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货币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4-01 09:51:23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非常规货币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态势都有所好转，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始终属于“非常规”行为，当经济体具备了正常增长能力时，经济刺激政策必须适时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决定着危机中政府政策实施的成败：退出太早，经济尚不具备自发增长能力，复苏后续乏力，很可能前功尽失，陷入二次衰退；退出太晚，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初级产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应满足的条件
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显著效果。我国外贸出口在经历了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后于2009年12月首度“转正”，同比增长17.7%，当月出口值位居历史第四高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1%，增速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虽然全国物价在2009年全年有所下降，但CPI在年底最后两个月回升，分别同比上涨了0.6%和1.9%。在对我国经济回暖形式普遍看好的情况下，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退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要判断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首先必须明确这种政策的“过渡”性质。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出口萎缩，消费需求不旺，民间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刺激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投资、政策扶持等一系列行为帮助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因此衡量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就要考虑一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是否已满足如下条件：
（一）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达到协调增长
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2484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主持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民间投资作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远动力，只有一国经济刺激政策真正行之有效时，市场和投资者才会恢复信心，民间投资才会被拉动起来。在经济下滑期，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能力使其担当起扩大国内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当经济情况好转后就要引导民间投资迅速跟进，唯有双方实现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市场继续保持稳定的投资需求。
（二）就业增长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
失业率是衡量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解决就业问题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首要、中心任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而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性产业，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带来的必然是就业需求的减少。“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劳动者就不能分得社会生产的成果，更不要说达到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将有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同步提升，我国长期存在着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因此在“促增长”时更要“保就业”，在衡量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指标时失业率比经济增长率更具意义。
（三）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是我国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因为如果在国际金融政策仍很宽松的情况下，我国过早上调利率必然会引起国际游资的注入，抬高楼市和股市的价格，带来资本市场的泡沫。同时也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国内刚刚复苏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也要防止退出过晚，否则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带来流动性过剩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趁机流入。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欧美等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中“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使其无法更多的使用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他们主要侧重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的对拯救对象进行扶持；而在新兴经济体例如我国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投资拉动的手段。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尚在成熟和完善过程中，国家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外，重点在于顺势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现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退出即对其支持政策进行有步骤、有针对性的撤减。而我国的退出应为转型退出，借应对危机顺势转变我国的经济结构，使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现阶段国际上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虽然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经济增长主要靠政策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强，再加上产能过剩问题没有解决，在此背景下我国仍需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实施一成不变，事实上我国的经济政策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式相机抉择进行微调。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上也要保持渐进性，有针对性的灵活退出。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巩固经济刺激成果防止经济“二次探底”[J].理论导报，2009（10）
篇（2）
当代新词语及语言变异
当代新词语的界定。“在某一时段内出现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的、具有一定的复现性的、有新的形式和意义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的意义、用法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形式的词或短语。”①本文涉及的2007年汉语新词语、2008年汉语新词语和2009年汉语新词语主要以侯敏、周荐主编的《2007年汉语新词语》、《2008年汉语新词语》以及新浪文化读书频道2009年度新词语为考察对象。2007年收录420条及补录72条共计512条新词语;2008年收录444条新词语;2009年记录576条新词语。
语言变异的界定。语言作为人们交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逐渐沉淀出一套系统的常规用法,形成了各种语言体系。但是事物是变化和发展的,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语言会产生各种非常规的使用形式,并在人们的不断使用中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普遍传播,最后变为常规用法。那些非常规的语言形式就被称为语言变异。②拉波夫认为,语言变异的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常见的分类有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语域变异、方言变异、历史时代变异、书写变异、语义变异等。本文主要从词汇视角考察2007、2008和2009年新词语的变异类型。
从当代新词语视角看语言变异
当代新词语以每年500条的数量在增加,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某些标志性的变异。本文主要以2007、2008和2009年新词语为例来谈谈新时期新词语的变异情况。
区域变异。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合是引起文化变迁及语言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得以使本族文化之间以及与异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异常活跃,自然会反映到词汇系统里,新词语中这类语素变异类型有以下几种:
一是外源语素。近几年来,新词语中外源语素数量有所增加。据统计,2007年新词语中的外源语素有24个,2008年有27个,2009年有20个,形式各异。第一类,人名、地名、名称名等音译成汉字的语素。这种类型的语素有15个:阿尔法、纳斯达克、多米诺等,音译语素以多音节为主,能产性受到限制,单独有完整词义,是语素词,应该说这类语素词在新词语中不算活跃和丰富。第二类,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语素。这种类型在新词语中比较常见,共有18个。这种字母缩写的语素出现的形式有两种,一是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语素与汉语语素组合成词,如“CC族”中的“CC”,是英语cultural creative的缩写;一是英文缩写后字母组合独立成词,如“QUID”,名词,宇宙银河间准货币单位,是英文Quasi Universal Intergalactic Denomination的缩写,也可以作为语素使用,可以说“QUID货币”。第三类,英文字母语素。这类语素简洁、生动、易识易记,共有10个,如:“e”、“k”、“Q”、“U”等。第四类,本土化了的外来音译或意译语素,是最有特色的一类外源语素。这类语素最早来源是外来音译或意译词,在汉语中获得语素资格,并随着其出现频率的提高,逐渐趋同汉民族习惯,具备汉语语素的特质,并表现为以其为构词语素的新词语不断增多,构词能力不断加强,语法功能逐渐虚化,在汉语构词中有词族化倾向、类化倾向。以“门”为例,三年的使用情况显示:“门”族词数量不断增多。由美国20世纪七十年代产生的“gate”事件传入中国,被“门”语素取而代之后,随着其使用频率的提高,“门”逐步被汉化,已经具有了汉语类词缀的特征。其它类似语素在汉语新词语中也显示出一定的构成能力,表现为以这些语素构成的汉语新词语数量不断增多,并且和汉语相对应的同音词原义混搭,形成一批外源汉化类词缀。
二是自源语素。近几年来,词汇自源语素变异主要体现在古字、异体字、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形式、数字、符号等都可以作为语素进入新词语中,打破了一直以来规范汉字作为自源语素的惯例。多样化各层面语素的频频出现,使汉语新词语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既囊括了汉语崇尚多元文化的意向,也显示了汉语博大精深的特质。如(古字)、(“梅”的异体字)、 D字头(“动”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等。
三是方源语素。汉民族地域辽阔,方言复杂,当今社会生活,各方言区频繁接触,使新造词语自然带上方源语素。如猫缆(台北地区)、蹭爷(北京及北方方言区)、第一老公(香港地区)、新港仔(粤语区)、月光族(港台地区)等。
阶层变异。在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包括媒介特性的客观刺激和大众情感的主观刺激,新词语中出现了非常规搭配的BBA式或ABB式变异,B语素在成人用语中一般不重叠使用,但其重叠式可以出现在儿童学习语言时期。而新词语却选择其重叠形式进入构式,且构式具有开放倾向,表明当前社会用语往往会受年轻人语言记忆痕迹回放的影响,显现出类似儿童习语诉求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值得关注的阶层语言变异现象。一类是BBA式。一般由动词(或形容词、量词、名词)重叠+种属名词构成,新词强调重叠语素的所具有的动作行为、性质或状态,如帮帮族、串串案、笑笑团等。一类是ABB式。一般由姓氏(或具体名词)+动词(或形容词)重叠构成,重叠后的动词(或形容词)往往有拟声、拟形、拟色语用色彩,新词往往指称某典型事件,如朱抢抢、范跑跑、郭跳跳、楼脆脆等。
组合变异。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类是修辞变异,可概括为两种情况:使用仿词的修辞手法,造成的语言变异,如躲猫猫―藏猫猫、舞育―智育、瘾经济―瘾君子、词商―智商、托猪所―托儿所、钝感―敏感、书香干部―书香门第、书香―酒香等;使用借代、比喻等修辞方法,造成的语言变异,如打酱油、秋雨含泪、山寨、网络老鼠、做俯卧撑、牛等。一类是谐音变异,如海归―海龟、毕婚族―必昏族、筷行动―快行动、杯洗具―悲喜剧、鲜女―仙女等。一类是搭配变异,可概括为两种情况:非常规搭配“被××”构式:被山寨、被小康、被全勤等;搭配引发语素活用:名性动用,如黄牛位(黄牛倒卖的考位)、词商(使用词语的能力)等。
新词语的语言变异成因
诱发语言变化的原因与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当代新词语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能够反映新时期新观念新事物,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当然也蕴含着促使其发生变异的原因:
来自社会文化。第一,语言接触频繁与多语多方言现实。语言流变过程中,往往受着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今全球的一体化和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不同文化更容易相互融合。新词语产生在多语多方言现实背景下,自然会大量吸收外来词和方源词,产生语言变异。第二,语言融合与本土化特色。进入到汉语中的外来语素,必将经历固有成分与借用成分的并用和竞争阶段,在语言的融合中,随着外来语素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组合其它成分能力的加强,会重新进入到汉语表达层面,适合汉语特征,符合本民族表达习惯,而最终被本土化。
来自社会心理。第一,话语主体。新时期,创制和使用新词语的人群主要是年轻一代,他们对网络、媒体、社会现状有着非常敏感的神经,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会遵循传统模式,而表现为推理、联想、抽象、概括的能力异常活跃,求新、求异心理十分浓烈,这些得以使新词语提高了造词的速度,滋生出更多的变异形式。第二,社会心态。一定时期的语言变异必然是一定时期群体社会心态的反映。④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30多年,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健全的制度、平等的人权、充分的自由、良性的循环。人们有足够的话语权诉求他们的精神层面,体现在词语搭配的语素特质上,表形象、色彩的语素异常活跃,形成了一些看上去比较怪异的搭配,实际上却能够形象生动地表情达意,如草莓男、凤凰男、干物女、鲜女等;人们有有时尚、流行、健康、敢于负责的世界观、价值观,能关注社会、回馈社会,如“门”族词、新式“被”族词、“族”族词等新词语表达充分地显示出了这一点。
来自认知模式。认知语言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人类怎样将旧概念结合起来生成新概念。许多语言的变异都来自仿造思维认知。“吧”、“秀”、“客”开始时都是音译外来成分,但却可以成为汉语的能产语素,主要是汉语使用音译或者意译引进后,广泛流传,并利用仿造的构词方式造词,英语中也会使用这种构词方式,因此说仿造成词方式既符合人类认知,也反映出人类认知的共性。(作者为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9YJA740024)
注释
篇（3）
一、研究的背景
20世纪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欧洲金融市场和其他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发展，使国际金融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已经不可能发挥作用了。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一旦出现了波动，就会通过LIBOR、TIBOR或是HIBOR等同业拆借利率扩散开来，这会为金融投机家提供了投机的手段与场所，对于国际化货币发行国和使用国际化货币国家的金融市场而言，产生了金融风险，带来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货币的国际化是金融创新的一种具体形式，它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种新兴的事物。货币的国际化推进了金融业发展的历史，国际货币运行模式越有效，就越能限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货币数量，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李建军，2009）[1]，让离岸金融市场、跨国银行金融机构、金融衍生金融工具等得到了很好的推广。由于国际化货币的出现，各个金融机构之间、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相互依赖加深。
但是，这也意味着货币流通的任何环节出了漏洞都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伙伴风险”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①
*在国际金融市场“伙伴风险”传递的过程中，欧洲货币市场的同业拆借利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利率被认为是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基准利率。一般而言，基准利率的形成，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于建忠、刘湘成，2009）[2]。一方面，同业拆借市场中的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利率水平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形成了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和利率市场化的机制。
另一方面，同业拆借期限虽短，但对维持银行资金周转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同业拆借全凭信誉，无需提供抵押品，交易较为方便，存款和放款都是通过电话、电传联系。每笔交易少则几十万英镑，多则高达几百万英镑。所以说，虽然货币国际化的金融创新带来了财富效应、金融市场的业务效应和金融市场的福利效应，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个创新也通过同业拆借市场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般来说，货币国际化以后，金融监管的重点领域，应当是国际化货币流通的国际金融市场。货币金融市场是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通过金融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而同业拆借利率是货币的流通场所和空间的基础，研究同业拆借利率的自身波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同业拆借利率波动为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风险，影响了货币国际化的推进。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同业拆放利率有四种：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东京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TIBOR）、新加坡银行同业拆借利率（SIBOR）和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HIBOR）。而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规模最大的同业拆借市场。
关于LIBOR市场波动率的研究，PhilipInyeobJi，FrancisIn（2010）通过对2006年3月1日―2008年11月11日澳洲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美国美元每天波动的汇率值研究，发现LIBOR利率正在加深对其他国家货币币值波动的影响，特别是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LIBOR利率的波动更为频繁了，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资产带来了较大的风险。
[3]
Shin-ichiFukuda（2011）通过对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市场LIBOR利率和TIBOR利率变化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增加了国家金融市场或区域金融市场贴现率的波动程度，带来了金融风险。由于美元是国际金融市场中重要的工具货币，欧洲美元市场中的LIBOR利率通过以美元计价、结算和储备的金融产品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交易信用风险和资产流动风险。
[4]
另外，如果把影响LIBOR利率的因素联系进来，LIBOR利率的波动就显得更为频繁了，比如陈玮光等（2009）认为当通货膨胀率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增长率增加时，美元LIBOR的所有利率都上升；联邦基金利率增加时，利率的水平值增加，但长期利率增加幅度小于短期利率的增加幅度。
[5]
可见，波动率在某些时段上较低，说明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保持稳定，带来风险的可能性在降低；而波动率在某些时段上较高，往往意味着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一方面，这会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一般而言，一个稳定、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载体，它可以吸引国际借贷者和证券发行者在本国融资，可以培育丰富的金融产品，增强产品的流动性，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多样化的资产配置平台（杨雪峰，2009）。
[6]
另一方面，银行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银行业国际金融业务对货币国际地位具有直接的影响（元惠萍，2011）[7]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剧烈波动会不利于发达银行业的发展。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货币国际化带来了金融市场创新，而这个创新也通过同业拆借市场向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价格的波动，而是否会出现价格波动率聚集的现象，即大幅度波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而小幅度波动聚集在另一段时间上，这是中外学者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前人的研究并没有站在LIBOR利率的角度上，对货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协调推进带来的风险展开分析，没有对金融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大胆的探讨，特别是实证研究较少。这也说明本文研究LIBOR利率波动对于稳定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国际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三、货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协调推进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波动率的模型估计通过这一小节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货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欧洲货币市场中LIBOR利率的波动，会对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金融产品造成冲击，产生投资的风险。本文试图站在LIBOR利率的角度上，对货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市场协调推进带来的风险展开分析。
（一）ARCH模型简述
在金融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广泛运用的一种特殊非线性模型就是ARCH模型（Auto-regressiveConditionallyHeteroskedasticity），最早由Engle于1982年提出。该模型主要的思想是，某一特定时刻t的随机误差方差不仅取决于以前的误差，还取决于自己以前的方差。对于通常的回归模型：yt=x＼'tβ+εt（1）如果随机误差项的平方ε2t服从AR（q）过程，即：ε2t=α0+α1ε2t-1+α2ε2t-2+…+αqε2t-q+ηt，t=1，2，…（2）其中，ηt独立同分布，并满足E（ηt）=0，D（ηt）=λ2。则称模型（2）是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简称ARCH模型。
对于任意时刻t，εt的条件期望为：E（εt|εt-1，…）=ht・E（vt）=0（3）条件方差为：E（ε2t|ε2t-1，…）=ht・E（v2t）=ht（4）通过（4）式，可以看出序列条件方差具备随时间而变化的性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让ARCH模型的解释能力更为完善，不断有学者对ARCH模型进行完善和扩展，出现了多种变异的ARCH模型，形成了一个ARCH模型族（黄宗远，沈小燕，2007）[8]，包括GARCH模型、ARCH-M模型、非对称ARCH模型、幂ARCH模型、成分ARCH模型等等。由于ARCH模型族可以很好的发现引起波动状态的因素，非常适合于描述金融市场时间序列的波动特征，所以，本文在这一小节中通过ARCH模型展开货币国际化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波动率的模型估计。
（二）数据的说明
货币国际化对同业拆借市场带来的波动，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随着欧元的诞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继续得到了巩固，并形成了以美元为核心、欧元、日元、英镑等为补充的国际货币体系。同业拆借的利率种类较多，期限较长，关于同业拆借市场中的数据，本文在英国同业拆借市场中选取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JPY），以及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USD）每个季度的数据在1986年1月―2011年9月之间的数据，共103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欧洲中央银行数据库，为了减缓序列的波动程度，本文选择对这两个时间序列的变化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即djpyt=LN（LJPYt/LJPYt-1）和dusdt=LN（LUSDt/LUSDt-1），LJPYt表示欧洲日元在t时刻的LIBOR利率，而LUSDt表示欧洲美元在t时刻的LIBOR利率。
（三）LIBOR利率的数据统计特征分析为了对LIBOR利率进行ARCH模型分析，也为了达到较好的模型解释能力，首先需要对数据的基本统计特征展开分析，以观察原始数据是否具有尖峰的分布特征，便于对下文展开分析。从图1中可以看出，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的Sk=-0.404207，其结果小于零，表明其分布呈现出左偏态。而从峰度来看，K=9.844914，远远大于3，表明更多的变换率取值聚集在均值周围，同时部分变化率又远离均值。与标准正态分布（Sk=0，K=3）相比，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呈现左偏，尖峰的分布特征，即“尖峰厚尾”。JB统计量为201.9021，P值接近于0，说明该时间序列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为正态分布的假设。
从图2中可以看出，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的Sk=-1.315755，其结果小于零，表明其分布呈现出左偏态。而从峰度来看，K=8.209290，远远大于3，表明更多的变换率取值聚集在均值周围，同时部分变化率又远离均值。与标准正态分布（Sk=0，K=3）相比，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变化率呈现左偏，尖峰的分布特征，即“尖峰厚尾”。JB统计量为144.7616，P值接近于0，说明该时间序列至少在99%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为正态分布的假设。可见，欧洲日元市场与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呈现出尖峰的分布特征，可以在下文中对这两个序列进行ARCH模型分析。
（四）LIBOR利率波动率模型的建立1.LIBOR利率数据的平稳性分析和序列相关分析一般而言，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时，首要的问题是判断它的平稳性。如果样本呈现出非平稳的现象，那么往往会导致出现“虚假回归”的问题。这样，样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意义的关系，对样本进行回归也会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本文选择的变量数据是1986年1月―2011年9月之间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JPY），以及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LUSD）每个季度公布的数据，这是明显的时间序列，所以本文首先利用Eviews6.0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有的变量进行ADF检验。对于LJPY和LUSD时间序列而言，其ADF数值都小于1%、5%和10%临界值，因此，可以拒绝样本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时间序列的数值是平稳的，可以继续进行数据分析。
同时，对LJPY和LUSD时间序列展开相关性分析。通过对LJPY相关系数的分析可以知道，滞后1阶、4阶和6阶的自相关系数较大（取绝对值以后），因此，本文采用LJPY时间序列建立一个滞后1阶、4阶和6阶的模型。
而LUSD滞后1阶、2阶和12阶的自相关系数较大（取绝对值以后），因此，本文采用LUSD时间序列建立一个滞后1阶、2阶和12阶的模型。
2.LIBOR利率分布滞后模型的OLS分析从表1中可以看出，只有LUSD（-2）的系数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其他系数均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其他拟合的整体效果似乎不错。
接下来，本文对残差序列进行ARCH效应检验，运用p=1阶的序列自相关LM检验展开分析，显示结果如表2、表3所示：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均小于5%，可以知道F和LM的值都在临界值的右边，可以知道拒绝原假设，残差序列存在ARCH（1）效应，也就是该模型的残差序列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详见表4。
3.ARCH（1）模型的拟合结果及分析对比前文OLS的分析结果，LJPY模型回归的参数变得更大了，而且z统计量也变得较为显著了，除了常数项以外，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同时，ARCH（1）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有所增加，AIC和SC值都变小了，说明模型比OLS回归可以更好的拟合数据，选择ARCH（1）模型是合适的。
而对于LUSD模型，虽然回归的参数LUSD（-2）和LUSD（-12）的z统计量变得不显著了，但是，ARCH（1）模型的对数似然值有所增加，AIC和SC值都变小了，说明模型比OLS回归可以更好的拟合数据，选择ARCH（1）模型是合适的。
另外，从图3中可以看出，ARCH（1）模型很好的拟合了LJPY序列，残差序列大致被控制在-0.4―0.4之间。
从图4中可以看出，ARCH（1）模型基本拟合了LUSD序列，残差序列大致被控制在-2-2之间。
接下来，再对ARCH模型进行异方差ARCHLM检验，得到结果（详见表5、表6）：可见，对于LJPY序列，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1958和0.1918，均大于5%，而对于LUSD序列，F和LM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5089和0.5034，均大于5%，所以说，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残差序列不存在ARCH效应，也就是模型ARCH（1）消除了随机游走残差序列的条件异方差性。
ARCH（1）模型拟合的LJPY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图5中可以看出，LJPY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在1994年―2009年大幅震荡，大多数年份中超过了0.4的水平，特别是2000年前后波动加剧，最大时甚至达到了2.0左右。而其他年份波动都较为平缓，基本上在0.2的水平。
从ARCH（1）模型拟合的LUSD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图6中可以看出，LUSD序列条件标准差时间序列在2000年以后开始大幅波动，大多数年份中超过了0.4的水平，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波动幅度甚至超过了0.8，最大时已经接近到了1.0左右。而其他年份波动都较为平缓，基本上在0.1的水平。这与近年来，美国政府及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缓解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降息、刺激消费者开支等诸多措施来拯救银行系统是有关系的（陈敏强，2010）。
[9]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欧洲货币市场中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价格的波动，会出现价格波动率聚集的现象，即大幅度波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而小幅度波动聚集在另一段时间上。欧洲货币市场中日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1994年以前，以及美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2007年波动率较低，说明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保持稳定，对欧洲货币市场中以美元、日元计价、结算、储备和投资的金融产品带来风险的可能性在降低，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投资者对以美元或是日元计价、结算的金融产品购买，必然会较好地促进美元与日元的国际化。
但是，欧洲货币市场中日元的同业拆借利率在1994年以后，以及美元的同业拆借利率自2008年以来波动率较高，意味着同业拆借市场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这必然不利于美元、日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市场稳定，货币国际化正通过同业拆借市场向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本文的这个实证分析结果已经拓展了前文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果，所以说，金融市场中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剧烈波动会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不利于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稳定，这必然影响了美元或是日元货币国际化的深入。同时，本文认为货币国际化与金融协调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引入以稳定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波动为目标的监管思路，这样可以以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为目标来设计金融市场监管的步骤。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ARCH（1）模型分析，可以大致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离岸金融市场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和欧洲美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的时间序列具有随机游走的趋势，而且波动的程度还在不断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为货币国际化背景下的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带来风险。
第二，从ARCH模型拟合的欧洲日元市场3个月期的LIBOR利率时间序列中可以看出，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值具有群集性特点，国际金融市场中的LIBOR利率存在ARCH效应。
第三，同业拆借市场中价格的波动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是发行国际化货币国家和使用国际化货币国家决策者和监管当局需要密切关注的对象，这个风险会影响到货币国际化进程地深入。而关于货币国际化后离岸金融市场中风险的监管模式，本文认为可以引入以稳定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波动为目标得监管思路，也就是基于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目标来设计监管的体系和步骤。这样，通过有效确定国际化货币的金融市场监管目标，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加强对同业拆借利率地监控，并且准确无误地把监管目标责任委托给监管机构，以在极大程度上避免货币国际化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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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玮光，赖明勇，林忠晶.国外同业拆借利率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美元LIBOR为例[J].经济数学，2009（2）：30-34.
篇（4）
内部控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其基础是企业内部分工；其核心是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式、措施及程序。它是现代企事业单位在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控制机制。小企业是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和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建立和完善小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具有与大中型企业同等重要的意义。然而，许多小企业的内部控制问题非常突出，进而影响了小企业的经济效益，阻碍了小企业的发展。
一、小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对内部控制重视不够，认识不足，内部控制成为摆设
很大一部分小企业家都是依靠机遇和冒险精神开始逐步完成原始积累的，而国有小企业的领导很大部分都是由行政部门调过来的，他们往往不太重视内部控制，对内部控制缺乏了解，内控意识不强，认为内部控制的建设和管理会制约企业的发展。虽然也有企业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但没有认识到其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业务的拓展，原先完善的内控已不再适应企业的发展，当其出现问题时没有及时加以纠正。甚至有的企业在不了解其自身情况的前提下，照搬其他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把建立内部会计控制的目标定位在应付上级部门检查上，不能很好地落实执行，形同虚设。
（二）不相容职位没有分离，岗位设置缺乏牵制
在小企业中，由于企业规模小，企业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尽可能少用人，用能人，经常出现一个人来承担多项工作，这其中就出现很多不相容职务于一身的情况。开票、收钱、填凭证、审核、记账都由一个人来完成，从表象上看似乎步骤减少了，时间节省了，成本下降了，殊不知，这种违规操作既不能真正提高企业效率，还可能导致企业资金流失，滋生贪污舞弊行为，给企业的资产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三）内部审计弱化，外部监督不足
小企业内部通常没有建立相应的内部审计机构，有的企业虽然建立了内部审计机构，企业的负责人“家长式”、“一言谈”的工作作风，认为该机构的职责就是找“茬”，因此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很难公平、公正的开展工作，无法真正发挥监督的职能。而小企业的外部信息使用者主要集中在政府、金融机构和税务等部门，由于其信息使用者较少，因此外部监督的力度和次数都明显不足。这就造成了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私设“小金库”现象普遍，坐支现金，账证、账实、账表不符，违规违纪，弄虚作假现象严重。
（四）风险控制非常薄弱
我国许多小企业对于来自外部的风险机会没有控制，对于2008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很少有企业采取规避汇率风险的措施，导致出口外贸的企业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出现很大的亏损。2008年下半年由于全球的金融危机，许多的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的断裂，加上财政政策银根紧缩，融资困难，许多的中小企业都倒闭
了。
二、完善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对策
（一）职责分工控制
职责分工控制一般指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所谓不相容职务，是指那些如果由一个人担任既可能发生错误和舞弊行为，又可能掩盖其错误和舞弊行为的职务。不相容职务主要包括授权批准与业务经办、业务经办与会计记录、会计记录与财产保管、业务经办与稽核检查、授权批准与监督检查等。对于不相容的职务如果不实行相互分离的措施，就容易发生舞弊等行为。不相容职务分离的核心是内部牵制，因此，小企业在设计、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时应明确职责划分，做到既不留死角又使各个岗位和人员之间不交叉、冲突，应让每个员工了解自己的工作和要求，应当明确授权部门和人员的权限，禁止越权，并制定有明确的奖惩办法，对违反企业管理制度的员工按规定进行处罚，在不能做到职责划分的情况下，应当加强事后的检查监督。
（二）授权批准控制
授权批准是指企业在办理各项经济业务时，应该经过规定程序的授权批准。批准形式通常有常规性授权和临时性授权之分。常规性授权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按照既定的职责和程序进行的授权，用以规范经济业务的权力、条件和有关责任者，其时效性一般较长。临时性授权是指对办理例外的、非常规易事件的权力、条件和责任的应急性授权。小企业应该建立授权批准体系，明确授权批准的范围、层次、程序及责任。
（三）会计系统控制
会计系统控制主要是通过对会计主体所发生的各项能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业务进行记录、归集、分类、编报等而进行的控制。其内容主要包括建立会计工作的岗位责任制，对会计人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使之相互监督和制约；按照规定取得和填制原始凭证；设计良好的凭证格式；对凭证进行连续编号；规定合理的凭证传递程序；明确凭证的装订和保管手续责任；合理设置账户，登记会计账簿，进行复式记账；按照《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编制、报送、保管财务会计报告。对于小企业首先按照《会计法》要求设置会计账簿，不做假账，其次记账、出纳、保管等不相容业务，应尽量由不同人员担任，如人员有限，也应保证管账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账，同时应建立复核制度。
（四）预算控制
预算控制的内容涵盖了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企业通过预算的编制和检查预算的执行情况，可以比较、分析内部各企业未完成预算的原因，并对未完成预算的不良后果采取改进措施，确保各项预算的严格执行。在实际工作中，预算编制不论采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法，其决策权都应落实在内部管理的最高层，由这一权威层次进行决策、指挥和协调。小企业应当建立预算控制，确立预算目标，并组织实施，辅之以对等的权、责、利关系，由内部审计部门等负责监督预算的执行，对预算执行的好坏进行奖惩。
（五）财产保全控制
小企业应严格限制未经授权的人员对资产的直接接触，只有经过授权批准的人员才能接触该资产，一般情况下，对货币资金、有价证券、存货等变现能力强的资产必须限制无关人员的直接接触。定期对实物资产进行盘点，并将盘点结果与会计记录进行比较，盘点结果与会计记录如下一致，可能说明资产管理上出现错误、浪费、损失或其他不正常现象，应当分析原因、查明责任、完善管理制度。妥善保管涉及资产的各种文件资料，避免记录受损、被盗、被毁，对重要的文件资料，应当留有备份，以便在遭受意外损失或毁坏时重新恢复，这在计算机处理条件下尤为重要。有条件的小企业应对资产投保（如火灾险、责任险等险种）增加资产受损后的补偿机会，从而保证资产的安全。
（六）内部报告控制
内部报告控制是为了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而实施的控制。小企业应当建立内部报告控制制度，要有反映部门、人员经管责任，且形式、内容简明扼要信息反馈迅捷高效的内部报告。常见的报告方式有例行报告、实时报告、专题报告、综合报告等。常见报告类型有资金分析报告，包括资金日报、借款还款进度表、贷款担保抵押表、银行账户及印鉴管理表、资金调度表等；经营分析报告；费用分析报告；投资分析报告；资产分析报告；财务分析报告；特定内容专报等。内部报告可以是日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等。小企业一旦建立了内部报告控制，企业领导能很快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就能对所面临的问题快速做出反映，并做出决策，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七）信息技术控制
小企业在信息时代中要生存，特别是进入WTO后，信息技术尤为重要。小企业应实现内部控制手段的信息化，尽可能地减少和消除人为操纵的因素，变人工管理、人工控制为计算机、网络管理和控制，要加强对企业自身系统开发及维护人员的控制，还要加强对数据和文字输入、输出、保存等有关人员的控制，保障电子信息系统及网络的安全。
（八）人员素质控制
人是观念创新的根本和灵魂，企业制定经营目标，设置核算机制，都必须依靠人的创造性工作。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新观念，要求企业内部控制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依靠提高人的综合素质、道德水准和法规意识，充分发挥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内部控制的最佳效果。内部控制的成败取决于企业员工的控制意识和行为，企业领导者注重内部控制，注重对企业员工的研究，尊重员工的心理需求，强调沟通和管理交流，便能减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隔阂，形成强大的企业合力，促进整个企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三、结论
在我国加入WTO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及世界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机会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小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的目标相结合，找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只要各小企业重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按照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标准不断对其进行效益评价和修改，分析原因，总结经验，结合自身特点来开展工作，各小企业将会建立与健全适合自身发展的内部控制制度，推进企业的发展，完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小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也会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小企业会计制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陈汉文.腐败与内部控制[J].财会月刊,2006(2).
3、吕林根.小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探析[J].经济集体网络研究中心,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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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0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一、引言
无形资产本身并不具有实体性，它的存在主要通过知识形态并且是一种很重要的经济资源。由于企业资产的组成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无形资产对企业的发展与壮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一样，企业可以通过对其所拥有的多种无形资产进行谋划与运营，使其价值得到最大的增值。结合电科院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对科研成果资本化运营、科研成果增值交易等可以使电科院的科研成果得到增值的方法进行了研究。
首先，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电科院可以通过使用其科研成果等无形资产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独资创办企业，合办企业，科研成果入股，利用无形资产资本扩张等方式进行资本的运营，使电科院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得到增值。
其次，电科院可以灵活对其科研成果等无形资产进行市场化交易，使无形资产得到增值。其方式包括通过对其科研成果的转让以及科研成果的许可使用，为电科院带了收益，完成无形资产的增值。
二、科研成果的资本化运营管理模式研究
1.利用科研成果自办企业。科研单位自办企业，是科研单位使用自身已有的技术、材料和设备并且出资办企业，将其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技术产品的生产，并将生产的产品通过一定的渠道出售从而获得收益。
电科院有着坚实的科研基础，经过多年积累，掌握了较为丰富的科研资源。同时，电科院的研发队伍，具有学历、水平较高、科研思路先进这一特点，并且已经掌握了先进的科研技术。经过长时间累积，使科研设施和科研手段在研究与实践中得到了改进与提高。目前科研单位通过自办企业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用取得的效益来补充科研经费的不足，这一方式得到了国家鼓励和支持。电科院具有国企的背景，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经营风险不大，从银行得到贷款的速度相对较快难度相对较低，企业的资金链便得到了保障，保证了企业日常的良好运转。因此电科院应充分利用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以转化科研成果并实现产业化为目的，创建具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企业，面向市场，为电科院获得盈利。
由于电科院创立的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不设股东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职权[1]。股东会职权的行使以及公司重大事项的决定，均由董事会操作，董事会成员由电科院派出；监事会进行监督与控制，其成员来自公司委派的成员和职工代表；战略的进行和日常事务管理有总经理负责，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电科院改变过去由院长管处长，处长管经理的模式，通过派出董事会和监事会代表、制定相关管理规章制度等手段加强对自办公司的监管。
对于电科院来说，出资创办企业，首先要明确自身的技术优势，将与电力相关的技术产品作为其未来重点研发方向。同时可以利用所拥有的科研成果通过取得银行贷款等方式融资，办理相关注资手续，并向工商、质监、税务等部门提交相关的材料进行注册，完成相应的程序。
电科院自办企业，其益处体现在：（1）电科院自行实施产业化，不存在与其他企业合作的模式，所以其新的科研成果转化生产的速度较快，并且有效的减少了产业化过程中的技术障碍。（2）因为电科院有着强大的科研团队，在企业的对技术支持和后续开发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通过快速的对科研成果进行优化升级，更好地迎合市场。
电科院自办企业这一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有：（1）如果电科院自办企业，那么电科院必须解决如建立销售渠道、良好的生产管理、资金的筹措和运作等实际问题。（2）电科院自办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很多来自于科研战线，许多人缺乏企业管理的必要知识与经验，即使具备良好的态度与热情，但大多数都无法成为合格的管理者。（3）电科院自办企业在发展初期，其自身资源，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与电科院的特殊关系却束缚了经营者的胆略，使企业和管理者失去了做大做强的气势。
2.利用科研成果合作创业。科研院所可以将评估后的科研成果作为资本投入进行企业创业，即合作创业。电科院可以通过合伙制合资企业这种方式进行科研成果的合作创业。合伙制合资企业这种合作形式是通过合同形式而不是股权安排来明确合作中的责任和关系，例如技术研发、管理合同和特许专营权等，其实施共同控制的程度依其合同条款，取得利润也依据合同条款分配[2]。
电科院合作创业的益处体现在：（1）通过签订契约进行合作，其合作方式灵活，能够促使科研成技术快速的产业化。（2）电科院与他人合作能够使电科院将自身的技术优势与他人拥有资金、渠道和经营企业经验等优势形成良好的结合，从而有效避免了科研成果产业化中技术障碍、市场销售障碍的出现。
电科院合作创业这一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有：（1）公司分裂。当电科院与其他投资者合作设立企业，当企业效益下滑时，其内部双方就会产生矛盾，某一方很可能去做有损害企业利益的事。甚至个别经营者为了个人利益利用非常规手段而侵害公司的利益。（2）对于科技成果的价值如何确定以及升级优化后的技术成果权属分配，这些问题容易引起电科院与合作企业之间的纠纷。
3.利用科研成果入股。科研成果入股是指电科院将其所拥有的科研成果，经过专业评估之后，以股份的形式与其他企业进行利益共享，承担共同的风险，形成一个联合体，同时其利益和责任根据股权结构来明确。
电科院经过多年的发展，拥有大量的先进技术等科研成果，可以将科研成果作为非货币资产对一些需要电科院技术的企业进行作价出资，去获得一定的股份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并按股权获得收益
电科院利用科研成果入股这一模式的益处包括：（1）电科院拥有企业股份，全程参与企业的经营，能按期得到分红；（2）对合作企业来说，面临的风险较小，合作企业所支付的股权知是一种虚拟的价值，如果科研成果转化情况不好，企业收益情况不好，技术股权虽然什么收益，但企业几乎等于没有支出[3]。
电科院采用科研成果入股这一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有：（1）只有当科研成果的价值足够大，在企业中所占股份才能达到一定比例，电科院位才能获得公司决策管理的权力；（2）技术价值评估困难，公允的技术评估价值难以获得，因此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直接效益无法准确预测。
三、科研成果的交易增值模式研究
1.电科院科技成果的转让。科研成果的交易可以通过出让、许可使用权等方式，从而实现科研成果的增值。权利人在技术型知识产权研发成功后可能由于不具备相应的生产能力，权利人可以通过出售、租赁等方式实现技术型知识产权的价值。
电科院也在长期的工作中掌握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因此电科院可以在对科技成果的运营时通过借助签订、合同进行有偿转让，这是电科院将其所拥有的受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资本通过许可证协议或合同转让等方式允许受让方使用该种无形资本的一种商业交易方式。在这一种模式下，电科院既获提升了社会知名度又得到了继续科研的资金支持，并且使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难题和困境得到了解决，实现了资源的最大优化率。而企业借助高校的科技成果改进技术，优化结构，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实现最大投资回报率和获取高额利润[4]。
电科院科技成果转让的优势体现在：（1）这种模式实现了技术成果创造与实施转化的分离，有利于研究创造者与实施产业化者分别发挥各自的优势。（2）交易程序较为简单，电科院与合作的企业只需就价格等相关事宜进行谈判，签署合同就完成了合作。（3）对电科院说，迅速获得现金收入，可以解决资金需求的燃眉之急，所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小[5]。
电科院科技成果转让的问题主要是：（1）该技术成果往往只能有一个买主，这使得买家要支付较多的费用，但电科院所得价款却并不多。（2）科研机构的科研与市场实际需求不对口，企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难题可能十分的复杂，其超出了电科院的科研能力。
2.电科院科技成果的许可使用。因为电科院掌握了大量科研成果，因此电科院可以继续对其所有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进行使用，同时授权许可其他企业在使用该专利技术。这种方式下科研成果所有权不转移，企业通过支付使用费获得科研成果使用权，高校通过收取使用费获得收益。
电科院科研成果租赁的优势在于：（1）实现了技术成果创造者与技术成果使用者的分离，更好地发挥创造者与使用者彼此的优势。（2）电科院可以向多人多次转移科研成果使用权，同时被许可人交付的科研成果使用费相对较低，而电科院的收费总量却较高，大大提高了双方合作的满意程度。
电科院科研成果租赁的所面临问题是：（1）如果过度许可他人使用技术成果，会造成高技术使用泛滥、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滞销。（2）另外，购买方在购买一些保密的科研成果时，必须要对该项技术有全免的了解以及详细的认识，才能够有效地对这些科研成果进行消化。
四、结论与建议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电科院可以通过使用其科研成果等无形资产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独资创办企业，合办企业，科研成果入股，利用无形资产资本扩张等方式进行资本的运营，使电科院的无形资产的价值得到增值。
参考文献
[1]左猛杰.高校资产经营公司运营模式的思考[J].赤峰学院学报，2010：28.
[2]朱双庆.技术入股型公司治理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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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职业判断具有灵活性和智慧，是财务报告的精髓部分。高水准的判断是会计职业的要求，而且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职业判断。新会计准则的出台，也对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判断质量直接关系到会计信息质量。国内外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主要从会计职业判断与会计准则的关系，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因素，会计职业判断过程，会计职业判断结果这四个方面展开。
一、会计准则与职业判断互动研究
（ 一 ）国内会计准则与职业判断互动研究 我国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比较晚，2000年以后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留给职业判断的空间。目前关于职业判断在准则中具体运用的研究涉及到资产减值，或有事项，收入确认，借款费用，债务重组，非货币易，关联方交易等具体准则。一般是通过解释准则的具体规定来分析哪些情况下需要职业判断，以及如何进行判断。程小琴（2007），赵红英（2007）等人研究了公允价值与职业判断的关系，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多重性，认为公允价值的计量离不开职业判断，会计职业判断是公允价值运用的基石。在职业判断引导机制与准则的结合研究方面，张世兴（2004）分析了会计职业判断引导体系的内容及构成，认为会计职业判断引导体系分为权威性引导和非权威性引导，内容上包括指南，解释，公告和补充等。郑山（2005），从影响会计职业判断的主要因素入手，对部分企业在执行会计制度中滥用职业判断的原因及手法进行分析，从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公司治理，会计监管，会计人员素质等多方面提出了提高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对于准则制定与会计职业判断，刘金星等（2006）对英美会计职业判断的基础条件，实施范围，程度及其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会计职业判断的基础条件――会计准则对会计职业判断有较大的影响。因而得出对我国的启示是：准则的制定应偏向原则导向模式，会计职业判断应逐步推行。
（ 二 ）国外会计准则与职业判断互动研究 早期的审计研究表明，在没有明确的正确标准时，对相同问题达成的判断共识可以看作对准则的“替代”，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准则提供了个体判断正确性的最重要来源。Watts和Zimmerman进行了实证研究，一方面政府及监管机构会通过各种管制等手段对企业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对准则制定者而言，试图在公告中涵盖所有会计实务规则是不可能的，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意味着准则制定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落后于实务创新，职业判断可以通过个体或群体的经验技能暂时弥补制度的空白，并对新准则的制定起到实验作用。对于那些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准则，预先暗含的职业判断空间也为准则制定者抵御外界压力并将责任推卸给判断主体提供了辩解的借口。可见，准则倾向于反映政治和成本效益妥协的结果，而并非一定是最佳的实务。这些研究表明准则和判断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对职业判断与会计准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对《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手册》以及非加拿大准则要求的判断分类进行了归纳。包括提及“判断”的措辞，要求作出选择的判断，条件句是否适用的判断，有关词语含义的判断，准则的实质要求作判断。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得出了职业判断过程，判断中的复杂问题等多方面的结论。
（ 三 ）研究评述 我国对会计准则和职业判断的互动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操作和具体运用方面，并且多从具体准则入手，或者研究准则整体的架构与制定，很少分析准则中关于职业判断的语言表述，也没有对准则应如何引导职业判断提出明确的建议。国外的研究直接涉及准则与职业判断互动的不多，随着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准则中职业判断空间的争夺也更加复杂。
二、会计职业判断影响因素研究
（ 一 ）国内会计职业判断影响因素研究 许家燕、杨亲（2003）把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因素分为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主体因素包括知识和经验，需要和动机。客体因素包括问题的复杂性，重复性，规范程度、类型和要求的判断质量。环境因素包括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公司治理，生产经营特点等。邱丹、戴蓬军（2007）从组织行为学中的个性心理特征角度来分析个性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影响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气质，性格，能力，价值观和态度。气质分为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抑郁质四类。性格按个性的独立性程度分为独立型和顺从型。判断的能力包括知识和经验两方面。对于价值观，认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判断行为。对于态度，认为最重要的是工作满意度，其与职业判断质量成正比例关系。赵馨燕（2006）从行为学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影响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行为的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影响行为的首要心理因素是追逐经济利益的需要和动机，其他影响因素包括会计个体的价值观，知觉，个性因素等。环境因素分为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有形的微观因素包括企业的组织形式，企业的经济结构，企业行为，管理当局的素质等。有形的宏观因素包括经济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因素，法律环境因素。无形因素是指社会文化环境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许燕（2006）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将会计职业判断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分析了影响会计职业判断质量的判断情境，即任务环境，激励与压力。作者把任务环境分为了简单静态型，复杂静态型，简单动态型和复杂动态型四类来考察。并列举了影响判断过程的任务环境信息的其他特性，如次序效应，信息的数量，信息的表现形式，信息的一致性等。
（ 二 ）国外会计职业判断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对职业判断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环境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Craig和Michae（1988）研究了不确定性对判断结果评价的影响。人的因素主要指影响判断个体的心理因素。Robert（1990）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了财务激励，绩效反馈，以及对公正性明确的要求对会计和审计决策的影响。并且将这三个因素与可获得的决策帮助信息结合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不存在决策帮助信息时，这三个因素的存在都会增加决策的准确性，减少决策的多样性。当存在决策帮助和内含的绩效标准时，判断主体倾向于在决策过程中使用决策帮助。但是当可获得同样的决策帮助，并提供激励时，再提供反馈或要求公正性时，对决策帮助的依赖和决策的准确性会降低，而判断主体决策的多样性会增加，结合激励与反馈因素也会得到相同的检验结果。 Karl（1983）对会计系统中的压力因素进行研究，详细论述了压力的好处和影响，压力与控制，对压力的预见性，压力与绩效，以及对压力的管理等，认为当压力增加时，工作绩效会先变好，当压力继续增加时，工作绩效就会变坏。而对压力进行预见和控制是有好处的。适度的压力对会计人员也是有好处的。斯科特．普劳斯（2005）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一般意义下的决策和判断进行研究。斯科特总结得出选择性知觉，认知不协调性，记忆和事后聪明式偏差，情境依赖性，问题的可塑性，问题的措辞和框架，直觉，社会因素，群体决策，过度自信，自我实现预言，行为陷阱等多个方面都会影响判断和决策。
（ 三 ）研究评述 国内研究偏重于对所有影响因素的整体论述，没有对某一方面的因素进行详细的研究。而且这些借鉴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是否存在特殊性等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国外的研究比较注重实验和调查的方法，对某一具体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对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缺乏整体的把握。
三、会计职业判断过程研究
（ 一 ）国内会计职业判断的过程研究 我国对职业判断过程的研究一是对判断程序的研究，关注判断的步骤和方法；二是对判断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目标进行研究。一般认为会计职业判断的原则包括客观性，合法性，公允性，适用性，公正性，效益性，谨慎性等。许燕（2006）将会计职业判断的目标分为终极目标，可操作性目标和具体目标三个层次。终极目标是指真实，正确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状况；可操作性目标是指合法，公允地进行会计处理和财务报表编制；具体目标依据具体的会计判断事项不同。刘昱杉（2007）借鉴Brown Collins的思想将会计职业判断过程分为六个阶段：语义判断――寻找判断依据――确定目标――实质性判断――对重要事项的判断过程和重要的判断步骤进行复核――会计处理和披露。
（ 二 ）国外会计职业判断的过程研究 Michael 和Gibbins（1984）依据心理学和会计审计研究的成果，形成了对会计职业判断机理的理论观点，提出了大量的观点，推论和研究假设。作者将会计职业判断分为常规判断和非常规判断进行考虑。对于常规判断，从判断者的经验，刺激因素，判断过程，决策行为和反馈这四个方面共提出了18项假说，对于非常规的判断共提出了3项假说。基于判断者经验的假说认为，经验是一种模式作为长期记忆存储，可以对判断形成指导。基于刺激的假说认为判断是对感知的反应，学习和感知不同，判断就不同。判断过程的假说认为判断是一个持续的递增的过程；判断是有条件的，判断程序基于所感知到的信息；判断过程始于对模式的搜寻，这种“搜索――取回”程序是“线索――驱动”型的。 对于决策行为的假说认为，模式规定了有意识的反应选择，行动和选择被有意识地连接起来。对非常规判断的假说认为，有意识的判断是对环境的反应，完全有意识的职业判断并不常见。
（ 三 ）研究评述 国内研究对判断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效应涉及地比较少，没有集中进行研究，分散在影响因素，判断结果评价等的论述当中。而国外的研究对判断的心理过程和判断步骤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但是国内外研究的共同问题在于，这些明显合乎逻辑的理性的决策制定模型和判断步骤能否用于理解和指导真实的决策和判断过程。
四、职业判断结果研究
（ 一 ）国内职业判断结果研究 有学者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层次分析法对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绩效进行综合评价。一般采用的是二级模糊综合评判，将会计职业判断绩效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业务因素，企业组织因素，会计人员因素。经济业务因素包括结构和不确定因素这两个指标；企业组织因素包括组织形式，生产经营特点；会计人员因素包括业务素质指标和职业道德指标。各因素的权重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许燕（2006）对会计职业判断的质量进行研究，总结了会计职业判断的评价标准，包括一致性，稳定性，理由充分性，中立性和事实可验证。并且对会计职业判断偏误进行分析，从信息获取阶段，信息加工阶段，信息输出与反馈阶段对判断偏误进行考察，总结了易得性，选择性注意，隧道效应，心理状态，自利性归因，过度自信等偏误产生的原因。
（ 二 ）国外职业判断结果研究 Waller和Felix（1984）研究了审计师能否从经验中学习的问题。Bosk（1979）研究了对错误的归类如何影响从错误中学习。Craig和Michael（1988）通过对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的不同职位的公共会计师进行调查，研究了职业判断的质量的问题。（1）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能保证预期的结果会出现，因此，事前的任何关于判断好坏的评价都是基于过程的。（2）事后的评估考虑行动的效率和结果，而忽视过程。（3）结合两种视角就是要考虑判断的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该研究的第一部分对公共会计师认为的“什么是好的职业判断”进行调查，并要求被调查的会计师将这些因素归入12类。 对这些类别进行评分的结果表明不同职位的公共会计师认为的好的判断的因素不同，但是回复者都认同的重要的因素包括：证据，分析，产生好的结果，最大化好结果的可能性，最小化坏结果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作者依据调查数据对熟悉程度和结果对公正性要求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不熟悉环境下对公正性有更多要求。合伙人对公正性的需求更多的与保证判断结果有关，而不是与减少事前判断的不确定性有关。消极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则合伙人对公正性信息的需求单调增加。对于非合伙人，公正性的需求可能随消极结果出现的可能性而单调增加，也有可能呈倒U型变化，当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的可能性相等时，达到峰值。
（ 三 ）研究评述 国内外对判断结果的评价的研究主要关注定性的指标。我国对评价指标的选择多基于对判断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也没有对处于不同环境（包括组织性质，职位，经验等）的会计执业人员对判断结果的评价进行调查研究。国外的研究没有清楚区分会计职业判断和审计职业判断，而对于这两类判断，在评价判断结果时考虑的因素是有区别的。
五、启示与展望
（ 一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我国对职业判断的研究多采用规范方法，很少运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实验研究和调查分析。只有部分学者针对准则的制定和执行进行了问卷调查，而直接针对职业判断进行的调查研究较少。从研究文献看，对现状的分析和职业判断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只有比较笼统的论述，而且对职业判断与准则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深入的分析。因此我国对职业判断的进一步研究应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调查研究：（1）结合准则的运用对职业判断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分不同的会计执业人员进行调查。（2）对会计职业判断的过程进行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
（ 二 ）研究内容的深化 目前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会计职业判断与会计准则，判断主体的个体行为和群体判断行为，判断过程及判断中存在的问题，判断的影响因素。国外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职业判断的研究中，并没有对会计职业判断和审计职业判断分别进行研究。而会计师与审计师在会计判断和审计判断中的角色，判断的过程，判断依据的标准，判断风险等方面都有区别，因此需要结合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对会计职业判断与审计职业判断进行比较研究。我国对于判断主体的职业判断行为的研究借鉴了国外关于行为学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成果。由于文化背景，组织环境，法律环境的不同，这些研究成果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国的情况。因此需要结合我国的环境对不同层次的会计人员的判断行为和判断心理进行研究。如组织内部的激励政策，组织目标和行为规则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对会计人员角色的影响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由于职业判断是一种连续的行为，而且很多情况下是基于经验的无意识的判断，职业判断程序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判断过程。对判断程序和判断原则目标的进一步研究应考虑如何结合判断行为与准则的研究成果对实际的判断工作进行指导；是否应在准则中对职业判断进行明确的定义；是否应该将判断的原则，目标在准则中予以说明；是否可以利用判断的程序引导有意识的判断。对职业判断结果的研究并不多。我国一些学者提出用模糊评价法对判断绩效进行评价，而指标权重多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实用性并不强。国外一些认知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对判断结果的研究多涉及反馈对判断结果的影响，反馈与从经验中学习的关系，以及判断错误的原因，特点及其动机等。笔者认为对职业判断结果的研究还可以从立法的角度考虑，是否需要对职业判断行为作出法律上的规定。如何评判正当的职业判断与滥用职业判断的操纵行为。会计师和审计师如何对其职业判断行为进行辩护等。
（ 三 ）研究角度的多元化 职业判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职业判断的研究也要从多角度出发，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职业判断的研究不仅需要与心理学，行为学相结合，还可以涉及社会学，法学，以及组织理论等多方面。并且还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判断行为进行综合的研究。因此研究应该宏观，中观，微观各个维度并重，既有具体分析，也有整体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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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篇（8）
一、薪酬及薪酬管理体系
(一)何为薪酬
通俗的讲，薪酬就是劳动者或员工为企业或组织通过劳动或工作所得到的报酬。它包括工资、奖金、补贴、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其它各项福利收入。薪酬就其总体而言，可分为基本薪酬、可变薪酬和间接薪酬。基本薪酬:指员工通过为某个组织工作所获得的比较稳定性的报酬，在通常情况下，其它薪酬如可变薪酬和间接薪酬都是以基本薪酬为依据来确定的。可变薪酬:又称为浮动薪酬或奖金，它是与员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或者是工作效率直接挂钩的部分，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员工的绩效己经引申为员工团队的绩效，企业的管理者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团队或员工群体的绩效，才能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效益。间接薪酬:指员工福利或者是组织为员工提供的福利，如失业金、养老金、午餐费、医疗费、退休金、利润分红、股权、期权、带薪度假、免费交通、廉价住房等。
薪酬对企业而言是企业总成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够为企业带来预期收益的资本，是用来交换劳动者劳动的一种手段。如何设计和管理薪酬的整个分配和运作过程一一评价员工的工作绩效、促进劳动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激励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使企业获得最大限度的回报，就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重要职责。对员工来说，薪酬是他们从企业获得相对满足的过程，薪酬是维持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薪酬中经济性收入的多少就能极大影响员工的行为和工作绩效。可以说，薪酬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十分重要，一个企业欲向外界吸引所需要的人才，最根本的是看其所制定的工资标准在社会上有无竞争力;一个企业欲留住所需要的人才，最根本的是看其工资标准能否为其员工所认可。经济性报酬会在中短期时间内激励员工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是经济性薪酬不是万能，非经济性的报酬对员工的激励是中长期，是最根本的。企业应把经济性报酬和非经济性报酬结合起来激励员工，让员工感受自己的价值并看到自己的发展前景，为企业努力工作。
(二)薪酬管理系统
1.工作分析。是确定完成各项工作所需知识、技能和责任的系统过程。它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工具，是薪酬设计不可或缺的基础。在完成了工作分析之后就要进行组织设计、层级关系设计和岗位设计并编写岗位说明书。
2.岗位价值评估。通过分析比较企业内部各个职位的孰轻孰重，以确定企业内部的职位工资等级序列，并为外部薪酬调查建立统一的职位评估标准。
3.员工能力评估。该环节依据有关标准或模型对员工进行实际能力素质的评估，是判断员工对该岗位是否胜任或胜任程度的重要手段。员工能力评估有三个目的:一是判断某一员工是否胜任该岗位;二是判断员工胜任该岗位的程度;三是完成对该员工的薪酬定位。
4.薪酬调查。一是调查社会上劳动力市场的平均薪酬水平，以此作为本企业确定工资薪酬标准的参照。二是调查与本企业有竞争关系或同行业类似企业的工资薪酬标准。若无上述比较与参照，薪酬定高了会影响企业的效益，薪酬定低了会发生企业员工流失，同时该企业因薪酬太低而无法在劳动力市场招聘员工。
5.薪酬结构设计。企业在设计薪酬结构时要考虑以下五方面的因素:企业内部层级关系、员工个人的技能和资历、工作时间、个人绩效、福利待遇。
6.薪酬系统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及时的沟通、必要的宣传或培训是保证薪酬改革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讲，建立惭酬管理制度》是薪酬系统有效实施最根本的保证。
7.反馈。在薪酬系统的实施过程中，要对薪酬系统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就薪酬系统对内是否具有激励性、对外是否具有竞争力、员工对该薪酬系统是否满意等方面收集反馈意见。
8.调整。根据信息反馈情况，为了保持薪酬系统的科学合理，要及时进行薪酬系统的调整工作。其实，这一环节的工作在整个薪酬系统中是至关重要。一般来讲，薪酬结构在设计之初是很难达到非常科学合理的程度，即使在设计之初还比较合理的薪酬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科学合理性，需要进行及时必要的调整。
二、企业薪酬分配理论发展历程
(一)传统的薪酬管理理论
1.早期的工厂制度。在前工业革命时期，当时的工人习惯于家庭或农村生活，不喜欢接受工厂管理的约束，工作时间随意性大，工厂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培养‘工业习惯’，。雇主们: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工人的工资，让工资稳定在最低水平上，使工人刚刚能够维持生计，迫使工人到工厂做工;另一方面为了吸引熟练的技术工人，雇主又不得不为工人提供稳定的较高水平的工资。雇主们就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物质刺激方法。在这个时期，工厂薪酬的支付沿用了家族制简单的计件付酬办法，当时也有部分企业采用团体计件计划。为了充分发挥工资的激励作用，巴比奇提出的利润分享计划，一是工人的部分工资要根据工厂的利润而定;二是工人如果能提出任何改进建议，就应获得另外的好处，即建议奖金。按照利润分享计划，工人作业组合将会采取行动，淘汰那些使他们分红减少的不受欢迎的工人。在工厂制度逐步成熟的过程中，企业主己经意识到薪酬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2.科学管理阶段。1895年，弗雷德里克·W·泰罗提出了差别计件工资制度，他认为，如果采用差别计件工资，一旦工作标准确定下来，差别计件制就能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使得达不到标准的工人只能获得很低的工资率，同时付给确实达到标准的工人以较高的报酬。在此基础上，甘特发明“完成任务发给奖金”的制度，来实现泰罗制所无法达到的鼓励工人相互合作的目的。甘特认为，给工长这种额外奖金是为了“使能力差的工人达到标准，并使工长把精力用在最需要他们帮助的那些人身上”。可以说，这是最早关于管理者薪酬激励的表述。1938年，约瑟夫·F·斯坎伦针对团体激励提出薪酬计划。其核心是建议以计划和生产委员会为主体寻求节省劳动成本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以团体为目标。斯坎伦计划独特之处在于:一是对提出的建议实行团体付酬;二是建立讨论和制定节约劳动技术的联合委员会;三是工人分享的是节省的成本，而不是增加的利润。这个时期完成了脚‘低薪”到“高薪’喇激理念的根本转变。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如果雇主支付低工资，产量就会下降;但是，如果工人得到了高工资，并且与机器相结合，产量就会提高。
3.行为科学阶段。詹姆斯.F"林肯林肯计划试图使职工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然后按照他们对公司成功做出的贡献发给‘奖金”。结果表明，员工个人生产率大幅提高，产品价格稳定下降，工人的奖金保持在高水平上。这些做法在现在的美国还仍然获得很高的评价。怀延·威廉斯认为，从工人的角度看，重要的并不在于一个人所得到的绝对工资，而在于他所得到的相对工资。到20世纪60年代，埃利奥特?雅克与约翰?斯泰西?亚当斯等人的公平激励理论发展了这种观点，即工资分配的公正是社会比较的结果。他们认为，一个人对薪金的感觉至少基于两种比率:一是所得工资相对于他人工资的比率;二是其“投入”(即所付出努力、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培训、经验)相对于“产出”(薪金)的比率。因此，他们强调了薪酬调查在薪酬决策中的地位。
(二)现代的薪酬管理
1.宽带薪酬制度。这种薪酬体系将原来报酬各不相同的多个职位进行大致归类，每类的报酬相同，使同一水平工资的人员类别增加，一些下属甚至可以享受与主管一样的工资待遇，薪酬浮动幅度加大，激励作用加强。这种薪酬模式突破行政职务与薪酬的联系，有利于职业发展管理的改善，建立一种集体凝聚力，适应组织扁平化造成晋升机会减少的客观现实。
2.以技能与业绩为基础的薪酬体系。面对技术人才的独立性，美国各公司的对策就是制定有竞争力的薪酬计划来同其他公司竞争，吸引更多人才。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一些企业开始改变传统以职务或工作价值确定报酬的做法，采用以“投入”(包括知识、技能和能力)为衡量依据的薪酬制度来鼓励员工自觉掌握新的工作技能和知识。这种做法适应了知识经济本质与特征。为了更好地激励员工，大量企业采用了以业绩为基础的收益分享薪酬体系。这种政策的出发点不仅是为了降低成本，更多的是为了强化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意识。
3.广泛化的薪酬政策。约翰.E"特鲁普曼1990年提出定制性和多样性整体薪酬计划，把基本工资、附加工资、福利工资、工作用品补贴、额外津贴、晋升机会、发展机会、心理收入、生活质量和个人因素等统一起来，作为整体薪酬体系来考虑。这种非常规的薪酬模式为“美国薪酬协会”所接受，并逐步得到推广。这说明，非货币薪酬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西方企业的重视。
(三)薪酬制度的发展趋势
1.完全薪酬制度。物质和精神并重，这就是当前提倡的完全薪酬制度。它不是单一的工资，还包括精神方面的激励，比如优越的工作条件、良好的工作氛围、培训机会、晋升机会等，这些方面也应该很好地融入到薪酬体系中去。内在薪酬和外在薪酬应该全面结合。
2.薪酬与效绩挂钩。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大多数企业都试图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竞争力，很多企业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基于组织绩效的薪酬计划上，如利润分红等。这些薪酬计划将员工收人的多少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挂钩，让员工与企业共享成功的同时也共同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从薪酬结构上看，效绩工资的出现丰富了薪酬的内涵，出现了与个人效绩和团队效绩紧密结合的灵活的薪酬体系。实践证明，只有与绩效紧密结合的薪酬制度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篇（9）
管理层激励作为提高公司业绩的一种措施,近年来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根据契约理论、委托理论和成本理论,当公司经理与股东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并且经理与股东之间的报酬――绩效契约是完全的,那么激励性契约就没有必要了。但是,现实的市场是不完美的,公司经理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成本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追求财富最大化的股东来说,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成本,就要和经理签订报酬-绩效契约,从而激励经理选择和实施可以增加他们财富的活动。
对于高级管理层的激励问题,西方学术界做过较多的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从1998年起才开始在年度报告中披露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及年度报酬等信息。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在管理层激励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的学术论文呈现出迅猛上升的趋势。
一、管理层激励研究领域的界定
由于我国关于管理层激励研究领域的研究起步较西方国家较晚,因此我们将在借鉴国外关于管理层激励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一些研究,对管理层激励的实证研究领域作出界定。大多数研究都认为,管理层激励的一般方式包括货币薪酬(包括底薪和奖金)、持股、股票期权、管理层收购(简称MBO)以及其他业绩激励计划等。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管理层激励的实证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分析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这是关于管理层激励领域的实证研究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是人们研究最多的内容;二是分析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三是分析管理层报酬激励契约带来的盈余管理现象以及由此引致的盈余质量问题。
二、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文献综述
1、国外关于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文献综述
对高级管理层的激励――报酬问题,西方学术界已经做过较多的实证研究。最早的研究由托辛斯和巴克尔(Taussings、Baker,1925)完成,他们发现企业经理报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很小。其后的70多年中,对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报酬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和企业战略规划者的广泛关注。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迈克盖尔、岂尤和艾尔宾(Mcguire、Chiu、Elbeing,1962),马森(R.Massnl,1971),西塞尔和卡罗尔(Ciscell、Carroll,1986),詹森和墨菲(Jenson、Murghy,1990)等都利用各自不同时期的数据研究了经理报酬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墨(Murghy,1985),高夫兰和斯米德(Coughlan、Schmidt,1985),约斯考、罗斯和谢帕德(Joscow、Rose、Shepard,1993)等还研究了高管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证明了经理报酬和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2、国内关于管理层激励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文献综述
(1)管理层薪酬、管理层持股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
关于管理层薪酬、管理层持股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的研究中,目前国内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
第一,管理层报酬、管理层持股与经营业绩不相关。魏刚(2000)以1999年4月30日公布年报的816家沪深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1998年年报中公布的董事会成员、总经理和监事会成员的报酬情况和持股情况进行了考察。该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不但不存在所谓的“区间效应”,而且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越高,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越差。该研究对导致实证结果的原因结合中国的资本市场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并给转型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宋增基等(2005)以在199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786家A股上市公司(包括同时发行B股)为研究总样本,以1999-2002年度为研究期间,采用平行数据的统计研究方法。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之间基本不相关。国有股份所占比例对经理人员持股比例无显著性影响,法人股份与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社会公众股对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无显著性影响。
第二,管理层报酬、高管持股与经营业绩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刘斌等(2003)利用逐步回归和路径分析方法,对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决定薪酬增长的因素主要是营业利润率的变动,决定薪酬下降的因素则主要是总资产净利率的变动;增加薪酬对提高企业的规模和股东财富有一定促进作用,而降低薪酬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说明CEO薪酬也具有“工资刚性”特征,但是我国上市公司的CEO薪酬也仅有单方面的激励效果,而没有预期的制约效果。魏明海等(2004)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分析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有效性,研究表明,不同控股股东类型下的管理层报酬和持股比例是有差异的:大多数控股类型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一定程度上与净利润或股价相关,但政府部门和外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计划并未显现其激励性;相对于股价而言,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更多地与净利润相关。
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的相关性取决于指标的选择,如张勇勤(2002)选取了1998年到2001年沪深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定量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业绩与高管人员报酬、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之间不能简单地得到有效描述,这些评价尚取决于公司业绩指标的选择。
(2)MBO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关于MBO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不同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有不同的结论。通过文献的整理我们发现,目前在我国认为MBO无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学者较多。
第一,MBO有助于经营业绩改善。李曜(2004)以上市公司粤美的为分析对象,发现在管理层收购后,企业经营利润、经营利润率、现金流量迅速增长,取得了显著超越同行业的增长速度。黄小花等(2004)对我国管理层收购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在0%-4.41%的范围内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在4.14%-32.88%之间时关联程度还有所加强。而如果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32.88%则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第二,MBO无助于经营业绩改善。益智(2003)发现管理层收购发生的当年和前一年,公司绩效有较大上升,但是管理层收购后一年大幅下挫:中国上市公司的MBO并未提高公司绩效,股东财富效应也不显著。林海涛(2005)检验了上市公司在财富效应和公司绩效方面的效果,结果发现:MBO对于上市公司缺乏积极的影响。其理论解释是:一方面,管理层收购具有其内在的缺陷;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从制度环境、市场机制到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都与国外有着很大的区别
(3)不同激励契约安排下的绩效比较
关于各种管理层激励形式的绩效影响的比较分析方面,国内对这方面的分析较少,也没有形成主流的观点。
童晶骏(2003)将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的业绩与全体上市公司的业绩进行比较,并且将激励效果在不同激励模式之间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实施股权激励对我国上市公司提高业绩有一定的效果,但不太明显;当前的激励模式中以业绩股票为主,而从激励效果看则以虚拟股票期权较为有效。谌新民等(2003)在分析年薪制上市公司时,区分经营者领薪持股、领薪不持股、不领薪但持股和不领薪不持股四种情况,并发现:注重经营者长短期激励相结合的上市公司其经营业绩要优于其他的激励情况;既领薪又持股的经营者货币性年薪要小于只领薪不持股的,而经营业绩却好过后者,反映对经营者的有效报酬激励长短结合和多元化更有效,而不是仅仅靠提高年薪水平;经营者既不领薪又不持股的经营业绩最差。
三、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
在美国,内部和外部的治理机制为公司经理提供了激励,使其最大化股东的财富。Anderson、Jayaraman和Mandelker(1992)以股票收益、资产收益和流动性作为绩效测度指标,估计了董事长、CEO变动的可能性。他们的样本覆盖了1984-1989年穆迪国际报告(Moody’s International Reports)207家日本公司。他们证明高层变动的可能性与资产收益和流动性具有负相关关系。Jerold B.Warner和ross L.Watts(1988)以随机抽取的269家在纽约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了股票收益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变动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高层变动与股票收益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以上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公司高层管理的变动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龚玉池(2001)在《公司绩效与高层更换》选取1993年底之前上市的175家非金融上市公司中的150家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高层非常规更换的决定因素。高层更换的可能性显著地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朱(2002)除了分析经营业绩低劣是否引起高管变更以外,还分析了高管变更是否改善未来经营业绩。该研究发现:高管人员的更换与控股股东的更换密切相关,但是不同业绩水平的公司在更换高管人员上有很大的差异。
四、管理层激励中的盈余管理与盈余质量分析
西方学术界有一些学者针对过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DeAngle(1986)利用1973年到1982年纽约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而提出的MBO64家样本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她提出发生的公司管理当局有低估盈余动机的假设,但是,实证的结果并未能支持这一假设。Perry和Williams(1994)采用琼斯模型对主观的应计项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主观应计项目在之前是负的,导致收益减少。
国内的学者何问陶、倪全宏(2005)选取截至2002年底公认实行了而又可获取资料的15家上市公司,研究其在前一年是否存在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处理;通过扩展的琼斯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没有发现支持管理层在前一年利用会计应计处理减少报告盈余的统计证据。
由于管理层激励契约数据无法取得,西方的“分红计划假设”在中国还很难得以检验。国内关于盈余质量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管理层激励领域的盈余质量分析(比如:对比不同激励契约安排下的盈余预测性、持续性、及时性等特征)有待于学术界今后开展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五、评述和展望
目前,我国对管理层激励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这些文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样本的时间跨度太短,很多研究中就只有一年的数据;其次,很多研究没有分析我国的具体背景,没有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选择变量,建立模型。最后,研究的范围较窄,从我们上面的阐述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层激励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的研究上,而其他方面涉及得不多。本文认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发展,随着我国管理层激励实践的不断的发展,管理层激励领域的研究将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宋增基、张宗益、朱健:上市公司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影响分析[J].管理评论,2005(3).
篇（10）
旅游经济的运行实际上就是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矛盾运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旅游供求研究几乎成了每一位旅游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重点，同时也是解决旅游经济实践问题的理论基础。为了探寻增长点战略下旅游经济的有效增长，我们先对旅游供求层次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2]。
先分析旅游需求。旅游需求产生的最基本决定变量包括旅游支付能力、充足的余暇时间和旅游动机。在三个变量同时得到满足时，旅游需求就表现为现实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有可能进入旅游经济系统：
l当有相应的外界旅游供给保证时，现实旅游需求能够得到完全充分地实现，这部分旅游需求可以称之为符合意愿旅游需求。
l当没有相应的外界保证时，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时间不能完全消费，产生旅游需求剩余，这部分剩余就是非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
l从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角度来看，由于政策限制、旅游者向往的目的地不在我国开放目的地国名单之列等原因[3]，有一部分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无法到达其消费倾向目的地，这时旅游者只能在限制的地域空间内实现其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可称为强制替代旅游需求。
l符合意愿旅游需求和强制替代旅游需求合成实现了的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真正进入旅游经济系统循环。
从长远来看，三个基本变量中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时间不能同时得到满足时，旅游需求就以潜在旅游需求的形式沉淀下来，可称之为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加上非意愿性潜在旅游需求构成总的潜在旅游需求，这部分旅游需求只有在下一次旅游时才可能转化成实际旅游需求，也有可能会流失（主要是入境旅游需求）。
旅游供给也可以分为相对应的几个层次。不同的是：
l有一部分强制替代的旅游供给具有实现的不稳定性，比如由于三星级饭店在旺季时无法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从而使得一些四星或二星饭店的客房成功出租，但是一旦旅游地的三星饭店建设得到发展，这些二星、四星的饭店就可能再次沦为少人问津的旅游供给；这种状况在旅游需求爆炸式的涌现的时候表现地尤为明显。比如1999年国庆期间的得以实现的旅游供给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强制替代旅游供给，这部分旅游供给在节后的实现很可能遇到困难。
l无效旅游供给具有存在的长期性，比如有些旅游饭店已经严重亏损，但是由于存在各种退出壁垒，这些无效旅游供给将会长时间地存在于旅游饭店市场，并将对供给市场的竞争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成为削价竞争的根源之一。
从上述对旅游供求层次的基本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经济增长点战略条件下旅游经济有效增长的路径框架。
二、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路径框架
通过对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内含层次分析，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需求和供给都能进入旅游经济循环，入境旅游需求可能流失，国内旅游需求可能沉淀；有些旅游供给不但不能促进旅游需求的实现，而且可能搅乱旅游供给市场，抑制旅游需求的形成。由于总量与结构问题始终存在，所以经济增长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入手，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想使旅游经济能够有一个持续、有效、快速地增长，一方面必须着力促进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另一方面必须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推动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一）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所谓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潜在旅游需求在旅游需求转化过程中的比例，并且使潜在旅游需求尽快地转化为旅游经济进而国民经济的现实推动力量。促进旅游需求有效转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
1995年我国实行周五工作制后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的现实表明，有充足且集中的余暇时间对旅游需求的市场化十分重要。现在既然已将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就需要旅游需求的实现能够跳出城市周边和短途旅游方式，从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带动经济增长。因此更多的市场化旅游需求需要有更多、更长、更集中的余暇时间。关于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问题，在近期可以借鉴国外的连休制度来推动旅游发展，比如日本的“快乐的星期一经济复苏计划”，美国的灵活安排休息日的方法；中期则可以在现行劳动工作制下，通过灵活安排每周休息日来相对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时间，比如单周休一天半双周休两天，从而将每周多出的半天在通过适当的方式集中用于旅游；远期则必须立足劳动用工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切实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探究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增加余暇时间的有效途径。
2.增强旅游支付能力
居民旅游支付能力的增长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既然要让旅游业发挥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作用，旅游业本身就会有强烈的政策需求，政府应该考虑对旅游产业提供充足的政策供给：在消除储蓄黑洞时给旅游消费一些支持政策。比如是不是可以利用加薪设立旅游专用户头，实行先消费后报销非现金付给制度？是不是应该重新认识公费旅游问题？是不是可以给予国家企事业单位每年一定金额的职工国内旅游专项资金（当然资金的使用要有严格规定）
3.着力于国内与出境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鉴于政策影响的有效性，旅游需求有效化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内旅游和国民出境旅游上。从我国旅游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民经济的要求两个方面来看，出境旅游还不能象旅游发达国家那样引致国民旅游消费的货币回流。所以有效化的重中之重是国内旅游。对于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重点——国内旅游的发展，国家旅游局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促进措施，包括产品体系、市场体系、经营体系、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内容[4]。国内旅游发展的政府主导战略也已付诸实践。
4.大力发展国际入境旅游
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面临的是一个举国竞争的现状。虽然我国有许多垄断性旅游吸引物，在国际旅游市场上不存在完全替代性，但替代现象的存在也是不容质疑的，而且因为出游距离、旅游成本、旅游需求的变动性等因素，这种替代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可能该旅游者多年以后才会再涉足该区域，甚至不再涉足该区域。所以我们在积极发展国内旅游的同时一定要继续重视大力发展国际入境旅游：
l在国际旅游市场上树立国家整体旅游形象[5],提高旅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l对目标市场国进行卓有成效的促销，防止促销中的走过场与
l深化基于旅游吸引物特征的面向国际市场的旅游产品的开发
l实行旅游购物出口退税制度
l简化短期旅游签证并在更多的口岸实行落地签证或72小时免签制度
当然，潜在旅游需求激发起来，形成现实的旅游需求后，要想使这些现实的旅游需求能够真正地对旅游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即完成现实旅游需求的市场实现，则还需要旅游供给方面的保证，这也就是要有合适的旅游产品的供给，只有市场上旅游供给有效，旅游需求才能得到满足，才谈得上需求的有效。
（二）旅游供给的有效性与有效化
旅游需求具有多样性、发展性、多变性等特点，尤其是在买方经济下的“消费者第一”的新世纪，需要不断地有新的旅游供给增长来满足不断出现的旅游需求的增长点，但是这些新增旅游供给能不能有效满足旅游需求呢？这就产生了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问题。在以往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在重复着这样一种状况：增量不断地转化为存量，存量不断地僵化，经济的发展于是需要更多的增量来支持，于是形成了一个“增量—存量—僵化—增量—存量”的恶性循环现象。存量在经济中总是占绝对比重，所以如何有效配置经济存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对旅游产业也是如此。
因此，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对旅游供给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切实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积极促进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1.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
从旅游需求的层次转化过程中可以发现，旅游需求之所以没有转化为旅游行为，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得到旅游供给的保证，所以旅游供给的增加是必要的。旅游供给的增加是旅游产品的增加。旅游供给增量首先是表现为作为资本物化的旅游产品生产能力的增加。因此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将涉及：
1.1旅游吸引物的开发
发展旅游产业必须有适应旅游需求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核心依托是旅游吸引物。所以，为了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首先必须考虑的便是旅游吸引物的开发。
1.1.1吸引物类型的选择
旅游吸引物的类型基本上可以分为自然吸引物、人文吸引物、特殊吸引物等三种。作为旅游者最核心的消费对象物，不同的旅游吸引物是有不同的消费者指向的：不同的旅游吸引物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即便是针对相同的旅游吸引物，具有不同知识架构和审美背景的旅游者也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和评价。所以在开发新的旅游吸引物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旅游目的地国（地）的目标客源市场发展状况，在小国或岛国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多地考虑外源性的客源市场发展状况，但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旅游业，国内旅游才是旅游经济的坚实基础，所以尤其要顾及本国（地区）旅游者的成长状况。
1.1.2吸引物区位的选择
我国旅游业是在一种非常规的发展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表现在旅游吸引物开发的区位指向上就是“轻中西，重东部”的格局。这种“市场距离[6]”思想指导下的开发思路对我国旅游产业基础的建立、规模的形成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在现阶段，在旅游产业确立新经济增长点地位后，这种吸引物的开发思路也应该相应有所改变，形成“稳定东部，着力中西”的新格局。这种格局的提出符合我国政府开发西部的大战略和扩大内需的大方针，也符合国内旅游者的“圈层辐射[7]”模式，同时，也符合我国旅游吸引物的资源禀赋和我国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当然，中西部旅游大开发应采取何种模式、方略仍值得细细探讨，这是21世纪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1.1.3吸引物开发方向、规模、程度的选择
度假旅游、生态旅游似乎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那么我国旅游吸引物开发的方向是不是跟随潮流呢？这里首先要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坚持市场（或项目或产业）赢利空间与本国（或企业或目的地）赢利能力相结合，市场赢利空间是本国获得高赢利的重要前提，本国赢利能力是实际高赢利的重要保证。较大的市场赢利空间往往能够有利于旅游目的地（或地区或企业）获得较大利润，但是如果旅游目的地（或地区或企业）自身有较强的赢利能力，则即便在较小的市场赢利空间内仍能有所发展；如果自身的赢利能力较弱，则即便在较大的市场赢利空间中也难有作为。这就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在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条件下，一定要改变以往那种将吸引物的垄断性等同于资源优势、将吸引物优势等同产品优势、将产品优势等同于竞争优势；以为吸引物的垄断性天然会导致旅游经济优势的观念。当然，也不可否认吸引物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另有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旅游产品存在不同的吸引半径：游乐型旅游产品具有地区性吸引力，度假型旅游产品具有区域性吸引力，观光型旅游产品具有全球性吸引力。因此，我国旅游吸引物开发的方向是否可以考虑仍以观光型旅游产品为开发主方向，辅以文化教育型的度假产品（可多考虑西部地区），再以其它多样化旅游产品为配套的较合理的产品体系。
人造旅游吸引物，尤其是主题公园的建设开发要注意保证适当的开发规模，造成集群效应，使吸引物能有效地被组合到旅游生产力体系中去。这一方面是旅游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适当的经济规模可以降低成本；一方面是因为人造旅游吸引物首先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如果不能引起潜在旅游者的注意，则价值的补偿根本是不可能的；再一方面，通过有鲜明主题的公园的集群建设，可以在较小的空间转移成本的状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旅游者的旅游效用。
1.1.4吸引物的保护
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战略下，旅游吸引物的保护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我们认为，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去分析、探讨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旅游吸引物的保护应该是开发性保护，正如旅游业21世纪议程中所说的，在看到旅游业发展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旅游业对环境的有效作用，真正树立这种辨证的思想对旅游经济增长点战略的实现至关重要。
1.2旅游企业的进入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持续的企业进入是保持经济活力的根本。阻止进入不是解决供给过度的根本，要想使新进入企业效率更高，不再复制重复建设的悲剧，方法只有一个：使现存企业能高效率地存在。当然，企业进入策略中依然要解决相应的选择问题。
1.2.1进入时机的选择
1.2.2进入规模的选择
以饭店为例。从投入产出状况看，高星级大型饭店的盈利状况要优于其它类型饭店，那是不是新进入的饭店应以此为最优选择呢？其实，现在的“追星”、“求大”现象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投资者的不成熟性和非理性。因为他们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以结构分析、实证分析的眼光看问题，忽视了强势管理力量在其中起的作用。
1.2.3进入市场的选择
这里的选择包括投资者进入区域的选择和进入目标市场的选择问题。选择的合理与否，从小处说将影响进入企业的成长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成长潜力及成长能力；从大处说这种选择会影响整个市场的竞争状况进而影响产业素质及旅游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1.3政策供给
1.3.1产业政策区域化原则[8]
要保证宏观意义上的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提升旅游产业的内在素质，保证增长有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止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一窝蜂”现象。也就是发展旅游产业要注意把握“产业政策区域化原则”，通俗地说，并不是每一个地区都适合发展旅游产业，更不是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将旅游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如果不能处理好旅游产业规模扩张与内在素质提高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产业的长远发展。
1.3.2投资政策：投资约束机制、扶贫资金、以工代赈
“五个一起上”投资政策的利弊现在已经分析的比较清楚。在继续执行“五个一起上”政策的同时要强化投资的约束机制，使资本筹集、资本运营、资本收益间形成捆绑式关系，实现投资行为的政企分开。
鉴于旅游吸引物的区域赋存特点，应该加强对这些旅游吸引物富集地区的有效旅游投资机制的研究，比如如何将扶贫资金的使用与旅游吸引物的开发很好地结合？比如如何将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转化为有效投入？
1.3.3财政税收政策[9]：财政支持、税收返还、旅游税
1.3.4金融政策：旅游企业上市资格、旅游建设债券
优先考虑旅游企业的上市资格，探索旅游建设债券的可行性，利用资本市场为旅游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战略提供资金保障。
2.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资源充分有效配置是推动旅游经济有效快速增长的前提。通过对旅游供给的层次分析发现，在旅游供给存量中存在无效配置的可能：
l在已实现的旅游供给中，强制替代部分旅游供给表现出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使得供给能力只是一种短暂有效的能力。
l短缺原则[10]导致的潜在旅游供给存在的客观性，这部分供给能力显然没有充分利用。
l无效旅游供给由于高退出壁垒将长期存在，而且还将扰乱整个供给市场的竞争秩序，影响整个供给市场的配置效率。
考虑到旅游供给的有效与否只能通过市场来判断，供给的有效化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来完成，构筑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供给有效化的前提条件。因此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的途径包括：
2.1解决制约旅游供给存量有效化的瓶颈
2.1.1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2.1.2优化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结构关系
2.2核销无效供给
2.3构筑有效竞争市场结构
2.3.1供给市场的竞争现状分析
我国旅游产业中供给市场的竞争表现为：“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并存，在某些地区或城市、在某些旅游细分市场由于进入的旅游企业数量过多，以至于市场容量不足以支撑相应的旅游企业的生存“需求”，竞争异常激烈，常表现为“削价大战”；同时在另一些地区或城市、另一些细分市场却表现出相反的状况。也就是说，我国的旅游供给市场表现为“非有效竞争”。
这种在旅游产业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与市场结构中旅游企业进入与退出壁垒相联系的，因此，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2.3.2构筑规模经济进入壁垒
主要途径是旅游饭店的集团化、旅行社的网络化。这是由旅游经济的地域分割特性决定的。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饭店的集团化和旅行社的网络化将再次成为理论研究的迫切课题。发展现实要求有关此类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实证研究而不是一如既往的规范研究。
2.3.3构筑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
构筑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主要通过品牌化战略来完成。产品差别化壁垒是竞争走向高级化的重要一环。旅游产品的特性使得在旅游产业中研究品牌化战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旅游产品的品牌化应该依赖于企业品牌的创立。旅游产品的所谓保护，最根本的还是需要通过品牌战略来实现。而且品牌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在资金壁垒失效的情况下能够更加有效地阻止无效进入。
2.3.4通过政府援助降低退出壁垒
由于企业从产业内退出时会产生沉没成本，这部分沉没成本如果由政府承担一部分，则将能有力地促进一些企业的退出，从而改善市场效率。
2.3.5通过企业援助降低退出壁垒
通过企业间的兼并、联合和集团化等方式，完成产业内调整，即完成产业内经营退出：经营区域退出和目标市场转向。
（三）强化旅游产业营销力度
在现实中，还有一部分旅游供给没能进入实际旅游经济系统循环，产生经济效益，造成资源浪费，是因为信息传递出了问题，酒虽香，巷太深。所以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之间需要营销这根纽带。我们必须形成一套“能与境内旅游供给能力相适应，与境外旅游竞争对手相抗衡”的促销机制，包括促销费用的筹集，尤其是有限费用的优化配置：
1.利用资本市场筹集更多的营销资金
1.1各地的旅游发展基金
1.2旅行社上缴的质量保证金
2.发挥有限的促销费用的最大效用
2.1边际比较基础上优化预算地区配置
WTO在对109个国家的国家旅游局经费预算调查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分配到特定市场/地区的花费与该市场/地区对目的地国的重要程度不一定呈正相关。比如日本只吸收了我国促销费用的4.0%，却占我国入境总人数的22.0%。众所周知，我国旅游促销一直面临着促销经费不足的难题，那是不是说我国应该削减在其他国家（地区）的促销费用比例而增加对日本市场的投入？或者从日本市场节省一部分费用用于其它市场的促销？对这个问题，即对某一地区的促销预算的增减与否往往采取的是绝对值的比较来决定，而科学的方法应该是运用边际产出的比较来决定增减与否。
2.2优化促销预算在各促销方式中的配置
3.联合促销问题[11]
3.1加快集团化步伐，使这种“剥削”现象转化为“内部共享”
3.2设计一套有效的“有选择性激励”机制，以保护大企业的积极性
3.3考虑在各个地方先制定出相关的联合促销的法规、制度
3.4强迫各个旅游企业参加旅游促销的联合行动[12]
3.5增强旅游主管部门的促销支付能力
3.6积极探索利用INTERNET等新的促销方式[13]
四、结语
旅游产业新经济增长点定位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如何把旅游产业真正地培育成国民经济增长点是当前业界与学界的共同任务，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初步的基础性分析框架，以此为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与读者诸君共同来完善之。
参考文献：
1.张辉．旅游经济学（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
2.张辉．旅游经济现象的深层思考（J）．旅游学刊，1996，11（6）
3.吴晓求．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厉新建．旅游供求非均衡与旅游经济增长（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1999
5.秦宇．旅游产品优化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1999
6.秦宇．旅游产品优化理论再思考（J）．旅游学刊，1999，14（5）
7.厉新建．旅游供求理论再认识（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2）
8.李树民厉新建等．旅游联合促销的困境及突围途径选择（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旅游经济（人大复印资料），1999（4）
9.魏小安．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J）．旅游学刊，1997，12（5）
10.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1.何光暐主编．新世纪·新产业·新增长——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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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与张辉、秦宇合作完成
[2]张辉是国内较早对旅游需求进行层次分解研究的旅游学者。Lavery在1974年提出effectivedemand、potentialdemand、deferreddemand等概念。
[3]到目前为止，我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目的地仅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八国。
[4]“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魏小安《旅游学刊》1997.12（5）
[5]整体旅游地形象的树立已经引起各个大尺度旅游区的重视，比如TourismManagement(vol.18NO.4June1997)曾刊登文章“MarketingEuropeasatouristdestination”。
[6]这种市场距离包括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客源地之间的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在旅游客源的非促销性原生性增长阶段，经济距离往往起着主要作用。比如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国际客源就是一种原生性的增长，基本没什么促销投入。
[7]所谓旅游客流的“圈层辐射”指的就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一种常态。由于旅游者的余暇时间有限，尤其是旅游支付能力在一定时期内的限制，一般地，在旅游效用无差异或差异较小的情况下，旅游者总是先选择离居住地较近的旅游地，然后随着余暇时间和旅游支付能力的增强，逐进选择越来越远的旅游地。当然，这还与旅游地的生命周期以及旅游者的心理类型有关。
[8]不注意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将导致吸引物开发非优化、资金配置非优化等问题，尤其是支柱产业热由中尺度向小尺度蔓延的时候。
[9]魏小安在“旅游发展的经济增长点战略”（《旅游学刊》，1997，12（5））中已有相关论述。
[10]短缺原则与短边原则不同：短边原则暗示短边供给总能够在市场上找到相应需求；短缺原则表明由于存在结构错位，无论是长边供给还是短边供给都不一定完全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