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4-01 09: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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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论文

篇(1)

文学理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按照一般的观念:文学理论是一门“以美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建立要以文学史提供的大量材料与文学批评实践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同时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于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直接关系着学生的理论水平,决定着学生能否以科学的方法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一目标。现实中的情况如同相关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大学的文艺学研究与教学中,或者说在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得尤其突出。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它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与审美经验。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教文论的不讲作品,讲作品的没有理论,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隔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文学实践也因为缺乏理论的引导而显得感性、随意。尤其是对于高师院校而言,人们往往对于那些玄奥、费解的理论观念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意义存在着疑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于文学理论相关课程的开设价值的怀疑。

这种状况的存在固然与人们认识上的某些误区相关,但它也与我们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围绕着“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探索”这一课题所展开的一项调查中,笔者曾向近十年来由各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学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毕业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回到高校中文系学习,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在问卷中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提高自己分析、阐释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然而,当在同一份问卷中问及他们:“你觉得大学中文系应当减少课时的专业课程是什么”时,许多毕业生选择了文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这里,提高理论素养的要求与削减理论课程课时的希望之间的矛盾鲜明地表现出来,这一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理论诸多课程是否,充分地起到了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作用,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因而,对高师院校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学科反思,对其所涉及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清理,从而对文学理论课程在高师院校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意义进行评价,这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在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由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文学教育,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生活、吸收人类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培养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感,陶冶情操,发展个性。这种独特的学科价值,是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文学作品的语言一般是规范、优美的语言,是理想的母语教育范文,中学语文教材中一般有一半以上的课文是文学作品,这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教育在中学语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因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选读经典名著和其他优秀读物,与文本展开对话”fal。从这一要求出发,普通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经典文学作品,“课程标准”还向中学生推荐了大量的课外经典读物,其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子夜》、《边城》、《巴黎圣母院》、《复活》、《老人与海》、《变形记》、《西厢记》及普希金、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文学教育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教育既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指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也就构成了中学语文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语文教师对其理解不能停留在感性、直观的层面上,他应当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能够站在理性的高度对一定时期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作出理性的把握,这样,较强的文学理论素养就成为我们对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固然,中学语文教学不同于大学教育,它不要求向学生讲授系统的文学理论,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文艺理论名著。另外,“课程标准”还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这里所要求的审美能力的提高、文化意识的培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以及对一定文化现象进行阐释的能力,实际__卜都是指向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的。中学语文教师承担着指导学生展开文学欣赏,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分析和阐释一定文化现象的能力的使命,这就对高等师范院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素质培养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固然与他们对文学史的学习、作品的阅读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对文学理论的全面、系统的自觉把握,是离不开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开设的。

就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开设的目标而言,它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的提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首先,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的一般知识,为他们能正确认识、分析文学现象奠定基础。作为一名合格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应当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不应当停留于感性的层面上,而应当对文学的性质、特点,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欣赏的一般规律有较为深人、全面的认识。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科学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才有可能深人浅出地引导学生进行文学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例如,当前中学语文教材选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在对这些古典诗词的欣赏中,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意境”的理论是我们解读这些作品的的关键。然而,我在围绕着本课题的相关调查中曾向毕业生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意境’、‘典型’、‘灵感’、这些术语的熟悉程度如何”?约有60%的毕业生选择了“知道,但不太清楚其·确切内涵”。这一回答是很不能让人满意的,这些概念都属于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缺乏对其内涵的充分认识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对学生阅读的指导的。

同时,在调查中我还发现,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中,一些教师往往把重点放在字、词的解释和翻译方面,而忽略了引导学生进人到对这些作品的艺术境界的感受、体验之中,这与他们的文学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有着直接的联系。实际上,中学语文教学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的,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是中学语文课外阅读篇目之一,对于这首非常晦涩、含蓄、“几同无字天书”诗歌,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不了解中国古典艺术的一般审美特征,是很难说得上为学生的欣赏活动提供指导的。对于教师文学理论素养的要求是贯穿于中学语文教学之中的,它涉及到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的构成、文学的创作、鉴赏、发展等方方面面。再如,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作品,其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类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阅读呢?这就离不开对各种文学样式、创作思潮的理论把握。对于诸如((祝福》、《我的叔叔于勒》这些作品的分析,也离不开文学理论中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相关理论,而对于《变形记》、《等待戈多》等作品,就离不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把握。

其次,文学理论要努力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文学理论作为对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其根本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性学科,不是仅仅介绍各种文学理论知识和各家各派的观点就行了,关键的是它必须阐明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阐发作家、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的能力,使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至于停留于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它当然要介绍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观点,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知识介绍,更主要的是要为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一种认知方式。向研究型、学者型的教师转化,这是我们对中学语文教师的理想要求,我们很难想象一名基础理论匾乏,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的毕业生能够成长为一名研究型教师。因此,在高师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各种理论问题的内在意义、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把握,最终都指向为学生提供一种理论思辨能力,引导学生对具体的文学现象从理论的高度上展开思考,通过不断加强这种训练,逐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再次,文学理论应当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的能力,培养他们能够面对现实进行思考的能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整体反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总是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固然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但这种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它通过文学涉及人类广泛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前文艺学领域正在发生的“文化论”转向就体现了这一内在要求,它强调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阅读”,发现文学所承载着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教学不仅要传授关于文学的一般知识,更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教会学生如何面向现实进行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分析、评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特别是近十年以来,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化工业”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复杂地结合在一起,文学理论要取得鲜活的生命力,就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的存在,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应当具有阐释文学经典的能力,还应当具有引导中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思考的能力。

就高等师范院校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的现状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实践性问题。在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美学、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列文论为辅的课程体系。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这一体系是无可非议的,它很好地涵盖了古今中外关于文学的一般观念,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看,这一体系在强调了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的掌握的同时,却对文学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一种现象:基础理论与文学实践相脱节,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课程各讲各的,文学史、作品选读的课程往往对文学理论问题缺乏充分的注意,而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往往与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相脱节,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尤其严重。理论为文学史、文学批评提供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句空话。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大学文学理论课程往往无视这一变化:“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甚至连在西方已经经典化了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作为”例子”进人文艺学教材),并且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与标准,建立了相当僵化机械的评估一筛选一排除机制。这就日益丧失了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一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文学问题。这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类丰富的文艺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较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阐释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体系处于西方文化的绝对影响下,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观念的大量引人,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涌现,理论上的多元化成了文论界的一道基本景观,这些理论往往自成体系,在不同层面上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其加以整合,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这一间题突出地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方面,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难度是困扰着文艺学界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说,二十余年来,国内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转化的效果却还很不尽人意,其中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

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在苏联文论模式的影响下,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体系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文学观的基础之上。作为在八十年代以前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承认”万古不变的文学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川,但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教材却以反映论的理论模式代替了对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认识,观念严重滞后,知识老化、僵化。当前文学理论界对这一模式的不足是有着足够的认识的,也在突破这一模式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近几年所出的几样教材的确有不少新意。但是,这些教材在注意到理论上的前沿性的同时,却又r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对各种理论观念的整合差强人意,特别是在本科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对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的知识基础、文学素养考虑不足,教材涉及的理论问题往往过于宽泛、面面俱到,什么都谈,但什么都谈不透,整部教材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教师也很难取舍。

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对于当前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教学,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改革。这主要涉及到优秀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加强,特别是应注意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性与时代性,加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联系,开设富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课程,同时,作为对转型期时代文化状况的回应,把文化研究纳人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系统之中。

教材的编写是文学理论课程建设的难点之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使我们从以往那种单一、封闭的环境之中走了出;来,地球上每一种创作思潮、理论观念都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多元化已经成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共同认识。表现在文学理论界,理论上的创新、学术观念方面的多元共存,不同的理论观念、审美取向各领数百天。在今天,如何把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整合到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之中,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又不.至于使文学理论成为各种理论观念的拼凑,而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这无疑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所巫待解决的问题。如同童庆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文学理论只关注现实主义,不关注现代主义。实际上现代、后现代都要关注,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这样才完整”。然而,困难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失语”状态之中,虽然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但面对丰富的文论资源,不同学者囿于教育背景方面的不同,学术兴趣也有着很大的差异,选择哪些观点、学说来加以介绍,如何依据教学的需要,把这些观念整合到教材自足的系统中去,这本身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即既要使教材能够体现出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又不至于使教材内容的普适性为编者本人的学术个性所掩盖。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秀的学术专著往往带有著者鲜明的学术个性。而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它不应该只是讲述著者的一家之言,它应当客观地介绍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文学理论教材的个人风格,不应冲淡其理论的全面性、普适性,而应当综合本学科国内外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对于作为基础课程的“文学概论”课,它应具备较强的知识性,应当在综合整理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论体系,而不宜过多的强调编写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其中应特别注意文学理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如果我们缺乏对当代学者科研成果的吸纳,教材便往往缺乏时代感,与时代相脱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对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如果仅仅因为“创新”的原因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就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丰富的学科资源而显得漂浮、浅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者应当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把历史上不同学者关于某一文学理论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之中,而应避免把教材作为宣讲个人学术观念的地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是教材所涉及的理论的深浅程度问题。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对于全面地反映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对于《文学概论》这样的课程,在注意到人们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到其作为基础课程的性质,内容不应过于繁杂,以至于追求面面俱到,造成术语名词满天飞的局面。“文学概论作为讲授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知识的课程,是文学理论的初步。文学理论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它都概括地讲到,但它只讲最基础的东西,不涉及其中比较专门的复杂问题。它是概论,不是专论”。一方面,文学概论是为大学低年级学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这一阶段的学生文学方面的素养还相对不足,如果这一门课过于艰深,亦或面面俱到,必然影响到他们学习理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学理论的热情。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文学理论课不是培养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在注意到引导学生了解文学观念的丰富性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学以致用问题呢?因此,对教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的慎重考虑是我们在教材编写中所必须注意到的。

就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建设而言,传统上分层开设课程的做法是值得继承的,在大学低年级以开设文学概论课为基础,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理论素养。在大学三年级以后逐渐开设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文学理论的分支课程,分别在相应的领域作进一步的深人学习。在此之后,可结合师资状况开设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研究、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专业性较强的专题课程,对这类课程必须突出其选修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兴趣。

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是对每一阶段的具体某一门课程开设的价值、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从提高学生文学理论素养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课程分为三类: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文学概论”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其目的在于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人们对于文学的性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创作、鉴赏及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它是文学理论的初步,基础性是其基本特征,它的开设一般放在第二、三学期比较恰当。

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是在学生学习了“文学概论”课,对文学的基本原理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经过对文学史的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中国、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般状况。它是在“文学概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人,如果说“文学概论”课是侧重于对历史上人们关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综合性的介绍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等课程则是深人到中、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具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理论家关于文学的认识发展过程。这类课程可列为专业必选课,放在三年级开设较为恰当。对于马列文论、美学原理这些以往在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课程,就其性质而言,它们在内容、课程性质方面与文学概论课多有重复之处,将其作为必修课并无多大的意义,可将它们归人选修课的范围。专业选修课的开设对于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在这一类课程的开设中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突出其选修的性质,以适应不同学生兴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类课程为提高课,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它的开设应当根据各个学校的师资条件而定,在此类课程的开设上,应特别强调教师的学术特长,以保证其学术性,达到引导学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提高理论素养的目的。

在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的建设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加强文学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相互脱离的现状。文学理论来自于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实践而又面向实践,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超越具体的实践而存在。文学理论并不是以知识的传授为最终目的,它应当为学生提供理论思维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提高其阐释、分析具体文学现象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在学生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完成。在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文学理论的教学往往成为抽象的理论灌输而与鲜活的文学实践相脱离,理论因为与生动的文学实践相脱离而显得抽象、缺乏实际意义。这正是导致学生一方面觉得自己缺乏阐释具体作品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却认为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实际意义而应当削减课时的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加强文学理论课程与文学史、作品选读之间的联系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以往很多学校虽然也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但也是偏重于批评理论的讲授,对于文学批评与鉴赏的实践性质缺乏充分的注意。与此不同的是,一些高校能够针对这种状况,开设文学文本解读、文学批评实践等课程,在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中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是很值得借鉴的。

篇(2)

阿瑟•丹托进而也说道:“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2]98

但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和复杂的,我们不能用恒定不变的观念去框定信息化时代下这种多元的文学艺术现状。“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3]

鲁枢元进而诘问:“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4]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从存在以来,它一直都在给人以心灵的安慰与生命的安顿,“而伟大的艺术给人的安慰更是无穷无尽。艺术在未来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谁也无法预言的,但没有哪个健全的社会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不需要艺术。”[5]433

文学艺术终结也就标示着人类精神价值与审美的消亡,亦即表明人类生存的无意义。

其次,无论是论及以往文学艺术堕落、滑坡与危机的问题,还是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终结的提法,在言说者们的头脑中都预设了一个衡量的尺度,说文学终结是因为把文学看成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信息化时代人们已经可以用其他手段了。

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学艺术背景与知识谱系。文学艺术最核心的精神本性在于它的自由性,而信息化媒介对自由精神的抒写与张扬,是文学艺术得以走进新媒介的前提条件,信息媒介为文学艺术审美的自由精神提供了又一个新颖奇特的理想家园。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来表白最真我的生命状态,让创作紧随信息化生存的情感现实,逼近鲜活的生命感悟,敦促文学艺术走向自我的真实表达,因为传统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精英艺术,它追求“畅神比德”、“文以明道”与“立言立心”进而“不朽”,它也要通过向善求真的审美化诉求来获得一种宗教式的精神信仰,而信息化时代下的文学艺术,它不是要济民救世而是要表现自我,不求崇高典雅与浑雄宏大,不企求终极关怀而注重兴致所至时的痛快淋漓,此时文学艺术的认同模式由社会性标准转向自娱而娱人的尺度。人通过言以不朽的目的消失了,言以自娱成了唯一目的。

再次,文学艺术所改变的是叙事模式,而不是它的主题,这就涉及到了文学艺术生产的历久更新的问题。艺术生产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7]28

之后在马克思的众多论著中,都有精辟的论述。

众所周知,艺术生产思想,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柏拉图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曾把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成是一种模仿,“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8]77

。柏拉图把诗等艺术产品当成人类以自身作为工具时所独具一格的一种形象的艺术生产。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创造与生产制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柏拉图的这一见解是与其“理式”说紧密相关的。

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把艺术视为生产,但他更强调艺术家所特有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所创造的对象本身”[9]70。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都与生产有关,创造就是去思虑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如何生成,这就是意指艺术生产,它是通过人的思维将可能存在的也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生产活动(包括艺术生产活动)之后,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对生产(包括艺术生产)的看法,就是强调主体的人及其心理能力,人的这些本质力量就必然会在他的生产劳动中对象化出来,任何真正的生产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之后的本杰明等人也对艺术生产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3)中,本杰明提出了他的艺术生产论的主要概念———机械复制,并以此为基点,来考察从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以及艺术生产对物质———技术手段的依凭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所制造的事物总是可以被仿造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我们认为,文学艺术生产是一种富蕴审美价值的精神活动,它属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10]484。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产生、存在于人对事物的审美需求之中,在人的形成及其社会发展中,审美需求作为情感化、诗意化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学艺术的生存方式

信息技术的革新、进步带来了文学艺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载体上、形式上的,它同时也使文学艺术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因是科技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总会带来文学艺术的新变革,促使文学艺术产生新的变化,文学艺术随着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转变,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人的生命的体验与满足也应据此而加以调整:“生命追求与满足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内容;生命的感受器官所可能接受的色彩、音响和语言结构关系,才是艺术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的表达方式。”[11]259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来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彻底消解与颠覆,而是以主流和非主流、大众与非大众的形式共存共生,毕竟文学艺术是在继承以往传统的基础上,才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进而更加有力地抒写人类的现实生活。

第一,从纸质文本式微向“读屏”转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艺术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2]97

当然,“世界图像”的创制并没有改变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因为这个基本前提就是创造文学艺术和需要文学艺术的主体———人,毕竟人最终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同时也需要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与审美需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有力体现,自从文艺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以来,人类就习惯于使用其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然而到了今天,“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在文学艺术审美视界里,视觉文化己经创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范式:真实、自由和直观。这就是说,文学艺术的图像转向不但标示着是一种文学艺术范式的转化,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思维范式的转换。这是人类能动地掌握世界,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构的伟大壮举,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确证,更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艺术仍然是人的文学,它既是写人的,表现人的,又是为了人、写给人看的,因为人类看待世界的过程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如果远离了人,远离了人类的生存状态,远离了人的思维与语言,而去研究信息时代的文学艺术能否存在的根由,那便丧失了人文传统与人文精神,那就必然会陷入技术至上论的怪圈,从而也就只会在信息数码图像这一时代幽灵面前麻木茫然,徘徊乃至悲观。

事实上,随着文学艺术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多种艺术形态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仿像艺术境域。而这“仿像”是一种“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13]199它和古希腊理论家所说的“摹本”是截然有别的:“摹本”是对原作进行的一种模仿、改编,原作具有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摹本也有价值,但其价值是从属性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现实感,使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仿像”却不一样,它们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仿像”虽然也必须经过人手,但却是没有原作,它是对非存在的模拟,它是从模型中产生出来的超真实,它是把一种不在场呈现为一种在场,把想象、虚拟的东西描绘为现实实在的东西。仿像瓦解、颠覆了与现实事物的任何比照,将现实事物吸纳进仿像之中。正如周宪所指出的:“仿像的生产必然导致现实和影像之间关系的颠倒。

……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通过影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影像的制约甚至控制。”[14]133

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视觉空间正日益地被信息带来的图像所占据,人与现代世界正逐渐建立起新的关系,人类生存空间的现代生活节律被信息化波及,意识空间慢慢被信息所影响,人们的兴趣、需求、思考、判断、幻想,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信息媒介所形成的图像而展开,这一切变了,而表现人的文学艺术当然就不得不变。

第二,从单向阅读向互动交流转变。传统文学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书本阅读”形式,无论是以纸质形态存在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是通过技术处理之后放在屏幕之上的影视艺术作品,读者仅能被动地单向“阅读”作品。而与此不同的是,在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都转到了一个较为开放的领域,创作者不再受年龄、身份以及性别等差异的束缚,他们的写作更为随意与自由,只要其高兴抑或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灌水”或者“涂鸦”。而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言,因为受众凭借了网络资源所蕴涵的极大的自主性与丰富性的审美空间,欣赏者充分获得了文本的选择权,因而不再被动、单纯地受传统媒体所钳制。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印刷媒介的不断变革也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异军突起的信息媒介快速地改变了当下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传播方式的进化,而传播方式的变化又是促进文学艺术体裁随机演化的重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造纸与笔墨技术使原始状态之下的口头创作日落西山,从而转向了以书面创作为主体的文学艺术;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又为文学艺术文本的广泛流通与传播提供了便利。而在当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繁盛,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超文本技术。人们通过这一技术实现“点对点”的实时交流,每一个人都成为潜藏着的交流对象,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刷新了人际交流的模式。

时代在进步,媒介在更新,而文学艺术也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通常是单向度的。欣赏者即使拥有充分的创造空间与艺术想像力,但是,其与所处于另一极的作者以及作品,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因而就不能改变原有艺术作品的形态。而在信息网络的空间世界里,文艺作品的欣赏却是双向度的,它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审美欣赏的互动性。作者可以凭借网络,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进行阐释,解答读者的疑问,并尽可能地提供其创作该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文化背景。欣赏者也可以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当中,从而改变作品的人物命运、情节结构、事件结局与主题思想。在网络上,艺术作品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其互动性。这是因为,信息网络介入文学艺术作品之后,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样式层出不穷,它们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写作模式,在网络媒介所提供的互动空间里,透射出了一种大众参与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气息。正是由于这种别具一格的超媒体写作模式,不仅跨越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和欣赏惯有的平面化单向模式,使创作与欣赏不断向立体化方向拓展,还进一步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鉴赏与批评等众多环节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在信息网络上,选取不同的链接路径,就代表着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同时,在线阅读,其本身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创作。自文学艺术栖居于网络之后,文学艺术的创作、阅读、欣赏以及批评,就有了一个可以即时、互动交流的审美平台,信息网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信息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即时性,文学艺术由单向阅读转向互动交流,文学艺术凭借着网络媒介实现了审美形态上的一次转换。

第三,从物质性向非物质性转化。在人工传统的书写时代,由于修改很不容易,创作者必须严格遵循文字所因袭的线性逻辑,这是因为,文字一经从头脑中的形象转化成书写形态,就会面目一新,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电脑显示屏与手写的痕迹不同,电脑将创作个体的痕迹完全从写作中抹去,致使书写标记非个人化、私人化。我们可以将在电脑上写就的并且保存在软盘上的一部文本和人工手写的、甚而是打字的文本作个对比,人工手写体具有原稿价值,学者和研究者通过看原稿进而希望借此更能接近创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从当中找到“真迹”,甚而推测出该文本的变化、演进过程,这些变化常见于抹除、替换、删除、眉批、添加等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图书馆与收藏家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来搜集这些代表真实性的手迹的根源所在。而电脑书写的情形是:其所书写的痕迹,已经非物质化了,这是因为,人们在敲打键盘的过程中,已将自己脑中浮现的语句录入电脑,这对于物质材料的依存程度而言,它仅存在于电脑中的存储系统中,这与人工手写时代的物质实存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篇(3)

毫无疑问,每一门课程的设置都有它的目的和意义,《文学理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课程,一般开设在大学一年级,是学生接触最早的一门理论课,它承担着转化学生思维,构建学生理性思维框架的重要作用。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在学习文学理论时最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难度”,一个是“效用”,前者是他们对文论的基本认识,而后者则是其学习的主要动力。然而学生在这两方面传递出的负面信息却是显而易见的。

1.对文学理论效用的质疑。学生对文学理论效用的质疑基本上源自于两个方面,首先他们普遍认为在文学学习中,感性的体验远比理性的理解更为重要,毕竟情感才是文学的核心所在,正所谓“情者文之经”(刘勰语),而情感恰恰是最需要深心体味的,所以学生对以理论的方式介入文学是否会肢解其内在鲜活的生命体验,存在很大的疑虑。其次涉及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了,作为对文学实践活动总结的文学理论带有滞后性,他们学习到的原理、方法似乎在解释不断涌现出的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时候表现乏力。

2.对文学理论难度的畏惧。对于学生而言,文学理论课是在之前的学习生涯中从未接触过的,学习基础几乎为零,其中诸多的概念、范畴、原理、方法都需要慢慢理解和接受,而且最艰难的应属思维层面的转化。

必须承认,文学理论本身有一定的深度,听起来并不好听,似乎没有文学史的那种鲜活和多彩,理解起来也很有难度,毕竟它不再只是描述现象或是梳理知识,所以学生总是期待着老师能够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实例阐释法成为了我们通常选择的一种方法。当然,文学理论课程的实例阐释法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实例的选择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应坚持两个原则:第一,熟与生的结合。应以学生熟悉的作品为主,因为理论本身难懂,如若再以陌生作品介入的话,会降低接受的效率,如能在熟悉作品的解读中翻出新意,将会给学生造成更加强烈的思维冲击力。当然,实例教学也不能止步于此,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到扩充学生的阅读量,所以应配合相应的文学史课程,有步骤分层级地让学生接触一些新的作品。

第二,经典与流行并重。当下的学生阅读取向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流行的关注远远大于对经典的执守,因此教师要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对案例材料的选择既保证其具有时代、国界、文体上的广度,又有其被当做经典所具有的深度,同时注意积极调动学生的文字阅读积累和现实情感体验,使其能够比较愉快地参与到教学互动中来。增强学生对文学理论有用性的认可度。

其次,选择固然重要,对实例的使用更加重要,它直接关系到课程的效果显现。我们应注意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坚持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自然导引出文学原理,使学生在老师讲授中自然而然地领会理论不是空洞的,它来源于丰富的文学实践,从而能够扩展其作品阅读的范围,提升其对作品的思考。

第三,既要保证案例的丰富、全面,又要注意大量案例介入理解时对思路清晰的影响。其中最应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例子不能宣兵夺主,不能消解了理论本身的深度,要避免学生最终只记住了实例,而忘记了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最后,在运用实例阐释教学法时,要注意课堂的开放性,引导学生介入体验和思考,而不能使其简单化为理论观点加实例说明的模式,这样会很容易消解理论与文学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从与我们还原理论与文学作品之间沟通融合的初衷相背离。

篇(4)

方苞继承中国传统文论,撷古人之所长,发前人之未发,以古文义法开示天下,建立了桐城派文论的基础,使中国散体文有了更完整的规模。

一、文学本原论

方苞对于文学之见解,散见于读书笔记、序文,及与友人来往的书信中。其论文学之本原,可从三方面来窥:文原于道、文道合一、古文义法。

文原于道,以道为本,是方苞文论之基础。他在《杨黄在时文序》中说:“言本心之声,而以代圣人、贤人之言,必其心志有与之流通者,而后能卓然有立也。”方苞认为,写文章应是代圣人贤人立言,必须心志与圣贤流通,如此文章才能写好。其次,古人之文多是载道贯道之作,皆言有物者也,后世为文者,心中有物,只能在形式上抄袭模仿,是没有出息的。因此方苞论文,主张先道后文。再者,“文原于道”之“道”与韩欧所言之“道”是不尽相同的,因为韩欧言道,以古圣为宗,多说孔孟之道;而方苞言道,则以宋儒为主,多言程朱之义理。

方苞认为,程朱虽深于道,文章却未能配合,韩欧虽精于文,得于道者却未深,须把程朱之义理、韩欧之文二者为一,而后道与文才能合一。其弟子戴钧衡于《望溪先生文集序》中云:“而集外又多关系重要之文,世所未见,钧衡既辑,乃贷金而全刊之,以快天下心目,并揭发先生明道与文之功。”所谓“揭发先生明道与文之功”,即“文道合一”的观念。但清初文士为了科举应试,竞相崇尚时文,多重文不重道,精研句音之变化,雕琢技巧之修饰,文章渐成空架子,而置载道贯道于脑后。方苞在《何景桓遗文序》中说:“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盛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此文对科举制度“害教化败人材”,引诱士人“汲汲于利”、“汲汲于名”进行了激烈抨击。方苞处文衰之世,想要提倡“文道合一”,扭转文风,只得处以重药,因此他多强调“道”的重要性。

“古文义法”在文学本原论上亦属“文原于道”、“文道合一”。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中说:“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方苞认为,“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其精神旨趣,以六经及论孟为依归,合于此,乃称古文。“义法说”是方苞论文之纲领,也是桐城文论之核心。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必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义是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是文章的表现形式。所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即内容与形式要高度统一,才能成为完美的文学作品。此即“文道合一”的思想。

二、文学创作论

方苞论创作,有三点:为文的基本条件、取材、谋篇裁章。

方苞认为,为文的基本条件为德行、学识、才质三者。他在《进四书文选表》里说:“而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袭其貌,而议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淹没无存矣。”他认为作者须“明于义理”,有德行,才不会“淹没无存”。其次,作者虽有德行,但若缺乏丰富的学识,文章亦无法表现出深广醇厚的气魄。他在《与万季野先生书》中云:“古之谋道者,虽所得于天至厚,然其为学必事且勤,久而后成,故子曰:‘发愤忘食,其学易也。’”所以,古之学者,虽得于天至厚,其于学识必专且勤,才能得道成文。再者,方苞认为才质亦是为文必备的条件。他在《答申谦居书》中说:“苟无其材,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苟无其学,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有其材,有其学,而非其人,亦不能有以立焉。”

“义法说”对取材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其人规模大,则取材不能太琐碎详细,否则“事愈详而义愈狭”,“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须“详者略,实者虚”,则“人物所蕴蓄可得之意言之外”。若人物规模小,则“琐琐者皆载焉”可也。二是“常事不书”。所书之一二事“必具其首尾,并所为旁见侧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后,其事之表里可按,而如见其人”。如管仲、孙武、吴起,其事功之荦荦大者皆已载于史册或兵法上,故太史公立传时多不赘言,只写其微时逸事,千百年后,人们将其微时逸事与史册冰法参照读之,则表里可按,如见其人。若列传时“常事”亦书,则嫌琐碎繁杂。由上述两点可知方苞认为文章的取材,必须虚实详略得当,由内容来决定,即“法随义变”。

方苞于谋篇裁章有四点见解:一是文体由内容决定,即内容的多寡和性质可决定文章表现形式,某种内容就应以某种文体表现之,此即“法随义变”。二是文章宜力求层次分明。方苞认为《史记・货殖列传》看似记事繁杂,实则井然有序,因为司马迁很注重章法、层次,能从材料性质出发安排行文,故详略适宜,层次分明,结构严谨。三是文章宜以纲领统御之。方苞以“恢奇多诈”为《平津侯主父列传》全篇纲领。公孙宏为人恢奇多诈,故通篇从正面侧面写,与此四字呼应联络,其着力处,乃拈出主题,再次第出之,可见文章之谋篇,在布局方面要注意以纲领统之,再层叠变化,如此才不至于杂乱无纪。四是章法变化宜灵活运用。方苞在评《管晏列传》时认为,太史公叙晏子事有与管仲同者,有与管仲异者,有与管仲相反者,此乃章法之变化,可见义法“无微而不具”。

三、文学批评论

方苞论文之风格,要言之,乃以雅洁为特色。所谓雅洁,实即为文讲究义法之表现。为文讲究义法,而知应法应戒之事,则其文必能醇正雅洁,不致驳杂不醇、坏乱无章。若不讲义法,犯其戒律,则文无雅洁者,故雅洁乃义法表现的一个标准,形成为文的一种风格。

在方苞文集中,有许多评论各代作家作品的文字。这些批评,正与其文学理论互为表里。他在《古文约选序例》中说:“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及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剃殳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可知除六经、语孟外,方苞最推崇《左传》及《史记》。虽也赞美过班固,但不多见。他在《书王莽后》中,很难得地认为班固写得好:“此传尤班史所用心,其钩抉幽隐,雕绘象形,信可肩随子长,而备载莽之事与言,则义取焉。”方苞对韩愈的文章极为喜好:“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史,又其后昌黎韩子。”对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各家文,虽然褒扬,亦有贬拙:“子厚文笔古隽,而义法多疵,苏欧曾王亦间有不合。”方苞非常尊崇归有光,他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评其文:“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方苞虽常常强调《史记》、《左传》的义法,但却暗中师法归有光的抑扬。提到钱谦益的文章,方苞则厌恶至极。在《答程夔州书》中批评钱氏:“凡学佛者传记,用佛氏语则不雅,子厚子瞻皆以兹自瑕,至明钱谦益,则如涕唾之令人彀矣。”以如此轻蔑的口气批评他人,这在方苞文集中是很少见的。

方苞的文学理论集古今文论之大成,名为复古,实为创新,强调文行合一,熏陶了众多文学家,对当世文风有极大影响。(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篇(5)

论文摘要:文学理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因其本身的概念繁杂,抽象艰涩,教师教学不得法,教材遴选等原因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了教学的困境。本文本着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困境的梳理,从教师业务水平、教材把关和重视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尝试突围。

1、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1.1文学的边缘化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一大批热血沸腾、好学上进的青年选择去读文学名著,即使非中文系的学生也会手捧一本小说或文学理论,那时的校园中可谓是无人不读文学作品。但到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在大学校园中变得无人问津,即使是中文系的多数同学也只会在考前背一背教科书、习题集,平时对文学专著则毫无热情。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表达出的正是这种喧嚣时代的精神失落,因为人们似乎一下还不能接受文学的边缘化,不能接受人文精神的下滑,但这一切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木已成舟。

1.2文论的平面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海德格尔、维特格斯坦、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哲学家纷纷举起消解本质主义、消解深度模式的大旗。所谓的本质主义也就是,它并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的存在,坚持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却正是解构元叙事的,这种哲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文学的原本深度、崇高被后现代的平面化、庸俗化了,大家不再将文学奉为经典,不再对文论顶礼膜拜,认为本质是不值得关心的,而是越来越关心平面化的知识,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以西方的这种先声作为自己标榜的对象,虽然有些盲目,但是毕竟影响到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

1.3教学的困境

文学理论与文学相比,更加抽象和艰涩,更加的玄妙,学生要接受则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同学在上课时也会开小差,根本不听老师在讲授什么,这就使得它具有了比文学更为复杂的困境原因。再者,在目前的教学中,有些学校选择的教科书严重的脱离了时代脉搏,或者不符合本专业学生的实际,要么过于专业,要么不够深刻。此外,一些教师的上课方式相对的落伍,照本宣科或严肃刻板的教学,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得文学理论的教学陷入困顿之中。这些实际困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必然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他们会更不愿意涉及文学理论,总之,文学理论的教学困境突破势在必行。

2、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突围

2.1教师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

提高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以解决困境通常为众多的老师所忽视。但教师如果不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能使学生信服,学生将彻底失去听课的兴趣,一切的困境出路都将是空谈,现在一些教师的教学方式落后,一个课件用了一年又一年,从不变动,严重落后于时代精神,所以教师应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可多面的提高,既要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比如像《诗学》,像《文心雕龙》等认真阅读,也要时刻关注到前沿的文学理论知识,不能让自己落伍。只有认真去阅读,做到心中有数,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只有紧跟前沿信息,才能在给学生讲授时不慌乱。同时,教师一定改进自己教学的方式,不要太过于古板,要适当的严肃,适当的幽默风趣,循循诱导,让学生在自然、自由的课堂氛围中,沉浸于知识的海洋。

2.2教材遴选的把关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上课的凭据,教材的水平会直接地影响到教学质量。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虽然现在多数学校选择的都是新近一来的文学教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像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王一川主编的《西方文论史教程》等等,这两本教材,在体式上是不同的,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比较概论性的,而王一川的《西方文论教程》则相对有背景分析,个案分析、深度阅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不局限于一本教材,像《文学理论教程》这类的书籍,可以使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涵盖的形式、内容、风格等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像《西方文论教程》这样的书,则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扩展性,能够增加学生的对于文学理论的兴趣爱好。此外像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是一些融合古今中外的专题,使得学生能够对中西文论能够融会贯通,所以这些教材各有优长,在遴选教材时,一定要照顾到学生们的实际需要。 转贴于

只有好的教材做保障,学生在预习或复习时才能够有的放矢,才能够温故知新,教师同样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教材的发挥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2.3重视文学作品,简化文学理论

以上的教师业务素质,以及教材的重视中,都涉及到学生兴趣的问题,只要打开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只有以上两个方面是不足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众所周知,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产生出来的,如叙述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其实,没有文学作品的支撑,很多的文学理论是比较艰涩。教师在讲授某一专题时,可以给学生列出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相结合的扩展阅读篇目,这样学生就不会感到那么难以理解,而且在对文学作品的体会、领悟和分析中,随着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语言的直觉敏感力,篇章结构的把握力,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力的提升,会使得他们的将其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或在文学作品的品读中读出理论的味道,或是带着理论的思维去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对于理论知识和文学作品的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教师在讲课中,穿插文学理论阐释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去阐释,使得学生感受到文学理论的用处,不是毫无价值,而是却又其用的。

总之,要解决文学理论教学的实际困境,既需要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循循诱导,也需要学生在刻苦能力中培养起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只有如此的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好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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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学理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因其本身的概念繁杂,抽象艰涩,教师教学不得法,教材遴选等原因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了教学的困境。本文本着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困境的梳理,从教师业务水平、教材把关和重视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尝试突围。

1、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1.1文学的边缘化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一大批热血沸腾、好学上进的青年选择去读文学名着,即使非中文系的学生也会手捧一本小说或文学理论,那时的校园中可谓是无人不读文学作品。但到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文学名着和文学理论在大学校园中变得无人问津,即使是中文系的多数同学也只会在考前背一背教科书、习题集,平时对文学专着则毫无热情。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表达出的正是这种喧嚣时代的精神失落,因为人们似乎一下还不能接受文学的边缘化,不能接受人文精神的下滑,但这一切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木已成舟。

1.2文论的平面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海德格尔、维特格斯坦、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哲学家纷纷举起消解本质主义、消解深度模式的大旗。所谓的本质主义也就是,它并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的存在,坚持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却正是解构元叙事的,这种哲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文学的原本深度、崇高被后现代的平面化、庸俗化了,大家不再将文学奉为经典,不再对文论顶礼膜拜,认为本质是不值得关心的,而是越来越关心平面化的知识,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以西方的这种先声作为自己标榜的对象,虽然有些盲目,但是毕竟影响到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

1.3教学的困境

文学理论与文学相比,更加抽象和艰涩,更加的玄妙,学生要接受则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同学在上课时也会开小差,根本不听老师在讲授什么,这就使得它具有了比文学更为复杂的困境原因。再者,在目前的教学中,有些学校选择的教科书严重的脱离了时代脉搏,或者不符合本专业学生的实际,要么过于专业,要么不够深刻。此外,一些教师的上课方式相对的落伍,照本宣科或严肃刻板的教学,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得文学理论的教学陷入困顿之中。这些实际困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必然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他们会更不愿意涉及文学理论,总之,文学理论的教学困境突破势在必行。

2、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突围

2.1教师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

提高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以解决困境通常为众多的老师所忽视。但教师如果不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能使学生信服,学生将彻底失去听课的兴趣,一切的困境出路都将是空谈,现在一些教师的教学方式落后,一个课件用了一年又一年,从不变动,严重落后于时代精神,所以教师应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可多面的提高,既要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着作,比如像《诗学》,像《文心雕龙》等认真阅读,也要时刻关注到前沿的文学理论知识,不能让自己落伍。只有认真去阅读,做到心中有数,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只有紧跟前沿信息,才能在给学生讲授时不慌乱。同时,教师一定改进自己教学的方式,不要太过于古板,要适当的严肃,适当的幽默风趣,循循诱导,让学生在自然、自由的课堂氛围中,沉浸于知识的海洋。

2.2教材遴选的把关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上课的凭据,教材的水平会直接地影响到教学质量。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虽然现在多数学校选择的都是新近一来的文学教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像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王一川主编的《西方文论史教程》等等,这两本教材,在体式上是不同的,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比较概论性的,而王一川的《西方文论教程》则相对有背景分析,个案分析、深度阅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不局限于一本教材,像《文学理论教程》这类的书籍,可以使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涵盖的形式、内容、风格等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像《西方文论教程》这样的书,则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扩展性,能够增加学生的对于文学理论的兴趣爱好。此外像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是一些融合古今中外的专题,使得学生能够对中西文论能够融会贯通,所以这些教材各有优长,在遴选教材时,一定要照顾到学生们的实际需要。

只有好的教材做保障,学生在预习或复习时才能够有的放矢,才能够温故知新,教师同样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教材的发挥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2.3重视文学作品,简化文学理论

以上的教师业务素质,以及教材的重视中,都涉及到学生兴趣的问题,只要打开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只有以上两个方面是不足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众所周知,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产生出来的,如叙述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其实,没有文学作品的支撑,很多的文学理论是比较艰涩。教师在讲授某一专题时,可以给学生列出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相结合的扩展阅读篇目,这样学生就不会感到那么难以理解,而且在对文学作品的体会、领悟和分析中,随着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语言的直觉敏感力,篇章结构的把握力,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力的提升,会使得他们的将其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或在文学作品的品读中读出理论的味道,或是带着理论的思维去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对于理论知识和文学作品的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教师在讲课中,穿插文学理论阐释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去阐释,使得学生感受到文学理论的用处,不是毫无价值,而是却又其用的。

总之,要解决文学理论教学的实际困境,既需要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循循诱导,也需要学生在刻苦能力中培养起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只有如此的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好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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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学理论中,“张力”一词源于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1937年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指出:“为描述这种成就(指在诗的价值的评判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评判标准——引者注),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我不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比喻来使用这个名词的,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1)退特创造性地提出这一术语,并称之为“诗的共同的特点”、“单一性质”。随后,“张力”日渐引起文学理论界的关注,被用之于包括语言、结构、角色、情节等等在内的文学的各个层面的研究,这正如理论家梵?康纳1943年所说,张力存在于“诗歌节奏与散文节奏之间;节奏的形式性与非形式性之间;个别与一般之间,具体与抽象之

    间;比喻,哪怕是最简单的比喻的两造之间;反讽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散文风格与诗歌风格之间”。(2)近年来,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张力”这一术语也频频出现,但对其基本性质、原理和意义等方面几无专论。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范畴,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应予以深入地探讨。

    一

    首先,究竟何为张力?

    实际上,“张力”一词,最早见之于物理学。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张力是物体受到两个相反方向的拉力作用时所产生于其内部而垂直于两个部分接触面上的互相牵引力,例如,悬挂重物的绳子或拉车的绳子内部就存在张力,我们平常还讲水的表面张力等等。物理张力的特征有二:其一,它产生于静止或相对静止的事物中,如挂重的绳子是静止的,拉车的绳子于车是相对静止的;其二,它是相互作用的力,不是单一方向的力,如拉车的绳子的张力就有向前和向后的两个方向,假如绳子脱了钩,就会失去向后的方向而被迅速地拉向前去,这时的绳子就是运动的,其内部的张力不复存在。

    文学张力与物理张力有相似的特质:平衡态中包容不平衡态,“不动之动”的动态感;多种因素、尤其是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与相互作用力。我们可以对文学张力大致作这样一个界定: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凡当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成的新的统一体时,各方并不消除对立关系,且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抗衡、冲击、比较、衬映,使读者的思维不断在各极中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立体感受。分而论之,文学张力具有这样四个特征:

    其一,多义性。文学张力追求文本的充盈感,其基础在于文本的多义性,即力求在有限的文字空间容纳多种意义。按乔姆斯基的语言结构(深层与表层)论,文学语言的深层结构要远比日常语言的深层结构丰富得多,它大大扩展了表层结构的内在意义场,这种微妙的关系,使得文学得以形成独特的语言信息系统,有可能把文学语言从实用性的、从字典诠释式的一词一义的狭隘理解中解脱出来,通过有限的手段──有限的语言、词汇,有限的组合原则,去表现无限的客观世界与人的心灵世界。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这种多义性有时表现为意义的多向度性。如乔伊斯这样分析《尤利西斯》的主题:它既是犹太人和爱尔兰人的史诗,又是人体器官的图解;既是他本人的自传,又是永恒的男性和女性的象征;既是艺术和艺术家成长过程的描绘,又是圣父和圣子关系的刻划;既是古希腊英雄俄狄浦斯经历的现代版,又是传圣经的福音书。多义性还体现为意义的层层递进,直指深邃的哲理意蕴。如当代人胡学武的《升帆》即存在这样六个层次:描述渔船出海前渔民升帆的劳动过程;随着春汛的到来,渔民的生命之潮汹涌澎湃;整个民族“从冬眠中醒来”,远航;渔民家族祖祖辈辈与大海拼搏的血泪史;整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血泪前行的历史;人生短暂,只有永远追求,生命之帆才能高扬。(3)“诗含两层意,不求其佳而自佳”,清代的袁枚道出了优秀文本对多义性的要求。意义的多层面性、多向度性,使整个文本空间内的冲突多样化、丰富化,积聚了大量的文学张力质。

    其二,情感的饱绽。文以情深动人,文本情感的饱绽,其实是文本背后的作者对文本的形式层面与内容层面的多种因素的深情,作者又把这种深情熔铸在文本当中。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红楼梦》包孕着曹雪芹对当时整个社会制度的厌憎与留恋,对人生的追求与超脱,乃至对每一个人物的体察与阐释。美国作家海勒的作品《出了毛病》,运用一种阴沉沉的语调,把痛苦与欢笑、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达到情感多样组合的张力效果。情感的结构愈是多层次的,密度愈大,文本的情感承载愈丰厚;同时,对立情感的组合也愈是丰富,从平衡到失衡的震荡频率越高,张力效果也愈加突出。

    文本的多义性与情感的饱绽往往是相互对应的,两者互相促发,且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植基于作者感知、认识、体验的积累。意义繁富的文本,往往同时又是情感充盈的文本。多义性与情感的饱绽可以被喻为是创造文学张力的资源宝库,不具备浑厚文体风格的文本根本谈不上张力的存在。

    其三,对矛盾冲突的包孕。共处一体的矛盾冲突因素,可以说是文学张力得以产生的直接的动力,凡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动或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这正如中国当代诗论家李元洛所指出的:一览无余的直陈与散文化的松散,都不能构成张力,而是要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基础上,由不和谐的元素组成和谐的新秩序,在相反的力量动向中寻求和而不同。(《古诗新赏二题》)例如,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便是玲珑剔透、细致入微的细笔与天高海阔、力劲气遏的粗笔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再如中国古文论中所讲的反常合道,即,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表现出反常的心态、言行举止,而这种反常的心态和言行举止却又是合乎逻辑的。如杜甫的诗《述怀》:“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若云“不见消息来”,则极为平常,而接之以“反畏消息来”,便陡觉惊心动魄,这是反常合道的张力效果所在。与此相同,《红楼梦》中以今世之泪还前世之情、平时动辄啼啼哭哭的林黛玉在大限将至之时,面对来探望的众人,却总是以“微微一笑”或“笑而不语”相对,也正是运用反常合道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手笔所在。反常合道,实际上是存在两种情感的对立与转换,《述怀》诗中是对家书的“盼”与“畏”;在《红楼梦》中是黛玉的表面的“笑”与令人断肠的“悲”,在反逻辑与合逻辑、反情理与合情理的对立中产生张力效果。矛盾、冲突的因素并置在一起,这是张力的动力所在,因为正是矛盾的双方产生相对抗的力,共处一统一体中,才形成动态平衡的张力效果。

    其四,弯弓待发的运动感。情感的宣泄、多样意义的陈列不能形成文学张力,物理张力是在静止或相对静止状态中,同样,文学张力也是要在平衡态中包孕不平衡态,一泻千里的不平衡态的展示只能是张力的消解。形成文学张力,首先,必须能把多义与情感的饱绽这种“大”容纳进文学意象的“小”之中。西班牙诗人阿尔蒂《茶山》一诗的片段:“在餐桌的玻璃杯里,/开放了小小的园林,/它是春天注入杯中的/碧绿的友谊。”园林之大,友谊的含义的广博注入一小小的茶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的阔大、辽远,以及“孤舟蓑笠翁”隐居的高远情怀与孤寂,最终都凝缩在“独钓寒江雪”的那一根细细的钓鱼线上。其次,情感的流露、意义的表现要含而不露,具启示性。舒婷的诗《思念》,“一幅色彩缤纷的但缺乏线条的挂图/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也许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的,只是两颗泪珠”,诗人在情感的漩涡里煎熬、翻滚,但却没有使之一泄千里,正可以避免了尽情宣泄后的乏味与失落。弯弓待发的运动感的取得,一方面需要情感的积淀,如鲁迅所说:“我认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5)这也就是戴望舒所说的“情感的洄流”(《诗歌零札》)。另一方面,需要作者强大的驾驭情思与文字的能力,不只是能放得开,更能够收敛起来,能放才有力度,能收张力才能完成。文学张力的弯弓待发的运动感,正如米隆的雕塑《掷铁饼者》,抓住了掷铁饼者奋力投出之前的向相反方向摆臂、躬身的瞬间动作,使整个人体象压紧的弹簧、拉满了的弓一样凝聚起巨大的力;也犹如急弛的骏马突然腾空立于悬崖峭壁之前,龙吟长啸,空谷回音。

    二

    每一个优秀文本的整体张力效果都是汇聚了各个层面文学张力的平衡体。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张力在文学张力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产生于由语言所直接促发的多重意义、别样意蕴对有限、单纯的语言外壳的冲击。在文学的语境内,有力的比喻往往是把非常不同的语境扣结在一起,产生大量的剩余意、中间意。悖论则是使矛盾的两方面同时或先后出现,给人以困惑:“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与友与仇,人与兽,爱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鲁迅《野草?题辞》)。总是在表达的同时,又急于用一种相反的表达否定前者,构成了词与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段与段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反的力量被纳入到同一个语境,使之产生无尽的冲突,建立起一个不可能逻辑解决的悖论漩涡。破坏正常的语法规范,打破正常的思维惯性,借助异于常规的语法结构也可造成语言的张力。如关联成分的省略,“沉默\岩石里坚硬的心\孤独地思考\黑洞洞的嘴唇张开着\朝太阳发出无声的叫喊”(杨炼《大雁塔》)。断裂的语句期待着读者去焊接,在焊接的再创造中,思辩力开拓了语言的广义,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效果,也可以说,逻辑关系的隐藏正是诗句的魅力所在。中国古代文论所讲求的工拙相伴、一张一弛、奇正参伍的辩证法则中也富含语言的张力质。这是把不同质地的语言,形式性的与非形式性的、逻辑的与非逻辑的、简省的与复沓的、具象性的与抽象的等等并置在一起,增浓了语言的韵味,加大了语言的容量。文学语言张力的生成之因在于其自身能指与所指的矛盾组合,有限的能指能否激起、容纳进无限的所指,这取决于语言组合所形成的语境。固定的、程式化的语言秩序往往陷于僵化,比如比喻两极之间的关系趋于固定的比喻被看作是“死掉的”比喻。“诗文家最忌雷同,而大本领人偏多于雷同处见长。若举步换影,文人才子之能事,何足为奇,同而不同,才是大本领,真超脱。”(17)营造独特的语言新秩序,运用平淡的语言创造出卓异的文学张力是一种极高的创作境界。

    文学张力还可从意象、意境、叙事、角色等方面生成。

    在意象的组合中,“象”是外包的感性,“意”是内含的理性,张力发生于“意”的多样性、多向性与特定的“象”的对抗之中:向外弥散的“意”的力与相对内向紧缩的“象”力相互作用,使文本圆涨。极佳的意象总是包孕无限的意蕴,任何个人也不能把意象的“谜底”全猜出来,于是求解的冲动和意象的无限性之间就形成一种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鉴赏者因有所解而兴奋,而意象又不断发射出新的审美信息让人猜不透,“思而咀之,感而契之”,最终只能感叹“邈哉深矣”,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以至“言语道断,思维路绝”(叶燮《原诗?内篇下》)。同质的单个意象组接在一起,意的合力会促发每一象中同质的意,使得意的含量要远远而在于单象相加之和;异质的意象并置在一起时,意象的张力则产生于意象之间的冲撞。

    意境是实境与虚境的辩证统一的和谐体,实境即是逼真描写的景、形、境,虚境则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想象空间。虚境从实境生发,但在有张力的意境中又总是要求虚境廓大、丰富,对实境产生极大的冲击力。“直观感相的渲染”、“活跃生命的传达”、“最高灵境的启示”,宗白华先生在其《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中把虚境的深邃与博大描述得淋漓尽致。

    叙事张力首先表现在时空张力。文学时空可以对现实性时空进行大幅度地扩张或缩小,这就可以使叙述获得无限的延伸,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把哥伦比亚农村百年兴衰图景浓缩在马孔多镇布恩迪亚家族六代人的生活遭遇中,最终又把作品的象征意义投置到整个拉美的变迁之中。还可以通过模糊掉物理时空,使叙述指向每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的每一日并贯穿其一生而获得张力效果。叙事中的巧合是汇聚各方面张力的有效手段。《红楼梦》中林黛玉的香消玉殒与薛宝钗行大礼便是被巧合地安排在一起,喜庆与悲凉的聚合极大地增加了表现残酷性的力量。巧合中,巨大的反差和冲突使作品更具穿透力。另外,叙述节奏张弛的安排控制也是形成张力的有效方式。

    角色张力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是角色内部矛盾因素的组合,如林兴宅分析,阿Q性格中存在着质朴愚昧但圆滑无赖、率真任性而又正经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而又忍辱负重等等十个矛盾侧面。“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第50回回首总评),极化与融化统一,在性格的多重对抗与调和中,才使人物内在精神丰满。二是角色与角色的张力,即把冲突的各方用目的或其他共同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矛盾体不因矛盾而破裂,达成动态平衡。

    三

    文学张力使得文本空间浑阔、厚重。文学张力在文学创作中创造,接受则是文学张力的达成。文学张力对接受者的心智诸力究竟产生怎样的作用?接受者的心理过程怎样?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概括为这样两个阶段:惊讶──压抑,涵咏──释放。

    文本一旦进入接受者的视野,在审美体验中便成为特殊的审美客体,而产生审美体验的初步在于审美注意的达成,即“听之以耳”(庄子)。“首先,他意识到有一种情绪,但对这种情绪是什么,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所意识到的一切就是某种心神不定,或是兴奋,他所感受到的东西在他身上继续发展,但对它的性质,他却一无所知。”(27)这是鉴赏者能够进入“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审美“虚静”不可缺少的准备。文学张力质具有强大的刺激性,各方面文学因素的紧张态构成对鉴赏者接受习惯的强大冲击。语言与叙事的凝炼,讲求以“不全”写“全”,原则在于“意则期多,字唯期少”(李渔),是以压缩的方式增加文字本身的信息量,“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每一句语言往往都包含着某种基本信息,固而这种信息对接受者的刺激强度又总是和语符的多少成反比。”(28)中国古文论中对“炼字”、用典的强调,同样是着意于使文字本身具有强刺激性,赋于有限的能指以无限的所指。另外,文学张力精神中有着一种求新的特质,这赋于文本以“新刺激”性。诸如,叛逆常规语言规范、制造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巧合之类,其要旨都在于唤起接受者一种完全新奇的感受,使得个性的感知得以产生。文学张力的表现正在于首先唤起读者所这样一种“惊讶”感,置读者于凝神状态之中。

    面对富有张力的文学作品,伴随这种“惊讶”的,是读者阅读习惯的受挫,即情感的压抑。每一名读者都有其独立的阅读经验积累,“惊讶”的产生正在于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已突破其阅读经验,文学张力的强刺激、新刺激都在提供这种突围信息。情感的压抑会强化读者的阅读期待,对压抑的有意的突破激活了读者的想象力。在优秀的作品作品中,这种压抑效果是不可少的,否则无法形成情感宣泄的:压抑是情感的拦水大坝,受阻的情感在坝中积累、酝酿,为激流奔腾提供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卡斯维特罗的论断:“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间世》)耳,感官体验;心,情感体验;通过这两个步骤后,达到全身心、全灵魂的感应,这暗合了审美体验的三个层次。文本予以鉴赏者的刺激性和压抑感只是耳目的感官体验,进入涵咏──释放的过程则是指向“心意”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气”的审美体验,即“应目”到“会心”到“畅神”(宗炳),由“悦耳悦目”到“悦心悦意”到“悦志悦神”(李泽厚)。法国立体未来派诗派曾致力于“图画诗”的创作,用诗行画成花、心、水波、鸽子,力图达到不仅可读、而且可观的效果,但因其提供的进入“悦心悦意”的信息较少,仅具耳目之感,故而很难成为成功的文学作品。文学张力的紧张态,应是突破了“耳目”感官局限、充满了“意”的紧张态,它提供了情感、心智诸力来回往复的可能。比喻两极之间的“远距”与异质,即是“对于意义的无限辐射和扩展”,能指与所指的滑动程度在此种语境下有时会达到极致。喻体的能指与喻旨的能指汇聚在一起,并相互刺激生发,增添了大量的另外意,冲击语言的外壳。悖论中“无词的言语”现象,也正是看似多种意义的堵塞,实则是由“不可表达”而表达出极力延伸的意。文学张力中多有强调“空白”之处,其要旨亦在于增添文本的未定点,刺激鉴赏者以自己的想象去填充空白。“意象”之“象”是要读者的“意”去充注的,凝炼背后的意的丰富、繁杂要读者去体味,“何以会有这样的巧合”诸如此类的问题,皆是读者自己提出,自己又予以回答。这即是情感涵咏的过程,它进一步积累、酝酿了读者由作品唤起的复杂的情感质。多样情感的不断被刺激产生,目的不是为了情感的蓄积;相反,情感的蓄积还会破坏情感的审美化,因为单单是情感的蓄积无法形成审美的。实际上,在情感中占优势的是遗忘规律:“我们的情感心灵简直可以被比作常言所说的大车:从这辆大车掉下什么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如果我们所体验的情感能保存和活动在无意识的领域,不断转入意识(就象思想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的心灵生活就会是天堂和地狱的混合物,即使最结实的体质也会经不住快乐、忧伤、懊恼、爱情、羡慕、嫉妒、惋惜、良心谴责、恐惧和希望等等这样不断的聚集。不,情感一经体验就会消失,就不会进入无意识领域。情感主要是有意识的心理过程,与其说情感是积累心灵的力量,不如说它们是消耗心灵的力量。情感生活是情感的消耗。”(29)审美的形成在于情感的刺激产生之后的大量宣泄,而正如我们对诸种文学张力所分析的,在张力的心灵压强下,紧张的心智处于亢奋的状态,刺激情感的大量产生;而张力的指向最终又是外指的,张力的存在实际是扩大文学本身的空间,这就为情感的宣泄提供了通畅的渠道。

    文学张力中所含蕴的美不是那种“浅易的美”、“流畅的美”,即一般人仅凭直观,立刻就能作出好恶反应,使普通感受者觉得愉快的美,它属于西方美学家鲍桑葵所界定的“坚奥的美”。正是这种美的“坚奥”使得富含张力质的文本令许多人感到骇异、荒唐,甚至一时难以接受,然而它的多义性等方面的特质又决定了这种美有着更大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力承载着人类心灵飞向审美超越的自由境界。审美超越的表层含义是对物的超越,超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类,归结于对自然物理时空的超越。文学张力所构成的多样异质的组合在物质的形态上便给人以自由感,它突破了生活常态中类的聚合、时间的逻辑;动态平衡的指向是向外辐射的,“一收”指向“万取”,个别指向一般。文学张力这种“坚奥的美”更本质的尚在于对人自身的超越,这正如里普斯所指出的,“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30)文学张力极大激发了文学想象力,强大的刺激督促欣赏者努力去将矛盾、对立的对象全部“吃进去”,也就是“当我们用突然的、惊人的方式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最重要的事是意识努力地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正因为缺乏清晰陈述的中间环节,我们读解时就必须放进一个关系,这就是诗的力量的主要来源”(瑞恰慈语)。在这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开拓了自己的心灵空间。张力巨大的文本给予读者的豁然开朗感,即是由于经历了惊讶──压抑、涵咏─释放这一历程后,读者的想象力足以容纳进更多的存在,从一个“软弱的读者”(亚里斯多德语)变得坚强些,在这种内空间开阔的体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体味人类的价值所在。审美超越立于对物的超越基石之上,返身内转,涵摄全部生命,致力于自身生命的开拓,使被尘浊沉埋的生命得以自我转化,由下至上地超越、提升、扩充,奔向生命的至境──自由境界。

    这种美具有以下特征:错杂性,多样异质的组合;紧张性,要求读者集中极大的精力才能领悟到;广阔性,难以把握它的整个幅度。因而坚奥的美往往不易被人们所接受,欣赏这种美需要艺术天分、或经过学习和训练。有人天生具备对艺术敏感的神经,但更多的人获得文学素质的途径在于学习和训练,其中之一便是对文学惯性的熟习。文学惯性即是在文学生产、消费的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具有约定性的文学规则、文学特性;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在文学惯性中展开,一个不适应文学惯性的人,很难接受充满文学张力的文本,更不用说去读懂它,在他的眼中一首绝妙的诗无异于胡言乱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进入文学张力场的前提在于文学素质。从这个角度看,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是靠群众性的投票所能评定的,因为这种方式所产生的结果是,在群众中占极小分额的具备文学素质的专业文学评论者的评价极为容易地被忽略掉。另外,文学张力的认识、接受需要理论的前提,难以想象若没有陌生化理论,没有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艾略特的《荒原》能被推崇之至。因此,许多作家、诗人声称自己的作品是为多少、多少年以后的读者而作,不完全是自负自大之词,有分析鉴别的必要。

    四

    文学张力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从文学张力角度检讨中外文学史会发现,许多不成功文学作品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文学张力的缺失。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根本无意于张力效果追求者与过分追求张力效果者。

    在第一种情况中最为常见的是在语言、内容层面上对日常生活的原样搬移,放弃了艺术加工。当代诗论家谢冕在其《诗人的创造》中曾对比过这样两首诗,一则是《一个士兵妻子给丈夫的信》:“孩子他爹××同志:/门前柳树绿了梢,/冬尽暖来春天到,/祝你在前方身体好。//……再说咱家更美气,/又分到二亩好水地,/村里代耕特别好,/地堰修垒得整齐齐。”另一则是希克梅特的《信》:“秋夜,灰暗无星,/我脑子里充满了你的话,/话是无穷无尽的,象时间,象物质/话是明亮的,象星星闪烁在我们的头上。”(32)后一首则颇有诗味:在整体上说创造了一个怀人的意境;“象时间,象物质”,其语言充分发挥了多义性的特征。前一首尽管分行,但的的确确是生活中的信,而不是作为文学作品的诗:在语言层面上说,文字没有意义的广延,能指与所指弥合无间;在内容层面上说,谈不上意象、意境的存在,叙事冗赘,丝毫不见营造语言新秩序和非常情境的努力,这也就是张力的缺失。抹煞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差别,或认为把生活本身变成文字即是文学,或热心于用文学来讲述一切,这种理论在西方的自然主义文学与中国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都能见到,而在它们之中鲜见文学精品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文学观念与生活高于艺术、艺术是对生活的摹仿这种文论传统有关,这种传统自柏拉图的文学是摹仿的摹仿始绵延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高于艺术。这种文学观念同样植基于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偏颇的理解,即把现实主义当作对现实作机械摹仿和转移摹写,这在十七年文学中尤为突出。这种文学观念由来已久,且会时不时地以这种或那种面目招摇过世,例如在中国当代文坛风靡一时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影子。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误区,就是没有或基本上没有把小说当成艺术品来对待。……(其缺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小说语言上,有人已指出其叙述语言‘太直、太满、太露’,我们觉得还可以补充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没有意蕴而且缺少空灵;二、叙述方式的呆板与机械,是一种‘跟着写’的方法,没有剪裁,没有精心的结构,事无具细,如流水帐”,最终结果是,“其艺术魅力是大可怀疑的”。(33)

    把文学作品当作“载道”、“言志”或是阐释某种哲学思想的工具,同样是无意于文学张力的追求,以至使得作品的文学性削弱。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讽谏诗,之所以文学质量不高,与诗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类的文学观念有直接的关联。同样,战争中的口号诗、十七年文学中的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是因张力的缺失而鲜有上乘之作。在西方,萨特的作品虽赢得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他不愧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大师,但存在主义文学大师的桂冠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他远不如法国的加缪更为称职,这正是因为萨特的许多小说、戏剧是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的图解,也没有给张力留下应有的位置。

    对日常生活的搬移是把文学定位于对“事”的传达,而把文学定位为“道”或“理”的服务生同样是一种错位,文学不是日常的言语,也不是高深的学术论文,两者都或无意或有意地置换了文学的观念,忽视了对于文学而言最为根本的东西,如情感性、形象性等。别林斯基曾论及:“艺术性在于:以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生动而完整地表现出来;如不如此,也许用十本书也说不完。由于这个缘故,凡没有艺术性印记的作品,就特别冗繁而累赘。艺术正与此相反,它不用费很多的话,它只要一个特征、一句话去表达意思就够了,而光是说那个意思,有时非得写一本书不可。”(34)只写出“一个特征、一句话”的才是文学的,而那解释的十本书与一本书都不是文学。无论是专注于信息的传达,还是热心于理论的解释,都会忽略了在张力上的努力。

    同时,过分信任情感宣泄的力量而不加以节制,也属于张力丧失的第一种情况。张力所要求的弯弓待发的运动感,是对文本含蓄性的要求,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就牵涉到文学的节制。创作者所积累的材料,在材料积累的过程中被激发起的丰富情感,怎样用文字束缚住,使读者体味到文本的充盈感和力度感,正是文学节制的问题。否则,文本的提供的审美信息是分散的,因而也是微弱的,张力极小。

    过分追求张力效果,是致使张力缺失的第二个因素。如一味地追求语法叛逆,使词句组合失去可感知或确定性的基础,则可能流于晦涩或文字游戏,使接受者无法感知而被阻挡在文本的张力场之外。过分追求关联成分的省略,会使人不知所云,如当代诗人柏桦的诗《或别的东西》:“钉子在漆黑的边缘突破/欲飞的瞳孔及门/暗示一次方向的冲动/可以是一个巨大的毛孔/一束倒立的头发/一块典雅的皮肤……”虽然诗中所写钉子、头发、皮肤都是平常的事物,但一当诗人把它们毫无关联地组合在一起,便无法使人参透其中的奥秒。文学张力所产生的美是一种“坚奥”的美,但并不是说这种美无法被感知,艾略特的《荒原》是公认的难懂的长诗,但是正因为它还可以解读才成为经典之作。如其开篇:“四月是最残酷的一月,/从死的土地孕育出丁香,/掺揉着回忆与欲望,/用春雨暖着迟钝的根须,/冬天为我们保暖;用/遗忘的雪铺盖着大地,用/枯干了的细管吮养着微细的生命。”四月何以是“最残酷的一月”?冬天何以又是“温暖”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语句,在下文中找到答案:四月,万物再生,在这再生里含有对已经死亡的生命的记忆,含着灭亡的痛苦;而冬天的“温暖”则是以“遗忘的雪”保持植物的温暖,用枯干了的根须维持着万物的生命。是否能够读懂本与作品的审美价值无直接的联系,但对接受者而言,无法感知、不知所云的作品肯定不是美的。美国作家辛格曾尖锐地批评过乔伊斯的作品:“乔伊斯把他的聪明才智用来造成让别人读不懂他的作品,读者要读懂乔伊斯,一本字典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借助十本字典”;“大概读他作品的人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或是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的人。他们就喜欢搞一些晦涩难解的谜”。(35)

    过分追求文本的多义性,而使文本失去了确定性,同样会使张力缺失。1962年,“法国新新小说派”作家马科?萨波尔达创作了扑克牌小说《作品一号》,是在一个盒子里散装的52张卡片,没有任何顺序,可以从任何一张开始,以任何一张结束。据计算,这部小说排列组合的可能性有10的260次方之多,可谓“多义”。但它的“多义”只不过是毫无联系的意义的铺陈,没有向深处扩展的可能,且相似甚至重复者也会不计其数,这种无限的“多义”不仅不会激发读者的想象,而且极易于使读者疲倦。这种文本只能是杂乱、松软的一摊,而不是和谐的整体,或许正因为此,一直未见马科?撒玻尔特的《作品二号》。与此相似,1982年加拿大作家坎贝尔用电子计算机创作的“电子小说”,也因过分追求文本的多义性而使得文本意义失去确定性,而无法感知。他设计了一个专业写作软件,将其所喜欢的古典小说大师与已过世的现代小说大师的作品片段输进去,做不同的分类标志;然后将自己准备的人物姓名、性别、年龄等输入,再敲“执行”键,计算机就会自己设计整体结构,为每个人物安排出不同的故事,并利用计算机中存储的诸多大师之作的片段,形成相互间的情节纠缠与人物对话。

    对文学张力的过分追求的作品,固然可以使接受者进入惊讶──压抑的阶段,但无感知性、无确定性所形成的过大的压抑会扼杀生发想象力的可能性,难以进入涵咏的阶段;且这种追求更多情况单纯是在文学形式的层面,忽略了丰富情感体验的溶入,这就使得文本苍白、空洞,无可以体味、涵咏之物,张力无法产生。在文学史的每个阶段,基本都会有实验性的理论与文本,但可以常留于数代读者之中并成长壮大者少而又少,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的文坛更为突出,个中原因在于,文学质量不取决于令人纳闷的长句之类无病的变调。充注文学张力质的矛盾和谐文本的创造,一方面要求作家不断更新和强化自己的观念意识和艺术反映机能的敏锐性,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用真诚的心灵去体验人情、人性,表露存在的困窘与抗争、希望与超越。

    “不动之动”是对文学张力最直接的描述:不动中有动的倾向,是处于紧张态中的静止,一旦一方向上的力过大,静止被打破,动态的平衡态被打破,张力效果也随之消失;同时,没有各个方向上的力的静止,仅仅是不动,不存在紧张态,也无从谈起张力的存在。总之,无意于张力的追求与过分追求张力效果,都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违背。怎样找到一个恰当的张力度,使文本的审美信息含量和由文本激发的读者审美感受量都达到最大化,这就是文学张力论对文学创作的要求所在。

    注释:

    (1)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2)梵?康纳《张力与诗的结构》,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3)袁忠岳《诗人的积淀与层次》,《缪斯之恋》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91-92页。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5)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6)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出版社1979年版第第104页。

    (7)《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54页。

    (8)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9)薛放《无词的言语》学林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页。

    (10)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9页。

    (11)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12)《麈史》卷中,转引自陈庄、周裕锴《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中的语言结构批评》,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

    (13)闻一多《英译李太白诗》,《闻一多全集》卷三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2页。

    (14)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15)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着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16)《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82版第205页。

    (17)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着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72页。

    (18)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401页。

    (19)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63页。

    (20)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57页。

    (2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页。

    (22)《王蒙谈创作》,中国文艺联合出版社1983版第74页。

    (23)赵增锴、刘彦钊《艺术辩证法枝谈》,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页。

    (24)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25)转引自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教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

    (26)史铁生《务虚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91页。

    (27)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转自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28)杨守森《艺术想象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

    (29)列?谢?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4页。

    (30)里普斯《移情作用、内摹仿和器官感觉》,载《西方现代文论选》,上海译文

    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31)赵毅衡《诗歌语言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载《诗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期。

    (32)谢冕《诗人的创造》,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6页。

篇(8)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4-0114-03

文学理论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普通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必修的基础理论课程。文学理论是一门思考文学普遍问题的人文学科,以文学的具体概念、范畴、原理以及相关的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以哲学方法论为总的方法论指导,从宏观层面和理论高度阐明文学的特点、属性、规律,发掘文学所呈现的人生体验、价值追求;以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为批评实践对象,对具体的文本做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概括。文学理论课程主要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具有高度审美与文化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的文学专业人才。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决定了其比其他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更具概括性、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特征;再加上作为一门公认的基础学科,又往往设置在低年级,所以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出现了许多困难。“理论”是艰涩的,是灰色的,但“灰色的理论”面向的是敏感的、多彩的教师与学生,如何让文学理论课程焕发出独有的魅力,发挥出独有的作用是每一个与之相关的教师、学生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文学理论课程的困境

目前文学理论课程面临的典型问题是:在教学方面,教师照本宣科地将概念、范畴、原理、特点、属性、规律等直接灌输给学生,使原本丰富、多元的课程简单化、单一化;在学习方面,学生跟着教材、教师亦步亦趋,死记硬背,没有养成自主阅读、思考和实践的习惯,也没有培养和提高自主阅读、思考和实践的能力。

多年以前,吴晓东向大学文学教师提问:“什么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文学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究竟应该给学生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我们究竟让学生从我们的讲授中获得什么?”[1]这些确实是每一位在文学院从事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教师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薛毅曾经不无忧心地提到:“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2]作为一门基础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课程,“隔开”学生与“文学”的联系,让“文学教育”取代“文学”是文学理论课程最不应该获得的结果,也是文学理论课程教师最不应该期待的结果。如果说接近文学、回归文学是文学理论课程的应有之义,那么,原典阅读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文学理论课程的应有之实。

二、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原典阅读的原因

造成当下文学理论课程缺乏原典阅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或者说将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了“教材”上,而忽了最重要的、“教材”的源头――“原典”。学科和课程的性质决定了文学理论课程的教材必然以概念、范畴、原理、特点、属性、规律为其主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只是教材――教材中的内容。

对于文学理论这门课程而言,所谓原典,是指提出了与文学相关的某种观点、发现与文学相关的某种原理、阐明与文学相关的某种范畴、诠释与文学相关的某种概念等的具有原创意义的经典文本。比如对于《人间词话》,“原典”指的是王国维先生的作品,而不是指经过后人注释、阐发之后的各种注本、读本、选本――当然借助注本、读本、选本可以帮助理解原典,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暂且搁置。

在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原典阅读的缺乏,首先在于教师方面。目前普通高校对教师设置的评价体系普遍具有科研重于教学的特点,于是教师们往往将心力都倾注在科研当中,或者说是科研论文的撰写当中,同时教学活动被当成了“额外的”不得不应付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照本宣科、满堂灌成了最便捷的“应付”方式。对原典,教师或者是不读,或者是只专注于自己研究的阅读,没有将原典纳入自己的教学活动当中。教师的研究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其以研促教、以研立教的积极意义――这也许也是评价体系中将“科研”列为考核重要内容的原因,但是事实却往往与愿望相违背,造成了当下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毫无疑问,没有对文学理论的原典进行广泛、深入地阅读与思考的文学理论课程的教授,是多么的贫乏、无趣,除了死气沉沉地从教材搬来的“知识点”,教师还能给学生提供什么呢?

目前的学生面临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网络游戏、移动社交、社团活动、勤工俭学……比阅读原典更具有吸引力,不少学生的业余时间是在这些活动中完全或大部分的消耗掉的。另外,在就业形势的影响下,不少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前景态度消极,而情愿将精力放在学习或辅修容易找到报酬较高的专业上。于是,当进入要求相当阅读数量与质量――可能是所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中阅读要求最广泛、最深入,具有相当综合性、理论性的文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时,“不适”,甚至是“强烈的不适”立刻成了大多数学生的体会。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面对遇到的困难,不少学生选择的不是积极的态度,不是努力勤奋地广泛、深入阅读、思考那些“难懂”的原典,而是选择了最熟悉的、从小学就使用的办法――死记硬背教材的条条框框,于是造成了恶性循环:越背越觉得枯燥乏味,越枯燥乏味越觉得不得不背。这样的学习方式,除了换来一个可能只能让自己觉得还看得过去的分数之外,实在对个人的能力提高没有任何的益处。

三、文学理论课程对原典阅读的方式

教师和学生是文学理论课程得以展开的主体,要走出文学理论课程遇到的困境,将原典阅读引入课程教学过程,就需要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投入努力。

就教师而言,自身对原典的深入阅读与深入思考是不言而喻的必需。然后,是在上述基础上,清醒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教师不仅是传授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启发、引导学生学会独立的阅读与思考,以及运用自己阅读与思考的成果解决实际问题,这也就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3]如果说传授“知识”与“技能”可以借助教材来实现,那么,启发、引导独立的阅读与思考并由此形成相关的能力则需要回到教材的源头――原典。在将原典引入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该怎么办呢?

在原典的选择上,首先,还是要考虑孔子曾经提到的“因材施教”。教师需要对授课学生的知识储备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根据学生的状况选择合适的原典。也许当下学生最现实的状况是阅读量少、阅读面窄、阅读程度肤浅,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理论课程常常被设置在一年级或在二年级(最晚),这个阶段的学生大部分刚刚才有了阅读的意识,刚刚进入广泛阅读阶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年来消遣化、快餐化社会阅读氛围的影响,自律、自主能力不强的学生深受其害。对这样的学生,教师不能一开始就选择极其艰深、晦涩的原典,而应该从相对简单易懂的原典开始,引导学生开始阅读。例如,学习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后,让学生阅读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就不合适。这是一本厚厚的专著,涉及历史、地理、语言学、文学等等庞杂的知识、学科,让学生马上读懂这样的原典显然不合理,相较之下,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的文本和一个帝国主义》这篇文章要简短得多,并且,它主要是依托著名的小说《简・爱》展开论述的,学生阅读、理解起来要容易一些。其次,从容易开始,并不意味着原地踏步,而是要有不断提高的意识与作为,教师要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扩大、加深阅读的数量与质量。如前述的“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例子,学生读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的文本和一个帝国主义》,对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有了大概的认识、理解之后,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以及他的其他作品,并逐渐扩大至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或其他作家的作品。只有阅读数量和质量有了保证,才能对进一步思考的展开、对解决能力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除了引导学生阅读原典,教师还要为学生创造合适的环境,鼓励学生勇于独立思考,发表个人见解,与老师、同学互相切磋、琢磨。学生对原典阅读的效果,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检验,当然检验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教师的课堂提问是一种,师生共同参与的讨论会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教师在讨论会上一方面通过表述自己的立场、态度、观点给学生做出可供参考的示范,另一方面在“每个人都要发言”的研讨会上,教师可以更加仔细、具体地观察、倾听每个学生的陈述,及时发现每个学生独特的闪光点或不足之处,进而加以具有针对性的合理的引导,这对学生个人而言,是其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十分有效的推动。和讨论会相似的,教师也可鼓励学生撰写比较正式的论文或传递不那么正式的读后感,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展开笔谈。笔谈较研讨会的好处在于,因为是通过书写的形式,所以有更多的空间加以考虑和表述。在多样化的检验形式中,文学理论课程的成绩不应该只看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而应该将学生在课堂回答、研讨会、笔谈等过程中的表现考虑进来,甚至可以有所倾斜――比起考试,课堂回答、研讨会、笔谈显然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要求更高。

就学生而言,首先要做的是克服畏难的心理,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原典。原典,正如前文界定的,具有“原”的特征――它要比介绍性、普及性的教材要艰深,作者运思的推进、行文的表述都更复杂曲折,这对于即使是有所积累的读者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更不用说刚刚入门的学生了。可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如果把艰深的原典当作一种千里之外的“诱惑”,那么,有志于学习的学生应该带着信心坚定地迈出第一步。阅读原典的过程除了愉快的有所得,必然也会遇到困难,遇到不解,甚至百思不得其解,但是,那也应该被看作是刺激前进的动力,不应该被假想的阻碍吓倒。

对于阅读的原典的选择,学生可以考虑阅读教师推荐的具体篇目,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情况有所选择甚至另有选择――实际上,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过程,在他选择阅读什么样的原典,怎样去阅读这些原典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当然,最能体现学生的阅读、思考效果的是学生在课堂里、在研讨会上、在笔谈中的表现。所以,就教师而言,应该给学生充分的空间,包括阅读原典篇目选择的空间,也包括阅读原典方法使用的空间,更包括表达个人思考、见解的空间;就学生而言,不仅应该积极阅读教师推荐的原典,更应该在教师推荐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并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思考、见解,与老师、同学相互切磋――独立的思考是学生应该培养的一种能力,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思考、见解也是学生应该培养的一种能力,同样,倾听、了解别人的思考、见解更是学生需要培养的一种能力。

四、阅读原典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意义

正如前述已经提到的,文学理论课程主要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素质,将阅读原典引入文学理论课程的目的自然也是培养学生相关的文学素质。

首先,阅读原典,是在当下浮躁的阅读气氛中,学生学习沉潜心思、专注阅读的一种磨练心志的有效方式。其次,通过对原典的阅读,学生不仅可以掌握结论性的知识,更可以学习学术先辈思考、论述的方法。再次,从原典阅读到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阅读所得的过程,也是学生学习独立阅读、有条理思考、清晰表述个人观点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学术知识的积累,更是人心智、实践能力的锻炼过程。

雅斯贝尔斯在那本著名的《什么是教育》中提出大学教育的任务有四项:“第一是研究、教学和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4]作为高等教育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必修的课程之一的文学理论课程显然应该也将雅思贝尔斯所提到的四项任务作为课程的重要任务,将原典阅读引入课程过程是完成上述四项任务十分值得一试的方法。

[ 参 考 文 献 ]

[1] 吴晓东.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篇(9)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6(b)-0083-01

1 文艺理论缺失

1.1 文艺理论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隔膜

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理论对自身的文艺理论的更新和发展很少关注,更莫说借鉴和应用了。另一方面,文艺理论研究工作中往往只是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很少关注中学语文教育,这就导致了文艺理论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隔膜,理论和实践的脱离。文艺理论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更新缓慢,没有及时有效地介入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因此说这种更新是极其缓慢的。

1.2 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缺失

诚如倪文锦所说:“在我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批评界远离语文教学、文学鉴赏教学的研究,已经见怪不怪。”

2 产生的问题

2.1 阅读教学理论单一落后

中国传统的语文阅读教学一直受到文章文体学的影响,讲记叙文必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讲议论文必是论点、论据和论证,讲说明文必是说明顺序、方法和结构,讲戏剧也必是开端、发展、和结尾。教学顺序也差不多是“先泛读,扫除生词(字)、难句,了解文体特征;再精读,梳理结构,揭示题旨,推敲文字,辨析风格;三研读,整体理解、消化、吸收。读解终结,要求熟读或背诵,完成练习,转化为能力,最终使所学的知识系统化、简化和活化,达到有所发现和创造的目的。”

2.2 学生主体性丧失

在文章学理论指导下的语文阅读教学,重讲解、重分析的“讲读法”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严重忽视了学生的存在,学生成了被动的接受者。事实上这也使学生丧失了阅读的主体地位,“沦落为一种特殊的工具,一种技术过程的中介。”教师这种肢解式的、琐碎的讲解,重讲读轻思考、重分析轻体验、重结论轻过程、重简单机械地训练轻熏陶,不仅不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反而因为学生主体地位的丧失“使语文教学变得毫无生气、毫无活力,它不但挤占了学生读书、思考、习作的时间,磨灭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而且扼杀了教师从事语文教学的热情与创造性。”

2.3 阅读教学效率低下

在文艺理论缺失的情况下,在各种考试的压力下,语文教师选择了传统的、简便的、有利于灌输的阅读教学方式,安于现状,视野狭窄,盲目乐观;会造成学生阅读自觉性的泯灭,语文教师本身阅读知识的匮乏,理论的滞后,再加上乏味的、条分缕析式的、模式化的对课文的“肢解”,把优美的文学作品鉴赏课上成知识训练课、思想教育课,同时又由于语文教师忽视对学生阅读方法的指导和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造成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提不起阅读兴趣,视阅读为畏途,始终游离于阅读之外。

3 改革建议

3.1 嫁接文艺理论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

针对文艺理论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隔膜,我们认为应该嫁接文艺理论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使文艺理论和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实现良性互动,一方面文艺理论积极介入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不断更新的文艺理论要及时转化为阅读教学理论来指导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另一方面,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产生的问题也要及时地向文艺理论进行反馈,并不断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更新。

3.2 语文教师要加强文艺理论的学习

一是职前大学阶段的学习,这个时期文学理论的学习非常重要而且必要。因此,在这个阶段,文艺理论教师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认识到文艺理论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多关注文艺理论研究的前沿和最新动态.根本原因就是局限于具体文本,而不能前后贯通,使教学目的之一的鉴赏能力的提高不能得以实现。二是职后的自觉学习。在具体工作岗位上的语文教师,要注意自身的提高,不仅要学习各种教育理论,更要关注文艺理论的发展、更新,不断地从中吸取新鲜的知识来优化自己的阅读教学理念。

3.3 阅读教学中不断更新文艺理论

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要不断更新文艺理论,不断地把新的、适合语文阅读教学改善的文艺理论引入中学语文阅读教学,让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及时地分享到最新的文艺理论成果。最近几年来,把符号论美学引入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把接受美学引入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从语言学角度审视语文教学,从海德格尔文艺观审视语文教学等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初步实现了文艺理论和语文阅读教学的嫁接。

3.4 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艺理论

第一有批判地继承。“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要打破,也要继承,“打破的只是传统中僵死的消极的部分。如果什么都打破,否定一切,那就要翻跟头,就走向。”第二,有选择性的发掘。我们要选择那些真正适合语文阅读教学的,真正能为我们所用的来进行借鉴吸收。第三,有意识的发展。站在我国传统文艺理论高高的肩膀上,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固步自封,我们要有意识的发展,不断发现新问题,创造新理论,让我国传统文艺理论焕发新的光彩,实现新的发展。

总之,文艺理论缺失下的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产生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不仅不利于学生的阅读能力的提高,同时也会影响语文教学的良性发展。实现文艺理论和中学语文教学的嫁接,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选择。

篇(10)

一、借异而识同

“媒介即讯息”包括“人的延伸”“媒介技术论”“新尺度”“媒介感知论”和“媒介环境论”等诸多内容,这一理论使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产生了诸多新变。

(一)文学理论的变化

受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影响,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教材新增了关于媒介的篇目,具体有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王一川《文学理论》、佘向军和成远镜主编的《文学理论》以及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限于篇幅,不便逐一展开列举。这些教材都受到了“媒介即讯息”观点的影响。总体来说,媒介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媒介新尺度”引发文学本身的种种变化。在文学构成论中,新增了电子媒介或影视文学等内容,文学活动论中出现了现代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内容,这些变化都促使文学创作出现新的文学标准,即以媒介传播为准则。当代文学理论教材中设置专章论述电子时代的文学,意在说明如今是一个电子媒介占主导权的时代。“在以影像为主导的文化工业影响下,不少作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影视剧的特色在自己的创作中展开想象和叙述。”[1](P114-115)不少作家创作便于影视改编的文本作品,文学生产和文学接受及其关系也在发生着颠覆性变革。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尺度”,“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2](P33)。文学的语言、文本、形式及内容在创作过程中要考虑其媒介的传播特性,以便创作出更好更符合大众口味的作品,故媒介传播成为电媒时代文学创作的新尺度。其次,“媒介即讯息”丰富了文学理论内容,拓宽了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既包含技术美学理论,也包含形式美学内涵,因为麦克卢汉正是从新批评的美学原则来对媒介问题进行讨论的[3]。麦克卢汉的媒介形式在文学理论教材中具体表现为文学形式的变化。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文学表现形式也出现很大变化,由以前的纸媒时代,到如今盛行的各种电子读物、影视作品甚至各种小视频,都是新时代的文学表现形式。有些作家或评论家利用微信公众号或微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二)理论和思维的延伸

“媒介即讯息”理论衍生了许多研究文学的新理论,如媒介存在论、媒介哲学论、媒介技术美学论等。例如:王一川提出“文学媒介论”,他说在《庄子天道》中早就指出书是用于传输的媒介,而书中的语言在于其所呈现的意义,当时的书是用于传输语言的媒介,即“媒介优先”。若从形而上的角度看,“媒介”就是一种形式,而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即为内容,用于呈现意义的语言也是内容。但麦克卢汉并不认为如此,他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和技术的同一,具有整体性,即技术是人感官的延伸,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冰冷“工具”。其整体性思维对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有所启示。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的影响所改变的都是所有感知之间的比率。”这是整体性思维的第一层内容,即在处理问题如技术的后果时所采取的一种联系的、相互作用的和系统性的观点和方法论[4]。可见,“媒介即讯息”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方法论,也提供了许多文学研究的新思维。

二、籍无而得有

麦克卢汉善于考察媒介构成的环境,并将其分为主体感知环境和客体社会环境两大部分。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急需研究者们精准地感知电子媒介的社会环境下所创造出的文学作品的价值,故反思“媒介环境论”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正视“媒介即讯息”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媒介环境论”是“媒介即讯息”的内容之一,它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环境的营造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王咏梅[5]学者在《现代文艺学范式的媒介中心论转向》一文中指出,从文艺学学科建构及发展的角度看,有两个方面的理论成果尤为突出:第一,文艺传播学的建立与文学传播媒介的兴起;第二,“媒介诗学”的出场与本体论文学媒介观的建立。关于第一方面,目前出版了许多关于文艺传播媒介学的著作,如孙宜君的《文艺传播学》、文言的《文学传播学引论》等。关于第二方面,最具标志性的是张邦卫提出了“媒介诗学”理论。面对消极影响,我们要正视其存在,通过其他途径弥补不足。王咏梅呼吁理论家和作家们在强调传播媒介的同时不要忽略文学表现媒介的研究特质。金惠敏先生在《关于麦克卢汉的研究》一文中也提到:“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考古式地复原麦克卢汉,而且还有企划将麦克卢汉作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媒介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美学,就是人文,就是文化。”[6]旨在说明,研究者不仅要了解媒介的内容,更要学习其中蕴藏的研究方法,创作独具特色的当论作品,最重要的是结合当下的社会环境。我们要正视“媒介即讯息”带给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价值。张利群先生基于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提出了文学媒介生产论,更加系统地将文学和媒介相结合,凸显了媒介在文学中的地位作用,以便加速建构体系完善的文学理论批评机制。文学媒介生产论相对注重文学生产与消费这一过程,根据这一过程可判断受众的反应(受众审美),受众的审美会反作用于文学创作,故媒介即讯息理论自带文学价值。正如受众推动了许多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兴起,随着媒介的进化,受众的审美水平也在提高。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自身具有文学性,他说一切媒介均是主体感官的延伸,而感官是受众审美能力的体现,审美需要主体充分调动其感官,这也是进行文学创造活动的基本要求。

(二)共同打造文学理论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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