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公共财政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引言

公共财政学课程在财政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属于核心主干课，也是高校财经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课程安排的时间一般在大学二年级，是学生较早接触的一门专业课，在整个本科教育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目前公共财政学的教学方法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而言已经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在传统的课堂讲授法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PPT的内容信息量大，课堂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即使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教师的课堂仍是注入式教学，这种填鸭式的方法往往以教师为主体，由教师系统讲授概念与理论，而学生参与度不高，只是被动接受知识，再加上现在手机网络等诱惑，教学效果难以保证，起不到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反应能力的目的，也无法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精神，更没有办法使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得到锻炼。

2完善公共财政学课堂教学方法的对策建议

如何完善公共财政学课堂教学方法，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部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重视课堂中的案例教学、组织课堂讨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造实践模拟机会和引导学生去寻找相关问题的学术前沿。

2．1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使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教师可以建立公共邮箱、微博或者微信群等，一方面教师通过与学生的日常交流沟通，增进师生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教师将日常接触到的与授课内容相关的教学素材，如时事素材，幽默段子，网络热词，书籍评论等，让学生在非课堂的时间里潜移默化地慢慢接近公共财政学这门课程，消除陌生感并产生兴趣，这样学生才会有兴趣去进一步的了解，慢慢理解消化相对枯燥的理论内容。比如在讲三公经费之前，将关于公车改革第一人叶青和全国监督公车私用第一人广州区伯的事例事先发送到微信群中。湖北省统计局局长叶青从自身做起进行公车改革，并曾连续8年给全国两会上书要求进行公车改革；广州区伯在微博上将涉嫌公车私用的车辆曝光，并向相关部门举报。学生像读故事般去了解这两个人的事迹，于是，很自然地就导入了三公经费中的车辆购置及运行费，这样学生学习起来就会感到很接地气，产生了兴趣后，上课就会比较有吸引力了。

2．2重视课堂中的案例教学

山东财经大学的云教授曾指出，为了更好的发展课堂中的案例教学，应降低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比重，增加平时成绩占比，可以采用案例分析、综合讨论发言等多种方式，实行多次、多方式、多环节考核。这种改革，使案例教学在整个课程的设计上能够有所保证。在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选取既要有典型性充分体现和反映财政学相关理论，又要贴近生活、真实生动，同时案例的设计要注重系统性，选取的案例应深入浅出，层层深入。案例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多媒体手段，也可以通过学生的情景表演来展现整个案例，多种方式结合来促进学生的形象思维刺激。案例导入时，可选择在讲授财政理论前导入，也可选择在讲授财政理论时导入，还可以在讲授完某一章节之后导入。在案例教学中，要重视案例教学的课堂讨论。将案例的核心部分找出来，由学生讨论该方案的具体实施，如何解决实施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可由全班同学投票选出最佳的方案。最后在案例教学结束以后，教师要对案例结论进行整理点评，归纳总结出案例中所包含的财政学理论，达到由具体财政现象反观财政理论的目的。

2．3组织讨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如何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教授认为在教学方法上应该摒弃“满堂灌”的做法，通过布置题目让学生在课下进行文献的查阅，之后课上讨论，最后由教师来点评，进而循序渐进引导学生，达到丰富学生知识，提升自学能力、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可以在理论学习结束后，对知识进行灵活运用。教师可以选取学生身边的生动的财政现象，鼓励指导学生课下主动地自主学习，而不再是各种现成知识的存储和提取，并选取财政热点现象以小组形式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展示学习成果。整个过程是学生对具体问题的探索和创新，同时强化了学生对于课堂内容的理解。虽然教学内容偏理论性，但是教师可以辅之以数据经验分析，用数据来说话，让数据经验部分更加生动活泼。同时引导学生进行学术搜索，在目前的大数据背景下，公共财政学课程中的几乎任一个章节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到非常多的相关信息数据。目前我校的图书馆开通了中国知网、中经网、国研网、维普中文期刊、中国资讯行、万方知识服务、超星电子图书、金图外文图书等常用数据库，通过数据库的资料查询，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被动旁观变为主动参与，锻炼了学生在实际中利用财政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2．4创造实践模拟机会

公共财政学课程缺乏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的实践模拟，往往仅限于实验报告的完成。以财政学中实践性较强的内容为切入点，以实务性特征明显的税收制度内容为例，我校目前的经济管理实践中心购买了福斯特税务软件，里面涉及税收实务、税务筹划、税务稽查和电子报税等几个模块。通过软件的运用，使学生对我国目前的税制体系有直观的印象，比如一个公司在一个纳税年度都需要缴纳哪些税，哪些行为需要交税，哪些财产需要交税，是交给地税局还是交给国税局，缴纳的时候税率多少等等，这样通过一个公司的实际情况，使学生将陌生的税制变得身边化，也加深了税制的理解，同时对我国的税制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在公共财政学授课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此类的软件以及其他相关的财务软件等，使学生对抽象的知识感观化、具体化，能让学生在实践模拟实验当中，自主地去汲取知识，并上升到理论高度。通过创造实践模拟机会，制造更多的理论与实践之间联系的桥梁，这种方式对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要求较高，不光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还能让学生意识到所学习知识的有用性，使学生顺利产生符合教学需要的内在动机，对财政知识的理解效果比单纯教师讲授要好得多。

2．5引导学生去寻找相关问题的学术前沿

目前公共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细化，由关注宏观制度改革转向有关理论、制度的更加具体问题的研究，比如，在对公共支出理论的研究，传统的财政学大都侧重研究总支出，对支出决策的政治过程不太关注，而现在的公共财政学不仅细化地去研究每类具体的公共支出及其经济效应，而且也将支出决策过程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因此在公共财政学的课堂教学，要引导学生去寻找相关问题的学术前沿，指导学生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引导学生开展和推进科学研究。以一个学期为例，可以给学生布置1－2个3000字的小论文，教师可以对优秀的论文进行奖励，对论文进行指导，鼓励其投稿公开发表。同时，借助目前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契机，设计和开发具备先进性、挑战性和现实应用性的实验教学内容，寻找公共财政学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契合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实践热情，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知识创新意识和研究学习能力。

3结语

如何使学生学好公共财政学，合适的教学方法至关重要。当然每一种教学方法都不是孤立的，应该将各种教学方法有机融合，取长补短、相辅相成，更好的为公共财政学课程教学服务。

参考文献

［1］卢盛峰．大数据背景下《财政学》本科教学改革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170－171．

［2］王晓洁，王泽，龚志斌．华北高校第九届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年会观点综述［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5，（1）：123－125．

［3］张清慧．培养财政学学习兴趣的课堂教学方法探析［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5，（09）：96－97．

篇（2）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经济学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论文百事通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政学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新的事物不断产生,旧的事物继续存在,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转型状态。当前财政学教材版本众多,内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使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在财政学教学中,对经济转型期财政学属性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才能走出困境。

    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但以私人财政为基础

    社会经济部门可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大部门。私人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厂商,公共部门主要是指广义的政府。研究私人部门行为的是私人经济,或称私人财政。研究公共部门行为的是公共经济,或称公共财政。我国习惯上将私人财政称之为财务,而将公共财政称之为财政。因此,在我国,财政仅指公共财政或政府财政,不包括公司和家庭等私人财政。因此财政具有公共属性,而不具有私人属性。从辩证法角度看,公共性与私人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公共”是“私人”的汇总,“公共”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之上[1].

    私人财政源于私人商品,公共财政源于公共商品。根据商品的特征不同,可将商品分为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私人商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私人商品市场上,供求均衡决定商品的最优数量,私人商品的供给曲线来源于所有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横向加总,而市场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的单个需求曲线横向相加得到。与私人商品不同的是,公共商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由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纵向加总得到的[2].

    对于私人商品来说,效率要求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等于边际转换率。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且运行良好,就能保证这一条件成立。对于公共商品来说,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因为每个人必须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商品,效率要求每个人对所提供的最后一单位的总评价等于社会提供给它的增量成本。当私人商品在竞争市场中交换时,人们对私人商品的评价不会说谎。但是,人们对公共商品可能会隐瞒其真实偏好。这种让别人付钱,自己坐享其成的动机称为免费搭车者问题[3].公共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场缺乏效率,同时公共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私人商品由私人部门提供更有效率,而公共商品由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率。

    私人财政是私人部门为提供私人商品,满足私人需求,凭借私人权利,进行私人支出和私人收入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对应,公共财政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商品,满足公共需求,凭借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的经济活动[4].因此,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不具有私人属性,但公共财政以私人财政为基础,与私人财政对立统一。在财政学教学中,应注意比较公共财政与私人财政的区别与联系,才能使公共财政生动具体,脱离私人财政谈公共财政是抽象生硬的。

    二、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

    一谈到财政,有人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微观经济学集中研究构成经济的个体单位———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研究这些个体单位的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政府同样属于经济的个体单位,而非经济总体,因此专门研究政府的行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相反,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总体的行为,特别是诸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平易这类总量指标的变化[5].

    经济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分,财政也有宏观财政和微观财政之分[6].宏观财政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财政宏观调控的手段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预算,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实现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有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有进行需求管理的短期财政政策和进行供给管理的长期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行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该假设不仅适合私人部门,同样也适合公共部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带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内容同时又抱有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舞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主要由两大市场组成:一是经济市场,二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企业(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商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7].政治市场主体包括选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微观财政不仅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政府管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政府管制可以分为直接管制与间接管制,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间接管制解决的是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社会性管制解决的是外部性问题,而经济性管制则是为了解决自然垄断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财政既具有宏观属性,又具有微观属性,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财政既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也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在财政学教学中,既要看到财政的宏观属性,又要看到财政的微观属性,宏观财政具有微观基础,离开微观财政来谈宏观财政是空中楼阁。

    三、现代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但有别于公有经济

    公共财政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政府的收支,而是拓展到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因此,公共财政学也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现代意义的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按商品特征划分的,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是按所有形式划分的。

    公有经济的典型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为国营企业,现在称国有企业。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可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我国实行“抓大放小”策略,采取多种方式放活中小国有企业。从类型上看,国有企业既有竞争性国有企业,也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我国实行“国退民进”战略,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性国有企业有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主要是行政垄断,即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的限制减少,但对民营企业的限制仍然较多,造成“一等国民是国企,二等国民是外企,三等国民是民企,四等国民是民众”的现状。相对于竞争而言,垄断不增加社会财富,只是将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厂商的转移,相反,垄断减少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尤其要反对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对民营企业的种种歧视和限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新晨

    一种公共商品的公共提供并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路灯照明,并不一定设立国有企业生产路灯。政府是否出资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取决于效率。如果市场更有效率,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则不可取。混合商品一般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政府提供混合商品也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不一定要设立公立学校和医院,政府也可以直接补助学生和患者,由学生和患者自行选择学校和医院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

    国有企业同私有企业一样,以营利为目的,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非营利性。国有企业提供的商品一般为私人商品,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提供公共商品,具有公共性。因此国有企业不属于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的范畴,相反,国有企业属于私人财政或私人经济范畴,属于微观财政或微观经济范畴。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活动范围是公共经济,而非公有经济,转型经济要求不断强化公共经济概念,淡化公有经济概念。

    因此,现代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价,而公共经济和公有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分类。在财政学教学中,应将公共财政拓展到公共经济,但要区分公共经济与公有经济。

    「参考文献

    [1]张馨。公共财政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曾福生,罗光强。西方经济学教程[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3][美]哈维?S?罗森。财政学(第六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贺飞跃,蒋祖学。公共财政:私人财政的对称[J].湖南税务,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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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从注重管理转向注重公共服务和协作，起初的行政管理与服务的对象和范围、管理与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也理应加以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民主价值诉求的发展需要。为实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目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构建体现理论和实践强有力结合的教学体系，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注重对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编制培养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地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成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当前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1、政治学类和管理学类的课程所占的比重偏多

这种课程设置实际上反映了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教育主要存在着两种取向，即政治学取向和管理学取向。行政管理学界的这种取向上的争议实际上反映了目前中国行政管理学在学科基本范畴上的模糊不清。反映在课程设置上就表现为，政治学类课程和管理学类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分别占有几乎不相上下的比重（行政管理学类的课程除了公共财政学和行政法学之外都是属于管理学范畴的课程）。

2、课程之间的设置缺乏联系和必需的衔接性

这尤其反映在公共财政学和公共政策分析这两门课的设置上。公共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必须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但是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专业基本上都没有开设这两门基础课。如果没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学生是不可能学懂公共财政学的。当然，目前国内大多数行政管理学专业所用的财政学教材是建构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没有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也可以被学生理解。

3、公共政策的课程比重过小，并且缺少相应的基础课程

如果将政府行政管理管理活动分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主要偏重于内部管理方面，外部管理方面的课程相对来说比较少，即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极其少。

4、经济学类的课程相对较少

由于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对于行政管理学的基本范畴之争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取向和管理学取向之上，因此对于经济学类课程的重视就显得不够。当然，有些院校主要是因为缺乏经济学类的师资。所以，目前只有极少数院校的行政管理学专业开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三、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分析

1、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训

为适应社会需要，行政管理人才理应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因此，在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之外，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内涵不仅包括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技术创新的专业素养，还应包括社会综合能力的扩充训练、精神气质的陶冶和人格品质的塑造。

行政管理专业以培养行政工作的高级管理人才为目标，针对管理者素质的要求，开设人文素养方面的课程，从管理者的观念、品格、知识、方法、能力等方面强化训练。如开展务实、敬业、拼搏、创新精神的训练，伦理道德、毅力、人格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加强人际沟通、表达能力、创业策划、情商训练和社交礼仪等素质的培养。现代政府存在与活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立足于为少数人或行政官员自身利益服务的基础之上。这是对政府及所属行政工作人员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行政管理学专业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只有在这种专业意识的指引下，才能培养他们的服务意识、公仆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

2、同等重视理论课程与实践环节的安排

行政管理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教学计划除设置大量的理论课程外，还应包括更多的实践环节。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应使学生能真正胜任公共服务工作。把科研引入教学之中，通过专题研讨会、课程论文等形式，要求学生独立研究公共服务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培养其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公共服务领域活动深层次的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归纳、整合的能力。通过这些实践环节的有效实施，提高专业人才应用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与理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同等重视定性与定量课程

对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加强高等数学、公共管理统计学等定量课程的教育与学习，有助于为该专业的学生学习定量课程打下坚实基础，有效提高其公共管理定量技术分析的能力，从而准确地将在实践中统计的资料应用于政府公共服务中，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4、改革单一的政治学取向和单一的管理学取向

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及其管理对象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决定了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应体现诸多学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发展的取向。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府微观管理职能的逐渐削弱，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逐渐强化，社会对行政管理的技术和管理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为了使学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注重在多学科综合走向上创新。因此，行政管理学在学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方式等方面，应更多地与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紧密联接起来，达到互相借鉴与渗透，相互促进与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化、知识经济社会日益发展，多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所形成的多元研究方法为行政管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篇（4）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篇（5）

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存在，政府缺位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有其深刻的经济因素。因为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或公共设施而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容易导致市场失灵，这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的。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城乡公共产品有效均衡模型、借助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公共部门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进行了深度剖析。

一、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有效均衡模型

本文构建城乡公共产品有效均衡模型来阐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经济原因。图1是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有效均衡模型。其中：MRA是农村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曲线，MRC是城市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曲线，MRA、MCC分别是城乡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QA、QC为供给均衡时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量。由于农村居住分散，单位面积聚集的人口远远少于城市，所以农村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要低于城市。图形上表现为MRC曲线在MRA曲线的上方，并且MRC曲线更为陡峭。这是因为，城市人口一般比较集中，交通、通讯等设施比较发达，所以公共产品的辐射范围和受益面积比较大。如动物园、公园、图书馆、博物院等文化活动中心即使建在城市中心，城市周围的居民仍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享受良好的服务。相应地，增加或减少单位数量的公共产品受益或受损的城市居民也越多，因此，边际收益曲线更为陡峭。

农业生产活动在广阔的天地里进行，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交织。面对自然风险，农民需要农田水利、农村电网、农业信息等基础设施。这类基础设施一般投资额大、投资回报期长，投资经济收益低。农村居民大多数居住分散，使得单位农村公共产品承载或受益的人口比较少，加上农村大多数地处偏远，公共产品的筹建成本更高，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公共产品的建设就更为不便，单位成本更高。所以，农村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曲线在城市公共产品边际成本曲线的上方，也更为陡峭。

按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理论，在一定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城乡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条件是MRA=MCA=MRC=MCC，因此，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量QC远远超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量QA。

二、蒂布特“以足投票”理论的作用

蒂布特（Charles·M·Tiebout）在其《地方支出纯理论》（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中给出了地方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均衡模型。蒂布特将一个地方的居民看作自由流动的既是消费者又是投票者的个人（consumer-voters），居民（consumer-voters）根据一个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和价格（税收）来选择是否在此居住，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产品供给难以满足其需求意愿，公民将会选择离开（即“以足投票”）。

Tiebout模型是建立在严格假定基础上：（1）consumer-voters自由流动，选择最适合自己偏好的社区居住，一旦定居，将获得最大满足；（2）consumer-voters有各个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模式的充分信息；（3）有足够多的社区供consumer-voters选择；（4）就业机会限制不在consumer-voters考虑范围之内；（5）社区之间的公共服务不共享；（6）要素固定，各个社区的特征不能复制；（7）社区追求最佳人口规模，并以此决定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简单说来，在Tiebout模型中，consumer-voters会对不同社区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收水平进行对比，以选择最适合自己居住的社区，如果个人不满意社区提供的公共产品，将会选择离开，即consumer-voters将“以脚投票”。这样各个社区在不断的取舍中，达到最优。Tiebout对此作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个人在购买私人产品时，他进入市场，产品价格一定，根据价格他决定购买多少私人产品并达到均衡。在消费者充分流动的前提下，让消费者进入社区，这个社区的公共服务已定，公共服务的价格（税收）也已定，他也难以掩盖自己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他是否选择留下就是其判断的结果。”

在公共支出一定的条件下，蒂布特模型为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投向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满足蒂布特模型的假设前提有很多困难，比如consumer-voters对社区的充分信息、足够的流动性以及不考虑工作和其他社会因素选择居住点都是不现实的。尤其在我国，对大多数居民而言，打算经常搬家或迁居别处的人毕竟是少数。可通常会有足够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或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如高校毕业生、有异地投资倾向的企业家等），他们足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压力，要求各地方政府像其他竞争者那样以合理的成本提供适当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目前，不同规模和水平的城市为了吸引投资和高素质人才的进入，都非常重视当地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高水平公共产品的供给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大量财富使城市有充足的实力投资于公共产品，形成良性循环。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将公共投资投向城市无疑能带来更大的回报。农村由于农民自身的积累和基层政府经济实力差，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公共产品建设投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恶化使农村中优秀的人才和资本外流，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农村公共设施相对于城市更加的落后和衰退。

三、公共部门的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由于公共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市场失灵，因而也是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内容。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公共财政支出随着经济发展有不断增长的趋势。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通过欧洲、日本、美国的公共财政支出记载发现：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的绝对数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这种规律被称为“瓦格纳法则”。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夫妇（Richard A·Musgrave and Peggy B·Musgrave）也认为，公共财政支出增加的法则应由公共部门份额的提高来说明。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会提高。

公共支出的持续增长使世界各国都面临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增长，财政赤字严重。如1998年我国实施公共财政政策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支差额都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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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读，该书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与创新性探索，折射出作者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一体两翼”，明确厘清了国有资本财政的概念与研究范畴。

在邓教授的这本新著中，一个非常旗帜鲜明、非常突出的观点就是重申和坚持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应该构建“双重结构财政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内涵着一个“一体两翼” (或者说“一体五重”)的关系．即“一个主体(同家或政府)一两种身份(政权行使者、国有经济代表者)一两种权力(政权、财权)一两种职能(社会管理、经济管理)一两种形式(税收、国有资产(本)收益)一两种分配关系(税收分配关系、利润分配关系)”。对这样一个观点，作者在本书中不仅仅是给出了原因分析，而且还就这一观点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拓展，从而使这一观点的提出具有了充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因而显得更加厚重而有力：除此之外，本书还首次对国有资本财政所研究的国有资本进行了严格、规范的分析，认为国有资本财政所要研究的国有资本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国有资产，而非会计学意义上的国有资产；它并不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栏的简单加总，而是企业资产与负债的代数和(资产减去负债)，也即指国家所拥有的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这种所有者权益为国家提供了行使重大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及经营者选择权的基础，却不会影响企业依法人财产权而进行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作者的这一定义不仅为国有资本财政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石，也为国有资本财政的提出夯实了基础。

二、立足国情。层层深入，融合现代西方财政理论与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合理内核。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国有资本的特殊性着手分析，阐明了进行国有资本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而使国有资本财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我们知道，邓教授是国有资本财政的主要倡导者与坚定支持者之一，在他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国有资本财政建立方面的论文。而在他的这本新著中，则首次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集中、系统的论述。首先，作为财政模式或类型的现实选择，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和决定的。要判断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财政到底属于何种模式或类型，关键是要看它是否包含以及包含了多大程度的国有资本。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国有资产面广、量大，而这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经营性国有资产，因而在市场盈利性的国有经济基础上，就必然相应产生“国有资本财政”。其次，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存在着诸多国有资本“越位”与公共财政“缺位”现象，而要改变这一财政“错位”格局，除了正确划定公共财政的活动边界外，更重要的还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财政职能的范围进行明确界定。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国有资本财政的投资和退出，正确引导社会资本在相关领域中的扩张和压缩，从而达到调节、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才能将国有资本财政的增量更多地投入到市场失灵领域，从而使公共财政更加健全。

三、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探讨国有资本财政预算与运营管理体制。作为财政学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环节，预算与管理是这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邓教授在这本新著中以两章的内容专门阐述，从而使得作者的理论体系显得完善而具有说服力。

首先，作者从理论依据、现实状况着手分析，说明了编制国有资本预算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当前主流财政学理论体系――“国家分配论”中内涵的“一体五重”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双重结构模式”；而对于财政管理部门来说，则形成国家财政部门和国家税务部门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一体两翼”格局(其中，财政是“母体”，税务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是与母体不可分割的“两翼”)。并且，这种格局所反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身份与两种职能，则是编制国有资本预算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要求。不仅如此，编制相对独立的国有资本预算将有利于从体制上确保政府双重经济职能的分离，从而强化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国有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其次，作者对具体编制预算的主体、目的、原则、程序等方面进行了详尽论述，认为编制预算的主体应该是居于固有资本经营体系中的两个主体――国资委及其授权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资本经营公司；目的是进一步规范和约束国有资产管理、运营、监督主体之间的管理权限，加强国有经济范围的宏观战略调控，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最后，作者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方法、措施，认为在坚持法理意义上的国有资产“国家统一所有”的前提下，将中央政府统一所有权分解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级所有，确认各级地方政府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地位，从而使其在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同时，享有所有者权益，即“分级所有”是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战略选择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三分开、四主体”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目标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在纵向上解决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管理国有资本的权责问题，在横向上解决了部门多头管理(五龙治水)、产权分割的问题，而且实现了“管人、管事、管资产”三种职能的有机结合，真正实现了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实现了国有资本管理责、权、利的统一。

四、文章紧紧围绕国有资本财政这一主题，围绕“发展中国家转轨经济”这一实际，通过细致的结构安排和合理的方法应用，深入浅出地诠释了一个独树一帜的鲜明观点，突显出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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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产品的界定。萨缪尔森在其经典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给出了关于公共产品的经典描述，认为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特征。国内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公共产品的特征归纳为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在实际运用中，学界并没有严格界定公共产品，常常将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统称为公共产品。笔者认为，萨缪尔森的经典论述很好的界定和描述了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公共产品理论为政府财政支出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公共产品理论，纯公共产品是完全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而不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则为私人产品；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完全的产品则为混合产品。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纯公共产品是非常少的，更多的则是私人产品和混合产品。混合产品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俱乐部产品，即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二是拥挤性产品，即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拥挤的桥梁、道路等。要注意的是，仅有开放性的桥梁和道路才能成为拥挤性产品，封闭式的桥梁和道路属于俱乐部产品，而且开放式的桥梁和道路在不拥挤的时候则属于纯公共产品。三是外部性产品，即收益具有外溢性特征的产品，这种外溢性的收益事实上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

2、财政支出的分类。传统的财政支出分类办法主要有：一是按照国家职能将财政支出分为国家行政支出、社会文化教育支出、经济建设投资支出；二是按照财政支出的有偿性分为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三是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为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四是按照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五是按照财政支出的最终使用结果分为积累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补偿性支出；六是按照财政支出的具体用途可以分为三十类左右，具体用途根据财政预算科目的调整类别略有不同。比较特别的是郭庆旺、赵志耘将财政支出分为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这些分类方法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财政支出的内容，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却没有能够有效地将公共产品理论反映到财政支出的分类中来。因此，笔者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按照财政支出的对象，将财政支出分为纯公共产品支出、混合产品支出和私人产品支出。纯公共产品支出是对纯公共产品的支出，主要包括行政支出和国防支出；混合产品支出是对混合产品的支出，主要包括科教文卫支出、农业支出、基础产业支出、社会保障及财政补贴等支出；私人产品支出是对私人产品领域的支出，主要是用于部分私人产品领域的国有经济投资。在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纯公共产品支出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而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竞争性的私人产品支出已经大大降低，占绝对份额的是混合产品支出。

3、公共产品分类法的理论意义。按这种分类方法确认我国财政支出的对象，并明确我国应以纯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作为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减少对私人产品性质的行业和部门投资。经济学理论研究表明，凡具有较强排他性的产品应由市场提供，而非排他性的产品则应由公共提供。因此，私人产品的提供应当由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提供能够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对于纯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决定了收费的不可能，而非竞争性则决定了收费的非效率性，因此应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而混合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完全的特征，依靠市场和政府都可能产生效率性问题，最佳的方式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在三类混合产品中，俱乐部产品具有排他性，由市场提供将能够产生最优效率；拥挤性产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其应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而外部性产品具有收益的外溢性，混合提供将是最为有效的选择，而混合提供的份额则由混合产品的外部性程度来决定。

二、纯公共产品类财政支出

行政管理和国防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其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其支出则属于纯公共产品类财政支出。首先，每一个社会公众都能得到行政管理和国防提供的服务，且不会因为社会成员的增加而改变行政管理和国防服务的数量及其成本，因而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特征。其次，社会公众只要居住于一国之国境内，则难以排斥其享受国家提供的行政管理和国防服务，因而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行政管理和国防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其所具备的纯公共产品属性，它们无法通过市场交换来提供，因而属于财政支出优先保证的项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国家产生以来，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始终同国家的存在和国家政权的巩固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基本内容。

三、混合产品类财政支出

（一）科教文卫类混合产品支出

1、科教文卫事业的混合产品属性。科教文卫事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或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属于具有外部性的混合产品。科教文卫事业所提供的服务，大部分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比如，学生接受学校教育，他们需要占用一定的教学资源；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所论文需要的教学资源必须相应增加，否则就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同时，科教文卫事业所提供的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排他，或排他的难度和成本不高。另一方面，科教文卫事业又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其收益不可能为某个消费者所专有。不同科教文卫事业的外部性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是框定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理论依据。

2、科教文卫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①科学研究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从产品属性上看，基础性科技成果具有较强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特性，因此各国政府大都通过政府资助的方式来完成基础性科学研究。与基础性科学研究相反，应用性研究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政府对应用性研究大多采取市场化的策略，让市场主体自由竞争，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②教育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教育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收益的外溢性，属于具有较强外部性的混合产品；同时，不同层次教育收益的外部性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初等教育的外部性非常强，高等教育的外部性要小得多，而职业教育的外部性最小。因此，政府财政支出首先应保障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花大力气推行义务教育制度（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制度），保证每一个公民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其次，政府应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保障对基础性学科建设和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对于应用性学科和应用性研究，则应根据其收益的外溢性程度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第三，对于职业教育，政府应当在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的前提下，倡导市场竞争性的办学模式，鼓励多渠道、多维度的资金筹集模式。③文卫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在卫生事业内部，公共防疫和保健事业的外部性最强，属于比较典型的纯公共产品，而医疗事业的内部性则较强，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因此，政府支出的重点应是公共防疫和保健，并兼顾医疗卫生事业。而不同层次的文化事业对于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亦存在较大的差异，财政支出的重点则要根据排他性能力和外溢性程度来进行安排。

（二）农业类财政支出

农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属于典型的私人产品，但农业生产活动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消费者，而且影响全社会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三农"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农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产业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性。特别是在我国，农业生产技术低下，靠天吃饭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改善，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比较差。2007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带动了整个社会CPI的大幅度上涨，集中反映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农业所具有的外部性要求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增强国民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鉴于农产品的私人产品属性和农业经济活动的混合产品属性，农业支出的重点应当是着眼于整个农业生产活动，比如改善农业生产活动的条件，而不应将支出重点放在农产品本身上。近年来，我国在农村大力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加速推广农业机械的使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很好地体现了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农业支出范围。

（三）基础产业支出

基础产业是指能够为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保证的特定经济部门的总称，通常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从属性上看，基础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并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属于混合产品领域。在非拥挤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具有非竞争性，它可以同时供多个经济主体使用而不需要增加供给成本，并且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排他性比较弱，排除他人享受基础设施带来的利益比较困难。基础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具有比较完整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外部性特征却比较明显。

鉴于基础产业的混合产品属性，政府需要对其进行投资；但基础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全部由政府来投资则没有必要。其中，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比较强，需要政府较多的直接投资，而基础工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比较强，政府在解决外部收益内部化的前提下应重点考虑推进其市场化。严格意义上讲，政府财政投资并不需要对所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而主要是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和回收期长、投资效益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

由此可见，财政支出的主要范围应当是纯公共产品、拥挤性产品和外部性产品领域，其共同特征是收益的非排他性。尽管政府在私人产品、俱乐部产品领域亦会安排一定的财政支出，但这些都不是财政支出的重点。

参考文献：

[1]王国清、马骁、程谦：《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刘邦驰、汪叔九：《财政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蒋洪：《财政学教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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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管理和财政管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财政预算由供给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变。由于公共财务管理是整个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管理模式的改变,必然会对公共财务管理产生深刻的影响。公共财务管理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公共财务管理的好坏接关系到公共管理的质量。作为公共财政和财务管理的结合,公共财务管理的本质是要提高公共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在最终目标的追求上与“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基本一致。可见,在当前倡导“新公共管理”的大背景下,公共财面对新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研究公共财务管理工作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寻求公共财务管理的新思路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公共财务及财务活动

    公共财务也称为公共部门财务,应当包括政府财务、政府部门、政府机构或单位财务。财政界倾向于将公共财务称为公共财政,实际上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的财政学理论把财政称为国家财政或政府财政,而将公共财务称为企业财务和事业行政单位财务。财政管理既包括预算管理、税收管理,也包括企业财务管理、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以及预算外资金管理。

    可见,公共财务是公共财政的基础,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i公共财政对公共财具有统驭作用,公共部门必须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从事财务活动。

    2 公共财物的现状及其主要问题

    2.1 公共预算问题多公共财务管理混乱《预算法》是规范政府及行政事业单位收支管理最重要的一项法律制度,是收支管理的基本依据。为了更好地贯彻预算法原则,我国各地正逐步推行部门预算、项目预算、零基预算等预算管理改革。然而,预算法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依法理财、依法进行收支预算管理的氛围尚未形成,预算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执行中的随意性与长官意志太大,预算约束软化的状况相当严重。有的地方未经法定程序随意调整预算,支出预算追加频繁;有的地方随意开减收增支的口子,以权代法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些部门和单位不按规定严格执行预算和财政制度,擅自扩大收支范围,提高收支标准。

    2.2 支出不讲效益政府成本过高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有“业绩指标”、“保底指标”等,带有明显的“GDP化”倾向,至于成本指标目前还未纳入干部考核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公务人员支出缺乏成本意识,节俭意识淡薄,支出管理失控,资金损失浪费严重。当前整个社会上奢侈摆阔之风盛行,花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挥霍的现象比比皆是,公款吃喝玩乐屡禁不止,各种会议泛滥成灾,一些部门和领导竞相出国公费旅游、竞相进口豪华车享受也绝不是个别现象,这都已成为我国财政资金的一个巨大漏洞。

    2.3 巨额负债多虽然《预算法》明确规定不准编制赤字预算,预算要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但各级政府、政府部门执行赤字预算,大量甚至过度举债的现象一直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政府公共部门财务受托责任不明晰,财务行为不理性,公共行为短期化严重,导致公共部门债台高筑,公共财务危机重重,严重威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西部地区,许多地方政府从财政上看实际早已“破产”,不少地方、乡镇政府基本上是在背负巨额债务状态下运行的。

    3 公共财物的对策分析

    针对对公共财物管理驯犬及其主要问题的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3.1 建章立制,为公共财务管理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强制约束,财务活动的主观随意性就难以避免,要实行有效的公共财务管理,就必须建章立制。建立健全必要的法规制度,完善监督机制,是做好公共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制度保证。目前应尽快建立健全一体化的公共财务制度,“要有健全的、以绩效导向的公共预算制度,形成公共财务制度链。”有关法规制度建立后,还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再好的法规制度也只是一纸空文。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政府预算,具有法律效力,是规范收支管理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各部门、各单位必须严格按预算程序办事。

    3.2 合理配置公共财权合理配置公共财权,首先要深化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的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起新型的预算管理机制,规范财权运行。其次,要理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客观需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对其应有的财权加以明确界定,做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按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范围。再次,规范财权,统一财力,就是要把一切收支管理权限都归属于政府财政部门集中统一管理,由预算统筹管理,而不是分散多头管理。我国改革开放是以财政的“放权让利”为突破口展开的,要解决腐败问题,首要的就是规范政府部门、单位的财务行为,逐步取消预算外资金,将规模庞大的预算外收支完全纳入到预算内管理,让腐败失去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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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指向性强。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一般都有明确的政策支撑，并且对扶持对象、政策措施、完成目标、实施效果等内容都有相应的规定。

（二）资金量大、覆盖面广，效益影响面大。如北京市“商业流通发展资金”项目，涉及全市18个区县①，包括特色商业街改造、物流配送、连锁经营、商场节能改造、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等二十几个领域。

（三）评价层级及涉及主体较多。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由财政部门负责资金审批、主管部门负责资金分配和监管、各区县项目单位进行资金实际执行。按照资金流向，从资金审批部门到项目主管部门，再到实际执行部门，呈现出多层级、多部门、多区县、多执行单位的特点。

（四）公共属性显著，关注程度高。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大多属于民生项目，通常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其公共财政特征比消耗性支出更为显著。而且由于与市民切身利益相关，执行过程中群众较为关注。

二、政策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现状分析

（一）目前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程序和方法

北京市目前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程序和方法见图1。

图1 绩效评价工作流程

首先，在确定评价项目后，由考评机构组织被评价单位、中介机构召开项目绩效评价培训会，组建考评工作组，对评价项目进行前期摸底调研等准备工作。随后，考评工作组入户收集项目相关资料，并对所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和复核。与此同时，项目单位成立自评小组开展自评工作，在考评工作组指导下完成自评报告。考评工作组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参照“项目指标体系范本”，结合项目特点，增设并细化三级、四级指标，编制适合于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确定之后，考评工作组编制专家手册，并针对项目特点遴选管理、财务和业务方面的专家，召开专家预备会对项目资料和指标体系进行讨论，针对专家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补充资料、修订指标体系。资料补充齐全及指标体系确定后，召开专家考评会对项目进行总体评价。最后，根据专家考评会结果，考评工作组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二）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

1.政策理解不够充分，评价重点不够突出。项目工作组在前期阶段缺少对政策深入了解的过程，也缺少专家对专业性的政策进行分析的环节，导致对绩效评价的内容和重点把握不准确，影响评价的效果。

2.指标体系的适用性不强，评价内容不够全面。现有的指标体系[包括业务指标（下设规划和立项情况、目标完成程度、效益实现情况、组织管理情况4个二级指标）和财务指标（下设预算管理情况、财务（资产）管理状况、会计信息质量3个二级指标）]无法完全适用于政策性项目，如：规划立项情况指标，由于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本身就是由某一项政策支撑立项的，考评重点不在于其规划和立项情况。

3.评价分析方法较为单一，绩效综合评价分析难度较大。目前考评工作对于绩效评价只局限于反映项目实施结果的图片、数据等资料的收集，并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但对于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缺少整体效益实现情况的综合评价分析，未能充分体现绩效评价工作的有效性。另外，由于设立的绩效目标合理性依据不足，项目单位在项目完成后对效益总结不够充分，项目效益涉及面广，对样本量的选择不够科学合理，对绩效综合评价的标准不明确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合理准确地评价分析项目的综合绩效。

三、政策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研究

（一）确定评价重点

1.深入分析政策，确定评价重点。首先确定政策所要达成的宏观目标，可提前邀请专家指导分析政策的核心内容，依据政策中明确的绩效目标确定考评重点，并针对政策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确定的产出和效益的考评重点，与被评价项目的主管部门和实际执行部门沟通取得一致意见。

2.结合项目实施内容及具体流程，确定评价重点。向主管部门、执行单位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和具体流程，从中找出项目流程的关键步骤，结合政策确定的完成目标确定考评重点。

3.依据受益群体的具体受益情况，确定考评重点。深入分析政策和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后，分析项目受益群体的具体受益情况确定考评重点，具体可以分为直接受益情况和间接受益情况两个方面来评价分析。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方法研究

1.构建指标体系的关键点

（1）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分类体系。第一，可以将财政支出项目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类，在统一规范的平台上，充分考虑各类项目的差别性，选择相应的指标和标准。第二，分别建立以过程为导向、以管理为导向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指标体系，依照被评价项目特点选取执行过程、组织管理或实施结果一个方面进行重点评价。

（2）依据政策和项目实际情况建立指标体系。根据相关政策内容和项目实际执行程序，制定具体的指标体系，除对项目执行情况、效益实现情况进行考评外，还可以包含对政策适用性和实施完成后的运营管理情况进行考评。

（3）邀请专家参与制定指标体系。邀请相关管理、业务和财务方面的专家讨论指标制定，从专业角度制定执行、效益等方面指标，着重讨论政策中相关条款对实现预计效益的适用性。

（4）适度设定附加指标。为满足评价工作的要求，还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适度增设附加指标。

（5）设置纵向效益评价指标。设置纵向的评价指标，对主管部门、执行部门（各区县或各单位）、终端受益者等各环节分别进行绩效评价。

2.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

要结合以上关键点，根据实践发展需求和财政支出功能分类，在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基础上，划分层次，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层次明晰、实用可行的指标体系。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可计量性，分为定量和定性指标。体系可以是动态的，可扩充的，具体体现在所选用的指标既可从分类指标和备选指标库中选取，也可以根据评价对象的特性设置指标，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当评价对象确定后，将从指标体系中选取基本指标、分类指标中的一种（根据评价对象的财政支出类别确定）和定性指标，构成评价对象的一套完整指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图2。

图2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第一，定性指标。

（1）定性指标的内容

定性指标指无法通过数量计算分析评价内容，而采取对评价对象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来反映评价结果的指标。定性指标是用于评价财政支出项目涉及政治影响、社会稳定、改革与发展、资源配置状况、服务态度和质量等非定量指标因素，是对定量指标的进一步补充。

（2）定性指标的评价方法

对定性指标的评定，可从结合以下分析方法取得判断基础或依据：一是专家经验判断法，二是问卷测试法，三是横向比较法，四是“一票否决”法等。定性指标测定通常是上述四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形成若干个从高到低有档次的评语。

第二，定量指标。

（1）定量指标的内容

定量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分类指标。基本指标包括项目建设评价指标、国家（国际）通行指标、公众关注指标等被广泛应用在综合性绩效评价以及公共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分类指标是在确定具体评价对象后，通过了解、收集相关资料、信息，结合评价对象不同特点和财政支出类别具体设定目标来设置特定的指标。

（2）基本指标

主要评价财政支出效益的共性方面，它是每个评价对象都必须采用的指标。由资金到位率、资金使用率和支出效果率三项指标构成，其公式如下：

（3）分类指标

分类指标是评价财政支出效益的核心指标。按照财政支出分类，可分为经济建设、农业、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以下仅对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涉及较多的几类进行说明。

1）农业事业类支出指标。包括支持农村建设、支持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三类指标，每类指标又分若干子指标。见图3。

图3 分类指标一农业事业类

说明：当农业保护水平>0时，说明财政资源向农业倾斜，农业得到了保护；反之表明政府未对农业进行有效保护。

2）教育事业类支出指标。由投入资金分析、财政资金产出效益、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和发展潜力四类组成，每一类都包括若干指标。涉及的财政支出科目包括教育事业费等。见图4。

3）社会保障类支出指标。包括国有企业失业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线、财政资金落实情况和社会稳定评估等七类指标。每一类都包括若干指标。涉及的财政支出科目包括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见图5。

图4 分类指标一教育事业类

图5 分类指标——社会保障类

第三，备选指标。

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共同构成财政支出对象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应是动态的，可扩充的。运用时所选用的指标既可从现有的指标体系中选用，同时也可从备选指标库中选取，或者根据评价对象的特性设置指标，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如教育水平指标：包括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教育经费、科技人员比例等。

（三）评价综合测算模型与评价结果

对上述指标体系的每个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分别进行赋值，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还要通过综合测算模型，把多个指标对绩效评价系统不同方面的评价值综合在一起，以得到一个整体性的结果。对综合评价的计算可采用线性加权求和计算模型来处理。

根据综合评价总分，按照四级分类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考评，即可以根据评价结果落入的评价标准区，判断被评价对象所使用财政资金的优劣情况。

（四）绩效评价工作思路的改进

1.建立全过程的绩效评价体系

完整的绩效评价体系应是包括项目事前评估在内的全过程评价。具体来讲，可以在项目申请立项时由财政部门联合业务主管部门事先设定评价指标，设定分配资金在当年预计实现的效果，并每年对该指标做动态调整，也为事后评价进行分年的效益评价时提供依据。

2.运用层次化、立体化效益分析方法

对于主管部门主要评价项目执行的总体效益，对全市范围内该领域的影响及其政策宏观目标的效益实现情况，资金在各执行部门的分配是否符合效益最大化；对于执行部门（各区县或各单位）主要评价主管部门所分配的资金任务量的局部效益实现情况，资金再分配的效益是否公平合理；对于各终端受益者主要评价资金的实际产生效益情况，如收入增加情况、现状改善情况等。

3.选用适宜的评价标准

经济效益指标都可以表示为成本效益的比例，收益、成本的具体内容视不同效益指标而异；社会效益指标的标准往往由于支出项目涉及不同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而各不相同，要根据评价的具体目标、组织实施机构、评价对象来确定。

4.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

专业评价人才队伍的培养，包括组织评价的工作人员、参与评价的中介机构人员的专业素质，是提高绩效评价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具体可以通过聘请专家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定期组织研讨学习等方式。另外，进一步建立和维护各类型专家人才库，也是做好绩效评价工作的一项长期的基础工作。

注释：

①北京市行政区划从2010年7月起由18区县合并为16个区县。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哈维·S·罗森，特德·盖亚.财政学（第八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徐挺.杨琳.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J].宁波：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09.

[5]李四能.叶晓钢.绩效审计实务[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6]鞠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及案例分析[D].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08.

[7]刘明勋.中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

篇（10）

一、税收与产权间的本质联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在以交易费用概念为发端的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产权理论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作为产权理论奠基石的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费用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初始产权的不同界定决定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表明，排他性产权的明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实现市场交易进而增进效率的前提。由此使得以效率为主题的经济学将视角由单纯的资源配置层面深入到产权制度层面。在科斯奠基性论文之后，德姆塞茨、张五常、阿尔钦等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理论。使得产权学派的研究更趋于精细化，在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但诺思教授则独辟蹊径，不仅在长期经济史考察基础上突出了产权结构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把产权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地将经济学对产权制度的关注引人到对国家及其财政制度关注上。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交易不是物的交易而是附着在物上的产权的交易，但产权本质上作为一项排他性权利，需要强制力来予以保证实施。由于国家在强制力上具有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能比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更低成本实现产权的界定、保护与实施。因此从效率角度看，国家就天然合理地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并使得国家与产权之间具有了内在联系：一方面，离开国家我们无法理解产权，毕竟如果没有国家法律的界定与强制力的保护，产权就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离开产权，我们也无法理解国家，毕竟国家的法律和权力就是旨在社会范围内界定和实施一套权利规则。因此，诺思认为，由于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国家可视为“为获取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与公正的服务作交换”的组织，简而言之就是国家界定、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笔者认为，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从未对税收本质予以明确概括过，但这一论述鲜明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税收本质观，即从规范意义上来说，税收本质上应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税收本质观既表明了税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又划定了其合法性范围。由于国家凭其暴力潜能的优势介入产权时能有效降低产权保护和实施的成本，因而国家征税有其合理性基础，而税收则来源于政府——这一人与人交易所产生的合作剩余。考特和尤伦从无国家的自然状态到市民社会下国家这一思想实验即证明了这点。反之。如果国家获取收入时不是基于保护产权而是剥夺侵犯产权，那这样名义上的税收就不具有合法性。正如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所认为的“只要承认，法律——政府的管理结构——具有生产力，那么就得承认国家有权从经济中取得部分有价值的产出。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来保护所有权并使契约付诸实施，那么国家也就无权来分享总收入”。由此来看，税收关系着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间的界限，其与产权问的本质联系体现在：一方面，征税作为一个资源由私人产权转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只有税收明确了产权才能明确。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所以也只有产权明确了，税收才能明确。

二、现有税收本质观之不足：制度视角的重新审视

对于税收本质，长期以来在财税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二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公共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但从制度视角来考察，两种税收本质观都尚存不足。

我国传统财政理论沿袭了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本质观的分析思路，明确表达了其税收本质观“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同时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间具有本质联系，而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则是税收本质属性的具体表现。但笔者认为，从制度视角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学将税收本质定义为“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存在较大缺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缺陷就更为明显了。我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无本质联系。国家征税固然要靠政治权力，但靠政治权力而获得的收入并不都是税收，诸如没收财产、通货膨胀等都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获取的收入。即使对其属性再加上固定性的限制，也尚无法与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的罚款收入相区别，因为后者在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同时也另具有依据法律的固定性特征。所以，单方面强调政治权力仅能将税收与公债、收费等财政收入形式相区别，但却并不足以真正认识税收本质。我认为，如果离开私人产权是很难真正认识税收本质及其契约关系的，因为在私人产权不能确立或受侵犯下税收的合法性基础便难以确立。若单纯强调政治权力性，则可能导致并非保护而是侵犯产权的国家行为，并由此带来国家依政治权力而攫取的租金而并非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

公共财政理论则承袭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主题的分析视角，建立了以公共产品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近十几年来，经过我国学者的不断阐释和倡导，公共财政理论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其税收本质观的理论逻辑日益清晰。即“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应当承认，从资源配置视角看，把税收定义为公共产品价格有其合理性，特别在市场经济下更具有其积极意义。但从制度视角来看，这一对税收本质的概括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制度视角看，并不存在公共产品和直接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尽管公共财政论列举了路灯、治安等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所谓“公共产品”，但从公共选择的制度过程来看，任何一项支出议案都不可能获得一致同意，在多数票规则下就必然产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甚至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由此带来相应的受益方和受损方。部分人不仅被迫强制消费某种所谓的公共产品甚至还要为此而纳税。产生私人产品市场交易所不可能存在的消费和付费上的强制性问题。(2)按公共财政论的税收本质分析，公共产品税收价格在实质上形成了类似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我认为，政府作为事实上的垄断组织，其垄断定价总是在竞争价格和边际成本之上的，公共产品价格定义未能揭示出国家租金天然存在的事实，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类似于竞争性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3)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按传统公共财政论对公共产品的分析，由于搭便车的存在使得市场无法提供公共产品而应通过政府征税来提供。但随着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早在1974年，科斯通过调查就表明了完全符合公共产品概念的灯塔在英国早期主要由私人供给。而近年来对公共产品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实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更是显示，除了政府之外，社区、非营利组织乃至私人等都可能提供公共产品。由此表明，政府税收与公共产品间并无本质联系，将税收本质界定为公共产品的价格也有失偏颇。

三、新型税收本质观的历史实证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税收与政治权力、公共产品间均不存在本质联系，而与私人产权间具有本质联系，税收在实质上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制度分析视角得出的这一新型税收本质观，其理论结论是能得到历史实证支持的。

考察西方发展史可以发现，凡在私人产权能得以确立的历史阶段就存在税收关系，反之则不存在税收关系，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十分明显。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1)产权一税收关系初始萌芽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商品货币经济自发萌芽生成的这一阶段，城邦国家财政制度和私人产权制度间内在联系已开始萌芽生成。特别是古希腊时期的梭伦改革以及古罗马时期的罗马法，标志着城邦国家(或共和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私人产权制度并予以保护实施。这一时期，就同时产生了对商人、自由民征收的市场税和财产税，而奴隶因既没有自身劳动力产权更没有财产权，故没有被征税的资格。㈣(2)不存在产权一税收关系的中世纪时期。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制是最基本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最基础的制度结构，此时既不存在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权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劳动力所有权，由此产生的是农奴与其庄园领主间围绕土地使用而形成的依附关系。由于产权的不存在性且此时国家并不介入私人产权安排，所以这一期间并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国家税收。国王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其自身领地收入，其不仅不对农民直接征税，而且对其诸侯领主也只依封君封臣关系而享受一些贡纳。(3)产权一税收关系扩展的市场经济初期。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在贸易发展与庄园制瓦解的基础上，产权制度与税收制度间的内在关系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商品和要素的排他性产权逐渐形成，而这离不开国家的努力，各新兴民族国家则致力于扩张市场和提权保护。其目的是向以商业资本为代表的新兴财富征税。在此期间确立了包括商品税、财产税在内的现代税收制度，甚至随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新型产权形式的出现而开征了所得税。(4)产权一税收关系稳固的市场经济成熟期。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国家和产权间的关系是单方面控制关系，即国家既可能出于长期税收利益而有效地保护和实施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租金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尤其当国家面临即时财政压力时更倾向于后者。但近代后期，西方各国在历经道路不同的财政立宪变革之后，在较为有效地保护产权基础上限制住了国家攫取租金的行为并同时赋予了税收合法性基础，从而为市场经济的真正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性制度结构。

虽然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异，但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史同样可以发现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凡在排他性私人产权难以确立的时期，也就难以存在明确清晰的税收关系，反之则反是。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1)自然经济时期的古代社会。在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及其法制从未承担起私人产权界定和实施的角色，有效率的私人产权也从未出现。㈣如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对其所有制性质虽存在学术争议，但一般认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排他性产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下国家仍然是终极土地所有者，而在秦以前更是典型的土地国有制。在没有私人产权及国家不介入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就没有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其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租税难分。我在中国财税史中能找到这么几句啼笑皆非的话“《广雅》：赋，税也”、“《说文》：税，租也”、“《说文》：租，田赋也”、“《广雅》：租，税也”。(2)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确立了全面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在排他性要素产权不存在的情况下，也不存在明确的税收关系。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国家主要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而获取收入，税制曾高度简化至名义上只存在工商税这一税种，但这一税种在实质上也并无存在意义。因为此时作为国有产权主体的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你我界限，采取利润上缴还是税收只具管理上的意义，此时税利之分在本质上是根本分不清且没必要区分的。(3)转轨与市场经济时期。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开始，在以国家主动放权让利为起点下，市场化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排他性产权日益形成的过程，也同时是一个国家越来越需要并越来越多地从私人产权而非国有经济中获取收入的过程。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已日益明显，尤其是2004年的私产人宪，在立宪层面上明确了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

四、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明确从产权界定和保护出发来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

经过长期的理论争鸣，目前我国财政理论界对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已基本取得共识，实践中也早已确立构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改革目标，但在公共财政及其公共性内涵的理解上尚存分歧。囿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视角，主流观点是从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来定位公共财政。但从制度视角来看，市场交易不是表面上的资源配置而是其背后的权利配置，排他性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与基础。而国家则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都表明，政府既可能有效地保护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而只有产权通过立宪层面对政府权力施以硬性约束时才能予以有效克服。因此，基于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有利于在制度层面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没有私人领域就没有公共领域，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公共财政以市场经济为基点，而市场经济以产权为基石，产权则系于财政立宪，这应是我国公共财政构建的实质内涵之所在。

(二)有利于阐释我国税收法治的根本内涵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共财政是法治财政，这些都已是基本共识。但对于税收法治的理解，通常都只停留在税收征纳关系法治的功能层面上，而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则能从立宪层面上阐释税收法治的深层内涵，即要从个人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上来阐释税收法治问题。我认为，从产权一税收本质联系出发，征税的过程就是一个私人产权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纳税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征纳关系上与国家间形成委托关系，其之所以同意将私人产权让渡为公共收入，是为了换取国家的保护和公正。按照现念，这种保护包括财产权、生命和自由，从而产生一个建立在个人产权(权利)交易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因此，在征税权力关系上体现的是立宪层面的社会契约关系，并在此契约下形成征纳双方平等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由此构成了税收法治的元规则，而各项税收法治的具体规则则奠基于其上，涵盖了税收法定主义和受公众规范约束的预算全过程，也由此才能对国家权力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行为作出约束和限制，从而奠定财税法治的基点。

(三)有利于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