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艺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园艺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国内大多数高校的专业英语教师一直由本专业教师担任，专业教师一般是非师范类院校毕业，虽然专业功底深厚，但英语教学技巧与水平有限，教学仅停留在专业英语课文阅读与重点句子翻译层面。教师过分注重科研，忽略教学，没有全身心地投入教学，教学责任心不强，教师在专业英语教学上应付了事，教学质量差。目前，专业英语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多是传统的“一言堂、填鸭式”教学模式，缺少汲取新知识、提高学术水平的热情和动力。

2.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学习兴趣不高。

国内农业院校绝大多数学生英语基础相对较差，英语水平参差不齐，英语基础差的学生学习专业英语很吃力，再加上对专业英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学习兴趣不高，容易产生厌倦情绪。有的学生专业词汇功底浅，很少并且很难进行外文资料的翻译和阅读，不能够及时获取国际性的本专业的最新研究动态。

3.教学内容设置不合理，教学形式平庸。

当前，各院校开设的园艺专业英语课程与综合性学术英语之间缺乏衔接性，英语课程大多围绕专业英语词汇及文章内容的讲解，这种教学内容设置忽视了对学生专业英语技能层面和语言层面能力的综合培养。各高校所用的教材主要有自选原版英文教材和自行选编教材两种形式，自编教材内容编排过于古板、陈旧，还有的教材内容难度偏高或者涉及的专业内容过于简单，不能满足专业要求。再有，各高校通常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偏重于教师的讲解，教学内容枯燥，教学形式单一，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这种教学形式比较死板，学生无法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英语语感的培养，最终导致我国专业英语缺乏创新性的局面。

二、本项园艺专业英语教学改革特色与成效

作者在园艺专业英语教学实践中尝试了一系列园艺专业英语教学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具体改革如下。

1.改“填鸭式”式教学为讨论、互动式教学。

本次改革主要是扔掉以往“填鸭式”式教学方法，积极采用课堂互动式教学，即每节课留有10分钟的专业阅读时间和10分钟的读后讨论时间。教师针对教学内容讲授的重点、难点，设计课堂讨论内容，或由学生提出问题，小组内讨论，根据课文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分析具体问题和个别现象。以小组为单位做出总结，小组间再进行充分的讨论与分析，最后由老师总结，本次教学改革中运用“互动式”教学取得了很好成效。

2.启发式教学。

本次园艺专业英语教学改革中广泛运用启发式教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设置很多园艺专业英语相关问题情境，加大专业英语活动课教学力度。提前布置学生课下阅读园艺方面具有前沿性的科学研究文献，了解国际上关于园艺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动态与科研成果，鼓励学生走上讲台结合PPT课件进行讲述，个别重点难点由教师讲解、补充。课堂通过启发、小组讨论、总结，对学生循循善诱。这样的教学实践活动大大增加了学生学习专业英语的兴趣，同时增强了课外知识，开阔了学生的眼界，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师生间的互动，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教学效率。

3.结合实践进行教学。

利用大三学生生产实践，把英语课堂改在实践基地，利用案例的方式把教学内容与实践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在参加果蔬栽培与工厂化生产实习时，教师把预先下载打印好的国际先进园艺产业的设施果蔬生产相关英文文献及新闻分发给学生，要求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讨论，分析总结我国与其他国家先进生产技术的差别。引导学生善于在实践中总结，增强对理论知识的应用。

三、提高园艺专业英语教学效果的对策

1.提升教师的英语教学水平。

专业英语不同于基础英语，具有丰富的专业背景知识，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模式上要突显学科的特殊性，做到英语语言知识与专业背景知识的有机统一。首先，通过英语教学培训与自我学习来提高教师教学素质，利用现代网络资源与信息化思维探索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例如，在园艺专业重点培养一名专业教师，专门到师范院校进行英语教学课程与实践经验的学习，提高教师英语教学技巧。提高教师专业前沿领导力，参考网易公开课相关课件准备授课内容。其次，鼓励教师进行教学模式改革，记录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进行分析解决。例如，学校教务处等教育管理部门制定相应政策，每年举行一次全校各个专业英语教学评估或者教学模式改革竞赛，竞赛结果记入教师考核，用这种方法鼓励教师进行专业英语教学改革。最后，学校出台相应政策协调教师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比如担任专业英语教学的教师在专业及科研成果上考核轻一些，或者把英语改革成果记入职称评定与业绩考核中。

2.努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做到因材施教式教学。

针对学生普遍学习兴趣不高，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专业英语教师要通过教学课堂气氛的调整与教学方法的改革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具体方法如下：首先，检验学生的专业水平与英语阅读能力，针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进行个别辅导。课前分组时，每一小组既要有英语好的学生，也要有水平差的学生，要求英语水平高的学生任务要难一些，多一些，比如进行引文专业文献的查阅与阅读等，同时对水平差的学生进行辅导。同时教师一方面为学生提供提高英语能力的个性化指导，另一方面利用小组讨论等启发式教学模式活跃课堂气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其次，专业英语教师利用专业知识雄厚这个优势，帮助学生提高专业词汇功底与英文资料的翻译和阅读能力，使学生能够及时获取国际上园艺方面最新研究动态。

3.合理设计课程教学内容，正确选用教材。

园艺科学专业英语教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有所取舍，这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园艺专业英语教学内容应该设置成包括园艺学专业英语词汇的构词特点，园艺学专业英语文献的阅读、初级学术论文写作，以小组的形式组织课堂英语互动交流与讨论活动。园艺专业英语课程一般应该设置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要求学生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并由具备专业知识的英语教师承担园艺专业英语教学。教材选用方面，为学生选用一些内容新颖、并且实用的教材，选用一些各个院校普遍都评价很高的教材。同时，专业教师利用自身的优势，通过多所院校合作的形式为本专业学生自编教材，内容要新颖，难度适中，具有本专业国际前沿性。自编教材一定要以团队的形式完成，以新颖、实用为宗旨完成教材的编写。

4.采用理想的教学模式，充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要彻底实行启发式教学方式，改变以往教师“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采用集讲解、质疑、交流、讨论、归纳等教学手段于一体的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方式。确定以讨论式、互动式、启发式等教学方法为主导，同时结合专业实习等实践活动进行园艺专业英语教学的教学模式。首先，通过设置不同的问题情境，鼓励学生参与进来，应用多媒体教学分期采用讨论式等不同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和组织学生自主学习，积极参与，走上讲台，增加课堂互动时间，让学生真正融入到课堂之中。其次，教学中教师要精讲、泛讲相结合，注重用英语讲解专业知识而不是过分地强调英语本身。重点讲授园艺专业词汇，要侧重其专业性与实用性，并要对一些专业术语进行归纳总结，引导学生在尽短的时间内掌握它们。最后利用专业实习、实践的机会把英语课堂改在实践基地进行，使科研与专业英语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

篇（2）

2课程整合方案的构建

2.1构建方法

2.1.1专家咨询，反复论证与各相关教研室主任、主管教学副主任和资深教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反复论证，多次与各相关教研室讨论课程内容设置，确定了各门课程的核心内容、衔接情况，初步确立了模块内、模块间内容设置和衔接顺序，并拟定合适的病（案）例。

2.1.2开展PBL教学，建设病（案）例库派出骨干教师赴多所高校参加教学改革的学习和观摩。邀请专家开展PBL教学培训，定期开展PBL教学推介会、PBL教学及案例编写经验交流会，并编写了《PBL案例教师手册》及《PBL案例学员手册》。

2.2整合方案结合国际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标准、国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教学基本要求、国家执业医师和军事医学考试大纲，以“器官系统”为主线，对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临床医学专业共开设18门基础医学课程，整合后设6个课程模块，分别为基础医学总论、正常人体形态学、器官系统、细胞与分子基础、免疫与感染性疾病、基础医学综合实验课程模块。调整前总学时101时，其中理论课655学时，实践课364学时。经过调整，总学时862学时，共精减157学时，精减比例为15%；理论课精减177学时，所占比例由原64%精减至55%；同时增加了76学时的PBL教学。2.2.1“基础医学总论”课程模块由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病理学和药理学4门课程的总论内容整合形成。总学时为61学时，其中理论58学时、PBL教学3学时。

2.2.2“正常人体形态学”课程模块由人体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2门课程整合形成。该模块原课程总学时为231学时，调整后总学时为215学时，其中理论7时、实践130学时、PBL教学6学时，共精减16学时（精减比例为7%）。

2.2.3“器官系统”课程模块由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病理学和药理学4门课程的各论部分整合形成。该模块原课程总学时为326学时，调整后总学时为246学时，其中理论101学时、实验42学时、PBL教学31学时、考试8学时，共精简80学时（精简比例为25%）。

2.2.4“细胞与分子基础”课程模块由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5门课程整合形成。该模块原课程总学时为212学时，调整后为177学时，其中理论110学时、实践52学时、PBL教学15学时。共精减35学时（精减比例为17%）。同时将发育生物学（20学时）增设为选修课。

2.2.5“免疫与感染基础”课程模块由医学免疫学、临床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临床微生物学、寄生虫学和病理学6门课程整合形成。该模块原课程总学时为190学时，调整后总学时为164学时，其中理论108学时、实验32学时、PBL教学24学时，共精简26学时（精简比例为14%）。

2.2.6“基础医学综合实验”模块由教学实验中心、药理学教研室、生理学教研室、病理与病理生理学教研室4个单位共同承担教学任务。重点对原实验内容进行整合，提高设计性实验学时比例。该模块课程总学时为60学时，其中理论8学时、实验52学时。

2.3整合效果

2.3.1师生反馈满意率高通过问卷调查、专家座谈等形式，针对机制改革及运行情况，对学员和教员展开调査。教员中，88.3%对课程整合“非常赞成”，91.2%认为“按需组建教学组符合医学教育规律，利于课程整合，对个人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98.5%认为教学基本要求评价和精品课教员评审对提高教学积极性与教学质量“促进作用很强”；学员中，91.6%感到课程整合后“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明显增强”，96.6%对学校外聘名家讲座和讲课表示“热烈欢迎，希望进一步加强”，88.7%认为基础医学综合实验对培养创新能力“有很大帮助”，90.2%对实验室开放度“表示满意”。此外，师生对整合后的网络信息资源满意度分别为91.7%和90.8%。

2.3.2教员教学能力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渐进机制的建立应用，对教员提高教学积极性、主动关心教学、研究教学、提高教学、争当名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显著效果。

2.3.3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通过课程整合、资源共享和教学激励机制的综合运用，学员对知识的掌握更加深入，技能训练更加扎实，开展创新性学习的积极性普遍高涨，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在校生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军队科研项目1200多人次，独立完成课外科研项128项，100余篇，其中SCI论文10篇，单篇影响因子最高超过6分（CancerRe-search）；先后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与一等奖、全国医学院校临床技能竞赛优秀奖、全国医学院校首届基础医学实验设计创新大赛二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二等奖、全国靑少年科技创新奖等奖励100多人次。

2.4方案的特点与其他院校正在进行的课程整合相比，本课程整合方案有如下的特点：

2.4.1以卫勤保障为着眼，突出军事特色以卫勤需求为牵引，突出军事特色。根据战场卫勤保障需求，突出军事医学特色，针对现代战创伤向多因素、多途径、多处伤发展的特点，强调人体的整体观，按照“模块化、整体化、实用化”的思路，打破学科壁垒，以人体“器官、系统”为主线，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医学特色课程内容体系。在组织学生早期接触实践的安排中，利用暑假组织学员下部队当兵锻炼，通过与部队战士“五同”（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学习、同生活），使学员体验部队生活，增进对基层部队卫生工作的认识，牢固树立为军服务的思想，进一步强化军人意识，提高军事素质，培养优良作风和适应能力。

2.4.2以能力培养为目标，突出创新水平着眼培养学员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医学人文素质，在前期精简了157个学时，初步缓解了学员的学习压力基础上，开展“三早活动”，即从一年级开始早期接触临床，通过开展讲座、深入医院、开展主题日活动等帮助学员了解职业要求，增强了学员对医疗工作的感性认识和培养学员维护健康和服务社会的意识；从二年级开始早期接触科研，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增强学员创新性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员的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利用寒暑假组织学员开始早期接触实践，寒暑假组织“感触医疗”社会实践活动，举办社会实践报告会，增强学员对社会医疗问题的感性认识和分析能力。

2.4.3以整合内容为核心，突出整合特点整合方案从学时的压缩到课程的设置，从教师的培训到教材的更新，处处体现整合的特点，着力打破常规。在教学的全过程中，突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将有内在联系的部分进行有机整合，整合覆盖课程设计、教学实施、考核总结等各个方面。整合的彻底性避免了实施过程中产生矛盾，使得教师与整合后的教学方式相适应，教材与整合后的教学内容相适应，考核与整合后的学习内容相适应。突出整合特点，保证了方案的顺利实施。

2.5方案改进编制更加详细的效果评价量表，对课程整合效果进行完整评价，找出漏洞和缺陷。通过三方面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从“教员-学员-教管人员”、“三位一体”的角度分析基础医学课程整合的实际效果，找出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提出相应的整改意见。同时，有针对性开展师资培训，进一步强化整合后教学的师资队伍，深入做好课程整合配套教材的选编工作，提高课堂授课质量。

篇（3）

2医学检验中的伦理原则

2.1自主原则

在采集检验标本之前，应与患者或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向其介绍医学检验的作用和注意事项等，以免影响标本的检验结果。比如有些患者会过分担心自己的检验结果情况不佳，或因为怕痛等其它原因造成焦躁不安，这种情绪可能会影响标本的采集过程，或者通过神经体液的调节作用影响检验结果。因此，在标本采集前还应该给予患者心理疏导，帮助患者排除焦躁情绪。并以自愿自主的原则进行标本采集，对于一些损伤性和风险性较大的检验，比如骨髓穿刺等，就需要患者自愿签署同意书，并与患者家属做好沟通交流，争取家属的理解和合作，避免发生医疗纠纷的可能。此外，对于一些涉及患者隐私的标本，如尿检、便检、检查等，要给患者提供合适的标本采集场所，并做好标本回收工作。另外，一些昏迷病危的患者在进行标本采集时，尤其是无人陪同时，要尊重患者的隐私权。

2.2不伤害原则

有时患者使用的治疗药物会影响检验结果，比如：氯化钾、血清蛋白、葡萄糖注射液等，会引起血钾、血清蛋白值以及血糖的假性偏高。但在进行标本采集时如果为了保证检验的准确性而片面的要求患者停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病情变化的风险。因此，在采集标本前，应该根据患者的实际需要和病症的变化，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给予患者调整治疗方案，并给予个性化的检验方案。另外，在采集标本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患者的个人体质差异，一方面要保证标本采集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也要最大可能的减少患者的痛苦，慎重选择标本采集器具，避免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2.3保密原则

保密原则就是指医务人员帮助患者保守医疗秘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伦理原则，也是医疗界最古老的一条医德规范。在医学检验中，它要求检验人员要遵守两方面的保密原则：

①不随意打听患者隐私，保密在检验中得知的患者信息；

②对于一些可能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精神打击的检验结果，应对患者保密。

2.4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本是指每个公民在社会上都享有同样的权利，享有公平分配的卫生资源以及参与权和使用权，而在医学检验中，公正原则更强调公正的内容，即在检验的各个环节当中，各个样本享有的待遇是相同的。

篇（4）

二、实施过程与对策

1.明确艺术教育理念，开展普及工作

（1）根据艺术教育的总目标，把艺术教育作为一种思想，在学校各个环节和形式上体现素质教育的宗旨，构建一个“以美促德，以美益智”的艺术教育环境。同时，明确艺术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这一理念，为每一位学生提供艺术教育的机会，避免艺术教育的功利化、狭隘化，把艺术教育与其他几方面教育一起形成合力，促进学生发展。

（2）完成课程设置：根据医学院校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在教务部门的支持下，将艺术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开设了音乐、美术、舞蹈、影视作品欣赏等理论课程和摄影、书法、乐器演奏、国标舞等实践课程。首先把国内外的优秀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使学生从艺术文化的发展中感悟世界的美、人生的美。其次，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艺术知识和技巧，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艺术修养。

（3）开辟课外艺术活动场所：课外艺术活动既能展现校园文化风貌，又是促进学生艺术能力发展的重要环节，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开办了乐队、舞蹈、摄影、绘画、手工等艺术活动室，使学生每周有两次机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艺术实践。

2.深化艺术教育，提高艺术教育层次

（1）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艺术课程除了要学习艺术知识和技巧本身，学生更要通过背景、文化，把握艺术所表述的本质和艺术的精神。所以，安排教学内容时，有目的地选择优秀的艺术欣赏作品，合理拟订审美教育计划，有的放矢地提高审美高度和层次。

（2）明确科研方向：科研的目的是带动教学的发展，所以艺术教育的科研工作不能只重视艺术理论的研究，要针对艺术教育在学生心理、情感、审美和创新能力的作用进行研究，大力挖掘教师潜力，积极申报高层次的研究课题，以取得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科研成果。

（3）在艺术实践中检验艺术教育成果：在课外艺术实践中以各类艺术节做契机，充分发挥社团作用，成立合唱队、舞蹈队、摄影、书画协会，积极参加各级大型文艺演出与国家、省、市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实践中使学生的艺术技能得到提高、情感得到培养、人格得到升华。

3.促进艺术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发挥艺术教育的育人作用

学校教育中各个学科、各个环节乃至学校教育的全过程都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因素，只有拓宽艺术教育途径，才能提高学生的综合审美能力。

（1）专业教学与艺术教学的融合：教学实践中我们摸索出医学院校的课程应将审美教育融入艺术教育的全过程，由原来的艺术审美延伸到医学审美；由开设单纯的艺术课程发展到与专业相结合的审美课程中。如开设音乐疗法、医学美术、形体仪态技能训练等。在艺术与医学结合的教学实际中，强化学生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激发学生创造美的能力，促使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审美水平的提高。

（2）挖掘教师艺术潜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作用，各个专业教师艺术素养的提高，会对学生的审美水准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学校定期开办艺术讲座和艺术技能培训班，开发教师的艺术潜质，使他们在教学中以美学的观点、审美的眼光培养学生。

（3）校园艺术环境的建设：指校园的物质文化设施，如校园内部景观设计、建筑物内部的装饰设计等，其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学习生活和发展的良好环境，它不仅反映学校的文化传统和学习风气，还可以反映学校所蕴藏的发展潜力和创造力，使学生从无意识接触中获得相关专业知识的滋润和思维的启迪，拓展了学生的学习空间。

三、取得的效果与分析

1.健康人格的提升：艺术教育实践中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欣赏课中凭借优秀的艺术作品所蕴含的广泛思想内容、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情感，给学生以美的享受与启迪。这情感和意识上的触动往往是构成人的美好性格的必要条件。有了美好性格，学生就会以对美好事物无比热爱、对丑恶事物无比憎恶的审美态度去对待现实社会、人生、事业、亲友、同志等。在课外活动中，让学生在审美的环境中和亲身的实践中去感悟艺术作品所反映、描写、刻画和塑造的人物的高尚境界，看到生活美与艺术美标准的差距，从而对优秀作品中的人物或事物产生认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会对学生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激励他们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从而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

2.审美能力的提高：无论是课堂教学、课外艺术实践还是艺术环境的熏陶，都是通过具体、直观、可感的美的形象，使学生在直接感知美的事物过程中充分展开想象，发挥创造，提高敏锐的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在美的品位与感悟中得到愉悦和理性的启迪。另外，艺术活动中师生间能保持畅通的情感沟通，这种沟通和理解伴随着丰富的情感体验、感染学生，激感活动。强烈的情感活动形成巨大的动力，推动学生的想象和思考，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社会。

3.应用能力的提高：学生在艺术课程中获得的艺术能力和经验，使学生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富有情趣，工作和学习变得更有效率和富有创造性

四、结论与建议

1.艺术教育的实践使学生对美拥有了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情感得到一定程度的升华和净化，促进了人格的完美。事实证明，艺术教育在培养学生方面起到了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

2.艺术教育是一种生命教育，是提高审美而完善个人文化的品格教育。因此，它的教育是广泛的，不能只局限在艺术文化范畴，而应进一步融合于艺术教育，与其他几方面教育一起，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为促进艺术教育在学校的深入开展，领导应制订政策，在教职工或学生考核中必须与艺术教育相联系，从而引起学校各个方面的重视。

4.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一个成功的教师，不仅是丰富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精神世界的探寻者，教学中时刻把握学生心理特征和教学规律，运用高超的技艺、丰富的艺术、健康的内容，来激活学生的精神世界，促进学生情感的健康发展，提高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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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增加医德教育课程

在基础课学习的过程中，特别是进入临床之前安排专门课时学习医德、医风，增加爱伤意识教育，一切为患者着想，要求学生换位思考，开展“如果我是患者会怎样？”的讨论，观看有关医德教育的影片等等。

1.2请医学专家讲座

在医学生刚刚进入临床的初期，分次邀请医学专家开展讲座，通过老一辈专家的亲身经历，让学生们了解作为一名医生应该面临的专业性、社会性等方面的问题，使他们心理上有一个适应过程。

1.3请社会工作者讲座

近年来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种各样的医患纠纷有所增加，从目前医疗服务过程的总体上讲，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是当前医疗服务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不容乐观。通过讲座可以使学生们了解社会大环境及医疗小环境，更多地让他们知道如何处理临床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1.4带教老师把关

带教老师在临床工作中引导学生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真正把好关，以免因为教学工作引发医患矛盾，给患者和学生都造成不好的影响。

2加强医患沟通

2.1带教老师进行医患沟通

在教学之前由带教老师和患者进行沟通，以取得患者的理解和配合。卫生部部长高强曾就加强医患沟通，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要充分认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能否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的和谐关系对于能否实现战胜疾病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只有患者很好的配合，教学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为此在教学中要加强对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教育，可以请临床专家开设专门的讲座，学生与老师进行模拟训练等，尽可能的消除隐患、防患未然。

2.2加强医院对教学的重视

作为教学医院，每个患者在来院就诊时都有可能成为教学的病例。通过完成教学工作，可以使整个医院的工作更加进步和完善。任何一个医学院学生，要成为一个正式医生，都要经过医院临床实习阶段，实习医生把患者作为标本来观摩，目的是为了学到更精湛的医术，将来更好地为患者治病。因此，医院应该把教学的目的向患者讲明，以取得患者的理解。同时医院也可以对参与教学工作的患者给予一定的照顾，例如缩短等候时间、优先检查等。

3社会环境和氛围

3.1加强宣传及引导

加强正面宣传，正确引导舆论，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当今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大环境下，这一点更为重要。很多时候普通患者是不了解医院的工作流程和医生的上下级关系的，加之有些文艺作品的误导，更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纠纷隐患。因此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增强群众对我国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解和支持，营造良好的卫生工作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让患者了解医院、了解医学院工作程序和内容，取得患者的信任、支持和配合；并且从实际出发，切实保护好患者的权利和利益，解除患者的后顾之忧。同时可以引入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利于对医患双方的保障。

3.2加强保障机制的建立

在教学医院中，针对教学过程中的医生、医学生和患者应该建立一种有效的保障机制，对于参与临床教学的医患双方都要有所保障，比如引入临床教学相关的保险，让医患双方都能解除后顾之忧。另外对于参与教学的患者采取优先就诊、专家会诊等优惠措施，从而既能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又能对医疗质量加强保障。

篇（6）

(1)使命：

建立一支能够弥补专业之间界限的研究团队，并创新医疗技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培训转化实践和先进技术。

(2)愿景：

通过有实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实践来简化新发现进入临床的过程，以改善全球健康状况。

(3)价值观：

正直，仁慈，责任，尊重，卓越和执行明确的目标。

(4)战略重点：

转化研究和教育基础设施；注重多学科领先技术平台；通过科研合作网招聘精英和专业员工队伍；创建一种支持全球协作和转化新发现的文化和网络；以调动社区为使命，通过研究来改变医疗保健。

1.2研究空间和设施

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研究所占地面积40877m2，大楼共12层，150个实验台；医院内部有额外9290m2的研究空间。其中转化研究大楼拥有能够容纳90名主要研究员的开放实验室，拥有增强跨学科研究的核心设施，还拥有两个符合GMP认证的实验室，以制备临床级放射性药物、生物制剂和小分子研究的开展；拥有先进的手术模拟训练设施。该研究所拥有用于临床前和临床研究所需的最先进影像设备。主要包括：拥有最先进的商用级SPECT，大口径MRI和PET；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在体内多光子激光扫描显微镜、场发射扫描型电子显微镜；1台能建立放射性同位素的回旋加速器；在cGMP的放射化学实验室中有9个热室（铅盒化学实验室），用于生产放射性药物。研究所能提供20项核心尖端试验技术和数据分析平台，包括分子诊断学、蛋白质组学、流式细胞术、病理、生物医学信息学和生物统计学的支持、芯片和血清/组织标本库。

1.3研究资金和项目

2013年，研究所有1450万美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资金和3700万美元校外资助资金，总年度研发投入达到1.2亿美元。2013年底，研究所拥有840个临床研究项目，形成了10个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炎症及表观遗传学、糖尿病及代谢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神经科学、移植免疫学、基因组医学、组织工程及再生医学的研究成果。经过多年积累，在癌症研究上形成了领先优势，成立了3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的多学科中心：创新癌症研究中心、德州纳米医学癌症中心和癌症发展系统化模拟中心；并形成了3个跨学科优势研究领域，包括纳米医学、系统医学与生物工程、转化影像。

1.4合作机构与人员

目前，研究所拥有270个成员和1400个具备资格的研究人员。美国国内合作伙伴主要有威尔康乃尔医学院、休斯顿大学等；国际合作伙伴包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清华大学在内的多个国家有合作。

1.5培训与教育

研究所高度重视科技教育与创新，使先进的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和转化。目前拥有手术训练和虚拟医院设施、15个程序技能站、心胸手术室、3个研究手术室、无生命的技能实验室、视频编辑套件。负责监督500多名学员研究，具体项目包括：学术课程、本科生暑期学生计划、研究生2年培训实习、医疗研究项目、博士后培训计划、临床科学家与研究系列讲座、实习项目等。学员来自于美国全国各地合作大学以及国际合作伙伴。

1.6管理与运营

研究所实行董事会管理下的独立运营模式，执行管理办公室全面负责日常运营和管理事务，下设交流与对外关系办公室、辐射安全办公室、科研经费结算管理办公室、治理与学部事务办公室、资助和合同管理办公室、中心实验室运营管理办公室、休斯敦卫理公会学院、研究受试者保护办公室、科研技术管理办公室、技术转让办公室、科研权益冲突管理办公室。研究所重点管理领域包括：

(1)成员及资格认证管理。

包括科研资格认证、研究所成员管理、成员入职培训等。

(2)资助和合同管理。

包括科研经费审核。

(3)技术转让。

支持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到临床；确定哪些专利、发明和其他知识产权可转化成商业产品和服务技术。

(4)科研权益冲突政策。

确保科研设计、实施、报告和公布的研究不会因实际或可能发生的冲突而失之偏颇。

(5)卫理在线研究技术倡议。

允许以电子方式提交的所有行政审查和批准、IRB、IACUC、赠款和跟踪、合同意见书等。

(6)研究受试者保护。

负责监督涉及使用人类受试者、动物或限制材料研究的审批程序。有关使用人类受试者、动物或研究生物制剂，经过机构审查委员会、机构动物伦理委员会、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审核。

(7)技术攻关。

支持其研究人员自动执行管理流程，包括管理应用程序开发和实验室技术运作。

2对我国医院建立临床医学研究所的启示

2.1建立临床医学研究所是提升临床科研水平和学科综合实力的重要平台

(1)重视转化医学是建立临床医学研究所的根本。

转化医学是一个致力于克服基础研究与临床和公共卫生应用间严重失衡的医学发展的新模式，其意义及价值已引起欧美国家高度重视，美国已在近40所大学建立了转化医学中心。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研究所将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研究为重点，促进了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和现代医学技术的创新。对我国医学研究机构而言，从传统的基础研究向重视转化医学研究转型，或是建立以转化医学为重点的临床医学研究所意义重大。

(2)注重成果推广和培训是临床医学研究所的价值体现。

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研究所有较为完整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培训内容丰富，培训设施先进，拥有手术训练和虚拟医院设施、15个程序技能站、心胸手术室、3个研究手术室、无生命的技能实验室。这一战略发展理念更加体现了临床科研为临床服务的思想，这些硬软件设施保证了临床科研成果更加迅捷地向临床应用转化，直接产生生产力，为提高社会健康水平服务。

2.2重视学科交叉融合是综合性临床医学研究所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1)学科交叉融合是医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研究所有意混合传统部门间的界限，促进不同学科和背景的科学家团队进行合作和创新研究，以解决人类多个关键领域的疾病。学科交叉融合和整合创新也是当前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充分利用最先进的数字技术、纳米材料技术、全基因检测技术等，与各传统医学学科融合，将面临共同疾病和健康问题的不同学科整合在一起，协同研究和创新。学科交叉融合也是我国医院在设立临床医学研究所时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也使得在大型综合医院设立综合性临床医学研究所变得意义重大。

(2)引进先进设备和建立综合技术

平台有利于提高研究所运营效率和发挥资源优势。先进的仪器设备和一流的技术平台是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研究所取得的卓越科研成就的重大保障。如该研究所拥有国家最先进的影像设备、符合GMP认证的实验室设施、最先进的模拟手术设备等，都是国内研究机构在建设思路上不具备的。共有的设备和技术平台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对于高端、高成本的设备，更应该充分发挥其价值，这也是设立综合性医学研究所的意义所在。

2.3紧跟国际医学发展前沿和结合

各医院学科优势是临床医学研究所战略定位的关键

(1)临床医疗优势和研究所的品牌优势相辅相成。

美国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启示是从PI管理模式到形成研究所的品牌优势。该研究所面向全院乃至全国开发实验室平台，建立840个研究项目组和10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再形成研究所的优势和品牌，逐步形成了系统医学、分子影像和生物工程、纳米医学3个领先研究领域，其研究和创新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国医院在设立研究机构时，应充分借鉴这一管理理念和思路，开放实验室平台，实行灵活PI管理模式，结合医院当前各学科临床医疗优势，整合优势学科资源，凝练学科方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所的领先研究领域和品牌。

篇（7）

2、高校学籍管理工作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有的学籍管理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医学院校的学籍管理。首先，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高校招生人数不断增加，高校的教育对象、教育手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旧的学籍管理方法，已经不能够适应大众化的教育发展需求。其次，由于新时期的大学生个性发展要求强烈，如果再按照旧的学籍管理制度，不能有效的因材施教，就会影响到医学院校的教学质量。还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努力培养适应于时代，适应于社会的医学人才，而旧的学籍管理模式，带有很强的计划性，很难适应新时期人才市场供求变化的发展。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学院校必须优化医学管理工作，改革旧的学籍管理模式，使学籍管理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求。另外，一些管理者缺乏对于学籍管理的正确理解，学院学籍管理制度不完善，学籍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学籍异动处理不严谨；导致一些学生的学籍注册信息错误或缺失。给学生毕业找工作带来麻烦。再者，一些学籍管理者没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学籍管理工作效率不高，对学生主体地位缺乏应有的认识，也影响了学籍管理工作的质量。因此，在新形势下，医学院校的学籍管理要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要以新时期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通过科学化的学籍管理，优化医学院校学籍管理的数据和信息，进而树立良好的校风、学风，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

3、优化管理模式，创新高校学籍管理工作

对于医学院校来说，学籍管理是一项比较重要的管理工作，因此，管理者要改变思想认识，建立健全学籍管理制度，实现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要制定一套系统的管理体制，做到学籍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学生的学籍制度，不仅是学生学习成绩评定、授予学位、重修、补考以及能否毕业等的重要依据，还是学生在校期间考试作弊、处理违纪行为的重要依据。因此，学校必须重视学籍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籍管理规定，遵循依法原则、学校特色原则、稳定性原则、适度和梯度原则和创新性相结合原则，不断完善、补充学籍管理规定，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籍管理模式。另外，对于学籍管理规定中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学校领导以及教学领导机构应当予以审定，要有计划的进行学籍管理改革，采用优化模式，明确学籍管理的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规范，学籍管理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学校还要加强对于学籍管理的宣传力度，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以及创新意识。要深刻认识到学籍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以及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好学籍管理各环节工作。在收集、处理学籍信息时，要做到及时、细致和准确。在收集处理的过程中，要保证执行按程序，处理有依据。同时，在优化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还要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化管理学生的学籍信息，构建学籍管理的信息网络，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学籍管理。实现管理平台共享，信息资源共享、进而提高学籍信息管理工作效率。

篇（8）

在谈到原始仪式时，哈里森认为，原始人最初是没有“精灵”这个观念或概念的，他们根本不可能有抽象的思想，在他们心灵中，抽象性是格格不入的。①

心有所感，情动于中，于是不由自主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种舞蹈往往因为其中一位跳得格外出众而被推举为带头人、领舞者，这个领舞者就是最初的“道成肉身”，逐渐成为仪式参与者的偶像，他的有血有肉的人格为后来的人格化过程提供了雏形。在仪式活动中，领舞者成为凝聚集体激情的焦点和核心，整个活动都围绕着他展开，他成为仪式的灵魂。他的形象因此深入人心，被铭记不忘。年复一年，这种印象被不断重复和再现，终于从一个真实的人转变为人们记忆中的意象，成为一个精神造物。“正是知觉的周期性重复，使一种持久的抽象化、概念化过程成为可能”，“周期性的节日缔造了一个神，一个尽管并不是永生不死却能死而复生的神。”(43－44)需要补充的是:这位领舞者，他应该同时是领唱者，由于是仪式参与者注意的核心，在他身上也就集聚着参与者热切的期待和愿望，随着仪式周期性重复，真实的人渐次被淡忘了，这个凝聚着参与者期待和愿望的意象逐渐转化为一个抽象观念，一个寄托了参与者的期待和愿望的神灵。必须强调的是，只有在原始仪式的“集体性”活动中，这种转化才可能发生。在这个亦歌亦舞的仪式活动中，参与者的情绪相互感染着，相互激扬着，并由此构建了激情和力量的漩涡。正是在这个漩涡中，每个参与者的情感和欲望被高倍数放大了，日常的感觉阈限被突破了，仪式空间中的一切都因此发生了转变，那位领舞者(领唱者)的意象也从平常的对象转变为“非凡”的对象，一个离开集体性仪式活动，离开这个空间就无从感知，无从体验，也无法理解的“非凡”的对象。在仪式活动周期性重复过程中，一方面这个领舞者(领唱者)的表象被抽象化了，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得到强化、“非凡化”，神灵也就因此降生了，仪式空间也因此成为神圣空间。离开仪式的集体性活动，这一转化绝不可能发生。

②这位领舞者(领唱者)既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又是仪式活动中不同凡常的“神”，而这对于依循互渗律来思维的原始人来说，既是自然的，又是神秘的。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考释了中国戏曲之起源:古之祭必有尸。宗庙之尸，以子弟为之。至天地百神之祀，用尸与否，虽不可考，然《晋语》载:“晋祀夏郊，以董伯为尸。”则非宗庙之祀，固亦用之。《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盖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冯依;故谓之曰灵，或谓之灵保。

《东君》曰:“思灵保兮贤姱。”王逸《章句》，训灵为保，训保为安。余疑《楚词》之灵保，与《诗》之神保，皆尸之异名。

(5)王国维提出的“宗庙之尸”即祭祀仪式中由子弟装扮成祖先之形象。开始，“尸”是由死者子弟装扮的，而后转由专职化的“巫”来担任，故曰“巫而兼尸之用”。而“巫”即“灵”，也即“神”。

所以，尸、巫、祖先、神灵是相通的。从中，我们可以推知，最早的仪式活动主要是祭奠祖先的。对于原始先民来说，死亡是最为重大的事件，延续生命是最为迫切的需求，他们企图通过死而复生的仪式来实现生命的赓续。因此，早期仪式活动主要的祭祀对象正是祖先，也即由子弟装扮的“尸”。随着时日流逝和仪式周期性重复，对祖先的记忆渐趋模糊，许多“功绩”、“德行”、“恩泽”以及对诸多先辈的怀恋都被强加在“尸”上，终于，那位装扮祖先的“尸”就成为非同凡常的“神”了。金文中商人的“上帝”释为天帝兼祖先神，是殷民族的始祖，亦可为证。至此，我们可以对哈里森的观点再做出补充:那位仪式的领舞者，不仅同时是领唱者，他就是古代中国所说的“尸”，也即祖先的扮演者，只是后来也用以表现神灵了。其间，专职化的“巫”的出现是个关键因素。即便在原始思维的互渗作用下，人们毕竟很难将终日相处、耳鬓斯磨、十分熟稔的“子弟”作为“神”来体认，而只可能把他视为祖先之再生。只有当原本陌生、不知来历的“外人”，一个专职的巫师，以其“专业化”的娴熟舞姿和诵唱，因其“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才能被仪式参与者视为有别于祖先的另一个具有非凡力量的不可知者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神灵。对于仪式参与者，他在仪式中以具体可感的形象显现了，而且激发起一种日常无法触及的如痴如醉的体验;然而，他又是不可知的，人们不知道他的来踪去迹，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不知道为何有如此之魔力。这一既可感又不可知者就是“神”，神的表象和观念也因此萌生，并进而和那些令人的感官无能为力或遥不可及的诸如“天”、“日”、“月”等联系在一起。围绕神灵，仪式空间也逐渐被建构为神圣空间。仿照伊利亚德的话来说，“尸”的出现导致空间均质性的中断，并成为一种绝对实在的展示，成为神圣化的基点，世界秩序就建立在此基础上。自此，神灵崇拜与祖先(祖先神)崇拜虽仍旧密切关联，却渐渐有所区分了。

弗雷泽在分析原始巫术时指出:原始人“隶属于过去，隶属于祖先的灵魂。祖先的阴魂好像用一根铁鞭统治着他，他必须服从那些不成文的法律。”(51)祖先在原始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首要性和无法排除的影响力。这种现象既决定着原始仪式首先要以祖先为祭祀对象，又说明了祖先祭仪已经使这位被祭祀者深深刻印在原始人心中，祖先已具有神灵般的威慑力，而且说明，在神灵崇拜产生之前，祖先崇拜已有了深远的根基。

神灵观念源于祖先祭祀，这一点还可以在印度史诗中得到验证。布洛克本的研究指出:印度史诗的中心信仰在于诵唱英雄的故事，并由此将他作为一位神灵来召唤。“在当地传统中，死亡事件作为故事的‘生成点’(generativepoint)而发生作用。它导致了神格化，导致了崇拜，导致了祭仪，因而最终导致了叙事，这种叙事伴随着仪式而得以演述，以召请死者魂灵的降临。”(转引自纳吉65)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我们和哈里森一样沿用“舞蹈”、“歌唱”这些概念，其实还远不是在现代意义上来使用这些概念，它们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只是一些集体性的有规律的行为模式，或者可以采用叶朗的说法，称之为“原始形象符号活动”。

原始仪式中发生的这一转化对于人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开启了人的真正的精神空间。如果说，在神灵观念出现前，仪式活动及包含其中的舞、歌等原始形象符号活动总体上还停留在身体感知水平的话，那么，神灵降生之后，这一切都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它与神相关联，并因此具有新的精神性向度，这就在原始形象符号活动向文学艺术转化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尽管这些原始形象符号活动可能仍然是劳动、狩猎、战争等行为的模仿，以及感叹叫嚣呐喊，却因其与神灵相联系而具有精神指向，已经超越了种种日常活动。虽然它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但与人类其他实践活动区隔开来了。这些与神相联系的舞、歌等原始形象符号活动不再仅仅给仪式参与者带来身体和狂欢，同时还因其与神相联系、相沟通、相融合而具有神圣价值和超越性，并为人带来崭新的体验和精神慰藉、精神愉悦。人与神的结合终于导致人的身体、感官与精神的结合。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拓展，世界对于人来说不再仅仅是物质对象，它同时展开另一个辽阔、虚无的精神空间。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互渗律为特征的原始思维本身也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它从混沌初开时的物物互渗、物我互渗进而扩展为客观对象的直观表象与主观抽象的精神性意象的互渗。布留尔从大量的人类学材料中看到，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几乎不存在我们叫做现象的原因的那种东西，它的前关联毫不迟疑地确定着从某种感觉印象到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的直接转换。

严格说来，甚至不能说发生着的事物需要解释，因为正是事物发生着的那个时刻，原逻辑思维立即形成了一个关于以这种方式表现着的看不见的影响的表象。事实上，对原始人来说，他周围的世界就是神灵与神灵说话所使用的语言。原始思维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学会这种语言的，它的集体表象的前关联使这种语言完全成为天然的东西。(375)按照原始思维的互渗律建立起来的集体表象的前关联，确如布留尔所说是“天然的东西”，但是，某种感觉印象与看不见的力量(神)的表象的关联，却必须以对看不见的力量(神)的感知并建立表象为前提，而原始仪式活动恰恰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演练学习机缘。仪式让原本不可见的东西成为一个具体可感的形象，成为仪式参与者共同的感官对象，原始思维正是在仪式活动演进过程中学会这种与神交流沟通的语言的。

在《数的崇尚》中，庞朴从古文字学角度对“無”做了深入探考，他认为，無、巫、舞，三位原本一体。“無”的象形文字表示一个人手执牛尾或茅草在跳舞的形象。远古人跳舞，并非为娱乐，而是为祈福:祈求农作物丰收，他们就模拟农作的动作;祈求出猎大获，就模拟猎物的动作。这些动作叫做“舞”，也就是“無”。“舞”所奉献的对象———种种神灵，由于看不见，无法明其形，便也用“無”来表示。善于从事跳舞、善于揣摩对象“無”(神灵)之喜怒的人，慢慢以其专长而被称为“巫”。因此他说:“巫之所以称巫，原来因为他们负责同‘無’打交道。‘無’又是什么?原来是‘舞’所献媚取悦的神灵。”(11－12)随着人类实践发展，原始思维日渐趋于解体，原始仪式活动衰落了。原先包含于仪式活动并与其融为一体的各种原始形象符号活动，由于其本身同时具有娱神、娱人的功能，在离开仪式之后，同样在民间得以流行，并且因为不再受到仪式的严格约束，反而迅速发展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离开了仪式的神圣空间，由于神的观念淡漠了，这些活动中由神占据的位置也空缺了，神成为不在场的在场，仅遗留下模糊的、虚无的影子。神灵离去后，诸如“舞”等形象符号活动原有的神圣性也日渐淡薄，并转变为本雅明所谓的“灵韵”，一种含混的形而上的精神意蕴，一种没有神灵的“無”(虚无)。可以说，宗教是人通过仪式与神灵打交道的活动，而被神遗弃后的“舞”等活动则是人借道于它与“無”(虚无)打交道，与无边无垠的精神世界打交道。人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关系。

马克思说:“整体，当他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陆梅林170－71)人对世界的掌握方式、人与世界间的关系是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分化而分化的，分化带来掌握方式、关联方式的多样性。仪式活动正是以强有力的方式促成了这一分化，它从日常生活世界中区划出一个独特的神圣空间，也使得仪式中的种种原始形象符号活动成为人与神打交道的独特的神圣方式。这种人与神之间的神圣关系，后来演变为人与“無”(虚无)打交道的新关系，我们称之为“虚拟意向关系”;由此创建的不确定的想象空间，我们称之为“虚构世界”，一个迥然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无的无限的精神世界。这个虚构世界成为文学艺术理想的栖身之地。也正是这一原因，“虚构”一直以来受到西方学者的青睐，并被韦勒克称为文学的“核心性质”。

二、以上，我们只讨论了原始形象符号活动向文学艺术活动转化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这还不足以阐明这一具体转化过程。除了神的降生和离席，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仪式活动参与者的分化和旁观者(观众)的出现。

在《古代艺术与仪式》中，哈里森对古希腊剧场做了细致考察。她发现，乐池或合唱队舞场与观众席之间的空间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最后，直到它成为整个剧场的精神中心。这一变化的实质正喻示着观众从参与者中分化出来，并逐渐成为仪式活动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而这最终导致仪式向艺术转化。她说:对于希腊人来说，观众是一个全新的因素，因为有了观众，舞蹈从人们共同参与的活动，变成了供人从远处观看的对象，变成了某种壮丽的景观。过去，所有的人都是参与者和祭拜者，现在，其中的大部分人变成了旁观者，他们看、听、想，但不再做。正是这种全新的旁观者的态度，在仪式和艺术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原本是你自己亲身参与的行事，你自己的所作所为，现在变成了戏剧，戏剧依然是行事，但却与你的行为相疏离。

(82)夏含夷则从形式、语言、内容诸方面，对《诗经》中那些大约作于西周王朝第一世纪的最早诗篇与作于西周中期(约当公元前十世纪后半期)的诗篇做了比较，他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西周中期的诗篇中已经不见第一或第二人称代词，相反地却以第三人称代词“厥”(他的、他们的)来指称礼仪的参加者、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祖先和神灵。这一变化暗示:仪式活动不仅由参与者(祭拜者、祈祷者)和承受祭拜、祈祷的对象(神灵、祖先)构成，而且出现了第三者，即观众，并且这些观众已经成为仪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仪式诵唱不得不面对的听众。也就是说，仪式中的诗歌诵唱不再仅仅是献给神灵，同时是让观众“欣赏”的。诵唱的目标从单一的神灵进而变为兼顾观众，而且观众的重要性也已经显示出来。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为了尊重观众，让观众听明白，不至于淆乱表达，第三人称“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称的变化显示了对话结构从“二元”到“三元”的变化。这就说明，最早的诗篇是一种在仪式中被集体参与者唱颂及舞蹈的祷告诗，它们的功能和意义都不能脱离礼仪;而西周中期的诗篇描写了另一种不同的礼仪，即由专职祭师在群众宾客面前进行唱颂。从这两种诗歌的比较中，“可以使人看出诗歌表现形式与礼仪表演这种从集体参与到祭师与观众相分离的平行演进:从合唱到诗人与观众相分离。以这种分离为起点，中国诗歌从‘颂’的领域发展到了真正的文学的领域。”(26)哈里森和夏含夷都敏锐地看到，观众的出现对于仪式形象符号活动向文学艺术活动转化的重要性，然而没有阐明观众究竟为何从仪式参与者中分化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人口繁衍，部落壮大，以致组织全体人员参与仪式因受到活动空间等诸多条件限制，在事实上已经不再可能;其二，也是最为重要的是神灵崇拜观念加强和对仪式活动高度重视，(“国之大事在祀和戎”)这就势必对仪式及其中的歌舞等形象符号活动提出更高的技术性要求，也就自然导致表演的专职化，不仅“尸”由专人扮演，歌舞也要由训练有素的专人担任，其余就只能成为旁观者了;其三是权力的集中使得专职队伍得到稳定，当“国家”雏形既成，仪式表演者也就相应有了“官职”，成为权力集团的成员，各司其职了。于是，作为仪式活动“看客”的观众就形成了。此外，不同部落兼并、融合带来新的仪式活动方式，也使得一部分人不得不成为旁观者。

这一分化对原始形象符号向文学艺术转化又是关键性的。原先，尽管仪式歌舞给人带来，但这些感受几乎完全被淹没在仪式崇拜情绪中，实质上类似于宗教体验，审美则只是潜在因素。

一旦参与者成为观众，即便他在观看中受到陶醉，不时发出呐喊助兴，却已经无可挽回地与仪式歌舞拉开了距离:他已不再能够直接参与表演，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共同造成了一种变化，即“审美改造”。就如巴罗所说:“距离的改造作用首先在于把对象从我们实际的或者真正的我这个范围中转移出去，在于给现象以超越于我们个人需要和目的范围之外的地位。”(麦•莱德尔421－22)作为仪式的旁观者，他虽然仍旧怀抱着对神灵的虔敬，仍旧默默祈祷目的的实现，却毕竟已不是直接向着神灵表演和交流，他只是观众，因此也就不再拘执于实用目的，观看给了他萌生超然态度的机缘，审美就趁机登场了。

就仪式本身而言，它主要是娱神的，同时也因参与者的身体活动和情感活动带来而具有娱人的因素。旁观者的产生促成娱神与娱人的分化。作为参与者，他不能不全身心投入到敬神娱神的活动中，完全忘却了自身的存在，更无暇顾及自己的感受;而“旁观”则让观众之“我”重新在场，我的感受也开始受到关注了，并使原始形象符号活动成为被“我”观看、体验的对象。“观看”即亵渎，原先单纯的膜拜心理开始受到挑战和排挤，③高高在上的神灵也于不知不觉间降身为马丁•布伯所说的“你”，一个不再令人感到敬畏而让人觉得可亲可爱、可笑可悲的“你”，从而构建起“我－你”关系。于是，审美关系出现了，审美因素滋长了，并终于导致“膜拜”向“欣赏”转化，导致仪式形象符号活动向文学艺术活动转化。表演者与旁观者的分化，是这个转化的关键一步，从此，原始形象符号活动正式踏上向文学艺术发展的途程，并在日后从仪式中分离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所以，闻一多说:这些神道们———实际是神所“凭依”的巫们———按照各自的身份，分班表演着程度不同的哀艳的，或悲壮的小故事，情形就和近世神庙中演戏差不多。

不同的只是在当时，戏是由小神们做给大神瞧的，而参加祭礼的人们是沾了大神的光而得到看热闹的机会;现在则专门给小神当人的巫既变成了职业戏班，而因尸祭制度的废弃，大神只是一只“土木形骸”的偶像，并看不懂戏，于是群众便索兴把他撇开，自己霸占了戏场而成为正式的观众了。(268)谢克纳则从人类表演学角度进一步指出:“当观众和演员之间需要拉开距离时，戏院出现了……戏剧通过转换步骤由仪式产生的证据———通过这一证据，参与者依靠表演一项有实效的活动被转换成一项表演者依靠观众的娱乐活动———不光是古代或中世纪的文献里可以找到。仪式转换为戏剧的现象今天正在出现。”(171)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讲述了阿兰达人举行的因提丘玛仪式:在虔诚的朝圣途中，崇拜者走过的道路是阿尔彻灵迦时代英雄们所踏过的;崇拜者停下来举行仪式的地点是祖先们曾经逗留过、辉煌过并在此魂归大地的地方。

所有这些都会在仪式参与者的内心引起回忆。他们除了运用手势动作以外，会经常吟唱与祖先业绩有关的圣歌。涂尔干认为，这些动作、吟唱已经具有戏剧和其他艺术的形式，由于祭司由祖先的后代担任，他既是祖先的后代，又是祖先的化身，模仿祖先的姿势，只不过还没有像演员那样去扮演祖先的角色，他的角色还是自己。“要想进一步加强仪式的表现性质，只要突出一下祭司与祖先的双重性就足够了，而这正是瓦拉蒙加部落的情况。甚至在阿兰达，也至少在一种因提丘玛上，有某些与该族祖先没有神话传承关系的人来代表祖先，于是，仪式中就出现了确切意义上的戏剧表现———这便是鸸鹋族的因提丘玛。”(357－58)当仪式中的祭司(祖先装扮者)从跟祖先有血缘关系的后代转为没有神话传承关系的专职人员担任，一个重要变化，即他与所扮演的“祖先”间的裂罅扩大了，他既是祭司，又扮演着“他人”的祖先，两个角色间存在显著的“双重性”。他明显感到自己是在装扮一个与他毫无关联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获取那个部落的认可，意识到这只是在表演，一种与戏剧表演并无二致的表演。

表演性的加强则从另一方面促使仪式形象符号活动向文学艺术转化。

除了上述原因，仪式的集权化、集中化也必定导致仪式活动衰落和文学艺术发展。当普通百姓被剥夺了参与仪式的权利，原本借用仪式不断固化、强化神灵观念的活动，而今与普通百姓疏离了。这种状况汇同劳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人类认识一道，共同促成神灵观念的淡漠，并因此抽空仪式存在的基础，注定仪式的衰落，为文学艺术腾出了生存空间。

《尚书•吕刑》记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陈戍国129)“绝天地通”之谓，是因为苗民原本存在“人神以杂”的现象。他们的祭祀仪式是全体部落成员集体参与的，每个参与者都有可能与神灵相沟通，因此造成“人神以杂”的混乱局面。这与汉民族的祭仪大不相同，故而帝为惩处他们，禁止苗民部落的仪式方式，命重以司天，黎以司地，隔绝天与地。

其实质是一种改革，以汉民族的仪式制度来统一苗民。《国语•楚语》有一则相似的记载: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

古者民神不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左丘明274－75)以汉民族的眼光看，九黎“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神同位”、“神狎民则”是违犯了天道秩序，应该痛加整饬，由重、黎分而治之，阻绝天地之贯通。这正是仪式活动的集权化和集中化。

当仪式活动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当绝大多数人失去参加仪式的机会，仪式活动中那些娱人的歌舞等形象符号活动就纷纷散逸了，它们流落民间，也因此获得自由发展。正如西方基督教改革运动(theReformation)后的教堂清除了偶像、图画和各类画像，迫使图像流向民间，进入私宅，倒反促成图像的流布一样，离开仪式后的诗、歌、舞、戏也得到迅速繁衍。背离了仪式也就背弃了神，原先的仪式形象符号活动如今名正言顺地以诗、歌、舞、戏等新身份流传于世，它们改换了原来的庄严面目，变得让人亲近了，虽然还仍然背负着神的影子，萦绕着拂拭不去的灵韵，却已切切实实为着娱人而非娱神了。即便日后它们重又被采集、收编且运用于仪式(如《诗经》中部分采自民间且用于仪式的歌谣、傩仪中的许多傩戏)，但是，由于神的权力衰落而人的地位提升，娱人需求压倒了娱神的需求，仪式形象符号活动向文学艺术转化就形成一个不可阻遏的潮流。

另外，仪式泛化，它从祖先和神灵祭仪推演延及宾客宴饮等仪式，造成仪式中神圣缺席，这也是仪式形象符号活动蜕变为娱人的文学艺术活动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李春青做了很好的阐释:“从人神关系上的言说到君臣关系上的言说，再到贵族社会不同个人、不同集团之间，甚至不同诸侯国之间的言说，诗经历了由神圣性的话语向政治性话语，再向标志着身份、尊严与智慧的修辞性话语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诗的功能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它始终指涉某种精神价值，是作为这种与贵族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精神价值的‘能指’而存在的。”(20)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流播于贵族间的诗歌与沉沦于民间的歌谣也注定要分道扬镳，由于所娱之人的群体差异，两者之间展开了相互区分又相互影响、交融的动态复杂关系。

三、文学艺术是由仪式活动孕育而成的，它原本用来与神打交道，与神相沟通，所以直至后来，苏格拉底谈起诗人时仍常常以巫师、祭司做比较。在他看来，唯有如巫师、祭司那般灵感降临，诗人才能代神说话，才有真正的创造力，才能窥见天国的真理;至于那些并非神灵附体产生灵感，仅凭模仿写成的诗歌，则是等而下之的，应该驱逐出理想国。这正是苏格拉底对待诗歌矛盾态度的原因。从中，我们也能窥见仪式歌颂沦落为尘世诗歌的迹象。

由于文学艺术经由仪式而诞生，原本就与神灵相关联，因此，它本应归属神圣世界而非凡俗的现实世界。涂尔干指出:确切地说，圣物的世界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既然神圣世界的所有特征都与凡俗世界相对抗，那么就必然按照其特有方式来对待神圣世界。当我们不得不与构成神圣世界的各种事物发生关系时，如果我们使用了与普通事物打交道时所采用的姿势、语言和态度，就不会理解神圣事物的性质，并会造成某些非神圣事物与神圣事物的混淆。(299)仪式活动将自身与日常生活活动区隔开来而成为一个神圣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的每一事物和行为都是神圣的。正是事物和行为被神圣化，使事物和行为具有了自身表象以外的意义，并成为象征性的符号獉獉獉獉獉獉了。同样，仪式形象符号活动也正因与神灵相联系而具有神圣意义，包含着象征性意蕴。当那些形象符号活动脱离了仪式背景，成为文学艺术浪迹民间之后，也就被神灵遗弃了，它已经服务于人，服务于生活在现实的世俗世界中的人，而且由于放弃了娱神作用，娱人的特征就更为突出、彰显了。但是，人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毕竟不同于其他实践活动建立的关系。在仪式的神圣世界，人与仪式对象的关系已远非日常关系，它指向非现实的“無”(神灵);而当神灵离去留下了空缺之后，人与文学艺术间的关系就只能指向虚无之“無”了，并由此建立了虚拟意向关系，建构起一个非现实的虚构世界。神的离去让人摆脱了精神威压，人已经可以既不受制于神灵又不受制于现实规范，因此，文学艺术的虚构世界恰恰成为人的一个不受任何拘囿的自由世界，一个仍然萦绕着灵韵的意义世界，一个得以诗意栖居的世界。

可以说，没有仪式的孕育，人的心灵只能匍匐在现实的地面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翱翔，正是仪式为文学艺术，也为人类带来广阔的精神世界，注定了文学艺术不可移易的精神性取向，哪怕金钱的压力令它不断向着世俗和娱乐方向沉沦，也始终不会放弃精神向往。

一方面，文学艺术从仪式中分离出来了;另一方面，它们又沿用了仪式形象符号原有的形式，这些形式原先是用来配合仪式的神圣性，区隔仪式神圣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的标识，如今，在脱离了仪式，转化为文学艺术的形式之后，却仍然保留着原有区隔功能，使文学艺术空间成为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一个虚构的审美世界，即马尔库塞所说的“异在世界”。这些形式也就是引领我们进入文学艺术虚构的异在世界，也即审美世界的标识，我们称之为“审美形式”。审美形式之所以具有马尔库塞所说的“专制力量”，就在于它从仪式这个母体中遗传了区隔功能，它作为一种标识，显示着文学艺术的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间的差异，同时，将我们引领进这一虚构的审美世界，正是在这里，一切都发生了审美转化，焕发出不受压抑的勃勃生机。

维克多•特纳对仪式阈限做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在象征意义上，结构化的社会秩序中把各个类别和各个群体区分开的所有特征，都在这里(注:指仪式阈限阶段)达成了一致。新成员只不过是转换过程中的实体，没有地位，没有身份。”(103－04)仪式过程是一个特殊时段，它构建了阈限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体不再承担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和角色而成为“转换过程中的实体”，或者说，他实现了现象学的“还原”，成为一个流动变化着的、不确定的、过渡性的存在。这一点，拉伯雷对民间节日的描绘就是很好的例证。在狂欢节(仪式)中，没有人的身份是确定的，甚至完全可以被颠倒。彭兆荣对仪式理论做了归纳，他说:仪式的“象征性有三:(1)它是一种模糊不定的时空。(2)在阈限期，受礼者进入了一种神圣的仪式时空，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此时世俗社会的分类不复存在。(3)在世俗社会结构中的等级、身份、地位消失。”(196)实际上，仪式之所以创建了阈限阶段，其根本在于神的在场和围绕神构建了一个神圣世界，这个世界是与日常生活世界有着根本区别的另一个世界，它重新建立了与现实秩序不同的神的秩序。在这由日常的现实秩序向仪式神圣秩序转换的过渡性时刻，一个空白地带出现了，在这里，一切都发生了转变且正处在转变、生成之中，于是，它也就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一种从不确定的、纯净的开端迈向神圣的出发，一种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的过渡性状态。仪式的场所、严谨的仪程、巫师的法术，以及歌舞乐戏都共同营造了神圣氛围，建构了一个神圣时空，一个区别于日常生活的阈限阶段，由此构成一种心理诱发———只要踏进这一时空，你就受到感染，分享了神圣，成为另一个“你”了。

篇（9）

2医学院校护理伦理学教学改善的途径

（1）更新护理伦理学课程的知识体系

护理新技术、仪器设备的应用和新理念的出现，都对临床护理实践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我们的教科书对临床的护理实践活动的伦理指导还仅仅停留在基本的护理活动中，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再加之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自我意识的增强，社会不信任危机的出现，都使得护理实践活动中出现很多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人际关系问题，如患者知情权的实现与护理人员保密义务之间的矛盾，护理人员在遵守医院制度与维护患者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也仅限于告知我们在护患关系，护际关系中应该怎么做，并没有针对特殊的实际问题给出伦理学的解决方案。尤其在很多护患矛盾问题的解决中当法律没有涉足的时候，伦理上最多也是点到为止，没有具体的指导方法。中南大学护理学院的杨丽教师在其护理伦理学教学调查结果中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护理伦理学讲授涉及面太广，但是具体内容不叫局限，欠缺目前我国临床护理急需的有关伦理决策问题，未能满足临床实践的需求,突出反映了护理伦理教学内容构成上的问题。所以，作为实践性很强的护理伦理学，在知识体系的设置上，要着眼于护理的实践活动本身，给出一些具体的指导方案，让学生能够了解面对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

（2）提高护理伦理学课程在护理教学中的地位

从2009年、2013年全国两次医务人员从业调查结果来看，从业者自身的职业素养对医疗矛盾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医学院校作为培养合格医护人员的核心场所，不仅要关注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更要关注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的养成。正如吴阶平先生所说，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首先要具有高尚的医德。医护人员高尚医德的培养，首先就要来自医护学生护理伦理学课程的学习，从而把一种外在的他律性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医学生一种内在的自律性的道德良心。因此在医学院校所开设的课程中，护理伦理学课程应该具有和护理专业基础课程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实在在地赋予护理伦理学一定的地位，从根本的教育制度上改善护理伦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条件。

（3）增强护理专业学生对护理伦理学学科重要性的认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护理模式的转变，护理学教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培养适应社会的高素质护理技术应用型人才成为护理教学研究的热点。而仅有的护理学专业知识不足以满足这一实际的社会需求，简单的护理伦理学理论也无法胜任，只有通过强化考试或增加教学的生动性和实效性，这一手段作为提升学生对护理伦理学教学重要性的认识。

篇（10）

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伊格尔顿是这样评述威廉斯理论观念的影响的：“在英国，任何想要逃避威廉斯著作的压力的批评都会发现它的著作是严重地残破和削弱。”［4］作为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的文化观处处显露着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痕迹，他把文化看作是一个重新体验和掌控某种经验的过程。伊格尔顿在1967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与社会》一书就是从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出发的，从书名人们就可以看出，在这部献给威廉斯的学术著作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宣示其文化与社会的批评视野。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这部深受威廉斯影响的著作中，伊格尔顿仍然表现出他独特的思想特质。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的理论观点既有占有，又有批判与超越。一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化观秉承了威廉斯的思考模式，强调英国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是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物质条件之外的，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割裂的密切联系，对于文化的考察必然要在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框架下开展，因此，无论是在《审美意识形态》、《甜蜜的暴力：悲剧性的概念》等高深的理论作品中，还是在《莎士比亚与社会》、《权力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研究》这样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伊格尔顿自始至终都自觉地将文学文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而突出文化的物质属性，此外，综观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念，他始终认为无论在哪种具体的社会结构下，都应该倡导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享有、参与、创造和控制共同文化；另一方面，纵观伊格尔顿的一系列文学理论著作，如《批评与意识形态》、《与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我们发现伊格尔顿都是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基础上开展与的对话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是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中不断吸取养分和灵感的，但是伊格尔顿并非完全站在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内思考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思考与探索中，伊格尔顿也发现了威廉斯在运用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因此，伊格尔顿跳出了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在一个新的理论视野中审视文化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而这个所谓新的理论视野就是在西方理论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渊源

一直以来，在伊格尔顿的思想世界中，意识形态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众所周知，在伊格尔顿近四十年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他积极尝试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20世纪西方思想与文化研究历史，从意识形态研究这一独特视角来关注文化理论与文学实践问题，进而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在文化批评这个大的视域中构建了关于文本生产的科学，即文学生产理论体系。长久以来，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意识形态都是备受关注与争论的概念，其内容最为复杂，意义最为含糊，无论其内在的基本含义还是外在的社会功能与意义都是扑朔迷离又难以明确界定的。然而，伊格尔顿在其文学理论研究中，从未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梳理，曾专门写就《意识形态引论》试图澄清意识形态的概念。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观念。最早，意识形态的理性概念出现在启蒙主义理想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思想家特拉西是第一位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的人，对于他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关于观念的学说，其核心任务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及发生规律。之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欧洲诸国日渐流行，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和它本身涵盖意义的探讨从未停止。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首创了意识形态的德语词汇，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重要论著中阐述了意识形态概念。在伊格尔顿的老师威廉斯看来，理论框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意识形态是指特定阶级或集团特有的信念体系；第二，意识形态是指各种幻觉的信念体系，尤其是所谓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它们与真知或科学知识形成对照；第三，意识形态就是意义和观念的一般生产过程。［5］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他把意识形态看作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看来，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编造幻想和遮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一种虚假意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阐释深刻影响着伊格尔顿，在《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写到：“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6］在马克思之后，葛兰西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丰富了其概念，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7］而非错误观念或依附于经济基础的现象，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霸权理论革命性地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它不仅把意识形态从认识论层面带入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领域，而且更进一步地把意识形态视为霸权斗争的核心范畴，从而超越了传统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为我们理解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理论基础，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使意识形态从认识论层面上升到实践层面。作为阿尔都塞学派成员，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还深受阿尔都塞理论思想的影响。在阿尔都塞早期著作《保卫马克思》中，他指出“意识形态使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与科学不同，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认识的职能）。”［8］在此，阿尔都塞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是一切社会总体结构的组成部分，他主张意识形态具有现实的社会作用，应该从维持社会运转这一实践职能方面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由此可见，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中，他所关注的并非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而是意识形态作为一套信仰机制在社会中怎样发挥其功能和影响的。在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研究的关系方面，在《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一文中，受布莱希特的启发，阿尔都塞开创了从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这一视角去考察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新范式，这一理论范式对伊格尔顿这位西方文艺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伊格尔顿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当代西方理论界，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极具争议又异常复杂，因为它往往附着于异彩纷呈的各种哲学与文化思想观念中，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人能把其丰富且复杂的内涵意义提炼成一个单一的定义。在《意识形态引论》一书中，伊格尔顿仔细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意识形态概念，就这一概念内涵意义的复杂性问题，伊格尔顿指出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并未简单地继承某种意识形态理论，而是更加倾向于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由复杂的概念交错而成的文本。在阐释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时，伊格尔顿并未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自身封闭的理论框架出发，而是从的基本理论模式出发，在平衡和利用多种理论概念资源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在《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科学的分析对象”，他指出“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止他们真正的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9］在此，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如意识形态的自发性、经验性与无意识性以及意识形态的主体垂询功能，在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伊格尔顿并非简单地占有或继承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对意识形态的阐释中，伊格尔顿主要贡献在于它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特别突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属性。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传统中久违的阶级概念在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中得以回归，并占据了社会政治运动的核心位置。在《审美意识形态》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即阶级视野下来审视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是文学作品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只有能够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种种价值观念和趣味的作品才会被赋予文学作品这一资格，因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这个概念通体浸透着某一特定社会阶级的价值判断，符合社会结构中占据权力主体地位的阶级的价值标准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文学。换而言之，在形式上，上至阳春白雪的诗歌，下至下里巴人的口述传奇故事只有与权力主体阶级的价值标准一致才能被称为文学，反之亦然。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政治性是紧密相关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中，伊格尔顿写到：“我希望我已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可不必把文学和意识形态作为两个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的独立现象来谈论。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10］之后，他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的情况为例，证明了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首先，伊格尔顿指出，在十八世纪，文学不仅仅体现了占据社会权力主体地位的阶级的某些社会价值，还是严密保卫这些价值的深沟壁垒，又是传播它们的大道通衢，此时，文学包括一整套意识形态机构，如期刊、咖啡馆等等，发挥了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既传播了权力主体阶级的价值标准又捍卫了其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显而易见。此外，伊格尔顿认为，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研究强势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宗教的衰落。作为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载体，宗教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限于深刻的困境，在科学发现与社会变化的双重冲击下，人们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理性认知逐渐抬头，宗教这一极其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不再能控制普罗大众的感情和思想，其强势的精神统治地位正处于日渐消亡的危险之中，于是英国文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接替宗教继续承担意识形态这一任务，捍卫社会主体权力阶级的统治地位。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是在技工学院、工人院校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的，而非在大学。这表明了，文学的本质即意识形态，它向普罗大众的头脑中灌输着他们在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并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角色与职能上，从而阻止他们真正的理解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观念，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正如斯洛文尼亚精神分析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言，意识形态犹如一个幽灵，它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又时时刻刻缠绕在西方理论家的思想观念中。在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建构过程中，马克思、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理论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影响，在梳理西方理论界众多理论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基础上，伊格尔顿批判性地阐述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并围绕意识形态这一核心概念建立起了文学生产理论体系。

三、伊格尔顿文学生产观的理论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