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保险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三农保险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本情况

 

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一项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实现“老有所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目标。郑功成也提出养老保险要广覆盖多层次，应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来看待。[1]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策部署，建立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下半年，国务院决定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年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2上半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面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至此，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从2009年算起，到2012年7月1日，仅用3年时间基本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城乡居民参保人数不断增加，2009年9月底，全国城乡居民两项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4.49亿人。各级财政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按时足额支付基础养老金。各级财政共拨付两项养老保险补助资金超过1700亿元。全国有1.24亿城乡居民领取基础养老金。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各地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经办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各项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工作推进顺利、进展迅速、成绩显著，超出预期。中央建立这两项制度的重大决策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的衷心拥护。实践证明，这个指导方针是两项保险制度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政府的强力引导，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参保积极性，大大加快了两项保险制度全覆盖的步伐。

 

二、解决“三农”问题存在的主要困难

 

现如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跻身世界前列，但如果三农问题得不到充分地解决，就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绊脚石，所以中国政府有责任将三农问题至于重要的位置，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倾听农民心声，为农民谋生存谋福利。相信只要三农问题得到逐步的解决，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更加轻松地不断发展。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持续而快速的增长，需要清楚出现三农困境的原因，从而找到解决的方法。三农困境的核心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政治经济不平等，在于当改革给人民带来公共选择的可能，即出现对利益集团压力做出反应的政治环境后，来自不同阶层和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在二元结构中，城乡居民对政策安排的约束权数相差十分悬殊，市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强度都远胜于农民，他们凭着政治压力上的优势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而农民作为弱势集团则无力阻止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政策出台，无法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城市倾斜政策，这就使失衡的二元结构不仅难以打破，反而愈加倾斜，城乡关系的变化愈来愈不利于农民。

 

虽然我国目前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取消农业税使农民收入有所提高，提高农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等等。然而三农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依然严峻，不容忽视。广大农民不仅在农村建设自己的家园，也用勤劳的双手建设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然而这种情形，导致了严重的效率损失。

 

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国民待遇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

 

三、居民养老保险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突出作用

 

肖严华认为应树立“人人有权享有社会保险”的基本理念，正确处理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之间的关系，打破制度设计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社会人群分割。[2]党和国家制定政策将“新农保”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养老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为此，国务院陆续做出取消农业税、实施农业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等重大举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更是使“老有所养”的目标得以进一步实现。虽然有学者也关注当前养老金制度存在设计缺陷，如刘钧发现中国的养老制度存在覆盖面低、统筹基金转移性差等问题。[3]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也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首先，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照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原则，实施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的缴费方法，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贴，在农民60岁的时候可以领取至少55元的基础养老金(在一些发达地区和财政收入较高的地区基础养老金远高于这一数字)，并按照渐进原则，逐步提高其待遇水平。

 

其次，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实施以农业促工业，以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策略，加之城市居民有包括养老、医疗、生育等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居民在此方面的保障却极低或处于空缺状态的现实更加剧了我国城乡发展的二元化，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角度看，1978年的收入比例为2.57∶1，此后成迅速扩大趋势，到2012年收入差距比例上升为为3.10∶1，若再考虑城镇居民的各种社会保障、福利和津贴的话，城乡差距会更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后，不但有助于减轻农民的生活负担，缩小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有助于将来实现城乡统一保障体系的链接，从而有益于加快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流动，扩大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非农收入，减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剪刀差，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城乡统一发展的社会经济目标。

 

篇（2）

一、文献综述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研究述评

国外对农业保险从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研究自上世纪30代就已经开始。Wright和Hewitt(1994)发现，历史上尝试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农业一切险和多重险的保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1970年以后，运用经济理论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私人多重险和一切险保险市场的失灵问题时，理论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首先，由于农业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其覆盖面和灾害深度较为严重，因此，保险很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其次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讨论较多的主要是由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KnightandCoble1997)。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问题上，国外有很多的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争论。Calvin与Quiggin(1999)发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一些模拟研究结果显示MPCI收益会随着农场位置、作物和区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些研究表明，MPCI主要是对于所有没有保险的农场或者对于那些风险厌恶的农场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由于MPCI所提供的收益比较小而放弃农业保险。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那些对于保险能够带来的期望收益比较高的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说明MPCI存在着逆向选择。其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增加、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其从MPCI中得到的益处越少，而越倾向于不购买MPCI。随着保险费率的增高，那些农场自然风险或者收入风险变化显著的单位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1989年美国农业部作了一项全国调查，对没有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农民，分析了他们之所以不参加保险的原因，并进行排序(WrightandHewitt，1994)，调查发现，前五位原因分别是保障太低、保费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农场是分散化经营的、拥有其他农作物保险，前五位原因占到总量百分比的84.9%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可见，国外对于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问题主要是从逆向选择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也有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对于美国农民，随着其初始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风险规避减弱，因而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降低。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在生产规模和结构，以及财富存量等方面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美国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较低问题上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述评

我国对农村保险的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农业保险的实施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开始了农业保险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之后，以郭晓航(1982，1983，1984a，1984b等)、庹国柱(2002等)、李军(1996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又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龙文霞、姜俊臣等2003等)、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丁少群、庹国柱1994、刘宽1999等)、庹国柱、王国军(2002)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角度分析，指出大多数农业保险产品尤其是多风险或一切险，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陈潞(2004)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指出，农业保险是混合产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另外，李军(1996)、陈潞(2004)在分析农业保险特殊属性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的正外部性两方面阐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外部性三方面的制度供给提出自己的看法；吴晓慧、张巍、刘虹(2006)从“三农”保险市场全局出发，分析了“三农”保险发展的现状和危机，以及由此要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皮立波、李军2003、杨世法、王荫祥、刘国祯1990、史建民、孟昭智2003、胡亦琴2003等)。

归纳起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1)保险费率过高，农民难以承受；由于农业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高成灾率，农业保险费率一般都比较高(比如山西、陕西)；(2)险种设置不能满足农户要求，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相当多投资型保险在农村保险市场上缺少购买力，而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又十分短缺(景纬，2006)；(3)认为农户的侥幸心理严重，购买保险的意识不强；(4)农业保险消费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至相对于社会最优化的需求不足；(5)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中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补偿收入的预期很小，农民没有动力进行保险。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类似。同时，庹国柱(2002)和刘京生(2000)也分析了农民还可以通过其他传统的风险分散途径，例如，中国农民土地规模的分散化以及种植的多样化等因素，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内在风险调节和分担机制，同时，农民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种植及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从而他们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将会降低！。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保险福利增进问题和农业保险失灵现状进行规范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目前还较为少见，尤其是从农村保险产品的高、中、低端三个层次对农险的类型进行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将在对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做系统的理论分析，并提出治理我国农险市场的“双轨式”发展模式。

3.研究方法和预期目标

前期主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有关机构的相关资料。利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利用保险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法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力争做到多而全、专而广。并结合我国农村保险机构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整体方向，使理论最终服务于实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从制度、社会、公司、个人四大层面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恰当地运用于研究之中。

预期可以得出，我国农村保险需求的症结在于农村保险的需求不足、供给更不足，导致了最终的萎缩。从农村保险需求与供给规律找到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激励方法与手段，为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农村保险，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村保险制度则是管控农村风险的有力、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绿箱”政策。构建现代农村保险制度必须基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行为主体进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而农村保险必须努力构建其激励机制，保险公司、政府供给、农户需求。与农险约束机制共同构成供需双方共有的动力机制，切实为我国农村保险的发展和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本课题追求理论创新，体现研究成果的“实、深、新”三个特点。在农村保险研究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并为农村保险的实际运行建策建言，寻求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之道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

二、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其中近九亿在农村，只有让农村保险发展起来，中国保险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并把探索和发展农村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保险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保险业要主动承担起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保险业要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开展服务，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险保障，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对保险理论研究的创新，更好地发挥农村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保险经营风险防范的特殊性，农村保险的发展面临着众多困难特别是农村保险的发展更是日趋低糜，使其成为保险业发展中的“钉子工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面貌虽然有所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由于自然灾害的困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另外，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农村人口的养老、失业、教育等方面的经济补偿问题也突现出来，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特别是农村保险，建立起稳固的后备保障基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险扶持农村、安定农民和稳定农村的长效机制。

纵上综述，国内外农村保险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论分析，尚未有学者专门对农村保险的福利增进和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更谈不上深入。而农村保险的发展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设计异常欠缺，最终导致我国农村保险发展举步维艰。我国农村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此为基础，对农村保险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农村保险供求规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约农村保险供给的因素分析，并对农村保险市场的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三、初步拟定的论文提纲

农村保险与农村保险市场治理刍议

一、农村保险与农业保险

二、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村生活福利化的影响

(一)农业保险优化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

(二)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

(三)农业保险有利于农村综合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农业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失灵分析

(一)农村保险产品供需不平衡是导致农村保险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

1.农村保险市场对中、低端保险产品的需求十分强烈

2.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十分短缺

(二)农村保险“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与农村保险的市场失灵

(三)农村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四、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治理模式选择

(一)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增加农村保险市场上中、低端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

篇（3）

（一）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资金总需求与金融机构资金总供给矛盾突出，涉农金融机构较少且高度集中，农村信用社“一农支三农”格局仍占主导。

据保守测算，黑龙江省2亿亩耕地，每亩生产投入500元，按60%贷款需要600亿元；发展5000万头生猪和1000万吨奶，按50%贷款需要450亿元；农村1800万人、600万农户，按20%的农户每户建房贷款10万元，需要120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0亿元；全省1200亿斤商品粮，加上包装贷款可达1500亿元以上。上述四方面信贷总需求就达4000亿元。截至2012年9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3821.9亿元，满足不了上述四方面测算的需求。

目前，金融支持农业发展面临四大突出矛盾，即农业弱质性与信贷资金趋利性的矛盾，农业金融服务需求结构多样性与金融功能单一性的矛盾，农业资金需求量大与资金吸纳能力差的矛盾，农业地区闲置资金“充裕”与金融机构使用效率低的矛盾。

农村金融发展受到四大突出矛盾的影响。截至2011年末，黑龙江省拥有省级银行类金融机构65户，其中发放涉农贷款年末平均余额超过10亿元的只有8家。“三农”所需贷款主要依赖农村信用社等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2009至2011年，省农信社累计投放农业贷款2472亿元，农业贷款增量份额占全省金融机构的85%以上，支农主力军作用凸显。

（二）大农机、大合作和城镇化的推进，悄然催生信贷主体和资金需求量发生质的变化，银行类金融机构涉农产品创新及信贷投放能力，尚不能适应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需要。

据统计，截至2011年末，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2.1万个，其中农机专业合作社1774个。农民社员发展到20.6万人，带动农户近100万户，约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4。合作社服务内容由初期的以生产技术服务为主，逐步向销售、运输、贮藏、加工等环节延伸，许多合作社经营活动已扩展到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等生产经营全过程。农村经济组织以及经营结构的变化，使得信贷主体和资金需求量均产生了质变。仅以黑龙江省558个千万元规模的大型农机合作社为例，每个合作社承包流转1万亩土地需支付300万元左右承包费，加上购买种子、化肥、柴油和农药等生产资料需300多万元，每年筹集正常生产资金600多万元，558个合作社每年需要33.5亿元。但因合作社缺少有效抵押物等原因，省内银行类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较少，造成合作社融资难，融资贵。近三年来，省内银行类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仅为84.26亿元，与千万元规模大型农机合作社每年生产资金需求相差近一半。

（三）农村信用社现有体制已不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与肩负的支农责任、主力军作用不相匹配，急需逐步分类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目前，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实行省、市、县三级法人体制，全省设立了7个市地级联社（法人管理机构）、6个办事处（省联社派出机构，非法人管理机构）、81家县级机构（法人经营机构）。绝大多数农村信用社股东小、股权分散，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原有高度分散、小额多户式的传统信贷经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需要。

（四）国有银行占有存款资源数量巨大，综合存贷比率较低，支农贡献度极低。存款资源大部分上存，较大程度上造成县域存款资源严重外流。

据统计，截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至2012年9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国有银行省内分支机构存款余额合计为10197.3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总数的66.8%；贷款余额合计为4084.7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总数的40.49%，存贷差6112.6亿元。其中，涉农贷款投放746.7亿元，占其贷款余额的18.28%，占其存款余额的7.3%。存款资金的大量外流，使本来十分短缺的农村资金更显捉襟见肘。同时，还带来“挤出”效应，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可贷资金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业信贷资金需求，于是采取高息拆借资金方法，间接加重农业信贷成本。

目前，金融机构正在逐步转变“三农”弱质产业观念，一系列针对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产业链条的金融创新模式应运而生，集约化、批发式“大农金”的概念正在形成。但省内金融机构多限于本系统内实施推广，银行间相互借鉴较少，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二、财政促进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财政金融政策一端连着财政，一端连着金融，是引导金融资源合理流动的有效杠杆。要充分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支持方向。

（一）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扶持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发挥地方金融机构了解省情、贴近“三农”的优势。

1.在贯彻实施国家对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助政策的基础上，省政府注入村镇银行资本金。建议通过有资质的省属企业，每年有重点地选择10户拟组建的村镇银行注入资本金，每户不超过500万元，省财政股权5年内不参与分红。按照黑龙江省目前村镇银行每户资本金平均3200万元测算，每年大体需要省级财政资金3200-5000万元。

2.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给予村镇银行民营资本初始投入额5%的财政奖励政策。按照每年15户村镇银行每户有3户非银行类民营企业（每户占总股本5%以上的大股东）参与占总股本30%测算，每年大体需要财政奖励资金720-2250万元。

3.在深入贯彻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基础上，扩大政策实施范围，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年末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给予2%奖励，促进小额贷 款公司加大支农力度，实现持续发展。按照2012年全省381家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年末余额超过15%部分约25亿元测算，需要财政奖励资金约5000万元。

（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财政扶持政策为支撑，依托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围绕解决农村“信用不足”问题，发挥政府“增信”和“调控”功能，促进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贷款主体发展。

1.重点选择和支持部分县（市）建立县域融资性农业担保机构。借鉴美国等国家为农场贷款担保成功经验，选择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有意愿的县（市），建立县域融资性农业担保机构，主要为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贷款主体提供贷款担保，有效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贷款有效抵（质）押不足造成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研究制定农民、合作组织等农业贷款主体既有的直补资金、农业保险受益权等预期财政补助资金作为银行贷款担保的措施，引导和撬动信贷资金投向农村。例如：银行根据农民未来应得到的财政直补资金情况，为农民设计直补资金担保信贷产品，解决农民资金需求，同时降低银行贷款风险，提高涉农金融机构发放农户贷款积极性。

3.试行县级财政资金存放与银行类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发展贡献度挂钩，发挥财政“调控”作用，有效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有效遏制县域存款资源严重外流问题，实现不花钱也能办成事。县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域金融机构处于“金融支农”的最前沿，县（市）财政部门可结合县域农业发展实际情况，以银行类金融机构涉农贷款贡献度为主要考核指标，按照“统筹安排，奖贷挂钩；存量（暂时）不变，增量调剂；动态管理，考评兑现”的原则，研究制定“县级财政资金存放银行类金融机构考核激励办法”，加快实现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目的，有效解决存贷比过高的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短缺问题，促进和拉动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长。

4.发挥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将经工商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视同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纳入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范围，以缓解合作社贷款难、银行难贷款问题。

5.研究探索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规模和险种，开展银行与保险合作，充分利用农业保险“增信”作用，促进参保农户容易获得贷款。目前，黑龙江省农业保险分为种植业（水稻、玉米、小麦、大豆）和养殖业（奶牛、能繁母猪）两大类、6个险种。建议结合实际，开办森林、甜菜、马铃薯等方面的农业保险，在稳步扩大原有保险基础上，积极研究开办新险种，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6.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风险分担和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有效降低和分散银行、担保机构涉农业务风险。借鉴国内部分省市的做法和经验，研究制定银行类金融机构新增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办法，对其年度新增涉农贷款，按照一定比例（5‰）给予风险补偿。研究制定担保机构涉农贷款担保代偿风险财政补助办法，对担保机构为涉农贷款担保新发生的代偿，按照日均担保责任额的一定比例（10‰）给予风险补偿。

7.积极支持农村物权改革，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财政部门应积极配合和支持有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关部门推进农村物权改革，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深化林权及流转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宅基地和房屋流转管理制度改革，激活农村静态资产，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使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权、林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收益权等均能够作为银行贷款担保和抵押物。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进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金融资产。

（三）探索建立财政资金市场化、金融化运作模式，充分利用金融机构专业优势、市场优势，形成政府资源与市场资源有机结合，支持农业重要领域的发展。

篇（4）

1.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中五个统筹（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相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它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繁荣。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加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使城乡经济社会实现均衡、持续、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分割的传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一句话，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让城里有的农村也有，让城里人过的好生活农民也一样能享受，农村和城市齐步前进。

2.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意义

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中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调整失衡的工农业和城乡发展关系，或者继续采用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战略，则不仅会加剧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很多矛盾，而且最终会影响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国际和国内的发展经验表明，处在这一发展阶段，任何一种单一因素的拉动和贡献，都不可能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未来中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加强，以及社会的发展，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进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1统筹城乡发展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

中国农民众多，约占中国总人口70%，但只拥有中国经济GDP总量的20%。原因是由于过去实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国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和工业上，而农村、农业却被忽视了，导致现在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之间的分割状态，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得到维护，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才会长久，才能真正实践“三个代表”。

2.2统筹城乡发展有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要紧紧围绕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统筹安排生产活动和经济增长；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中心，通过发展经济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得到全面的改善；要把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消除歧视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把农村和城市的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同样重要的任务来推进，可以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

2.3统筹城乡发展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当今，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相当低。虽然全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了提高，但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等基本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虽然农业基础地位和农民生活条件得到了加强与改善，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改变。可见“三农”问题不仅是涉及农民的问题，而且是涉及经济转型、城乡关系、体制结构的综合性问题。党的就提出了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基本准则：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要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利。

“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村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农村自身，必须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中逐步解决，可以说没有城市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农民的小康难以顺利实现。只有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创新城乡发展战略，才能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战略选择，是加快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重大战略举措。

2.4统筹城乡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统筹城乡发展，致力于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中的矛盾因素，达到城市与农村的良性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3.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途径

3.1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要转变观念，抓好落实。

农民处于末等公民地位是农业和农村不景气的深层根源。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对很多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地域，到处都搞得比较漂亮，所有人都过上富裕生活在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首先要满足城市，然后满足农村。不改变这样的观念，就无法真正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只有各级政府和城市市民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正确的观念，真情关爱农民，真诚对待农民，真心帮助农民，建立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投入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城乡统筹的主体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率先带头转变观念，树立以民生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增进最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重点，因为没有统筹城乡发展，就谈不上“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基础。目前在树立科学发展观上，思想已基本统一，关键是抓好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否有效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政绩观能否确立。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其考核内容应当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新的调整和补充。其重要内容要把各级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做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业绩作为重要指标，加大这方面的权重，考核中要多倾听农民和民工的建议和心声。

3.2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增加农民收入。

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就是要增加农民收入。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农业产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农民的收入逐步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这对城乡在经济方面的融合、城乡经济的拉动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解决农民增收难题，必须从实际出发，统筹城乡发展，根据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掌握和运用农业发展的规律，探索新思路新办法。

3.2.1发挥“人”的优势，做好转移文章。必须首先大幅度减少农民，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要做好转移文章，重点应在就地转移和易地转移上下工夫。一是把加快小集镇建设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小集镇的产业结构基本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农民进镇门槛、就业风险和生活成本较低，小集镇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因此，加快小集镇建设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的重要途径。二是把发展民营经济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对于县域经济来讲，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扩大就业、加快富民的一条有效途径。发展民营经济要以农民就业和增收为目标，以当地主导产业为依托，推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是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民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增强农村经济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三是把招商引资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条件下，招商引资是主攻工业、发展农业的总抓手，在这一过程中，要把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有利于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且对增加农民收入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四是把技能培训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要以加大技能培训力度为重点，大力实施“人人技能工程”、“阳光工程”、“雨露工程”等培训项目，使每个农民至少掌握1―2门实用技术，提升劳务输出质量。要采取必要措施，调用职教中心和农业技术部门等社会资源，采取多形式、多途径，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定向培训和对口培训，使他们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本地就业都具备一定技能，提升创收能力，走一条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路子。

3.2.2突破“地”的瓶颈，发展现代农业。投入多产出少的农业种植现状，直接影响到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以及投资农业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农民的增收。要突破地不生金瓶颈，实现土里刨“金”，必须依靠科技手段，探索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路子，以农业的高效，来实现农民增收。

3.2.3加大“钱”的投入，创优增收条件。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农民“造血”功能。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农民增收保障。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三农”工作、促进农民增收的各项政策，切实落实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农业补贴政策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惠农政策。深化农村土地、林权等各项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问题。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加大家电、摩托车等下乡实施力度，根据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适时出台刺激农村消费需求的新办法、新措施。同时，进一步规范“一事一议”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农民负担动态情况，提升农民负担监管水平；加强农资市场价格监管，防止因农用物资价格过快上长，增加农民生产成本，抵消农民增收。

3.3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减轻农民负担。

3.3.1减轻农民医疗负担，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就农村医疗体制与条件而言，目前农村的合作医疗覆盖面只有10%左右，广大农民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障。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职能，应通过建立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农村尤其是欠发达乡镇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减轻农民看病难的负担。此外，还应加快与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孤寡老人社会赡养制度，解除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

3.3.2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强化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责任，改变主要由县乡财政和农民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状况，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政府除对教育费用上涨太快进行控制外，还有必要对农村一些低收入户的义务教育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

3.3.3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建立公共财政，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社会公共需要；一切有效益、面向市场的项目建设，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取消对农民专门设置的税制体系，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民直接受益。

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和出路所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努力解决好我国的“三农”问题。只有妥善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也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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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紧迫任务。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8811万老龄人口中，农村为5938万，占老龄总人口的67.4%。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徘徊显得极不协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人口的迁移流动，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已经超过城市。老有所养问题一直是广大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当前我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核心，一方面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以有限的国力来优先解决城市紧迫问题的一种政策选择。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城乡差异悬殊，农民作为一个社会人群基本上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地位，被排斥于社会养老保障网络之外，处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边缘。所以，关注农村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就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并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

1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1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壁垒当前，农村消费不旺，除了农民收人增长问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的养老、大病医疗问题尚未很好地得以解决，农民有后顾之优。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民的人均年收人逐年上涨，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是农民人均年收人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城市，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在逐年扩大。更重要的是，城镇居民享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各种福利、补贴，而农民基本上不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城乡居民的实际收人差距更大，这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适时建立起以社会养老保障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享受养老保障的差距，进而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壁垒。

1.2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我国宪法规定在全体公民中实施普遍、平等的社会保障。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有限，农村人口庞大且长期以来仍然以家庭保障为主等因素，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项目目前只在城镇劳动人口中得到实施。在新形势下，再将农民排斥在宪法的保护之外，不仅不利于建立全面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利于市场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社会保障代替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就可以减轻家庭负担，缓解农村贫困，增加农民福利，缓和家庭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特别是随着老龄化、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传统家庭养老保障模式受到严重挑战，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也受到严重威胁，建立和推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势在必行。

1.3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有利于维护农民利益，保障农民的权利长期以来，农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可观的资金积累。据统计，19521990年，我国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剩余积累额总计11594.14亿元，平均每年300亿元，其中75.1%来自剪刀差。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国家提供积累而承受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在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中，只有少数用于农业扶贫和社会救济;在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上，国家没有承担责任，这对农民是很不公平的。农民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牺牲和贡献，理应得到一定的回报，国家应对农民的保障利益损失做出一定的补偿，将农民纳人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2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切实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一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目前，中央已经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税费改革、农民补贴方式改革都已经启动。我国目前还没有发达国家支持和保护农民的退休计划和养老金计划等政策载体。因此，从农村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长远战略需要出发，要避免农民、农村、农业在加人W TO后受到更大的冲击，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奠定破解“三农”问题的制度基础，必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这是对他们利益最有效、最全面的保护，也是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制度保证。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要增加农民收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在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向城镇转变。积极推进城市化，鼓励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减少农民，增加就业机会，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这就有必要适时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2.1从发展看，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在经济进入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新阶段后，经济的循环开始形成新的逻辑关系，即:扩大内需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途径;扩大内需必须扩大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启动农村市场必须以稳定提高农民收人为前提;农民收人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土地的经营规模;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唯有减少农民;减少农民必须推进城市化进程，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这又必须以新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替代传统的土地保障为前提;以农村杜会养老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的后顾之优。

在这个逻辑关系中，以社会养老保障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关键环节。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制度的缺失，使这一逻辑循环无法正常进行，经济始终处于带病运转状态。可见，要将经济导人良性循环，必须从建立以社会养老保障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人手，通过养老保障制度创新，将农民、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农民工首先纳人社会保障体系，真正缓解社会保障的瓶颈约束。而经济进人了良性循环，“三农”问题也就自然迎刃而解。

2.2从改革看，以社会养老保障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奠定了破解“三农”问题的制度平台“三农”问题核心是人的问题。农村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就业制度、行政制度等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最终都是对人的改革。只有解除了人的后顾之优，各种制度的改革和推进才有回旋的余地，以社会养老保障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恰恰具有上述制度功能。由此可见，建立以社会养老保障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佳突破口，是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问题的制度前提。

3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需要

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6.95%，这说明我国已经跨人了老龄化社会的门槛。另外，2000年人口普查还给我们以新的警示:当前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农村为7.35% ，城镇为6.30%。其中上海乡村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达到了13.73%、浙江达到T10.51%、江苏达到了9.73%、山东达到了9.15%、北京市达到了8.35% ，重庆市达到了8.04%。同时，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到2040年将增加到7400多万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已经使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凸现了出来。

另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发展很快，形势越发严峻。根据预测，2030年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将上升到17.93%，比城镇的比率高出4.8个百分点，其中各地区老年人口比率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上升到44.84%和11.28% ，远远高于城镇的22.19%和8.23% ， 2030年将有11个省市区老年人口超过20%，而城镇老人人口在20%以上的地区仅有2个。很显然，农村人口老龄化即将成为十分深刻而沉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为了迎接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就有必要适时建立起以杜会养老保障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4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落实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物质基础

篇（6）

 

避免奶牛业的大起大落，使奶牛业健康发展，核心不是特大规模、特高产量，而是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亏损的企业、行业均得不到良好的生存。饲养奶牛不管大与小都是经营单位，要持续健康发展奶牛业，其核心是提高奶牛业的经济效益。如果没有良好的效益，奶牛业无论产值再多，单产再高农业论文，都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发展。下面笔者就提高奶牛业经济效益的途径谈谈的一些想法：

一、制定合理公平的鲜奶价格

鲜奶是联结奶牛业和乳品业的中间物，它既是奶牛的销售产品，又是乳品加工的原料，所以鲜奶的价格影响双方的效益。在奶牛饲养成本之上结合市场价格制定合理的鲜奶价格，在开展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原则下，乳品加工厂检测鲜奶的质量指标必须准确公平，杜绝压质压价，形成双赢的鲜奶价格核心期刊。

二、应用新技术降低饲料成本

饲料占奶牛饲养总成本的60%以上，因此利用现代科技找到价格低的替代原料，使饲料配方既符合营养标准又降低成本，科学采购性价最优的粗饲料和精饲料。

三、抓好育种工作，提高牛群质量育种工作能改进与经济效益有关的遗传性能，即产奶量、鲜奶的质量、繁殖力、抗病力、体型及生产年限等，生产环节多，所需时间较长，它潜藏着巨大的长期性效益，所以全国要建立统一的牛群档案，完善各种育种资料信息，科学地培养出优良奶牛群。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农业论文，忽视育种工作，低质量的奶牛势必造成产奶少、鲜奶质量差、增重慢，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实行科学饲养管理，提高奶牛产奶量。

我国制定了《奶牛饲养标准》，出版了许多奶牛科学饲养的书籍，但多数奶农没有科学地饲养奶牛，依然沿用落后粗放的管理方式。只有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等有效措施，使科学技术真正地应用到奶牛的饲养中，才能防止疫病和疾病。建立奶牛的会计核算，分析数据科学管理，从而提高奶牛的产奶量。

四、适度规模，提高规模效益

规模化牧场有利于专业管理，可以体现规模效益。目前，我国小规模经营的奶农(散养户)生产的牛奶约占市场供应份额的60%。另一方面，在许多低收入地区，饲养奶牛带来的收入是许多低收入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虽然这些散养户目前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把他们排挤出牛奶生产者的行列。走以家庭农场为主、合作小区为辅的奶牛规模化之路，把一些具备条件的散养农户逐步升级为家庭农场农业论文，将一些没有能力饲养的农户的奶牛出让给具有专业管理水平的小区、合作社或奶牛公司，是一条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现代奶业的科学发展之路。适合中国的奶牛规模是小型50~100头、中型100~1000头、大型1000~3000头，规模太大不利于疫病防治，管理难度也大核心期刊。

五、推行奶牛保险，保护奶农利益

奶牛作为大牲畜价格昂贵，一旦发生疾病及意外事故死亡或检疫出传染病必须扑杀时，损失较大。为了保护奶牛饲养户的利益，采取奶牛保险形式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也是有效保证奶牛业良好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采取“宏观调控，微观放开”的政策，保护奶牛业持续稳定发展。

在市场经济中，奶牛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并不是任其发展，撒手不管。纵观奶业发达国家奶牛业稳定发展的经验，需要政府部门在微观放开的前提下仍然采取宏观控制方法，适时调整奶牛业与乳品加工业合理公平利润，在奶牛业处于困难低潮时，给予一定的补贴，保护奶牛业的稳定农业论文，损失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获得社会利益和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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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提出

解决农村“三农”问题是每一届政府施政的最大重点和难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的持续发展均需农村金融的支持(林毅夫，2003)。中国农村仍然是一个资金高度稀缺的经济地域，农业是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产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资本高度稀缺(温铁军，2001)。据统计，近年来通过金融渠道和邮政储蓄渠道每年实现的农村资金净流出总额约为4000亿元左右(何广文、欧阳海洪，2003)。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何广文，2009）。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构成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内外学者多从强化供给，完善体系等方面提出解决途径，如闫先东、魏晓丽（2009）提出需强化金融机构政策性功能，同时深化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民间信贷组织，允许和引导农民发展资金互助组织。王彬（2008）从农村合作金融功能异化角度提出合作金融形式的重构金融论文，提出通过强制性的农村信用社制度改革来满足农村合作金融需求可行性不高，必须打破原有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因地制宜地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目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主要是着眼于金融总量、结构、制度等方面，而把农村金融体系作为农村经济的一个子范畴，从金融功能的视角研究各种金融体系构建的还比较少，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弊端有哪些?如何构建创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对于这些问题本论文将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2 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异化的现状

本文就金融体系的设立对象及设立目的不同，把农村金融体系分为政府设立非营利性政策性金融体系；民间自发设立非盈利性合作性金融体系；盈利性商业性金融体系。

2.1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目前的功能状况，与农业政策性金融所应该具有的功能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极不相称，出现了“农业发展银行难以支持农业发展”的现象。这是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最大的缺陷。

目前农业发展银行的筹资功能弱化，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资金来源过度依赖于中央银行再贷款，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特别是无法获得发放农业生产方面的中长期资金，不适应农业政策性金融长期发展的需要。1993年和1996年，农业银行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后， 其涉农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更是逐年降低，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大大弱化。

2.2商业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1）对于商业银行，一方面由于农村金融业务稀少单一，成本高收益低，各商业银行出于经济效益考虑不愿在农村投入资金。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农村资金的“倒吸”，使大量资金由农村流向城市。

（2）邮政储蓄方面，国家《邮政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以及邮政储蓄小额存单质押贷款业务试点工作的开展之前，邮储是“只存不贷”，使得大量农村存余资金大量集中于政府手中被用于其他行业而非农业。

（3）民间金融方面，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缺陷，使得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又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民间金融大都追求资金的高时间价值，容易引发“高利贷”的出现金融论文，使得农村的融资成本高，农民承担不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得民间金融并不能很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

（4）农业保险方面，我国的农业保险也有过长足的发展，但农业保险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农民对风险控制的需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亏损、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商业性保险机构的盈利性目标最终不堪承受高风险低回报的压力，纷纷撤离农业保险市场。政策性农业保险则是保险基金规模较小，理赔及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滞后，为农保险制度不尽完善。这些都是得使得农业生产没有充足的保障，农业发展艰难。

2.3合作性金融功能异化的现实问题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性金融已经失去了其合作的性质。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信用合作社转型为农村银行，实行商业化管理，致使大量资金外流，由于非农化倾向不断加强，农户间互助合作的性质不断减弱。

民间资金互助合作社受参与人员的资金、信誉等方面的限制，成员规模及适用范围局限性很大，实际运行中由于资金互助社的业务定位有问题，一些互助社也面临着吸存难、内部管理混乱、合作性减弱、内部人控制初露苗头以及外部环境制约发展等问题。

3 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异化原因分析

政策性金融体系、商业性金融体系、合作性金融体系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主要构成并没有发挥降低农业投资风险，提高农业资金有效配置的功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金融投资风险收益不对称、国家长期政策发展导向、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服务方面的缺陷等方面。

4.1 农村金融投资风险收益不对称

（1）农民信誉问题导致农村金融投资风险高。我国农民整体素质较低，一些农户的和农村经济组织信用观念淡薄，加之金融机构没有健全的?突信用体制，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巨大，金融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涉足信用状况不佳的农村市场，农村经济的融资渠道进一步缩小?

（2）农业边际收益低导致金融收益无法提高。农业较低的边际收益使得金融产品的成本无法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我国各大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的改制，各经济主体均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最终目标金融论文，依据比较利益来分配资源，使得农业自身积累的资金很大部分通过商业银行、邮政储蓄等渠道流向工业领域和城市，出现所谓的“抽水机效应”。

4.2 国家长期倾向的工业化政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本国经济、加快工业化进度是提升本国竞争力的核心。我国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农业对工业给予的资金支持。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动用一切力量来支持工业化进程，不断压挤农村剩余资金达到以农促工的目的。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仍可通过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调拨来增加其在工业领域内的投资。国家的这种长期政策性倾向造成了农村金融匮乏，资金支持严重不足的历史烙印。

4.3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服务方面的缺陷

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功能、管理机制、人员素质等方面远落后于城市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受人才、交通、通讯、技术、资金等因素制约，其资金利用率低，金融服务产品单一，科技含量低，给客户带来诸多不便，使得农村经济组织及农户纷纷跑到商业银行开立账户，流失了大量资金。

5 基于功能论的金融体系重构相关政策建议

只有通过体系重构来加强农业金融业务的利益性，同时通过担保来降低农业风险才能提高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服务力度，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以下从五个方面来分析：

5.1创新“银银”合作方式加强金融机构间功能整合

（1）创新贷款方式。根据农业政策性金融生产扶持功能的内在要求，借鉴国外政策性金融的先进经验，考虑逐步实行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银行联合贷款的办法，即政策性银行通过对投资项目发放基础性贷款，使之符合商业银行的贷款条件，诱导商业性金融的进入。

（2）创新担保机制，动员商业银行及其它社会资金流入。通过为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信贷资金投入农业和农村创造条件，促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农村社会信用环境，从而以少量的资金动员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入农业和农村。同时还可以考虑设立风险基金，鼓励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农户贷款，共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3）创新贴现和转贴现业务模式，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生产扶持功能充分发挥。一是对农业生产者和农业企业所持有的与农业政策性金融扶持对象相关的短票据进行贴现。二是对商业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所持有的上述票据进行转贴现。三是商业银行因向农业生产领域发放符合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政策和条件的贷款而持有的票据进行贴现。

5.2创新“银企”合作方式促进金融体系功能实现

（1）研究和利用好“市场需求—利益主体”互动联系机制金融论文，通过“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等模式，促进“其他职能机构+农信社”合作模式的发展。以扶持龙头企业为重点，积极开展商业性信贷业务，稳步推进农村城镇化和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支持县域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

（2）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部分金融业务通过外包形式给非金融企业，如将信贷营销职能转包给信贷经纪公司等，探索“银企”间的金融合作方式。

5.3创新“银政”合作方式保障金融体系功能运行

（1）利用地方政府拥有信息网络等资源优势，建立农村村民信用体系与信用评估，以期降低农村贷款风险。加强法律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力度，大力加强信用教育，建立客户信用档案，完善诚信体系构建，促进农村金融环境的良性循环。

（2）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通过完善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商业银行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何广文.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困境与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

[2]李树生、施慧洪.论金融本质与农村金融创新[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

[3]闫先东、魏晓丽.在新形势下我国发展现代农村经济政策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

篇（8）

关键词 ：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绩效评价；资金使用效率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以工补农、以城补乡”的阶段以及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各级政府都在加大对于三农的投资。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向往往是三农发展所急需的领域，财政支农资金对三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此大量的资金，在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情况下，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和焦点。目前，河北省甚至是全国范围内，尚未构建完善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监测体系。因此，需要加强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工作，不仅可以作为原有政策有效性的评价依据，而且还可以为以后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由于财政支农资金的范围广，论文将以河北省蔬菜示范县项目为例进行深入探讨。

一、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评价体系的构建资金使用效率评价体系是的促进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问题的核心和重点，其中主要包括评价指标、评价方法以及证据的搜集和整理。

1.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评价指标

对于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主要从资金管理部门的效率、资金使用部门的效率以及资金的最终使用效果三个方面。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评价指标的制定只要集中在项目管理部门的相关管理指标（例如项目决策、资金管理、项目管理等）、项目的产出指标（数量、质量、成本节约等）和项目的实施效果指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受益对象满意度等）。围绕以上主要指标，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加以调整。

2.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方法

对于传统的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成本- 效益法、社会功能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和最低费用选择法。由于财政支农资金的投放领域为三农领域，三农领域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性和环境性。因此，对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不能仅仅限于经济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到资金使用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成本-收益法和最低费用选择法主要考虑的是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不适用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问题。

因此，社会功能分析法最适合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问题。该方法是通过比较采购所花经费和所实现的职能，衡量政府资金管理部门和使用部门的工作质量，从而得出其绩效情况的结果。衡量工作质量的标准不仅要看取得多少经济效益，还要看采购活动产生的政治功能、社会职能和环境功能的效果。

3.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评价证据的收集

根据国外的相关经验和资金使用效率评价的一般规律，应当在项目实施之初就应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评价证据收集体系，评价证据的收集应该是贯穿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中，这样可以有效保障证据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然而，河北省尚未建立起相应的收据搜集或监测体系，在对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评价时相关的证据可以通过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如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业务主管部门的统计资料、独立的中介部门资料、实地调研的数据以及项目单位提供及填报的数据来获得。

二、河北省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评价结果的应用

对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根据资金使用效率评价结果分析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效果、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宏观的政策方向，到微观的政策执行方式两个角度提出改进措施，并与未来财政支农政策的制定相衔接，以提高财政支农政策的有效性。

三、河北省蔬菜示范县项目案例分析

1.项目简介

散、产业链条不完整、品牌意识薄弱、产品附加值低等诸多问题，严重印象了河北省蔬菜产业做大做强。为此，河北省政府了《关于加强示范县建设促进蔬菜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在全省选择15个蔬菜生产大县（市、区）作为蔬菜产业示范县，对项目县进行省、市、县三级财政资金的支持，各级财政共投入资金22500万元。

2.评价结果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归因分析和影响分析等方法对上述证据进行了深入分析，对项目的管理绩效、产出绩效和效果绩效进行了客观评价。评价结果显示项目的管理效率评价为优秀；项目的产出效率较高，新增了蔬菜种植面积和设施蔬菜种植面积，各项指标均在良好以上；项目的实施效果明显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在解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节约水资源方面发挥显著效果。

3.评价结果应用

通过对河北省蔬菜示范县项目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可以发现该项目资金使用效率较高并发挥了预定的效果，政策的制定是成功的。然而，鉴于评价中发现的诸如项目资金用途方面的灵活性欠佳、多头管理、种植风险不能有效化解等问题，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调整资金的投放领域（如加大蔬菜保险的补贴）和资金的使用方式。

四、结论

从绩效评价的视角分析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正确的评价支农政策是否有效，并根据评价结果调整原有政策，为以后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很好的依据。

基金项目：

本文为“河北省社科联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304076。

参考文献：

[1]河北省统计局.河北农村统计年鉴（201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篇（9）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4-0083-02

一、新疆近年来小额农贷的发放情况

新疆农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资金问题，小额信贷能否持续发展，关系到新疆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全国而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农村支行经营成本过高等原因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因此农村信用社成为县域地区小额信贷投放主体，2005年以来新疆农村基本形成了以农信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1]。新疆小额信贷始于2001年，农村信用社是发放小额信贷的主要机构。2007年的一项新疆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中国银监会的调研数据表明，新疆农村信用社有1 085家机构网点开办小额信贷业务，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年均累放额已由 1999 年的 27 亿元增至 140 亿元，年均增长率为 26% [2] ；2012年全区农村信用社累计投放各项贷款1 382.24亿元，同比增加196.5亿元；小额信用贷款102.32亿元，较年初增加31.55亿元，增长44.58%；农户联保贷款190.79亿元，较年初增加32.69亿元，增长20.68%[3]。截至2013年11月末，新疆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1 440.58亿元，较年初增加265.75亿元，增幅22.62%；其中，涉农贷款余额1 025.5亿元，较年初增加219.55亿元，增幅27.24%，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1.21%，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4]。虽然新疆农信社的小额信贷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根据一项面向新疆农户金融需求调查显示，新疆有 79.4%的农户有借贷需求。因此，就新疆农村小额信贷的需求而言，农信社依然不能完全满足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

二、小额信贷引入农业保险对于缓解农户“贷款难”的博弈分析

（一）农村小额信贷中的信用博弈分析

农村小额信贷信用博弈的参与人为信贷机构与借款人（即农户），二者均满足理性人假设。因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缺少资金，所以只要贷款利率合适，农户一定会选择借款。因此双方博弈中，假设信贷机构有贷款与不贷款两种策略选择（贷款，不贷款），农户有还款与不还款两种策略选择（还款，不还款），农户借款金额为M，借款利息为r，信贷机构的收益为X，设农户贷款后用于生产的收益为N，其中X=M（1+r），则小额信贷中的信用博弈模型（见下表）。

借贷双方的“博弈模型”

当信贷机构选择贷款策略时，若农户选择还款策略，则信贷机构收益为X=M（1+r），农户的收益为N；当信贷机构选择贷款策略，而农户选择不还款策略时，农户的收益为N，信贷机构由于不能收回贷款，则损失所贷金额M；当信贷机构选择不贷款策略时，农户选择还款策略，则信贷机构会损失本来可以贷款给农户的利息收入，农户也因得不到贷款，损失了本来可以用贷款资金从事生产所得的收入N；若信贷机构选择不贷款策略，农户选择不还款策略，则双方的收益均为0。因此，从上述博弈来看，只有当信贷机构选择贷款策略，而农户选择还款策略时，才能达到双方效益最大化。但农户如果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选择不还款策略，那么信贷机构之后必然选择不贷款，结果双方终止合作，结果造成信贷机构的“惜贷”现象。

（二）农业保险参与后缓解农户“贷款难”的理论分析

假设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如果信贷机构通过代办农业保险收取的中间费用为z；农户贷款从事农业生产，发生风险事故后保险公司给信贷机构的赔偿额为b；农户贷款经营后，有能力还款的概率为q，若此时信贷机构的贷款利率不变任然为r。则此时信贷机构的期望收益为T2，T2=M（1+r）q+（1-q）（b-M）+z。同时可知农户没有购买农业保险时信贷机构的期望收益T1，T1=M（1+r）q-（1-q）M，现对T1与T2进行比较，T2-T1=（1-q）b+z。

由于q在区间[0，1]之间，发生风险事故后保险公司给信贷机构的赔偿额b>0，信贷机构收取的中间费用z>0。因此，T2-T1=（1-q）b+z≥0。说明农户购买小额保险后，信贷机构的期望收益提高了，因而提高了信贷机构贷款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户的“贷款难”问题。

三、基于农村保险引入模式，完善新疆小额农贷的措施

小额信贷与农业保险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小额信贷引入农业保险机制，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新疆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新疆农村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各民族团结。小额信贷与农业保险结合，对于完善新疆农村金融市场，促进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疆农村小额信贷引入农业保险这一模式经历了数年的发展，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仍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第一，政府作为农户、保险公司、信贷机构三方的协调者，需要强化政策上的支持，给予开办农业信贷与保险的信贷机构和保险公司更大的税收优惠。

第二，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完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以及再保险制度。巨灾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损失是毁灭性的，一般商业保险公司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赔偿责任，因此要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完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同时需要建立再保险制度，减轻和分散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风险，提高农业保险的供给率。

第三，需建立信贷机构与保险公司风险共担制度，促使信贷机构风险与收益趋于平衡，促进农村金融资源有效配置。

第四，完善监管制度，增强新疆农业信贷与农业保险协同发展稳定性。

第五，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应大力弘扬社会诚信意识，规范社会信用行为，信贷机构与保险公司通过信用评价体系共享等方式，强化农户信用在农村信贷和保险中的基础性作用。

参考文献：

[1] 徐琪疆.新疆农户小额贷款发展问题研究[D].呼和浩特：新疆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篇（10）

“制度供给即是指制度的生产，是基于对制度需求的回应，为主体的行为提供某些准则或规则。当这种回应不能满足主体发展对制度的需求时，就会导致制度的供给不足，由此会导致制度出现真空或者低效运行。” 就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现状而言，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的缺乏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落后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进行研究与完善。

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相对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屡创新高，农村发展进步迅速，农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然而与城市相比，农村发展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极不平衡。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城市拥有完善的水、电、能源供应系统，和完善的道路交通系统。城市居民生产生活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基本实现了生产生活现代化。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相差甚远。截止2011年，农村发电量仅为1756.7亿千瓦/小时，不到全国发电量的4%，人工煤气、天然气等生活必须能源使用率极低，村际公交系统几乎没有，大多数农民出行都是自备交通工具。

（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相对落后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与城市医疗卫生服务相比，无论是在投入还是医疗机构、设备，人员构成又或者是医疗保障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一是医疗卫生投资上的差距。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开支大幅度增加，从2008年的14535万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7846万亿元，增长将近1倍。但截至2012年，城市卫生经费总开支仍旧是农村卫生经费总开支的3.11倍，城市卫生人均经费开支也在农村人均卫生经费开支的2.81倍。

二是医疗卫生人力资源上的差距。目前，乡村医生和卫生人员仅占全国卫生人员的12%左右。在城市每千人口中，卫生人员为8.55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为3.19人，注册护士为3.65人；而在农村每千人口中，卫生人员为3.41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1.40人，注册护士为1.09人。这三项数值的城乡比值分别为2.50：1，2.28：1，3.34：1。

三是医疗卫生机构与设施城乡差距明显。2012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为5724775张，城市每千人口所有的医疗卫生床位为6.88张，农村为3.11张。考虑到医院设立和乡村医疗机构设立成本的巨大差距，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是很明显的。

（三）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总体来说，农村义务教育全面落后于城市义务教育。与城市相比，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仍旧存在不足的现象。 以2011年为例，城市普通初中教育经费为18，783，919万元，农村普通初中教育经费为22，879，621万元，但城市普通初中只有7437所，而农村普通初中则有15135所，是城市的2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普通小学的经费预算上，农村普通小学平均教育经费可能不到城市的2/3。

经费不足造成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偏低，全国农村小学、初中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城市教职工的68.8%和69.2%。骨干教师、青年教师人才流失严重。在师资结构上，农村中小学中高级职务的教师较少。在部分省份，农村中高级职务教师比例甚至不到30%。在专业科目上，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外语、音乐、计算机老师不足的情况，教师中坚力量严重不足。

（四）农村社会保障相对落后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是在养老与医疗保障制度上落后于城市社会保障。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是以2009年《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为依据建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至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加人数达2.8亿人，参保人员人均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5950.67元，而新农保参加人数为3.2亿人，参保人员人均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327.69元。在同期各项比值中，城市养老保险数据是农村养老保险数据的15- 21倍左右，考虑到城市参保人员只有农村参保人员的87%，城乡养老保险实际差别还要更大一些。

农村医疗保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尽管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卫生保险基本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覆盖，但与城镇医疗保险相比，仍旧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11年，城镇基本医疗5.3亿人，总筹资5543.6亿元，是当年新农合总筹资的3.4倍，人均筹资1045.9元，是当年新农合人均筹资的4倍。

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相对落后的法律制度因素

多数学者认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相对落后的重要因素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存在缺陷。而在二元体制下，城市和农村实际上分别依据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与城市相比，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供给严重不足。

（一）与“三农”有关的专项法律不多，效力层级低下

我国包括地方立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文件早已超过10万件。然而，与在中央层次上，与三农领域有关的法律文件共计114件， 在我国立法体系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多数法律文件以条例、意见、规定、办法为主，效力层级低下，部分法律文件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中并不是作为必须依据的规范，而仅仅作为裁判的“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2、53条规定）。因而，大量“三农”问题其实没有刚性制度作为保障，在发生纠纷时，农民的权益很容易遭受侵犯。

（二）法律以城市为参照，许多规定与农村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从法理上说，法律必须要能容纳当下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否则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经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因此，法律的内容就是人们的生活，就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人们的生活。在我国，城市生产生活毫无疑问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我国法律就是城市人的生活，与农村生活存在一定距离。因此，法律对于农村的规制是有缺陷的，存在着许多空白。例如，集体生活、集体所有制是农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集体物品与设施既是农村的财富，也是农村公共服务的依托。《物权法》第58-63条规定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本运作模式，然而这5条很难涵盖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全部内容。

（三）顶层设计缺乏，法律内容落后于农村社会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藩篱在逐渐打破，城市和农村的交流增多，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我国现行立法体系仍旧以城乡二元分治为指导，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保险、劳动与就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尚未建立起统一规范制度，因而无法满足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从国家层面来看，由于制度落后于农村社会实践，农村公共服务出现无序发展的状态，跨地区公共服务难以衔接。

（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缺乏配套制度

我国法律对于农民权利的保障是相当粗放的，一般仅仅规定公民（农民）具有享有（各项）公共服务的权利，但权利如何从纸面规定转化为实际享有权利，政府应当如何促进公共服务权利的实现，则少有规定，或者多用一些灵活度较高的《决定》、《意见》等加以规范。在实践层面上，造成诸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等诸多权利在实现过程中倍加艰难。

（五）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体系混乱

均衡的法律体系应当在结构和功能上应当协调、融洽。“法律与法律之间、调整同类性质的社会关系的规范应当一致；同一个法律的前后规定也不能互相矛盾；法规、规章中的规范要同法律一致；行政法规之间也不得互相矛盾；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互相矛盾。” 但在现有条件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法律体系是相当混乱的，没有专门的《公共服务法》，农民的各种权利散见于不同层级（通常是层级较低）的法律文件中，且立法技术上较为粗陋，一条多义的现象很多，法条中的漏洞较多，上下级法律文件、部门法律文件的规定时有冲突，农民的权利实际上难以保障。

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法治对策

发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必须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法治化，具体而言就是要打破城乡隔阂，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框架，明确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内容，规范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程序。

（一）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

建立城乡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核心在于权利必须明晰，为城乡居民享受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制度依据和法律保障，也是消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关键。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法律体系实际仍旧是以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基础建立的城乡二元式的法律体系。以1958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户籍管理制度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城乡户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迁徙不自由，这从根本上遏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加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往往与户口挂钩，形成了基本公共服务二元供给体系。因此，我国应该制定《户籍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城乡壁障，从源头上消灭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二元体系。

（二）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的框架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在2005年以后才逐步成形，2012《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才可以说是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框架还不明确，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框架还需完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亟需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法》，用《基本公共服务法》来明确“公民权利-政府权力”的关系。《基本公共服务法》不应当是一部囊括全部基本公共服务内容的法律，这样的立法内容太过庞杂，不利于法律体系的梳理和整合，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需要厘清《基本公共服务法》的内容，针对中央与地方基本公共服务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的情况，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府的工作重心、权限职能以及发展方向，明确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这也就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法》应当是政府的责任框架，而非人民权利的说明书。

首先，必须明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责任，这不仅是对于社会主义政府合法性的回答，也是对于我国政府未来发展方向的回答，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服务型政府。政府必须从管制思维的框架中脱离出来，以公共事务为主，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使用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引入宪法和基本法律之中，明确政府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上的供给义务。

其次，需要明确界定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指出，“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一般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广义上还包括与人民生活环境紧密关联的交通、通信、公用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以及保障安全需要的公共安全、消费安全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服务。” 这是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必须涵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几个方面，构成规定农民权利的社会法体系。

最后，应当从法律层面上确定基本公共服务全国范围内的最低供给标准。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没有最低标准，但一是不全，许多重要基本公共服务缺乏统一的标准，二是层级不高，最低标准的存在形式往往是国务院的补充性决定，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低阶层。如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在《社会保险法》中就没有体现，而是由《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第6条加以规范。因此，有必要在相关基本法律之中明确提出全国统一的最低供给标准，防止出现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

（三）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程序法律制度

基本公共服务程序就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在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程序就是行政程序。构建《行政程序法》，完善监察制度和救济制度是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