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律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环境法律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我区诸多的企业污染事件大都是民众自己曝光的，由此反映出环境监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上存在缺位，这直接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而政府公信力，即社会全体成员对政府的普遍信任及依赖度，其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石。政府是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政治组织，其公信力是通过恪尽职守来维持的，因此，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即表明了公众对政府履行职责表现的评价高低。总之，政府要树立正面形象，提高公信力，就应对政府自身的违法或执法不当等行为追究责任。

二、我区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缺失

我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多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代价，近几年，我区频发重大污染事故，无不昭示着我区企业环境法律责任制度存在严重缺失。

（一）企业环境责任相关法规的缺位

现行一些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中没有体现生态文明立法理念，且环保立法供给不足，导致企业责任相关法规缺位，具体体现在几方面：第一，企业环境责任相关法律规定不够严谨，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企业环境立法变动性大，往往容易就一时一事做出规定，各部门分别从自己的角度推出于己有利的法律规范，缺乏对企业环境问题系统全面的规定。第二，相关规定惩罚力度不够，缺乏强制性规定。我区对创新治理污染的企业缺少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对那些不遵守环境保护责任的企业制裁力度也不够，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获得的经济效益远远高于因法律制裁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所以只顾眼前利益漠视全人类长远利益成为我区大多数企业的惯常作法。另外，相关法规中环境标准低，也制约着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虽然新环保法的内容体现了一定的生态文明理念，将对污染的控制由末端处理扩展到生产的全过程，但该法多为指导性要求、自愿性规定，强制性规定较少。企业本质驱使其往往将全部的经费和技术力量投入利润的创造，而不愿意选择清洁生产。所以，缺少强制性规定软化了这部法律的实际运用。

（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力度不足

目前，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依据有《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但这些法规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规定不但数量少且不明确。而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针对性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法律位阶低，所规定的内容不全面，导致我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主体范围狭窄。第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狭窄。第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责任落实的缺失。

（三）环境准入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的环境准入制度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准入制度涉及的企业范围较小，标准也较低。由于门槛低，发达国家鉴于本国环保立法严格，往往通过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本国或本地区污染企业转嫁到我地。而其把生产加工、制造业转移到我地进行生产经营，等于把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企业都设到我地，却又反过来谴责我们碳排放量过高。由此也反映出我区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缺少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未能有效地将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排除在外。

三、我区背景下增强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对策

鉴于以上相关立法缺陷及现实原因，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除进一步明确企业环保相关立法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外，还应进行现行法律的补充、修改，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建立起完善的企业环境责任法律制度，才能真正落实企业环境责任，促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

（一）完善企业环境责任相关法规，明确企业环境法律责任

完善综合性法律层面的立法，落实企业环境法律责任。首先，进一步修改《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只是企业层面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段，它只着眼于生产和服务领域，而生态经济包括资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再生资源等多个领域。应以贯彻发展生态经济为导向，增加生产企业环境责任的明确规定，另外还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包括企业产品开发的生态设计、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估、资源的再生利用程度评估以及生态工业技术应用水平的评估和对清洁生产的标准或标志作出规定。其次，在法规中确定企业终止后的环境法律责任，即延长企业责任主体资格。其既是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贯彻，又有利于救济受害方的受损权益，这是对失衡利益的一种平衡。

（二）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将企业环境违法的信息公开会对企业的公众形象及商誉造成影响，这也是提高企业环境违法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美国联邦环境总署通过执法与守法在线数据库公布全部执法和守法记录，这一做法在守法促进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健全环境准入制度环境准入制度

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而言，首先，要扩大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将其扩大到相关的立法、政策，有利于促进立法及政策的完善。其次，要加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进一步明确国家鼓励公众参与评价的方式和内容，采取多样的参与形式，增强公众参与的公开性，明确公众参与评价的法律地位以及意见的效力。再次，要完善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审批体制，对有严重污染可能的我区内外资企业进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将可能有严重污染或可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的项目予以排除。并调整我区产业结构和招商引资方向，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严格限制高污染项目的进入。同时，将气体污染物减排与环境污染相挂钩，设计相应的减排指标和责任分担体系，明确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责任。根据“谁污染，谁付费；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转移排放的减排和治理责任。最后，明确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责任。对于因为没有采纳公众意见、审查意见而造成重大环境危害的行为，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四）强化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监督机制

首先，强化企业内部监督。这方面，日本建立了“企业公害防止管理员制度”，这是一种企业自我约束和监督的机制，即在我区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引入环保董事、环保监察人以及利用股东提案权制度直接或间接督促企业落实环境责任。相对于外部监督而言它更为直接主动，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其次，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监督。对环境进行监督管理的政府职能部门其机构设置和权责划分是否合理关系到环境保护工作的成败与否。如前所述，目前一些相关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构缺乏独立性，且环境监管部门的职权有限。因此，要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力度，就必须要改革现行的环境监管体制。可将国家环境保护部作为最高的统管部门，在各个省、直辖市分别设立省环保局和直辖市环保局管理各自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环保部门要严格依法行政，监督本辖区内企业影响环境的行为。再次，强化社会公众监督。其可以弥补政府监督的不足。对于企业而言，最有威慑力的就是对企业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在条件许可下构建一个全区联网甚至全国联网的环境监控平台，让企业将环保信息上传至平台，一方面便于政府及公众对其数据真实性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属性给企业一定的环保压力，使其不敢任意实施污染行为。

篇（2）

非歧视原则要求WTO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一视同仁，不应有所差别对待。但是，WTO成员方的环境保护标准是不同的，这样相同的产品在不同的成员方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同一个成员对来自其他成员方的相同产品可能采取不同的环保限制措施和技术标准，这样就会影响非歧视原则的落实。

第二，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关于“相同产品”问题上的不同认识。确定是否属于相同产品是适用最惠国待遇院原则的前提。但是，WTO对什么是相同产品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实践中，主要采用《布鲁塞尔税则商品分类目录》中排列在同一税号下的商品就属于相同产品，否则就适用不同的税率。这种对相同产品的认识没有考虑到生产同样产品中不同的生产方法可能导致对环境的不同影响的因素，因而导致了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争端。

从保护环境法律的角度看，生产相同产品的不同生产方式和技术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的影响，对环境造成有害或较有害影响的相同产品应当受到成员方贸易政策的管制，而不应当与对环境无害或较少危害的相同产品享受同样的待遇，否则就是不公平的。

而WTO认为，只要最终产品的用途和特性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相同需要就是相同产品，生产方法、工艺和技术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因素不能作为是否相同产品的判断标准，如果一个成员方以出口国没有与之相同的技术和环境标准为理由就可以限制进口，那就会破坏WTO的市场准入原则，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和领域，WTO不承认技术和环境壁垒对贸易的限制的合法性。即使对那些通过有害环境的技术和方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要该产品符合WTO的自由贸易原则的要求，成员方就不能对其实行歧视性限制措施。虽然WTO对环境保护有一些规定，但这并不表明WTO允许任何缔约国以环境保护为理由强迫其他成员方采用与其相同的环境和技术标准，否则就是违反了WTO的非歧视原则，对相同产品实行不公平的待遇。

篇（3）

(二)整合性理论的推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是钱学森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它是组成要素众多、结构复杂，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系统。开放性是指系统本身与其他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与周围的环境存在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与其相契合的研究方法是综合集成法，其实质是将各种要素子系统看作一个开放的整体进行综合研究，而不是“分块式”的研究模式。因此，将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置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的框架下，探讨环境法律政策内部整合工作的推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环境这个复杂巨系统，本身就是由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要素子系统组成的，开放性和复杂性是其显著特征。因此，环境整合工作需要环境、经济、社会等各部门协调合作。进一步讲，法律本身也是一种多层次、多方面的有机体，法律本质是一种立体的复杂系统。因此，片面的从单一视角去探究环境法律问题，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从综合的、立体的角度去把握、设计环境法律政策。整体协调是宏观要求，各子系统要素本身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是基础，是维持整体协调的保障。以复杂巨系统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推进环境法律政策内部整合工作，建立一套完整的环境整合系统，有利于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环境立法的初级阶段，针对具体的某一环境要素和单一环境污染问题，各国普遍采用的是单行立法模式。随着环境单行法数量的不断增加，单行立法模式的弊端逐渐凸现出来:立法缺乏统一指导思想，法律之间缺乏内在联系性，法律内容和管理机构设置上存在重叠和冲突。环境保护理念从“末端治理”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使得人类认识到有必要从整体上对环境予以保护，不能孤立地、“分块式”进行环境治理。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各自的立法理念，采取了不同的环境法律政策整合方式，例如，法典化。环境法的法典化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清晰的结构，使全部的环境法律规范和原则一致，促进环境法律政策的内在统一，它的核心是一体化。因此，法典化也正是复杂巨系统理论在立法改革上的一个体现，是环境法律政策内部整合的一种理性选择。不同的环境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使得综合处理环境问题十分必要，反映在立法上就需要对这些环境法律政策进行一体化的整合。法典编纂是一个系统的整合的过程，它提高了环境立法的质量，解决了单纯的部门法律政策“绿化”后产生的内在不协调性，体现了内部整合的积极作用;对可持续发展观的落实通过法典化的形式加以确认，为确保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三维度的协调统一提供了稳定保障。由此可以看出，法典化既是环境法律政策内部整合在立法模式上的一种体现，也进一步推动着环境法律政策内部整合工作向前迈进。然而环境法法典化仅仅是环境法律政策整合的一种途径，唯此途径并不能实现政策整合的全部。根据复杂巨系统理论，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环境法律政策的整合必须响应这个复杂的巨系统，必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制度上反映它、支持它，而不是人为的违背它，必须使整个法律体系具备复杂巨系统的特性，各个法律部门根据环境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形成一个整合的整体，任何与之不符合的法律规范自然无效。

二、环境法律政策内部整合的应然性

指导环境法律政策内部整合工作最后都要落实到环境管理方式的变革上。这里的管理方式是一种广义的解释，它包括认知框架的构建、法律政策框架的制定、立法模式的改进和法律制度的设计，这四个层面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任何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政策的制定都应以认知框架为指导思想，环境政策的实施又以环境法律制度为保障。这里所讲的应然性指导具体是指环境法律政策内部整合在原则上应该以怎样的认知框架指导其工作;“整合”作为环境管理的一种理念，其指导下的环境法律政策设计的最理想模式是怎样的。

(一)认知框架的构建这里的“认知”(Cognitive)是指将环境的知识和相关概念理解整合进人类的思考和决策制定中，并且使这些知识和概念的理解协调一致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指导各领域的环境法律政策整合工作。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所采用的认知框架主要有: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空间理论和生态系统方法。这些认知框架包含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对环境利益的取舍，指导政府各部门的环境相关工作。对于环境法律政策的内部整合的指导来说，这些认知框架包含了“整合”这一核心思想。然而，世界主要国家的环境法律几乎都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指导，因此有学者指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带来了新的法律革命。欧洲环境署2005年的一项报告也指出，“环境法律政策整合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其目标就是将环境政策的考量植入其他与环境政策有关的部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然而，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一个认知框架，它在环境法律政策的外部或者内部整合方面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它仅仅是指出经济的发展应该被“绿化”，应该权衡环境、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并没有具体指明如何将环境利益整合进经济决策中，如何使环境、经济、社会三个维度之间相互协调。生态现代化理论弥补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上述不足之处。它从系统生态整合的角度，对生产、消费、资源消耗和污染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途径采取谨慎分析的态度，并最终达到预测和预防生产和消费决策对环境产生不良后果的目的。马丁•杰内克以生态现代化转型为界，提出过两种分析生态现代化的模型:在生态现代化转型之前，环境治理的主体主要是国际政府和工商业，他们之间的互动导致环境法律政策的改变;而在生态现代化的环境治理新时代，国家政府与各个层面的政府、行业领域以及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呈“杂爆炸式互动”。转变，反映了环境法律政策由单一向整合转变，由单纯外部整合向更加重视内部整合转变纵向(外部)和横向(内部)合作与协调成为环境治理工作的主要途径，多层次、多利益相关者的协商才是法律政策内部整合的途径。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出了整合的应然性，生态现代化理论勾勒了整合的主要途径，两者相互补充，才能完整的构建环境整合工作的认知框架。

(二)整合性立法模式的改进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涌现，许多国家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环境立法，各种单行环境法纷纷颁布。然而大规模的单行环境立法的完成，仅仅是环境领域立法的初级阶段。前文已述及环境法律政策“碎片化”的弊端，这些单行立法并不能满足人类对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起初的单行环境法往往将治理重点集中于处理某一特定地区的环境要素所存在的问题，比如水、土壤、大气等。这些单行环境法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其天生的“碎片化”和环境整体运行的矛盾，导致污染从一个环境要素转移至另一环境要素。这使得人们对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环境资源问题的综合性以及各部门环境法律政策之间的关联性的认识日益深化。为解决跨领域、跨部门的环境问题，一些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较少采用废弃旧法、重新制定新的综合性法律的方法，而是采取法律渗透、法律修改补充、法律解释、法理说明等方法，从整个国家和法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系统完整的环境法体系，逐步促进环境资源法体系的系统化和综合性。然而这种方法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并没有解决单行环境法的种种弊端。各部门之间的法律即便完成了外部的法律政策整合，考虑进了环境因素，也会缺乏内在的联系性。而且可能由于不同届政府的不同观念，政府部门和行业部委间有时呈敌对状态，也可能仅仅由于它们之间缺乏沟通。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开始了综合性环境立法之路。综合性环境法是一种对单行法进行整合的立法模式，通过对原有单行环境法进行修订，将原先的单行环境法纳入一部新的法律中，这部新的环境法律就是整合性环境法。例如，加拿大的《环境保护法》(1988年)。但是，综合性环境法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整合范围由小到大阶梯式发展，整合不够全面、彻底。法典化则是一种最大范围的整合，试图用一部法典调整一国绝大多数环境问题。法典编纂是指用法律逻辑上完整的、内部统一一致的方法，对调整同一类型的社会关系作出系统的法律规定。在进行法典编纂时，整理的对象不是各种法规，而是包括在各种法规中的大量的法律规定。环境法的法典化是综合性环境法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它的结构更加清晰、更富有逻辑性，使得环境法律规范和原则趋于一致，更能有效保障与促进环境法律政策的内在统一。这种立法模式的出现符合环境法发展的趋势，更契合“整合”的思想，是环境法发展的必然。现阶段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是一种实现环境法律政策内部整合的更高效的路径。

(三)环境法律政策整合设计思路具体到整合性环境法律政策的设计问题，在“整合”原则的指导下，提供一种总括性的法律政策框架(overarchingpolicyframework，也称作总括性政策框架)，以修正环境法律政策外部整合带来的不足，从而使各部门的环境法律政策相互协调，是最理想的构思。在总括性政策框架的指导下，制定或修改所有有关环境的政策或法律，使得国家的环境法律政策，上到宏观政策，下到具体法律制度，形成一个有序、联系的整体。

篇（4）

关于环境法的性质，学者们众说纷纭，而且对环境法的性质和本质是否为同一概念也是各抒己见。有的认为法的性质即本质，本质即性质；有的认为性质不同于本质，性质有几个，本质只有一个，本质是最基本的性质；有的认为本质也是多层次的。[1]所以我认为首先应该从文义和法理学角度把把法的性质和法的本质问题区分清楚。

《现代汉语词典》上对“本质”的解释为：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而对“性质”的解释为：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由此可见，本质和性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质比性质的层次更深。

法的本质是法理学上一个重要的本体论问题，各家均有论述，但大同小异，因为均是从中国的法学研究中关于法的本质理论中总结出来的，认为法是国家意志，即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物质生活条件是法的决定性因素。2还有的认为法律是意志与规律的结合，是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是为实现社会正义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工具。3总之，阶级性是法的本质的体现。至于法的性质，在法理学上并未做专门的论述，只是在划分法域上按照法的性质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现在又提出第三法域-社会法。然而也有不同观点，有学者提出法的本质是阶级性、社会性、物质制约性，法的本质具有层次性，法的阶级性是法的初级本质，法的社会性是法的第二级本质。4但笔者认为，法具有社会性是无庸置疑的，这表现在法对人类社会基本生活条件的维护方面，但社会性是否为法的本质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法的本质是不包括社会性的，社会性是由于法的阶级性、物质条件制约性的本质决定的法的性质。

现在回到环境法的性质问题上，由于对法的本质和性质概念认识上的差异，学者在论述环境法性质时多集中在环境法是否具有阶级性的争论上，也有的不否认环境法的阶级性，但阶级性不是环境法的唯一属性，也有认为阶级性和社会性都是环境法的本质。依照本文的立论，法的阶级性是在法的本质中要讨论的问题，而法的社会性才是法的性质问题，因而以上学者的观点的定位就有问题，笔者在此要论述的是环境法的性质，并认为环境法是社会法，社会性是环境法的性质。

所谓社会法按照美国学者海伦。古拉克在其所著的《SocialLegislation》一书中的解释为：“为一般社会福利而立法。”1社会法是作为公法与私法相融合而产生的第三法域，并以社会利益为本位，通过社会调节机制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及社会安全。因此，社会法领域形成了独特的规制对象、调整原则、权利体系、调整方式以及法律责任。2

第一，社会法有独特的规制对象。

社会法所体现的是社会利益；调整对象往往是传统的私法主体，当事人双方的关系是在表面平等的掩盖下存在着实质的不平等。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3其包括了一般安全、个人生活、环境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等方面的利益。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利益，进而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环境污染公害不仅直接造成环境的破坏，而且也直接造成环境污染相对人的损害。这种公害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涉及面广，主体多元，已不能为传统民法中的侵权行为所涵盖，其涉及的不仅是个人利益，更多的是社会利益，且多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环境污染当事人双方，往往污染方是强势主体，而受害方是弱势主体，因为利益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利益大小取决于对资源控制的多少。双方表面上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实质上弱势的一方仅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实现其权利，捍卫其环境权益，而造成利益失衡进而引发利益冲突。

第二，社会法有独特的调整原则

社会法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社会与雇工之间，将保护的重点放在后者，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调整原则，如保护弱者的原则，倾斜立法的原则。

目前在环境法学界公认的基本原则总共有四个：预防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损害环境者负担原则，表述可能略有不同，但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中公众参与原则是指广大公众有参与环境保护管理的权利和义务。1这一原则保证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公众一方享有知情权，能够适当的获得所在国家、地区、区域所持有的关于环境的资料，包括在其社区内的危险物质和活动的资料，并有机会参与各项决策进程，有正常的途径和机会向有关决策机关表达意见，同时人人都能有效的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

损害环境者负担原则是指开发利用环境和资源或排放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和危害者，应当支付由其活动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或承担其他责任。根据这一原则环境法中规定了征收排污费、资源税、育林基金、水资源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制度以及民事、刑事方面的相关责任。因为环境的开发利用者污染或损害的是全社会的环境，一般对其本身利益并无多大影响反而减少了其治理成本，因而需要国家进行倾斜性的立法，对其污染损害环境的行为加以约束，从而尽量减少环境开发利用者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还能筹集到环保资金投入环保建设，达到保持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目的。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干预，即“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或社团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控、调节、管制的措施和手段”也是环境法作为社会法的独特的基本原则。2笔者认为这并非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应该属于调整方法，并在后面进行阐述。

第三，社会法有独特的调整方法。

社会法通过国家干预，对所有权、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等私权利进行了限制，积极创造条件实施保障健康权、劳动权、休息权、环境权等社会经济权利。

环境法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体现了许多其他学科的内容，就调整方法而言就包涵了民法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调整，行政法和刑法上的国家干预等。但由于环境一直被视为公有物，主体概念不是很明确，则任何人都可以取用而不用支付对价；谁都有义务来保护环境而谁都不愿主动去保护环境，则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在这个时候就要求国家出面进行干预，对私权利加以一定的限制以求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权。环境权的实现是以让渡某些其他权利为代价的，权利主体是不可能主动让渡自己的权利的，因此只有通过国家干预，环境权才能完全实现。

另外，社会公共干预在环境法中也是很重要的调整方法，形成国家-社团-个人这样一个互相监督制约的平衡机制。国家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时要监督环保社团的正常活动使其不偏离宗旨；社团可以其名义监督制约政府行为，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个人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和途径监督政府和社团的行为，这样使得社会健康发展，保证环境权的实现。

第四，社会法有独特的权利体系。

在社会法中从保障社会利益出发来设置权利义务体系，利益人有时会成为义务人。社会法的利益主体，可以放弃以权利形式规定的利益，但不能放弃以义务形式规定的利益。社会权利不仅受到相对一方当事人应履行义务的限定，也受到利益人自己应履行义务的限定。

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由生存权发展而来的一项新权利。1在环境保护中，任何人都是权利主体同时也是义务主体，不允许存在无义务的权利，也不允许存在无权利的义务。每个公民的环境权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在享受正当环境权的时候，都必须尊重和维护别人的正当权利；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环境权也是平等的，一国在开发利用本国资源的同时不得侵犯他国的环境权益。

环境权是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项权利，是指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这种权利是不能剥夺或丧失的，否则主体便不能继续生存或发展，谁侵犯这种权利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义务也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必须承担的，否则环境法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因为整个环境法的目的和宗旨都围绕着环境保护，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是享有环境权利和履行其他环境法律义务的前提。

第五，社会法有独特的法律责任。

社会法产生后，“过错责任”的伦理基础开始受到动摇，推定责任、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等兴起，出现了现代侵权法上的“社会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法律责任也在社会法的框架内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较有代表性的是“惩罚性赔偿”、“两罚制”。

环境法律责任是环境法主体因不履行环境法律义务而依法应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其日益呈现出民事责任行政化、行政责任扩大化、违法处罚趋重化、实行两罚或多罚制度，实行无过错责任制等特点。

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有关管理部门要求污染破坏环境者不仅要支付实际损害的费用还要支付大于实际损害的赔偿费用以示惩戒。《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1条规定了对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直接经济损失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水污染防治法》对此也有类似规定。

两罚或多罚制，指追究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时，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要追究该责任人所属单位及其领导或雇主责任的法律责任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1条就规定了对违反本法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罚款；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是因为污染危害活动往往是单位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直接责任人往往是在单位的指示下从事某一行为，如果只惩处直接责任人而不追究单位的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足以引起单位的重视，加强环境保护，积极治理污染。

正是从以上五个方面，环境法体现出其作为社会法的性质。此外，郑少华在其所著的《生态主义法哲学》一书中从法域归属、法本位、调节机制、规制范围、基本原则、法律规范之性质、调整模式、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程序法十个方面对环境法的社会性加以详尽论述，同时他也从这十个方面入手提出了环境法的又一性质-生态性。他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寻找新的法域归属-生态法，生态法作为第四法域，以生态为本位，通过生态调节的方式规制生态社会，实行生态和谐的原则，以生态技术性为特征，要求用社会基准、团体契约、个人契约、自然契约进行调整，法律关系具生态性，要承担生态责任，采用代物诉讼。2这些主张都是从生态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来的，和人本主义的观点相对应。但笔者坚持社会本位的立场，认为社会是以人类社会为中心的，人类要生存发展的确要与生态相协调，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是社会的中心，法律也是人类制定出来为自己服务的，保护生态最终也是为了人类的延续。例如我们保护物种的多样性是为了研究探索生命的奥秘，保护资源是为了人的永续利用，要想脱离人单纯谈生态是不现实的，如果没有人类的存在，也谈不上所谓保护的问题了，更不会有环境法的产生。因此这种观点只能是学者的一个美好的设想，即使在未来我认为也是不现实的：如果我们的环境问题恶化，资源紧缺，则人的生存必成问题，那我们是要先解决生存问题还是环境问题；反之，如果我们的资源很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谁又会认识到环境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环境法的性质只能是社会性，环境法是社会法。超级秘书网

总之，环境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生存条件，并不能为私人或利益集团所独占，也不是国家单独就能实现管理的，环境保护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过去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问题上出现了很多失误，造成环境问题的加剧，就是因为当时崇尚国家中心主义的思想，社会作为国家的附属物，而环境法是国家管理环境的行政法。现在我们提出环境法是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是社会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这样才能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加入环保建设的积极性，使得环境法的各项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参考书目：

《社会法原论》董保华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生态主义法哲学》郑少华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环境法》吕忠梅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

《法理学》张文显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

《环境法学教程》王灿发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生态环境法论》周珂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中国环境法原理》汪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法理学基础教程》李瑜青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环境资源法学教程》蔡守秋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俄罗斯生态法》王树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环境法学》金瑞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论环境法的本质》吕忠梅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六期。

《新编法学概论》王云斌王晓玫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

《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曾繁正等编译红旗出版社1998年出版。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美］庞德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

《经济法的本质：一种社会法观的解说》郑少华载《法学》1999年第2期。

注释：

1《环境资源法学教程》蔡守秋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1页。

2《法理学基础教程》李瑜青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5～35页。

3《法理学》张文显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51～53页。

4《新编法学概论》王云斌王晓玫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7～9页。

1《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曾繁正等编译红旗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71页。

2《社会法原论》董保华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14～25页。

3《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美］庞德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第41页。

1《环境法学教程》王灿发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80页。

2《经济法的本质：一种社会法观的解说》郑少华载《法学》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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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设计的测算依据及说明

目前需改造的甲机房大厅面积525平方左右，机房内布4台TSW2500型500kW短波发射机，由于设备发热过大，故对每台发射机做单点降温处理。预计单台发射机外溢至室内空间中的热能约为50kW，共计4部，致使机房目前室温较高，全年冬季室内平均达到27摄氏度，夏季室内气温最高达40摄氏度，严重影响设备寿命、设备使用环境的安全可靠性并且夏季超出人员作业的可承受环境温度，估测降温需提供制冷量计算如下：

2.1对于制冷量需求的测算

单台设备热负荷*台数+环境热负荷*面积=需要的制冷量(kW)即：50kW*4+15m*35m*0.14kW/m2=273.5kW（备注：0.12—0.18kW/m2为机房环境热负荷的估算范围，由于我台机房空间较大，设备密度较小，单机功率过大，故按照热密度0.14kW/m2估值。）补充说明：机房层高6米，3米以上的空间气温对人员及设备影响较小，所以不需过多考虑对3米以上空间正常气温的处理。

2.2对于换气次数需求的测算

甲机房打厅内空气体积：35*15*6=3150m3，依照机房建设标准，机房内每小时换气应保证20-30次，即2-3分钟一次。故需求量为3150*20~30=63000~94500m3/h热负荷估算原则负荷特点现阶段设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精密性也越来越高，使得机房的负荷特点更加显著地表现为：机房设备散热量的95%是湿热，热负荷大、湿负荷小、热湿比极大。单位体积发热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空气处理可近似作为一个等湿降温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的焓差小，要消除余热必然是大风量。此外，因为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行，所以需要空调系统一年四季不间断地运行。余热量大：机房内95%以上的热量来自设备；余湿量小：机房内潜热量来自人体出汗蒸发以及新风含湿量，由于人员较少且新风是经过热交换后进入机房，余湿量很小；循环风量大：需要较大的风量来解决机房内散热；焓差小：由于室内温湿度允许变化率较小，所以焓差小；热负荷大，冬季仍需制冷。机房专用空调正是依据上述特点研制开发而成的，显热比可达到90%以上，并可通过中央控制器调节温度及相对湿度，温度精度可控制在±1℃，相对湿度可控制在±5%，充分保障使用功能，并达到节能目的。

2.3系统设计与实现

2.3.1设备及风管布局图如图1增设4台100kW大功率恒温恒湿冷冻水型机房精密空调，控制室内温湿度并加速室内空气循环达到30次/h。精密空调室外制冷主机采用高效率热交换的风冷模块机组，运行稳定可靠，整机制冷效率较高。建立风管将4台100kW大功率冷冻水型机房精密空调出风口并管并延伸至机房各个要道，多点定点矩阵化送风，避免局部热岛效应。建立分支风管与PSM设备已建立的冷却系统对接，利用现有的单点设备冷却系统风道辅助对设备进行降温以减少设备向室内空间逸散的热量。2.3.2气流循环方式（保证送风回风风道畅通无遮挡）发热设备高度在2.5M内，热量逸散区域在落差3M空间内影响周边气温，精密空调送风风道从3M—3.5M高空将冷气流吹出，与下部热空气混合，由精密空调强力回风口风机抽回，每个过道形成局部气流循环，热量被不断带走经过精密空调处理成冷风继续优化室内温度。精密空调回风口带温湿度探头，如果回风口（即混合气流）测定温度达到所限定的温度标准，机组停止制冷，仅风机运作带动气流循环，极为节能。2.3.3动力与环境监控拓扑图机组标配:RS485接口及232接口，可以方便接入常规通用的监控系统中，也可直接选择BMS所使用的楼宇协议（如MODBUS等)，便于监管机房运行情况。名义工况：进/出水温度7℃/12℃参考工况：进/出水温度10℃/15℃参考工况：进/出水温度12℃/18℃G4标准空气过滤网声级测试在距机组1m开阔地带图3拓扑空间图2.3.4技术特点大风量、小焓差、高显热比专业设计。蒸发器采用亲水铝箔，高效内螺纹管设计，耐腐蚀、长寿命、高效率。电极式加湿器，避免干烧的危险，能快速产生纯净蒸汽，具有自动清洗功能，检修时不停机。智能除湿保证除湿速度快、精度高。风机选用后倾无壳式第三代高效EC风机以达到节能的要求。金属框架G4标准过滤器，过滤效率高达90%，确保机房洁净要求，可反复清洗降低运行成本。机组全正面维护设计，不受安装环境限制，维护更方便。高品质制冷配件确保机组在各种条件下稳定运行，寿命10年以上。智能控制器融合完善控制逻辑、实现多重保护。大屏幕4行*30列LCD液晶全中文图形显示，机组运行状态、温湿度曲线、报警记录等。提供500条历史告警记录。群组控制，实现备份、轮巡、层叠、避免竞争运行功能。远程监控，提供RS485、MODBUS、SUNRISE-PLUS、TCP/IP监控方式。2.3.5方案特点能完全满足降温需求及室内风循环换气需求。不与室外气流交换，机房内洁净度在机组运行状态下每小时室内空气完全过滤24遍，机房内将越运行越洁净，同时减轻运维人员换洗过滤网的工作量。机组可方便接入各种通用监控系统，便于运营管理。可随意设定机组温度，例如设定至30度，那么机组在30度以下将停止制冷，只有风机运转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高效节能。机组设计使用寿命15年，运行稳定性高，运维成本很低。对机房外观及内部主体构造没有任何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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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环境、资源和人口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三大社会问题。就投资与贸易领域的发展趋势而言，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环境指标都正在变成一个影响产品竞争力和进入市场的重要因素，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也非常关注环境问题，将乌拉圭回合后的下一个回合确定为讨论环境与贸易关系的“绿色回合”。因此，有必要对环境与国际投资、贸易的关系及有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2环境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关系

21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积极、有利的影响在于：（1）、通过技术贸易带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结构调整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2）要求取消补贴，可以减少那些有害于环境的经济活动的数量。消极、不利的影响在于：（1）、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刺激土地、矿产、森林、水等资源以及能源的消耗，形成新的环境压力；（2）、在现行条件下，自由贸易制度同样存在忽视环境损失的“市场失灵”问题。

22环保标准对产品竞争力和国际资本流向的影响

各国生产力发展阶段，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及重要程度、环保资金和技术水平等的差异，决定了各国环保标准的参差不齐。而环保标准对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都会产生影响。可以说，各国间环保标准的不一致，会使那些投资于环境管理严格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受到削弱，从而使工业迁移到那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出现“生态殖民”。而在发达国家，产品制造商往往要求所在国的政府对来自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征收“污染倾销税”、“绿色关税”等，以消除因环保标准的差异给产品竞争力带来的不同影响。

23环境标准与非关锐贸易壁垒在逐步降低、直到取消多边贸易中的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具有合法身份的环境保护逐渐成为一种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武器。从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规定看，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传统非关税壁垒的活动余地明显减少，“自愿出口限制”等灰色区域措施将被限制使用。因此，今后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将更多地使用环境保护名义，通过设定种种环境等方面的障碍即“绿色壁垒”，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形成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保护主义”。

3国际条约和公约有关环境与贸易的规定

31国际环境条约、公约中的贸易条款

为了控制跨国界的污染转移，保护候鸟、鱼、海洋动物以及濒危物种，控制危险产品和物质的危害，保护全球生态环境，许多国际环境条约、公约规定了贸易条款，把贸易措施作为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

（1）、规定许可证基础上的进出口。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规定：如果确认为是濒临灭亡物种的贸易，应全面禁止；对于有可能面临灭亡威胁的物种，除非这些物种的贸易受到严格控制，应该在科学和管理当局批准承认的出口许可证的基础上准许出口，同时规定进口国只能在出口国政府颁发许可证的前提下才允许进口。

（2）、禁止或限制进出口。如《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危险物品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不仅要求缔约国限制或禁止与其它缔约国之间的贸易，还要求限制或禁止与其它非缔约国间的贸易。32关贸总协定（GATT）中的环境条款

GATT第20条允许国家采取“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以及在与国内生产和消费的措施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乌拉圭回合《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定：“任何国家可在其认为适当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环境，只要这些措施不致成为在具有同等条件的国家之间造成任何不合理的歧视，或成为对国际贸易产生隐蔽限制的一种手段。”但在实际上，该规定为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提供了“依据”。

4环境问题对我国外经贸发展的影响

41环保标准差异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

在投资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保标准已相当严格，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被限制或淘汰的重污染产业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这种转嫁污染的行为又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更趋恶化，国家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受到不利影响。我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也存在上述现象，而目前在对外商投资项目进行审批的过程中缺乏对环境因素的适当考虑，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没有得到严格的实施。

42绿色贸易壁垒及其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以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为根据，以保护人体健康、环境与资源为表面目的，涉及与保护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有关的各种产品，因而具有合法性、隐蔽性、广泛性等特点。就实施效果而言，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环保标准和相应的限制措施绝大多数对来自环保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不利。

从目前国际贸易的实践看，常见的绿色非关税壁垒主要有下述几种形式：（1）单边主义，即一国对其内部及外部的商务活动单方面制定法律、标准，并加以实施。（2）境外裁决权，即某一项法案，它有权对发生在本国之外的活动加以裁决。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金枪鱼-海豚事件。（3）国家环境管制法律法规，即根据GATT第20条的规定，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与健康”的环境措施。（4）多边环境措施，即有些国家利用国家间缔结的环境条约、公约的某些条款建立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香港、日本、美国、欧盟、东南亚、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发达或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口进口标准，大都包含我国产品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的严格的标准，如防污标准、噪声标准、电磁辐射标准等。如果这些国家、地区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将贸易与环境紧密挂钩，将使我国在产品出口范围、出口速度上遭受打击。在产品结构方面，绿色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而初级产品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这对以初级产口出口为主的我国显然不利。面对这一国际性趋势，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就对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而言，由于绿色壁垒的制定涉及从产品生产、销售到报废处理的各个环节，制造商、出口商为了达到进口国的环境标准，必须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测试、认证、鉴定等手续及其相关费用，从而使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影响到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对策和建议

51完善环境法律和强化环境执法

应当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特别是制定和完善环保产业专项法规，促进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的发展，并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外商投资项目中的实施力度，防止发达国家通过污染转嫁对我国进行“生态侵略”。

52利用双边或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非歧视原则，抵制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保护主义”

如果发达国家或地区根据其环保标准对我国产品在当地的销售采取歧视性做法，我国一方面可以根据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确认的相互给予非歧视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和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公约中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殊照顾的规定，向有关国家提出抗辩，力争通过磋商、谈判解决此类贸易纠纷，同时也可以向有关国际组织提出申诉；另一方面可依据《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反报复措施，维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权益。

53尽早推广实施ISO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并从法律上完善有关制度

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14000系列国际标准已于1996年正式公布。该标准以改善全球环境、促进国际贸易为目标，涉及从原材料的开发生产到产品制造、使用及报废处理的所有环节和活动。对于任何不符合该标准的产品，任何国家都可以拒绝进口。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保标准的要求，我国应制定和实施与ISO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标志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程序把ISO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54加强国际立法合作

应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现在和将来环境与贸易所进行的讨论和谈判，表明我国在环境与贸易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公正、合理的地位。

参考文献

①曲小如，环保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国际贸易问题，1996（1）。

②王瑜，中国社会标志规划，环境，1996（3）。

③孙昌华，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法学评论，1996（4）。

④曲小如，论多边环境协定的贸易条款与关贸总协定条款的相容性，国际贸易问题，19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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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丁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一些发达国家把循环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在立法上加以确认、保护和促进。我国政府也提出，要尽快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对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经验

世界上最早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的国家是德国，早在1978年，德国就推m了“蓝色天使”计划，制定了《废物处理法》和《电子产品的拿回制度》。1994年，德国制定了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该法于1998年重新修订。1998年以后．德国政府根据《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又先后制定了《垃圾法》(1999年)、《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1999年)、(2OO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0年)、《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1年)、《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2002年)、《森林繁殖材料法》(2002年)、《再生能源法》(2003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另外，其他欧洲国家也制定或修正了自己的废物管理法，如丹麦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挪威政府于2003年修订了《废电子电机产品管理法》，扩大了有关主体的循环经济责任；瑞典于1994年通过了关于包装、轮胎和废纸的“生产者责任制”法律，并先后制定了关于汽车和电子电器的生产者责任制的法律法规。

其他许多周家也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立法，充实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例如，美国1965年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法》，先后经过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6年的五次修订，完善了包括信息公开、报告、资源再生、再生示范、科技发展、循环标准、经济刺激与使用优先、职业保护、公民诉讼等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的法律制度。又如，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长期以来，其资源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因此，日本特别重视资源的节约使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节约资源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回收条例》，1992年制定了《废弃物清除条件修正案》，2000年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是各国循环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主要借助于预防优先原则、循环利用原则、合理处置原则、适当分责原则渗透于循环经济法规范之中。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物的事前控制，体现的是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的实质在于“物尽其用”；合理处置原则要求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物的环境危害；适当分责原则旨在使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法律义务。

1、预防优先原则。在生产、服务、消费中充分利用原料、能源和产品，尽量减少弃用物、副产品的产生，以从源头控制资源环境问题。预防优先原则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有助于促进产品体积的小型化、产品质量的轻型化、产品功能的增大化及产品包装的简化，以减少废物的排放。环境法的预防优先原则表明，环境法不仅限于抗拒对环境具有威胁性之危害及排除已产生之损害，而是预先防止其对环境及人类危害的产生；对具体产生的危险立即做出反应不是该原则的主要目的，其首要功能为，在根本无危险出现或有出现可能时预防性地对“人”加以保护或对生态环境加以美化。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循环经济法。现代资源环境问题凸现以前，就存在各种降耗、抑废的理念和实践，不过，其主要着眼于资源和产品的经济效用，而现代法律制度同时也突出环境安全。设备内物质循环、生产少废产品和引导消费少废、少害产品是贯彻预防优先原则的重要途径。预防优先是将危险控制于未来、并创造规划和保存未来世代的环境空间及资源的原则，它是循环经济法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首要依托。

预防优先原则蕴涵有积极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理念。与事后处置相对应，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弃物的事前控制，是一种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初形成时，环境法突出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破坏的恢复；而现代环境法，特别是循环经济法，不仅观念上而且制度上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2、循环利用原则。对于在生产、服务、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废物要尽可能地继续予以使用，直至失去利用价值。“3R”和“4R"原则中的“再利用、再循环、再回收、资源化、无害化、重组化”体现的正是循环利用原则。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要求循环经济法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物尽其用”，特别是能使原料和产品在反复利用中实现功用最大化。

3、合理处置原则。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弃物的环境危害。废弃物的利用优先于处置，但是，当某些废弃物无法进行再利用、再生利用、热回收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弱化、甚至去除其不利影响，或者进一步挖掘其利用价值。合理处置原则是指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应有助于及时、恰当处置废弃物。环境安全兼顾资源效率是废物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4、适当分责原则。循环经济法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实现依托于循环经济法的实施，而其有效实施离不开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参与循环经济法实施的主体可分为政府、经营者(包括代表性组织)、公众(包括代表性组织)，但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的法律义务应当合理区分，此即适当分责原则。该原则体现于各国的法律安排中。日本法强调，“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使其公平合理地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具体划分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循环经济法既然是各国政府促进本国循环经济法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那么，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就要遵循这一精神，把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限定于适当的范围，使其互相配合，互不干扰。

三、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1．绿色GDP核算制度。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核算中扣除包括城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害、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水污染、铅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失、酸雨损失等。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货币折算在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方法，因而绿色GDP等指标的核算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但仍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在每项经济活动的经济增长数值后面列上该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质量升降、生物多样性增减、资源开采或消耗总量、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防治投资额度等事项。

2．计划、规划和布局制度。一般来说，循环经济发展计划应以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为基础，包括循环经济的发展方针、分期目标、考核目标、计划性对策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各地方要针对区域的环境资源情况和外来资源的实际，对地区产业结构体系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空间布局，明确循环经济的目标、任务以及要采取的政策措施，确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的名单，保证循环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如对于生态脆弱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在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应规划为保护性有限开发的区域；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以把伴生矿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规划为接续产业。

3．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建立循环经济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和专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二是有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市级环境资源保护垂直管理改革的力度，试行大区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巡视员制度，提高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的权威性和效率；三是施行全新的政绩考核标准，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方面的干扰，确保循环经济的模式的实施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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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物资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环境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工业化过程中，造纸、电力、冶金等重污染行业将继续发展，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难度加大；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的垃圾与污水不能得到安全处置，地表植被受到破坏；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养殖业的发展将使耕地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防治任务更为艰巨，威胁农产品安全；在社会消费转型中，电子电器废物、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不当等各类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趋势；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治理任务非常艰巨；转基因产品、新化学物质等新技术、新产品将对环境和健康带来更多潜在风险。

环境污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社会效应的轰动性而备受关注。如何有效防治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及在发生群体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法律的及时和合理的救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案例一

沱江发源于四川盆地北部的九顶山，是长江左岸流域全部在四川境内的一级支流，沱江流域也是四川省内惟一的“非封闭型”流域。沱江流经的著名的城市，有果都金堂，重地简阳，名镇资阳，古府资中，甜城内江，酒市泸州等。今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骤然降临在流经四川省中南部的沱江。由于排放污水导致下游两岸近百万群众生活饮用水中断26天，鱼类大量死亡，大批企业被迫停产，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恢复沱江的生态系统至少需要5年。

案例二

TISSO工厂从1908年起在日本水俣市生产乙醛，流程中产生的甲基汞化合物排入大海，在鱼类体内形成高浓度积累。人食用了被污染的鱼类，产生神经系统疾病--感觉和运动发生严重障碍的水俣病，最后全身痉挛而死亡。1953年开始出现这类患者，至1991年3月底，被确认为水俣病的达2248人（其中死亡1004人）。当地法院于1973年3月做出了确认TISSO工厂的责任并令其赔偿损失的判决。至1993年底，TISSO累积支付的赔偿金额为908亿日元，并且每年仍需支付30多亿日元。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在国内外引起过巨大影响的群体性环境污染事件。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务院、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木喜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虽然有关责任人员受到了应有的刑事和行政处罚，但是在此事件中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相关人员和遭受身体损害群众的民事责任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这种恶性污染给人民群众造成的重大损失又应该由谁来主张赔偿？这就需要环保公益维权。为此，笔者认为国家应建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环境)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讼。我国现行的环境诉讼法律规定中，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被归于民事法律管辖范畴。在我国从事环保公益诉讼既没有法律上的保障，更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这也从客观上助长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的不断滋生。为此，笔者呼吁国家尽快着手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形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责并举”的环境违法制裁机制，以便更有效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而言，群体性环境污染的法律救济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就环境侵害的排除方式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缺乏中间性的调整形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要么排除侵害，完全停止加害人的活动；要么维持侵害状态，使受害人完全承担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这种思考模式和侵害排除的规定，无法充分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具有显失公平性，在环境侵权救济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法院往往受“经济发展优先”观念的影响，偏向于保护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对侵害排除请求权的重大限制乃至否认，于受害人极为不利。

于是，“中间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即“代替性排除侵害的损害赔偿”等更具灵活性的理论和制度应运而生，从而在环境侵害排除中可以更好地兼顾产业利益和保护社会公众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两个方面的需要。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借鉴。同时，为了更好的发挥公众在环保中的作用，我国有必要支持公益性环保组织的发展，依法为包括环保组织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参与环境保护的机会，保障其权利的正当行使。

2.在环境的损害赔偿方面，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损害的范围广泛、赔偿数额巨大甚至近乎天文数字，从而导致受害人一时难以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同时对于加害人而言，他也因为赔偿金额巨大而导致难以维持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更有甚者因不能负担而破产或关闭。

这既不利于受害人尽早得到补偿，也不利于加害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社会权益害，其原因事实又具有社会有用性和公益性，某些重大危险性公害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美国三里岛核污染、印度博帕尔毒气外溢）受害地区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这些情况都使环境侵权救济不再是致害人与受害人个别人之间的问题，而成为社会性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化赔偿制度。损害赔偿社会化，是把环境侵权发生的损害的补偿功能而把惩罚或制裁作用减至最低。

目前，实现这一机制的形式各国有所不同，如日本是根据《公害健康补偿法》建立补偿基金，对公害健康受害者实行补偿；美国、法国、荷兰等过则以建立各类环境（生态）补偿基金的形式，实行对受害人的补偿。还有部分国家充分利用保险的功能，实行环境侵权救济的保险制度，如责任保险或社会保险等。我国在这方面仍是空白。

3.在确定责任原则方面：由于在群体性环境污染诉讼中被告往往是地区的经济纳税大户，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权部门往往怠于行使其责任，或者干脆作为影子被告，因此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极不平等的。

为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和保护社会国家公众利益，需要在诉讼的举证责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别的规则原则。首先，应该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举证存在困难的原告，往往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甚至于会因被告告之谓商业秘密在不得顺利取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人，唯有把举证责任归于被告，使正义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是否损害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众知情权的制度建立方面，对于怠于行使公开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责任。最后，还应提出引进创新原则，一是权衡各方利益原则。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团体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权衡各方利益，认真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合同法上面，关于缔约人有期待权的利益保护。因此，我认为，公众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赖，由此产生赋予政府的权利。故此，政府部门怠于其责，对于公众造成损害，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损害的视而不见，公众有权依据信赖利益，予以诉讼。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就建立健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下列具体的建议：

——在环保法中进一步明确有关主体对侵犯公益的行为提讼的权利。因为诉讼权是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环境公益的诉讼权利应当得到环境基本法的肯定。

——用法律形式赋予一切单位和个人以诉讼权。不论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均为公益诉讼的主体。因为根据我国环保法第6条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律均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要求出现纠纷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讼，否则将丧失胜诉的权利，但在民法通则的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所需，而公益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渠道，也应当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使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任何时候均能受到法律追究。

篇（9）

低碳经济自20世纪末出现后，很快风靡了全世界。所谓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它不仅对旅游资源的规划开发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对旅游者和旅游全过程提出了明确要求。它要求通过食、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来体现节约能源、降低污染，以行动来诠释和谐社会、节约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建设。低碳旅游是针对传统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和倡导的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它比生态旅游具有更为丰富而且明确的内涵。发展海北低碳旅游业不仅有利于优化自然生态环境和旅游产品结构，而且对于提高海北知名度、建设高原旅游名州、加快推进生态立州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发展低碳旅游业需要把握的两个问题

发展低碳旅游业，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海北既拥有独特的原生态旅游资源，又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地位，发展低碳旅游业、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把握以下两个问题。

1．1树立低碳理念。旅游业是战略性产业，属第三产业中的现代服务业，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社会效益好。发展低碳旅游业是创建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在旅游业中推行低碳消费、绿色发展带动示范作用突出，可率先成为实践者，能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就海北而言，当地草原的原生态游牧文化、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构成了典型的高山草原社会遗产，是极其稀缺的低碳旅游资源。因此，特别要在旅游主体企业宾馆饭店、景区景点、旅行社、购物点及导游中，倡导低碳消费，在旅游行业中推行循环经济、倡导低碳消费，培养低碳消费理念，提高人们的节能、减排意识。营造低碳旅游发展氛围，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发展低碳旅游业的重要性，牢固树立低碳理念，处理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关系。同时,以标语宣传、媒体宣传、专题讲座等形式,加强全社会低碳经济的教育,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重视并加强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

1．2倡导低碳行为。旅游者、旅游开发者、旅游企业、旅游管理者作为旅游各方参与者，都应在行为上低碳化。将生态环保理念渗透到工作、生活和消费中，使旅游者建立健康、生态和可持续旅游方式。旅游开发者对自然景区不做“硬”开发，要做“软”开发。不改变原有地貌，坚持“多利用、少开发”的原则，选择性开发低碳旅游资源。旅游企业则要提供给旅游者低碳化旅游产品。在旅游餐饮上，尽量选用本地的食材，选择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用餐形式建议多选自助餐的形式。在旅游饭店上，要以绿色饭店的理念全面创建低碳旅游饭店，用节能新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实行垃圾分类等。在旅游交通上，旅游者不妨多采用传统交通工具，选择徒步、穿越、营地等体验性强的旅游方式，同时要控制景区（点）内交通工具的进入，应禁止外来车辆、景区私家车、公务车及出租车的进入，景区内设置环保旅游观光车、电瓶车、畜力车、人力车等少污染或无污染的交通工具以保护生态环境。在旅游方式上，低碳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旅游景区低碳的实现，景区在开发和管理上以低碳为理念，创建生态型景区，发展产业化自行车旅游、徒步旅游、森林旅游、湿地旅游等绿色生态类型的旅游产品，彻底扭转到低碳、环保的发展道路上来，最终形成全产业链的循环经济模式。在旅游购物上，尽量购买原生态的商品，抵制过度包装、生产设计复杂的旅游商品。在旅游娱乐上，应减少开发大型实景和文化演艺类活动，大力开发原生态的、体现当地原汁原味文化的旅游项目。旅游管理者则主要控制游客数量，对旅游者进行低碳教育，通过游客管理、景区管理实现低碳化。

2．发展低碳旅游业需要注意的几个重点

2．1强化规划引导。发展低碳旅游业，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来指导。已有的规划重视旅游本身及其相关产业的布局和发展，而忽视生态保护和建设；只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忽视资源保护。有的景区景点在景观设计上，没有充分体现人性化和生态化设计理念，以致许多建筑物与自然环境不协调。因此，旅游服务要以人为本，旅游开发则要以天为本，也就是要将这种未经工业化污染的生态景观资源、生态文化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保留下来，抛弃数量经济的观念，合理测算生态承载量，限制游客数量，走品质旅游经济的路子。一是在具体规划上,要增进环境优化与人文关怀的互动,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加强对全州旅游资源价值、市场潜力以及旅游开发将会造成的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调查和评估,按照适度、有序、分层次开发的原则,编制具有指导意义的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生态旅游发展规划，以指导和协调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工作，制止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的不良行为。对以往已经编制的旅游资源开发规划，要按照资源环境保护优先的要求，重新审视、调整、修改完善。二是在具体项目上,要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要从生态角度严格控制各景区服务设施的规模、数量、色彩、用料、造型和风格,提倡以自然景观为主,就地取材,依景就势,体现自然之美。制定规划，关键是要严格实施规划，使规划法制化，成为指导低碳旅游业的纲领性文件。三是在旅游产品的规划设计和改造创新上,要依托海北旅游资源殊的自然属性,找准旅游资源中不同的文化特性,使旅游产品既美丽多姿又富有神韵,既统一品牌又具有不同的气质。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先进地区旅游规划建设上的生态理念、环保意识及建造艺术,以规划整合生态旅游资源,精心打造生态旅游板块。

2．2制定政策措施。低碳旅游发展势必需要相关部门、相关主体的支持和配合,共建合作机制联合推进。应注重相关行业规划或计划的衔接,以共同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共同制定标准、共同监督执行、共同评定检验等形式,将旅游业节能减排工作融入国民经济体系中综合规划、执行和考核。各级政府和旅游业主管部门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机制，健全发展低碳旅游的激励机制,发挥企业发展低碳旅游的主体作用,并引导公众参与。一是统一认识，加强指导，全州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都要从建立循环经济这一高度来倡导低碳消费、发展绿色旅游的认识。二是制定相应低碳旅游的地方标准。通过制定绿色旅游饭店、宾馆，低碳景区、旅行社的地方标准和考核奖励办法，引导旅游企业投入到推行低碳消费、发展绿色旅游中来。三是建立表彰奖励机制。将是否“低碳”纳入行业发展的考核和评价因素，促使现有旅游模式转变，激励引导旅游主体争创低碳企业、绿色企业，使广大游客争做“文明游人、低碳游客”。对达到地方标准的绿色旅游饭店、宾馆，低碳景区、旅行社及优秀导游人员、文明游客，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四是加大低碳旅游的宣传。利用旅游宣传推介的优势，在国内外节会、媒体、网络上宣传低碳旅游品牌形象，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五是加大行业监管。从旅游的各要素入手，与相关部门联合制定低碳消费、绿色旅游的鼓励扶持政策，引导旅游绿色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篇（10）

1、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深入的要求。保险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渗透到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对整个市场经济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保险业必须在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中健康地发展,才能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影响和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保险业同国际惯例接轨。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使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已成定局。这一切,都要求必须有一个完备公正的保险法律环境作保障。也只有这样,保险业才可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中健康地发展。

2、这是我国保险业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要求。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保险市场逐步开放,市场主体逐年增加,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保险的服务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中国保险业在继续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保险活动也将会进一步丰富和复杂。保险市场多主体、竞争行为和业务多样化以及中介人活动、业务创新活动等都需进一步完善的法律环境来作保证,也只有在更完善的法律环境中,才能使保险业管理理性化、规范化、科学化。

3、这是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加强的要求。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法律建设,出台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我国法律均省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整个法律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对法律的迫切要求,完善和充实法律条文已摆到议事日程,完善保险法律,同样刻不容缓。

4、这是保险经营实践提出的要求。在具体保险经营活动中,保险人、被保险人、中介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同社会有关职能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生了大量具体而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业务活动中难以避免的,有的问题,比如行政干预、违规竞争、曲解法律条文、明目张胆的骗赔案等,与保险法律环境不完善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保险经营实践也迫切要求一个更加完备的法律环境。

综上所述,建立一个完备公正的法律环境是当前形势的客观要求。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新时期的法制建设,为创造良好的保险法律环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加上对外国保险市场管理的不断了解,为我们提供了法律借鉴的经验。因而,我认为,改善保险法律环境不仅必须而且可能,具有客观必然性。

二、当前保险法律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1、原有法律中不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条文,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育。

2、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条文,使个别人借用,违背了公平原则或法律本义,挫伤了保险人的积极性,有些法律条文本身无过错,但容易造成误解。

3、举证极其困难,使保险人望“证”兴叹。

4、以全民法制意识为土壤的司法腐败现象形成的执法不力的问题,出现正不压邪的现象。

三、保险人争取良好法律环境的对策

1、对有关保险法律条文进行专门的研究,通过有关组织,争取立法部门对有关不适合目前形势或易引起异义等可能造成不平等竞争或权利义务不平等的条文进行修改,从法律上为保险业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也使保险监管部门更好地依法监督。具体可以做如下工作:(1)组织专人对涉及保险的法律进行一次专门的研究,对易产生歧义的条文或存在的漏洞提出修改意见。(2)广泛借鉴外国、特别是保险业发达国家的经验。(3)通过人大代表、保监会等渠道向国家立法机关提出议案等。

2、在注重保险自身形象宣传的同时,要突出有关保险法规的宣传。要特别重视宣传《刑法》第183条、第198条和《关于严惩破坏金融秩序犯罪活动的决定》中关于对金融诈骗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有关规定,利用法律这把利剑,威慑和预防犯罪。对保险人来讲,宣传《刑法》这两条比宣传保险法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