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英文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美国文化英文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美国是个由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加上本土印第安人建设并发展起来的新国家，没有长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又没有所谓单一的民族传统，但是具有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当中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经济强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的经济实力又使它具有相当巨大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因此，形成了美国文化与欧洲其他国家发展所不同的特点，有着自己特有的美国式文化体系。美国文化具有多种特征，包括幽默性、包容性、实用性、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这些特征可以从火热的美国动画电影中窥见～斑。美国动画电影是世界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但是又非常独特的组成部分，正越来越强地影响着全球文化的发展。研究美国文化特性有利于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文化建设。

一、美国文化的包容性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包容性、多元化、开放性。从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来的大批移民，带着各自梦想来到美国这个梦幻般的国度，他们把本土的传统思想。宗教习俗、习惯等文化带到美国，成为美国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文化在美国这里都能够找到影子，正是因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融合各国的文化，从而创造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新文化”。

同时美国文化随着时展，其文化的包容性不断地被显示出来。一方面美国具有比较开明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能够包容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习俗。如在影视娱乐业方面，美国动画电影已垄断了世界动画影视业的大半天下，他们的题材来自世界各国。如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是来自埃及文化，《小美人鱼》取材于丹麦童话，《花木兰》《功夫熊猫》取材于中国等。这些影片无不大获成功。究其原因，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这些国家以及文化内涵的处理上。美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以《功夫熊猫》为例，影片中处处展现着中国元素，“中国乐曲”“中国功夫”“国宝熊猫”，中国特色的食物如饺子、包子、馒头和阿宝家传的“秘制汤面”等无一不体现着华夏风味，能将中国元素及中国文化这样潜移默化地具体地应用于影片中，把这样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武术直观、幽默地展示给世界，捷足先登，做到了中国的艺术家们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这种包容、开放的精神实在是令人佩服。但另一面又显现出美国文化的侵略性的一面，美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进行“美国化”，贴上美国的标签之后，再重新推广到世界各地，并为其刨造出巨额利润。不过，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中国电影文化业的现状，过于狭窄，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创造力、想象力，在本质上缺乏对本国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从迪斯尼拍摄《花木兰》到派拉蒙拍摄《功夫熊猫》，10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只是“愤怒”地抵制，捶胸顿足，我们更期待中国电影艺术的崛起。

二、美国文化的幽默性

幽默、自由特色是美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这是由美国人的活泼、天真、好动、非权威化的性格所决定的。比如动画片《猫和老鼠》就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美国文化的幽默感。在人们心目中过街喊打的老鼠，是一个恶心反胃的动物，在影片中却几乎成为人们同情怜悯的对象，没有一点令人讨厌的感觉，只有无尽的幽默。影片中可爱的小老鼠在老猫的残暴下游刃有余地被变成各种形状；Jerry把T0m提着脚摔来摔去的场景描写；Tom把Jerry舞台的一块锯掉，掉到底下的竟然是周围的舞台时等，深深被这种美国式的夸张幽默所折服；美国式的幽默在《汽车总动员》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Guido和Luigi在赛道上仅仅用一瞬间就帮马奎恩换好了四个轮胎，让先前还嘲笑他们的小鸡团队的人吃惊地把自己的挡泥板都掉下来了。该片在细节方面有很多幽默性的表现，非常独到，耐人寻味。

除了动画电影，美国广告设计的幽默也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天性乐观，这种性格自然从各种设计上表现出来，成为他们设计的一个特征。美国人常常说：如果都可以达到功能目的，为什么要那么严肃?这种民族心态，是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国动画电影则相对严肃的多，无论早期《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还是后来的《宝莲灯》，无不体现强烈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处处透着中国文化的严肃感，说教色彩太浓，可看性不强，很少有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最终人们脑海里记住的也只有原来的神话及故事，而非各种鲜活的人物形象。而美国动画电影中的猫和老鼠、史努比及《小鸡快跑》中的小鸡等等众多的幽默形象，经久不衰地赢得了世界各国观众，受到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喜爱，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并成为美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创造动画史上少有的奇迹。

三、美国文化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一词最早是从希腊文可而来的，含有行动的意思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深受欧洲大陆文化影响，黑格尔、笛卡儿等思想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深刻影响，实用主义存美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它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作为民族精神，在第一时期主要体现为敢于冒险和开拓，重行动、重实效。第二时期主要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第三时期主要体现为对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寻求妥协协调及解决、法，实用主义在美国仍然存在并发展。今天，在美国人眼里仍然是有用就是真理，成功豪虻是真理实用主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动，它造就了美气质，时影响了整个世界。

此他们的动画业也反映了本民族的这一性格特点：只要能多赚钱，无论何种题材的动画片他们都做一各种动画角色的颠覆他们部勇于尝试并乐在其中。而中国人则讲究责任和良心，此不会随意篡改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食粮?所以中围传统动画片总也不能跳开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保守思想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闰动画人不可能去颠覆神圣的原著中的角色和题材。而美国则不然，如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物的服装造型儿乎包揽了各个朝代的特点．色彩样式典雅和绚丽，但依照故事发生的区域背景和人文色彩来分析．角色的服饰没汁缺乏我国吴越文化的鲜明特色，片中渚多角色设计缺乏原刨性，止观众感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角色不是中阚的，而是美国人在好莱坞和迪斯尼里炮制出来的、他们脑袋里的形象。从文化的角度看．作品显得有些粗糙、肤浅，用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影视观来诠释东方传统爱情故事，除“莫名其妙地娱乐”外别无其他，但这正是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体现，讲求效益，注重实用一美国实用主义的另一表现就是文化的产业化．文化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富于活力的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兴盛的背后，是美国动画产业的生机勃勃．

典型特征是从文化产品到文化产业的市场营销．将文化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票房收入以及主题商品：玩具、音乐唱片、主题乐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链。如沃尔特·迪斯尼在一群志道合伙伴的参与下，成立了一家专业的动画制作公司，从“创意内容”出发，逐步扩大到“产业基地”．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方式，大批量地制作动画片并把它们销往世界各地；时．又为米老鼠、唐老鸭等卡通形象中清了专利．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特许经营开发。到一g2o世纪4f1年代后期．迪斯尼公司又与丹麦的艾蒙公司合作．于1948年9出版了《米老鼠》杂志，后又建立迪斯尼乐同等，从纯粹的文化产品到利润惊人的文化产业，实现了美国入的实用主义的梦想、而我国的动画人由于受中围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停留在对动画艺术用情专一的阶段。对动画事业片面的执著追求．不利于在新世纪建立文化的中国、文化产业的中国和文化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产业的目标．这值得我们从业人员反思。

四、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

在美国动画轻松愉快的内容背后都隐藏着美国民族的英雄主义及个人主义，并且在他们看来，这种英雄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的英雄，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英雄，他担负着保卫全人类拯救全人类的思想观念。这与美国今日在全球所自封的“国际警察”形象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个人主义思想并非是今天的新面孔，它最早萌芽于l4世纪意大利文化复兴运动．后来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论证与传播，在美国结出果实。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个人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美国在思想上继承了欧洲移民带来的思想，特别是希腊的重商主义文化及希腊的政治管理体制．希腊当时建立的文明对美国社会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产生有着较早的历史背景．并付诸于实践且在实践中完善与发展。美国人早期的移民其团体是由私人或公司组织临时凑合而成．这里没有血缘纽带．也没有政府干预．除了上帝“天国”的抽象观念和到新边疆发财外，没有共同别的理想毋庸置疑，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英雄，为了集体利益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对于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来i兑是不可言喻的。于是出现了崇尚个人主义现场，同时也衍生出了个人英雄主义。《花木兰》就是一典型角色，在片中中国“花木兰”的忠孝理念被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完美表演彻底替代。在全球循环放映，不仅为人家赚到了3亿美元，而且让“个人英雄主义”流行全球、渐成时尚。再如动画片《汽车总动员》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即每个人要表现自己且尽自己所能展现自己另外，《沙漠骑兵》等也是迪斯尼奉献的典型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大片，其中不难发现美国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观。

五、结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虽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并且随着时展美国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研究美国文化特性对于我国建没与繁荣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性。比尔·盖茨有句名言：“在凶特网时代，准买下了文化，准就控制了时代。”诸如“花木兰”式的中国传奇故事被跨国公司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也是美国文化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改造其他文化、蚕食其他文化、主导世界文化，并据为己有、创造巨额利润的过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美国式电影文化的发展已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的道路：我们期待贴有中国标签的中国文化早日走下文化圣坛，走入民众日常生活、走向世界每个角落。

[参考文献]

[1]李怀亮，刘悦笛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OO5．

篇（2）

灾难电影《2012》主要讲述2012全球毁灭即将来临时，世界人民展开的求生历程。导演罗兰?艾默里奇花费了2亿多美元来完成电影的拍摄，影片讲述了杰克森带着孩子们去度假，但他们却猛然发现曾经的美好自然景象都在逐渐消失，并且成了禁区。他们还在这里认识了查理，查理告诉他们人类即将面临灭亡，他还说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在秘密制造飞船，而杰克森则认为查理是一个疯子，对他所说的内容都不在意。但在某一天，查理口中的灾难真的发生了，让人惊恐的火山、地震瞬间就把人类的家园变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几乎在全球的范围内上演各种灾难，于是杰克森带领一家开始了逃生的旅程。全球性的灾难愈演愈烈，杰克森不知道该往哪里逃生，在慌忙中他想起了查理曾经跟他说过的方舟和地图，于是他们一家就决定去寻找方舟所在地。在寻找的过程中，杰克森一家也经历了生死的抉择，但他们齐心协力终于克服了种种磨难来到了方舟所在地。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制作的方舟数量无法装载下众多的人群，在此时人类就陷入了去与留的考验中。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来自全球国家的人们都认为，所有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力，并拥有平等的生存机会，影片在最后部分也描述到人们已经登上了方舟，并躲避了这个毁灭性的灾难，并且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二、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

在美国的价值观念中把个人主义作为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美国人民主要奉行的价值观，我们可以通过对美国个人主义的探析来进一步剖析美国人的具体行为表现，这就说明我们只有首先对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进行一定的了解，才能充分理解影片中的人物行为，并进一步掌握影片中的主题内涵。其中个人自由是个人主义价值的中心思想，并调动人们的日常行为，在电影《2012》中的人物行为表现都集中印证了这一思想观点，他们会把这一思想价值观表现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等方面中。

在电影《2012》的开头部分，影片人物弗兰克在与理查德的对话中就体现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弗兰克严厉说明如果理查德下次还要带人去他的工作处，就应该首先经由他的许可，从这一点中就可以体现出，个人主义十分注重对个人生活的尊重态度。弗兰克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见谁，而并不是通过别人的安排和强加的意志来决定他应该见谁。与此同时，在影片中的另一处也体现了个人主体的价值观，莱恩博士想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虽然没有人要求她一定要完成，但是她仍然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来决定自己的事情，这其实就充分体现出个人自由的观念，也是个体对这一价值理念的保护。另外，在影片中当保罗把地震后将会发生三次震波的消息告诉了弗兰克后，他就立刻决定要让所有人都马上撤离这里，并在十分紧急的时刻保罗决定把自己留下来，这个决定也是出于他个人的意志，他认为他有权力来决定自己的生死，虽然没有人要求他，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价值观在生命的关键时刻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就在这样一个生死时刻，马丁斯没有把沙拉的手松开，个人主义在这个时刻也得到鲜明的体现，尽管马丁斯知道如果把手放开能得到氧气并保存生命，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样做，即使沙拉反复地强调要马丁斯放开手，但她也清楚地知道马丁斯有自己决定的权力，所以她还是尊重了他的个人意志，因为他们受到了美国价值观的深远影响，个人自由的观念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行为表现，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丁斯宁愿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也不愿意在最为关键的时刻松开自己的手这一行为。影片中出现的这些人物的行为表现都鲜明地表现出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他们的个人自由观念也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同时他们也不会随意干涉别人的生活和决策权，更多的是他们都一直秉着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来展开生活和工作。

三、美国英雄主义价值观

英雄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环境表现出内心中的恐慌，也是自身对于危机的一种感知，因此，人们在潜意识中期望能出现英雄来拯救他们。在美国的传统文化中，英雄主义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于人生幸福和自由生活的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也是一种自我价值观的展现。在电影《2012》中的最后部分中，杰克森不顾自己的生死，义无反顾地潜入到深水中去找寻阻挡舱门关闭的物体，这里，当杰克森已经决定要潜入水中的时候就已经不再关心自己的生死了，更多的是在他身上担负的责任意识，所以从他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到他的英雄主义的理想价值。最为可喜的是杰克森最终寻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并顺利解决好了飞船的问题，人类也获得生存的机遇，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杰克森完成了英雄主义的人物刻画。影片中还特别注意细节的刻画，当杰克森准备潜入水中的时候，影片还把他的儿子也设置到这一拯救人类的行动中，这一举措也似乎在表明美国英雄主义观念将会在下一代的美国人身上得到继续发扬。美国人心中认定的英雄形象是需要个人不断努力而取得人们认可的凡人，并表达出一种客观、积极进取的精神目标，在传统文化的观念中，英雄本身就具有多面性的人物形象，而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体则是专门为幸福和自由而奋力拼搏的人物形象，其中也囊括了对人类、整个社会的反思。

在影片的另一处中，人们可能会对播音员查理有深刻的印象，他没有出众的外貌，而是看上去很邋遢，穿着也很奇怪，影片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就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但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他身上充分展现出无畏无惧的英雄主义价值观，他可以说是另类的英雄形象，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民，查理是第一个预知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人，所以他把这个消息多次地告诉过杰克森，但却遭到杰克森的否定。当发生了灾难的时候，杰克森努力劝说查理逃走，但他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他独自一人背着电台设备登上了山冈，并利用最后一分钟来完成电台直播，就在翻滚的石头要把他埋藏的时候，他奋力大喊“是查理第一个告诉你们的”，直至这里，查理的英雄形象得到了完整的蜕变。

四、美国基督教文化

篇（3）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美国文化政策；电影市场

一、美国文化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基调

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衰退，1970～1990年间，七大工业国的制造业利润急剧下滑，一些重要指标也表明经济进入了严重衰退期，而这些国家的商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投资从传统工业转向服务业，最典型的是以美国的信息与通讯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表现出极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为了推进其文化产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积极地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哲学导入其政治与外交策略中。①

 

新自由主义倡导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和贸易流通，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美国国内对包含电影业在内的文化产业采取与钢铁、汽车等其他产业几乎相同的管理办法，认为文化产业并不具有特殊地位，也不需要特别的规制和保护。这同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位居全球霸主地位，并已经走过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阶段有关。②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市场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由此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基本信条，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极力推行自由主义，通过利用强大的国家实力和话语权，迫使其他国家对文化市场采取自由开放政策，以支撑好莱坞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美国政府及好莱坞坚决反对在国际贸易中他国通过贸易壁垒、政府补贴、配额制等形式对国外电影业进行限制。

 

进入21世纪，美国加强了其在全球文化市场自由化双边及区域贸易谈判中的主体角色和作用，与多国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FTAs），这些国家包括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澳大利亚、以色列、新加坡、韩国等。FTAs的目的是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公平竞争，协约国政府必须制定公平的、非歧视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实现产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同时美国政府在协议中强调劳工标准和政策环境等内容，提高了协定伙伴国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从而变相提高了美国厂商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研究表明，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其本国电影的投入产出及市场份额明显减少。③

 

二、电影自由贸易与市场管制的博弈

因中国尚未启动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一直以来美国电影开辟中国市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签署的双边协议。依据协议，入世后第一年，允许外商在华设立合资录像公司，但外资持股份需在49%以下，三年后允许外资占股份50%以上的公司从事电影院的建设和经营，中国每年以分账形式进口外国电影20部，三年后，进口电影配额增加至50部。

 

因不同于其他一般普通商品，电影是极为特殊的媒介和文化产品，依附在其上的意识形态宣传属性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中国不像美国已度过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阶段，可凭借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拥有的“不分地区的权力”在全球范围力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中国一直支持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高举的“文化例外”旗帜，对电影产业实施保护措施，如限制外资电影院线的建设，限制进口影片配额，规定国产电影的放映时间，给予国外电影较低的分账比例等。如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规定：每年20部分账影片中，必须保证6部非美国影片，美国影片不能超过14部；2010年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影院年放映国产电影时间不低于年放映时间总和的三分之二；规定中影独家拥有进口影片的权利，且此权利“是国家赋予的、体现国家利益的，不会有松动的余地”，因此，中影可以通过决定进口片的档期，来避开或影响一部国产电影的票房。2010年1月22日，2D版《阿凡达》在内地全面下线，而原定2D版下线日期为2月11日，虽然全国800块屏幕会继续播放3D和IMAX版，但在大多数影院都被下线，因为这些影院将假日档期留给了国产片《孔子》。

 

基于上述保护性措施，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的获利并未达到先前的预期，而中美双方针对电影贸易的争端也一直未曾停歇。2007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与美国电影协会等机构就中国限制美国电影和音像娱乐产品的市场准入以及只允许国企引进外国影片并垄断下游院线放映等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指责中国违背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等相关协定的条款。自此中美双方开始了长达4年的电影贸易争端，虽然中方援引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20条（A）款所规定的“保护公共道德”之特殊原因进行上诉，但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中方并未能提供事实证明中国的相关措施与保护公共道德有关，因此驳回了中方的上诉，并于2010年通过裁定报告，呼吁中国遵守入世协定及WTO的相关规则，对美国的指控内容做出调整。④

 

2012年2月，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消息称，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就原本每年引进20部电影分账大片的基础上增加14部IMAX和3D电影，票房分账也会从原来的13%提高到15%。除了发行放映，双方在制片上也有更紧密的合作，会有更多合资公司成立。虽然中国官方和民间对此协议有各种不同态度，但美国电影界却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中国对指控内容的调整以及中美双方就电影配额等问题达成和解的意向。

 

然而，无论是基于政治保护目标，还是产业保护目标，正如广电总局相关人士所表示的那样，中国目前不会取消国产电影的配额制，也会继续支持中影集团对影片进口和档期安排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该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市场化将是无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因此，中美双方针对电影贸易的争端将不会停止，中国本土电影业该面对的，是如何在这种常态化的博弈中发展和成熟。

三、近十年中国电影市场变迁相关数据

篇（4）

二、科幻片重点阐述救世情怀的

基督教与神学伦理

在西方国家之中，美国是一个宗教性色彩比较浓烈的国家。20世纪至今，美国共经历了基督教的两次复兴，由此能够看出宗教思想对美国的影响。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融合、互为参照的。在美国，神学就是他们一如既往所追求的文化形式。美国的基督教为了将这样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就采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手段进行传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好莱坞科幻电影，更是将宗教神学主义运用得入木三分。在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好莱坞科幻电影中都会加入基督耶稣的英雄形象，作品中所阐述的基督教的原型就是美国犹太人对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反映。其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宗教旨在拯救人类，只有宗教才是人类的救世主，这无疑是在强化美国精神和神学理论的形态意识。

好莱坞科幻系列经典之作当属《黑客帝国》《地球停转日》及《超人》。这三部作品的主角都映射出了基督耶稣的救世主形象。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在剧情编写方面，三部作品都与基督耶稣的传说互相衬托。制作于1951年的《地球停转之日》，该作品主要描写来自外星球的柯腊图降落到了美国华盛顿，希望人类停止核试验，减少对大气的破坏。而科学家却没人听从他善意的提醒，甚至向其开火，试图将它杀害。剧情中柯腊图的形象就是基督耶稣的真实写照，他宽容、理性的性格特质与追求物质的现代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摄制于1978年的好莱坞作品《超人》与《地球停转日》相比则稍有不同，《超人》中所描述的基督剧情更具有指向性，且尤其清晰。甚至可以说《超人》的整个故事情节就是耶稣故事的一个转换。接受了残酷训练之后的淳朴少年克拉克蜕变为拥有神奇力量的强大超人，就如同经历过约波河洗礼之后的木匠耶稣蜕变为人类的救世主基督一样。克拉克的形象与耶稣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再来看1999年摄制的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剧中的主人公就是能够随意游走在现实与虚幻世界之间的弥赛亚。作品之中的智能人将人类所生存的真实世界摧毁，人类只能流离失所，在这种苦难环境之下，人们内心深处只相信弥赛亚是拯救人类的第一人。而1999年以后，电脑3D视觉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延续着之前科幻片的制作道路，继《星球大战》之后，好莱坞一年基本就能够完成一部科幻片的制作，比如作品《星河战队》《指环王》《独立日》《黑客帝国》等。《星球大战》的整个故事情节充斥着浓重的、如同史诗一般的基督教的神秘救世色彩，纵使该作品运用了非常酷炫的科幻特效，也无法掩盖它的伦理特质。在好莱坞电影中，美国伦理文化意识现象被不断深入，尤其是在电影《指环王》中，这样的伦理特质可以说被演绎得更为精彩绝伦。

三、儿童片重点阐述

无法磨灭的纯真与友爱

好莱坞迪士尼所出产的儿童片更是吸引了不同年龄阶段的观影者，并收获了非常好的评价。憨态可掬的卡通人物，仅仅从作品海报上就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童真。

在1930年的时候，迪士尼动画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到了1990年，迪士尼卡通片跨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比如《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狮子王》《冰河世纪》等。而在这一系列的佳片之中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海底总动员》。该片主要描写的是在一片蔚蓝的大海之中，鱼爸爸不惜长途跋涉地寻找着自己的儿子尼莫，途中遇到了热情帮忙的朵莉，鱼爸爸通过重重阻挠与残酷的考验，最后与自己的儿子团聚。各种性格鲜明的角色让整个作品充满了温情。

将人性的感情光辉植入到儿童片作品之中，是美国伦理文化意识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比如动画电影《精灵鼠小弟》，该作品将小老鼠的形象拟人化，赋予小老鼠斯图尔特非常人性化的光辉，斯图尔特从被影迷认识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近期，儿童剧作品更是为银幕献上了不少的佳作，比如《野外历险》《冰河世纪2》《怪兽屋》《篱笆墙外》《别惹蚂蚁》《加菲猫2》等，均获得了不俗的票房业绩。友爱与纯真是全世界所有人内心最柔软之处，美好的向往不仅是儿童，成人的内心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情愫，这也许就是儿童片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四、言情片重点阐述家庭与爱情的神圣

亲情、友情、爱情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些情感最容易触动人类敏感的内心。在好莱坞电影中，言情片所占的比重相当高。电影剧情也会随着主人公情感的跌宕起伏出现戏剧化的转折，而男女主角的任何一个情绪都可能会感染观影者，并与他们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言情电影往往宣传和表达的都是一些非常美好的感情和事物，并且能够给社会和家庭以积极、正面的引导，所以其非常具有观众缘。

在1980年以后，好莱坞作品《克雷默夫妇》运用煽情的表述方式，将家庭破碎后所产生的夺子之战描述得感人至深。该片播出之后被称为首部最能赚取眼泪的作品。此后也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亲情的温情与隔膜的成功作品，比如《金色池塘》《普通人》及《母女情深》。在80年代，类似题材的作品几乎成为银幕作品的主要发展趋势。

比较早的经典爱情作品：《罗马假日》《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等堪称言情电影的鼻祖，这些作品至今再看也非常容易让人为之动容。这一系列的影片所展示出来的爱情是纯真美好的。主人公们都不屈于现实，并在久经考验后终成眷属。从1990年开始言情片仍旧延续着对于美好爱情的讴歌。《当哈利遇上莎莉》《人鬼情未了》《天使之城》《西雅图未眠夜》都赚取了观影者大把的眼泪。那个时期出现了一部风靡至今的大作《泰坦尼克号》。该作品不知影响了多少人的爱情观，每每提到这部作品笔者都是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至今该作品仍然是笔者内心深处最向往的童话，“与子携手、至死不渝”的爱情观也成为少男少女心中不朽的信仰。在男主角说出：“无论如何也要答应我，必须活下去！”笔者也曾几度潸然泪下。虽然该作品是以悲剧结尾，但美好、忠贞、纯洁、神圣的爱情仿佛才刚刚开始。如果说人们因为《泰坦尼克号》没有大团圆结局而感到惋惜，那么《美味情缘》《K歌情人》《曼哈顿女佣》《诺丁山》《倒霉爱神》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些电影都是通过幽默、浪漫的基调融合真挚的人生哲理，向人们传递一种温馨式的幸福与美好。

五、灾难片重点阐述人与自然

需要和谐共处及生命的伟大灾难片可以说是好莱坞作品中气势最宏伟之作，其所涉及的角度非常丰富，并希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人们传递一种正能量的信息。近年来因为环境的恶化、全球变暖、冰川融化、雾霾、海啸等原因使得灾难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好莱坞所制作的灾难片画面真实，让观影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灾难片所传递出的科技伦理、生命伦理都是现代人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理念。有研究者这样说过：好莱坞的灾难片将现代生态状况与生态忧患思想根植于作品之中，让广大的观影者感同身受的同时，产生强烈的共鸣。

1970年以后，被人们所熟知的《大白鲨》《大地震》得到了全球观影者的推崇，受到了广大电影爱好者的欢迎。此后的《狂蟒之灾》《天崩地裂》《龙卷风》《空中危机》《侏罗纪公园》《水深火热》等一系列灾难题材的作品，通过各种极其真实的场面让观众对于未来生活担忧不已，并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好莱坞的灾难性题材作品可以分为“人为型”与“自然型”两种。所有灾难电影所体现的人类在对抗灾难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是非常薄弱的。编剧在制作作品的时候很明显地考虑到了生态环境的危机，同时将这种危机意识贯穿于剧中，通过真实而紧张的剧情让观众产生前所未有的认同感，但这类电影所要传达的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

《后天》是好莱坞作品之中极为震撼的一部作品，该作品通过地球气候的灾变使观影者对未来的生活产生强烈的担忧，虽然事实上这样的灾变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但是却无法影响人们对作品中环境恶化的深思。人们将这种从电影中获得的感悟付之于行动，不但更加注重对生存环境的保护，而且能够以身作则，起到正面的带头作用。同样还有一些科技色彩比较浓重的灾难片，比如《深度撞击》《绝世天劫》《未来水世界》等，这样一系列影片具备一些深度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伦理与理性的抉择问题，不过都是以宣扬积极、正面的思想为核心。

篇（5）

服饰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从最初的“遮羞和蔽体”和地位等级的象征之意，历经了岁月长河，发展到现在具有个性的象征，都无时无刻不凸显着人类有意识的审美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很多的文人才士，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很有思想造诣。其中儒家提倡“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为只有达到才貌兼具，即内在品质和外在修饰相统一，即为君子。再如道家主张“被褐怀玉”，意为即使粗布衣服，但只要内心有智慧和学识，那也折煞不了如玉的情怀。而墨家主张“节用”，指对于外在温暖即可，而不提倡过分奢华。各派的思想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服饰造型审美趋势。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服饰特点

（一）深衣造型特点

纺织刺绣是春秋战国时期一项不可或缺的装饰工艺，这项技术使得当时的服饰品种越发精细。《礼记》中有“衣有桧，带有结”，其意指衣衿相交在前胸，曲裾则叠交体侧，其上衣与下裳一体，衣长至膝且衣领右枉，被称之为“深衣”。

深衣是上下相连的“连衣”裳，通常分为通直不开契的直裾袍与开契的分曲裾袍两种。它“袖圆似规，领方似矩”的设计很特别，其中体现了当时“规矩权衡”等儒家思想理念。

（二）胡服的形成与特点

自商周以来，传统衣着样式为上襦或深衣配下裙，而这“下裙”一般只有两个开着裤裆的裤管，虽有着其独特的审美和体现身份地位，但是穿着搭配非常繁锁且不便，更主要的是不适合作战或骑射等高强度的运动。公元前 307 年，赵武灵王就是按照胡服设计对军队骑兵的服饰进行改革。他废弃繁琐的上衣下裳的传统衣装形式，把无裆裤改为有裆裤，这样不仅方便了士兵穿戴，最重要的是减少士兵在骑马时大腿和臀部与马背间的摩擦，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优势与保障。赵武灵王的这次对服装上改进，开创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服装变革，也是中华服饰史上一座标志性的里程碑。

二、影响服饰审美的因素

（一）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界是人类生活的物质来源与基础，人的审美活动离不开自然地理环境。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终而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和审美倾向。

秦国衣式均偏厚实而便穿，略显暗淡，红黑居多，衣领偏长盖住脖颈，以适应气候寒冷的变化。吴越气候四季分明，当地人适应且长期保持着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服饰风格。江汉的楚国，衣式偏瘦长，颜色多华丽缤纷。款式图案多样，以祥云纹，图腾纹，碎花纹等有规则的图案纹样为主。楚服的工艺也是e具一格，有印制、绘制、绣制等不同加工工艺，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国力之雄厚。

（二）不同的哲学思想

春秋战国，百家蜂涌。当时的思想与思维主理性，庄重内敛风格的深衣式样自然而然地流行起来。

儒、道两家都认可并采纳“天人合一”的思想哲学观，即把大自然当做各种艺术品源头。就如《考工记》中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意为穿衣服的时节、地点、衣着的材料与裁剪方式的统一才能形成精美的艺术品，它们不能对存在，并且相互影响，相互统一，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性。

（三）等级制度的规定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强调等级制度，衣着样式就随之演变成一种象征身份的符号，即服饰不同象征着地位与阶层不同，把服饰文化视作社会等级的中物质与精神的外化产物，这就是等级制度中“礼”的含义与内容。

“礼”与封建等级制度的捍卫者的形象密不可分的，它不仅体现在衣着的款式上，还表现在服饰的色彩。就如众所周知的“黄袍”、“乌纱帽”、“红顶子”等都是被赋予了某种身份和地位的涵义，也在说明封建等级制度对服饰审美意识倾向的影响不容小觑。

三、结语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著书立说”，在思想史上形成了一个激进动荡的局面，也在服装史上产生了第一个变革浪潮。虽地域不同衣式迥异，但都有交互影响并有其固有的独特的风格品位。研究春秋战国文化和审美，明确了古代哲人的生活意识形态，进一步了解这种意识对当时服装艺术的影响，对当下服饰的设计研究与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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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范晔.后汉书[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1]郭沫若.屈原赋今泽[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篇（6）

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誉为"第八种文化"，广告因为具有明显的大众性，商业性和民族性，因此与本民族自身的文化密不可分。广告只有服从、融汇、折射民族文化，根植于民族文化，运用本民族最为贴切而生动的元素，穿透人类共通的心理和文化因素，打开深藏在人的潜意识背后的“民族记忆”和“种族记忆”，才能被消费群体接受，才能最终达到沟通的目的。纵观广告业发展的百年历史长卷，广告学理论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从产品的特点定位（USP理论）到品牌形象定位（CI理论）再到受众心理定位（PSYCHLIGICALPISIONNONG理论）直至文化心理沟通，这条主线清楚地反映出在广告诉求重点的转移过程中，广告的文化含量在逐步增加，文化品位的地位日益变得举足轻重。如今的广告早已不再是从前那种叫卖或是告知，而是包含着更为丰富内涵，具有着更多社会功能的社会公器，一则优秀的，打动人心的广告一定包含有某种文化精髓的因素。

在现代设计当中，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将中国传统美学的元素融入到其设计作品中，中国风的设计在国际上越来越收受到欢迎和追捧。中国传统美学广博深湛，有周易的极简之美，委婉的模糊之美，老庄的天然之美，种种美的观点如何附加在现代的设计当中，以表现绝美的中式情怀，而不是单纯的仿古，拜古或是元素的简单堆砌，这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广告如何形成自我特色，立足国际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越来越多的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出现和运用，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风的广告设计在让世界耳目一新的同时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深深地宗族认同感和家国温暖。

在现代广告设计方面，尤其要注意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在招贴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

中唐以后，中国美学的艺术观念的显著变化，根本原因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哲学观念的影响。从总体趋向上可以看中国审美观念的变化和形成：追求空灵淡远的境界，重视古拙苍茫的气象，推崇冷意荒寒的意味；易宁静精澄代替楚莽阔大，易平和幽深代替激昂韬利，易淡逸素朴代替绚丽堂皇，正如理论上对境界的重视，强调妙悟而贬斥技巧等。这些思想和因素都可以在现代广告设计中有所观照。

现代广告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分支，可是却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广告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任何一件单纯的艺术作品，讲求的是在细细审视中的独特品味，他所要求的时效性让它必须一目了然，简洁明快。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简约是终极的复杂，最简约的设计往往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简洁实用的设计风格已经在中国未然兴起。纵观现代成功的广告往往是构图概括集中，形象简练夸张，用强烈鲜明的色彩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主题，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现代的广告设计越来越走向的是一种简约，大气的表现方式，任何艺术，都不能说明一切，特别是像广告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能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那就需要做到“以少胜多”“一以当十”。

中国传统艺术，突破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创造了不少规范化的程式，这些师法自然，来源于生活但又经过千锤百炼，概括而又多变的“程式”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是积淀了内容要求的形式之美。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以少用多”和“由此及彼”是艺术技巧的标志，特别是广告艺术，它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而这一切，不仅是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的运用和表现，也恰恰是我国广告设计者构思时的主要手段。以静凸现动，以余白凸现主题，是靳先生海报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大量的余白使观者产生一种沉静空灵之感，以凸显主题之凝重强烈，使之产生出一种对比与和谐。同时，靳先生“用墨以啬”而使主题“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获得夺目之感。

现代广告设计中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式设计美学还包括十分广大的部分，东方生活所蕴含包容的设计元素是博大的，绝不仅仅是现今流行的京剧脸谱、大红灯笼，旗袍……中国式的设计美学远没有拿出一些元素那么简单。就像日本的设计是理性、细腻的，德国的设计是稳重而精致的，美国的则大气而开放的，这和各个国家的国情不无关系。挖掘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并顺应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时尚审美设计潮流，建立起适合创造和维护这种形象而进行设计的体制和环境，包括建立传统文化专门研究与推广机构，提高传统文化在大众文化的导向地位等等，才是中国平面设计作品中国式设计美学形成的关键。

参考文献

篇（7）

一、Hofstede的文化心理模式与写作

荷兰跨文化合作研究所的霍夫斯特德(Hofstede，1980)做过一项著名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他曾对IBM公司在40个国家、地区中的10余万雇员，用20种语言进行了一项长达7年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体取向与集体取向”、“男性化与女性化”。这4个方面也就是民族文化差异的4个维度，每一种文化的特点都可以用它在这4个维度上的强弱来表示。

1.“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指一种文化对社会地位差别和等级重要性的看重程度。也可视为上级对下级，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大小。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整个社会是一个等级较鲜明的组织系统；而权力距离较小的文化则会使人们有较为平等的观念。

2．“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ence)，指社会大众面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情境所产生恐惧感的强弱，及是否采取措施消除这种恐惧感。不确定因素规避指数高的文化信赖权威，避免分歧和不确定；而不确定因素规避指数低的文化乐于冒险和接受新奇、陌生的事物。

3．“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pidualism-collectivism)，指一种文化依赖和忠于个人自我的程度。个人主义倾向的社会，注重自我需要的满足，追求多样化的生活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集体主义倾向的社会则重视集体的利益及个人对集体的责任。

4．“男性度-女性度”(masculinity-femininity)，指一种文化是看重自信、成就和财富拥有，还是更看重社会支持、生活质量等其他方面。男性度指数高的社会崇尚成就和野心及其他阳刚行为；男性度指数低的文化中，工作和成就则是次要的，提倡的是人与人的相互依赖与和谐相处，同情弱者，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

文化属于社会结构的概念，是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文化模式就是一个社会中所有文化内容(包括文化特质与文化丛)组合在一起的特殊形式和结构，因此，文化模式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形态、运行等总的社会意识。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负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模式。美国应用语言学家罗伯特.凯普兰(Robert Kaplan，1966)便发现，语言和写作是文化现象，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一无二的修辞习惯，篇章的组织方式反映了人的思维模式。他总结了五种文化不同的段落组成类型，其中英语的段落模式与汉语的段落模式便有很大的不同，英语篇章的组织和发展是"直线型"(linear)，即直截了当地陈述主题，进行论述；汉语学生典型作文方式呈"螺旋型"(circular/spiral)，即不直接切入主题，而是在主题外围"兜圈子"或"旁敲侧击"，最后进入主题。卡普兰有关思维模式和写作的研究导致了对比修辞研究的发展。文化和心理模式的研究成为探讨第二外语写作的重要角度。本文便想从霍夫斯特德的四种文化思维模式来透视中国学生英语论文与英语母语论文的差异。

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模式

1．中国文化中较大的权力距离

中国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儒家礼教的熏陶，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中。上下级甚至父子、兄弟之间都有不同的权力等级。虽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等封建观念已然过时，但“长兄如父、官大一级压死人、师道尊严”这些上下观念依然深入人心。较大的权力距离使得中国文化中的人们比较尊重上级、长者或已有的权威，习惯顺从和接受。与之相比，英语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都较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古代希腊文明的民主议会制度，说英语人数最多的美国和澳洲又都是年轻的大陆，英语文化的权力距离相对较小，人们崇尚平等，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2．中国文化中较高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

不确定性和标新立异往往与社会等级化的程度成反比。在即成的、稳定的社会组织系统中，不确定性自然不受青睐。因此，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也相应较高，人们对尚未被社会舆论或权威确定的事物往往采取规避态度，不太喜欢竞争和冲突，追求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力求将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另外，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处肥沃之地，以居住地为根，衍出“家本位”，更导致人们对不确定和模糊情境的较强恐惧；而多数英语国家探险和迁移的传统使得英语文化中的人们较喜欢探索未知的领域，敢于冒险和面对挑战。

3．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

在英语文化中，个人主义(inpidualism)包含着自我认知、自我实现、自我控制、自我突破等优秀品质(Waterman，1984)。但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主义常有自私、不考虑集体利益、特立独行等负面内涵。中国的文化更重视互相依赖和共享的集体利益。自我的价值实现、成就的追求会受到有意识的压抑和贬低，以求得同集体中其他成员的和谐。

4．中国文化的女性主义倾向

根据霍夫斯特德的界定，男性主义的文化崇尚成就和野心；而女性主义文化提倡的，人与人的相互依赖、重视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虽然中国有男尊女卑思想，且对物质和金钱非常崇拜，表面上看是一个男性度高的社会；但本质上，对追求成功、重视成就、崇尚力量、速度、高大等男子气概并不认同。相反，中国的儒家精神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道德规范自觉能力，人的价值通过“内省”、“克己”来表现，形成中国人内倾的性格。 林语堂先生在其成名作《中国人》上，把中国人的性格概括为，“老实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虽然有些偏颇，但也真实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女性主义倾向。

从以上四种文化维度的内涵和数据上都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与英语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为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对第二外语写作也会产生一定的负迁移作用。Connor(1997)在《对比修辞——第二语言写作中的跨文化层面》一书中提到，霍夫斯特德的四种文化维度可以用来进一步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跨文化写作的差异。 Nelson & Carson(1995)和SU-YUEH WU也都分别对中国和北美学生英文写作中的各自的“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倾向进行过研究。本文想通过将中国学生用英语写的学术论文与英语母语学者用英语写的学术论文进行对比，从霍夫斯特德的四个文化维度角度来找寻差异的原因，以改进我国学生的英语论文水平。

转贴于 三、中国学生的ESL学术论文和英语母语学者学术论文的对比

1．引用时附带的尊称

英文母语论文中每逢引用名家或其他作者的原文时，往往只加上“According to(根据xxx的话)”、“As xxx says(如xxx所说)”，或直接在引号后注上所引的出处。英语母语的论文很重视将别人的话加上引号，标明出处。但标明本身即意味着尊重，很少再附加其他的尊称。但中文的论文在引用名家之言时，仅仅说明出处似乎远不能表达对作者的尊重，“xx先生”、“xx教授”、“xxx翁”、“著名xxx家”等标签常常可见。中国学生的英语论文中在引用时也相应地有“the well-known(famous/great/experienced(知名的/著名的/伟大的/资深的))”等恭维性修饰词，或“其观点对xx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奠定了xx的基础)”等推崇性句子，以表明其所引话语的权威性。这种对权威的恭维明显是受中文传统的影响。而这种传统可能是源于中国较大的权力距离造成的习惯思维。在权力距离大的社会中，直接提到长者的名讳是十分无礼的，甚至有砍头之罪。这种传统流传下来，便造成了习惯性的附加尊称，在用第二语言写作时，也难以避免。

2．引用成语或俗语的频率

这里所说的成语或俗语是指已在语言中固定下来的表达法，这些引用在英语论文中并不得到欣赏，被称为“cliché”(陈词滥调)，英语的论文中喜欢使用某些自创的隐喻，或灵活使用一些惯用语，却很少照搬已有的成语或俗语(在统计的5篇文章中，这种“cliché”的数量为零)。而中文论文却把这些固定成语、谚语或格言看作是全篇必备的“华彩乐章”，一种文采的体现。因此中文中的引用不仅仅包括英语中常用的“观点回顾”(literature review)，更重要的是用名家之言、古诗、古谚使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这种应用成语俗语的习惯也常常被沿用到中国学生的英语写作中，动辄“as the old saying”(古语云)等。然而，这种引用在英语中却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对成语、名家的引用也反映了不同文化对权威的态度以及对不确定性的规避程度。中国文化不确定性的规避指数较高，权威之言意味着被社会广泛认可，因此，引经据典可以尽量避免分歧，减少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反，英语文化喜欢竞争与冲突，因此，自己的观点尽量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避免步人后尘。英语文章不仅不喜欢使用“陈词滥调”，对自己的观点还常常从不同角度反证其可能性。而中国学生的论文则追求自圆其说，尽量减少不确定性。

3．结论中第一人称复数和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频率

从数据上看，中文的5篇论文与英语的五篇论文使用第一人称复数(we/us/our)的频率似乎相当，但实际上，5篇英语文章的结论都在700-1000词左右，而汉语的结论则都在200-300字左右，中国学生的英语论文的结论也很短，都在200词左右。在这样的字词总数比例下，第一人称复数在汉语文章中的使用频率就远远高于在英语文章中的使用频率。英语文章结论中使用较多的是第一人称单数(first singular pronouns)和个人的观点(personal anecdotes)。在有的文章中达到12次之多，如

By way of concluding， I would like to make four comments.

I have now stated that…

I have suggested that…

I consider it important to …

I want to make it clear that…

My second/third comment relates to

I have pided…

I have outlined…

I believe that…

My concern here is …

第一人称单数和个人观点的使用体现了文章作者对自我的展示和肯定，体现了英语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和男性主义倾向。他们认为个人的经历最有说服力，只有自己相信自己，才能说服读者。而中文论文却相比之下，对自己的观点比较谦虚，常常出现“以上各点信手写来，全是一孔之见，还望行家不吝指正”(李观仪，2003)等谦辞，以保持学术界的和谐。这种对和谐的追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和女性主义倾向。中国学生的英语论文对自己的观点评价不够自信，更多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也显然受此影响。

篇（8）

随着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语言已经越来越超出单纯的“交流工具”这一狭义的概念了。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语言越来越被看成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的语言教学也越来越多地与文化问题相联系。每一门学科都有可能从本学科的视角出发来考察与之休戚相关的文化问题，而英语教学中对文化的关注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其多维度的人际关系及其特征、结构和功能，以文化心理为求索的目的。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目的就是积累英语国家文化知识，培养跨文化的交际意识和能力，而英语高级视听课就是为此而开设的通过语言学习文化同时又通过文化交融提高交际能力的一门重要的语言文化课程，但学生对深蕴其中的文化内涵的诊释与欣赏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从接受反应文论的角度来说，构成学生先理解重要部分的跨文化意识可以提高学生体验不同文化的敏感度和自觉性。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英语高级视听教学中学生理解与先理解的关系探讨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1先理解与跨文化意识

先理解是接受反应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接受反应文论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德国，它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巨大成功，对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有力的冲击和震荡。它以伊瑟尔和汉斯·罗伯特·尧斯为主要代表。该理论把研究的重点转向读者的接受，强调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学作品是一个过程，主要包括两部分:即从作者到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从作品到读者的接受过程。伊瑟尔认为，文本是在读者阅读过程中才现实地转化为文学作品的，文本的潜在意义也是由于读者的参与才得以实现的。他提出了“空白”这一概念，即指文本中未实写出来的或未明确写出来的部分，并且是文本中已实写出部分向读者所暗示或提示的东西，它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补与充实。而尧斯认为，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它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也就是说，阅读作品的过程并不是作家与作品单向地向读者灌输形象与意义，读者被动接受，而是在接受活动开始之前，读者已有自己特定的先理解，即对每部作品独特的意向，它受读者个人文化修养、心理素质、个性气质、知识水平、生活阅历、审美情趣、鉴赏水平等的影响。这种阅读前的意向和视界决定了读者对所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阅读中的选择与重点，也决定了他对作品的基本态度与评价。因此，在尧斯看来，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也不是纯客观的，对所有时代的所有读者都完全一样的，更不是仅仅由作者意图或作品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无穷延伸的可变曲线，一个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动态实现模式(尧斯，1987)。

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来说比较复杂而棘手。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将文化简要地表述为:“在历史以及社会科学中，所有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称作文化”(尤林，2005)。按通常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意指方式、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功能、空间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的积淀。它表现为一定的语言模式和一定的行为方式。文化具有民族性、传承性、流变性、兼容性的特点。文化的这些特质既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又表明了跨文化交际的可能性。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肯定是多元化的，因为多元化的经济及社会形态已成定势，经济及社会形态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化。以全球多元经济形态和多元社会形态发展为导向的多元文化形态之间的交流使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在英语教学中显得日益重要及必要。因此学习一种外语除了要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以外，还应了解语言所反映的外国文化，以便能跨越文化障碍，得体有效地同外国人交流信息和思想感情，因为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还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当代美国语言学家克拉姆斯基曾说语言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化教学.即通过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本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教学活动，可以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养成尊重、宽容、平等、开放的跨文化心态和客观、无偏见的跨文化观念与世界意识，并形成有效的跨文化交往、理解、比较、参照、摄取、舍弃、合作、传播的能力。这种跨文化意识包括对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异同的敏感度，以及在使用外语时根据目标语(如英语)文化调整自己的语言理解和语言产出的自觉性(Samovar，1998)。从接受反应文论的角度来说，这种跨文化意识是学生对外国文化先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

2理解与先理解

英语高级视听课中所用的材料有很高的语言真实度，很多直接来自于西方影视作品。影视作品同文学作品一样，是文化的载体，西方影视作品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人民族心理、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的体现。它蕴含了广博的文化信息并能折射出西方的社会风貌、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甚至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影视作品，作为一种传播媒体和艺术作品，如同文学作品，是一种文本，一种等待被解读的文本，影视欣赏的过程就是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过程。因此，在视听课上，学生作为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的时候，就是一个实现作品意义的过程。按照接受反应文论的观点，学生在诊释西方影视作品意义的过程中受自己的文化观及自己已知的异文化观的影响，因此这种诊释过程又可以看作是影视作品与作为观众的学生的混合的过程，它是二元的，是两种文化的结合体。 从接受反应文论的角度来看，观众的理解是对西方影视作品进行阐释的基础，而理解不是孤立行为，它不能脱离外在的现实存在。具体而言，理解是主体的精神生活与客体世界的沟通了解与认识，这个过程，伽德默尔称为“视域融合”。也就是说，观众对文本的理解不可能是一个纯客观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作为主体的观众本身的一个先理解，即观众的前在经验和能力，而这种前在的经验和能力与对文化信息的理解和感应能力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文本解读是一个开放系统.文本可以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和批评方法作出不同的解释。文本的意义是丰富多样的，因为一个文本的实现有多种潜在的可能性，没有哪种解读能够穷尽它。文本作为一种开放性系统，它力图释放出多种多样的联系和解释:它并不想传达出一个单一的信息，也不想把不同的解读者都限定在同一种理解里面。对文本的主观理解同时也是文本造成的客观效果，这就是效果文本。一种异文化产品的意义既不是观众的思想范围内的孤立部分，也不是观众希望理解的对象范围内的孤立部分，它的意义是通过视域融合而表露出来的，是通过观众的跨文化意识来实现的。它无法脱离观众而存在。这可以理解为是观众使影视作品信息变得完善或者得以实现，因为当信息包含在文本中的时候，它们还仅仅处于一种内在或潜在的状态。没有解读者的参与，文本就没有丝毫意义。与此同时，解读者的解释又取决于他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解读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对话，一种交流，解读者在其中扮演着创造性的角色。解读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是文化决定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我们的眼界，为我们划定了一条分界线:在一个给定的文化语境中，什么东西可以被说，读，写，看，什么东西不能。我们还必须意识到那无法解读之物:我们无法解读，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文化的期待，不存在于我们的先理解。对应到影视作品的欣赏，影视作品想传达给观众的信息取决于观众所处的文化语境。

篇（9）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1-0161-06

中国“婉约派”词宗李清照及其词作在美国的流传史已近百年，逐渐成为汉学研究中的显学，并日益为美国诗坛所关注。期间，李清照词的英语译本（文）陆续问世，译者多达数十人。综观各种译本（文），类型繁多，形态各异，但从宏观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汉学英译和创意英译。

“汉学英译”是“由生活或学习在西方国家且谙熟汉语文化的汉学家或汉学研究者所进行的汉语文本翻译。”①那么，“汉学英译”属于汉学翻译，其译文文本表述语言为英语。汉学英译追求的是源语与译语文本之间信息转换的完整性，既包括内容传递的完整性，又包括形式、风格再现的完整性。汉学英译的目标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相似性”的最大化，即意、形、体的“极似”。“创意英译”，在美国译者尤其在美国现当代诗人翻译家中，极为盛行，是美国特色鲜明的一种翻译传统。香港学者钟玲认为，具体落实到诗歌翻译而言，创意英译以表达美感经验、将诗人译者对原诗的主观感受以优美的英文呈现出来为目的。②这有别于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汉学英译。创意英译是一种译者吸纳原作内容并将其转化为自我创作灵感、彰显诗人译者自身诗学观念的翻译方法。

在众多美国李清照词英译文本中，许芥昱等学者的汉学英译译作被认为是经典之作，收录进美国高校的中国文学教材，沿用至今；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译本则是创意英译的典范，被收录进美国各种诗集，影响了广大美国读者，甚至被不懂中文的读者误认为优美的英文“原创诗歌”。美国李清照词的学者译者与诗人译者分别采用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的主导性原因是译者的文化身份，因为其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他们的译介实践任务，也决定了他们对英译方法的取舍。

笔者以美国李清照词的学者与诗人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比较两类译者群体选取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的动因及具体翻译操作，以期总结方法，归纳经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汉学英译：学者的学术性翻译方法

“文学翻译离不开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是文学翻译的前提。”③美国汉学界的李清照词翻译与研究是同时进行的。美国的汉学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将李清照词进行英译，以方便相关研究或教学的开展。这些以学术性为旨归的英译方法正是汉学英译。正因如此，美国李清照词的学术性翻译方法始终坚持“忠实”原则，译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语言信息在翻译中的传神达意。许芥昱、叶维廉、欧阳桢等学者型翻译家便是典型代表。

许芥昱（Kai-yu Hsu， 1922—1982），著名美籍华裔学者、翻译家，终生致力于研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1959年，许氏获斯坦福大学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数家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系部主任。“许芥昱学养深厚，并不缺少研究、介绍古老汉学的能力。”④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方面著述颇丰，治学严谨，为美国学界所称道。

1962年，许芥昱在美国语言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现代语言协会会刊》（PMLA）《李清照诗词（1084—1141）》。这是美国较早的李清照词研究文章。作者详述了李清照的生平背景、作词经历，深刻分析、总结了李清照词的五大特点：口语入词，形象生动，善用叠词，音乐性强，借景抒情。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文中英译了李清照词20首，作为论文论述的例证。这是李清照词在美国最直接、最具代表性的汉学英译译文。例如《如梦令·一》的翻译。

常记溪亭日暮，

Often remembered are the evenings on the creek，

沉醉不知归路。

When wine flowed in the arbor and we lost our way.

兴尽晚回舟，

It was late， our boat returned after a happy day

误入藕花深处。

Entering， by mistake， the thicket of lotus clusters.

争渡，

As we hurried to get through，

争渡，

Hurried to get through，

惊起一滩鸥鹭。

A flock of herons， startled， rose to the sky. ⑤

这首小令回忆了词人年少时的一次游记，语言平实又不乏生动之处，景物描写细致，烘托出词人的欢愉之情。许芥昱的译文以意译为主，以传达原词原意为准则，又能展现原词的特征。译者几乎“字对字”的翻译，如首句“常（often）记（remembered）溪（creek）亭（arbor）日暮（evenings）”，却又以英文语法、句法规则加以整合，措词简洁，是地道的现代英语，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在第二、三句译文中使用了尾韵，“way”与“day”，五、六句“争渡”叠词（hurried to get through）也得以忠实再现。译者将末句“惊起一滩鸥鹭”译为“一群鸥鹭，受惊，飞向天际。”这是一种深化的翻译方法，将原词景物的描述视线由地面延伸至天空，视野更加宽阔，至此，词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译文与原词借景抒情的效果异曲同工。

叶维廉（Wai-lim Yip，1937—）是美国著名的华裔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美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叶氏196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在美国的若干大学任比较文学教授。他的文学创作、汉诗英译与比较文学研究并行不悖，建树颇丰。数十年来，叶维廉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中美诗学汇通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叶氏在学界就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比较文学、诗歌创作、文学批评，以及翻译的领域，叶维廉教授无疑是颗耀眼的明星！”⑥叶维廉作为汇通中美诗学与文化传统的学者，情系大洋彼岸的中国，始终“致力于两种传统：美国溯源自庞德一系的现代主义和中国诗学传统，相向地传递信息。”⑦因此，叶氏坚持英译汉诗的“定向叠景”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将中国古诗中的语言模式、文化认知与思维角度最大限度地传递到译文中去。这既可以纠正西方译者对汉语的误解与扭曲，又可以为英语读者提供更为自由开放的诗歌审美体验空间，例如《如梦令·二》的英译文，

1.昨 夜 雨 疏 风 骤

1.last night rain sparse wind sudden〔6〕

1. Last night， scattering rains， sudden winds.

2. 浓 睡 不 消 残 酒

2. deep slumber not dispel remaining wine〔6〕

2. Deep sleep abates not the remaining wine.

3. 试 问 卷 帘 人

3. try ask roll- blind- person〔5〕

3. Try ask he who rolls up the blind：

4. 却 道 海棠 依 旧

4. but say begonia --- remain--- the-same〔6〕

4. Thinking the begonia blooming as before.

5. 知 否 知 否

5. Know ？〔2〕 Know ？ 〔2〕

5. Know it？ Know it？

6. 应 是 绿 肥 红 瘦

6. should-be --- green fat red thin〔6〕

6. Fattening leaves’ green， thinning petals’ red. ⑧

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叶维廉设计了“三步走”的汉学英译方法：第一步，给出汉语原诗；第二步，进行“字对字”的释义；第三步，按照英语文法进行最小限度的修改，得出最终译文。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叶维廉在对《如梦令》进行“字对字”注释的同时，还标明了每句原文的字数或音节，甚至以问号“？”对译“否”字。译者对第二步所作最小限度的修改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传递原词的语言特质，如第二句的译文中没有使用符合常规英语文法的“does not abate”，而是以“abates not”英译“不消”。译文第三四句中也没有增译“我问”和“卷帘人答”，两句译文均为“无主语句”，意在再现汉语语言的专有模式和原词中的“无我”境界。由此，“定向叠景”的译诗理念得以实践：译文中助动词与主语均省略不译，使得原词中并置的意象一一罗列，令英语读者有“移步换景”的阅读体验。叶维廉这种几乎“偏执”“极端”的汉学英译方法虽然罕见，但“无疑传译出两大文化系统内更多的信息，从内容到形式更为开放，留给读者更多的联想空间。”⑨

欧阳桢（Eugene Ouyang， 1939—）是美籍华裔比较文学家、教授、翻译家。他早年求学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他任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文学院东方文化系教授。在美国汉学英译李清照词诸位译者中，欧阳桢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他共翻译李清照词24首，其中13首收录在1975年由柳无忌与罗郁正合编的《葵哗集：中国历代诗歌选集》。该选集刊行后即在美国学界广为流传，随即被许多大学选为教程，此后数十年间多次再版。这为李清照诗词在美国社会的流布产生了深远影响。”⑩1999年，在早年13首英译李清照词的基础上，欧阳桢又增译11首，共计24首入选著名学者孙康宜等人主编的《中国传统女诗人：诗集与评论》。

欧阳桢对翻译理论与技巧有较深的研究。他认为，翻译对人类文明史、对各国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他把翻译区分为纯粹的翻译——科技翻译，与传神示意的翻译——文学翻译，前者容易后者难。他认为，鉴别文学翻译有三条标准：“自明”“信达”“透明”。“自明”即译文像原文一样，无需借助其他文献即可让读者鉴赏、理解；“信达”即原文的意义要完整无遗地译出来，原文与译文的“情调”要一致；“透明”即让读者透过译作看到原著，而不应让他们看出这是翻译过来的。由此可见，欧阳氏以学者的身份，侧重翻译中以原作为中心，强调译文的基调应和原文一致，译文要反映出原作者的特点，而不能反映译者自己的特点。他尤其指出，李少英和李清照就应有不同的特点。两个不同的作家或诗人，译文就应该分别反映出两种不同的风格。这也是他翻译原则“传神示意”的另一种阐释。

例如《减字木兰花》的英译：

减字木兰花

Jian zi mulanhua

卖花担上，

From the pole of the flower vendor

买得一枝春欲放。

I bought a sprig of spring about to bloom，

泪染轻匀，

Tear-speckled， slightly sprinkled，

犹带彤霞晓露痕。

Still touched by rose mist and dawn’s early dew.

怕郎猜道，

Should my beloved chance to ask

奴面不如花面好。

If my face is as fair as a flower’s，

云鬓斜簪，

I’ll put one aslant in my hair，

徒要教郎比并看。

Then ask him to look and compare.

此词写词人对春花的喜爱，对容貌美及爱情的追求，擅用心理描写、拟人等手法，语言通俗、易懂，含蓄地描写两人的爱情。欧阳桢的英译文十分忠于原词，以浅显易懂的英文再现了原作的原意，还原了原词语言平实、口语入词的特点，无需译注或其他辅助文献即可让英文读者理解，是为“自明”。同时，译文不增译，不漏译，上阕中“一枝春”比喻“一枝花”，译者直译为“a sprig of spring”；下阕中将春花拟人，以人面与花作比，译者仍直译为“my face is as fair as a flower’s”，译者将比喻与拟人修辞格照直译出，并且皆押头韵，再现了李清照词音乐性强的特质。原词以花喻人，尤其是下阕含蓄的心理活动委婉地描写夫妻之间的恩爱。这是东方式的爱情表达，与西方直接、热烈的情感流露完全不同，而译文阐释的仍旧是原词含蓄的“情调”。译者坦言：“我们必须努力展示的不仅仅是我们彼此文化间的共同点，还有彼此文化间的差异。”是为“信达”。译文直接脱胎于原词，其中译者主体性几乎没有发挥，没有任何创造性翻译，真正做到了“译者的隐身”，是为“透明”。

除此之外，冰心的硕士学位论文《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与编辑》（1926）、何赵婉贞的硕士学位论文《人比黄花瘦：李清照生平与作品》（1968）、库克（C.H.Kwock）与文森特（Mchugh Vincent）合译的《有朋自远方来：圣朝汉诗百五十首》中21首英译词（1980）以及詹姆斯·克莱尔（James Cryer）的《梅花：李清照词选》（1984）均为李清照词在美国较有特色的汉学英译译本。囿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做一一举例论述。

二、创意英译：诗人的创造性翻译方法

在20世纪初叶的美国新诗运动中，庞德开启了一种以诗歌创作为导向的诗人译诗传统。美国诗人译者主要以东方诗歌——尤其是中国古诗——翻译为主，他们以诗人的视角与灵感解读中国古诗，在翻译过程中掺杂了自己的创作成分。这种“大胆”的、出人意料的翻译，可以说创造出了另一首诗，却往往与原诗的精神想通。这就是中国诗歌的创意英译。肯尼斯·雷克斯罗斯是最富代表性的创意英译诗人翻译家之一。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 1904—1982）是美国著名现代诗人兼翻译家，是“旧金山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对美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生诗歌创作与翻译多达50余部，其中四部汉诗译集中均有李清照诗词的出现：《汉诗百首》（1956）包含7首，《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1970）译介6首，《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1972）英译7首，《李清照诗词全集》（1979）全译67首。在美国，像雷氏这样对译介李清照词如此倾心的译者十分罕见。雷克斯罗斯创意英译汉诗——特别是李清照词——的方法缘起于他的诗人身份，他在《诗人译者》一文中陈述了他的“同情”诗歌翻译观：

以诗译诗是同情行为——将自己与他人相认同，翻译他人的话为自己的话。众所周知，一位好的译者是不会对字对字翻译的。他不是人，而是拼尽全力的辩护律师。他的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请愿。诗歌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同化，即陪审团是否被说服。

在此，雷氏将译者视为原诗作者的“辩护律师”，要求译者要按照作者的“意愿”和“精神”去感动读者，即“陪审团”，译者是作者与译文读者情感传递的纽带。他反对诗歌的直译，注重译本读者感悟到译者与作者同样的诗歌“灵感”，因此译者要积极主动地靠近原诗作者的精神层面。在雷氏眼中，“作者和译者都是靠灵感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的，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主与仆的区别。”这正为雷氏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诗人译者主体性奠定了基础。译者只有以平等的地位洞察原诗及作者的精神实质，达到“感同身受”，然后以英语将这种“同情”表达出来，此时译文与原诗之间语言是否“忠实”则无关紧要了，“我并未期待该集（《汉诗百首》）成为东方文化研究的学术之作，它们（译诗）只不过是若干（英语）‘诗篇’而已。”这也是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的根本差异。

如《一剪梅》的英译：

一剪梅

SORROW OF DEPARTURE： TO THE TUNE

“CUTTING A FLOWERING PLUM BRANGCH”

红藕香残玉藫秋。

Red lotus incense fades on

The jeweled curtain. Autumn

Comes again. Gently I open

轻解罗裳，

My silk dress and float alone

独上兰舟。

On the orchid boat. Who can

云中谁寄锦书来，

Take a letter beyond the clouds？

雁字回时，

Only the wild geese come back

And write their ideograms

On the sky under the full

月满西楼。

Moon that floods the West Chamber.

花自飘零水自流。

Flowers， after their kind， flutter

And scatter. Water after

Its nature， when spilt， at last

Gathers again in one place

一种相思，

Creatures of the same species

Long for each other. But we

两处闲愁。

Are far apart and I have

Grown learned in sorrow.

此情无计可消除，

Nothing can make it dissolve

And go away. One moment，

才下眉头，

It is on my eyebrows.

却上心头。

The next， it weighs on my heart.

该词作于词人新婚不久丈夫即外出之时，寄寓着作者不忍离别的一腔深情，反映出初婚沉溺于情海之中的纯洁心灵。擅长创作情诗的雷克斯罗斯以其诗人对爱情独有的感悟，去“同情”李清照，真切感受词人当时的心境，并将这种情思付诸于英语的载体，以创意英译的方法，再现了原词的离愁别绪与思念之情。首先，译者不以原词的行数为准则，果敢地采用大量的不规则断句与跨行，形成一种急促、直接的情感宣泄节奏，以西方英诗的外在形式与情感表达手法表露词人原本含蓄的情感。其次，原词中的若干意象被译者改写，以更加深刻地烘托全词的抒情氛围。上阕中“玉藫秋”之“秋”译为“秋天又一次到来”（Autumn comes again），使得哀愁更加忧郁。“雁字”本意为大雁飞行时排成的“一”字或“人”字形状，译者在此译为“唯有大雁归来，在天空中画着表意的字符”（Only the wild geese come back / On the sky /And write their ideograms），将其意象具体化，与“锦书”（letter）相呼应，因为译者认为，“大雁是中国古诗中‘信使’的惯用意象”。下阕中的创造性英译方法更为明显。“花自飘零水自流”中“落花”“流水”本是充满悲伤、无奈、绝望的意象，而译者描述完“落花”之后，笔锋一转，将“流水”译为“水流分开后，终将归复一处”（Water after / Its nature， when spilt， at last / Gathers again in one place），“落花”“流水”两个意象在译文中相反相成，将原本离别的愁苦状写为“苦尽甘来，聚散有时”的积极向上的爱情期待。末句更将“此情”（sorrow）外化为一种“可观”（on）、“可感”（weighs）的客观存在，“雷氏在此极力传递女词人不可消除的思念之情的全部重量！”再次，译者成功地将女词人的情感“同化”，以现代英语表达出来。原词由于汉语特有的语法特点，全词没有出现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但在译文中，译者六次将“我”（“I”“we”“my”）显现，在英语语境中，这有利于全词抒情的发挥。有学者认为，雷氏的李清照词本身就是优美的英诗，此处把“无我”的境界化为“有我”的境界，于（英语）读者而言，具有极大的情感感染力。

雷克斯罗斯创意英译的李清照词在美国影响很大，美国现代诗坛中的很多诗人正是通过雷译的李清照词结识了中国婉约派词宗，并对其诗学加以师承，融合到自身的诗歌创作中。美国著名汉学家、文学评论家荣之颖对雷氏的《李清照诗词全集》评论道，雷克斯罗斯作为痴迷于中国诗词的美国著名诗人，克服困难将其译为母语（英语），无论忠于原作与否，其译文文学上的优点理应被肯定。

三、美国李清照词英译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与传播是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个案，这得益于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在着力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当下，李清照词作为“走出去”的成功典范，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评判标准、译者的文化身份及译作的传播途径等方面均有启示意义。主要启示有三个“多元化”：

第一，翻译评判标准的多元化。通过美国李清照词英译可以发现，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翻译方法下产生的文本多姿多彩、百家争鸣。若以中国传统译论的圭臬“信、达、雅”加以衡量，则多数为“失败”的翻译作品；但是事实却是，它们都在不同领域、不同读者群中被比较广泛地接受。这是为什么呢？以这样的翻译实践反思评价翻译的标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翻译的评判标准必须多元化，不能以是否忠于原作作为唯一标准。正如翻译目的功能学派所倡导的“目的决定手段”的宗旨，文学译者有权根据特定的翻译目的与用途，如汉学研究或诗歌创作，以及译本在目的语中需要完成的特定功能而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而“不必考虑翻译是否按照‘标准’的方式进行。”

第二，译者构成的多元化。吸纳海外译者，需求“合译”模式。由美国李清照词英译的案例可以发现，海外多元文化身份的译者是中国诗歌外译的有生力量，他们中有汉学家、有诗人，甚至有的译者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尤其是汉学英译的译者多为美籍华裔学者，他们既有扎实的汉诗素养，又有美国地域的文化体验。国内译者理应与海外译者加强合作，寻求合理有效的“合译”模式。“树立国际合作的眼光，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与合作。”雷克斯罗斯与中国学者、诗人钟玲成功合译《李清照诗词全集》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译本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从英译的李清照词在美国的传播渠道可以发现，以作家为中心的译作单行本虽然是传播的主要形态，但不是唯一渠道。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还可以有其他诸多方式，如高校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学术论文、主流中国文学选集，甚至中国文学研讨会等形式。笔者还曾搜索到在美国多个外国文学网站中有李清照词英译文的出现，虽然译者多不可考证，但这也不失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颇为便捷的现代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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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1-0150-08

一、回顾：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

简单地说，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主体性的建构和消解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

建构主体性，首先需要确立人的个性主体（尤其是感性意志）的本体地位。尽管古典主义文论也讲主体，但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主体自我的力量是微弱的，主体最终消融在外在的理性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外在的伦理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抽象的宇宙法则之中。因此，古典主义所讲的和谐统一是以客体消融主体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称古典主义美学为客体性美学。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虽然并没有完全忽略人的感望，如《礼记・礼运篇》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中说“食色，性也”，但却将这种感望归于“天理”，正所谓“有阴阳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焉”，这样，人的感性便完全被纳入封建伦理规范之中，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感性。特别是到了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更加明确地排斥了人的感望。因此，虽然中国古代文论追求情与理统一的和谐美，而且与古希腊一样，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体现着和谐美的古典文艺，但这种和谐美的实现常常是以压抑和钳制人的感性为代价的。

在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方面，王国维的贡献不可抹杀。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在《叔本华与尼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等论文中，他一再申明“吾人之根本，欲而已矣”的观点。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对于消解古典主义的客体性，建构近现代审美意识的主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一个人在个性主体的意义上与古代伦理理性产生分离。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第一次将西方文学中“理想派”（浪漫主义）、“写实派”（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同时引进中国。他指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①梁启超的阐释虽然有些原始、初级、粗糙，但这毕竟是中国文论史中首次对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明确论述，其意义显然要超出这种论述本身。后来，王国维又在《人间词话》中再次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的分别，他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到五四时期，这种有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抽象的理论提倡，终于演化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种文艺流派的具体实践。

在中国文论由古代向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古代群体伦理理性的冲击和反判，从而确立了个性主体的本体地位。无论是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还是所断言的“新文明之诞生……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②，都将个人置于与社会群体尖锐对立的位置。中国近代文论的产生就是根植于这种人与社会的深刻的分裂之中。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则逐渐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所取代。例如，郭沫若在他的《文艺论集序》中写道：“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敬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由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求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③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抛弃主体的个性，转而提倡“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④。这预示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正逐渐出现，标志着以崇尚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发展已告一段落。

主体性理论也曾于20世纪80年代获得复兴，这主要体现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和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中，但随着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主体性的呼唤再次被淹没。

作为近代文学理论，现实主义也讲主体性，但浪漫主义主体与现实主义主体又存在着质的差异。浪漫主义文论追求个性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文论则追求主体的特殊性。作为刚从社会伦理结构中分离出来的浪漫主体，浪漫主义尚缺乏一种社会内容的具体规定，显得空泛而又抽象，往往表现为一种大人类主义，它将整个外在自然、宇宙一律看成是自我的表现。浪漫主义者提倡抽象普遍的人类之爱，主张以自我为中心，实行超阶级差别的爱的推移。相对而言，现实主义文论则不像浪漫主义那样特别关注自然，对于社会存在，他们也能采取较理智的态度，清醒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一般来讲，现实主义者反对浪漫主义抽象的人性论，而主张阶级分析的社会学方法。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主体性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发展到现代主义那里才得以完成和终结。与浪漫主义强调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强调主体的特殊性相比，现代主义则强调个性主体的个别性。其审美意识的结构方式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的感性意欲对理性目的的剥离，从而丧失了理性目的的总的统摄。在现代主义那里，整个外在世界都是异化的力量，主体感觉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他们特别表达了一种荒谬、无聊、空虚的纯体验的感觉。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处于主体性建构的临界点，是主体性历时发展的最后环节，可称之为“主体性的黄昏”。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主体性的建，也表现为主体性的消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受到古典主义的消解。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具有互动性，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古典主义不会只受到近代审美意识的冲击，它也会对后者进行反击。梁实秋曾在《古典的与浪漫的》一书中，从古典主义客体理性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学中所表现出的主体个性化倾向进行批驳与苛责。⑤

第二，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理应充分尊重主体性，它所崇尚的主体群体性也必须以个性主体为前提，群体应由具有主体性的个体组成。然而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主体群体性却时时表现出抹杀主体个性的倾向，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1958年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旨在把浪漫主义提到与现实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加以确认，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极力膨胀人的主观意愿，漠视客观现实的规律，结果却导致了“假浪漫主义”的出现。“假浪漫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理性目的与理性认知的融合，前者则导致理性目的对理性认知的脱离。“”时期的文艺仍然标榜“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文艺实质上成为“伪古典主义”的试验场。“伪古典主义”是建立在虚假的客体性原则基础上的，其中主体的理性目的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伦理规范的所谓“根本任务”，并强制性地抑制和排斥主体的感性意欲、生命意志；主体的理性认知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外在法则的所谓“三突出”原则，并对主体的感性体认进行了抽象化剥离。上述情况结合在一起，使现代审美意识主体性彻底解体。

第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消解。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逃避崇高”为旗帜、以“调侃”为主题的王朔小说中，以及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现象还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中。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新型的审美意识。它虽然带有从西方横向移植的明显特点，却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文化背景。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受到大众文化的奚落和嘲讽，以“逃避崇高”为旗帜的王朔小说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王朔小说中的“调侃”主题、对精英意识的弃置、对“崇高”的嘲讽以及他的大众文化立场、宁愿流俗的态度，都构成了对审美主体性的致命一击，使得还残存在“先锋派”小说中的一点点主体理性也荡然无存了。在坚守大众文化立场、放弃知识分子话语及写作方式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与王朔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王朔小说不同的是，新写实主义小说放弃了许多情绪化的东西，不再有意嘲讽精英意识，而是将这种态度贯穿在具体的纯客观的叙事与写作之中。他们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客体还原，将一切主体性的东西搁置在括号中，所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些琐碎的带有原貌性质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在注重客体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似乎与现实主义有着共同的倾向，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实主义注重艺术形象的典型塑造，在审美主体的构成中，追求感性体认与理性认知的矛盾统一，其中感性体认为现实主义审美意识提供可感的生活素材，理性认知提供理性形式和艺术结构，它是对感性体认的艺术升华。这样，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便可以再现社会生活的主流，反映宏大的社会场景，并具有严密的艺术结构。而新写实主义小说却放弃艺术典型的塑造，在审美主体构成中，搁置主体的理性认知因素，只专注于从感性体认得来的生活碎片，虽然有鲜明的形象可感性，但缺少宏伟的艺术气魄。因此，我们决不能将新写实主义小说归入现实主义文论范畴之中。由于对主体情感的完全搁置，王朔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最终解构。

主体性建构与消解的过程，也就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中交替发展的过程，从而形成了百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多元化格局。

二、反思：百年中国文论的话语转型

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无疑受到外来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的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成为20多年来中国文论界的一个争论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的文论话语“失语症”，到最近一两年的“强制阐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一个观点是：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态度，过于偏激地对待自己的传统，因而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某种断裂。基于此，他们极力主张，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身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的文论，应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自己的文论话语，避免西方话语的入侵。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话语，论者迄今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和一个可资操作的方案。如果说，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风骨”“神韵”等一系列的范畴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的文化资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这些范畴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尚不能对它们的内涵达成共识的话，我们又如何让文论初学者或者外国的文论研究者来掌握它们、接受它们？又如何实现论者所理想的避免中国文论“边缘化”的目的？中国文论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对西方有借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主要是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文论话语转型能否完全无视这一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是很值得怀疑的。

笔者深感有文论话语转型的必要，但在实现转型的目标和手段上却有着自己的私见。笔者认同下列观点：文论话语转型的目标和方向，不应该是“向后看”，而应该是“向前看”，不应该是简单地回到古代，而应该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转型的手段也不是简单地采用中国古代的一些术语，而仍然需要立足现实和放眼未来，在中外文化的比较参照中，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照亮和激活传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开发中国古代的文论资源，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以一种宽广的胸怀迎接西方文论话语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论，尽管具有丰富的价值资源，但其概念的构成形式、知识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均基于特定的v史背景。主要表现在，关于文学艺术品评所操用的术语均局限在特定的文人社群之中，在这种文人圈中，人们的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审美趣味大体一致，因此其概念话语均带有自明的共享性质，彼此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对方肯定能听得懂。作者在写作的同时，已经将自己放置在读者的位置上，他可以从自己作为读者的立场上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判；读者也清楚作者的意图，并以作者的身份来对作品做出反应。因此，作为中国古代文论重要资源的诗话、词话、画论、文论、曲论、乐论、传奇评点等，往往三言两语即能道破艺术的真谛，不需要太多的分析与论证。中国文论发展到近代，则逐渐丧失了这种特性。由于文艺要担负重要的启蒙职责，需要面对文人社群之外的广大民众，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对其话语方式进行转换，以弥合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因此，要谈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必须首先从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历史寻找转型的动力。尽管在中国文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文论接受了西方文论的影响，但西方文论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起因。如果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是文论话语转型的“内因”的话，那么外来文论的影响顶多可以看成是“外因”，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才促使中国文论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西方文论的启迪，这在王国维、这两位中国现代文论的缔造者身上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不过我们在强调他们的“西学”知识背景的同时，同样也不应该忽略他们深厚的“中学”知识背景。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当然也有“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⑥问题。纵观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价值取向，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被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作为文论思想的阐释者，就曾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反对“背诵马列主义条文和硬搬外国经验，而不结合中国实际”的做法，强调文艺理论“必须与我国的文艺传统和创作实践相结合”。⑦这种意见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影响不可低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确实存在着外来文论话语横向移植的倾向，但以下四个问题同样不能否认。第一，这种分析性知识质态的移植或切换并非唯一的现代性知识的生成形式，如宗白华的文艺理论话语显然是个例外。第二，中国文论发展中即使有对西学异质知识的移植，但它也不是某些理论家个人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内在驱动使然，其中存在着“反传统的中国传统”问题。第三，我们对西学知识的接受存在文化“误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借用西方话语时，由于受到本土经验的干扰，其“能指”与“所指”在西方原生意义上的关联性有时会出现分裂的现象，我们借用的是西方话语符号的“能指”，而“所指”的却常常是中国现实文本。西方话语在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意义生成有着深刻的中国现实的文化背景，这也使得西方知识的全面置换打了折扣。第四，要将知识话语的建构与价值话语的建构进行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从概念的外延上讲，话语不仅仅是知识性话语，而且包括价值性话语。我们在接受西方知识性话语的同时，是否也接受了西方所有的价值性话语，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并非不证自明。

从整体上看，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现状，其中有采纳，也有拒绝；有借鉴，也有变异；有西方的知识话语形式，更有中国本土的现实经验。中国现代性文论话语正是在这种冲突与融合中曲折地发生、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首先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去说明。“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⑧文论知识的增长，不仅是文论自身内部的知识调整，更是它所关注的现实经验的回应。在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中，话语系统的变换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即使是被看成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文论，其自身依然存在着“不连续性”“断裂”等现象。如果我们断言，中国传统在现代出现了断层，我们就应该接着追问这种断裂变换的判断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古代传统。我们不应该只注意到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而分别将传统与现代看成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毫无变化的僵死实体，从而忽视和抹杀传统和现代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不连续性”“断裂”的论断仍然是西方话语，这在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出来。但“中国传统断裂论”也同样没有将福柯的理论贯穿到底，其中仍然有“误读”。论者在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点上，采用断裂的判断，但当他们分析传统这个概念的时候，却给传统赋予了“连续性”。在这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听一听福柯本人关于传统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解说。他指出：“传统这个概念，它是指赋予那些既是连续的又是同一（或者至少是相似）现象的整体以一个特殊的时间状况；它使人们在同种形式中重新思考历史的散落；它使人们缩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异，以便毫不间断地回溯到对起源模糊的确定中去”，而这在福柯看来，不过是“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本身并不“具有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结构”。⑨不幸的是，“断裂论”正是通过“变换连续性主题”、通过无限夸大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极力缩小两者本身中存在的差异的方式构造出来的，这里显然使用了双重标准。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格局是多元化的。中国百年来文论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单一模式来限定本身具有诸多差异性的中国现代文论，必然会显露出自身的理论困境。

三、展望：间性研究与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

间性研究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它包括学科间性、文化间性、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四个方面，追求和强调的是学科之间、文化之间、主体之间、文本之间的综合性、跨越性、开放性、互动性。间性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学科间性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与性质，促进文艺理论与相关学科的互动，密切文艺理论与当代审美实践的P系。通过文化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以往中/西二元对立模式，避免中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简单对比和无谓纠缠，可以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源，促进中外文学艺术的交流。通过主体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进一步认识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文本间性研究，可以突破文学研究内外二元对立模式，促进文艺理论文本研究的开放性。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利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及理论创新。

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提出的。她在论文《巴赫金：词、对话、小说》中说：“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这个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⑩在1974年出版的《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她又指出：“互文性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互换；但是因为这个术语经常被理解成平常迂腐的‘渊源研究’，我们更喜欢用互换这个术语，因为它明确说明从一个指意系统到另一个指意系统的转移需要阐明新的规定的位置性，即阐明的和表示出的位置性。”从克里斯蒂娃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本间性超越了主体间性研究和“渊源研究”，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这样，阅读成了在文本之间的游走过程，而意义则存在于文本与其他相关符号系统之间。应该说，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对巴赫金历史诗学的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学术背景则是结构主义理论向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变。文本间性研究也可以看成是对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评理论所提出来的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分模式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在“符号系统的互换或文本意义的相互开放”基础上文本与文本之间所达到的交融与会通。在这个意义上，再划分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文外之旨”“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互文性”问题的理论资源。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对于胡塞尔而言，主体间性指的是在自我和经验意识之间的本质结构中，自我同他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我的世界不仅是为我个人的，也是为他人的，是我与他人共同构成的。“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交互主体性’（即主体间性――引者注）概念被用来标示多个先验自我或多个世间自我之间所具有的所有交互作用。”因此，这一术语可以克服现象学还原后面临的唯我论倾向。同时，主体间性还可以突破西方理性主义“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和美学，“让哲学和美学回到人的‘生活世界’，避免那种离开人类生活世界的客体与主体的隔绝与对立”。对于文学艺术问题而言，主体间性的概念则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作者、世界、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文艺美学的主体间性研究要侧重研究的是作者与世界、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即不再把作者对世界的感知、读者对作品的解读看成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看成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和作为主体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长期被忽视的读者的地位得到重视；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注意到作家对文本的决定作用，而且也注意到文本对于作家的反作用或方向的决定作用；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读者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看到文本对读者的决定作用，而且也看到读者对作品的主动接受与变异；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世界不再被看成是文学艺术反映的被动对象，而是与我们具有相互依存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使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某种敬畏和依存感。与西方古典美学以主客二元对立论哲学为基础不同，中国古代美学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基础，以“致中和”为审美理想，完全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美学可以成为今天文艺美学主体间性研究的重要资源，并与西方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形成对话格局。

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e）是指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学的学科关联性和交叉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理论是一门“间性”学科――这种认识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研究对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我们关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的讨论，总是试图找到一个确定的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其结果总是让人感到失望，原因就在于我们忽视了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特征与品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区别于人文学科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其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对确定性。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人文科学，显然是忽视了人文学科的特点，容易滑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泥坑。文艺理论的学术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这是文艺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一种独特的品质。文艺理论总是在自己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联中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形态、知识谱系、话语方式、精神皈依与价值取向，这其中主要是它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的关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这些关系问题，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发展是内在性、本质性的问题。毫无疑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一样，研究对象均脱离不了文学艺术，共同的研究对象使得上述各学科之间形成一个密切相关的相似于家族的学术部落。

谈论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当然不是否认文艺理论的特殊性，否则文艺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文艺”作为文艺理论的对象，有“文学的艺术性”“文学与艺术的并列”和“文学与艺术的综合”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指诗歌、散文和小说，艺术是指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这些文学艺术形态之间是并列的，而当代大众文化中新出现的文艺形态（如影视作品、网络文学、多媒体动漫等），则具有文学与艺术的综合性、兼容性，传播的全球性、跨文化性，读者观众与作品的互动性，阅读接受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性文艺。文艺理论的研究应该适应当前审美实践的主“场域”由过去小说、诗歌、散文到现在的影视作品、网络写作的变化。

文化间性研究，即跨文化研究。在英语中有三个词都可以被翻译为跨文化研究，即cross-cultural studies，inter-cultural studies，trans-cultural studies，有学者分别把它们解释为“穿越式沟通”“互动式交叉”“会通式超越”。笔者认为，从总的方面来讲，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拘泥于英文中这三个词的细微差异。“跨文化”这个词已经很好地将这三个词的意义提炼了出来。所谓跨文化研究，就是跨越文化的界限，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以便促进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在西方，希罗多德可能是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者，他在《历史》中比较和分析了许多希腊世界的文化。19世纪，跨文化比较开始被进化论用来排列社会阶段，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尝试的那样。在文学领域，根据德国著名理论家伊瑟尔的说法，跨文化话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写法非常独特的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小说和自传，而是三者的结合。作者借助“衣服哲学家托尔夫斯德吕克先生的生平和观点”，采用戏剧的手法，既对所涉哲学的原则作精要的叙述，又对哲学家的生平和性格进行描述，同时又扼要地阐释了卡莱尔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观点，而这正是对该书书名的解释：衣服是指一切形式和惯例，裁缝则是指形式与惯例的创立者；裁缝是那位伟大的德国“衣服哲学家”，而将他的故事拼凑起来的另一位裁缝则是英国的卡莱尔。这就形成了一种沟通英德两种不同文化的跨文化话语，作者也就成了一位将两国不同的思想文化拼凑起来的文化的裁缝。伊瑟尔在《跨文化话语的出现：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篇文章中指出：“卡莱尔在《拼凑的裁缝》中对跨文化话语的勾勒，是一个模式，而绝不是不同文化碰撞的缩影。不过，它倒确实提供了有关这种碰撞可能被确认的线索。跨文化话语不可能被确立为一种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都包容进来的超验的姿态，只有在此情形下，它才能成为模式。跨文化话语也不是一种凸现的第三维，它只能行使连结网络之职，并将假定一种形态，其普遍特征不能等同于任何现存的类型。”也就是说，在伊瑟尔看来，跨文化研究也许不会关心不同文化碰撞和冲突的具体过程，但却为理解和研究这种过程提供模式和线索。这种理解和研究并不是超越于F存文化之外的，而是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间性。

目前，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跨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间性研究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那种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领域内的单纯的文化研究会越来越难以进行。过去将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亨廷顿的世界七种或八种文明的划分，也显得粗糙。最理想的当然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能得到同等的尊重和理解。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荷兰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夫斯戴德（G. Hofstede）的研究值得我们注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霍夫斯戴德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价值抽样调查，得出了表现各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五个层面：个人主义（IDV）、权力距离（PDI）、不确定性回避（UAI）、男性化（MAS）、长期倾向性（LTO），计算出了53个国家和3个地区在这五个层面上的数值，从而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量的差异性。霍氏为跨文化研究创立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文化价值五个层面的数值之间可以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再是质的差异，而表现为量的差异。这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例如在霍氏的量表上，中国的PDI为80，IDV为20，MAS为66，UAI为30，LTO为118，而澳大利亚相应的数值则分别为36、90、61、51。这表示，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文化更能注重上下级在各方面的差异，不太注重个人主义倾向；在注重生活质量方面稍差，而在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尊重传统方面都要高于澳大利亚。而这样的比较只是量的差异，并不是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只是在量的意义上在注重个人权利方面低于澳大利亚，而这并不表示中国不注重个人权利。这就消除了以往异质文化论带给我们的理论困惑。这样的一种观念，对于我们的美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美学是表现美学，而西方美学是再现美学。这就容易将中西美学完全对立起来，消解了中外美学对话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美学中并不是没有再现的因素，而西方文化中也并不是没有美学表现的因素，中外美学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这种量的差异性就为中外美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可以消解中西二元对立模式所造成的绝对论倾向。

在中国，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至少可以上溯到《史记》。《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司马迁的这条记载说，在条枝（即今伊拉克）一带也有类似的“西王母”的神话传说，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最初萌芽。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采用“取外来之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最早的跨文化研究的文艺美学著作。这种中外相互参证的跨文化阐释法，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学、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学术范式。

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而言，文化间性研究要超越中西二元模式，它以文化间的开放性为前提，要研究的是不同文化之间文学艺术的接触、交流、相遇、传播的运作方式，其中包括“文化翻译”“跨国界传播”及“跨语际欣赏”等问题。文化间性研究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既强调文艺创作的“地域性”“本土性”特征，又强调文学艺术欣赏与消费的超地域性，以及人文精神价值的普世性。

文化间性研究对于中国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利于促进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有利于提升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有利于解决中外学术交流中中国学术话语缺失的问题，以真正做到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第二，有利于发掘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资源。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哲学美学而言，中国古代则具有更加丰富的文论资源，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包括诗话、词话、评点、画论、书论在内的文论资源，可以使这些资源更好地走向当代，更易于被国外的研究者所接受。第三，有利于促进文艺理论对文化研究的积极回应。文化间性研究是对文化研究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因而可以回应文化研究的冲击和挑战，并承担起在市场经济与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从审美的创造和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性与审美性、娱乐性与陶冶性有机统一的问题，使得新时代的文学艺术（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等）在适应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转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②：《“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③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④郭沫若：《革命与文学》，《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1页。⑤详细论述请参见李庆本：《梁实秋与中国近代浪漫主义的终结》，《东方丛刊》1998年第2期。⑥具体论述参见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关于现代性问题问答》（《天涯》1999年第1期）、《传统、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科学时报》1999年2月2日）。⑦参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文艺报》1958年第17期。⑧[美]马尔库塞、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⑨[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4页。⑩Julia Kristeva.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p37.[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英]拉曼・赛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第255页。张玉能：《主体间性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学》，中A书局，2002年，第2页。程主编：《文化研究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Wolfgang Iser.The Range of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3―3164页。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One Hundred Ye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