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与管理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农业经济与管理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农业经济管理理念相对落后。农业经济管理在长期发展中并没有更上时代管理的步伐，其存在条件管理的落后，但更重要的是管理理念的落后。例如，农产品常出现的质量问题、市场问题及再加工问题等等，根本原因是农业缺乏系统的管理，对农产品的产生没有进行严格的把关，或是不重视农产品的质量问题，在其产生过程中缺乏一定的技术评判标准，生产的流程不规范等等，同时仍然处于被动销售的状态，没有对市场需求进行详细的分析及销售的手段多是停留在人工在市场被动销售，没有积极采取一些营销的手段或是增加销售的手段，如网上销售，或是加工成品的销售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农业经济管理理念的落后。

农业经济管理技术手段落伍。科学技术是农业生产的第一动力。特别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农业的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显得非常重要。然而，我国农业经济本身发展相对落后，同时农业多是分布在偏远的农村及小镇，基础设施非常落后，不能正确认识信息科学的用处，甚至没有接触过信息科学的发展。同时，农业的发展不均衡，缺乏必要的技术管理人员，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同时也是限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

农业经济管理队伍发展落后。国家重视农业的管理与发展，并对农业的发展投入了一定的人才与资金。但是，农业经济管理的好坏取决于领导农业管理发展的团队。管理者受教育水平及拥有的管理技术决定了农业管理发展的程度。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经济管理的知识已经不只是农业这一学科，其中还包含了管理、法律、经济等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于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是管理者自身没有与时俱进，及时补充自己的不足之处，自身的发展落后与农业现代化管理的发展，如何促进农业管理的发展的进步，如何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加强农业经济管理的措施

建立建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立建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是推进农业发展的前提。首先，过去的农业发展主要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主，在农业的建设中可能会产生大量的废物等，并且是一昧的追求产量。这需要对农业发展的理念进行改革，向绿色、低碳、环保、循环发展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进军。因此，目前需要解决农产品种类单一的问题，创新并开发出新的农产品品种，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扩大农产品的销售市场，策划多种营销手段，建设多元化、多层次、多方向的农业产业链。其次，需要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以创新型的技术提高农业的价值，真正在技术水平上提高农业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使其在市场中国占据重要的地位；最后，需要对加工后的农产品或是其他直销的产品进行严格的食品安全严查，保证其绿色、健康、无污染，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危害。这是农产品可以长期的根本。

全面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是推进农业发展的动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自动化的农业发展将成为主流，而信息化的技术及设备则是核心。这需要在农业范围内大量传播管理的信息化，应用先进的技术及时获取有关于农业的信息，以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在过去，传统农业发展获取的信息主要是天气现象，谚语及先辈的经验等等。但是，在如今，传统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与跨时代的农业发展，必须依靠智能的手段获取。国家应对农业管理的发展投入一定的信息技术的支持，尽可能在农业范围内普及计算机和网络。同时，为其配备专业的信息管理人员，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全面实施。

篇（2）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它的内容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得到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农业企业管理学还广泛地吸取了现代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运筹学等学科为农业企业管理学提供丰富的养料，使它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完善。

在20世纪初，欧美的农场经营学和农场管理学，主要研究劳动力诸要素的选择和利用、生产组织与管理等问题。本世纪50年代以来，它们的研究内容和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在企业管理中广泛地运用决策理论和技术，确定企业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企业经营计划和目标，运用投入产出理论和数量分析方法来考查和评价企业的经营效果;运用信息和市场预测，掌握市场动态，以便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等。

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研究农业企业的形式、特征，企业经营管理的目的、任务，企业管理的体制与组织结构，企业的经营预测和决策，企业的经营战略与计划，生产诸要素的合理结合和利用，生产过程的合理组织、农产品的销售，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分配的管理以及企业的经济活动分析等。

由此可见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的内容是十分广泛，远超过了经济学科的范围，我们了解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去掌握它、研究它，以便更好地为农业企业管理实践服务。

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对象

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生产关系的调整及上层建筑的协调等。

在研究生产力的组织方面，主要是研究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在质上的相互联系性和量上的比例性。如企业内的产业结构、生产布局、生产调度、不同生产要素在时问和空间上的合理组织和利用等。

在研究生产关系的调节方面，主要是研究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经营权与所有权。生产责任制中的责、权、利关系，产品分配中的三者利益关系等。

在研究上层建筑的协调方面，主要是研究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领导方法，以及国家方针、政策、经济法规的贯彻执行等。同时还包括企业的政治思想教育、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在企业管理实践活动基础上产生的科学，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密切联系生产实际。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接受市场调节的推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企业管理的性质也决定了企业管理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力，体现管理的一般职能，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起调节生产关系的职能，即管理的特殊职能，这一点，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农业企业管理学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性。人们可以运用这些规律再去指导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除了研究农业企业管理的规律和理论外，还必须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接受市场调节的推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企业管理的性质也决定了企业管理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力，体现管理的一般职能，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起调节生产关系的职能，即管理的特殊职能，这一点，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农业企业管理学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性。人们可以运用这些规律再去指导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除了研究农业企业管理的规律和理论外，还必须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应用。把力量、方法与管理实践联系起来，以解决企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内容和对策相关文章：

1.有关农林经济管理类论文

2.什么是管理学 管理学研究内容和方法

3.农业企业经营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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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栏目

中国宏观经济论：主要刊登国家权威部门、著名学者所做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宏观管理热点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具有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前瞻性的特点。

中国金融·财政研究：本着理论性和实证性相结合的办刊方针，对中国金融、财政体制改革、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资本市场发展等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并及时探讨现实中出现的难点问题。为国家职能部门的决策、金融机构的改革与发展和有关社会研究机构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信息。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论坛：主要刊登围绕中国对外贸易、FDI、对外经济合作等方面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成果。

中国公共管理论坛：主要围绕中国公共管理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性研究，以及针对中国公共管理现实问题进行实证性的案例分析。推动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向规范性、实证性的方向拓展。

中国就业·分配论坛：主要刊登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面临的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成果，以期在深入了解问题所在的基础之上，寻求解决中国就业、收入分配问题的方案。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论坛：主要刊载中国区域发展、区域性经济结构以及区域发展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

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主要刊载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问题的理论探讨、政策研究、案例分析等研究成果，以期加快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并使其成为政府了解中国乡镇企业的纽带和桥梁。

中国产业发展论坛：针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现实状况，本栏目着重关注有关中国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产业发展的前景分析、国家产业管理体制改革和政策的调整等方面研究成果。

工商管理理论论坛：结合中国工商管理的实际状况，以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为主，着重研究、探讨切实符合中国工商企业管理实际的管理理论、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

中国上市公司研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体制、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等方面问题，以求全面、准确掌握中国上市公司的发展状况，促进中国上市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工商管理评论：以中国企业管理的案例分析形式，探索、总结、推广符合中国企业管理实际的经营理论与经营战略、组织结构与组织行为，以及管理方法等。

 

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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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文摘要一般以200字为宜。摘要分为三种:报道性摘要、指示性摘要、报道-指示性摘要.报道性摘要侧重写本项研究的最具价值和创造性的结果和结论,指示性摘要主要写研究的方法、手段及研究的方向、内容范围,报道-指示性摘要则介于两者之间.研究性论文应写成报道性摘要或报道-指示性摘要,少数综述性论文在不便于写成报道性摘要时才考虑写成报道-指示性摘要或指示性摘要.

4、英文摘要一般和中文摘要对应(即应为译文),包括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作者单位、摘要正文、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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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1

一、知识经济与低碳经济的背景介绍

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Knowledge Based Economy），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文化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教育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部门，知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而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知识经济的兴起将对投资模式、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教育的职能与形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产业结构方面，一方面，电子贸易、网络经济、在线经济等新型产业将大规模兴起；另一方面，农业等传统产业将越来越知识化。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二、我国会计会计理论界对于会计理论的主流观点

1.会计信息系统论

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在纪念该学会成立50周年的文献《论会计基本理论》中提出会计基本上是一个信息系统。所谓会计信息系统论，不过是运用信息系统论的观点，重新认识、界定会计的本质。这逐步被学术界所接受，并与管理活动论共同列为我国80年代有关会计本质讨论的两大主流派观点。

2.会计管理活动论

在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阎达五教授与杨纪琬教授合作发表了题为《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的学术论文，首次提出了“会计管理”概念，视会计为一种管理活动。

三、新经济形势下对会计本质观点的解析

1.在当今新经济形式背景下，信息的使用者不仅仅需要了解本单位的财务方面的信息，还要了解企业所赖以生存的大背景信息和更丰富的前瞻性信息。而且，在当今的大环境背景下，这些非财务的信息在企业所需的信息比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例如企业的核心技术、管理团队的背景资料、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产业的竞争形式、国家对于自身企业的政策支持（特别是一些特殊的行业如采掘业等）、节能环保政策技术、国际大环境的形势变化（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如经济危机）等，而这些信息是在财务信息上是无法得到体现的。

2.根据会计管理论的观点，会计被视为为一种管理活动，这一概念的提出与“管理工具论”相比，“管理活动论”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为会计工作适应改革开放，适应企业会计转轨变型的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是我国会计历史上的历史性的进步。在当今的新经济形势下，企业管理的范围得到扩大，也神话了管理的内涵。同时，由于信息化处理程度的提高，企业管理的手段更为丰富。所以，以前对于会计本质的认识有点模糊，范围过大，无法区分好会计管理和其他管理活动的界限。因此这一概念应该更为具体地规定。

3.控制是会计所表现出的重要的特征，它正在逐步成为会计的重要职能之一，但是不能用控制去笼统的概括会计的本质。新经济形势下知识经济的发展丰富了控制手段，夸大了控制的界限。由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管理的金字塔越来越扁平，控制的界限早已不再局限于地域，远程控制成为了可能。因此，这种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财务控制在经营控制中的作用得到了弱化，而片面强调会计的控制职能只会以偏概全，应该使得其意义更为深化。

四、会计本质应将其放置在新经济形势下进行考量

新经济形势的改变，改变的是社会的大环境，改变的是会计环境，改善的是会计手段。在这一全新的环境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去考量会计的本质。传统的“管理活动论”、“信息系统论”、“控制系统论”虽然都不能很完整地概括新形势下会计的本质，但却各自在某一方面抓住了会计本质的精髓，而这仅仅是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而这三种理论都需要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丰富。

正如前文所例举的，知识经济与低碳经济下的会计本质应对新经济形势更加快速地适应，加快对虚拟衍生金融工具、网络企业、电子商务等新生事物的理论解释，并要在世界当今大环境下不断深化与所属特殊历史背景的融合，使得会计本质更能体现现代新经济形势下的时代特色。

同时，在当今世界局势新一轮变换之中，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应有意识地根据我国当今经济社会现状，紧扣时代脉搏，不断与新兴的经济社会内涵相结合，走出一条由我国特色的、承接我国发展脉络的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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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防科研事业计划经济管理应遵守价值规律

3.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

4.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推动计划体制改革——全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讨论会综述

5.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计划管理面临的难点与对策

6.关于不同计划管理形式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研究

7.适应新的经济情况 改进计划管理体制——在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

8.浅析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兼谈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兼施并用的必要性

9.略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计划管理

10.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搞好计划管理工作

11.加强我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几个问题

12.不同计划管理形式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结合

13.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推动计划体制改革——全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讨论会纪要

14.第四章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15.计划经济的两种宏观控制理论——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16.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17.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价格管理的基本原则

18.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车材计划管理

19.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计划管理

20.电力市场环境下电力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及综合计划管理

21.国有林场经济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22.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与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浅探

23.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一种管理方法

2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宏观经济计划管理

25.山东省县(市)级计划经济管理研究会一届一次年会在平度市召开

26.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计划管理

27.浅谈海洋石油开发项目经济评价与计划管理

28.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计划经济管理在全球的变化”国际研讨会纪要

29.适应市场经济形势 搞好建筑企业内部计划管理

30.第六讲 经济管理过程(三)——编制和实施计划

31.正确处理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计划与自由的关系

32.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与我院联合举办的中级干部一般项目计划管理讲习班结业

33.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我国经济管理的重要原则

34.计划经济理论在医院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35.宏观经济计划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36.以企业资源计划为核心构建经济管理类专业综合实验平台

37.国民经济管理讲座 第八讲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38.企业计划管理与市场经济

39.印度的计划管理——印度宏观经济管理情况之一

40.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搞好计划管理

41.电力市场环境下电力企业经济活动分析及综合计划管理

42.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一个文献回顾

43.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下的计划管理工作探讨

44.加强计划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45.“计划”必须紧随“变化”——谈新形势下的企业计划管理

46.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提高计划管理的科学性——读《中国财政问题》

47.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学原理》中计划管理部分的改写思路

48.推行综合计划管理,实现电力企业持续发展

49.计划经济要求财政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

50.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货币管理问题  

5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管理

52.试论市场经济下的生产计划管理

53.从计划到规划: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逻辑建构

5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农业科研计划管理

55.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

56.市场经济条件下 必须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工作

57.市场经济与企业计划管理

58.电力经济发展中计划管理的优缺点分析

59.论电力经济发展中计划管理的优缺点

60.在商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如何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61.试论经济合同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

62.试论科研的经济效果与科技计划管理

63.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更要加强计划管理

64.论慈善事业的管理方式及其转型

65.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努力办好《宏观经济管理》

66.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进行计划管理

67.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

68.计划管理体制初探

69.总会计师制度遭遇人才瓶颈国家卫生计生委实施经济管理领军者培养计划

70.计划管理与经济杠杆

71.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管理、计划和经济核算

72.企业计划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视角

73.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下计划管理新体制的几个问题

74.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Ⅳ期)

75.我院经济管理系在省“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中摘得银牌

76.推进与巩固建设监理制的重要条件是改革计划经济建设管理体制

77.荣享副省级城市级格 誉享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模式 高享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

78.我国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方式

79.质量管理:“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

80.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Ⅳ期) 

81.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Ⅰ期)

82.市场经济与计划管理

83.谈谈商品分类与价格管理

84.慈善事业的管理方式及其转型

85.市场调节为基础 计划调节为主导——试论我国经济管理中的计划与市场

86.对卫生经济计划管理问题的探讨

87.苏联新计划体制下的农业经济管理

88.关于法国控制通货膨胀的几个问题——中国计划部门宏观经济管理研讨团

89.建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

90.以利益机制协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强化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思考

91.更新思想观念 转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

92.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改革运输计划管理模式

93.30年来国家计划实践与理论互动:从计划到规划

94.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教学计划改革的几个问题

95.印度的计划管理体制及其改革趋势

96.华东经济管理·青年学者培育计划(Ⅰ期)

97.建立计划调节为主、自发调节为辅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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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一个新时代概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定义是：“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其主要特征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基础。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条件。以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本为首要生产要素等。知识将在社会生产和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主体作用。并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任何一次变革都会引发会计的变革。“会计主要是适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M・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由于知识经济导致世界产业经济结构从物质型经济转向知识和信息型经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空前发展和全球网络的形成，将创造出许多过去完全想象不到的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包括会计思想、会计目标、会计管理体制、会计技术方法和会计政策规范。国内学者在研究知识经济对会计影响时，往往多集中于阐述知识经济对传统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四大假设的冲击影响。研究的逻辑起点无非是从会计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出发，阐述它的不适用性。有的学者如殷志刚、邱景忠提及到其对会计目标、历史成本、资产概念的冲击。但都浅尝辄止。对作为会计研究重要方面的会计本质，却很少有文章系统论述知识经济带来的影响。

一、我国会计理论界对会计本质的三种认识

本质是决定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根本属性。会计本质是由会计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是会计这一事物比较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它从整体上规定会计的性能和发展方向。会计本质也是确定和解释其他会计概念的依据，会计研究首先应解决会计本质问题。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风靡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存在于我国会计理论界的对会计本质的三种认识即“会计信息系统论”、“会计管理活动论”和“会计控制论”，这是对其进行长期研究的逻辑起点。人们对会计本质和内涵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迄今为止仍是三派鼎立，没有能够达成一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需求的多样化以及人们价值意识的转变，都迫切要求我们对会计本质重新加以思考。

(一)会计信息系统论

余绪缨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从国外引进并主张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他认为：“根据当前的现实及其今后的发展，应把会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它主要通过客观而真实的信息，为管理提供咨询服务”(金绪缨，1980，1982)。此后，这种观点得到了葛家澍教授等人的支持。他们给会计所下的定义是：“旨在提高企业和各单位活动的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葛家澍等，1983)。

(二)会计管理活动论

“管理活动论”这一观点是我国学者首创的提法，由杨纪琬教授利阎达五教授率先提出。1980年，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两位教授合作发表了题为“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的论文，首先提出了“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活动”的观点，并认为：会计管理在微观经济中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重要的价值管理；在宏观经济中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价值运动就是个别资金的运用，会计管理是对这种运动进行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三)控制活动论

“控制活动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为调和上述两派的论战而出现的一个新兴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杨时展和郭道扬两位教授。杨时展教授的会计控制论侧重于会计微观领域，其建立的基础是受托责任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会计控制论。他认为：自古以来，会计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反映、控制经济活动，离开现代会计这一控制系统的运行，要提高经济效益是根本不可能的。郭道扬教授的会计控制论侧重于宏观会计领域，他从会计史学视角出发，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现代会计的全面控制观点。他认为：会计是人类为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所进行的一项基本活动，因而现代会计的本质是一个全面控制系统，必须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在一起；必须把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结合在一起。尤其到了现代社会，会计更是现代经济控制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社会中通过对包括财务信息在内的经济信息的优化与利用，以期对即定目标的控制和最终目标的实现。将会计界定为一种控制活动，优势在于：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揭示了会计的本质，阐明了现代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并且将受托责任与会计控制系统相结合，同时明确了受托责任与决策的关系。

二、知识经济下对会计本质三种观点的辨析

(一)按照会计信息系统论的观点，会计活动确实是生产制造信息的行为，但知识经济环境下这种信息的内涵却在不断地扩大

具体表现为：1、知识经济下，信息的使用者不仅要了解财务信息，还要了解企业的背景信息和前瞻性信息。另外，非财务信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企业的核心技术、管理团队的背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产业的竞争形式等，这些信息单纯依靠财务信息是不能充分反映出来的，而这些信息往往只是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2、在知识经济环境下诞生的新的信息记录、采集、聚合、分析、整理、传输、公示技术等均产生了质的飞跃，现在的网络技术、通讯技术、数据库技术使海量的信息能够得到处理，并且能够即时为使用者所取得。大大提高了信息的质量和时效性。3、知识经济下单纯认为会计是确认、计量和传递经济信息的过程的看法只体现了会计的反映职能，忽略了监督、预测和分析等控制职能。因为财务人员每天要依靠自己的职业判断去分析确认各种资产，选择不同资产的计量属性等等，这种判断性决策本身就是一种管理活动。

(二)会计被界定为一种管理活动

会计是管理经济的一种工具，这是对会计本质认识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它强调了会计具有反映和监督的双重职能，是我国进行会计改革以来。体现在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在知识经济下。扩大了企业管理的范围。也深化了管理的内涵。企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更加丰富了管理的手段。所以。原有的会计本质的认识有点模糊，范围过大，无法区分会计管理和其他管理的界限。因为会计管理毕竟不同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生产管理、知识管理等等，会计管理也非财务管理，所以该概念应该予以深化、细化。

(三)会计被界定为一项控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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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07-0072-05

一、引言

不同研究者对农民工的概念界定是不一致的，有的研究者认为，农民工就是指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雇佣劳动者，因为进城农民工引发的社会问题远比在乡农民工突出，也有研究者把农民工研究的视角主要放在进城的那部分农民工上。本文中所说的“农民工”主要是指那些户口仍在农村，但已完全脱离或基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依靠在城市所有制企业打工或从事其他服务行业为生的人群。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和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而日益凸显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外出（或进入本地乡镇企业）务工主要以“体力型”输出为主，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城市企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推动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输出为主加快向以“技能型”和“复合型”输出为主转变[1]。但是，由于我国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缺乏适应二、三产业的职业技能，加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城市就业面临由原来单纯的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的升级阶段，迫切需要加大对农民工培训力度[2]。珠三角区域的“民工荒”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于农民工待遇低造成的，其根源却在于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工文化素质低之间的矛盾[3]。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培训来源于内源和外生的需求，一方面，表现在低素质农村富余劳力的“无限供给”与相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催生了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现实紧迫性[4]。

可见，农民工培训是继农民工在城镇“准入问题”以及“权益维护问题”之后的又一前沿课题。早期研究侧重于事实描述和对培训必要性与意义的浅层分析；近期研究主要从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主体、需求内容与培训方式进行细致解构，同时从现实和所得实地调查结果入手，形成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效率、培训体系和效果的反诘。如果以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求研究为主线，可以清晰地揭示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间的内在联系。这一联系可以归纳为图1。

图1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研究间的联系

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问题

目前国内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研究都将政府作为培训开展与服务提供的主导者，目前开展的农民工培训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干预[5]。但是，近几年针对进城务工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开展的“阳光工程”、“春风行动”和“雨露计划”等政府培训工程的失效[6]，暴露出政府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方面的低效率与力不从心。曾晋莹、李锡元指出，如果由政府直接提供农民工培训产品和服务，则极有可能出现“政府失灵”[7] 的现象。

目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未能综合考虑农民工的实际需求，造成供求失衡，主要表现在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方面。首先，培训方式较为单一，仍以传统的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而已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偏好“师傅带徒弟式”的培训方式。其次，培训内容落后，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增加，农民工对培训内容的需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不仅注重对生存技能的掌握，也注重对发展技能的学习，而目前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内容仍以教授生存技能为主。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把政府作为唯一供给主体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过于单一，采取“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公退民进”等办法吸引企业和其他社会成员参与到某些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来，将有助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失衡。E.C萨瓦斯的研究也表明，摆脱政府公共服务低效率和资金不足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积极实行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建立起公私机构之间的竞争[8]。由此来看，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机制、模式本身必须创新，而这种创新包括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产品的民间供给和私人产品化。

在这方面，学者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其一是成立专业培训机构；其二是由用工单位为在本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开展培训。也有学者研究了新时期高校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农民工培训的可行性[9][10]。总体来说，尽管目前已经大量存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民间供给和私人产品化的现实，但已有研究主要还是限于对政府供给主体的考察，对于民间供给主体则尚处于理论论证阶段，缺乏实证分析。

三、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问题

针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影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参与意愿因素的分析和归纳上[11]。不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有较高需求。许东风、眭鸿明对江苏省3个城市农民工学习情况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93%参与调查的农民工希望参加不同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12]。苑国栋、李彤分别对上海、山东两地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其结果也表明农民工对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有较高的需求[13][14]。

然而，目前对具体培训需求内容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较少。实际上，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中，供给者必须以农民工的需求内容为出发点提供培训服务，如果无视农民工的真实需求，那么，就难以实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求均衡，从而难以达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最优供给。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和不断扩大，农民工的求职需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民工群体正在由亦工亦农兼业为主向全职从事非农就业为主转变，由在城乡双向流动向更多融入城市转变，由谋生存向注重追求平等转变。陈微指出，与改革开放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更向往在城市工作，参与培训的内在动因更多地是为了提高职业稳定性和发展自我[15]。杨艳红、熊刚、戴烽指出，尽管目前农民工对生存性知识的需求仍占很大比例，但法律常识、实施政策、医疗保健、经营管理、创收致富经验等发展性知识，也进入了广大农民工的选择范围[16]。李雪调研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量最大（68.5%），但对与劳动就业相关的法律知识（57.8%）、创业知识（56.5%）也产生了浓厚兴趣[17]。

总之，随着农民收入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有了新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生存技能层面；而且新一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表现出了对职业技能培训内容的需求差异。

四、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筹措问题

在关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筹资问题的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筹措以国家投入为主，并且存在总量不足、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有关资料显示，2006～2008年间，各级财政安排的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资金支出累计达到80亿元，培训人数为2650多万，人均补贴约301.89元，这与实际掌握一门技术所需要的经费（平均大概在800～1000元）相差很大[18]。政府投入资金的低效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训经费往往浪费在一些培训质量低、培训效果不理想的项目上；二是经费存在被挪用的问题。

针对此，学者们普遍认同应当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以及社会力量捐助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李培林建议，国家应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企业支持、个人自愿、社会参与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采取“个人拿一点、企业出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方式筹措培训经费[19]。姜长云基于农民工培训需求和供给的研究视角，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民工培训存在供求错位问题，应该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的农民工培训融资渠道[20]。张扬从农民工培训准公共产品属性的角度出发，指出国家是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最大受益者，理应承担投入的大部分，但企业和个人作为培训的直接受益者，也应承担一定份额的教育投入责任[21]。何筠、徐冬梅、吴学平等认为，解决农民工培训资金不足的关键是建立培训投资分摊机制，应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同样，张翠莲认为，解决农民工培训现实困境的理性选择应该是，发挥农民工、企业、政府三方合力，统一参与意愿，使农民工培训投资主体多元化，培训成本三方分摊，最大化地发挥三大利益主体的协同效应[22]。

以上研究大多是从理论上阐述、论证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可能性，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研究比较少，也没有成功的案例研究作为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农民工等各方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互“博弈”的状态，彼此之间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对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进行准确界定，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多重制度和对策。而这些问题都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须予以重点关注和突破。

五、解决农民工培训问题的对策与思路

归纳起来，学者们普遍认为，解决我国农民工培训问题需要从以下五方面入手：一是完善顶层制度设计[23][24]。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努力形成政府买单、培训机构自由竞争、农民工自主选择培训点和培训内容的格局；建立“补偿教育”制度，为那些未能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全部教育的人提供补偿性教育。二是完善农民工培训供给体系[25]。在发挥政府主办的各类学校在农民工培训中主渠道作用的过程中，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尤其是具有特色的民办机构开展农民工培训；同时，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组织协调机构，整合各种培训机构的优势。三是创新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26]。充分了解农民工的需求，从农民工的普遍利益出发，抓住农民工最主要的需求及他们所渴望的培训方式。在实践中，可以借鉴绍兴市首创的“三单制”培训模式：“学校出单”，即学校根据农民工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不同就业要求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开发超市化的培训菜单，力求培训与市场结合；“企业接单”，即力求培训与就业结合；“政府买单”，即力求培训与经费保障结合。四是创新培训投入机制[27][28]。一方面，坚持政府在农民工培训投入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根据农民工培训的准公共产品属性，采用公共和个人联合供给且联合融资模式，实行国家补贴机制，如发放教育培训券等。五是构建科学的培训效果评价机制[29][30]。首先，加速专项立法工作，加快建立农民工培训监测评估机制、激励机制和职业资格证书认证机制。其次，设置农民工培训服务质量标准，并设立专门的监督管理部门，定期对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专业设置、招生情况、学员结业率、学员技能鉴定通过率、就业率、工资水平等状况进行调查统计，与目标规划进行对比，看其指标完成情况，并据此进行评级。最后，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细则和标准，建立长期跟踪考察制度，再结合科学的技术方法和手段，真正做好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估。

六、结论

以上主要是以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和需求为主线，总结了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既指出了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分析了目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资金投入机制、需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又从各层面和维度提出了相应建议，对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实践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但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或薄弱之处，这应当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首先，已有研究倾向于将政府作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当然供给主体。但是，在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日益走向市场化的条件下，把政府作为主要乃至唯一的供给主体将使得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渠道过于单一，必须将企业、民办培训机构等非政府力量纳入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研究中来，特别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

其次，与改革开放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相比，当代农民工更加年轻，学历层次普遍提高，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也与第一代农民工大不相同。增强新一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内容的研究，应成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研究中的新课题。

第三，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筹措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培训的供给效率和供求均衡，应该成为农民工培训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研究思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是，对于操作层次上的具体问题，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也没有实证性分析。这应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四，已有研究大多是从农民工个体或政府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但是，由于统筹各大利益主体的研究理念对于解决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存在的“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不旺并存”以及“‘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等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如何统筹各大利益主体积极参与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中来，也应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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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 Workers’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Based on Analysis on Supply-demand Framework

MA Kai， PAN Huan-xue， QIN Tao

篇（8）

一、引言：资本在全球的第三次扩张激发了无形资产的活力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资本又一次走出国门，实现全球的第三次扩张①。与以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和19世纪末以电力的发明和重化工业为中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为标志的两次资本扩张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以电子计算机、激光、生物技术等先进科技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它的第三次扩张。这一次的资本扩张不是用坚船利炮和武力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而是充分依靠知识资产、知识产权、市场资产、人力资源和组织资产等无形资本实现扩张，无形资产紧密配合有形资本进入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和进行价值创造，其扩张的速度和所产生的效果已经超过了前两次资本扩张。如微软、可口可乐等就是典型的例证。但问题是，什么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与相关资产的边界如何界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形资产本身的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外延又有哪些延伸？无形资产到底是如何为企业价值进行贡献等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无形资产的边界予以限定，并对相关概念的关系予以厘清。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由于其质的规定性，都有相应的内涵和外延，以保持该事物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如果某事物的外延过小，无疑不利于对该事物的全面认识和把握；相反，如果事物的外延过大甚至无限大，势必侵犯其他相关领域，甚至异化为另一事物。目前，人们对无形资产的认识既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又存在限定范围过窄的问题。因此，科学而合理地界定无形资产的边界，维护无形资产的严谨性与严肃性，对无形资产理论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法学、经济学、会计学对无形资产内涵的初步界定

无形资产作为财产的一种类型，最早源自法学对财产的研究②。奴隶社会的罗马法把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在罗马法的条文中，尚无“无形财产”的明确规定，但是从公元二世纪罗马法学家盖尤斯（Gaius）所著的《盖尤斯法学原理》（Institutes of Gaius）一书中，已经出现“无形财产”的雏形。该书第一次把民法分为“人法”、“财产法”、“债法”三个部分，在财产法中，则明确地把财产分为“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两部分。在无形产权的取得方式上，盖尤斯认为，无形产权的取得方式与有形的不动产及动产都不同，既不能凭借时效取得，也不能通过传统的买卖方式取得③。1890年，美国法院通过审理明尼苏达铁路委员会减低铁路运费一案时，宣布这是一种“财产剥夺”行为，虽然所剥夺的不是有形体的财产，但它是无形的财产――规定价格的权利。通过这次宣判，美国最高法院赋予“财产”这一概念以新的涵义，即在原先那些“有形”财产的意义上，增加了“无形”财产的意义。于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无形资产”概念被司法实践所承认，以后在一系列其它经济纠纷案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经济学对无形资产的研究，更多侧重把无形资产作为一类生产要素来解释经济增长，而并不关心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尽管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其名著《国富论》中阐述了把国民所有的有用能力当作资本的思想，马歇尔（Marshall）和费雪（Fisher）进一步把知识也纳入资产的范畴，即无形资产，但无形资产真正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则是随着无形资产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而被明确。所以，经济学家把无形资产纳入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现象。当今社会财富和经济的增长主要受无形资产的驱动，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葛家澍，杜兴强，2004）④。

无形资产概念在微观经济领域中的运用，受到会计和资产评估活动的推动。作为反映和计量微观经济主体经济活动过程及成果的工具，会计不仅关注无形资产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功能发挥和价值贡献，而且关注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关于无形资产概念的定义，早期主要借助于列举无形资产的内容。如美国会计学家哈特菲尔德1927年就提出：无形资产的涵义是指专利权、版权、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商标、专营权及其他类似的资产。然而，列举无形资产的各项内容的这种定义方法既没有说明无形资产的特征，也没有表述无形资产的本质，就连哈特菲尔德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国旅美学者杨汝梅（众先）先生在其1926年出版的专著《无形资产论》（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 Assetes）中，把无形资产定义为，特定企业所具有额外收益能力之表示，无形资产的价值，依据企业盈利之剩余，将其超过之数，依照相当利率，化为资产的价值是也。⑤这一定义揭示了无形资产能为其主体带来超额收益能力的本质特征。以后的定义大多以此为基础，对无形资产的内涵和范围进行拓展。

三、经济发展与无形资产边界的动态演变

前已述及，对无形资产的边界限定，法学、经济学和会计学等相邻学科对此有不同的界定，但都是从其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展开的。前者通过关注无形资产的基本特征，以区别于有形资产，后者则列举实际运用中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虽然无形资产这一术语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对无形资产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不同学科和学者出于不同的关注焦点和研究目的，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

经济学提供了关于资产的广义解释，强调资产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表现为一定时点的财富存量，由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和权利构成，并着眼于资产的内在经济价值，强调其能为主体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迈克尔・波特将无形资产称为“高等生产要素”和“特殊生产要素”，认为相比属于“通常生产要素”和“一般生产要素”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对企业竞争更具决定意义。有形资产如何利用以及利用的成效，取决于企业无形资产积累和开发利用的状况，受到无形资产的制约⑥。Romer（1986），Lucas（1988）等人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具有显著的外部性，与实物资产边际报酬递减特征不同，技术、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的外部性往往使得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巴鲁・列弗在所著的《无形资产：管理、计量和呈报》一书中指出，将成本效益原理用于无形资产的分析就是无形资产的经济学涵义，无形资产和实物资产、金融资产一样都是遵循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均衡经济学规律，并把无形资产分为发明创造（创新活动）型无形资产、组织资本型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本型无形资产⑦。

尽管会计学的理论大多建立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但与经济学从生产要素观点理解无形资产不同，会计学领域更多的是从资产的定义出发来理解无形资产内涵。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中将“资产”定义为：由企业或个人拥有并具有价值的有形的财产或无形的权利。资产之所以对拥有它的主体有用，或是因为它是未来事业的源泉，或是由于它可以用于取得未来的经济利益。因此，无形资产作为资产的一种类型，也同样具有效用性、稀缺性和未来收益性特征。受会计计量和信息披露功能影响，会计学关于无形资产的理解和认识，更强调其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美国著名会计学专家西德尼・戴维森（1983）在其主编的《现代会计手册》中认为：无形资产没有公认的定义，因而常常用实例来解释，无形资产是指专利权、版权、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专营权以及其它类似的财产。⑧A.Nikolai和D.Bazley（1991）在其《中级会计学》中指出：有形资产是以可以看到和触摸的物质实体为特征的。然而，无形资产是不具物质实体却一般从法定或合同权利中形成的资产。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为使用而拥有而不是为投资而拥有，它们都有大于一年的寿命，它们都依据其可以为拥有者带来的收益而确定其价值，它们都将在其收益获得期内被消耗掉⑨。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无形资产定义为：用于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出租或管理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资产。无形资产应满足可辨认性、对资源的控制性和未来经济利益性。其中，强调可辨认性旨在区别于商誉⑩。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认为：无形资产指没有物质实体的经济资源，其价值是由其占有权及其他未来利益所决定的；但货币性资源（如现金、应收账款和投资等）不认为是无形资产。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FASB的前身）将无形资产归类为一项特定资产，并将无形资产划分为可确指（Identifiable）无形资产和不可确指（Unidentifiable）无形资产两类。凡是具有专门名称，可单独取得、转让或出售的无形资产，称为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如专利权、商标权等；那些不可辨认、不可单独取得，离开企业整体就不复存在的无形资产，称为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如商誉。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商誉和无形资产》中将无形资产定义为“无形资产指无实物形态、性质上属于非货币性的固定资产。我国1993年颁布实施的《企业财务通则》中，将无形资产定义为：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使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权、商誉等。《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2000）进一步把无形资产定义为：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通常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版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特许权和商誉等⑾。而《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则把无形资产定义为：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主要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因商誉的存在无法与企业自身分离，不具有可辨认性，不在无形资产准则中规范。⑿

再从相邻的资产评估学来看，资产评估侧重于强调无形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而并不注重其取得成本是否可确指。《国际评估准则评估指南―无形资产》指出，无形资产是以其经济特性而显示其存在的一种资产。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但为其拥有者获取了权益和特权，而且通常为其拥有者带来收益。该评估准则还根据无形资产产生的来源，把无形资产分为权利类（Rights）、关系（Relationships）类、组合类无形资产（Grouped Intangibles）、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等四大类无形资产。权利类无形资产是由书面或非书面契约的条款产生的，对于契约方具有经济利益，如供货合同、销售合同以及其它的特许授权；关系类无形资产通常是非契约性的，能短期存在但对于关系方具有巨大的价值，如员工的组合、与顾客的关系、与供应商的关系、与分销商的关系等；组合类无形资产是指从无形资产总体价值中减去可确指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后所剩余的部分。与组合类无形资产相关的有顾客光顾率、超额收入和剩余价值等，组合类无形资产通常被称为商誉；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通常受法律保护，未经授权不得使用，如品牌名称和商号、著作权，专利权，商标，商业秘密或非专利技术等。

我国财政部2001年7月颁布的《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对无形资产的界定与会计准则基本一致，认为，无形资产是指特定主体所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对生产经营长期发挥作用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它可分为可确指无形资产和不可确指无形资产。前者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后者是指商誉。但这一定义仅给出了无形资产所包含的范围的一般框架，而对非专利技术、特许权所包含的具体存在形式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从上述定义中可以发现，资产评估学与会计学对无形资产的界定也略有差别。比如：会计学主要是以企业主体为调整对象，强调无形资产的持有主体为企业，而资产评估中无形资产的主体既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企业以外的其他主体，因此特别强调特定主体所控制。

比较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对无形资产的经济含义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无形资产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受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和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影响，不仅凸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而且不断产生新型的无形资产，例如现代企业竞合关系、虚拟经营及网络化发展，使得客户关系、供销网络等成为获得超额盈利能力的重要要素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无形资产关注和研究的深入，社会法律规范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过去无法满足无形资产定义要求的无形资源能够被特定经济主体固化和控制，过去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被独立确认并计量。例如，《专利法》、《商标法》的颁布，使得专利、商标从商誉中分离出来，权利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计算机、通信系统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网络系统具有了独立确指的条件。

四、无形资产的边界拓展及具体存在形式的界定

无形资产范围的动态演变分析表明，人们对无形资产内涵的理解已达成共识，但无形资产所包含的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则更具动态性。对无形资产具体存在形式和范围的界定，大多采用分类列举方式。虽然列举方式无法穷尽无形资产的具体存在形式，但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无形资产范围的动态扩展及其变化趋势，并对传统会计关于无形资产范围的界定的完善起到促进和修正作用。王广庆（2004）指出，目前我国无形资产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过窄，应当拓展无形资产内容⒁。马德林、朱元午（2005）对近两年我国无形资产研究做了总结评述后指出，目前国内对传统无形资产会计研究基本的结论之一就是无形资产范围应当扩大⒂。

唐雪松（1999）认为，知识经济对于无形资产计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计量范围和计量基础两方面。一方面，知识经济导致无形资产种类和数量急剧扩大，使得目前的无形资产计量范围受到冲击。具体来说，无形资产的范围将扩充到知识资本的范畴，包括市场资产如企业品牌、长期客户关系等，知识产权如专利权，人力资产如员工业务能力，以及组织管理资产如企业文化、融资关系等⒃。另一方面，是无形资产计量基础的选择。为此，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经济学家看重内在经济价值，强调资产为企业能够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偏于资产计量的产出价值基础。而会计学家则更偏重于资产的实际计量价值，认为形成无形资产的交易或事项所依据的金额是无形资产计量的基础，偏于投入价值基础。

吉全贵（2001）将无形资产按性质分为五类⒄：一是智力成果及应用类无形资产。主要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非专利技术、管理诀窍、现代电子信息网络等。该类无形资产的共同特征都是开发智力获得的成果并将其应用于生产经营等经济实践。二是特种权利类无形资产。特种权利，是指政府或某种人（如组织、企业、企业集团等）特别授予享受这些特权利益主体的各种特种权利和优惠条件。如税收减免优惠、土地使用优惠、外汇管制放松以及其他各种优惠政策、便利条件、特许经营权等。三是组织关系类无形资产。主要是指各种经济利益主体在组织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与其他国家、地区、往来经济单位所形成的良好经济关系网络。该种经济关系网络多是由于长期合作而形成的工作默契关系，也有的是通过合约加以规定的。属于此类的无形资产主要有经济利益主体的经济决策专家网、采购网络、销售网络及其与其他相关经济主体之间的稳定而协调的经济关系，企业内部稳定与和谐的组织和人事关系。四是信誉类无形资产。是指特定经济利益主体在组织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和优异成绩而赢得社会、同行、客户的高度评价和赞赏。如驰名商标、获得的各种奖牌、荣誉证书，长期形成的一定的知名度。应该指出的是，商誉不是一种单纯性质的无形资产，不能简单地将其包括在信誉类，它是企业形象的综合代表。五是其他类无形资产。指以上四类无法包括但又具备无形资产特征的其他各种经济资源。

汤湘希（1997，2004）认为，无形资产应是不具有实物形态，却能为企业长期带来收益的法律或契约所赋予的特殊权利、超收益能力的资本化价值以及有关特殊经济资源的集合。此种定义强调特殊经济资源也是一种无形资产，例如税收减免优惠、土地使用优惠以及其他各种优惠政策、便利条件⒅，并进一步引入知识资本、人力资源等理论把无形资产分为经典无形资产、边缘无形资产、组合无形资产、合力无形资产等四类⒆。经典无形资产，即现行会计核算体系中包括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等，这类无形资产的表现形态主要是知识产权，而且其使用价值可以由多个主体使用和重复使用；边缘无形资产，如土地使用权，这类无形资产的表现形态更类似于固定资产，其使用价值只能是单一主体使用，或使用价值具有独占性；组合无形资产，其表现形态为商誉，按照目前一般公认的会计理论，商誉是超额利润的价值表示，不能离开某一特定主体而存在；合力无形资产，即企业核心竞争力，其表现形态是企业通过各种技术、技能和知识进行整合而获得的能力，它与商誉的共同点都是不能离开某一特定主体而存在。

喻晓宏等（2005）把无形资产划分为市场类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组织管理类无形资产等三类⒇。市场类无形资产，指一个企业通过其所拥有的与市场相关联的无形资产而可能获得的潜在利益的总和，包括品牌的信誉（如企业品牌、服务品牌），与客户的关系（如销售网、分销渠道、长期客户），合同（如特许经营权协定、专利使用权协定、经常性合同等）；有助于生产、销售的资格认证（如IS09000质量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信用等级评定等类似项目）。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和科学实验等创新过程中所发明创造的高新技术和技术诀窍而形成的精神产品的一种产权形式，包括专利权、版权、计算机软件、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等；组织管理类无形资产，指企业管理层在组织、协调、管理、沟通等方面存在的优势而可能获得的潜在利益。如企业文化、企业管理方法、信息技术交流、网络工作系统、融资关系等要素。

孙艳霞（2006）将无形资产划分为人力型无形资产、智力型无形资产、市场及顾客型无形资产、组织管理型无形资产等四类（21）。人力型无形资产，指有利于实现企业发展目标和员工素质提高的无形资产。如员工教育状况、业务技能、创新精神、对知识的运用能力等。智力型无形资产，指人们通过智力劳动形成成果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权、电脑软件等。市场及顾客型无形资产，指企业与市场、顾客之间形成的无形资产。如市场营销网络、顾客忠诚度等。组织管理型无形资产，指企业在组织、管理、协调等方面存在的优势，将带来未来经济利益超额增收。如企业管理方法、资本运营能力。

我国台湾学者大多将无形资产等同于智慧资本，认为智慧资本是一种隐藏在企业内部、无形但却能创造价值与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创新资本、流程资本和关系资本等四类（22）。

上述研究表明，无形资产的边界在逐步拓展。其具体存在形式与范围，除了专利权、著作权（版权）、非专利技术（秘密制作法和配方）、商誉、特许权（专营权）等这些国际公认的经典无形资产外，随着社会经济活动发展而出现一些新兴的无形资产。尽管从会计确认与计量角度而言，囿于传统的会计确认和计量规则，许多在经济学上已经确认的无形资产，在会计学中则因无法计量和记录而游离于会计报表之外，诸如良好的企业形象、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企业的公共关系网络、企业的营销网络等等，但是现代会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开发出一些新型的计量模式，如斯堪的那维亚智力资本模型，智力资本计分板、平衡计分卡等，这些模式用以反映和揭示新型的、日益重要的无形资产类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会计上的这一难题。

总的看来，从会计学的角度而言，扩展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已是大势所趋，在现有的会计理论框架下，除经典无形资产外，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智力资产、市场资产和顾客资产应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予以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同时，使法学、经济学、会计学等相邻学科对无形资产质的规定性具有相同的边界限定。

五、对无形资产具体存在形式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在基于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欧盟2003年的关于无形资产计量和报告实践的研究报告中关于无形资产存在形式的调查问卷为指导，设计了相关问卷进行实地调研。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201份，回收率约为67%，其中有效问卷195份。调查对象既有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又有会计和评估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其工作与企业无形资产的管理实践高度相关。因此，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有效问卷的具体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23）。

我们根据无形资产的广义定义，列举了一些我国当前会计准则未予以确认的无形资产。被调查对象认为诸如品牌、各种资质、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应被纳入无形资产范畴，其认同度和相应的比例如表2所示。

从表2的调查结果可知，被调查者中有84.08%的人认为无形资产中应包括广告、品牌、顾客名册、分销渠道等营销类无形资产，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资质类和客户类无形资产，占到了72.64%；再次为客户类无形资产，占到了64.68%；第四为人力资本类无形资产，占到了54.23%；第五为组织资本类无形资产，占到了52.74%；最后是生产运作类无形资产，占到了45.77%。

上述结果反映，实践中对营销类无形资产的认识比较一致，且该类无形资产在我国企业受关注的程度比较高。尽管当前无形资产会计准则对各种生产资质、认证、许可证等不作为无形资产给予确认，但调查中该类无形资产的认可率比较高。

对人力资本类、生产运作类和组织资本类的无形资产应纳入无形资产，其认同度还较低（不足60%），说明我国企业当前在人力资本和生产运作控制体系方面的重视不够。在国外有关无形资产的研究文献中，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已成为无形资产的重要内容，但从我们的调查结果中分析，这类无形资产被选择的比例并不很高。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些无形资产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或者难以被企业所控制。比如集合劳动力，非竞争协议等，在我国商业实践中尽管已出现相关的诉讼案例，却仍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从实地调查的总体结果来看，无形资产边界的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客观上也要求会计上扩大无形资产的核算范围。

六、与无形资产相关概念的关系辨析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智力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等与无形资产具有密切关系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些资产或资本越来越成为企业营运的生产要素或价值贡献的主体，它们与无形资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经济学和会计学的角度而言，资产（Assets）与资本（Capital）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就一般的表述而言，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产是能够为主体带来收益的资源。但多数学者在研究无形资产、智力资本、人力资产等相关范畴时，未将“资产”、“资本”与“资源”等概念严格区分，而是经常混用，有的称知识资本或知识资产、智力资本或智力资产、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等。从其本质来看，无论采用何种称谓，所使用的都是资产的“收益”属性概念。本文在此也不过多地区分“资产”或“资本”，也是强调其“收益”的性质。

（一）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

智力资本理论来源于知识管理，故不少学者将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等同于知识资本（Knowledge Capital）。智力资本的概念由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于1969年首次提出，经过日本学者弘之伊丹（1980年）、美国学者戴维・提斯（1986年）、美国学者斯图尔特（1994年）、沙利文（1998年）等的系统研究后认为，智力资本是一种独特的资产，没有其他的公司具备和它完全一样的技能、能力、知识、创新成果、知识体系、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等。斯图尔特将知识资本概括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结构性资本（Structural Capital）和顾客资本（Customer Capital），简称H－S－C结构。沙利文将智力资本进一步划分为人力资本、客户资本、股东资本、文化资本、关系资本、组织资本、结构资本、流程资本和经济资本（沙利文，2002）。我国著名会计学家余绪缨教授把智力资产分为隐性智力资产和显性智力资产两大类。显性的智力资产，还可大致地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个体化的由人才的超常才智物化在某种物质性载体如书稿、光盘、实物中的显性智力资产，如版权、专利权、专有技术、计算机软件等。另一类是组织化的由较长期的集体经营而形成的独特优势。包括市场资产、基础性结构资产和企业文化。虽然不同学者对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要素上划分有所差异，但对其本质的认识基本一致。

（二）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

关于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和与他同时代的雅各布・明瑟尔、加里・贝克尔、爱德华・丹尼森、F・H・哈比森等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舒尔茨（Schultz，1975）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人的身上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其范围包括天生具有的才能和后天获得的能力，还包括运用和继续传授这些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时间和身体状况，它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从企业的角度看，人力资本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能力：生产能力、科研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简而言之，人力资本是指企业的员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知识与健康水平，是企业知识资本的重要基础，代表企业解决问题的个人能力。这种能力以潜含的、未编码的形式附着于员工个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员工个人对其自身人力资本具有完全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当人力资本经过编码化为企业的知识资产，即正式注册的企业技术、专利、品牌和商标等时，员工个人便失去了对其原有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韩经纶，2002）。一般认为，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当然也有学者如谭劲松（2001）等认为，智力资本其实是人力资本的核心，主要指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科技人才和具备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家身上所体现的资本，它并不等于人力资本。这里，智力资本体现的是狭义的概念。

（三）无形资产与知识产权

相对而言，作为法律概念的知识产权得到的共识则较多。知识产权源于18世纪的法国，1791年法国第一部专利法起草人德布孚拉首先使用“工业产权”一词来概括精神财产专有权，后来比利时法学界把一切来自智力活动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刘春田在其著作《知识产权》中认为，知识产权是指智力成果的创造人或工商业标记的所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统称。现有的研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能囊括无形资产的全部，两者不能简单地等同。

简而言之，上述相关资产的关系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汤湘希（2004）认为，智力资本、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源是对无形资产的发展和继承。它们的内容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交叉。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具有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长期使用的没有实物形态的经济资源；交叉之处在于知识资本与智力资本无实质性差异，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

二是相关概念具有等效的关系。于玉林（2005）认为，在学术界，无形资产、智力资产、知识资产、人力资源和无形资本、知识资本、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等几个概念，是从不同方面对同一内容进行研究而经常出现的，在会计学的研究中，一般较多地使用无形资产或无形资本的概念，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一般较多地使用知识资本或知识资产的概念，在管理学的研究中一般较多地使用智力资产和智力资本的概念。它们是同义词，这些概念所指的本质涵义都是相同的。

三是知识资产是无形资产的延伸关系。黄申（2006）以法学的视角，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对无形资产与知识资产进行分析比较后认为，用知识资产代替无形资产这一概念更能体现无形资产的本质。

可以说，无形资产涵盖了智力资本，而广义的智力资本又涵盖了人力资本，狭义上智力资本又只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和包容性特征。

当世界经济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产业发展形态也随之由资本密集型（以物质资本为主体）向劳动密集型（以人力资本为主体）发展，进一步过渡到知识密集型（以智力资本为主体）。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智力资本，都是从本质上表达无形资产的内涵，它们都是企业形成无形资产的源泉。企业只有重视人力资本或者智力资本的投入，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无形资产，提高自身竞争力。

七、基本研究结论

无形资产，因其不具有实物形态而得名，但并非所有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都可界定为无形资产。通过上述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明确的结论：

（一）无形资产从其历史发展演进过程来看，可以分为经典无形资产、边缘无形资产、组合无形资产和合力无形资产等四类

其中，经典无形资产，即现行会计体系中已经确认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版权）等。边缘无形资产，是指具有无形资产的某些特性，但不具有无形资产的典型特征的资产，且多来源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行政许可。包括土地使用权、特许权（如专营权、各种政府授予的资质、采矿权、取水权等）、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等。组合无形资产，即商誉。虽然《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不再涵盖商誉，但并不否认商誉的无形资产性质。合力无形资产，即企业核心竞争力资产，它是企业拥有的各种资源和能力经协同作用而产生的合力。包括前已述及的人力资产、市场资产、组织资产等多种资源。在会计处理时，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将其价值予以量化和与其他资产的贡献予以分割（24）。

（二）无形资产的边界必须进行合理的限定

既不能囿于现行会计准则偏窄的限定，也不能任其“泛化”。在现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将人力资产、智力资产、市场资产、组织资产进行会计确认既是时代的要求，同时在会计上也具有可行性。与此同时，经济学、管理学和资产评估学等相邻学科对无形资产的边界应适当统一，即无形资产内涵应具有同一性。从涵盖的关系上可界定为：无形资产>智力资产（知识资产、智慧之本）>知识产权>人力资产（源）>市场资产>组织资产。即是说，无形资产中最核心的是智力资产（知识资产，或称智慧之本），知识资产中受法律保护的部分形成知识产权，未形成知识产权的部分则衍生为人力资产、市场资产和组织资产等。

（三）应改进现行无形资产信息的披露方式和内容

之所以法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对无形资产这一相同的命题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是因为受制于现行财务会计体系的约束。尤其是现行财务会计报告披露的主要是仅从会计角度而言的可计量的无形资产存量信息，其信息含量和传递的信号并不完全具有相关性。为此，可以借鉴财务报告的“彩色”（25）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无形资产会计信息含量应包括如下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核心层。在会计报表列报时充分披露符合所有确认标准的无形资产信息。

第二层次：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揭示目前可靠性尚嫌不足，但符合部分会计确认标准的无形资产信息。如人力资产、市场资产、组织资产等。

第三层次：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那些目前尚不完全符合资产的可定义性而具备其它信息特征的无形资产信息。比如，重要的研究开发活动及其投入概况等。

第四层次：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所有无法进入以上三个层次的其它相关无形资产项目。由于只要求具备相关性，所以其披露方法可以灵活，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反映出该部分资产的状态。

总之，无形资产的边界限定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是无形资产研究领域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上述的梳理与总结，并提出一些看法，目的是为进一步研究无形资产的价值贡献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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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Kaufmann，L.and Schneider，Y. Intangibles：A Synthesis Of Current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Vol. 5 No. 3. 2004.

注：

① 马传兵：经济全球化与无形资本的扩张，《理论前沿》2003年第2期。

② 参见王海粟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无形资产减值测度研究”研究报告，2006。

③ B.尼古拉斯（Nieholas）著：《罗马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1967年牛津英文版，第105－123页，转引自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论》，第40－第41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④ 葛家澍、杜兴强：无形资产的相关问题：综述与探讨（上），《财会通讯》，2004（9）：10－12。

⑤ 杨汝梅著，施仁夫译：《无形资产论》，立信出版社（1926年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杨汝梅先生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是将商誉等同于无形资产，并未对无形资产进行准确定义。

⑥ 转引自施本植：无形资产：不可等闲视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⑦ 巴鲁・列弗著：《无形资产―管理、计量和呈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⑧ Sidney Davidson：Handbook of Accounting，Third Edition，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3。

⑨ A.Nikolai and D.Bazley：Intermediate Accounting，PWS-KENT Publishing Company，Boston，1991。

⑩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1998年10月1日。

⑾ 将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是我国相关会计规范的一种显著特征，能否将土地使用权界定为无形资产，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土地使用权并不具有一般无形资产的主要特征，我们将其界定为“边缘无形资产”。参见汪海粟、王同律、汤湘希：《国有无形资产资本化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等有关著述。

⑿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应用指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⒀ 随着人们对无形资产认识的加深，“关系、人力、制度以及“综合协同力”作为新时代的无形资产要素，已经成为企业价值创造不可缺少的能量源。参见：谢志华、郑职权：无形资产价值：创造与实现，载《会计之友》，2006年第20期。

⒁ 王广庆：对我国无形资产准则的一些思考，《会计研究》，2004年第5期。

⒂ 马德林、朱元午：无形资产会计研究中的问题与改进，《会计研究》，2005年4期。

⒃ 唐雪松：知识经济对无形资产计量的影响，《会计研究》，1999年第2期。

⒄ 吉全贵：论无形资产范畴，《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1期。

⒅ 汤湘希：论无形资产范围的界定，《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第1期。

⒆ 汤湘希：无形资产会计研究的误区及其相关概念的关系研究，《财会通讯》，2004年第7期。

⒇ 晓宏等：对知识经济下无形资产性质与内容的探讨，《企业技术开发》，2005年第5期，第84页。

（21） 孙艳霞：无形资产的范围界定及其计量，《科技咨询导报》，2006年第2期。

（22） 参见政治大学郑丁旺教授“台湾智慧资本的发展概况”，2007海峡两岸现代会计论坛演讲稿以及施志成：“智慧资本、智慧资本附加值与企业绩效之整合分析――以台湾资讯电子业为例”《2006 TOYOTA管理论文奖得奖论文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