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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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之后,我国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私营经济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观念、产业和产品特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其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和市场环境与私营工商企业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严重阻碍了业生产力的发展。

一、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我国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和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来源。改革开放2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并不宽松的市场环境下,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7%,明显高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集体经济8%,国有经济4%)。1993年～1996年间,私营经济的工商税收增长5倍以上,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劳动就业的重心已向非公有经济转移。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行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已经具有较为深厚的现实基础。就量的概念而言,在经济总量中,非国有经济已经占有较大份额。据统计,在1997年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达到63.7%。私营经济的现实基础更主要地还表现在质的方面:

①近几年新成立的一批企业,成为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

②在国有经济中孕育着私营经济的成分。

③大量存在的名为国有或集体,实为私营的企业已经成为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有利于加强市场管理,有利于消除私靠乱挂、出卖资质、垫资承包、压级压价、拖欠工程款等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

3.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符合发达工业化国家行业发展的规律:

从发达工业化国家行业发展的规律来看,私营经济应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可以从产业中退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几十年前就基本上没有了国有企业。我们也应当结合建国以来行业的发展史,认真研究国外的做法,改造我们的企业所有制结构。

二、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主要障碍、政策措施及发展趋势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主要障碍1、从外部来看,主要存在着观念和市场环境两大障碍。观念障碍———概括起来有“三论”,它是制约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具体表现为:

(1)“对立论”,即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把私营经济看作“异己”,加以排斥;

(2)“担心论”,即担心私营经济发展过快,会影响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担心工程质量干不好、债务债权还不了,等等;

(3)“唯心论”,即看不到私营经济发展已经具有雄厚的现实基础,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看不到私营经济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对策与措施

(1)抓认识。就是要用党的十五大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全新观点,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把发展私营经济提高到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深化的高度上来;要把发展私营经济提高到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的高度上来;要打破束缚私营经济发展的框框,只要不违背法律政策,就不要做任何限制。(2)抓改革。就是要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改革产权制度,实现制度创新。国有小企业可以采取出售、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从而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3)抓政策。就是要全面落实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规划,为长期以来名不正、言不顺的“戴红帽”私营企业“摘帽”正名,还原其本来面目,确立其法律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和发展私营生产力。二是破除所有制歧视,强化服务意识,提供各种咨询服务,为私营经济的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抓规范。就是要以克服私营经济自身存在的缺陷为重点,抓规范。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和导向作用,引导私营企业明确市场定位,确定经营策略,壮大经济规模,适应市场竞争。二是要改变私营企业传统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

3.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趋势

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整个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二是我国整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只有整个私营经济和行业都发展了,才能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从2020年～2050年,我国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私营经济持续发展。私营经济将作为国内市场的主力军而进入规模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由于国有资本的逐步转移等原因,而呈下降趋势。

诚然,上述对我国私营经济历史发展趋势的描述,是建立在十五大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我国私营经济将持续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我国私营经济已经孕育成熟、将要大发展基础之上的。而发展趋势中各阶段发展周期的长短,取决于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并随着改革进程的调整而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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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休闲经济;休闲消费;经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休闲消费文化逐渐从一种低层次活动(如打牌消遣),提升到客观上具有补偿功能和解压功能的活动。休闲需求的满足方式,也越来越从自发活动转变为一种消费活动。

1休闲经济的内涵

所谓休闲经济是以人的休闲消费、休闲心理、休闲行为、休闲需求为考察对象,以满足人的个性、多样性、多元性发展为目的,在“人的存在”与“人的成分”之间充当媒介,研究人类休闲行为和经济现象之间互动规律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曾说过:“闲暇时间即为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由此可见,休闲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从宏观上讲,休闲消费可以视为休闲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经济生活中被赋予重要意义。首先,休闲消费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生活消费的一种高级形式,它虽基于传统的消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消费。“休闲消费,当属人类消费行为的一种状态,它的出现正是建筑在普遍的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的基础上”[2]。其次,休闲消费既包括对商品的消费,也注重对新的观念、知识、体验、价值观等的消费。最后,休闲消费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2.1休闲经济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其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如果能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加大第三产业发展、放宽对服务业管制等方面推出一些更长久、惠及面更广的经济政策,将会对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3]而包括旅游业、文化娱乐业、体育业、饮食业和商业在内的休闲消费产业群,即是可以发挥积极而持久作用的经济领域。

2.2休闲经济可以提供给人们物质生活要求基本满足之后的精神文化需求。

2.3休闲经济给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休闲消费,为休闲经济增添新的发展动力。现代社会,高效率、快节奏、强竞争的现状经常导致人们心理负荷过大,心理紧张感和压抑感增强。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科技的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存在许多障碍和隔阂,极容易产生交流减少,感情淡化,沟通贫乏,进而产生心理健康疾病。因此,休闲活动就逐渐成为人们缓冲压力、调节精神状态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所具有的使人轻松、愉悦、自由、互动等特性,必然迎合现代人的心理需要,从而进入现代人的生活,成为引导现代人健康、科学、文明生活的必然选择。

2.4休闲经济可以进一步扩大就业,从而减少城乡剩余劳动力数量。休闲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属于劳动密集型领域,需要雇佣大量的员工。它们所需要的人员文化层次也有较大差别,从高到低都有其对应的工作岗位。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这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障碍,而大力发展休闲经济则可以进一步的缓解这一现状,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2.5休闲经济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7%,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45%,2020年将达到59%,21世纪末达到90%。罗歇•苏认为“娱乐的需要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而不断提高,城市是娱乐发展的一个基地,大城市为人类提供了休闲活动的广泛选择。”[5]人类发展的历史已表明,人的休闲生活与城市的发展成正比,休闲活动的多样化与丰富内容将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同时也促使整个城市做出一系列调整,使城市管理与服务更加人性化,从而推动城市休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路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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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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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全国现有森林面积1.34亿hm2，森林蓄积量101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前的8.6%提高到13.92%。我国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经国家批准黑龙江等8个省已跨入生态系统行列。我国现有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绝对值是可观的，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但由于国家大、人口多，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蓄积量分别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2%和13%左右，属于森林资源严重缺乏的少林国家。全国现有沙漠化面积达171.1km2,占国土总面积17.85%,其中风沙化土地5.4万km2,沙尘暴时有发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以黑龙江省为例，全省沙区每年有460多万亩农田不同程度地受风沙危害，其中重灾年份毁种面积达40多万亩，300多万亩草原由于沙化造成草质退化，载畜量减少，每年因风沙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2亿多元（林业厅提供）。林业企业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待遇偏低，加上长期单一生产结构，致使人才结构不合理，知识在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尚未激活，使得一些人才外流。要建立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建立接近自然的林业，建设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的林林，必须加快林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关键在于人才，根本在于人才。

首先，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与实现现代林业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全新发展新理念，把实施林业人才战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之中，坚持以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为根本出发点，人才要打破系统之间、部门之间、省市之间的界限，实施人才共享。人才共享是充分发挥最大创造力一种人才资源配置新方式，它既包括人才的引进，也包括在不改变人才原有身份和人才所在单位利益情况下，对人才能力充分发挥和合理使用。建立人才信息网，就必须大力发展“数学林业”。信息化是当代林业现代化的标志，它主导着未来一个时期林业现代化的方面，而电子信息技术是实现林业现代化管理和发展持续林业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只有通过全局性、整体性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才能直接为林业经济建设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资源与智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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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篇（6）

织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纪左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当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称的土地制度建立时，将它们纳入到一种直到那时尚仅仅由粮食和贷币组成的财税收入的范畴中。我们没有必要在此于有关确定使“粮民”获得可耕地的程序问题上过分耽搁了，同时也无须在需要知道这些条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确实落实的棘手问题上长篇大论了。反之，最重要的却是要强调从此之后被接受交纳第三种税(调)的布帛那几近于货币的地位，这里确实是指生丝绸帛，但同样也有诸如线麻和芝麻那样的粗纤维织物。除了暂时分配给农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们还会分到种植纺织原料的田，根据地区不同而分别称作“桑田”或“麻田”，它们形成了“永业田”。养蚕业当时在比当代要辽阔得多的土地上实施，因为它明显能大大升值。线麻和苎麻的较粗纤维仅仅在那些已证明无法生产丝绸的地区才做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织物来纳税，同样也获得了官方事实上的承认，它们从此之后被确定了一种法定的价格。在家庭基本经营内部，种植粮食作物、纺织纤维和织物生产的结合，使中世纪的中国农民变成了“农民一手工业者”，这与西方社会所熟悉的农民一牧民则大相径庭。但我还必须指出，当时是植树才使农民的所有权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则很难提供明确答案的问题，则涉及到了中世纪农村社会内部的性别地位问题。一方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养蚕女工在其中嬉戏的野生桑林与耕田距离较远的话，那么在耕田中种植桑树的新技术则将养蚕业与谷物种植业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可能有助于将女子们置于一种更为直接的社会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与纺织业有关的生产活动在古代就已经变成了在性别间进行劳动分工的对象，它们被人深信不疑地视为女性劳动。这就导致女子们获得了对男子们的某种经济平等地位，她们在一种布匹几乎具有货币地位的经济中成了织物独有的生产者。

中世纪的中国人绝非是对棉花一无所知，他们可能从汉代起，在后来成为丝绸之路的道路沿途进行开拓的第一阶段时，就已经发现了棉花。他们后来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进香的机会，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日趋密切起来时，又在这些地区重新发现了棉花。由于经常往来于唐朝那国际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东南港口的胡族骆驼队商人贩运的货物，棉织品传到了中国。这些布匹织物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珍异物，可以达到很高的价格。但在仍是高质量的丝绸大批流向西方的时代，这些布绝不会引起消费者们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这种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种成功，但棉织品的首次风靡只能断代为宋元两朝。当时生丝的生产和丝绸的制造又缩退到了某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又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由棉逐渐取代麻的过程首先应被重新置于一种广泛的经济和体制的背景中。正如陈钟毅和赵同于其《中国棉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麻被取代的过程大致开始于北宋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l亿大关，而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考虑到人均耕地拥有量的减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种的水稻以及推广双季稻，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这样一来，农民们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种植谷物以及他们更喜欢的油麻品种。相反，其用途仅限于生产纤维的苎麻却开始衰落。因此，从麻向棉(一种直到当时始终在荒芜得难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种植的植物)的过渡。在早期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将之改造为粮田。因此，对于一个已经是人口集密的农民阶级来说，棉花的种植从此之后将代表着一次实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农业的机会，因为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棉田收获的棉花纤维数量要明显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纤维量。最后，棉花的种植可以使人不必去忧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态条件的限制。因为在沤麻劳作时，泡制麻杆则必须在炎热的气候中进行，同时还必须拥有活水。由此而产生了移植棉花的颇有意义的可能性。做为一种当年生植物，棉花适应了北方比较干旱的地区。

这种或然性在许多方面都是新颖的，明显受到了出自近期演变的启发。在这种演变之中，经济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种将重点放在粮食自足上的农业政策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种比较不会使研究当代农业问题的经济专家们感到惊讶。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释这种形势的复杂性，因为它似乎是低估了与农具有关的各种技术状况。棉花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的缓慢程度，确实应与涉及到加工纺织纤维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关。两种操作技巧显得特别棘手：脱棉籽壳和纺纱。因棉纤维要比中国女子(由她们完成主要任务)所习惯的那种纤维短得多。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发现了加工棉花工艺的两条主要传播渠道：“南路”自东南亚起，经云南和海南岛；“西路”则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传播的重要时代恰恰相当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艺借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黄道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传播棉花加工工艺的“神话”传说，可以被视为由赐婚于当地内附政权的汉公主在西域和吐蕃传播丝绸以及与缫丝织锦的故事记述(无疑也是神话般的)之对衬。有关黄道婆的故事，在传播一种“外来”工艺方面很明确，她是种植和纺织棉花的倡导者，可能是从海南岛黎族那里学到其技术的。黎族是一个接近于东南亚的“南岛人”的土著集团。

然而，我们应该指出，与蚕丝和线麻的加工相反，对棉花纤维的加工仅仅需要有一种轻巧的工具，而当时的纺麻则是以纺车来完成的，甚至有时要装上叶轮并以水力传动。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津津乐道地将这种方法比定为工业化之前的机械化的初始。弹棉花纤维时使用的器械相反却要简单得多，一般仅由一人操纵。轧棉机主要是由两根木辊子或铁辊子组成，安装在一个木框中，其中的一个辊子固定而另一个则要由一根手柄转动，专门弹棉花纤维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装在木架上的具有弹性的木杆，甚至还固定在操纵者背部的腰带上。带有一根或两根轴的纺车以脚踏而传动，窄织布机则分别带有或者根本没有梭子。此时，颇有意义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器械在数世纪期间从未发生过变化。与这些机器颇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为已断代为自元至明的多部农技论著的插图中了。这些设备一直使用到20世纪中叶。虽然棉织品的生产是一种要比做为养蚕或种麻业之特征发达得多的劳动社会分工化的对象，但我们也只能说它仅有很少的专业特征。相反，在纺纱方面，生产率确实很低。吴承明估计，平均需要4天的劳动才可以纺织一匹约3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布匹，平均需要结成一组的两个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劳动。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缩绒)只运用于上乘质量的棉纺品，形成了一种“工业”劳动，于此当然是使用了该词的现代之前的意义。这两种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专业工人在动用资本的专业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别是由用来采购缩绒的巨石的资金，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达两吨并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投资。

有关加工棉花的手工业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导致我们更倾向于注意另外一种真正是社会制度的因素，它们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们的注意。由我根据吴承明辑录的各种记述而复原的那些地图清楚地说明：一方面是优质棉织品的生产集中到了少数地区，另一方面是丝绸和棉织品的生产中心之间的互补性。这种专业分工绝非是偶然的结果，也不是自主经济机制的产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对“调”(布帛税)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样，生丝和丝绸的生产地域从唐代后半叶起就开始收缩，最终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大部分省份从此之后就只能生产“劣质”的纱或布了，无论是指丝线还是麻布都一样。明初的税制改革沉重地打击了苏州和松江诸府，因为这些府曾因在中国东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对手张士诚而获罪。由于这一事实，松江地区植棉业的发展，被普遍地与该府的沉重税务负担联系起来了，或者至少是与允许将部分税收改用棉花交纳的做法联系起来了。明朝政府一举赋予了这种纺织纤维一种与丝绸并驾齐驱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将涉及到棉织品所获得的成功，它做为一种摆脱了在高贵纺织品丝绸与仅供穷人使用的由麻或苎麻纺织成的布匹之间平分天下的织物。众所周知，粗棉布特别受到农民的喜爱，尤其是在夏季闷热而潮湿时更以其轻薄而受青睐，在冬季严寒时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钟情；它们以其莫列顿双面绒呢(Mole—tonne)服装的形式出现，既比传统的褐布(毛织布)舒适便利，又比皮袄价格便宜。同时，细棉布的出现可能形成了丝绸的一种取代物，原则上严格地供上层阶级的成员享用。然而，我们饶有兴味地针对这一问题而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以来就奠定了其丝绸手工业和瓷器的优势，这是该国维持着几乎是一种垄断性的出口产品，其生产程序(至少在瓷器问题上是这样的)始终严加保密。中国人在18世纪期间已开始发展出口“印花棉布”(细棉布，原产印度，在中国则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称)，以至于中国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广州的商人便通过西方贸易公司(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开始进口数额巨大的印度纤维和纱。

此时棉花这种作物远非仅供应地方市场并向农民提供现款的经济作物。虽然继19世纪的历史大转折时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上变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劳动可能会确保五分之二的家庭获得额外收入，其纤维可以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着。但却存在着一种地理性的专业化生产，同时在或致力于种植或从事纺纱织布的两种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差别。大家都会发现，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植棉能确保一种比种植粮食作物高数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种植于包括长江三角洲不适宜种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区，其种植区沿一个圆形弓带延伸，从京城地区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东北端、山东与河南省，甚至还到达长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与湖南)。于此同时，来自西域的棉花逐渐地征服了中国西北边睡的绿洲，特别是黄河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

如果大家参阅吴承明的复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则形成了帝国经济经营业务的第2个分支，面对当时只占国内货币收入7％的养蚕业来说，相差甚远。这位作家认为，在前夕，棉布的总产量已增至3．15亿匹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占约3/4匹布。然而，当养蚕业成为一种主要是转向市场的生产行业时，与棉花的生产和加工有关的业务却首先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大部分农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缝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脱皮和弹花一般都是由流动劳工就地完成的。他们携带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门服务。纺纱以及有时还可能包括织布在内的劳动，同样也于村庄中就地完成，它们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劳动力。各种年龄的人混杂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当地利用窄织机织布，所生产的3/4的棉纱都供当地农民消费，大部分农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经商，而仅仅是出售他们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线的形式出售。这第2种选择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吴承明的论著中统计到的l0个主要织布中心之一周围的家庭。对于以布的形式而获得的产品，唯有质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跻身于国家级市场。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产品半数的数量，也就是说可能有1．5亿匹布出自江南织造厂，那里的松江、常熟和无锡的三大中心(围绕着本身却在致力于丝绸生产的苏州)形成了豪华手工业企业的一条带状地区。在中国民族经济的轴心之一，以及与世界经济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极少数地区之一苏州，集中了浆布车间，当时的主要纺织品批发商均居住在那里。我们还将指出，所有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单一棉花种植区附近。在吴承明著作中已经考证清楚的其它7个中心，则分布在最新发展的棉花种植区之间。它们在当时只具有一种区域性的意义。然而，那里存在着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棉纱的大量流通，其最终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谙省组成的，那里本来都不适宜种植棉花，但却拥有纺织劳动的大量熟练劳力，其经济越来越转向世界市场。从18世纪末开始，广州地区便开始摆脱国内的流通渠道而储备(可能是很便宜地)进口的印度棉花，它们是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联系并从事“从印度到印度”的贸易船舶运载而来的。总而言之，我们的这位作家始终认为，在之前的数十年间，与棉花有关的交易始终占有对外巨额贸易1/2的份额，这与丝绸和茶叶相比较，则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篇（7）

外汇为什么只能用在海外?

首先，外汇储备是央行的“对外资产”，而不是财政部的资产。一方面，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负债。这是由于，外汇储备是央行通过发行人民币，从企业和个人手上按照当时的汇率“买”回来的。企业和个人愿意用当时的汇率换出外汇，央行随时要把外汇兑换出去。另一方面，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外汇储备表现形态是“资产”。任何时候动用这些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应该具有银行发出的人民币等量的购买力。由此可以看出，外汇储备对内是央行的负债，对外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像4万亿那样作为财政收入，通过政府支出直接投入中国经济运行。

那么，是否能由央行来投放呢?这就涉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进入央行的外汇储备要转身投放国内的经济运行，一定要再转换成人民币。但是，央行的外汇储备再换成人民币进入经济运行，意味着二次兑换。假如汇率是1美元兑7元人民币，第二次兑换以后，相当于2块美元换出14元人民币。二次兑换带来两个可能的结果：如果维持汇率不变，两个7元钱都要兑换一个美元，结果就会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一些亚洲国家外汇储备几近告罄的货币危机。如果汇率变化，变成14元人民币兑换l美元，结果就是人民币大副贬值和严重通货膨胀。

而且，如果可以二次兑换，就可以三次兑换、四次兑换，这种外汇重复兑换行为与央行印钞票没有什么区别，每次兑换都相当于央行发出以当时汇率计算的等量货币。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到要靠印钞票来刺激经济的地步，也用不着转弯抹角玩外汇兑换的游戏，直接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钞票就行了。

直接把外汇用在国内的误区

最近，有建议从近2万亿外汇储备中发1万亿给老百姓，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老百姓把外币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1万亿外汇又回到了央行，2万亿外汇没有变化，但是，央行同这1万亿进行了二次换汇，多发了等价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而如果老百姓把外汇拿到外国消费，首先没有直接刺激中国经济的作用，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少了1万亿美元，央行却已经等价发放了2万亿美元的人民币。结果与第一部分讨论的一样，不是货币危机就是人民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还有建议说政府可以到海外市场上去购买消费品，然后免费发给老百姓。首先，这一招与刺激国内经济无关，如果进口一般消费品，还可能打压国内市场。同样的是这样一来，外汇储备也减少了1万亿，而央行已经等量发出了2万亿美元的人民币，给国内经济造成的后果与上面的建议“殊途同归”。

有观点认为，央行只要不发票据对冲结汇的人民币，把外汇再兑换成人民币用在国内不会增加流动性。这是一个非常似是而非的说法。央行发票据对冲的是已经发出的并已经在经济运行中的货币，目的是减少这些货币再创货币的能力和乘数效应，与二次兑换产生新增货币发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央行的票据发行对央行的外汇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2万亿美元与等价的人民币的债务关系没有改变。但是二次兑换以后，央行外汇资产负债表上的2万亿美元对应的人民币债务就增加一倍，仍然逃不出货币危机和人民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命运。

曾经有观点认为，我们把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这些钱又通过外国机构转投中国，外汇储备还是回到国内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直接投资中国呢?这种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投资在海外1块钱是一块钱的外汇储备，当外国人将这l块钱的融资再投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1块钱，而原来投资的那1块钱仍然是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现在有2块钱的外汇储备。这与我们自己把1块钱的外汇储备兑换两次是完全不同的。如何将外汇“用”在国内?

总理提到用外汇储备支持经济，是从中国经济实力的角度，从中国存在调控空间的角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恢复经济的信心，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没有到要靠印钞票的境地。接下来的问题是，外汇储备如何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呢?

首先，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中国累积了全球最高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具备较强的支付外债和其他正常外汇需求的能力。在当前危机时刻，对于稳定外国直接投资，防止资本大规模流出是非常重要的实力保证。

其次，较大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推动进口增长来拉动国内的投资增长。可以通过企业向银行贷款，然后换成外汇后用来购买国外技术和机械设备，特别是在环保和能源领域的国外技术和机械设备，最后形成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直接的拉动作用。如果能够进口一些对环保和能源有效使用方面的技术和设备，不仅拉动中国经济，也是对全球关心的环境保护和气候变暖问题的积极回应。

中国增加进口，对于出口国的经济是有利的，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贡献。只要一些国家能够解除一些技术和产品的出口限制，相信中国的进口需求可以对出口国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做更大的贡献。

篇（8）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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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物流产业的界定分析

物流产业的概念国内外并不统一,就连国际上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要界定物流产业的涵义,首先要界定清楚物流的概念。物流对我们物流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对其理念和精髓的把握并不十分透彻。在中国物流领域,通常认为“物流”(logistics)即是相关的物资从供应者向需求者的移动。涉及运输、仓储等层次的活动。美国物流管理协会对物流的定义是“物流是供应链流程的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而对商品、服务及相关信息从起始地到消费地的高效率、高效益的正向与反向流动及存储的计划、实施与控制的过程”。显然,西方发达国家对物流的认识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已提升至供应链管理的一个新境界。说明物流活动以运筹学为理论基础,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又有较高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含量的一种营利性活动。由此,我们可以依此类推,产业(industry)原是指生成一组密切替代的同类商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这一企业集合面对着相同的买者和卖者集合。物流产业部门从事的有关商品或服务的高效率与高效益流动,其职能活动日趋社会化、市场化及组织化,因此愈来愈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故我们将物流产业定义为:物流产业是指专门从事将商品或服务由起始地到消费地发生空间位移,对其进行高效率与高效益流动及储存为经营(活动)内容的营利性事业组织的集群。显然它是流通产业的子集,但又是从流通产业中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和商品实体的移动的传统部门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这就是所谓的商流与物流的分离。也就是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中第三产业中的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它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国内贸易业、对外贸易业、饮食业、物资供销业及仓储业等。物流产业是集交通运输、通讯、物资供应、仓储保管等产业的部分职能于一身的新兴产业部门,且绝非是各职能的简单加总,而是将上述产业社会职能依照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的发展规律,并以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为前提,浓缩形成一个崭新的致力于提高社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产业部门。

二、物流产业发展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现代物流产业是在传统物流活动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物流实践的不断总结、社会物流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以及伴随着其发展过程中物流管理与物流科学技术的日臻完善，并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相吻合的条件下产生的。作为一个对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发展联动性极强的产业，它不仅成为各产业部门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而且业已成为物流实践活动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标志。具体说来，物流产业主要有如下的特征：

1、对相关产业及部门物流资源的整合性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物流产业是从流通产业中游离出的一个新兴产业部门，是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的结果，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由以往的物流活动内部化，逐步转变为物流活动的外部化和社会化，这一切均是从社会总效益、总成本、总流通费用的角度出发，力求降低流通成本、交易成本及减少流通环节。就产业组织个体而言，企业物流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客观环境迫切需要有一个专业化的物流产业群体，其发展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阶段，建立起一个无形的物流平台，为社会及企业提供“中间服务”，满足其不断增长的专业化“物流服务需求”，在社会环境的孕育下，逐步诞生出社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物流产业。因此，物流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资源整合的基础之上，将社会较为零散的物流资源进行重组与整合，作为回报向社会各产业部门提供具有个性化、差异化、标准化的物流服务。

2、现代物流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具有高耦合性

物流产业和国民经济中产业部门之间的高度耦合，主要体现在物流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随着社会对物流活动的大量需求而形成的新型产业部门；社会呼唤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企业物流职能的外部化，需要物流产业提供规范化、标准化、个性化的物流服务，其包括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产业部门（第一、二、三次产业）及组织；物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对立面，及物流产业的职能得以发挥和满足物流服务需求得以解决，避免造成物流“瓶颈”而使社会经济发展趋于平衡，以达到货畅其流。从社会分工与交易的理论角度出发，在其他投入要素日臻完善的今天，物流这条“短腿”始终成为制约着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的因素。按照社会技术进步的一般历史规律，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往往先于并较多地运用于流通领域，重大的技术创新及其扩散也在生产过程中迅速得以实现，然后逐渐影响流通领域。不言而喻，现代物流产业的诞生，它是随着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及其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客观上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物流产业部门。

3、行业壁垒的相对坚固性

物流产业尤其是现代物流产业的社会职能，以高效化的物流活动推助和影响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物流产业作为全社会的“后勤”服务部门，所发挥的社会职能是其它产业部门无法替代的，即便是传统的物流部门其社会职能过于单一且被人为地分化为运输产业、仓储保管业、流通加工业、包装业等，从其产业及组织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看，也是依附于流通产业部门中。而现代物流产业则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网络技术、信息系统、运筹管理、系统工程等大量技术与手段的应用作为技术投入，相配套的硬件物流设施与设备和资金的投入，在进行科学合理的物流规划和设计中，对物流知识与管理技术的投入，以及对大量人力资本的投入，使该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极高的属性，且随着第三方物流与第四方物流产业组织的出现，更使这种知识与技术含量急剧加大。显而易见，物流产业中行业壁垒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成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构成对新进入者的障碍，同时也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行业内优胜劣汰的关键要素。因此，物流产业部门中行业壁垒的坚固性，是由现代物流的管理、技术、人力资源储备及其他相关手段与核心技术所决定的。

4、物流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属性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衡量产业发展是否具有社会化和市场化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产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状况，产业部门内组织化程度的高低，能否已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物流产业在我国是一个刚刚启动的产业部门，但近年来大量涌现出一大批物流企业及组织，承担着专业化的社会职能而发挥特殊的作用，尽管目前物流企业组织化程度较低，但为培育和完善物流市场及其组织群体，逐步朝着产业发展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从全球来看，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其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不仅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关键的支柱产业，而且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GDP或GN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社会产品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因此，物流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将成为其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为规范和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分别针对本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际，制定并颁布了有关物流产业发展的纲要或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从而为物流产业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氛围。西方国家物流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主要表现在物流理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流与经营、生产等活动密切相关，作为新兴重要的产业，它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助器。从全球来看，物流产业日益朝着规范化、集约化及国际化的方向挺进。具体主要呈现出如下趋势：

1、综合化和集成化物流（integrated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中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最为直接的就是第三方物流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且在国际物流产业发展中地位日渐突出，由此产生了一大批集成物流商（技术与知识含量较高的物流企业组织），将各种物流功能整合化、运作上采用海、陆、空各种运输方式的一体化及物流实践中的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的一体化。

2、国际化物流（internationallogistics）

国外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物流产业呈现出全球物流企业并购态势，机能整合的综合物流成为主导。物流产业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面临的物流市场与用户呈现出国际化（包括国内用户、国外用户、境外用户）倾向；物流业务开展趋于国际化（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物流企业国际化（国际间的合作与合资）。

3、网络化物流（internet/intranetlogistics）

电子商务与物流的衔接愈加紧密，电子网络（虚拟网络、国际互联网）作为物流网络（实物网络）实现和运行的有效手段。在产业及组织中，具体是由物流企业内部网络化、物流企业外部网络化及物流企业内外部网络化等构成。

4、个性化物流（individual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的结果涌现出一大批物流产业组织群体，借助现代物流理论与管理技术，进行供应链的全过程的个性化管理和规划，向社会提供个性化物流菜单式服务项目，具体包括企业对企业的个性化物流和企业对消费者的个性化物流。

5、信息化物流（informationallogistics）

产业的信息化物流，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信息是商流、物流、资金流的媒体，另一方面物流活动中的信息服务成为物流服务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物流业务更加依赖于可以共享的信息，并且大量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可以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和降低物流成本。

6、智能化物流（intelligent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的技术高级化和自动化，主要表现在物流实践活动中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整个物流活动进行智能化管理，具体是实现物流作业的智能化和物流管理的智能化。

物流产业增长的主客观因素，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市场规模等环境和条件的日趋完备，特别是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为物流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使物流产业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增长趋势。

三、物流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物流产业的贡献率是指物流产业的增长占整个经济增长的比重，是用以衡量物流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贡献大小的重要指标。根据上述物流产业的特征和发展趋势，物流产业对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市场范围扩大的贡献、调节市场供求的贡献、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及对社会消费的贡献等方面。具体如下：

1、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

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可通过物流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从国外物流产业实现的产值来看，这一比例越大，产业的贡献也就越大。一个国家或地区物流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的高低，与该国的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中间需求率有关。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中间需求率越高，那么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就越大。据统计，目前美国物流产业规模为9000亿美元，几乎是高科技产业的两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物流产业合同金额为342亿美元，预计今后3年将以平均23%的速度增长。因此，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是衡量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2、物流产业对调节和平衡市场供需方面的贡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将成为国民经济健康正常运行的调节器，物流产业促使经济运行和商品流通的调节与平衡更趋向于合理化和科学化，它不仅对生产及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高效率与高效益的自动调节作用，而且还加速了商品流通领域中相关产业如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商品零售和批发业等行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国家赖以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领域。物流产业的社会职能正在悄然改变着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发展格局，市场供需的动态变化因物流产业发展正在完成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即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飞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和货币等手段对市场供求进行总量控制，另一方面以流通部门为载体对流通领域市场物价水平进行调控，而物流产业对加速商品流通，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减少流通环节，调节市场供求，作为流通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贡献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3、物流产业对市场发育和完善的贡献

物流产业的市场贡献表现在推动市场范围扩张、促进市场体系发展和完善等方面的作用。物流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物流活动中出现的技术创新（网络信息技术、JIT、POS、EDI、QR、ECR及供应链管理技术）、各环节职能的整合（仓储、保管、流通加工、装卸、包装、运输及信息服务等）、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创新（社会化与产业化物流组织、第三方物流及第四方物流经济组织的产生），大大地降低了商品交易费用，物流产业的触角延伸至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产业部门，不仅提高了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效益和效率，而且物流产业促使商品交换的市场在逐步扩大，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建立并进一步加固。物流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劲增长势头，有效地满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及消费领域迅速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更为重要的是，物流产业的扩张导致交换与贸易活动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广，规模日趋扩大，加速了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在更为广阔的区域中的分工与协作，同时也促进了在国际间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4、物流产业对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贡献

为满足社会的整体需求，一方面生产部门按照消费需求进行生产，具体是以流通领域的引导和消费需求信息的反馈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将这种生产转变为社会的实际消费也必须通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流通环节来实现，商品流通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及资金流四位一体，由传统的商品流通产业具体是批发或零售商业组织独立完成，而随着现代物流产业的诞生，使商流和物流的职能分离，提高了流通领域的运作效率，突出了物流职能的专业化水平，并借助于现代应用科学技术（网络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等技术），加速了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流转速度。不仅如此，物流活动还可以作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的企业组织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有效工具与手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及消费倾向产生积极影响，不仅满足社会对商品品种范围、购买商品的便利及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而且进一步会引导需求、改变需求理念甚至创造需求。

篇（10）

0引言

生态与经济是一对相关概念，而且这种相关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1生态经济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组成，生态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两大环节，其组合自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特征。

1.1协调性特征协调是一种普遍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起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协调，才可以表现出整体效应，才能反映出1+1>2，但协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不仅要懂得正反馈还要懂得负反馈，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有加有减才能保证它是最稳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一个地方若鸟很多，那就会使虫很少，而虫一少，树就长的好，进而就为鸟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有一个负那就是虫少了。假如虫多了，那就会使树少，鸟也就没了生存条件，那这个系统里就不稳定了。

1.2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

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1.3循环性特征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干预这种循环的进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概念。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惟独生态没有形成循环。而生态经济则要求必须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就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而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