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人口问题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从2003年出台政策至今已走过12年的历程，2005年西关虎屯成功爆破拉开了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序幕。十年间，城中村改造取得了丰硕成果，小李庄、燕庄、西关虎屯，一跃成为郑州商业新地标；十年间，西史赵、燕庄华丽转身为郑州华丽高档小区典范，形成了风靡全国的“郑州模式”；十年间，陈寨、庙李、刘庄构成郑州最大的流动人口集聚地。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郑州城区228个自然村，如今已有170个获批改造。截至目前郑州市三环以内最后一个城中村西韩砦村改造计划已正式公布，郑州三环以内将再无城中村，而针对三环以外的城中村也将陆续启动拆迁改造。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但始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即流动人口问题。稍作观察即可发现，随着城中村拆迁改造的步伐，流动人口越来越向还未被拆迁改造的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集中且规模越来越大，在沙门村，和一位年轻小伙交谈中得知，他来郑州两年了，刚到郑州时是关虎屯（郑州市二环以内城中村）的租客，没多久关虎屯就要拆了，现在搬到沙门村（郑州市三环以外城中村）。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将使流动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解决，这也将是城市城中村后期改造中面临的首要难题，因此，不可能再像城中村改造之初那样忽略居住在城中村的这些流动人口了。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以特定群体的安置问题，在城中村改造后期如果处理不好这一问题的话，将造成城市人才外流，城市住房危机，城市不和谐等一系列不利于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

（二）城中村现状分析

1.从外观上规划欠缺

布局凌乱，存在各种安全隐患。走进郑州的城中村，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由于城中村土地资源珍贵，加个房租收益可观，村民自己建的到处是握手楼、接吻楼，并且在走访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现过坍塌的事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几条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称不上道路，最多可称为“小巷”，拥堵严重；城中村没有什么配套的设施，环境脏乱，随处可见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没有配备消防栓等应急设备，况且道路狭窄，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

2.城中村流动人口远远超过本村村民

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十三万多人，但本村村民仅一千八百余口，外来租户却有十几万人。这十几万外来人口人绝大多数都是流动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对便宜

但“见风长”现象严重。廉价的租金是流动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们租不起小区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见风长”现象严重。随着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的不断进行，流动人口向没有拆迁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疯长。在沙门村调查中，一位被调查的外来人口说：“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个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现在涨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观，每户每年房租收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些村民大多没有工作，坐等收租，他们的后代也大多没有稳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铺林立，小商贩集中

通过调查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靠城中村摆摊收入维持生计，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导致这部分人大量失业。

二、郑州市城中村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分析

（一）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及作用

1.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

流动人口是指来自非郑州地区的、非郑州户籍的、在郑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员。他们主要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农民工构成，这些人员几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郑州市流动人口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人数多，增长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达340万，且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第二，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压力大。流动人口工资相对较低，他们买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带口，精神和物质上承受较大的压力。并且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而不断搬迁，越来越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动人口对郑州城市发展的作用

流动人口提供了城市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城市建筑方面最为明显，城市建筑行业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用辛勤劳动换来了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流动人口拉动了城市消费，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需求动力。流动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沟通，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城市文化。流动人口中有着许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长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创业或就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城市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活力。

（二）城中村满足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现在，城中村成为郑州市流动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城中村暂时解决了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

以高皇寨为例，我们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13万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来租户十几万，这些租户主要是毕业大学生、农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们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对较低。如柳林村不远的二十一世纪社区居易国际一间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样面积的房子每月房租仅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2.城中村解决了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

城中村的个体户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他们以在城中村摆摊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这些外来人口年收入颇丰。当问及对是否赞同城中村拆迁改造时，他们明显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拆迁就等于失业。

3.城中村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郑漂族”中的多数青年人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主要寻求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一展抱负，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下去，他们很多人选择暂时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为农民提供了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场所，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起着桥梁纽带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中村也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篇（2）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篇（3）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篇（4）

目前，北京旧城内有3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总占地面积16．1平方千米，居住人口约30余万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保护区内危房多，设施差，老百姓居住的条件仍停留在50年前的水平．在保护区更新的难题最突出的是人口问题．保护区内多数房屋面积狭小，基础设施陈旧，私搭乱建严重，存在着大量的结构隐患和消防问题，此外，保护区内产权方式复杂，有公产、私产、军产、集体、宗教等多种产权形式，这种现象阻碍了单位个人购房、修房的积极性．这些都与保护区内人口密度过大、人口构成不合理等因素有关．因此，解决人口问题是保护区更新的关键．人口问题包括人口疏散、人口结构调整等方面，以及应采取的方法和步骤．妥善解决保护区人口问题关系到加快保护区更新的进程，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同时对于调整城市功能、实现总体规划目标、建构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国内外相关经验

1．1关于吸引资金的经济优惠政策

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对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采用了多种经济优惠政策．在美国，利用开发权转移的方式进行更新，即开发商在历史街区所建项目的亏损，可由城市其它土地上的项目予以补偿．在德国，旧城更新项目依据《特别城市更新法》获得政府资助，更新中无盈利开支费用60％由州政府负担，40％由地方政府负担．在日本，1968年设立了日本观光资源保护财团，基金经审批后可用于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

1．2关于居民自助参与1日城更新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被称为“社区建筑”的自下而上的由居民参与对居住区进行改造的做法．公共参与是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重要环节．法国地方议会确立保护区后要进行三项重要工作：发表公告、公众调查、公众投票表决．日本民间成立了，通过调查向行政当局反映民意。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美国社区保护遍及各州，基层社区和居民积极参与保护活动以达到改善居住状况，争取环境公平与提高社区品质的目的．

1．3关于人口外迁

日本东京周边地价较低，人们为了更经济，纷纷迁居到城市外围，形成了城里人的外流，减轻了市区拆迁的压力，这是东京旧城风貌得以保留的最根本原因．西安调整城市结构，在外围建设11个组团疏散市中心过于密集的人口；苏州古城区1986年开始在古城的西面和东面开辟新区，经过近l0年努力。苏州古城人口已减少了10万人．这些方法都要依赖便利快捷的交通．

2北京旧城四城区保护区更新实践

近年来北京旧城四城区在探索保护区更新方式和疏散人口的对策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现将典型个例简述如下：

2．1东城区

东城区以交道口“微循环”改造为试点，该地区占地1．47平方千米，共1940个院落，其中平房院1600多个．自2003年起，采用“引入社会投资人，群众自愿，街道组织，产权人实施”的方式，对50多个院落进行了改造．在危改过程中，社会稳定，“微循环”渐进的更新方式得到了各方的好评．

在资金来源方面，主要是引入社会投资人，包括开发商、私有企业等．区政府搭建平台。提供相关服务，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吸引社会资金．在决定哪个院落可以改方面，采取“群众自愿”的原则．居民的安置以货币补偿为主，也有定向提供经济适用房、购买二手平房或租房等措施．“街道组织”主要体现在街道办事处入户进行摸底调查。了解不愿搬迁的居民的诉求，进行协商，争取做到全院同意．在产权方面，微循环改造的起步阶段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院落中的直管公房承租户，但私房院落、单位自管房经产权人(单位)同意，也可以提出改造申请．可以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对产权进行公开拍卖，完成产权转换，可以吸引更多资金，形成良性循环．

2．2西城区

西城区保护区更新以什刹海烟袋斜街为试点，该地区现有居住院落140个，950户，总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其中私房197户，建筑面积0．48万平方米；公房753户，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5～10平方米居多．对于保护区人口的去留，一是政府采用降低人口密度、鼓励外迁的政策。用货币补偿、异地安置的方法．外迁居民货币补偿参照文市政府87号文执行，外迁居民需要异地安置的，安排购买经济适用房。

对困难户采取廉租房政策．二是落实保护和修缮责任，愿意留住的现住房人，必须接受保护和修缮规划的要求。按保护和修缮原则进行保护修缮，独院落私房产权人应根据保护规划要求，拆除院内违法建设，按规定进行房屋修缮或更新，非独立院落私房产权人应当服从整体院落的保护更新要求参与保护与更新，私房产权人如修缮资金不足，可申请协助办理银行贷款．

烟袋斜街地区保护更新的成功经验是以深入调研为基础，更新速度快、风貌保护得好．

2．3崇文区

崇文区前门地区危改试点已实施三年，目前仍处在外迁人口阶段．该地区占地105公顷，现有居民20417户，人口61600人，人口密度4．38万人／平方千米．前门地区人口稠密，房屋危旧，文保单位多．针对这些问题，该地区在危改过程中提出了“人房分离”的模式，即采用货币补偿的方法，将保护区的人口全部外迁．人口全部迁出后，以便对建筑进行认定和维修．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和办法为：房屋拆迁补偿款=(5400k+1000)元乘以房屋建筑面积+重置成新价，k=1。3(容积率修正系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乘1．33；居民在奖励期内搬迁可奖励5．5万元；签订协议后在三环至四环购买住房的给予一万元奖励，在四环至五环购买住房的给予二万元奖励，在五环以外购买住房的给予3万元奖励；对于外迁居民，全市7个经济适用房项目可提供定向供应．

崇文区“人户分离”成功的方面在于调整了城市用地性质，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2．4宣武区

目前宣武区正重点进行大栅栏地区的改造，大栅栏改造建设项目是2008年奥运人文项目和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该地区占地79公顷，居民约4万人，2003年12月8日，大栅栏改造建设项目正式启动．现已完成了一期月亮湾地区环境整治工程，该项目占地2．2公顷，需拆迁居民107户、单位40家，预计总投资约3亿元，其中拆迁费用约2．2亿元(居民拆迁费0．3亿元，单位拆迁费1．9亿元)，目前，区政府已投入8500万元，居民拆迁率完成了75％，政府投入巨资，是危改工作顺利完成的关键．

3存在的问题

根据各区的情况，保护区外迁人口面临着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速度慢．保护区绝大多数居民赞成改造。但难以做到人口疏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能够把握的房源较少，现在有房源大多房价过高居民即使得到拆迁补偿也买不起；二是即使部分居民想外迁，但又怕外迁居住生活条件不完善，存在子女就学、老人就医等问题，因此对外迁产生抗拒心理．

2)整院实施难．东城、西城均采取“居民自愿的方式更新，一个院落内70％居民同意外迁少数居民不愿外迁而延缓整个院子改造的情况非常普遍，即使院内有一户居民不愿外迁，整院的更新也难以实施．

3)资金紧．对保护区居民实行搬迁，重新安置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大，而且，由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改造模式改变为政府组织动作，势必要求政府先期加大投入，用于居民拆迁补偿、外迁专项住房建设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如前门、大栅栏地区居民外迁的资金缺口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4)无“法”依．由于保护区外迁人口无法律依据，对于“钉子户”办法不多．另外，对保护区的土地转让政策、拆迁补偿政策、居民安置政策、税费减免政策等，还没有完整统一和可操作的明确规定．

5)市场乱．相关政策的发展和市场发展不配套．比如在货币补助环节上，一些开发商出高价外迁院落居民，开发商自行决定每一户的补偿安置情况，政府部门不清楚，居民相互之间也不清楚．如此既不向居民公开，也得不到社会监督，容易出现补偿安置标准不一的情况，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混乱．

6)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问题，即原有居民的保留问题．尽管北京市也专门出台了，制定了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单位和个人购买四合院，但基于原有居民的经济条件有限，很难承担改造修缮后四合院的购买费用，所以回迁率很低，这在保持旧城传统文化的无形资产方面很不利．

4措施与建议

4．1统筹兼顾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点”与“面”的关系

所谓“点”上的工程指以前门、大栅栏地区为代表的奥运人文项目，其范围大，任务急，政府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尽快外迁保护区的居民，推动保护区更新工作的顺利实施．目前，其他保护区多属于“面”上的项目，可采用交道口“微循环”的模式，渐进更新．在具体的措施上，应灵活对待，对于院内少数不愿外迁的居民，可集中在一个区域，建普通四合院，在满足基本居住条件的前提下，就地安置；或可考虑将原有院落重新划分，其改造的资金缺口主要由投资人补偿，此项工作需政府、开发商、居民共同协商解决．见图1、图2．

4．2加快平房产权私有化的进程，活跃“二级市场”交易

“政府引导，社会改造”是保护区更新的长久之计，为此应理顺现有平房的产权关系，推动平房产权私有化的进程，鼓励平房上市交易，使平房、四合院出售，购买，转让，租赁等行为规范化、合法化，让社会资金通畅流入．鼓励有条件的业主修缮房屋，对于公益性、非盈利性的项目政府予以补贴．同时研究军产、单位产权房屋的私有化政策．

4．3划定专项用地，建设经济适用房

建议政府在四环周围划定专项用地，为保护区外迁居民提供生活方便、交通便利的经济适用房，用补偿政策和较好的居住环境吸引保护区居民外迁．经济适用房宜选择小面积户型以适应保护区人口外迁需要。保护区居民享受经济适用房优先购置权，政府可对低收入家庭予以一定的补偿，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引导保护区居民的外迁．

4．4配套相关法规，规范市场环节

建议政府制定保护区人口外迁的相关法规，对于影响城市重点工程的“钉子户”，应采取有效的办法，制定相应的法律标准，以便拆迁工作有法律支持，对于人口外迁过程中住户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应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同时，政府应规范保护区外迁人口的补偿标准，避免补偿差距过大的现象，使保护区人口外迁工作顺利实旌．

4．5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

篇（5）

一、我国财政供养人口的基本情况

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口比例较高。从纵向看，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在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说是1:600人)，而今天是1:30人(一说是1:28人)，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从横向看，1999年中国是1:30人，印度尼西亚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 : 187人。为支付众多供养人员的工资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费，我国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出现典型的“吃饭型财政”现象，其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人的80 %--90%，政府基本上没钱去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1997年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占全部支出总额14.7%， 1998年为14 . 8 % ， 1999年为15.3 % ， 2000年为17.4%， 2001年18.6%。这些行政管理费中包括极不合理的公车费、接待费等支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年递增27，是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1999年，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乘人员在内的耗用为3000亿元，而1999年我国的地方财政收人不到5600亿元。中国烹饪协会统计，2002年中国餐饮业全行业年度营业额超过5000亿元，其中公款消费为1000亿元。2003年干部出国(境)达427万人次，按每人花费1万元计算，一年干部出境就要花费4.27亿元财政资金。虽然美国各层级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也占到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一半之多，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贫困救济等项目，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很低。而在中国，“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主要是大吃大喝招待费和竞相攀比、极其不合理的小车费用)在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高，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却非常低。

这几年全国平均每年的财政支农资金有1000多亿元，但70%以上用在了农业行政事业单位上，而没有用于农业生产本身。在不少传统农区，县一级90%左右、地市一级80%左右的财政支农资金是用于“吃饭”。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我国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在某种程度上讲已到了极限，财政成为“吃饭型”的财政，财政再分配的其它职能大受制约，严重影响许多重要的投人，如此发展下去，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严重受阻。财政供养人口的膨胀导致政府机构的臃肿，不仅严重降低了工作效率，加剧了官僚主义作风，妨碍了政府的有效运作，极大地加剧了财政负担，导致各级财政陷人困境而难以自拔。政府机构每年增加一个财政供养人口，国家每年至少需要增加财政支出2万元以上。据此计算，近年来财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达600多亿元，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

二、从劳动价值理论看我国财政供养人口存在的问题

1，财政供养人口过多造成劳动力经济学上的过多浪费

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认为，商品价值是交换价值，即只有进行交换的产品才具有价值可言。“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政府机构的劳动产品并非为了交换，而主要是为公众提供一种无偿的服务，因此，其劳动产品并非商品，其所供养人口的劳动也并没有创造价值。财政供养人口越多也意味着越多的劳动力没有参加商品价值的创造。虽然政府职能对于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供养一定的人口是必须而又在所难免的，但因为其供养人口的劳动力没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因此更应该注意供养效率问题。原则上，在政府机构中，一个人能干的活决不能给两个人干。否则，在社会总劳动力一定的情况下，会减少商品价值的创造总量。

2，财政供养人口范围过大不利于所供养行业价值的创造

根据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财政供养的对象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市场不愿意或不能提供的领域，比如大型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基础科研、卫生保健等公共社会事业。我国在1982年、1988年和1998年进行了三次机构改革，虽然在精简政府机构、削减财政供养人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财政供养范围过大的问题，政府职能“越位”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因为政府机构所从事的劳动并没有创造商品价值，所以财政所供养的行业也就无所谓像市场上的其他行业一样，为追逐剩余价值而充满竞争，因竞争产生极高效率，因效率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财政供养人口结构不合理造成部分劳动力价值无法实现

根据国家人事部统计，目前我国政府机构中大专及以上的学历约占80 %。有些地方招考公务员时明确规定非本科及以上学历不可。不可否认，高学历、高素质的财政供养人口能较好地履行国家职能，提高政府机构运行效率，但同时也应冷静地思考，政府机构中例如文件收发等工作是否一定得是本科生或研究生。这里，不是否认收发等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对一于这些工作而言，只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文字语言功底的人就能很好地胜任。不可否认，政府职能中诸如政策制度的研究制定，法律、规章制度的解释和实施等等确实需要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参与，但不少岗位却无须这样的人才。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价值由三个方面决定，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学习费用，因此，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价值应高于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目前我国政府机构工资制度尚未能较好地体现教育程度对劳动力价值大小的影响程度，因此，往往出现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差距拉不开，也就造成高层次、高学历人才劳动力价值无法完全实现的问题。

三、劳动价值论为解决劳动供养人口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为了解决财政供养人口比重大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学术界建议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构筑公共财政，一致认为应该精简政府机构，降低行政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精简什么机构，保留什么机构;哪些行政成本能带来效益，是有效成本，哪些成本是没必要花费，是无效行政成本。

篇（6）

l、利益群体的利益差别与利益协调

利益群体（interestgroup，又称利益集团）是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都关心的一个问题，由于学科的研究对象差异，因此对利益群体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别。在西方社会中利益群体经常被看作是致力于影响国家政策方向的组织，最典型的利益群体是院外活动集团和工会。M．奥尔森是利益群体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利益群体作了分类，指出过分强大的利益群体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M．奥尔森，1993、1995）。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利益群体在规模上和活动能力上与西方都有很大的差别。在本文中，利益群体指的是在某些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并且有类似人口特征的群体。在外来人口管理问题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利益群体：

外来人口群体。一般说来，外来人口群体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里可以得到比家乡高的收入，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城市的生活主流之外。在许多情况下，外来人口群集而居，甚至出现北京的“浙江村”这种独特的景观（王春光，1995）。无论他们在城市生活多久，只要没有得到城市户口，他们很难为自己的权益辩护。M·奥尔森把这类群体称为“忍气吞声的集团”，这样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地位。外来人口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损害了一些城市人口的利益。不过在外来人口当中，还可以根据他们的经济收人和职业划分出不同层次。

城市户籍的容易被替代职业劳动者群体（简称替代群体）。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有一些职业并非需要很专门的技能，例如体力劳动。简单的技术工作、一般的商业和服务业、普通的文职工作等等，本文把这些称为容易被替代职业。外来人口在城市里主要是在这些容易被替代的职业中谋生，因此产生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行业，如环卫工人、建筑工人、服务人员等等。由于外来人口可以接受低工资，可以不要参加社会保险，因此在一些行业中对城市户籍的劳动者的就业构成威胁。甚至于挤占了城市户籍人的工作机会，因此替代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与外来人口有利益冲突。

得利群体。客观上说，大部分城市户籍人口都不同程度地从外来人口身上得到一些利益，不过有些群体得到的利益特别多，本文把从外来人口身上得到利益特别多的群体称为得利群体，得利群体主要有大大小小的雇主、一些管理部门的成员、一些主要依赖外来人口生存的人，如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的房东。在许多情况下，雇主如可果用低薪雇用外来人口以节省工资成本，而且常常可以不支付外来人口应有的社会保险费用。因为在目前一些管理部门向外来人口收取各种管理费，而有的管理费用超过管理成本，导致管理外来人口是有利可图。在城市中，还有一些人是依赖外来人口获利，比较典型的是一些出售中低档商品的商店东主和出租屋的房东。

超脱群体。虽然城市里很少有人能够与外来人口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一些人相对说来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多，例如离退休人员和未成年人等等，本文把这些人称为超脱群体。

在外来人口问题上，不同利益群体间有着不同的利害关系。外来人口希望城市对他们打开大门，外来人口与城市户籍者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得益群体希望多一点外来人口，他们可以增加利益。替代群体则希望少一点外来人口，特别是在就业机会的竞争时，没有外来人口。有不同的利益存在就引出利益协调问题，如果没有利益协调就可能产生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而目前我们靠什么来协调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呢，除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之外我们别无选择。从理论上讲，政府是代表人民的，但是人民是可以划分为许多利益群体的，在发生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政府又应该为哪个群体的利益服务呢。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也成为一个利益群体，因为地方政府肩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地方政府明白廉价的外来人口提供大量劳动力是降低成本，提高本地产品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得利群体中有些就是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然而当替代群体中就业问题日益严重时，地方政府就陷入一种两难的局面，一方面要保护有本地户口的人就业，另一方面又要维持相对的低工资以增加本地经济的竞争能力。由于得利群体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因此多少对地方政府的决策存在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在利益分配上有两个错误的倾向，第一只讲整体利益，不谈群体的利益，更加没有研究如何协调群体利益；第二是过分期望得到一种“帕累托最优”（就是让某些人得到利益而不伤害他人的利益），而这在人口管理中是很难实现的。由于上述两种思路的误导，地方政府往往不注意寻找一种各利益群体都能接受的方案，很难在人口管理问题上取得一种突破。

2、组织的寻租行为

组织是一个学术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在本文中组织仅仅指的是政府机构和带有行政权力的一些部门。寻租的概念也有些不同的理解，在本文中指的是利用权力为本人或者本人所属组织谋取利益，而这种利益却伤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通常寻租行为是对个人而言的，但是在目前有些寻租行为却是组织的行为，这点在城市人口管理上显得比较突出。

地方城市政府一方面要为增加的城市人口支付公共开支，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人口管理上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截止1993年全国共出售各种城镇户口300多万个，收入达250亿元（韩俊，1994）。据对东部沿海一个县级市的调查，1991年出售开发区户口3000个，筹集建设资金1500万元，1994年开始办理所谓的“地方城镇居民户口”，1994-1996年办理地方城镇居民户口18000个，收取城镇增容配套费4000多万元，1997－1998年办理地方城镇居民户口8200个（左鹏，2000）。

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有限，因此地方官员的短期行为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短期行为中最突出的是期望在任期内，对城市市政建设有大的外表改善，生一般说来对将来可能产生遗留的问题不太关注。因此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城镇居民户口筹措市政建设的资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行为。

在前些年的房地产开发热中，许多城市积压了大批的空置商品房。为了促进商品房的销售，在一些城市中可以购房入户口，或者以“蓝印户口”的形式得到城市户口。这种情况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相关，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活跃与否对地方财政有显著影响。出售户口在短期内有利，但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比较大的就业压力。

对人口管理的收费，特别是对外来人口管理的收费，普遍缺乏透明度，相当一部分收费标准的制定缺乏合理的依据，在收取管理费时，不能排除存在组织寻租的现象。同时也不能排除存在“管理就是收费”的弊病。外来人口管理费偏高，加上办理手续的不方便，导致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并不主动办理暂时居住的手续，游离在城市的人口管理体制之外。这些游离的人口成为人口管理的死角，往往是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份。

由于存在腐败现象，个别管理部门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往往喜欢用罚款的方式进行，这些罚款的去向常常不太光明正大。以罚代管方式的罚款的额度又缺乏法律的根据，因此一方面伤害了外来人口的合理权益，另一方面加剧了外来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在感情上的对立。

从地方政府到管理机构都存在的寻租行为，无疑给城市人口管理的科学性蒙上一层阴影，可以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3、条块分割体制的不协调

目前我们的城市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存在所谓的“条条块块”现象，一股情况下，管理部门之间缺乏互相沟通。由于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足，出现了各自为政，有关政策互相矛盾，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在人口管理体制上，这种现象同样存在。涉及到人口管理的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很多，有公安、工商管理、劳动管理（包括社会保险）、民政、计划生育等等，有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大部分外来人口是在一些企业或事业单位就业的，这些单位的管理部门是五花八门的。可能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一个在城市里的外来人会有多少部门管到他。大家都可以管，可能出现由于责任分摊而实际上谁都不负责，同时也更加可能出现有利益时大家争着管，没有利益时谁都不管。

体制对城市人口管理的影响，最突出的可能是城乡结合部地区了。由干近年来城市范围的急速扩张，不少原来城市郊区的农田被城市建设征用，原来的农村被城市包围，形成所谓“都市里的村庄”。住在“都市里的村庄”的“农民”，虽然大部分早已经不再务农，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在体制上属于农村的乡镇管理，而不是属于城市的街道管理，传统农村在空间分布上是分散的，因此“都市里的村庄”在空间上也是分散的，这种分散管理与城市在空间上的整体性是不协调的，这种不协调给城市管理带来许多不方便。

“都市里的村庄”里往往有大量的“出租屋”，“出租屋”里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基本上是依靠城市谋生，许多日常活动是在城市进行的，但是其居住地管辖却与城市不统一，这种情况就不可避免导致人口管理上的漏洞和混乱。事实上城市管理不善带来的许多问题，例如社会治安问题、卫生环境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与“都市里的村庄”现象相关。因为存在管理的漏洞，所以在“都市里的村庄”中，利益群体的寻租行为往往特别突出。

体制不协调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劳动力市场的不统一。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割裂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不同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用工制度不尽一致，一般说来，政府控制能力比较强的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其他所有制单位的劳动用工受政府的控制程度比较低，最明显的是职工参与社会保险的比重是国有企事业单位远高于其他所有制单位。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城市中还存在一个庞大的非正式劳动力市场（李若建，1994），对这个劳动力市场，政府管理部门多少有点鞭长莫及，而外来人口构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因此政府通过管理劳动力市场来达到管理人口的目的则困难重重。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克服城市人口管理体制的混乱，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人口管理机构。其实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人的活动涉及到许多方面，决不可能靠一个部门可以全部包揽。

4．资源产权问题

产权可以看成是一种资源或者服务的使用权。产权问题是困扰中国改革进一步深人的问题，不仅仅在企业中存在产权不清问题，在资源方面同样存在许多产权问题。由于产权不清，给城市人口管理带来不少困扰。

土地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土地制度对城市的形态与管理体制都会发生明显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城市的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村的上地是农村集体所有，从整体上看，这两种不同的土地制度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但是在城市郊区，就存在问题。“都市里的村庄”中，土地是农村集体的，住宅地的使用权是个人的，城市规划很难对其有制约作用，因此在外观上显得零乱，在管理上与城市显得不协调。

除了土地资源之外，在城市中有大量的公共资源。公共资源包括内容很多，就业机会是公共资源，城巾的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也是。资源的产权对城市人口管理有很大的影响，就以这几个资源为例，作初步分析。

一个城市的就业资源是否是当地政府的、本地户籍人口的专利，这个问题很棘手，但也不能回避。如果就业机会这个资源的产权是地方政府的，那么政府可以限制外来人口就业，否则就不能。如果以投资主体作为决定就业资源的产权，那么地方政府对就业的限制就没有多少道理了。

一般来说，城市的基础设施一般是本地政府的投资，那么本地政府是否拥有城市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呢？虽然有许多公共设施的使用者不完全是本地的纳税人，相当部分是外来人口。但是有相当部分公共设施是被控制专门为本地户籍人口服务的，特别突出的是初级和中等教育。外来人口子女上学问题是一个相当普遍存在的问题，一般说来，外来人口的子女需要支付一笔昂贵的赞助费才能上学。其实教育资源问题同样困扰本地户籍人口。目前中国城市户籍人口中，人户分离的情况相当多，一些原来居住在老城区的人，虽然已经搬迁到新城区，但是户口依然留在老城区，这种情况给人口管理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教育资源的产权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有名的中小学位于老城区，而入学的条件往往受到户口的限制，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好的学校，家长们宁可把户口留在老城区。

篇（7）

在社会没有进入信息化之前，是经验在告诉人们如何在社会中进行生存及怎样才能取得成功，而年龄大的人在社会中就有较多的优势，因为他们掌握了生存、生活的经验，这是为什么在传统社会中老年人总是受到敬重的原因之一。但是当前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知识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因此这个时代的老年人积累了大半生的的生活经验已经不能与现代社会相融合，老年群体对于当前的社会发展已经有了诸多的不适应。如果像一个新生儿那样重新学习信息时代的应用工具（比如互联网、智能手机、数码设备告等），对老年人来说则存在着很多困难，因为老年人的生理及精神都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了衰老的现象，而且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在身体健康指标方面，首先是各种感官能力变得虚弱，听力、视力下降，记忆力衰退，运动迟缓，反应迟钝，这些特征决定了老年群体接受新知识的速度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较，也导致了老年人不能像传统社会时期那样拥有较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因素使得老年群体的整体适应能力变差，因此他们的生活质量及幸福感也随之降低。

1.2社会交往渠道变窄

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是人类融入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只有在与社会、他人交流沟通的条件下人们才会有存在感。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儿童，只有在与他人、社团等沟通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地正确认识自己并继续提高。与其他年龄段相比，老人更需要正常的社会交往。可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大多数老人在退休后基本上都不再与原来的朋友有联系；此外，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也不比年轻时候，行动不变，重新建立新的朋友圈的机会也非常少，这样老年群体就逐渐与社会上的交往越来越少，使社会交往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社会交往渠道的变窄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很多老年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如果社会上普遍出现这种现象就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3不能接受自己新的角色

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是从进入工作岗位开始的，但是当人进入老年、尤其是退休之后，会有很多的不适应，因为会突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美国人特别忌讳谈论退休这个话题，希望自己永远不会退休，因为一旦退休，就由生产者的角色转变成了纯粹的消费者，这种角色转换会让很多人觉得自己成了社会的“负担”、“累赘”，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大多数老年人没有足够的心理调适能力去应付这种角色的转换，因此老年群体很容易走向封闭，选择逃避社会，孤独和绝望的心理使老年人不能轻易接受自已新的角色。

2老年教育的作用

2.1提升老龄群体的生命质量

老年人、青年人或者壮年人的区分是从人的生理特征为标准的，但是根据终身教育的理理念，任何阶段的人生都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人在任一瞬间都在争取“生存”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在争取生存的权利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在任何阶段人都要充实地活着，所以“现在”或者“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在传统习惯中，年轻人要向老年人学习各种生活经验，老年人是青年人的老师，但是现在这种概念已经被颠覆，因为老年人并不一定比青年人有更多的经验，在当前的信息社会，必须随时随地的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发展老年教育，其实是让老年人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让老年群体不会因为自己的知识过时而有被社会“抛下”的感觉。从这个视角来说，不断地学习是老年人继续保持自已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是与年轻一代进行持续对话的必然条件。当老年人觉得自己仍然走在生活的前列，与当前的时代没有脱轨的时候，他们会有更高的生活热情，会发挥更多余热奉献于社会，通过参加老年教育，老龄群体不但提升了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且为社会做了更多的贡献。因此，发展老年教育是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2.2老年教育可以实现老年的个人追求

人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幼年时期起每个人就有自己的梦想和愿望，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处在青年时期时人们通过各种努力获得知识、拓宽社会渠道，到了中年时期仍然要不断地学习，因为中年时期又有了新的目标和追求。同样到了老年时期，会有老年的梦想和追求，而要实现这种追求，只能持续不断地学习。比如说，老年人可能也想去旅游，但是当前开发了更简捷的旅游方式，通过上网可以加入各种“驴友”社团，不但丰富了旅游的质量，同时也节省了旅游的费用，这样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去旅游。但是如果老年人如果不参加老年教育，就不会了解到最新的旅游方式，不知道网络上旅游团体的重要性，而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郁闷地生活，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只能束之高阁。因此，老年教育是帮助老年群体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有力武器，老年教育可以加深老龄群体对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提高自身的修养，增强自己的社会集体意识，扩大自己的生活圈，使自己在老年阶段的人生目标得以实现，从而更能平静地对待死亡。

2.3老年教育可以提升老年人力资源的质量

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退休之后的老年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重新工作而做的准备，是老年人始终会追求自己“有用”状态的途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老年群体，对于自己的退休从来都不认为是自己工作的“停止”，而是要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加入社会当中去，用新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本质上来说是退休年龄的推迟。如果不继续参加老年教育，老年群体仅凭以前的知识和经验已经不能适应知识日新月异的当今工作的特点，必须在取得最新的工作资格或者技术资格后才能重新被用人单位接纳。因此，从这一点来说，老年教育其实是在提升老年群体人力资源的质量，同时也是对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深入开发和挖掘，老年教育不但合理配置了社会中的老年人力资源，减轻了社会养老的负担，同时也使得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篇（8）

中图分类号：F124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目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扶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扶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这次普察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扶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为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2] 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 （美）罗伯特·M·索罗.增长理论：一种解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英）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等.人口论[M].郭大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蔡昉.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篇（9）

一、流动人口子女身份定位问题

流动人口通常指在某一时间范围内居住地发生了跨越一定地域界限变动的人。本文中的“流动人口”，是指那些以家庭模式从乡镇流入城市，在流入地居住时间为一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的子女就是指外来务工者的子女。北京社会科学院学者韩嘉玲曾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将这部分“城市新市民”分成四类：1.从小跟父辈来到城市打工，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城市。2.守在农村的“留守儿”，长大以后跑到城市，投靠父辈。3.处于来来回回的状态，小时候在农村呆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到城市里读小学，因受到户籍制度的牵制，初高中又必须返回农村。4.跟随父辈打工进入城市，后来又从农村考回城市，读大学――这是一部分非常少的人群。

二、流动人口子女面临的问题

（一）制度的排斥和边缘化的课桌。

进城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是当前义务教育工作中的一个新难。根据有关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学龄儿童按流动人口的2％－3％计算，估计全国约有20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儿童不能就地入学。即使通过缴纳一笔不菲的“建校费”等进入当地中小学校，但由于缺乏文化上的差异等原因，仍然会导致这一部分入学儿童学业成绩不良，辍学率居高不下。很多流动人口选择让孩子人读同乡人办的民工子弟学校。但民工子弟学校的学校校舍简陋，缺乏相应的教学设备，迫切需要完善。

（二）经济的排斥和边缘化的心态。

流动人口进城后的一个现实困境是难以融入城市社会，难以融入当地的经济生活，这其中虽说有着多层次的因素，但城市社会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和排斥却是不可忽视的。其一，城市居民的歧视。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在造就巨大城乡差距的同时，也衍生了城里人的优越感。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普遍具有一种戒备、排斥心理。此外，流动人口家庭的经济地位更加深了他们及他们下一代子女的自卑心理，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他们努力的目标就是多挣点钱以求得生存。加之由于自身素质的原因，他们中有一些人在城市中的一些越轨行为，给城市秩序与居民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并产生“晕轮效应”，更加深城市人对其全体的反感心理。

（三）社会文化的排斥和边缘化的归属感。

社会归属是指社会成员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既有对自己社会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对该地域的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感彩。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归属感主要是在其就读学校与同辈群体交往中、学校集体活动中，及对城市的感受中形成和发展的。但是城市孩子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使得流动人口子女产生了被歧视和对立感，感觉到自己与城市孩子的差别。可以看出学校对个人的社会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学校的文化氛围很重要。学校是一个最自然的融入过程。

三、对策与思考

通过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必须采取一系列对策从各种途径来有效地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流动人口纳入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户籍管理体制。

从根本上讲，要认识到流动人口子女将成为本地区未来的主人，他们的发展与成长将关系到城市长远的整体发展水平。各级政府应打破现行以户口为依据的户籍管理体制，建立以常住人口/现居住人口的户籍制度为依据的管理体制。各级政府不仅应为户籍人口服务，还应将非户籍人口纳入其日常管理与服务范围之内。特别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应将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纳入公办学校招生计划。

（二）建立多部门合作以完善流动人口工作的运作机策。

流动人口子女所涉及的生存、教育与权益等方面，往往不是一个地区的行政部门能够解决的，还涉及到教育、公安、物价、工商、计划生育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探索及协调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进行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工作，通过部门间的多种合作形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流动人口子女能够有得到平等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权利。

（三）全社会要提高对流动人口子女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流动人口子女已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因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重视、尊重流动人口，关心支持流动人口子女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氛围，发动各种社会力量，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各种支持。

（四）公立学校要构建平等、无差别、无歧视的教育环境。

消除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心理门坎，让流动人口子女回归公立学校教育不仅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发展，还有利于他们的社会适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城市孩子正常的发展，有助于培养城市学生宽容、接纳的态度，促进其对世界差异性、多元性的了解。

（五）将打工子弟学校纳入相关部门的管理与辅导工作中。

按目前的态势，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想马上融入城市，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从现实可能性和将来可能性角度来看，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分阶段的过程，在这里，没有城市社会政策和体制作相应的改革和创新，要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也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仅仅是城市迈出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第一步，目前在促进融入方面做得还很不够，需要改变从社会身份角度来制定政策的做法，全面改革城市社会体制，从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财政体制到教育体制等，都需要进行改革。

参考文献：

［1］吴曾基.现代社会学［专著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篇（10）

农业隐性失业指工业化过程中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没有影响到农业产出的那部分边际生产力等于或小于零的劳动力。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长期存在农村与城市发展严重的不平衡，加之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导致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就构成了中国农业的隐性失业。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了解这一形势及其形成原因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可以更好地解决我国农业隐性失业人口的转移问题。

1 当前农业隐性失业的形势分析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农业隐性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80年代中期的农村过剩劳动力为2.5亿，隐性失业率高达60%。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城市二、三产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90年代中期，已减少到1.0～1.3亿人，隐性失业率仍高达30%。农业隐性失业现象的存在，以及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隐患，对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构成严重威胁:

首先，农业隐性失业人员的大量存在，标志着相当部分农业劳动力资源没有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是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其次，农业隐性失业人员的存在，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979～1984年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37∶1缩小到1.56∶1(以农民收入为1)。但自1985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1997年差距为2.47∶1，到了2005年，这一收入差距比率高达3.22∶1。

再次，农业隐性失业人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不得不放慢，相当部分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

第四，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持续进入大中城市，造成了许多城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

2 农业隐性失业产生的原因

我国农业隐性失业人员的大量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2.1 农村劳动力基数大，劳动力的自然增长规模庞大。1979-1993年，农村劳动力增长近1.4亿人，90年代中后期，农村劳动力每年还将增加600万人左右。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加的同时，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却出现了缩减的趋势，土地沙漠化等原因造成农业用地大面积减少，并最终导致农业内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

2.2 在农村劳动力日趋增多和农业用地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我国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没有能够相应进行调整，相当一部分农村单一结构的局面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二、三产业发展滞后，从而使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2.3 在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后，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我国目前农村中的文盲、半文盲占的比例仍然不小，每年进入劳动力年龄的农村劳动力中，有将近10%属于文盲、半文盲，由于劳动力自身素质较低难以适应经济结构变动的要求，因而只能滞留在当地农村，处于隐性失业状态。

2.4 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还存在制度性障碍。全国各大中城市对农民工进城就业都有不少的限制，将不断增加的农村劳动力都限制在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农村隐性失业。

3 解决我国农业隐性失业问题的对策

3.1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使其达到利用的最佳化和收益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也是市场的主体，他们完全有理由选择自己所适合的职业。虽然政府在中介组织间加强了组织协调，但从总体上评价，农业劳动力流动中的市场障碍仍然严重。因此建立统一、规范的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是解决农业隐性失业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平等主体地位的一项基本的制度保障。

3.2 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农业内部各产业部门间的配置调整和种植业内部种植结构的调整，其目的是为了合理地利用资源，挖掘资源利用潜力，提高资源的配置利用效益。调整农业内部各产业间即农林牧渔业间的配置结构，提高果树、葡萄、花卉和畜牧、养殖等劳动力高度密集型产业的配置比重。通过调整种植业内部的种植结构，减少耕地密集型产品的种植面积，相应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棉花、烟叶、小辣椒和大棚蔬菜等)的种植比重，发挥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强农业深层开发，发展开发性农业、特色农业，要以农业产业化来推进农、林、牧、副、渔深度发展，开发和发展农产品加工增值，使农民获得比过去单纯靠原料和初级产品搞得多的经济效益。一旦农业获益较大，高素质的农民就愿意留守土地，弃耕撂荒等现象将受到遏制。

3.3 发展乡镇企业走农村工业化之路。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尤其是农业隐性失业问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小企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目前，为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需要和应对农业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多的现实，我们必须确立新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进行乡镇企业制度创新，具体来说，应坚持与城镇化相结合，以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为导向，以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来推进乡镇企业的第二次创业。

3.4 普及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务农劳动力的素质必须首先提高基层技术推厂人员的素质。基层技术人员知识的陈旧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民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农技服务体系改革到位后，要通过开展不同层次的新技术培训、资格培训提高农技人员的基本素质，可以通过加强与职业培训院校、农科院所的合作，聘请专家讲学等途径，更高层次地提升农技推广人员水平。其次要改进培训内容和方式。培训内容和方式要与需求相衔接。建议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现有的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农广校、地方农技校等教育培训阵地，采取联合办学或请人授课等方式，加大培训力度。

3.5 扩大劳务输出。这也是我国农业隐性失业人口的重要转移途径。我国是人口密度较高且分布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资源成本较低的优势。但我国多年来劳务出口一直徘徊在30万人左右，仅占同期国际劳务市场吸纳劳工的1%，与我国劳动力资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在当前亚太经济复苏和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的新机遇面前，我们要放开劳务输出的经营权，尽快搞活国内劳动力市场，鼓励更多的外贸行业重视劳务输出，积极向世界各层次劳动力市场进军，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寻找更广阔的就业途径。

4 改进我国农业隐性失业人口统计的思路

4.1 界定农村隐性失业的统计口径。

隐性失业，是指劳动者未能有效地发挥个人的劳动能力，本质上是介于失业与就业之间的劳动力经济参与情况。界定农村隐性失业，通常需要引入克里希纳对隐性失业提出的四种测量标准，即时间标准、收入标准、意愿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所谓时间标准，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间里的劳动时数低于被定义为充分就业的时数(我国为40小时/周);所谓收入标准，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里获得的收入低于被定义为充分就业的收入标准最低额(我国可确定为最低工资额);所谓意愿标准，是指劳动者愿意工作的时间和强度高于目前工作的时间和强度;所谓生产力标准，是指劳动者从目前就业队伍中撤出而不会减少产出。从我国国情看，对隐性失业的统计标准的选择，以第一、二项较为可行。

4.2 完善农村隐性失业统计调查方法:

农村隐性失业调查可借助于国家已经建立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建立农村劳动力抽样调查制度。农村隐性失业劳动力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的农村地区，调查以户为登记单位，调查人口具体涵盖范围与城镇劳动力抽样调查相同。调查采用以全国为总体，省为次总体的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一般也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省抽县、县抽乡、乡抽村”，并对抽中的样本村进行逐户调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第一级抽样框的县级单位进行分层，分层标志采用人口标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经济标志(近三年人均分配收入)或地形标志(平原、山区、丘陵)等，具体由各省市根据自身情况而定。

调查时点也可定为每个季度最后一个月包含15日那个星期的星期天，调查期间为调查时点前四周。调查对象为年满16岁及以上的农村地区常住人口。调查内容包含个人的基本情况和劳动状况的调查，其中劳动状况的调查项目有①调查期内是否为取得收入而劳动;②调查期内累计工作时间;③所从事的行业、有无兼业行为及兼业的行业;④该家庭户是否有外出务工的人员及务工人数(外出务工人员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地区，人已离开农村在外工作的人员);⑤调查期间内未参加有报酬劳动或劳动时间过少(小于充分就业时间)的原因。

4.3 建立农村隐性失业统计指标体系。

(1)反映农村隐性失业总量的指标:①农村隐性失业总数: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超过农业生产要素协调配置所需要的那部分劳动力的剩余量。采用劳动力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农村隐性失业调查时，可将农村隐性失业规定为那些在一定年龄(16岁)以上的农村常住人口中，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参加农业劳动或其它非农业有报酬的劳动，在调查时点前四周内，周平均劳动时间不足40小时的人员。②各年龄段的农村隐性失业数:按照16-24岁、25-44岁、45岁以上三个年龄段(即青年、壮年和中老年)分组统计。③各文化层次的农村隐性失业人数:按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几个层次分别统计，反映农村不同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供需不平衡的状况。④不同性别的农村隐性失业数量:按男、女分别统计的农村隐性失业数量，反映调查范围内男女劳动力隐性失业的规模，说明农村生产劳动对男女劳动力的偏好或排斥的程度。

(2)反映农村隐性失业广度的指标:农村隐性失业率。它是反映农村隐性失业相对数的指标，隐性失业率越高，说明剩余劳动力面广，失业的情况严重。

(3)反映农村隐性失业就业结构的指标:各层次农村隐性失业的比重:为各层次农村隐性失业占农村总的剩余劳动力数量之比，该指标按照年龄、文化层次、性别等分别统计。反映了各层次农村隐性失业在总的农村隐性失业中分布的比率，是农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依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