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产业结构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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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模型建立福建省共九个设区市,根据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山区,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宁德市、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六个设区市,山区包括三明市、南平市和龙岩市。本文基于福建省统计年鉴[16]、水资源公报[17]的基础数据,以沿海、山区及其九个设区市为研究单元,将1998年-2009年九个设区市和两地区三大产业产值比重的成分数据作为自变量X,以用水结构的成分数据作为因变量Y,建立各地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建模后可以形成以三大产业为自变量,以用水结构为因变量的各区域标准化回归方程,回归系数见表1。利用表1的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模型对原始建模数据的拟合效果良好,见图1。

1.3模型验证将各区域2010年产业结构数据代入线性回归方程,得到对应的目标变量,经逆Logratio变换,最终求出相对应的用水结构的预测值(表2),结果显示,沿海和山区误差可控制在3%以内,大部分城市误差小于6%,总体而言模型拟合精度比较高。

2用水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关性的区域变化分析

为了直观地观察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可以绘制偏最小二乘回归因子载荷图(图2)。在因子载荷图中,w为X数据集权重,c为Y数据集权重,第一个主成分可以得到X、Y数据综合权重w#c[1],第二个主成分可以得到X、Y数据综合权重w#c[2]。两要素之间的距离越近,它们相关性越强,反之相关性越弱;在相关圆内并靠近与圆心的要素与其他变量相关性均较弱[11]。通过有效因子载荷图和回归系数之间的对比,可对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进行相关性分析,进而确定两者的相关程度。

2.1沿海和山区相关性差异分析从偏最小二乘回归因子载荷图(图2)中可以看出如下结果。在山区,第一产业与灌溉用水之间的距离最近,两者高度相关(图2(a));第二产业与工业用水、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距离均较远,说明第二产业与工业用水、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相互关系均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直方图(图3(a)),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对灌溉用水、第二产业对工业用水都起到促进作用,即随着产业的发展用水量和用水结构比重也逐渐增加,并且第一产业对灌溉用水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近年来山区二、三产业虽有所发展,但是农业仍占重要地位,灌溉用水在用水结构中仍占主导。在沿海地区,工业用水与第二产业距离最近,两者高度相关(图2(b));其次为灌溉用水和第一产业;生活用水与三大产业相关性均不显著。从回归系数直方图(图3(b))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对灌溉用水、第二产业对工业用水都起到促进作用,且后者作用更显著。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用水决定着本区的用水总量和分配,对用水结构影响明显。无论山区还是沿海地区,生活用水与三大产业相关性均不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用水占总用水量比重较低,另一方面因为生活用水所包含的数据比较复杂,没有完全与生活用水对应的生产部门。

2.2设区市相关性变化产业结构一般经历/一二三0转为/二一三0,再到/二三一0,最终变为/三二一0的演化过程[18]。用水结构一般从用水量大、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农业用水逐步向高附加值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9]。目前福建省九个设区市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产业结构差异较大,根据九个设区市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相关性差异,可将九个设区市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厦门市):三大用水与三大产业均高度正相关,在有效因子载荷图中表现为产业和用水之间的距离均较近,几乎重叠在一起(图4)。从1998年到2010年,厦门市三大产业结构从5:52:43转化为1:50:49,用水结构由59:23:18转化为27:30:43[16217],产业和用水结构趋于成熟,使三大产业与用水结构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第二类(泉州市、福州市和莆田市):第一、二产业与相应的用水结构均高度相关,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些城市均为福建省东部经济较发达城市,工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用水结构影响显著。以泉州市为例,1998年-2010年第二产业从52%逐渐增长到60%,工业用水从27%逐步增长到55%;同时,第一产业和灌溉用水比重均出现显著下降,其中灌溉用水从55%下降到29%;而第三产业和生活用水分别在34%和15%附近徘徊,没有出现显著的变化规律。第三类(南平市、龙岩市和宁德市):第一产业与灌溉用水呈较强相关性,工业用水与第二产业相关性次之,第三产业与生活用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些地区第一产业和灌溉用水在产业和用水结构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生产占当地GDP的近20%,却消耗了60%左右的水资源[16217]。以南平市为例,1998年-2010年第一产业从29%下降到23%,灌溉用水从83%逐步下降到64%。第四类(三明市和漳州市):三大用水与三大产业相关性均不显著。在因子载荷图中三大用水趋近于原点(图4),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关系均不显著,产业结构对用水结构解释能力不足,说明用水结构的变化可能不仅受产业结构的影响,还与其它因素有关。三明市为福建省老工业基地,1998年-2010年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呈波动变化,并没有明显的演化规律,这可能因为受到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干扰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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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进入壁垒理论溯源

“市场进入(MarketEntry)”是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产业组织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一个厂商(或企业)进入新的领域，开始生产或提供某一市场上原有产品或服务的充分替代品。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新进入的企业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也就会构成进入市场的各种障碍，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进入壁垒(BarrierstoEntry)。最早明确提出市场进入壁垒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产业组织领域的主要开拓者贝恩(JoeS.Bain)。贝恩关于进人壁垒的研究属于结构主义学派。此后，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对进入壁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进入壁垒是一种生产成本(在某些或每个产出水平上)，这种成本是打算进入一产业的新厂商必须负担、而已在位产业中的厂商无须承担的。”‘嘶蒂格勒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解读进入壁垒，这对于以后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启示。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市场进入壁垒的社会效应，冯·魏兹塞克认为：“进入壁垒使之必须由试图进入行业的厂商负担，而无须由行业在位厂商负担的生产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一种扭曲。”该定义涉及进入壁垒的福利问题，如果进入壁垒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就会产生。任何一个行业最初的、最基本的进入壁垒都来源于市场本身，而非法律、政策、技术等原因。当市场进入产生负外部性的时候，法律、政策的介入不可避免，由此形成了新的制度性壁垒。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进入壁垒分成不同的类别。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贝恩把全部进入壁垒归结为三种：规模经济、在位厂商的产品差别优势、在位厂商的绝对成本优势。贝恩最早对进入壁垒的分类，主要是从进入壁垒形成的原因着手的。此后，贝恩通过对大厂商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和产品差别优势造成的进入壁垒进行综合，将各个产业的进入壁垒高度划分为三大类：非常高的进入壁垒、存在实质性的进入壁垒、中等程度到低等程度的进入壁垒。萨洛普则将进入壁垒分成无意的进入壁垒和策略性进入壁垒。还有人将进入壁垒划分为刚性进入壁垒、粘性进入壁垒和弹性进入壁垒三类。

对于进入壁垒的影响，学界一直在争论。不过，有一点已经达成一致，那就是，进入和进入壁垒是影响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而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又是决定市场结构的两个主要因素。进入壁垒是决定厂商数量和厂商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在市场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由于缺乏进入威胁，在位者能够赚取超额利润，有可能导致在位厂商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上没有动力；在进入壁垒较低的市场上。大批的潜在进入者随时准备进入市场，与在位者竞争，并力图替代效率低下的在位者。可见，进人壁垒对在位厂商和潜在进入者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的构成维度

目前，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传媒产业进入壁垒进行研究。彭永斌认为，传媒产业进入壁垒是指进入传媒市场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它从新增传媒机构进入传媒市场的角度来考察传媒市场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考察产业内已有传媒机构与新增传媒机构间的竞争关系，反映的是传媒市场中潜在的竞争强度。传媒产业的进入壁垒可以分成制度性进入壁垒、结构性进入壁垒、行为性进入壁垒等不同类型。其中，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仅次于制度因素以外，影响传媒进人的一种重要因素。在产业经济学领域。结构性进入壁垒是指能够遏制进入发生的行业中各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或特征。在传媒产业中，也存在这些结构性因素或特征，主要包括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资源占有、必要资本量等。

1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存在于任何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产业中。当每多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时，就出现了规模经济。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其边际成本是指每多向一个消费者提供一单位媒介产品或一项服务而生产的成本。平均成本是指提供媒介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所有成本除以受众人数。在传媒的大多数行业中，边际成本往往很低，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边际成本等于零。如果随着规模扩大使平均生产成本降低。那么就会出现规模经济和更高的利润。哈佛大学产业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规模经济是市场进入壁垒的重要来源。按照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最小单位成本所对应的产量属于“最优规模产量”。如果最小最优规模占全部市场的需求比重较大，那么规模经济的存在就会对进入产生某种阻碍作用。规模经济的存在之所以阻碍对产业的侵入，因为它迫使进入者要么一开始就以大规模生产并承担原有企业强烈抵制的风险。要么以小规模生产而接受产品成本方面的劣势，这两者都不是进入者所期望的。传媒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伴随着生产经营能力的扩大也会出现批量扩大、费用递减和收益递增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国外的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随着报纸发行量的增加。报纸的长期平均成本呈下降趋势，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意味着报纸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发行市场中降低发行价格或者索取较低的广告费用，而发行量较少的报纸则不能这样做。所以，规模经济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进入壁垒。模经济几乎可以表现在媒介经营的每一个职能环节：新闻信息的采制、印刷、发行、广告等等。当传媒发展存在纵向一体化时，其共享利益特别突出，因为处于同一利益集团的不同生产或分销各衔接环节可以进行一体化经营，这种共享资产导致非常可观的经济性。目前，中国媒介产业集团化发展趋势比较明显，一些区域性媒介集团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些媒介集团基本上都具有纵向一体化特点。很多媒介集团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

2媒介产品差别

产品差别优势是指在位者在产品的价格一产量关系上要比潜在进入者更具有优势。在相同的销售成本支付下，在位者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品需求，也就是说在给定产量下可以索取更高的价格。这样，潜在进入者若要获得与在位者相同的产品需求就必须支付更高的销售成本。当某一媒介能够为其受众提供一些独特的、对其受众来说不仅仅是价格低廉的东西时，这个媒介就具有了区别于其竞争对手的经营差异化。不同的媒介产品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因为“任何一种商品都可能是另外一种商品的潜在替代品，即便只是无穷小的替代。”如果一种媒介产品难以学习和模仿，可替代性就小。这样，新进入的媒介进行同质竞争的可能性就相应变小，媒介产品差别优势就会产生。媒介集团的策略、信息不对称、受众的偏好、设计和生产技术、媒介集团的信誉都可以形成产品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单独发生作用。更多的场合是以一种交互的形式发挥作用。首先，媒介集团的策略对于铸就媒介产品的差异，形成媒介集团的竞争优势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构筑的进入壁垒不易突破。媒介集团旨在扩大产品差异的策略包括商业秘密的保护、品牌战略、内容安排、广告、促销、公关等。一些媒介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对媒介的受众定位、市场定位、栏目安排、内容设置等进行精心设计，打造媒介的品牌优势。减少可替代性，从而建构媒介的市场进入壁垒。其次，通过服务铸造壁垒。媒介产品的销售渠道是媒介独特性、差异性的一个有力来源。可以增强声誉和竞争力。这一点往往为一些媒介所忽视，是以后媒介亟待加强的地方。其三，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来创造差异。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是媒介产品差异化战略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形成进入壁垒的重要因素。产品差别是实施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往往对受众定位、区域定位等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差异化程度较高的媒介产品。其可替代性就相对较弱，因此容易维持一批忠诚度较高的受众，这对于新进入市场的媒介来说，就会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

3资源的占有壁垒

资源占有的多少，会影响媒介的竞争实力。有些资源对于在位传媒有重要的意义，而新进入的传媒缺乏这些资源，会对其资金链造成不利影响。首先，不动产资源是一种有形的壁垒。一些在位媒介靠长期的利润积累了足够的固定资产，如土地、厂房、设备等。某一新媒介要想进入市场，往往需要各种资源投入生产，如果这些资源为在位媒介所垄断。或者在位媒介已经同资源供应者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新媒介进入市场就受到资源的限制而被排斥在外，这势必增加进入壁垒。在法国，进入全国性报纸市场相当困难，其中印刷设备所要求的高投入，极端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技术现代化等因素构成较高的进入壁垒。其次，信息资源是一种无形的壁垒。信息资源是直接增加新进入媒介成本的一种方式，准确的市场信息和调研数据对新进入者尤为重要。媒介产业对信息具有依赖性。如果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在信息获取上处于下风，新媒介必然要面对极大的劣势。所以，信息资源壁垒是新进入者丝毫不能忽视的因素。第三，受众与客户资源是关键性的壁垒。新创办的媒介能不能在市场中站住脚跟，要看其能否打开局面，赢得受众，吸引大家的眼球。因为受众资源是广告客户所看重的，如果新创办的传媒拥有受众市场，那么它就可以吸引广告客户，就能够突破这一壁垒。物品可以分为“经验品”和“搜寻品”。媒介产品属于经验品，其内在特征(包括媒介产品的价值与功能等)在购买及消费前的检查中不能得到充分体现，甚至需要用很长时间在一些重大现实的报道中得以体现。因为经验品的质量确认必须经过消费者一定时期的消费体验才能得以完成。当受众对新的媒介产品质量尚未作出识别时，即使它的真实质量与已知媒介产品的相同，在相同的成本支付下，受众也不愿意选择前者。因此，当媒介产品的质量处于有待确认的“等待期”内。它只能争取到较少的受众和广告客户。国外学者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忠实于某些报纸的读者很难改变他们的嗜好。这构成了较高的报业市场进入壁垒。

4必要的资金量

传媒产业竞争异常激烈，潜在的进入者如果要想在市场中站住脚跟。必须具备一定的资金。较多的资金投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壁垒。以报纸为例，在报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心城市，新报纸进入门槛很高。喻国明教授认为，市场份额集中于强势媒体，会加高后来者的进入门槛，建立起市场进入的资金壁垒，可能将小媒体逼到绝路。换言之，由于媒体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趋势，使进入媒体产业的资金“门槛”在迅速加高。《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时候，启动资金只需要30万元左右。而到了2001年，《京华时报》的创刊时启动资金达到5000万元，两年之后，《东方早报》启动资金已经接近1亿元。在国外传媒市场上，新进入市场的媒介也会遇到资金投入壁垒。在美国，Wirth(1986)比较了创办日报、广播以及电视的启动资金发现，1984年，在美国创办一份日报的启动资金，大致为700万美元(发行量为2万份)至3650万美元(发行量为25万份)之间。而创办一个电视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不等：创办一个广播电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十八分之一不等。Wirth还认为报纸市场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是因为新创办的报纸需要一定的资金去克服读者和广告客户对在位报纸的偏好。《今日美国》创刊时，仅仅对售报机的单项投资就超过3亿美元。在英国，《泰晤士报》1993年启动全面改版，仅每年需要的报纸品牌宣传、市场推广花费就达到人民币3.13亿元。这种高投入仅仅获得的是一种进入的资格，新创刊的报纸能否取得满意的回报，能否在竞争中立稳脚跟，还要看新进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目前，中国报业市场的“空白”领域越来越少，所以创办报纸的最低限度投资量逐年增加。高“门槛”的资金需求大大增加了投资的风险程度。即使媒介创办成功，在没有实现赢利之前，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大量的资金投入又形成很高的市场退出壁垒，这也是新进入者不得不考虑的。

三、传媒产业结构性进入壁垒的双重效应

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传媒市场带来积极效应，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市场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传媒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衡器，没有壁垒不行。壁垒过高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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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

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论文下载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

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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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分析

本文按1999－2007年份对各行业按照公式(1)进行了回归，其中β为加成系数，stdr为标准差，u为常数项，no为观测数。本文在模型回归中采用面板数据，通过HansmanTest方法，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在表1中所有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都大于1，表明国内制造业企业都存在加成定价行为，市场是处于非完全竞争市场。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β都小于企业的平均垄断势力0.269，即上述几个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低，市场商品价格低，很容易遭到其他出口国家的反倾销调查。通过查看今年来我国遭受到各类贸易摩擦来看，上述几个行业真实中国遭受各种贸易制裁措施的重灾区。而饮料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加成定价能力比较高，如果一个行业在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越强，其拥有的成本加成能力也越强，这与该行业的产品竞争力相关。为了解我国的制造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时间效用，对公式(1)进行回归，其中deltax系数表示β1的系数，将每年的出口企业作为哑变量，其系数为β2，我们可以看出从2000－2007年我国的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处于下降态势，只有2002年除外。

2000年加成定价能力要比1999年低1.11%，2007年要比1999低15.9%，但是2002年要比1999高3.78%。那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于2002年，我们觉得这与我国加入WTO有关，当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企业面对的是更大是市场需求，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有很大的需求量，企业加成能力较高，但是2002年以后我国的出口企业加成定价一直在下降。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对我国出口企业采取出口退税或者出口补贴的政策，这导致我国的企业即使加成定价能力弱，也大量出口，从而获得国家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一直不合理，本文认为我国出口企业过多的集中在低端加工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这些行业，这些行业往往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发展的动力依靠我国的低价劳动力，同时很多的跨国企业利用转移污染来避税，将能耗高、污染重的制造业转移到我国，所以我国的出口企业应该加快产业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从加成定价反映的企业竞争程度可以看出，出口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仅仅采取低价策略，不利于我国出口的长远发展我国的出口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鉴于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的不一样，根据是否从事出口来对企业性质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表3中回归结果表明:出口企业加成成本更低，而非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为正向，加入出口企业(Exdeltax)的虚拟变量后，其系数为－0.189，说明出口企业加成能力很弱，同时，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对企业出口额与工业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出口并没有提高我国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一方面非出口企业在国内拥有更多的垄断因素，对于市场有更高的制定价格的能力，而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面对的竞争因素更多，比如国外的法制的完善性、国外市场的透明度有关。同时，国内的企业可能面临更多的其他费用，造成非出口企业在产品价格中包含了更昂贵的运费、税收、管理费用等，这就间接的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使得非出口企业的产品的价格要高于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汤二子(2011)认为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其原因是国内存在较高的准入条件，企业面向的国内市场成本要高于出口市场，同时，出口企业一般是规模大的企业，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边界值才能进行出口。对于市场集中度，本文回归中用hhidea表示，通过表3可以看出，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加成定价有正向促进作用，那么对于加成定价很弱的行业来说，其市场集中度就很低，对于我国出口市场来说，进行出口的企业分布众多，市场竞争力弱，这也体现当今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从市场集中度我们可以看出需要调整我国的出口行业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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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技术进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动力

技术进步是决定产业结构演进与变革的直接动力，首先，技术进步可以发现新的可替代资源，创造新的可替代产品。诱发新的需求从而刺激需求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诱导力量，例如，技术进步促使产品成本下降、资源消耗弹性下降和消费品升级换代，改变了生产需求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其次，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兴产业的发育与成长，推动原有产业的分化，改变产业结构，例如，技术进步推进社会生产率提高、新兴产业出现和产业部门收益变化，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再次，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各产业资本存量的更新不仅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在更新过程中还包括知识和技术的补充，使原有的资本存量通过更新增强技术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促进产业结构变革，最后，技术进步通过产业关联而使一些产业扩张，另一些产业缩小，促进产业结构变革。

1．2高新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动力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本质是技术的集约化，因此，在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技术水平上，只有将技术创新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并通过对其他部门增长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主导部门的更迭，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高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将不断为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提供基础动力。一方面，发达国家掌握科技源和科技垄断权，利用“全球多层网络”和技术转移，企图左右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分工结构；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可以利用知识的“共享性”和“溢出效应”，通过知识的社会化和知识共享形成的经济增长网络体系，建立科技知识共享为基础的转化、应用和扩散体系，同时，选准主攻方向，集中力量实现高技术领域中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的突破，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在高新技术创新中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1．3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现实动力

根据经济发展的正常顺序和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高级化和信息化应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但由于高新技术的渗透和外溢日益显著，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我国部分制造产业因其明显竞争优势而成为世界主要生产基地，加上资源稀缺和保护生态的压力日益增强，我国完全有理由而且也必须提前启动信息化，高起点地推进工业化，以信息技术对既有产业格局的渗透和整合来完成工业化目标，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走跨越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实现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良性互动，例如，信息化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和提高组织管理效率与投资回报率等方式，提升产业竞争力，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动力。

2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导机制分析

2．1高级化加速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导途径之一

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应不失时机地推动高级化进程，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获取水平分工利益，现代产业能高效地进行资源配置，极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能通过高新技术手段在各方面创新，例如，信息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全面提升科学技术含量，增强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加速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成为提高工业发展水平的理想解决方案。由于信息化的推进在应用中有很大的需求市场，因此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为了适应市场而不断创新，信息产业自身也会有巨大的发展，成为对社会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新的增长点，也使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优势整合，把工业化与高级化结合起来，用高级化加速工业化进程，努力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条重要途径。2．2传统产业升级支撑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导途径之二

现阶段，完成工业化仍然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传统工业依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支撑。首先，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把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靠传统产业创造的利润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讲，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中国式新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次，高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能满足其性能需要的生产装备，但在现实层面，传统产业的发展不充分已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制约，需要着力加以突破，最后，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可以为现代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业还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现代高技术产业，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来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以此支撑起现代产业发展的根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又一重要途径。

2．3三个阶段互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传导途径之三

根据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和库茨涅兹对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规律的揭示；产业结构演进具有阶段性规律：首先，以信息技术等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其次，再造传统产业布局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重的阶段，第三，再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其成长为主导产业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分，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可能同时并存，但就一国而言，产业结构高级化总体要经历三个梯次发展。首先，工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现代产业开始萌芽、成长，居于辅位，其次，随着现代产业的迅速发展，进入工业产业和现代产业并重时期；最后，现代产业完成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并成为主导产业，进入高级化为主、工业化为辅的阶段，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中期，属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阶段，而经历“新经济”的美国则已进入第三阶段，处在全球产业垂直分工体系的顶端。

3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保障机制分析

3．1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实现互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在保障

传统产业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产业结构中占优势地位，其高级化变革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首要环节和基础工程，这一进程并非要全部淘汰传统产业，也并非要将其全部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而是首先要对传统产业进行科学定位，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渗透、融合、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互动，现代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是通过现代产业的有效供给与传统产业对现代产业的有效需求保持动态平衡来实现的。以工业产业为主体的传统产业为现代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使现代产业在非均衡的产业结构中获得广阔的市场空间和需求拉动，保证现代产业稳定的高增长；现代产业则向传统产业提供高新技术及其设备、知识内容和知识服务。通过高级化渗透，传统产业极大地增强了竞争力，从而实现了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和生命周期的延伸效应。

3．2推进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产业高级化的有力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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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庆市产业结构演进过程近二十年,重庆市第一产业比重在产值持续增长中稳步下降,比重由1990年的30.6%变为2012年的8.2%,第三产业比重在产值持续增长中稳步上升,且超过第一产业比重,由1990年的28%变为2012年的39.4%,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稳定,仍居首位,说明工业目前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最主要产业,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第二产业保持比重基本稳定反映了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总体看,产业结构的变动基本适应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市场经济规律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加强外,重庆市对外经济开放度提高,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对产业结构优化起了直接推动作用。2012年重庆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达248亿美元,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起了直接促进作用。2012年重庆市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36.3%、25.9%和37.8%,与8.2%、52.4%和39.4%的三次产业产值比重相比,重庆市第一产业高就业比重与低产业产值比重相比,产值比重存在严重偏差,这说明生产效率低下;我国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相对较低,这与第二产业的高产值比重也不协调,说明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优势;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低于产值比重,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仍是关键。总体上看,重庆市产业结构虽然不断在向高级化演进,但是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仍是当务之急。

(三)重庆市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产业结构偏离数指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差,它是反映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间偏离程度的指标之一。经济学家钱纳里、艾金通和西姆斯通过多国统计资料实证分析得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第一产业结构偏离数由正偏离逐步缩小,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数由负偏离向0靠拢,当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第一产业结构偏离数转为-1.5,第二、三产业结构偏离数分别为1.2、2.9。产业结构偏离度是三次产业偏离数的绝对值之和,是测度产业结构效益的一种指标,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越不对称,偏离度越高,产业结构效益越低。根据重庆统计年鉴,1990-2012年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化如表1所示:总体来看,重庆的产业结构偏离度持续的下降,表明产业结构效益在不断提高。偏离度下降主要是第一、三产业偏离数的绝对值下降所致,说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发展,劳动力主要从第一产业转出流向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偏离数波动范围较小,表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是比较协调的。重庆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全国和北京、上海的横向比较。北京、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各产业结构偏离数均优于重庆,2012年北京、上海产业结构偏离度分别为8.8、7.8,远低于重庆的56.2,其中主要是由于重庆的第一、第二产业正偏离值较高,第三产业的负偏离值较低引起的。与全国相比,重庆第一、第二产业结构偏离数分别为28.1、-26.5,比全国水平的23.5、-15还要高,说明横向相比,重庆第一、第二产业结构仍有待优化。2012年全国及北京、上海产业结构偏离度状况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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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状况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产业结构的改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的产业结构则会极大的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要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而言,无论是改善产业间的比例,还是提高产业结构之质量;无论是采取以投资倾斜为主的增量调整,还是采取以资源的再配置为主的存量调整,都离不开资金,离不开金融可以说,金融是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转换的直接推动力

金融作用于产业结构的过程可简述为:金融影响储蓄投资影响资金的流量结构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影响资金存量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即金融活动主要作用于资金分配,进而作用于其他生产要素的分配;而在资金存量与资金流量的相互作用中,它首先作用于资金流量,进而再作用于资金存量,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须具备取得金融支持所需的条件,金融须具备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条件,金融才能更好地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具有产业范围选择功能,金融通过使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一、产业结构调整中取得金融支持所需的企业条件

1.利润空间产业结构调整依赖技术进步,结构升级意味着新技术产业化,也意味着以新技术改造发展原有产业产业结构升级源于科技创新引致的生产率的上升,只有生产率上升,才能保证金融资源作用于某一产业后的盈利水平金融资源的趋利本性使得那些生产率上升速度较快盈利水平上升速度较快的产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反过来,这也保证了依托其发展的金融活动具备了较之于其他金融活动更强的盈利能力及更持久的资源供给能力,实现了产业经济与金融机制的良性循环

2.资本空间产业的关联度越高,为之服务的金融资源就越有独立运作的条件与可能那些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发展具有很强的资金约束条件,而且它们往往又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和扩散效应,蕴含着一个由产业本身的经济技术联系而产生的巨大资金流这就为金融资源的支持提供了资金保证:一方面是依托产业关联性所产生的资金流,另一方面是通过一系列的金融运作所实现的产业发展的资金循环,使相应的金融活动得以发展

3.市场空间需求弹性高的产业能够为金融活动提供更加独立的市场运作空间产业的市场需求弹性越高,相应的金融活动可作用的市场空间也就越大比如,在我国,住房和汽车产业的市场容量十分巨大,因此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就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当然,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产业的市场空间也是不同的,总有一些发展较快的产业,相应的金融活动也就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市场条件通过金融资源对这些产业的支持,有利于培育这些产业的市场需求,由此也可以看出,产业的发展与金融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

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具备的条件

现代金融工具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为相应的金融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要在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进行金融脱媒金融管制的放松和资产证券化已成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也正是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必备条件

金融脱媒一些大型公司凭借自身优良的资信条件可以进行直接融资,从而逐步脱离银行这一信用中介比如,美国商业票据市场目前的总规模已接近银行存款,主要发行机构就是一些重要产业中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发行商业票据,直接对相关产业部门提供金融资源的支持,促进了那些产业的发展所以说,如果没有金融脱媒,一些金融资源就很难这样方便地投入到相关产业,那些产业也难以获得如此快速的成长

金融管制的放松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一些大型企业集团不仅开始涉足众多的金融领域,而且纷纷设立独立的金融机构,以满足对客户的多种金融服务需求比如,发达国家的一些汽车集团设立的财务公司,现在已能够对客户提供从购车到汽车关联消费所涉及的信贷信用卡保险甚至代客理财的全方位金融服务,直接支持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流动性更强的金融工具,满足了资金运作高效率的要求比如,在汽车产业的金融服务中,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是依赖旧车市场变现实物资产,但现在运用较多的则是汽车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这就大大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丰富了支持产业发展的金融手段以上三个方面对于我国金融业如何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甚至可以将其作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改革方向与途径参考

三、金融支持的产业范围选择

金融资源的物质载体即是其所投入的产业的物质内容,金融资源的价格构成等方面的变化可以充分反映出各产业的相关信息因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金融资源的产业范围选择问题所谓金融资源的产业范围选择是指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下,根据一定的产业准则,对金融资源的结构顺序规模进行安排,对金融资源的活动进行引导,使有限的资源通过金融市场流入某一产业,从而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金融资源的选择过程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金融资源相对于其他生产因素具有易于分割流动性较强的特点,便于配置到优势企业中,不仅优化产业内部的资金循环(存量资本),而且能够吸引社会其他资金(流量资本)流入这一产业,对特定产业的发展起到加速作用,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有效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素的分化组合与所有制部门壁垒之间的矛盾利用金融市场,通过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还有利于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金融资源的注入还有助于做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企业发展的约束创新机制的培育也需要金融资源的参与和支持,由资本意志对企业的各项行为进行表决,有利于企业各项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者以自利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反之,那些没有效益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由于无法得到资本的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这种由金融资源的产业选择所引发的优胜劣汰机制最终必然会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

四、金融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资金的运用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反映资金分布状况金融也正是通过资金形成导向机制和信用催化机制,改变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1.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形成机制是指金融通过提高要素投入的绝对水平,推动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金融活动的出现使储蓄和投资分离为两个独立的行为,金融机构本身既不是投资者,也非储蓄者(只有小规模的直接投资和储蓄),它们通过对储蓄者和投资者资金供求的重新安排,提高了储蓄与投资的总水平

2.资金导向机制资金导向机制主要基于两点,即商业性金融的利益竞争机制和政策性金融的校正补充与倡导机制,它们共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协调发展在实现资金导向和资源配置功能过程中,商业性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关系所决定的收益水平和资金价格进行金融活动,按照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对竞争行业的投资性项目进行评估,促使资金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同时,它们也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对资金使用企业实行经济控制和监督,促进信息沟通,减少资金配置中的短期行为,提高投资收益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资金导向的倡导机制与矫正补充机制上一方面,政府通过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货币供应量,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一个迫使旧的产业结构发生松动淘汰改组与发展的宏观氛围,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先决条件;同时,通过区别对待的利率政策,对不同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鼓励或限制,或采用信贷选择政策,由中央银行根据产业政策进行信贷配给或行政指导,直接干预民间金融机构的信贷,引导资金投向另一方面,政府往往出面建立若干官方或半官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向私人(民间)金融机构不愿或无力提供资金以及投入资金不足的重点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和贷款,实现对市场机制的矫正补充机制

3.信用催化机制信用催化机制实质是通过货币量的扩大,即信用创造,加速资本形成,促进生产中资源的节约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把潜在的资源现实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总量增长适当的信用扩张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加速和催化作用,它使资金的形成机制得以突破对闲散资金的总量在信用催化机制作用下,资金投向不再限于已存在明显效益的产业或项目,而往往以资金的增值返还为出发点,选择具有一定超前性以及有广泛的前向后向和环向扩散效应的产业项目进行投资,催化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及其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的构建与调整更迭,在资金良性循环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提高

五、金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金融市场具有筹集资金并引导资金流向,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信息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企业重组的作用金融市场通过这些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第一,金融的信贷杠杆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筹集资金并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为主,而这种转换,不论使用增量途径还是通过存量途径来实现,都需要大量资金注入,金融尤其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杠杆功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目前我国企业融资仍以间接方式为主的情况,在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指导下,还可以运用信贷杠杆,制定信贷政策,有目的地倾斜来调整贷款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比例,从而引导资金流向,有区别有侧重地支持某些地区某些产业和不同所有制发展在直接融资方面,证券市场作为金融资产的供给场所,它可以按收益性流通性风险性期限性不断排列组合形成不同金融产品满足不同的投资者,成为现代资本形成的最佳场所,从而满足产业结构调整中快速集聚资金的要求

第二,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变革必然伴随着社会资源的大范围大规模流动而产业结构调整归根到底就是不同类型企业的市场进出问题,这必然涉及资源的优化重组和合理配置无论是以银行为中心的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均具有联系面广信息灵通的优势,其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支持企业的兼并和重组,使资源自动流向有竞争力市场成长性好的企业并辅佐其成长,而效益差无市场生命力的企业无法得到资本甚至资源流失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这一过程最终促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因为无论是资本市场主体还是货币市场主体其经营原则决定的投资活动必然刺激市场资源向具有优势地位的产业倾斜

第三,金融市场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时提供信息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企业重组产业结构的调整依据资源的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变动,而这些变动无疑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出来的日趋复杂的信息结构,而金融市场的构成部分之一证券市场具有反应信息的灵敏性和传递信息的有效性,这能较好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对信息的依据,并据此来引导资本的流向;同时,金融市场也能加快技术创新,而今,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正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强商业风险性极大的活动而创新性企业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资信程度低并缺乏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筹措到大量资金而资本市场则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风险投资市场,不仅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资本,而且推动这些技术创新渗透到相关产业,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纳斯达克市场就是典型的例子除此以外,资本市场还促进企业重组目前,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企业结构整合,无论是收购还是重组,大多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尤其是风险投资资本市场较好地解决知识产权的价值和企业资产价值的市场评价股权的可交易性投资风险的分散等问题,使企业重组的道路更畅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具备了取得金融支持所需的利润空间资本空间和市场空间,金融具备了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金融脱媒金融管制放松和资产证券化发展趋势,金融才能发挥产业范围选择功能,并且金融通过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和信用催化机制,改变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市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信息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企业重组的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金融通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来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参考文献:

[1]张军.经济紧缩背景下的金融政策选择[J].上海金融,2000,(7).

[2]易纲.为什么要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健原则[J].金融与保险,2000,(2).

[3]伍海华,等.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4).

[4]李仁芬.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发展资本市场[J].江汉论坛,2000,(11).

[5]徐剑钧.风险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当代财经,2000,(9).

[6]朱锡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与政策支持[J].国民经济管理,2000,(8).

篇（8）

2.模型设定

钱纳里、赛尔昆(1975)认为发展过程受到经济结构、政策等多种因素的非线性影响，通过将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独立出来，提出了经典的半对数模型:其中X代表以比重形式表示的经济结构;y代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N是以百万为单位的人口数;F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净资源流入，用进口减去商品和非要素劳务的出口来表示;T是时间虚拟变量。钱纳里同时指出，完整模型适用于跨国横截面型的平均时间序列分析，但任何一国的有限差异范围则要求简化公式。此时，为区分不同规模经济体而加入的人口(N)变量会导致序列相关，因此略去N。由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汇率通过价格穿越路径、对外贸易路径、国际投资路径三种方式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产业结构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根据钱纳里—赛尔昆模型的构建思路，本文加入对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的汇率因素。又由于汇率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即对决定F的进口、出口、储蓄、投资均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汇率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三条路径中包含了F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更为全面，所以去掉F。相较于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结构的描述更为精确，同时在去掉人口(N)之后仍考虑经济规模的影响。从我国实际考虑，采用2005年7月汇率改革作为虚拟变量比单纯的时间段虚拟变量更为合适，而交互项更能突出该政策的效果。其中，X表示各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E表示汇率，DUME为2005年汇率改革的虚拟变量和汇率的乘积交互项。

3.实证分析

1985年后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比重呈现“二三一”的格局。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起基本上呈不断下降趋势，2013年下降到10.0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45%上下波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2个百分点，达到了46.09%。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如图1所示。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第一产业中，农业所占比重下降、林业比重相对维持稳定、牧业和渔业比重有所上升。第二产业中，工业所占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工业结构正在逐步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业发展迅速，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有了长足进步。从总体上看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加。但是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失衡，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不足。农业、工业、服务业在技术水平、产业附加值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发展“短板”，产业竞争力不强。由图1可看出，产业结构在2005年左右发生变化，这可能与汇率政策的调整有关，下面将进行实证研究。

3.1数据说明

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故选用1994年后的数据。由于数据可得性，采用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从1994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汇率采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为名义标价法下月度平均汇率，处理为基期2010=1。对于产业结构的衡量，分别选用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记为FI、SI、TI)均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源数据进行如下初步处理:将名义有效汇率用Hodrick-Prescott滤波处理后转换频率为季度数据，记为NEER;对国内生产总值Y取对数，记为LY，相应平方值记为LY^2;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由FI/Y、SI/Y、TI/Y得到，分别记为FIY、SIY、TIY。各变量均经过X12季节调整。DUME为DUM和NEER的乘积，记为DUMNEER。其中DUMt=0(t≤2005Q2)，DUMt=1(t≥2005Q3)。本文计量处理采用Eviews6.0完成。

3.2模型检验

3.2.1平稳性检验对FIY、SIY、TIY、LY、LY^2、NEER、DUMNEER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下，各变量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均转化为平稳序列，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3.2.2协整检验本部分检验的三个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3)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4)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5)采用Johansen(1988)、Juselius(1990)提出的JJ检验对变量进行多重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模型(3)、模型(4)、模型(5)均存在不止两个协整关系。由于下文将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所以不具体列出以上各模型的正规化协整关系。

3.2.3最小二乘回归由于四个模型均协整，故可根据模型建立方程检验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FIY=0.221071－0.0843360LY+0.0157776LY2－0.006917NEER－0.004880DUMNEER(13.07512)(－11.65283)(7.551553)(－0.302943)(－0.807726)R2=0.932351AdjustedR2=0.928837Durbin-Watsonstat=0.529718(6)SIY=0.580208+0.022826LY－0.007004LY2－0.143944NEER+0.013745DUMNEER(49.35980)(4.536475)(－4.821617)(－9.067418)(3.272139)R2=0.753342AdjustedR2=0.740528Durbin-Watsonstat=0.977726(7)TIY=0.190379+0.062486LY－0.009492LY2+0.159894NEER－0.007932DUMNEER(8.920731)(6.840224)(－3.599335)(5.547696)(－1.040001)R2=0.923054AdjustedR2=0.919057Durbin-Watsonstat=0.240892(8)三个方程的D.W.值均表示模型残差存在严重的自相关性，下面通过广义差分法解决这一问题。

3.2.4广义差分法估计分别将方程(6)、(7)、(8)的残差序列分别命名为res01、res02、res03，判断其滞后期。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三个模型残差项自回归的滞后阶数均为1。对各残差序列分别自回归，得到res01=0.677438res01(－1)，res02=0.510785res02(－1)，res03=0.824656res03(－1)。模型中存在LY^2的平方项，一般的差分方法不适用。方程(6)、(7)、(8)的估计结果为无偏估计，且关注点在各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即斜率上，所以本文借鉴肖芳芳(2011)的方法，引入残差滞后项，建立新的差分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677438ut－1+vt(9)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510785ut－1+vt(10)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824656ut－1+vt(11)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估计结果中D.W.值显示三个模型的自相关性基本消除，而且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与样本观测值拟合的程度较好。对于LY和其平方项LY^2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对数的二次项可以很好拟合发展过程的渐进水平，且保留平方项可以检验总量构成的变化中存在非线性。其次，放弃平方项会导致对方程的错误解释，这是多重共线性的最大危险。同时，从上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LY和LY^2都是显著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的综合结果，可以预计这种共线性未来还将存在，对预测不构成严重问题。由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汇率NEER及其与汇率改革的交互项DUMNEER对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的影响均不明显。2005年汇率改革前，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5127%，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91706%。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可根据NEER和DUMNEER的系数之和反映出来，表4结果表明，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均略有降低，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38714%(－0.138714=－0.151270+0.012556)，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85604%(0.185604=0.191706－0.006102)。汇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第二产业，汇率改革对第二产业影响更明显。LY及其平方项对第一产业影响明显，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减少0.000378个百分点①(－0.08828+2×0.017492×1.443856)，这符合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随经济发展逐渐降低的现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增加0.0000395个百分点小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0.0003192个百分点)。

4.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4.1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非线性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我国1994—2014年的相关季度数据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最小二乘估计、广义差分法估计，得出如下结论:

4.1.1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第一产业影响不明显同时，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第一产业相较于第二、三产业的经济外向性较弱，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低，且我国第一产业尤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资源配置中的影响较小。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会增加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从而减少出口;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较弱，定价能力低，出口企业自身会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来维持市场占有率，从而导致在平均利润较低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利润，这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也会通过影响国内市场对国内外商品的相对需求，进而削弱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第二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并且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大，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高有利于这些企业利润的增加，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4.1.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这是本文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的地方。在之前的大多数研究中，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对第三产业出于各种考虑存在多种管制，对外贸易中第二产业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要大于第三产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在我国逐步放松对第三产业相关管制等情况下，第三产业得到较好发展，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人民币升值会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入，增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淘汰一部分生产率低下的产业部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使得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这一前提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在一定范围内的上升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1.32005年汇率制度的改革降低了汇率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汇率改革促进了我国外汇市场的成熟，有利于交易主体的自主定价和汇率风险管理，减小了汇率变动的冲击，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有小幅降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长快于第二产业。这符合一般的经济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基于我国目前第二产业内部发展并不均衡，国际竞争力较低，同时第二产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依然极为重要，而且出于经济安全稳定的考虑，人民币的升值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才能保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篇（9）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调整[J].世界经济研究，2002，（1）：19-22.

[2]张德修.入世后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化趋势探析[J].经济科学，2001，（6）：81-87.

篇（10）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