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语文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海外语文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在台湾，长期以来，各级学校升学风气相当浓厚，一方面在文化传统上，台湾文化传统与大陆是一脉相承，各个家庭不论贵贱贪宫，都极尽所能供子女上学，以求得最高学问；另一方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蓬勃发展，台湾经济已取得相当成效，岛内民众收入较以前也大为改观。据统计，台湾人均国民收入由1955年的二三百美元到1995年达12，000美元。国民收入的大幅提升，使民众有能力追求更高的教育投资。在台湾，国民小学6年和国民中学（初中）3年为一贯制的国民基础教育。国民中学后高中分为普通高中和高级职业学校，而各类高级职校、专科学校的科类，专业设置彼此没有衔接，大多为终结性的教育，学生毕业后只得就业；同时专科学校以上的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数量极少，致使职校、专科生在职教体系内升读学院、大学的机会极低。尽管近几年职业类高校有了大的发展，但台湾社会重学轻术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许多父母纷纷把子女送进普通高级中学（甚至国外），但苦于普通高中学额有限，只好暂时寄身于各类职业院校备考升学，导致在读职校及专科生为了学位文凭不得不进补校学习，准备插班升大（普教系统）考试。据统计，1994年就有15万专科毕业生参加大学插班考试。很显然，无论是职校生还是专科生，均无法专注于在校时职业技能的学习，而想方设法进补校补习，以备来日升学考试之需，而越来越多的职校为了生存，也只得投其所好，更多地让学生修习一些文化及理论课程。其结果是职业院校的功能日见弱化，职教体系与普教体系一样，陷入所谓的“恶补”困境之中。

2.职校招升困难重重

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人口出生数呈逐年减少趋势。据统计，90年代初台湾人口出生大约维持在32万人，1993学年度学生数更是国民中学三年级的395，920人降至国民小学一年级仅309，106人。未来台湾学生来源将日趋减少，各校（包括各职业院校）招生也必然更感困难；其次，近年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出台措施，扩充高中（职）等招生规模，以致国民中学毕业生升学机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据统计，近些年台湾每位应届国民中学毕业生的升学机会率高达123％。升学机会扩充使学生选择学校就读的意愿更有了弹性，但也造成了各类职业院校生源不足、学生素质低下，甚至中途退学等，如1994学年度，全台湾高级职校退学人数就高达1.18万人之多，其中多数为自愿退学；再次，普通大学的迅速扩招，形成了普通高校招生的强势，也必然造成职业高校招生的弱势。表（一）显示：台湾普通高中毕业生升读大学及大专的机会，1992学年与1993学年分别为11O.5％和105.2%，而同期高级职校毕业生升学的机会则仅仅分别为27.9％和28.3％。显示高级职校升学机会十分有限，就读职校事实上就成了终结性教育，难怪职校招生困难重重。

3．师资设备仍显不足

首先，技职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育各类技术人力，所以开展各个层次职业技能的学习与实务训练是其中心任务。在台湾，高级职校教师主要由师范院校培养。由于长期没有解决好师范院校的理论学习与职业院校所需要的实际技能之间的脱节问题，使各职业院校师资虽然有一定的知识及学术水准，但其职业科类、专业实践知识及技能往往十分有限，因此也就无法满足从业时的需要；其次，在台湾，尽管部分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建教合作方式，但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在全社会建立一种“双元制”职教体制，也没有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积极推行产学合作的职教模式，其结果是职业院校与产业界经常保持沟通的管道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产业及职业结构发生不断变迁的当今台湾，职校教师因未能及时了解业界发展的实际情况，导致其现有的知识及技能结构与现实社会的要求产生了日益严重的脱节现象；第三，在职教师进修意愿不强。即使进修由于所修课程大多为理论科目，实践知识及实用技能的学习并不多，所以进修后对提升现任教师的业务水平没有太大的帮助。第四，台湾各专科、技术学院教师主要是由各大学研究所培养的，而一般大学研究所也比较缺乏职业教育需要的实践教师及相关设备，所以研究所的毕业生到大专职校任教，也往往缺乏开展职业教育的实践能力，当然所培养出来的各类职业人才，也就难以符合产业界所需的标准。

4.职校投资捉襟见肘

篇（2）

2004年6月24日，平安集团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融资143.37亿港元，平安的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时至今日，回顾平安上市两年来的发展情况，可见上市对平安的经营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带来了显著的变化。

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经营管理举措，这些举措推动着上市后的平安阔步向前，可供其他险企借鉴。

一、公司治理结构更趋完善，决策机制更加健全

应当说，平安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得天独厚，有其他公司不能比拟的优势。员工持股基金的建立，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国有股的逐渐淡出，海外上市引入H股，平安的股权结构步步优化，使平安的经营更加理性和富有生机。

此番上市，平安在全球发行13.8789亿股H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4%，平安的股权进一步分散。2005年，汇丰收购了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持有的平安10%的股份，股份总数上升到19.9%的上限，成为平安的第一大股东。2005年8月25日，汇丰派驻平安的董事AnthonyPhilipHOPE被任命为副董事长。

由于接受了外资股东及海外公众投资者的监督，平安的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决策机制更趋完善。目前，平安集团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委由集团CEO、VCEO、CFO、CHRO、CIO等核心管理层担任，集团内战略、投资、人力资源、稽核及主要业务线执行官皆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担任，这些高管大多都有海外工作经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享有较高的声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平安决策体系的完善和科学。

二、经营目标明确，利润导向更加旗帜鲜明

上市后，来自投资者和股价的压力，迫使平安的管理层更加关注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在战略决策和KPI考核上更强调盈利性。公司继续强调“品质优先”和“利润导向”，并以利润的达成情况作为后线管理人员奖励的依据。

为确保集团整体利润目标的达成，集团人力资源部会同企划部等相关部门力推“问责制”，将集团的经营目标逐级、层层向下分解，并纳入各级管理干部的考核，跟薪酬及奖金直接挂钩。针对指标的达成情况，上级问责下级，形成自上而下的经营压力和动力。

此外，在每月的经营报告会上，利润指标成为分析的重点，对亏损的产品、机构、渠道，子公司管理层需要向集团管理层解释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并由专人负责跟踪落实。

通过这些举措，使得利润和每一个员工的利益都密切相关，追求盈利的观念深入人心，并转化为动力和执行力。

三、追求长期经营目标，关注价值增长

当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后，业务经营的决策原则从根本上讲还是没变，但公司的管理活动复杂多了，因为公司管理者还得同时应付资本市场，要管理投资者预期，以期实现股价的稳定上涨。

公司上市后，投资者和投机者之间的交易活动确定了股价。股价是基于投资者对股票价值的看法决定的。股票的价值等于其内在价值，内在价值以市场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期望为基础，取决于公司未来的现金流量和收益能力，期望的变化对股价的决定作用，超过了公司的实际业绩所起的作用。从实质上讲，投资者购买的是公司未来可能取得的业绩，而不是过去的成果。

作为公司管理者，其任务就是要使公司的内在价值最大化。上市后的平安集团就特别注意这一点，其对下属寿险子公司的考核尤其强调内含价值（EmbededValue）和新业务内含价值（NewBusinessEmbededValue）的增长，从而有效管理市场预期。

四、关注法律法规，经营管理更加透明

上市后，公司需接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机构和公众投资者、中介机构的监督，要定期公布业绩和随时披露重大事项，这些都对公司的法律合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顺应上市的需要，平安集团先后成立了法律合规部和战略拓展部，前者专门负责集团法律事务，后者专门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集团的所有对外信息，都要严格审核，，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同时与分析师保持密切联系，分析和模拟市场反应，为保证分支机构的合法、合规经营，集团改革了稽核体系，成立东、南、北三个稽核分部，各分部配备大批审计、财务和业务专才，保证对辖区内各分支机构的常规、专项、离任及案件稽核，省级机构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常规稽核。与此同时，为配合总公司制度化建设，在各级机构开展制度审计，以保证经营管理制度的标准化。

通过对法律事务的集中处理，对信息披露的管理，以及对分支机构高覆盖率的稽核，平安增强了守法经营的观念，提高了经营的透明度，管理更上一个平台。

2004年初，原平安集团财务企划部和总精算师办公室合并，成立平安集团企划精算部，协同集团战略发展中心负责集团的战略规划，同时专司资源配置及价值管理。上市后，凭借企划精算部强大的企划能力，平安完善了滚动三年规划机制，并着手编制集团“十一五”规划。

为追求股东价值的不断提升，上市后的平安开始拓展业务发展领域，积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机会，先后涉足信用卡、电话销售、企业年金、专业健康险、资产管理、小额消费信贷、银行收购等业务领域。

2005年11月，来自花旗银行的RichardJackson出任平安集团首席金融业务执行官。2006年3月，平安人寿董事长梁家驹被任命为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加之负责平安投资业务的平安证券董事长叶黎成，平安集团的保险、金融和投资三大业务线的管理轮廓已经非常清晰，一个现代综合金融服务集团的模型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

六、倡导节约，强化成本控制

美国著名管理专家迈克尔·波特分析，企业经营中存在两种基本类型的竞争优势：成本领先和别具一格。通俗地讲，成本控制和差异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就保险行业来讲，由于产品和渠道的高度同质化，差异化无非体现在服务和管理上。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里，由于服务方式的可复制性，服务方面的差异化不能够建立长期的竞争优势，剩下的就只有管理。而管理的差异化最终要通过灵活高效的运营流程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所以对于保险企业来讲，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通过控制成本建立成本领先优势。

平安一直以来倡导节约，上市之后更是如此。上市后的平安，开展成本节约工程,发动广大员工,广开言路,征集成本节约方案和建议,在进行可行性分析后立即付诸实施,迅速转化为成本优势。

成本控制不仅基于股东回报的要求，更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考虑。上市后的平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战略规划和计划预算，这是平安精打细算、未雨绸缪的战略方针。从长期来看，平安对发展战略的重视和规划，将使成本的投入符合业务发展的节奏,并满足利润目标的实现,从而少走弯路,这是最大的成本节约。而通过严格、制式、高效的费用控制和成本管理，平安将在内生变量上建立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短期内无法超越的竞争优势。

七、不折不扣，深入贯彻“执行”观念

平安上市后，作为公众公司，政令的畅通，行动的统一，对于维护公司品牌，提高运转效率至关重要，这当中最根本的就是企业的执行力。

上市前后，平安内部旋起了“执行热”，从CEO到普通员工，从集团总部到最基层的营业部，都在讲“执行”，管理人员几乎人手一本《没有任何借口》和《致加西亚的一封信》。

篇（3）

国内市场，无论是初级的墟集市场还是高一级的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在明清时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与发展。更具意义的突破区域范围的全国性市场，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发展起来的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成熟和商品经济生产的拓展，也在明中叶形成。［①］在全国性市场及其网络中，由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②］以运河为南北交通干线的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网络较为密集，从而成为中国国内市场的重心。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华东市场的优先发育成熟不仅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力量已经多次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海外货币资本首先对华东市场产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壮大的国内商人队伍及其资本，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开始向海外延伸，参与以海外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社会经济活动。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的这种互动力也是华东市场成熟的营养剂。这是明末清初商业发展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

一、华东市场的构成及其对外贸易的扩张力

市场的构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内容。流通量的大小取决于市场的交通辐射情况和商埠码头的大小；流通内容则指集散商品的种类。明末清初，华东地区不仅拥有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黄金水道，这条水道串连了以北京为枢纽通向全国各地的8条干线要道中的3条：北京分别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广东、至山东；［③］而且拥有全国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传统与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小城镇。［⑤］明清两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华东，明末华东6省人口6900万，为全国15省12000万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统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国有29个，华东占24个（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发展起来的工商城镇和众多的人口为市场的构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从商品生产与流通关系看，市场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由专业特色明显的手工业市镇构成的专业市场。华东地区拥有一大批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城镇，迅速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城镇及其周围农村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并且向更广的范围辐射，构成交易网络。例如松江棉纺闻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场；景德镇、佛山等地也都是这一类型的专业市场。

第二类是由传统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构成的综合性市场。例如苏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丝织业中心。杭州、南京、扬州等都属于这类市场。

第三类是并无特色的手工业生产，而是以交通枢纽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构成纯然市场，如临清、济宁、淮安、宁波、泉州、厦门、月港等。这些城镇港口市场首先是因商而兴，如果有手工业，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又如江西广信府属铅山，既无特色手工业，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处闽、浙、赣交界之处，又是闽浙商人经锦江入鄱湖北上湖广江皖南下广东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甚至还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纯然的贸易市场。如果我们认为为了商品的交换而进行的长途贩运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业意义的话，那么最能体现这种意义的市场应是这第三类。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最大宗的商品依次为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铁、瓷器等。［⑧］按人均占有量、产地、集散地、人均消费量等方法计算，华东都是最大的市场并拥有最大的流通额，总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基数决定了这一判断，而且前述三类市场使华东地区形成了层次不同的市场网络。

粗略的估计，明末清初，占人口58％的华东地区，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额，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当时，国内市场是主要市场。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市场上最大的交易量为粮与布和粮盐，即Ⅰ类工业品（布、盐）和Ⅱ类粮食之间的交换，注意到Ⅲ类经济作物（棉、丝、茶）主要是城市消费，一个问题便出现了：Ⅰ类和Ⅱ类商品基本上都由农民生产，属于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形成由商人作为媒介的商业市场的交换流通，Ⅲ类商品又很少流向乡村，［⑨］城市的自我生产消费必须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商品化生产和手工业商品经济决不可能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场的不充分。这也许是明清时期手工业品价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费趋于奢靡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向农村？可能性不大，农民缺乏购买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况外国人已经用大船载着银元来做生意了。近代海外贸易序幕的拉开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图，而是商品的欲望。当海外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寻找市场的欲望与商人谋利的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当时，除了武器装备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与物质条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国家允许，这种扩张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国家不允许，它就以各种非法形式实现不正常的外泄。

华东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贸易的传统，至明，已形成宁波、福州、泉州、月港、厦门、广州等外贸港口。华东市场作为外贸腹地，正可借此外销商品。问题在于货利之谋与王权之稳之间的平衡。嘉靖中，原本为消极外贸之果的倭乱又成了禁海之因。隆庆开禁，准贩东西二洋，给明末华东市场的发展带来生机。万历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竟走远夷”［⑩］。清初为郑成功之事，海禁更严，但设法走私的商人渔船时有冒险出海。“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华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①①］？

华东市场的扩张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国内市场的不充分与华东商品经济的较发达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寻找市场。“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①②］“童华，兰溪人，以巨资为番商”。［①③］明人王在晋《越镌》卷21中列举4件海商案，其中3件为商人聚资购买当地的丝织品和磁器白糖等，与日本通商。徽州、宁波等地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沿海市场，参与海外贸易，而广东、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优势活跃于海上贸易。［①④］“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①⑤］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1611年到1646年约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99年有2819艘，其中从中国本土赴日的为1972艘。［①⑥］又据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当时中国赴马尼拉商船总数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开海禁后的第二年1685年至1716年有525艘。

二是发展起来的华东市场对海外诸番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①⑦］“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度，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①⑧］至于西欧对中国茶、丝、丝织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丝绸之路阻断之后，欧洲人冒险开避通向东方商路的主要动机。据美国学者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统计的1739年和1740年广州的欧洲商船情况看，两年中商船24艘，运载吨数为13905吨，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门出入，1740年1年中有12艘，运载吨数为4400吨。华东市场的商品价格内外有别，外销比内售明显高出许多，也有劣质货物，但总体上是价廉物美，外商能够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钞税银、官吏勒索及其他费用，以及万里航海之险，欧洲人也愿来中国投资贸易，因为回去后仍有大赚头。即以丝织品论，中国的要价是西方市场上同类产品的1／3或1／4。［①⑨］

二、外来贸易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利润是推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熟的主要动力，商品寻找市场的扩张力通过商人的趋利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的扩张力与寻找中的市场的利润拉力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国寻求贸易的欧洲和东西洋诸国市场拥有的货币对华东市场产生了这种利润拉力。这实际上是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初期竞争在中外贸易上的表现。

以英国为例，在明末清初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1635～1753年），“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22条远洋商船运来货物约合中国白银727669两，运来白银（主要是银元）折合中国银元7713078两，总资金达14267452两。［②⑩］英国对华贸易中悬殊极大的入超在证明中国商品的扩张力的同时，也表明那数以百千万计的白银对中国市场，首先是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这种拉力主要表现在同一商品的内外差价上。在中国的出口货物中，签约并完成贸易最多的先是丝和丝织品；后来由于英国国会法令禁止几种丝和丝制品在英伦零售或穿着［②①］，丝和丝织品贸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越来越感兴趣，茶叶贸易上升很快；还有糖、瓷器、铜、白铜、水银等。在“公司”大多数商船的货单上，茶叶和丝、丝织品常常放在首位。以茶叶为例，1701年至1736年，茶价每担，工夫茶38两或35．3两或23．1两，武夷茶27两或17．15两或14．8两，白毫38两或35．3两或24．4两，松萝19两或16．15两或22．1两，瓜片24．5两，色种49．4两，最贵的是贡熙细茶54．9两。而道光初年的茶叶国内市场价每斤在48文至200文之间，［②②］当时的银钱比率是1两：1300文左右，每担约合3．7两至15两。以此来计算“公司”当时从广州买到的茶叶，至少是国内市价的三倍甚至更高。

实际上，外商已经注意到这种内外的差价。在广州，英商“自行进入城内，询问店铺的货物价钱，我们发觉比他们从来向我们索讨的价钱便宜得多”［②③］。

内外贸易中的价格差额构成的更高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是极大的，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华东商人。“茶叶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②④］。“董事部又命令购买南京手工织制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②⑤］。“我们与米森诺会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启官平分订约，购入最好的南京生丝400担，每担175两银，缴清各项费用，一百天内船上交货。该商人等在广州没有这样大批的生丝存货，一定要到外地搜购，逼得我们预付款的80％给他们，这是我们能够劝诱他们索取的最低数额。”［②⑥］以广州为交易市场，货源100天内搜集，应是从广州到江浙来回所需的时日。利玛窦从广东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见到了这种长途贩运以供外贸的盛况。［②⑦］当时来华外国商船不仅在广州贸易，也沿海岸线北上厦门、舟山（定海）等地商贸。有的外船在广州订到货后，还必须航往舟山、宁波口岸去装货。［②⑧］可见华东市场接受海外贸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样的。

由于各种原因，借依广州、厦门、宁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与外商贸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贸的官员对外商成千上万的银元更具贪婪之心，他们千方百计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现象也很严重，市场交易常常出现波折甚至夭折。但海外贸易的高利润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场以商人走私的形式进行交易。于是，华东商人走私贸易在明末清初更为盛行。“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闽人之下海也，其素所习闻也，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番，于今创见。又转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以数十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②⑨］漳州、泉州、福清和宁波、杭州之间的市场辐射关系已发展成走私外贸的利害联系了。“原来这边中国的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③⑩］明中叶后发生在东部沿海的海外贸易、海外移民、走私冲突甚至倭寇之乱的主要原因应是华东经济发展与海外贸易之间的推拉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此作了阐释：“今海贼据浯屿、南屿诸岛，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则利权之在也”。［③①］

明末清初的海上走私贸易可分为近海岛、港贸易和远海诸番贸易两种。第一种近海岛、港贸易。如浙江，舟山城东南百里的双屿港，“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③②］，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华东走私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的集散中心、国际贸易港，主要经营丝和丝织品。［③③］这个走私市场有多大？当时曾到过中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宾托（FernaoMendezPinto）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双屿港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二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③④］浙江沿海还有可以避风良港四五十处，都成了当时海上走私的贸易市场。又如福建，福建沿海由于海岸线更为曲折，岛屿众多，加上闽东南郑芝龙家族海商集团拥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澎相距不远，形成接应之势，沿海的走私贸易更为活跃。“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沦、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③⑤］等，其中月港为最大海港。明末，月港衰微，郑氏海商集团总部所在地安平港兴盛起来，到清初，成为与清廷抗衡的海上贸易大港，直到清军剿郑的战火把它毁为灰烬。福建还有下属台湾府的澎湖、大员、鸡笼淡水港。广东除了人们熟知的澳门之外，还有可以辐射闽、赣、粤三省的南澳岛，也是当时走私贸易的国际性市场。走私贸易的商品流通量与贸易额永远是一个谜，双屿港的年进出口贸易额也只是一个参考数字，但不可怀疑的是，以华东丰富的商品市场作为腹地，沿海岛、港走私量一定很大，否则，不足以引起再三发生的“倭乱”，不足以形成持续16、17两个世纪的十几个私人海商集团。［③⑥］

第二种远海诸番贸易。这是沿海岛、港走私的辐射性向海外的延伸，所及的国家与地区东起日本、朝鲜，南经吕宋至南洋群岛，西及阿拉伯半岛并直至东非，而且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同葡、西、荷、英等国商船贸易：这种贸易额也是很难确计的。林仁川先生根据国外有关史料，作了估计工作。其中1641年6、7两个月，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诸多货物中有白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1641年，销往日本长崎的各种糖5726500斤，1644年为1417550斤，1645年为3377900斤。［③⑦］明末清初远海贸易的总额估算，年平均出口约918万两，进口约738万两，利润约942万两。［③⑧］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华东市场参与海洋社会经济的海上贸易，与世界性的海上贸易存在着互动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出华东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的新发展。但是这种新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在民间，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特征是民间走私，在本国政府的有限贸易和海上禁令以及番国洋人中的海盗前后夹击中，华东特别是沿海商人不畏艰险依然起锚，趋利而去，干着赴汤蹈火的事业。中国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充满活力与艰难。注：

①⑧⑨关于国内市场等级的界定和明中叶始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参见吴承明先生《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的有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56页。

②关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主要参见傅衣凌先生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另外五条干线要道为：北京分别至河南湖广广西、至陕西四川、至贵州云南、至山西、至（辽宁）开原。见明人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和儋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5页、第354～512页。

④根据傅崇兰先生《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统计，明清时期比较发展的32座城市中，华东占21座；清代工商业城市，华东占六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⑤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42页。

⑥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表12、13。

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

⑩［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①①［明］王世懋：《策枢》卷一，《通货》，丛书集成初编本，第十二页。

①②［明］周玄wéi＠①：《泾林续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二十七页。

①③①⑧［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五十、五十一页。

①④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有关章节，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①⑤①⑦③①［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6册，《福建》；四部丛刊三编本。

①⑥转引自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版。

①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②⑩这里的三个数字根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一卷第309～321页《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船只对华贸易表（1365—1753年）》的有关数据统计而来，原表多用镑和八单位里亚尔后称元为计算单位，这里根据100英镑＝416．67元、100元＝72两、100英镑＝300两换算，0．72两×416．67＝300．0024两。又：货物价值与白银相加不能等于总资金的原因是有许多船只只有总资金的记录。

②①②③②④②⑥②⑧《编年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八章。

②②黄冕堂：《清史治要》，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41页。

②⑤《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所谓的南京棉布应是指当时苏松地区的棉布织品，南京和苏州都有棉布市场。

②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8页。

②⑨［明］王在晋：《通番》，《越镌》卷21。

③⑩［明］凌蒙初：《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拍案惊奇》卷之一。

③②天启《舟山志》卷2，《山川》。

篇（4）

目前，全国工商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超过1000万户，约占企业总数的99％，工业产值、实现利润和出口总额为60％、40％和60％，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1978年至1996年间．从农村转移出的2.3亿劳动力绝大多数在中小企业就业．1998年中小企业吸纳国企下岗职工约460万人。非国有中小企业已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尤其是在接纳安置国有企业下岗分流人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中小企业在国内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又进军国际市场进行海外经营，有的中小企业开始在境外设厂布点，更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使自己在国外有了很好的发展。

一、中小企业海外经营现状

我国中小企业海外经营主要体现于民营企业的商品出口、海外经营上。自1978年以来，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开始有少量直接出口，90年代随着三资企业自营出口的增长，到1998年民营企业的直接出口比重已上升到47．3％．成为我国出口增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全国大约有150家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被赋予自营进出口权，而且涉及的行业也相当广泛，且有一批民营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境外设厂办点．如江苏三星绣品集团，先后派出个体和私营业主120多人次．在lO多个国家创办了3O多家境外私营企业;北京时代集团公司在欧洲收购了一家老牌的外国仪器公司，使自己的产品占领了很大一部分欧美市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或通过外贸出口或通过出口商品生产等形式，参与国际竟争。综观我国中小企业海外经营状况有如下特点:

(一)规模偏小。海外市场狭窄，市场过分集中.占领的市场大多是亚洲市场　我国中小企业海外市场多半集中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欧美的则很少，其产品覆盖面也十分狭窄。尽管有外向型经济活动，但普遍没有形成规模。我国浙江一带中小企业走出国门的多些，但内地边远地区走出去的企业则较少;走出去的企业中。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上的中小企业则更少.

(二)中小企业产品档次不离，外向型发展仍处于相对幼稚水平　中小企业产品档次不高，质量普遍低下。形式单一、老化，出口产品也没有自己的品牌、附加值、科技含量低。从商品结构看.出口的产品中多是服装、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或机电、成套设备出口极少。

(三)中小企业人才缺乏．特别是懂得海外经营的人才更少，使其管理水平低下　目前中小企业海外经营中人才缺乏，且人员素质低下，国内从业人员多半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职工、民工、文化水平低的人。加上中小企业主对海外经营培训不重视，使得海外经营人才更加缺乏。根据对四川省200个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私营企业主占总数比例仅为14％中小企业用人制度上采用“任人唯亲”的家族管理方式，与国际上通行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大相径庭．这势必影响中小企业的海外拓展。

(四)中小企业海外经营中．利用国外的生产要素少　如：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少．即在国外建立的合资企业较少，弱化了中小企业海外竞争的能力和进行研究开发的势头，国际营销网络面狭．不成体系。

(五)中小企业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行业多半为劳动密集行业　尽管有其优势，但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这些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处于劣势地位。

二、我国中小企业海外经营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制不顺．多头管理．致使中小企业海外经营机会减少、成本增加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依然按照所有制部门及区域，分由经贸委、科委、乡镇局、工商局和工商联等部门管理。由于政出多门、职能交叉、多头管理。致使口径不一，管理分散，地方企业无所适从在项目审批、产品鉴定等方面职权不清，多方插手、重复收费，“三乱”现象极为突出。加之社会中介服务体系尚不健全，造成中小企业特别是个私企业在产品开发、市场定位、资金投向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办理商务出国的费用高、环节多、效率低，往往使中小企业坐失商机。

(二)融资困难，告贷无门．致使中小企业海外经营后劲不足资本经营是中小企业海外经营乃至生存的最关键一环，然而由于我国大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政府对民间金融机掏采取抑制发展政策，致使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出现：1．资金供应不足。目前我国尚无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加之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后权利上收，而以中小企业为放贷对象的基层银行则是有责无权，有心无力；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后，逐级下达“存贷比例”，使本米就少的贷款数量就更为可怜，贷款供应严重不足。2．中小企业寻保难。因为中小企业多为租赁经营，无不动产作抵押．因而为中小企业担保的机构就少．担保的品种也就单一。此外，中小企业借贷成本高，放贷的责任大，直接融资无渠道等，也影响了其融资能力如：福建省中小企业约52％无力从银行获得贷款，致使21．6％的中小企业开工率低于50％；73％的小型企业开工率低于80％。3．扶持不足。8O年代国家对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发展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随着改革的推进，这些政策逐步取消了。在新形势下，中小企业不但很少得到优惠，反而由于各级政府热衷于大企业、大集团的建设而遭冷落和不公。

(三)政策不公。市场无序。增加了中小企业经营成本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大企业才代表工业发展的未来，才能为国家工业化作出贡献。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的发展极大繁荣了我国经济．但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却认为．它们与大企业争资源、争市场，大量生产伪劣产品，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将加强大企业同发展中小企业对立起米。这种观念也影响政府部门所制定的政策，使我国出台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呈现出一是短期性，二是不公平性，致使中小企业海外经营成本高，利润低。近年来出台的政策多是按照企业规模和所有制设计操作的，对大企业优待多，对中小企业考虑少；对公有制企业优待多，对私有制企业考虑少政策适用上也存在着不公平性。具体表现在：

1在税收政策上，国有企业可先缴后提，非国有企业无此待遇；中小企业特别是个私企业往往是小额纳税人，增值税发票难以抵扣，实际税负增加；个私企业存在双重纳税的现象等。2在土地政策上，我国中小企业不能享受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增税减免等政策。3．在银行呆坏账准备金核销上，大企业可列入国家计划及时优化资产负愤结构，中小企业无此厚遇4．在行业准入上，中小企业尤其是个私企业还受到诸多限制。此外+市场交易规则缺乏，市场秩序混乱。加之一些部门执法不力，使中小企业正常经营困难重重。

(四)加入WTO后。中小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竞争将更加剧烈加入WTO后。一方面给中小企业海外经营提供了难得机遇+使其进行海外经营面临着许多有利条件，但不乏挑战因素的存在。我国中小企业海外扩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有：1．加入WTO后我国中小企业将面临国外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严重打击；国外高精尖产品一方面冲击我国内市场，另一方面也占据了许多海外市场，使我国中小企业海外经营有较大难处；2．加入WTO以后+我国中小企业将受到已加入WTO的发展中国家同类企业的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产品如印度等国的产品也在国际市场上与我国中小企业分争海外市场。这两方面将会影响到我国中小企业海外市场所占的份额大小。

(五)自身因素制约其发展，致使其海外经营步履放慢除上述企业的外部问题外，就中小企业自身而言，主要有企业体制和组织制度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有差别、企业技术含量不高、开发能力不强、盲目投资及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使企业产品档次低、中小企业的海外拓展的步伐要比其所预想的缓慢。

三、中小企业海外经营发展的优势

尽管中小企业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就此否定中小企业有走出家门跨人海外市场的能力，中小企业海外经营发展仍然存在着优势．既存在着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也有自身积累的勃发力。

(一)WTO与经济全球化给中小企业海外发展的影响提供了难得机遇我国中小企业实现二次创业，走出国门，融人世界，这是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将使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中小企业也将获得一个多边、稳定可预见的公平竞争环境，使我国中小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有着良好的机遇：1．WTO要求实现多边、无条件、稳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将使中小企业在产业准入等方面，与国有大型企业和外资企业享有同等权利．有利于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WTO要求放开资本市场，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将使中小企业更多的渠道和方式获得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机会；3．WTO将加快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地域不再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因素，它将具备与大企业竞争的能力；4．WTO将推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使更多的中小企业将成为跨国公司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更加便利海外扩展。

(二)中小企业经过20年的发展．已具备海外扩张的能力中小企业已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拥有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加之有一部分中小企业已走向国际市场，积累了一些海外经营的经验。这为海外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的中小企业大多为乡镇企业，其产品乡韵气味浓厚，可以弥补海外行空穴，扩张我国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加之中小企业灵活性，应变市场能力强+能够适应海外市场的风险，较容易利用跟进原理占据海外经营市场。

四、中小企业海外经营发展的对策

自9O年代来+中小企业规模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席卷全球，中小企业走向世界进行海外经营不仅是中小企业一种明智选择，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中小企业走出去，实现第二次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当前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深化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已有13万多家乡镇企业的产品走到国际市场，有6300多家的乡镇企业办了跨国公司。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小企业，迅速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使之成为拉动整个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国民经济的火车头。政府应为中小企业海外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减少中小企业海外经营的成本，解除其经营的后顾之忧。具体对策如下：

(一)政府应在理念上扶持．为中小企业海外经营提供良好的环境中小企业虽然是民营企业，但在理念上、观念上必须从计划经济的体系中解脱出来，建立起与国有经济一视同仁，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理念．不应该考虑企业的姓公与姓私而采取不同的政策标准来对待。要按照“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的客观标准做好中小企业的扶持工作，“加长”政府“有形的手”为各类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才能使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为其海外经营减压减负。

(二)开辟更多的融资渠道．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保证中小企业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中小企业要进行跨国经营，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企业的运动过程实际上也是资金的运动过程，如果中小企业的发展资金需求得不到保证，企业就很难顺利地开展自己的业务。为此要做到：1．变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应尽快开通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有选择地开展“创业板”试点，改变中小企业过分依赖间接融资单一渠道状况；2．扶持建立和重点发展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中央、地方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并对中小企业进行分类排队，按照“优先支援企业”、“有条件支援企业”、“其它企业”的顺序，在数量上保证供应，同时，采用多种形式．如我国经济学家董辅{n所提倡的大力发展民间担保公司，利用民间资金建立中小企业信用和监管制度，搞好中小企业资信档案，银企联手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保证我国中小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大竞争中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三)进一步理顺中小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外贸体制．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为中小企业海外经营扫清障碍．铺路架桥中小企业管理应按照国家经贸委《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要求，结合当地机构改革的实际，进一步理顺中小企业管理体制，尽快明确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以形成全国纵横贯通、上下联动的中小企业工作网络我国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经营，工商登记手续十分繁杂，曾存在着多头审批的现象使中小企业进行跨国经营面临着许多不便今后，要进一步改革外贸体制，由原来的审批制改为登记制，简化审批手续，节省审批时间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为中小企业跨国经营提供发展空间。

{四)强化政府在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功能政府在中小企业提供全程服务工作，主要有：1主动与相关国家签定双边协定，为中小企业提供双边的法律保障。2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有针对性地搜集中小企业所需要的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政策信息和人才信息等经过必要的分析和加工后，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以保证中小企业作出准确的判断、决策；3提供中介服务，为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经济协作以及企业的产品出口等牵线搭桥；4．加强培训服务，政府应举办各种跨国经营跨国管理培训班，使中小企业经营者经过培训获得相应学历，并鼓励他们出国考察，掌握新知识．帮助中小企业经营者提高素质、改善经营管理，为他们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条件；5．为中小企业提供企业诊断和经营指导服务并借鉴国际上帮助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重点扶持一批优秀中小企业。6为中小企业提供海外投资保险，中小企业到海外办厂遇到的风险比国内大，除中小企业自身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外，我国应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成立全国性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专门负责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政治、经济类保险。

(五)搞好技术创新．促进特色经营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世界上产品的竞争，实质是科技的竞争。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拼搏如果不及时更新设备，开发新产品，使之潮流化、个性化．则很难保持原有市场，开拓新市场，我国中小企业普遍生产水平低、设备陈旧落后，企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因此必须加快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步伐，围绕现有企业母体加大投人，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实现产品的升级和技术创新，从而把中小企业从依靠简单量的扩张、生产一些档次不高、重复建设的产品，转变为依靠科技，搞深加工，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竞争能力强的产品。并积极走专业化生产和特色经营的发展路子，重新调整产品的市场定位，找准切A点，在产品、工艺等方面积极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努力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实现市场的联结。同时，还要加强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共同加强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的开发。处于产业上、下游的企业要加强配套，形成合作群体。

(六)中小企业要重视培育高素质人才提高管理水平．增强海外经营的能力企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素质，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决策力、组织力、观察力、协调力等综合素质，我国中小企业高级经管管理人员，一部分是受计划经济教育过来的，另一部分是新起的私营企业家，他们对科学、严格、系统、规范、动态的现代经济管理认识不足，有的甚至没有入门。人才竞争是一切竞争的基础，中小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和开展海外投资活动，就必须有一批熟悉国际贸易规划与惯例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外经贸、金融、营销、企管、财务、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为此中小企业应采取各种措施，调动高校力量，开办各种培训班．建立有效机制，培养海外经营人才使其具有跨国经营、管理知识，提高其驰骋市场的理性能力。

(七)依托大厂求生存．达到借船出海的目的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无论是打进国外市场，或是保存国内市场，都要靠竞争力强的强势企业作为先锋和骨干队伍。中小企业要抓住国内大型企业资产重组和经营战略调整的有利时机，以不图所有，但图所在的眼光，主动与太企业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通过对太企业上下游产品的加工制造，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同时创造机会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投资者采用联合、兼并、合资、合作等形式，达到中小企业供梯上楼、借船出海的目的。

篇（5）

首先，“中国人”的身份是无法否定的。海贼王迷对于自身的“中国人”身份和政治立场甚至比诸多非动漫迷还要清晰和明确。广大海贼王迷虽然在观看海贼王的过程中，接触到日本诸多的创新思想和文化观念，对我国现存的部分社会制度、国民素质产生一定的不满，但海贼王迷群却是心怀“恨铁不成钢”的思想，抱着激励祖国的心态对其进行“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