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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范文欣赏:
[摘要]科技扶贫在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伟大实践中,使广大贫困地区农民依靠科技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在中国经济整体日益市场化的今天,为了进一步提高科技在扶贫攻坚战中的作用,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本文介绍了林下经济作物种植这一条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能很好地保护林地生态的科技扶贫新模式,从而证实了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切实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科技扶贫新途径。
[关键词]新途径林业科技兴农林下经济作物种植
[中图分类号]F32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4)07-0110-02
引言:科技扶贫政策的提出,它是应对贫困农村地区技术生产落后和技术人才极度缺乏的这一经济现状的,近些年来,科技扶贫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在我国,科技扶贫政策的提出较晚,地区之间发展的还很不均衡,还没有形成一致认识的扶贫模式的具体界定。因此,研究科技扶贫发展的具体操作模式,探索形成比较规范和科学先进的科技扶贫模式理论,对完善和发展科技扶贫理论和进一步推进科技扶贫实践都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在这种背景下,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就应运而生,它是在实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后,将集体林地承包到了农户手中,广大林农为充分的利用林地空间,深挖林业生产力,实现不砍树也能致富的绿色循环经济,而在农业生产领域涌现出的新生事物。近年来,我国把把林下经济作物种植产业作为促进生态保护、农民增收、社会发展的重要农业产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经济作物种植,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科技扶贫的意义及其特征
1.科技扶贫的意义
科技扶贫政策的实施与应用,促进了贫困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尽快的实现了脱贫致富。高素质的科技扶贫人才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农民群众进行科技扶贫政策与技术的普及教育,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科技文化素质,增强了贫困地区农民自我发展和积累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贫困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得到最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科技扶贫的特征
2.1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在科技扶贫中始终扮演着第一位的角色,起到的作用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由于贫困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和人文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较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科技扶贫开发中,需要大力发展本土科技以及引入必要的先进技术,同时由于农林牧渔等行业技术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适应性,在贫困地区引入技术时,必须要求技术本身是先进的、成熟的,并结合当地实际综合体现技术的先进性、成熟性、实用性和经济性。
2.2加大力度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科学文化素质。科技扶贫不仅要求有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同时要求科技实施人员素质较高,因此提高个体素质是贫困地区脱贫的必备条件。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群众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要引入科技和管理人才,组织实施各类型的扶贫项目和扶贫讲座等类型的活动,集中解决贫困问题以及增大群众的认知面,而且要在扶贫项目和扶贫讲座等类型的活动的带动下,大力开展科技扶贫政策与技术的培训与教育,以达到普及科学技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目的,这样就从根本上转变了农民思想观念,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个体素质,造就了当代的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农民。
二、应用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的开展方法
笔者生活在平原地区,随着退耕还林工程以及防护林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农民栽树的积极性高涨,林地面积在近几年迅速增加,改变了林木稀少的的状况,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1.近几年来,养殖业收益较好,林农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林地资源,实现养殖以及林业的双重发展。在林地里散养家常鸡、鸭,鹅等,在各地都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在果园散养鸡鸭鹅等家禽,能够明显的减少害虫的虫口密度,而且不用给果园单独除草,省工省力。在合适的林地规划一片空地圈养生猪和羊,有的还在林地建立托牛所,利用林地的坑塘养鱼,收益相当高。而家禽家畜的粪便又是林木生长良好的肥料,二者相得益彰,极大地提高了林地资源的利用率,促进林木的生长。
2.林下种植已经非常普遍,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林下套种喜阴的园艺用卉苗木前景广阔,喜阴的有苔类。在林木种植的初期,可以采取林木与矮杆作物间作,例如大豆、花生、辣椒、等。耐阴的药材品种非常多,而且随着中医药的发展,药材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栽植人参、西洋参、等很多品种。林地栽植食用菌历史悠久,可以种植蘑菇等菌类植物。
3.充分发挥林木丰茂、空气清新、生态良好的优势,合理利用森林景观、自然环境和林下产品资源,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产业,大力发展森林旅游。建立“林家乐”,突出个性特色,以采摘、垂钓等休闲模式吸引各方游客来享受林地的中的农家乐趣。
三、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1.促进农民致富增收
林木的生产周期是比较漫长的,这严重制约着林改后农民的发家致富。而发展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增加了林业附加值,开辟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2.因地制宜成本低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利用森林系统良好的生态条件,在林下种植南药、棕榈藤和切叶花卉等适宜的经济作物(植物),这种种植模式是充分利用当地现有的药用经济作物和资源,投入少、效益高,也可有效地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从而实现“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3.保护环境效果好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模式,可构建不同类型森林复合经营系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结语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作为一条农村科技扶贫新途径,具有农民可操作性强、投入少、见效快、种植面积广、大大增加农民收益、保护生态环境等优势,在农民林业生产实践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林下经济作物种植能提高森林覆盖率,同时由于林下经济作物种植又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益,产品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这样,林下经济作物种植作为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也成为了我国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褚琳,劲草.科技扶贫是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J].科学经济社会,1999
[2]毕文博.深化科技扶贫,做好科技共建工作[J].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2003
中图分类号:G40-05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7-0077-03
作者简介:张作岭(1963-),男,吉林四平人,教授,从事高等教育和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刘艳清(1972-),女,吉林四平人,副教授,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研究;赵朋(1982-),男,吉林公主岭人,讲师,硕士,从事教育管理与心理学研究。农村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教师数量不足和质量偏低的问题是影响农村教育整体质量全面提升的难点问题。为更好地促进农村教育发展,教育部从2004年开始启动并实施“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简称“硕师计划”),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硕师计划”研究生(简称“硕师生”)培养质量上,需要我们认真进行研究和思考,构建“硕师计划”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硕师计划”实施情况及培养模式的调整
“硕师计划”是专门为培养农村骨干教师制定的一项政策,主要是选拔优秀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经推荐免试将其录取为“硕师生”,并与各省、县等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签约,正式聘为编制内教师,让其到国家和省级扶贫县学校任教。“硕师计划”启动以来,已在全国31个省(市、区)开始实施,累计参加推荐免试工作的高等学校已达86所,承担“硕师生”培养任务的高等学校多达73所,共有9000余名优秀本科毕业生赴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中学任教[1]。“硕师计划”的实施增加了农村教师的数量,改善了农村师资队伍的结构,提升了农村教师的专业素质,提高了农村的教育质量。截至目前,“硕师计划”的实施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试行阶段(2004至2005年)
试点工作主要在中西部19个省(市、区)进行,共有33所高校参与了推荐免试工作,有21所高校承担了培养任务,吸引了1 125名优秀本科毕业生到291个国家扶贫县高中任教,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2]。“硕师计划”的培养模式为“1+1+1+2”。即第一年,经推荐被免试录取的“硕师生”到签约扶贫县高中任教;第二年,“硕师生”到承担培养任务的高校注册学籍,采取脱产的形式学习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第三年,“硕师生”在任教学校工作的同时,继续学习研究生课程,并进行学位论文的开题、撰写和答辩,论文通过后,方可获得硕士研究生学历证明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证书;第四、第五年,继续在任教学校承担教育教学任务。
2.推广阶段(2006至2009年)
2006年,教育部在其公布的工作要点中强调指出,要“扩大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的规模”,并认真总结了“硕师计划”实施两年来的经验,在试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政策,扩大了计划实施的规模,将服务范围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学校,以中学为主。同时将培养模式调整为“3+1+1”。即前三年,“硕师生” 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安排到农村学校任教;第四年,“硕师生”到承担培养任务的高校注册学籍,通过脱产的方式学习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第五年,“硕师生”返回任教学校,在工作的同时,完成研究生课程学习任务,并进行学位论文的撰写。论文通过答辩后,由培养学校授予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并为其颁发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
3.完善阶段(2010年至今)
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10年“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从2010年开始,进一步扩大“硕师计划”的招生规模,并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简称“特岗计划”)结合实施。同时,对“硕师计划”做出了如下调整。一是服务范围由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扩大到所有县镇及以下农村学校。二是培养模式由“3+1+1”五年制改为“3+1”四年制(前三年在任教学校边工作、边学习,第四年到培养学校脱产学课程,完成论文答辩)。三是“硕师计划”与“特岗计划”相结合,凡被录取为“硕师生”的学生均可同时被聘为特岗教师。四是参加推荐免试工作的高等学校和承担“硕师生”培养任务的高等学校在数量上均有所增加。
二、“硕师计划”实施的成效及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实施“硕师计划”是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吸引优秀大学本科毕业生到农村学校任教的重要途径,是教师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为此,该计划得到了各省(县)教育行政部门、各培养学校和农村任教学校的高度重视。在该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应坚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阳光推荐,公平选拔,积极接纳,合理使用”的指导思想。 实施该计划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农村贫困地区学校输送了一批本科毕业生,解决了农村教师匮乏的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学科教师紧缺的困难。二是通过政策引导,激励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拓宽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三是成功探索了一条为农村学校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的有效途径[3]。
当前的问题是许多新见解、新发明、新观点、新成果还局限在实验室里、课堂上、期刊著述中、图书馆内。广大迫切需要脱贫致富、走向市场的农民又苦于找不到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拥有现代化设备、丰富藏书的农业高校图书馆,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理应承担起开发利用农业科技文献的历史重任。本文试图从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开发利用这个角度入手,结合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所开展的这项工作进行分析研究。
1.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的独特性
云南是一个农业省,85%的人口在农村,75%的国民收入、70%的财政收入和80%的轻工业原料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农业。农业在云南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又是多民族地区,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都十分复杂。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高原独特的立体垂直气候明显,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云南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征尤为突出。由于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种植技术和养殖方法必须因地制宜。因此研究好云南,对于全国各种不同地区农业都会产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这也正是云南农业文献的独特之处。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是记录农业科技与生产实践的载体。在内容上具有地方特点的天文、水利、自然灾害、气候、土壤、物产等资料,是反映云南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价值的记载。一个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体现在其发表的文献中。地方农业是进行地方农业科研的情报保障。科研课题的实用性只能建立在充分可靠的情报基础上。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反映了云南农业科技生产的历史、现状、动态和水平,记载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留存了无数理论方法、实验数据和科学构思,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通过利用这一丰富的情报源,不但可以了解本地区农业科技发展的动态和趋势,而且有助于研究全国其它地区农业发展的普遍情况,进一步促进教学、科研和推广应用水平的提高。因此充分发挥地方农业文献的优势,有力地开发这一智力资源,对深化文献情报工作,直接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具有重大意义。
2.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书目控制的针对性
云南农业大学是一所多学科的高等农业院校,担负着为全省培养农业科技高级专门人才,开展推广农业科研、科技扶贫等重任,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情报信息。农业高校图书馆不仅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而且也是全省的农业情报中心。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云南省各地农业生产技术状况以及种植业、养殖业的研究成果、实用技术和先进经验。揭示出云南农业的地区特征与地方特色。针对我省特殊的省情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依靠我馆54万册藏书,6388种期刊,4000多份内部资料的优势,把分散在不同类型出版物中,不同藏书范围内的云南地方农业文献予以集中,加以报导。第一步就是对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进行专题书目编制工作,有针对性地全面揭示馆藏,充分反映馆藏特色,这样不仅可以弥补现有检索工具的不足,还可以提高文献的利用率与查准率,具有较强的情报检索功能。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目录的编制主要针对我校所开设的主干课和科研课题,包括粮作、经作、植保、园艺、畜牧兽医等。为了方便检索,目录的编制体例依照《中图法》农业科学分类表序列,目录后附汉语拼音为序的著者索引。著录格式完全依照国家标准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中析出文献格式著录,为建立云南农业文献专题数据库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信息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云南农大的图书情报工作也将采用微机处理系统,加大信息容量,加快传递速度,增强图书情报职能,提高服务能力,发展成以数据库为核心,以数据通迅网络为目标,兼有较强信息贮存和处理功能的信息检索咨询服务体系,目前主要是以数据库使用为核心。
3.开发期刊文献的重要性
期刊是重要的情报源,具有内容新、传递快、周期短、信息量大的特点。从已收集的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期刊论文占绝对数量,达90%。地方性农业期刊形式灵活、面广量大、综合性、时效性、地区性较强,它是本地区农业信息和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从云南农大图书馆收集的3767篇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农学、植保、园艺三部分论文分布在79种期刊中,省农科院主办的《云南农业科技》载文量最高,占30%;《云南农业大学学报》、《云南甘蔗科技》、《云南烟草》、《云南茶叶》、《云南热作》……载文量依排序递减。省内各地州发行的期刊如:《昆明科技》、《红河科技》、《曲靖科技》、以及省外期刊《西南农业学报》、《中国农业科学》《中国烟草》、《中国水稻科学》等也刊登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从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我省的烤烟、甘蔗、茶叶、水稻种植资源,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论文多,研究范围广。文献发表的数量随时间的增长而递增。由此可以看出开发利用期刊文献,引导读者利用,对深化本省农业技术改革,科技兴农都具有重要作用。
4.利用本校文献的实用性
云南农大的著者既是科技文献的创造者,又是利用者。他们所生产的文献主要特征是以提高教学质量、充实教材内容、完成科研项目为基点。所研究的课题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与指导学生课程试验、毕业实习紧密结合。本校作者著述的论文反映了我校教学、科研水平,充分开发利用之,对于促进本省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科技扶贫、科技推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本校著者所发表文献的内容上看,侧重于农作物、经济作物、果蔬花卉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发表文献最多的是水稻病害研究、蚕豆病害研究、花卉病害研究等。这和省属重点植物病理学实验室建在我校有关。近年来云南农大著者发表的《云南农业生态》、《滇型杂交水稻》、《植物病原菌》、《云南甘蔗》、《云南兰谱》等专著,以及多种自编教材都是教学、科研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了运用现代技术和科学方法开发本校教学、科研人员的论著及科研成果,云南农大图书馆正在自建《云南农业大学科技论文专著、专利、科技成果数据库》预计收录3000多条信息。我们认为要想持续性地补充数据库内容,必须有可行的地方农业文献呈缴制度作保障。 云南农大图书馆围绕学校重点学科以及对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专业,开展定题、跟踪服务,对所收集的文献进一步深加工,撰写了《略述荞麦生产的现状和开发利用》、《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优质米生产现状和开发利用概述》等三篇综述性文章。以最实用的情报形式提供给用户,均被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其中《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还被云南省农学会评为优秀论文。农大图书馆还开展了跟踪本校重点科研课题,如:滇型杂交水稻及两系利用,云南烟草品种资源的收集和综合研究,云南水稻、烟草、马铃薯病毒鉴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云南省及其英国中部土壤侵蚀率和土壤保持方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云南高原苹果园昆虫群落及害虫防治研究等专题情报服务。将所收集的农业文献以文摘或题录的形式提供给用户。此外还很注重情报服务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不断总结经验。
农大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少、边、穷地区。农村缺乏科技知识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情况,云南农大图书馆在收集地方农业文献的基础上编印了《农业科技信息》,主要报道我校、我省农业科研、教学所取得的成果和科技动态,其稿件覆盖面达60%以上。从本省实际出发,重点刊载具有云南特色的农业新技术、新方法,体现专业性、针对性以及结合农事季节的实用性的特点,到目前为止刊出60期,赠送省内外各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农村基层单位,收到了大量的反馈信息,深得基层农技人员的好评。大学生利用节假期带回家乡,青年教师下乡锻炼、扶贫带到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时效好、针对性强、信息量大、参考价值高的实用信息,为科技兴农和科技扶贫服务。由此可见图书馆能够通过对地方农业文献的深加工,缩短与读者需求的距离。
5.强化用户情报意识的必要性
父亲见峰子回来了,远远地迎了上去,说:“工作好了吧?”
峰子没吱声,把行李往父亲手上一放,回到家“咕嘟咕嘟”喝了一大杯水,然后才说:“省晚报让去做记者,没去。”
“怎么?”
“我想回村里学校教书。”
父亲颤着声问:“是不是在学校里犯了事?”
“年年都评三好生呢,怎会犯事?”峰子坐了下来。
“那怎么回这破村?”
“学校不是少了老师么。”
父亲愣了好一阵,叹了口气便去张罗着煮面条。
峰子早没了娘。他看着驼了背的父亲,心中不由惴惴地慌:父亲要是骂他一顿,或者打他一记耳光,他的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
吃过面,峰子便去村里的学校找校长。
说是学校,其实不过一层四间的茅草土坯屋,屋旁竖着一根四五米高的杉木,上头飘着一面早已发白的旗。而且长年留校工作的,也只校长一人。
峰子在学校的自留地上找到了校长,校长正戴着那副掉了一条腿的老花眼镜在地里侍弄自己种的蔬菜。
峰子轻轻地唤了一声:“校长!”
校长回过头,眼镜差点就掉到了地上。他见了峰子,脸上的笑便浮了上来,说:“峰子回来了。”
“我是来向您报到的,我也来学校教书,以后我就是您的部下了。”
“你……”校长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汪了泪,用沾了泥土的手紧紧地握住峰子的手。
校长破例炒了一盘蛋,邀峰子喝一盅。校长一边喝酒一边说:“想你考上大学那年,学校里的娃儿就加了一倍,大家都把你当榜样呢。”
峰子就想起往年的寒暑假,他一回家,总有东家西家的请他到家里吃饭教课,说是要自家的娃子学学他的样子。
可是,这一年暑假过去,也没见哪家有人来请他。和乡里乡亲的见了,还有人不相信地问:“峰子,你真回村里教书?”
峰子就爽快地回答:“是!”
到秋天开学了,报到的学生竞爆减到了往常的三分之一。校长和峰子都不明白:老师多了,学生怎么反倒少了?
于是峰子拿了一份花名册挨家挨户去问,问来问去,都回答说:“我家的娃儿不念书了,过两年让他到外面打工去。”
峰子说:“孩子还小,怎就不让念了?”
“念了书没用。”
“怎没用?念了书可以考大学啊。”
对方就不吭声了,任峰子怎么劝说也没用。等峰子一脚跨出大门,后边就传来轻轻地咕囔:“上了大学又怎啦,还不照样回家种地……”
这话刺得峰子的心一阵阵地疼。
跑了几天,来报到的孩子没见增多。倒是县教委捎了信过来,说是让峰子去领“扶贫助学志愿者”奖章,他成了县里好几万教师的榜样呢……
【选自《新浪・博客》】
机关论文
石家友
话说某单位创建“学习型机 关”,一个月内在职人员都要写一 篇论文。这可难坏了办公室的小 张。学习会上领导明确要求论文 一定要结合本职工作实际,而且 由小张负责收稿。小张到单位几 年了,干的一直是端茶倒水的活。 尽管是大学生,他写这样的论文 也很为难。
哪曾想,不到十天的工夫,他 就收到了厚厚一叠的文稿。小张 依次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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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处积极推行强师兴教工程,大胆创新教师培训模式,探索“研训一体”的培训改革,试行多元化培训管理机制。在培训模式上,采取研训结合、名师讲坛、联片送培、课题拉动、任务驱动、导师带培、异地培训等多种培训模式。在培训方法上,采取了与福州名师工作室送培下乡相结合、与市直学校支教相结合、与县学科工作室送教下乡相结合、与县教科研活动相结合、与校本研训活动相结合的方式。使教师培训实现了五个转变:从传统集中办班向联片送培下乡转变;从单纯理论讲授向提升课堂实践能力转变;从研训分离向研训一体转变;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转变;从培训者定课题向受训者选课题转变。这些方法与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受到了上级领导专家的充分肯定和基层教师的欢迎,被市教育局列为培训改革样板在全市推广。
中小幼教研处坚持以课例为载体,以专业引领,行为跟进的研训结合方式,聚焦课改实验、聚焦有效性教学、聚焦教材研究;注重对“达标课”“研究课”“示范课”和“优质课”四种课型的研究;采取教学视导与常规检查相结合,专题讲座与问题探讨相结合,送培下校与教学研究相结合,课题探究与常态教学相结合,校本教研与校际教研相结合,专题调研与“教学扶贫”相结合;推广情景示范式、专题研究式、学习反思式、临床诊断式、专业引领式、资料包式、论文交流式七种校本教研的模式;重视名师工程建设,鼓励名师“带一支队伍,抓一个项目,出一些成果”,“拓宽交流渠道,实现自我超越,打造科研特色,创造展示机会,加强辐射效应”。充分发挥教研员和“本土名师”的引领作用,有力推动了我县课程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闽侯县委、县政府、教育局领导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每年拨出100万元作为名师工程专项经费。建立了13个学科网页为一线教师提供指导,开展了教学扶贫、课堂展示和巡回讲学等形式多样的送教下乡活动。2010年选派了87位中小幼名优教师、教研员前往华东师大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挂职研修,丰富了教研员、名教师教育教学阅历,开阔教育教学视野,提升了教科研能力。同时教研员每年走出县外、省外授课,举行专题讲座以及教材培训等达30多场次。
近3年来,学校参与国家级、省级、市级12项课题研究,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了40多篇论文,其中《农村学校“研训一体”有效性的研究》课题中期总结《闽侯县“研训一体”培训改革的实践与思考》文章获2010年度全国教育改革论文一等奖。已结题的国家重点课题《初中英语课堂优化与课程标准实施》研究成果得到国家外语教学研究中心张志源主任和省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学校被授予华东师范大学“研训一体化专题研究基地”、福建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基地”。此外,近年还荣获全国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组织管理先进单位、福建省干训工作先进集体、福州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等奖项。
艾米是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1984级的毕业生,去年,她因为创办了发展实验室并开展了一系列借此扶助贫弱的活动,而与许多国家元首、大企业家一起荣登《时代》杂志2010年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名单。
艾米的父亲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艾米小的时候,父亲曾经在印度任教一年,艾米也因此住在当时极为贫困的印度。极端的贫困给了她想要帮助别人、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因而在麻省理工学院本科毕业后,艾米首先去博茨瓦纳从事了4年的志愿者,随后才返回母校攻读机械系硕士。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改变穷人生活的冲动,让艾米几经周折后创办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实验室,该实验室挂靠机械系,但学校中各个院系都会投入与穷人相关的科研和技术力量来支持这里的工作。
在发展实验室,最常见的两类工作就是利用简单的机械技术来为贫困社区提供各种类型的动力,以及用简单的设备和方法进行公共卫生方面的监测与检测。就前者而言,用的最多的方法是改造自行车,于是人可以踩踏自行车脚蹬子来发电、磨磨、抽水,也可以把改造过的自行车设施与简要的风力设备相联系,实现简单的风能利用。他们的重点是找到当地可以就地取材的东西,而自行车在发展中国家的用途非常广泛,正好适合改造。
除了带领麻省理工学院全校的学生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开展技术扶贫工作,发展实验室还开设了如何将技术应用于发展,以及现代技术与发展如何交融等方面的11门课程。
贫困作为一项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缓解贫困以至消灭贫困是我们始终关注的话题。我国政府一直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使农村基本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生产力得到发展。大包大揽的扶贫方式一直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要方式,但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式扶贫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开发效率和可持续性值得我们思考。
一、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困境
1、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相对贫困凸显
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差距的新阶段。首先是国家地域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远远大于东部,但经济发展和脱贫速度都滞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农村的连片困难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地区,也是扶贫开发最难实施的地区。其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与农民收入低增长、城镇繁华与农村发展缓慢、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收入较低并存的现象比较突出。
2、重物质发展、轻人文发展
目前的扶贫开发工作主要围绕如何增加贫困地区农民经济收入的目标来展开,帮助农民修路、通水通电,搞特色种植养殖,搞结对帮扶等。这一系列的扶贫开发工作的确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农民的文化水平、道德水平、技能水平依然落后,不能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3、扶贫开发项目缺乏针对性
我国的扶贫开发规划由上级部门制定,下级部门贯彻执行,国家从1998年开始实施村村通工程,各地方的扶贫开发工作大同小异,缺乏重点和针对性。地方在落实扶贫开发政策时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制定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科学合理的扶贫开发规划,往往造成扶贫资源的浪费。
4、农民参与扶贫的主动性不强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造成了一部分农民思想僵化、存在惰性心理。这种惰性心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扶贫开发项目不能给自己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二是对自身的权利和能力缺乏正确认识,不认为自己可以创造价值,一味只想依靠政府给予的帮助。
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开发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经济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贫困和贫富差距过大都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贫困问题,我国本身扶贫工作量大,依据国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发展,我国的贫困标准也在调整,贫困标准提高的同时又会新增不少贫困对象,而且近年来返贫压力也在逐渐加大。
其次是丰富农村扶贫开发模式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重物质轻思想,绝大多数贫困对象通过政府的帮扶,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政府一旦停止帮扶就恢复原样,对政府产生依赖心理,未能彻底脱贫。单靠政府进行扶贫开发显得势单力薄,国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尤其是社会服务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的加入将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最后是注入专业的工作方法和人才队伍的需要。为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国家成立了各级扶贫开发部门,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执行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基层的社会服务人员有限且不具备专业素质,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社会工作培训,从事着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这些都预示着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
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开发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我国扶贫开发的思想也有很多契合之处,都是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决定了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性。早期的社会工作是在慈善救济活动中表现出萌芽形式,并随着救助活动的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最终发展成为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成为一个职业、一项专业、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助人理念是“助人自助”,帮助贫困人口从物质和精神上全面脱贫,重新建立自身的社会支持系统,恢复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的能力,重新回归和适应社会。
第二,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具有很大优势。社会工作者不仅重视助人自助的理念,在实际工作中还可运用专业的技术和手段。首先,“优势视角理论”、“增权理论”和“参与式理论”等为社会工作应用于扶贫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其次,运用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社区工作的某些原则与技巧,可以深入理解贫困者的困境,正确评估他们的需求,侧重培育、动员和增强贫困者的自助能力,协助他们走出困境,增强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最后,社会工作者对案情的总结、定期回访等过程都极大的提高和巩固了工作的成效。
第三,《社工规划》提出,要通过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到2015年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通过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或新建等方式培育发展200个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站,到2020年基本实现每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一家社会工作服务站,带动培养5万名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依托国家对农村社会工作的支持,社会工作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介入将打破固有的扶贫开发理念、打破原有的扶贫开发模式,为农村扶贫开发注入一股新鲜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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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眉华,文军.社会工作事务手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98-130.
[3] 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研究方法[M].第四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154-161.
二、研究方向及主要贡献
一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主要出版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本)、《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0年第二版)及《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这三本书都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进行了探讨,各有特色和侧重点。专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的专著,多次重印,在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1年4月29日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的“被引次数最多的图书”显示,1996年出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被引1251次,在经济学类排在较前面。CSSCI评析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五年内在经济学领域被引100次以上的著作”中排名第9,五年内被引246次。在我国2000—2004年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96种图书中,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排在第19位。
二是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去解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注重中国现实问题的剖析,关注国计民生。近年来以寻找一个好制度为主线,以现实问题为题材,先后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等发表了近百篇理论随笔,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并于2010年出版了《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随笔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本随笔集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搜狐读书、凤凰网读书、当当网读书、中国文化传媒网等多家网站转载或连载。
三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并探讨一些转型中的中国现实问题。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这也是作为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吸引人的地方所在。经过筛选和修改,汇集成了这本《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次选择了36篇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即制度理论、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与中国模式及中国经济问题。此前还出版了《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和《有利于穷人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三、主要成就及获奖情况
高等农林院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
江西作为地处我国中部传统的农业大省,是我国主要农产品生产区,主要农作物产量均位于全国前列,是建国以来全国两个从未间断向国家贡献粮食的省份之一。江西省土地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311万人,其中乡村人口2711万人,其百分之九十的国土面积是农村,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总体上客观评价,江西的农业比重偏大,2007年农业占三产比重为1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江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7124元,是2000年的2.4倍。目前江西农业与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三农”矛盾相对突出,城乡统筹难度大,农业和农村经济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也是薄弱环节,建设新农村面临着诸多困境,建设任务艰巨和繁重。
大学走出“象牙塔”,强化其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性潮流。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大学具有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和农民的主体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会的参与作用;既需要有强大的财力支撑,也需要有先进的科技支撑、优质的人才支撑。高等院校校特别是高等农林院校则以其特殊的功能和地位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其经济功能、育人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为江西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2江西高等农林院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现状
江西目前主要的高等农林院校有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原赣州林校)
和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近两年,江西高等农林院校立足江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各院校
通讯作者:陈飞平(1979—),男,江西农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新农村规划建设研究。
都积极投身到江西新农村建设中,为“三农”问题的进一步解决贡献各自的力量。
江西农业大学根据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中的主体作用,加强源头科技创新和实用技术创新,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供有效的科技服务。在新农村建设中深入基层,面向农民和农业生产第一线,解决现代农业发展中最紧迫的科技问题。
近两年,江西农业大学共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100多项,科研经费1.1亿元,其中,国家级项目104项。学校积极面向江西经济建,狠抓项目不动摇,不断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二年累计创社会经济效益近50亿元,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江西农业大学开展一系列的送科技下乡、科技扶贫活动,主动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2006年在星子县蓼花镇胜利村积极开展包村扶贫工作,指导村民种植了70亩南方早熟梨,建立了广播站、党员活动室、群众阅览室,并在当地小学筹建了机房。学校教师多次到村检查扶贫项目的执行情况,巩固完善已经实施的扶贫项目,科技培训农户8场,共350人多人次,走访贫困家庭12户,提高了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快了村民的脱贫步伐。2007年,江西农业大学投入资金40万元,派出专家30余人次到柘塘村开展扶贫工作。工作重点已由当初的“学校校舍建设、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科技救灾与灾后恢复、支教与帮扶”转为现在的“饮水工程建设、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公路硬化工程建设、山洪灾害防护工程建设”。
2008年,江西农业大学开展了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相关研究工作,学校主持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域范围和功能区划研究”在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10个招标课题中中标,目前该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成果;还积极开展了雪后救灾工作,参加编制了《江西省科技救灾恢复生产实用技术手册》,并派出专家、技术人员近100人次奔赴江西受灾严重地区指导减灾和灾后重建。另外,土地资源管理及园林绿化等学科科研人员在全省30余个县(市)实施了县、市级小城镇规划,促进了江西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此外,江西农业大学注重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把学生社会实践列入“立足三个实践,实现三个结合,培养服务‘三农’为主的创业人才”办学特色的重要内容,每年都开展主题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教育活动,在寒暑假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来,学校先后共有30余万人次参与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农科院校学生专业优势,切实为服务“三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每年根据当前农业现状,开展各类农业(农学、园艺、农业机械等)培训,为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做好知识、技能和人才的培训工作。每年培训人数如下:
年份
培训人数
2007
86
2008
106
2009
当前,对生态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的书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搜索,检索当前相关的学术论文。截至2012年10月,发现在期刊数据库中,以“生态移民”为关键词输入题名共有440篇相关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文章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又以这145篇论文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生态移民理论问题、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及社会文化问题三个方面。初步来看,理论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基本原则等问题;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扶贫、经济补偿、后续发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问题;社会文化类问题主要包括社会整合、融合问题,思想文化变迁等问题。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法,笔者对145篇论文进行了初步统计,来具体分析当前的研究内容。在统计过程中,由于部分论文与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做删除处理。通过表1,可以发现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与社会文化问题的论文数量较多,两者之和超过95%。其中,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当前来说是最多的。从研究论文的总体数量上来看也有一个趋势走向,在1993-2002这十年间,相关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从2004年以后,相关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可以说生态移民问题研究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就生态移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就建立事先评估机制及生态效益长远评价体系必要性等方面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的关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论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主要集中于定义、分类、必要性等问题研究。但对生态移民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上述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生态移民的定义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定义说法存在很大差异。1.关注经济利益层面: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是指由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1]2.关注政府行政层面:刘学敏认为,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3.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包智明认为,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3]4.关注的多目标性:方兵和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同时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是多目标移民。[4]的确,当前对生态移民的定义从不同的关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读,但是,笔者认为就生态移民所应该关注的对象与性质来看,生态移民是“生态”+“移民”概念的结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的变化或影响,其应具有的性质是生态性质的,移民应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移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其定义也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为起点,作为生态移民的主要内容构成。在此,笔者同意包智明给出的定义,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活动。
(二)生态移民的分类生态移民的分类方法很多,有关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迁徙的规模、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等多种类型。1.从生态移民的迁徙原因来看:①生态环境破坏型,即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崩溃,人类在其中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时间内生态环境也难以恢复,人类需要从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中迁徙出来。②生态环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与破坏,生态环境在逐渐地退化或难以正常维持下去,需要通过迁徙当地的人口来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能够逐渐好转。2.从生态移民的方式来看:①自发性的生态移民,指人类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短时间内的崩溃,难以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生存的需求,自发地从生态环境恶化区域迁徙出来,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下来。②政府主导型,指生态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与措施,进行有规划、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出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等。当前,生态移民还是主要以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移民为主,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生态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促进当地生态移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类问题也不断增加。3.从自愿的程度来看:①自愿性生态移民,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具有自愿选择的权利,能够自己决定迁徙或者不迁徙,一般来说,自愿性的生态移民主要还是在一些环境恶化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对象的保护的条件下进行。②非自愿性生态移民,出于保护特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或生态功能区,在政府行政权力等条件的要求下,区域内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迁徙出去,移民往往没有自己是否迁徙的决定权,需要遵从相关的规范要求从该区域内迁徙出去。4.从生态移民后的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角度来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与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够完全融合进去,不存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障碍。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短距离的生态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等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体中。②文化适应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与原先的存在差异但不排斥,生态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内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来予以调整,最后能够较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态移民作为一个外来的迁入者,往往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差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对立,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损失与代价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几种分类以外,有的学者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把生态移民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3]有的根据迁移距离,分为就地迁移(或近距离迁移)与异地迁移(或远距离迁移)。[5]关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类型。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自身研究的关注角度来对生态移民进行分类,才能够建立一个分析的基础与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研究框架与结构,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态移民的必要性1.从扶贫与后续经济发展角度。生态移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贫困,并在后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人们在继续生存问题上遇到了危机,扶贫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几倍地投人也难以实现稳定脱贫。要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的状况,较好的办法只有通过生态移民,把贫困人口从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转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环境中真正实现安居乐业,以及快速地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能够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能够在短期内脱贫致富。也有从后期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态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帮助生态环境的恢复或保护,能够在当地形成较好的旅游观光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从生态移民本身来说,迁入到资源条件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结合相应的政策条件,可以帮助生态移民从事相应的农业、畜牧业等其他后续产业,克服经济上的障碍,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2.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主张生态移民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避免生态环境遭到人类进一步的破坏,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与完整性。卿向阳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7]闫喜凤指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移民能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区的森林资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大的生态空间。[8]生态移民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正是从这个基本的要求出发,通过移民的方式来保护生态与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是以生态环境作为中心,从生态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可以看作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上文的扶贫与经济发展的角度。3.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生态移民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也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地发展,以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朱儒顺,史俊宏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类能够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对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思路:选择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区域为移民点,移民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论”,走开发型生态移民道路,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牧民转移,鼓励企业参与牧民转移,设立生态环境税和生态移民转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过考察宁夏生态移民,指出宁夏生态移民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了农民致富的空间,恢复和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民族团结。但依然需要完善宁夏移民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训、把产业开发作为宁夏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无疑成为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10]
三、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
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贫、反贫困,移民的补偿标准,移民后的产业发展问题,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前三个问题。
(一)扶贫、反贫困问题当前,对于生态移民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主要的论述集中于生态移民的扶贫效果上,有的生态移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迁徙之后却没有改善自身的贫困状况甚至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田朝晖等在论述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时,指出生态移民与反贫困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从制度设计上说,生态移民向来被视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它可以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所以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贫困。三江源生态移民在迁移前尚且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获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们在迁移之后,连通过放牧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过增加相应的生态移民救助机制来帮助移民克服贫困问题。[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贵州的生态移民之后,指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既是推动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脆弱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总结过去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实施150万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区位重要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当然,对于扶贫与反贫困问题,仍然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资金还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力度。西部地区的国债资金数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全面实施的移民搬迁。需要不断争取多渠道来筹措资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扶贫开发的整体合力。[13]但不容否认,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条件下的居民摆脱了贫困,在国家与政府相关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关注,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移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移民克服各种困难,逐渐消除移民的贫困问题。
(二)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对于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补偿资金的数量不足,补偿的标准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移民实际享受到的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当前我国很多的生态补偿与扶贫项目结合在一起,对补偿资金数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这可以与上文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对于资金不足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态移民的生存区域发生变化,对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难以满足其迁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当前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确定的随意性较大。李媛媛在考察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不考虑移出地区和移入地区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相关的“移民补助金”标准缺乏依据。对于这种关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稳得住”的问题,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较大,不乏领导的拍脑门决定,致使生态移民行政补偿标准不足以弥补牧民的损失,能致富成为一句空话。[14]再次,当前很多生态移民所能享受的补偿并不到位。相关的经济补偿的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健全,生态移民不了解相关的补偿政策文件,对补偿数额也一无所知。同时,移民补偿资金在下拨过程中经常被层层截留,相关利益部门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自身利益,导致生态移民补偿资金难以全部到达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补偿金准确、及时到位,促进补偿金信息及时公开是当务之急。
(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如马玉成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实施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安置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后续产业的空间和条件差;牧民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习惯,限制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条件,限制了舍饲——半舍饲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区肉牛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养殖户融资、贷款困难;环保意识淡,饲养环境差;产业链不健全,屠宰加工环节薄弱;农户饲养水平低,养殖效益不高。[16]赵宗利等对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分析当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安置区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安置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化进程缓慢,移民就地转产乏力;教育滞后,商品经济意识淡薄,移民劳动力就地、异地转移狭窄;草原生态,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移民产业拓展。[17]张丽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迁入地的选择缺乏系统、缜密的实证研究,导致新的生态破坏;移民资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对牧民生产方式转变后的适应性学习培训滞后。[18]但是,总的来说,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1.产业发展应适合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2.产业的推广应做好前期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3.产业发展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与保障机制;4.产业发展应具有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5.产业发展需要与移民的民族、经济、文化等特点相符。
四、社会文化问题
生态移民迁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并没能很快地放弃传统生存模式和观念而融入新的环境中。因而,容易成为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社会群体。当前,生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三个。
(一)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适应问题张娟对三江源地区的藏族的生态移民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三江源地区的高寒、高山草场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从事单一的,以游牧为主导的草原畜牧业经济,广袤的草原是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环境。而搬迁后,牧民离开了草原,放弃了游牧,进入了城镇,实现了定居,并探索性的进行创业、立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相应的生产技术,生态移民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环境,需要再社会化。[19]包智明、孟琳琳对内蒙古正蓝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态移民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之后,牧民从天然的放牧方式转换到了以奶牛的圈养方式,开始进行人工喂养。这种生产方式对奶牛的饲养技术要求比较高,对毫无经验的牧民来说,开始存在很多的不适应性。[20]生态移民过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移民所依赖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迁入农耕区之后就难以从事种植业,缺乏耕地种植的技术,难以确保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样,从农耕区迁徙到草原地区的居民,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掌握游牧的谋生方式。所以,对于生态移民尤其是跨区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对相应的居民进行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教育,能够确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产技术,以便能够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特定群体关于衣、食、住、行等的综合性反映。扎陵湖乡生态移民一年四季在黄河源头的草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虽然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种种“想法”和“猜测”,但对城镇定居生活却没有“实质性兴趣”。例如,搬迁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毡房帐篷,行有牦牛、马,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家庭畜牧业经济而实现自给自足。搬迁后,他们变卖了牲畜,失去了畜牧业经济的载体,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从市场的交换中满足。调查中,牧民R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敢吃肉,肉贵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钱,要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花啊。”由自给自足变为市场交换,牧民稳定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数。生活习惯和方式的差异成为影响牧民适应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过田晓娟对同心县生态移民的生活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移民在生活支出、饮食结构、衣着消费、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几个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之后,相应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很好地适应移民区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需要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规划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允许一些不愿意和不适合搬迁的人留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22]所以说,对于生活方式的适应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生态移民在进行迁移之后,在短时间内往往会存在着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有的移民可以适应相应的环境,但有的可能还难以适应下去,给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极大地影响。遇到此类情况,需要利用相应的政策机制与条件,来帮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环境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可以分为思想观念上变化与文化变迁等问题来予以分别论述。生态移民过程首先是一个思想观念变迁的过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观念由于地域环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环境之下会存在着不适应的状况。张娟在调查中发现,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移民适应性也有着很强烈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富观念影响移民资本积累,牧民以牛羊数量为财富的标志,并不像农耕民族一样有银行存款,缺乏资本积累意识;二是从业就业观念存在偏见。调查中许多牧民认为像清洁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会服务性工作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不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直接负面影响是:使移民后续生产发展缺乏资金支撑,后续转产就业的选择渠道变窄,这种状况影响着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19]而文化变迁则是一个更复杂、更长久的过程。目前,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中道德和价值观的变迁基本上显现不出来。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直接面对着具有现代文化意义的城镇文化,一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固守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与迁入地的道德价值观之间难免发生碰撞、摩擦、冲突,如果对其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出现道德失范、价值失缺的形象,进而影响一方的社会稳定和发展。[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