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研究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党的十五大之后,我国私营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私营经济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观念、产业和产品特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其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和市场环境与私营工商企业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严重阻碍了业生产力的发展。

一、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我国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私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和分流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来源。改革开放2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并不宽松的市场环境下,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7%,明显高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速度(集体经济8%,国有经济4%)。1993年～1996年间,私营经济的工商税收增长5倍以上,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劳动就业的重心已向非公有经济转移。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行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已经具有较为深厚的现实基础。就量的概念而言,在经济总量中,非国有经济已经占有较大份额。据统计,在1997年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达到63.7%。私营经济的现实基础更主要地还表现在质的方面:

①近几年新成立的一批企业,成为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

②在国有经济中孕育着私营经济的成分。

③大量存在的名为国有或集体,实为私营的企业已经成为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有利于加强市场管理,有利于消除私靠乱挂、出卖资质、垫资承包、压级压价、拖欠工程款等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

3.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符合发达工业化国家行业发展的规律:

从发达工业化国家行业发展的规律来看,私营经济应大力发展,国有资本可以从产业中退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几十年前就基本上没有了国有企业。我们也应当结合建国以来行业的发展史,认真研究国外的做法,改造我们的企业所有制结构。

二、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主要障碍、政策措施及发展趋势

1.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主要障碍1、从外部来看,主要存在着观念和市场环境两大障碍。观念障碍———概括起来有“三论”,它是制约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具体表现为:

(1)“对立论”,即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而把私营经济看作“异己”,加以排斥;

(2)“担心论”,即担心私营经济发展过快,会影响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担心工程质量干不好、债务债权还不了,等等;

(3)“唯心论”,即看不到私营经济发展已经具有雄厚的现实基础,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看不到私营经济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2.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对策与措施

(1)抓认识。就是要用党的十五大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全新观点,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把发展私营经济提高到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深化的高度上来;要把发展私营经济提高到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的高度上来;要打破束缚私营经济发展的框框,只要不违背法律政策,就不要做任何限制。(2)抓改革。就是要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点是改革产权制度,实现制度创新。国有小企业可以采取出售、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从而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3)抓政策。就是要全面落实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规划,为长期以来名不正、言不顺的“戴红帽”私营企业“摘帽”正名,还原其本来面目,确立其法律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和发展私营生产力。二是破除所有制歧视,强化服务意识,提供各种咨询服务,为私营经济的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抓规范。就是要以克服私营经济自身存在的缺陷为重点,抓规范。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和导向作用,引导私营企业明确市场定位,确定经营策略,壮大经济规模,适应市场竞争。二是要改变私营企业传统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

3.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趋势

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整个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二是我国整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只有整个私营经济和行业都发展了,才能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从2020年～2050年,我国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私营经济持续发展。私营经济将作为国内市场的主力军而进入规模发展阶段，国有经济由于国有资本的逐步转移等原因,而呈下降趋势。

诚然,上述对我国私营经济历史发展趋势的描述,是建立在十五大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我国私营经济将持续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我国私营经济已经孕育成熟、将要大发展基础之上的。而发展趋势中各阶段发展周期的长短,取决于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并随着改革进程的调整而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休闲经济;休闲消费;经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休闲消费文化逐渐从一种低层次活动(如打牌消遣),提升到客观上具有补偿功能和解压功能的活动。休闲需求的满足方式,也越来越从自发活动转变为一种消费活动。

1休闲经济的内涵

所谓休闲经济是以人的休闲消费、休闲心理、休闲行为、休闲需求为考察对象,以满足人的个性、多样性、多元性发展为目的,在“人的存在”与“人的成分”之间充当媒介,研究人类休闲行为和经济现象之间互动规律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曾说过:“闲暇时间即为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由此可见,休闲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从宏观上讲,休闲消费可以视为休闲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经济生活中被赋予重要意义。首先,休闲消费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生活消费的一种高级形式,它虽基于传统的消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消费。“休闲消费,当属人类消费行为的一种状态,它的出现正是建筑在普遍的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的基础上”[2]。其次,休闲消费既包括对商品的消费,也注重对新的观念、知识、体验、价值观等的消费。最后,休闲消费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2.1休闲经济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其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如果能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加大第三产业发展、放宽对服务业管制等方面推出一些更长久、惠及面更广的经济政策,将会对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3]而包括旅游业、文化娱乐业、体育业、饮食业和商业在内的休闲消费产业群,即是可以发挥积极而持久作用的经济领域。

2.2休闲经济可以提供给人们物质生活要求基本满足之后的精神文化需求。

2.3休闲经济给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休闲消费,为休闲经济增添新的发展动力。现代社会,高效率、快节奏、强竞争的现状经常导致人们心理负荷过大,心理紧张感和压抑感增强。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科技的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存在许多障碍和隔阂,极容易产生交流减少,感情淡化,沟通贫乏,进而产生心理健康疾病。因此,休闲活动就逐渐成为人们缓冲压力、调节精神状态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所具有的使人轻松、愉悦、自由、互动等特性,必然迎合现代人的心理需要,从而进入现代人的生活,成为引导现代人健康、科学、文明生活的必然选择。

2.4休闲经济可以进一步扩大就业,从而减少城乡剩余劳动力数量。休闲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属于劳动密集型领域,需要雇佣大量的员工。它们所需要的人员文化层次也有较大差别,从高到低都有其对应的工作岗位。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这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障碍,而大力发展休闲经济则可以进一步的缓解这一现状,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2.5休闲经济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7%,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45%,2020年将达到59%,21世纪末达到90%。罗歇•苏认为“娱乐的需要随着城市化的扩大而不断提高,城市是娱乐发展的一个基地,大城市为人类提供了休闲活动的广泛选择。”[5]人类发展的历史已表明,人的休闲生活与城市的发展成正比,休闲活动的多样化与丰富内容将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同时也促使整个城市做出一系列调整,使城市管理与服务更加人性化,从而推动城市休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休闲经济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路向选择

篇（3）

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篇（4）

一、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循环依托的直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长性、无形性等。这样，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聚集资本功能。虚拟经济通过各种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形式，经由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分散在个人和单位手中的资金聚集起来，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

2.循环流通功能。所谓的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总而言之，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由此可知，虚拟经济的实质就是循环流通。倘若一旦停止了其循环流通活动，就无所谓虚拟经济了。据统计，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

3.引导资金功能。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前期存在形态是生息资本，而当生息资本一旦社会化以后，就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当各种有价证券进一步市场化以后，不仅能使人和单位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而且大大提高了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的目的性和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4.扩张经济功能。国民经济要发展，各类企业要扩大，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另一个则是通过发行各类有价证券直接融资。企业通过各类有价证券直接筹措到的资金，除了用于原有的技术改造之外，其余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方面。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了，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张也就由此得到了实现。从现实和发展的趋势看，这一点将会越来越突出。

5.增值价值功能。一般而言，就价值增值来谈，有下面两种情况。其一是：某甲急需从事一项经营活动，但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量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款与还款的循环活动而取得增值。这时，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另一种情况是：某甲将借来的钱投资于一项具体的经营活动从事经营，当该项经营活动结束之后，他获得了比原来投资时大若干数量的收益。这时，某甲从事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其前提仍然是虚拟经济的作用。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却是相通的。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传统的观点认为，实体经济就是指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最典型的有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种养采掘、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下降性。那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其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功能。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3.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再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增强，亦即人们不仅要有高层次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要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保证人们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质的根基。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合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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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篇（6）

织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纪左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当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称的土地制度建立时，将它们纳入到一种直到那时尚仅仅由粮食和贷币组成的财税收入的范畴中。我们没有必要在此于有关确定使“粮民”获得可耕地的程序问题上过分耽搁了，同时也无须在需要知道这些条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确实落实的棘手问题上长篇大论了。反之，最重要的却是要强调从此之后被接受交纳第三种税(调)的布帛那几近于货币的地位，这里确实是指生丝绸帛，但同样也有诸如线麻和芝麻那样的粗纤维织物。除了暂时分配给农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们还会分到种植纺织原料的田，根据地区不同而分别称作“桑田”或“麻田”，它们形成了“永业田”。养蚕业当时在比当代要辽阔得多的土地上实施，因为它明显能大大升值。线麻和苎麻的较粗纤维仅仅在那些已证明无法生产丝绸的地区才做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织物来纳税，同样也获得了官方事实上的承认，它们从此之后被确定了一种法定的价格。在家庭基本经营内部，种植粮食作物、纺织纤维和织物生产的结合，使中世纪的中国农民变成了“农民一手工业者”，这与西方社会所熟悉的农民一牧民则大相径庭。但我还必须指出，当时是植树才使农民的所有权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则很难提供明确答案的问题，则涉及到了中世纪农村社会内部的性别地位问题。一方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养蚕女工在其中嬉戏的野生桑林与耕田距离较远的话，那么在耕田中种植桑树的新技术则将养蚕业与谷物种植业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可能有助于将女子们置于一种更为直接的社会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与纺织业有关的生产活动在古代就已经变成了在性别间进行劳动分工的对象，它们被人深信不疑地视为女性劳动。这就导致女子们获得了对男子们的某种经济平等地位，她们在一种布匹几乎具有货币地位的经济中成了织物独有的生产者。

中世纪的中国人绝非是对棉花一无所知，他们可能从汉代起，在后来成为丝绸之路的道路沿途进行开拓的第一阶段时，就已经发现了棉花。他们后来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进香的机会，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日趋密切起来时，又在这些地区重新发现了棉花。由于经常往来于唐朝那国际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东南港口的胡族骆驼队商人贩运的货物，棉织品传到了中国。这些布匹织物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珍异物，可以达到很高的价格。但在仍是高质量的丝绸大批流向西方的时代，这些布绝不会引起消费者们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这种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种成功，但棉织品的首次风靡只能断代为宋元两朝。当时生丝的生产和丝绸的制造又缩退到了某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又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由棉逐渐取代麻的过程首先应被重新置于一种广泛的经济和体制的背景中。正如陈钟毅和赵同于其《中国棉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麻被取代的过程大致开始于北宋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l亿大关，而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考虑到人均耕地拥有量的减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种的水稻以及推广双季稻，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这样一来，农民们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种植谷物以及他们更喜欢的油麻品种。相反，其用途仅限于生产纤维的苎麻却开始衰落。因此，从麻向棉(一种直到当时始终在荒芜得难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种植的植物)的过渡。在早期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将之改造为粮田。因此，对于一个已经是人口集密的农民阶级来说，棉花的种植从此之后将代表着一次实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农业的机会，因为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棉田收获的棉花纤维数量要明显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纤维量。最后，棉花的种植可以使人不必去忧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态条件的限制。因为在沤麻劳作时，泡制麻杆则必须在炎热的气候中进行，同时还必须拥有活水。由此而产生了移植棉花的颇有意义的可能性。做为一种当年生植物，棉花适应了北方比较干旱的地区。

这种或然性在许多方面都是新颖的，明显受到了出自近期演变的启发。在这种演变之中，经济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种将重点放在粮食自足上的农业政策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种比较不会使研究当代农业问题的经济专家们感到惊讶。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释这种形势的复杂性，因为它似乎是低估了与农具有关的各种技术状况。棉花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的缓慢程度，确实应与涉及到加工纺织纤维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关。两种操作技巧显得特别棘手：脱棉籽壳和纺纱。因棉纤维要比中国女子(由她们完成主要任务)所习惯的那种纤维短得多。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发现了加工棉花工艺的两条主要传播渠道：“南路”自东南亚起，经云南和海南岛；“西路”则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传播的重要时代恰恰相当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艺借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黄道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传播棉花加工工艺的“神话”传说，可以被视为由赐婚于当地内附政权的汉公主在西域和吐蕃传播丝绸以及与缫丝织锦的故事记述(无疑也是神话般的)之对衬。有关黄道婆的故事，在传播一种“外来”工艺方面很明确，她是种植和纺织棉花的倡导者，可能是从海南岛黎族那里学到其技术的。黎族是一个接近于东南亚的“南岛人”的土著集团。

然而，我们应该指出，与蚕丝和线麻的加工相反，对棉花纤维的加工仅仅需要有一种轻巧的工具，而当时的纺麻则是以纺车来完成的，甚至有时要装上叶轮并以水力传动。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津津乐道地将这种方法比定为工业化之前的机械化的初始。弹棉花纤维时使用的器械相反却要简单得多，一般仅由一人操纵。轧棉机主要是由两根木辊子或铁辊子组成，安装在一个木框中，其中的一个辊子固定而另一个则要由一根手柄转动，专门弹棉花纤维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装在木架上的具有弹性的木杆，甚至还固定在操纵者背部的腰带上。带有一根或两根轴的纺车以脚踏而传动，窄织布机则分别带有或者根本没有梭子。此时，颇有意义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器械在数世纪期间从未发生过变化。与这些机器颇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为已断代为自元至明的多部农技论著的插图中了。这些设备一直使用到20世纪中叶。虽然棉织品的生产是一种要比做为养蚕或种麻业之特征发达得多的劳动社会分工化的对象，但我们也只能说它仅有很少的专业特征。相反，在纺纱方面，生产率确实很低。吴承明估计，平均需要4天的劳动才可以纺织一匹约3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布匹，平均需要结成一组的两个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劳动。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缩绒)只运用于上乘质量的棉纺品，形成了一种“工业”劳动，于此当然是使用了该词的现代之前的意义。这两种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专业工人在动用资本的专业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别是由用来采购缩绒的巨石的资金，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达两吨并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投资。

有关加工棉花的手工业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导致我们更倾向于注意另外一种真正是社会制度的因素，它们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们的注意。由我根据吴承明辑录的各种记述而复原的那些地图清楚地说明：一方面是优质棉织品的生产集中到了少数地区，另一方面是丝绸和棉织品的生产中心之间的互补性。这种专业分工绝非是偶然的结果，也不是自主经济机制的产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对“调”(布帛税)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样，生丝和丝绸的生产地域从唐代后半叶起就开始收缩，最终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大部分省份从此之后就只能生产“劣质”的纱或布了，无论是指丝线还是麻布都一样。明初的税制改革沉重地打击了苏州和松江诸府，因为这些府曾因在中国东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对手张士诚而获罪。由于这一事实，松江地区植棉业的发展，被普遍地与该府的沉重税务负担联系起来了，或者至少是与允许将部分税收改用棉花交纳的做法联系起来了。明朝政府一举赋予了这种纺织纤维一种与丝绸并驾齐驱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将涉及到棉织品所获得的成功，它做为一种摆脱了在高贵纺织品丝绸与仅供穷人使用的由麻或苎麻纺织成的布匹之间平分天下的织物。众所周知，粗棉布特别受到农民的喜爱，尤其是在夏季闷热而潮湿时更以其轻薄而受青睐，在冬季严寒时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钟情；它们以其莫列顿双面绒呢(Mole—tonne)服装的形式出现，既比传统的褐布(毛织布)舒适便利，又比皮袄价格便宜。同时，细棉布的出现可能形成了丝绸的一种取代物，原则上严格地供上层阶级的成员享用。然而，我们饶有兴味地针对这一问题而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以来就奠定了其丝绸手工业和瓷器的优势，这是该国维持着几乎是一种垄断性的出口产品，其生产程序(至少在瓷器问题上是这样的)始终严加保密。中国人在18世纪期间已开始发展出口“印花棉布”(细棉布，原产印度，在中国则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称)，以至于中国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广州的商人便通过西方贸易公司(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开始进口数额巨大的印度纤维和纱。

此时棉花这种作物远非仅供应地方市场并向农民提供现款的经济作物。虽然继19世纪的历史大转折时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上变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劳动可能会确保五分之二的家庭获得额外收入，其纤维可以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着。但却存在着一种地理性的专业化生产，同时在或致力于种植或从事纺纱织布的两种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差别。大家都会发现，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植棉能确保一种比种植粮食作物高数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种植于包括长江三角洲不适宜种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区，其种植区沿一个圆形弓带延伸，从京城地区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东北端、山东与河南省，甚至还到达长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与湖南)。于此同时，来自西域的棉花逐渐地征服了中国西北边睡的绿洲，特别是黄河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

如果大家参阅吴承明的复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则形成了帝国经济经营业务的第2个分支，面对当时只占国内货币收入7％的养蚕业来说，相差甚远。这位作家认为，在前夕，棉布的总产量已增至3．15亿匹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占约3/4匹布。然而，当养蚕业成为一种主要是转向市场的生产行业时，与棉花的生产和加工有关的业务却首先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大部分农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缝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脱皮和弹花一般都是由流动劳工就地完成的。他们携带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门服务。纺纱以及有时还可能包括织布在内的劳动，同样也于村庄中就地完成，它们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劳动力。各种年龄的人混杂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当地利用窄织机织布，所生产的3/4的棉纱都供当地农民消费，大部分农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经商，而仅仅是出售他们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线的形式出售。这第2种选择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吴承明的论著中统计到的l0个主要织布中心之一周围的家庭。对于以布的形式而获得的产品，唯有质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跻身于国家级市场。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产品半数的数量，也就是说可能有1．5亿匹布出自江南织造厂，那里的松江、常熟和无锡的三大中心(围绕着本身却在致力于丝绸生产的苏州)形成了豪华手工业企业的一条带状地区。在中国民族经济的轴心之一，以及与世界经济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极少数地区之一苏州，集中了浆布车间，当时的主要纺织品批发商均居住在那里。我们还将指出，所有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单一棉花种植区附近。在吴承明著作中已经考证清楚的其它7个中心，则分布在最新发展的棉花种植区之间。它们在当时只具有一种区域性的意义。然而，那里存在着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棉纱的大量流通，其最终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谙省组成的，那里本来都不适宜种植棉花，但却拥有纺织劳动的大量熟练劳力，其经济越来越转向世界市场。从18世纪末开始，广州地区便开始摆脱国内的流通渠道而储备(可能是很便宜地)进口的印度棉花，它们是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联系并从事“从印度到印度”的贸易船舶运载而来的。总而言之，我们的这位作家始终认为，在之前的数十年间，与棉花有关的交易始终占有对外巨额贸易1/2的份额，这与丝绸和茶叶相比较，则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篇（7）

外汇为什么只能用在海外?

首先，外汇储备是央行的“对外资产”，而不是财政部的资产。一方面，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负债。这是由于，外汇储备是央行通过发行人民币，从企业和个人手上按照当时的汇率“买”回来的。企业和个人愿意用当时的汇率换出外汇，央行随时要把外汇兑换出去。另一方面，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外汇储备表现形态是“资产”。任何时候动用这些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应该具有银行发出的人民币等量的购买力。由此可以看出，外汇储备对内是央行的负债，对外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像4万亿那样作为财政收入，通过政府支出直接投入中国经济运行。

那么，是否能由央行来投放呢?这就涉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进入央行的外汇储备要转身投放国内的经济运行，一定要再转换成人民币。但是，央行的外汇储备再换成人民币进入经济运行，意味着二次兑换。假如汇率是1美元兑7元人民币，第二次兑换以后，相当于2块美元换出14元人民币。二次兑换带来两个可能的结果：如果维持汇率不变，两个7元钱都要兑换一个美元，结果就会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一些亚洲国家外汇储备几近告罄的货币危机。如果汇率变化，变成14元人民币兑换l美元，结果就是人民币大副贬值和严重通货膨胀。

而且，如果可以二次兑换，就可以三次兑换、四次兑换，这种外汇重复兑换行为与央行印钞票没有什么区别，每次兑换都相当于央行发出以当时汇率计算的等量货币。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到要靠印钞票来刺激经济的地步，也用不着转弯抹角玩外汇兑换的游戏，直接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钞票就行了。

直接把外汇用在国内的误区

最近，有建议从近2万亿外汇储备中发1万亿给老百姓，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老百姓把外币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1万亿外汇又回到了央行，2万亿外汇没有变化，但是，央行同这1万亿进行了二次换汇，多发了等价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而如果老百姓把外汇拿到外国消费，首先没有直接刺激中国经济的作用，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少了1万亿美元，央行却已经等价发放了2万亿美元的人民币。结果与第一部分讨论的一样，不是货币危机就是人民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还有建议说政府可以到海外市场上去购买消费品，然后免费发给老百姓。首先，这一招与刺激国内经济无关，如果进口一般消费品，还可能打压国内市场。同样的是这样一来，外汇储备也减少了1万亿，而央行已经等量发出了2万亿美元的人民币，给国内经济造成的后果与上面的建议“殊途同归”。

有观点认为，央行只要不发票据对冲结汇的人民币，把外汇再兑换成人民币用在国内不会增加流动性。这是一个非常似是而非的说法。央行发票据对冲的是已经发出的并已经在经济运行中的货币，目的是减少这些货币再创货币的能力和乘数效应，与二次兑换产生新增货币发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央行的票据发行对央行的外汇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2万亿美元与等价的人民币的债务关系没有改变。但是二次兑换以后，央行外汇资产负债表上的2万亿美元对应的人民币债务就增加一倍，仍然逃不出货币危机和人民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命运。

曾经有观点认为，我们把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这些钱又通过外国机构转投中国，外汇储备还是回到国内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直接投资中国呢?这种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投资在海外1块钱是一块钱的外汇储备，当外国人将这l块钱的融资再投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1块钱，而原来投资的那1块钱仍然是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现在有2块钱的外汇储备。这与我们自己把1块钱的外汇储备兑换两次是完全不同的。如何将外汇“用”在国内?

总理提到用外汇储备支持经济，是从中国经济实力的角度，从中国存在调控空间的角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恢复经济的信心，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没有到要靠印钞票的境地。接下来的问题是，外汇储备如何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呢?

首先，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中国累积了全球最高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具备较强的支付外债和其他正常外汇需求的能力。在当前危机时刻，对于稳定外国直接投资，防止资本大规模流出是非常重要的实力保证。

其次，较大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推动进口增长来拉动国内的投资增长。可以通过企业向银行贷款，然后换成外汇后用来购买国外技术和机械设备，特别是在环保和能源领域的国外技术和机械设备，最后形成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直接的拉动作用。如果能够进口一些对环保和能源有效使用方面的技术和设备，不仅拉动中国经济，也是对全球关心的环境保护和气候变暖问题的积极回应。

中国增加进口，对于出口国的经济是有利的，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贡献。只要一些国家能够解除一些技术和产品的出口限制，相信中国的进口需求可以对出口国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做更大的贡献。

篇（8）

从短期看，虽然近年来中国经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抗洪斗争以及近几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等事件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与这些因素不同的是，SARS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影响到了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层面，因此，它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也更大。

在长期中，由于制度性因素的改变，这次冲击对整个社会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应当是提升了经济、政治改革以及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制度改革的速度，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稳定的制度基础。虽然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对它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以及暴露的转轨时期各种制度问题，以及政府与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思考和总结经验，为进一步的改革指明方向。

二、SARS对国民经济的短期影响

一个经济体系的生产取决于基本的经济要素：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进步。SARS不是经济内在的生产要素，从短期来看，它不影响生产要素的存量，但是疾病带来的恐慌和为了防止预防疫情扩散采取的措施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投资、生产等行为，对国民经济产生了影响。从这一点看，它与东亚金融危机相类似，都相当于经济系统的外部冲击。因此，我们对SARS短期影响的考察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通过它同东亚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比较来说明SARS冲击的严重性；二是从构成社会总需求的消费、投资、进出口贸易三个部分来分别考察SARS的经济影响。通过比较和国民经济构成的分析，可以较全面地认识SARS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方式和途径。

（一）SARS冲击与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的比较分析

1.两者都是突发事件，并对国民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东亚的经济增长给整个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东亚奇迹”。虽然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著称，但两者的产品不同，再加上广阔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出现激烈的竞争。但东亚危机爆发并持续数月之后，东南亚货币纷纷贬值，使得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的中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1998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而外贸出口又受到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增幅陡降，带来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虽然中国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使1998年的经济增长7.8％，但这不仅在数量上与1997年预计的8％以上的增长率还有距离，而且从增长的结构上看，国家财政的国债投资占了很大比重，而在现代经济学里，政府的投资效率一直是个值得争议的话题。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负的外部冲击。

自从五六十年代的天花消失以后，中国一直没有爆发过大面积、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在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疾病里也没有SARS这种类型。从2002年11月第一例SARS患者在广东河源被发现到2003年5月，这种病症迅速由广东传到了北京，然后传到了内蒙古、山西、湖北、江苏、四川、河南等地，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最开始，医生对这些病症也没有确诊，虽然在2002年12月已经确认这是一种新的病毒造成的疾病，而且对其临床特征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它的危害、传染性等等都一无所知。一直到今天，研究人员对SARS病毒仍然没有完全认清，它的传播途径、传染性、疫苗等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种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它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海闻教授对此有个粗略的估计：受SARS影响，今年国内外旅游业的直接损失就高达1400亿元，加上间接影响，对经济的影响总额为2100亿元。但如果把外国投资影响考虑进去——2003年4月举行的广交会出口成交只有33.12亿美元，远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68亿美元，而且许多外商出于对安全的担忧，纷纷考虑把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廉的国家和地区，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远远不止2100亿。在对外贸易方面，SARS对贸易逆差的影响可能到五、六月份才能显示出来，但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经处副处长高辉清博士认为如果目前的SARS危机延续到七月，中国在这三个月期间的逆差将会是50亿美元。

2.SARS对国民经济影响比东亚金融危机更加深远。

从性质上说，SARS冲击不是经济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导致经济问题的危机，而东亚金融危机是一次纯粹的经济危机。性质的不同以及传导机制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完全不一样。

在影响总需求的传导机制上，由于资本帐户没有开放，因此，国外资本不能直接通过国内的资本市场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东亚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进出口贸易、外资流动而对总需求产生影响；与此不同，SARS对消费、投资、政府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为了避免交叉性感染，人们尽可能不在人多的地方集聚，超市、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都在这次冲击中受到重创。以北京市为例，今年4月与去年同期比，北京接待海外游客人次下降59.9％；北京涉外饭店接待国内游客下降21.4％；北京旅行社业务出现萎缩，国际旅行社外联组团游客下降76％；饭店出租率大幅下降。北京主要旅游景点游客明显减少，其中20家主要旅游景点统计，国内外游客人次下降51.7％，营业收入下降49.6％。（注：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3年5月16日。）

除了国内的消费，世界卫生组织还把中国许多发现SARS病情的地区列为疫区，建议不要到这些地区旅游、公务，这不仅影响了旅游业，而且SARS何时能结束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外资本的流入，一旦工厂不能按时开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与经营战略就会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东亚金融危机的危害要小得多。首先，它是通过进出口贸易以及外来投资渠道影响国民经济的，采取一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可以抵消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扩大内需弥补外部需求的不足；其次，中国资本帐户不开放避免了投机资本炒作对资本市场冲击，并通过资本市场的扩散效应，损害国内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失。因此，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国内的产业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在国家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国民经济仍然实现了高速的增长。

从发生的地域看，全国大部分省都发现了SARS患者或疑似病例。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还表现为由于生产和经营不能正常进行，影响了国外投资者的投入和对外形象。SARS的重灾区在4月之前是广东，之后是北京。广东是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和产值最高的地区，对外联系紧密，许多跨国企业都在这里设有工厂，生产电脑配件、设备、服装、机电等等。由于SARS的影响，使得工厂不能正常开工，而且一旦工人感染SARS工厂将停产，就面临无法及时供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的考虑可能导致海外客户分散下单或者转移采购地点，劳动力同样低廉的东南亚或南美等国就可能成为它们选择的对象——这对于依托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将造成严重损害。许多跨国企业的中国总部都设立在北京，不仅如此，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还具有特殊的政治影响，很多外国使节和外国友人居住在这里，北京也是世界了解和评价中国的一面镜子。5月初，摩托罗拉北京总部的一位职员感染SARS，拥有1600多名员工的北京总部暂时了停止工作。（注：资料来源于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主页新闻，网址：http：//。）北京成为SARS的重灾区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经济，而且容易给国外投资者造成中国整体环境不安全的印象。

从已经产生的一些国际影响来看，由于SARS的发生与蔓延，原定于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纷纷取消或推迟，WHO建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不要到中国旅游，截止5月20日共有124个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游团或参加国际会议的代表团以及个人采取限制措施，其中有些国家甚至不准中国来的人入境（注：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外交部主页通知，网址：http：//）——这些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国外投资者、旅游者以及进出口商心目中的形象。而与此相反，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这对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吸引外资和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综上所述，尽管SARS风暴仍在继续，但它对消费、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国家形象等等方面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东亚金融危机。

（二）SARS对总需求的影响

从今年春天开始，蔓延中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非典”疫情成了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地区的经济发展。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9％，人们曾经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以高达7.5％以上。鉴于SARS流行，今年四月下旬，世界银行把中国经济增长率向下调了0.2个百分点。有些经济学家指出，SARS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现在中国人暂时不愿出门，但只要潜在购买力还在，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还在，如果他们想买汽车或房子，完全可以等到SARS风暴过去再实现，虽然消费行为延迟，只要供给方面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还是健康的。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需要分析。一般来说，国民经济总量的衡量指标通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两者都是流量概念，统计的是一年之内一个经济社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如果消费的速度加快，那么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就跟着加快，于是按照年度统计的国民经济指标值就会大大增加。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从消费和生产两个途径得到了强化，从而减少了当年的经济活动，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SARS给国民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虽然全国，特别是北京的疫情已经逐渐减弱，感染人数、确诊人数和疑似人数都有下降的趋势，但SARS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最重要的诸如：这究竟是什么病毒？它的构成怎样？有哪些传播渠道？有没有可以治疗的途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仍然不清楚，SARS就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它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仍然在继续增加。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不是所有的消费都可以通过延迟来弥补（比如黄金假日“五一”）。因此，旅游及相关产业的损失已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对于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餐饮等行业更是如此，以北京为例，资料显示：北京餐饮业四月份实现零售额8.3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月下降4个百分点，与一季度相比，增幅回落近40个百分点。在贸易以及投资领域，海外客户分散下单或者转移采购地点造成的损失不能通过以后投资的增加加以弥补；由于以上分析的消费方面的原因，国内企业投资需求的减少也不能完全通过事后投资的增加来弥补。再考虑到投资具有的乘数效应，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

三、SARS冲击的长期经济社会影响

（一）信息不对称与管理体制的变革

对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取得的最重大的进展之一。信息不完全包括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后者可以通过保险或多样化转移或分散，而不确定性却无法消除和转嫁。信息不对称则是由于经济参与人之间拥有的信息量不对等而造成的决策失误、生产无效率等等问题。在这场危机中，促进信息交流，提高政府决策透明性对增强政府政策效果、降低决策成本等带来的好处却是通过生命的代价和试错法得到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北京最早的SARS病例是在3月初由外地输入，在此之前，在广东已经有数十名医护人员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染上了SARS，已经有患者死亡。广东的医生也对这种病的症状和一些临床经验进行了总结。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造成信息不畅通，北京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不知道对于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需要采取特别的防护措施，在接诊SARS及非SARS患者的过程中，很多护士和医生与之前的广东同行一样不幸染上了这种致命的疾病。没有人提醒他们，更没有人提醒北京的市民，SARS来了！

在以前计划体制下，完全按照条条块块管理，各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不互相交流，对于问题则是以中央或上级的文件为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打破了这种教条主义，但是地区之间、地区的部门之间有效及时的研究合作交流渠道的建立仍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广东发现了很多例SARS患者的临床特征不属于卫生部列举的传染病之列，但是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对这种病的认识也只能局限于广东，与其他兄弟省份的医院、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及时的交流的渠道。在制度转型形成的灰色地带里，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牺牲和危机的扩大。

在政策的实施上，最开始对这种不知名的疾病，为了尽量不引起社会的恐慌，维护社会稳定，基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小SARS消息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在知道了SARS引起的后果后如果仍然没有权威的说法，人们更容易相信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各自采取措施来实行自我保护，从而加剧了恐慌，比如最早在2002年底在广东产生的抢购白醋、抢购板蓝根等的风潮，以及后来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治疗SARS的偏方等等。

与疫情初期相比，4月下旬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加入SARS研究的世界开放实验室，共享国际资源；争取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援助；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等媒体，及时公布各个地区SARS疑似人数、确诊人数以及由疑似转为确诊人数等信息，以及世界各国有关SARS研究的最新进展——信息不对称分布的改变不仅赢得了国家社会的援助，有助于改变由SARS带来的中国在国外消费者和投资者心中的形象损失，而且大大降低了国内社会对不确定性本身的恐惧。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在这次冲击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此看来，SARS冲击带来的制度性影响是促进了整个政府管理体制以及卫生管理体制的变革，向一种更加透明、信息反应更加及时的制度转变。

（二）增长与发展的选择

在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指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要包括人均寿命、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居住环境等等。但是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位置上。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都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而且在经济转型时期需要处理各种制度以及非制度上的矛盾，因此，我们一直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即使是在1998年，遭受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影响和大洪水之后，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仍然是“保八”。

在经济增长目标导向下，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相对减少，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时，由政府财政拨付的卫生总支出中，还有19％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到了1995年，这个数值下降至12％。可同期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却是连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在增长。（注：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以及《卫生年鉴（2002）》有关数据计算。）与此同时，卫生医疗制度的改革是与社会保障体制、企业改革等等相联系的配套改革，而且滞后于后面两者，经历若干年的改革，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能和医疗卫生市场仍然无法分开。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原来的以公社、大队为基础的医疗体系已经解体，而新的以合作医疗为主要形式的医疗制度由于乡镇财政困难以及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等原因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就使得我们应对诸如SARS之类疾病冲击的预防与治疗基础设施上从一开始就存在不足。在疫情严峻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派人来华，有个叫拜努力的该组织官员前往北京南部的一家大型疾病防控机构考察，发现该机构设备破旧不堪，已处于半瘫痪状态。经估算，该机构要想有效运转，至少要投入500万美元的资金，即使是这样的机构，在全国也只有五六家。（注：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6日。）

这次危机促使很多人反思我们的发展目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是处理国内经济改革中各种问题的基础，但忽略发展问题则会减少用于公共风险需要的投入，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风险反应弹性，由此带来的种种缺陷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社会道德与社会心理

与正式制度相比，社会道德和社会心理都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一套社会认可并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约束“损人利己”的行为，提高社会的信用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不仅如此，道德规范的出现还可以改变信息在社会各阶层、部门之间的分布，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但是，社会道德的冲突、比较与选择只有在危机和突发性事件中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非典”来势汹汹，传染性强，危害性大，短短几个月迅速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及个人生活的头等大事。与以往碰到的疾病或危机相比，非典还超出了国界的范围，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这对一个现代社会在危机中的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及道德规范都是极大的考验。

在互联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大致有四个层次：一是采取果断措施，在彻底的解决危机的办法产生之前，对危机范围进行控制，不使其扩散；二是政府以及相应管理部门应通过各种媒体以及互联网及时向社会权威信息，避免谣言、传言等非权威信息对管理危机造成消极影响；三是开展国家之间的合作，获得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技术、人员、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四是取决于企业与个人应对危机的能力加强。采取各种自我保护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感染疾病的机会。

如果应对危机的措施采取得当，那么人们对危机本身的恐惧就会消失，整个社会面对危机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增强。从目前发展的情形来看，中国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现代危机意识，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些恐慌的现象，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深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人们开始平静地对待非典，社会生产与生活逐渐恢复。

具体来说，在这次SARS冲击中，这种非正式制度提高了政策效果，同时降低了政策实施的成本。比如作为面临的公共风险，对外来人员的隔离应当由社会共同支付，由政府支出，但村民自发组织替代了政府的号召和动员，由于相对政府而言，村民可以及时获得最新的消息，因此，这种自发的监督和隔离显得更加有效率。

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社会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些重点高校纷纷宣布优先录取参加高考的医护人员的子女；保险公司也积极为他们提供免费保险；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还决定对一线的医务和防疫工作者的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等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些社会导向都有助于形成一种“恪守职业道德”、“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光荣”的良好风气。

与正式制度的形成相比，非正式制度需要更长的时间，然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轻易改变。SARS冲击对我们的道德观念、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一场考验，经过这次危机，整个社会对突发性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得到了增强，而社会道德规范的变迁也有助于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应对突发性事件和危机的处理能力、控制能力，并降低了政策的实施费用。

四、小结

SARS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在短期中，SARS对国民经济确实造成了损害，但是损害究竟有多大，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观点也不尽一样。（注：笔者对截至5月15日各媒体公布的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的14种预测进行了整理，主要分布在0.3％～0.9％区间。）虽然遭受灾害最严重的旅游、交通运输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它对旅游、交通运输、餐饮等行业的消费冲击是当期的，而投资、进出口贸易等影响则有“J曲线”效应，考虑到这些滞后影响，在短期内，SARS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要比东亚金融危机严重。

然而，SARS发生的背景是中国正在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长期来看，这次外部冲击对经济体系最深远的影响是通过加快对现有制度的改革，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注：这和美国1918年的流感不一样，当时美国有60～70万人死于流感，但资本存量不变，消费减少，人均资本存量和储蓄提高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冲击和危机还导致了社会道德、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有利于形成一套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对突发性事件和危机处理控制能力的社会规范。因此，长期中，SARS对国民经济的冲击有正面的影响。

SARS冲击使中国的转型体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牵一发而动全身”，问题的复杂性已经显露无遗。因此，应当加快推进医疗、财政、企业、社会保障等等相互关联体制的系统性改革进程，以增强社会抵御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并为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高善文：《历史之鉴：大规模传染病的经济后果》[J]，《新闻周刊》2003年第14期。

（2）成思危主编：《东亚金融危机的分析遇启示》[M]，民主与建国出版社，1999年。

篇（9）

一、现代物流产业的界定分析

物流产业的概念国内外并不统一,就连国际上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要界定物流产业的涵义,首先要界定清楚物流的概念。物流对我们物流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对其理念和精髓的把握并不十分透彻。在中国物流领域,通常认为“物流”(logistics)即是相关的物资从供应者向需求者的移动。涉及运输、仓储等层次的活动。美国物流管理协会对物流的定义是“物流是供应链流程的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而对商品、服务及相关信息从起始地到消费地的高效率、高效益的正向与反向流动及存储的计划、实施与控制的过程”。显然,西方发达国家对物流的认识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已提升至供应链管理的一个新境界。说明物流活动以运筹学为理论基础,是一个极其复杂但又有较高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含量的一种营利性活动。由此,我们可以依此类推,产业(industry)原是指生成一组密切替代的同类商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这一企业集合面对着相同的买者和卖者集合。物流产业部门从事的有关商品或服务的高效率与高效益流动,其职能活动日趋社会化、市场化及组织化,因此愈来愈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故我们将物流产业定义为:物流产业是指专门从事将商品或服务由起始地到消费地发生空间位移,对其进行高效率与高效益流动及储存为经营(活动)内容的营利性事业组织的集群。显然它是流通产业的子集,但又是从流通产业中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和商品实体的移动的传统部门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这就是所谓的商流与物流的分离。也就是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中第三产业中的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它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国内贸易业、对外贸易业、饮食业、物资供销业及仓储业等。物流产业是集交通运输、通讯、物资供应、仓储保管等产业的部分职能于一身的新兴产业部门,且绝非是各职能的简单加总,而是将上述产业社会职能依照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的发展规律,并以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为前提,浓缩形成一个崭新的致力于提高社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产业部门。

二、物流产业发展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现代物流产业是在传统物流活动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物流实践的不断总结、社会物流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以及伴随着其发展过程中物流管理与物流科学技术的日臻完善，并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相吻合的条件下产生的。作为一个对国民经济相关产业发展联动性极强的产业，它不仅成为各产业部门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而且业已成为物流实践活动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标志。具体说来，物流产业主要有如下的特征：

1、对相关产业及部门物流资源的整合性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物流产业是从流通产业中游离出的一个新兴产业部门，是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的结果，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由以往的物流活动内部化，逐步转变为物流活动的外部化和社会化，这一切均是从社会总效益、总成本、总流通费用的角度出发，力求降低流通成本、交易成本及减少流通环节。就产业组织个体而言，企业物流是物流产业发展的基础，客观环境迫切需要有一个专业化的物流产业群体，其发展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阶段，建立起一个无形的物流平台，为社会及企业提供“中间服务”，满足其不断增长的专业化“物流服务需求”，在社会环境的孕育下，逐步诞生出社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物流产业。因此，物流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资源整合的基础之上，将社会较为零散的物流资源进行重组与整合，作为回报向社会各产业部门提供具有个性化、差异化、标准化的物流服务。

2、现代物流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具有高耦合性

物流产业和国民经济中产业部门之间的高度耦合，主要体现在物流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是随着社会对物流活动的大量需求而形成的新型产业部门；社会呼唤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企业物流职能的外部化，需要物流产业提供规范化、标准化、个性化的物流服务，其包括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产业部门（第一、二、三次产业）及组织；物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对立面，及物流产业的职能得以发挥和满足物流服务需求得以解决，避免造成物流“瓶颈”而使社会经济发展趋于平衡，以达到货畅其流。从社会分工与交易的理论角度出发，在其他投入要素日臻完善的今天，物流这条“短腿”始终成为制约着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的因素。按照社会技术进步的一般历史规律，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往往先于并较多地运用于流通领域，重大的技术创新及其扩散也在生产过程中迅速得以实现，然后逐渐影响流通领域。不言而喻，现代物流产业的诞生，它是随着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及其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客观上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物流产业部门。

3、行业壁垒的相对坚固性

物流产业尤其是现代物流产业的社会职能，以高效化的物流活动推助和影响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物流产业作为全社会的“后勤”服务部门，所发挥的社会职能是其它产业部门无法替代的，即便是传统的物流部门其社会职能过于单一且被人为地分化为运输产业、仓储保管业、流通加工业、包装业等，从其产业及组织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看，也是依附于流通产业部门中。而现代物流产业则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网络技术、信息系统、运筹管理、系统工程等大量技术与手段的应用作为技术投入，相配套的硬件物流设施与设备和资金的投入，在进行科学合理的物流规划和设计中，对物流知识与管理技术的投入，以及对大量人力资本的投入，使该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极高的属性，且随着第三方物流与第四方物流产业组织的出现，更使这种知识与技术含量急剧加大。显而易见，物流产业中行业壁垒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成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构成对新进入者的障碍，同时也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行业内优胜劣汰的关键要素。因此，物流产业部门中行业壁垒的坚固性，是由现代物流的管理、技术、人力资源储备及其他相关手段与核心技术所决定的。

4、物流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属性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衡量产业发展是否具有社会化和市场化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产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状况，产业部门内组织化程度的高低，能否已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物流产业在我国是一个刚刚启动的产业部门，但近年来大量涌现出一大批物流企业及组织，承担着专业化的社会职能而发挥特殊的作用，尽管目前物流企业组织化程度较低，但为培育和完善物流市场及其组织群体，逐步朝着产业发展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从全球来看，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其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高，不仅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关键的支柱产业，而且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GDP或GN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社会产品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因此，物流产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将成为其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为规范和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分别针对本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际，制定并颁布了有关物流产业发展的纲要或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从而为物流产业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氛围。西方国家物流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主要表现在物流理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流与经营、生产等活动密切相关，作为新兴重要的产业，它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助器。从全球来看，物流产业日益朝着规范化、集约化及国际化的方向挺进。具体主要呈现出如下趋势：

1、综合化和集成化物流（integrated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中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最为直接的就是第三方物流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且在国际物流产业发展中地位日渐突出，由此产生了一大批集成物流商（技术与知识含量较高的物流企业组织），将各种物流功能整合化、运作上采用海、陆、空各种运输方式的一体化及物流实践中的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的一体化。

2、国际化物流（internationallogistics）

国外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物流产业呈现出全球物流企业并购态势，机能整合的综合物流成为主导。物流产业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面临的物流市场与用户呈现出国际化（包括国内用户、国外用户、境外用户）倾向；物流业务开展趋于国际化（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物流企业国际化（国际间的合作与合资）。

3、网络化物流（internet/intranetlogistics）

电子商务与物流的衔接愈加紧密，电子网络（虚拟网络、国际互联网）作为物流网络（实物网络）实现和运行的有效手段。在产业及组织中，具体是由物流企业内部网络化、物流企业外部网络化及物流企业内外部网络化等构成。

4、个性化物流（individual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的结果涌现出一大批物流产业组织群体，借助现代物流理论与管理技术，进行供应链的全过程的个性化管理和规划，向社会提供个性化物流菜单式服务项目，具体包括企业对企业的个性化物流和企业对消费者的个性化物流。

5、信息化物流（informationallogistics）

产业的信息化物流，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信息是商流、物流、资金流的媒体，另一方面物流活动中的信息服务成为物流服务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物流业务更加依赖于可以共享的信息，并且大量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可以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和降低物流成本。

6、智能化物流（intelligentlogistics）

物流产业发展的技术高级化和自动化，主要表现在物流实践活动中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整个物流活动进行智能化管理，具体是实现物流作业的智能化和物流管理的智能化。

物流产业增长的主客观因素，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市场规模等环境和条件的日趋完备，特别是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为物流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使物流产业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增长趋势。

三、物流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物流产业的贡献率是指物流产业的增长占整个经济增长的比重，是用以衡量物流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贡献大小的重要指标。根据上述物流产业的特征和发展趋势，物流产业对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市场范围扩大的贡献、调节市场供求的贡献、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及对社会消费的贡献等方面。具体如下：

1、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

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可通过物流产业所创造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从国外物流产业实现的产值来看，这一比例越大，产业的贡献也就越大。一个国家或地区物流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的高低，与该国的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中间需求率有关。商品与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中间需求率越高，那么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就越大。据统计，目前美国物流产业规模为9000亿美元，几乎是高科技产业的两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物流产业合同金额为342亿美元，预计今后3年将以平均23%的速度增长。因此，物流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也是衡量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2、物流产业对调节和平衡市场供需方面的贡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将成为国民经济健康正常运行的调节器，物流产业促使经济运行和商品流通的调节与平衡更趋向于合理化和科学化，它不仅对生产及国民经济的运行具有高效率与高效益的自动调节作用，而且还加速了商品流通领域中相关产业如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商品零售和批发业等行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国家赖以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领域。物流产业的社会职能正在悄然改变着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发展格局，市场供需的动态变化因物流产业发展正在完成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即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飞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和货币等手段对市场供求进行总量控制，另一方面以流通部门为载体对流通领域市场物价水平进行调控，而物流产业对加速商品流通，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减少流通环节，调节市场供求，作为流通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贡献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3、物流产业对市场发育和完善的贡献

物流产业的市场贡献表现在推动市场范围扩张、促进市场体系发展和完善等方面的作用。物流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物流活动中出现的技术创新（网络信息技术、JIT、POS、EDI、QR、ECR及供应链管理技术）、各环节职能的整合（仓储、保管、流通加工、装卸、包装、运输及信息服务等）、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创新（社会化与产业化物流组织、第三方物流及第四方物流经济组织的产生），大大地降低了商品交易费用，物流产业的触角延伸至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产业部门，不仅提高了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效益和效率，而且物流产业促使商品交换的市场在逐步扩大，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建立并进一步加固。物流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劲增长势头，有效地满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及消费领域迅速增长的物流服务需求。更为重要的是，物流产业的扩张导致交换与贸易活动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广，规模日趋扩大，加速了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在更为广阔的区域中的分工与协作，同时也促进了在国际间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4、物流产业对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贡献

为满足社会的整体需求，一方面生产部门按照消费需求进行生产，具体是以流通领域的引导和消费需求信息的反馈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将这种生产转变为社会的实际消费也必须通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流通环节来实现，商品流通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及资金流四位一体，由传统的商品流通产业具体是批发或零售商业组织独立完成，而随着现代物流产业的诞生，使商流和物流的职能分离，提高了流通领域的运作效率，突出了物流职能的专业化水平，并借助于现代应用科学技术（网络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等技术），加速了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流转速度。不仅如此，物流活动还可以作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的企业组织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有效工具与手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及消费倾向产生积极影响，不仅满足社会对商品品种范围、购买商品的便利及服务等方面的需求，而且进一步会引导需求、改变需求理念甚至创造需求。

篇（10）

0引言

生态与经济是一对相关概念，而且这种相关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1生态经济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组成，生态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两大环节，其组合自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特征。

1.1协调性特征协调是一种普遍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起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协调，才可以表现出整体效应，才能反映出1+1>2，但协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不仅要懂得正反馈还要懂得负反馈，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有加有减才能保证它是最稳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一个地方若鸟很多，那就会使虫很少，而虫一少，树就长的好，进而就为鸟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有一个负那就是虫少了。假如虫多了，那就会使树少，鸟也就没了生存条件，那这个系统里就不稳定了。

1.2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

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1.3循环性特征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干预这种循环的进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概念。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惟独生态没有形成循环。而生态经济则要求必须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就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而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