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法律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生活与法律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重复保险的概念界定

重复保险，也称复保险，其具体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重复保险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的行为，且各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总和超出保险标的价额。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均采纳此观点。广义的重复保险指要保人就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与数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契约，而该数个保险契约，均须于同一保险期间内发生效力而言。[1]48意大利和我国的台湾地区认同此种定义。两者主要区别在于总的保险金额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

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与旧《保险法》相比，新规定由广义说转而采用狭义说，严格限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应该超出保险标的价值。事实上，由于重复保险的目的在于合理分担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没有过多考虑各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之和是否超过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将重复保险限定于超额的重复保险，并没有多少实益。[2]188-189因此，台湾地区在2007年对《保险法》进行修订时，仍然坚持广义说。从这个方面讲，大陆地区关于重复保险的新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实际生活的需要，使一部分正当投保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当然，从民法角度思考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不难发现法律论文，旧《保险法》存在同时使用广义和狭义概念的体系冲突，造成该条文理解和适用上的困难。因此，新《保险法》虽然导致重复保险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出现巨大隔阂，但仍有益于法律概念的精确和适用的便利，应予肯定。

二、重复保险的法律构成

根据新《保险法》对重复保险的界定，其构成要件如下：

（一）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特定性。现代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并不重要，关键是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是否是保险利益主体。在财产保险中，只有被保险人有权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3]31因此，重复保险的要件之一是被保险人相同。投保人针对同一保险标的的不同保险利益投保，通常情况下，不构成重复保险，但是，若该保险利益存在权利混同或者吸收，构成重复保险。[4]103因此，重复保险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同一保险标的，而非同一保险利益。但新《保险法》第56条第4款未明确指出重复保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为同一人，因此难以避免投保人同一或不同一的情形下被保险人的不当得利，而若仅以投保人同一为构成要件，不论被保险人同一或者非同一，保险人都需要对同一保险事故进行两次以上的赔偿，造成不当得利的机率远大于以同一被保险人为构成要件的情况。

（二）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重复保险责任期间的重叠性包括全部重叠和部分重叠。全部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完全相同，亦称同时复保险。部分重叠，则保险责任的起讫时间非完全相同，但存在部分相同，亦称异时复保险。“不过保险期间之始期及终期， 并不以绝对相同为必要，只期间有一段重复，则在其重复期间内，仍为复保险契约。”[5]48所谓同一期间法律论文，不必数个保险契约之始期与终期，完全相同，只须其一部分的期间，立于交叉关系，而发生共利之利害者，即成为复保险。[6]115此外，有教材认为这里的“期间”是指数个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7]256事实上，由于保险合同的生效期间并不一定与保险责任期间完全一致，有时保险合同已生效，但保险责任期间未开始，因此，该这里的“期间，应指保险“责任期间”，而非保险合同“生效期间”。新《保险法》第56条未明确对此构成要件作出规定，实为不足。

（三）保险危险或保险事故的同一性。新《保险法》规定，同一保险事故是重复保险的必备要件。重复保险中，保险合同承保的保险危险或者保险事故并不要求完全一致，只需存在共性即可。一方面要求数个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有重合处，唯此种重合之保险事故方为同一保险事故；另一方面要求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所发生的是各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同一保险事故。只有各个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是同一保险事故，且其与实际发生的保险事故亦均为同一事故，方构成重复保险的同一保险事故。若各个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是同一的，但其约定的保险事故各不相同，则不能构成重复保险。

（四）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复数性。各国保险法均规定，重复保险投保人是与数个保险人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即保险人应当多数且不同，并分别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如果对同一保险利益与同一保险人订立数份保险合同，即使保险期间相同、保险事故相同、被保险人相同，也可能不成立重复保险，仅是单保险的一种特殊。但是新《保险法》仅规定了重复保险的保险人需为复数，这一规定未尽完善。在保险人为复数的情况下，并不能想当然的推理出多份保险合同，也可能会产生一份保险合同，所以，必须强调重复保险合同的复数性。

三、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

新《保险法》第56条第1款规定：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新规定对投保人课以主动向各保险人告知重复保险具体情况的法定义务，有进步意义法律论文，但却在通知义务所涉及的通知事项、方式以及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都缺乏具体规定，使通知义务难以发挥真正作用。

（一）投保人的具体通知事项。韩国《商法》第672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应当向各保险人通知各个保险合同的内容。德国《保险契约法》第58条第2款规定：通知中应包括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和具体的保险金额。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6条规定：复保险，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将他保险人之名称及保险金额通知各保险人。由此得知，投保人的重复保险通知事项不仅应当包括与之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还应当包括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范围和保险期间等事项。但新《保险法》关于投保人应予通知的“有关情况”显得过于抽象和宽泛，令投保人难以明确具体内涵，不利于保险人“知情权”的保护。

（二）投保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方式。各国法律原则上允许投保人采取口头方式或书面方式为之。新《保险法》亦取同样要求。但应当注意，重复保险的通知属于保险人主动询问的内容，如果保险人不加以询问，投保人不为通知义务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信息不对称，保险人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保险经验，投保人只是偶尔为之，对保险本身及其相关规则了解甚少。可见，投保人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方式取决于保险人的询问方式，保险人以书面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书面方式为之；保险人以口头询问的，投保人应当以口头方式为之。但是投保人在以下情形应享有免除通知义务：一是保险人已经知道或者在通常的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重复保险；二是经保险人申明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三是投保人按照默示或者明示担保条款不需告知的重复保险。[8]40

（三）通知义务履行的证明。各国保险法虽对重复保险的通知方式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但以各国保险法所规定的对未履行通知义务的重复保险的严苛的法律后果而言，它要求投保人对于重复保险的通知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我国新《保险法》中，关于重复保险中是否履行通知义务，没有关于法律后果的规定，因此也就缺少举证责任存在的意义，这是我国保险立法上的不足。

（四）通知义务的后果。其一，投保人故意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或意图不当得利而为重复保险的，其合同无效；其二，善意之重复保险，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之全部价值，仅就其所保金额负比例分担之责。但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其三，善意订立数个保险合同，其保险金额之总额超过保险标的之价值者，在危险发生前法律论文，投保人得依超过部分，要求比例返还保险费。保险合同因恶意重复保险而无效时，保险人如不知情，应取得保险费。虽然新法规定了投保人须履行重复保险通知义务，但却没有规定任何有关违反该义务后的法律后果。此种立法规定会导致以下不正常情形：一是使法律对重复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形同具文，因为不论投保人通知与否，法律后果均相同，而且投保人不履行通知义务，还可能造成保险人不知晓重复保险的存在，而使投保人有获得不当得利的潜在机会；二是不区分恶意与善意的投保人，使有恶意的被保险人，在企图以不正当手段诈领保险金，损害保险制度的诚实信用原则时，仍有取得保险金的可能。因此，缺少违反通知义务的责任内容规定，也是新《保险法》的缺失之处。

四、重复保险的效力

基于新《保险法》在重复保险的通知义务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保险实务中难以对保险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予以明确，进而产生许多的矛盾和纠纷。而这一立法缺失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国保险法在立法理念上，对于重复保险的法律效果未能从当事人主观心态的立场加以划分。[9]72解决这一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用各国保险法通例，针对投保人的主观心态，在我国《保险法》中明确区分投保人的善意与恶意，给予不同的法律评价，通过增加重复保险强制通知义务规则，从而赋予重复保险通知以不同的法律后果，使重复保险的利益保护机制发挥应有的功效。

（一）恶意复保险的效力。对于恶意重复保险，由于投保人企图谋取不法利益，破坏保险制度分散危险、填补损失的宗旨及功能，因此，各国和地区立法例多规定重复保险中恶意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我国新《保险法》虽没有对恶意复保险做出规定，但第56条第1款关于“重复保险的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的规定，在立法上已经实质上确认投保人在不为重复保险通知时，具有恶意的存在。因此，对有重复保险而未尽通知义务的投保人法律论文，仍可以适用保险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即“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据此，在我国保险法上，将恶意的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投保人与履行通知义务的善意投保人相比较，其法律上的后果是相同的。这一立法目的，虽然是为了在保险司法实务中起到简化规则、防止法官滥用司法裁量权的作用，但是因其不区别恶意投保人与善意投保人而使其承担同等后果，显然有失公正。

（二）善意重复保险的效力。对于善意重复保险，各国和地区立法例所采取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日本的优先承包主义。将重复保险分为同时重复保险与异时重复保险。同时重复保险时采用的是比例分担主义；而异时重复保险，则按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在保险价值额度内，前保险人先负担保险金，对负担不足以填补全部损害时，由后保险人继续承担填补损失的责任。[10]341二是法国和瑞士采用的比例分担主义。不论构成重复保险的各保险合同是同时成立抑或异时成立，各保险人仅按照其所保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负分担赔偿责任。三是连带赔偿主义。在重复保险中，不问各保险合同成立的先后均属有效，各保险人在其保险金额限度内，对被保险人负连带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可向全体保险人或其中一人主张求偿。保险人给付保险金超过其应付的保险金额后，就各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与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得向其他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但投保人的全部请求不得逾损害之总额。[11]339

[参考文献]

[1]梁宇贤.保险法实例解说（修订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邹海林.保险法教程（第二版）[M].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3]邹海林.论保险利益原则及其适用[J]. 中外法学，1996，5．

[4]桂裕.保险法论[M]. 台北：三民书局，1981．

[5]郑玉波.保险法论（第五版）[M]. 台北：三民书局，1978．

[6]张国键.商事法论?保险法（修订六版）[M]. 台北：三民书局，1978．

[7]徐卫东.保险法学[M]. 科学出版社，2004．

[8]邹海林.保险法[M].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

[9]江朝国.初探两岸保险契约法[J]. 政大法学评论，1996，56．

篇（2）

非文学文本是一种重要的体裁形式，在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分文学文本笔译能力的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文章针对其特点和组织构架对其进行了分析如下：

一、非文学文本和非文学笔译的特征

文学文本是以语言为载体来表达作者的感情和反映社会现状的体裁，具有强烈的艺术情感。文学文本的主要体裁包括我们平时所说的散文、诗歌以及小说等。文学文本通常虚构的成分较多，作者可以自由的在作品中表达个人情感。而所谓非文学文本，实际上就是除了文学文本以外的绝大部分文本，通常包括新闻，法律类论文，政治经济类论文以及金融与科技类论文。要了解非文本笔译的特点，就要先分析非文本的特点。非文本笔译的特点如下：首先要做到按照规范书写，用词避免嗦重复，并确定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其次写作目的要明确，具有固定的读者群；非文本体裁需要翻译的文章包含大量的信息并且时间较短，因此多采用明确的分工方式；非文学文本译员要善于利用有用资源，采用多种方式来完成翻译。

二、基于体裁的非文本笔译能力的基本构架

随着文化的发展，体裁被引进到语言学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非文学文本来说，其书面形式与口语形式都是在特定的交际目的下进行的，因此具有特殊的体裁特点。体裁作为一种能够辨别的交际事件，其结构固定且完整，专业性和科学性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与非文学文本的特点相吻合，因此我们采用体裁理论来建立和分析非文学笔译能力的结构框架，大致可以分为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两部分。

非文学笔译能力的语言层面是指翻译者对词汇、语法以及语篇的掌握能力。翻译者要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掌握两种语言的基本词汇以及结构差异。而基于体裁下的非文学笔译能力主要是指译者要确保原文的体裁完整；而非文学文本的社会层面是指译文不但要保持原文的结构，还要达到其用于交际的目的。这是因为非文学文本是为社会服务，只有在社会中才存在实际意义。因此非文学文本是否实现了交际目的是评价译者能力的重要标准。同时，非文学文本的社会层面还研究了翻译者的沟通交流能力以及其自身品质问题。

三、基于体裁下的非文学笔译能力分析

（一）双语能力与语言翻译能力

双语能力是非文学笔译必须具备的首要能力，只有掌握源语言的词汇用法，语法运用以及语篇构成的特点，才能完成基本的笔译。双语能力是笔译者实现交际的基础；译者的翻译能力包括其在技巧以及专业知识两个方面。即译者要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和翻译技能，并通过自身的技能实现语言之间的互译。

（二）体裁分析和识别能力

体裁分析能力即在体裁上保持两种语言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专业的笔译人员必须具有体裁分析能力，了解每个过程的语言特性；而体裁的识别能力是指译者要具有识别社会职能、交际目的以及读者的范围的能力，即最大限度的满足读者的需求。

（三）工具应用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这两种能力要求译者要具备利用外界条件的能力。其中工具英语能力即其对专业书籍，语言辞典以及多媒体资料的应用；而团队协作能力是指其与周边人员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翻译任务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四）个人综合能力

基于体裁下的非文本笔译要求译者具有很强的个人综合能力。其中包括自我评价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其中自我评价能力是指译者能够在完成翻译后对自己所翻译的作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在总结中不断的进步；组织能力即其对翻译过程的设计以及翻译能力的体现，组织能力是译者具备的核心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调节作用，是保证翻译顺利进行的基础；而心理素质也是译者必备的重要能力，心理素质的优劣可以严重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水平，是有心理素质好的译者，其综合能力才能得以体现，才能更好的完成翻译。

（五）专业知识能力以及专业扩展能力

要更好的完成笔译，译者要掌握多个领域范围内的专业知识，翻译通过语言实现，而语言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如法律论文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应，商务论文需要译者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技巧和注意事项等。掌握专业的基础知识是完成翻译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译者还应该善于扩展自身的能力，使掌握的知识充分的发挥。业务扩展是译者能力的体现，是其创新精神的体现，当然能力的拓展要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只有这样，译者通过不断的学习，专业知识和业务拓展能力逐渐增强，才能确保翻译的顺利进行。

四、总结

关于非文学文本的笔译能力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非文本文学具有专业性，时效性和真实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体裁形式。译者要具备一定的个人能力才能做好非文学文本的翻译，才能使这种文本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与个人。

篇（3）

如何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热情，调动其积极性，提高法律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法制意识呢通过对教学工作的总结，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对与教学效果的提高有很好的效果。

一、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认识一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对法律重要性的认识，是学好法律课的关键。从中专生受教育的情况看，当代中专生的对法律知识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媒体也接触到一些法律知识，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法律意识就很强。所以为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开课前，可以对相应教学班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问卷结果的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与学生实际比较接近问题让学生讨论，比如：当你借钱、借物给别人时，是否要求对方写借条学校保卫科是否有权利拘传学生当你买到伪劣商品时候怎么办嫁入毕业后工作单位不允许女生结婚生孩子怎么保护自己这些问题都与学生现在或将来密切相关，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通过对学生不同答案进行整理，让学生分成正反两组充分的辩论，让学生在讨论中明白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要自觉的遵守法律，善于利用法律武器趋利避害，维护自己及社会利益，同违法犯罪行为斗争，支撑起现代法制社会。从而使同学们提高了认识，端正学习态度。

二、结合生活实际激发学习兴趣掌握法律知识的关键使对法条的理解和记忆。法律教学中，如果使单纯的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法条，很容易让学生感觉枯燥、从而产生厌学的情绪。在教学中若能把法律规范和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根据讲课内容提出一些发生在学生身边的问题让学生解答，则会使枯燥的法律条文变得生动起来。比如在讲刑法的时候，针对个别学生大家斗殴、扰乱教学秩序的行为，分析是违法还是犯罪以及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这样学生很容易地掌握违法和犯罪的概念。同时可以让学生将自己生活中遇到的或者家人、朋友遇到的问题说出来，在讲解相关内容时进行相应的分析。由于这些问题来源于学生的实际生活，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心理需求，增强了课堂感召力，促使学生积极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形式多变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应用能力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具有多、细、散、杂的文章由中国网为您分享，本为您提供法律论文。如需转载请保留一个链接：特点。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死记硬背法条，只能导致“纸上谈兵”，遇到实际问题不知如何使用法律。在教学过程中，除尽可能的运用启发式教学外，还应该采取多种教学方式以提高学生对法律的实际应用能力。

1、案例教学。根据理论教学目的要求，以案例为基础教材。在教师指导下，对案例提供的客观事实材料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简介，做出判断，因势利导，培养学生概括归纳，说理的能力。案例教学必须符合几个要求：(1)目的明确：解决什么问题，提高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有针对性的选编案例。{2)真实可感：尽可能采取或模拟真实案列，使材料具体充实，实践性强。(3)构思巧妙：事实情节在真实的基础上既有主又有次，虚实结合。(4)文字生动有趣：以案例为基础加以改变，引人入胜，激发学生分析积极性。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教学效果甚佳。

2、“多言堂”的教学方式。其实也就是惊醒教学之间的角色转换。每讲完一章后，搞一次“自由问答”活动。这种问答可以是学生问老师、老师问学生、学生之间相互问答。面对那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老师不认真准备，也有被问住的可能。学生更是需要课上认真学习，课下积极准备，从而力争提问有价值，回答有水平。这样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锻炼学生的反应能力，提高了分析能力，控股了所学的知识。

3、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提高应用能力。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在实践中强化法条记忆，培养和展现学生应用法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在完成理论教学的同时，要尽可能多带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检验和提高法律运用能力，同时汲取新的知识和经验。

篇（4）

 

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受教育权是大学生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是学校教育的终极目的,学生受教育权不容侵犯,而实践中侵害学生受教育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学生主要生活在学校这个特殊的环境,这增大了学生侵权的可能性。当然还存在其他个体、机关等等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侵犯,所以有必要对现有的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问题进行宪法、行政法、民法和刑法的归类、分析和研究。 

一、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的提出 

1.从宪法精神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一些宪法学方面的问题。如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高校应该试图提高办学水平、丰富教育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完善管理制度,以此来保证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近年来,由于学生维权意识不强,对侵犯受教育权概念模糊,学校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2.从行政法视角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涉及一些行政法方面的问题。高校入学资格审查、纪律处分、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原因引发的纠纷大量出现,典型的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这起案件是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侵权案件,这说明近年来行政案例越来越普遍化。 

3.从民法视角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很多民事问题。“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①。”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齐玉荃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陈晓琪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荃根据宪法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具体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司法解释。 

4.从刑法视角看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问题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涉及一些刑法方面的问题。马加爵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类特殊人群——大学生。马加爵在受教育权利实现中的犯罪行为是否与其他群体适用同等刑法?这引起我们的深思。大学生在服刑的同时也应当受到人性化对待,犯罪的同时应当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笔者认为服刑期间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不应当被剥夺。 

二、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学理分析 

1.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宪法学分析 

大学生与高校之间存在宪法方面的法律关系。我国宪法第46条的规定是具有历史正当性和解释力的。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实施着全方位的保障与供给,当时“国家培养青年”义务在教育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确实落到了实处。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宪法第46条对大学生学习权愈来愈失去了其应有的解释力和涵盖力,时至今日更是凸显了其内在矛盾性。 

2.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行政法律关系分析 

大学生与高校之间存在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大学生有义务遵守学校的合法的管理制度。但作为行政相对人,大学生也拥有一系列的相对人权利。当高校公共权力不当介入其自由领域时,大学生有拒绝的权利;而对于高校的管理工作,大学生则有监督权、参与权;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大学生有请求的权利等。 

3.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民事法律关系分析 

大学生与高校之间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大学生与高校之间拥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随着高校扩招和实行缴费上学,使大学生与高校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大学生在承担相对高昂的学费的同时,其“消费者”意识开始觉醒,作为教育资源的“消费者”,大学生享有诸多的权利,如知情权、参与权等。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高校管理者和大学生之间权利义务是平等及对等的。 

4.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刑法关系分析 

大学生在受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存在刑法关系。近年来由于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剧烈变化,与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形成反差,激化了学生内心的矛盾,加上大学生的这一群体自身心理特征,校园犯罪的案例呈上升趋势。作为刑法关系的双方,受害者有权利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做出相应的补偿;被告有权利提出上诉,要求律师辩护,在审判期间应当受到人性化对待。 

三、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1.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宪法方面的思考 

宪法和法律应保障其救济渠道畅通无阻。在我国司法界,法院通常会认为被告虽然明显的侵害了公民的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不能通过宪法诉讼予以救济;而宪法在我国又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不能进入普通司法程序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因此法院对受教育权案件的态度通常是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只有司法救济才能给宪法全力以最有力的救济。 

2.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行政法方面的思考 

行政诉讼保护范围应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范围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因此只好把人身权和财产权做扩大解释,受教育权被解释为“直接或间接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直至把受教育权遭受侵害引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损害的结果视为受教育权本身。这种解释非常牵强,在事件中也会遭遇法院不予受理的结果,在行政诉讼保护范围还不够全面。 

3.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民法方面的思考 

民事诉讼保护范围不够完善。因民事诉讼无权审查学校做出的公权力性质的处分行为,所以即便学生胜诉,其受教育权也难以得到有效救济,同时无法追究侵犯受教育权者的行政责任。正如齐玉荃案胜诉后其家人所说:“经济赔偿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希望法院和政府能对冒名顶替者本人,以及其中的责任人、责任单位拿出一个让老百姓能接受的说法。”这类事件说明在民事诉讼保护范围方面还不够全面。 

4.大学生受教育权利实现问题在刑法方面的思考 

完善刑事法律保障受教育权。《刑法》第418条规定:“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在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尽管该条涉及了学生招生工作,但是对受教育权整个实现过程的保护还没做到。为了有效利用刑事法律保障受教育权的实现,在条件成熟时,应通过修改刑法设立专门刑名严厉打击严重侵害受教育权的犯罪行为。 

 

参考文献: 

[1]吴媛.大学生受教育权救济途径比较研究.法制与社会.2008. 08(上). 

[2]马驰.大学生犯罪原因及对策分析.法律论文资料库.2008.10. 

[3]冯丽萍.马加爵残忍杀害四名同学被执行死刑.2004.06.17.四川新闻网. sina.com.cn 

[4]陈思静.中外高等教育史发展沿革的分流与合流.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8). 

[5]范履冰.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104. 

[6]张蔚.受教育权法律保护浅析——以高校学生受教育权为视角.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37. 

[7]劳凯声.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2). 

篇（5）

众所周知，法律制度离不开法律教育，法律教育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健康、有序的法治的形成离不开一个稳定、系统的法律教育制度。因此，目前中国大学法律理论教育问题受到学界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法律教育属于职业性教育，但又不同于我们所认为的一般性的职业教育。大学法律教育不仅要培养社会需要的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还需要培养大学生社会公正意识。因此，大学法学教育中不仅要灌输大学生法律知识，同时还要塑造大学生法律理论意识。因此，本文以法律理论为研究对象，尝试对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以及实现途径做初步的阐述。

法律理论的概念界定

“法律理论”是大学法学院课程体系中重要的一门课程，是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概念。因此，要想分析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的法律理论，就必须明确法律理论的内涵以及理清其外延。为了更好了解法律理论，本文将比较法律理论、一般理论以及法律职业理论。

1.一般理论。一般理论是指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积累形成的道德准则体系，它是人们维持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人们经过无数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逐步积淀，形成了代表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体现其民族精神传统和习俗文化的理论准则体系。因此，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不同的地域必然形成不同的理论准则体系。

2.法律理论。法律理论不同于一般理论，法律理论是具有法律性质的理论。法律理论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法律理论离不开一个国家的一般理论，它必须根植于一般理论，法律理论源于国家一般理论，但又高于一般理论，否则就不能形成法律理论。

（2）法律理论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一般理论最集中的表现。法律理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一般生活理论的强制化和规范化，因此，法律理论必须是对该民族一般理论的记载和升华。

（3）法律理论决定了法律的品质。法律制度也有善恶正邪之分，法律理论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法律品质。

3.法律职业理论。法律专业人员在其工作以及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相关道德行为准则就是法律职业理论，例如律师从业理论准则、法官职业理论准则等。法律职业理论主要是用来规范从事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要求他们在工作生活中，严格遵守自身的行为操守，要对当事人一视同仁、廉洁自律、忠诚于法律。如果说法律理论是法律制度的内在理论，那么法律职业理论就是法律制度的外在理论。

通过了解，我们发现目前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教育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该学校注重对受教育学生的法律一般性知识教育，而忽视对其进行法律理论教育;第二，在该校法学教育中，法律理论教育的功效十分有限，并没有突出法律理论自身的特点，使教学内容不突出、教育目标不明确。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法律职业特点的要求，重新设定西北某大学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

法律理论教育目标的设定

本文结合法律制度的内在理论以及大学生自身素质，分析目前在西北某大学法学教育中法律理论教育应关注的目标。

1.培养该校学生法律理论的问题意识。在西北某大学的法学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填鸭式的过程，老师将已经存在的知识传授给受教育的学生就是教育的全部目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作为静态的法律条文并不能解决所有不断发生的新的法律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律条文要不断加以修订和解释以适应新事件的需要。中国的法律属于体系，但是我们要借鉴欧美的判例法律体系，培养该校学生的法律论文问题意识，使得学生不断对已存在的知识提出疑问，继而培养高校学生不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发现：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学生知识丰富但见识却较少，擅长辩论但却解决不了实务问题。因此，西北某大学应该改变目前填鸭式的教育过程。法律理论教育应当首先关注学生的理论问题意识的培养。一方面在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发现理论问题的敏感性的培养，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减少他们在以后从业过程中遇到理论问题的风险;另一方面，增强该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陷入法律理论困境的承受能力，使他们了解到在法律学习工作中遇到理论问题是很平常的问题，要有决心迎接理论问题的挑战，解决法律理论问题是法律从业者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是自己的责任。

2.培养该校学生法律理论的推理能力。作为一个法律专业人员，首要，具备良好的洞察能力，对法律理论问题具有强烈的敏感性;除此之外，法律专业人员还要具有精湛的理论推理能力。但是在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教育中，我们发现：其法学教育中根本没有培养学生法律理论推理能力这一目标。本文认为导致目前该校忽视培养学生法律理论的推理能力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对法律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错误理解;二是对理论问题认识不足。

理论知识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人们通常认为理论问题不属于理性知识，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重新审视理论知识，我们就可以看出：理论知识是理性知识，是可以被证明的。在西北某大学中，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如何解决理论道德问题，进而发展自身的推理能力并将自己的能力运用到解决实务中遇到的理论问题上。因此，作为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为了适应将来从业的需要，要加强训练自己的推理能力。一是要培养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二是要培养自己辩证推理能力。因此，在法律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上述能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从业人员。

实现法律理论教育目标的途径

第一，西北某大学的法学院应当将法律理论教育纳入该学校的法律教育体系。目前，该校并未单独开设有关法律理论的相关课程，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该校教育机构应当开设有关法律理论的相关课程，使该校法律学生对理论知识有系统性、规范性的了解，为后续能力的培养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我们说该校应开设法律理论相关课程并不是简单地开设一门课程，而是在法律教育中将法律理论教育贯穿法律学习的始终。因此，该校应当将培养法律学生的理论观察能力以及推理能力贯穿整个法律教学环节。

第二，提升法律学生自身的理论道德修养和其自身的发展能力。法律是一个每天都有新变化的学科，其法律条文规范不是静止不变的，法律理论同样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西北某大学的法律教育要使学生养成自我学习、掌握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该校的法律学习应为该校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其理论道德修养以及日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第三，必须改革现行的法学教育方式。西北某大学要改变现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以实现将法律理论教育贯穿于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上文已经提到，欧美国家的判例教学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长时间的教学实践证明：判例教学法是成功的。因此，西北某大学要改变教学方式，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法律理论问题来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一方面能够引导学生对法律理论进行更具有深度的思考;另一方面，学生思考的过程也是提高其自我法律理论道德修养的过程。

西北某大学开展的法律理论教育活动仅仅是实现法律理论教育的目标，是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第一步。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将法律理论道德教育扩展到法官、律师等职业实践当中。中国的法律教育起步较晚，西北某大学的法律理论道德教育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法律理论的教育不仅关系到我国法律人才素质的提升，还关系到整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体系的健全。因此，西北某大学必须明确法律理论教育目标，改革教育方式，为国家法律事业培养大量高素质、高修养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1]张超：《论法律理论的方法及其性质――基于分析法理学的视角》，《北方法学》2012年第2期。

[2]周S：《当下中国学院式法律教育之惑――并及当下中国高等法学教育向何处去之问题》，《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第9期。

篇（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3-0066-02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法学专业设置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专门的政法类大学，如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二是综合性大学里的法律系或法学院，如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三是以专门院校里的法学院系，如吉林大学法学院、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等。通常政法类院校是以培养法律应用型人才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以培养理论型人才为特色，而专门类院校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与其他院校有所区别，体现自身的特色，即要培养出专门、专业法律人才。本文仅就专门院校专业法学本科课程改革谈本人之粗浅看法。

一、专门院校法学本科专业课程改革的意义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等学校要办出特色，要提高教育质量。高等学校要有特色、高水平，这不仅是国家发展的要求，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高校自身的选择。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法律人才为数众多，但高层次、高素质、专门法律人才短缺却尤为严重，培养法学专才已成为大势所趋。专门院校法学专业本科课程改革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如下：

（一）专门院校法学专业本科课程改革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要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纲要》还要求：“……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要培养高素质法学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专门院校专业法学本科课程改革是当务之需。

（二）专门院校法学专业本科课程改革是合理配置法学教育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全国1000余所普通高校中已有650余所设置了法律院系或法律专业。《2009年北京市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北京市2008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失业或离职量最多的10个专业，占本科失业量的44.0%。失业或离职者最多的5大专业依次是：法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其中2008届法学类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79%，远低于当年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88%)。专门院校法学专业如果不根据现实的需要、改革课程设置，只能造成法学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剧法学专业大学生就业负担。

（三）专门院校法学专业课程改革是市场经济的需求。笔者由于职业的关系每年都能接触到来自专门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感触颇深：建筑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分不清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医科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不懂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财经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竟搞不清中国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区别……可想而知专门院校法学教育的失败。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现象也比较突出：税收案件中法官、律师不懂增值税发票；建筑纠纷中法官、律师不懂建筑主体结构、承重结构；医疗纠纷中法官、律师不懂医疗常识……社会急需专门、专业化的法律人才。而专门院校对专业法律人才的培养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专门院校的法学专业要扬长避短，走专门化特色化的法律专才培养模式，改革现有课程设置。只有这样专门院校的法律专业才有生存的空间与市场的需求，满足市场经济对法学专业大学生的需求。

二、专门院校法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课程设置不合理。专门院校法学本科课程设置应当考虑到社会对专门、专业法学人才的实际需求。不少专门院校的法学课程开设没有专业特点，基本上是人家开什么可我们就开什么课程。没有对专门院校的法学课程的开设进行可行性分析，致使已开设的课程比较混乱，没有做到与法学专业的融合与衔接。以财经院校法学专业为例，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照搬、照操政法类、综合类大学的法学课程体系，其结果，专门院校培养的学生法学不仅基本功底不及其他政法类及综合大学，专门、专业法学知识也没有凸显出来。一方面，造成了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社会对专业法学人才的需求也没有得到满足。

（二）专业基础课程内容所占学分或课时的比重明显偏轻。要做到专门院校法学专门化，专业基础课程的开设尤为重要。以财经院校为例，要打造特色财经法学人才，财经类基础课程应该纳入学科基础课程当中。比如，财经院校应当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等学科纳入学科基础必修课程范围之内。设想在没有开设金融学、会计学、税收学等学科基础课程或在所开课程学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给学生开设金融法、会计法、税法等课程，只能使学生掌握的法律规范与经济学理论相脱节。

（三）专门院校专业法学课程严重缺失。专门院校的法学专业，应当将本专业的法学课程作为开课的重点，开全专业法学课程。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可能凸显专业特长，又可使法学专业符合本专门院校的特点，满足于本专业的法律需求。但在实际上，各专门院校对本行业的法律课程重视不够。以财经院校为例，目前财经院校中，体现财经法学特色的财经类课程的设置比较混乱，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财经类法学课程类别划分。各院校虽都开设财经类法学课程，但课程类别各不相同，有的为必修课、有的为选修或任意选修课，还有的为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同时财经类课程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随意性较大，财经类核心法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大部分学校在第三学期才开始安排此类课程。财经类课程没有结合相应的法学课程开设。

三、专门院校法学专业课程改革对策

（一）准确定位本专门院校的专业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专业人才的培养需专门院校应该在办学过程中准确定位，一是学校类型定位。学校要根据区域、行业的需求，选准自己的定位。二是办学层次定位。如财经院校法学专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常热门，许多高校都争办这个专业，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保持特色和优势，就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三是在办学规模上要考虑把资源集中到学生培养、提高质量上。学科建设始终是学校的龙头，学校如何保持优势的特色学科，是学校特色非常重要的内容。以财经院校为例，财经院校的法学专业应当注意在经济、管理的学科交叉中寻找特色，凸显优势。

（二）优化课程结构，强化法学专业特点

以财经院校为例，财经类院校应该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目标，适当调整适合本校的必修课、限选课和任选课的比例，使课程结构既科学、合理、相对稳定，又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应细化大专业下的小专业，体现财经特色的课程设置，重新整合专业方向课，以突出财经类法学的优势。将限制性选修课作为专业方向课的学校，应增加其总的学分和学时，在总量上提升财经类法学专业方向课的比重。

（三）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及开课时间

为了培养法律专才，专门院校法学专业课程应当有别于专门法律院校。笔者认为，专门院校法学专业课程可分为通识课程、法学基础课程、法学专业课程三大模块，这三大模块中又按照重要程度分成选修课、必修课等，开课的次序、时间应当本着先一般通识课、后法学基础课、最后到专业法学课程这样的程序进行。具体对策如下：

1.通识课程

通识课程是指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不分院校、专业，所有高校必须开设的课程。比如，思想道德修养、军事理论、体育、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中国近代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外语、计算机等。对法学专业而言，为了给后续的法学教学打下基础，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法制史、也应当列入通识课程范畴。专业院校的法学专业应当将这些通识课程划分为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思想道德修养、军事理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中国近代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都可作为学生的通识选修课；而法学基础理论、外语等则应作为通识必修课。同时对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必须规定必修的学分。除外语、计算机课可在以后学期根据需要继续开设外，其他全部通识课程均应当在大学一年级修完。

2.法学学科基础课

专业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科基础课除了要开设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制史、刑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14科核心课程外，还应开设司法文书、外国法制史、律师法、法官与检察官法等课程。这些法学学科基础课也可以分成必修课和选修课。可将法学专业的14科核心课程作为必修课，其他课程作为选修课，同时对必修课和选修课必须规定必修的学分。全部法学基础课程应当在大二全学年修完。

3.专业法学课程

如果说专业院校中通识课程和法学学科基础课程设置没有差异的，那专业法学课程将是打造法学专才的核心与关键。各专门院校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经济对本行业、部门法学人才的需要，设置法学专业专门化的课程体系。以财经院校为例，财经院校的法学专业应当开设并强化财经特色，以经济生活中主要法律规范作为课程开设的重点。可将经济法律规范划分为经济组织法、宏观调控法、市场秩序法、经济管理法、社会保障法等。作为经济组织法内容包括公司法、各种企业法等。作为宏观调控法，包括财政预算法、税法、价格法、金融法等。作为市场秩序法主要包括产品质量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作为经济管理法包括会计法、合同法等。作为社会保障法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每一部分又可根据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再做细分。比如，金融法，内容可含银行法、票据与结算法、担保法、保险法等。这些课程也可分为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这些课程授课时间应当安排在大三及大四第一学期。其他院校可以结合本专业法学的实际需要选课、开课。

当然，专门院校要培养出专业法学人才，对策及措施还有很多，比如，论文写作和实习环节。论文写作应要求写本专门院校相关行业法律论文，医学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毕业论文就可以围绕医疗法，而建筑大学的法学专业则可以建筑法为方面来确定选题撰写论文。毕业实习也应当有针对性的到医疗、建筑公司等单位实习……这样就能比较好的将所学专业与实践有机、有效的结合起来。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不仅要一批具有一定法律理念、精通和熟悉市场经济法律专业知识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更需要既通晓本行业、专业知识又懂法律的法律专才。专门院校法学本科专业可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定位法学人才的培养目标，而目标的实现重在课程设置的改革。

参考文献

篇（7）

一、占有的概述

占有概念源于罗马法，指对物件的事实上的支配和管领。在日耳曼法中，占有与所有权并未严格区别，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一种权利，以占有状态体现权利，以占有推定某种权利的存在，占有就具有公示性，权利被包裹于占有之内，故占有又称为权利之衣。[1]

各国民法规定，所有权人都有权占有所有物。同时也有非所有权人占有的种种状况，而且范围十分广泛，情况也相当复杂。为此，各国民法典和民法著作，按不同标准对占有作了不同的分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完全占有和不完全占有。一般认为所有权人的占有是完全占有，他可以对占有物拥有完全的物权。非所有权人的占有则是不完全占有，如抵押权人人对抵押物，不享有完全的物权。

2.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直接占有是指直接对物的控制，而不问权源如何。所有权人常常直接占有所有物；而在不少情况下，所有权人并不直接占有，而为他项权人如质权人、承租人、保管人等直接占有，但所有权人的所有权未变，依法或依约仍可请求返还。这种占有称为间接占有。直接占有也被称为实际占有。间接占有由于是从所有权推定的，因此又称为推定占有。

3.合法占有和不法占有。或称正当占有和不正当占有。在非所有权人的占有中，有合法占有和不法占有两种情况。凡有法律依据，即依照法律规定、所有权人的意志、行政命令或法院裁判以及其他合法原因而实行的占有 ，叫做合法占有。反之为不法占有。另外，按照有无正当权源，可分为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其含义和法律后果与合法占有、不法占有类似。

4.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在不法占有或无权占有中，按照占有人是否知情（已知或应知）为不法占有，可区分为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如占有人知情或应当知情，就是恶意占有；如占有人不知情或不应知情，就是善意占有。另外，占有还分为公然占有与隐秘占有、和平占有与暴力占有等，用以确定因占有时效而能否取得所有权。

占有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占有是一种法律保护的事实状态。占有不是一种权利，只是一种事实状态。这种事实状态就是一种对物的实际控制。物权法对其规定，并对这种事实状态予以法律保护，使其具有准物权的性质。2.占有的对象仅限于物。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占有的对象仅限于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但须注意的是这里的物并非必须是独立的物，对某一独力物的某一部分亦可成立占有。3.占有是对物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力。这种管领力，就是对物具有实际的控制和支配能力。空间、时间和法律上的结合是判断

二、我国《物权法》中关于占有制度的规定与不足

2007年我国通过并颁布了《物权法》，其中设单独的一章来规定占有制度，但《物权法》第十九章对"占有"的规定中却回避了对占有的定义，这是不太合理的。其作为占有一章的起点，占有这一概念应当得到明确的规定。

在《物权法》出台之前，我国关于占有的法律规定，只有《民法通则》中的第71条一个条文："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里，占有与使用、收益、处分都被看作是所有权的一项权能，可见《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建立独立的占有制度。虽然《物权法》比起《民法通则》中的规定要完备得多，其在所有权中规定了占有，而且还专设了占有一章，规定了占有制度。具体内容有：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第241条规定占有的产生，第242、243、244条规定恶意占有与善意占有，第245条规定了占有保护请求权。但是从占有制度的法律价值角度来看，权利推定和权利救济作为占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在现行的《物权法》中得到完整体现，具体表现在没有规定占有防御请求权和占有取回权。在对占有的保护中，我国《物权法》只是规定了占有保护请求权，而同样重要的占有防御请求权、占有取回权等并未对其进行规定。要构成完整的对占有的权利保障体系，它们是不可或缺的。

占有防御请求权可以给予占有人通过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占有，弥补公力救济不及时的缺憾，从而保护占有人的合法权利。占有取回权可在占有物被他人非法剥夺后，给予占有人依法享有取回占有物之权利。关于占有人应当享有哪些具体的权利，我国《物权法》中规定得并不是很明确。尽管占有人可以依照合同的规定享有占有权，但其内容也受合同的约束，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我国《物权法》只是规定"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可见，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仅仅在《民法通则》和《物权法》中对占有作了相关的规定，而两部法律都没有规定占有的内容，一旦发生这样类似的纠纷，权利人就不知道去哪里寻找法律依据。对占有权利推定规定得不明确，既不利于有效贯彻占有制度，也不利于实现占有本身的效率价值。同时，占有制度的正义价值也要求占有制度应是保护有占有权利的人，而此处的占有权利并没有界定好，势必会影响占有制度正义价值作用的发挥。此外，《物权法》没有将公示公信确立为基本原则。缺少了公示公信原则，占有本身并不能当然代表占有人为有权占有、合法占有、公开占有，占有一物也并不当然代表占有该物的人享有该物上的权利。而物权法上的公示公信力在动产上的体现就是占有，如果没有规定占有的权利推定规则，必然会动摇占有公示公信力的根基。因为占有权利推定规则是公示公信力的具体体现，而占有权利推定规则是保护信赖利益的前提。善意取得的要件之一就是占有，如果没有确立占有以表征权利，那么即使相对人信赖占有人拥有该项权利，法律也并不保障这种信赖。这样的占有制度并不能保证交易的安全，也就难以达到物权法设立占有制度的宗旨。 [3]

三、占有的权利推定规则以及我国立法对此规则的完善建议

民事立法与学说中"推定"用语屡见不鲜，典型者如物权法学说上的占有推定：占有人得推定为所有人。有学者从文义上对推定进行定义：依据已知的事实，对未知的事实所进行的推断和确定。[4]

根据"推定"的依据不同，又可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 。[5]《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92条第1句规定了法律上的推定，"法律准许推定时，如无其他规定，许可提出相反事实的证明" 。事实上的推定又被称为经验法则，它容易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相混淆。后者虽是对事实的推定，推定的依据却是法律规范。事实上的推定依据只是经验法则，它并未被民事立法所明文规定。

所谓占有权利推定规则，按照学理上的一般理解，就是指占有人在占有物上行使其所有权时，应推定其适法有所有权。如占有人于占有物上行使租赁权或其他权利者，推定其适法有租赁或其他权利。"简单地说，就是指动产的占有人在法律上推定为动产的权利人，但此种推定可以辩驳，只要存在相反的证据证明，就可以推翻此种推定。占有权利推定规则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具有较为复杂的内涵。

我国有代表性的观点，从第三人善意取得的角度，论及占有的推定效力。[6]要探讨《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占有的推定效力，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善意第三人所主张的推定，即当前的占有人被推定为所有人，是否属于占有推定规范所调整？

德国现行学说对此持否定的回答，因为《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的目的是，减轻诉讼当事人证明动产所有权的困难。因为根据一般的经验，动产所有权继受取得很难被证明。尤其当前手有很多人时，受让人必须证明前手或者前手之前手的所有权，这样就必须完成一条证明锁链（魔鬼般的举证）。只要证明的链条上有一环不能完成，那么整个关于所有权的证明就付诸东流，为此占有推定制度应运而生。

其次，从《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的文义出发，占有推定效力也只是有利于占有人，而不是有利于善意取得的受让人而发生的。只有占有人才能享受《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的推定效力。善意取得中的受让人主张由于信赖占有而相信占有人有处分权，则是为证明该受让人取得无权处分动产的所有权。该主张完全不利于占有人，可能导致占有人由于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而失去转让物的所有权，因此违背了推定效力的目的-有利于占有人。

最后，善意第三人能否信赖占有人为所有权人，应适用《德国民法典》第932条以下的规范。《德国民法典》第932条规定："如果转让物不属于所有人，受让人根据第932条的转让也可获得所有权，但是受让人在取得占有物非善意时，不在此限。"该规范通过"但书"的方式，使得受让人的善意并非是第932条的积极要件，而是受让人的恶意成为善意取得的权利阻碍性事实。因此，受让人的善意并非是第932条的积极要件，无须受让人在诉讼中主张并证明，而是提起返还所有权之诉的当事人要证明受让人为恶意。由此可见，在动产善意取得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中，也无须受让人主张占有推定。

占有推定作为攻击和防御手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7]在占有人面临他人起诉要求返还占有物的情况下（防御情形），推定效力可以保护占有人，使他只要证明占有，便可被推定为所有权人。当原占有人向当前占有人要求返还其所有物时（攻击情形），原占有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也能主张占有推定。比如，当原占有人向当前占有人提起所有物返还之诉时，原告通常要对诉争物的所有权承担证明责任。但是这样的证明有时是很难完成，因此需要借助于《德国民法典》第1006条第2条对于原占有人的所有权推定。在当前占有人的推定效力被驳斥后，原占有人可以被推定为所有人，以此来减轻他在诉请返还所有物时证明的困难。

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中有关占有权利推定立法需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首先，明确占有人享有的具体权利。尽管有一部分占有是根据合同产生的，但并不是说只有合同可以产生占有，除了合同可以产生之外，很多其他的情况下，占有也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至少应该有法律来规定合同之外占有的内容、权利行使方式等。《物权法》不能仅仅凭一句"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来敷衍了事，更何况现在我国并没有别的法律来规范占有的权利和义务。其次，应当补充占有权利推定规则。根据占有权利推定规则的要求，应规定占有防御请求权和占有取回权作为占有救济的途径。占有防御请求权、占有取回权规定，将对占有人权利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8]占有人也应该拥有防御他人侵犯占有、保护自己占有的权利，以及在他人侵犯其合法占有或夺走占有物时，可以依法取回占有物。只有法律明确赋予占有人这种权利，占有人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才会积极地去行使，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占有。最后，将公示公信规定为物权法的原则。只有运用公示公信原则才可以推定占有人的占有是合法的、公开的有权占有，或者当它是无权占有的时候，也推定它是善意占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人们之间的信赖，发挥公示公信力的作用，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交易方便快捷之目的。

四、占有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占有是一种事实，而非一项独立的权利，所以在占有保护纠纷中法院无需查明占有人是否有权占有，只要查明客观上存在占有事实，该占有事实就能受到保护。人们对物的现实占有状态应受到保护，任何人不能以私，力改变占有现状。占有保护纠纷之诉是以恢复原状为目的的应急措施，并不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占有人的占有得到保护后，如另一方认为其对争议物拥有实体权益，可基于本权另行起诉。下面举一案例进行阐述：

1995年11月，北方饭店分配给职工付合文、甄桂萍位于宣武区铺陈市胡同145号院平房各1间，该院另有自建房若干间，分别由分配到该院的人作厨房使用。分配房屋后，付合文即与妻子徐荣兰入住所分房屋，并占有1间自建房作为厨房（即本案诉争厨房，使用面积不足4平方米）使用。几年后，甄桂萍入住该院所分房屋，并与付合文、徐荣兰共同使用本案诉争厨房，该厨房有简易隔断墙。2005年，付合文、徐荣兰将其居住的住房腾退，并根据标准租私房屋腾退安置政策获得了一定的安置补偿款，因仍无力购买新住房，付合文、徐荣兰便在本案诉争厨房自己使用部分继续居住。2005年7月，甄桂萍在本案诉争厨房归其使用部分安装了分户水表。付合文、徐荣兰与甄桂萍因用水问题发生争执，强行将本案诉争厨房的隔断墙向西（甄桂萍使用 一侧）移动，并将甄桂萍存放厨房的物品扔出，并将厨房北门封堵，只保留东门进入。现甄桂萍已无法使用本案诉争厨房。

另查，北方饭店系原北京北方服务（集团）公司下属企业，2002年由北京市协和医院征用。北方饭店作为服务（集团）公司下属企业，职工福利分房由企业自行安排解决，服务（集团）公司不参与，不管理，也不予备案。

2007年11月7日，甄桂萍起诉至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要求付合文、徐荣兰停止侵害，将厨房恢复原状。

付合文、徐荣兰辩称，甄桂萍所述其与付合文均是原北方饭店职工属实。甄桂萍对诉争厨房没有任何权利，不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诉争厨房是北方饭店1995年分给付合文一家人使用的，2001年甄桂萍搬过来后，付合文、徐荣兰就把厨房钥匙交给甄桂萍，也同意让其使用。厨房的水表是甄桂萍乘借付合文、徐荣兰不在家期间，于2005年或2006年私自安装的，安装水表后又不让付合文、徐荣兰使用。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起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出庭证人虽称当时单位将诉争厨房分配给甄桂萍与付合文共同使用，但鉴于本案诉争厨房的现使用人为付合文、徐荣兰，且甄桂萍未能提供其对诉争厨房享有所有权或租赁权的权属证书，故法院认为甄桂萍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诉争厨房享有合法权益。甄桂萍的水管位于本案诉争房屋内，甄桂萍可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其用水问题。综上，对甄桂萍要求付合文、徐荣兰停止侵害，将厨房恢复原状，以保证其正常生活用水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甄桂萍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甄桂萍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判，责令付合文、徐荣兰停止侵害，将厨房恢复原状，以保证其正常生活用水。上诉理由为：1、根据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应认定甄桂萍与付合文、徐荣兰共同使用诉争厨房的事实；2、诉争厨房属于自建房，没有权属证书，不能以此为由驳回甄桂萍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占有的不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本案诉争厨房长期由付合文、徐荣兰与甄桂萍共同占有使用，中间有隔断墙分隔，各有出入门口，分别使用各自部分。2007年7月，付合文、徐荣兰强行移动隔断墙、封堵甄桂萍使用的北门，造成对甄桂萍占有部分的侵占，现甄桂萍起诉要求付合文、徐荣兰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有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原审法院以本案诉争厨房现由付合文、徐荣兰使用，甄桂萍不能证明其对本案诉争厨房享有合法权益为由，驳回了甄桂萍的全部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撤销。根据甄桂萍的诉讼请求，本案仅对甄桂萍的占有权予以保护，且因单位内部分配住房产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有关本案诉争厨房的承租权或使用权问题本案不予处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付合文、徐荣兰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将诉争厨房的隔断墙及北门恢复原状，停止对甄桂萍的侵害。

长期以来，占有被看作是所有权或他物权的一项权能，占有是以所有权人或他物权人行使占有权之权能的方式受到保护。物权法的颁布和施行，使占有已经独立于所有权和他物权而单独受到保护。物权法第五编除规定了占有的一般调整原则（第二百四十一条）、无权占有人对实际权利人的责任（第二百四十二条至第二百四十四条）外，还创设性地规定了对占有的保护（第二百四十五条）。这样，物权法施行后，占有作为一种事实开始受到法律保护。本案就是在物权法施行后，甄桂萍提起的要求对其占有进行保护的诉讼。

由于本案的立案是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施行之前，使用的仍是老案由一般所有权及与所有权相关权利纠纷，但根据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本案属于物权纠纷，二级案由是占有保护纠纷，三级案由是占有物返还纠纷。与占有物返还纠纷同属于占有保护纠纷下的三级案由还有占有排除妨害纠纷、占有消除危险纠纷和占有物损害赔偿纠纷。其中，占有物损害赔偿纠纷属于占有的债权保护，其余3个案由属于占有的物权保护，共同构成我国的占有保护制度。占有保护纠纷是一全新的案件类型，具有如下特点：

（一）、占有保护纠纷无需查明占有人是否有权占有

目前，学界已经基本放弃了原来将占有认定为所有权权能的观点，通说认为，占有是一种事实，是对物事实上的控制与支配，强调一种事实状态，而不关注权利本身。所以，占有才能够独立于所有权和他物权而单独受到保护。

因为占有是一种事实，而非一项独立的权利，所以在占有保护纠纷中法院无需查明占有人是否为有权占有。有权占有，是指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对某物进行的占有，理论上又称有本权的占有，包括基于合同、物权或特定身份关系而享有的占有。反之，非基于本权或者欠缺法律上的原因而占有某物就是无权占有，如盗窃人占有赃物，承租人在租赁期满后仍占有租赁物等。在占有人的占有受到侵害时，占有人是有权占有，还是无权占有？无权占有中，是善意占有，还是恶意占有？法院均无需审查，只要查明客观上存在占有事实，就可对该占有事实予以保护。

本案中，甄桂萍与付合文、徐荣兰多年来共同使用一个厨房，由于中间有隔断墙，各走各的门，已经形成分别占有二分之一的事实。对甄桂萍而言，客观上存在着占有二分之一厨房的事实。查明至此，甄桂萍要求对其占有进行保护的诉讼请求，就应得到法院的支持。至于甄桂萍是基于何种原因占有二分之一厨房，则不是本案所要考虑的问题。正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单纯的因单位内部房屋分配引发的争议并不属于法院主管，本案才没有解决诉争厨房的承租权或使用权问 题。

（二）、对占有进行单独保护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和平秩序

人们对物的现实占有状态应受到保护，任何人不能以私力改变占有现状。即便对于物的现实占有状态与法律的应有状态相去甚远，也不允许以私力擅自加以改变。就算是正当的权利人，如果允许他们可以任意否定这一占有状态，和平的社会秩序必然会遭到破坏。这正是物权法对占有进行单独保护的立法初衷。

本案中，甄桂萍与付合文、徐荣兰分别占有二分之一厨房的事实已经长期存在。2007年7月，付合文、徐荣兰以私力强行拆除隔断墙、封堵甄桂萍使用的北门，排除了甄桂萍对二分之一厨房的占有，严重扰乱了和平的社会秩序，因此对甄萍的占有必须予以保护。

（三）、占有保护纠纷不妨碍权利人另行主张实体权益

因为对占有的保护不考虑占有的实体权利，占有人只需对占有事实和权利受侵害的事实进行举证即可，从举证的难易程度看，相比基于本权进行的诉讼容易许多。这样，占有人通过提起占有保护纠纷之诉，可以使受侵害的权益及时得到维护。但占有保护纠纷之诉毕竟是以恢复原状为目的的应急措施，只能使物的现实占有人继续保持其原有的占有状态，并不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实体权益的归属。所以，占有人的占有得到保护后，如另一方认为其对争议物拥有实体权益，可基于本权另行起诉。

本案中，甄桂萍对二分之一厨房的占有事实得到了二审法院的保护，使甄桂萍与付合文、徐荣兰双方对厨房的占有恢复到了原来各占有二分之一的状态。但本案并没有确认到底是谁对甄桂萍占有的二分之一厨房拥有占有的本权。如果付合文、徐荣兰认为其拥有本权（单位将整个厨房分配给付合文、徐荣兰使用），则可以依据本权起诉要求甄桂萍腾退房屋。

五、结语

占有制度是一项有着长久历史的制度，在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立法也比较完善。而对我国而言，占有制度却是在立法上第一次正式作为一章引入《物权法》，其当然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纵观《物权法》的规定，其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它缺少对占有概念、必要的占有种类等的规定，尤其是关于占有权利推定、占有的取得丧失等效力和准占有以及先占、取得时效、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等重要制度的规定上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占有的保护规定也是很需要完善的。总而言之，我国《物权法》对占有权利推定的规定不是需要简单修补的问题，而是几乎需要全面填补，占有权利推定规则的完善与发展还有待立法者在今后重新描绘。

参考文献：

[1]吴冰.对我国占有效力的评论[J]，法制与社会，2009（3）：365-366。

[2]周庭芳，汪炜 .《经济法概论》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年2月第三版。

[3]张友莲.论占有制度的法律价值[J]，安徽大学学报，2008（5）：64-69。

[4]王利明："试述占有的权利推定规则"，《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5]朱广新："论物权法上的权利推定"，《法律科学》2009年第3期。

[6]程啸、尹飞："论物权法中占有的权利推定规则"，《法律科学》2006年第6期。

篇（8）

一、问题提出

志愿服务是一项全球性的、高尚的社会公益事业，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志愿服务活动是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载体。志愿服务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志愿精神的具体体现。志愿服务有一个最基本的中心思想，即个人或团体通过参加社会活动以促进社会和公共福利。它表现为个人或团体，为追求社会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志愿精神的感召下，自愿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体力，通过志愿服务为他人乃至整个社会提供服务。

就我国志愿服务而言，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志愿活动和志愿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支志愿者队伍在共青团系统中形成，并产生了全国性志愿者组织。1998年底，经中央编委同意，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正式成立，负责全国青年志愿者工作的规划、协调和指导，我国的志愿服务开始启动。截止到2008年4月，我国已有12个（自治区、直辖市）、8个城市制定了志愿服务地方性法规以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深入开展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的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和谐社会的构建亟需通过志愿精神与志愿服务来融合与发展。

二、我国志愿服务立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志愿服务在我国已逐步成为一项具有广泛公众基础、蓬勃发展的社会事业，社会对志愿服务的需求和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志愿服务的各种规章制度还很不健全，志愿者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尚没有全国性的法律来规范志愿服务活动。

（一）志愿服务行为主体立法残缺

志愿者是志愿服务的直接实施者，由于我国缺少全国统一的志愿服务立法，对志愿者没有标准的定义。目前出台的相关条例在志愿服务行为主体方面的规定都各不相同。而对于志愿者技能的培训，大部分条例都没有相关规定。如果志愿者没有通过专门的培训直接上岗，在很多情况下就会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技能，这不但影响到志愿服务的质量，而且可能危及到志愿者的人身安全，特别是在从事技术性较高危险性较大的志愿服务，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而在志愿者的保护规定上，由于缺少专门的、权威的、统一的法律规范，现实中才出现了许多让志愿者寒心、让服务对象不安心的情况出现。目前看来，虽然个别地方有相关的规定“青年志愿者组织要为在特殊条件下工作的志愿者进行人身保险”，但由于经费问题也没有落到实处。

（二）志愿服务行为主体与客体的法律关系模糊

志愿者在参与社会服务中时，其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模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服务对象往往把志愿者作为无偿劳动力而随意使用。第二，部分志愿者把志愿服务作为是对受助者的一种怜悯，服务态度不端正。志愿服务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不能被作为无偿劳动力乱用，志愿者服务过程应该受到尊重。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就总体而言，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还不十分明确，志愿服务过程中问题的解决、纠纷的处理、救济的实现等，都需要志愿服务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予以明确的法律界定。

（三）志愿服务组织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

首先，在志愿服务的管理工作中，由于没有出台统一的管理体系，造成了各地方性条例各自为政的情况发生，形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情况。党政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争相设立志愿者组织，使得政出多门、管理紊乱的弊端，不利于志愿服务的科学管理与规范发展。政社不分的管理体制已经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阻碍了志愿组织内在活力的发挥。其次，志愿服务被行政干预严重。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新事物，我国的青年志愿者组织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现有的志愿者组织大多数是借助政府和党团的力量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些组织在管理体制方面，很自然地沿袭了许多党政的做法。所以，我国的青年志愿者组织并未摆脱行政干预，在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上也未获得足够宽松的制度空间，因此也就失去了最原始的意义。

以上种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志愿服务的发展，不利于志愿者队伍的发展壮大，要解除志愿者的后顾之忧，要提高志愿服务的质量，使志愿服务走上有序的发展道路，立法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

三、完善我国志愿服务立法的政策建议

（一）将志愿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志愿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在理论根源和社会功能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首先，志愿服务以扶贫济困为主题，以社会困难群体为主要扶助对象，而社会困难群体主要是社会弱者。志愿服务的重点对象是社会弱者，志愿服务在社会功能和服务对象方面与社会保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志愿服务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作为社会减压的一支重要力量提供理论前提。其次，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资金不足、内容有限、覆盖面狭窄和服务保障薄弱等问题，志愿服务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为生活苦难的群体提供社会服务，无疑给社会保障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完善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积极的贡献。第三，我国目前的志愿服务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金不足，这就严重影响了志愿服务的顺利开展。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是单向的，主要由国家和社会来负担，将志愿服务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由国家财政的支持，必将会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

（二）明确志愿服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首先，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的关系。志愿者组织是社会团体，依《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依法登记成立，它与志愿者不具有行政上的管理关系。志愿者是纯粹的无偿劳动，他不从志愿者组织领取工资和报酬，他与志愿者组织既不是雇佣关系，也不是劳动关系。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其次，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无偿劳动的志愿者与接受服务的一方是一种自愿、平等和互相尊重的提供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善意关系，他不从服务对象收取报酬，不适用于劳动法规。如果出现有关问题，可以比照民法来处理。第三，志愿者组织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当服务对象申请服务时，服务对象与志愿者组织之间是一种民事委托关系。

（三）明确志愿服务的法律地位

目前影响我国志愿者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严重缺乏，并且来源很不稳定。志愿者组织是从事志愿服务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非营利性决定了志愿服务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这是志愿者组织在组织活动时其经费来源缺乏保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组织大型的公益活动以及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时更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志愿者组织在开展活动时可以根据服务对象的社会性质以组织的名义必要的成本费用，但这种费用不能分配给志愿者，以维持志愿者组织的生存和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志愿者作为志愿服务真正的参与者，是实际上的行为主体，比如在为大型企业进行活动宣传时志愿者组织可以收取必要的成本费用。第三，由于现阶段我国志愿服务的组织机构十分混乱，不便于统一管理和开展各种活动。因此，应由共青团统一组织和指导，因为共青团有一套强大的服务组织网络，并且志愿者行动最先由共青团组织发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四、小结

我国志愿服务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志愿服务的实践中存在不少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推动当前中国的志愿服务事业，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志愿服务法律体系，只有在这样一个服务网络之下，那些弱势群体才能够在改革中受益。我们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这样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律来规范和推动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使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能够与民间社会的力量相互辉映，成为社会主义法制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邓国胜.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模式[J].社会科学研究,2002(2).

[2]江汛清.关于志愿服务若干问题的探讨[J].中国青年政治学报,2002(4).

篇（9）

一、问题提出

志愿服务是一项全球性的、高尚的社会公益事业，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志愿服务活动是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载体。志愿服务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志愿精神的具体体现。志愿服务有一个最基本的中心思想，即个人或团体通过参加社会活动以促进社会和公共福利。它表现为个人或团体，为追求社会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志愿精神的感召下，自愿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体力，通过志愿服务为他人乃至整个社会提供服务。

就我国志愿服务而言，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志愿活动和志愿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支志愿者队伍在共青团系统中形成，并产生了全国性志愿者组织。1998年底，经中央编委同意，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正式成立，负责全国青年志愿者工作的规划、协调和指导，我国的志愿服务开始启动。截止到2008年4月，我国已有12个（自治区、直辖市）、8个城市制定了志愿服务地方性法规以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深入开展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的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和谐社会的构建亟需通过志愿精神与志愿服务来融合与发展。

二、我国志愿服务立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志愿服务在我国已逐步成为一项具有广泛公众基础、蓬勃发展的社会事业，社会对志愿服务的需求和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志愿服务的各种规章制度还很不健全，志愿者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尚没有全国性的法律来规范志愿服务活动。

（一）志愿服务行为主体立法残缺

志愿者是志愿服务的直接实施者，由于我国缺少全国统一的志愿服务立法，对志愿者没有标准的定义。目前出台的相关条例在志愿服务行为主体方面的规定都各不相同。而对于志愿者技能的培训，大部分条例都没有相关规定。如果志愿者没有通过专门的培训直接上岗，在很多情况下就会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技能，这不但影响到志愿服务的质量，而且可能危及到志愿者的人身安全，特别是在从事技术性较高危险性较大的志愿服务，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而在志愿者的保护规定上，由于缺少专门的、权威的、统一的法律规范，现实中才出现了许多让志愿者寒心、让服务对象不安心的情况出现。目前看来，虽然个别地方有相关的规定“青年志愿者组织要为在特殊条件下工作的志愿者进行人身保险”，但由于经费问题也没有落到实处。

（二）志愿服务行为主体与客体的法律关系模糊

志愿者在参与社会服务中时，其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模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服务对象往往把志愿者作为无偿劳动力而随意使用。第二，部分志愿者把志愿服务作为是对受助者的一种怜悯，服务态度不端正。志愿服务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不能被作为无偿劳动力乱用，志愿者服务过程应该受到尊重。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就总体而言，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还不十分明确，志愿服务过程中问题的解决、纠纷的处理、救济的实现等，都需要志愿服务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予以明确的法律界定。

（三）志愿服务组织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

首先，在志愿服务的管理工作中，由于没有出台统一的管理体系，造成了各地方性条例各自为政的情况发生，形成一定程度的混乱情况。党政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争相设立志愿者组织，使得政出多门、管理紊乱的弊端，不利于志愿服务的科学管理与规范发展。政社不分的管理体制已经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阻碍了志愿组织内在活力的发挥。其次，志愿服务被行政干预严重。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新事物，我国的青年志愿者组织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现有的志愿者组织大多数是借助政府和党团的力量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些组织在管理体制方面，很自然地沿袭了许多党政的做法。所以，我国的青年志愿者组织并未摆脱行政干预，在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上也未获得足够宽松的制度空间，因此也就失去了最原始的意义。

以上种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志愿服务的发展，不利于志愿者队伍的发展壮大，要解除志愿者的后顾之忧，要提高志愿服务的质量，使志愿服务走上有序的发展道路，立法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

三、完善我国志愿服务立法的政策建议

（一）将志愿服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志愿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在理论根源和社会功能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首先，志愿服务以扶贫济困为主题，以社会困难群体为主要扶助对象，而社会困难群体主要是社会弱者。志愿服务的重点对象是社会弱者，志愿服务在社会功能和服务对象方面与社会保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志愿服务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作为社会减压的一支重要力量提供理论前提。其次，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资金不足、内容有限、覆盖面狭窄和服务保障薄弱等问题，志愿服务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为生活苦难的群体提供社会服务，无疑给社会保障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完善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积极的贡献。第三，我国目前的志愿服务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金不足，这就严重影响了志愿服务的顺利开展。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是单向的，主要由国家和社会来负担，将志愿服务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由国家财政的支持，必将会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

（二）明确志愿服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首先，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的关系。志愿者组织是社会团体，依《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依法登记成立，它与志愿者不具有行政上的管理关系。志愿者是纯粹的无偿劳动，他不从志愿者组织领取工资和报酬，他与志愿者组织既不是雇佣关系，也不是劳动关系。志愿者与志愿者组织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其次，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无偿劳动的志愿者与接受服务的一方是一种自愿、平等和互相尊重的提供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善意关系，他不从服务对象收取报酬，不适用于劳动法规。如果出现有关问题，可以比照民法来处理。第三，志愿者组织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当服务对象申请服务时，服务对象与志愿者组织之间是一种民事委托关系。

（三）明确志愿服务的法律地位

目前影响我国志愿者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严重缺乏，并且来源很不稳定。志愿者组织是从事志愿服务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非营利性决定了志愿服务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这是志愿者组织在组织活动时其经费来源缺乏保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组织大型的公益活动以及对志愿者进行培训时更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志愿者组织在开展活动时可以根据服务对象的社会性质以组织的名义必要的成本费用，但这种费用不能分配给志愿者，以维持志愿者组织的生存和活动的顺利开展。其次，志愿者作为志愿服务真正的参与者，是实际上的行为主体，比如在为大型企业进行活动宣传时志愿者组织可以收取必要的成本费用。第三，由于现阶段我国志愿服务的组织机构十分混乱，不便于统一管理和开展各种活动。因此，应由共青团统一组织和指导，因为共青团有一套强大的服务组织网络，并且志愿者行动最先由共青团组织发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四、小结

我国志愿服务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志愿服务的实践中存在不少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为进一步推动当前中国的志愿服务事业，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志愿服务法律体系，只有在这样一个服务网络之下，那些弱势群体才能够在改革中受益。我们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这样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律来规范和推动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使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能够与民间社会的力量相互辉映，成为社会主义法制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邓国胜，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模式[J]，社会科学研究,2002(2).

[2]江汛清，关于志愿服务若干问题的探讨[J]，中国青年政治学报,2002(4).

篇（10）

关键词：家庭暴力司法干预

论家庭暴力事件的司法干预

引言

家庭暴力作为我国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又是一名人民警察，我将要从法律方面探析这一现象。深入剖析其成因和特点，特别对家庭暴力事件的司法干预提出建议。

一、我国家庭暴力现象的现状

相信有部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很多人都看过，它是我国首部反映家庭暴力的电视连续剧，剧中女主人公梅湘南和男主人公安嘉和结婚才不久，就不断遭到安嘉和施暴，被打的肋骨断裂，胎儿流产。这部电视剧在全国范围内热播，说明了家庭暴力现象已经受到人们极大关注。

家庭暴力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同样也是全国性的问题。虽然，对于家庭暴力的状况，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全国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竟有9000万个家庭笼罩在暴力的阴影之下。我国家庭的离婚率为1.54%，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祸起家庭暴力。据了解，当前，我省家庭暴力发生率居于全国前列，家庭暴力在我省农村，特别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发生率较高；在城市，大多发生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和流动人口中。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夫妻之间，男性施暴者占95％以上，施暴者年龄在45岁以下的占调查总数的58％，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以上，农民，个体户和无业者占大多数。我省妇联统计显示：2005年，家庭暴力案件占婚姻家庭案件比例达到46.8％比上年升了20.8％。省妇联2004年对我省一所女子监狱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女犯的犯罪原因与家庭暴力有关①。

二、家庭暴力的含义，特点、危害及成因

（一）家庭暴力的含义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明确规定，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另外，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的界定还采取了较为客观、严格的标准，没有把日常生活中偶尔的打闹、争吵理解为家庭暴力。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家庭暴力主体主要是家庭成员，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的亲属，一般来说具有亲属关系和共同生活两个特征；家庭暴力的客体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等；施暴者在主观上必须有实施暴力的故意；施暴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的施暴者，要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一段时间持续发生的一般的伤害行为，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受害人给予保护，符合民法上的侵权行为的，要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责任，责令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另外家庭暴力还具有暴力场所的特定性，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外界介入的困难性，受害程度的不可测定性等特点②。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

1、导致婚姻破裂和家庭解体

家庭暴力的最恶劣的后果就是夫妻感情破裂，家庭解体。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原素，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家庭的解体必然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见，反家庭暴力将成为全社会的口号。

2、对女性的危害

家庭暴力对女性最普遍，也是最直接的伤害无疑是对妇女身心健康的摧残，一方面，妇女在经常受到暴力后，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常疾病缠身，痛苦不堪，同时遭受粗暴的对待后，妇女精神上往往产生了障碍，种种痛苦的回忆常常伴随她们一生。使她们时时从恶梦中惊醒，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会引发女性犯罪，在妇女忍无可忍，求告无门的时候，往往选择最后一搏，将丈夫送进了地狱，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

3、对未成年人危害

常常遭受或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幼小的身心受到伤害，今后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

（四）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1、思想上的原因

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女子作为男子的依附品而存在，社会要求女子的便是“三从四德”延嗣宗族而已，婚姻更是关系女性一生命运和生死存亡的大事，婚姻，是妇女的苦难，又是妇女的希望；是妇女的囚牢，又是妇女的依靠。中国的女性往往视婚姻为唯一的归宿和目标，千百年来，婚姻如同一道坚强无情的铁索，拴系着妇女的身心，演绎着一幕幕扭曲变态的悲观离合③。我国现今社会仍存在封建思想的流毒，受传统价值观和不良习俗影响，家庭

暴力仍在发生。

2、认识上的原因

现今社会冷漠，宽容的态度是滋生家庭暴力的温床，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看成是“家务事”。在实践中，只有10%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报警，而且很多警察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的私事，不属于他们日常管辖范围，因而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受害者继续生活在阴影下。在我国，单位、居民委员会、邻里及亲友们对家庭暴力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极少认真过问。

3、经济上的原因

现今社会由于不公平的就业因素等原因，导致妇女争取到职位以及升迁的机会较少，因此经济无法完全独立，常处于从属被动的状态，受到伤害后也只能忍气吞生，我认为经济原因是造成家庭暴力事件居高不下最根本的原因。

4、受害人的态度

其一、受害人在家庭中往往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在受到暴力侵害时表现之一就是默默忍受，同时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交织的利害关系也使相当多的受害人不敢反抗，逆来顺受，他们往往认为施暴者毕竟是自己的亲人，如果自己对外宣扬或向执法机关告发，自己和家人的声誉也就全毁了，家也散了，为了这个家，能忍则忍了。其二很多受害人愚昧无知，她们因为文化水平低，受到暴力侵害不知寻求外援和法律保护，而是认为是自己命苦，命中注定，无可奈何，正是由于受害人的容忍和麻木，更加强化了被害人的角色，不仅不能让施暴者良心发现，停止危害，反而是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

5、法律上的缺陷

虽然我国在法律上明令禁止家庭暴力，但相关法律仍有一定缺陷，该问题还将在下文详述。

三、家庭暴力事件的司法干预

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间有关家庭暴力存在问题的司法干预

美国规定：对施暴男人使用“禁止令”。警察有权将施暴者立即带入警察局予以关押或逮捕，并对受害妇女的伤痕进行拍照，以备日后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在紧急情况下，给受害妇女开具“保护令”，或给施暴者开具“禁止令”。“禁止令”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威胁妻子、禁止伤害妻子、禁止靠近妻子（如妻子的汽车、住房、办公室）、禁止打电话与妻子联络，如果施暴者违反了禁止令，则很可能因违法而面临被指控。在挪威，在1994年修正案基础上，1995年1月1日，一项禁止施暴者进入特定区域、禁止其跟踪、探访或以其他方式与受暴妇女接触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修正案规定：受到暴力的妇女，即使还没有对施暴男性提出刑事指控，仍然可以得到保护。所以，现在，那些受到身体、犯、虐待的妇女可以通过申请限制令，避免再次遭到暴力。对施暴者限制令的实施也为公诉机关发现某一男性有可能实施威吓行为，提供了充足根据。加拿大的许多省份，都颁布了“家庭暴力法”和“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如果妇女受到暴力威胁，随时可以打电话向警察求救，在没有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警察可以破门而入并把丈夫带走，限定一段时间内不许回家，以免其继续虐待妻子，直到警方认为解除暴力威胁为止④。

（二）我国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

1、有关法律规定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已有很多涉及到了家庭暴力。

除了《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外，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条款，《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四十五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中加入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款，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以及“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另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已有湖南、四川、宁夏、江西、陕西、湖北、黑龙江、山西、安徽、山东、辽宁、贵州、河北、海南、青海、甘肃等省、自治区制定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有关条例、意见或办法。我们河南省也在2006年3月29日省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河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定》。

2、我国司法干预存在问题

现行法律虽然对家庭暴力问题作了一些规定，但是存在许多缺陷，并且操作性也不强。缺陷表现为两点。一是对家庭暴力的界定比较模糊，比如《婚姻法》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但并未对家庭暴力作界定。在草案中，专家们比较倾向于联合国关于家庭暴力的新近定义：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虐待、、剥削以及其他有害于传统习俗的行为。二是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措施规定不够完善，没有具体的操作措施。虽然我国《宪法》、《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具体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对家庭暴力没有明确的规定和制裁的条款。比如，丈夫对妻子施暴造成身体损害，如果按照《民法》，妻子可以获得经济赔偿，但是夫妻财产一般都共同所有的，这就使得对施暴者的制裁变得没有实际意义。

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有了反家庭暴力的社会共识，有了必要的援助和支持，才可以有效制止家庭暴力，防止各类家庭悲剧的上演。

四、对我国家庭暴力事件司法干预的建议

下面是我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方面几点自己的建议：

（一）推进立法完善

我国多项法律、法规中虽然涉及家庭暴力的问题，但还是应该有一部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以及颁布司法解释或者修改政策，将家庭暴力行为明确纳入法律规范或司法活动调整的范围，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时候，制定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

（二）明确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干预义务

司法人员中对我国家庭暴力的定性、定量上认识不一，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家庭暴力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人员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例如：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一些派出所以家庭纠纷不属其工作范围为由不予处理，立案不及时，直接导致鉴定难。派出所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而没有法医鉴定书，就无法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据有关统计，被调查的司法工作者普遍认为对家庭暴力应该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干预（辽宁省为74.8%，北京宣武区为72.5%），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在评价所在地区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现状时，近一半的人选择了一般，还有10%～15%的人选择了不力或很不力，而且学历越高、职位越高对家庭暴力处理的现状评价越低。大多数被调查者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认识不足和无法可依，这一结果也真实地反映了目前我国反家庭暴力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⑤。

实践证明，法律的刚性权威对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有效的威慑效应，司法机关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应当使司法人员明确对家庭暴力的意识和责任，尤其是基层公安派出所处于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第一线，应向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应当重视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应该联手形成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网络，向社会公众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家庭暴力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有人担心，如果公安检察机关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将使警力发生困难因而顾此失彼。事实上，国外的成功司法实践表明，这种有效的干预将大大减少其发生率。如果现场拘留施暴者并对其提起公诉，使受害人再次遭其殴打的概率减少了一半；如果不对施暴者提起公诉，受害人往往会再次受到暴力威胁或殴打。

我作为一名人民警察，针对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方面也做了相关调查，有这样一种做法：《干预家庭暴力社区警务理念》，它改变了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的单一做法，通过社区民警沉入社区开展工作，加强与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妇联等机构的合作，让社区民众了解警察、认同警察，警察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指导社区居民研究社区中的家庭问题，提高当地社区的道德水准、改善居民行为方式；另一方面，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协助警方做好家庭暴力的干预工作。邻里守望职能实现所达到的效果即为警力的整合，它依托社区基层组织，关注和培养社区居民的自助和互助,强调的是互动与共同参与，从而不仅使家庭暴力发生的隐秘性降低，使家庭暴力发生的信息动态化，而且使警察干预家庭的途径由被动的事后制止拓宽为主动的预防与制止相结合，缓解因警察单兵干预家庭暴力而导致的诸多不利，多机构、多层面干预行为的实现，使法律赋予受害人的社会救济与司法救济在最大限度内发挥各自的作用，较好地缓解了警力不足与家庭暴力多发性、反复性、当事人宽容性之间的矛盾，既可有效地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将家庭暴力防控于萌芽状态，同时又可使受害人短期与长期安全得以保障。建立这种多元化群防群治方式，构成了家庭暴力防控的常效机制，真正使家庭暴力防治成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它有效地拓展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空间⑥。我认为同时公安机关应当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在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报警求助时，应当迅速出警，及时求助，在受害人需要时，为其提供有关证据，对实施暴力危害的行为人，公安机关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触犯刑法的家庭暴力案件应当依法立案侦查。

（三）改变司法人员观念，加强培训

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各种培训，特别是有关社会性别和家庭暴力干预的培训，使司法人员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彻底改变对家庭暴力认识上的误区，理解受虐妇女的困难和处境，掌握防治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工作原则、处理程序和方法等，更公正地审理各种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案件。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有效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综合治理，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法律意识，加大执法力度，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真正纳入正规化、法律化轨道，同时各部门也要积极探索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好思路，好办法，保障家庭和睦、和谐、稳定，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赵顺利：《制止家庭暴力110将出手》郑州日报2006年3月28日5版

②腾蔓：《家庭暴力的内涵及法律特征》，《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年1期

③卢玲：《〈屈辱与风流〉图说中国女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