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30 10: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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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因为刚捞上来的蛋壳上附着一层水膜,开始时,水膜蒸发吸热,使蛋壳的温度下降,所以并不觉得很烫。经过一段时间,水膜蒸发完毕。由蛋内部传递出的热量使蛋壳的温度重新升高,所以感到更烫手。
2、热胀冷缩的性质
实验:把煮熟捞起的蛋立刻浸入冷水中,待完全冷却后,再捞起剥落。
分析:首先,蛋刚浸入冷水中,蛋壳直接遇冷收缩,而蛋白温度下降不大,收缩也较小,这时主要表现为蛋壳在收缩。其次,由于不同物质热胀冷缩性质的差异性,当整个蛋都完全冷却时,组织疏松的蛋白收缩率比蛋壳大,收缩程度更明显,造成蛋白蛋壳相互脱离,剥蛋壳就更方便了。
3、验证大气压存在
实验:选一只口径略小于鸡蛋的瓶子,在瓶底热上一层沙子。先点燃一团酒精棉投入瓶内,接着把一只去壳鸡蛋的小头端朝下堵住瓶口。火焰熄灭后,蛋被瓶子缓缓“吞”入瓶肚中。
分析:酒精棉燃烧使瓶内气体受热膨胀,部分气体被排出。当蛋堵住瓶口,火焰熄灭后,瓶内气体由于温度下降,压强变小,低于瓶外的大气压。在大气压作用下,有一定弹性的鸡蛋被压入瓶内。
4、浮沉现象
实验:把一只去壳鸡蛋,浸没在一只装有清水的大口径玻璃杯中。松开手后,发现鸡蛋缓缓沉入杯底。捞出鸡蛋往清水中加入食盐,调制成浓度较高的盐溶液。再把鸡蛋浸没在盐溶液中,松开手后,鸡蛋却缓缓上浮。
分析:物体浮沉情况取决于所受的重力和浮力的大小关系。浸没在液体中的物体体积就是它所排开液体的体积,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可知物体密度与液体密度的大小关系可以对应表示重力与浮力的大小关系。因为蛋的密度略微比清水的密度大,当蛋浸入清水中时,所受重力大于浮力,所以蛋将下沉。当浸没在盐水中时,由于盐水密度比蛋的密度大,所受的重力小于浮力,所以蛋将上浮。
5、惯性、摩擦阻力现象
实验:选用外形相似的生鸡蛋、熟鸡蛋各一只,放在水平桌面上。用相同的力使它们在原处旋转。能迅速旋转的是熟鸡蛋,缓慢旋转几圈就停止的是生鸡蛋。
分析:生鸡蛋的壳内是液状的蛋清,外力作用在蛋壳上旋转时,蛋清由于惯性,继续保持静止状态,则它与蛋壳间存在摩擦阻力作用,使整个蛋只能缓慢转动。而熟鸡蛋内蛋清已凝固成蛋白,外力作用时旋转时,整个蛋就能迅速转动。
6、物体的稳定平衡
实验:选用一只生鸡蛋,在小头一端开个孔并清除干净壳内的蛋清蛋黄。沿小孔滑入一块重物。以蛋壳的大头端为底部,扶好蛋壳。点燃一只蜡烛,滴入烛油,把重物封存在蛋壳底部。烛油大约封存至整个蛋壳高度的四分之一即可。把制好的蛋壳推倒后,蛋壳能自动立起。制成一个“不倒翁”。
分析:在空蛋壳的底端封存的重物和烛油,使整个蛋体的重心移近蛋壳的底部,重心起低,稳定性越好。当蛋壳倾斜,偏离平衡位置时,使蛋体的重心升高。因为蛋壳底端是球形的,在蛋体的自身重力作用下,蛋体又恢复到原来的平衡位置上。
二、自杀的心理过程
2.1自杀动机的形成
个别学生在遇到挫折或打击时,为逃避现实,将自杀作为寻求解脱的手段。例如,有位大学生因生活自理能力差,对大学生活难以适应,成绩因此一落千丈,自感生活毫无意义,便决定以自杀来寻求解脱。有的案例反映:自杀者将自杀作为对自己因做错了事的惩罚,作为自罪自责心理的补偿。如一位大学生在中学时,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进入大学后,学习方法不正确,学习成绩一直不好,自感对不起父母和乡亲,在强烈的自罪自责心理驱使下便采取了自杀行为。此外,有的把自杀作为报复手段,从而使有关的人感到内疚、后悔和不安。如一位大学生的父母离异,对他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给他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创伤,在学习上、生活上几经挫折后,他万念俱灰,想到了以自杀来报复其父母。
2.2心理矛盾冲突
自杀动机产生后,求生的本能可能使自杀者陷入一种生与死的矛盾冲突之中,难以最终做出自杀决定。此时,自杀者会经常谈论与自杀有关的话题,预言、暗示自杀,或以自杀来威胁别人,从而表现出直接或间接的自杀意图。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作是自杀者发出的寻求帮助或引起别人注意的信号。此时,如能及时得到他人的关注,或在他人的帮助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自杀者很可能会减轻或打消自杀的企图,这也是自杀行为可以预防和救助的心理基础。但周围的人往往认为常喊着要自杀的人其实不会自杀,因而不太关注欲自杀者发出的信号,以致痛失救助良机。
2.1自杀者平静阶段
自杀者似乎已从困扰中解脱出来,不再谈论或暗示自杀,情绪好转,抑郁减轻,显得平静。这样周围的人真以为他的心理状态好转了,从而放松警惕。但这往往是自杀态度已经坚定不移的一种表现,当然也不完全排除是自杀者心理状态好转的表现。因为发展到这个阶段,自杀者认为自己已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再为生与死的选择而苦恼,他们不再谈论或暗示自杀,甚至表现出各方面的平静,目的可能是为了摆脱旁人对其自杀行为的阻碍和干预。三、自杀的原因
3.1自杀的心理因素
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可能面临的心理问题同样具有青年期的特点。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青年期个体所面临的最大心理问题可归结为两点,即人格顺应和情绪控制。在青年期,一方面,社会化的要求和自我意识的发展促使个体与社会不断发生冲撞,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如学习、工作与恋爱之间的矛盾,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矛盾等等。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决定了个体能否顺利地实现人格的良好发展。另一方面,性成熟需要的日益强烈使青年期个体处于“疾风怒涛”的状态。日本心理学家依田新指出:“青年处于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中间世界,所以内心动摇大,情绪的紧张程度一般较高,对很小的刺激也容易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一时陷入被打败似的悲痛里,一时由于有希望而昂首挺胸,一时又由于失意而俯首顿足,情绪如此不稳定,是青年期心理的一个特征。”能否调控这种具有两极性的情绪也是个体能否顺利度过青年期的条件之一。在很多的大学生自杀案例中,几乎每位自杀者都有程度不等的人格障碍和情绪失调,这两个因素在导致他们自杀的原因中起着首要的作用。要指出的是,与一般个体青年相比,大学生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富有理想和抱负,憧憬未来,心理上的需求也相对较多,包括实现自身价值、受人尊重、爱情和审美等等。除生理上的发育成熟与文化知识技能的提高以外,大学生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完成的是个体角色的定位以及独立性的形成,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把自己目前的状况与将来的角色协调起来。同时,当今的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社会变革及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学生的自我期望也不时地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加上自身生理和心理不成熟,使得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心理特点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容易产生各种心理上的反差,导致各种心理挫折,因而更易于形成自杀机制。
3.2自杀的文化因素
在做人上,现在的孩子处在“言教”与“身教”的矛盾中。
“言传身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的永恒命题。“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的这种“身教胜于言教”的教育法则,在几千年后却被我们给扭曲了。许多家长一边给孩子讲“粒粒皆辛苦”,一边却随手扔掉不合口味的食品;一边结孩子讲“孔融让梨”,一边却争先恐后地挤车抢座;一边让孩子尊重父母,一边自己却不尽瞻养父母的职责和义务;一边给孩子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大道理,一边自己却一年也不摸书本,甚至沉溺于扑克麻将桌上;一边要求孩子“自己的事自己做”,一边却又帮孩子打扫教室卫生,恨不得连劳动课都要替孩子上;一边告诫孩子要好好听老师的话,一边却又背后对老师评头论足,甚至破口漫骂……诸如此类的矛盾行为,比比皆是。
这种充满矛盾的家庭教育。让不明世事的小孩确实感到为难,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往往学家长样子,一面从学校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另一方面从家长身上仿效“说一套,做一套”的圆滑世故的处世哲学。因此,人们很形象地总结出“5-1=0”,即学校苦口婆心的5天教育,被家庭、社会的一天教育所抵消。
在生活上,今天的孩子处在“穷教”与“富教”的矛盾中。
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使人们有能力为子女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是独生子女的剧增,使人们从情感上愿意为其奉献一切。现今的很大一部分家长在其成长过程中,都曾承受过物质上的匮乏,他们今天不想再让自己的子女遭受自己童年的困境。于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口号率先在每个家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家里水果、点心、高级饮料、高档食品之类的东西,应有尽有,以满足子女的生活需要。同时,他们又要求子女生活节俭,不要光顾吃而不学习,埋怨子女好吃懒做。一年四季衣服花样翻新,甚至每天可以不重样,什么服装名牌新潮,就给买什么,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子女要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常常又拿伟人的俭朴生活来教育他们,讲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陈年旧理,家贫出孝子,执绔出富家的千年古训,成了许多人街头巷尾闲谈的至理名言,而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则往往又是另一番表现。
很难想象,在这种矛盾家教中长大的孩子,会形成何等的生活质量观。我们并不是吝啬鬼,也并不绝对反对改善孩子的生活,但必须适可而止。在生活上对子女要有所节制,那样才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因为“现在的孩子仿佛天天都过年,因而他们已无法尝到真正过年时的甜蜜。”“现在的孩子得到什么都很容易,因而他无法理解‘简朴’和‘珍惜,的含义。”从小的范围看,我们的这种教育方式只能让孩子成长为一个个身宽体胖的“胖墩儿”,却无法让他们成为一个能够真正承担社会责任的“巨人”。从大的范围讲,这样培养出来的社会极端利己主义者,将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灾难:很难设想一个人人都只知“索取”和“享乐”的社会,会是怎样一种情境。
在亲子关系上,今天的孩子处在“溺爱”与“叛逆”的矛盾中。
目前在我国青少年中普遍存在长期困扰着教育工作者的许多问题,诸如厌学、逃学、吸烟以及团伙违法、犯罪等不良行为,乃至近期屡屡发生的骇人听闻的青少年自杀、杀人等事件,均与家庭中的不良亲子关系有关。少年时期,国外有学者称之为“亲子关系危机期”,对孩子的影响极大,不仅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并且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都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孟育群教授对亲子关系进行了10年的研究,她的调查表明:绝大部分受测试家庭亲子关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父与母人数分别达70%和80%,过分溺爱的父与母人数分别达到40%和60%。许多家长对子女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可换来的结果是,子女不尊重父母,不理解父母,甚至走入极端,对父母操起了罪恶的屠刀。对此,家长应该认真检讨、反省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其实孩子的许多毛病都是我们自己教出来的。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基础,更是孩子健康人格生长的土壤。父母不仅是孩子的监护人,更是孩子的家庭教育者,在亲子关系中起主导作用,其中,父亲的作用更大。据研究,父亲在儿童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日渐增强,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许多家庭中,由于传统家庭分工格局、观念和错误的教管方式,以及现代社会角色分工,导致父亲“谈出”家庭教育,这对子女的成长是极其不利的,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在教育方式上,现在的孩子处在“放纵”与“专横”的矛盾中。
市场经济的建立,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导致了许多人思想上的是非模糊,许多家长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家长在孩子破坏公物、在公共场合撒野、无故同学等不良行径发生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有的家长为了弥补孩子的“胆小”个性。竟毫不掩饰地要求孩子对其他同学要“以牙还牙”,“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伯。有的家长自以为是,总认为孩子很小,孩子身上的许多缺点都被看成了一种天真的表现,对其缺点错误听之任之,不加任何管束。
父为子纲的封建思想在今天的许多家长头脑中、仍占有主导地位,在家庭教育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无论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还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很多人都将自己摆在了家庭的绝对权威的地位。孩子一不小心弄坏了家里的一件小东西,家长会大发雷霍。一次考试失误,家长会毫不留情,痛骂斥责。孩子如果在外闯了祸,那可更不得了,一顿臭骂自然少不了,拳脚相加也会接踵而至。50%的家长都会凭借自己的家长“权威”,去过分干涉孩子的生活,如私拆子女的信件、偷看日记等。在许多家长眼中,孩子永远都只是自己的附属品,残留着“孩子是私有财产”的封建宗教法制观念,他们不愿意或不善于让孩子取得和自己的平等地位,不懂得尊重孩子的权利和人格。
在教育内容上,现在的孩子处在“重智”与“轻德”的矛盾中。
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人们都对考试成绩特别关心,将目光一直盯在学生的考试分数上。到学校,家长首先看的是学生考试的成绩,问的是子女在班上的成绩排名;子女放学回家,家长首先检查的是学生的作业,辅导的是学生的课外练习;人们很少,甚至根本不涉及学生的思想品德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品德问题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不需要像学习那样值得重视。“唯上大学才是人才”的人才观,“重智轻德”的教育观,让年幼无知的孩子失去了最佳的人格教育期,使许多孩子在“心理断乳期”、“人格成长危险期”中迷失了人生的航向,导致了许多恶性事件的发生。这些结我们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多吗?
去年下半年,开学后,我接手的班级,学生的数学成绩在全校班级排名第三,如何保住甚至提高到更高的名次,是我本学期面临的课题。于是我一个劲地研究学生、研究教材、研究课堂,可是效果并不明显。我发现除教学之外,还有一个学习规律的问题,优秀生、中等生、学困生,乃至所有人的学习现象中,都普遍遵循着这样一种学习机制:
一、先有人生目标,后有学习目标。
【实况】有一种情境,大家都非常熟悉:1+1=?(全部举手,激烈竞争。)1+99=?(多数举手,竞争仍然激烈,兴趣看涨。)1+109=?(半数举手,竞争不够激烈,部分人兴趣高涨。)1+1099=?(少数人举手,气氛冷清,几个人兴趣高亢。)……
随着难度的增加,参加的人数、竞争的氛围呈下降趋势,但核心人物的信心却急剧增长。
【分析】为什么大家愿意并且争着回答?因为这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那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呢?是他对于人生的看法,最起码,他觉得做对了,可以比不会的人或很多人强,这种朴素的、核心的、最初的人生观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发展动力。
二、通过改变自身、掌握知识点,向人生目标过渡。
1.改变自身。
(1)有很多现象是由自身缺陷造成的。
有些人,不论干什么事,都干不好,不是事情不适合他,而是他的做事策略、做事水平不高,很可能他这一生都在蔓延着他的低级战略,其原因是自身没有改变。有些人转八圈子搞“政治”,试图通过他人的帮助而无需改变自身就能有所收获,其结果是徒劳的。有些人会因拒绝改变自身而与教师发生剧烈冲突,从而达到不欢而散或转移注意力的目的。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改变自身?因为害怕困难,和自己最隐私、最薄弱、最看不到成功希望的环节作斗争,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2)不改变自身行不行?
当学生的人生目标、学习品质、个性心理已成为学习的障碍时,不改变自身,是无法进行学习的;中等生思维不完善、做事不准确、计划不周密,从来就没有彻底胜利的纪录,也无确保的意向和可能,任他怎么学,任他学什么,都不可能很好,这就必须改变自身;优秀生在发展理念上、在满分的界线上、在自身的素质上,必须有新的要求,这也是改变自身。
(3)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建“势”的过程。
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如果能在各方面做得很好,包括学习的知识点和自身的学习品质,那么,到了大学,他也照样是个好学生,这是他通过对自身的打造,有了一个好的核心的结果;反之,一个大学里各方面都很差的学生,他的小学、中学、乃至以后的工作、人生也很可能表现不怎么好,因为它没有一个好的自身状态。
2.掌握知识点。
知识体系是人生目标的载体和改变自身的依据。掌握知识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1)思维过程:就是创造性地再现人类获取知识的历程,主要培养生活感知和价值提取这两种能力。它是一个人智力、策略的核心,它决定着知识学习的优劣和成败。
(2)训练梯度:可以从习题的类型、结构入手,总结出一个既有层次又不重复的训练体系;也可以深化实质,形成一个不受具体题目限制的核心,把这个核心建设好,同样可以达到拓展思维的目的。
(3)针对性发展:在知识学习之外,每个人的特点都不相同。有的人知识有缺漏,有的人智力不高,有的人非智力因素不好,有的人整体素质极不平衡,有的人缺少学习策略,有的人缺少人生的理想和志向。在教授知识的同时,必须有针对性地发展学生的个性。
近来要求加强道德教育的呼声,尤其是高等院校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吁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笔者却想对道德教育的方法作点抽象的探讨。这并非不关心现实,恰恰相反,中国的道德现实最迫切需要的是从学理上的逻辑分析。因为逻辑不清,则问题必然不明。
一、我国高等学校道德教育的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高等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成就。具体表现为: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是积极健康的,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拥护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并且有积极参与改革的意识,有价值观的学生和入党积极分子队伍逐步扩大,在学生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和较好的导向作用。道德价值取向是健康的,他们既重精神,重成就,也注重现实的自我。竞争意识、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精神进一步增强和发挥,他们渴求知识,成才目标明确,学习目的更加明朗化,“读书热”再度兴起。参与意识增强,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明状况明显好转。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德育为首”的原则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尤其是实现的方式,即道德教育,还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和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德育内容单调、陈旧,与社会现实脱钩或错位;集体观念的淡化,价值取向的偏差,生活情趣的趋庸,在部分大学生中时有表现。这些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就不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严重影响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而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应该只给学生讲道德理想,还是在讲道德理想的同时,也让学生尝试应对相对复杂的现实呢?
二、高等学校教育的道德教育模式
道德教育有两种重要模式,一是道德灌输,二是伦理论证。这两种模式的优劣一直是各国教育家激烈争论的话题。灌输模式的突出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孩子没有认识能力,所以不必跟他们详细论证伦理原则,而应该向他们灌输各种美德。等他们到20来岁,懂得进行推理,原来灌输的美德就会成为他们分析伦理问题的良好基础。另一种道德教育模式,即伦理论证是一种充分说理的做法。由于多数判断都会因为反例的存在而不能成立,进行伦理论证就要尽可能排除一切同正面观点不相容的反例。教育者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就应该同时介绍不同观点,通过推理证误解除它们对自己主张的威胁;还应该鼓励被教育者说出不同意见,然后对它们进行分析。如果教育者不能指出相反意见的破绽,就得承认自己主张的失误。这样,被教育者的尊严得到肯定,他们具有参与道德教育的积极性。教育者也因为表现出诚实、勇敢和思辨能力而赢得尊重。
这两种模式都存在于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之中,但我国高等学校得道德教育主要以道德灌输为主。我国高校道德教育普遍以开设课程教育的方式,如《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辩证唯物法》,通过课程考试由老师对学生实施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灌输。甚至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也需要进行考核。内容几乎没有变化,而且是从上至下的灌输,学生必须通过强记死背,考试过关获得道德教育合格的认可。这既使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混为一体,很多学生视教育为德育的替代品,也使学生所学的道德知识皆为理想境界,是最高道德,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有着不小的差距,而容易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
至于伦理论证则是自然生长状态,以学校的各类学生社团自由开展的各种活动和讨论为主。学生们通过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困惑与反思,展开讨论和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举行讲座,由学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把关联系,而这种模式又使得这些老师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把握活动标准,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只让学生明确价值判断,还是让学生尝试价值选择,使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较能与社会兼容,不致与社会过早对立而被排异。
三、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的发展走向
这个标准反映了我国现今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的困惑与争论。一种观点坚持认为,高等教育之为高等教育,就在于它坚持道德的纯粹性,就在于用这种纯粹的道德来培养纯粹的人,高贵的人,培养精神贵族。必须以这样的精神贵族来引领社会,我们的社会才有净化之日,才有希望。如果不这样,那就不叫高等教育,就培养不出精神贵族,我们的社会就要断绝道德的活水源泉,就要永陷黑暗之中。从这种观点出发,现在的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不是多了,而是力度不够,还需要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纯洁他们的心灵,强化他们心中的道德概念。等他们走向社会,原来灌输的美德就会成为他们分析伦理问题的良好基础。
现实中我们对这种做法可以进行检验。道德灌输的前提是认为大学生没有认识能力,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结论必然是他们对灌输的内容不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实践教育者灌输的“诚实”的美德,坦率地向老师提出尖锐问题?要是他们提出问题,教育者马上就陷入两难境地:教育者一开口讲理论证,那就说明灌输和道德教育不相容。
让我们放过这个逻辑矛盾,假设教育者可以对大学生讲理论证。由于前提是大学生没有认识能力,后果自然是怎么论证他们也不明白。那么他们应不应该实践教育者灌输的“勇敢”的美德,执着地、不断地提出问题,以至进行争辩?要是情况如此,结果就是没完没了而又毫无成效的纠缠,道德教育无法继续。
逻辑上固然针尖麦芒,涉及个案更是各不相让。比如谈到红包现象,一般坚持认为对医生收红包不可一味指责,医生收红包从道德理想的角度看无疑是可耻的,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医生收红包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因素,因此对医生收红包既要从原则的角度坚决反对,但对特定个案又要作具体分析。
比如最近在报纸上看见的一个报道,某省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医学专家,就因为拒收红包和其他灰色收入而与同行对立,遭到排挤,被迫下岗而且四处求职无果,只好再次远离祖国。这位医生固然可敬,但不值得效法,因为如果效法他,结果往往是成为“烈士”。高等学校不能是“烈士”的摇篮,道德教育不能是教人做“烈士”的教育,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有道德理想和道德激情,还要有生存智慧。比较道德代价也比较小的选择,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红包,但随后把红包捐给希望工程,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最妥当。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能仅仅以告诉学生收红包可耻为满足,还应该把拒收红包、拒绝无耻的风险告诉学生;不能仅仅以教导学生道德高尚为满足,还应该把道德高尚的后果、道德高尚的代价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告诉学生,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最坏的选择,绝对不能做的;再明白什么是次坏的选择。要学生一方面守住道德底线,另一方面又保留现实回旋空间。而这又是伦理论证的方式了。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企业教育是指企业以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为指导、在市场环境中为应付日趋激烈的竞争而采取面向企业全体员工开展形式多样、有针对性的有效培训,使企业员工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和知识技能等综合素养均得到提高和完善的活动。
现代企业教育与传统企业教育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在对象上,现代企业教育面向企业全体员工,以全体员工素质的普遍提高换取企业的全面进步,而传统企业教育则存在很大的局限睦;在形式上,现代企业教育长、短期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企业内部正规培训与企业外部的非正规培训并重,而传统企业教育则形式较为单一;在内容上,现代企业教育面向市场、立足企业员工增强能力、完善自我的实际,因此,它尊重员工不同的学习背景和智力、非智力等因素的差异,教育内容既买用又丰富多彩,而传统企业教育则显得较为空泛;在方法上,现代企业教育采用个别化教育思想,针对每个员工的不同条件,因材施教,而传统企业教育则多采用集中灌输的粗放式教育方法;在手段上,现代企业教育力求充分运用多媒体及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成果来提高企业教育活动的效率,而传统企业教育的手段则较为落后。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加速,综合国力的竞争愈演愈烈,而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国与国之间企业实力的较量,归根结底是企业人才综合素质的竞争,企业教育已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百年大计”。
20年的改革开放已使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然而,处于风口浪尖的国企改革却使企业教育陷入困境。
首先,国企领导思想观念较为保守落后,致使企业教育在整个企业管理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大多数效益较差的国企领导的经营思想仍停留在传统的产品经济时代,只重生产,不重开发,看不到产品生产与人才培养之间的相互关系,更不能深刻认识到企业教育在企业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基础性“增量”作用。
其次,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企业教育与企业发展脱节,企业教育的真实价值不能实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教育只是企业生产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环节,企业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导致对企业人才素质提高的严重忽视,企业教育在此氛围中苟延残喘,消极被动,不能积极主动为企业发展分忧解愁,很多国有企业甚至把企业的教育培训任务当成是例行公事式的行政命令程序,既不考虑完成教育培训任务的质量,也不考查企业员工对企业教育的实际需求,致使企业教育丧失了其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断送了企业对企业教育的支持基础。
第三,企业教育管理的内外环境并未得到显著改善。有效的法律环境是企业教育生存发展的基础。尽管近些年我国已陆续颁布了<劳动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文件,对劳动者的素质鉴定和技术业务培训做了强制性法律规定,但由于没有相应的“企业教育法”,当国企发展困难重重之时,就易使经营者在主观上有意无意地“弱化”企业教育。
二、国有企业教育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国有企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够离开国有企业发展的现实“土壤”。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走出困境标明了航道。现代企业制度是以公司制度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建立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以及管理制度。伴随着国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企业教育发展重现生机。
现代企业制度首先明确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使企业教育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凸显。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法人“虚位”,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经营者的实际利益没有太大关系,导致企业经营者外无压力、内无动力,随处可见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自然对具有效益显示滞后特点的企业教育在企业发展中到底起何等作用不感兴趣。一旦企业经营确立了法人主体,经营者当然会使出浑身解术考虑企业未来长远的发展。当经营者抛弃短期行为、审慎思量自身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会领悟到企业的百年大计还是以企业教育为本,谋求企业持续发展就成为企业教育发展的内在巨大动力。
现代企业制度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制度,企业发展必须建立在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之上。以人为本,一方面要求企业的一切经营行为都围绕消费者的利益、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变化的需求为出发点,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发展将愈发依赖企业全体员工的聪明才智。据统计: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员工60%以上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大多数青年员工只有初级技术,与此同时,企业员工的政治思想、职业道德和管理水平等都亟待提高。显然,拥有这样素质的员工队伍是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绝处逢生的,加强企业教育、造就高素质的企业员工队伍就成为当务之急。以人为本,还要求现代企业不只是把企业员工单纯看作是劳动者,而应该尽力提供良好的条件,满足他们求知、探索、自我实现的各种合理需要,使他们成长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企业建设人才,而企业员工的全面发展更是企业自身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企业员工较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企业建设者,又为兴企业教育提供了一个崭新舞台。
现代企业制度是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企业制度,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将成为企业发展生生不息的主旋律。经历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完成由粗放型量化增长向集约型质量增长的观念转变,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自然生态之间的协调统一,企业生存更加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所创造的高质量、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同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换代,经济结构正在向更高级、更优化方向迈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相应变化,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企业教育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指明了道路。然而,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员工中所拥有的科学管理知识却极为有限。据统计:尽管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人员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已占77.2%,但其中只有1.4%的人员所学专业为经济管理或企业管理,为此,在国有企业的各级备类员工中普及并提高管理科学知识,就成为企业教育发展的新的有力支点。
应当看到国有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确实为企业教育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企业教育的需求和企业教育大发展可能的实现方式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如同国有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充满艰辛困苦、步履蹒跚一样,企业教育在新形势的更高要求中是辉煌的期盼,更是挑战的颠峰,我们期待着企业教育新世纪曙光的到来。
三、面向市场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
毫无疑问,建立国有现代企业教育制度是国有企业教育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根本出路。
现代企业教育制度是指具有依法自主办学的实体,具备依托企业、服务企业、辐射社会并且机制灵活、功能完备、管理科学特点的企业教育制度。
依托企业即指企业教育的发生、发展都受制于企业的发展。在我国的现实国情下不能将企业教育完全推向市场,既不能把企业教育“企业化”,成为脱离企业“母体”、自负盈亏的办学主体。更不能将企业教育“产业化”,成为谋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纯粹的经济行为。
服务企业即指企业教育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企业发展培养规格齐全、质量上乘的各类建设人才。企业教育行为的起点和归宿是企业的发展,企业教育必须与企业发展贴紧、贴近、贴实。企业教育也只有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壮大。
辐射社会即指企业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成员,不能自我封闭,游离于社会环境之外,而应与社会的发展协调一致,树立回报社会、关注社会冷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帮助的崇高意识,这样,其发展才能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
机制灵活是指企业教育要建立较为完善的有效激励和制约机制,高效运行的企业教育机构。能对影响企业教育发展的内外因素做出敏锐反应的决策体制,适应社会经济波动发展的收缩自如的应变预警防护体系。机制灵活也是指在企业教育的运转中做到“刚性”制度与“柔性”操作的完美统一。
功能完备是指企业教育能够为企业发展培养人才提供质地精良、模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教育途径。现代企业教育再也不是过去脱离企业发展实际、整齐划一、一成不变、让人生厌的老框框,而是从企业的现实出发,以企业员工的求知需求为中心展开的个性色彩浓烈、不断调整变化、长短结合、脱产与在职形式并存的“点菜”式综合性教育。
科学管理是指企业教育活动的实施以现代企业教育管理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企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深入探索企业教育的规律.围绕稳步提高企业教育质量和效益这个核心,密规划、设计涉及企业教育的各个环节,积极开发针对性强、表现形式多样、类型广泛的课程体系,研制能够极大提高企业教育教学效率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制定企业教育行为有效规范的质量监控和评估方案,使企业教育永葆青春与活力。
总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是以人才培养的市场为导向、以个体化的终身教育为理念、以满足企业和企业员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为目标的企业教育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就要以人才培养的市场为导向,即企业教育行为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企业培养适用人才。企业员工已经具备的知识技能与产品升级换代、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新工艺的运用等对企业员工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之间存在的差距,就是企业教育赖以为生的重要市场。“差距”时时都有,因此,企业教育的市场将永远不会消亡。与此同时,以人才培养的市场为导向还意味着企业教育要更加关注企业教育的人文价值,关心企业员工自身的全面发展,并在服务并满足企业员工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中求得发展。
学习厌倦即厌学,厌学往往是一种不自觉的心理行为。厌学的学生总是不自觉地对学习感到厌倦。主要表现为对学习感到乏味,对学习任务有抵触情绪,缺乏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上课精神涣散,注意力不集中。有的学生还对老师和家长有厌烦情绪,有的学生则表现为消沉、不安,甚至有的学生经常逃学,厌烦学校等等。如果要求厌学的学生学习,往往会使他们感到痛苦、紧张、急躁,甚至引起语言行为上的对抗和无所谓的态度。
这些年来,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的导向下,各门文化课教学中都有学生厌学的问题,甚至体育课上同样有“厌学”的现象。但是,无论是从理论或者实践上来讲,青少年都应是最喜欢体育的人群。在我十一年的教学中,发现对体育课有真正厌学情绪的只是极个别的学生,这些孩子是因为各科的学习基础太差,自知根本没有考上大学的可能,从而产生厌学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蔓延到各个学科当中,其中当然包括体育。然而,绝大部分为对体育学习感到乏味体育论文,对体育学习任务有抵触情绪的学生,可以被列入到“假厌学”中,何以见得?请看以下镜头:
镜头一:教师布置跑步练习,部分学生以伤、病为由申请见习。练习完毕,进入球类练习,这部分学生却个个生龙活虎……
镜头二:篮球教学课上做练习,大部分女生往后躲,不愿参与。自由活动时,见到邻班女生踩着健身车,呼拉一声,全都围着老师:“我要玩那个。”……
可见,这些学生内心并不讨厌体育活动或体育课,而是对体育课上教师所教的内容、方法感到枯燥厌倦。体育是一个来自于游戏、发展于游戏的学科,体育受到学生的喜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喜欢体育教学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与认识不单单是使学生喜欢体育课的问题,而且与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向之间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影响我们推进体育教学科学化进程的重要问题,因此这部分“假厌学”学生值得我们重视并认真地去加以分析与解决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一、研究教材教法,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特征,结合学校的场地器材情况,认真挑选多数学生喜欢的教学内容
教学摘要求不符合。如图所示:
项目
重复年级
跨年级个数
30/50/100米
小一~高三
12个年级
800/1000米
初一~高三
6个年级
蹲距式跳远
小三~六、初二~三、
高二~三
8个年级
跨越式跳高
小三~六、初二~三、
高一~二
8个年级
抛实心球
小二~六、初一、高一~三
9个年级
(一)平等观念
佛教在印度不是产生最早的宗教,而且在印度历史上通常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印度历史上产生较早(早于佛教)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及后来由其演变而成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通常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反映了印度社会里四种姓中的婆罗门种姓阶层的意识形态。这种宗教主张:吠陀是天启的,祭祀是万能的,婆罗门种姓是至上的。在佛教产生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的思想界一直为婆罗门教所主宰。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伦理思想是婆罗门教的伦理思想,它在总体上要维护种姓制度,坚持在诸种姓中婆罗门第一,下等种姓要服从上等种姓。这种状况一直到了佛教产生后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佛教在产生时主要代表了印度四种姓中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经利益和主张。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观念。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出身卑贱的人一样能成为贤人。如《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长阿含经·小缘经》中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佛教在这里明显是主张一种平等的观念。即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不平等理论。不过,客观地说,佛教反对种姓间的不平等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主要强调无论种姓高低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利加入佛教组织,修习佛法。它的种姓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佛教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佛教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种姓制,它不可能真正开展一场消除种姓制度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如此,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反对种姓不平等的观点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正统婆罗门教视为神圣的种姓制度有所触动。
早期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平等观念确定后,对佛教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该教在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及教规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基本理论方面,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在事物中有一最高的实体或主宰体。这和婆罗门教是完全不同的。婆罗门教认为在一切事物中有一最高的本体或主宰体——梵,认为万物以梵为根本,梵是不变的,永恒存在的。而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则认为,不存在一个万有的主宰体,事物是缘起的,是互为因果的,互为条件的。不仅一般的事物中没有这种主宰体,而且在人或人生现象中也没有这种主宰体。如佛教把人分析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无高低主次之分。佛教的这种无主体或“无我”的理论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相呼应的:既然万有中没有主宰体或一切的主体,又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中存在一个永远高于其他种姓的最高种姓呢?
再如,在佛教的教规方面,也体现了其在伦理思想中的平等精神。佛教教规中规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等。无论是杀生还是偷盗或邪都是对他人的侵犯,其行为都是建立在一种别人与自己不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如婆罗门教中的一些派别虽然也讲不杀生和不任意拿走别人的东西等,但这主要是适用于相同种姓之间,而在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时,则不受此限;上等种姓在许多场合可以任意处置下等种姓或其物品,包括伤害下等种姓的生命。佛教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坚决反对的。
(二)克己观念
这里所谓“克己”即克制自己,特别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识。“克己”是我们在此处对佛教这方面伦理观念的概括。佛教学说中与克己观念直接相联系(或作为克己观念的直接表现形态)的理论有不少。例如佛教有关“三毒”的理论、有关“三学”的理论等都包含着克己的观念。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与人总是为“烦恼”所缠绕有关。烦恼有多种,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种,即所谓“三毒”。三毒具体指“贪”、“瞋”、“痴”。解释三毒的佛典很多。如《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一中说:“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瞋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不难看出,三毒的产生都与对“我”的执著有关。按照佛教的一般看法(特别是早期佛教),人生现象中是没有“我”的,但人由于无知或无明而认为“有我”。这样,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有益于“我”的事情就贪恋并追求,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不利于“我”或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包括与之相关的他人)就憎恨,贪和瞋的基础则是无知或无明,这也就是所谓“痴”。
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消除三毒也就是消除烦恼。这也就是要“克己”。在三毒之中,灭除“贪”就是典型的克制自己。佛教要求信徒克制自己对外物的贪欲,克服自己对财富、权利、地位、名声等的贪欲。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中也涉及了“贪”的问题。如“集谛”是指认识到造成痛苦的原因是或贪欲,“灭谛”是指认识到应当消除这或贪欲。三毒之中的“瞋”与“贪”相关。自己的贪欲不能满足,自然就生愤恨之心,对阻碍实现自己欲望的人或事不满或憎恨。在佛教看来,必须克制或消除这种“瞋”。否则是不能摆脱轮回达到解脱的。三毒之中又以“痴”为根本。佛教的不少根本教义中都涉及到“痴”。如在“十二因缘”中,最初的环节是“无明”,无明引生其他十一个环节,如果消除了这无明,则人的生死轮转(轮回)也就消灭了。因而消除“痴”对“克己”具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意义。
在佛教理论中,关于如何克己的具体方法,直接论及较多的是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佛教以此来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为克制自己贪欲、戒除不良行为的准则。佛教的戒有多种或不同阶段,如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种“律藏”之中。如较重要的《四分律》中规定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定”也可以说是一种克己的方法,主要是抑制自己的心作用,使身心安定,止息种种意念或思虑,将精神集中于事物的实相之上。“慧”实际也包含着克己的内容,即克制自己的错误的或无知的观念,学习并达到佛教的特殊智慧。由于佛教中有不同的分支或流派,因而戒、定、慧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派别中会有所区别。大乘佛教中的“六度”或“十度”中有不少成分涵盖了小乘的“三学”,但具体解释或含义有很大区别。克制自己的方式有不同。
(三)慈悲利他观念
佛教讲“平等”,讲“克己”,就自然也要讲“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讲的,而“利他”则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强调的。
慈悲也可分开讲,“慈”指使众生快乐,给他们幸福,“悲”指去除众生的苦恼,使之摆脱痛苦。《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慈悲在一些佛教典籍中被分为三种:一是众生缘慈悲心,以一慈悲心视十方五道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侄,常思与乐拔苦之心。这种慈悲心多在凡夫或有学人未断烦恼之时产生。二是法缘慈悲心,已断烦恼之三乘圣人,达于法空,破吾我之相、一异之相等,但怜众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乐,随其意而拔苦与乐。三是无缘慈悲心,这种慈悲只在诸佛之中,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无为性之中,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世之中,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五道,心住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拔苦与乐之益。(参见《大智度论》卷第二十等;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4-1165页)
佛教的慈悲不仅指要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时也指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杀生等戒规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
慈悲在佛教教义中也常被包摄在所谓“四无量心”之中。四无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还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见他人快乐而随之欢喜。“舍”指内心保持不偏执的平衡,平等无差别(舍弃亲疏差别)地利益众生。
无论是慈悲,还是四无量中的喜舍,都包含“利他”的思想。但佛教的利他思想主要是在大乘佛教中才突出起来的。这需要联系原始和小乘佛教的有关学说或观念来论述。
小乘佛教在总体上说是重视所谓“自利”的,即主要追求自身的解脱。小乘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证得“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就是求取个人解脱,即所谓“自利”。修习的具体内容就是小乘的“三学”和“三十七道品”。而大乘佛教则一般修以“六度”(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为主要内容的菩萨戒,把成佛、普度众生(利他)作为最高目的。在小乘佛教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是两个不同的、有分别的境界,自己注重自身的修炼,摆脱外界的烦恼,就能达到一种脱离“世间”的解脱境界,至于别人的解脱或“世间”的苦难等,则与个人解脱没有多大关系。大乘佛教在这方面有很大变化,不仅讲“自利”,更强调“利他”。在大多数大乘佛教派别或信徒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不是绝对分离的,它们是“无分别”的。如中观派的主要典籍《中论》中就明确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达到解脱并不是离开“世间”而去追求另一不同的境界。大乘佛教徒要“即世间即涅槃”。作为菩萨或成佛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利他”,菩萨或佛不是存在于“世间”之外,而是在“世间”救度众生。为了救度众生,菩萨或佛什么都能舍弃。也就是说,大乘佛教徒要真正成佛,就一定要慈悲利他。仅仅“自利”不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真正达到涅槃。
佛教中的这种转变(由重自利到重利他)对佛教后来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佛教仅仅是一个教个人如何修炼,达到个人解脱的宗教,他就没有后来佛教所具有的那种感召力,就不会产生后来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只有强调慈悲利他,只有把个人的真正解脱与“世间”的改变(别人的脱苦)联系起来,才能激发大量的佛教徒自觉地在世间利乐有情,造福众生。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佛教影响的扩大。因此,慈悲利他的观念后来成为佛教伦理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二、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
客观地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在其主要经典中已经形成。随着佛教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等地的传播,这种伦理思想也逐渐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挥着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所发展。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佛教各种理论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从总体上看仍是如此。佛教虽在不少亚洲外的国家或地区也有流传,但影响大的区域仍是在亚洲。亚洲受佛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在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是印度教(婆罗门教)文化系统(如印度等一些南亚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或是儒家文化系统(如中国、朝鲜或韩国、日本等国家)。但发展到近现代,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而现代西方文化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成分。如果说这样讲不大准确或不大符合事实的话,至少可以说不少东方国家(上述国家或地区)的人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这样看或这样理解。从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特别重视个人的利益,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尊严,追求个人幸福。但在这种强调或追求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走入极端的情况。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说为这种极端倾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受西方这种文化的影响或受对这种文化理解的影响,现代的一些东方国家中流行着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思想或行为。如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损害他人利益,也毫无顾忌;一味追求当前的享乐,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甚至也不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
在有这种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或行为的人中,一部分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们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是较为隐秘的或通常不易被发现的。而大多数人是文化层次不太高的人,这部分人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则较为明显。对于这两部分人来说,儒家文化对他们所起的约束作用不是很大,因为这种文化显得对他们没有多少惩戒威力。而佛教的情况则不同。如上所述,佛教讲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佛教还讲利他。即便是小乘佛教的“自利”,与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也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中的享乐主义与佛教的种种戒律或戒规也是完全对立的。对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人在极端化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时常会顾忌到佛教教义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的结果。
在东方一些国家中,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影响在古代根深蒂固(佛教也有一定影响)。但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势力(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进入,在民众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步扩大,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开始流行。佛教的教义在这些国家中对抑制这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印度教曾有重要影响,而后来佛教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严格来讲,是佛教的影响和印度教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对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抑制作用。因为印度教发展到后来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学说,而佛教的许多思想,包括伦理思想,也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婆罗门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佛教和婆罗门教)在其传统的宗教教义中,对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反对的,而且都主张轮回业报或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部分人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能起到其他一些类型的伦理观念所不能起到的抑制作用。
总之,佛教的伦理思想在现代东方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现象,儒家等文化传统虽然也起着抑制作用,但佛教的独特作用是其他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
(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
佛教的许多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较好的作用。如上述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就是如此。首先要指出的是,近现代的不少佛教著名僧侣或居士,自身就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中国近代著名的圆瑛(1873-1953)法师在1917年左右就曾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儿。在20年代初,他还组织成立了佛教赈灾会,救济因华北五省大旱而陷入苦难的灾民。在中国近代,许多佛教组织或佛教僧侣都能较好地借鉴历史上佛教思想家或流派所提出的涅槃与世间关系观念。他们一般不采取印度小乘佛教中存在的那种把涅槃与世间绝对化地对立起来的态度,而是吸取了印度佛教中中观派和中国佛教中禅宗(南宗系统)的思想。认识到个人的解脱(涅槃)是离不开世间的,而且应该把个人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不再一味追求那种离群索居式的远离尘世的修持方式,而是强调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怀,积极投身于有益于民众的各种慈善活动。努力利乐有情,造福社会。把作各种这类善事看成修成正果,趋向涅槃的重要途径。
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不少人虽然没有出家,甚至居士也不是,但对佛教的这种慈悲利他的精神十分赞赏,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这种精神行事。在这类人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人是民间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百姓。这些百姓谈不上对佛教的深奥教义有多少领悟,甚至连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也不甚了了,但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却深入到了他们的心灵之中,但凡遇到自己可能服务于他人,或能给他人带来好处的事情,即便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去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做这些好事时,确实觉得应该去做,觉得做了这种好事对自己是一种享受,或心灵安慰。也有一些人是深信佛教的轮回解脱或因果报应的学说,认为善行一定有善报,恶行一定有恶报。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能依照佛教教义积极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
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影响不仅在中国有,在不少亚洲国家或一些受佛教影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也存在。如在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一些民众中,自觉按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行事的人的数量不少,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把按佛教的这种精神行事看成理所当然,许多人在作这些“善事”时已不再掺杂多少为自己谋求此世或来世好处的私人利益动机。因此可以说,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
佛教的伦理思想在古代起着规范教徒行为的作用。在规范他们行为的同时,佛教也向教徒许诺,如果按照这种行为规范去做,将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而在这些教徒从事信教活动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感到有所遵循,并相信遵循这些规范必定能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即起着一种鼓励教徒对宗教理想努力追求的作用。在近代和现代,佛教的伦理思想不仅依然对教徒起着这种作用,而且对不少一般的群众也起一种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影响远远不是限于佛教教团的内部,而是对许多民众有影响。这些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人虽未出家,但非常信仰佛教(是居士或介于居士和出家人之间)。还有一些人既没有出家,也算不上居士,但对佛教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伦理观念十分赞赏。再有一些人,对佛教不明确表示信奉或赞赏,但在潜意识里却多少受一些佛教观念的影响。在上述不同类型的人中,佛教的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人在从事一些活动或处理某些事情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佛教的伦理观念行事。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常常掺有佛教伦理思想的标准。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行事,是必定会有一种好的或理想的结果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佛教的伦理思想也确实起着一种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在当今一些国家中,不少传统意识形态的原有模式被打破。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意义被重新估价,人们的价值取向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转变时期,有不少人茫然不知所措;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则对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些人那里,佛教的理想被作为他们的人生理想,佛教的伦理观念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也不应是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所希望出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就是这样客观地存在着。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民众中有人按佛教的行为规范去行事,有时却也能起到某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社会作用。这比那种没有任何理想、无道德、无纪律、肆意破坏社会安宁的状况要好得多。
三、佛教伦理思想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是在古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吸收古代精神文明中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成分。这样的成分有多种多样。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它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在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有相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各个地区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一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的地区,却存在精神文明滑坡的现象。如上述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甚至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在不少地区抬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比较复杂,但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伦理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人生,用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来规范自己,在许多人那里是不明确的。在中国,在对十年“”中“左”的说教批判的同时,不少人却把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也当成“左”的东西抛弃了。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只想别人对自己奉献,不想自己对别人奉献,实际上奉行着一种自私自利、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心为自己谋利的伦理思想。这使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正面的思想教育当然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主要的应对之策。但也应当辅以其他的手法。如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就能起到一些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有不少人对正面的思想教育有逆反心理,但对佛教的教理却很感兴趣,对佛教的伦理观念也很认同,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如许多信佛教之人或受佛教影响较大的人能自觉用佛教的克己精神待人,在遇到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或民众利益相矛盾时,能本着佛教的“利他”精神先人后己,为他人或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佛教的一些伦理观念所引发的一些人的行为对社会是有正面作用的,所收到的社会效果有些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的正面教育想收到但在现实中难以收到的。这一方面说明佛教的伦理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应当吸收借鉴一些佛教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二)在提倡自觉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存在人的个人欲望或需要与社会秩序或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要想社会的秩序不被破坏,人们(包括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要受一定的社会法纪管束,也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制约。
在当代,尽管人们的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遵纪守法的观念普遍加强,但在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扰乱民众安宁、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依旧不少。因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在这方面,佛教的伦理思想也可起一些好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与上述情况类似,有些人对政府或一些社会机构的法规制度并不以为然。但却对佛教的教义十分看重,对佛教的教规非常赞赏。虽然并未出家甚至居士也算不上,但在许多场合却能自觉地遵守佛教的一些教规,用佛教的伦理思想约束自己。这些人从灭除佛教说的“三毒”的立场出发,从克己的观念出发,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而这样做所起的社会作用,应当说有好的方面。它在客观上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佛教伦理思想中的一些成分(如利他观念、克己观念等)即便在理论上也确实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值得吸收的成分和借鉴之处。
(三)在反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1.2教学方式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方式为“对话”的教学方式,这一教学方式是后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对话”的教学方式提倡在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的关系,要实现开放、平等、创造并富有多元价值的对话关系。“对话”的教学方式有利于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良好教学氛围的形成,有利于培养学生与教师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思想认识,有利于提高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平等教学,从而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观念。
1.3教学方法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方法为阐释教学法,学生在接受教师教育的前提下,以乐观、积极的心态不断拓宽学习方法,逐渐引导学生进入到真理的情景中。在后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阐释教学法的运用,将促使学生学会解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学文本,充分体现了教学的创造性,同时有利于学生想象力、观察力、注意力的培养。
1.4教学评价法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评价法为自传式的教学评价法,由于学生存在个体差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使用统一的评价尺度去衡量不同的学生。在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评价要注重评价标准的复杂性、动态性与模糊性,教师要将学生看成知识的发现者、探索者。
2.汉语言文学独特的文学优势
目前,我国汉语言文学是有各种象形文字组成的各种文学形式,如:小说、散文、论文等,同时,还有中国特有的诗、词、曲、赋等韵律形式。我国汉语言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优势,不仅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韵律,还带有中国汉文字独特的象形性。我国汉语言文学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样式,对象形与表意进行了完美的结合。独特的汉语言文学,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其一字一音、一字一义都具有特有的属性,逐渐孕育了诗、词、曲、赋等,其声调起伏婉转、意境丰富深远,进而实现了我国汉语言文学意境美与韵律美的协调结合。
3.在后现代教育思想下汉语言文学的教学
3.1教学计划的改革传统的教学认为,在教学行动之前,要制定教学计划,并不能随意的更改。这种教学计划其实是对教学与课堂的控制,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被动的。在后现代教学思想的影响下,汉语言文学教学应树立“去中心”的平等教育思想,针对教师、学生、课本三方面,制定合作性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应该在教学活动中产生,并进行随时的调整;教学计划要具备一定的可变性,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地运用意外事件进行有效的教学;同时,教学计划要具有实践应用性,逐渐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才能满足当今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才能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多样化。
3.2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变汉语言文学的课堂应实现师生互动的、多维性的教学模式,积极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应定位自己为学习者、思考着、聆听着以及调度者与排除者,在教学过程中,灵活的调动教学活动、排除教学障碍,实现汉语言文课堂教学的工作。学生应定位自己为思考着、议论着、提问者,在学习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学习,并在教学活动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互动教学模式的形成,教师要在平等的教学氛围中进行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教学要充分地信任与鼓励学生,让其进行独立的思考,并对教师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
3.3实现教学的开放性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确定以学生为教学主体,以教材为认知对象,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推理等方法实现对教材知识的掌握,并通过对知识的学习获得一定的技能,同时将其结合到生活中。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要具备开放性,学生不仅要对教材的知识进行学习与掌握,还要形成个人的见解。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伦理道德、交往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他们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一、人文关怀的内涵及其价值体现
重视和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内在要求。从哲学意义上说,人文关怀关注人自身的命运与价值,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人文关怀以人文精神为主导,其内涵包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自由尊严、道义良知的人道精神,公正平等、民主法则和理性精神。人文关怀的现实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着眼于培养人们树立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庄严崇高的道德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鲜明的个性意识与集体主义风格,健康开放的文化心态与精神风貌。从现实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人文关怀是指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当代大学生而言,人文关怀就是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和个性需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理解、关心和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实现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塑造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人的精神存在及其发展,追问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因此,人文关怀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最为本质的内容,其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要把人文关怀完全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
1.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坚持什么样的教育观念或者教育理念,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倡导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充分肯定人,充分实现人的心灵自由、精神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基本关系中,追求和谐统一,目的是使当代大学生在认识世界、认识人生、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和谐、自由和具有创造性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中那种不从人本身、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出发,而是把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来束缚人的传统做法,改变原来那种硬性地要求人无条件地、机械地按照道德规则行事以及人在社会道德规范面前只能是被动服从者的不良现象。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说教式、灌输式的教育而向对话式转变,实现教育者、受教育者双方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和相互磋商。对话式教育会引起教育者、受教育者双方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这是人与人平等相处的基本方式。对话式教育显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和教育者的情感投入,从而在师生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2.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为学生现实生活服务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去。这也是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特色。在欧美发达国家,学校普遍具有良好的服务中心和服务设施,一般的学校都配有学生活动指导员,并设有咨询处、宿舍顾问、贷款和奖学金部、纪律顾问、法律援助部门等服务机构。同时,学校还聘请一些顾问,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专家、精神病治疗专家等,来诊断和解决学生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通过这些人性化的服务,在解决学生具体困难的过程中使学生感觉到国家的存在和社会的温暖,其公民的主体人格和爱国情怀也由此得以萌生。这种人文关怀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原有的强制化和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既容易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也不符合现代教育的主旨精神。
3.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培育高品质价值观
学者周围平认为,人之为人,一个更为本质的特征就是超越性。超越性是指人对超出生存以上的意义的寻求。与理性相比,超越性更是人所特有的本质。超越性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这是心灵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它根源于对生命的爱,因为这种爱,不愿生命流逝,便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发展丰富的内心生活;也因为这种爱,不愿虚度生命,便要寻求生命的意义,对人生进行思考。二是灵魂的认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必然会引向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追问。三是在精神上与某种宇宙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上述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其实质是对个人内在的心灵生活的无比关注,周国平认为,这比外在的生活更重要。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采取学习、体验等各种方式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加深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提高他们的精神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