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30 10: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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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呈上升趋势,但进入2000年以后,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消费需求却开始萎靡不振,经济增长大部分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图1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变动过程。以2000年为分界点,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经历过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居民储蓄率的变动则正好相反。其中最终消费率先从1995年的58.1%上升到2000年的62.3%,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49.5%;居民消费率则从46.6%上升到47%,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33.5%。同一时期,居民储蓄率则是从24.2%下降到23.9%,然后上升到2012年的50.2%。图2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特征并不相同。其中1995-2000年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加快,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为稳定,2005年以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开始高于城镇居民。但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13.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为12.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由此可见2000年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下降所引起的,而消费下降并不是由收入下降所导致的。主要是因为2000年前后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传统的福利制度如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保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也随之逐步展开。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开始降低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已有的研究表明居民储蓄意愿首位是由不确定所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目前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储蓄动机已占到57.7%,其中为医疗(养老+防病)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已占总储蓄意愿的12.3%(甘犁、刘国恩,201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镇居民经历了比农村居民更为曲折的改革路径,因此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强于农村居民,其消费倾向也快速下降。在几项重大体制改革之中,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居民具有重要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城居保这项重要的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政策效果。
(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改革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正式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该保险制度只覆盖了部分城镇从业者,没有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和无缴费能力的职工覆盖,上述弱势群体只能以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为了完善城镇的医疗保障制度,填补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的空白区,国家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城居保主要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老年人以及无工作的居民为参保对象,是由政府主导建立并引导个人、家庭和集体等多方筹集资金,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保险制度。近几年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循序渐进地推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逐步覆盖我国全体的城镇非从业居民,保障城镇居民能够平等地获得基本医疗服务。2007年城居保在全国79个城市启动试点,2008年进一步扩大了试点的范围,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由于城居保所要覆盖的人群是经济水平多样化且分布分散的多个群体组合,因此在具体实施中,遵循自愿参加的原则,但为了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有些试点城市也在尝试以户为单位自愿参保。根据CFPS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得到调查地区城居保的参保情况,结果见表1。2008年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样本城市城居保的参保比例为12.29%。2007-2008年间城职保的参保比例小幅增加,而城镇居民中新农合和其他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大幅下降,可见没有医疗保险人数比例的降低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城居保参保比例的提高。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数据
本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健康的变迁情况,以分析社会民生方面的问题。该项目于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上海和广东通过PPS抽样方式进行了入户调查,本文通过对这两年样本的整理,获得了模型回归所需要的845个家庭所有变量的面板数据。本文按照臧文斌等(2012)的方法区分城居保家庭与非城居保家庭,把在2007年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并在2008年至少有一人参保的家庭作为城居保家庭,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但在两年里都没有参保的家庭作为非城居保家庭。通过这样的处理,我们把前一组作为实验组,后一组作为控制组,来考察城居保政策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从表2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8年城居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其中人均医疗支出要高于非城居保家庭,而其他各项支出都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另外,城居保家庭男性户主所占的比例高于非城居保家庭,全体样本户主年龄平均大约为54岁,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比非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大6岁左右。户主婚姻状况以已婚为绝大多数,且城居保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
(二)计量估计方法及变量设定
我们首先用双差法(DID)来估计城居保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居民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自愿行为,而差分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由于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双差法可以消除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选择性偏差,在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时较好地控制了家庭和年份的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被家庭固定效应所控制,而所有家庭随时间变化的影响由年份固定效应所控制。本文中双差法(DID)的回归方程如下:Yit=α0+α1Yeart+α2Secut+α3Yeart*Secut+α4Xit+α5Dit+εit其中,Yit是家庭i在时间t消费支出①的对数值。Yeart是代表年份固定效应,如果2008年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Secut代表家庭固定效应,是用来区分控制组(非城居保家庭)和实验组(城居保家庭)的变量,如果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在调查期间参加了城居保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Yeart*Secut是时间和保险政策变量的交叉项,其系数代表DID模型估计城居保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净影响。Xit代表随时间变动可能会影响消费行为的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及其平方②、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③;Dit代表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人均收入对数④、家庭常住人数⑤、家庭参加公费医疗和城职保的人数。该模型中交叉项Yeart*Secut的系数α3代表城居保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净影响,理论上讲由于家庭参加了医疗保险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可能下降,因此α3可能会大于0。但该理论假设成立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城居保是自愿参加的,可能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即那些身体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选择参加保险,为了消除这种选择性偏差,我们借鉴白崇恩和李宏彬(2012)的方法通过加入年份和2007年健康状况的交叉项,来控制不同初始健康状况的家庭在消费上有不同的潜在时间趋势。另外,参加城居保的家庭可能本身比不参加的家庭富裕,而且不同收入家庭有不同的消费增长率,同样我们通过加入年份和收入的交叉项来允许消费的时间趋势随收入而变化。
三、实证结果
(一)城居保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家庭自付医疗支出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1)只估计了时间、城居保以及交叉项和对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随后逐渐放宽模型假设,模型(2)中加入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年份与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交叉项,模型(3)加入年份与家庭初始健康状况的交叉项,模型(4)加入户主和家庭变量特征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四个模型交叉项回归系数都为正,但在10%以上的水平上均不显著,说明城居保没有增加参保家庭的自付医疗消费支出。可见城居保政策在并未明显增加居民医疗负担的同时提高了城镇居民对医疗服务利用效率(Lin,2009)。可能的原因是城居保降低了医疗卫生服务的相对价格,改善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提高了参保家庭的相关福利水平。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增加1%,医疗消费支出会相应增加1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医疗服务既是必需品也是正常品,其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也逐渐增加,但增长的速度随着收入增加而逐渐降低(黄枫,2012)。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初始健康状况差的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有着明显的增加,可见参加城居保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模型(4)回归结果显示,在户主特征变量方面,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逐渐减少,但从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中可以看出,当户主年龄达到约35岁以后,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则随着年龄增长开始增加。户主已婚家庭在医疗消费上的开支要多于未婚家庭,可能原因是已婚家庭抚养小孩的可能性较大,医疗花费也会相应增加。户主的教育年限对医疗服务支出有显著正效应,户主教育每增加一年,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5.7%,可能是因为受教育越多的人自我保健意识越强,会增加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在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家庭常住人口越多,医疗消费支出也越多,即家庭成员每增加一个人,医疗消费支出增加3.4%,可能是因为家庭人口增多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而且家庭规模的扩大也增强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使得家庭成员可以更多的利用卫生服务。参加公费医疗的人数每增加一个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7%。值得注意的是公费保险人群医疗支出的增加要大于其他保险人群,反映出公费医疗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而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保险人群的医疗消费支出增加较小,与所有人群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赵绍阳,2010)。
(二)城居保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DID回归结果见表4,在此不包括医疗消费支出,以避免参保家庭由于医疗支出增多所带来总消费支出提高的偏差。模型回归步骤同上。四个模型交叉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参加城居保的家庭的非医疗消费额大约增加6.9%,可见城居保对非医疗类消费的正向作用比较稳健。这个估计结果要小于臧文斌等(2012)估计我国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13.0%),但是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Medicaid条件放宽后家庭消费的增加相近(5.2%)。可能的原因是北京、上海、广东属于我国收入较高的地区,因此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拉动效应要小于其他城市。就参保家庭而言,2008年参加保险家庭的人均非医疗消费大约是11147.06元,6.9%的增幅大约是769.1元,要高于各地的保费支出①。从表4可知2008年城镇家庭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211,所以城居保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也要高于政府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参保家庭非医疗消费增加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因为医疗保险减少了参保家庭的医疗开支,使得家庭可以把节约的开支用于家庭消费的其他方面;另一个也是因为参加保险减少了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所以居民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用于增加当期消费。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初始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非医疗消费会降低,可见潜在的医疗负担会减少家庭消费,但负向效应较小,表明医疗保险减轻了医疗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费保险的作用。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户主特征变量方面,户主的教育年限对非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户主教育每增加一年,家庭消费平均增加7.8%。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具有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收入预期,所以这样的家庭具有较强消费能力。在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家庭常住人口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常住人口每增加一人,家庭消费增加2.9%,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也趋向增加。但如果家庭消费水平持续提高,家庭规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将逐渐下降,可能是由于消费支出较高的家庭自身生活质量较高,因此家庭规模变动所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较小(郝东阳,2011)。家庭中参加其他保险的人数越多,非医疗消费支出就会越高,参加公费医疗和城职保的人数每增加一人,家庭非医疗消费分别增加6.3%和5.2%。值得注意的是公费医疗保险对消费正效应要大于城职保,反映了参加医疗保险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低于其他的社会群体,特别是享有公费医疗的人群更是如此。
(三)城居保对不同收入分组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考察了该政策对不同收入的参保家庭分项消费支出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5。本文根据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分布把所有参保家庭(实验组)样本分为三等分组,即家庭为年人均收入少于或等于10000元的家庭为低收入家庭,收入界于10000元和27000元的家庭为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在27000元以上的家庭为高收入家庭。从非医疗消费的回归结果来看,低收入家庭参保后其非医疗消费支出比参保前增加11.9%,但中高收入家庭的非医疗消费在参保前后没有显著变化。城居保对低收入组家庭消费的影响和臧文斌估计结果(13.0%)接近,可见城居保对于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地区的低收入组家庭消费的拉动效应和其他城市大体相近,但参保对于三个地区的中高收入组家庭的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从分项消费的回归结果来看,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参加城居保对日常生活及其他支出①的正向影响最大(系数为0.094),可见低收入家庭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大部分用于增加家庭日常开支。其次,参加城居保对教育支出也有显著的正效应(系数为0.072),说明由于医疗支出的不确性减弱,使得低收入家庭调整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构成,相应增加了教育支出。最后,参加城居保对居住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因为居住支出属于家庭的长期规划,短期变化弹性较小。对于中高收入家庭而言,参加城居保对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在家庭医疗消费方面,参保对中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095和0.038),可见因为医疗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上述结果表明参加医疗保险释放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医疗需求,但对高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没有明显的影响。
(四)城居保对不同地区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三个地区城镇家庭各分项消费开支的DID回归结果见表6。在非医疗消费方面,北京家庭参保后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最多,其次是上海和广东,非医疗消费分别比参保前增加11.4%、9.7%和8.1%。从分项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来看:在教育支出方面,广东家庭参保后该项消费增加最多,比参保前增加11.2%,其次是上海和北京。考虑三个地区不同的家庭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广东家庭在校子女的人数最多,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广东的教育支出为何增加最为明显。在日常生活及其他支出方面,北京家庭参保后该项消费增加最多,比参保前增加10.1%,其次是上海和广东,说明参保后的北京家庭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和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由于日常生活支出是家庭非医疗消费的主要支出,因此参保对于日常生活支出的影响和非医疗消费的影响是一致的。在家庭医疗消费方面,广东家庭参保后该项支出增加最明显,比参保前增加了9.6%,其次是上海和北京。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三个地区中北京家庭的健康状况最好,其次是广东和上海。从过去半年的患病情况可以看出,北京近半年来从未患病的比例高于上海和广东。广东近半年一度患病和二度患病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北京和上海。上海近半年来一度患病的比例高于北京,二度患病比例和北京相近。其他控制变量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基本上是符合理论假说的。例如,户主变量特征方面,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对家庭的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其中北京地区的正向效应最明显,然后是上海和广东。分地区数据显示,北京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达到了10.3%,上海的比例是8.8%,而广东的比例仅有4.2%,不足北京和上海的一半。家庭变量特征方面,家庭收入的增加对非医疗消费有正向效应,其中上海地区的正效应最大,广东居中,然后是北京。这可能跟各地的收入水平有关。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最高,约2.1万元;广东居中,约1.4万元;北京最低,约1.3万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0)。
2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确认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进行验证。运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拟合,再根据检验结果选择相应的估计方法。表1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CO2排放总量自然对数的回归结果。根据检验结果,模型I~IV的Hausman检验结果分别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调整的R2统计量显示,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说明变量之间的联合解释能力较强。模型I~IV中,模型I只包含了基准模型的四个变量,即家庭户总数、家庭户规模、居民消费和能源强度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了检验模型I的稳健性,借鉴前人的研究,模型II~IV在模型I的基础上依次添加了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外资依存度。根据表1回归结果,家庭户总数的估计系数在各模型中差别不大,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家庭户总数的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单元,导致钢铁、水泥等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上升,从而促进CO2排放总量的上升。从弹性系数来看,家庭户总数的变动对我国CO2排放的影响很大。家庭户规模变量与CO2排放总量显著负相关,说明大的家庭规模有利于CO2排放量的减少。一般来说,家庭规模具有规模经济性,较大的家庭规模有利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由于家庭户是消费的基本单位,有些能源消费是每户家庭(无论规模大小)必不可少的,如住房、制冷、取暖、家用电器等,这种能源消费受家庭户人口数的变化影响不大,大家庭的人均能源消费要少于小家庭的人均能源消费,因而有利于CO2排放量的减少。居民消费对CO2排放总量的影响十分明显,且估计系数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消费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家用电器、住宅以及私人汽车等高能耗商品日益成为人们消费的热点。消费产品的高碳化倾向,导致能源消耗总量和CO2排放总量急剧增加。回归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是影响我国CO2排放的最重要因素。
能源强度估计系数与CO2排放总量显著正相关。这主要由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大量的能源消耗,仍然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能源利用率不高,技术水平落后,对CO2排放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对CO2排放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对CO2排放产生了推动作用。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往往要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高很多,尤其是重工业,往往都是高耗能产业。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阶段,第二产业比重过高造成能源的大量消耗,引起CO2排放量的上升等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能源消费结构与CO2排放总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加大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有利于CO2排放总量的降低。与煤炭相比,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热量值和燃烧效率高,CO2排放量小,是实现我国能源低碳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当前能源技术水平条件下,通过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对于转变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外资依存度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是负面的。由于我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了碳关联度较高的产业,同时通过加工贸易将高碳产品返销回国内,导致了能源消费需求的增加和CO2排放总量的上升[12]。
教育政策是实现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政府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发展不同途径和方向的选择,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志与愿望。从1985年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到2006年这22年间,年均出台88.8件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家庭教育消费,特别对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来说,教育政策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消费。
一、教育政策的变化发展
(一)不同类型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教育管理政策的内容及主要变化。一是各种宏观指导性的政策,主要包括法制建设、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风貌。二是教育经费的政策,主要包括拨款、学费、国家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政策,其变化始于1985年。在这之前,中国教育财政体制主要是单一的国家供给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由私人分担的比重都不大。1985年后,基础教育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提高了教育收费标准,使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变化对家庭教育消费影响较大。三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包括教育举办权、后勤社会化等问题,该政策的变化强调了教育决策的自、不同层次办学主体的资格以及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的问题。四是教育环境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强调包括校园周边环境、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校园文化建设等内容。
2、教育教学政策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变化。教育教学政策主要包括以下5种政策:一是教学的各种具体政策,包括课程、教材、教学计划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关于教师的政策,包括教师的培养、培训、聘任等问题;三是关于学生的政策,包括学生的学习、思想、品德等问题;四是关于质量的政策,主要反映在优秀人员奖励、教学评估等方面;五是有关学术的政策,包括学术组织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单位自主办学条件下的教学活动规范化管理,其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很小。
(二)不同层次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基础教育教育政策变化。基础教育是提高整个人民群众和民族的文化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和素质的根本。因此,国家不断地集中精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制定和出台政策指导来支持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投资责任的变化: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为了扭转了农村教育政策不力的状况,2006年起开始实行了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
2、高等教育教育政策变化。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它是一种非义务教育,且其常具有十分突出的专业性。中国的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化教育转化,高等教育收费由国家主要供给逐步向个人负担转变,大众化教育使得高等教育不断扩展,特别是1999年后的扩招,高等学校的数量急剧上升,为了适应时代对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来规范和引导高等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经费、教育教学管理、教育管理等方面,而且这些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二、教育政策变化与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一)农村教育消费变化状况
本文以中部地区的江西省1995~2007年农村居民的教育文化人均现金支出为例来说明农村家庭教育消费的变化状况。
1、农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成为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从表1可以看出,文教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10%以上,最高达16.23%。对于广大农村家庭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家庭来说,教育消费支出在农村家庭总支出中居于首位,这多是以农村家庭一部分成员取消享受资料、发展资料,仅维持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
2、农民家庭教育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学费支出成为教育消费的主要部分。农村教育消费比较单一,消费支出主要为学费支出,学费支出占教育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75%以上,特别在高校扩招和还没有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免费的那几年,学费支出基本上占教育支出的80%以上,最高达84.94%。这一点说明农村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用于提高综合素质的其他教育却很少。
3、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使农民受益。2006年开始在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实施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重要政策,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教育消费占收入和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从2006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07年均下降近2个百分点。
(二)教育政策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
教育政策对农村消费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教育经费的政策,其变化特点若拿“90后”的话来说就是“以前读小学要钱,读大学不要钱,轮到我们现在是读小学不要钱,读大学出大钱”,这说明了基础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在收费方面的差异。由于目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了学杂费、书本费,初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仅400元至800元,对于农村来说负担也不算不大。随着中考和高考升学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进入高中或中职学习,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高职)及高等教育的教育消费支出大增。以江西省调查为例,高中生每学年的收费为2000~3800元,另外由于乡镇级的高中制学校较少,基本都集中到县城及以上,所以农村学生多数都是住校,因此住宿费、伙食费等费用的支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偏高。
另外,高等教育消费年年递增,已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最大负担。从1995年至今,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4000-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15倍。40%的农村家庭认为教育消费支出负担重,50%认为较重,只有10%认为轻。这道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使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单一供给向多渠道筹集转变,多种渠道的学校自筹经费在高校经费投入结构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使得高校向受教育者收取较高的学费,这对大部分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三)教育消费支出对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
教育政策使农村的文化水平大幅上升,科技文化给农民增收带来了收益,农村生活水平日益得到改善,农村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农村出现的教育消费型贫困与当前教育收费居高不下密切相关,使得农民不堪重负。从表1数据可知2007年江西省人均可用于储蓄的金额最大为1102元(用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而1位大中专生1年的学费最低在4000元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家庭中4人才能送1个大中专生上学。而因“家庭收入低-没钱投资教育-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家庭收入低”,这成为一个贫困代际传递的“怪圈”,“教育消费型贫困”带给许多农民担忧的前景。
三、提升农村教育消费的对策
(一)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提升教育消费能力
虽然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使农村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但农民的教育消费质量和水平依然不容乐观,现行的高教收费政策对广大农民来说压力依然巨大。因此,积极关注地方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出台具体的支农措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致富能力,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承受能力。
(二)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教育投资回报率,增强农民教育消费的信心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接受教育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其接受教育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但其收益却并不明显,这显然会抑制农村教育消费的增加。各级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和用人单位要积极推动大学生就业工作,组织指导和管理毕业生就业供需见面、双向选择活动,搭建各种双选平台,提供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另外一方面可以对农村大学生回乡创业提供补助或提供创业基金,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消费的投资回报,提高农民教育消费的积极性。
(三)加强金融部门对农村教育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金融部门要在教育消费方面有所作为,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助学贷款政策,及时了解掌握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的实际需求,加强助学贷款品种和服务方式创新,探索将保险引入助学贷款业务的新途径,对符合条件要求助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贷款支持。
(四)设立国家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农村学生,减轻农村家庭教育消费负担
政府可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投放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奖学金、助学金项目,鼓励学校通过各种途径设立更多的奖学金项目,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村贫困的品学兼优学生勤奋学习,有可以为农村家庭教育消费减轻负担。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025-03
价格与消费是两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经济因素,价格水平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根据价格曲线也可看出,价格越高,消费需求越低,价格越低,消费需求越高。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涨速明显加快,成为经济运行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肉禽蛋、鲜菜、汽油、柴油、石油、液化气等商品价格均保持在高价位上运行,人们日常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价格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与宏观经济运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价格作为一个现象,折射出的是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实质性问题。此外,价格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同时扮演着“市场调节器”与“宏观经济运行指示器”的双重角色。因此,物价波动一直是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物价这一关系到民生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认真研究、科学合理地分析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我国物价水平的历史与现状
(一)我国历史各物价水平变动阶段
第一阶段:1953―1965年(共13年)。这一阶段,我国物价水平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升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出现了一次高耸的峰和深陷的谷。1959~1961的3年中,零售物价水平持续上涨,于1961年到达顶峰,涨幅为16.2%。1962年,零售物价下跌,1963年跌至-5.9%的波谷,峰谷落差达22.1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1966―1976年(共11年)。在这一段时期内,我国物价水平的变动幅度极小。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曲线几乎是一条水平直线,其涨幅从未超过1%,跌幅也仅有一年略微超过1%,最高点(1975年,0.6%)与最低点(1969年,-1.1%)之间的落差只有1.7个百分点。这一时期零售物价的高度稳定,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当时的中央政府直接通过行政手段冻结价格。这样,尽管经济在剧烈地波动,而价格水平却“纹丝不动”。
第三阶段:1977―1999年(共23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物价水平长期僵持不变的局面被彻底打破,零售物价开始持续上升。1999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为1978年的359.8%。在这一时期,价格涨幅的波动性也变得非常明显。从1977年到1999年,我国物价涨幅可观测到4次明显的循环波动。
第四阶段:2000―2007年(共8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1991―2001年的完整波谷―波谷经济周期后,从2002年起重新进入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2003年与2004年实际GDP增长速度接近潜在GDP增长速度,而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超过潜在GDP增长速度,其间通货膨胀却相对温和。在2006年中国经济继承了2005年的强劲扩张趋势,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增长型经济周期的位势上,2006年将构成本次经济周期的波峰年度。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采取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取向,兼顾经济稳定的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进一步促进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以及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在总体经济景气进入本次经济周期收缩阶段后延续其繁荣形态。2007年实际GDP增长速度略低于潜在GDP增长速度平稳回复至潜在GDP水平。
(二)我国现阶段物价变动的状况及原因
物价上涨影响居民的生活,从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涨速明显加快,成为经济运行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2007年1―11月份CPI同比上涨4.6%,涨幅比去年同期提高3.3个百分点;尤其是11月份CPI同比上涨6.9%,环比上涨0.7%,创1996年底以来的新高。另外,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央行公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等均呈现加速上升的势头,已超出各方预期。
从统计数据来看,2007年的CPI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以11月份为例,当月以粮食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2%,推动CPI上涨了6.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88.6%,其中粮食价格同比上涨6.6%,肉禽及其制品价格同比上涨38.8%油脂价格同比上涨35%,鲜菜价格同比上涨28.6%,鲜果价格上涨12.9%,鲜蛋价格同比上涨10%,水产品价格同比上涨6.8%。而工业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基本保持稳定,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后,前11个月的核心价格指数仅同比上涨1%左右。
物价上涨是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原因之一:国际市场价格的带动。由于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国等国家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对玉米、大豆等粮食需求量大幅增加。这导致国际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进而拉动了国内粮食价格上升,并影响到以粮食为原料的食用油、肉、禽、蛋、奶等主要副食品价格。
原因之二:成本推动。近10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一直低位运行,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籽、生猪等主要农产品现在的价格,多数低于10年前的水平,只有个别品种略高于10年前水平。但与此同时,种植养殖成本随着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而大幅上升,所以,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
原因之三:供求结构失衡。由于去年上半年生猪价格跌到谷底,导致生猪存栏下降,去年下半年生猪价格开始进入周期性上涨阶段。部分地区出现的疫情,也加剧了生猪供应的紧张。
民以食为天,粮食、肉、禽、蛋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今年以来食品和副食品价格的上涨过猛,波及面过大,猪肉的涨价带动了其他生活资料(如牛羊肉、蛋、奶)价格上涨。这是事关人民群众(特别是在校学生、进城务工人员、城市低保人群等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事关全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势必影响到千家万户居民的生活质量。涨价使多数中低收入城乡居民的生活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但冲击最大的是城乡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对一些县城的民工生活冲击较大,感到压力沉重。
二、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物价波动主要由市场中的商品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即供给小于需求是物价上涨,供给大于需求是物价下跌,供给等于需求时物价稳定。物价波动可以调整市场中商品供求关系,即供给小于需求时抬高物价可以使供求平衡,供给大于需求时降低物价可以促使供求平衡物价波动。
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是反映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衡量一般家庭(不含共同事业户)实际购买各项消费性商品及劳务价格变动情形。所得税、购置土地、住宅及人寿保险等支出不属查价范围。
大多数国家都编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城乡居民购买并用于消费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动情况,并用它来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
从2001年起,我国采用国际通用做法,逐月编制并公布以2000年价格水平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作为反映我国通货膨胀(或紧缩)程度的主要指标。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负责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及相关工作,并组织、指导和管理各区市的消费价格调查统计工作。
我国编制价格指数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根据全国城乡近11万户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资料和有关规定确定,目前共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251个基本分类,约700个代表品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是在对全国550个样本市县近3万个采价点进行价格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国际规范的流程和公式算出来的。
CPI=(Pt1Q01+Pt2Q02+…+PtmQ0m)/(P01Q01+ P02Q02+…+P0mQ0m)*100
式中:P――商品价格;Q――商品数量;m――商品的种类;t――现期;0――基期。
公式中,分母表示在需要进行比较的基期里居民对有关商品的支出总额;分子表示居民在现期以现行价格购买相同种类、同样数量的商品支出总额。
把上述公式用文字简化表达就是:
CPI=现期购买商品支出总额/基期购买商品支出总额×100(商品是同类商品,与取样样本有关)
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统计学家厄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在研究英、法、德和比利时等国工人阶级不同阶层的家庭调查资料时,得到一系列数据,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他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低,其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越大,反之,其比重越小;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会逐渐减少。对国家而言,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平均支出中购买食品支出的比重越大,这一规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后来,人们把食品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称为恩格尔系数,用公式表示如下: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全部生活消费支出)×100%
恩格尔定律的原理非常简单:一个家庭或个人维持生命所必须的食品数量是基本不变的。在这个前提下,恩格尔系数值越小,即食品支出占家庭或个人支出的比重越小,自然就意味着家庭或个人的生活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生活水平越低。因此,可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成就。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更是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评价国家贫富和地区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
在我国,恩格尔系数同样受到高度重视,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还是新闻媒体关于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报道,都可以见到恩格尔系数踪影,使用频率极高:中国宣布“总体达到小康”所依据的一个重要指标便是“恩格尔系数”;政府机关很多工作计划的依据也是本地的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定律是在假定价格不变的前提下而提出的,其受影响较大除收入以外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物价水平:当食品消费数量不变时,物价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名义收入不变时实际收入的降低,即意味着在相同收入下食品支出的增加。因此,物价水平上升,恩格尔系数就会上升,反之则下降。而影响恩格尔系数的主要因素有收入状况、物价水平、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状况、福利政策和消费习惯等。其表现为:
1.近年来我国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服装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和住房支出的不断增加造成的:当居民购置住房等耐用消费品时,在个人可支配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用于食品的支出就会减小,因此恩格尔系数会下降;当老百姓对医疗、住房、交通等方面的支出增加时,在个人可支配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就会挤占对食品的消费,从而导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
2.随着家庭设备用品消费的增多,恩格尔系数是上升的:当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刚开始增多时,生活消费会从温饱型消费转向营养型消费时,谷物在食物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会不断减少,肉乳品及精细食品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因此,在生活刚刚开始好转的某段时间内,恩格尔系数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家庭设备用品相对于一般消费品来说,使用期限较长,单位产品价格较高。居民为了购买耐用消费品,一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储蓄,在维持基本生活的食品支出不变时,其它各项消费性支出就会减少,因此积累期的恩格尔系数会上升。
3.当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时,恩格尔系数是上升的:食品消费数量不变时,消费物价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名义收入不变时实际收入的降低,即意味着在相同收入下食品支出的增加,从而导致恩格尔系数的上升。
4.物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水平。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因此,居民对食品价格非常敏感,稍有异动就会引起居民的广泛关注。由于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使得收入对生活的保障作用逐步减弱,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更难以承受。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必然带来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增加,因为食品这类生活必需品消费弹性小,替代效应不明显,不管价格是否上涨,必须得消费。价格上涨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欲望,通常物价上涨时,人们为了缓解这一压力,不得不降低消费档次,减少消费数量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也就造成了消费量的下降,生活质量的降低。
综合以上分析,消费品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给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带来一定困难,其生活质量有所下降。具体表现在:一是采取买价廉质次的商品,来确保量的满足。二是提取存款或借钱应对急需。三是改变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减少非必需品的消费。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支出成为压缩对象。四是主要消费品价格的快速上涨,还给低收入居民家庭增添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心理压力和价格预期。
三、建议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建议:要加强价格监控和调控,大力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积极促进居民消费。政府应坚决制止搭车涨价和哄抬物价的现象,维护市场的稳定;对房地产业等价格过高的行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抑制商品房价的过高过快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在扩大就业、提高低保水平、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出台操作性强的政策;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鼓励和引导合理消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而带动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大幅提高,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当前的宏观调控重点,既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缓解资源瓶颈,加强对通胀的预警和疏导,又要千方百计地积极培育市场和有效扩大消费,缓解消费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
主要解决方案:
1.应适当调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经济局部过热与多年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且投资结构欠合理无不关系,因此,为降低投资增长速度,抑制通货膨胀的恶化,缓解经济结构的失衡,适度调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2.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缓解对生产资料的过度需求。一是坚决遏制某些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人民银行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加强“窗口”指导,商业银行要增强风险意识,强化信贷审核。三是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制定限制性价格政策,控制这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同时,加强对煤、电、油、运的协调,缓解瓶颈制约。
3.努力促进粮食增产,增加粮食供给,使粮食价格回升到一个合理水平。由于以粮食为基础的食品类价格占居民消费价格的权重大,食品是居民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群体中所占支出比重较大,所以,保持粮食价格基本稳定、合理回升至关重要。一是要搞好粮食总量平衡工作,引导粮价稳步回升,逐步达到一个合理区间。二是要加强农资价格监管,稳定农资价格,稳定粮食生产的物质成本。三是要在粮食生产方面给予税收、信贷、价格等政策优惠,减轻种粮农民负担,保护和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4.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首先,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快速上涨构成物价水平上涨的一个方面,而且对消费者的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其次,房地产业的产业关联度较大,对房地产的过度投资构成了能源、原材料供给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的具体波动情况来看,土地价格和商品房价格上涨较快,而土地租金价格上涨有限。这说明,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以及与此相关的价格波动具有泡沫成分,这可能隐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是控制物价上涨和金融风险的良策。
5.对货币供应量的超速增长进行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超速增长是导致近期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所以今后一段时间,要对货币信贷过快增长进行调控:一是要加大公开市场业务力度,对冲因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二是对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提高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适度控制贷款规模;三是要解决长期机制问题,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解决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刚性问题,使货币政策调控更加有效。但要注意,这种调控只能是微调,力度不宜过大。这是因为,一方面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固然可以在压缩投资需求方面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无助于结构性矛盾和供给瓶颈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需求增长必须通过增量货币才能实现,如果实际信贷规模出现大幅下降,在短期内对快速增长的经济会产生很大的扰动。一旦投入产出的链条被人为割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甚至重新回到通货紧缩的泥潭里。
6.加强价格监测分析工作,建立价格异常波动应急机制。价格监测是价格决策和宏观调控的基础,要突出监测重点,完善有关制度,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市场供求状况和价格走势,善于发现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建立应对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急处理机制,及时提出控制价格上涨的意见和建议,做到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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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世界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状态,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60岁以上的老人占全国人口的11%,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老年人口数将达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7%,会形成一个庞大的老年消费群体。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超过4亿人,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可能突破8 000万人。根据中国国家老龄委提供的数据,2011年中国老年人用品市场的总需求量将超过10万亿元,而现阶段全国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不足市场需求的10%。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老龄人口消费决策行为进行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中国老龄人消费自我概念特点与购买决策风格的关系研究。我们认为研究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有利于更好的服务老龄市场。
我国关于自我概念与消费行为方面的研究始于最近一段时期。刘凤娥和黄希庭(2001)将大学生消费者自我概念分为四种类型,即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发展自我和心灵自我。杨晓燕(2002) 研究了中国女性消费者自我概念与消费态度的相关性。她将中国女性消费者自我概念分为五个维度,即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发展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曾智(2004)通过研究自我概念的四个结构成分表现自我、情感自我、发展自我、心灵自我与大学生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出他们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陈玉国 (2005)探讨了消费者决策风格与不同世代的相关关系。赵恒(2007)研究了消费者的自我概念和手机消费中品牌的关系,结果发现,消费者自我概念同品牌形象之间的一致性在不同消费者人群中具有差异。陈延斌(2007)使用购物决策量表研究了大学生自我概念与消费决策间的关系。李晓蕾(2008)研究了中国女大学生消费自我概念特点与购买决策风格相关关系。张旺芝(2008)以石家庄市为例,对城区老年人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试图以老年消费者为对象,引入自我概念理论,并考虑到老年人的性别、健康状况等相关特性,以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家庭自我四个维度研究自我概念与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相关关系。
二、 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对老龄人消费自我概念特点的研究综合选取了杨晓燕(2002)等的结构成分研究思路,确立老龄人消费自我概念的四个维度,即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家庭自我,并基于这四个维度,从整体的视角来分析老龄人的自我概念特点。情感自我展示的是个体对待环境中各种事物的感受方面;表现自我的特点是喜欢通过各种方式向他人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思想;心灵自我展示的是自己对内心世界方面的关注,注重内心世界的感受和体验;家庭自我是消费者在家庭物质生活方面的观念和形象特征。并且,不同性别与不同健康状况的老龄人口消费自我概念都会呈现不同的差异性特点。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H1: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老龄消费者在消费自我概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H1a:不同性别的老龄消费者在自我概念的四个维度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四个维度上存在差异。
H1b:不同健康状况的老龄消费者在自我概念的四个维度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四个维度上存在差异。
老龄人进入到一定时期之后,身体健康状况会逐渐成为制约或促成他们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性别作为人口统计中非常重要的变量,也会对老龄人的消费行为起着重要的影响。例如,男性购物时表现得会更加果断,而女性可能在选取物品或服务时考虑的因素会更多一些,女性对于距离远近、是否是名牌产品、是否有折扣等可能会给予较多关注。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H2:不同人口统计变量的老龄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H2a:不同性别的老龄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方面存在差异。
H2b:不同健康状况的老龄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方面存在差异。
消费行为是人们对自我认知的外在体现。对自我的认知不同,往往会做出不同的购买决策。自我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是由个体所拥有的某些物品,如汽车、住宅等所界定和展示的。然而,不同的个体对这些物品的注重程度是有差异的。老龄人的消费自我概念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们的购买决策。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
H3: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的不同维度对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a:情感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b:表现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c:心灵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H3d:家庭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有显著影响。
老龄人的购买决策服从其内心对自我的认知。性别作为人口统计变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关系之间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老龄人由于健康状况的不同,自我认知对购买决策的影响也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此,提出本研究第四个假设:
H4:不同人口统计变量会调节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
H4a:性别差异会调节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
H4b:健康状况的差异会调节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与购买决策的关系。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涉及到老龄人口统计变量, 如籍贯、性别、健康状况,也包含与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家庭自我相关的题项。我们选取长春市6个区:朝阳区、南关区、二道区、宽城区、绿园区、双阳区老龄人口为样本对象。首先,通过查阅2009年资料得出这6个区的人口比例,算出每个区所要发放的样本量。然后,分区进行问卷发放和回收。本次调查选取样本40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321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0.25%。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得到样本特征如下:女性占51.8%,男性占48.2%,男女比例基本均衡;从健康状况的分布来看,身体状况一般的居多,达到54.9%,而很差和较差的分别为4.5%和15.3%,健康状况较好的占20.9%,很好的仅为4.4%。经检验我们发现,自我概念量表及购买决策的Cronbach's 系数均超过0.70。同时,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量表KMO值为0.638,巴特利球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KMO值为0.618,巴特利球的显著性概率0.000,均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表1是对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的性别和健康状况所进行的方差分析。从表中的统计分析可知,性别对心灵自我有着极显著的影响,对总自我概念也有显著影响,对情感自我、表现自我、家庭自我影响则不显著;健康状况对总自我概念及其四个结构成分都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交互作用对总自我概念的影响极其显著,并且对情感自我和心灵自我的影响显著,对表现自我和家庭自我的影响不显著。表2是对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的性别差异和健康状况差异所进行的多元方差分析。通过多元方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受性别差异影响的显著性为5%,而受健康状况和文化程度的影响显著性为1%。性别与健康状况的交互作用对老龄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通过检验老龄消费者自我概念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关系,我们发现感情自我、表现自我、心灵自我和家庭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从而我们进一步选用分组回归分析来检验性别和健康状况对老龄人消费的调节效应。计算结果在表3中给出。由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女性消费者中情感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未通过检验;两组中表现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力均通过检验,标准系数分别是0.216和0.369,这说明女性消费者中表现自我的影响力显著强于男性消费者;两组中心灵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均通过检验,标准系数分别是0.173和0.206,也这说明女性消费者心灵自我的影响力显著强于男性消费者;两组中家庭自我对老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力均通过检验,标准系数分别为0.273和0.300这说明女性消费者中家庭自我的影响力也略强于男性消费者。
由表4中可见,在健康状况较差的老龄消费者中,情感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未能通过检验。健康状况很差时表现自我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力未能通过检验。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变,各自我概念维度对购买决策影响的作用渐进性并不明显。例如很好与较好相比较,心灵自我的标准系数分别为0.185和0.211,可见,健康状况较好的心灵自我影响力比很好的心灵自我影响力显著。然而,通过较好与一般的比较, 又会发现心灵自我的标准系数分别为0.211和0.173,健康状况较好的心灵自我影响力又比健康状况一般的心灵自我影响力显著。
四、 研究结果与讨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由于退休金、养老保险等的增加,以及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和回馈,老龄人的购买能力在逐渐增强。通过本文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许多老龄人出于对自我概念的满足从而做出不同的消费决策,老龄消费者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健康状况方面存在显著的消费差异,针对老龄人的上述消费特征,企业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来展开他们的营销策略。
1. 针对老龄人的特定情感需求,设计富有人文关怀的产品。目前,我国正步入老龄化阶段,各个城市的老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但据统计,我国的主流产品市场并没有重视这一逐渐庞大人群的需求,针对老龄人的产品和服务比较单一,大多集中在保健品领域,或是仅处在边缘产品形态上。虽然现代的老年人越来越开放,接受新鲜事物的认知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但是,普遍来说,他们对产品的要求更注重效能性和可操作性。如今的城乡二元化化社会,造成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相隔两地,子女在外打拼事业,老人晚年难免会有孤单寂寞的感觉,所以我们认为,适合现代老年人的产品更应该彰显人文关怀,无论在产品设计上还是服务管理上都应该照顾到老年人所特有的情感需求,才能成为市场的赢家。
2. 从物有所值型出发,加强符合老龄人消费习惯的定价策略。企业可以根据老龄人性别等方面不同实行差别定价。对于女性老年人,产品应更多考虑情感诉求。而针对男性老年人,则更多地考虑产品的功能,选取相对较高定价,以彰显产品的价值。同时,对于老龄人这样的特殊群体,需要运用特殊的广告运作方式来进行市场开发,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老龄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意识和从前相比都发生很大的改变。如今的老龄人的消费心态正朝着年轻化、时尚化的方向发展,他们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能接受新鲜事物,因此应该适当把握新颖时尚元素,注重情感自我,对一些注重时尚的老龄人提供相应的时尚服务。一些老龄人还可能更愿意花一些钱来补偿年轻时候的消费缺憾。因此,企业也可以针对老龄人的这些特点,注重产品和服务的时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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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背景之下,有关都市现代性的探讨与争论层出不穷。关于“大都会”(metropolis)生活的描述――无论是西美尔所指涉的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波德莱尔及本雅明笔下“漫游者”的舞台,抑或是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不同个体能够共同进入的最无个体性的生活形式”――都突显出了其迷一般的特质。作为中国都市现代化最早的发端之地,上海的现代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上海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情长意深,倾国倾城。多少传奇,写不尽她的风姿;多少寓言,变作了她的胭脂。上海,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一个幻化的迷梦?
蔡翔先生的论文《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产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为切入点,分析了上海两种记忆的历史对视、“风景”与“本土”的对立,空间生产、“禁言之物”与文化等级制度建构,从而提出都市的现代性想象,与被书写遮蔽/遗忘了的底层记忆和地理的命题。其论文涉及三大领域:记忆、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论文不但试图在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而且同时采用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
论文第一部分《两种记忆的对视:上海的历史》追述了作为上海“底层”和“上层”象征的以苏州河南北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区划的形成过程。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实际上“无视”了其“底层”代表――苏州河以北的生活叙事。而这一被城市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外部”却在诸如《杨树浦》、《浜北人》和《虹口轶事》等文学文本中无意识的“复活”,从而使我们得以见到一个同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形成“对视”的与电车、高楼、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灯等象征着都市现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棚户区”的下层空间里,个体冲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联结,他们被边缘化却又极力想进入城市中心生活;他们被城市的上层阶级拒绝――在这个以消费为最主要特征的社会里,贫困使他们成为最卑微的“他者”。诚如西美尔所言,现代性的历史就存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之中;是货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引起了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化,而且货币经济也是现代都市生活风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着都市里现代人心态和气质的微妙变化,并决定着他们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费社会之中,底层阶级无法摆脱金钱对他们命运的宰治,同时也无可避免的会产生身份置换以及上层化的愿望。就深层意义而言,这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即:就某个政治群体(如阶级、政党、集团等)中的政治个体来说,他们作为个人所应该具有的那些有个性的思想意识,被无个性的、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代替。在这个时候,这些个体的政治行为,实际上主要是被他们的思想意识中那些无意识因素所支配着的。作为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存在,下层阶级渴望着来自城市中心的认同;在寻找自身意义的过程中,他们是需要被上层社会所表征与建构的“他者”――意识形态强大的收编作用由此可见。
论文第二部分《意义寻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现》进一步展示了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的对立。文章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地理隔绝的原因,空间往往会演化成不同的阶级形态乃至阶级的生活形态。” [1]然而这种“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对立在空间上却又不是永远壁垒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仍然居住着不计其数的贫民;在高楼林立与优雅的人性背后隐藏着的是黑暗肮脏、狭窄不堪的底层居住空间,以及一种随之而来的“羞耻”感。这便是底层生活残酷的真实写照:它与上层社会并存却永远被其排斥,而成为叙述的“他者”,沦为主流话语中的“禁言之物”。“风景”与“本土”的对立也随之产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和“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 [2]的对立。这种对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义寻找,而意义的产生显然已经由“政治无意识”而意识形态化了。因此,底层阶级无论这样努力都始终是都市里的“异乡人”,孤独、焦虑、寂寞以及彷徨时刻伴随在他们关于身份置换与上层化的想象之中。
论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现与职业化的空间想象”》指出“城市下层生活的记忆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与‘家庭’在叙述中的退出有关。”[3]而当家庭或是下层生活已成某种“禁言之物”的时候,意义的寻找,亦即叙述的中心便理所当然的开始向城市中心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年轻的有着职业身份的非专职白领作者的出现,“街道”开始大量的在叙述中涌现。叙述者对“街道”的成功进入意味着“风景”与“本土”对立的消失:由于职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城市中心;他们寻找自身意义的同时也隐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源的空间争夺。然而,先于这种成功“进入”之前发生的是他们的身份置换:即将自身转化为消费主体――这也是他们成为消费社会“风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据一个人的出身、门第而对其进行身份划分的传统模式在消费时代宣告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费方式与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更为不公平的社会关系。于是,在这种巨大的现代性力量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压制和扼杀,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就此而言,现代性已由制度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即从宏观转向了微观。
论文最后指出,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的某种起源来自于对现代性的“塑造”或者“构建”。而现代性在当下的中国尚处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城市书写”会生产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会有更多残酷的真实存在被遮蔽;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文化等级制度也成为“城市书写”所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注释:
[1] 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2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页.
[3] 同上,219页.
参考文献:
[1]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基础性公平,是现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体现了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观。我国政府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一直在不断努力着[1]。
1 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状况的城乡比较
西部义务教育资源不仅总体落后,而且教育资源过多集中于城市,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差距尤为明显[2]。
1.1 城乡学校在办学条件方面差异迥然
在初中教育阶段,城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之比为13:3,城乡生均实验室面积为8:1,城乡生均计算机数之比为7:1(均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而得)。在西部,有些城市投入上千万元建设所谓“示范性学校”的同时,西部农村不少学校却在危房里上课。按照《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6年的数据测算,农村学校尚有危房32963503 m2。
1.2西部城乡家庭教育文化性支出比较
由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城乡差异,西部城乡家庭教育文化性支出也存在很大差别。如下表1 所示,2006年,城镇家庭教育文化性支出人均为1021.43元,而农村家庭人均仅为47.97元。城镇家庭教育文化性支出占全年可支配收入的10.5%,而农村家庭该比率为1.54%。
表1 西部城乡家庭教育文化性支出比较
人均教育文
化性支出(元)
人均教育文化性支
出/人均消费性支出(%)
人均教育文化性支出/人均
全年可支配收入(%)
城镇
1021.43
13.61
10.50
农村
一、开篇介绍
首先,要先向在场的老师问好,讲述自己的姓名、班级、专业以及论文题目。再者,要讲述论文的指导老师,并对老师的指导工作表示一定的感谢。
你可以这么说:“我是来自XX专业XX班的XXX,我的论文题目是《XXX》,本篇论文是在XX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期间,XX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这里,我对他表示我最真挚的感谢和敬意!下面我将这篇论文的写作研究意义、结构及主要内容、存在的不足向各位老师作简要的陈述,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二、文章的研究意义
选择一个方向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应当是有据可寻的,在这个部分可以结合社会背景,参考的资料数据,以及自己的观点,大致描述出选择这个视角来作为论文题材的原因,让老师感觉到这确实是篇有研究价值的论文,同时也感受到你付出的努力。在开头你可以这么说:“首先,我想谈谈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及这篇文章的研究意义……”
三、分析文章结构及内容
1.从已经做好的网页上复制内容,会引起格式的问题。
2.从编辑器复制内容到编辑器,也是会有问题的。
3.所以必须保证从秀米复制到编辑器。
4.正文里面出现例如超链接,会过长引起问题,需要自己手工再调整。
四、谦虚结尾
不要忽视这个小结尾哦~不论是从知识层面,或是生活经验来看,我们看待问题的程度肯定都是不及老师的,因此要说出自己论文中的不足之处,让老师感受到这不仅是一场论文自述,而是你在抓住机会学习。
你可以说:“在这篇文章中虽然……但是还有……的不足之处,与老师的期望相差甚远,借此答辩机会,万分恳切的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多指出这篇论文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将虚心接受。以上是我的论文答辩自述,敬请各位评委老师提出宝贵的意见。谢谢!”
论文答辩自述范文(一)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
大家好!
我是XX级国际金融专业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现状及对策探讨》。论文是在袁老师的悉心指点和大力帮助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袁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向现场的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从课题选择到论文的顺利完成,一直都离不开老师、同学、朋友给我的热情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在最初试图以《金融企业上市的意义》为题进行研究时,还是颇有顾虑的,最大的难题在于缺乏足够的了解。在学院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最终确定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进行尝试性的分析研究,由此才展开此论文的撰写工作。在着手准备论文写作的时候,大量阅读相关方面的各种资料。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现状的概况有了大致了解,缕清思路的基础上确定研究方向,然后与老师商讨,确定论文大致思路和研究方向。然后,为了完成论文,本人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主要来自网上的论文期刊、图书馆的书目、学习教材的理论资料。在袁老师的耐心指导和帮助下,经过阅读主要参考资料,拟定提纲,确定中心思想,论文初稿,修改等一系列程序,于2012年2月20日正式定稿。
下面我将本论文写作的目的和主要内容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目的及意义。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已成为我国经济高速运转的助推器,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现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文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论述该论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的内容与总体思路第二部分是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通过分析融资渠道,探讨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与融资来源,以及各种融资方式的优缺点。并且重点研究融资现状,包括内源融资、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现状分析。
第三部分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该部分分别从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探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分析内部的问题所在,比如缺少抵押担保资产、制度不规范、抗风险能力低、信用等级偏低等。外部的影响,比如银行、政府、担保机构的不支持等。
第四部分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障碍的解决对策;包括:整顿与提高企业自身素质,政府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建立担保体系,建立和完善融资体系,完善法律体系等。全方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和存在的不足。
经过本次论文写作,我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由于学生能力不足,在遣词造句上,虽然我对全了细致修改,但个别语句语序凌乱、语句僵硬、口语化的问题依然不可避免。在许多内容表述上存在着不当之处,与老师的期望相差甚远,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借此答辩机会,万分恳切的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多指出本篇论文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学生将虚心接受,从而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使该论文得到完善和提高。
以上就是我的答辩自述,希望各位评委老师阅读论文并给予评价和指正。
谢谢大家!
论文答辩自述范文(二)
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们:
上午好!我是XX科技学院中文系03汉师(1)班的学生。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试论凌叔华笔下的女性意识》,我的指导老师是何清老师。我当时之所以选择研究凌叔华的女性意识是因为:在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凌叔华是给了我别样感受的一个女作家。她的小说中很少有惊心动魄的事物,也看不出什么磅礴于宇宙的气势,但她小说中的文字仍有力量,只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叙述的调子是平静的。她的作品是百分之百女性的,它们“幽深、姻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我想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吸引了我,使我在不知不觉间走进了她的世界。而且,作为一名女性,我想我更能看清凌叔华笔下那种时而讽刺鞭挞,时而同情无奈的女性心理,这也体现了五四时期的女性意识,为我们全面了解我国女性意识的发展历程及其表现特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点。凌叔华写作的小说是本文最直接的文本基础,此外,我在大学期间还选修了女性文学相关课程,对女性意识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也积累了一定的写作素材,有利于该课题的研究和写作工作的开展。
我的论文《试论凌叔华笔下的女性意识》从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入手,解读凌叔华笔下的女性意识,但本论文的写作是以孩子为视角,将笔触集中在凌叔华作品中孩子眼中的女性世界,希望能够多角度、多方面的去研究凌叔华的小说作品,更深入地挖掘凌叔华在其小说中所呈现的独特魅力,以及更好地感受她笔下所展现的女性意识,从而促进现今女性意识的更好发展。
具体来说,我的论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解读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及凌叔华笔下的女性意识,指出凌叔华成为女性意识由向外索取客体转向自觉地对女性意识本体进行精心注目和审视的最早的女作家。这种内审为女性意识的成熟做了最初的奠基工作。第二部分,论述凌叔华是怎样通过孩子这一视角来展现女性世界、表现女性意识的。主要结合其小说集《小哥俩》中的具体的作品从“十足”的孩子和“小大人”的孩子两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述。以实证来论证凌叔华的女性意识。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凌叔华小说中独特的表现手法。孩子视角的运用,第三人称的写作手法,画面感的表现形式,这些都突出了凌叔华女性意识的表达力度,更能表现出凌叔华作品的独特魅力。
第四部分,主要是将凌叔华在写作中关于孩子的作品与冰心作比较,从她们写作孩子的目的、立场、角度的不同来突现凌叔华隐身于孩子的女性意识。突出凌叔华在五四时期所展现的独特女性意识。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于女性意识研究的日渐深入。20世纪初期的一些女作家也就被纳入到考察的视野,凌叔华就是其中一位。但长期以来,众学者对于凌叔华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小说的写作独特性以及她与契诃夫、曼叔菲尔德的比较上。但是较少有学者关注凌叔华作品中在儿童视角下所展现出来的女性意识,这是关于凌叔华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向。它可以让我们多角度、全面的了解凌叔华的女性意识。
第五部分,大部分都是毕业论文结束语。例如:在毕业论文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的苏轼寓惠散文方面的相关书籍和学术期刊论文,并参考了部分毕业论文总结范文。。这得得益于我们学校图书馆丰富的参考书籍和中国学术期刊网中的专业论文。本论文经过一二三稿并最终定稿,在这期间,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何清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在这里,我对他表示我最真挚的感谢和敬意!
以上就是我这次的毕业论文答辩自述,希望各评委老师给予评价和指正。谢谢!
论文答辩自述范文(三)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我是XX级社工班的学生XXX,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社区照顾理论下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对策研究》。我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一是因为目前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关注养老服务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二是我个人对养老服务的兴趣。我的学年论文就是研究老年社区照顾的,题为《从“我国老年人的恋家情结”视角看老年社区照顾的开展》,而毕业论文就是对学年论文的深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浅薄研究能够为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建议和参考。
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肖云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提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肖老师的精心细致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不管今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批评指正。
下面我就把论文选题背景,写作基本思路以及存在不足向各位老师作如下简要陈述: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子女数量的减少,传统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目前快速老龄化的现状。在我国城市社区快速蓬勃发展,社区服务功能日益扩展和凸现的背景下,如何以社区为依托和载体,使之承担和发挥其养老服务功能,成为理论和实践上需要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的研究较之初期的研究已逐渐走向深入,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拓展。从研究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文献来看,多数研究集中在社区的境况、老年人的生理特征、心理特征、养老工作存在的问题等方面,优势视角、增能理论也开始得到了初步应有。以社区照顾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也有不少,但目前运用的深入和全面分析尚不多见。虽然这些相关研究对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都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例如:多数研究从社会调查的角度出发,比如对我国老年人身体状况、生活状况的调查等;问题的分析多数也仅仅局限在浅层次的空洞层面,分析还不够深刻细致,让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问题解决,太过注重养老的物质层面,而忽略内心和精神层面;在方案的提出方面,考虑不够全面,大多停留在宏观政策的层面,很多措施抽象而不具体,也难以落实,同时也缺乏可行性。
因此,我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结合当前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现状,全面分析其所存在的问题,在社区照顾理论的应用和深入下,重点从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经济实力等方面着手,针对我国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初步提出建设性对策。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工作提供建议和参考。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为:社区照顾理论的分析、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现状、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社区照顾理论下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对策。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社区照顾理论的来源、相关概念、内涵及特点。旨在增加对该理论的理解。
第二部分主要在大量文献的查阅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概括了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总体现状。主要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方式呈现多样;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环境日趋优化。
第三部分主要提出了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所存在的问题:(1)对社区养老服务认识不足(2)社区提供的服务项目较少(3)缺乏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服务质量不高(4)社区医疗有待加强(5)政策法制不健全(6)资金缺乏且来源渠道单一。并对其进行了原因分析。
最后一部分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策略:1、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高社区养老的意识2、丰富社区养老服务项目3、加强对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化培养,提高服务质量4、加强社区医疗水平5、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6、多渠道的筹集资金。
以上就是我这次的毕业论文答辩自述,希望各评委老师给予评价和指正。谢谢!
论文答辩自述范文(四)
各位老师:
下午好!我是金融学专业***,非常感谢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策略分析》,我的指导老师是***老师。下面我就论文的相关情况向各位老师作一下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写作意义。
近年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在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支持下,农民收入连续几年获得稳定增长,农村的消费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但与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当前,农村是扩大内需的突破口,经济增长的潜力在农村,而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本课题通过分析农村消费信贷的现状,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策略,可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使我国农村需求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农村金融市场实现繁荣。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农村消费信贷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相应策略。
2.定性分析法。以当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状况为切入点,定性的研究阻碍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多方面原因。
思路:
从调研农村消费市场和消费信贷情况入手,深入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状况,针对制约我国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因素和农村消费需求和消费信贷需求的特点,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开拓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策略。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状况,指出目前农村消费市场缺少足够的信贷支持,从侧面说明拓展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二部分通过分析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现状,提出目前农村消费信贷市场还存在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信贷产品创新落后于经济的变化发展以及农村消费信贷相配套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第三部分针对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要不断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开拓创新,推出多样化的信贷产品;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改善农村金融的外部环境等若干对策。
与其他文章相比,本文创新的之处是对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消费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问题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本论文经过一二三稿并最终定稿,在这期间,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指正,并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这里,我对她表示我最真挚的感谢和敬意!
以上就是我毕业论文答辩自述,希望各评委老师给予评价和指正。谢谢!
论文答辩自述范文(五)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我是XX班的学生XXX,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XXXX》,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XXX老师。本论文是在XX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再次谨向X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中心的感谢!下面我就把论文选题背景,写作基本思路以及存在不足向各位老师作如下简要陈述:
近年来,随着教师研究的不断深入,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日益成为研究的新热点。作为教师信念的核心,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是学校教学和教育革新的关键。研究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不仅能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自我,切实增强自信与教育的有效性,提高自身素质,促进教育能力的发展,而且能为研究者、行政管理者和教师培训者制定科学的教师培训方案提供有益的参考,使之有助于从根本上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从而切实提高教育质量。
目前,我国对教师自我效能感问题的探讨,有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对我国教师进行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中既有对教师自我效能感结构及与学校因素的关系的探讨,还有对专家、新手型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对比研究。但是,关于自我效能感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资料匮乏。
因此,我对XX市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考察该市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差异状况及其特点,并分析了自我效能感与小学教师专业的发展的密切关系。并结合调查研究,提出提高教师自我效能感以促进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希望能够提供给小学教师建议与参考。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为教师自我效能感概述、阜新市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现状调查、提出相应策略和结论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教师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及作用,旨在增加对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理解。
第二部分主要以XX市为例阐述了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的现状,进而分析自我效能感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现状:阜新市小学教师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较高;在个人教学效能感方面有显著差异;学历因素对教师教学效能感的影响显著;教学效能感与教龄间有密切关系;与性别间有显著的相关存在,并对上述的现状进行了原因分析。
第三部分主要针对存在的现状提出以下策略:教师方面,培养教师角色意识;建立心理防御机制;不断提高文化素养;积极进行教学反思。学校方面,创设宽松的工作环境;减轻额外的工作负担;消除城乡教育的差距;改革现行学位要求,强调综合素质。
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语,是对整篇论文主要观点的概括。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访谈调查法。
首先本文是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情况下来进行写作的。
其次,本人对XX市部分小学教师进行了访谈调查,调查对象注意了市区与农村的地域代表性。
最后,对大量的资料和访谈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归纳总结,分析原因,并提出几点可行的建议。
一、教学教研方面三年来,我担任一个重点班和几个普通班的政治课教学任务,所教班级从高一到高三,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xx年高考也取得了优异成绩。
教学中,为了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直观、生动、形象地开展教学活动。xx年年,在××市高中政治“四优”评比活动中,我的课件《家庭消费的内容》获得市一等奖。今年,接手高一,面对新课改和新教材,作为一名老教师,我认真钻研新课标、吃透新教材,积极开拓教学思路,把一些先进的教学理论、科学的教学方法灵活运用于课堂教学中,并将自己的做法加以总结,撰写的教学论文《探究式教学之管见》获市优秀论文一等奖。同时,我积极参加教研活动和集体备课,参加了市政治骨干教师培训,并成为区政治中心备课组成员,通过与同行的交流,开阔了视野,吸取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增长了教学智慧。
一、引言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GDP分析中常被誉为拉动经济增长的3个主要因素,这其中,消费对与经济增长则具有持久的推动力。近些年来,我国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转换和消费需求扩张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入21世纪,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大,消费结构问题一直是消费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定时期人民群众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
国内对于消费结构的研究一直热度不减。如尹世杰(1983)在其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中系统研究了消费结构问题,是我国进行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开端。丁声俊、叶方恬(1990)在《中国消费结构和食物结构》一书着重研究了食物消费结构问题,并分析比较了国内外消费结构的一般趋势。林白鹏(1993)在其所著《中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研究》一书中将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领域联系起来研究。孙凤等(2000)通过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尹世杰(2001)在《中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研究》一书中重点研究了实物、住房、劳务、文化教育、信息和旅游等不同消费支出项目支出结构合理化的途径,并指出“要实现消费结构合理化,必须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要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又必须根据消费结构的变化,不断调整产业结构”。赵卫亚(2003)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的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收入层次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周建军等(2003)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和趋势分析方法对我国1992-2001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研究。综合分析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经济有了重大突破。首先是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转型,国民经济转型方向总体上是从“外需依赖型”转向“内需扩大型”,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从“生产经济”转向“消费经济”。其次表现在消费结构的转型上。城镇居民消费逐渐由重实物消费转为物质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农村居民消费也由温饱型逐渐向小康型转变,由生存性消费逐步转为发展性消费。就实际情况而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高、消费量大、商品化程度高,其消费对农村居民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在消费结构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往往成为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重点。
二、ELES模型简介
ELES模型是由经济学家Liuch(1973)在英国计量经济学家R.stone于1954年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LES)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较以前的线性支出系统(LES)模型相比较,其在研究消费结构的变动特征和静态分析方面则显示出了相对较多的优越性,弥补了LES模型的一些缺陷。该系统假定某一时期内人们对各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并且认为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ELES把消费者对各类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看作收入和价格的函数。其经济含义为:在某个时期,价格和收入一定的条件下,消费者首先满足一个基本需求,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扣除基本需求支出后的收入则按一定比例在各类商品或服务之间分配。
ELES模型基本表达式为:
(i =1,2,…,n) (1)
其中, 表示消费者对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为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为消费者对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求量;为模型参数,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为消费者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消费者对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求支出。
将上式进行变形整理:
令=+y (2)
其中=- (3)
对(2)式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LS),得到和的估计值
对(3)式两边求和,即=(1-)经济论文,整理后=/(1-) (4)
将(4)代入(3)式中,得到=+/(1-)。
三、实证分析
为构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ELES模型,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可用性和权威性等原则,笔者收集了2009年按照不同收入分组的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数据和消费支出数据(见表1)杂志铺。
表格中将“可支配收入”记为“Y”,将“消费支出总计”记为“V”。根据目前通行的统计口径,把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分为8项: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和服务。分别按顺序用V1、V2、V3、V4、V5、V6、V7、V8代表以上列举的8个项目。下面利用这些可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表1我国城镇居民2009年消费支出情况(单位:元)
项目
最低收入户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高收入户
最高收入户
Y
5253.23
8162.07
11243.55
15399.92
21017.95
28386.47
46826.05
V1
2293.82
3009.48
3640.22
4410.49
5367.01
6360.33
8135.04
V2
458.48
684.18
962.45
1263.8
1601.19
1986.16
2782.3
V3
578.93
735.23
880.76
1131.03
1493.31
1775.08
2863.28
V4
226.04
366.43
521.47
701.08
977.07
1325.54
2114.2
V5
362.6
504.09
632.03
834.48
1072.01
1322.4
1745.91
V6
394.8
582.28
861.44
1285.03
2047.83
3181.88
5858.67
V7
457.22
665.96
953.75
1290.09
1807.73
2461.1
4116.41
V8
128.67
195.43
286.68
393.73
598.21
851.39
1388.59
V
4900.56
6743.09
8738.79
1130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