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工程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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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社会学、社会政策的高级顾问迈克尔·M·塞尼教授通过对全世界世行贷款援助的40多个水力发电和灌溉大坝项目的考察及社会学研究证明:工程移民是大坝建设中最糟糕的子项目，它使生产性资源受到损失、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维持工作与生活水平的社区和亲属关系被迫解体，移民往往感到孤立无援，文化的凝聚力越来越小，而生产生活上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最终使那些迁居的人民遭受贫困，非自愿移民与不断增长着的社会文化的紧张以及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长都有密切的关系。事实已经证明，移民是一个规模巨大、关系复杂、利益交错的社会系统，这一项目的顺利实施，会受到各种客观因素和条件的制约，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会受移民文化及其社会心理条件的影响。

一、工程移民文化分析

工程移民文化主要是指工程移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创造并遵循的行为方式、组织机制和道德规范，包括由此产生的观念形态、思维方式、知识体系、风俗习惯、艺术成果等。狭义地说，是指工程移民在原居住地生产、生活中积淀下来并与安置区新的文化体系融合而形成的精神财富，是与移民的物质文明相对应的精神文明。

(一)工程移民文化系统的构成

工程移民文化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整体。工程移民文化在内容上可分为新的文化体系融合而形成的物质、心理、精神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指移民文化的物质层次，如移民生产生活使用的工具、器物、住房等，这是移民文化的初级层次;第二层次是指移民文化感情心理层次，包括移民的情感、心态、风俗习惯等，它是移民文化的中层内容;第三层次是移民文化的深层部分，主要指移民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经济、文化环境适应、改造、发展的理性认识，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观念等，这是移民文化的核心部分。

工程移民的安置方式按安置地与移民原居住地的距离，可分为外迁安置与就地后靠安置;按安置移民的聚散程度，可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移民安置方式对移民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外迁安置的农村移民远离原居住地，不再经营原有的土地、山林和水面等，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都发生明显的变化。分散型安置的移民由于分散插组、插村安置，原有的文化组合被彻底打乱。这两类移民在安置地面临新的文化环境和新的社会群体组合，外界压力冲击比较大，他们不得不尽快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这类移民文化的发展要经历一个急剧的、从抗拒到逐步被同化的过程。后靠安置的移民，仍在水库周边地区生活，其生产、生活习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集中安置的移民仍以库区原居民组建成一个新的群体集中在安置地进行生产、生活，即使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所改变，但原有邻里关系及其人文环境优势仍保留着。这两类移民原有的社会关系可在不同程度上不受或少受影响，甚至可以保持原有的文化特色和生活习惯等，虽然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有经过原有文化的“过滤”，才能对其文化产生影响，因而这类移民的“文化演化”比较稳定。

(二)工程移民文化的基本特点

由于工程导致的移民非自愿性的影响，工程移民文化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1.稳定性与变异性。移民在库区原居住处的文化世代沿袭，根深蒂固，即使移民搬迁引起区域环境的巨大变化，他们也不可能全部抛弃原有的文化;相反，他们总是力图在新环境中保持原有文化，并在新区域的容纳下继承和发展原有的传统文化。因此，移民文化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另一方面搬迁使移民原有文化系统构成被打乱，必然在新安置区经历一定的变异过程后重新组合，形成一个适应新区域的新的文化系统，这就是移民文化的变异性。

2.保守性与开放性。移民文化系统的稳定性使移民在安置区继续地至少部份地保持原有的文化特性进行生产、生活，特别在传统文化与安置区文化两者协调性较差的情况下，移民对原有文化的变异性很敏感，自觉不自觉地对原有文化进行某种“保护”，防止外界文化因素的侵袭，此乃移民文化的保守性。同时，由于移民文化所处的被“包围”的特殊环境，安置区文化从四面八方渗透、影响着移民的传统文化，无论移民是否愿意、是否抗拒，或迟或早、或深或浅，他们终将被新的文化所演化和同化，移民文化系统实际上是开放的，只是开放的自觉程度和开放本身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3.被动性与主动性。因为被动迁移，工程移民普遍存在这样的观念:“说到天边去也是你要我移，不是我自己要移，所以你该补偿我，我该依靠你”。此乃移民的被动性，但正因为有被动性，便生成了移民的主动性:主动要求补偿其全部移民损失;部分移民在其要求(不论合理与否)不能满足时，主动采用罢耕、上访、静坐、返回、直至聚众闹事等过激行为对抗移民工作;有极少数移民甚至连生老病死、意外事故、民事纠纷等都主动向移民部门、政府提出不合理要求等等。

二、工程移民心理分析

在特殊的移民文化背景下，工程移民的心理显得异常复杂且变化无常。这是因为工程移民的被动性造成其心理上极强的依赖性;搬迁后自然条件的改变，尤其是与农村移民生产、生活休戚相关的耕地、山林、水资源的数量、质量的变化，尤其是劣化，必然会极大地刺激移民的心理;原有生存环境中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来源被打破，新关系、新经济来源的重建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伴随着一定的风险;生活习俗、生产习惯的地域性变化，必然会引起移民心理状态的变化，带来“水土不服”，不习惯、不胜任、不愉快等消极不断滋长，形成工程移民错综复杂、变化无常的心理状态，常见的有:

1.抗拒心理。指与国家移民安置相对立、相抵触的一种心理状态。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移民对安置是否科学合理性不予认同，移民对搬迁的认识不足、意外事故的发生、人员意外死亡等，都会使移民产生这种抗拒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之初虽然人数虽不多，但蔓延性强，影响较大，如果不正确引导和帮助，可能会起“导火线”的作用，造成“爆炸性”事件。

2.怀旧心理。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故土难离”的心理滋生出的一种消极心理状态，表现为安置区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条件即使优越于迁出区，移民却感“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即使进行了科学、合理、充分的补偿，移民总感“吃亏”，即使安置区生活水平高出原有水平，移民总觉“今不如昔”，无法克服部分移民故土留恋的心理，总把过去环境中好的一面，与安置地不足的一面进行比较，这种心理使移民看问题缺乏综合性，滋生出较强的依赖性。

3.攀比心理。移民搬迁中，移民所要损失和得到的东西比较多，较容易造成移民在主观设定的一条标准线上进行比较，产生一种差距感，形成攀比心理。其方式多数以横向攀比为其基本特征，一是进行不同工程项目之间移民补偿标准的静态比较，只看到别的项目补偿高的一面，而忽视自身因补偿低而享受的各种优惠政策为其带来的利益。二是单纯强调客观条件，忽视主观努力，尤其是安置后，由于主观努力的不同，经历一段时间后，生产、生活水平产生差异，部分移民便认为自己因客观条件差而“吃亏”太大。 转贴于

4.矛盾心理。指农村移民的认识因受多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认知与情绪之间存在相当差距而表现出心理情绪的前后不一、此是彼非的复杂性，大体有几种表现:移与不移的矛盾，不移，国家项目必须执行;移，故土难离，以至于少数移民矛盾到“水漫金山寺”才动迁，造成巨大损失。依赖性与独立性的矛盾，被动移民使少数移民产生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移民困难，必须变生活救济为生产扶持，移民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能脱贫。优越感与自卑感的矛盾，移民为国家作出贡献，这无疑是一种光荣，但移民在安置区人地生疏，困难重重，生活水平下降，因而造成自卑感与优越性相互交织。

三、工程移民文化与成功的移民安置

1.客观认识工程移民的被动性及其消极行为。如果工程移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下降而又无力恢复，与其说移民的被动性及其消极表现是移民缺乏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不如说是对移民的被动性和主动性缺乏认识，是工程在事实上损害了部分移民和移民地区的合理权益而造成的遗留问题更准确。因此在工程建设项目规划中，必须高度重视移民规划，让移民代表和安置区代表参与规划工作，移民安置投资应科学、合理，不能人为压缩，应坚决杜绝等到遗留问题恶化、不得不花更多资金去解决，使本来可以集中使用的资金，消耗在长期的“拉锯战”中的情况。这样，不仅会损害移民的合理权益，也会损坏政府在移民心中的信誉，增加移民工作的难度，还在无形中助长了部分移民的畸形心态:认为政府和移民部门是“蜡烛”，“不点不亮，一点就亮”，“闹比不闹好，大闹比小闹好”，使问题更趋复杂。重视移民的被动性而做好移民工作，移民的主动性就消减，忽视移民的被动性而做不好移民工作，移民的主动性就增长，种种问题也就层出不穷了。

2.重新审视移民“生活质量”，注重社会文化生活安置。在移民工作中，往往存在这样的观点，移民安置就是对移民及移民区的房屋山林土地交通通讯设施等等直接的物资损失进行补偿。但移民打破了长期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亲友邻里关系，使移民“水土不服”，受到了非物资的间接的无形损失的，其“生活质量”的降低和“磨损”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类损失却不能量化，没有补偿。所以，在确定移民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中，除人均产值、人均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外，还应充分考虑移民对安置区社会文化生活的满意程度。重建至少不降低移民生活质量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环境，或使移民尽快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环境，是移民安置的客观要求。

3.重新审视移民过程的完整性，注重后期扶持。在移民工作中存在这样的观点:从动迁前的具体准备到安置后的零星扫尾，即从“搬出去”到“住下来”，就是整个移民工作自始自终的完整过程。但是仅仅是“住下来”是不够的，移民必须在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环境中适应、发展、并以生产生活的实际行动和具体成果与其所处的环境进行物质交流和精神交流，才能使他们不仅在生产和收入水平上，而且在对安置区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上，都超过移民前，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水平能够随同安置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同步地、均衡地持续地发展。

如果把移民比作树的移植的话，那么，实际操作阶段好比“移栽”，后期扶持工作好比“培管”，是保证“树”的成活并“健康成长”的重要的不缺少的阶段。后期扶持是政府和移民工作部门不可推卸的职责，也是国家制定工程建设规划时理应加以重视的内容，应该包含在整个移民规划之中，并安排相应的资金额度予以保证。

4.重新审视移民工作方法，注重移民思想文化建设。在工程移民项目实施中应加强移民思想文化建设，争取移民对国家建设事业需要的理解，自觉地支持和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帮助移民建立起在国家扶持下自立、自强、自我发展并为安置区经济发展作贡献的思想文化氛围，努力消除移民“等、靠、要”的消极心理。同时，也要做好安置区群众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充分认识移民为国家建设所做出的牺牲，主动帮助和扶持移民的生产生活，共同建设、发展安置区经济。应充分研究移民文化，掌握移民思想情绪和心理变化规律，认识移民的被动性及消极表现是必然的、有原因的、也是可以转化的，摒除遇到困难就指责移民思想认识太差、觉悟太低，甚至知难而退的现象。应重视移民的意见和呼声，让移民参与移民工作，随时理清移民的心理脉络，及时对症下药，避免不体察移民疾苦、不分析具体矛盾、不解决人们复杂的认识问题的脱离实际的、空洞的说教，不断修正、丰富、完善移民安置方案，这是保证工程移民项目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迈克尔·M·塞尼.移民与发展〔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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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电工程监理拓展移民监理业务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水电工程建设已逐步进入高峰后时段，随着一大批水电项目在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快速开发建成，剩余可开发的项目数量日趋渐少，传统工程监理业务市场需求强度逐步降低，监理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渐显，监理企业已普遍面临未来生存发展的较大压力，因此，对其实施转型升级、多元化发展战略将成为企业必然之选。近年来，快速发展成熟的移民监理因其与传统工程监理“一脉相承”的关系，业务运作机制相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工程监理业界实施转型升级、多元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领域。工程监理和移民监理二者在形式上都是社会监理接受委托开展项目管理服务工作，其监理的主要工作内容都是“三控、两管、一协调”。但在监理对象、监理目标、监理职能、监理方法上二者还是存在不同程度、实质性的差异。工程监理企对于综合实力较强的水电工程监理企业，应选择实施SO战略———增长型、多元化战略。对此逐条进行了分析，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实施对策，抓住移民监理的市场机遇，充分发挥内部条件优势，快速占领移民监理市场，实现企业业务升级转型、多元化发展;同时，还需针对内部劣势、短板和外部环境威胁，防范来自于内外部的各种风险，保证拓展移民监理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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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调查概况

（一）调查目的。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与供给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需求层面主要包括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对社会保险的了解程度、需要程度，对现行政策的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等方面。供给层面主要包括政府机构、社保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用人机构在社会保险供给上所取得的成绩、相关的制度与措施，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等。

（二）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形式。研究小组成员对宜昌市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农民工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07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193份。受调查对象中，男性占75.6%，女性占24.4%，年龄在18岁至55岁之间。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建筑业领域农民工居多。受调查对象的学历主要集中在小学及以下，初中两个层次。

（三）调查内容。调查问卷共设计五十个问题，内容分为基本信息方面，如年龄、性别、行业、婚姻、受教育情况等，和社会保险需求方面、供给现状方面。社会保险需求与供给现状根据社会保险种类分为五个部分：养老社会保险方面，医疗社会保险方面，工伤保险方面，失业保险方面，生育保险方面。从五个险种分别考察农民工对每种保险的了解情况，需要程度，参保现状，政策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等。

三、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状况与影响因素

（一）需求状况。从五种社会保险总体来看，农民工对五种社会保险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37.3%的农民工认为养老保险最重要，32.6%的农民工选择医疗保险更重要，20.2%的农民工表示工伤保险最重要，而选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最重要的农民工分别占4.7%和5.2%。而单独考察每一种社会保险，在养老保险方面，农民工对其需求强烈，有73.8%的受调查者明确表示需要或者非常需要养老保险，只有11%的受调查者认为不需要养老保险；而且绝大多数受调查者对养老保险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提高现行养老金水平和降低领取养老金的缴费年限两个方面。72.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多缴纳费用以提高现行养老金水平，28.3%的受调查者明确指出国家需要改进养老保险金水平；34.2%的受调查者认为领取保险金缴费年限太长是参加养老保险最大的障碍，同时30.5%的农民工表示国家需要改进养老金缴费年限。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对其诉求也非常强烈，78.8%的受调查者认为需要或非常需要医疗保险，仅仅只有2.1%的农民工明确表示不需要医疗保险。而当被问及生病时会采取的措施，有40.9%的农民工选择会立即上正规医院检查、治疗；选择去街头小医院、私人诊所，自己去药店买药，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医院的比例分别占18.1%、33.7%、7.3%。另外，受调查者对简化报销手续，增加医保范围内药品种类提出了较为强烈的需求，79.9%的受调查者认为需要改进现行医保制度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的需求程度就更为强烈，81.9%的农民工都需要或非常需要工伤保险；其次就是对简化工伤保险报销程序的需求较强，占到了60.7%。同时59.0%的受调查者希望扩大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和保障人群，使更多的农民工受益。相对于前三种保险，农民工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的需要程度较低，明确表示需要或非常需要这两种保险的受调查者分别占63.2%，52.3%，认为不需要的占19.2%和20.2%。在失业保险方面，41.4%的受调查者认为失业保险补贴比率低，32.3%的受调查者希望可以提高失业保险给付金额度。而在生育保险方面，64.8%的受调查者表示生育保险的产假达到需求，23.4%的农民工希望扩大生育保险就医规定范围内的药品、医疗服务设施，20.9%的农民工希望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使更多人受益。

（二）影响因素分析。通过调查和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社会保险的了解情况。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受调查者并不了解社会保险或某种社会保险，甚至存在误解。调查数据显示，只有5.7%的人表示非常了解养老保险，7.3%的人表示非常了解医疗保险，而对于工伤、失业、生育保险，仅有5.7%、4.1%、3.6%的受调查者明确表示非常了解。相对应的，受调查者中不了解或只了解一点点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分别占63.7%、57.5%、58.5%、77.7%、76.7%。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不了解或者误解直接大幅度降低了他们对社保的需求程度，也影响到他们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收入状况。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一般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收入越高,其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就越强。调查发现，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群当中，有1.0%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1001-2000元人群当中，有5.2%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人群当中，有5.2%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3001-4000元的人群当中，有1.6%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4001-5000元的人群当中，有3.1%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5001元及以上的人群当中，有0.5%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由于农民工之间收入差距并不是十分明显,因此收入与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我们调查数据当中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在收入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收入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需求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第三，行业的差异。由于不同行业的农民工其职业稳定性和面临的风险不同，也会影响到农民工对不同种类社会保险的需求程度。建筑业的农民工由于工作强度大、工伤风险高，希望参加工伤保险比例较高，服务业则相反。用人单位的性质对农民工参保率也有很大的影响，一些用人单位会主动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大大提高了社保的参保率。第四，婚姻状况。养老保险方面，已婚农民工的参保率（67.0%）高于未婚农民工（49.3%）；医疗保险方面，已婚农民工的参保率（90.4%）也大幅度高于未婚农民工（71.2%）；而在工伤、失业、生育保险方面婚姻状况对于社会保险需求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第五，工作稳定性。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每年更换工作的频率由1次及以下逐渐递增到6次及以上，受调查者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由60.3%逐渐下降到6.9%；医疗保险的参保率由60.2%逐渐下降到7.5%；工伤保险的参保率由56.4%逐渐下降到12.7%；失业保险的参保率由60.5%逐渐下降到0%；生育保险的参保率由64.9%逐渐下降到0%。明显可见，农民工参保率与更换工作的频率成反比，也就是说工作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农民工对社保的需求状况。

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状况与影响因素

（一）供给状况。中国户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城乡二元户籍制的弊端明显。近年来，社会逐渐形成共识，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有效地提高了农民工的参保率。国务院总理还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会议确定，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但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现状仍不乐观。调查数据显示，只有51.8%的受调查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35.8%的受调查者没有与单位签订合同。当被问及是否有过参加社会保险后来又退保的情况时，80.8%的农民工选择了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有19.2%的农民工明确表示有过退保现象。而在发生退保现象的农民工中，有15%的受调查者退保的原因是收入不能保障持续交纳保险金，19.2%的受调查者担心交了保险金以后不能收回来，39.4%的被调查者是由于换工作或流动时办理起来很麻烦，25%的农民工觉得社会保险起不到什么作用。养老保险方面，参保率为60.7%，参保者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54.1%，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占45.9%。绝大部分农民工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为100元左右。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则十分可观，高达83.4%，其中64.4%的受调查者参加的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30.7%的受调查者参加的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绝大部分农民工每年缴纳的医疗保险金为60元。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相比，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均比较低，分别为28.5%、19.7%、19.2%。从调查数据我们看到，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与需求相比，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滞后现象，政府、社会以及用人单位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供给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养老保险方面，当被问及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是否合理，29.0%的受调查者认为不合理或非常不合理。另外，25.4%的农民工对《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中规定的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不满意。医疗保险方面，17.6%的受调查者认为医疗保险的缴费比率不合理；当被问及参加医疗保险有没有减轻生活负担，15.5%的农民工表示医疗保险费用加重了经济负担，57.0%的农民工表示减轻了经济负担，但是效果不明显。而工伤保险方面，58.5%的农民工认为上班单位不愿意承担责任，没有为他们办理工伤保险，受工伤后，选择自己出钱医治与和雇主私了的农民工分别占20.2%、23.3%。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更是亟待提高，有70.5%的受调查者在失业期间依靠以前攒的钱，维持一段时间，只有4.0%的受调查者是依靠失业保险生活。

（二）影响因素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的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1.政府及社会保险机构方面。第一、法律体制不完善，政府监督落实不到位。大部分用人单位没有与农民工签订合同，所以并未履行为农民工办理社保的职责。相关政府机构对此监管不力。第二、社会保险宣传教育不到位。农民工由于本身知识水平有限，无法了解办理的程序，而社保本身宣传的不到位致使农民工社会保险知识严重缺失。第三、部分社会保险办理机构执行力不够，效率低下，使得本就程序复杂的社保办理变得更加困难，农民工因此而不愿办理。实际上因为本身程序复杂农民工办理的意愿就降低了。

2.用人单位方面。用人单位不负责，不愿分担农民工保险负担，不给农民工买社会保险。由于竞争的激烈，部分企业利用农民工的对自身状况的低要求，试图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提高价格竞争优势。使得农民工无法获得企业应该给与的社保。

3.农民工个人方面。第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与农民工高流动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与社保手续跨地区转移方面的限制使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农民工社保体系未能实现区域对接、城乡对接，这最终给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办理设置了障碍。第二、农民工社会保障意识淡化与缺失。由于农民工自身处于弱势状况，对工作的迫切，对待遇的低要求，以及文化程度较低，农民工大部分对是否有保采取了无所谓态度。第三、农民工的非正式就业方式阻碍了农民工及时有效的获得社会保险。

五、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供需矛盾及其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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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是传播效果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议程设置理论就是探讨媒介议程设置影响公众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传统媒体在社会传播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设置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新的媒介载体不断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新旧媒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媒体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介生态环境的一大景观。在网络媒体的带动下，公民新闻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相比，公民新闻的议程设置是一个从“权威议程设置”往“大众议程设置”过渡的过程。

一、议程设置理论的内涵

议程设置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①换句话说，就是媒介报道什么，受众便注意什么；媒介强调什么，受众也会从一定程度上认为什么更重要。大众传媒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也是重要的影响源。

迪尔润和罗杰斯将议程设置的过程定义为“以获得媒介专业人士、公众政治精英的注意为目标的议题间的持续性竞争。”②这为我们更好的理解议程设置的三个部分，即传媒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以及政策议程设置，做了一个理论的准备。

从上述理论指示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更多的是一种权威的议程设置。代表着统治阶级或党团利益的媒体，通过对传媒精英、编辑、新闻记者的价值观影响，从有利于媒体利益的取向来设置议题，引导公众思考。但是随着融媒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发展，公众参与度的提高，议程设置理论不再维持现状，有了新的发展。

二、融媒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发展

传统媒体时代，大众媒介以自己的利益取向、价值观选取议题，并决定议题的重要程度，以及进而影响议题在受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进入融媒时代，网络媒体以及手机第五媒体发展并逐渐成熟，使得议程设置理论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媒介传播环境的变化，带来传受双方主动性的变化，使得议程设置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新媒体的互动性以及高参与度，使得议程设置的流程也有了新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议程设置的主体：从大众媒介到公众的转换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主体是专业的媒体机构，媒体根据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来决定议题的设定。而网络媒体的自由性和开放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媒体上、接收以及交流信息，进而决定了在网络传播背景下的受众，可以把握机会进行议程设置。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信息，吸引和影响其他网络受众，并在共同的认知中逐渐形成趋于主流的看法，从而赋予这一事件以重要性和显著性，形成网络议题。③融媒时代议程设置主体即网民，通过网络论坛、博客等参与方式，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拿来和网民一起探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众成了唯一的设置主体，而是与大众媒体相互协作，共同完成议程设置。

2、议程设置的议题：呈现多元化和发散性的特点

传统媒体的议题都是经过专业媒体从业者的层层把关，在议题方面多是热点问题或是重点问题，多为时政类、民生类或是宣传类的议题。而网络时代，网民的匿名性特点，决定了他们可以畅所欲言。同时，由于网民个人的教育背景，文化程度的原因，使得融媒时代的议题更多的表现出私人化和个人化，总的来说，就是议题不断的软化。同时，由于网民的及时跟帖，及时反馈的特点，往往一个议题出来之后，随后将接着对该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使得议题呈现一种发散性的特点。也就是说，网络议题会由A议题出发，B议题结束。这就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权威声音，使周围的不同意见仿佛“沉默的螺旋”一样而消失。

3、议程设置的周期：反馈及时，周期缩短

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往往是：先有媒体设置议题，然后影响受众关注和思考。但是由于受众很难参与到媒体中，通过人际传播等方式将自己的态度等反馈给媒体，或是受到关注的时间较长，完成一个议程设置的周期也就相对较长。而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则不同，网民可以及时的对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将公众的声音集中反映。它完成一个议程设置的周期明显要短于传统媒体，这就使得议程设置流程的效率显著提高。

三、公民新闻中议程设置的表现

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呈现出的新特点，在网络时代中的公民新闻中可以更好的表现出来。要弄清公民新闻中议程设置的运用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先搞清楚什么是公民新闻。

1、公民新闻：平民化色彩

对于公民新闻，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定义。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公民新闻”是公民“在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行为。④公民新闻并不是近期才出现的信息传播方式，在上个世纪40年代，我国老一辈政治家和新闻活动家，就有了朴素的公民新闻思想。比如提出“非专业记者”概念、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办报方针。后来，随着新闻线人现象的出现，公民新闻也就逐渐发展起来。

网络时代的公民新闻更是得到了新的飞跃，公民新闻的载体主要有各种网络论坛、博客、播客和公民新闻网站等等。网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由的信息，回帖或跟帖，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网络媒体的低门槛，高开放度，使公众可以参与到信息的过程中，做信息的者。公民新闻的出现，使信息的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显，受者也可以是传者，信息传播的主体发生了改变。大众化的公民新闻，也就使得议程设置逐渐从“权威”走向“大众”。

2、公民新闻中的议程设置：“权威”走向“大众”

公民新闻中的议程设置与媒体新闻的议程设置相比，最显著的不同表现在设置的主体上。公民新闻的信息者更加的平民化，不像传统媒体的专业新闻从业人员。从受者变为传者，开放性的传受角色转变带来的是更有传播力的信息，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自我设置议程显露。网民通过论坛、博客或者是公民新闻网来信息，交流意见，几乎都是源于自己生活周围或是自己观察到的内容。比如现在很多新闻来源都是来自微博，网友在自己的生活中随手拍，遇到突发新闻事件及时上传，然后通过@主流媒体或是通过转发的形式，引起网民的关心进而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观察众多新闻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新闻中出现“据现场网友称”或“图片来自微博”这样的字眼。由于诞生于受众的身边生活，富有生活百态，更容易被其他网民接受。

（2）议题的影响范围扩大。公民新闻一经网络，无空间限制、无时间制约的传播。通过论坛或是博客或是公民新闻网站信息，网民的高参与度和网民的广泛性，使得议题的影响不断扩大。传统媒体在议程设置后，往往要经过漫长的信息传递，才能显现出来议题的效果。而公民新闻中的议题，由于贴近性和网络的快速传播性，使得议题影响范围扩大。

（3）被削弱的把关功能。与传统的议程设置相比，公民新闻是网民和大众媒介共同完成的信息传播过程。但是，由于网民的主动参与，影响着媒体议程的设置，所以把关人的角色就由“完全的媒体”向“受众与媒体结合体”转化，那么媒体的把关功能就相对减弱，议程设置的把关功能也就相对被削弱。

（4）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功能上升。科恩曾经指出，报刊“多数时间可能在告知人们怎么想上不成功，但是它在告诉自己的读者想些什么上获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科恩认为大众传媒在影响人们舆论上存在着重要的影响。而人们在接受信息时存在有选择性接收，选择的标准就是和自己更有贴近性的内容。公民新闻大多是网民从生活中提取的信息，所以在被网民接受时就更容易、更亲近。所以当议题出现之后，网民们的关注就更加集中，公众议程在短时间内形成了气候。

公民新闻中议程设置的议题一出，得到众多网民的回应与快速的传播，不再是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而是一种平等关系间的信息蔓延。加上及时反馈，使得公民新闻的议程设置的流程发生了变化：不论议题出自于网络公众还是大众传媒，当网络议题足够强大的时候，议题又流向了传统媒体，而传统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又流向网络，如此循环往复。⑥当舆论形成，自然就影响到政策精英们的决定和行为。

当我们在强调公民新闻的强有力议程设置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公民新闻议程设置的一些弱点。由于是网民个人按照个人意志的信息，所以议题的客观性受到质疑与干扰，议题的真实性也受到了影响。因此，网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判断力，不浮躁、盲目跟风，让公民新闻更加健康的发展，让公民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14

②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85

③⑤常昌富、李依倩：《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8、69

④马静初，《解读网络议程》[J].《青年记者》，2010（2）

篇（5）

1 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品格

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遗项目中属于比较特殊的类别，它的生产技艺是“活态”传承，而成果则是实物展示。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表现出了比较一致的作品质量和风格：

（1）从物质载体来看，重视选材。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选材一般极为考究，多用金、银、玉石、象牙、犀牛角等珍贵材料，即便是木料、石材等传统材料，均会首要考虑珍贵品种、奇石等。选材的考究往往意味着对其传世的期许，表现了中国文化中对于“恒远”的追求。四川银花丝的选料为银，为突出其艺术效果，会采用“嵌宝”等表现手法，所选材料品质很高，器物造型高贵典雅，富丽堂皇。

（2）从表现手法来看，工艺细腻精致。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手法细腻多样，无论是王公贵族用品，抑或寻常百姓之物，其表现形式无一不趋向繁复、精致的极端审美趋势。中国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工匠在各自领域较为封闭的发展，经过各代的传承，追求极端的精细，将中国人“内敛”的品格特征借助于器物的精细，表达得淋漓尽致。四川银花丝技艺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平填”技术，仅“平填花丝”种类就可以分为光丝、麻花丝、滚筒丝、拱丝、水浪丝、桂花丝等十多个种类。银丝最细直径可以拉到人一根头发的一半。

（3）从创作内容来看，追求写实风格。手工艺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内容一般为生活中常见的物件，如动植物、瑞兽、祥云等，通过艺术化的加工，真实再现某一种场景、造型、姿态。对于这些内容细致入微的表达，表现出民族性格中“务实”的品格特征。四川银花丝的创作取材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多为具有实用价值的首饰、胭脂盒，具有装饰价值的各式摆件。器物造型灵动，但规整，表现手法重写实而非写意。

2 商业思维对非遗传承的影响

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展示的民族品格很好地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品位，是传统文化的精粹，国家希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将其继承发展。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展示的生活方式毕竟失去了现实存在的基础，工业化的社会发展必然抢占手工业的生存空间，而手工业的发展形势也非民生发展的方向，因此，淡出社会主流视野也是必然。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演示和还原其原生态的生存图景是对历史及人类文明的尊重，这样的传承是一种“活态”传承。

（1）利用非遗影响，获取高额经济利润，将获利作为首要衡量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如今的市场中是一块金字招牌，级别越高，经济价值相应越大。旅游市场，作为一个完全提供消费服务的行业，与非遗产品有着天然的近缘关系，将非遗项目开发为旅游商品，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表演性质的非遗项目，如昆曲，体现的是一种参与感受。工艺品性质的非遗项目，因其最终的展现形式是实物成果，易储存、可转移，所以更能实现经济效益。而非遗项目在市场化运作中，能否获利是资金介入的首要衡量标准。

（2）手工艺品较长的制作周期导致不能实现最大经济效益。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目前高端的商务、旅游市场有着较为旺盛的市场需求。例如，银花丝，从发展历史来看，在物质条件丰裕的盛世，总是成为消费市场、收藏市场的宠儿，现在的时代条件更是如此。虽然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因其是纯手工制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这样不能迅速满足市场需求，造成了因稀缺而形成的市场供应不平衡及价格的高昂。这样的矛盾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未能实现生产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商业思维必然要求扩大生产规模，满足市场需求。获利后的市场回报资金并没有很好地进入传承机制之中。

3 策略分析

针对前述挑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改进意见：

（1）寻求发展模式，保持独立品格。对于非遗的发展，在商业化的背景下，要完全放弃与商业市场的接轨，这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而且与市场的结合能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也有利于非遗的传承。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商业思维的影响，非遗的传承会受到较多其他因素的干扰，如为了加快市场推出周期，改变原有的制作工艺；为了迎合大众市场品位，创作内容庸俗化等。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非遗项目，尤其是需要“帮传带”的工艺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实现经济效益，更要保持其独立品格，摸索建立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

四川银花丝在传承过程中得到了金银制品贸易公司的支持，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四川银花丝的工艺美术大师与公司合作，成立独立的工作室，由工作室负责银花丝作品的设计和制作，而由公司负责材料的采买以及产品的市场推广。这样的发展模式突出和尊重了传承人的主体地位，设计和创作相对独立，而市场推广又由公司专业团队运作，取得较好效果。

（2）重视人才培养，注重实践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传承是关键，传承人的培养是非遗发展中最重要的环节。因其需要对传承人的“帮传带”，使得传承人的培养又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培训。实践操作是培养的关键，而非遗项目自身的发展和社会认可度的高低又是推动其传承的动力，只有通过行业的发展，不断地创新才能真正推动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3）加强推广宣传，突出文化价值。四川银花丝及其“平填花丝”工艺是中国古老、精华、最具有特色而独树一帜的艺术，起源于汉代，成熟于唐，明清时期发展至鼎盛。这样的一门艺术形式，从公众的认可度来看，知名度却远远小于蜀锦、成都漆器。挖掘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广的力度，为银花丝的发展打开局面。另一方面，在外销产品中，银花丝因为其独特的背景，在国际上有一定的认可度，这是宣传中不能忽视的角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银花丝所展示的民族的高超、华美的制作工艺应该走向世界舞台。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十二五”期间四川省文化强省战略的重要内容，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四川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体表现了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充分体现了中国西南地区民众乐观、悠闲的审美心态。虽然目前的传承环境充满商业化，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民族品格在传承中应该进一步的保护和发展，保持其独立的民族品格。同时，加强传承人才的培养，注重创新，使得古老的技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仍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篇（6）

1998年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003年又启动并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建立了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目前没有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的主要是城镇非从业居民，包括没有保险的老人、城镇化的失地农民、自由就业者、中小学生等等。为实现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国务院决定，从2007年起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以下简称试点) ，并下发《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1 ]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高度重视、统筹规划、规范引导、稳步推进。经过一年多的试点，积累了较多宝贵的经验，但也发现了许多问题。只有认真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推进居民医疗保险工作。

一、实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所面临的困境

(一)法制建设滞后，环境压力大

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已进入深化阶段，但是由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特别滞后，这无疑给正在酝酿的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没有法制保障，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化发展将会困难重重。实施过程可能会缺乏强制性，带有随意性。

(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医药市场混乱

国人瞩目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被发改委定性为基本不成功，医疗卫生市场秩序混乱是个不争的事实。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突出。而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受制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甚至是其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点。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核心其实就是对医药供给方的费用支付问题。当前医疗费用的上涨是个世界性难题，医疗费用快速增长成为世界各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制约性因素和共有的现象。发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这种大的背景中无疑会出现很多的困难。中国在2003 年疾病经济负担为1. 2万亿，占GDP的10. 3%，巨额的医疗费用给国家带来沉重负担，给制度的运营添设更多障碍[ 2 ] 。尽管医疗需求方即参保人有过度利用医疗资源的动机，但是医药供给方却对此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我国当前的医疗卫生发展的过度市场化，将会给医疗保险制度制造更多的困境。

实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将会对基层医疗服务有更大的需求，如社区医疗、门诊服务、预防保健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科学不合理、大医院畸形发展、高精尖设备盲目配置，而基层医疗资源却不容乐观。这种形势对居民医疗保险的发展极为不利，需要医疗卫生体制的深刻变革。医疗保险和医药卫生体制的息息相关，也决定了这项制度实施的异常困难性。

(三)制度对象的特殊复杂性

处于探索中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所面对的群体及实施环境具有特殊复杂性。

1. 情况复杂。城镇居民人员构成及其他诸多

社会经济等复杂因素给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增加不可控性和实施难度。

(1)人员构成复杂。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主要是针对城镇非从业人员和其他未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的人群。参保人员构成多样，城镇居民既包括中小学生、少年儿童，又包括城镇非从业人员、老年人、残疾人等。例如山东省青岛市七区应参保城镇居民85万人，其中:未满18岁的少年儿童约51万人、大学生约24万人、老年居民4. 5万人、重度残疾人3170人、其他非从业人员5. 2万人，调查测算工作量很大[ 3 ] 。

(2)社会经济条件的复杂性。经济状况差异

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大。部分特困群体“三无”特征明显，无经济收入、无生产资料、无劳动能力。对不同类别的城镇居民的缴费能力、财政补偿等情况的认定复杂，医疗服务管理直接面对每个城镇居民，个体性强，工作量大。这些对当前的业务经办能力和方式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这对医疗保险费用的筹集比例的划定要求严格，对统计的科学性和技术手段的实用性都提出较大的挑战。

2. 资金的尴尬。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资金筹集的尴尬。由于主要针对非从业人员和学生等群体，这部分人群的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缴费不能太高，但他们的医疗费用却不等同降低。这就要求国家财政的补贴要到位，但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面太广，加之政府财力有限，财政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会补贴太高。那么如何确定双方的责任，得出合理的筹集模式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3. 管理的问题。城镇居民参保和医疗服务管理给保险业务工作带来困难。城镇居民特殊群体居住分散、流动性强。城镇居民不象城镇职工那样以单位形式整体参保，组织参保的难度很大。

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体制和人员装备滞后，众多且分散的参保居民将是对医疗保险业务管理的严峻考验。我国社会保险体制管理是属地管理，大部分地区是上级对下级的业务上的指导，缺乏统一性，造成一种模式多种方案局面的产生，不利于保险事业的发展，也为城镇参保人员参保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发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使经办机构面临人员和经费的困难。大多数经办机构人员短缺，相应的技术人员匮乏，不能很好地保证该项工作的开展。

4. 相关制度层面的问题。实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会面临相关制度的衔接问题。政策衔接复杂是一个客观事实，由于城镇居民身份不断变动以及就业形式的多样化，部分过去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转变为城镇居民，部分已经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人员因失业转变为城镇居民，部分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人员因重新就业转变为城镇职工。如何做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农合、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政策衔接，避免人群覆盖不到位，防止部分人员享受双重待遇，实现政策间的相互转化，以保证参保人员的医疗待遇，值得认真研究。

二、对策讨论

《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出，要通过试点，探索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体系，形成合理的筹资机制、健全的管理体制和规范的运行机制，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目前已试点地区存在着参保范围不一致、筹资标准和待遇支付水平差别较大、财政补助标准不一等问题。为使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意见更加科学合理，需要财政、劳动保障、民政、残联等部门联合，进一步做好调研测算和论证工作。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理确定参保范围

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 、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都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其中有以下人群需要研究界定:一是高校大学生是否纳入。目前公立院校的学生医疗费拨款仍按1996年招生计划数确定，以后扩招的学生自行解决。民办院校财政不拨款。如果不纳入统筹范围，这些大学生也应该享受财政补助，纳入学校管理体系，保障其基本医疗待遇。二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中的中小学生、少年儿童是否纳入。如果这部分农民工子女已经参加了新农合，在患病时还能报销一部分费用;如果没有参加新农合，这部分人群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没有解决渠道。三是部分关闭破产、困难企业退休人员是否考虑一并纳入。这部分人群应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由于缺乏资金来源，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尚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部分人群还需政府财政帮助解决。是否可以考虑暂时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范围，使他们的医疗待遇得到部分保障。四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的参保问题。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未实施前，各地都出台了关于灵活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意见，目前仅有少部分人已经按照政策参保，但未建个人帐户，只建立了统筹基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办法实施后，尚未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可以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二)以大病统筹为基础，科学合理地确定筹资标准和待遇水平

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等不同人群的基本医疗消费需求，并考虑当地居民家庭和财政的负担能力，恰当确定筹资水平。探索建立筹资水平、缴费年限和待遇水平相挂钩的机制。要合理制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完善支付办法，合理控制医疗费用。探索适合困难城镇非从业居民经济承受能力的医疗服务和费用支付办法，减轻他们的医疗费用负担。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用于支付规定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其他费用可以通过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和社会慈善捐助等方式解决。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重点用于参保居民的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支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步试行门诊医疗费用统筹。这是针对群体的特殊性而言，有助于防止这部分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

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确定适当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和支付比例。根据筹资标准测算确定不同的支付标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原则上应同城镇职工一致，以有利于减少制度成本，并适当增加儿童用药和有关诊疗服务项目。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补贴机制

建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是一项民心工程，落实政府责任至关重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参保居民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对职工家属参保缴费给予补助。国家对个人缴费和单位补助资金制定税收鼓励政策。同时要特别重视对非学生儿童的低保对象、重症残疾人员、低收入老年人等困难城镇居民参保问题，政府要适当提高补助标准;对低保对象或重度残疾的学生儿童所需家庭缴费，原则上全部由政府承担。

(四)要使政策衔接合理、通畅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是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必须统筹规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医疗救助和商业健康保险事业发展，做好各项医疗保险制度衔接。城镇居民的复杂性以及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在制度建设过程，既要考虑到人员身份多样性，又要考虑到人员类型的不断转换性。不同人群类别都要有制度覆盖，并且各制度之间衔接顺畅，互通互转。

(五)多渠道筹资，增强制度实施的可持续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涉及范围广、涉及人群多，并且有相当的部分是弱势群体，对一部分常年患病和住院患者，即使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个人负担仍然很重。因此，在推进城镇居民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要动员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多元化、多渠道筹措资金，切实解决因病致困，因病返贫的问题。一是用人单位可对职工家属的缴费部分给予补助，对城镇居民患病后个人负担较重的要给予补助。因为目前家属享受半费医疗的政策没有取消，并且许多单位仍在实行这一政策。二是从社会捐助和“慈善基金”中划出部分资金，用于城镇居民中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低收入老年人等特困群体的医疗保障。三是可以考虑每年从社会福利彩票中拿出一定量的资金用于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例如青岛市政府令明确规定每年从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拿出2 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偿定点社区卫生机构为居民提供的健康查体、预防保健、慢性病干预等支出。

(六)加强医疗保险经办能力建设

经办管理服务工作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实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管理对象由过去对单位的管理服务转为对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管理服务，不仅管理人数翻番，参保登记、基金征缴及医疗费用审核支付等业务量更是成倍增加。启动实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后，现有经办能力远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需要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经办能力建设，探索适合城镇居民特点的经办方式和经办机制。

一是加强经办队伍建设。在人员配备上，要按照经办管理人数的一定比例增加人员编制，充实经办力量。在人员素质上，要加强业务培训，完善医疗保险服务管理专业技术标准、业务规范和管理机制。二是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尽快实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信息系统与基层劳动保障社区服务平台间的联网，实现信息共享，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综合考虑整体规划，搭建有效平台，为居民医保工作顺利展开夯实基础。三是加强服务平台建设。要针对城镇居民居住分散、流动性大、行动不便的特点，对基层劳动保障服务平台网络进行合理布局，在场所、经费等各方面给予保障，提供“一站式”、“一条龙”服务，并通过设立公益性岗位的办法，招聘人员，充实经办力量，为广大参保人员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服务。

(七)同步推进相关改革配套措施

要协同推进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离不开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的配套改革。相关部门继续推进两项体制的深化改革，合理进行卫生规划，整合医疗资源，大力发展社区卫生事业和公共卫生防疫事业。充分利用医疗保险的作用促进医疗卫生的自身变革，从而实现医疗卫生市场竞争的有序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解决人们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进一步完善定点医疗制度和信用等级制度建设，加强对医药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随着党和国家对民生问题的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十七大对社会医疗问题的关注，将会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从而更加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篇（7）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

经济研究所　张翼

“农民工户籍转化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比较》2011年第2期总第53辑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动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然而，在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下，各大城市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设计了各种门槛，以限制流动农民工的进入。此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策矛盾。

另外，通过在全国103个城市，对10.6万农民工个案进行调查后发现，农民工对非农户口转化意愿较低。此为中央政策与农民工实际意愿之间的矛盾。

大批农民工不愿放弃农业户口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希望保留承包地。在“80前”(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中，如果不涉及承包地等土地问题，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人数占比为20.15％；如果要求农民工交回承包地，则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人数占比为11.04％。“80后”(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相对应比例为24.66％和12.86％。可见，农民工对土地仍抱有极大希望。

在愿意落户城镇的农民工群体中，其主要动机是“城市户籍可让子女与城市孩子一样上学”。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不到两成的农民工愿意落户中小城镇，他们普遍希望到大城市、省会城市以及直辖市，且此比例与学历程度呈正比。

教育资源集中于城市，城市福利关门主义，市府集体排他利益决策机制让农民工对城市望而却步；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保体系建立完善，农业用地的价值重塑等因素又强化了农民工留户籍于乡土的意愿。

我们应重新检讨“户籍城镇化”方针。既然实际上已经不可能阻止农民工进城，就应撇开户籍，让“常住人口城镇化”，让其享受合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强化其市民特征才是解决矛盾之道。

制度

威权体制下寻租带来负面成本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刑祖礼　周文

“威权体制、相金机制与企业的性质――兼论中国转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67号

“高速度、粗放式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中国转型经济特征，已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一些学者把视角放在“寻租”行为上，希望由此切入来诠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

在威权体制下的中国，产权的界定掌握在上级领导或少数领导手中，又因为“法律缺失”，导致这种产权引发的激励变得不同于一般自由市场。在该激励下得到的收益权利可称为“潜产权”，其收益就是“租金”。

官员为了获得“租金”，有动力投入“过分热情”在发展地方经济上，如征地、基建、采矿等。在“潜产权”激励下，寻租成本会被转移到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只要威权体制不变，这种趋势很难扭转。

尽管中国的寻租模式类似于“做大蛋糕再分”，因而中国经济发展要比俄罗斯的“直接分蛋糕”模式更快，但其成本会不断累积，而且负效应更大。

观点

政府基建项目的利弊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　郑思齐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研究所

“政府对当地公共品的投资是否能促进下

层住宅高档化?”

NBER工作论文17002号

无论是波士顿的“Big Dig(大挖掘)”(1991年开始动工，直到2006年其主体工程才算基本完成)，还是北京为筹办奥运而耗资逾500亿元的轨道交通项目，都对推动当地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巨大作用。

以北京为例，政府投资的基建使周边房屋溢价；开发商也更愿意在此附近投资；各种私人商业设施也随之而来。

篇（8）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932066

1 引言

扶贫移民是在政府和其他机构或个人的组织协调下，使贫困人口摆脱现实的恶劣生存状态获得较好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环境而进行的一种人口迁移活动，是基于扶贫、脱贫的目的而进行的移民[1]。，近年来在帮助贫困地区人们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实现致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移民组织形式可概括为3种类型，即自发性移民、政府组织移民和企业参与移民搬迁3种类型[2]。本文以宋家沟村企业参与型移民模式为案例，从移民过程中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的长短、移民主体在迁移中的地位、移民集散程度、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的产业安置和移民后期开发6个方面对案例进行分析，探讨移民后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中的不足之处，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中用到的数据是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贫困地区大规模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式自愿性生态扶贫移民模式研究”问卷调查数据汇总得来。对岢岚县宋家沟乡宋家沟村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做了18份调查问卷，均为有效问卷。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法、统计法。

3 案例分析

以岢岚县宋家沟乡的宋家沟村为例，从移民过程中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的长短、移民主体在迁移中的地位、移民集散程度、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的产业安置和移民后期开发6个方面对移民现状展开分析。

3.1 宋家沟村移民概况

宋家沟村为岢岚县宋家沟乡的一个行政村，只包含宋家沟村一个自然村。从2009年开始筹划移民工作，主要接收本乡镇甘沟村（甘沟村处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区，农业生产极为困难，每667m2地1a只能产粮食200kg，农民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移民户，到目前为止，移民工作告一段落，共接收移民户25户，从甘沟移来12户，其余均为本村村民的村内迁移。移民工作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也就是2010年移入8户，第2阶段即2011年迁入17户。迁入地住宅由政府同意施工建成，只需移民户出7万元，每户移民在迁入地就都拥有4间砖瓦房，附带1座温室大棚、1个羊圈、1个庭院。具体移民情况见表1。

3.2 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

从地域上考虑包含以下类型，村内搬迁、乡镇内搬迁、县内搬迁、跨县搬迁、跨地区搬迁和跨省搬迁；从空间距离上可分为就地迁移和易地迁移，长距离与短距离移民这4种类型。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还是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搬迁模式。张小民（2008）在研究陕西省移民时，根据移民距离分出近距离迁移（100km）[3]，从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的长短而言，宋家沟村主要是针对本乡镇甘沟村的移民，甘沟村距离宋家沟村25～35km，可知宋家沟村的移民为中等距离的迁移。

近些年虽然国家加大了种地补助，但种地的收益依然是各种收入来源渠道中最少的。而对于从25km外的甘沟迁移过来的村民，他们的耕地均在原村，无形之间增加了种地成本，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就减少了。除此之外，2010年入住的这批农户院子中的大棚由于质量不好，冬季温室内温度无法保证植物生长，所以并不能真正发挥温室大棚的效益，不能从实质上增加农民收入。

3.3 移民工作的主导力量

从我国扶贫移民的主导力量来看，我国移民主要有政府主导型、居民自主型和企业参与型[2]。目前，政府操控型移民是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居民自主性移民还是并不多见的形式，企业参与型移民也处于探索试验阶段[4]。目前移民的主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是政府，移民自身尚未成为移民选择的决定主体，主张变革现行政府操控型移民模式为居民自主性移民模式[5]。

从移民工作的主导力量而言，宋家沟村属于企业参与型，即扶贫办、发改委和白曹家沟的私人企业，三方注资修房、扩路、建大棚，为解决搬迁难题，县里专门出台了扶贫政策，每户的搬迁费用政府负担一半、农户负担一半。每户只需缴纳7万元即可入住。政府为解决农户资金紧张的问题，出面为农户在信用社无息贷款3万元/户，减免一年利息。这种模式属于张志辽（2005）论文中提到的目前我国生态移民处于探索试验阶段的企业参与型移民。该模式能从最大程度上整合社会资源，财政投入、部门协同、社会赞助、信贷扶持，各方力量共同帮助贫困群众走出大山。

3.4 移民集散

学术界根据移民规模把移民分为集中搬迁与分散搬迁模式、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等形式。

在移民集散方面，宋家沟村属于分散搬迁与集中安置的形式。宋家沟村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耕地肥沃，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从2009年开始，县里统一协调周边的甘沟村、东场沟等迁移至此。搬迁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宋家沟村的搬迁自主选择权为100%，也就是说不存在强制搬迁现象，完全由村民自己的意愿决定。虽然政府提议帮大家无息贷款一部分，但大部分村民还是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只能放弃搬迁。加入搬迁的均是有一定积蓄的富户，导致最终搬出来的农户比较少。

在移民安置方面，县政府通过扩建中心村镇建设了宋家沟乡宋家沟移民新村，移民集中有序的安置在新村内，还配备了小广场。

总体来说扶贫移民改善了移民户的生活环境，提高了移民户的生活水平。

3.5 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的产业安置

对于移民户来说生态移民之后收入来源与维持生计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定意义上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移民的成败。如果移民后居民的收入来源方式增多，劳动力基本都能就业，那么居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对于移民的满意度就会提升，如果满意度提升了，那么这个移民至少在移民安置后期生活方面有了成效，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原来居住地的生态环境，达到了生态移民的目的。扶贫移民与生态移民是分不开的，通过移民实现生态改善与扶贫的“一石二鸟”策略，大部分生态移民工程都是与扶贫工程是结合在一起实施的，扶贫的对象也是生态移民的对象[6]，而扶贫移民工程中改善迁移户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得迁出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搬迁前后移民户的总体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见表1），但是移民户的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见表2），为了使得移民搬迁后能稳得住，考虑到移民户回迁出地种地太远，在搬迁之前就为每户移民都配备了温室大棚，希望大棚能成为移民户增收的一种方式，切实站在农民角度想问题。政策虽好，但在实际落实中却遇到了问题，不能让迁移户真正受益。2010年入住的这8户移民院内的大棚由于质量不过关，无法在冬季保证植物生长需要的温度，所以无法发挥大棚的真正作用。而2011年的入住的这部分移民大棚质量很实用，能够达到为人们增收的目的。

结合表2和图1可以看出，移民前后从甘沟村来的移民户收入来源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搬迁前养殖业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的31.68%，远远高于其他2个村；移民后甘沟村收入来源中打工占的比例最大，养殖业占的比例最小，打工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2点，搬迁前当地有很大的生存空间，能够自由放牧，以种地为主的土地经营一定意义上为牲畜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如秸秆、玉米和草等。而搬迁后这些有利于发展畜牧业的条件都没有了，养殖业就发展不起来了；搬迁前甘沟离县城20km路，农闲时间不多，去县城打工也不方便，而搬迁后到县城的距离大大缩短，比较方便外出打工，而且农闲时间特别多，也有时间出去打工。

3.6 移民后期开发

移民后期的开发关系着移民区今后的发展方向。在众多的实践中经过总结共有下列开发模式，城镇化开发模式、产业开发模式、产业与城镇化开发模式相结合、区域特色开发模式等四大类型。宋家沟村考虑到移民区后期的发展，为移民户修建的一排排蔬菜大棚，这些大棚位于209国道旁，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大棚中间点缀着整齐划一的砖瓦房，非常的醒目。蔬菜大棚的修建想给移民户增收；也可以通过新型农业促进当地农业观光旅游业的发展，走产业与城镇化想结合的开发模式。

但在后期开发的蔬菜大棚质量问题上，政府没有严格把关，导致没有达到预期给移民户增收的目的，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 移民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4.1 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宋家沟村的移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4.1.1 政府的政策非常实在

不仅想改变移民户的居住环境，也想让迁移户能稳得住，修建温室大棚，让移民户无后顾之忧，但在实际落实中却大打折扣，第一批大温室大棚的由于质量关没把好，造成了冬季温室大棚内的温度无法保证植物生长需要，最终都成了摆设。

4.1.2 虽然也考虑到移民户的养殖需求

每个移民户都配备了一个圈舍，但没合理地预测到实际运作中的效果，最终大量圈舍空闲，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1.3 当初把甘沟划入迁移村考虑到2个原因

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在实践过程中只是一部分中上等家庭的农户迁移出来，还有一部分贫困户依然按固有的生活习惯在原村生活，这并未达到迁移的最初目标。

4.2 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4.2.1 在以后的实践中应加强对统一修建工程的质量验收

建立政府、企业组织者相互监督督促机制，必须保证工程的质量，杜绝这种豆腐渣工程的出现，最大限度的为移民户的利益着想。

4.2.2 在实际构想中，要立足实际，多观察，多思考

加强对迁出地村民的调查研究与评估，找出最适合迁出地移民的对策，正确估量移民户的数量及生产能力，最大限度的使得预测接近事实，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4.2.3 在移民之初深入调查了解迁出地村民的搬迁意愿与搬迁成本的承受能力

依据调查评价结果制定搬迁计划，使尽可能多的村民可以搬得起，给迁出地留有足够的生态恢复空间，在以后的移民实践中紧紧围绕移民的目的展开，加强探索，争取能找到一条“一石二鸟”的路子，既能最大限度地改善当地生态，又能使得迁出地村民搬得起，在迁入地稳得住，提高移民户生活水平。

5 结论

宋家沟村的移民工程虽存在不少问题，但也有很多值得推广的地方。该项工程集合了政府和社会企业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来推动移民的发展是很好地模式，在以后的实践中应尽可能推广，鼓励社会企业家投入到移民的支撑工作中来，在以后的移民工作中很大程度的整合政府、移民和社会3大资源，发挥政府、移民和社会3大机制作用。

参考文献

[1]施国庆，郑瑞强.扶贫移民：一种扶贫工作新思路[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04（8），68-75.

[2]张爱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移民研究文献综述[M]，2014.

[3]张小民.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4]张志辽.生态移民的缔约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8（8）：149-153.

篇（9）

工程移民是社会学亟待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对工程移民中的人口、家庭、就业、贫困、社区建设、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与社会控制等问题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并应用社会学知识于工程移民过程，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和保障措施，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它对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促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过程：对工程移民进行社会学分析

工程移民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也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环境的改变。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过程，是一种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在移民身上的社会—文化—经济以及心理变迁的过程。下面，我们试从这两个方面对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做一分析探讨。

1、移民：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

一般来说，工程移民，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的工程移民，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因此，其迁移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围绕着迁移，移民与政府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面对面的互动。在这对互动关系中，政府的目标是顺利实现迁移，而对于被迁的移民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次巨大的经济、社会、人生变迁和利益损失，利益保护本能则往往迫使他们拒绝迁移。而互动的必然结果则往往是迁移的实现。

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过程作为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其互动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往往是迁移的实现，这是因为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有两点则是共同的：一是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二是互动结构的不对称性。所谓互动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是指在政府与移民的互动过程中，政府为了顺利实现迁移的目标，往往采取了他组织! 由外在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部分联系起来的组织行为" 的组织方式，并充分利用政府权威的强制性和责任性强化这种方式，以对移民进行以迁移为目标的总动员。而互动的另一方——移民，面对信息输入和利益损失，基于利益保护的本能也形成了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并作用于它的互动对象，在共同利益驱使下形成移民自组织，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迁移的净损失等。但移民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往往是孤立的、分散的，软弱无力的，它根本无力与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相抗衡"（綦淑娟，1996:38）。

2、工程移民：旧的社会解组和新的社会整合过程。

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工程移民首先是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同时又打破了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舍弃了旧的社区组织以至整个旧的家园，造成程度不同的社会解组与社会解体现象。

工程移民过程是旧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样式的破裂，也是新家园的重建。这种重建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简单重复，而是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发展，因此，移民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新的社会整合的过程。在这新的社会整合过程中，移民的利益整合，包括国家与移民、移民地区与其相关的非移民地区以及移民地区内部不同的部门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与重构则是关键。工程移民的社会整合，除了利益整合外，还包括社会的"狭义" 和文化的整合，如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村落和行政组织、宗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工程移民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整合，逐步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结构，实现由原居地到新的安置地的搬迁、适应和融合，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中实现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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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移民为发展：社会学知识在工程移民中的一个实际应用

从理论上讲，征用和重建，移民与发展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组成部分，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现实中的征用和搬迁并不会自发地引起重建和发展。移民由于工程建设而被迁出后，他们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或者失去了住所，或者土地和住所两样都失去。其后果是安置的结果与移民原有的生活水准大不相同。据一项对三峡移民的调查，在移民群体中，收入因迁移而受损失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移民家庭除了在住宅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外，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十分欠缺，三分之二的人反映迁移前的收入比现在少，而现在收入比迁移前多的仅占9.2%，外迁型移民收入减少者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了后靠型移民；农村移民又比城镇移民受损的范围和程度更大更广一些。而迈克尔?塞尼在对世界银行工程移民进行大量研究和分析后认为，工程移民可能造成的贫困风险主要包括：丧失土地；无家可归；失业；被排斥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食物没有保障；疾病和死亡的增加，失去了享受共同财富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的解体。因此，为了减少工程移民的贫困风险，降低搬迁所造成的影响，促进工程移民从失去土地向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转变，从失业向再就业工程转变，从失去家园向重建家园转变，从混乱向重建社会网络转变，从边缘化到融于社会转变，从被剥夺向恢复对公共财产的使用权转变等，实现移民与当地人民融为一体，我们就必须切实改变以往那种“重工程轻移民”、“重搬迁轻安置”、“重一次性经济补偿，轻可持续开发”的思想和做法，改变那种认为通过行政手段就可以解决移民问题或把工程移民仅仅视为工程的附属问题，用工程方法来解决移民问题的认识，真正把工程移民问题纳入整个开发计划中，将工程移民视为发展问题，在强调对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和增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安置移民，不仅要使移民能够“搬得走”，更要使他们能够“稳得住，会致富”，即所谓的变移民为发展。

而在变移民为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学知识则可以也必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种贡献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工程移民准备阶段，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实地调查，真实地了解受工程项目影响的地区和新安置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移民和安置地居民的意愿，帮助政府及移民当局制定一个符合客观实际，既能体现移民政策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移民利益，又易于操作和实施的移民规划，以便指导相关组织及时有效地开展移民工作，从而使移民和发展做到更有计划性和预见性。这种移民规划必须充分体现以人为根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到移民未来的重建和发展，它至少应当包括发展计划与战略；帮助移民重建社会组织；对财产进行估价和赔偿；有关文化习俗和社会服务的条文；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相关组织所应承担的职责等内容，并在保持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稳定性的同时，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从而为项目规划者进行工程移民这一社会行动提供指南。

其二，在工程移民的实施过程中，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社区和社会组织的重建工作。如提出一套重建社区组织与社区结构的方法，新移民与新安置区相互融合的途径，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网络的实施步骤等，以促进移民与安置地居民的尽快融合。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学家和移民的共同参与，提高工程移民中的非成本—收益性因素，如增强移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公正感；保证移民应得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减少移民对政府的“综合依赖症”，更好地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等等，而且，通过广泛深入的参与，还可以多方面地吸收各种建议和意见，使隐藏的有关问题及早地暴露出来，从而降低搬迁的难度，提高移民的满意度，增加长期稳定的系数。而这些都是成功的移民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第三，在工程移民安置结束时，可以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工程移民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最大限度地为移民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增强移民发展经济的适应性，促进移民原有文化样式与安置地文化的尽快融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移民恢复由于搬迁所带来的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以及心理方面的损失，实现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塞尼，1996，《移民与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水库移民中心编译，河海大学出版社。

篇（10）

笔者根据在水电站规划、建设、运营中的工作经验，结合实际开展工作，就水电站项目后评价中的利率、移民征地安置补偿、电价等因素进行梳理，对工程投资与生产运营环节的关键要点进行分析，为相关电站投资决策提供帮助，促进投资者科学分析，规避风险。

一、利率因素

水电站投资较大，工期较长，工程概算中利息支出约占总投资的10%左右，控制好贷款利率水平是控制总投资的关键。工程建设期的贷款利息依据资金流、资本金平均投入，按照年利率的复利进行测算。建设期内人民银行五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年利率一般都有相应的调息政策，为科学合理地预测利息支出，水电站项目的投资者对于利率的预测要考虑到以下的因素：

1.1分年度的项目投资计划表是确保利息合理支出的基础，同时在项目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运用有效的合同约束条款对工程款、物资设备款进行有步骤地支付，可以确保年度资金计划的准确性。

1.2项目贷款合同的签订建议采用随人民银行公布的中长期贷款利率。因为水电站的建设工期一般较长，3-5年以上，而业主单位对于国际经济态势、国内货币政策的把握不准，签订这种浮动的利率约定合同，可以对水电站投资的资金总成本进行控制。

1.3在水电站的实际建设中，业主单位应根据项目特性灵活运用政策性银行的技援搭桥贷款，中国农业银行的扶贫贷款资金以及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银行兑汇票、协定存款帐户等金融工具，从而节约利息支出。

二、移民征地安置补偿因素

移民工作在水电站的建设中一直是一个特殊而敏感的话题，特别是水库淹没的投资概算政策性强，参照设计规范审查通过的补偿范围、基数、标准等往往与安置实施实际执行存在偏差。这主要是因为淹没区域的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年公布的补偿标准文件与设计规范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土地的分类、林地和未利用地的补偿方式都不相同。所以，借鉴同时期水电站的实际补偿范围、倍数对移民投资概算进行修正才能满足实际移民工作需求，确保工程进度未因移民工作受阻。

三、电价因素

上网电价是制约水电站效益的关键因素。在目前的电价申报与核准体制下，各地省市物价局、电网公司、发电企业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上网电价承受能力存在博弈。物价局在核定上网电价时，通常会根据某个电站的总投资、库容、装机规模、发电量和一系列的社会平均成本来反推其上网电价。在水电站投资决策中，对于新电站推算的上网电价一定要参照近期实际的上网平均电价，来测算投资回收期。

目前设计单位编写的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的上网电价通常为不含税电价，而物价局批准的为含税上网电价。这往往在项目评估决策时容易被忽视，特别需要引起水电站投资者的重视，需对评估电价进行同口径还原，提供真实的决策依据。

一般电站在投运初期都很少能获得设计平均电价，所以运营初期多为亏损，这与可研报告中的25年经营效益的平均推算又存在偏差。水电站多作为电网的主力调峰电站承担了重大的调峰、调频任务，因此无功、空转较多。但是因电网调峰、调频的补偿方案一直未正式出台执行，所以无法在上网电费上得到补偿。

作为经营者，必须要有足够的现金流来就应对这种差异。随着电价的稳步增长，经济效益会越来越好，来平衡投运前期的亏损，综合多年的经济效益。

四、水资源费和库区维护费

在水电站的经济评价中，总成本费用主要考虑了折旧费、修理费、工程保险费、职工工资及福利费、劳保统筹和住房公积金、材料费、库区维护费和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利息支出及其它费用。库区维护费多按厂供电量0。001元/千瓦时计算，移民后期扶持基金从工程竣工后开始按400元/人。年提取，共提取10年，水资源费是暂未考虑的。

而笔者参与的几个水电站从投产以来，水资源费的开征从0。001元/千瓦时目前逐步提高到0。008元/千瓦时，而且还有上涨趋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各省市的水资源管理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凡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溪流）、湖泊或者地下水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有关规定缴纳水资源费。

财综〔2007〕26号《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库区基金从自有发电收入的大中型水库发电收入中筹集，根据水库实际上网销售电量，按不高于8厘／千瓦时的标准征收。库区基金属于政府性基金，实行分省统筹，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其中，省级辖区内大中型水库的库区基金，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征收；各省市库区维护费标准多按厂供电量0。008元/千瓦时征收。投资概算中按厂供电量0。001元/千瓦时计算明显偏低。鉴于水资源费和库区维护费密切与上网电量挂钩，对于新电站的效益分析都应考虑到这些政策性因素调整的差异，目前每千瓦时0。15元的固定成本压力是经营者必须自行消化的。

五、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

在经济评价中，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都未列入成本。根据项目后评价分析，这两者因素影响较大，应在投资决策中单列分析。

水电站由于占地面积广，加上国家对土地稀缺资源的调控，且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级税额标准呈增长趋势，所以土地使用税是经营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税金。

根据[89]国税地字第013号文件《国家税务局对关于电力行业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规定》及[89]国税地字第044号文件《国家税务局对<关于请求再次明确电力行业土地使用税征免范围问题的函>的复函》，国税地字[1989]第140号文件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土地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补充规定》的文件精神，对水库库区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税；对企业范围内的荒山、林地、湖泊等占地，尚未利用的，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局审批，可暂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但坝区征收土地使用税是不能减免的，坝区的涉税面积也较大，税额标准高，这部分税金在经济评价中都未涉及，但在电站运营期是需按年缴纳的。

从2006年1月起，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征收房产税的通知，凡在房产税征收范围内的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包括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以及完全建在地面以下建筑、地下人防设施等，均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征收房产税。水电站的地下厂房都纳入了房产税的征收范围。虽然业内一直对水电站的地下厂房征收房产税有异议，无论是从地下厂房工程结构特点（结构形态、施工组织、投资造价、功能形态），水电站临时工程费用的分摊还是从国家的能源政策、清洁能源的长远发展、水电产业的政策导向来看都不适宜，但是财税[2005]181号的要求从2006年1月起已经执行。对于造价较高的地下厂房和综合办公楼等都应计算缴纳房产税。

六、流域水情分析

来水量、发电用水量与发电量之间的相关性密切，相关密切程度高，充分体现了水电“以水定电”的特性。从电站运行结果来看，来水量是制约电站发电及经济效益最根本的因素。所以投资前的水情与水情资料的收集、分析相当重要。

水电站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的水文气象情报站网站所进行的水文气象要素观测项目包括：雨量、水位、流量等。从流域洪水特点及传播时间可以看出：要充分利用电站洪水预报系统提供短期预报的水情信息，提前1-2天预知每一次洪水过程。即便在电站洪水预报系统失灵，也可充分发挥水文站的作用，人工点绘洪水过程线，也可提前5-7小时预知洪峰到达坝前时间和可能的入库洪量。

因此，在洪水起涨阶段，结合坝前实际运行水位，推算本次洪水可能出现的最高坝前水位，若推算造成弃水，可提前与调度沟通协调，加大机组出力运行，提前腾出库容，调蓄洪水，避免造成过多的弃水或不弃水。在洪水退水阶段，把握好蓄水时机，及时拦蓄尾洪，力争将水库蓄至较高水位，提高水能利用率、增发电量。

七、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