中在风景园林学、地理学、林学、外国语等方面，这与旅游管理学科的跨学科特点还有一定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影响教学计划的有效实施与教学改革的力度与广度。旅游管理学科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其研究多基于地理学、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风景园林学和林学等多学科。在不断完善学科专业结构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学科的优势力量，打造北京林业大学旅游管理学科特色。

3、构建教学团队的教学与科研平台

目前学科没有教学科研载体，学科团队在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之外，鲜有机会参加专业相关课题以及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造成社会影响力与学科知名度与国内同学科相较差距逐渐扩大，使得学科在专业前沿探求等方面机会少、后劲不足，从以往研究生毕业论文可以明显发现，目前学科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体验、旅游影响、统计方法等方面，尽管这些研究对于夯实学科发展基础具有重要作用，但却较少涉及学科核心的旅游管理技术与方法、旅游规划技术、生态旅游核心技术等的相关应用性的研究，这与目前硕士研究生培养注重应用研究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由于没有教学科研载体作为学科团队交流的平台，学科师资之间学术交流较少，出现研究方向与课题的重叠，无法更好地发挥学科交叉互初具优势，研究生导师指导研究生论文课题方向较为集中，也无法体现目前学科所具有的生态旅游、旅游地管理、旅游规划和旅游文化四个研究方向。

三、团队建设途径

1、研究与建设

(1)团队特色

①旅游管理学科团队由从事旅游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10名教师组成,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讲师5人；拥有博士学位者6人，另有3人博士在读。此外，多为教师具有在美国、日本、英国、芬兰等国的海外留学和访学经历，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②团队教育背景多元，由园林、林学、地理、管理等组成，学术结构交叉性好、互补性强，学科发展比较平衡。

③团队以青年教师为主体，思想活跃、乐于进取，有较强的团队凝聚力，勇于探索多样化教学方法和前沿化的科研思路。

④注重与教学、科研与实践紧密结合，团队教师在旅游规划、生态旅游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

⑤团队重视学科交流与对外拓展，与学界与业界均建立了广泛的交流机制，这些交流与合作为学科发展了拓展视野、加速了学科总体水平提升。

(2)专业特色

北京林业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是在园林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旅游管理教学团队吸收了我校园林教育的经验、融合了旅游学科的特点，形成了以园林学为背景，融生态旅游、旅游规划设计、景区管理、旅行社、会展企业等方向于一体的特点鲜明的旅游管理专业特色。

(3)课程特色

①课程门数多，课程体系完备。目前，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分为专业基础模块、专业核心模块和专业选修模块三种类型，专业基础模块包括旅游学概论、旅游地理学、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环境解说、旅游调查方法、节事及活动策划、旅游英语、旅游综合实习等，专业核心模块包括旅游规划、旅游文化、旅游景区管理学、旅游市场营销学、会展旅游策划与管理等，专业选修模块包括生态旅游导论、旅游地学基础、旅游心理学、旅游目的地管理、世界旅游地理、旅游英语口语、世界遗产概论、旅游社会学等，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体现“宽口径、厚基础、重特色”的培养目标。

②内容更新快，实践应用性强。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对旅游管理教学内容更新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表达与沟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实践环节的教学内容多，与产业活动结合紧密，教学内容紧密与行业特点相适应。

2、配套建设

围绕项目目标开展的教学条件建设、队伍建设(包括对教学和管理人员的培训),以及配套教学管理措施落实和制度建设等，简要论述所在单位为保证项目研究的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1)创新性教学改革措施

①在对目前旅游行业发展和旅游教育对策研究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重新制定了人才培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分布开展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②根据不同课程的内容特点，灵活多样地组织教学，鼓励双语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新教学方法的尝试与探索。

③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通过社会实践、第二课堂和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等形式，推行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努力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2)实验教学或实践性教学

①旅游管理专业实验、实习课程数量较多，主干专业课程基本上都有与理论教学相配套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实践环节的加强，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和专业技能。

②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一般都给工作实习或指导教师的科研和设计实题进行，科研与实践选题比例大于80％，学生的毕业论文与设计均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3)教学资源建设

根据新人才培养模式重实际工作能力和技能培养的特点，完善实践教学体系。重点强化实践基地建设，学科与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多家旅行社、饭店、会展公司建立了广泛的业务联系，为学生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和实践性课程奠定了基础。

(4)网络教学

网络教学建设主要是积极参加学校的网络教学建设体系，部分课程已进入教学平台，具有全套教学文件和教学课件，为学生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照项目任务书中关于在项目执行期间的改革活动规划,深入总结自项目生效以来围绕项目目标开展的各项研究与改革,如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以及各类教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等。重点论述项目研究的整体思想、调研结果、推进情况和初步实施效果。

篇（9）

一、引言

乡村城市化亦称乡村城镇化，体现的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乡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复合的动力系统，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导推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的不断推进。乡村城市化已经与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超越了工业化的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探索和优化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旅游开发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及动力系统，科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不仅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控城市化动力机制，科学推进乡村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影响研究述略及效应评析

旅游活动对地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旅游从本质上讲是旅游行为的空间移动，这一动态的移动过程带来的影响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这也解释了现有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源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三个学科的原因。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身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体，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而旅游影响机制的效应研究，则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他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进而奠定了地理学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基调，即从旅游地主客关系的角度探讨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辅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日趋复杂的研究框架。这种倾向性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1980年代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分析方面，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例地开展实证研究。

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全面兴起。人类学视角的研究重点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旅游过程是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文化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会学的视角则主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这是建构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素材之一，通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旅游社会学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过程的特征、接待地社会压力的成因、旅游业发展对接待地社会的影响、旅游与风情民俗资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旅游者群体及其与接待地关系、旅游的现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体、个体和旅游系统等等。

从旅游影响的三重学科剖面(图1)的研究态势上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的空间概念体现在居民和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现象形成的空间感知和心理体验。旅游经营带来了目的地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加剧，这显然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度变革；在本地文化与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机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锋与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点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交织的过程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三、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

(一)旅游影响视角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和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表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趋势加快，各类城市形态不断出现并得以丰富和完善。从本质上讲，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层次。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推动城市化过程所需的动力的产生机制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制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是一个综合体系。无论是学术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机制等，乡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生机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来促成的。乡村城市化的路径一般从乡村工业开始，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工业、非农化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准则，农业、农村、农民是乡村城市化的利益相关者。

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八重动力(图2)。其中，宏观层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次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各个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措施的推动。微观层次的动力相对复杂，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旅游影响带来的促动。这一动力体系在市场机制和城乡互动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聚居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地区的社会关系面临新一轮的重构等。

旅游影响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上，旅游影响并非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其潜在的作用显然也不能低估，判定这种作用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1)乡村产业结构形态决定着旅游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依托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乡村地区，旅游影响显然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动力；(2)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应从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双重视角加以解读，以往的诸多研究多是从目的地的视角加以分析探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乡村地作为客源输出地，将会加速农民对旅游的认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响对乡村地区而言，是一个复合的影响系统，将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动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应是一个各种要素兼顾并能保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而单纯的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现象显然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旅游引发的城市化能够对其他产业形成的城市化发挥补充、提高和优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构成

城镇的发展基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化的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则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在乡村旅游开发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其中的形成机理愈发复杂，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日趋明显。

1旅游消费观念的异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休戚相关。闲暇时间、非必要性开支和旅游动力是产生旅游意愿的三个条件。旅游活动的初期形态多是以观光游览为主，之后开始向休闲、度假、体验、健身等方向转变。当城市旅游、知名景点景区成为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普遍载体之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旅游者关注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其独特性优势开始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前提条件。

2文化生态的异质性是乡村城市化的原发动力。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22J。旅游对乡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异质性优势。乡村聚落景观的独特性、乡村消费文化的生态性、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本真性等优势已然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带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与完善。

3政策效应和开发成本是乡村城市化的诱导动力。自1992年以来，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题。其中，1995年的“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中国民间艺术游”、2006年的“中国乡村游”、2007年的“中国和谐城乡游”都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结合近一段时期“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地纷纷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形式加大对乡村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的层层推进下，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开发优势，在规划要素、土地成本、劳动力、相关政策等方面容易获得额外的“关照”，开发成本的经济性也对乡村城市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4乡村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中，旅游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因素。乡村地区为加快旅游开发而衍生出多种产业要素，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创设了新环境，相比较于进城务工等异地转移方式，乡村旅游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既是一种高效的就地转移，同时也是相对于农业生产周期的错峰式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结果是，以旅游业为载体的城市化现象开始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管理的理念引入农村，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乡村的民主管理。同时，当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化驱动模式面临发展中的瓶颈时，旅游将成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水平提升的优势产业。

由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乡村文化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的开发特点以及政策导向和基于乡村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方面共同构成了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了基于旅游影响的乡村城市

四、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

乡村旅游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以能够吸引旅游者的旅游吸引物为载体，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学习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的主要特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也是研究旅游影响下乡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

(一)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表现

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因旅游开发而引起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聚落生态变迁的动态过程。旅游开发给乡村城市化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乡村人口由原来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逐步向不同程度上相对集中的各类城镇集结，乡村空间格局发生显著改变。二是乡村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发生转变，产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旅游资源和项目的开发在吸引大量旅游者的同时，外来的定居人口也逐渐增多，城镇化程度不断得到加强。三是乡村聚落景观发生明显变化，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建造与完善，在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景观人工化、异域化、旅游地风格主题化和商业化等现象的加剧。

(二)乡村城市化效应的程度界定

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的六大产业要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同样有明确的体现，这种消费网络结构的形成是乡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乡村旅游引发的城市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适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类型。适度城市化能有效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和协调发展，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都会对乡村地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对城市化程度的分析正是在这三种情况下寻求平衡。

(三)旅游开发引致的乡村城市化效应表现

1适度城市化。适度城市化可以充分利用和整合乡村地区的各类资源，加快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经济发展发挥助推作用。其次，适度的游客规模可以加强乡村社区的内外文化沟通，合理改善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态，对改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等有很大促进。第三，城市化促进了乡村地区产业结构转变，加快由传统农业向非农业产业转变，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第四，有效促进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的模式可以有效避免因进城务工等转移类型引发的乡村空心化等问题。

2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源是对乡村地区的“过度保护”，一些地方从节约投入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村地区的所有现象和行为都可以成为旅游活动的吸引物，“脏、乱、差”的旅游环境、缺乏专门治理的旅游接待设施等容易让旅游者望而生畏，这显然背离了乡村旅游的开发初衷；城市化程度不足还会给乡村居民带来身份上的“优越感”，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使其很难关注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责任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愿意接近或者是纯粹出于利益角度的粗放式旅游经营行为很难获得旅游者的认可。同时，这种滞后效应使得乡村旅游难以实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农村地区社会分工不充分，农民就业环境很难得到改善，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3过度城市化。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过度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破坏乡村地区的聚落结构和生态景观

在经济特征和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乡村存在着种种居住方式和形态特征。这些特征是乡村地区聚落形态的特色和精华，而不少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臆想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新建或改建一些与当地乡村聚落景观差异很大的接待设施。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将古建筑推倒和盲目改建的现象，导致了个性化的“乡村性”向同质化的“城市性”演变的现象。

(2)乡村地区民俗文化舞台化、娱乐化倾向加剧

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尽管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但事实情况是，不少地区一直缺乏科学的开发思路。乡村旅游“急功近利”的开发套路使得许多旅游地尽可能地用舞台化的形式、娱乐化的方式把当地文化呈现给游客，这种人为的文化表现形式使游客与当地社会隔离开来。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是使游客对乡村居民和文化的探究压力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文化；消极的一面是让旅游业蒙上了文化优越的色彩，表现的内容也多是乡村文化的肤浅形式。

(3)商业化带来了乡村居民的边缘化

根据巴特勒旅游地生命生命周期理论，乡村旅游在进入发展阶段后，政府政策的倾斜、游客量规模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从利益相关的角度看，政府、投资者、居民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三方利益主体。在这一博弈环境中，地方政府的初衷容易被市场化的运作路径所左右，投资者由于资本话语权会始终保持较强的谈判能力，乡村居民多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乡村居民主体地位的模糊，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商业化带来了居住成本的增加，不少环境优美的乡村地区，旅游开发之后的显著变化是地价攀升或房价飞涨，乡村居民往往无力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二是乡村地区淳朴的文化气息开始被外来文化所浸染，乡村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异，传统乡村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不协调等问题日益凸显。

(4)乡村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倾向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卫星城等乡村地迁移。乡村旅游成为承接这种转移“任务”的载体。乡村居住环境的优势、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大了城市景观对乡村景观的影响，这种“侵蚀行为”使得不少乡村的“城市性”特点越来越明显。

五、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调控对策

(一)科学规划开发区域。营造乡村氛围

乡村旅游规划与开发要树立“区域——城市——乡村社区——乡村旅游地”的多元开发维度，从“资源——产品——市场”的互动层面来规划开发区域。参与乡村旅游规划的人员应包括旅游地理、经济管理、人文历史等学科背景的专家构成，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指导思想编制旅游总体规划或概念性规划。在此基础上，乡村景观资源应由景观园林、建筑等专业人员来完成规划的空间设计和景观布局。乡村旅游的景观应从体验的角度出发，通过个人体验的作用使“景”与“观”和谐统一，营造一种天然意趣、田园诗化的独特乡村氛围。

(二)重塑乡村文化形象。凸显乡村优势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注意保护好“乡村性”的优势是避免过度城市化问题的前提。为此，首先要依托乡村既有的空间布局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防止破坏乡村“原生态”特质的粗线条模式。其次，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乡土文化、乡间民俗在旅游开发中的“神秘性”。城市化的旅游规划往往是一类“公园化”、“广场化”、“舞台化”的模式。在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进程中，消除和避免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是从乡村旅游地的地脉和文脉出发，本着生态循环、文化保护、永续利用的指导方针，来开展乡村旅游的规划和设计。

在开发过程中，应从当地众多的旅游景观中发掘出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文化景观并从中提炼出主题，以主题为基础进行特色分区。通过对不同区域的非具象和抽象的规划设计，用具象的形态生动地表达出特定的景观形象。在乡土建筑风貌的塑造中，建筑风格应结合当地乡土建筑特色，避免不合理的异域文化侵蚀乡村聚落景观的原始风貌。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延伸旅游效应

乡村地区在确立了旅游开发的主体地位之后，合理设计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命题。首先，加快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的推广。其次，科学调整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类型，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设置“门槛”，强化基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准入制度。乡村旅游是当地产业链条的主体，如掺杂其他工业元素，特别是污染严重、能耗高的工业项目很容易失去本真，从而产生“一损俱损”的局面。第三，结合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合理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政府应把一些小城镇按旅游集镇的风貌进行控制，使其本身就成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同时，依托这些农村小城镇发展旅游商贸流通业，如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旅游纪念品的生产与销售等，使小城镇成为承接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中转站。

(四)合理布局和完善旅游开发的产业要素

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重点突出三方面的功能特性，即居住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旅游接待服务功能。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其实质是旅游产业的城市化。旅游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除了产品体系服务功能外，还包括支撑体系服务功能，如游客的休息坐卧、游客安全保护、标识导引服务等。产业要素的完善应立足乡村实际，例如针对游客住宿问题，乡村社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民宅，改善用电、用水及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建造一些农家客栈以满足游客住宿之需。另外，乡村旅游地的不断发展会使其功能组成日趋多样化，比如一些商务、会务活动可能进入旅游地，这些设施的空间布局与要素体系建设要进行科学论证、有序开发。

(五)建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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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1—0021—09

学科自觉这一命题，对于不同的学术组织而言，几乎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作为兼具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双重使命的大学，其科学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要将科学研究的目标同时建立在学科自觉的基础上；相反，对于专门性地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如科学院所）来说，学科自觉这一命题的迫切性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大学的使命是在有限时间——学制——的约束之下，高效率地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而且是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这一目标，既迥异于终身教育理念，也不同于带有明显的权宜色彩的短期培训，由此构成了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对学科的依赖关系。换言之，是否以学科规律推动和实现大学教育，已经成了衡量近现代以来大学教育合法性的一个基本指标。

然而，由于科学界和教育界都是学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加之这种共同体又由于专业领域的区别和所从事的科学研究的问题类型和层次的差异，使得相关人员在谈及学科问题及其必要性时，往往如同站在不同的世界中对话，各怀己意，沟通困难。这种情况在各个研究领域和专业层面都有所表现，而在旅游学这一新兴学科当中，表现尤其突出，并进而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学科之见。人们不仅在认知层面上大异其趣，甚至还不适当地流露出种种复杂的情绪。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一些专业科研机构单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在其具体科研实践当中，尤其是在一些问题导向的对策性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学科概念的超越甚至漠视，往往不很关心学科，并进而不理解高校教育工作者对学科问题的关切。这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旅游院校的教育工作者。鉴于旅游学科对于中国旅游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效率和效果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似乎很有做一系统阐释的必要。

一、旅游学科：应然与已然的判断

就旅游研究而言，学科自觉首先表现在对其学科合法性的自觉上。关于曾一度被称为旅游社会科学（tourism social science）而后被旅游学（tourismstu dies）取而代之的知识领域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国内外的旅游学术界都一直存有争议，而人们的研究路径也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克里斯·库珀等学者（Chris Cooper，et al.）指出“当旅游正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同时，它的基础理论水平还不能支撑其成为一门学科”。而美国学者格尔德纳（Goeldner）在与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过程进行相似性比较的基础上，将旅游描述为一门学科。激烈的学术争论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学者利珀（Leiper）和英国人约翰·揣博（John Tribe）之间。利珀1981年在《旅游研究纪事》上提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课程分化的弊端，需要创立一门新的学科”，但揣博从学科的衡量标准角度分析，认为这只是一腔热情，旅游是“非学科”（indiscipline）；之后，利珀批评“杂志主编们出于策略性原因，回避创立一门独立学科的责任”，并坚持旅游是一门“新兴的（emerging）学科”。随后，揣博继续发表评论，驳斥利珀这一观点是“非学科性的”（indisciplined）和“没有事实根据的”（unsubstantiated），认为“需要一门学科并不意味着旅游研究成为一门学科就天经地义，两者并无逻辑关系”，旅游只是“研究对象（领域）而不是研究方法（学科）”。其观点也正如库珀所说，“旅游研究仍然是肤浅和松散的知识体”。至此，虽然关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知识生产、知识网络的探讨仍在继续，但西方学者似乎对“旅游学科合法性”这一命题达成了暂时搁置的默契。显然，在国外这些争论中，用“非然”否定“应然”所暴露的粗鲁，以及以“未然”拒绝“应然”所流露的悲观，加上旅游学真正集大成者的现实缺位，这些情况都使得人们在判断旅游学科是否处于“已然”状态时缺乏洞察力。

实际上，西方学者对旅游学科的关切，就其大规模来临的时间而言，已经是迟到了的。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旅游研究成果和知识总量的爆炸性积累，才使得一些学者开始讨论旅游知识共同体（学科）的形成问题。这一方面源于西方旅游高等教育在操作层面上所受的制度性羁绊很少，因此也就很少遭遇中国院校学者所面临的人才培养方面的低效率和扭曲效果（人才流失）问题；另一方面也源于西方科学研究一向的实用主义理念。与此相反，在中国国内，恰好与上述两个原因相对的中国国情，使得中国旅游学术界在兴办旅游高等教育之初和旅游科学研究之始，就把学科问题放在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上（余书炜；张凌云；申葆嘉；吴必虎；肖洪根；谢彦君）。随着中国高等旅游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这一关切尤其成为共识。有些学者早已发觉旅游学的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性质，并寄希望于这些概念可以改变旅游学科的尴尬境地，但不可避免的是“综合性变成各相关学科的简单集合，跨学科或边缘学科变成各学科内容（多半是其中‘通俗易懂’部分）的直接剪裁拼接。”。最近一些年来，国内很多学者投身旅游学科的整合内化与外延体系两个维度的思考，并将学术自觉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加以阐述。人们日益认识到，旅游知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内核’、‘共核’或‘基点’”。而“旅游体验”就可能具备承担这一使命的学术禀赋。不过，有关旅游学科自觉及其发展路径的认识在国内旅游学术界并没有达成明确一致的认识，因此，有学者呼吁旅游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应“求大同存小异”，以利于在一定时期内推动旅游研究范式的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在相关的争论中，存在着两种应该引起注意的情况：一是将“旅游学科”与“旅游研究（或旅游科学）”等意，认为“旅游学科研究的进展”完全等同于“旅游研究进展”，从而混淆了知识共同体与知识创新实践之间的区别；二是学科自觉和学科自信都落后于其他学科，旅游学术界弥漫着一种“忌病讳医”的情绪，认为争论本身就表明了学科地位的不牢固，并因此对旅游学科的合法性失去信心和耐心。

二、学科标准以及学科的“逻辑起点”

关于学科合法性的标准，学界一直没有什么定论，但看法已相当趋同。英国教育学家赫斯特（Hirst）将“学科”界定为“通过采用公众已接受的符号，将我们的经验结构化的一种独特方式”，认为学科应具有类似物理学中重心、加速度等类似的核心概念，它们具有符合逻辑的概念结构，具有可由经验检验的特定表达方式，尤为重要的是具有方法上的不可还原性（irreducibility，即库恩提出的“不可通约性”）。美国学者金和布朗内尔（King & Brownell）认为，学科标准包含着“一种研究方法”、“一个概念结构”、“一块研究领域”，这些与其他学者的观点大同小异，不同的是他们还认识到学科中同样需要“一个共同体”、“一个交流网络”、“一种传统”、“一套特别的价值观和观念”。

随着库恩（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范畴，学者们开始用是否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范式”这一依据来判断学科成熟与否。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为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一组对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共同承诺。此后，库恩又建议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一词代替含义比较泛化的“范式”，并界定其中4种重要成分：“使用公式和逻辑形式来表述的符号概括”，“共同体共同享有的信念即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存在个体差异的共同体成员不可能以相同方式享有的共有价值”，以及“实践中涉及工具、经验等的具体范例”。国内学者在借鉴这些学科理论基础上，将构成学科的基本条件总结为4要素：组织机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理论）和研究规范。

从上述各项标准来衡量，旅游似乎还不足以成为一门学科，可能仍处于前学科或“前范式”（pre—paradigmatic）阶段。以中国为例，尽管旅游研究人员的群体规模已经很大（在组织机构的规模上，截至2011年，全国有505所普通高校开设了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论文也越来越多，但人们依然不敢断言已经走进了一个统一的“旅游学科”。就知识的实在性而言，在最基本的“旅游”这一“元概念”上，人们还存在着分歧：“旅游是指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活动所引发的现象和关系？”由此产生的概念逻辑也比较混乱，旅游内涵无限“泛化”，旅游研究成了其他学科概念的“跑马场”和“领养儿”。揣博也正是认识到旅游研究中的很多概念“都是在别处产生的，只是被情境化或延伸到了旅游的维度”，故而放弃了对旅游的学科化诉求，转向了旅游的知识社会学这一意义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加拿大学者艾科特纳（Echtner）和贾马尔（Jamal）在阐述旅游的“学科困境”（disciplinary dilemma）时，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在每一个‘学科基质’之中，旅游都只将继续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主题。目前这种情况下，旅游研究很难建立自己独特的范式。”如此看来，强调旅游是一门学科似乎的确有某种“情绪主义”，甚至悲彩。

尽管如此，但旅游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领域（在笔者看来，由于旅游世界的客观存在，因此，旅游学便可由此获得其独有的研究对象），这一根本认识是可以赋予我们以学科信心的；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其明显的系统性和可见性，因此也是可以寄望共识的形成的；旅游活动的内在基本矛盾的本质揭示以及旅游“硬核”、“共核”或“基点”的可寻和知识共同体的构建，是可以加快旅游学科成熟的步伐的。换言之，即使“旅游学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会延续到未来，但学科自觉的使命决定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命题：如果不解决旅游科学的“内在逻辑”这一问题，旅游学科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内在逻辑”的科学知识自然经不住学科标准的推敲，没有内在一致性的科学知识自然也不能形成知识共同体。要认识旅游科学理论体系所需要的“内部逻辑”，就是要研究者们从旅游的种种具体的复杂现象形态进行抽象，将旅游现象“一般化”或“概化”（generalization），不断追寻“旅游何以可能”这个基本问题，恰当地从中缕析出能规定旅游本质的最抽象、最直接、最简单的“存在”范畴，以此作为旅游学科的“逻辑起点”，完成体系构建的准备工作，进而逐步展开属于旅游学科独有的严密的逻辑系统。因此，主张用现象学直观本质的方法来认识旅游现象，也是源于黑格尔所推崇的这种寻找“科学开端”的姿态。至于“旅游经济预测”、“旅游产业创新”、“旅游扶贫”、“性旅游”、“低碳旅游”、“旅游目的地营销”等诸如此类的旅游现象及范畴，倘若还原到根本，其实都只不过是发生在旅游世界的简单、普遍、直接、常见的“旅游体验”。针对这些范畴所涉猎的现象而展开的所有越来越具体的解释，都应当并可以显现出起点和终点的统一。在这个历程中，那些倾向于从旅游现象的包罗万象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入手并试图从社会影响、产业利益和政府决策层面来证明旅游学科的合法性的学者，他们的努力即使看上去更加间接，也终将对旅游学科这棵大树的枝繁叶茂贡献其创新性的知识。就此，韦伯认为任何有思想的探讨都不外乎出于“目的”和“手段”两方面的考虑，“要么是由于它自己的价值，要么是把它看作服务于最终希求的东西的手段”，旅游学科也不例外。遗憾的只是仍有一些学者过度缠绵于旅游知识的细枝末叶甚至因叶而障目，还有一些学者则情愿完全受交叉学科思维的操纵，甚至大有凭空超越“旅游学”而创造出一门“交叉学科”的企图。就这一点而言，这也许是一种群体记忆的迷失：人们忘了交叉学科可能只是近现代学科发展路径的一个阶段性状态或成果而已！在笔者看来，现当代社会知识爆炸背景下所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学科，都可能经历初始的单学科关注以及后续的多学科进入、交叉学科渗透、跨学科整合，直至一个新学科的最终形成。以这样的一种思想理解并引导旅游学科建设，就会少走甚至不走弯路。

三、多学科的贡献和困境

即使从旅游研究的历史来看，我们也不必再细述早期的经济学单科性介入的历史，因为二战之后的旅游研究，很快就开始“在研究路径上表现出明显的多学科渗透的学术特点”，尽管旅游在研究上仍然被肤浅地局限于“产品”视角，其中，旅游企业、政府、投资者以及当地居民被定义为生产者，旅游者被定义为消费者，从而暴露了学者们受制于某种“实证极化”（positivist polarization）的困扰，但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重要学科的角度展开的旅游研究已经渐成潮流。旅游不再只被认为是经济活动，学者们“开始着迷于将旅游理解为一个事物、一个产品、一种行为”。为了更充分地界定旅游，有些学者认为学术界“应超越经济，领会旅游、休闲以及娱乐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由于这些研究实践，在整个旅游研究领域就出现了各个学科都大显身手、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的景观：经济学从旅游现象中观察到了众多利益关系和资本增减，社会学在其中发现了互动以及社会关系，心理学捕获了人们的常规性格与感知在旅游世界中的另类表现，政治学则在其中看到了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影子。一言而概之，不同的学科都在对同一种“存在”的不同维度展开研究。

从旅游研究的总量来看，国内外众多学者在旅游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微观结合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了深入的数据分析，从而使旅游学来自多学科努力所形成的知识密集于旅游的微观现实层面。贾法瑞（Jafari）和艾阿瑟（Aaser）1988年将美国的旅游类博士学位论文按照其重要性排序，发现大部分都与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以及休闲学有关。韦勒等学者分析1951～2010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1888篇旅游主题的博士论文的多学科研究程度，观察出20世纪受经济学影响的论文最多，而2000年之后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在环境科学和心理学领域。国内也有学者对1989～2009年间旅游类博士论文进行关键词分析，“旅游产业”出现的频数最高。张薇等学者还针对1998～2007年间SCIE、SSCI和A&HCI三大检索系统中的3296篇以“旅游”为主题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人类学是近30年来主要的涉入学科。

尽管多学科方法看上去不过是从自己学科的安全地带向外的短途出游，但旅游研究的多学科介入其实无可非议且顺理成章。多学科介入旅游研究的历史必然性的前提是旅游现象的复杂性，而多学科介入的真正贡献在于“为各个介入学科丰富自身的研究领域、拓展自身的研究视野、补充自身的研究内容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就后者而言，以社会学“想象力”中的旅游研究为例，通常人们都会认为王宁在用“现代性”解释“旅游”，可是，如果换个思维角度，又何尝不是社会学家在用“旅游”解释“现代性”呢？迈克·费瑟斯通就曾用“旅游”解释后现代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合流；约翰·菲斯克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中就将对象指向了“海滩”；而让·波德里亚在对消费社会的研究中也屡屡将旅游中的超现实现象作为消费社会特征的举例之一。在概念上，旅游术语的产生和演进，同样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更广泛的历史语境中，旅游不过是一块年轻的研究领域，必然深受其他学科和研究传统所影响。

不管如何，目前绝大多数的旅游研究仍然是传统学科依赖的结果。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因此，研究过程的路径选择和方法论策略就在各自的面貌上呈现百花齐放之态。然而，就旅游学科的发展建设以及人们对该学科的成熟所抱有的期待而言，这种状况应该理性地被看作是一种阶段性的呈现，而不是终极意义上的目标。因为，作为独立学科的本质规定性要求，它只能是对某一独特的问题域或专门化、类型化的现象的研究，即使有时这种研究可能针对该问题域的某一过程、某一层面、某一角度展开，但终归不会失其学科根本。反观当前的多学科介入旅游研究的情况，却常常仅限于侧重从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不是立意于研究主题本身，这就使研究主题不再是旅游知识共同体共同面对的问题，而是被转化成各个学科各自单独面对的问题。朱峰等对于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中的旅游类项目的分析得出，自然基金中地球科学部旅游类项目占全部项目的71%，社科基金中应用经济学科囊括了60%，从而批判这是一种“去旅游化”现象。如果从警示的角度看，可以说这一见地是颇为一针见血的，值得引起重视。国外有学者将这种情况描述为“缺乏理论复合性”，主张旅游研究“接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显然，尽管旅游研究所采纳的范式和方法越来越高深莫测，但这种忘根失本的工具主义倾向，只要不加以警觉的话，那么，对旅游学科的构建就可能产生误导。

还须引起注意的是，多学科介入所固有的“学科壁垒”还使得研究者之间误会重重，难以沟通，不仅影响着旅游知识共同体的形成，而且也使得旅游学术共同体流于肤浅和功利。例如，社会学家厄瑞（Urry）的“旅游凝视”、人类学家麦坎内尔（MacCannell）的“本真性”以及格雷本（Graburn）的“神圣游程”等范畴，都曾让其他学科出身的研究者一头雾水，而“旅游体验”也被个别学者断定为“心理学”的概念而应予抛弃。这一现象呼应了所谓的“斯洛命题”：某些研究者们一方面彼此攻击对方的研究起点属于各自学科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又甘于在各自学科领域“自说自话”，拒绝任何意义上的学科共识。

由于旅游现象这一研究对象被多学科加以研究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丧失了学科自觉的使命感和敏锐性的研究者由此而怀疑旅游学科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一个代表人物，揣博在构建旅游研究的“知识力场”（knowledge force—field）模型时强调，从旅游到旅游知识受到很多科学以外的因素影响，“研究者、研究规范、研究目的、研究立场、意识形态”等使得旅游研究出现“隔阂与沉默”。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描述虽然确指的是现状，但恐怕不能代表着未来。旅游现象作为丰裕社会人类现象的核心内容之一，甚至可能成为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主要载体，由于这个缘故，其对应的科学研究所能面临的挑战，就必然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相应的旅游科学研究就必然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形成相应的一个学科也是可以期待的。因此，只要旅游学科的成长历程跨越了多学科时代，完成了交叉学科的渗透与跨学科的整合超越，旅游知识共同体的浮现，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四、跨学科阶段与旅游学科的形成

如上所述，在旅游研究经历了多学科涉入的数十年繁荣之后，学科自足和学科自立的问题日益让旅游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们感到一种兴奋中的焦虑。最近几年，国内旅游学术界就学科规范和学科成熟度的议题再度升温，《旅游学刊》2010年第10～第12期的笔谈讨论即兴发于此，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旅游学科在现有研究成果上“依附于各个介入学科的尴尬局面”。不过，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逐渐达成共识，学科发展还是要从最基础的、最核心的和最本质的概念出发。这其实都已经是理论自觉性和跨学科研究的前提和初始步骤。

那么，通常我们所说的跨学科是什么意思？尽管科尔斯（Coles）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跨学科”和“多学科”之间的区别，但其可贵之处在于认识到旅游研究需要学科整合，应当进行“后学科”研究。达贝雷（Darbellay）也认识到旅游作为复杂的研究对象，“适合采用跨学科方法”。就跨学科的概念性内涵而言，长期致力于跨学科理论研究的克莱思（Klein）和纽厄尔（Newell）认为，“跨学科研究是一种回答疑问、解决问题或处理某个主题的过程，该主题涉及面和复杂度都超过了单一学科或专业能足够处理的范围……跨学科研究利用各学科的视角，并通过构建一个更加综合的视角来整合各学科视角下的深刻见解。”瑞普科（Repko）认为，跨学科“整合”的目的旨在“形成更加综合的理解，或认知上的提升”。从上述见解中可以看出，跨学科是一种策略性的知识“整合”方法，目的在于拓展我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就这一点而言，似乎跨学科也是一种权宜性的面向某个一次性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旅游学的内在属性，更不是一种学科形态，甚至连一个学科阶段都谈不上。举个例子来说，制造宇宙飞船，明显地是一次跨学科研究实践，利用的是跨学科的方法，成就的是对一个复杂问题的跨学科解决方案。这一研究策略，在旅游研究领域也有极其相似的案例：地区或景区的旅游规划实践。

上述这种问题导向式的具体的跨学科研究实践，既考验研究者知识积累的广度和深度，也考验研究者对学科知识的创造性思维。只有当学者们“悬搁”了学科的路径依赖，才会按照问题来调动知识，而不是根据学科条块格局来局限性地解决问题。换言之，问题导向的研究，其最后的逻辑结论主要会采纳研究者的整合性观点和联系性结论，而不是学科限制下的条块性知识，更不是粗糙地披着整体论外衣的系统主义。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克鲁格（Krueger）通过整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论述“从何而来”，就可以说是“问题导向”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精彩应用。由此可见，某一个对策性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其路径首先是“问题导向”下的知识整合，是反对“学科依赖”而提出的。

然而，这种对策性而非理论性的研究，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形成以“理论的独特性”为标志的知识共同体（学科）的构建是不同的。在后者这个语境中的跨学科含义，应有别于上述一次性的、对策性的、权宜性的跨学科研究实践。此时，构成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各类待研究的问题，不会是一个类似于制造一个宇宙飞船的问题或编制一个旅游规划的问题，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问题域，是一个在社会或自然领域长期存在的、重要的、独特的现象领域，是一种专门化的、类型化的现象域。恰恰是由于这种现象的极度复杂性，以及它所包含的无数相类但又有所不同的问题域，才需要调动多学科的知识加以研究；恰恰是由于这种多学科研究的有机性（受单一终极目标的统辖），才彰显了跨学科研究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因此，在笔者看来，一个拥有广域问题谱的同质现象域，构成了跨学科研究的基本土壤。在这样的土壤上，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一定会成为主体的知识生产方式，而由此构建的知识共同体，也就具有跨学科的属性了。旅游现象正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域，旅游学科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跨学科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同质异形的问题域，是使跨学科研究成为旅游学科最终形成的根本性研究路径。

在理解跨学科研究作为学科形成的先导性阶段这一点上，还可以从以下几点进一步予以澄清：

首先，在旅游研究领域，跨学科的提出是出于解决旅游学科“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目的，或者说为了解决旅游知识生产专业化与知识需求综合化的矛盾。分析式和介入性的多学科研究，是造成旅游“学科壁垒”的根源之一。仅就“旅游”这一“能指”而言，其“所指”在各个学科的各自语境中就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在现实当中，由于学者们热衷于解决实践中的对策性问题，缺乏理论热情和学科自觉，最终使旅游研究必然呈现一个多样化的、有差异然而却没有核心共识的研究领域。这一局面，遂造成现有的旅游知识彼此分崩离析，不成体系，从而大大歧离人们的预期：人们希望旅游研究演化的最终“逻辑”结果是“整体全盘研究；知识理论体的产生；一个跨学科核心；清晰的解释理论和方法论；以及定性定量、实证非实证的方法应用”。

其次，跨学科仍然是“学科”的整合过程。有些学者认为，只要将研究策略调整为“问题导向”，就可以期望“学科壁垒”崩解，其实，这只是一种幻想，尤其是从知识共同体（学科）的构建而不是从提供一次性具体的对策研究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因为，一方面，以类型学意义存在的“问题”仍然是某个领域的“问题”——从而构成一个问题域，否则也就不存在一般的学科逻辑了；另一方面，一个问题域至少需要某个主要学科的研究，没有专门学科的深入也不可能有理论上的深度，同时要有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互补性介入，这一点则体现了特殊学科尤其是处于跨学科阶段的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复杂性，而这正是旅游学当前所面临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采用诸如解构主义的、演进主义的、现象学的、逻辑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来进行整体或是还原的思考，依然会遭遇到上文提到的“不可通约性”的问题。由于旅游现象的极度复杂性，我们会发现，旅游现象中的问题往往难以还原成某一两个单纯学科中的逻辑起点。还原的企图很可能在尚未达到还原目标的情况下就已经暴露其无能为力的窘迫，因此学者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整体观和系统观的极端。针对旅游这种本质上属于体验的现象而言，笔者还是相信，现象学的直观本质的方法论可以使事实和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之间达到一种“契合”（consilience），从而使知识共同体所需要的解释基础得以建立。从这个过程的最终目标来看，当诸多带有根本一致性的问题域经过不断深化的跨学科研究而最终汇聚成某个独特的、单一的研究对象的时候，跨学科研究则终将走向终结，以往的跨学科研究则成就了一个新的独立学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跨学科并不能说是旅游学科的某个性质，而只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阶段，旅游学科目前正处于从多学科经过交叉学科向跨学科过渡的阶段。

再次，从知识生产的“异质性”来看，研究者的研究策略或方法论方面所存在的偏好和取向，导致跨学科整合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差异、张力和冲突，因为不同的认识论背景、不同的科学目标、不同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工具箱，都将导致人们在观察经验世界时做出不同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性的差异并不是必须排除的障碍，它只是进一步突出了科学研究中交流、转译和协作的重要性。“重要的不是学者们对于旅游世界中某一特定定义和概念作用的坚持和理解，而是新的进化中的术语应该被理解为话语上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学术对话可以展开”。将跨学科用于旅游研究，需要注意这种观点的核心基础并不是“旅游自治系统”而是“社会的旅游维度”，并进而解释为这是一种对社会“再创造”的“关系”或“秩序”。然而这种或“凝视”（福柯，厄瑞）或“意向性”（舒茨）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旅游体验”的另一面维度。正是在这同一个转折点上锲而不舍的融合，才有可能形成关于旅游现象一致的、连续的、足够的描述和解释。

五、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