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国法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由于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是以中国法制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以大量史料为理论来源,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泛且零散、文字艰深晦涩、专有名词难以理解等特点,因此教师在采用讲授教学法时,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篇（2）

是中华文化的起始点。制定天文历法，是中华文化的落脚点。这是《周易》与《周髀算经》的共同记载。观测太阳，制定出了太阳历;观测月亮，制定出了太阴历;观测北斗，制定出了北斗历。最终三历合一，中华先贤制定出了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阴阳合历。太阳历确定了寒暑，确定了春夏秋冬四时，确定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节，确定了十二月，确定了二十四节气。太阳历的节令决定着小草小花何时发芽何时开花，决定着小鱼小虾何时何时产卵，决定着小蚯蚓小青蛙何时冬眠何时出土。———万物在地球上，但万物生息的决定因素在太阳。太阴历确定了朔望月，初一月缺为朔，十五月圆为望。朔望，决定着江河大潮。《黄帝内经•灵枢•岁露论》:“故月满则海水西盛”，“月郭空则海水东盛”。月满海水西盛，月缺海水东盛。月满月缺与潮涨潮落之间，具有严格的对应性与规定性。———大江大海在地球上，但大潮的决定因素在月亮，月亮背后的决定因素仍然是太阳。北斗历确定了风向的正邪。北斗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鹖冠子》中有记载。《鹖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鹖冠子》有“斗柄定四时”之论，《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篇有“斗柄定八节，八节定八风”之论。风有正邪之分。正风养人养万物，邪风伤人伤万物。———风在地球上，但是判断风的标准在天上。“仰观天文”说明了什么?说明此时的中华先贤已经认识到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与天文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制定历法说明了什么?说明此时中华先贤已经解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天文变化与地球上气候物候的变化有着严格的对应性。研究地球上的一切不能忘记天文，这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这一立场，对研究地震有没有启示意义?天与地是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关系，认识地球上一切，不能忘记天文，不能忘记太阳月亮与北斗。如此思路与方法，对研究地震有没有启示意义?

2．天文历法严格定量的启示

天文历法，本身是一个严密的数理体系。严格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是天文历法的两大基本特征。请看以下五大例证。

(1)寒暑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寒暑的严格定量，是由冬至夏至决定的。《周髀算经•日月历法》:“故冬至”，“见日光少，故曰寒。夏至”，“见日光多，故曰暑”。冬至夏至的严格定量是由日影长短两极决定的。《周髀算经•天体测量》指出，冬至的日影长度为1丈3尺5寸;夏至的日影长度为1尺6寸。用今天的眼光看，寒暑的定量定在两条天文线上。冬至之寒定量于太阳相交南回归线，夏至之暑定量于太阳相交北回归线。寒暑有无限循环性，《周易•系辞下》对此的描述是:“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⑧寒暑的无限循环，放在测影的日晷下看，是日影循环在长短两极决定的;放在天文学中看，寒暑的无限循环，是由地球公转过程中两个极限决定的。寒暑，决定着万物生死，决定着“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小草枯荣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太阳。

(2)四时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日影长短两极的定量，定出了冬至夏至;日影的两个平均点的定量，定出了春分秋分。《周髀算经•天体测量》指出，春分秋分的日影长度均为7尺5寸5分。放在空间中看，春分秋分是太阳两次相交于赤道线所决定的。放在地球公转的过程中看，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是地球公转过程中的四个极限。地球公转的周期性，决定了四时的无限循环性。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定出了四时，四时决定了温热凉寒四种气候，四时决定了生长收藏四种物候。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万物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太阳。

(3)昼夜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周髀算经•日月历法》:“日主昼，月主夜，昼夜为一日。”昼夜在地球上，但是决定昼夜的因素在天上，在天上的日月。昼夜有无限循环性，《周易•系辞下》对此的描述是:“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瑏瑡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昼夜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日月。

(4)朔望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月缺初一，月圆十五;初一为朔，十五为望。太阴历的朔望，定量于太阳、月亮、地球的对应关系。太阳—月球—地球，如此三点一线的定量，是朔望月的初一。太阳—地球—月球，如此三点一线的定量，是朔望月的十五。朔望的定量，严密而精确。朔望的循环，精确而严密。天文大潮，形成于如此三点一线的关系之下。这里值得谨记的是:地球上潮汐的变化，决定的因素在月亮，月亮背后的因素仍然是太阳

。(5)风向的定量与周期性循环。风向，随着斗柄指向的循环做圆周运动。斗柄东指，有春天之东风;斗柄南指，有夏天之南风;斗柄西指，有秋天之西风;斗柄北指，有冬天之北风。希伯来先贤也发现了风的循环性，《圣经•传道书》中有“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瑏瑢的论述，但是希伯来先贤没有风向旋转与北斗斗柄旋转的对应关系。这里值得谨记的是:风旋转在大地上，但是决定风向的因素在旋转的斗柄。地球上气候、物候、江河大潮变化的规定性、周期性与循环性均与天文相关，地震的规定性与周期性会独立于天文之外吗?

二、天文规律与天气预报谈地震预报

先谈天气预报。没有气象卫星与其他先进仪器，中华先贤是靠什么进行天气预报的呢?靠什么进行规律性的天气预报?又靠什么进行精确性的天气预报?答案:靠天文!靠历法!中华先贤进行天气预报有两个特点:第一，首先揭示的是规律，其次才是当下的精确预报;第二，方法极易掌握，农民、士兵、儿童、妇女，朝野各个层次的人士都能够掌握这种方法。

1．揭示规律的方法几部古代经典之中均记载有这种方法。简要介绍如下。

(1)《尚书》揭示的规律。《尚书•洪范》:“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瑏瑣“星有好风”之星，被汉代马融注释为二十八宿中的箕星。箕星，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第七宿。“星有好雨”之星，被汉马融注释为二十八宿中的毕星。毕星，二十八宿西方白虎七宿中的第五宿。箕星、毕星为恒星，月为卫星。以地球上观测点为中心，一旦发现月球与二十八宿的箕星、毕星发生近距离关系时，地球上观测者所处的区域内就会出现刮风、下雨的天气。马融说:“箕星好风，毕星好雨。”地球—月球—二十八宿中的某一宿，三者之间构成三点成一线关系时，地球上的观测区内就会发生或风或雨的气象。———《尚书》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2)《黄帝内经》揭示的规律。《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篇记载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北斗历。北斗历以斗柄的八个指向，确定了八节。节令点，恰恰是风雨发生点。“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瑏瑤太一，指的是北斗星斗柄。斗柄指向四方，定出了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四节;斗柄指向四隅，定出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节。四方+四隅=八方，两分两至+四立=八节。八方，属于空间;八节，属于时间;时间与空间在此仍然是一体关系。风雨既有时间性上的规定性，又有空间上的规定性。放在太阳历中看，八节就是地球公转过程中与太阳的八个对应点。八节的当天，会发生时令之风雨。如果风雨发生在节之当天，当年风调雨顺。如果风雨发生在节前，预示着当年多雨;如果风雨发生在节后，预示着当年多旱。———《黄帝内经》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3)《诗经》揭示的规律。《诗经•国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瑏瑥流火之火，亦称大火，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心星。从地球上看，心星一年四季有四个位置:春天在东，夏天在南，秋天在西，冬天在北。乡村农夫，一旦发现心星西移，就知道该准备御寒的衣服了。———《诗经》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4)《周礼》揭示的规律。《周礼•地官》:“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风雨之所会也”。瑏瑦日影一尺五寸(比《周髀算经》少一寸)，即日影最短点。日影最短点，《周礼》界定为地中点。地中点，即夏至点。地中夏至点有多重意义，其中一重意义为“风雨之所会”，指的是风雨交加。太阳决定着夏至，夏至决定着风雨。夏至点，实际上是北回归线附近的台风暴雨点。———《周礼》中的方法，首先揭示的是规律，然后是当下的天气预报。

2．预报之实例以星象论气象，《诗经》《孙子兵法》中均记载有这样的实例。简介如下。

(1)《诗经》中的实例。《诗经•小雅•渐渐之石》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瑏瑧月，月球;毕，毕星;离，通丽，指靠近;当月球靠近毕星时，地球上观测区内就会出现大雨滂沱的天气。预报大雨的诗出于一位戍卒之口，天文气象学的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月亮、毕星在天上，滂沱大雨在地球上。天文与天气，影形对应，紧密相连。———《诗经》中的方法，预报的是当下天气，同时也揭示出了规律。

(2)《孙子兵法》中的实例。《孙子•火攻》:“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瑏瑨壁，二十八宿北方玄武七宿中的第七宿。翼，二十八宿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第六宿。轸，南方朱雀七宿中的第七宿。火攻，是战争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有风，气候干燥。气候干燥，易于放火。何时气候干燥?月近箕、壁、翼、轸四宿时。天文四宿，决定着地球上干燥的天气。———《孙子兵法》中的方法，预报的是当下天气，同时也揭示出了规律。3．先贤基础上的继续追问正常，是天气;异常，是天灾。正常的天气与正常的天文相关，异常的天灾与异常的天文相关。这是中华先贤对天气与天灾的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是不是可以继续追问:地震会不会与异常的天文相关?

三、回顾历史，是为了现实回顾远古、中古时期的天气预报

是为了今天的地震预报。效天法地的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天地合一而论的中国哲学，对今天的地震的研究与预报，起码在九个方面有着启示意义。

1．系统论从“仰观天文

俯察地理”的那一刻起，中华先贤就在天与地之间建立起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关系，天与地绝对不能分割而论。站在现代科学立场上看，地球是天体中的一员，论地球上的异常绝对不能离开其与天体的联系。

2．相“交”点天地生万物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立场

《周易•泰•彖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瑏瑩《周易•否•彖传》:“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瑐瑠万物的生与不生、通与不通，与天地的“交”与“不交”有着直接的对应性的关系。在这一思路与方法上，稍微跨前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引申出这样一句话:“天地交而地震发生也;天地不交，而地震不发生也。”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出这个“相交点”。

3．太阳历的严密性与对应性三条天文线(南北回归线加赤道线)

四个时令点(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是太阳历(实际是地球公转)所构建出的框架。三线是太阳与地球的三条对应线，四个时令点是太阳与地球的四个对应点。这里可以视为是“天地交”的相交点。太阳的回归循环变化，永远不会绕越天文三线，永远不会改变时令四点。万物的生长收藏变化，永远也不会超越三线四点这个框架。这个永恒而长青的框架，适用于地震研究吗?万物生长靠太阳!地震的发生靠不靠太阳?可以把有史以来的大地震资料统计一下，检查历次地震时太阳在什么位置，检查其中有没有规律可循。

4．太阴历的严密性与对应性一个朔望月

日月地三者之间两次构成三点一线关系，这是太阴历所建立的框架。两次三点一线，两次天文大潮，这是规律。这一规律适不适用于研究地震?

5．行星运动的规律性与周期性五大行星分地内地外

金星、水星为地内行星，木星、火星、土星为地外行星。按照五大行星运动的规律性与周期性，它们肯定会出现在日月地三点一线的这条直线上，或单个出现，或多个出现，或五个一齐出现。用现代的技术手段，还原四点一线关系，还原五点一线关系，还原N点一线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历次大地震，检查奇异的天文现象与地震发生在时间与空间上有没有对应关系。

6．二十八宿的长青性与坐标性

二十八宿是恒星，中华先贤以二十八宿与月球的对应关系为坐标预报地球上的风雨。同样的道理，能否利用这一坐标预报地震?

7．阴阳合历的综合性

综合太阳、月亮、北斗三者的作用，是阴阳合历最大的优秀之处。能否将多种天文因素综合在一起研究地震?

8．时间空间的一体性地球公转的轨迹

是一个椭圆;地球公转的时间，是一个太阳回归年。轨迹，在天成度;时间，在历成日。中华先贤在太阳历里建立起了时空两位一体的时空观。一个太阳回归年，万物完成一次生长收藏的过程，中华先贤在太阳历里建立起了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尸子》:“上下四方为宇，往古来今为宙。”瑐瑡空间为宇，时间为宙。时空即宇宙，宇宙即时空。万事万物在宇宙之中都有严格的规定性，地震会例外吗?

9．道与物、事与理的关系

“日中立竿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瑐瑢《周髀算经•陈子模型》指出，日影中可以论道。“道之在天，日也。”瑐瑣《管子•枢言》指出，太阳可以论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义配日月。”瑐瑤《周易•系辞上》指出，日月联合可以论道。道，在中华文化中是论证问题的终极标准。老子以道论德，孔子以道论礼，孙子以道论兵，刘徽以道论数，茶道、剑道、同，但论证问题皆以道为依据，论证方式皆为“以道论之”。自然界中的道为生天生地生万物的生生之源，人文中的道为论证问题的终极标准。道可以论证一切问题，可不可以论证地震呢?有此物必有此道，有此事必有此理，有此果必有此因，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常识。以此论之，有地震必有地震之道，有地震必有地震之理，有地震之果必有地震之因。预测不了地震，解释不了地震的规律，关键就在于没有认识地震之道，没有弄清地震之理，没有明白地震之因。

四、揭示地震规律性规定性

地震，现实中已经成了一道世界性难题。面对这道难题，中华文化是否有所贡献?

1．认识的局限性东西方对地震认识

体现在了以下几个的概念性的界定之中。其一，“一般说是引起地表动荡的地球内部的突然震动”瑐瑥。这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地震的界定。其二，“地面的震动”瑐瑦。这是《辞海》对地震的界定。其三，“地内700公里以上突发的震动传播至地面”瑐瑧。这是《大辞典》对地震的界定。关于地震，地质学教材中还有“地应力集中与释放的过程”的界定。稍加留意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上几个关于地震的界定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论地震仅仅局限于地球本身，完全忘记了天文。

2．永恒的思路

常青的方法“以天文论之”，这是中华先贤创造中华文化的基本思路;“以太阳论之，以月亮论之，以北斗论之”，这是中华先贤创造中华文化的基本方法。天文具有永恒性，所以中华先贤的思路也具有永恒性。太阳长青，月亮长青，北斗长青，所以中华先贤的思路也具有长青性。下面以中华先贤的思路与方法，探讨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

(1)以天文为坐标认识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天文，本文仅取四大要素:第一要素是太阳，第二要素是月亮，第三要素是五大行星，第四要素是二十八宿。以太阳的规定性论地震。太阳的规定性，首先体现在两线两点上。太阳相交于南回归线，冬至;太阳相交于北回归线，夏至。将现有的地震资料加以整理分析，看看冬至点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看看夏至点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然后再统计一下，冬至点对应何处的地震，夏至点对应何处的地震?太阳两次相交于赤道，有春分与秋分。这两时令点上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以同样的方法，研究八节、二十四节气。以月亮的规定性论地震。与太阳与地球，一个月两次构成三点一线关系，这是月亮的规定性。将现有的地震资料加以整理，看看月亮朔望之际有无地震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以行星的规定性论地震。五大行星，无论是单个还是多个，肯定会出现在日月地三点一线的直线上，形成“糖葫芦”状。分析现有的地震资料，看看这种天文现象下有无地震的发生，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以月球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论地震。月球与二十八宿的毕星对应，地球的对应区有滂沱大雨。月球与二十八宿的哪一颗星对应，会有地震的发生?彗星的出现与地震的发生有没有关系，也值得研究。如果有，有多少次，发生在何地?

(2)以时间为坐标认识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四时的循环与间隔，年岁的循环与间隔，在时间均有着严格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地震在时间中会杂乱无章吗?天文现象的循环与间隔，决定着地球上四时的循环与间隔，决定着地球上年岁的循环与间隔。地震的发生与间隔，在时间也应该有严格的规定性与规律性。要发现这个规定性与规律性并不困难，将现有的地震资料排查一下，很快就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3)以空间为坐标认识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地震，在空间中是有规定性的，地质学中称之为“地震带”。地震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如下:“多数地震活动集中发生的狭长地带。岩石圈由几大板块构成，板块相对移动的边缘是世界的地震带。以岛弧、山带、火山作用、深海槽及地震活动为特征。环太平洋带和阿尔卑斯带是两大地震带，前者环绕太平洋，后者从亚速尔群岛穿过地中海和中东到印度北部、苏门答腊和印度尼西亚，与环太平洋带连接。”瑐瑨《辞海》的解释是:“地震震中分布较集中的地带。一般是活动很强的地质构造带。规模最大的地震带有:

(1)环太平洋地震带;

(2)欧亚横贯地震带。”瑐瑩各大洋的海岭区也是地震频发的地带，但地震带上的地震强度较弱。此外，各地区的地震密集地带也叫地震带。地震带，确定了地震在空间中的规定性。研究地震带上的地震，但也绝对不能忽略地震带之外的地震，例如唐山大地震。《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记录了公元前780年到公元1911年，两千多年间的180多次6级与7级以上的大地震。云南大地震次数排第一，有30多次;台湾与甘肃大地震均超过20次，排位第二第三;四川排第四，有17次;超过10次大地震的省区有山西、河北、宁夏、新疆;发生过5次大地震的省区有北京、河南、山东、广东、陕西;发生过3次大地震的省区有、福建、安徽;发生过大地震的省区有湖南、青海、江西、江苏、辽宁。地震空间发生范围很广，但是空间密集区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瑑瑠

3．汲取历史经验

认识前人的局限《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载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大地震，还记载了“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的天文异常，但是这里并没有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那样的天文对应。瑑瑡《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西周三川的地震，也探讨了“天地之气失序”的地震之因，这里有天地合一而论的原则，却没有像地中点即风雨交会点那样的精细。瑑瑢《后汉书•张衡传》记载了张衡“候风地动仪”，这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台测报地震的仪器。瑑瑣张衡解答的问题是:近期“有没有”地震?地震之因以及地震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张衡并没有涉及。中华先贤以天文论天气，解答了天气变化的规律性与规定性，这是中华先贤的历史贡献。没有解答地震的的规律性与规定性，这是先贤的局限。在先贤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以天文的循环周期性找出地震在时间空间上的循环周期性，这是后人的基本责任。

篇（3）

值得反思的是，“师带徒”的教学方法局限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在效法前人和教师的同时而有了依赖性，并且由于教师的风格以及观点等先入为主而使学生受其左右，自主学习的能力被大大限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常常认为学生的创作和思考缺乏创造力，但我们没有深入思考正是我们的传统教学方式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要改良传统教学方法，使中国画教育也能跟上时展和现代教育的步伐。中国画的教学应积极探讨和研究更有利于学生长期发展和提高学习能力的教学方法。传统的“师带徒”教学方法，对学生学习有利的应该保留，但对于其存在的不足与弊端，不能视而不见，我们的中国画教学同样也需要不断创新。笔者认为，解决“师带徒”式教学方法的不足，可以尝试在中国画教学中更多地运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在现今的教学中运用已经较为广泛，尤其是在中小学教育领域及医学教育方面成效显著。这种教学方法，以探寻和解决问题为主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多地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以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学习，加强学生的问题意识。运用以问题为基础的中国画教学方法将旨在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使教师从重视技法技能的传授转变成重视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上来；同时也使学生从被动继承转变成主动钻研。也就是说这种中国画教学方法是把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作为重点及中心，教师的教学将始终围绕这一教学目的展开，让学生在带着问题的学习中激发兴趣与潜能，养成自主学习习惯，并在学习中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思考方式，改变从教师和教材获取信息的单一途径为合理运用书籍网络等多渠道获取学习信息的学习方式。同时也是把短期教学效果的展现变为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及解决问题中构建自己好的学习方式，为自己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找到更长效的方法，笔者认为，这才是有效的教学。

运用以问题为基础的中国画教学方法，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在教学实践中，把“问题”作为课程开展的主线，并在教学的各个环节要求教师与学生都要把“问题”落到实处。教学开展之前，教师要在备课期间结合教学计划设计问题，设计的问题要符合课程内容及学生已有的水平，设计的问题要表述明晰、难易得当，针对学生对设计的问题可能遇到的难点要有提前的预判，以便给出较具参考意义的答案；课程开展过程中教师要提出问题，这一阶段可运用分组研讨及独立回答等多种形式进行，并根据课程相关性及进度，安排课上要提出的问题和课下思考的问题，以及教师提出的问题和学生给自己提出的问题等；课程进行过程中对问题的研究是整个教学的重点，这一阶段是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关键，也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最为显露成效的部分，无论是团队合作的分组研究还是独立思考完成研究，学生多在这一阶段获取大量信息，并提高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将为今后的自主学习积累经验，学生在研究的同时又会衍生出许多问题，以向教师提出问题、向同学提出问题、向自己提出问题等方式带来更为丰富和多样的问题及答案，这也将使学生的学习收获成倍增长；每一阶段的教学都以解决问题来完成，当然这种完成并不应以唯一的答案或者教师的所谓权威答案为终结，教学的过程或者说是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才是教学所需要的完结，当然，这种问题的完结也是另一问题的开始，始终有问题的存在也将是终身学习的动力。

在以问题为基础的中国画教学方法的运用过程中学生是整个教学的中心，教师作为辅助力量贯穿整个教学，帮助引导鼓励学生完成问题的各个环节。在传统的中国画教学中引入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无论是教师教学还是学生的学习都是对以往传统方式的变革。在这个变革过程中，运用提出问题的方法，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临摹、写生、创作及学习理论知识，找出学习的问题所在，并积极地去想办法解决，又在过程中生成新的问题，而后再解决问题，这正是一个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主动积极思考的良性发展过程。大量的交流互动和团队合作也将为较单一的教学形式带来生机，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学习方式。

作者：姜英俊

篇（4）

一、自然法思想的渊源及涵义

自然法思想发端于古代社会，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自然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实在法，而超越于实在法之上的还有自然。自然法代表了大自然的和谐和完美，实在法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则是有缺陷的，必须服从自然法。

它提供了人类对既存现有制度进行自我反省的一块试金石，是判断保守与革命的正当理由。也是组织人们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观念模式，是人们观察，分析和评价法律的参照系。

所谓“自然法”，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而就其作为普遍承认的正当原则而言，它通常是‘实在法’即经国家正式颁布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对称。”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实在的，具体的法律，它毋宁说是一种正义和权利的体系，一种形而上的法哲学观念。

二、新自然法学对古典自然法学的改造

（一）不再寻求先验和永恒的绝对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自信理性能为自然法寻求某种永恒不变的先验价值基础，从某些绝对原则出发可以演绎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的自然法学不再相信绝对的先验价值基础，认为正义、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为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的内容可变。

（二）不再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自然古典法学是启蒙思想家反对黑暗的专制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的武器，具有重估和颠覆一切现有法律制度的愿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学不具有这样的愿望和能力，只是探求现已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价值基础，以及改良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原则。

（三）具有融合和综合的倾向。

新自然法学与社会法学、实证主义法学之间，不再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而出现了向另一方靠近、愿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学说的修正形式的现象。

三、新自然法学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法哲学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我认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其法哲学基础。自然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法律制度代表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它旨在使人们不受命运的盲目摆布，能安全地走在从事意义的创造性活动的道路上。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以自然法的思想为其法哲学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要否认功利，利益等思想在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中的作用。应该承认，功利，利益是法律的基点和目的的一部分。因为人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利益永远都是人们行为的动因。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自然应该以实在的利益为基点。但是，随着人们交往日益频繁，利害关系日趋复杂，冲突增多并更见激烈，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人们迫切呼唤产生更为公平，合理的法律规范来实现人们的利益。而产生这样的法律规范，仅靠功利的计算是不够的，它必须有个标准，这就是自然法。在制定民法典时，立法者应如新自然法学法学家罗尔斯所言，是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他们应假设自己有一天也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制定出的民法应有利于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因此，整个民法典的具体的规则设计都应体现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念。

四、新自然法学思想可为中国民法典本位的确立提供参考

考察民法制度发展史，民法有着义务本位、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三个时期和本位类型。自然法学家正是在不同的经济文化伦理人性环境中苦苦探寻法价值的真理。这就启示我们在制定民法典的法实践中必须考量立法环境中的各类影响因素，作出适合当前和发展要求的本位期盼。我认为以自然法为民法“量身定做”的权利神圣、身份平等和私法自治的理念来看，我国民法典应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

五、新自然法学思想可成为民法方法论之一

有学者指出：一个完整的民法方必须包括自然法学，社会法学和分析法学三个方面。但我认为，法律还应有一重性质，即法律作为一种价值的存在。而这正是自然法学的研究对象。

新自然法法学家拉德勃鲁赫指出：人们对价值有四种态度：1.价值盲，即不问价值，这是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科学的态度；2.评价，这是价值哲学及其分支等的态度；3与价值有关的，这是文化科学（包括人文学，史学，社会科学等）的态度；4.克服价值，这是宗教的态度。

自然法的本义在于强调实在法之上的监督者，强调法律的价值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的命题，它在于追求法律永远不可能达到而又必须追求的完善，在于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对民法的研究，除了采取社会法学和分析法学的方法外，必须采取自然法学的方法，以确定合理的人性观点，规制人的行为，体现对人的关怀。

六、自然法思想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源泉

虽然，民法典是人类理性的体现，但是人类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民法典不可能包罗万有，预见一切可以预见的东西。首先，“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借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法律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为了填补法律漏洞和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应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在手握民法典这一“实在法”的同时，还能高举“自然法”的大旗，以“公平，正义”的理念达致个案的公平。

自然法不仅是法官应有自由裁量权的理由，而且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方法之一。当然，这时的自然法应是施塔姆勒所主张的“内容可变的自然法，日新月异的自然法”，而不是古典意义的永恒不变，到处相同的自然法。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自然法的基本精神，裁判时兼顾法律，天理，人情，根据衡平的基本原则去裁判案件，裁判案件时，法官必须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公平正义为唯一准则，以理性的方法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地分配正义，法官应以人工理性与自然理性完善结合的方式不因情枉法，不因权屈法，不因言废法。

七、新自然法学思想的运用可增强我国民法典的社会适应性

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实质具有终极目标的指向，往往比较抽象且留出了巨大的弹性空间。虽然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总能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价值体系中生存、发展并不断地去指导各个社会的法的实践活动。因此，我国民法典的创制应当把自然法思想作为重要参照，大胆地趋利避害，用深邃的目光和精致的理念去实现自然法精髓的民法发散。通过自然法思想的贯穿，民法典必定也可以在更为公平合理地实现市民要求作出制度性设计。通过自然法理念的民法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推进提供重要的武器。民法典也正可以在这样的社会适应中实现自己的目标，把民法的精神深深积淀在民众的意识和行为中。在这样的法文化环境中，民法典恰恰可以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篇（5）

二、数学过程教学的重要性及具体现状分析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标准》)明确规定了过程性目标:“经历(感受):在特定的数学活动中,获得一些初步的经验;体验(体会):参与特定的数学活动,在具体情境中初步认识对象的特征,获得一些经验;探索:主动参与特定的数学活动,通过观察、实验、推理等活动发现对象的某些特征或与其他对象的区别与联系.”

《标准》从“经历”、“体验”、“探索”三方面对过程性目标做了具体的规定,体现了数学过程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总的来说,关注数学过程,是数学学科的本质使然,是数学教学的现实所需.数学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定性把握和定量刻画.简单地说,数学就是一个不断发现和应用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说:“数学是一个过程.”

1.重要性

(1)动手实践,印象深刻

心理学研究表明,亲身经历动手操作、思考与交流,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与记忆.例如,正方体的展开与折叠是培养学生空间想象能力、思维能力的良好素材.如果学生能经历正方体的剪切与折叠,体验“空间”与“平面”的相互转化,并认真观察思考,然后探索归纳出共11种不同的展开图情况,既丰富了数学思想方法,又印象深刻.

(2)设置情境,激发兴趣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定的情感体验.积极高涨的情绪,有助于激发和强化学生的数学认知兴趣,最大限度地提高数学学习兴趣.由此看来,在中学数学的过程性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实际,设计出特定的数学活动情境来增强数学知识的趣味性,调动起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兴趣是十分必要的.在内驱力的促使下,学生就会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主动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知识的规律等.可以说,这个数学知识学习的过程,就是实现《标准》提出的过程性目标的教学过程.

(3)注重过程,培养能力

《标准》明确指出: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教学中,要充分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让学生经历知识发生、发展、形成与应用的过程,从而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应用数学;有利于增强学生学好数学的信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

案例1 探索多边形内角和.

“多边形内角和”的教学,不是简单地抛给学生公式,而是注重内角和的探索发现过程,渗透数学思想,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其过程设计如下:

①如何把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转化为三角形,化未知为已知,利用“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的结论呢?

②试分别从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出发引对角线,将多边形分成若干个三角形.

(答案如图1所示).

③观察、发现:分成的三角形的个数与多边形的边数有什么关系?

④探索、归纳:从n边形的一个顶点出发引对角线,可构成多少个三角形?内角和怎样求?

⑤结论:多边形的内角和公式是什么?

⑥反思:你有别的方法探索多边形内角和吗?与同伴交流.

⑦拓广:从多边形的边上任意一点出发,与各顶点相连接行吗?从多边形的内部或外部的任意一点出发,与各顶点相连接呢?

2.具体现状分析

(1)知识与技能方面

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思想方法是能力的基础,占中考较大的比例.在平时,许多教师没有足够重视“三基”教学,反而片面提高教学难度,进行大量的综合训练,导致学生“三基”薄弱,影响后续学习.如“三角形内角和”的教学,只让学生记住结论,不要求掌握它的来龙去脉.其实,这里的许多证明方法,揭示了“三角形内角和”与“平行线性质”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巩固“三线八角”、轴对称等有关知识,而且通过一题多解、发散思维,培养学生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方面

尽管中、高考不断提醒人们获取过程分,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考试,普遍存在“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现象,失分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

第一,重结果轻过程.教师批改作业、试卷只看答案,答案对了就画对钩,不看过程,不给过程分;相反,答案错了,即使过程对,也不得分.长期下来,抹杀了学生的思维,大大打击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导致学生解题格式不规范、解题步骤不完整.

第二,重形式轻反思.学生做题不求甚解,不进行反思总结,不懂得举一反三.长此以往,就会暴露出思维不全面、推理过程不严密、丢三落四等问题.殊不知,思维的培养、能力的提高是靠日积月累形成的,是无形的.

(3)情感与态度方面

过程性目标的实现是通过让学生经历“特定的数学活动”来完成的.让学生在这些特定的活动中,在情感和态度上达到经历、体验和探索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经历、体验和探索这三种数学活动只能由学生自己进行,教师不应该也不能代替学生去体验.可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多老师省去学生经历、体验和探索的时间,重成绩轻素质,重讲解轻探索,“节省”大量的时间去训练习题,拔高要求,致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三、数学过程教学应遵循的原则及采取的策略

数学过程教学的重要性,决定了数学过程教学应关注学生个性的发展,留给学生探索的时间和空间,重视概念的形成过程、公式和定理的推导过程、能力的培养过程以及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过程,从而促进学生数学素质的提高.

1.应遵循的原则

(1)因材施教原则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可以是一课时的,甚至是某一个知识点,选择关注过程的教学,不求面面俱到;另一方面,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过程教学的内容.

(2)“以学定教”原则

变“以教定学”为“以学定教”,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给学生创设成功的机会,有利于学生数学素质的培养.如例、习题“一题多解”的教学,探究性内容的教学等.

(3)量变质变原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生数学素质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只有真正落实过程教学,坚持不懈,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产生“质”的飞跃.如北师大版课标教材七~九年级关于“统计与概率”的知识,教材的安排呈螺旋式上升,目的在于逐步培养学生的统计观念.

(4)全员参与原则

“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数学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是《标准》的纲领性理念.关注过程的数学教学,离不开学生的全员参与、合作交流,只有全员参与与个别辅导相结合,才能营造浓厚的学习气氛,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促进数学素质的提高,从而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

(5)循序渐进原则

数学是一门逻辑性、系统性很强的学科.落实过程教学,师生都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教好、学好,切忌急于求成.

2.采取的策略

(1)加强概念形成的过程教学

教学中,教师应注意让学生经历、体验概念的形成过程,具体可按以下步骤进行概念教学:

①观察一组实例,从中抽象出共同的属性.

②给出新概念的定义,通过分析其逻辑意义,初步领会新概念的本质属性.

③深入挖掘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抓住其本质,使学生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以“直角三角函数”为例进行剖析.正弦涉及比的定义、角的大小、点的坐标、距离公式、相似三角形、函数概念等知识.正弦的值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比值”,为了突出这个比值,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正弦是直角三角形中对边与斜边的比,这个比值随角的大小的确定而确定,与边的长短无关,并且它的绝对值不会超过1.

④帮助学生建立新概念与已有认知结构中适当内容的联系,并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概念.

⑤阐明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概念系统,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⑥概念建立后,针对学生的疑点和难点,设计恰当的练习,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从不同角度进行训练.

⑦当学生从正面接触概念后,教师可再从概念的反面有针对性地创设一种错误的情境,并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分析错误、尝试矫正,让学生在反思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2)加强定理发现的过程教学

教学中,教师应让学生经历定理的探索、发现过程,通过观察、实验、归纳、猜想、验证等一系列思维获得定理.

例如,对于“勾股定理”的教学,这个定理本身非常简洁,而且容易记忆,如果直接告诉学生,几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这样的教学留给学生的只是一个数学公式,学生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研究勾股定理,失去了一次探究性学习的好机会.事实上,勾股定理是初中数学中几个最重要的定理之一,它将数与形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只有让学生经历这样的探究过程,学生才会有所体会,才能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

案例2 探索“勾股定理”.

①观察下页图2:

? 正方形A中含有________个小方格,即A的面积是________个单位面积;

正方形B中含有________个小方格,即B的面积是________个单位面积;

正方形C中含有________个小方格,即C的面积是________个单位面积;

你是怎样得到上面的结果的?与同伴交流.

(图中每个小方格代表1个单位面积).

②在图3中,正方形A、B、C中分别含有多少个小方格?它们的面积分别为多少?

③你能发现图2中三个正方形A、B、C的面积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图3中的呢?

……

(3)加强公式、法则推导的过程教学

经历对公式、法则的探索过程,以及对算理的理解,进一步发展观察、归纳、类比、概括等能力,发展有条理的思考及语言表达能力.如对于“多项式乘法运算法则”的学习,教师要鼓励学生通过对同一面积的不同表达和乘法分配律的运用两个方面,探索多项式相乘的运算法则,并体会乘法分配律的重要作用以及转化的思想.又如,经历代数运算或者同一面积的不同表达,探索完全平方公式的过程,引导学生从多角度理解公式,包括公式的推导过程、结构特点、语言表达、几何解释、运用技巧、字母含义等,并进行灵活变式,培养能力.

(4)加强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

数学思想方法是潜藏在数学知识深层的隐性知识,仅由教师直接揭示这种隐性知识是不够的,学生要经历解答数学问题的过程,亲自体验和具体操作,才能领悟它的内核,掌握数学思想方法促进学生掌握数学思想方法主要靠数学习题,因为数学习题能从不同的角度训练学生的收敛思维或发散思维.

案例3(2009年浙江·义乌卷)如图4,在矩形ABCD中,AB=3,AD=1,点P在线段AB上运动,设AP=x,现将纸片折叠,使点D与点P重合,得折痕EF(点E、F为折痕与矩形边的交点),再将纸片还原.

①当x=0时,折痕EF的长为________;当点E与点A重合时,折痕EF的长为________;

②试写出使四边形EPFD为菱形的x的取值范围,并求出当x=2时菱形的边长;

温馨提示:用草稿纸折折看,或许对你有所帮助哦!

此题非常重视学生动手实验、操作探究能力的培养,真正让学生经历在操作过程中获取“解决问题的经验”,渗透分类、数形结合、函数等多种数学思想方法.

(5)注重代数学习中发展学生的推理能力

《标准》要求学生“能通过观察、实验、归纳、类比等获得数学猜想,并进一步寻求证据、给出证明或举出反例;能清晰、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过程,做到言之有理、落笔有据;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能运用数学语言合乎逻辑地进行讨论与质疑”,也就是数学教学应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可是,人们往往认为几何是培养学生推理能力的主要载体,而忽视了代数对培养学生推理能力的作用.事实上,代数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鼓励学生通过合情推理进行大胆推测,利用符号间的运算验证、猜测或解决问题,同时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过程.

案例4探索:

①计算下列各组算式,并观察其共同特点.

②从以上的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③试用字母表示这一规律,你能说明它的正确性吗?

教师应鼓励学生经历根据特例进行归纳、建立猜想、用符号表示、并给出证明这一重要的数学结论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问题的符号表示和依据法则进行符号运算两个方面,运算结果(a+1)·(a-1)=-1构成了对所得猜想的证明.

(6)反思胜过做题

篇（6）

语言的学习始终脱离不了文化的学习，在外语教学中逐步渗透文化教育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工作者们都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对目的语文化的输入上，而对本国文化的输出重视程度不够，文化教学偏离了有效运行的轨道，从而导致了大部分学生语言功底与文化素养不成正比，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在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也普遍存在。中国文化知识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低下，进而大大降低了法语教学效率，因此，在推进法语教学的同时加强中国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针对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存在的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剖析：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及成因，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及途径。

一、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

“文化教育”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者眼中并不陌生，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同时还是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文化教学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早在1997年，贾玉新便在他的作品《跨文化交际学》中提出“语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文化教育”〔1〕，随后，胡文仲也在其1999年出版的《跨文化交际概论》中指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密不可分”〔2〕。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随着交际外语教学法的不断推广，我国外语教学也开始逐步重视“目的语文化”导入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外语教学开始大量引入国外原版教材，课堂上大量介绍国外的文化习俗，这种将语言教学与目的语文化教学有效融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还能够了解对方的文化，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然而，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大多都存在一个通病：由于母语文化教育的长期缺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少之又少，从而大大削弱了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清华大学的张为民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做过相关调查，他们召集了一批英语专业本科生及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用英语转述中国文化特色话题的测试，内容囊括了中国独有的事物、名胜古迹、民俗等，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都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这一现象在法语学生身上同样普遍存在，很多学生甚至都不能用法语很好地翻译诸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更别说翻译中国原汁原味的诗词歌赋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确实存在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现象，并且已经开始严重影响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

谈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寥寥几句便可解释清楚的，可以说它是多方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教师自身中国文化素养亟待提高；其次，教师教学观念与跨文化交际理念脱轨，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最后，学校并未开设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以及教材中中国元素的缺乏。但究其根本原因，还要归咎于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界对文化教育中“文化”的概念理解片面，过度重视目的语文化输入而忽略本国文化输出，模糊了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 “文化教学”不仅包括法国文化教学还包括本国文化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时刻秉承两者并重的原则，才能够培养出各方面都合格的高水平法语人才。 “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必须把该文化放在与本民族文化的对比中进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切入包含着对目标语及母语的再认识。”〔3〕美国语言学家Claire Kramsch如是说到。

二、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经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教育对法语教学成效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将法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势在必行，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人类学家、社会语言学家Hymnes将人类在恰当的场合得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定义为“交际能力”，而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跨文化交际也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然而，“跨文化交际是双方的交流，而不是单方面向一方面学习。”〔4〕任何一门外语的学习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学习者在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间建立一个桥梁，能让两国人民顺畅地进行文化交流，这才是法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即通过教师的不断引导逐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意识，从而培养出能够促进中法友谊高效持久发展的跨文化交际人才。然而，在教学过程中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势必将会大大阻碍这一目的的达成，因此，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刻不容缓。

第二，中国文化在法语学习中具有正迁移作用。“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会无意识地将母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等移植到外语的学习中去，这个过程就叫做语言迁移。”〔5〕总体来说，语言迁移分为两种：正迁移与负迁移。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界都将过多的目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正迁移作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文化在外语学习中所起的正迁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化与法语教学有效结合起来，将大大提升法语教学效率，正如刘润清所指出的：“学习外语时，完全脱离母语是不可能的。语言之间有些普遍现象，不参考母语，不与母语对比，会造成莫大损失。”〔6〕从逻辑角度上来讲，两门语言相似度越高，正迁移作用也会越大。虽然汉语与法语分属于不同语系，从表面上看有很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任何语言在结构上都是相通的，就比如法语中的？？？Aide-toi， le ciel t`aidera.？？与中文里“自助者天助”便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只要将中文及中国文化与法语及法国文化的共性之处好好加以利用，便能够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加快他们学习法语的速度，从而大大提升教学效率。

三、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途径

在国际交流中，我们要实现的是双边交流，我们虽然使用的是法语，但代表的是中国文化，而非法国文化，因此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它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是培养学生辩证的文化意识的需要，使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刻地领悟绚丽多彩的、优秀的中国文化。〔7〕”而要扭转这一局势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也不是只靠一方面的努力就能做到的，而是要在多方的长期努力下才能够逐渐消除的。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三方参与者便是教师、学生、教材。笔者认为要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教??的正确引导。作为教学的主力军，教师能够提供正确的引导自然是促成局势扭转的关键。当然，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引导”必须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基础上：首先，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同时，教师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使其与跨文化交际需要紧密接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各个方面努力对学生进行文化渗透：既要使他们了解法国文化，又不能忽略到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使他们能够顺畅地用法语将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要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多下点功夫，笔者认为主要可以用到以下两种方法：

1.比较法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去发现两种文化的异同，逐步引导他们养成从一种文化引申到另一种文化的学习习惯。比如，从词汇角度上来讲，词汇是构成一门语言最基本的单位，但也是一国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同一个词汇在两种文化里所代表的内涵可能会大相径庭，这里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探索，从一个词引申到它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相似的或不同的文化内涵。以颜色为例，中国人偏爱红色，自古以来，红色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喜庆，同时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红色还能够使我们联想到革命，“红心”可以指“对党的忠诚”，而在法语中 le coeur rouge 也有这一层含义。再举个例子，在讲到动物的词汇时，比较法便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了，因为在中法两种文化中某些动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如 chien（狗） ，在汉语里“狗”经常会跟很多贬义的成语联系在一起，如“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等，而在法国狗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在法语中很少能找到诸如此类的表达。再比如，俗语谚语是最能够体现两种文化的异同的，汉语里有“沧海一粟”，法语里也有 C`est une goutte d`eau dans la mer. ，但是在中国我们经常会说“茶余饭后”，而法国人则会说 entre le poire et le fromage （在梨与奶酪之间），因为法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一般在下午茶时间都会吃点水果点心之类的食物，这就跟中国很不一样了。

2.联想法

在教学中，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课文，里面的内容或背景会涉及到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教师就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引导学生从一种文化联想到另一种文化。比如北外马晓宏编写的《法语1（修订本）》第15课谈到法国人的饮食习惯，教师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就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到中国的饮食，如“四大菜系”以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甚至可以在下节课让学生分组做演讲用法语介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再比如《法语3》第二课里面讲到了上帝第六天创造了人，这里就可以联想到我们中国的女娲造人、盘古变人的故事，同样的也可以组织学生用法语去讲述这些故事。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使学生在学习法国文化的同时还能够加深对我们母语文化的了解，同时还能够很好地提高他们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二）调整教材内容，注重融入中国文化，使目的语文化输入与母语文化输出达到平衡。大部分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教材展开的，因此教材在教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综观我国高校法语专业学生现阶段所使用的教材，都过度倾斜法国文化的输入，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内容少之又少，这不仅给学生传达了错误的讯息，误导他们认为学习外语就不需要学习中国文化，而且也让学生学不到如何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导致他们这方面能力低下。这就提醒我们，要弥补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就必须进行教材改革，在教材中注重融入中国文化，增加介绍中国文化的法语文章，使学生在课文中就能学到表示中国特色事物、风俗等的法语词汇、表达等，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当然，在现阶段教材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教师可以自行选用一些替代教材，比如可以开设中国文化的相关课程，选用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中文书籍作为教材，在课堂上积极组织学生展开如何用法语将我们自己的文化表达出来的讨论，这样也是可以的。

篇（7）

文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献，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献，重点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献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没有文献的积累，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在文献掌握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才能采用适当的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献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或作伪等原因，一手文献资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虚假的材料，这时首先就应该将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开始研究，否则难以得到客观合理的结论。比如，《周礼》虽然是儒家经典之一，但其最终成书是在汉代，其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学者不经考辨完全以此为据来研究周代礼制，就存在很大问题。再如《尚书》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为经典而为学者尊崇，宋代朱熹虽明确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但没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际，学者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最终认定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作。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诗歌史、美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尽管相关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们对其作者和产生时代其实是有疑问的。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认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热烈讨论，因为一旦证实此书是伪书，它的产生时代就会从唐代变成元明时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结论有很多将被推翻，相关的研究史也将改写。《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提出后，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还不时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就双方所持证据来说，都难以使对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即它再次强调了文献的重要性。文献首先要注重真实可靠，但并不是说凡是伪书就毫无价值。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280因此，我们对文献之真伪不能不顾，但也不要执着于真而对假的材料全部弃之不用。辨别伪书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到辨伪八法，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辨伪十二法：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逸，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是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真书原本经过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者全伪或一部分伪；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前人总结的方法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除了研究方法的启示，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时刻提醒着当今的学者。

文献实证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年谱编纂，其学理依据则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通过年谱来显示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并把文学作品按照时间编年，就能了解具体作品的创作背景，为作品的解读建立历史的根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迹不能完全落实，或者由于考订有误造成人物事迹错误，作品编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运用年谱―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导致穿凿附会。面对如此问题，学者就应该多闻阙疑，不要强作解人。可这样说，并不是不追求史实的准确性，而是为了更符合真实。就实际的研究成果来说，采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如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等。与年谱密切相关的作品编年也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编年的部分，在实际的研究中，更会处处用到。

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是传世文献，但随着考古成果的涌现，地下出土文献也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20世纪，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针对敦煌文献的新发现，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热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献范围，学者可借此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经后人篡改，其真实性相对较高，可以和传世文献对照，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这一研究，其实隐含着危险。这是因为如果过分强调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为秘籍，则有可能导致对旧材料的忽视，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览而很难有深度。

二、鉴赏批评

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需要灵心赏悟。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和鉴赏力，这和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称之为鉴赏批评。古代中国很少有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作品（《文心雕龙》除外），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感悟性的短评，如极具中国特色的诗话词话等。钟嵘的《诗品》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其书以三品论人，诗人之间多有源流关系，整体具有系统性，但就其中具体作家的评价来看依然是感悟鉴赏式的，往往通过描述给人一种印象，如流风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论家亦大致如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虽引入了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但其形式还是传统的样式。在现代学者中，将鉴赏批评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得最充分的要数钱钟书的《谈艺录》。《谈艺录》也和传统诗话一样，分为若干篇，篇与篇之间基本相互独立，具体内容是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论析，虽然也涉及文献考证，但数量较少，而且明显不是重点。此外，将鉴赏批评这一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鉴赏辞典，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此类书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很好的诗词读本，但此风盛行也产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这种集体成果，一些学者也有诗词赏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词赏析》因感受细腻、分析到位，受到学者的一致好评，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也是高质量的著作。

鉴赏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对学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鉴赏批评不是完全的主观臆断，它不仅需要读者具有深厚的审美积累和审美经验，而且需要读者有灵心善感，能够穿越文字的阻隔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此外，读者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能够感知创作的甘苦，知道创作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评判作品的优劣，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古代学者的很多感悟性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准确，这与他们既是文论家也是优秀作家有关。可在现代，由于文体、语体的差异，很多学者已经不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艺术审美研究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当然这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

文献实证与鉴赏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优秀的学者都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闻一多是唐诗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是诗人，对诗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唐诗文献考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说：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其中《唐诗大系》对所选诗人生卒年的考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当然，闻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诗杂论》，从该书内的文章题目就能看出闻一多是把文献考证和鉴赏批评综合运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是偏向考证的，《宫体诗的自赎》《孟浩然》等则偏于文艺研究，但也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础的。明确提出把文献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与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里提到：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明确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高度结合。这一方法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意味着应当把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以及名物考订等一般属于考据学方法的研究，与批评即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对文学家心灵的感知很好地结合起来……把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的另一层含义，又意味着应当把对作者生平与思想的探索，对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等史实和材料的考辨，与文学的批评结合起来……同时还包含着把考据之外的其它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的意思，如果这种知识和方法有助于说明和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程先生还提到了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论分析。鉴赏批评虽然强调审美和感悟，但也离不开理论分析，否则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层面，难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鉴赏批评时既要善于借鉴理论，又不能被理论左右，要从作品研究中总结提炼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套作品。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将文献与文艺完美结合没有一定的规定，需要学者灵活应用，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

三、文史互证

篇（8）

“穷则变、变则通”,这是我们平时常说的话,在语文教学中也一样。在日常的语文教学活动中变“教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为通过学生的先学,然后教师对学生先学的内容进行调查研究,通过信息反馈,及时掌握学生对各知识的认知水平,了解他们的思想活动、学习方法的掌握等实际情况,这样教师才会明白当前教学的起点在哪里,有了这个起点,教师便可遵照“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规律来组织教学活动;变单纯的知识传授为综合能力的培养,老师的教,总是言简意赅,给学生留点思考余地,不越俎代庖,而是给学生一点自己动手的机会,引而不发,激励学生的首创精神。能够较合理地运用现代网络教育技术,注意创设教学情景,运用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探究精神,提高教学效率。教学方法也不只是讲题,或只是找出答案,而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寻找规律,真正让学生知其所以然。

二、要切实落实新课程教学理念

我们实施语文新课程教学不能只在口头上,一定要切实得到落实。在实践中如何去落实“在语文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这一新理念。语感是通过学生反复不断的感觉实践而产生的。作为教师必须创造学生语言实践的机会,让学生充分地读书、感受,在此基础上,再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帮助学生形成语感能力。创设情景可以很好地提高语教学效率,在教学中创设出浓郁的语感情景,能使学生不由自主地调动多种感官,积极地进行相应的课堂活动,为进行语感训练创设最佳条件。如:《草原》一课的教学,教师在课始用大屏幕出示草原的美丽景色,再配上音乐,简述课文内容,为学生创设了浓厚的情感氛围,使学生很快进入了情景,奠定了课堂的基调。教师还要善于引导想象,想象是通过多种手段帮助学生把语言文字转化成生动的画面,或是让学生联系已有的生活经历和实际认知水平在思维上发散延伸,使其对语言文字有更加深刻的感悟。如:《丰碑》中有这样一段话:“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这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想象,“丰碑”是什么?为何说雪覆盖下的军需处长是一座晶莹的“丰碑”?这里的“丰碑”是指什么?通过想象更能加深学生的理解,升华学生的情感,感悟到军需处长的伟大。

三、注重教学互动鼓励学生参与教学

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我们的教学就是围绕学生开展的。动态生成是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之一,它要求教师从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看待课堂教学。它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是机械地执行预设方案,而是注重学生的发展,突出学生在课堂上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差异性,尊重学生在课堂上的独立人格。在课堂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根据师生、生生互动的情况,顺着学生的思路,因势利导地组织适合学生参与的、自主创新的教学活动。那么,如何建构新课程理念下小学语文的动态生成的课程教学呢?方法就是要实施教学新方法,生成与预设是教学中的一对矛盾统一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个普通的棋手能够预想招后几步棋,专业的棋手能够预想招后几十步棋,大师级的棋手从一开局就能看透整个棋局。只有充分的预设,才能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教师要想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必须进行充分的教学预设。但这个教学预设不是单维的、严密的、封闭的、主观的线性教学设计,而应该是多维的、灵活的、开放的、动态的板块式设计。教学设计时,我们在每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旁边另外开辟一栏,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应对策略,根据自己对学生的知识水平、思维特征等的预先深入的了解,充分预想课堂中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然后将解决每个问题的应对策略附于其后,甚至设计了几个不同的板块,这几个活动的板块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随时穿插、变化。

篇（9）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科学研究是以本学科的文献为基础的，任何一个健全学科的建立，都不能没有本学科的文献学。文献学承担着本学科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并提供文献检索、利用的重任，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中国书学已有千年历史，在书家、书迹、书论的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在这一领域中可以说是名家辈出，传世之作甚多。但自觉地进行书法学科建设，却是晚近才开始的。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书界同人的学科意识逐渐觉醒、强化，并积极投入学科建设之中，使书法成为高校的一门独立课程，并设置了书法硕士点，博士点，使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得到发扬光大，呈现繁荣景象。在书学史料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书学史上空前未有的成就。无论在书迹、书论的结集出版，还是在书家传记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均表现出一种“集大成”的恢宏气度。

但是，此前所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书学史料，都还属于具体文献整理操作层面的工作。它需要被纳入文献研究的科学理论系统，或者说它需要文献整理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而且有必要对以往一系列文献整理工作的许多成果从理论、方法上进行认真总结，使书法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检索、利用成为一种专门的科学。

关于书法文献学的建立，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如丁正光先生曾发表《构建“书法文献学”刍议》，呼吁构建书法文献学，并陈述了他的一些初步设想。201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陈志平先生《书学史料学》一书，是笔者见到的唯一一部书学史料学著作，该书史料丰富，体例完备，在中国书学文献学的建立中具有开拓之功。但此书与本人所构建的《中国书法文献学》在思路和构成上有较大差异。

日本书界一向重视书法文献的整理编纂，仅出版的大型书法辞典就有：饭岛春敬编《书道辞典》（东京堂出版，1975）、饭岛春敬编18卷本《综合书道大辞典》（东京堂出版，1982）、藤原宏、加藤达成等编《书学书道用语辞典》（第一法规出版，1978）、春明好重、杉村邦彦编《书道基本用语辞典》（中教出版，1991）、书学书道史学会编《日本・中国・朝鲜书道史年表事典》（菅原书房，2005）等。各书体字典则有：高田竹山监修《五体字类》（西东书房，1961）、藤原楚水编《书道六体大字典》（三省堂出版，1961）、伏见冲敬编《隶书大字典》（角川书店，1989）、北川博邦编《清人篆隶书典》（雄山阁出版，1979）、圆道佑之《草书大字典》（讲谈社，1968）等。但是他们的文献工作尚未能进入构建书法文献学的层面。

我们正在撰写的《中国书法文献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试图在已有书法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目前书法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出发，并汲取我国传统的和西方现代的文献学理论方法，以构建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设计一个能够包容中国书法学科各级次、各类型文献的叙述结构和研究框架。并对已有的中国书法文献的级次和基本类型进行科学划分，对重要文献的文献价值予以评述。

近年来先后出版了多种分学科或断代的文献学著作，但各书均偏重于原始文献的叙述评价，而忽略对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和“研究之研究”的次级文献的介绍评述。而且各书虽名为“文献学”或“史料学”，但却几乎不涉及本学科文献搜集、整理、研究、检索、使用的理论和方法。

我们认为，中国书法文献是整个书法学科的各级次、各类别的文献。一个学科的文献构成，都应包含三个级次的文献：

其一，原典文献。是学科构成的基础和前提，它决定着学科的归属。如中国古代书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时间跨度上说，是中国自有文字始，直至晚清期间的书学。它的原典文献，就是该历史时期内所产生的书家、书迹、书论。这是中国古代书学构成的根基，是该学科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原典文献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学科归属的历史时期内所生成的全部文献，这个历史时期一旦终结，原典文献便不再产生。而学科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伴随着本学科原典文献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但却不会因为一个历史时期结束，该学科归属时期内的原典文献不再产生而告终结。只要有对原典文献的研究，则该学科便会永无休止的发展下去。

其二，研究文献。由对原典文献进行研究而生成的“研究文献”为该学科的二级文献。只要研究不间断，“研究文献”便会不断生成。所以，二级文献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其三，对“研究文献”进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献”，是该学科的三级文献，也就是该学科的研究史、学术史一类的著述文字。它是该学科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二级文献积累到足够的数量时，就会有对它的梳理和述评、研究，以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起点。而这种研究也会无限延伸下去，所以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这一基本认识决定了我们关于中国书法文献学体系构成的基本思路。

这样，本书便将1.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2.整理、研究、使用文献的方法；3.原典文献；4.“研究文献”；5.“研究之研究文献”等按照科学的逻辑层次和逻辑关系，构建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书法文献谱系。中国书法学科的重要文献，特别是重要的文献类型，大体上都包括到这个文献学叙述研究的结构框架里来了。

我们把《中国书法文献学》内容的基本构成为：

“绪论”，是本书关于建立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理论思考和文献学叙述、研究框架的设计。“引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总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对中国书法文献学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范畴进行界定辨析；中国书法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献学和西方现代文献学的关系；人文文献观与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本体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本体的内涵；中国书法文献学本体的内容与形式；中国书法文献的级次、类型与文献谱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传播功能的内涵；中国书法文献的记录与交流；中国书法文献学的文本阐释与读者接受；中国书法文献学的传播功能、类型与模式等。

第一编，中国书法文献学的搜集与整理。参照中国传统文献整理的基本方法，论述中国书法文献的辑录和辑佚、校勘、考证、辨伪、版本、目录、注释等的理论和方法。

这些既是文献整理的基本理论方法，也是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内容。经过这些理论方法的指导和综合运用所取得的成果，如校勘记、目录及目录提要、注释、版本鉴定等，除文献辑佚所得的原典文献外，其余均为在文献整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对文献进行辩析和说明的二级文献，虽然不如论文、专著那样完整系统，但这些工作同样是一种学术研究，因此这些成果应和对原典文献进行研究批评的论著一样，被视为由原典文献派生出来的二级文献。

辑录辑佚、校勘、考证、辨伪、版本、目录、注释等在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往往是交互为用，密不可分的。这些古代文献整理的方法和内容，在中国书法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仍可继续发挥作用，并得到丰富、改造和发展。

第二编，论述书家生平文献，包括表谱、传记、日记、书信等。这些文献记录、反映着书家个人的生活状况、交游活动及创作著述情形，是理解书法创作主体的重要史料。中国传统一向重视“知人论世”，离开创作主体的人及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作品便难以解读。因而本课题特设一编，专门评述书家的表谱、传记、日记、书信等不同的生平文献类型。包括书家生平文献的体裁形制及书家史料的来源。

第三编，介绍中国书法原典文献――书迹，包括书迹文献的载体（甲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纸张）和书体（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杂体书）以及编辑出版类型（古代编辑出版类型和现代编辑出版类型）。

第四编，介绍中国书法原典文献――书论。包括综论中国书法原理和书法创作技法的文献。不含对书迹、书家进行批评研究的论文、专著及书法史等二级文献。

第五编，介绍对书法原典文献进行批评研究的文献――二级文献，包括古代研究文献和现当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古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题跋、品第、评骘、书史；现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论文、专著、书法史、书法理论批评史、有关书法研究的工具书《书法词典》（不含书迹字典、字汇等类书）。

第六编，介绍对书法研究文献进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献――三级文献。包括：书法研究资料汇编、书法研究述评（单篇述评文章和述评专书）、中国书法研究史、中国书法史编纂史等。

第七编，中国书法文献工作的现代化，包括储存、检索等。

总之，在理论建构方面，我们在总体考察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西方文献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书法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实践，从发生学意义上对中国书法文献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界定，并总结其基本规律，综合运用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方法，尝试建构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模式，即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大部分构成的文献学理论体系，以突破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史实考证为主的“实证”研究和西方现代文献学以文献信息的技术操作与应用为主的“实用”研究的藩篱，把中国书法文献学置于现代文化传播的视野中进行系统考察，赋予中国书法文献学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拓展文献学理论研究的维度和视野。从而结束书法文献学工作长期以来停留在具体的史料整理、应用，在理论上则局限于方法论探讨的局面。这对于促进中国书法的学科建设、推动中国书学与相关学科的平等对话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都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意义。

我们还力图设计一个书法文献的叙述研究框架，也就是书法文献学本体的结构模式。它需要包容中国书法学科各级重要文献及各种文献类型，并按一定的逻辑层次关系，将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篇（10）

二、问卷调查及教学效果分析

在已经完成三次案例汇报之后，教师向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此次调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调查学生对案例汇报的态度及感受；二是对案例汇报如何影响双语教学效果进行实证分析。调查问卷的对象是所有参与听课的在册学生，共51人。运用问卷星进行问卷的设计与发放，所有题目为必答题，问卷发出51份，回收51份，有效问卷数51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均达到100%。

1.学生对案例教学法的态度与感受。

首先，绝大部分同学都认为案例教学法对提高其学习效果有所帮助，13.73%的同学认为“帮助很大”，72.55%的同学认为“有所帮助”，两者相加总比重为86.28%；而回答“不知道”和“帮助很小”的同学比重只有7.84%和5.88%。与尚未做过案例汇报的同学相比，已经做过案例分析的同学更倾向于认为“有帮助”。仔细分析发现，在已经做过案例汇报的共计39名同学当中，认为“帮助很大”和“有所帮助”的分别为6名和30名，两项加起来占总体比重为92.3%，而在尚未参加案例汇报的同学中，这一比重为66.7%。可见，有过案例汇报体验的同学更能够体会到这种方法对教学效果的促进作用。在被问到“案例教学法为什么对国际贸易课程的学习起到了帮助作用”时，回答从被选率最高到最低的是“增加了我的主动学习投入”（72.73%），“案例中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加深了我对理论知识的理解”（65.91%），“督促了我对课堂内容的预习或复习”（50%），“增强了我的学习兴趣”（31.82%）和“增加了我与同学及老师的互动机会”（29.55%）（见第3题）。在认为案例教学法对教学效果不明显当中，认为“案例题目与课内知识相关度不强”以及“学生兴趣不足，积极性不高”的均占57.14%；认为“团队合作意愿和效果不明显，大家基本各做各”的占42.86%，另外认为“题目太难”、“占用太多时间和精力”以及“教师和学生互动太少”的分别占42.86%，28.57%，14.29%。可见，虽然回答这两项的学生数量很小，但是仍然可看出案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在选题及互动性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2.案例教学法对于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评估。

为了评估案例教学法对知识转移效果的评估，调查问卷中针对已经做过的三个案例汇报题目分别出了3道专业知识选择题（共计9道），让所有同学对所有问题都加以回答。将同学们分为四组：小组1为参与案例1的同学；小组2为参与案例2的同学；小组3为参与案例3的同学；小组4是到目前为止仍未参与案例的同学。接着分别统计各小组对所有问题回答的正确率，然后观察每个题目的答题情况。我们的假说是“小组N的同学在回答与案例N相关的问题时，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并用实际数据来验证这一假说。统计结果如下：小组1在回答与案例1相关的3个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76.9%；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1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分别为56.7%，43.75%和69.4%。而且在这三个问题当中，除了问题7，小组1的同学的回答正确率低于小组2和小组4之外，其他两个问题的正确率均高于其他所有小组。所以总体上来说，“小组1在回答案例1相关问题的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是成立的。小组2在回答案例2的相关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53.3%，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2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为56.41%，54.2%和72.22%。而且除了问题10，小组2的正确率高于其他所有小组外，另外两道题的正确率均低于其他小组。因此“小组2回答案例2相关问题的正确率高于其他组”的说法不成立。小组3在回答案例问题3的相关问题时，平均的正确率为68.4%，而其他三组在回答案例3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分别为64.1%，66.7%和52.7%，所以小组3在回答案例3相关问题时，平均正确率高于其他小组。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三个组别中，“小组N在回答与案例N相关的问题时，正确率较高”的假说的验证情况分别是“成立”、“不成立”和“成立”，虽然有两组同学的结果都是“成立”，但是由于样本量较小，因此仍不能明确地认为案例教学法对知识转移效果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得到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