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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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二)变量选取本文基于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选择变量，选取中国的经济增速、物价、货币供应量增速、贸易余额增速、股价、汇率以及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进行研究。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速，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数据为季度数据，数据量较少，而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存在非常相似的变化态势，因此采用工业增加值增速(cgdg)作为经济增速的变量。对于物价，因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市场敏感度非常高，通常可作为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因此将其作为指标。关于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2增速(cm2g)为研究对象。对于贸易余额增速(ceig)，选择出口当期值与进口当期值之差的同比增速来衡量。以上证收盘综合指数作为股价(csti)的衡量变量。对于汇率，基于目前中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将其确定为实际有效汇率(cexr)。对于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以M3可能更好的衡量流动性，然而IMF统计数据库的M3统计时期截至2005年第四季度，此外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度相对较低，美国M3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因此以美国的M2增速(um2g)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IMF统计数据库和国际清算银行。

(三)数据说明及其统计特征在样本选择期方面，由于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8年11月25日美联储开始启动首轮量化宽松政策;此外2008年量化宽松政策开启至目前的季度数据跨度较短，实证结果难以说明问题;因此选取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区间。为进一步对比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前后中国经济指标响应的变化，以量化宽松政策开启时点为界限，将样本选择期划分为两个子区间:第一阶段为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第二阶段为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对这两个子区间再分别进行研究。各序列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实际有效汇率(cexr)和美国M2增速(um2g)均为I(0)序列，而中国的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为I(1)序列。这样，如果要利用回归模型研究各序列之间的关系，就要求各序列之间存在协整性，为此本文利用Johanson协整性检验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如表2所示，七个序列中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量化宽松政策之前的估计结果根据AIC统计量可得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二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求取美国M2增速对中国的经济增速(cgdg)、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cppi)、M2增速(cm2g)、贸易余额增速(ceig)、上证收盘综合指数(csti)、实际有效汇率(cexr)六个指标的冲击。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即以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的样本为研究对象。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长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中国M2增速具有正向的冲击;对贸易余额增速、实际有效汇率具有反向的冲击;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基本不受影响。各经济指标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表3是中国经济指标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6.58%、4.17%、5.12%、4.93%、1.32%和1.76%，国内因素对各对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3.42%、95.83%、94.88%、95.07%、98.68%和98.24%。

(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估计结果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后即以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为样本区间进行研究。美国M2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速、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M2增速、上证收盘综合指数呈现正向的变化;贸易余额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反向的变化。如表4所示，以第36期即3年的时期来看，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8.14%、19.29%、14.22%、4.52%、9.51%和8.09%，国内因素对各相应指标的贡献度分别为91.86%、80.71%、85.78%、95.48%、90.49%和91.91%。总体而言，美国M2增速发生一个正向冲击，对于中国各经济指标，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之后，其变化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对于上证收盘综合指数，量化宽松政策实施之前的结果显示基本不受影响，而之后的结果呈现正向的响应。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美国M2增速对中国各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程度大于量化宽松政策之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篇（2）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篇（3）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11)03-0005-04

Research on the Taxation Incentive Policy of Sports Industry Dev elopment in China

YANG Jing zhong1，LV Qing hua2，YI Jian dong3

(1.Economic and Trade Department of Liming University，Quanzhou 362000，Fujian China；

2. Business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Hua 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Fujian China；

3. JiangxiFinance an d Economics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Jiangxi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incentive role of tax policy on the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the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harts to make a qualitativeresearch on the current tax laws and incentive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 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make a comparison on the active role of current tax p referential policies in suppor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o achieve a positive rol e in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 at， on the one hand，tax incentives policy have close correlation with the spo rts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tax policy can play an instrument of economicleverage to encourag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and then facilitate the building of the tax incentiv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for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 tax policy； tax revenue preferential；ince ntives

体育产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是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 发以来，我国以体育健身服务、体育竞赛表演、体育用品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体育产业体系 初步形成,体育产业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门类。［1］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意 识从生 存向休闲娱乐转变，这给中国体育产业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极大的发展潜力。鉴于 此，从现行税收政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体育产业的大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

1 体育产业与税收激励政策的关联度

体育产业是当今全球经济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最具活力 的新兴产业之一。体育产业市场潜力大，启动速度快，产业关联度广，提供就业机会多，具 有明显的综合效益。同时，体育产业具有污染小，产值高，具有关联效应和正外部性，能为 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等特征。［2］作为国民经济中极具关联效应和巨大发展潜 力的新兴 产业，由于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潜力巨大。目前，国内从事健身娱乐业、 竞赛表演业、技术培训业的体育企业、体育产业经营性机构2万多家,总投资额已超过2 000 亿 元人民币,年营业额超过600亿人民币。［3］另据北京奥组委统计，2008北京奥运会 直接带动 体育产业的收入约在30亿美元,而间接收入在54亿美元左右，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0.5个 百 分点。［4］由此可见，体育产业由于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附加 值高，发展潜力大，因而是具有广阔发展情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

然而，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规模小、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社会化、 产业化程度不高，体育市场零星单一、发育缓慢，面对市场经济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强，运用 市场机制推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竞争能力也不强。基于此，其建立、运行和发展迫切需要国家 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予以扶持和促进。体育业是产业和事业的结合，并不排斥政府公共财政 对体育的大力支持，这是因为体育产业的许多内容是公益性、社会性的事业，很多不完全是 商业盈利，体育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国家财政和体育业的相互关系。在目前我国 体育业仍然是“举国体制”的国情下，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强有力 支持。我们知道，税收政策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调控政策之一，对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在对体育产业资源的配置方式上起着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国家在税收政策上给予税收优 惠支持，这是税收杠杆的经济调节手段。特别是在体育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税收政策的激励 目标主要体现了国家对这一绿色朝阳产业和仅处于起步阶段和初步增长阶段的弱势产业的支 持与激励，以及对体育产业税收负担的减轻和产业利益的保护。国家通过采取税收优惠政策 措施来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促进区域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降低体育产业发展成 本、降低体育产业的经营风险，促进就业，鼓励出口，增加产业收益等发挥着主导作用。同 时强调对体育产业的税收公平，而在现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对诸如高新技术产 业、软件产业、集 成电路产业和小型微利企业、创投企业、非居民企业等均制定有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极大 地支持这些产业（企业）的发展，而对体育产业、文化产业等具有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新兴 产业却没有制定优惠政策来专门加以扶持和激励。因此，不管从体育产业是绿 色朝阳产业且具有新经济增长点的长远角度讲，还是从产业周期理论中我国体育产业是幼稚 产业的角度而言，体育产业都应得到国家税收政策的大力扶持与长期激励。国家要立足我国 体育产业的发展的现实国情，依据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使体育产业承担的税收负担与其发展 能力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从税收激励传导机制而言，运用税收宏 观调控手段来实现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主要通过诸如减免税、税前扣除、宽 限期、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优惠措施对体育产业资源实施优化配置，降低企业的税收 负担，促使其投入与产出效率的最大化，进而影响、调节体育产业中的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 和总供给，最终调整和优化体育产业结构，实现充分就业，保持体育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据国家体育总局资料显示，我国财政对体育产业的扶持每年以12％～13％的增幅增长。［5］可 见，凭借税收扶持激励政策给予相关的体育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为体育产业的做强做大创造 有利条件，获得良好的体育投资效益。而且税收激励政策产生一种良性示范效应，引导更多 的资金流向体育产业，从而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时，体育产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和社会利益，承担包括增加国家税收、增强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等社会责任 。体育产业越大，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就越多。这种税收与体育产业的关联性必将有助于促进 我国体育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成为现代服务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此，我国体育产业的 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税收政策作为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调控工具，激励体 育产业可持续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必将大有作为。

2 现行体育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产业已经形成了“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用 品业”比较成熟的三大产业板块。［6］现行在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措 施在相关 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中加以体现，主要反映在流转课税、所得课税、资源课税和财产课税中 （表1）。

我国对于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完整、规范、统一的税 收政策激励体系，而且激励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不稳定，特别是临时性的体育税收政策扶持 多，持久性的税收激励政策少，但总体上税收支持力度不大，激励不足，存在诸多的问题和 制约因素。

2.1 现行税收政策对体育产业的激励手段单一、内容不完整，税收负担沉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激励手段单一，以直接优惠政策为主， 其他方式较少。［7］即从产业（行业）税收优惠的角度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 策极少。 二是没有建立一套长久、有效执行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缺乏通过投资抵免、减税、免税、 退税（出口退税和再投资退税）、加速扣除、税项扣除、亏损弥补等直接和间接税收手段来 全面、完整激励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三是现行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内容不完善。如对我国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的体育创意产业、体育休闲旅游业、体育用品业、 体育竞赛表演业、全民健身服务业、体育广告业、体育会展业等新兴体育产业，以及重点培 育大型体育企业集团和对龙头体育企业的资产重组、创业投资等的税收优惠激励政策几乎没 有，致使扶持我国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激励内容不全面、不完善。四是目前体育产业的税收 负担沉重。现行对体育产业征税的税种主要分布在流转课税和所得课税中，其中营业税和个 人所得税是对体育产业征税最多的税种（表2）。如体育健身娱乐经营企业缴纳营业税平 均超过10％，体育休闲娱乐业实行20％的高税率。体育赞助、体育广告等创收收入均要征收 25％的企业所得税等，［8］且体育赞助在企业所得税税前不得列支扣除，还应按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4条的规定进行纳税调整，并入体育企业收入总额中全 额缴纳企业所得税。由此可见其税收负担的沉重。

2.2 体育业捐赠税收政策存在诸多限制性矛盾，极大制约了体育业筹融资的积极性 一方面，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53条均规定，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公 益组织对体育业公益性捐赠可按年度利润总额12％的标准扣除的规定，超过此标准的部分要 调整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0条明确规定，企业赞助 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也不允许企业将其计入成本,这意味着企业对各类体育竞赛和体育产 业的赞助支出不能扣除，增大了体育产业的纳税成本和体育企业的税收负担，极大制约了体 育产业的筹融资，［9］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对体育业（包括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赞 助捐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向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其它社会公益事业的 捐赠未超过个人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准予扣除。

然而，两部税法中的捐赠税收政策存在矛盾和限制性规定。具体体现在：个人向非营利 性的社会团体和体育组织的捐赠超过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不准扣除，而且还 需纳税调整缴纳个人所得税。尽管2008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在税前扣除，但对企业捐赠给国内合法的 其它民间体育公益性团体等非营利性组织，仍然没有享受到捐赠扣除比例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它们没有一视同仁。另外，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体育产业税前捐赠扣除比例12％依然偏低，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如西班牙对体育产业捐赠扣除比例高达100％，免征企业所得税；英 国对体育产业的赞助实施“体育配对”计划和“一英镑对一英镑”政策，［10］鼓励 社会进行 捐赠，以发展体育产业服务于社会。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现行对体育产业的捐赠比 例仍然偏低。

2.3 现行体育业税收政策大多是临时性的，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 从现行税收政策看，我国体育业税收政策更多的是具有临时性和非持续性，一般是针对 国际（国家）某一大型比赛专门特殊制定而颁布实施的，大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临时性， 其政策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 。如为支持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和第13届残奥会，我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先后制定和颁布 了一系列专门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第29届奥运会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10号），对第29届奥运会组 委会实行了13项税收优惠政策。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奥运会场馆建设占用耕地 免征耕地占用税的批复》（财税［2004］38号），明确对北京和青岛的奥运场馆免征耕地占 用税。3）2008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第29届奥运会第13届残奥会和好运北京体 育赛事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08］128号），明确了对北京第13届残疾 人奥运会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4）针对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参与者实行6项税收优惠政策。 至此，国家对涉及奥运会的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使用税和新购车辆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等11个税种给予了免税待遇 ，这无疑对奥运会在我国的成功举办发挥了巨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然而，上述税收政策均 具有一次性，临时性的特征，2008年奥运会结束，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也就随之弱化或消失。

3 完善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体育产业的税收政策建议

与发达国家体育产业GDP平均贡献率3％的水平相比，我国体育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尚不 足0.5％,［11］这说明我国体育产业化水平仍然十分落后，这与我国竞技体育在国 际上的地 位极不相称。纵观西方各国体育产业发展,政府都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优先扶持。基于此， 以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0〕22号）为指南和契 机，适时构建一套完善、持久性的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产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 显得尤为必要。

3.1 丰富现行体育业税收政策，构建规范统一的体育产业税收激励政策一是扩大体育业税收激励政策范围，将扶持体育产业发展的的税收激励范围扩大到现行 的流转课税、所得课税、财产课税、资源课税和行为课税等所有税种中，构建完善、规范的 体育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二是丰富体育税收政策内容，通过联营、合资（作）、特许经营 和参股等方式，鼓励境内外企业参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出口退税、期限（税率）减免、 投资抵免等方面给予税收政策优惠。三是凭借税收政策的调节机制，政府应设置“体育产业 风险投资基金”来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体育产业发展，［12］通过再投资退税、税收抵 免、加速 折旧、税利返还等不同的税收政策，激励境内外企业不断增加对体育产业的投资比例，扩大 其产业投资规模和效益。四是实施差异化的税率政策。由于体育产业中的体育产品（服务） 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特质，可采取差异化的比例税率形式。［13］如对政府提倡的大众 体育休闲 、全民健身娱乐活动、体育场馆开放免征营业税；对属于高档奢侈体育消费的高尔夫球等高 利润体育项目，应在征收20％营业税的基础上加征五成或十成的特别附加征税；对属于体育 核心层的体育文化推广业、体育会展业、体育新闻传播业，体育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业，体 育影视业、体育品牌服务业等体育高端服务产业可从低适用税率，采用2％的优惠营业税率 符合激励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五是鼓励中小体育企业的发展，对新成立的中小体 育企业给予其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政策待遇，同时给予其免征3年的营业税优惠 措施等。

3.2 完善激励体育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1) 在体育捐赠方面，借鉴发达国家鼓励体育产业发展的成熟做法，建议在企业所得税中 ，社会捐赠给各类体育产业的税前扣除标准由目前的12％扩大到30％或50％的扣除比例， ［1 4］进而鼓励或培育社会大众捐赠体育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对社会捐赠给其他 合法 的体育业非营利性、公益性组织的捐赠款项，按照税收全面优惠原则也应平等地享受国家规 定的捐赠扣除标准的优惠政策待遇；2)在体育产业科技研发方面，对体育企业自主研发（如 体育科技器械、体育装备研发、体育医疗技术等）形成的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按当年实际发 生额的200％加计扣除。［15］体育科技企业科技开发前期试验费用，按10％的比例 在企业所 得税税前列支。准予企业按收入总额的5％计提技术开发风险准备金和呆帐准备金，以降低 体育企业的研发风险和研发成本；［16］3)在体育产业的赞助方面，调整现行体育赞 助支出不 得扣除的税收政策，允许企业和个人赞助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的，其出资部分可计入生产成 本或在广告费用中列支， 以鼓励体育产业的筹资融资。4)在体育产业投资方面，对于境内 外企业或个人在我国境内开办新的体育产业项目，或新建（改建、扩建）体育训练、竞赛、 科研设施工程投资建设的，或增加体育企业注册资本的，且经营期在5年以上的，给与其60 ％或100％比例的再投资退税。［17］5)在进口体育器材方面，运动队训练使用的进 口器材的 进口税，采用先征后退的税收优惠给予支持。6)在体育彩票征管方面，鉴于体育彩票的筹资 成本低，开拓体育融资渠道，极大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特殊优越 性等特点，笔者建议国家应取消体育彩票中奖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以吸收更多的社会闲 散资金发展体育产（事）业。7)在新兴体育产业方面，借鉴国外做法，对体育赛事经纪、体 育健身等产业，自开办之日起，免征3年企业所得税；经营性体育事业单位转制为大型体育 产业集团的，三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

3.3 开征体育税，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税收政策体系 发展体育产业是体育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纵观美国、 俄 罗斯、韩国、西班牙等国家在体育产业发展进程中,各国政府都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优先扶持 和激励。［18］基于此，国家应建立与规范、持久的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相互协调发 展的税收 政策体系。笔者认为，体育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国家实行“费改税”，将 从1997年1月开始附加征收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改革为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 税”。其征收的税收收入专门用于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体育事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导向的弱势体育产业的发展，专款专用。具体讲：1）体育税可以设计为独立的税种， 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科学、合理、有效征管的课税要素和税收政策体系，由国家税务局单独征 收管理；2）体育税也可设计为附加税种，像现行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那样， 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以其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 额为计税依据，按照3％的征收比例分别与现行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同时附加征收，专 款专用，从而构建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激励 体系。

4 结 论

我国的体育产业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受其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化程度、 产业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环境，市场竞争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体 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其良性运行和长足发展迫切需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力支持 。而税收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体育产业的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调节 作用，能够通过税收优惠激励政策，有效引导调节更多的资本流向体育产业。同时，减轻或 消除现行对体育产业税收政策的制约因素，与时俱进，扬长补短，适时构建和完善一套规范 化、常规性的且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体育产业税收政策激励体系。为我国体育产业的 做大做强提供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支持，进而获得良好的体育产业投资效益，最终达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体育产业良性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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