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管理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化管理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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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经济管理的任务

2.1农村财务和资产管理

加强农村的财务和资产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管理监督体制，并使其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的农村经济管理中，审计职能较为薄弱，因此应强化审计职能，并且改革现有的财务管理模式，使财务管理模式适应新时期的需求。同时，还要强化农村财务民主管理，使农村的会计委托制度得以推广。充分发挥试点的示范作用，在有能力的地区开展会计电算化的试点，在试点工作中总结经验并针对出现的问题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通过试点的示范作用，使会计电算化在农村地区实现全面推广。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经济的根本，应加强对其的管理，合理利用资金和资源，确保集体财产的安全。

2.2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的切实减轻，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目前，农民的减负问题已经基本落实，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农民的负担进行监督和管理，防止出现反弹的现象。具体措施就是强化对于农民负担的专项治理以及落实和健全相关的制度。在处理农民负担问题时，要切实加强针对问题的落实进度进行监督和跟踪调查。

2.3实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以农村服务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为核心，推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遵循农村市场发展的规律，满足其发展的需求，强化农民专业合作，使之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开展专业合作的试点和示范工作，总结经验以便推广。当地的培育和规范工作是实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点环节，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普及相关知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应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推进工作机制的转变，确保机构队伍的稳定。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寻求和探索更加有效的社会化服务制度的组织形式。

3加强农村经济管理工作

3.1提高经济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对于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是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质量的有效途径。切实落实我国的农村政策，使政策的制度化和长期稳定化得以实现。为了解决当前农村的重要矛盾，应最大程度的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村经济获得繁荣与发展，使农民的收入获得稳步持续增加，以维护和实现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切实推动和促进农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具体的讲，作为各地各级农业部门，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对于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指导和及时的解决。新农村的建设是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农村经济则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的经济支持。

3.2加强经济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

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是农村经济管理中不容忽视的一项内容，应根据政府和党委的相关要求，建立和健全农村管理工作体系，并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对其进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加强管理队伍的建设，提高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在我国的乡镇地区，加强经济管理机构的建设尤为重要，应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对机构的人员进行编制，实现定岗定员，既要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又要避免某些地区经济管理人员不足的情况，确保所有的地区都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经济管理工作。此外，根据农业技术推广办法，在制订经济管理的财政预算时，应将业务经费和人员经费都纳入其中。

3.3提高农村经济执法水平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相关法规和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依照依法治国的方针，推动法规制度建设的完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要顺利进行，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规范。首先要做的就是执法责任制度的建立，岗位执法责任的划分与明确是提高农村经济执法水平的有效途径，避免了执法混乱现象的出现，也防止了出现问题后的互相推诿。其次，还应该建立工作规章制度，并加以严格执行。工作规章制度是开展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具体措施，在农村经济工作中，应以此为指导，合理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等问题。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更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将农民减负的工作落到实处。此外，还应注意对农村财务管理加以规范。

3.4加强调查研究

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面临着很多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同时也是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解决新的问题和情况，并在机遇和挑战下求得发展是当前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经济管理应重视调查研究、转变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应讲求方法，注意其系统性，深层地研究涉及农村稳定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化建设成为时展的必然趋势，农村经济管理同样离不开信息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满足新时期农村发展的需求。切实提高农村经济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使统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进行农村政策的制定时，需要根据本地情况考虑多种因素，而农村经济信息无疑是最能体现农村经济现状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因此加强农村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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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推进学校食堂工作

学校食堂改革始终要坚持为教育，为师生服务的方向为原则，应注意结合具体情况。因此，因地制宜、积极稳定推进学校食堂改革方案，要特别注意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不能随意改进企业和个体经营人员承包食堂，以包代管，一包了之。注意纠正“随意涨价”的错误认识。经营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学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为师生，更主要的是为师生服务，既要考虑经营者利益，又要讲究职业道德。学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为师生，提供餐饮服务，是有明显的公益性。更要兼顾广大师生利益，决不允许不顾学生兼受能力，以涨价、质量差，在采购原材料时发生差别。来推动经营，来衡量食堂工作的标志，保质保量，价格适当，是搞好食堂改革的关键。学校食堂改革推进过程中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大多数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对食堂的就餐价格实行最高限制。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管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把对学生的健康安全关心落到实处。

三、加强宣传教育、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学校食堂管理制度

学校及后勤部门要积极宣传《食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和《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产质量法》等法律法规，加强食堂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中规范管理，合法经营。按卫生程序操作，守法经营的自觉性，在安全卫生管理和食品质量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要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食堂经营各个环节都必须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做到层层把关，责任到人。保证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到实处，加强各食堂检查、评估。对食堂发生责任事故的要严肃追究当事人和承包单位或个人的责任。确保食堂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同时为防止发生意外，建立健全学生食堂食物中毒和疫、病情况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制度。

四、严格学校饮食经营准入制度，实行食物招标和集中定点采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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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人员的业务水平较低实现阶段我国疾控中心后勤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疾控中心是我国卫生服务系统中的公益事业单位，其主要承担疾病的预防、控制与卫生检查的工作，且具有较强专业性，因此，大多数部门领导均将疾控中心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疾病的防控工作中，对于疾控中心的后勤保障工作缺乏重视，导致了我国疾控中心的后勤管理部门形同虚设；另一方面，由于现有的后勤人员大多均是工人编制，且学历较低，其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与习惯并不能满足实际后勤保障工作的具体要求，同时，由于受经验与年龄的限制，现阶段疾控中心后勤人员严重缺乏服务意识，这为我国疾病中心的前线防控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与挑战。

（二）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因为任何企业或机构的后勤管理部门均是一个消耗性的部门，所以本部门的成本控制与核算直接影响着企业或机构的整体发展情况。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的疾病防控中心过度地强调相关物资的保障供给工作，而忽视了物资的成本与使用效率对整个疾控中心的重要作用，导致了财政部门每年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与物力为疾控中心的后勤管理部门提供资源，在导致了相关资源严重浪费的同时，也使得部分后勤管理人员产生了工作中的惰性，且毫无成本控制的观念，不仅使后勤部门的管理工作失去了前瞻性，而且使财政部门的投入失去了计划性，严重阻碍了我国医疗事业的整体发展。

（三）缺乏信息化的管理手段

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疾控中心后勤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仍停留在初级阶段，主要体现在对相关设备缺乏科学的管理手段以及对后勤的财务支出与收入缺乏科学的管理办法两方面。首先，缺乏对设备等固有资产的现代化清查方法，使得疾控中心无法为前线相关的疾控工作提供可靠而准确的设备数据，在增加了设备管理难度的同时，也为相关疾病的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了较大的阻力。而就现阶段而言，疾控中心的后勤财务核算管理办法仍然是由人工进行财务的盘点工作，严重降低了财务核算工作的效率并阻碍了疾控中心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传统观念、设备运行条件以及员工业务能力水平的限制，使得疾病防控中心的内部网络建设缺乏统一的标准，极大地增加了疾控中心后勤管理的难度。另一方面，就基建、采购、安全、餐饮等多种疾控中心后勤工作内容而言，现阶段的管理水平仍无法满足相关工作的具体需要，在降低了后勤管理工作效率的同时，也阻碍了疾控中心本身的壮大与发展。

二、后勤管理中应用社会化工作模式的必要性

我国疾控中心传统的后勤管理模式为：后勤部门接到前线疾控部门的相关指令后，再为其准备相应的物资，并对已经使用完毕的相关物资进行具体处理，从而为疾控部门提供物资保障，而对于财务的管理则是简单地对物资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核实与查证。而后勤管理工作的社会化模式则是指通过提高全体后勤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素质，使其掌握先进的科学管理办法，将后勤管理工作融入疾病防控工作的整个体系中，从而为疾病防控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基于这种模式下的后勤管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后勤管理工作的效率，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

三、社会化工作模式在疾控中心后勤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一）提高后勤人员录用标准

社会化工作模式要求疾控中心在聘请后勤管理人员时需要提高相应的标准，从整体上提高后勤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首先，应根据疾控中心现阶段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将应聘人员的学历规定为专科或本科以上，进而提高后勤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其次，相关部门应该提高对疾控中心后勤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并定期对管理人员展开培训工作，例如提高其对相关设备的管理意识、提高其对服务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意识、加强规范自身工作行为等，通过使其掌握正确的后勤管理办法从而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使后勤管理部门可以为前线的疾病防控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促进疾控中心的壮大与发展。

（二）加强网络信息化的应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社会化工作模式要求疾控中心的后勤保障工作要符合现代化科技的相关标准，一方面，由于后勤管理工作涉及到后勤保障、物资流通与财务管理等多个方面，因而在后勤管理过程中相关工作者需要将多种性质的工作进行协调，使其形成一个细致而全面的后勤服务体系，从而有效推动医疗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疾控中心应该加强其内部的网络建设，为后勤管理提供信息化的工作平台，从而实现信息的双向沟通，例如，在将疫苗信息化管理系统与温度监控系统应用到疫苗管理工作后，可以大幅度提高后勤管理人员对相关生物制品的管理效率，从而在保证疫苗质量的同时，也减少了疾控中心后勤部门的人力、物力支出，为加快疾控中心自身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三）建立健全的社会化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的社会化管理机制是社会化工作模式应用到疾控中心后勤管理中的重要手段。首先疾控中心相关部门应该在现有的后勤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的应急处理机制，并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人身和财产损失的可能性。其次，后勤管理人员应该在工作中加强对信息的采集和整理，并通过建立相应的数据检测网络的形式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预防和控制。最后，疾控中心也需要完善自身的管理制度，加强对后勤管理人员工作行为的监管，通过制度来规范后勤管理人员的工作行为，从而提高后勤管理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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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背景

应该说，网格化管理创新是在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严重滞后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统领下，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观上选择了正确的制度路径之外，还得益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在一些城乡基层单元，在经济管理层面都尝试了不同程度的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导致我国的单位制趋于松解，以前由单位承担的诸多职能逐步社会化、市场化；而随着我国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城乡社区格局骤变。然而相比于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层面的变革显然是滞后和不足的，已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让传统的社会管理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冲击。戴维•米勒曾指出，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遵循不同的场域规则，市场资源配置和机会的公平原则是“应得”。在市场领域，每个人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而确定的，而在社会领域，资源和机会是按照需求原则来配置[5]。显然市场的场域规则不能替代社会场域的规则。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甚至能达成一种共赢局面：因为“好的市场经济”鼓励公平竞争，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会管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我们发现在中国改革以来的转型阶段，两者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管理的滞后和无序增加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并没有能通过市场化自动调节的方式来解决，并且很多社会问题恰恰可视为是市场外部性所带来的；显然，市场化也并没有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破解社会事务的困境问题，除了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带来市场失灵现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规制包括伦理制约的现行市场体制所遵循的单一经济理性往往带来赢家通吃和精英结盟，并不会自发关注弱势群体；不仅如此，缺少监管机制和价值关怀的市场化逻辑已被贯彻到社会场域中，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尤其容易在城乡基层的社区结构中显现，也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挑战。

其次，人口流动对社会管理的冲击。随着单位制的松解，个体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包括区域意义上的横向社会流动和职业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开始出现，这些都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垂直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原本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在我国转型期，却带来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等症状，这是很多社会问题发生的背景因素。同时，由于我们正处在信息化时代，因此，这种影响因素也在不断放大，从而引起民众的怨恨与不满；横向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则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过一亿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往返的钟摆式流动，这不仅给城市的管理和服务带来挑战，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一些社会后果，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这就给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带来了挑战。

另外，行政管控对社会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来，我们一直提倡把社会领域的事务回归给社会，让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这样才能让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务，但事实上在我国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边界有时很难分清，正如，还有两个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会事务，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预或影响社会事务。一是对社会组织不放心，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成长会危及社会的稳定性，或假设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础；二是和利益有关。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管理社会事务也意味着能掌控一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资源，这也是一些部门不愿放弃手中权力和资源的原因。这不仅和我国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管理的自主性：因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区在资源和服务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区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相应的社区资源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动员和整合。显然，这种行政社会下的管理忽视了“社会”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会自身应该做的事情，将社会纳入行政的控制范围，并不利于社会的成长[1]。行政管控下的基层社会不仅很难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协调，以及自我服务”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国执政党多年前提倡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理念。

总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也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的需求，更无法应对一些过渡性和增发性的社会问题，因而网格化管理显然就是对传统社会基层管理现实困境下的一种回应和创新，那么这种社会创新遵循何种逻辑？

三、何以可能：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各地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数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组团式服务模式”、上海、镇江、四川以及南京栖霞等地尝试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网格平台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务把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网格进行划分，运用网格地图技术将某一辖区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作为最小的管理和服务单位，这些网格既不同于基层的行政划分区域，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单位。网格化管理改变以往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实现对管理对象的全面化、无缝化、高效化、节约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种思路下，网格需要对空间范畴再确认。

值得关注的是：网格不同于社区，我国目前社区不仅存在行政化倾向，而且社区之间的异质性大，不少社区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资源共享的层次太低，即社区服务贫乏，居民参与度低，因而社区无法满足共同体的需求，这也是各社区通过网格划分实现空间关系重组，应对上述困境的一种尝试。

下面我们以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为例看看网格是如何划分的。南京栖霞区仙林街道的行政区域面积23.17平方公里，下辖3个社区居委会，11家商品房小区，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学5所，常住人口2.2万余人，在校生约12.8万人。尽管仙林街道下辖三个社区居委会，但由于近年来多所高校的入驻，失地农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开发，入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骤增，三个社区居委会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为了应对辖区所发生的变化，在原有区域内进行网格划分是仙林街道网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图1展示了整个仙林街道划分的6个一级网格，46个二级网格，以社区为基本单位设置了1156个三级网格[1]。

网格划分遵循了“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则。所谓“横向到边”，是指管理和服务上要将原有科层管理所疏离的地带纳入管辖范围，做到无遗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带，这些空间往往既是滋生社会问题的场所；而“纵向到底”，是指网格在层级结构上，“通过网格直接联结服务对象，使它的触角延伸到了最底层”。横向到边以及纵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现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网格将资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网格化理论的最初理念，“网格化管理对终端用户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过多层多渠道协议体系实现网格资源有效利用和业务协同，在动态复杂背景下实现多组织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降低终端用户使用和组织管理复杂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网格化管理为现代复杂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方案。”[2]在这个意义上，网格划分是尝试化解复杂情境、以更好资源服务群众的一种策略。现实中的网格划分往往会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务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众、易于管理”的划分原则，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异性”的原则，将全区187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网络，根据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况，将网络划分为住宅、商务商业、企事业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四种类型；在城乡结合带，根据农村、城市、工业园区的不同特点，将全区划分为605个单元网络，其中社区网络143个、村庄网络440个（364个规划保留村、计划拆迁村76个）、园区网络22个；在农村地区，房山区将农村网络分为“村民住宅区、农业生产区、林地区、坑塘水面区、荒山区、滩涂区“六种类型，密云县也出现了”社区网络、村庄网络、农地网络、山场网络、景区网络、工业区网络”等[3]。

网格划分并不止于一种空间关系的重置，而是责权利的再落实。例如北京东城区一共约有1万平方米，将其化为1539个互相联接的网格单元，配备350名城市管理监督管理员，这些监督管理员的职能就是对其管辖网格内的城市部件进行监控，所谓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环保、园林绿化、房屋土地等相关设施，这些设置被逐一登记编码，每一部件按“市辖区代码-大类代码-小类代码-部件名称-归属部门-问题位置-所在网格号“编码，并纳入地理空间数据库，”从而在21个行政执法部门，6个政府职能部门和10个街道的保洁队、绿化队之间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说，网格化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无缝隙管理”，即为了解决打破部门、层级以及职能的边界，解决好部门机构的协调和整合问题，针对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种整体性治理，“无缝隙组织以一种整体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方式提供服务。”[4]网格化管理通过网格划分、责权利的重置，同样也希望能破解科层固化、部门推诿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网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静态地将网格划分，在图2的简单网络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网格包括一定的动态结构，这种结构不同于传统的科层结构，它包含了四个组成部分，即网格化服务对象、网格巡逻人员、指挥中心、服务职能部门，形成了五个渠道，即对象采集渠道(1)巡逻监督信息上报渠道(2)资源调度渠道(3)服务渠道(4)对象主动触发渠道(5)两种内部监督机制（职能部门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巡逻监督人员监督机制）和一个外部监督机制[5]。通过网格化管理操作层面的流程我们能看出在网格划分之后，还具备一定的责任落实机制（参图2）。值得关注的是，网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国基层组织执行过的目标责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标责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称为是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其显著的差别是：以前的目标责任制主要是针对经济、计生工作等硬指标，而网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是一种“结果取向”（包括硬指标以及弹性任务），并且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满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软指标”，作为考核的依据；而传统的目标责任制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管理”（如考评、奖惩等）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状/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以期获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综合管理方法，因而这种目标责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级之间形成一定的契约关系，有学者称之为“压力型体制”[1]。但是在上述的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中我们能看出这种目标责任是基层政府推动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诉求和民意评判，因而网格化管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契约，也是在政府推动下吸纳社区基层民众积极参与的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

四、何以可为：从管控到服务的功能演绎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推进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体的日益分化，社会生活的风险明显增加。为了应对这些风险，近年来，一些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种“消极的社会管理”，即认为社会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会，“不出事”、“摆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为逻辑，这种管控思维体现的是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的政绩取向，象北京市东城区初期的网格化管理中曾经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则，即网格助理员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网格，网格管理员定期汇总，一般纠纷不出社区，街道指挥中心定期分析，负责纠纷不出街道。”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尽管网格嵌入了社区，但是网格在扮演具体功能时还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维稳思路，这显然是压力型体制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将以前的GDP的经济指标压力转化成发生率、上访率等指标压力。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往往会把社会管理的任务简约为维护地方社会的“底线”稳定，使网格化管理成为维稳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方式。

这种模式在历史的特殊阶段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如果我们把“维稳”视为“唯稳”，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维稳观[2]。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现象。然而，面对利益关系复杂化和社会矛盾增加的趋势，关键在于正确定位和判断矛盾与冲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没有一套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规则和程序，矛盾积累起来，得不到及时化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整个社会也必将付出巨大代价[3]。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没有基层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并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即管控和维稳思维下的这种网格化管理往往会掩盖一些真实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也没有带来制度化的利益协商机制，正如下图中我们例出的网格化两种功能的差异。

尽管管控和维稳思路下的网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网格，通过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来及时发现问题、协调问题，也有利于快速处置问题，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这种网格化管理确实能发挥积极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国家和社会正常转型期，仍然一味强调这种网格化管理的这种单一功能是有悖于网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网格理论最初提倡的是一种需求导向的“服务、效率以及资源共享”，通过网格化提供积极的服务，除了网格中的资源共享之外，还要借助网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机制，网格化管理的最终目的可以通过民意表达机制自下而上地理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基层群众的纽带关系，即走向积极的服务型的网格化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目前的网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网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绩约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关注“上访率”和的“不出事”逻辑。因为“地方社会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组织网络，正式的政治领导角色应该是去识别这些网络，协同处理地方政策问题或者建设新的网络，以解决特定政策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他们的政治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引导和控制，而是通过协调和建立合作去保证他们应该负责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说，如果从管控型网格化管理能演绎至服务型网格化管理，势必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地方政府从压力型政府真正过渡至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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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婚丧嫁娶民俗衍生出新型文化产业婚丧嫁娶是家庭中的大事，对于农民来说尤其重视，现今专门服务于婚丧嫁娶的民间乐队就是在此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型文化产业。调查结果显示，78．88%的村民表示婚丧嫁娶时会请民间乐队来助兴表演，而且随着这一产业的发展，乐队的表演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如唱戏、歌舞、相声小品、二人转、魔术杂技等，其中农民请的最多的是唱戏表演和歌舞表演，分别占34．37%和30．48%。在调查民间乐队花费情况时，被调查者的支出存在差别。94．92%的被调查者表示花费超过500元，且在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区间比较集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7．08%和27．93%，这一情况说明农村在婚丧嫁娶上聘请民间乐队的投入并不小。

1．3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硬件设备不能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电视、手机仍然是农民家中主要的文化设备，二者占67．88%的高比例;其次是影碟机，占15．53%;受农村经济水平和农民自身收入的限制，电脑、数码相机等相对高端的硬件设备在农村家庭中的购买率较低，电脑占11．20%，数码相机仅占5．4%。在调查村镇公共文化设施时发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如有线电视安装、网线铺设、广播站、体育场地、图书馆、文化活动室或文化广场、报栏及户外健身器材等，但并未普及。对于村子里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56．65%的农户表示不能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在今后的文化建设中，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还要加强设施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1．4农村文化队伍年龄大、人数少、技术低，文化队伍建设亟待提高在调查文艺队伍建设情况时发现，文艺队伍中人员年龄普遍偏大，队伍的规模不大，大于20人的队伍仅占14．23%。在文艺队伍的专业技术方面，专业人员较少，仅占7．48%。针对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积极性方面，被调查者年龄越小，热情度和积极性越低，30岁以下的农民仅有21．67%表示愿意加入。综上所述，河北省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处于基础阶段，文化工作者专业技术不高，数量不多，年龄偏大，在今后的农村文化建设中应加强农村文化人才的建设。

2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分析

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个人素质等都可能影响其发展，文章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之上，从政策、农村经济、农民素质及区域位置等方面着手，利用交叉列联表方法，分析了以下几方面因素对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的影响。

2．1政策因素由分析以往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可知，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工作是相当重视的。但是文化建设情况却不是十分乐观，政府出台的文化政策下放到基层落实不了。原因如下:首先，从政策方面，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仅仅是纲领性的总体计划，并不具体且不详细，导致基层政府不知如何开展文化工作;其次，从政府工作人员方面，对落实农村文化工作人员编制、审批、考核等制度不明确，许多文化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后仍然是农民身份，客观上打击了农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以上两点说明河北省文化建设相关政策及管理制度并不完善，应继续深化、细致文化建设工作内容，具体落实文化政策，推动文化发展。

2．2经济因素选取民间乐队的花费情况作为列变量，且其花费为单次聘请乐队支出额，选取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作为行变量，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发现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关系较复杂，具体见表2。由表2可知，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情况的交叉列联分析结果与本次调查预期的结果不一致。大多数农民在聘请民间乐队上的花费处于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范围内;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偏下”，乐队花费超过2000元的也比较集中，且高出“中等偏上”家庭近5%。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家庭在婚丧嫁娶场合更加注重形式，喜欢大操大办;而相对收入水平偏高的家庭并不太在意，认为没有必要消耗过多的金钱。

2．3区域因素河北省各地区发展状况不同，区域因素对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着影响。地理位置离城市越近，农村大学生愿意回村就业的比例越低，山区的被调查者表示，村里的大学生“相当部分回村就业”比例为10．4%，而城市郊区的只有6．9%。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就业环境远远优于农村，越靠近城市的村庄交通越便利，既可以满足大学生的“乡土情结”，又可以在城市获得更高的就业环境;也可能是越靠近城市的村庄，经济水平越高，在城市就业的经济压力比山区农村的大学生要小很多。家庭地理位置与大学生返乡情况的关系见表3。

3对策建议

3．1地方政府应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地方政府应当转变工作思路，将单纯追求经济绩效的工作重心转变为经济文化两手抓、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建设内容，切实做好当地农村文化建设，不形式化，不做秀。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一是规范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农村文化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文化建设资金除了政府划拨之外，还包括社会筹资，不论哪种资金都要统筹规划、统一管理，都需要不断总结完善资金管理制度;二是规范人员管理制度，调查发现，河北省村文化干部或文化能人的政府编制得不到落实，有的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仍是农民身份，这一现象极大挫伤了其对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文化队伍中大多数人是业余村民，专业性不高、年龄还偏大;三是规范法制管理制度，应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防止出现资金挪用、贪污等现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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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格局的必要性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平安出行的需求日趋强烈。于此同时,在城市中汽车保有量的迅猛增加和道路建设速度的相对滞后,特别是对交通行为人安全教育工作的严重削弱,客观上给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难题。为了适应新形势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新要求,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从自身做起,加强队伍建设,更新执法理念,强化管理手段,改进工作作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然而,道路交通状况仍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关键是没有真正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各施其责、社会全员参与、公安统一协作”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新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做了明确的阐述。强调了依托政府主导,建立齐抓共管的有效工作机制和组织保障机制,相关部门发挥好统筹、规划、协调和指导作用。可以说,国家对构建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新格局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在一些地方实际落实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笔者认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是一项牵涉面广、影响力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要考虑到管理者的因素,还要考虑到被管理者的因素。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作用,辩证统一于人、车、路的有机联系之中。我们既要从交管部门的角度研究如何加强管理,又要从交通行为人的角度研究如何接受管理。只有把两者统一起来,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才会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才会有真正实现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从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还是从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考虑,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并推进交通管理社会化进程,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驾协在推进交通管理社会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是以机动车驾驶员为主体的社会团体;是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为基本职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机动车驾驶人的纽带和桥梁。驾协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服务性、中介性和自律性的特点。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她的特有功能,大体可以概括为服务、维权、协调、自律等几个方面。首先,协会通过服务可以把众多的驾驶人吸引到组织中来,既减轻了交警队的负担,又给驾驶人提供了方便;其次,协会通过编印和发放学习资料、组织和进行交法培训,既配合交警队做了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又满足了驾驶人依法维护自身安全的需求;再次,协会通过组织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既丰富了驾驶员的社会生活,又密切和改善了警民关系。特别是构建道路管理交通社会化新格局的任务提出来以后,协会应当干什么和应当怎么干,也都应该做出理性的回答。如果,每一个协会都能既做交警队的助手,又做驾驶员的朋友,通过公共服务平台把分散和流动的机动车驾驶人组织起来,提供服务、实施教育、反映诉求、提高素质,那么,在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新格局中,驾驶员协会就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社会力量。

三、发挥驾协作用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

驾协组织若想在构建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格局中有所作为,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协会自身必须具备较强的吸引力和公信力;二是业务主管部门必须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目前,全国的驾协组织发展得很不平衡。有的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有的还处于初创阶段,有的甚至陷入了生存的危机。在协会自身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就是一句空话。协会要做强做大,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业务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党和国家对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应有作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务院办公厅于2007年5月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各省、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文件。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协会工作都很重视,有的地方把“适于行业协会行使的职能委托或转移给协会”去做,有的地方还通过“延伸服务”或“绿色通道”的形式,给协会提供了方便。这些协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逐步走上了规范化轨道。毋庸置疑,凡是搞得比较好的协会,后面都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支持。反之亦然,离开了交警队的支持,协会一天也难以生存。这里的关键是,既要全面准确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又要灵活机动地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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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处是全局各项社会保险业务管理的职能部门，要将规范工作流程纳入到重点工作中来。首先，要将处理环节一致的业务进行合并，对同一类业务不同处理环节的分类处理，做到既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又坚持业务办理过程无错漏。其次，就是要对整个操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制定明确的顺序，使其紧紧相扣，互相衔接、互相制约，形成完整的办事程序。最后，要规定严格的管理权限，将所有经办人员的管理职责和业务范围进行严格、详细的规范和界定，并对信息系统中各岗位的操作权限进行严格限定，避免出现推诿扯皮和越权办事的情况。

1.2加快推进铁路企业职工数据库建设

为了提高企业数据建设的准确性，企业必须要建立基层单位与铁路企业统一使用的数据库，通过权限分配，各单位用户在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对数据进行一个预操作记录，只有在铁路企业审核批准后才能对数据库进行修改、补充和维护。同时要将各险种纳入同一数据库管理，将各险种的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包括各险种信息数据的全险数据库，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避免重复劳动，提高信息共享程度和信息的准确性。

1.3创办专业化网络平台

为了促进铁路企业社会保险的规范化管理，企业还应该创建专门的社保网络信息平台，规范网络平台的业务流程。首先，要规范网络信息平台的管理权限，明确社保处管理人员的岗位责任，避免其他人员进行违规操作，提高网络信息平台管理的安全性。其次，还应规范网络信息平台的业务流程，参保人员在网络信息平台上提交入保申请，再由社保管理部门进行审核和办理，申报成功后社保管理部门再将审核结果反馈给基层单位和申报人员，从而节省了社保申请和审核的时间，还能补充企业的数据资源库，提高社保管理工作效率。

1.4加强职工资料信息的系统管理

社会保险作为参保职工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是基本生活的一种保障，与职工的一生息息相关。因此，进行社保信息系统建设，就必须要将这些记录内容纳入系统管理中，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进行各项社保业务经办，同时也要将经办的相关信息记录下来，形成数据日志，做到对历史内容的记录延续，并且逐步形成完善、齐全的社保电子档案，以备历史查询和决策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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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的问题从当前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的现状来看，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缺乏统一的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制度，许多工作处在混乱、无序当中。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在制度上的缺陷，极易造成社会保险文件材料收集不全，丢失、涂改、损毁社会保险档案的现象时有发生，使群众对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产生不信任的心理。

（二）工作条件差的问题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在社会保险工作中不受重视的地位，造成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工作的办公环境较差，各地的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办事处经常出现经费不足、场地不够等问题。这给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也给档案的保管带来安全隐患。档案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材料易丢失、毁损等状况在这种环境下出现得更为频繁。

二、加强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对策

（一）完善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制度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上存在缺陷。因此，为了从根源上解决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中的问题，就必须完善管理制度，优化资源、整合资源，使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在统一的制度管理下有序进行，从而改变社会保险档案经常被涂改、损毁的情况。

（二）有效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信息化社会就是因为网络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因此，要实现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就要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办公条件不够理想的情况下，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可以降低办公条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在档案信息安全方面，运用信息化的技术来保管档案就比传统的保管方式要安全得多，并且占用的空间也是虚拟的，不必要求实地上的大空间来存放纸质档案。当今社会电视、广播等信息传播工具，以及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信息交流渠道，为实现信息的交互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也可以利用这些平台来加强社会保险档案管理的信息交互性，使群众能够得到最新的资讯，同时群众的心声也能够在交流中得到积极的回应。

（三）建立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信息数据库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具有工作量大、内容多、关系复杂、管理难等特点，据研究表明，建立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信息数据库有利于提高档案管理的有效性。建立社会保险档案管理信息数据库即为将被保险人或被保险单位的信息纳入个人专属的数据库，实行对应性很强的信息管理。比如，将被保险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等信息集合起来，建立一个专属于被保险人的数据库，这样，在管理社会保险档案的时候就可以快速准确的定位并找到相应的资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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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信息化技术创新社会管理的现状分析

2.1社会管理创新的信息化成效

信息化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信息化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了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比如通过构建数字化的城市管理平台，通过网络系统就可以随时掌握社会动态信息；其次提升了统筹城乡发展水平，有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信息技术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通过为农村地区安装电话、网络等指导农村经济发展，了解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帮助农村进行社会管理。

2.2信息化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2.2.1信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公共资源共享性差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员专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政府部门开发信息资源的力度不够，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信息资源透明度不高，基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多政府部门不愿意公开相应的信息，影响人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评价，以最近网络中出现的“多地车主向31市申请公开停车收费依据及钱款去向”为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给与不答复或者模糊回答的方式应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政府信息需求的要求；二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一些基础部门仍然采取的是传统的手工工作模式，比如对当地居民信息的登记管理仍然是采取手写记录，纸质档案保存的形式，这样的方式存在主要是因为我国对基层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

2.2.2政府工作人员的水平与业务能力障碍

造成政府部门缺乏信息化社会管理创新意识缺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信息化的认识与应用能力不足产生的：首先政府工作人员认为信息化工作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将自己的工作暴露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中，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益，甚至一些政府管理者为了获取灰色收入而不愿意进行信息化建设；其次对信息化产生的价值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些人员却意识不到信息化的社会价值；最后政府工作人员存在懒政现象，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学习信息化知识。

2.2.3安全问题

信息化建设的最大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做好安全问题是保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在政府部门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重视安全问题，做好安全问题，基于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职能，导致一些不法分子常常利用网络技术手段通过网络渠道窃取国家重要机密或者给政府部门制造消极的影响。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还缺乏专业的人员与技能，因此在信息安全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3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对策

3.1做好顶层设计，建立综合数据平台

政府机构要紧紧围绕创新管理模式，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原则，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顶层设计：一是要站在全局角度对社会管理工作进行科学的规划与论证，认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制定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并且落实工作责任制度，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岗位、具体的人，从而形成科学的社会管理组织架构；二是大力构建信息技术设备，实现“省、市、县（区）、街道（农村）”的四级联网，并针对当前社会基础信息与上级信息对接不畅的问题，要积极通过信息资源整合实现资源间的相互传输；三是扩大政府资源的共享，避免出现资源的充分建设。当前社会管理工作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网格化”管理，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实现大数据的集中管理，有效解决重复建设的社会管理模式。

3.2实现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完善互动沟通渠道

随着人们应用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网民数量逐渐递增，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强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通过公开信息不仅可以缓解民政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人们对政府工作的误解，还可以实现公民参政问政，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并且为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提高政府公众决策的科学性与利民性。具体措施：一是推行电子政务。政府部门要大力构建“网络政务大厅”，实现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站式办理，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益，比如内蒙古通过构建社区综合服务系统，实现了政府多职能业务事项集中到社区便民服务站办理，扩大社区的代办事项，大大获得群众的赞许；二是拓展信息化的应用范围。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积极开展党务信息网上公开、项目投资网上公开、群众诉求网络上访等，实现社会管理的网络化管理。

3.3健全信息网络安全防范，提升社会管理效率

基于当前政府信息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政府部门要从加强信息安全环节入手，通过有效的技术措施和制度方式构建文明、健康的虚拟社会，首先要加强对网络市场的监管，制定完善的网络发展规划，营造良好的网络使用氛围，整个社会要充分以“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为契机，打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其次要加强对政务信息安全监管中心的建设，对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社会基础信息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与评估，并且提高安全监管部门的设备与技术，防止被不法分子所侵入破坏；最后多渠道培养懂信息化技术的社会管理人才。高校要加强对社会管理专业人才的信息化教育，提高他们应用信息化进行社会管理的技能，同时政府部门在招录公务员时也要加强对其信息化技术水平的考核，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同时要侧重考量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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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化作为一种征服人们内心世界的整体性力量，被称作为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一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种改变人们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的文化政策，我国当前阶段所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蕴藏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价值目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必须辩证地考究文化软实力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当前我国人的发展面临的困境，进而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不断发展。

一、文化软实力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当代中国，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综合国力的提升。综合国力可以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硬实力是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软实力是指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凝聚力、吸引力等方面的实力，其中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中的重要内容。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主要指的是思想层面的文化与行为层面的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主要就是提升这两个层面的文化水平，这种提升不是一种外在的对物的改造。不是通过发展经济、加强军备来实现的，而是一种内在的对公民自身素质的改造和提升。

人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他不是抽象地存在于世界之外。而是生活在文化世界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内在协调一致性的特征，规范和影响着公民个体的一切活动方式。作为文化的存在物，人的发展是通过文化的发展来实现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形成一种具有先进成熟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念，为人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同时，人的发展逐渐消除对人、物的依赖，建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提供持续的动力。因此，文化软实力和人的发展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二、透视人的发展面临的文化软实力困境

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在实际行为中，人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境。文化软实力是促进人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我国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然而，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有着深刻地经验和教训，即把传统文化视为一种落后文化或封建残余统统抛弃，从根本上扼杀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积淀。文化软实力的积淀的薄弱一定程度上使我国文化价值观普遍缺失，同时受外来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对人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产生影响，进而使个体人的全面发展受到束缚。 转贴于

人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与某个阶段的生产方式的制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文化、政治生活，大力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与一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社会存在环境决定着人们的发展意识，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制约着人的发展程度。

三、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在地规定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就要求人必须加快走出对人的依赖、对物的依赖的桎梏。人生活在文化的世界里，通过提升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来引导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一条卓有成效的途径。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须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秉承。我国拥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与增强必须建立在固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形成具有包容力和开放力的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就是价值观的吸引力，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并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文化软实力作为人的发展的内在机制，开拓了人的发展的新范式，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生产力发展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保障条件。从生产力对人的发展的决定作用来说，生产力的提高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根本。在人的发展实践中既要深化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物质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突破人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物质局限的根本前提，通过良好的物质基础来缓解和消除人的发展过程中的物化蒙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蕴藏着深刻的内涵，在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背景下，从提高文化软实力视角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对于解决人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寻找到新的突破点，对加快人的依赖转向物的依赖，并走出物的依赖，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唐眉江，公民人文素质与国家文化软实力[J]，岭南学刊，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