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监管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民间金融监管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关键词 民间借贷 管制 监管

作者简介：胡承伟，安徽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学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69-02

民间借贷这把“双刃剑”在利用自身优势弥补正规金融服务不足的同时，由于监管机制的缺失而威胁到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其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浙江吴英案”、“温州跑路潮事件”、“包头金利斌自焚事件”等三个典型的民间借贷事件，凸显了民间借贷的复杂性和问题症结。由此出发，传统上对于民间借贷持严厉压制的态度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放松规制的前提下，加强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不失为解决民间借贷监管问题的一个较优方案。

 

一、民间借贷监管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游离于金融体系外，监管方面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然而这不表示民间借贷就不需要监管。结合民间借贷在现实中暴露的诸多问题，结果或违法，或犯罪，将其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实施一定的法律监管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规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

民间借贷活动处于合法化边缘，由于监管依据等法律规定的空白，金融监管部门很难进行监管，加上民间借贷机构存在组织涣散、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金融风险在所难免。“主体、借据、担保、利率、用途”等五大风险交叉出现在民间借贷的交易活动中。同时，民间借贷也在冲击着金融秩序。借贷双方自由地约定利率，易形成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是不利的，实质上扰乱了金融秩序。

 

（二）稳定社会秩序

建立在债务人信任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丧失信用时，债权人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尤其在债务人携款潜逃时，债权人更是无所适从。实践中常见的是，在债务人未提供担保时，民间合会携款潜逃的倒会事件会经常发生，给金融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同时，高利贷行为因借款人急需借款而发生，当贷款人无法从借款人处获得本金和利息时，贷款人诉诸于私力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债务纠纷，纠纷性质迅速发生转变，矛盾进一步恶化，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甚重的是，民间借贷常常成为金融犯罪的工具。

 

（三）保证金融信息真实性，从而便于国家宏观调控

民间借贷的隐蔽性，易造成金融信息的失真，导致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大为削弱。民间借贷的资金在体外运作，不便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资金运作整体进行全面的把握，从更深层次上来说，难以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局部经济过热的现象迟迟不能得到有效抑制。

 

二、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的缺陷

民间借贷的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社会主体已经意识到了民间借贷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双面影响。试通过完善的监管制度来克服民间借贷的负面效应，有助于平衡民间金融自由和金融秩序的关系。现阶段，我国虽已开始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但监管过程中显露的缺陷却一直未得到弥补，这值得我们思考。

 

（一）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创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民间借贷作为社会出现的一种新兴事物，之所以被社会争论的沸沸扬扬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尚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立法界、司法界及普通大众基于各自的立场从不同层面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与非法、如何监管等问题作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对民间借贷作出简单规定法律规范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行为应如何处理的批复》、《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最高院司法解释，其他甚至三部被称为狭义上的银行监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均没有针对民间借贷活动做出规定。民间借贷立法呼声愈来愈高涨的趋势有增无减。民间借贷监管依据空白、监管主体的缺失、监管措施的单一，导致监管实践依然落后甚至停滞不前。监管当局面对民间借贷的复杂情形，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没有可供参照的标准，只能采取坐观其变的态度，任其发展，或者直接取缔。实际上，民间借贷监管法律涉及到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定位之界定。居于何种范围的民间借贷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如果合法的民间借贷逾越合法边界而转向非法时的行为该如何认定等问题，都需要法律作出统一而详细的规定。简单的规定会产生法律冲突甚或打架的现象，即使是通过法律解释也很难对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疑问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活动以及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管理的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监管、业务经营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遗憾的是，在这些内容中，民间借贷却因无“法”而得不到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的监管。

 

（二）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

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并没有阻碍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步伐。依托于政府，为防范金融风险，民间借贷监管现状则表现为在严格管制态度的驱动下，压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完全不顾及市场对公平竞争和效益的需求。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之义，于整个金融市场而言，其不能容忍如此之严厉的管制手段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中国金融发展的现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势头不相匹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金融管制过严，限制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扭曲了社会融资的结构，增加了银行信贷的风险。”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管制过严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不仅封杀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的可能性，阻碍了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的道路，还使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得不到根本上的满足。同时由于民间借贷合法性被排斥，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模式呈现过重且多样责任并存的结构，民间借贷监管的固有严管态度在此又得以体现。

三、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

通过对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缺陷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是：结合外国的监管经验，从适度放松管制和加强监管入手，从而保证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的运行。

 

（一）适度放松管制，使民间借贷走向阳光化道路

政府对民间借贷过严管制不仅使得民间借贷得不到健康的发展，还可能滋生民间借贷的畸形。过严管制在短时间内奏效明显，但不是长久之计。金融秩序可以通过过严管制在一段时间内

得到巩固，然而从长远看来，持巨额闲置资金的资金供求者与急需资金的资金需求者在正规金融渠道不能给予他们充足的金融服务时，唯有选择非正规融资渠道实现对民间资金的使用。久而久之，这将直接导致多年来民间借贷活动并未因过严管制而日益减少，相反却是愈演愈烈。基于金融抑制理念的严格管制做法切实应该得到调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适度放松对民间借贷的管制，充分尊重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使民间借贷主体能够与正规金融机构一起参与到竞争，能实现优势互补，保证社会资金市场价值的最大化。适度的“度”在哪里，该如何把握这个“度”，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台湾地区对各种民间借贷形式，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1）打击、取缔地下投资公司等带黑社会犯罪性质的地下融资；（2）对地下银行、合会、标会等互较强或规范化的民间借贷组织，则采取了整顿、改造并制定法律法规给予合法化，加强监管。如在1999年《民法债编》中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合会的法律地位，对会头会脚的责任与义务等做出了详尽的规定。总体上来，台湾政府放松了对民间借贷管制，即使对大部分被定为非法的、未造成明显不公的民间融资行为，除非引起较大的社会风波，否则一般不予以打压或取缔。我国可以参照这种做法，对民间借贷的管制采区别对待、分类进行的原则。如对合理合法的民间借贷予以保护；对金融中间机构的借贷活动，各地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引导和监督，要求这些机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严查超越经营范围的违法经营活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活动，要严厉打击。当然，降低民间借贷准入金融市场的门槛，使民间借贷进入国家金融体系中，确保民间借贷主体与正规金融机构在竞争机制的推动下实现金融市场资源最优配置，可以满足各主体的融资需求，促使民间借贷“阳光化”道路畅通无阻。

 

（二）建立和完善对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使民间借贷走上规范化道路

对民间借贷适度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可任由民间借贷随意发展。民间借贷自开始至结束的潜在风险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要求我们借用法律的手段对其进行监管。也就是说，在管制的前提下，利用法律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是民间借贷规范化运作手段的必然选择。具体措施上，首先，针对监管法律空缺状况，我们首先得通过立法来弥补。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对象、监管原则等都可通过法律加以规定，保证民间借贷行为“有法可依”。关于监管主体，考虑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地方实际情况可设立地方监管主体，具体贯彻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政策，保证监管效果。关于监管内容，可对民间借贷的范围、内容、用途尤其是利率作出细化规定。例如利率的规定可参考美国、香港等地区的做法，设定合理的利率上限，并针对违反不同利率层次限制的借贷主体规定承担不同的法律后果。关于监管对象，要重点关注主要的民间借贷对象，如合会、地下钱庄、典当、小额贷款等，对于其他民间借贷形式仅进行违法性监管。有学者提出我国民间借贷以营利性为标准可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基于此种划分，民间借贷监管对象当有所区别。关于监管原则，金融秩序与金融正义原则应当首先被纳入到监管法律中，因为只有同时兼顾这两个原则，民间借贷扰乱金融秩序与保证金融主体融资需求的矛盾才能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本着金融资源配置正义的原则，才能给予民间借贷在我国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利用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同时，监管原则还应当包括可控发展原则。可控发展是要使民间借贷在科学的监控之下有序的发展，以保证民间借贷的安全，进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在可控原则的指导下构建法律体系，监测预警系统，随时掌握民间借贷的活动信息，以此对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和其他不公正现象进行控制管理。

 

参考文献：

[1]李智，程娟娟.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防范.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1）.

[2]刘燕.发现金融监管的制度逻辑——对孙大午案件的一个点评.法学家.2004（3）.

篇（2）

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二、选题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形式，对其加以法律规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30余年改革开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的极度匮乏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则，长期以来，非正式金融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一方面，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内生性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长期体制外循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较严苛的，但效果并不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不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挫折、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行业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间借贷渠道，众多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在实体经济盈利低下的情况下，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无疑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实证。民间借贷如果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那只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终会爆发。面对如此现状，正视非正式金融成为必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中央乃至地方相继对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组织进行规范正是现实所迫，但就法律规范本身而言，目前对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位阶过低，多集中于部门规章与司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间融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提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与监管并行的规制路径，通过监管边界的设定，具体设计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希将非正式金融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并借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变消极事后“管制”为积极“法律规制”和变“堵”为“疏”的理念以及监管边界设定的思路，全文贯穿着对非正式金融的宽容思想。文章创新之处在于将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机制与适度监管结合起来，设定监管边界。

同时将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在非正式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对于浙江省通过司法“试错”来反应非正式金融的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径依赖，即便是在现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司法的改革来适应非正式金融不断创新的路径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等。全文贯穿着实证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约治理机制的论述过程中，对于各种具体非正式金融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监管制度进行了初步构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义，弥补了法学领域对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系统研究的不足。

三、课题的基本内容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55.16%，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74.17%，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58.19%，占税收比重为46.12%，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2.13%，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

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根基，从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着手，通过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的多维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为后文的法律规制确定理论基石。有关非正式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但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监管、是否纳入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非正式金融。换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基于这一内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区别于民营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时具体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非金融企业间借贷(文章并不赞成将其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之外)、通过私人钱庄与合会进行的金融活动、钱中与银背等中介组织进行的金融活动、P2P网络信贷以及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影子银行的行为等等，只要满足其内涵均可以确定为非正式金融范畴。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

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05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10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

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高利贷”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

第三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

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

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四、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存在即为合理”，行文伊始，笔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者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作用使然，这一系列制度经济学的阐释，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广泛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然而，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隐蔽经营，甚至是近些年的异化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无论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状况而言，都需要对非正式金融加以进一步规制，将其引入规范化发展之路。如何既考虑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又将法律、监管这些正式的治理机制融入其中，将二者完美的相结合，成为全文考虑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初步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适度金融监管，伴随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树、金融监管模式的设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领域路径的探析。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内生自发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种存在的制度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减少，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增长、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创新及其涉案金额与范围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间变相借贷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已然说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绝非是可以通过严刑峻罚来加以压制的，适当地承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规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为基础的法律治理机制，进行适度监管是其法律治理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监管缺位、管制过多的情形下，依照适度监管的理念构建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体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加以设定，从而为金融行政监管部门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领域提供边界，进行适度地监管。

3.进行适度监管，并非是放松监管，而是正视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区别于正规金融监管的方式。考虑到监管主体的不同、市场自治程度、我国金融业监管传统、非正式金融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政府既要监管非正式金融，同时对相关监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将政府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性监管相结合。目前阶段并不适宜以行业自律性监管为主的模式，毕竟中国的自律性传统还不足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行业自律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待其发展成熟，参与者的自律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考虑政府逐渐退出。为此，本阶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监管为主、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为纽带、非正式金融参与者的内控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体系。

4.对于非正式金融监管的各种制度设计，其前提离不开法律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度承认。而现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规定极其不完备，对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规定过于粗疏，在规制实践中，司法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规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为主，这种法律规制现状无法调整非正式金融异化发展的现实。为此，部分地区通过地方司法“试错”的方式对非正式金融的不断创新加以体现，例如浙江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作为处理非正式金融纠纷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对于这种先行先试，要有一定边界的限制，需要处理好与立法、地方行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综合规制的体系，既需要立法的确认，同时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维护，以及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从广义上而言，应该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与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做到事前监测、事中监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规制体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尽事宜，譬如对非正式金融具体行为的规制论证，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虽则笔者在近两年多时间里几赴浙江省的温州市、丽水市、宁波慈溪市，江苏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等地市，就民间借贷问题进行调研，但仍囿于调研范围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关观点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提出的规制路径是否能够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得到完全验证，然而，对于源自于民间的非正式金融，笔者能够确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会继续这一本土化的“草根学问”。

五、论文提纲

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选题意义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类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节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分析

一、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父爱主义”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动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竞争政策优化

六、非正式金融：个人与企业的选择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政治学基础：公共利益理论

二、经济学基础：金融脆弱性理论

三、法经济学基础：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准则和制度的供给需求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

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

第一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从提倡私人借贷到绝对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适度宽松，但仍对非正式金融进行抑制的时期76

三、1995-2004年：非正式金融的严格管制期

四、2005-2010年：虽有限制但法律开始松动

五、2010年至今：进一步放宽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对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与管制主体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管制强度高、绩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结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第一节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发展、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一、美国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转型：社区银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国

三、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成功转型：无尽联合股份公司互助银行一般性商业银行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与启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小型银行典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三、强制替代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泰国

四、契约治理的典范：台湾

本章小结

第四章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构想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之重树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赋予公民、企业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

三、公平：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

四、安全：适度监管

五、合作：正式规范与民间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

一、契约自由与契约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现状

三、非正式金融契约的法律治理机制对私人治理机制的弥补与矫正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的分析

一、监管理论述评

二、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设定中的主要假设条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监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监管的供给强度边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监管的需求边界分析

第四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一、非正式金融监管模式的选

二、监管权限的设定

三、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案件持续走高

二、现行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制度的粗疏与滞后

三、监管有效与无效论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选择--以“先行先试”和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一、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性

二、能动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动及司法能动性对立法革新的推动

第三节地方司法“试错”边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试权”的授权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试错”主体的限定与时间、范围的限制及监督救济

三、司法的能动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篇（3）

一、民间金融的界定

现代民间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界定的，因此也可称为“非正规金融”，指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正规金融活动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行为，这些民间金融组织从事资金融通活动但并未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运作模式主要包括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地下钱庄、典当、合会等。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大多不能通过正规金融满足资金需求，例如农民之间的相互借贷行为；民间金融的交易对象是一些非标准化的金融工具，不被正规金融所认可，而且民间金融也不存在固定和正式的交易场所，使得民间金融很难处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虽然是相互对立的概念，但民间金融能对正规金融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正规金融规模庞大，有一套标准化的交易流程，受到金融监管当局的严格监管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信息公开透明，市场成熟稳定，利率成本和市场风险都比较小，是大多数金融主体的选择对象。但正是因为正规金融的风险厌恶偏好和标准化的交易流程，很多具有成长潜力而资质不够的中小企业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满足资金需求。而且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完善，民众可选择的投资路径较少，银行存款和理财的回报率较低，无法满足广大资金持有人的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民间金融受到的规范约束较少，能够为资金的边缘需求提供支持，对正规金融起到了有效地补充作用。但是民间金融游离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之外，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导致信息匹配成本和利率成本偏高，风险较大，威胁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依照当前温州金融改革的背景来看，温州民间金融的内涵已超越上述定义。经济主体在银行、保险、证券市场之外从事的资金融通活动均属于温州民间金融的范畴。单纯从正规与否的角度定义去温州民间金融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因为温州存在大量正规组织形式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P2P等民间金融机构。温州民间金融可分为两个主体部分，即可监测民间金融和不可监测民间金融。随着温州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巩固加强，可监测民间金融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例如，温州市政府设立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监管小贷公司，从而将一部分民间借贷纳入制度法规的正规监管之下；成立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鼓励民间融资活动登记备案。而未来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主要努力方向便是推动更多的不可监测民间金融转变为可监测。

二、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内涵

本文认为现代金融是一种更为高效且理想化的金融体系。现代金融是货币流动的信用中介，具有市场价格的发现功能，对现代经济的高速运转提供作用，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现代金融体制机制规模庞大，接受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公开透明，还享有政府隐性担保，所以现代金融的资金配置功能十分高效，金融市场风险处于可控的合理范围内，利率成本较低、安全性较高，通过多元化的运作模式，能够为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大多数经济主体提高资金支持，有效满足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同时又因为信息公开透明，信息匹配效率高，对整体和局部金融风险的预防与处置机制更加发达，因此能够有效满足高风险高潜力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促进实体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所以现代金融市场呈现的特征就是，信息公开透明、快速匹配，受到合理监管和制约，基本上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利率成本低、风险小、效率高。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是相对的概念，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金融范畴，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任何对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改善都是朝向现代金融迈进。正规金融需要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包括银行、券商、保险公司及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厉监管和相关法律规章的严格约束，正规金融行为呈现标准化、程序化和规模化等特征，因此正规金融体系比民间金融体系更为健全完善，正规金融市场信息公开透明，信息匹配效率更高，所以正规金融具有较低的利率成本、较小的金融风险和较高的安全性。针对正规金融的严格监管在全力杜绝风险的同时也将大量资质不足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而这些中小企业为实体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原因和现实条件所迫，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取资金支持，阻碍其生产经营，甚至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即使是一些优质的中小企业也难以幸免于难。所以正规金融的资金配置效率要差于现代金融，并导致如今的信贷结构扭曲问题越发严重，闲置资金过多，资金短缺现象又十分普遍，正规金融在疏通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趋向平衡上的表现较差。民间金融游离于严格监管之外，其覆盖面比正规金融广泛，为边缘需求提供资金支持，有效地补充了正规金融的缺漏。但是民间金融不公开不透明，信息匹配困难，缺乏必要监管和约束，信用风险偏高，导致民间金融市场利率成本过高、安全性不足，抑制了民间金融高效地发挥资金配置功能。民间金融阳光化实质上就是民间金融向现代金融的升级转型。我们首先要理清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意义在哪，目的是解决什么问题。当前民间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利率成本过高、风险过大，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较低，无法有效补充正规金融的缺漏。民间金融交易主要在地下进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较为严重，交易双方或多或少都怀有投机动机，缺少信息公开与共享平台，信息搜集和交易匹配要比正规金融困难很多，这就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民间借贷利率要高出正规金融市场利率很多。另一方面，民间金融缺少正规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缺乏金融监管部门的必要监管，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及约束，使得民间金融的事前金融风险排查和事后金融风险处置能力较弱，民间金融的整体风险应对能力有待加强。只有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运作模式和金融工具进一步多元化、专业化、系统化，才能有效解决高风险、高成本的问题，使得民间金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在资金配置上的优势，对正规金融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推动民间金融向现代金融的转型速度进一步加快。

三、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进展

温州民间金融十分活跃，民间金融组织结构多元化、运营规模庞大，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已经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温州模式”。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和必要约束，温州民间金融规模恶性增长，借贷关系错综复杂，乃至个别信用违约就能引致担保链断裂和流动性紧缺，进而导致爆发严重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自2012年3月国务院启动温州金融改革以来，温州民间金融在迈向阳光化、正规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诸多成果，温州的金融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民间金融开始接受更多的规范化监管，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1.温州金融改革的举措和成效。规范民间金融组织，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2014年3月1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一举措有助于规范温州民间融资服务主体，包括民间资本管理企业、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和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与中小企业融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规范有助于其提升自身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直接融资效率。设立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能有效解决民间金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交易双方的匹配速度和效率，促进交易成本的降低。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是登记注册平台和信息公开平台，它的设立推动了民间金融的公开透明，有利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督管理。温州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被很多地方学习，产生了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截止2014年6月共有15个省和自治区设立了77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进行登记的借贷双方一旦遇到借贷纠纷，便可通过服务中心寻找解决纠纷的证据支持。金融监管当局在处理非法集资等犯罪案件时，也可以通过在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登记备案寻找证据支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设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加强与商务局、经信委等单位的合作，监督管理地方金融组织；由温州市金融办等单位牵头，从公安、法院、银监、财税等11个相关部门抽调人手成立了金融风险处置办，强化了温州市处理金融风险事件的整体协动性；市公安局组建金融犯罪侦查支（大）队，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设立金融审判庭和金融仲裁院以解决民事金融纠纷案件。2013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是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和首部专门规范民间融资的法规。首创合理监管审判联席会议制度，有效解决银行及民间债务涉及面广、处置难的问题。完善征信体系，提升企业信用水平，提高企业融资能力。温州征信系统纳入了13家小额贷款公司、2家村镇银行和所有在温商业银行，而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也引入了征信服务。同时推动温州市中小企业信用信息辅助管理系统、温州市征信综合数据查询平台和人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推广使用。征信服务在金融机构间的共享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金融机构搜集信息的成本，增强了风险防范能力，确保民间金融有序发展。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在温州地区的建立与发展，引导地方企业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温州民营企业多采用家族管理制，企业文化理念和经营管理方法比较落后，公司治理结构和财务管理制度较为混乱，扼杀了企业的成长潜力，以至于很难通过正规金融获取资金支持，但民间融资渠道成本过高，只会让本已经营不善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温州市政府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有两方面好处：中小企业如果想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首先需要进行公司股份制改造，及时披露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的相关信息，接受市场监督，促进企业资质的提升；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依靠资本市场庞大而复杂精细的运作机制，能妥善处理风险问题。对于在新三板成功上市的企业，温州市政府会给予100万元的奖金。2014年有223家温州当地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快速弥补了温州缺乏上市公司的短板。2.存在的问题。针对温州民间金融的监管体系依然存在较多漏洞，各管理部门的职能既有所重叠又留有空白，导致金融监管当局工作效率下降，民间金融游离于正规监管之外的空间依旧存在。目前行使职能的监管部门各司其职，比如金融办负责管理小贷公司，工商局负责管理典当行，经信委负责管理P2P，缺乏明确的金融监管主体，对民间金融监督管理工作的统一部署与协调难以进行，一旦出现问题，各部门容易相互推诿责任，使得温州在防范和处置总体风险方面的能力相对偏弱。温州民间金融在阳光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就是如何保证新设制度和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新设法律规章能否有效保障民间金融交易双方的权益，新设监管体制能否尽可能的涵盖民间金融的方方面面，同时又不能制约民间金融的积极性，如何保证阳光化措施做到有的放矢，对民间金融的监管要到位而不是繁杂，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设立的初衷是鼓励民间借贷行为主动登记备案，促进民间金融公开透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既能提高民间金融配置资金的效率，降低民间金融的成本，又能方便监管部门掌握民间金融的市场动向，从整体上预防和把控金融风险。但现实与预期差距较大，在服务中心登记备案的民间借贷累计额只占温州民间借贷总额的很小部分，因为大多数民间借贷行为主体本身就不愿接受公开。在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的过程中，应增强阳光化对民间金融行为人的吸引力，为主动登记备案的借贷双方提供法律保护优惠和税收优惠等。

四、对于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建议

一旦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概念梳理清晰，我们就有了民间金融阳光化的目标，能够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并及时落实。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是区域性金融体系升级转型的过程，推动阳光化需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着手。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内在方面是指温州民间金融的自我规范，以此提高民间金融的资金配置效率和降低风险。温州民间金融机构如小贷公司、典当行、P2P等应该积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吸纳金融行业人才，推动组织机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从根本上解决民间金融资金配置效率的问题。同时，温州民间金融机构可以成立行业协会，制定统一的行为规范准则，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民间金融行业自律水平。温州市政府在推动阳光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组织成立公共服务平台，如现在已经存在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鼓励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升级转型为正规金融组织和机构，鼓励民间金融组织在公共服务平台登记备案、交易信息尽量公开透明，让公共服务平台能够容纳更多的民间金融活动，吸收更多的民间金融信息，促进民间金融市场的统一和规范，提升民间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外在方面是指依靠外部力量（如政府、市场）规范温州民间金融。首先，作为全国范围内民间金融改革的排头兵，温州市政府应该努力争取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给予其在法律规章和体制机制建设上的特殊性，保证相关政策对温州民间金融的针对性，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一般性政策对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推进速度的约束性，使得温州在阳光化过程中将精力更多的放在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如何冲破陈旧的制度束缚。然后，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温州民间金融体系，保障民间金融主体权益的同时严惩违法犯罪活动。当前，温州市政府委派不同监管部门对相应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还应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组织，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协调与配合，促进温州民间金融监管体系化零为整，提高对风险的整体把控和处置能力。最后，应加快完善温州市征信制度，建立征信信息共享平台，以此提高对金融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力，降低民间金融风险和信息搜寻成本，提高温州民间金融的运作效率和安全性。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的疏导与平衡是民间金融在阳光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民间金融实现阳光化后需要去解决的经济问题。一方面社会闲置资金较多，另一方面社会融资需求又得不到有效满足，资金融通渠道的疏导是民间金融转型的任务和目标，这也需要在接下来的民间金融阳光化进程中不断尝试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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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平．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制度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1．

篇（4）

[5]例如企业内部集资建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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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祎征：《对民间集资行为的法律监管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提交。

篇（5）

世界众多国家或地区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本国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实践，恰好与我国民间金融的严苛管制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严格的管制引发了国家调制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利的内在紧张，造成了金融体系的分裂和落后，抑制了经济体制的快速发展，要想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优化，加速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对不合理的金融制度进行重构与反思，笔者认为重构的关键在于如何规范、疏导民间金融，让其阳光化生存。因此就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强法律监管，尽快确定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明确对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规则”，包括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融资双方真实确认的高利率行为的司法边界、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监管和监测、确立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创立民间金融市场准入制度、交易活动监管制度和市场退市制度，从而使民间融资有法可依，以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一、民间金融的界定

民间金融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民间金融作了一定程度的深入研究，但对民间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目前学界对民间金融的认识，大部分学者赞同从法律层面及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界定，将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和规范、处在金融当局监管之外的各种金融机构及其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民间金融，也称非正式金融。如Anders Lsaksson将民间金融定义为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不受国家信用控制和中央银行管制的信贷活动及其他金融交易。世界银行也认为，民间金融是没有被金融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国内多数学者也以资金活动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管理体系，或是否具有监管性为标准进行界定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

笔者认为，所谓民间金融，就是相对于官方金融而言，未经过金融监管当局批准设立、未被纳入金融管理机构管理系统的民间自发进行的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主要包括民间借贷、企业拆借、合会、地下钱庄、社会集资等形式。而根据民间金融的形式是否触犯现有法律，民间金融又可具体划分为非正规金融和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和活动是在正规金融范畴之外，其交易过程不受政府监管、结果不受法律保护、运行不受国家宏观调控。非法金融尽管与非正规金融有相似之处，但根本区别在于其行为与形式是严重危害社会的，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所禁止的，如洗钱、集资诈骗、高利转贷、金融传销等。

二、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必要性

一方面，民间金融以其交易方式灵活、手续简便、运作高效等特点决定它具有强大活力，能够较好的适应市场经济，它的发展壮大既能起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瓶颈的效果，又能起到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可以说是在我国正规金融覆盖不足而缺位状态下，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有益补充。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监管缺位，导致民间金融基本上处于无人审批、无人管理、无人监督的“三无”状态，企业的经济实力、集资用途和偿债能力无人进行审批把关，公众对社会集资的风险无法准确判断，使得民间金融往往游离在灰色乃至黑色地带。民间金融的异化发展不仅加大了民企借贷成本，扰乱了民间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加剧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潜在金融风险，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对民间金融既不能简单加以禁止，又不能放任不管，任其无限制发展，应该密切关注，采取“疏堵并举、疏导为主”的治理策略，加强法律监管，区别对待。对于非正规金融，政府应建立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予以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高效规范的法律监管，使其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防止其向非法方向转化。对于非法金融，如民间高利贷、地下钱庄以及民间违规融资等一系列存在风险隐患的民间金融活动，政府应严厉打击，建立惩罚机制，从而威慑这类非法民间金融行为。对于存在半合法半不合法的灰色金融形式，政府应当严格治理、规范引导，使其向正规金融方向转变。

面对近几年温州及其它地区民营企业主因资金链条断裂而引发的“跑路”、“跳楼”事件，政府也意识到了民间金融的重要性，央行有关负责人也多次就国内民间金融的发展表示，民间金融是正规金融有益的补充，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引导、鼓励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运作，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满足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此次表态成了央行放宽民间借贷经营限制的一个重要信号。笔者认为，对民间金融在确认其具有合法化的同时，更需要加强法律监管。只有予以合法化地位并加强高效规范的法律监管，一方面有利于金融监管部门准确掌握资金流动信息，改变借贷双方不对称的信息状况，有效开展金融宏观调控，促进金融市场良性发展；另一方面，能使有关部门分清是非，把握尺度，对以通过民间借贷形式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目的的行为要严厉打击。最终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减少民间借贷交易风险，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三、民间金融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位

我国目前已有的涉及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主要针对正规金融，对民间金融这一庞大的市场至今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加以保护。从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来看：《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及《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中，只对民间金融做了简单概括性规定，而《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几部重要的金融法均末涉及民间金融的专门性规定。可见，在我国立法体系中，尚没有一部专门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致使民间金融处于一种“无法管”的真空状态。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缺位、法律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内容不清晰、监管模式混乱、监管手段简单落后等，导致民间金融自由发展，没事则无人管，出事则是严刑峻法。

（二）金融法律制度严重滞后经济发展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关于对民间金融的规定比较零散、原则、相冲突且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民法通则》、《合同法》及《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对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行为的指导思想是：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国务院在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将“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从事各类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和相关活动，都被列为非法行为，并严格加以取缔。正因法律制度设计的矛盾、冲突，致使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行为法律界限模糊、难以区分，政府一直将民间金融视为非法，在法律也不确认其合法地位，也没有一套规范和约束其运行的制度。然而，民间金融的存在，使得广大非国有经济投资主体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问题，为我国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可见，有关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已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三）监管主体缺位

根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为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给予必要的协助，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而《中国人民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则将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权限赋予了银监会，由银监会负责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和取缔及相关的组织协调工作，但如何对社会集资进行审批及其审批的标准等，目前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可见，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呈多元化且监管职能不明，导致实质监督主体模糊，日常监管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因此，我国民间金融有效的监管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体，否则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发生权责不清、相互推诿的情况，使监管变得混乱，甚至直接对监管对象造成影响。

（四）监管措施单一且手段强硬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整体的安全，我国长期实施严格的金融管制。从现行一系列有关民间金融管制的行政规章、司法解释和政策文件来看，政府对民间金融采取高度的警惕和严厉的态度，实行以行政监管为主辅以泛化而严峻的刑罚的管制模式：轻者，行政取缔；重者，严刑峻法，科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由于监管措施单一、手段强硬，而且缺乏对民间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交易活动、信用披露和信用制度等有效的监管措施，严重限制了民间金融合法存在的空间、压制民间信贷市场的发展、阻碍了民营企业经济的前进步伐。

四、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路径选择

（一）构建完善统一的民间金融法律体系

1.制定专门法律确立民间金融合法地位

从民间金融的发展态势和在经济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来看，国家及相关部门应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中的滞后条款，尽快制定适应民间金融发展的法律制度，如出台《民间融资法》、《放贷人条例》等，从法律上对民间金融主体的权利义务、准入条件、投向范围、利率水平、违法责任等方面加以明确，区别各种民间金融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经营与违法经营的标准，打击“黑色金融”，划清与“灰色金融”的界限，通过法律法规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修订现有的民间融资法律法规

针对目前民间金融的规定比较零散、原则、相冲突且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的现状，一方面是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民间融资的法律，另一方面是要对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做一定的修订，以便建立统一规范的民间融资法律体系。因此，就需要修订和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金融的管理职责、明确银监会对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取缔等职责。人民银行从宏观上把握银行融资、民间融资及其它形式融资的比例与规模，及时掌握民间融资的发展动向、规模、特点、风险提示等，从而使公众了解有关政策规定，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对未经批准的社会集资应密切关注。合理认定并加强与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协作，予以坚决打击和取缔等，积极引导中小企业依法合规地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二）构建多层级的监管体系

民间金融合法化之后，法律首先应当明确规定民间金融交易的监管机构，明确监管主体的监管职权和监管程序。但我国长期对民间金融采取高强度压制政策，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建立系统和完善的监管体系。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间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应当以行业协会自律性监管为主，以政府和司法监管为辅的中间型监管模式。民间金融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自律性规章规范协会成员的行为，通过登记备案制度对民间金融交易活动进行监管、采集交易信息，为社会公众及时披露真实的市场信息等以便发挥了金融市场自我调节的功能；地方银监局通过对行业协会的监管或制定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实现对民间金融机构的间接监；法院通过审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制定的自律性规章、审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与地方银监局监管措施等保护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这样既能保证民间金融的参与者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和功效，又能适当采取政府监管避免自律组织的行业利益保护以致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并且使行业协会在受到国家权力制约的同时又能有效的制约国家权力，以便促进民间金融的健康、快速发展。

（三）构建完善的民间金融法律监管制度

1.建立市场准入制度

国外民间资本之所以较我国活跃，重要原因是它们进入金融市场门槛低且灵活多样。针对我国目前审批难、监管严的投资环境，降低门槛是疏导民间金融的有效措施。只有当民间金融融资有正当、合法途径并能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投资者就不会追逐高额利润铤而走险。对此，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最大限度扩展、释放新型民间金融的正面作用，在积极组建和发展合规民间金融机构进程中，应当坚持合理定位原则和审慎推进原则，金融监管当局应对民间金融组织形式的准入、开业登记和业务范围的限制、股东资格及高级管理人员职业能力与品性进行审查，对于符合一定标准的民间金融组织，原则上可颁发经营许可证，积极扶持，尽量为其发展提供一种宽松、规范、开放的制度环境。这样不仅有利于减少由权力所引发的监管层的寻租行为，而且也有利于地方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2.建立交易活动监管制度

由于我国现有的民间金融具有隐蔽性、盲目性、非规范性等特点，必然存在不同的风险隐患，为防止给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就必须对民间金融交易活动进行监管。笔者认为，民间金融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通过制定本行业规范统一的民间借贷标准合同，为民间金融交易双方提供统一的、操作性强的契约文书范本或凭证，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旨在减少交易风险；通过建立民间金融交易强制登记制度，鼓励民间金融主体信息公开，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法制环境，保证了民间借贷资金的良性流动，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维护了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3.建立市场退出机制

为了发挥金融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在构建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制度同时也应建立完善的民间金融的市场退出机制，以避免其给经济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就亟需建立一套相关的民间金融组织的破产制度。立法中可以在《企业破产法》的基础上增加专门的民间金融组织破产条款，如通过建立民间金融破产预警机制，为风险处置提供依据，对问题金融机构及早隔离，通过建立并购、撤销、破产的退市模式，并对其适用的原因和条件加以规定；通过引入存款保险制度，提高市场主体对民间金融机构的信心，加强对存款人的利益。

五、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金融在支撑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正规金融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时期，民间金融是助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复苏的强力引擎笔者认为。因此，对于民间金融，笔者认为政府应根据其特点、作用及其潜在的问题，通过为其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制和服务环境，便于形成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齐驱并进、和谐共存的多层次融资体系，有效防患金融风险；通过完善立法，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加强法律监管、发展行业自律、设立保障制度等多项措施加以引导规范和管理，从而使民间金融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蓉.论我国民间金融管制的重构[D].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3.

[2]尚林.我国民间金融法律监管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4.

[3]Anders Isaksson，The Importance of Finance in KenYan manufacturing，the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UNIDO）Working，paper No 5，May，Unido org，2002.

[4]高晋康.民间金融法制化的界限及路径选择[J].中国法学，2008（4）：36.

[5]李志刚.经济法上的两权对抗及其消解——以国家对民间融资的法律管制为视角[J].法学，2006（1）：100.

[6]刘丹.民间金融法治化模式探析[J].金融与经济，2009（4）：82.

[7]秦玉洁.民间借贷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金融与法，2010（10）：46.

篇（6）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8-0035-04

互联网金融监管之棋局

􀳁李丹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

[摘要]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金融垄断的困境以及民间借贷政策的宽松为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兴起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作为有别于传统金融的新模式，其在中国的出现形成了一场新的棋局。在此新局中，互联网金融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风险类型――数据获取、技术缺陷、迷信速度、网络安全和权力异化，风险特征也异于传统金融――扩散快、主体脆弱、易交叉传染，而给“当局者迷”带来了困惑，因此破解此迷局时，要结合其风险从交易技术、交易结构、权力契约三个层面理清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系，破解这一“迷局”促进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层面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8-0035-04

[参考文献][1] 齐爱民，陈文成.网络金融法[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1.

[2] 姚文平.互联网金融[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0.

[3] 宫晓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J].南方金融，2013（5）：88.

[4] 韩壮飞.互联网金融发展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21.

[5] 姚文平.互联网金融[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9.

[6] 黄健青，陈进.网络金融[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188.

篇（7）

一、网络借贷平台的含义和特征

网络借贷平台是依托互联网，在信息和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摆脱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中间人参与整个借贷过程，为借贷双方提供进行投标竞价以达成借贷合意的场所及融资服务，并在促成借贷行为完成后向借贷双方收取服务费的融资平台。

简要言之，凸显网络借贷平台的是如下一些显著的特征：

首先，在登记准入机制上看，网络借贷平台的设立不需要银监会的审批，仅由工商行政管理中心核准登记；从主体资格角度来说，网络借贷平立于借贷双方，其业务范围不涉及信贷；再次，从服务内容和合同关系发生空间言之，网络借贷平台上涉及的主要贷款类型为小额贷款，且借贷双方的借贷合意通过网络达成；另外，不同于商业银行贷款审批的是，网络借贷平台并不负责对贷款的流向进行监控；与之相应的是，网络借贷平台设立风险储备金，为平台在准备金限度内代为偿还借款的承诺。

从现行立法规制的情况看，根据2015年8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若网络借贷平台提供的仅仅是居间服务，则不承担担保责任；若网络借贷平台通过网页、广告或其他媒介明示或有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的，则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从服务流程来看，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模式采用竞投标的方式，由借款人在网站上填写自己的身份信息、收入状况、联系方式、工作证明、银行卡号、住址等基本信息，并在网络平台上注册成为借款人后，发表借款需求，填写借款理由、金额、期限、利率以及还款方式等。贷款人对此进行竞价达成借贷协议。在竞投标行为完成后，借入的资金会自动地流入借入者的银行账户，同时网站会系统地自动生成电子借条，并以电邮的方式发送到借款者和放贷人的电子邮箱中。

二、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性质分析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解释》来看，网络借贷平台已被立法者及司法机关冠以居间人的法律性质。诚然，基于网络借贷平台本身独立于借贷双方、借贷双方提供融资服务并在促成交易后向借贷双方均收取服务费用的特性，网络借贷平台符合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居间人。

但笔者认为，将网络借贷平台界定为居间人仅是在民事法律层面对其进行规制，若仅限于此，则网络借贷平台的设立、运营和市场退出则与一般的民事法人主体相同，仅有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即可。鉴于：（1）网络借贷平台上整合了借款人的放贷人的个人信用信息；（2）网络借贷平台提供的服务属于金融融资服务，基于网络借贷平台的业务模式分析，放贷人在网站上可以将自己所有之同一笔资金同时出借给很多的借款人，或是将一笔较大金额的借款分成很多份，由不同的放贷人来竞标认购，这类似于传统的债券型理财产品。如果仅将网络借贷平台定性为居间性质而不加强对网络借贷平台的金融监管，在借贷双方违约情况下，网络借贷平台只要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证明其已经将订立合同的事项如实告知了借贷双方，则可免于承担任何责任，但不排除其打着为借贷双方提供订约媒介服务的旗号进行着非法集资的行为。因此对网络借贷平台仅仅限于民事层面的监管不利于网络借贷平台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发展。据此，综合各方面的利益因素，笔者认为不妨将网络借贷平台定性为准金融机构，将其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以其设立应当经过金融监管机构的前置审批。

三、确立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监管制度

有效的金融监管是确保金融活动有序进行，确保借贷双方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但由于我国尚未对网络借贷平台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管，借款人无故欠款，放贷人无法正常收回借款的现象层出不穷。此外，网络借贷平台由于自身资金问题也不断涌现关闭潮。因此，基于网络借贷平台的准金融机构性质，为确立有效的监管制度，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主体

如前所述，网络借贷平台具备准金融机构的性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有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予以监管。因此，笔者认为，网络借贷平台的设立应当事先经过银监会的审批，并审核批准平台所涉及的与金融服务有关的业务范围，在取得银监会的审批后，由工商行政管理居对公司主体进行工商核准登记。另外，由于网络借贷平台依托互联网，因此，互联网通信管理部门和公安网监部门也就有必要对网站的言论进行监管。

（二）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性质

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准金融机构法律性质，应当参照小额贷款公司以及银监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将网络借贷平台纳入金融监管体系。

（三）对网络借贷平台进行市场准入监管

对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准入进行监管，是指对网络借贷平台的设立条件进行监管，具体包括：（1）对网络借贷平台的设立进行前置审批，笔者在前文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此处笔者强调应当对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主体予以法律上的确认；（2）鉴于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组织形式采取的是公司制，因此其设立的组织形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的相应规定；（3）鉴于借贷双方在网络借贷平台上流转着大量的借贷资金，为保护借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将该些资金与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资本进行划分，这要求监管主体对此进行监管，要求网络借贷平台对两类资金分别管理使用，即通过网站流通的现金流不是网站的自有财产，在借款竞标完成并经网站最终审核后，须立即将放贷人贷出的资金转移到借款人的账户，网站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挪用网站上属于放贷人和借款人账户上的资金。

（四）对网络借贷平台市场运营进行监管

基于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模式，对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运营进行监管主要包括：（1）明确网络借贷平台既不吸收存款，也不进行放贷的业务经营范围，网站不得进行非法集资。（2）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网站应当认真核对放贷人与借款人的基本信用信息并予以登记；应当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纠纷解决机制；要求网站在明知或者应当明知客户利用网站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应当立即停止为其办理业务；要求网站对资金的流向进行必要的监督（3）明确网络借贷平台的保密义务。规定网站对放贷人和借款人的信息应当妥善保管，不得对外予以泄露，并对泄露信息的主体予以严惩。

（五）对网络借贷平台市场退出进行监管

近年来，网络借贷平台发展尚不未定，随时都有终止并退出市场的可能，但由于网络借贷平台提供的金融融资服务，其平台上常常会存在大量借贷资金流转的情况，涉及民间借贷市场。因此，对于网络借贷平台进行市场退出的监管十分必要，据此，笔者认为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在网络借贷平台出现诸如重大经营风险、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出现严重亏损致其不能再继续营业的情形时予以吊销其业务许可证的权力。

网络借贷平台的兴起繁荣了民间借贷市场，填补了金融机构的业务空白，缓解了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融资难题，但其法律定位还需进一步准确界。笔者对这一新兴事物感兴趣而作此文，并将会继续关注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状况，结合实践做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金永熙.新编民间借贷实务379问.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史山山.网络借贷中介平台的法律规制研究.特区经济，2011（06）.

篇（8）

论文摘要：民间金融问题既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往往既是金融创新的源泉，也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状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论政府态度如何，民间金融活跃的现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民间金融囿于自身的特点和弱点，在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我国民间金融运行特征及其影响分析，探讨其未来的规范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引言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列为地下金融或灰色金融进行一味地整治，企图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问题。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出现了“整”而不倒，“治”而不顺的局面。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约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为维护我国正常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客观上要求对体制外循环的资金进行规范和整顿。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渐进的体制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城乡经济和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层次并存的情况在我国也将长期存在。为此，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和分布在广阔农村的农户，由于其自身的一些弱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通过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庞大资金需求的满足，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求助于民间金融。这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下去，是我国金融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到底何谓民间金融，理解角度不同，对其内涵的概念表述也不同。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这一界定主要是从资金服务对象角度考虑的。而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以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标准，把民间金融定义为：“未能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另外，还有学者从经营权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此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可见，民间金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分析，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上述对民间金融概念的表述都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即假设制度不变。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分析民间金融，制度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制度的变迁对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民间金融进行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经济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在正规金融体制以外，进行的合理的资金融通活动，它的产生属于需求诱致型的金融制度安排。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间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着很大的交叉，但却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范畴。民间金融只是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补充。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带有更多的一般性，主要是金融管制的产物，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形式。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快速的发展，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从1986年开始，农村的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何安耐，胡必亮。2008)。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28.07％。

2活跃程度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有关。经济发达、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借贷相对不太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有限；商品活跃程度低、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平稳，规模较小，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借贷行为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商品集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省份，资金流动性强，资金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活跃，民间融资规模大，利率高，如湖南、山西等。

3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从参与来看，民间金融融入了农业、制造业、采掘业、房地产、商贸餐饮业、养殖业等多种行业。从参与主体来看，民间金融的借贷主体扩大到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等个人和群体。

4形式多样化发展。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私募基金、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形式外，还有合会、小额贷款公司、商品寄卖行、典当行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但“向别的企业或者个人借”和“职工集体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民间借贷的绝对比重。

5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三个层次。微观风险指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给交易各方带来的风险；中观风险多出现在以“一对多”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型民间金融活动中，通常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宏观风险则是民间金融活动的加总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潜在影响。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应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即可实现契约的完全履行，但在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方面往往超出了民间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能力掌控范围，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

四、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大部分资金流向进入门坎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这类行业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前的需求热点，以高耗能、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为主。这样，民间金融不仅助长了热点行业过热，同时也形成更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生产过剩，影响总供求的平衡和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2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冲击。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加之民间金融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健全、管理落后等问题，导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便开始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

3引致矛盾和纠纷，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借贷双方都认可的利益条件下，通过口头约定或简单履约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手续简便，很不规范，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制约和法律程序，整个交易极具风险，从而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也正是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有时甚至会被非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利用，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二)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已成为继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后的第三支力量。由于正规的投资渠道匮乏和理财知识所限，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缺少合理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满足了民间资本的逐利需求，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

2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因素使得其获得贷款的成本较高、几率较低，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

3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五、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

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为了克服民间金融所存在的先天弊端，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1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的首肯和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在对待民间金融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允许其以多种利率水平、多种投融资渠道自由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简单地取缔；另一方面应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将其角色定位于为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提供服务，在法律框架内放任民间金融的发展，减少不正当干预。

2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有一定冲突，而监管部门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人关，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同时应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放贷人条例》、《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使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

3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外部监管。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金融监管作依托，否则可能产生制度变迁中的更大风险。在建立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差别化监管机制和模式，矫正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经营管理和信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建立跟踪监测体系，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4促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如可以利用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另外，两者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下进行公平有序地竞争，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篇（9）

一、引言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列为地下金融或灰色金融进行一味地整治，企图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问题。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出现了“整”而不倒，“治”而不顺的局面。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约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为维护我国正常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客观上要求对体制外循环的资金进行规范和整顿。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渐进的体制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城乡经济和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层次并存的情况在我国也将长期存在。为此，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和分布在广阔农村的农户，由于其自身的一些弱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通过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庞大资金需求的满足，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求助于民间金融。这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下去，是我国金融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到底何谓民间金融，理解角度不同，对其内涵的概念表述也不同。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这一界定主要是从资金服务对象角度考虑的。而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以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标准，把民间金融定义为：“未能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另外，还有学者从经营权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此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可见，民间金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分析，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上述对民间金融概念的表述都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即假设制度不变。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分析民间金融，制度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制度的变迁对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民间金融进行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经济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在正规金融体制以外，进行的合理的资金融通活动，它的产生属于需求诱致型的金融制度安排。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间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着很大的交叉，但却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范畴。民间金融只是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补充。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带有更多的一般性，主要是金融管制的产物，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形式。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　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快速的发展，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从1986年开始，农村的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何安耐，胡必亮。2008)。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28.07％。

2　活跃程度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有关。经济发达、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借贷相对不太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有限；商品活跃程度低、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平稳，规模较小，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借贷行为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商品集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省份，资金流动性强，资金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活跃，民间融资规模大，利率高，如湖南、山西等。

3　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从参与来看，民间金融融入了农业、制造业、采掘业、房地产、商贸餐饮业、养殖业等多种行业。从参与主体来看，民间金融的借贷主体扩大到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等个人和群体。

4　形式多样化发展。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私募基金、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形式外，还有合会、小额贷款公司、商品寄卖行、典当行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但“向别的企业或者个人借”和“职工集体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民间借贷的绝对比重。

5　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三个层次。微观风险指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给交易各方带来的风险；中观风险多出现在以“一对多”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型民间金融活动中，通常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宏观风险则是民间金融活动的加总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潜在影响。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应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即可实现契约的完全履行，但在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方面往往超出了民间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能力掌控范围，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

四、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　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大部分资金流向进入门坎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这类行业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前的需求热点，以高耗能、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为主。这样，民间金融不仅助长了热点行业过热，同时也形成更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生产过剩，影响总供求的平衡和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2　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冲击。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加之民间金融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健全、管理落后等问题，导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便开始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

3　引致矛盾和纠纷，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借贷双方都认可的利益条件下，通过口头约定或简单履约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手续简便，很不规范，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制约和法律程序，整个交易极具风险，从而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也正是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有时甚至会被非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利用，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1　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已成为继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后的第三支力量。由于正规的投资渠道匮乏和理财知识所限，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缺少合理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满足了民间资本的逐利需求，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

2　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因素使得其获得贷款的成本较高、几率较低，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

3　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五、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

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为了克服民间金融所存在的先天弊端，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1　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的首肯和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在对待民间金融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允许其以多种利率水平、多种投融资渠道自由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简单地取缔；另一方面应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将其角色定位于为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提供服务，在法律框架内放任民间金融的发展，减少不正当干预。

2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有一定冲突，而监管部门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人关，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同时应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放贷人条例》、《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使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

3　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外部监管。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金融监管作依托，否则可能产生制度变迁中的更大风险。在建立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差别化监管机制和模式，矫正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经营管理和信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建立跟踪监测体系，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4　促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如可以利用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另外，两者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下进行公平有序地竞争，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篇（10）

中图分类号：DF43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1-0032-06

金融危机后中国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都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困难，尤以小企业为甚。其中以融资困难最为突出。经济危机使银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为了防止不良资产的上升，银行乐意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的发展，而中小企业很难在银行中筹集到资金。虽然政府为帮助缓解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频频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但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也都是杯水车薪，成效甚微。资金短缺仍是阻碍多数企业发展创新的难题。

为了解决融资困难，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跨区域发展的民间借贷受到了中小企业融资垂青。由此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它不仅挽救了多数企业的生命，而且为企业提供了发展创新的契机。但长久以来，中国并没有对民间借贷形成统一的、明确的管理规范，更没有对民间借贷给予法律上的合理定位，因而，难以避免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温州中小企业老板“跑路”事件。鉴于此，中国必须加快建设民间借贷相关法律制度，积极地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防范民间借贷引发的各种类型的风险。

一、民间借贷的内涵及其新特点

（一）民间借贷的内涵

民间借贷属于民间信用形式，国外学者大多是以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来界定民间借贷的内涵，他们以是否处于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的监管范围之内或者是以相关的资金融通活动有无经过正规金融体系为标准来定义民间借贷的内涵，非正规金融，指未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查批准的，并且不受监督管理的、活跃于金融法规边缘的资金融通活动[1]。在国外，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有货币借贷、民间互助会、信用合作社。在国内，学界相关研究多称之为“地下金融”、“体制外金融”、“民间金融”、“非正式金融”等；国内学者多从企业的融资活动是否得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认可和正规金融机构的批准的角度来定义民间借贷。如张宁认为：“民间借贷即非正式金融是指未得到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正式形式认可或直接认可的金融活动。”[2]

对于民间借贷，学界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从非正式的金融机构进行的融资行为都属于民间借贷；第二种观点认为民间借贷是民间信用，但并非民间信用的全部，民间信用还包括要回、标会、太会以及民间组织之间发行股票、债券甚至办理钱庄等；第三种观点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区分民间借贷。广义上，民间借贷不仅包括企业之间的借贷，还包括私人之间、企业与私人之间的借贷行为；狭义上，民间借贷仅仅指民间的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借贷活动参见：王春宇《民间借贷发展研究》（《哈尔滨商业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集》，第2页）；详见：《全国民间借贷利率学术讨论会综述》（《金融与经济》1986年）。。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笔者将民间借贷定义为，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将民间借贷界定为不受金融监管机构监管，发生在企业之间、私人之间以及企业与私人之间，并且借款人到期偿还出借人本金与利息或者仅偿还本金的行为。笔者主要从广义上来研究民间借贷的相关风险问题。

（二）民间借贷的新特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民间借贷应运而生。但经济条件的不同，使民间借贷产生的风险也各具特色。

1.民间借贷较之以往规模有所扩大

现今民间借贷大规模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单笔借款金额增大。在20世纪80、90年代，民间借贷以生活借贷为主，主要是为了缓解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此时民间借贷的单笔资金量低，随着生产的发展，民间借贷朝着生产性借贷的方向发展，单笔资金量不断增高，单笔借贷规模也相应扩大。二是从总体上看，民间借贷资金总额增大。“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估算，2003年全国民间借贷总规模可达7 405～8 164亿元。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结果显示，当年全国民间融资规模达9 500亿元。中信证券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民间借贷市场总规模超过4万亿元，约为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20%。”参见：董伟《报告称中国民间借贷总规模超4万亿 潜在风险大》（《中国青年报》，2012年1月）。 如浏阳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诉讼标的扩大，2011年案件标的达1.1 亿元，为2005年的12.1倍。一批债务人单个案额均逾3 000万元参见：唐志强《民间借贷如何走向阳光地带》（《中国审计报》，2012年4月）。 。

2.民间借贷已呈现出跨区域发展的态势

传统型的民间借贷，其形式不过是亲友之间“一对一”形式的借贷，这种借贷方式主要是依靠亲友之间的相互信赖。在发达地区，民间借贷较之于欠发达地区更加繁荣。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突破了亲缘地缘关系限制，它不再拘泥于亲人之间的借入借出，而是通过他人介绍或者专门的中介组织牵线搭桥发生的跨行业跨区域的借贷关系，民间借贷也开始由经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发展。

3.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增大

由于民间资本积累越来越多，有关专门从事借贷活动的放债人和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出来。有的为获得介绍费，为借贷双方创造借贷契机；有的则在向借贷方借取资金的同时又把借来的钱转贷于他人或者企事业单位以赚取利差。这样，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银行、地下钱庄、金融中介公司等各机构混合发展，呈现出“全民借贷”的发展形势。

4.借贷资金的使用多样化

传统的民间借贷的资金大多数用于解决日常生活资金的周转需求。但从目前情况看，民间借贷资金更多的是解决企业自身出现的经营危机。民间借贷资金的用途范围扩大，从解决生活困难发展到解决企业发展的瓶颈。资本积累的规模越来越大，商业竞争也愈演愈烈。由于制造业所带来的利润越来越低，而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却能带来高额利润，于是一部分民间借贷资金便从实体经济领域转入投资领域。还有一部分民间借贷资金仅仅是用来单纯的“炒钱”参见：赵洋《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哪里》（《金融时报》，2011年10月）。 。

另外，经研究发现，民间借贷的公开化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

二、民间借贷的风险分析

鉴于民间借贷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笔者认为，为了防范其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对民间借贷在交易活动中的风险予以分析，以便对民间借贷的行为进行合理的规制。

（一）民间借贷风险的种类

由于民间借贷规模的增长、范围的扩大、资金用途的多元化以及借贷主体的变化，民间借贷也出现了不同的风险类型。关于民间借贷的风险类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主体风险

第一，关于放债人。传统的民间借贷具有“草根性”，是一种依赖于信用的带有亲缘地缘关系的借贷方式。这种借贷方式建立在借贷双方相互彼此了解的基础上，因此信息比较透明，且放债人对借款人所借款项的用途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风险相对较小。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突破了亲缘地缘关系限制，演变为跨行业跨区域的借贷。作为贷方的一方越来越多地形成了一条贷方链条，从而使处于链条尾段的放债人与借款人无信息上的联系，对于借款人的资信能力、还款能力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从而使民间借贷跳出了既有的运行轨道，使放债人扩大了放债范围，这就凸显了信息的不对称问题，进而使放债风险上升。一些从正规金融渠道融不到资金的借债人，由于处于企业的初创时期或成长时期，其自有资金不足，其相关的项目前景难预测，风险也相应地难以把握，而放债人由于信息渠道狭窄得不到借债人充分的信息，甚至无法得到真实的信息，从而承担较大的风险[3]。

第二，关于借债人。由于信息不对称，也容易导致借债人过度地负债。民间借贷相对于从正规金融借贷其自由度较高，借贷所办理的手续简单，速度快，借债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到数额较大的资金，而且审批的程序较为宽松，因此往往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一个借款人向多个贷款人负债。借款人过度负债，进而造成资不抵债，无法还清到期债款，使债权人面临风险[3]。另外，在现实中还会存在借债人利用他人的身份证或者使用假身份证借款的情形或者借据落款由他人代签的借款情形。这都会给债权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2.用途风险

由于没有相应的对借款用途的监管，部分借款人恶意借款恶意借款指借款人筹集资金所指向的对象为非法用途的借贷关系。 。中国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都认为，如果出借人明知借款人借款是为了从事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非法活动，那么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实践中，往往有借款人筹集资金是为了从事非法活动，特别是用于非法的黄赌毒的借款，由于放债人没有得到相应的信息，那么一旦借款人运用借来的款项用于非法活动，借贷人对于如何证明自己事先“不明知”的问题很难予以说明，如果证明不了，国家法律则对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那么借贷人就只能自己承担风险。

3.借据风险

中国有着相互帮助的优良传统，身份制度在民间尤为盛行，民间借贷行为多产生在熟人范围之内。民间借贷活动建立在当事人双方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并且具有一定的人身化，维系双方合约关系的不是相互之间的法律观念，而是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双方之间很少要求有规范的契约合同。借贷双方唯一的借款凭证就是不具有规范性的借据，有的甚至连借据都没有，仅凭双方的口头约定，这样在产生纠纷时很难实现借贷行为的目的。另外随着借贷范围的扩大，企业之间为了规避法律也不采用正式的契约合同，借贷关系越来越复杂，数目越来越大，单纯的打借条不仅会阻碍正常的借贷行为的顺利实现，还会造成借据无法成为法院判案的证据而失去胜诉的可能性2001年4月，某村张某拿一张内容为：“收到张某人民币5元整，年利率10%。李某”，落款时间为2000年5月6日的纸条到法院，要求法院判定被告偿还借款5万元及利息5 000元。最后法院判定，该纸条因相关要素不齐全，并不能断定为欠款凭证，原告败诉。 。然而当债务人恶意借款、借款后失去了还贷能力或由于其他的原因逃避债务时，受害者将很难取证，从而使纠纷无法得到公正解决。

4.担保风险

经济危机之下，银行信贷额度从紧，企业要想从银行获得贷款需满足较高的条件，因此大多数企业只能把目光投向民间借贷。而商业性担保公司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发展便转移业务，不得不采取以吸引普通民众为中小企业投资的办法来维系企业的生存。另外，由于民间借贷费率高额，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诸多民众为了赚取高昂利润，往往不顾其中的借贷风险而进行投资，与此同时一些担保机构更是鼓吹投资回报率，故意规避担保风险引诱投资者，使得许多普通大众盲目参与投资借贷活动，使其承担较高的风险[4]。

部分担保公司为了筹集资金以高息吸引投资者，若到融资人期无法偿还贷款，由于合同内容的不合法性，投资人就将承担不完全受法律保护的巨大风险。

5.利率风险

现今，民间借贷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原因之一就是其高利率高回报率。投资者为了追求高回报，冒着巨大的风险投资民间借贷，以求“钱生钱”。近年，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银行信贷额度下降，使民间借贷看到了新的发展契机――“量价齐升”。就温州而言，2011年温州借贷利率水平超过了历史最高数值，一般月息为3分到6分，有的甚至达到了1角至1角5分。而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利率是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超过的部分法律不予以保护。如此民间借贷一旦发生纠纷，这种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很难得到法律的完全保护，那么投资者就得承担巨大的风险。

（二）民间借贷的风险成因

1.企业自身的缺陷

一些中小企业，其管理水平落后，产品科技含量低，经营能力低下，盈利能力差，相对应的还款能力差。这些不符合国家当前产业政策的因素，制约着银行贷款的成功率和贷款规模。原本应该产业升级改造或者关闭的企业，因民间借贷，为其继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种发展弱化了企业自身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等调控动能，经济发展出现盲目性和非理性的倾向。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使那些为了追求利益的投资者对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视而不见，盲目对中小企业进行放贷。借款人正是抓住出借人的逐利心里，而将经营风险转嫁于出借人身上，如果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所借的款项很难在到期时偿还给出借人，那么投资者就会承担巨大的风险。

2.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

从中国现行立法看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散见于《民法通则》等法律和司法解释之中《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1999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41次会议通过，199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公布，自1999年2月13日起施行。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法律根本不能解决复杂的民间借贷问题。

第一，从私法的角度看，法律没有必要限制依据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而产生的民间借贷。但是，由于法律规范之间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冲突，所以对于相同的行为可能依据不同的法律进行评价而得到不同的结果《宪法》认可运用自有资金放贷是市场主体的合法财产权利，同时民间借贷行为也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但是按照《贷款通则》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就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而遭取缔。并且在实践中，不同的国家机关对于同一案件引用不同的规定，判断标准不一致，也有可能作出截然相反的处理。参见：张立先《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及防范路径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1期）。 ，以至于作为依据私法自治产生的民间借贷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否定评价。

第二，从公法的角度看，民间借贷被认定为非法其标准是模糊不清的，很难从已有法律的层面上清楚地认定其为非法行为或者为合法行为。现行法律对于“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什么是合法的民间借贷”，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5]。正是因为法律对民间借贷态度的不明确性，导致在实践中很难正确把握到底何者为正当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因此而存在法律制度方面的风险。

3.金融监管不健全

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规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地方政府为辅。后来于2003年实施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又规定由银监会负责履行对民间借贷的监督管理职责参见：《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44条规定。 。这就导致了央行与银监会在对民间金融组织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产生冲突，监管主体职责范围不明晰，进而出现各个监管主体在履行职责中互相推诿亦或是争相监管的局面。

另外，中国金融监管制度起步晚，而民间借贷处于正规的金融机构之外，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凭借现有的监管手段，难以获得有关民间借贷真实有效的信息。为了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只能以事后加强管理的方法来达到监管目的[6]。政府对民间借贷的严格管制使得民间借贷不仅得不到健康的发展，而且还受到极大地抑制，名不正言不顺，进而可能滋生民间借贷畸形。

三、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规制

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在对待民间借贷的问题上，不能一味地持反对态度抑制其发展，应该进行合理地引导，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其规范化发展。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修改、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由于上述民间借贷产生的风险，因此修改、制定相关的法律，加强民间借贷的制度性建设，对于民间借贷具有重要的意义。

1.准确合理地界定中国的民间借贷

合理地界定民间借贷对其规范化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如何给民间借贷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位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中国应当吸取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制定规范民间借贷的基本法律，使民间借贷走出“灰暗地带”，如制定《放贷人条例》，规定作为放贷人应当具备的条件[7]。以《放贷人条例》来保护资金所有者放贷的权利，尊重投资者对其财富使用的权利，确保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发挥民间借贷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新的作用。

其次，修改《刑法》条文中有关金融犯罪的条款，正确区分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不同之处。中国《刑法》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未规定其具体的构成要件，并且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也未作明确的界定，因此在实践中，往往将民间借贷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予以认定，这将抑制其发展甚至会使民间借贷畸形发展，使法律欠缺了其应有的可预测性。完善《刑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条款势在必行。另外，《刑法》第179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罪与《证券法》也不一致。《刑法》规定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犯罪。而《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的证券经过有关部门核准即可而并非批准。因此，要区分不同的情形对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的行为进行规范，对于公开发行的，规定其必须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核准；对非公开发行的行为，由于不涉及不特定人的公共利益，不应当一概地采用刑事责任进行规制，这也与 2005 年修订的《证券法》第10条《证券法》第 10 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1）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2）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 规定相协调。

最后，法律也应当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罪的区别。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判断标准，正当地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行为对于减少犯罪，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社会主义管理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2.确立借贷双方的资格

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如《合同法》已经明确认可私人之间、企业或其他组织和私人之间的借贷，但是法律仍然禁止企业间的借贷行为。在法律上，企业具有独立的人格，尊重其自由运用财产的权利和尊重自然人自由运用其财产的权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贷款人条例》上赋予企业间自由融资通融的权利。为了防范企业之间借贷带来的风险，可以要求企业之间的借贷以信托的方式进行，并可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8]。

3.实行市场化利率

近年来，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民间借贷合法与否也不应当以利率的高或者低作为判断标准，而应当在民间借贷中贯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即民间借贷利率以当事人的自主约定为主。笔者认为，民间借贷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所以应尽快创造条件取消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控制，实现利率市场化。但所谓的利率市场化也不是说民间借贷的利率没有限制地高，国家对利率放开管制后，会呈现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利率标准，并且利率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上下波动，因此不会出现太大的反差。但是民间高利借贷首先是一种金融服务，有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社会后果，所以应当在实行市场化利率的同时，加快制定一系列的社会政策机制和法律机制作为市场化利率的配套措施。

4.规范借款合同及民间担保

通过《合同法》第210条规定可知，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书面形式并非其唯一的表现形式，因此一旦借贷双方发生纠纷，不但双方举证困难，而且法院也将无法查明事实，从而不利于保护借贷双方的利益，无法实现借贷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了防止纠纷的发生，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用法律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出合理的干涉，规定借贷双方须签订书面协议，以便发生纠纷时有据可查。

对于民间借贷的担保，在吸收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制定专门的规范民间融资的担保法规，规范担保行为，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的法律体系，规范民间借贷的担保业务，降低担保风险。

（二）完善法律监管

民间借贷的有序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为保证民间借贷活动的稳健进行，需要对其资金运转进行必要的监管。监管主体上，应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行使对民间借贷的监督权。监管手段上，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健全内部审计监督机制，聘任具备相关金融知识的专家，设立危机评估机构，配合监管主体，监测民间借贷引发的各种风险，并以此来研究应对风险的各项措施。建立市场化的民间借贷机构的退出机制，制定退出标准，完善退出审批程序，进而加强民间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以此使普通的借款人也能够了解民间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

参考文献：

[1]陈宋阳.我国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集，2010：5.

[2]张宁.试论非正式金融[J].当代财经，2002（11）：34-38.

[3]周红岩，曾立平，李文政.民间借贷的风险隐患新特点与应对措施[J].经济与金融，2008（1）：50-52，67.

[4]藏博，何永新.间借贷融资担保风险之法律研究[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21-25.

[5]庄文敏.我国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建构[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集，20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