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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效果图
引言
也许因为中国的传统园林太优秀了,也许因为我们陶醉于这优秀的传统太长久了,使得我们在国际现代景观设计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未能摆脱她的阴影。这种阴影的灰暗程度,远比传统中国建筑浓重的多。而忽然间又觉得时代变了,帝王和士大夫不复存在了;大众成了主人,严酷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使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不再有诗情画意了,于是我们不知所措。这时,国门外蓄势已久的西方现代景观设计思潮或形式便乘虚而入。一时间,中国大地变成了西方景观的游乐园和博览园。中国景观在呼唤“今而中”的春天。立足于本土的创新似乎是惟一值得信赖的途径。
当城市化和可持续挑战中国大地,奥运会成为未来北京的主题时,奥林匹克公园的设计应采撷五千年的造田、种田、灌田的技术、艺术和精神,并将其与现代最新生物和能源科技相结合,实现一个科技的、人文的、绿色的奥运景观典范。一个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景观典范。
五千年的中国土地曾经、还将养育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在无数的失败与成功之后,“田”,积淀下了处理人与土地关系的最精华的智慧。连同那充满诗意的景观,”田”,告诉我们如何尊重土地和自然过程,用最少的工程,获得可持续的最大收益。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五千年智慧连同其诗意的景观被无情地毁弃,我们甚至以“工业化”和“高科技”的名义来“整治”和“改造”我们生命的土地、水系,而最终发现,我们祖先对待土地的态度和技术要高明的多。
“田”总平面图
但我们并不留恋过去,设计者以现代中国和未来世界的姿态,融合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用“今而中”的语言和手法,创造未来健康和可持续的景观典范。于是,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了“田”——撷拾起智慧的果实,播撒下希望地种子。
1场地挑战
奥林匹克公园景观营造所面临众多问题和挑战,这些包括:
(1)如何克服10m的高差来开挖巨大的湖面?如何使工程量最小,克服湖底渗漏?
(2)如何用大规模群众性植树造林方法,营造5平方公里森林,同时避免单一林相?
(3)如何在大尺度上营建理想“风水”景观9如何管理如此大尺度人工景观?
(4)如何在缺水环境下建立一个经济的、可持续的水再生、循环和再利用系统?
(5)如何解决场馆的巨大尺度问题,营造宜人的环境,如何解决赛时赛后使用问题?
(6)如何延续城市的中轴线,使之具有纪念性,同时是一条连续的文化、休闲廊道?
2对策:田
当一种艺术走到终点或一个阶段时,便需要重新回到本原去获得灵感。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不管其多么优秀灿烂,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时代所淘汰,而只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存在。正如传统中国山水园林,从经过艺术家精选过的自然山水中获得营养而成为贵族化的景观一样,为人民大众的景观设计,需要从平常的大地景观中吸取营养。于是,”田”,一个最普通而最深藏于中国文化潜意识中的日常景观,便成为本方案的灵感之源。田所能提供的景观物境和意境包括:
(1)造田:如何用最少的工程,获得最大的收益;
(2)种田:如何与自然的节律相和谐并配置作物;
(3)灌田:如何合理而巧妙地利用水;
(4)田的欢乐:包括许多竞技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5)田的纪念:对土地的敬畏,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这些积淀在中国五千年土地上的智慧,与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用“今而中”的语言和手法,设计这时代的、中国的土地,正是本方案的核心思想。
3方案特点
3.1田+等高线:结构与象征性肌理
显现场地原有的等高线,也是场地历史的记忆,延续北京西北山势,将其与源于场地和区域的田块肌理相结合,构成整个公园的结构和象征性元素,并将这种肌理几何化后,一直延伸到中央景区。在不同区域,这种肌理用于组织各种景观元素和空间:
(1)整体上,在森林公园形成象征性的左右环抱的理想风水格局;
(2)在森林公园西侧用于组织湿地、梯级湖群、林地斑块、野花草甸、石墙和步道;
(3)在森林公园东侧用于布局林中草地和地形;
(4)在中央景区用于形成草坡、广场、步道和水中栈桥。
五色土效果图
3.2梯级湖群+梯田湿地:最少工程量的场地设计途径
利用场地由西而东的10m的地势高差,与湿地净化系统相结合,形成层层叠叠的梯田湿地和多个梯级湖群;
(1)大大减少挖湖的工程量,同时避免由于挖穿粘土层带来的湖底渗漏;
(2)增加水体流动性,形成多级跌水,丰富水体景观,并提供充分机会给湖水加氧;
3.3可持续的水系统:渡水槽和水体净化、循环和再用
强调奥林匹克公园不应成为城市用水的负担,相反的,它是城市水系统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应有利于整个水处理系统,使奥林匹克公园及森林公园真正成为可自维持的公园。
(1)建立与温室相结合的湿地系统,利用温室的反季节高效净化系统,强化生物净化功能;
(2)建立引水渡槽,将森林公园湖水提升到中心湖区,构成更具经济和环境教育意义的水循环系统,同时只需用一个提水泵,便可解决沿途水景观的形成;
(3)建立雨水收集系统和再生系统;
(4)恢复清河故道,建立与城市雨水收集系统相结合的沼泽净化和滞水系统。
3.4植被:景观生态模式与“三皴法”配置
用“基质一斑块一廊道”的景观生态格局总体布局植物群落;形成林在田上,田在林中,林在水上的多种景观。用国画“三皴法”(点皴、线皴、面皴)营造地带性植被景观。
(1)生态群落博物馆概念:保护现有成熟林地,建立多样化的生境;
(2)干百年田园的种植之美被升华、提炼为主导中心区的种植设计形式。
3.5轴线: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一部关于五色土地的交响乐
轴线作为北京古城轴线的延续,从帝王的纪念,走向对土地和普通人民的纪念和向往。在强调其规整和纪念性的同时,设计一系列不规则和自然的空间,创造其作为体育、文化和休闲廊道的功能。
土人梯田湿地效果图
土人叠水效果图
“田+等高线”肌理,林带和水从森林公园延伸入中心区,与来之古城的轴线平行交汇,如同音乐的五线谱,其上跳动着活跃的音符,包括:五色土花园、节点广场、林下休闲广场、湖中五岛。将轴线的纪念性与休闲性相结合。整个交响曲分为3个主题乐章:历史擦痕(过去)、盛世印证(现在)、生生不息(未来)。
轴线西侧为规则的纪念性林带,轴线与西侧城市的绿屏,导引新鲜空气。东侧为沿等高线、湖水线和田块肌理分布的自由式疏林。西侧林带下以2.5mx2.5m的模块形式,构成亲切宜人的休闲空间。
五色土花园:在纪念性轴线和东部湖滨休闲走廊之间形成安静的空间,用类似禅的简约而现代的方式,纪念中国世代耕种的五色土地:黑土地、白土地、黄土地、青土地和红土地。
水作为一个联系纪念性轴线的主要元素:渡水槽为中心湖区和各种水景的营造,提供了最方便经济的途径,它实现了人与巨大的体育场馆空间和尺度的过渡,连接了中轴线与湖滨,并构成了一个个框景,蒙太奇般地展现了中轴沿线的景观序列。
连续的轴线步道和滨水步道使轴线保持了连续和整体感,并与森林公园连为一体。
3.6场地故事:环境解说系统与专类植物园
乡村故事线:保留场地内原有乡村道路网络,建立故事盒与网络的环境解说系统,讲述田园上的寻常故事。利用场地历史文化遗迹和村落遗址,讲述场地普通人民的故事。
专类植物园:和故事盒相结合设计5个专类植物园(蔬菜园、药用植物园、果树园、作物园、花卉园)。
ABSTRUCT
Since《dancerinthedark》obtainawardsofCannesin2000,and《oldman》,《LakesandRivers》,《ballcraftsmanofBeijing》,《heavywindinBeijing》DVworksmovetowardsworld,DVhavebeennolongercalm,and"becomeRevolutionaryPartyawholenight",EverybodysaysDV,everybodyplaysDV.WhatDVbringtousonearth:itreplacesthetechnologicalmeansoffilm,"injurywhofilmleadstothefact"coarsepicturethatcan''''tbear,"imagecan''''tbearDVlight",merchant"objecttodiscriminatingagainstDV"byZhangKeJiaonethatcallupon,anotherkindofdevelopment?Aestheticdemandisthepeople''''ssupremedemand;DV''''slastdevelopmentmustbetheartpalace.Thelifenessofart,lifeartup,andmankindlifesendhumanartsverymuch,Artwisheagerlytoreturntolifesincebreakawayfromit,DVshowthetrendsofdevelopmentatcharacteristics.ThistextismainlyonthelifenessofDVobject,thedailylifeviewthatthesubjectmatterpaidcloseattentiontochangesdirectionfromhistoryofthemacroscopic,Thelifeofordinarycommonpeople,thesmallpotato''''sdestiny;ThepluralismofDVsubject,moreandmorepersonshaveone''''sownimagewordspowerandfreedom,Themightynarrationofofficialsidewith"history"of"revolution"istransferredtoacandidindividualizedlanguage;Gracefulstemsfrompeopleandreviewsoneselfinthecourseofessentialstrengthtargetindividualityisexpectedtoseeone''''sownlifeinDVworks,theyarenotsatisfiedlivinginit,alsopickupDVtoo,Expressingself-life,sotheobject,subjectandmerginginlifemainlyinasense,DViscomingintolife,walkingclosetous,andclearingupthebarriersofartandlifeslowly,DVartismovingtowardslife,livesandturnintoart,lifeinDV''''slens,ItisastartingpointofDVart,theterminalpointtoo.
关键词
DV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自我关照
导论DV之美在何方?
眼下,DV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词,网站,流行杂志报刊,大学校园内也流行着“今天你DV了吗?”的问候语。这里所说的DV已经突破了digitalvideo(数码摄像机或数码影像)的原始定义,已经具有了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在内的广泛含义,甚至还是一种时尚和潮流的代称,内涵上呈现出思想的异质性和艺术的前卫性的意识精神领域。“DV是一种生存状态,是对生活原生态的接近真实的记录。DV让人们找回对生活久违了的天真和热情,让人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习以为常的一切;DV是一种权力,是将用影像表达自己的权利从少数垄断者手中归还给大众的一把利剑……”、①
1996年,DV摄像机在日本问世,最初被用来拍摄家庭影像。但是短短的几年间,随着机身性能的改进以及电脑配套设备的开发与研制,“能轻巧、价廉、自由地干事”、②,DV机已经成为当前个人影像制作甚至专业媒体都非常喜爱的一种摄像设备,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选择DV进行自己的影像表达。“Dogme95”宣言的提出者之一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vonTrier)的《黑暗中的舞者》(DancerintheDark),获得第五十三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DV在中国也有着迅速而大规模的发展,甚至要比国外的DV制作更有热情。DV传入中国以来产生了不少的优秀作品,比如:《老头》、《江湖》、《北京弹匠》、《铁路沿线》、《北京风很大》、《雪落伊犁》……在观影群体中都是尽人皆知的代表作品。而青年导演贾樟柯用DV摄像机拍摄的电影《任逍遥》则入围第55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成为中国DV影像的骄傲。
DV一词被炒得沸沸扬扬,DV的轻便和便宜使传媒家电化,DV成为人们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DV等数字艺术的发展在对传统艺术冲击的同时,也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尤其是在审美价值上颇有争议。DV给了人们影像权利的同时也破坏了影像艺术的高贵和经典,“每个人都是一位艺术家”③,开机关机太容易了,影像能否承受DV之轻?“首届独立影像节”也被形容为“考验观众体能的‘视听盛宴’”,④没有审美的愉悦可言,DV到底是以怎样的一种身份介入影像艺术之流的,DV的美在何方?
艺术的本质在于展现生命力。生活是最大的艺术之源,美正是来源于生活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作为民间影像的力量,DV比任何其他影像艺术更接近生活。DV在诞生初期只是为了提高家庭录像的声画质量,当DV成为人们的家用品也就是最大程度的回归民间,承担起反映民间的使命,甚至会在不自觉中最大限度的贴近生活的真实。DV的艺术性固然来源于对胶片电影在表现手法上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其技术的特性与独立性使其艺术性也具有特殊性。DV在技术层面上的轻便和经济层面上的便宜促进了DV创作主体的下移,人们都不满足仅仅生活在其中,都有了自我表达的欲望,创作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创作的内容更加平民化生活化,DV在本质上更倾向于民间,倾向于生活。
DV记录着芸芸众生的常态生活:《铁路沿线》的流浪汉,《高楼下面》的外地打工者,《老头》中的迟暮者……平常的人伦亲情和家常里短无不感动着我们,无论是在DV镜头后面,还是镜头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生命力的展现,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到处都是美的展示。DV的美,正是在于对生活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实现了人类的假说: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
DV,能承受生活之轻
美无处不在,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DV这只眼睛,发现了更多朴实无华的东西,让生活中更为感人,更为真实的东西,无论丑,还是美,都坦然的呈现在镜头中。DV的平民化从纯粹个人的角度对普通人喜怒哀乐的表达、对底层老百姓命运的关注、对人的个体或群的原生状态的真实记录,正是DV创作与生俱来的特点。因此,如果你在一个凌乱不堪的菜市、一个灰尘弥漫的建筑工地或一个破败清冷的老街看到手持DV拍摄的人,你完全无须诧异,因为他就正是在以DV人的独到视角,去捕捉周遭生活最平常、最质朴、最细小的片段。如西南师范大学学生创作的《最后的铁匠铺》,它所抓取的就是渝北静观场里的一家小打铁铺,那里曾是打铁很发达的地方,后来因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铁器在生产生活中逐渐淡出,不少打铁铺都歇业了,这对父子却在他们长期的作息惯性里,维持着冷清的铺面。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新旧生活交替过程的一个缩影。类似的又如美视学院的《棒棒军》,在纪实反映重庆“棒棒”①在城市边缘不乏困苦的挣扎时,也折射出他们离开故乡和土地流向城市的希望与梦想。在这里,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状态与我们这个大都市的发展变化形成了寓意丰富的对比。《歌者》也是这样一部反映平常及社会边缘人生活状态的DV作品。该片导演兼编剧郑正运用电影的方式和手段,将眼光投向重庆民间的“死人板板”②乐队,讲述了一个女子到外地寻找失踪几年的丈夫,为生存进了一个丧事乐队。在对找到丈夫已经绝望时,她爱上了乐队的组织人,却又在一次演出中,意外发现死者正是她要寻找的丈夫。片中对小人物命运的表现,凸显出一种平民化的审美视角。杨天乙则是看到城墙根下的老头好玩,于是动了要拍摄的想法,《老头》中展现的是一群地道的北京老人,他们操着纯正的京腔,在墙根下晒着太阳,天南海北地聊着。他们中有的已经口齿不清了,但是他们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依然显出轻松自然,就连身边的老哥哥去了,他们谈论起来似乎也要像老北京喊台一样的叫上一声“好”。这一切自然地从影片中流露出来,像是一杯滚茶在慢慢地往下沉,缓慢而有节奏。一切就如生活一般亲切自然。《北京弹匠》的导演朱传明,是在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一位来北京弹棉絮谋生的湖南农民,从而引发了他拍摄此人生活际遇的想法;《铁道沿线》的导演杜海滨(朱的同班同学)则是在他家乡宝鸡的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一群以拣垃圾、拾破烂为生的来自中国各地的流浪汉,于是力图切入并记录这群被视为“贱民”的人真实的生存状况,DV用镜头关注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一部影片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人的生活,而不应该是剧情,脱离生活的剧情是经不起琢磨的,而我之所以喜欢纪录片也正是出于对这方面的偏爱。人类的行为标示着一切,如果你用心观察,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生活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组成了我们复杂的生活,并暗示着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①
在DV作品中,拍摄者不仅仅通过镜头来观察生活,而且是切身体验着镜头下的生活,与其说他们在拍别人的故事,不如说他们拍的就是自己用心去感受到的生活。盛志名他拍《心-心》时说:“当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冬天,特别累,就开始玩儿,到酒吧之类的地方。玩儿的过程中,就看到我电影里那些小女孩的形象。有一天我从酒吧出来看到三个女孩儿晕在地上,就送她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跟她们认识了。她们的生活给我的触动特别大。我觉得我是真实地把她们的生活放在那里了,我没想作任何的遮蔽。这可能和我对生活的认识有关,我没看到那么残酷的东西,我觉得大多数人的生活没那么传奇。”②萧狼在《苦乐打工妹》的创作手记中写到:“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应该说小时侯也吃过不少苦;贫农的阶级成分的原因吧,长这么大的20多年里,我接触得比较多的是人文关怀者们所谓的‘弱势群体’,我们宿舍楼旁的小炒部的那些打工妹于我毕竟是亲切的,我们之间有共同话语;我想这是我们能够沟通,因而我能顺利完成这个小片子最重要的原因。她们对于拍摄、采访、DV、纪录片等等这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也并没有去想她们会从自己日常看到的电视屏幕中出现;所以面对着摄像机,她们真是不会做秀,一切反而都如平常一样自然。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我也在凌晨4点起床,看她们做包子、煎鸡蛋;然后我可以安心地去睡觉,让她们午餐前给我打电话起来继续拍摄——拍摄成了我们共同的工作。”③与其说是共同的工作,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杜海滨在《高楼下面》接近片尾的部分,出现了全片中惟一一个使用三角架拍摄的段落:除夕之夜的地下室的宿舍,一个中全景的画面,阿毅蹲在地上剥葱和蒜;此时作者从画面右侧出现,和阿毅一起剥蒜、洗菜,他离开、又回来,准备他们的年夜饭……当作者从摄像机背后走出来,他使自己也成为一个被拍摄者。吴文光在拍完《江湖》后,对“远大歌舞团”④的关注也没有结束,他有时仍然会出现在那个在穷乡僻壤流动演出的歌舞大棚里。虽然大棚的演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在他们当中,这个“戴眼镜、肯帮忙、还给他们做饭吃的吴老师”⑤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这次经验似乎完全改变了吴文光以往的拍摄立场,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是在一种悲喜交加的感情中拍片,我甚至觉得不是在拍一种另外的生活,而是我以什么眼光看他们,甚至我是在拍摄自己的生活,是在拍我自己的自传。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真好,也许我没有达到,但是的确拍他们就是拍我自己。我不能确定拍了这个团就像拍了全中国的团,但是我能确定拍的是我的生活。”①仲华也说道:“几年前我曾经在武警部队里当兵,做了好几年的电影放映员,所以《今年冬天》有种半自传的意味。再回到部队拍这个片子,这是我呆过很多年的地方,这是我的地方,电影中四个不同的方式也是在完成一种电影的形象。使馆的镜头能看出来,那几乎是一个镜头一气贯成,那里边是我呆过很多年的地方,那儿的一切我都非常熟悉。”②把家用摄像机对准被遮蔽的现实与生活的时候,对准可能要遗忘的过去的时候,可能就完全是出于一种感性冲动,和一种对同类人的理解。朱传明在创作手记中说到:“我常常被生活中这样的场面感动:火车站疲惫而卧的人群,集市上拥挤的人流,马路边吆喝生意的摊贩,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民工……他们的呼吸象暗流一样汹涌,被裹胁而去。”③而杨天乙与她所拍摄的老头之间,也产生了“他们成了我的生活,而我成了他们的念想”④那样亲密的关系。DV拍摄者以一种人文关怀的心态为底层呐喊。生活中的轻贱无所遮蔽地坦露在DV的镜头中,故事、演员、导演都来自生活,最后构成同一个艺术。
DV,能承受艺术之重
DV作为艺术的革新工具不仅在于拍摄客体的草根化,更在于创作主体的身份出现了多元化的可能,DV的出现,打破了“业内人士”和主流媒体的设备优势,模糊了昂贵的“专业影像”与便宜的“家庭录像”之间原本不可逾越的品质差异,从而赋予了更多普通人以真正意义上影像创作的权利。因为DV使用的低成本,因为其主要使用者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通百姓和爱好者,所以从DV问世至今,它一直都体现出很平民化的色彩。曾在峨影厂执导多年、后又到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的余纪教授告诉记者,“以前搞电影电视的,的确多多少少都有些‘贵族感’。由于它很强的艺术性和专业色彩,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甚至它整个的摄制生产过程都显得较为‘神秘’。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DV越来越普及,使得老百姓用影像的形式来自由表达自我成为可能。DV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权力的载体,正在被泛化和更多地采用,并影响和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⑤重大美视电影学院副院长唐泽芊教授对此也有深刻体会:“艺术领域的影像创作,离不开相应的技术装备。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后期制作功能的简便化,使原来停留在专业领域的影视艺术走入了寻常家庭。就像卡拉OK一样,影像艺术正在成为一种家庭化的艺术,平民化的艺术。”①DV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思想和创作的自由,DV具有配合先进的剪辑器材进行非线性剪辑的优点,并且采用了数码信号的方式把作品传到网上,“DV最主要的优势对我而言在于真正的低成本,你不需要在创作前就担心市场,担心钱怎样收回,担心制片人给你压力,哪怕作品卖不了,也不会使我债台高筑,创作进入真正自由状态”②,技术的发展从形式上改变了艺术的发生,技术门槛的降低和操作的私人化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影像话语的权利和自由。
DV不仅仅是一种设备,而是一种新的对待电影和对待生活的方式。当代中国比较著名的DV导演,除了吴文光以外,其余几部DV作品的导演全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而且都是第一次拍摄纪录片,这些年轻作者的创作初衷大都介乎自发与自觉之间,没有谁在拍摄之前就对纪录片的本体或价值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但每个人在举起摄像机的时候,都满怀着真诚表达的强烈愿望。吴文光认为自己是使用先拍后制作的工作方式“拍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东西拍来干什么,以后有什么用,只是觉得非常有意思,不去制作一个惊人的作品,它是一个更私人的东西,它想表达什么东西,想说明什么东西,它肯定是属于我的,DV代表了一种真正个人的表达方式。”③“DV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作者的自来水笔,影像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更多的人拥有一种表达自己的手段,一种语言。”④DV承受生活之轻的同时,也承担起艺术的重。创作客体下移的同时,创作主体的下移,创作的自由和私人化使艺术更有活力。虽不说人人可以玩DV,但至少它已不再是主流的特权。DV家电化的趋势,使DV艺术成为一种生活态度,DV着,艺术着,生活着。
影视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如果你拍一部电影,必须有专业知识,必须有设备,更主要是最好有个几百万,看《英雄》就可以知道了,光那些著名的演员的出场费就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担的,DV就完全不同,当然你也可以象《黑暗中的舞者》一样,动用100台DV,但那毕竟不是我们要走的路,真正的DV,有一个DV,有一腔对生活的热情,有一帮朋友就可以。“DV影像工作站”⑤第三期的推荐作品是杨天乙的《老头》,这部片子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是一个之前跟影视毫无关系的女孩;第一次拿起DV机;第一次拍摄纪录片;耗时过两年;一切自费;拍摄的是一群被忽略的北京退休老头,虽然有点粗糙但不失原创性和艺术性。清华同学自编自导的《清华夜话》画面的晃动,声音的生硬也无损于大家对它兴趣,它是那样的生动活泼,荡漾着对生活积极的热情。萧狼在拍摄《苦乐打工妹》时,他镜头中的主人公甚至抢过摄像机拍起他来,让他说他的故事。拍摄的对象和主体都已经融入到生活融入到拍摄的快乐中去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理解。2009年9月起,云南省德钦县的几位藏族农民在一家基金会的资助下,拍摄了《冰川》、《茨中圣诞夜》、《酒》、《黑陶》等几部DV纪录片,这个“社区影视教育”项目负责人郭净博士在项目宗旨中写道:“照相机,摄像机和电脑变得如此便宜,促使普通人产生了自己制作影像的欲望,当城市里的年轻人到茶馆为朋友的第一部短片助兴,当乡下的制陶师傅开始用摄像机机录村民选举的场景时。多样化的声音便在影像中出现了。”①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最近的DV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视听方面的缺陷,但这些新纪录片人却以影片内容的真实性与原创力震动了国际影坛:杨天乙的《老头》获2000年法国真实电影节的评委会奖,朱传明的《北京弹匠》获去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潮流奖”,而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则在澳大利亚国际独立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喝彩纪录片奖”。这些奖项不仅仅是对这几位纪录片导演的褒奖,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他的才华、毅力、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简陋的摄影器材,成为一位“真正”的纪录片导演。因此DV更深刻的力量是一种对普通民众的影像启蒙,是贩夫走卒(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掌握并运用的记录工具,是无数双眼睛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观察和描绘,DV带来了“民间影像”的灿烂前程。DV也不会因为其承受生活之轻而损害电影艺术的重,相反,越是民间的越是艺术的,越是生活的越是深刻的。DV是最具平民意识的,一切平民化的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们对这个世界保持经常观察,表达思考的习惯,每个人的眼睛都会更锐利,感觉更灵敏,思想会更开放,艺术也将更具生命力。
审美的生活化
DV从一种技术手段开始对艺术创作主体起了深远的影响,进而对艺术内容的生活化起了催化作用,如果说技术带来的艺术的生活化是一种外在的手段,那么审美情趣的生活化则是艺术生活化的本源。
美来源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②,面对“人化的自然”③,人们“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因此受众在艺术批评和欣赏中,有一个“期待视野”⑤,他们期待艺术对生活的亲近,真实成为中外视觉艺术作品接收和欣赏的衡量标准。它是在人类几千年欣赏描写现实的文艺作品的过程中和几十年接收写实风格的影视作品过程中形成的,从柏拉图“模仿乃是艺术之根本特性”⑥起,至中国“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⑦,无不要求艺术的真实性,惟有真实才能引起受众的真正共鸣,受众也才能透过艺术作品反观自身。受众代表的就是生活,DV反映的也是生活,受众的生活又呈现出艺术的状态,我们在看DV的同时我们也就是在看自己。当我们看到《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家庭问题,《心-心》中的绝望中的希望,《苦乐打工妹》的艰辛又充实的日子,《清华夜话》中的学生生活,我们本能地感到亲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些镜头真实记录的酸甜苦辣就是我们自己的酸甜苦辣。巴赞、古拉考尔多次指出,纪实电影与真实的生活有一种亲近性,正是电影与观众的亲近性引起了观众对电影的亲近性。DV更是如此,它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题材对生活的贴近。在权威调查机构AC尼尔森调查中发现观众喜欢收看的纪录片类型的节目却是《生活空间》这样的节目和一些专题片,显然“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是很多观众关心的话题。人们期待纪实性的作品,是因为人们希望看到自身。“纪录片,尤其是更多的民间创作,创作者的角度可能是相对小众的私密的,但他们所揭示出的空间,却是大众共通的。”①京华时报记者在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院校和北工大等非艺术院校的学生会均进行了调查,学生们对纪录片显示出的极大热情,让记者很是意外,其中的几部纪录片是学生们屡屡提起的,比如讲述了关于农民巡回演出的《江湖》;讲述了一群迟暮老人生活故事的《老头》;还有弹棉花的农村青年在都市中的遭遇和生活的《北京弹匠》等。吴文光讲,“虽然乍一看,这些拍摄对象都不是社会的主流,但从片子中,大家能看出许多人性中相同的东西,而这些恰巧是普通人不愿显露的,却是人人都有的,大家喜欢的原因就是这种大众化激起了心底的共鸣。”、②学者黄集伟认为:“文字阅读中,那种以虚构为能事的传奇已是最靠不住的东西,‘非虚构’的加入,正显出了无上魅力,开始成为我们阅读生活中的核心期待。”③文字如是,影像岂不一样,DV中真实的生活,让我们更大程度的反观自身,艺术的生活,美的生活产生了。
仅仅生活其中,仅仅观看他人或者自己的生活也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又有自我表达的渴望,于是在欣赏别人的作品,别人的故事同时,我们也拿起了DV拍摄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于是有了《清华夜话》,我们一边卧谈,一边拍摄,一边看着我们的DV哈哈大笑;于是有了《冰川》、《茨中圣诞夜》、《酒》、《黑陶》,我们在生活的同时把它记录下来,同时我们又成为自己第一个观众。创作与审美在生活中融为一体。艺术的审美,得到的是一种共鸣。导演的思维,对象的生活唤起了审美主体的某种相似经历的记忆,看到的是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艺术更真实更具感染力;当审美主体成为创作主体兼创作客体的时候,这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更为深刻,前者是反观自身,后者是直面人生。审美的需求也促使艺术创作的生活化。艺术的生活化,民间化,从内容上改变了艺术的发生,生活主体的艺术化从形式上改变了艺术生成;DV改变了艺术,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导演、演员、还有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我们都在别人的故事中演着自己的故事。今天我出现在你的镜头中,也许明天你将会在我的镜头里,“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我,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④,DV沟通了艺术和生活,沟通了你和我。我们期待着在DV中的我们,以此反观现实中的我们。
美在生活
“人是诗意的栖居的”①,生活和艺术本不可分割,人类走了一个循环,艺术自从劳动中生活中脱离开始就有一种回归的冲动,这也是纪录片的经久不衰的原因。在工业化的现代,人们更渴望一种高科技高情感完美结合的生活,DV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工具,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希望。与其把DV当作一种媒介,一种设备,不如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态度,DV并不同于过去的“作者电影”②,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表达”③,它还是一种个人的生活。真正跟DV态度有亲缘关系的是维尔托夫的“带摄影机的人”④。DV不仅使制作电影成为了一种个人的事情,它的欣赏也是成为个人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观看DV作品,我们把DV作品装在上衣口袋里随身携带,赠送朋友,……DV,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独立的艺术生活。或者说DV就是生活本身.它是生活中的一个全新的要素,一种生活习惯或习俗;它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生存之中;在它的面前,生活没有一个外面,它无法从外面来观照生活;它就在生活的里面,是我们个人生活和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面对它,我们就是在直面我们自身。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谈到:“人对美只应是游戏,而且只应对美游戏。…………唯有当他是充分意义的人的时候,他才能游戏,唯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⑤如果说DV产品的产生和发展从技术上促使艺术回归生活,人的审美情趣则从人的本性上要求艺术回归生活。美是自由的,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自由,DV给我们自由艺术自由表达的权利。艺术更重要的是参与性和互动性,游戏的艺术不仅仅是自由的,更是积极的。我们都在参与这个美的游戏,游戏中处处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生活中处处展现着人的生命力,在对象化的现实中我们反观自身,在富有生命力的生活中我们关照自我,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美在生活”⑥,艺术在生活,美和自由不可分,艺术和生活也不可分的,DV在走进生活融入生活的同时,也就从艺术起点回归到艺术的终极。回归是人们的审美理想,只有在生活中艺术,在艺术中观照生活,这才是完整的人。
参考书目
《电影观众学》章柏青张卫著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6
《西方文论概要》杨慧林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一.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特征
通常情况下,审美意识得以相对独立的发展也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和生产者,并使得审美领域规律性的认识获得了独立而迅速的发展,以至于审美意识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作为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既遵循这种发展规律,同时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
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状况以及文化特征都有重要的关系,它影响决定了古人审美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并造就了古代艺术家审美意识各个方面的特征,传统的审美意识与整个社会背景、文化观念长期保持了一种交融渗透、浑然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陶瓷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物化形式,自始至终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情感。
由于陶瓷艺术与生活的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的关系,社会的生活方式促使了陶瓷艺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发展,使陶瓷艺术形态不断出现新的面貌,陶瓷的创造不具一格,陶瓷艺术的历史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样式;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方式的共时性差异也使陶瓷艺术的形态特色各异,陶瓷的样式更趋多样化。这种共时性的差异也是陶瓷艺术发展过程中不同特征的显现.。
陶瓷艺术深受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规约,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民众的生活方式有着较大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伦理及政治的重视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人的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得不到充分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手艺与经史子集的经典相比,也一直被摆在次要地位。于是,这便促使从事技艺的匠人局限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劳作,并通过劳作的过程,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情感上的慰藉.因此,陶瓷制作带有较强的感彩,经验性,程式化造型特点,造物环境被限制在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就促进了造物思想的追求自然的模仿.对实用功利和民俗感情渗透的主要特征的形成。这些特征既为陶瓷提供了发生和发展的有利土壤,也从社会学意义上阻碍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了非纯理性思维的中国式的陶瓷艺术观念,创立了“就材加工”、“量材为用”、“物化创造”的民间造物原则。西方的科学,从严格意义讲,是排除非理性的感情因素和经验性的造物思想的,但中国的民间匠人在其封建社会特定的环境中却选挥了经验性的造物方式,然而,这种不由自主的选择未必是不合理的,至少有它的独特之处。与现代西方科学理论格格不入的中国陶瓷造物理论干百年来,却一直引导着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创造了绚丽的画卷。
中国人习惯于适应自然的选择和社会环境的现实性。几千年来形成的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儒家思想,排挤了自然科学应有的地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成为民间工匠发挥才能的唯一场所。当然.匠人们也有自己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有一定的限度,即建立在社会需求之上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以物表情的造型规律。
陶瓷制造的过程始终离不开以人为中心的法则。在纹饰造型上,匠人们更有别出心裁的创造,把一头牛画成多头一身的造型,用多种兽禽的部分组合成理想化的龙、凤、麒麟,这种创造极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它注重自我的感悟.注重人的创造本性,这种工艺形态的造型范例,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以我为中心的经验性的创造模式,同西方以物为中心的科学方法不同,这种模式在今天信息泛滥使大脑真空,艺术家普遍感到缺乏想象力现象,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不能完全用西方科学的标准尺度来判断中国陶瓷文化。
—个民族文化总是与这一民族的心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思维方法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的。作为伦理性的文化体系,中国人把人视为主体,以物相辅助,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这表明中国文化系统中,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在对自然物的摄取和创造中,又找到社会意义,使造物的真、美与善统一起来。完美的民艺品都成为真、善、美的统一体。
中国陶瓷造物十分注重物品的人伦性和社会意义,并特此作为美与丑的标准之一。这种审美标准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人伦道德的—种推崇。但在民间造物活动中,这一特点体现为两个方面,广义的人伦道德作为规范制约人行为的一种标准,更多地反映在人的创造意识方面;但民间造物则主要表现在造物中对题材的选择和对情感的表达方面。例如民艺经常表现祥瑞题材,表现人们对理想相愿望的追求,大部分内容都是吉祥、富贵、求生、避邪等,这关系到人生的现实,这种表达不是用抽象化的概念,而是用人伦道德的符号,也就是说,用一种寓意性的物来表现这种理想。画鸡和羊——表现吉祥;画牡丹、芙蓉——寓意富贵,画莲花、石榴——象征求生;画五毒——意在消灾避邪。这种寓意、象征、符号性的表现手法当然是中国民间文化特有的产物,虽然是一种表现方法,但它同时也具有一种文化内涵,一种执着于对善良、美好追求不懈的内涵,这也是强调伦理和道德标准,讲究人的主体性和人伦性的直观表现形式。在工艺技术上自觉不自觉地注重人与物的感情沟通,从而在作品中显示出很浓的人情味。这是中国工艺造型中“求善”特征的表现。
指导艺术创作的审美意识的形成应当是艺术家对艺术传统、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对艺术家所处时代的思想、情感、观念充分了解与深刻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的结果。而这种思考是一种“人类共同情感”的交流,是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所共有的对宇宙,对人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永不泯灭的情感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绵延与扩展。这种情感的历史绵延是流动的、鲜活的,过去的情感并不是“化石”也不是“凝固的熔岩”。艺术创作的现代意识只有通过这种深入、认真的思考,才是真正得以产生的基础。
二.陶瓷造型的审美意识特征
中国传统哲学中气的原始意义是本体的,是具有生命起源意义的概念。在许多领域的应用中,气仍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气化生万物,万物也皆以气为根本。
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基本思想相当程度地表现于陶瓷艺术的思想和行为中。对民间工匠作品评价的最高标准莫过于“栩栩如生”和“巧夺天工”了。“生”和“天”这一类的概念无非是指造型上神气完备的作品。
气道相通.皆体现了中国人文观念中对宇宙最本源的理解。“气”、“道”在工艺制作中的本体意义体现了中国造物“达道”的愿望,造物本身就是宇宙生命运动永恒秩序的体现,器的“载道”事实上沟通了现实人生与天地宇宙精神的交流,令人回忆起生命灵魂的本源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陶瓷艺术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造物特征,往往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心理倾向、思维方式以及文化类型特征。中国陶瓷艺术造型的基本特点,反映了民间匠人习惯于在观察上从整体出发,在工艺技术上重视局部;在物体造型上,重视整体;而在装饰上,则注重局部的刻画。
整体意识的形成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当然最基本的原因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于自然条件、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结构,中国文化倾向上这三者的和谐与统一。所以造成了在观念、形式和过程上的整体意识,这也与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小国封建社会奉行的是“内圣外王”,政权、父权、神权的一体化原则。中国哲学主张天与人、理与气、心与物、体与用、文与质等诸方面的对称关系,是一种“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统一观念。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就用有与无、始与终、一与二、阴与阳的立论,来观察宇宙空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整体的角度把世界上的事物相互关系及制约关系视为一体化的系统规律。
当中华文明还处在襁褓中时,作为萌芽状态的书法艺术便诞生在华夏母亲的摇篮里。古老中华在文明进化之初期,由结绳记事的蒙昧时期到仓吉造字文化文明的转化,即根植了书法艺术惊人的智慧与灵根。据唐代张怀王灌《书断》记载:仓吉“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仓吉独具慧眼拮取自然之美造出文字,这叫作“依类象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把古人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称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文字象图画一样再现自然,记载自然,传替自然信息,这种象形之美,就是中华书法艺术的美的萌芽和灵根,是先人书法美的伟大创造。
《汉文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之本源,象形与会意是传统书法的艺术本源,汉文字以象形、会意为特色,在尔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变化万象,起源于象形意义的中国初期古文字,“形无定体,笔无定画”,至小篆经省改,才出现形体方整、笔画圆匀的定型化书体,但仍保留形象痕迹。经过汉代隶书的变化以后,汉字由繁复的象形文字,趋向于符号化、抽象化、简笔化,但它的象形性质依然存在,又如鲁迅所说:“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现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到现代的楷书,和象形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门外文谈》).可见中国书法艺术源于无法,变而有法。创新是结于有,起于无,又承于有,变于无。但万变不离其综,象形与会意的艺术本源没有变,汉文字的载体本源没有变。这是其他语言文字所不能比拟的。“象形”或“不象形的象形”,是汉字最基本的特点,也是继承与发展传统书法艺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和规律。
那么如何对待书法艺术继承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呢?笔者认为:传承和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历史过程不可分割的链条,继承首先是对先人书法艺术创新精神与成果的继承。
提倡尊崇优秀传统,必须解决继承什么?如何继承?笔者认为继承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首先必须继承先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这些是先贤书法艺术智慧的结晶。只求复写传统的“传统唯美主义”或脱离优秀传统“创新”的“流行主义”对发展书法艺术都是偏颇的、畸形的、是不可取的,先贤探索的书法艺术发展规律和创新成果是传统书法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传统,优秀传统是创新的结晶,创新是传统的发展。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才切身感受到创新才是揭示传统书法艺术经久不衰的发展规律的精髓所在。
继承传统,在于推陈出新。创新更是渐进中继承,继承中的变革。如石鼓文是上承西周金文的精粹,下启秦代小篆的楷模,被后人誉为“书法第一法则”,至今仍引人入胜。大篆、小篆、隶书(如前)都有其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小篆都是中锋、藏锋用笔、线条挺劲圆匀,富于立体感,结构整齐对称,它把庄严凝重与舒展自如统一与于崇高肃穆的气度之中,在书法艺术上折射了封建中央集权威严统一的特征,这是秦篆反映的时代精神。“隶书”作为书法史上一个伟大的变革。汉朝“汉承秦制”“秦篆汉隶”,汉朝隶书发展逐渐定型,与此同时草、行、揩都逐渐从隶书中演变出来。民间习隶书的热情蔚成风气。定型后的隶书彻底消灭了汉字的象形形态,造成了汉字形体的巨大变化。汉隶脱胎于篆书又大异于篆书,是从笔画到结字方正平直化的新书体。汉隶具有波、磔之美,创“蚕头”、“燕尾”笔法,用笔方、圆、藏、露诸法齐备。同时它又为未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前景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为后来的草书、行书、楷书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继承也是创新基础上的继承。书法艺术的发展史本身就遵循着揭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观。
流行书风该如何认识啊?笔者认为流行是传承和创新结合、推进社会文明的结果,流行书风无论从风格上还是从技法上都是深受社会欢迎的书法艺术极至之法,流行则是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会合的“贝多芬交响曲”。历史上流行书风是因其释放了书写的效率,拓展了美的视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方能千年流行。根据社会生产生活需要去创新与发展是书法文化的生命。流行书风是适应社会生活需要而为社会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创新书体书风,脱离社会需要虽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即使名噪一时,但终归不能“万紫千红总是春”。书法艺术流行数千年无一不与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结下深厚的根源,格调高古的甲骨文取代结绳记事适应人类蒙昧向文明的起步,小篆适应中华一统的文化文明的需要,是中华大地迈出了书同文的坚实脚步,隶书、草书都顺应了社会生产生活的书写便利解放生产力的需要,“草书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其后产生于汉代的草书,西汉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东汉章帝甚喜爱,因而名“章”草,章草传承了隶书的笔画形迹,仍有波磔,字字独立不连,实际上是隶书的草率写法,杜度、催瑗便是东汉章帝时代闻名的章草书法家,汉末张芝传承章草又进一步“草化”,将上下字的笔势牵连相通对偏旁作了许多省略和假借,而创今草。张旭,怀素将书法艺术的创造性“心灵之音”得到神灵极至的发挥。通观古今流行书风无一不是传统与创新相交融的结晶。
①若把这个圆平均分成32份、64份……这样拼出来的图形怎么样?
②这个近似长方形的长和宽就是圆的什么?
③那么怎样通过长方形面积公式推导出圆的面积公式?学生很快推导出:长方形面积=长×宽圆的面积=半周长×半径=(2πr/2)×r=πr[2]在规律的探求处设问,可促使学生在课堂中积极思考,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学习新知识,得到新规律,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3.提问的灵活性。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就要求教师的提问要灵活应变。如,一位教师教了整数减带分数后,要求学生做5-(2+1/4)等于多少。有一个学生只把整数部分相减,得出3+1/4;另一个学生从被减数中拿出1化成4/4,相减时5又忘了减少1,得3+3/4。在分析这两个学生做错的原因并订正后,教师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提出:如果要使答案是3+1/4或3+3/4,那么这个题目应如何改动?这一问,立即引起全班学生的兴趣,大家纷纷讨论。这一问题恰恰把整数减带分数中容易混淆或产生错误的地方暴露出来,这种问题来自学生,又由学生自己来解决的方式,不仅对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大有裨益,而且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提问的多向性。首先要让学生的思维多向。教师所提的问题的答案,或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不能是唯一的,学生回答这类问题时,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学生的思维要跃出线性思维的轨道,向平面型、立体型思维拓展。因此,它对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发展思维的灵活性、创造性都是十分有益的。其次要注意信息传递的多向性。鼓励学生质疑问难,改变信息单向传递的被动局面,使课堂呈现教师问学生答、学生问教师答、学生问学生答的生动活泼局面。
5.提问的逻辑性。教师所设计的问题,必须符合小学生思维的形式与规律。设计出一系列由浅入深的问题,问题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性,然后一环紧扣一环地设问,从而使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如教“三角形的面积计算”时,可以这样设问:
①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已学过的什么图形?
②拼成的图形的底是原来三角形的哪一条边?
③拼成的图形的高是原来三角形的什么?
④三角形的面积是拼成的图形面积的多少?
⑤怎样来表示三角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一、丰富人物形象——《猎户》的延宕艺术
“秋收,秋耕,秋种,都要忙完了。正是大好的打猎季节,我们到红石崖去采访打豹英雄董昆。”
《猎户》开篇就一语破的点出了作品的表现对象。可是,接下去,作品却没有顺势而下,向你介绍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英雄。
最先出场的是作者记忆中的家乡的尚二叔。他是一个老猎户,深深留在作者脑海中的是尚二叔的那杆长筒猎枪,那老的发紫的药葫芦,那满屋子五彩斑斓的野鸡、水鸭、大雁的羽毛,还有炕上铺着的老狼皮。
接着出场的依然不是董昆,而是人们传诵中的“百中老人”,他七十三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爬山越岭,健步如飞,夜里能百步之外打香火,百发百中。他是一个标准的猎户。
红石崖到了,可董昆依然没有出场,作者让我们看到的只是董昆的打猎成果,听到的是林场场长的一套打猎经。
第二天,作者要离开红石崖了,董昆这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作者描绘了他强壮的身躯,射人的目光,悲惨的身世,勇敢的猎事和崇高的思想境界:野兽也好,强盗也好,只要害人,不管是狼,是豹,还是纸老虎,我们统统包打。真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
文章不是直接讲述与董昆相见,而是从头一天写起,从家乡的尚二叔写起,有意延缓主体事件的叙事进程,广泛展示了猎人们的生活,让读者具体感受了猎人们的豪情,真切领略了猎人们的机智和勇敢。董昆是他们中的一员,文章落笔不在董昆,可又有哪一笔不是在写董昆?不过,董昆又确有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一个时代新人,他“包打”一切害人的东西。文章匠心独运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与尚二叔、百中老人同而不同,相辅相成,使董昆形象丰满又个性鲜明,这正是延宕的妙处。
二、展示人物心灵——《守财奴》的延宕艺术
请看巴尔扎克《守财奴》一文中“签字”一节。
为了夺取女儿欧也妮对母亲财产的继承权,葛朗台老头子在“全家戴孝”的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召来了公证人克罗旭。欧也妮只需知道“签字要签在哪儿”,如此简单,可巴尔扎克的叙述却“费尽周折”。
晚饭后,“饭桌收拾完了,门都关严了”,葛朗台开始了他的表演,第一步,他先是大事化小,告诉女儿:
“好孩子,……咱们中可有些小小的事得办一办。”
第二步,欧也妮因为母亲新丧,意欲延期办理签字手续,老头子急忙说:
“小乖乖,我总不能让事情搁在那儿牵肠挂肚,你总不至于要我受罪吧?”
第三步,女儿问父亲,“你要什么?”狡猾的老箍桶匠马上矢口否认:
“乖乖,这可不关我的事,——克罗旭,你告诉他吧。”
第四步,当公证人真的要讲出老头子的意图的时候,老头子又立刻打断了他的话,阻止克罗旭继续说下去。
第五步,女儿终于不耐烦了:
“把文书给我,告诉我签字应签在哪儿。”
这时候,老箍桶匠的“眼光从文书转到女儿,又从女儿转到文书,紧张的脑门上尽是汗,一刻也不停地抹着。”
女儿终于签了字。
与其说作者是在延缓着一个签字过程,不如说作品是在放大着一个肮脏的灵魂:为了金子,他撒谎、行骗、玩弄手段、不顾廉耻,即使对自己的女儿也不例外,一个“看见金子,占有金子”的执着狂、守财奴的卑劣心灵,就这样在叙事过程的刻意延缓中,得到了全面展示。文章的批判力度,也在刻意延缓中得到了加深。
三、拓展生活层面——《警察与赞美诗》的延宕艺术
《警察与赞美诗》开头写道:
冬天到了,主人公苏比想以故意犯罪的方法进监狱度过寒冬。这个计划虽出人意料之外,可想来又简单易行,但是,看作品读者却“受尽折磨”,苏比竟屡试不成。
他先是进一家豪华饭店,想白吃一顿后被投进监狱,结果因为衣衫破旧而被推出门外。后来又用石头砸破了一家店铺的玻璃厨窗,但警察却认为他不是肇事者,而去追赶一个跑着赶车的人。
第三次尝试,苏比终于混进了一家不像样子的饭馆,按计划馆餐一顿后,他声明自己无钱可付,他期待着侍者去喊警察,结果只是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人行道上。他又把自己扮成一个小流氓去调戏大街上的一个年轻女子,孰料那女子竟是风尘女子。
在一家剧院门口,苏比大吵大闹,他期待着以“扰乱治安”罪被捕,警察却把他当成了因球赛胜利而狂欢的大学生。一家烟店里,他故意拿走了一位顾客的雨伞,没想那伞竟是那位顾客偷来的……
延宕,使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展示了美国生活的各个侧面,彻底暴露了这个“法制社会”的腐朽本质。苏比一次次失望,使人们对这个社会的一切也愈加失望。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这里是一个是非颠倒、善恶混淆的世界,一个弱肉强食、势力至上的世界,一个世风日下、男盗女的世界。这里,富人们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穷人们饥寒交迫……不妨设想,假如作品让苏比一次尝试便走进监狱,那将是何等乏味而浅薄啊?延宕,大大拓展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四、强化感情——《雄关赋》的延宕艺术
《雄关赋》一开头,作者深情感喟道:
“哦,好一座雄关,——山海关,这‘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
赞美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哪一个读者能不产生一睹为快的强烈愿望!可是接下去,作者却宕开一笔,并不急于对山海关进行直接描绘,而是笔锋一转,先从“儿时的心中山海关”写起:
儿时,作者心中的雄关形象,是“四爷”这个“关东客”给刻下的,这个雄关,有塞上雪,有关外离愁,有屈辱的陈迹……
解放后,作者虽然渴望看到山海关,但长期以来,依然是儿时的“模糊影子”,虽然作者去东欧曾经过山海关,但由于相隔遥远,他看到的只是一片迷离。
这种从儿时就形成了的对雄关的久久的思念之情是如此强烈,不能不使读者深受感染,从而强化了人们一睹雄关的强烈愿望。
《木兰诗》带有鲜明的民歌风,又具有其创新之处。北朝民歌《折杨柳枝歌》中有这么两首:“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两首诗以女子的叹息声和问答体的形式,将女子内心的隐忧和一种急不可耐的心情表现得毫不掩饰。《木兰诗》的前四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与上引《折杨柳枝歌》前一首形式完全相同,而《木兰诗》紧接着的两句:“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又与上引后一首的前两句完全相同,这可明显看到《木兰诗》承传了北朝民歌中的一种流行语式,但《木兰诗》中的这六句又一反前诗中的“女子”那个人之幽怨,而是有着强烈的对家事的关切以及自动为家庭承担责任的自觉意识。虽然《木兰诗》同样落笔于儿女之思,然而其中饱蘸着木兰对家人的亲情。木兰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婚配,而是战乱给家庭带来的困难:可汗点兵,军书联翩而至,父老无兄。木兰之所以时织时辍,心事重重,是因为替父担忧,替家担忧。《木兰诗》的创新还表现于借儿女之思、亲人之情,写战争之事,写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劳动妇女弃织从军之思,因此,形式和题材上虽仍为传统型的,然而却光彩照人,展现了中国女性深明大义的高贵品德。这种对民歌形式和题材的承传与创新,既易为人所接受,又能拓展诗歌的容量,可谓蹊径独辟,匠心独运。
不仅如此,《木兰诗》还承传了《折杨柳枝歌》等民歌的五言传统,但又不拘泥于此,有长短句交错,进一步突出了民歌的流畅自然。从篇制上看,也较同期民歌长得多,后人把《木兰诗》与汉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乐府民歌之“双璧”。
二、简劲与细腻
简劲是一种高层次的艺术追求,简劲在《木兰诗》中时带有一种原初色彩的内在活力,因此,既简练,又显得粗犷豪迈、浑厚深沉。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仅30个字就十分简劲地叙写了十年征战的过程。其中“万里”二句,写出木兰跟随大军,飞奔塞上。一个“飞”字既写出战事的匆忙,又写出转战南北、经历的关塞山峦之多。“朔气”二句,则形象地概括了木兰所处的战争环境,从而衬托出木兰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将军”二句,则以鲜明的对比突出了木兰十年不平凡的戎马生涯。这些简劲之笔,以少胜多,不仅写出了木兰的出生入死、终于凯旋的经历,而且写出了木兰的英雄形象。诗的结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以比拟手法形象逼真地写出了木兰女扮男装的巧妙与代父从军的勇气,也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她内心的自豪感、自信力。
《木兰诗》更不乏细腻的铺叙之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四句不吝惜笔墨,巧妙地写出了木兰匆忙而主动地准备行装的过程,对于惨烈的战争,字里行间毫无沉滞之情,笔调相当轻快,显示了木兰代父从军意志之坚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评论说:“若一言了问答,一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的确,这里的铺陈形式优美,音韵和谐,宜于咏唱,又渲染了军情紧急的紧张气氛。再如:“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写征战而紧扣儿女之思,以宿营地空寂荒凉的夜景烘托木兰离家愈远思亲愈切的心情,细微地刻画出年轻女子细腻的情怀,从而进一步更为深入地表达了木兰对于家庭的感情,揭示出生活的骤然变化在木兰心灵深处兴起的波澜。这种不满足于木兰英勇坚强的一面,也不把乍离双亲的少女情怀简单化,以发掘木兰心灵深处隐秘的手法,客观上也反映出北朝时期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和痛苦。
简劲与细腻在《木兰诗》中得到了和谐而完美的结合,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深沉的思索。
三、叙忧与状乐
过去由于我们对讲的艺术注意不够,不重视讲的质量和实效,有时把讲变成了“逐句逐句地翻”,学生感到索然寡味,徒然浪费了课堂时间;有时所讲的内容教师自己也食而不化,学生听起来更是吃力;有时隔靴搔痒正是学生已经知道的讲的不少,考生想知道的讲的不多,所以学生觉得听不听都是那么回事。还有的是八股式的说教、标签式的分析,这样只能使学生昏昏欲睡。这些教训我们应该记取,要把讲的艺术重视起来,用我们创造性的“讲”使语文课堂活跃起来。
当电影告别了自己技术杂耍的丑小鸭阶段而成为艺术的白天鹅时候,还处在电影艺术的默片时代,然而就在这默片时代,格里菲斯、卓别林、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天才的电影艺术大师们就创作出了永载史册的电影艺术精品。后来形成的电影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电影美学理论——蒙太奇理论,可以说主要就是这种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美学表达和理论自认。那么,这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本性或本体是什么呢?如果参照后来巴赞的纪实主义电影美学关于电影艺术本体的表达方法(巴赞把电影艺术的本体概括为“摄影影像”,亦即著名的“摄影影像本体论”)[1],则可将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本体概括为“蒙太奇”。也正因为这样,“蒙太奇”一词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艺术方法和技巧存在,而甚至成为电影艺术的同义语。然而电影的这样一种本质或本性存在了多久呢?最多不过20年。然而当声音技术的进步冲破包括几乎所有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大师的习惯与成见的阻碍而终于挺进到电影艺术中来的时候,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无疑发生了质的变化。电影“蒙太奇本体论”把电影的全部艺术可能性都归结为电影画面(影像)之间的自由组接,即蒙太奇上,甚至对用来进行这种自由组接的画面本身都认为是次要的,无关宏旨的。至于声音因素则根本未予考虑。即使在声音因素已经进入到电影艺术中来之后,在这种蒙太奇本体论的理论视野之内,也一直被作为一种次要的因素而附带涉及的(直到艾柯、麦茨等人的符号学电影理论阶段,也仍有这种情况。麦茨的组合理论就基本上没有考虑电影的声音因素)[2]。而事实上如果说运动的电影较之静止的绘画和摄影也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运动的维度的话,那么拥有了声音的电影较之默片也是实实在在地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声音的维度。电影艺术在本体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其意义究竟有多大,其实直到现在也难以概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电影由单纯的视觉艺术变成了视听结合的艺术[3]。无论如何,仅就这一点来讲,虽同样被称为电影艺术,而此电影已决非彼电影。在人类的五种感官当中,最重要的是视听,而且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艺术也无一例外都是诉诸这两种感官的(李泽厚称之为充分“人化”的感官),非此即彼。而至此为止,电影艺术独自以便捷的方式占据了人类接收外部信息的这两大频道。
此后的色彩技术以及光学镜头和感光胶片等方面的技术革新和进步虽都程度不同地给电影艺术的发展带来一些影响,但基本上都没有触及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也就是说在声音进入电影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电影艺术的发展进步是处于一种量变的积累过程中,真正给电影带来一次新的本体性变革的是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二
电视技术的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媒体存在的。而一旦当电视作为艺术形式出现时,正像声音因素被电影艺术习惯力量视为异己一样,电影艺术也把电视艺术看成是自己的敌对势力,在美国就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电影电视大战。而事实上在各国都曾程度不同地发生过类似的影视大战。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家当时没有意识到声音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它必定要进入电影并使电影艺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前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家们也同样没能及时地意识到电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强势媒体对于电影艺术的深刻意味。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电视技术给电影艺术带来的深刻影响的话,也许有一个说法是便捷的,那就是使电影艺术进入了电视时代。在探讨并努力准确表述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的本体存在或者说本性的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异同的探讨和争论。直至目前仍有人致力于电视艺术特殊性阐释和论证,即将电视艺术视为电影艺术之后的人类的又一种新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努力收集归纳其有别于电影艺术的特异之处。然而笔者始终认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差异,充其量只是同一类艺术形式内部不同种属之间的差异,而非人类基本艺术形式间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的是一些量的、暂时性的、技术性或经济性的差异,而非艺术本体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是一致的,相同的。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进步,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之间的差异和分野正在和已经消失和弥合。“电视电影”这个影视艺术的新品类的出现与存在,清楚不过地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4]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宣布,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主要的和根本的意义,并不是在电影艺术之后、之外,使人类拥有了一个新的基本的艺术形式,而是使电影艺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视时代。其间变化之大,以致于事实上使我们已不便再用电影艺术这样的词语来意指人类的这一迟来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应选择并习惯于影视艺术或影像艺术之类的新词汇、新概念。不仅电视时代的整个影像艺术之内涵已非电影艺术一词所能涵盖,即使单就电影艺术本身来讲,在电视时代的一系列新生与扩展,如在制作与播放以及观赏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与进步,都已使电影艺术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像电影了。大约是由于原有思维习惯的作用吧,人们只注意到了电视技术生长出了电视艺术这一重要事实,而且也许是吸取了历史上曾长期无视电影的艺术属性的教训吧,人们不仅一下子便认同了电视的艺术性质,而且似乎把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用来发现和发掘电视作为艺术的区别于电影的特殊性,并急不可待地宣布电视是继电影之后的人类“第八艺术”。结果却忽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美学本体上的一致性,更忽视了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进步所给予电影艺术的深刻影响。如果把这种深刻影响所包含的发展趋势也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下面的结论:进入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即使还可以称之为电影艺术的话,也已基本上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以光学成像为基本技术与手段的电影艺术了。
三
人类社会确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向更高的文明发展进化的。就在电视技术的发展进步正在深刻而有力地刺激并推动电影艺术向新的深度与高度发展迈进,其势方兴未艾的时候,又一种新的电子技术——电子数码信息技术又勃然兴起于世,并给予电影艺术以及整个影像艺术以更为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场变革的来势之迅猛与内力之深厚,使人们真真正正地感到了绝对的应接不暇与别无选择。它既不像声音技术那样允许人们有一个怀疑、反对、认同的过程,也不像电视技术那样给你一个进行十年抵制大战的时间,而是在电视技术已经与电影技术趋于融合的基础上,一下子便出现在电影艺术的内部构成因素之中,它可以在你对其所知甚少或根本处于无知的状态,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出现与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一下子从里到外全方位地包围并渗透于你了。
电子计算机成像(CGI)技术的发明是在60年代,进入70年代即开始应用到电影制作领域。1975年乔治·卢卡斯创建了专门为拍摄电影提供电脑技术服务的特技王国“魔光实业”(IndustrialLightandMagic,简称ILM),这已清楚地意味着又一个电影艺术的新时代即将来临。1991年,柯达公司“数字化视觉效果处理系统”简称(INEON)的诞生,宣告了数字技术支配电影技术的时代的到来。而2000年,美国最大的电脑网络公司——全美在线(AOLI-S)与美国第二大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的结盟,则最终标志着最新的电影艺术新时代——后电影时代(Post-cinemaEra)的来临。[5]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
从技术层面讲,这一次的电影新技术革命,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变革,而是以电脑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包括电影、电视、电脑硬件与软件、电话、自动化工程、机器人等等新技术长期发展融合的集中体现。从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已没有什么影像是不可制作的),到电影制作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电影已可以不是拍摄的,而是“合成”的),再到各类新兴娱乐产品、产业的产生(如电脑游戏,实真经历,互动娱乐等),再到全新的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如只读记忆光盘、数字光盘、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等),这一切不仅无一不直接引发着电影艺术的本性变革,更以集体的合力最终将电影艺术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后电影时代”。
从艺术层面上讲,在后电影时代,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使电影艺术的奇观本性得到突现,超越了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而明显处于前景位置,直到产生所谓的“效果美学”[6]
纪实性与奇观性是电影本性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在巴赞时代,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高扬,“纪实美学”也因之而成为电影艺术美学原则的主旋律。而当电子计算机成像技术、特别是电脑数字技术一经应用到电影特技制作领域,就使电影特技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而具有了美学内涵。从《星球大战》(1976年制作完成,电影史将这一年称为“特技效果的新生”)到《谁陷害了兔子罗杰》(1988年),从《终结者》(1991年)到《侏罗纪公园》(1993年),从《阿甘正传》(1994年)到《勇敢者的游戏》(1995年),从《玩具总动员》(1995年)到《泰坦尼克号》(1997年)……电脑特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真正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7]在20世纪最后10个年头里,电影也正是凭借这种对于传统电影技术来说几乎永远无法实现的银幕奇观的表现而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大众文化坐标,并再一次战胜了画面小、影像差和音响弱的电视的。而当这种“追求技术魔力”、“致力奇观呈现”的“效果美学”成为时尚、甚至主流时,就不仅悄悄地改变了观众的观影经验和观影期待(从对电影叙事真实性的认同转移到对电影奇观和技术的欣赏),而且也悄悄地解构着电影艺术本身,将其融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传媒体系之中去了。
(二)电影制作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使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电影理论趋于解体,并将最终改变电影本身的本体存在
虽然就全行业来讲,电影业仍然是一个“胶片”行业,但以卢卡斯“魔光实业”(ILM)为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正在排除电影拍摄放映的老式机械装置,电脑合成的数据人物和影像处理的仿真场景已经预示着电影工业成为“无胶片”行业的可能。就是说,电影已可以不是排演拍摄成的,而完全是电脑合成的。如果说传统的电影制作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的每一个艺术想象的实现都受到制作技术与条件的限制的话,而随着电脑数字技术支配电影制作,则最终完全超越了人类有限的想象力。它可以合成任何现实的、非现实的视听影像,只有你想象不出的,没有它制作不了的。这样一来,影像与物质实体之间的联系就变得非常脆弱了,影像本身不再保障视觉的真实性。再简单地讲就是,电影已不再是“记录”(Record),不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语),而是“合成”(Graph),是“实在的非真实”(Virtualirreality)。显然,当观众已清楚地知道任何影像都可以是数字化地制造出来的时候,人们对电影真实性的确信也必将终结。
(三)新兴媒体新兴娱乐产品的建立和新的传媒体系及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已经形成人类全新的“视听文化”,亦使电影艺术发生根本性变革,直至消失在新的系统之中
随着电视的出现,以及其后电脑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新兴媒体及新兴娱乐产业层出不穷,并逐渐形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电影不仅丧失了“大众艺术之王”的地位,更重要的电影与电视、电脑、多媒体和网络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电影正在汇入更大的视听媒体洪流之中,这一媒体洪流从摄影化走到电子化,现在又到了网络化新阶段。
在这些新兴的娱乐产品或方式中,有两种产品或方式对电影的影响或者说改造最为深刻。其中一个是“互动娱乐”(InteractiveEntertainments),及由之而生发出的互动电影。这种互动电影为观众(用户)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从一个音像数据库选取素材,建立多种不同的电影叙事走向,事实上就是构造观众(用户)自己的故事。另一个是“实真经历”(Vivtual-RealityExperienes,简称VR)。“实真经历”是对真实的全方位(视、听、嗅、味、触多种感官的信息来源及其综合)人为仿造,并企图最终达成与真实的完全一致。“实真经历”的用户或者说参与者,或游戏者,可以进入一个电脑合成的人为环境,在那里自如地活动,与物体、人物和事件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叙事的结构和发展过程。传统的“视窗展示”方式和静坐式观影方式,让位于“活动中心”(activitycenter)式的“入门探寻”;被动的观看者,让位于能动的参与者。当电影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水平或阶段时,即便我们仍然将其称为电影、看成电影,也不难理解和想象它同此前的、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已相去甚远,太远了。从内在的叙事内容与方式及结构到外在的展示方式、场所及观众的“观看”方式直到“观众”——用户由之而获得的艺术体验及审美感受都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正如有些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互动电影”与“实真经历”与传统电影的最重要的区别之点,在于其对于经验的强化和对用户控制力的赋予。而一旦用户拥有了这种控制力,则无疑意味着对叙事可能性悬念的摒弃,同时也就意味着对观众的观影欲望的摒弃,因此,单从这一点来讲,已决定此类新电影要保持或形成观众——用户的新的引力或欲望,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新的电影语法。
虽上述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电影艺术本体性变革尚处在开始阶段,许多新的设计和创造还处在初期和试验的水平上,还存在许多有待定型、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其发展趋势已是如日东升。1997年第一部互动电影《黯淡》已制作并发行;“实真经历”也已进入实验试制阶段;网络电影更是早已出现,网民完全可以像电台点歌一样,上网“点看电影”。不仅如此,世界的高科技巨人们正在联手研制被称作“蓝牙计划”(blue-teeth)的可以将所有装置(电脑、电话、电视、音响、家用电器和各种数据库等等)共享的联动终端。其目的是只要动一动手指头(甚至动一动意念),你就能得到、看到和听到你想要的一切。届时,不仅人类的视听文化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就是人类文明也无疑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四
这是一场正在悄然行进中的电影技术与电影美学革命。经历这场革命之后的电影,即使不是烟消云散,也已是面目全非。而且确已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使电影走向终结的新事物、新力量。
安德列·巴赞认为,人的潜意识中有一种所谓的“木乃伊情结”。其含义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经历过的生活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仿佛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之免于腐朽,如木乃伊一般。[1]电影诞生之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对于视听信息的方便而直观的呈现能力,便成了这种情结最理想的承载方式。于是巴赞在1946年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完整电影神话”的概念,认为“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全景。”[1]进入后电影时代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完整电影神话”即将和正在成为现实。电影的完整再现与电子游戏的人机互动作为两个向度的理想追求,即将和正在最后阶段实现融合。代表这种融合的就是“实真经历”技术的出现和走向完善。“实真经历”既代表人类真实完整地记录自己生活这一探索轴线的运动极限,也代表了人机互动的仿真追求的运动终点。在“实真经历”的时代,我们将会和正在看到,我们不仅可以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而且我们将无法区别这再现的现实(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现实的不同(进入“实真经历”过程的“用户”由于不仅接受了“实真经历”技术所提供的从视听到嗅味直到触觉的全面的虚拟的仿真信息而且被隔绝了全部的现实真实信息,因此直到“实真经历”结束,将根本无法分辨这种虚拟真实与真实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发现,我们不仅生活在实有的现实中间,我们也同时甚至更多地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中间(比如我们不仅为现实生活中亲人的健康而欢乐,也为艺术虚构中的古人的痛苦而流泪)。其实很久以来或者从来就是如此的,只是今天恍然大悟罢了。更有甚者,我们还将看到,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的现实不仅越来越难以区别,而且处在一种密切的相互渗透与影响的互动状态之中。总之,对于现在特别是未来的人们,虚拟的现实将不仅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将构成他们的人生。
于是在事情的最后阶段,我们终将发现,人类从完整再现现实的艺术追求出发,最后又走回到了创造现实的生活本身。正如作为心理学家的电影美学家爱因汉姆所预言的那样,与现实不同的才是可以审视的艺术。如果与现实完全相同了,则是现实本身,而不再是艺术。因此,“实真经历”的出现,正预示着电影艺术的终结。[8]
引力与加速度的等价使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那么,虚拟现实与实有现实的等价又将意味着什么呢?到那时,也许终结的不只是电影艺术,整个人类思维与哲学都将发生目前还无法预想的深刻变化。
短短一百年,电影却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以至即将走向终结。回想它曾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长达百年的欢乐,一时确实很难接受,而理智应当告诉我们,如果放在足够长的历史长河中考查,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这也就是存在主义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所以,天才的巴赞才只用一个问句——“电影是什么?”来命名自己的文集。
【参考文献】
[1]安德列·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周传基.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4]王佳泉.电视不是第八艺术——再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异同[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
[5]游飞,蔡卫.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J].当代电影,2000,(4).
2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缺少团队合作的精神
在独立学院中的90后的艺术类的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并且家里的物质条件是比较优越的,从小到大养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缺少对集体荣誉感的追求,大部分学生都不服从老师的统一管理,因为专业的需要,每个学生都必须要配置电脑,导致大部分的学生更是将时间花费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更少的去参加集体的活动,这样不但不利于个人身心健康的发展,而且也让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的淡薄。
3对于将心理契约引入大学生管理工作的必要性
3.1心理契约可以针对艺术类大学生的管理制度起到补充的作用。心理契约可以加强独立学院在柔性管理方面的推动,独立学院针对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及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制定出来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艺术类大学生的特点,学校在刚性的制度方面是不能够得以适应的,在现代这些独立学院只有不断的对学生的需求多方位的了解后,满足学生的需求,才能使学生在自我价值的实现方面得以实现,才能使其与学校间构件有效的心理契约,以此来促进学校的柔性的管理的制度的发展。4.2心理契约可以降低独立学院对90后艺术类学生的管理难度。心理契约有助于对学生的心理进行调节,降低学生对管理者的敌意,加强对学校的管理者的认识,在管理者与艺术类大学生之间建立平等的平台,在心理上降低以往大学生对管理者的反感,增加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以及信任程度,这种无形的契约构建了一种和谐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将自己视为学校的主体,同时学校也将学生的需求作为主观的工作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升对学生的管理工作方面的工作效率。
3.3能够适应独立学院的艺术类的大学生的个性需求的满足。当代的独立学院的90后的艺术类大学生,都是有着比较强烈的独立意识的,他们更加的追求在平等自尊以及自我发展方面的意识,因此他们经常被当作异类,受到老师的歧视,以及不理解,因而他们更加的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尤其是一视同仁的对待,通常比较反感外界所施加的强迫,尤其是一些所谓的说教就更是抵触,这种不是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手段,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当代独立学院的90后的艺术类的大学生,在自身的特点方面的发展的需求了,但是这种基于心理契约理论下的大学生管理工作,就完全是在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从根本上的化解了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的教育管理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