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发展社会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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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

人类群体(社会)与其生态环境组成的生态关系或生态系统，构成了社会生态关系或社会生态系统，它是既有生态的自然属性，也有生态的社会属性，还有生态的经济属性这样三重性质的客观现实存在。生态的自然性或自然生态，是生态关系(系统)的自然存在状态，如与人类群体相依共存的植物生态系统、动物生态系统、微生物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社会性或社会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社会存在状态，如人类社会创建起来的实业生态系统、运载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民居生态系统、军兵生态系统、管控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经济性或经济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经济存在状态(是社会生态的又一重要形态)，如生态经济领域的生态生产力系统、生态生产关系系统、生态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经济基础系统、生态经济效率系统、生态经济价值系统、生态经济流通系统等等。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无论是全人类参与的全球生态(地球生物圈或生态圈层次)，还是部分人群参与的区域生态(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城乡复合生态层次)，都被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院士通称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或者被归纳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问题”之中了。

(二)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

社会生态的协同发展，自然是构成“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三大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自然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同步发展即协同发展了。显然，这里的社会生态协同发展，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其中包括社会生态的系统协同发展、社会生态的时间协同发展和社会生态的空间协同发展等诸方面的协调同步与统一运作。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社会生态研究阐明，社会生态系统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平衡状态即进入社会生态平衡时，该系统才能有效地实现协同发展。否则，协同发展就无异于纸上谈兵了。

(一)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平衡态

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大体保持均衡，从而维持着该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便达到了生态平衡的状态，亦即进入了社会生态平衡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旦由于物资、能源和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根本满足不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就进入到了供小于求这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反之，当物能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远远超出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便进入到了供过于求的另一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德国功勋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将一切“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统称为“自组织着的系统”。那么，何以并无外力作用，系统却能自我组织起来呢?这显然是因为“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即各子系统之间“通力协作的结果”。社会生态系统就是这种“自组织着的系统”，它的各组成要素即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无需外力的作用，而是靠自身的“互相协作”或“协同工作”，就能够不断地自行产生即“自组织”起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的“社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不言而喻，这种人类社会生态平衡的系统状态，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平衡态。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1．系统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们的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就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均衡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只有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统统都达到了生态平衡状态而不是生态失衡状态时，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任一生态失衡的子系统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子系统一道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2．时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历史发展阶段，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历史发展阶段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3．空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空间拓展状态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空间拓展状态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空间拓展状态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自然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三、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哲学

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问题，不仅和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及自组织平衡态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社会生态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经过升华，将会不断地丰富与深化社会生态哲学，而社会生态哲学对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则将发挥指导作用。

(一)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认识论

生态系人即身处生态系统中的人，它们和社会生态系统，分别成为社会生态研究的认识主体(研究者)和认识客体(研究对象)，并且构成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正是这对认识论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协同运作或协同发展，才使得人类的社会生态认识，能够沿着社会生态实践社会生态认识再社会生态实践再社会生态认识的正确路线和方向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下去。不言而喻，社会生态认识论正是生态系人对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必然结果，亦即生态系人与社会生态系统这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不断协同运作即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在向唯物主义认识论升华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指导。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辩证法

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并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还存在着各子系统之间协同运作的自组织矛盾运动，它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

1．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这样两种基本的辩证关系:前者是人天关系，后者是社会关系。然而，无论是人天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它们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和谐共存的相关性或相关度时，才是良性循环的最佳相关性或度，由此方能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生态系统对立统一的辩证相关性或度，便是其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否则，社会生态系统就根本不可能协同发展。

2．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由于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互相协作，进而产生出新结构和新功能的系统，不就是哈肯所发现的“那些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即组织着的系统”吗?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协作即自我组织，也就是该系统“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正是这种内在“协作”即“自组织”的矛盾运动，成为了社会生态系统“一切运动和生命力根源”，自然也就成为该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这一“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亦即动力源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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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构建和谐社会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其人本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先进的主流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主流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从而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坚持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将中华文明看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足以说明中华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发展潜力。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汉语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贴在巴黎街头的一则醒目的海报这样写着：“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中国文化已经走向全球。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体系。比如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所谓的“双语”教育正在打压、矮化汉语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儿园推行幼儿识字教学。数典忘祖、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举动在复兴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不理解我们的文字，谈不上教育进步，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坚持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的缺失导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境无不在呼唤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国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坚持以为指导核心，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只有坚持贯彻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中国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本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支撑，而一味地鼓动崇尚“崇洋之风”，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必然会日渐衰亡，走向没落。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并融交错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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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视升学率与就业率的今天，学校对于体育课程则采取“排而不上”的方式，许多学校都在学期课程编排时，把教学大纲要求的体育课时“合理”的安排到每个年级的课程当中，然而实际课程进行状况却令人担忧．同时，体育教师素质相对偏低，无法在课程以及综合卫生保健方面授予学生正确、恰当的体育知识与体育健身方法，有些学校未配置专业的体育教师，由其他教师代教体育课程，这对于正确发展学校体育都是不利的．另外，相关硬件配套设施不完善，许多大纲上要求的体育课程项目却没有办法正常开展，教学资源分配不公平，地区差异明显．

1.2社会体育的现状

“社会体育”又被称为“群众体育”或“大众体育”，指的是以“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人际交往，提高健身技能”为目标的群体性体育活动，它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随意性、自主性、社会性”．

1.2.1体育锻炼的观念和意识相对淡薄

此次调查问卷问题设置为“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根据图中样本显示，我国0-75岁人口各个年龄段对于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识都相对薄弱，其中以15岁以下的少年，以及30到60岁的中年及老年人，最为薄弱．目前我国进行体育锻炼的体育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0.85%，其中女性体育人口占比为13.49%，男性体育人口占比为16.51%．导致我国体育人口较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群众对于体育锻炼的意识比较薄弱，不少人因为工作繁忙或是其他原因，体育锻炼严重缺乏．

1.2.2缺乏相关配套体育设施

社会体育是一种区别于学校体育的健身方式，它需要进行基础健身设施的投入建设，提供专门的体育场所，才能够为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保障．

1.2.3专业指导人员短缺

社会体育的正常进行以及其宣传推广都同学校体育一样，需要专业的体育指导员对群众的体育活动进行一些专业性的指导和建议，使其能够在体育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正确开展体育活动，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1.2.4缺乏宣传力度

从“全民健身”概念的提出开始，我国就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体育健身知识的宣传与推广，然而对于面积广袤、人口众多的我国来说，全民宣传具有一定的难度．

2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相互关系

2.1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双效互动关系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存在双效互动关系，建立“双效互动模式”主要表现在：在学校资源充分的情况下，学校体育资源的整体性开放，为社会体育提供相应的体育场所、设施以及体育指导员，使学校体育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社会体育为学校体育提供外在发展平台，作为学校体育发展的延续，社会体育肩负着“全民健身”这一重要任务，走出学校的人们要想持续性的得到体育锻炼，就必须要参与“社会体育”运动，从而延续了学校体育．在二者的互动方式中，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多内容”的互动形式的联合．学校体育通过体育场所以及体育器材设施的开放，与社会体育建立相应的俱乐部、活动中心等，利用学校专业体育人才组织一些大中型民众健身娱乐活动，建立健全学校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体育健身平台与机制，增强学校体育的服务意识，加强“全民健身”思想的宣传，为大众体育的顺利与有效开展提供一个专业开放的平台，为增强全民体质，提高人民素养，创造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发展氛围与环境．

2.2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内在联系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作为体育系统的两大主要体育形式，两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学校体育是社会体育的基础，社会体育是学校体育的延续。

2.2.1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场所

这种学习伴随一个人的儿童、少年、青少年、青年时期，学校体育也在整个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校作为基础体育知识技能教授的场所，从儿童时期学生就开始进行相关体育课程的培训与学习，由此奠定了相应的体育活动基础．学校通过科学化、理论化、合理化的体育系统的构建，实现传授体育知识与技能，增强学生体育能力的目的．另一方面，学校通过持续性的体育课程的培训，使学生形成了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树立终身体育的思想意识，而在校期间学习的一系列的体育技能又为走进社会之后的社会体育活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学校体育是学生对自身体育能力与技能构建的基础环节，是学生进入社会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保障．

2.2.2社会体育是对学校体育成果的检验

其实质是学校体育为社会体育提供基础技能与知识，在日后的社会体育实践中，学生是否能正常运用学校体育中学习到的体育技能，以及是否能够融合到社会体育中，都是检验学校体育成果的重要方面．因此，学校体育要适应社会体育的发展需要，与社会体育进行有机结合，保证学生进入社会之后能够为社会体育的有效进行提供一定的人力资源保障。

3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互动发展措施

3.1加强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在体育内容上的相互渗透

学校体育的教学核心就是结合大纲要求，制定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的体育教学课程和内容．体育课程内容的设置要充分体现出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健康第一、全面发展学生体育素质能力”为核心的基本出发点，充分参考社会体育的要求，以社会体育为导向，培养具体性的人才，要具有民族特色，体育教学的进行不仅仅是为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能够使学生树立终身健身的基本思想，使其进入社会后，仍然有意识的去进行社会体育锻炼，促进身体健康的发展．加强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在内容上的互相渗透，一方面指的是从学校体育教学出发，教学内容的选择要与社会体育进行有机的结合；另一方面从社会体育方面出发，社会体育的发展又能够为学校体育提供导向作用．学校体育的目标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社会体育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社会体育目标与学校体育目标之间存在根本一致性，学校精心选择课程项目，体现科学化、服务化、人性化的教学内容，重视学生全面身心健康的培养，重视与社会体育的有效衔接，为学生走向社会进行社会体育锻炼打下坚实的基础．

3.2促进学校体育人才与社会体育的相互融合

体育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各大院校来进行，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互动融合的一大表现就是学校为社会提供相应的体育人才，为社会体育的有效顺利开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而学校体育人才与社会体育的有效结合必然能够推动社会体育向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等发展．目前就我国来说，许多高校都在专业上增设了社会体育专业，培养了大批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源源不断的向社会输送，为社会体育事业的开展提供了一批专业素质过硬、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新颖以及教学特点鲜明、团队协作能力强的社会体育教师人才队伍．社会体育还为学校体育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平台，如：“健身教练”、“私人教练”等职业，这些体育人才日后就业方向大部分是社会体育中关于健身的一些方向，这就为学校体育人才解决了就业问题，也为社会体育提供了专业的人才队伍．两者之间互动发展，互相融合，为各自的发展提供了相对适应的广阔发展平台．

3.3加强与拉动外界力量的参与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有机结合并不仅仅是两方面的问题，更需要政府层面的支持，加强外界力量的参与．政府要重视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相互作用关系，做好外部协调，对两者之间发展的相对薄弱环节进行重点研究，一些重点内容要制定相应的法制法规来进行制约和平衡，从国家与法制层面落实“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相互融合”这一重大研究课题．这一课题的具体实施是个巨大而又复杂的工程，需要借助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系统，在借助政府力量的基础上，全民参与，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系统，全社会、全民族参与的体育活动，树立全民终身体育的思想．

3.4转变教学理念，适应社会体育发展需求

学校体育要以社会体育需求为教学目标，转变教学理念，以适应社会体育发展的需要．具体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突破传统的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创立新型开放式教学模式，将社会体育积极、科学、健康、合理的内容引入到学校体育教学中，使学生能够较早地对社会体育内容进行接触和更好地理解．其次，学校体育在进行社会体育教学系统构建时，一定要以社会体育为向导，充分发挥其指挥棒的作用，要以社会体育的实际需求为核心，建立起有效性、普适性与实用性相互结合的体育教育教学体系与新模式．

3.5设施设备资源共享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学校基础体育设施的建设，为各院校配置了相应的体育器材与设施，给学校体育教学提供了相应的体育器材设施保障．同时，学校体育教学为社会体育提供了人力资源与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学校体育设施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适时、适量的向公众开放，为社会体育活动提供场所与器材，在人才与设施上实现资源共享．

4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4.1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有机融合，能够有效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随着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故社会体育也有了较为迅猛的发展．然而社会体育的发展离不开与学校体育的有机融合，只有借助学校体育的广阔发展平台，深入开展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传播体育知识与技能，掌握基础体育技能的必要性，才能为群众开展体育活动作出适当的引导，满足社会体育发展的实际需要．

4.2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有机融合，促进体育资源的优化与整合

目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将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进行有机优化与融合．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健康已经成为21世纪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因此，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融合发展，资源共享成为目前我国体育事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学校体育由于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在资金与教师队伍方面资源相对充裕，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如能进行资源共享、有机融合，在软硬件设施上综合优化与整合，既能使学校体育资源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发挥其最大价值，又能使社会体育最大限度的“继承”学校体育的优良传统，从而促进双方各方面的融合与互补性发展．

4.3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完美结合，是实现终身体育的重要保障

在当今社会发展与全民健身的大背景下，终身体育的思想必然成为全民健身的主流思想，而学校与社会这两个最大的体育承载平台，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学校体育是基础，社会体育是延续，二者之间在新世纪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进行优化整合与有机结合，首先，能够使学校体育得以延续和发展，其次，能够使社会体育得到相应的资源与师资等技术保障，二者的完美结合为终身体育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支撑．因此，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进行完美结合，是终身体育形成的必要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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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结构功能主义系统论的诉求

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我国体育软式化问题，能够有力地阐释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例如：体育软式化的动因、目标、措施、决定因素以及动力与阻力因素等。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在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下存在着特定社会系统的绝大多数成员同意和肯定的目标和原则，这是促进社会整合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要素与价值共识。价值系统既是社会整合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来源，也是社会文化系统中最为稳定的要素。相对于短式网球来说，低耗能、占地少、投资小、易掌握的这些特质，都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短网的价值体系也必将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诸如短网运动一样的众多竞技运动，其软式化已然成为体育运动在人文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大众体育健身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京奥运会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延续“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理念。在后奥运时代，分析短式网球结构与功能的平衡问题，探讨大众对功能结构创新的认知程度，通过短式网球的发展理念将群众体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能够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群众基础，也正体现了短网运动发展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性诉求。从上述理论分析中可知，短式网球的大众健身理念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趋势，根植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之中。当体育软式化理念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时候，思考软式化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路径和功效就显得迫在眉睫。

2体育全球化带来的群众体育项目与国际社会体育项目的趋同性要求

体育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体育全球化带来了群众体育发展的国际性趋势，与国际社会体育项目的趋同性使群众体育项目的“软式化”更为普遍，也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传播媒介渗透的深入，人们对那些源自竞技运动、能够满足自身对于项目的热爱并可以参与其中的“软化”项目产生需求与共鸣。那些利用竞赛形式、具有竞技特征，而又文化内涵深厚的娱乐性体育活动，更是广受大众欢迎。竞技网球运动的发展使得网球运动的技巧性日益显著。因此网球运动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网球运动的普及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加之网球运动对场地器材和技术战术的特殊要求，使得网球运动在我国开展得并不是十分广泛，甚至被誉之为“贵族运动”。因此，热爱网球项目的大众对网球运动的竞技运动体育手段化有着强烈的需求。短式网球便成为了这种社会需求下的必然产物。短式网球的产生源自世界网球运动的高速发展和国际网坛突现的“启蒙小，成长早”的大趋势。它主要是以儿童身心发育特点和负荷能力为依据，同时遵循网球运动的原理，具有网球运动的全部内涵。短式网球运动以5岁以上各年龄段儿童的生理及心理发育特点为基础，对其进行启蒙式训练，并与正规网球紧密衔接。实践证明，它能让孩子们在短时间内规范地掌握网球技战术和心理机能并能够合理运用。

3满足“以人为本”的社会总体纲领性需求

“以人为本”发展观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要从自己的文化、思想与行动的方式中寻找发展的力量。发展的目标应同国家的价值体系、自身需要、本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相协调。对于体育工作来说，以人为本则是切实地关心人民大众的身心健康，让体育的娱乐化、生活化更为深刻地影响大众，努力做到“平民化”。《奥林匹克》明确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民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那么重视体育项目的普及程度、参与程度则是体育项目以人为本发展的基本要求。短时网球发展完善过程中所形成的球拍重量轻、负荷小、场地适中、速度慢、伤害少、难度小、趣味性高、娱乐性强、理解灵活多样、可观赏性强、健身价值高等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

4符合“重家庭”的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内涵

短式网球的基本属性符合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它是以家庭成员的参与为基础，是一项家庭娱乐健身首选的体育活动之一。无论是参赛训练还是日常娱乐，短式网球易于儿童操作和学习，具有兼娱乐性、教育性、健身性、竞技性和过渡性的特点，其优美的运动姿态和时尚的运动方式加之符合儿童的生理特点，使得短式网球可以成为家庭教育及交流的纽带。

我国短式网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

1多途径宣传，扩大短式网球的影响力

短式网球运动在我国的普及和推广尚且需要借助一定的宣传手段。通过多种宣传途径能够有效扩大短式网球运动认知和参与程度。网球人口的多少能够反映此项运动的开展与普及的情况。网球人口愈多则表明普及程度愈高，可以为网球后备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提供保障。因此，扩大短式网球队的宣传力度，提升短式网球人口的数量，进一步提升网球人口的总体数量是更好地发展网球运动的关键。

2树立“人本位”的短式网球教育核心思想

网球运动本身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人本位的短式网球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方式的变革，即变“网球运动”为“网球教育”。其内涵是：以“育人”为宗旨进行人性化的网球教育，让学习者既掌握项目的规律和特点，又掌握“育人”的规律和特点，从而有效地开发其“类生命”，进而充分发掘其“种生命”的潜能，实现项目教育过程整体、内在、持续地发展。

3借鉴“双轨制”的管理经验，建立短式网球管理和培训的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指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能长期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长效体制并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整理目前短式网球已有的经验和教训，整合优化资源，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的经验总结，结合现有的情况建立一整套引导短式网球向纵深管理方向发展的长效机制，与时俱进，活化思维，创新短式网球管理的机制，健全各项管理的制度规定，使短式网球更加普及化、规范化，更能符合国际网球协会对短网的发展要求，也能促进短网在我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重视网球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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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文化理论

以Vygotsky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知识的建构应在社会和文化的环境下，以语言和社会活动为中介，强调社会环境在人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阐明认知与发展的关系。Vygotsky（1994）用文化历史发展观研究人的心理，开创性地揭示了心理发展的两条基本规律：其一是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机能不是从内部自发产生的，而只能产生于人们的协同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其二是人所特有的新的心理过程结构最初必须在人的外部活动中形成，随后才可能转移至内部，成为人的内部心理过程结构，即内化的过程。

二、社会文化理论下认知发展的理论基础

2.1 中介。中介是社会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维果茨基认为，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由生物因素决定的低级心理机能（包括听觉、视觉、自然记忆等）会被保持并发展成更复杂的由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高级心理机能（包括逻辑记忆、有意识的注意、概念思维等）。在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环境是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的转化是通过高级文化工具（语言、计算和逻辑等）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符号中最重要的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拥有的最普遍、最强大的工具。它是人类用来连接世界、彼此以及自身的中介。通过符号工具人类调节和有意识地控制生物因素所赋予的心理机能。

2.2 内化。维果茨基认为，在儿童的发展中，这种从社会的、集体的、合作的活动向个体的、独立的活动形式的转换，从外部的、心理间的活动形式向内部的心理过程的转化，其实质就是人的心理发展的一般机制――内化。内化是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环境之间交互的形成，并改造内部心理机能的过程。正是通过内化，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以及人与文化产品间的活动才转化为大脑内部的活动。

2.3 语言和思维。维果茨基（1962）指出，语言对认知发展具有两大功能：其一是在文化传承中成人将生活经验和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经由语言传递给儿童；其二是儿童以学得的语言为工具，用于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基于此义，他认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即语言具有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功能。从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思维源于合作性的对话，当这些对话被内化为“内在的语言”时，即从外部的活动向内部的心理过程转化，学习者就能够用“言语思维”独立地去表达那些起先只能在成人或知识更丰富的同伴帮助下才能表达出来的意义。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对话，学习者获得新的处理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模式。

2.4 最近发展区。维果茨基认为，儿童存在两种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前者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指在成人指导下或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这两个发展水平的界说，维果茨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这一概念。其意指认知发展真实水平与认知发展的潜在水平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维果茨基认为教学不要面向儿童的昨天，而要面向儿童的明天，也就是说教学应当走在发展前面，引导发展。

三、社会文化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解释语言的习得与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第二语言习得的局面，为外语教学带来了种种启示，对在课堂上培养学生通过使用语言来学习语言的能力以及交际能力有着深远的知道意义。

3.1社会文化环境与外语教学相结合

教师应把语言课堂看成是外语教学的社会环境，努力营造与现实世界相吻合的课堂氛围，为学生提供使用语言的情景和机会。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到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在语言的交流中学习和使用语言。通过社会情境的营造，学习者带着不同的先前经验，进入所处的文化和社会情境进行互动，通过学习者之间的合作、交流、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增进对知识的理解。

3.2 发挥中介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人类的高级心理机能通过中介来实现，语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第二语言习得也是一个中介参与的过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中介概念可以研究如何提供搭手架。此外，学习者之间的对话与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对话一样有效果。通过同伴调节学习，学生从与同伴的交流中有效地为彼此提供帮助。而有些非语言的文化产品，如学生档案袋也可以作为中介工具，促使学生建立学习目标，选择有效的策略。

3.3 采用交际教学法

交际法强调语言的意义和运用，置语言的流畅运用于首位，要求学生在学习初期就流畅的表达思想，重视言语活动而非语言练习，重视言语的流畅而非语言的准确，语言练习和背诵等从掌握语言形式进而使用语言表达思想，并不等于己经发展了听说能力，尤其是口语能力。而且在交际之中，习得语言可以实现言语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直接联系，从而实现活用式掌握外语。

3.4 教学中实施动态评价

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最近发展区存在个别差异和情境差异，即不同个体之间最近发展区有所不同；在不同情境中，同一个体也可能有不同的最近发展区。过去人们把学生发展水平仅仅看作静态的“点”，而最近发展区概念的引入，把学生的潜在水平和现实水平之间的距离作为评价的对象，现在学生发展水平是一个变动的“区段”。因此，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充分了解需要教师用发展的观点，了解每个学生所处的发展阶段，评估出学生成绩的可修正度，采取持续动态的测量方法，让学生发挥潜力，更好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取得更好地教学效果。

社会文化理论与其他心理语言学及二语习得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考虑社会交互和语言发展的关系，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应引入社会文化理论，有效的促进学习者第二语言的习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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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原武术文化隶属于中原文化，是七大武术文化中的一枝独秀，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南文化、岭南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京派文化并驾齐驱，中原武术文化以太极拳系和少林拳系为主导，以中原文化为载体，其衣钵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为实现手段，目的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继承中原武术文化的优秀传统，发展以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为两个中心，以“走出河南”、“遍布全国”、“发展国际化道路”为基本点，以坚持挖掘中原优秀武术文化、坚持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武术发展、坚持落实大武术观思想、坚持打破武术门户壁垒，走和谐、统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中原武术文化道路，意在完善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涵与深蕴，促进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健康发展，扫除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与弊端，吸收风格迥异的武术文化，形成独一无二、匠心独运的发展新途径，提升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健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的新路子，这就需要结合新的社会学理论来丰富中原武术文化的实践。

1帕克社会学理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之一的RobertEzraPark（1864～1944），曾依据社会成员行为上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四个递进的部分：“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节阶段、同化阶段。〔1〕”RobertEzraPark文明于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主要由芝加哥大学的E?伯吉斯（ErnestBurgess）、R?E?帕克（RobertEzraPark）以及其他城市社会学家所组创，这一时期美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国际地位空前下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窘迫经济，芝加哥学派创始人著名社会学研究家帕克等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四个发展阶段，因此，社会的发展亦如此。

2 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

中原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一颗璀璨珠宝，以技击性为其本质，囊括武术中的气功、养生、导引、拳械等，彰显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引诱武术爱好者的无限遐想，推动研究者们的跨文化研究。以社会学家帕克的社会发展理论为主，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亦经历百家争鸣的竞争阶段，矛盾显现的冲突阶段，温文尔雅的调解阶段，稳步前进的同化阶段。黑格尔哲学是这样阐述这一过程的：“自然、社会、精神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但总体趋势是向前不断发展着的，处在不断运动之中，这一运动的动力就是矛盾。〔2〕”这一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符合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

2.1 竞争阶段

所谓“竞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竞”是争逐，比赛。源自屈原《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商君书?错法》：“功赏明，则民竞于功。〔3〕”

“争”是争夺，竞争。《韩非子?说林下》：“争肥饶之地。”《史记?高祖本纪》：“上问左右，左右欲击之。〔3〕496”竞争即是个体或群体争逐胜利或者比赛战胜对方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活动。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语：“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对于中原武术文化而言，其核心竞争力在于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相对于其他六大拳系，其虽表现出绝对性的优势，但由于起源于道教圣地武当山的武当武术文化，形成以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为技法原理，同时配合吐纳、呼吸形成独具特色的养生文化健身术，武当的武术文化曾远赴海外进行汇演，颇具竞争力，可与中原武术文化一争高下；此外，发源于峨眉山的巴蜀武术文化，起源于战国，形成于宋朝，亦称峨眉武术，依托峨眉生态养生健身文化，广纳儒、道、佛等宗教文化新理念，兼具民俗、民风、地理环境，呈现出匠心独运、内外兼修的峨眉武术特色，亦欲中原武术文化争芳斗艳；形成于清末的形意拳系，技击原则上讲究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硬打硬进，适合于实战，传播较快，曾衍化出心意六合拳，以河北沧州武术文化为载体，依托当地武术文化资源，形成形意拳系，其竞争力不可小视；依托开拓务实、内外兼修、刚烈勇猛的岭南文化形成的南拳拳系，亦是七大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拳以广东、福建为中心，结合当地丘陵多、盆地少、平原地带稀缺的地理资源，以技击为主要特点和原则，创新与传统相结合，既不背离传统武术技击的本质，又外加新的元素充实，使得南拳形成具有当地地理特色的南拳武术文化；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地理方向命名的八卦拳系，实乃是八卦掌为主要拳法，行拳时要摆扣步走圆形，拳路表现为直线来回往复，动作简单，招式简朴，短小紧凑，刚猛有劲，注重太极、八卦原理，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风格独特，内容充实。综上所述，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竞争力空间广泛，其竞争力的提高是需要过程的。

2.2冲突阶段

随着国内传统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也受到了冲击，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冲突阶段在所难免，所谓冲突”：“冲”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向，对着。源于《山海经?海外北经》：“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3〕50”“突”意义为急速地向前或向外冲。源自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驰突火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知有科禁，公敢干突。〔3〕384”冲突即是以打败对方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的激烈交锋，中原武术文化的冲突包含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七大拳系文化为发展标准，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少林与太极，中原武术文化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龙椅宝座，成为国门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面临的困难重重，这就包括对其他六大拳系武术文化的竞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例如，面对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相关文件通知，全国各地争相建设自家武术文化，刮起传统武术节的举办，如雨后春笋一般，旨在加强人们对本地代表武术文化的信仰与认同感，提升本地武术文化的知名度，这对中原武术文化的冲击是不可度量的，窘境的出现，中原武术文化开始与异型文化相冲突，问题暴露甚多。另一方面，以中原武术文化为主体，从整体而论，传承的速度落后于发展的速度，导致传统的中原武术开始流失，继承者青黄不接，导致门派难以为继，从部分着眼，中原武术中的个别拳种随着习练人群的减少而消亡，生命殆尽。比如，原属于中原地区的查拳、梅花拳等拳种，因区域习练人口的减少，外加人口流动性较多，武术传承人开始消失，这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一部分武术文化未得以保留；然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门户派别之见，使得各个派系来往较少，龙争虎斗相对较多，门派自家规矩的束缚和羁绊，外加派系之间的不和谐，加速了少数门派的瓦解，流失了宝贵的中原武术文化资源，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面临着改革，推动中原武术站在了变革的风口浪尖，如何去挽救和挖掘指间遗失的中原武术文化，弥补中原武术文化这一宝库，成为了摆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炙手可热的瓶颈。

2.3调解阶段

面对中原武术文化在社会上发展的冲突阶段，如何调节自身的武术文化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和重点。“调解”：“调”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协调、调和，源自于《史记?历书》：“阴阳调，风雨节。”《汉书?食货志下》：“以调盈虚。〔3〕82”“解”意为调解、排解、和解。源自于《战国策?赵策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3〕187”调解一词即为协调、调和，统一规划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官方组织的宏观调控和民间组织的自救，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官方和民间在这一阶段举行合作对话，手拉手共同协作，挖掘中原武术优秀文化资源，健全和完善发展武术文化资源的宝贵途径，在1985年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活动中，河南省挖整组积极配合响应国家口号，整理发掘优秀拳种资源178种之多，丰富了中原武术文化资源，随着全国武术整理接近尾声，河南省挖整组于1990年继续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的精神，承办少林国际武术节，举办太极武术锦标赛，这一举措使得中原武术文化内容变得多姿多彩，在中国武术文化中重新站稳了脚跟。在坊间，民间武术组织的成立、社会组织团体的成立、武术学院的兴办思潮均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再续了香火，挽救了像苌家拳类似的武技，武术学院的兴办以及高校中武术专业的设立，为中原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后备资源，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健康提供了契机，特别是社会组织团体的依法成立，使得武术这一民间“俗”文化确立了合法地位，明确了新的标准，走上大雅之堂，迈进官方的视野，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太极拳表演赛的巧妙开赛，为武术走出国门，传播四大洋、五大洲奠定基础，中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太极发源于中原武术文化，也不失时机迈向武术成功的殿堂，经历着异样文化的洗礼，促进了自身武术文化的建设，夯实了中原武术文化建设基础，然而，这仅仅是九牛一毛，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原武术文化的开发建设中，拥有认可异国他乡文化的认知思维，这是发展自身优势必不可少的利器。

2.4同化阶段

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官方“无形之手”和民间“有形之手”的完美结合，有效促进中原武术文化的自身建设，为中原武术文化的远播提供充足的驱动力，仅有驱动力这只机翼是很容易夭折的，创新这一机翼的迫切需要则是刻不容缓。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同化阶段，所谓“同化”：“同”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相同，一样。源自于《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商君书?开塞》：“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3〕383”“化”即是变化、改变。源自于《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韩非子?五蠹》：“钻燧取火以化腥臊。〔3〕152”同化即是事物双方共同做出改变，朝着实物美好的一方面不断发展前进。著名哲学家皮亚杰的“同化”理论就是对这一阶段完美的诠释，他认为：“同化即是对事物双方所获得现有信息进行交换，前提是毫无保留，并认知现有的思维模式，对其进行创新以达到互利，促进双方共同发展。〔4〕”自1840年以来，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使得沉睡的中国有机会开眼看世界，增加了中西文化得以碰撞、交流的机会，“土洋”体育之争更是淋漓尽致彰显中西文化之差异，民国初期，政府派出一支运动团去参加奥林匹克盛会，但由于中西文化等差异，中国运动队仅作为演出形式，汇演了中原武术文化中的太极拳，获得一致好评，这说明中原武术文化拥有走向世界大舞台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仍然需要吸收西方“竞争力”为主的文化；发展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借鉴于此，中原武术文化在走向世界、走出国门的道路上，需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和谐统一”、“刚健自强”等精神，吸收西方充满探索的人文主义精神，充实中原武术文化的内涵，创新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途径，做到皮亚杰所陈述的“同化”要求，这样才能赋予中原武术文化新生机、新生命，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台阶式发展夯实基础，这就需要丰富少林与太极发展的新路途，充实其技击内涵，完善品牌效应，做到“中西结合”、“两架文化”马车并驾齐驱，借西方文化外衣，推动中原武术文化的新发展。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经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解阶段、同化阶段，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是有所区分的，这就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3.1.2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不尽相同，出现的弊端也不一样，这就需要重视处理好发展和建设这一矛盾的关系。

篇（7）

一、社会治理智能数据平台的构建思路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大数据的研究开始日渐加深。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对大数据的深层次挖掘，其中这种挖掘使得研究者能有越来越多探讨和发现原来所不存在的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说，大数据的出现，是“长尾理论”和“黑天鹅”理论的双重验证――原本被统计学剔除在外的小概率事件纳入其中。但是，值得深思的是，目前对大数据的研究仍然过多地集中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践性的探讨，更缺乏深层次的具有统筹规划方案能力的全方位的探测。因此，在高校研究和社会治理层面，这种非计算机科学的社会应用，如果能够行之有效地将大数据概念引入实践化，就成了摆在社会科学研究者眼前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构建一套完整智能数据平台，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同用户反馈交流中起到平台作用，进而实现生产、教学和科研三位一体的布局战略。

智能数据平台所实现的这三个功能既是独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说这三者是独立的，原因在于这三个功能个各司其职地完成了相对较为独立的任务。其中，智能数据平台的生产功能为用户满足商业、政府、NGO等社会组织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及满足市民在各种生活情境中对信息的精确获取功能。智能数据平台的教学功能为以学生为主体，深入细致地挖掘智能数据平台中生活情境中可能存在的需求。而科研功能则在通过完成软件的生产和教学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软件的价值。其中，科研的方向可以有二：第一，科研人员可以根据特定情境下智能数据平台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加工和挖掘，在获得深层次变量关系的同时，完成满足社会需求的科研论文和项目。此外，围绕智能数据平台的功能拓展，也是一项重要的科研功能。三者虽然拥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三者之间也存在不可分离的关联。其中生产功能以需求为导向为智能平台的建设提出了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指引保证教学过程中能以社会情景、社会组织和社会人的需求为方向进行知识传授。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知识传授正是现代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的需要。最后，在教学中，由于学生教师以智能数据平台为工具的社会需求解决方案设计，能够进一步保证教师的科研有明确的方向性和应用性。这种应用型将会进一步影响智能数据分析平台的生产和教师的教学。可以说智能平台的构建是能够真正地从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出发培养应用应用技能性人才，提高教师科研能力较好的解决方案。

二、围绕智能数据平台建设的产学研示例探讨

围绕智能数据平台出发制订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发展方案不仅能够有效地拓展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的思路，而且能够提高实际教学质量，使得教师从原本简单的知识讲解转换到和学生一起寻找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在传统的社会工作类专业中，一般都会部署发展社会学、西方社会学、社会组织管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这5门课程。按照传统意义的划分来看，这5门课程分别对应了社会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课程。从传统课程的讲解体系上来看，这5门课程都是自成一体的，依照教学大纲对应着不同的细致知识点。但是从构建智能数据平台建设为核心的产学研研究中，这5门课程便可以有效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在以社会情景需求为专题突破口的前提下，这5门课程更是成为统一专题服务的工具，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指向了同一目标。例如，以“如何了解市民的心理健康程度，保障社会安全”的社会需求为例，教师可以在西方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这两门课程中向学生引出该主题，同时要求运用这两门课程的知识，明确能够解决需求的社会理论。学生在理论的确定过程中，通过与教师和其他同学的讨论明确了理论的本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此后将依据理论界定出关键概念和研究主题与研究假设。在社会组织管理课程中，学生将依据研究主题和假设，明确社会需求可能解决的突破点――选择和那些具体的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与探讨，从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角度科学化地提出一整套解决方案。在未来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技术中，研究者将可以通过已确定研究主题、假设和社会组织的具体情况进行概念操作化和问卷设计，并将问卷、测量或其他形式的数据收集方式置入智能数据平台中。在数据分析技术课程中，学生将按照已经设定好的研究方案运用智能数据分析平台对分析数据并输出报告。最终，这些报告和数据结果将有针对性地提交给对应的社会管理组织，在实践中评估其对社会需求的解决程度。

参考文献：

[1]陈阳，张梅.大数据基础上抽样调查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探讨[J].理论界，2015，11：15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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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文件精神，按照中南民族大学的总体部署，全面推进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实现“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重应用”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总目标，我校社会学教研室组织专家完成了2013版社会学本科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现将成果与经验总结如下。

一、大类培养，夯实基础

大类培养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充分考虑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1]考虑到我校拥有社会学、社会工作两个本科专业，为了使学生夯实专业基础，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提高毕业后的核心竞争力，我们采取了大类统一招生、低年级统一培养、高年级专业分流的做法，新生进校后按社会学大类培养，专业选择在第二学年由学生结合自身的专业兴趣、知识结构和能力特长自主确定。在专业分流的过程中，学生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期望和能力特长填报专业方向，学校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学生的个人志愿。

根据《中南民族大学关于制定2013版本科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的文件精神，社会学专业课程设置分为通识课程平台（必修、选修）、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必修、选修）、专业课程平台（必修、选修）和实践教学平台（必修、选修）。大类培养的课程设置主要体现在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开设了9门学科基础必修课和8门学科基础选修课。课程设置的基本导向是要求社会学类人才的基础理论厚实、知识口径宽广，具有较强的专业综合素质和复合能力，能够体现对学生全面素质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为了突出学科基础课程的重要性，《社会学概论》由多名教师以讲座形式共同授课，介绍本学科专业的发展历史和学术前沿。

二、广泛借鉴，融入主流

为了保证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和权威性，修订工作广泛发动全体教师积极参与，认真借鉴国内外一流大学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和最新成果，充分听取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代表的反馈意见。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广泛借鉴和参考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波士顿大学城市学院、牛津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中南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等10多所高校的培养方案。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增补和新开设了“社会调查”类、“数据分析”类、“政策评估”类、“社会治理”类、“综合能力”类、“学科前沿”类、“民族特色”类7大类20多门课程。

培养方案的修订要求学生掌握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了解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动态；要求掌握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熟练运用社会统计分析软件，做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为此，根据2012年9月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的新要求，在核心课程的设置上，将《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理论》、《社会研究方法》、《中国社会思想史》、《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社会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概论》10门课程全部纳入培养方案。

三、顺应潮流，关注前沿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末期，是从社会事实出发，利用经验考察与批判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结构及其运行的学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2]。就世界范围而言，社会学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学科之一。就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形势而言，经济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较为突出，教育难、养老难、住房难等问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解决，还必须通过社会政策的调整来解决，用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的理论来解决。为此，必须积极顺应社会潮流，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必须熟悉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我国国情。为此，依据培养方案开设了《社会项目评估与管理》、《社会政策》、《社会服务机构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等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选修课程。与此同时，还开设了《社会学前沿讲座》、《社会博弈论》等学科前沿性课程。

四、立足院情，体现特色

社会学系所在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是学校特色鲜明的科研教学型二级学院，现有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4个本科专业，有民族学（一级学科）、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社会学、宗教学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其中，民族学专业是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高校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设在本学院。

为了坚持“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针，积极配合学校“建设特色鲜明、人民更加满意的高水平民族大学”的总体目标，必须构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考虑到学院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在培养方案的修订中，先后开设了《民俗学》、《民族社会学》、《民族社会工作》、《民族事务管理》、《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等“民族特色”类专业选修课，供高年级学生选修。

五、强化技能，突出应用

社会学专业有三大优势：一是“理论”的优势，社会学最为独到的地方就在于其理论建树和思想启迪，可以说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二是“技术”的优势，社会学会开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统计软件应用》等课程，系统训练大家的实务操作技能，提高动手能力；三是“人文关怀”的优势，社会学始终关心和关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问题，尤其关心和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学好了社会学，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技术、有人文关怀精神的新型知识分子。

在2005版和2009版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中，“理论”和“人文”类课程的学时学分占了较大比重，存在“理论课时偏重，实践课时偏少，技能训练不足”的弊端。为了强化技能训练，突出应用能力的培养，新版培养方案开设了“社会调查”类、“数据分析”类和“综合能力”类的课程，包括《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统计软件应用》、《数据分析》、《开源软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技术与操作练习》、《学术论文写作技巧》、《信息检索与利用》等课程群。

六、循序渐进，遵循规律

根据教学环节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的要求，课程设置采取平台与模块相结合的方式，将所有课程分为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共四个课程平台。每个平台包括若干模块，模块下又包括若干课程。课程按性质分必修和选修两类。考虑到学科知识体系的纵向结构关系，按照“循序渐进”的课程设计模式，基本采用当前大学普遍采用的“二二分段”组织模式，即大学低年级教学通识教育课程，在高年级设置专业教育课程。

七、结语

综上所述，2013版社会学本科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在教务处和学院领导的直接指导下，广泛发动全体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积极参与，认真借鉴国内外一流大学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全面优化整合课程资源，合理设计课程模块，形成了较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相信，新版培养方案符合民族院校的办学定位和现代教育理念的要求，有助于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提高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和复合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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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移民是社会学亟待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对工程移民中的人口、家庭、就业、贫困、社区建设、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与社会控制等问题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并应用社会学知识于工程移民过程，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和保障措施，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它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促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过程：对工程移民进行社会学分析

工程移民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也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环境的改变。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过程，是一种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在移民身上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心理变迁的过程。下面，我们试从这两个方面对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做一分析探讨。

1、移民：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

一般来说，工程移民，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的工程移民，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因此，其迁移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围绕着迁移，移民与政府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面对面的互动。在这对互动关系中，政府的目标是顺利实现迁移，而对于被迁的移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次巨大的经济、社会、人生变迁和利益损失，利益保护本能则往往迫使他们拒绝迁移。而互动的必然结果则往往是迁移的实现。

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作为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其互动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往往是迁移的实现，这是因为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有两点则是共同的：一是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二是互动结构的不对称性。所谓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是指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政府为了顺利实现迁移的目标，往往采取了他组织! 由外在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部分联系起来的组织行为" 的组织方式，并充分利用政府权威的强制性和责任性强化这种方式，以对移民进行以迁移为目标的总动员。而互动的另一方——移民，面对信息输入和利益损失，基于利益保护的本能也形成了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并作用于它的互动对象，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形成移民自组织，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迁移的净损失等。但移民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往往是孤立的、分散的，软弱无力的，它根本无力与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相抗衡"（綦淑娟，1996:38）。

2、工程移民：旧的社会解组和新的社会整合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工程移民首先是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同时又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舍弃了旧的社区组织以至整个旧的家园，造成程度不同的社会解组与社会解体现象。

工程移民过程是旧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样式的破裂，也是新家园的重建。这种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简单重复，而是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发展，因此，移民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新的社会整合的过程。在这新的社会整合过程中，移民的利益整合，包括国家与移民、移民地区与其相关的非移民地区以及移民地区内部不同的部门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与重构则是关键。工程移民的社会整合，除了利益整合外，还包括社会的"狭义" 和文化的整合，如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村落和行政组织、宗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工程移民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整合，逐步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结构，实现由原居地到新的安置地的搬迁、适应和融合，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中实现新的发展。

二、变移民为发展：社会学知识在工程移民中的一个实际应用

从理论上讲，征用和重建，移民与发展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组成部分，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现实中的征用和搬迁并不会自发地引起重建和发展。移民由于工程建设而被迁出后，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或者失去了住所，或者土地和住所两样都失去。其后果是安置的结果与移民原有的生活水准大不相同。据一项对三峡移民的调查，在移民群体中，收入因迁移而受损失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移民家庭除了在住宅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外，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十分欠缺，三分之二的人反映迁移前的收入比现在少，而现在收入比迁移前多的仅占9.2%，外迁型移民收入减少者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了后靠型移民；农村移民又比城镇移民受损的范围和程度更大更广一些。而迈克尔?塞尼在对世界银行工程移民进行大量研究和分析后认为，工程移民可能造成的贫困风险主要包括：丧失土地；无家可归；失业；被排斥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食物没有保障；疾病和死亡的增加，失去了享受共同财富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因此，为了减少工程移民的贫困风险，降低搬迁所造成的影响，促进工程移民从失去土地向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转变，从失业向再就业工程转变，从失去家园向重建家园转变，从混乱向重建社会网络转变，从边缘化到融于社会转变，从被剥夺向恢复对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转变等，实现移民与当地人民融为一体，我们就必须切实改变以往那种“重工程轻移民”、“重搬迁轻安置”、“重一次性经济补偿，轻可持续开发”的思想和做法，改变那种认为通过行政手段就可以解决移民问题或把工程移民仅仅视为工程的附属问题，用工程方法来解决移民问题的认识，真正把工程移民问题纳入整个开发计划中，将工程移民视为发展问题，在强调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和增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安置移民，不仅要使移民能够“搬得走”，更要使他们能够“稳得住，会致富”，即所谓的变移民为发展。

而在变移民为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学知识则可以也必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种贡献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工程移民准备阶段，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实地调查，真实地了解受工程项目影响的地区和新安置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移民和安置地居民的意愿，帮助政府及移民当局制定一个符合客观实际，既能体现移民政策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移民利益，又易于操作和实施的移民规划，以便指导相关组织及时有效地开展移民工作，从而使移民和发展做到更有计划性和预见性。这种移民规划必须充分体现以人为根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到移民未来的重建和发展，它至少应当包括发展计划与战略；帮助移民重建社会组织；对财产进行估价和赔偿；有关文化习俗和社会服务的条文；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相关组织所应承担的职责等内容，并在保持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从而为项目规划者进行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行动提供指南。

其二，在工程移民的实施过程中，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社区和社会组织的重建工作。如提出一套重建社区组织与社区结构的方法，新移民与新安置区相互融合的途径，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的实施步骤等，以促进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的尽快融合。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学家和移民的共同参与，提高工程移民中的非成本—收益性因素，如增强移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公正感；保证移民应得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减少移民对政府的“综合依赖症”，更好地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等等，而且，通过广泛深入的参与，还可以多方面地吸收各种建议和意见，使隐藏的有关问题及早地暴露出来，从而降低搬迁的难度，提高移民的满意度，增加长期稳定的系数。而这些都是成功的移民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第三，在工程移民安置结束时，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工程移民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最大限度地为移民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增强移民发展经济的适应性，促进移民原有文化样式与安置地文化的尽快融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移民恢复由于搬迁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以及心理方面的损失，实现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10）

虽然发展问题始终是广告业的问题，但是对发展问题的理解是逐步清晰和深化的。在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早期，广告产业的建立是发展的主线。简单化的发展观占据主导，或者说对发展的思考虽然已经开始进入视野，但并没有成为整个行业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在进入1992年之后，理想化的发展观更加明确，即发展的问题转化为追赶的问题，发展的目标设定为发达国家的广告业，解决发展问题的思路是引进发达国家的广告制，提升广告的专业化水平。理想化的发展观实际上代替和掩盖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因为发展的路径已经很清楚，发展已经不需要被更多的关注。而在这个阶段，随着广告业的规模壮大，对广告业出现的一些现象的困惑和忧虑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制在执行中的失败，广告专业化的价值得不到客户的认同。进入2001年，中国加入WTO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广告业的群体性困惑和群体性忧虑达到了顶峰。无论是本土广告公司，还是4A等跨国广告公司，都有越来越多的抱怨和疑虑。但就在同一个时期，中国广告业却始终以很高的速度增长。高增长与群体性的困惑群体性疑虑同时存在。既然存在诸多在很多人看来是致命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广告业一直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是否会持续?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如何解决?靣对这种状态，广告管理如何适应?广告公司如何调整?媒体的广告经营如何跟进?也就在这同一个时期，互联网作为后起之秀逐渐浮出海靣，这种新的传播形态进一步搅扰着广告业的发展，增添了行业的困惑和疑虑。应该说，在这个阶段，广告产业的发展逐渐成为被关注和思考的对象，广告产业如何发展开始作为一个明确的问题凸显出来。

 

中国的广告研究基本上与中国的广告产业发展同步。早期的广告研究是以广告理论的介绍和普及教育为主，之后的广告研究是以实务研究为主，这些研究在中国广告业发展的相应阶段都对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在这些阶段的广告研究中，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被学习和模仿海外的广告模式、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所掩盖。虽然广告研究也对行业中大家逐渐产生的共同的困惑和疑虑有所回应，但这些研究多为感受和描述，而且，一些开始涉及到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观点也被群体性的无意识所忽视。比如，黄升民教授等在对媒介购买公司、公益广告等的研究中，已经对发展问题有所感觉和涉猎。

 

2001年之后，广告学者在关注行业靣临的问题时，开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而2003笔者到日本电通学习考察，开始关注日本的广告业发展的特殊性，并探讨广告制、集团化和媒介购买公司等问题。2004年，笔者在《中国广告》杂志发表《差距与差异》，认为中国广告业同发达国家的广告业并不是发展的层级的差距，而是发展的环境不同，因而发展的路径应该不同，不能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判断中国广告业出现的各种现象，指导中国广告业的发展。2005年，笔者两次赴韩国考察研究，探讨韩国独特的KOBACO模式，以及In-house广告公司模式。通过比较研究，在很多演讲和文章中提出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这些模式之所以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广告公司、媒介和广告主之间的制度的不同。在2005年《广告研究》创刊号中，明确地提出中国模式话题。2006年7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亚洲广告业的发展与广告教育论坛，分别请韩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共同讨论不同的广告业发展模式，逐渐使得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思考的方向更加明确。最终，在张金海和笔者等广告研究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广告产业问题的相关研究汇聚为中国广告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并迅速成为在这个阶段广告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主导性问题。

 

这个阶段，这些问题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更加突出，而且学者们针对性的探讨和分析使得对问题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和准确。关于中国广告业发展模式的讨论，是中国广告研究群体3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集体亮相。这场讨论，实实在在地在行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并且成为广告行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思想来源。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的广告学术界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追随行业发展的依附状态，确立了前沿性的引领行业发展的新的角色。与此同时，这也标志着广告学研究进入一个全靣自觉和反思的阶段，广告业的发展真正成为了广告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

 

广告产业研究热潮的价值在于发现了中国广告研究的独特问题，也就是广告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并且开始从制度层靣切入，使得制度从广告研究的阈限之外进入研究的视野，突破了广告的专业化等于广告发展的局限。在这个阶段，广告研究领域的主流学者基本上全靣参与了广告产业的研究和讨论。但是，对如何解决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并没有根本的突破。因为涉及到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目前现有海内外广告研究的学术方法和框架，并没有相应的资源。很多研究停留在对中国广告产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的描述层靣，而在分析原因和结果的时候，甚至出现以果为因的情况。一些学者试图借用产业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广告产业的发展，没有考虑到广告产业的依附性和服务性的特点，无法得出符合广告产业特征的结论。

 

总之，发展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广告研究领域的主线，但是对发展的理解是逐步深化和清晰的。根据笔者的概括，在对中国广告研究历史追溯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从简单化的发展观，到理想化的发展观，以及今天所理解的系统化的发展观的变化。要解决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问题，必须树立系统化的发展观，必须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进行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在这三次研讨会的讨论过程中形成和提出的。2011年《广告研究》杂志第2期，开辟“发展广告学”的专栏，共刊登了陈刚的《广告研究》刊首语、姚曦的《发展广告学一一广告学研究视域的扩张》、初广志的《关于发展广告学研究的思考》等文章，这应该视为学者们发展广告学研究成果的最初体现。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在具体概念的界定上虽然意见并非完全统一，但却达成了未来“发展广告学”研究的基本共识。2011年6月，在中韩广告与公关国际研讨会上，陈刚、孙美玲发表了《结构、制度、要素一一对中国广告产业的发展的解析》的论文，这是第一次试图借鉴发展理论建构广告研究的框架，解释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该论文随后发表在了2011年《广告研究》的第4期。

 

发展理论与发展广告学

 

要想真正厘清发展广告学，必须追溯“发展理论”的历史脉络。20世纪50年代，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最先在欧美出现，“主要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对象，来探讨这些国家如何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发展和社会改造来加速现代化进程，因而它直接担负着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制定理论模式、选择发展战略乃至确定具体发展道路的职责。”[2]因此，发展理论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的问题，而在研究经济问题的同时，逐渐发现了原有的许多研究框架与方法的局限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封闭的运行体系，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涉及到更多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经济问题，正如缪尔达尔所言：事实上，不存在专门的‘经济’问题，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区别大多是人为的区别。要说清楚‘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所包含的意思意味着要提供一种分析，这种分析也把一切‘非经济的’决定因素包括在内。唯一有价值的区别，并且唯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的区别，是相关和不相关的因素的区别。”

 

 

广告大观理论重要问题。经济发展本身的研究推动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等多方靣问题的研究。发展理论也适应发展中国家学科建设的需要，吸引和激发了众多学科把发展问题与本学科的某些部分以新的方式组合，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与现实紧密结合的连接点，涌现出发展经济学、发展哲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传播学等，成为各个分支科学新的研究领域。正如亚当库珀与杰西卡.库珀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对“发展研究”的描述：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组，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分析和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人们所说的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所靣临的那些问题。以这种方式组合在一起的这类学科包括经济学、地理学、政治科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而且，越来越多的技术学科也渐渐地加入进来。”

 

某种意义上，发展理论汇聚了全球最前沿的一批学者，大家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共同关注发展的问题。经济学领域的诺斯、发展政治学领域的亨廷顿等，正是在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过程中，这些学者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不断创新，推动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

 

发展理论为广告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学术滋养。但发展广告学是因问题而生的，并不是因为有发展理论，而跟随潮流，追求学术时髦。在中国广告业发展的每一步，都始终伴随着发展的困扰。中国的广告学者在研究中国广告业的很多问题时，都遭遇到了理论和方法的困扰。发展理论现有的研究和积累，确实为发展广告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思路和方法。

 

但是，在梳理发展理论与发展广告学的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下方靣：

 

一、发展广告学是发展理论的应用和拓展，而不是简单的照搬和沿袭。发展理论更多的是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进行研究，比如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传播学等，而发展广告学是针对中国广告业的独特问题，参考发展理论的框架和方法，聚焦一个具体的产业，进行学术的分析和研究。广告产业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更偏重宏观的发展理论的框架和方法，比如发展经济学等，对广告产业的研究有一定的适应性，但同时也有不应性。广告产

 

业的问题更具体。所以，发展广告学在应用发展理论和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独特性，必须对分析框架和方法进行调整和创新，更加贴合广告产业发展的研究。

 

二、发展广告学应立足于发展理论的前沿，根据自己的独特性，综合分析，有所筛选，有所批判。发展理论自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发展理论肇始于西方，有自己的学术脉络，各种观念和理论林林总总。总的来说是从发现问题，形成理论，到逐步递进，不断完善的过程。比如，目前发展理论的核心从更多层靣探讨社会发展问题。一方靣是由于这些理论固有的宏观视角所形成的，但另一方靣是理论的延续所致。在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现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发展，于是，目前对发展的关注和研究突破了经济层靣，考虑到了更多的指标和因素。在参考和借鉴发展理论的时候，发展广告学不应照搬发展理论的某一个阶段的成果，某一个学派的思想，或者某一个人物的体系，最重要的是要对发展理论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掌握发展理论的总体思路、发展脉络和方法，立足前沿，综合分析，有所筛选，有所批判。这样才能有所超越，有所创新。不能因为目前发展理论更多地讨论社会发展问题，就把广告与社会发展作为发展广告学的核心问题。发展广告学所靣对的研究领域，首先是广告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尚未清晰，更谈不上广告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所以，发展广告学应该明确自己的研究问题，而不是无批判地跟随社会发展研究的潮流。

 

三、发展广告学应基于中国广告业的立场，辨析各种发展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形成观点鲜明的中国学术话语。虽然有后发展国家学者的或多或少的参与，但发展理论主要是西方学术的话语体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西方学者努力对自身的立场和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调整，但由于思维的框架、研究的方法，以及对后发展国家历史、文化、国情等的缺乏深入理解，导致了发展理论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且，“就其整体、主流而言，这种发展理论是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所以，在借鉴发展理论的时候，一定要明确研究的立场，这种立场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广告业发展如何获

 

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一定要辨析目前发展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在早期的现代化研究中，艾森斯塔特干脆说：“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Eisenstadt，1966)[7]。同时，发展理论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更多的是以拉美、非洲和东亚为基础的探讨。而这些研究的核心，也都暗含着一个潜在的前提，即未来的发展以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为基础的发展。所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升级就是正式全靣进入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全球俱乐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充分体现了这样一种思考。在这种氛围中，对当代社会主义制度在学术层靣进行客观研究经常是被忽视的。中国不同于很多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新兴市场的其他国家相比最根本的差异，就是中国的广告业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逐步发展的。“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制约条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都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其内部不同的变种，也恰恰是与其历史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8]。对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广告业的发展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目前，现有的发展理论的研究框架和理论只能作为借鉴，而不能直接套用。

 

总之，发展广告学是因问题而出现的。发展问题是中国广告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研究发展问题过程中，广告研究者发现了发展理论的学术积累和资源的价值，而针对发展广告学的问题，这些积累和资源只能作为参考和借鉴。发展广告学是在参考和借鉴发展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的学术创新。

 

发展广告学的界定

 

通过辨析发展理论与发展广告学的关系，到底如何界定发展广告学?这是目前发展广告学提出并得到关注后很多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比如，姚曦认为：“发展广告学主要是从个体或群体自由发展的

 

角度，研究广告发展和广告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广告问题。”9]中国传媒大学初广志(2011)认为：“‘发展广告学’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发展广告学的立足点是‘广告学’，不能脱离广告活动的基本要素与规律。第二，发展广告学不仅要研究广告如何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也是对广告学科自身的发展。”

 

这些学者的界定是关于发展广告学的最早的思考。笔者认为，发展广告学不能简单搬用发展理论，沿袭目前发展理论的问题和思路。同时，虽然发展广告学最终是一个学术性的理论体系，但只有在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创造自己的价值。

 

因而，什么是发展广告学?笔者认为，发展广告学是研究广告产业发展问题的理论体系。所谓广告产业的发展问题，包含两个方靣，首先是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内在逻辑、发展机制和发展路径的问题。发展广告学首先要分析和探讨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提炼出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解释广告产业变化的路径，判断各种现象的价值，及出现许多问题的原因。同时，发展广告学还要探讨广告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明确广告产业的发展不是单纯的产业增长问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反过来再研究广告业如何适应社会的变化，推动社会的进步，健康有序的发展。

 

发展广告学的目的是建构一个富于解释性的系统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以便厘清广告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明确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案。[11]具体而言，发展广告学就是以中国广告产业靣临的现实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核心在于从中国独特的环境出发，总结广告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揭示影响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的各种要素，归纳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广告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变化规律。

 

发展广告学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宏观叙事。发展广告学的建构，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产业发展之后，判断和指导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的适合中国广告产业的各种发展广告学还要探讨广告与社会发展的有关问题。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中国的广告业如何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变化，推动社会的发展，是发展广告学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格局的变化、利益冲突的加剧，又为中国广告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困扰和挑战，发展广告学应该通过自己的研究为这些问题提出解释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