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预期理论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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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篇（2）

1.企业伦理的产生与发展

工业文明使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伴随而来的也有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可再生资源的耗损、道德的沦丧和人性之恶的暴露。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开始呼吁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利益相关者管理等，开始建构最初的企业的伦理文化。

对实际的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伦理道德因素的重视，则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企业伦理运动。在当时，许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大肆污染自然环境、销售不合格产品、忽视员工权益，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在被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感，并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运动。此后，企业自身迫于社会的压力和自身存续的需要，开始重视起企业伦理问题。

20世纪80年代之后，企业伦理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首先从范围上，企业伦理学从美国扩展到了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其次，在许多大学的商学院都开设了相关的企业伦理和商业道德方面的课程，企业伦理教育的研究得到了更多的重视；第三，许多企业开始明确企业的价值观和信念，制定企业经营管理守则和行为规范，对企业员工进行道德培训，建立起相应的企业伦理领导和伦理办公室制度。

2.企业伦理文化的?群?

企业伦理逐渐形成和发展，促进了相关的企业伦理文化的形成。企业伦理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同员工、消费者、社会、自然环境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之间保持和谐相处、互相促进的共生关系，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责任价值观，包括生产伦理文化、管理伦理文化等多重内容。企业伦理文化以“义利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企业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企业自身和社会的关系”等具体关系加以展开，并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企业规范等影响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的实践行为。企业伦理文化对员工的日常行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都有着约束力，并能有效的调节企业各建设项目之间的关系，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源泉，也是企业文化正确与否的标尺。

二、企业管理与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企业管理，是企业为了实现经营目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组织、计划、指挥、监督和调节等职能。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水平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持续营业时间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在当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下，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要不断改善企业的管理方式，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伴随着全球化、生态危机的影响以及合作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方式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首先，承担社会责任逐步成为企业的共识，这个共识影响着企业价值观，成为企业使命的一部分。其次，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的作用和价值，把对人才的吸收、培养、任用、激发列入战略规划之中。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越来越关注员工的权益保障、消费者的需求满足等。第三，对信息的获取更加智能化。在互联网、智能终端等各种应用体系广泛使用的情况下，社会信息化的程度不断加快，企业将会在短时间内拥有更多信息，运用商务智能将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等技术应用到企业的管理中，通过集成多种数据类型，从数据中发现新的关系，有利于企业提高企业效益、创新管理模式。

三、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

在许多人看来，企业的管理是一种经济行为，但是企业的伦理文化培养是非经济行为，因而认为二者是没有实质必然性的联系的，比如说“管理活动不容干预论”就认为，企业管理在真正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非经济因素的干预。还有一种“企业伦理文化培养无用论”认为企业的伦理文化培养只是一种形式主义，浪费金钱并没有过多的效果，认为在新形势下，企业伦理文化的培养应该“退居二线”。但是在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企业的伦理文化培养与企业管理二者是内在统一的。一方面，企业伦理文化培养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良好的企业伦理文化能够提高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能力，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同时也能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会无形中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科学有效的企业管理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企业管理活动内容本身包含了企业伦理文化培养。企业管理的过程中需要调节企业与个人、企业与国家、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必然会需要相应的企业伦理文化来给自己的行为作出指导，没有企业伦理文化培养的管理活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企业管理活动。不仅如此，企业伦理文化和企业管理最终还在“人”这个维度上达到了统一。企业伦理文化实质上是人所培养，并为人服务，企业管理也是由人来进行，由人来完善，且人的充分完善和人的价值的发挥本身就能为企业带来收益。

四、我国企业管理中伦理文化的现状和建议

1.企业伦理文化认识加深

党的十以来，中央更加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应“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中也提到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这说明，在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容已经渗透到相关的法律中，这为我国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统一的指导。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正视自身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开始通过自觉维护环境、保障消费者权益和捐助公益事业等来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

2.企业伦理文化的建设仍旧滞后

篇（3）

消费者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关键，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是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在某种程度上说，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是对客户资源的争夺。企业要赢得客户，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除了提供优质的产品以外，也要注意构建和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

一、心理契约理论综述

心理契约是相对于正式的、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契约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以许诺为基础的义务或责任观，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如果心理契约得不到履行将会给双方的关系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会导致契约双方关系的破裂。现有心理契约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行为领域，在营销领域中,已有少数学者开始探讨心理契约的意义，但总体研究较少。

1.组织行为学中的心理契约

Argyris、Rousseau和Schein认为组织中的心理契约是雇员与顾主以许诺为基础的义务或责任观。然而，不同的研究者对心理契约的研究的侧重点（如义务主导、期望主导和许诺主导）和层面（如个人侧面、社会层面和二元的层面）都不一样。Rousseau的论文对心理契约的发展的贡献很大，她将心理契约定义为个人与其他方之间互惠交换协议的条款和条件的信念,并对心理契约作了更狭义的定义：“心理契约是雇员对与其雇主相互义务的感知”。这一定义主要关注雇员一方,它将心理契约看成是个人对相互义务的一种主观、个人感知。

Rousseau于1989发表的论文开创了心理契约研究的一个新的纪元。学者们运用大量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契约的内容、维度和作用,并且对心理契约违背后雇员的态度和行为进行了分析。心理契约的违背会给组织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如消极怠工、员工满意度的降低等。心理契约研究的领域和方法都有不断拓展的趋势。

2.营销领域的心理契约

Roehling指出,心理契约概念现在已经一般化地用来描述许多关系，如房东和租户之间的关系、咨询员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上述4种关系，前面两种可以划归于营销关系的范畴；学者Blancero和Ellram认为，心理契约是双方对彼此持有的互惠协议的感知，这一概念也能够投射到其他关系中,包括消费者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Blancero和Ellram研究发现，可以预期心理契约将在营销关系中出现，而且具有扩展的性质。Eddleston、Kidder、Litzky指出,企业内与顾客打交道的人员面临着与顾客的许多心理契约,存在着偶然的非持续的交易契约到持续的稳定的关系契约。她们指出,在基本的服务接触中,那些与顾客打交道的人员和顾客之间容易形成交易契约,顾客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层次的效用和服务,如礼貌和友好的服务、清洁和努力的工作。

本文认为，企业与消费者的心理契约就可以理解为“消费者与自己与企业之间所抱有的一系列期望”。这些期望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还需要双方去揣测对方的心理。

二、目前我国企业与消费者的心理契约中存在的问题

消费者购买企业的某种产品和服务，这种买卖的关系构成了双方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同时，双方彼此间抱有一种微妙而含蓄的期望，即本文所探讨的心理契约。心理契约中的期望，是预料和期待对方将会满足自己的某些需要，想要对方表现出自己所盼望的那种行为。这些期望没有书面表达，需要对方去仔细观察、捉摸、估测和领悟。如果对方未能领悟到这种期望，没有满足自己的要求，就是违了约，破坏了达成的心理契约。当消费者感到企业违背了心理契约时，就会产生消极情感，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它促使消费者重新评价自己与企业的关系，降低满意度和忠诚度。久而久之，消费者就会流向别的企业的商品和服务，给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企业若要想保持、巩固并加强与消费者的关系，就得严格履行双方间的心理契约。然而当前我国某些企业不重视与消费者之间的心理契约，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

1.无视心理契约

当前，以消费者利益为中心的现代营销观念还远远没有建立。一些企业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思路，为了追求今天的销售利润根本不考虑明天的发展。企业为寻求短期利益，损害市场、消费者、同行利益的短视做法亦时有发生，如随意承诺、虚假广告、短斤少两、贩假售假、低价竞销、合同欺骗等行为，对国内某些企业的形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2.心理契约不完整

一些企业开始意识到心理契约的重要性，并且推行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战略，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仍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企业看到别的企业推行一些营销措施便跟风模仿，没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这些企业在构建心理契约时主观随意性比较强，因为它们大多数不知道如何着手全面建立企业与消费者的心理契约。

3.对心理契约的误解

由于营销领域的心理契约的研究比较少，目前很多企业对心理契约的认识不充分，甚至存在一些误解：

（1）认为心理契约是华而不实的理论，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和价值。这些企业会对心理契约抱有排斥的心理。

（2）认为心理契约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与企业营利的本性相冲突。这些企业会本能地回避心理契约。

（3）对心理契约的期望值过高，这样的企业开始会对心理契约投入很大的热情，由于心理契约收益的延迟性或者暂时的挫折，企业又对心理契约抱有怀疑态度。

三、如何构建消费者与企业的心理契约

针对企业与消费者心理契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提出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构建心理契约。

1.实施CS战略，把建立心理契约提高到企业战略的高度

CS即顾客满意（CustomerSatisfaction），是指消费者对一件产品满足其需要的绩效与期望进行比较所形成的感觉状态。CS战略的实施为构建企业与消费者的心理契约提供了平台，也是评价和衡量心理契约能否建立及其牢固程度的标尺。企业要充分重视心理契约的构建和维护，把它提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让所有的员工都遵循。

企业要实施CS战略，要做到以下几点（如图1所示）：

第一，要注意产品的整体概念。PhilipKotler认为产品整体概念包括核心产品（产品的基本效用或利益）、形式产品（包装、商标、式样、品质、特征）、期望产品（对属性和条件的期望）、附加产品（售后服务与保障）和潜在产品（指示产品可能的发展前景）5个层次。企业要站在顾客的立场上去研究和设计产品。企业的全部经营活动都要从满足顾客的需要出发，尽可能地预先把顾客的不满意从产品物体本身（包括设计、制造和供应过程）上除去，并顺应顾客的要求趋势，预先在产品的物体本身上创造顾客的满意。通过发现顾客的潜在需要并设法用产品去引发这些需要，使顾客感受到意想不到的满意。同时要十分重视顾客的意见，让用户参与决策。要把处理好顾客的意见视为创造顾客满意的推动力，按照以顾客为中心的原则，建立富有活力的企业组织。组织内部要保证通畅的双向沟通，要养成鼓励创新的组织氛围，对顾客的需求要具有快速反应机制。

第二，企业要不断完善产品服务系统，最大限度地使顾客感到安心和便利，采用CS战略，企业就要设身处地为顾客着想，运用核心服务与追加服务、售前、售中与售后服务相结合的策略，不断完善服务系统，最大限度地提供令顾客满意的服务。

第三，要与消费者建立彼此友好和忠诚的关系，使服务手段和过程处处体现真诚和温暖。要把经营思想从单纯的你买我卖的商业关系中解脱出来，通过与顾客间长期关系的确立和发展，达到彼此间的信任和共鸣，在满足顾客需求和利益的前提下，进而达到企业自身的发展。

2.从交易性心理契约与关系性心理契约两个维度全面的构建心理契约

心理契约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具有主观性、个体性、动态性和社会性的特点，且受个人、组织、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Rousseau认为，在总体层次上，可以把心理契约分为交易心理契约与关系心理契约两大类，她通过对224位就业的MBA毕业生的研究，得到了对交易心理契约与关系心理契约二维度区分的实证支持。交易心理契约与关系心理契约这两个维度的观点被广泛应用。一般来说,交易心理契约主要关注具体的、短期的和经济的交互关系，它是指某一有限时期内的具体的可货币化的交换。相对而言，关系心理契约更多地体现为隐含和主观的理解，关注广泛的、长期的、社会情感的交互关系，它除了经济方面的物质回报之外，还有来自较高卷入水平的情感投入，如对个人的支持、家庭的关注等无形因素，它能产生较强的参与情感和归属感。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两种心理契约可能同时存在，只是所占比例不同。消费者与企业的心理契约也可以从这两个维度来分析。本文以消费者与某饮食店的心理契约为例来进行说明，见表1。

在建立消费者与企业心理契约的过程中，要注意从交易心理契约和关系心理契约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力求全面地揣度消费者的心理，准确把握消费者的预期，促进企业与消费者长期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3.实施品牌战略，构建有企业特色的心理契约

品牌是企业与顾客相互之间心灵沟通的纽带与桥梁。企业通过品牌向顾客传达企业的经营哲学和价值观念,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进而培育顾客对品牌的忠诚。顾客通过对品牌的购买和消费来感受和体会企业的价值观和文化,品牌的确立打开了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心灵通道。实施品牌战略，是履行和维护企业与消费者心理契约的最佳着手点。企业主要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技术创新是品牌战略的生命，质量管理是品牌战略的保证，维护管理是品牌战略的关键。企业的品牌战略把品牌创新、品牌管理和品牌维护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第二，建立CI系统。CI(CorporationIdentity)系统即企业识别系统，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有力工具。企业形象识别（CI）可以分为3个层次，即企业理念识别（MindIdentity，MI）、企业行为识别（BehaviorIdentity，BI）和企业视觉识别（VisionIdentity，VI）3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CI系统中MI、BI和VI的关系，就仿佛一个人的心灵、行为和仪表。一个形象完美的人应该同时具有美丽的心灵、高尚的行为和英俊优雅的仪表。人的行为是由其思想（心灵）所支配的，而一个人形象的好环，最终取决于它的行为，也就是取决于它如何做事。企业形象也是如此，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对企业的认知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如何去做”。独特的CI系统能够帮助消费者有效识别企业，建立和企业的独特而健康的心理契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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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习完整的结构由3个部分组成：

（1）语文课堂教学；

（2）第二语文教学渠道；

（3）语文学习环境。

课堂教学是主体，第二语文教学渠道和语文学习环境是“两翼”。尤其是在后示性时代，学生在信息的获取上丝毫不滞后于教师，甚至多于教师，以往教师在信息占有上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削弱了。如果语文教学仍然秉承“以课堂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旧教育观念，只会与当今变化迅猛的信息时代格格不入。“大语文教育”要落到实处，就要冲破“三中心”的旧教育观念的牢笼，要以课堂为基地，并延伸至广阔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中。因此，“大语文教育”观具体化到操作层面，即为“大教材观”、“大课堂观”、“大教法观”。

2受大语文教育启发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思考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标是唤起医学生敬畏生命的理念，塑造和完善学生的道德人格、医德素质和职业价值观、丰富的医学伦理知识、良好的医学伦理意识和较强的医学伦理思维能力。与传授知识相比，医学伦理学教育更注重信念的培养，而信念的培养是道德主体经由他律到自律、内化为主体生命一部分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达到教学目标的教学手段的开放性。这与重在培养学生情感、信念等的语文学科在教学目标上具有相似性。受“大语文教育”的启发，笔者试图从大教材观、大课堂观、大教法观出发，为医学伦理学教学提出建议。

2.1大教材观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既要研究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规范和范畴体系，又要研究在医疗卫生机构应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医患关系问题、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等，还包括医学科学所特有的道德问题，如人体试验、器官移植、克隆等。因此，内容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仅仅局限于教材是不够的，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不能有效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医学伦理学研究内容的开放性决定了要以一切适合的素材作为教材，包括课本、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的相关热点、相关的影视作品及医学人文著作、临床案例等，其根本特点是课堂教学的目的不是把教材的学习当成唯一的学习任务，而是把能力的提升、知识的积累、素养的积淀作为教学的目的。例如，大多数教材对知情同意权的论述主要为知情同意权的概念及理论上如何应用，缺乏与现实应用对接的桥梁，也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介绍患者知情同意权这一应用性较强的内容时，要应用一切有价值的素材，包括通过教材以了解其理论应用、相关的学术论文以了解学术前沿及动态、影视资料如《死亡工厂》以明白知情同意权的起源、医学临床领域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例，以使学生更直观生动地了解其临床应用。在介绍其他内容时，同样需要将一切与之相关且有价值的素材引入课堂，一方面使学生掌握相关内容的全方位的理论介绍；另一方面由于理论与实践往往有差距，进而通过多种素材的结合生动地呈现其在现实中的应用，以提升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效性。

2.2大课堂观大课堂观就是打破传统的有限课堂的时空观念，立足课堂并超越课堂进行学习。通过上述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目标的介绍可以看出，与医学专业课相比，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更多的是培养医学生理念、素质、价值观、情感等更为柔性的素质，这些素质的提升需要的不仅是理论知识及实践技能的传授，更需要的是循序渐进、润物无声般的人文氛围的熏陶。如果只是局限在一个学期固定的教学时数中，远远达不到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安排上，不能只以课堂为医学生唯一接受医学伦理素养培育的基地，而应当贯穿于医学生整个学习阶段。笔者认为可分三个阶段进行：

（1）医学生在基础学习阶段：以讲座形式进行启蒙教育，内容主要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国医学生誓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与死意义的求索等思想教育，以端正学医的动机和学习目的；

（2）医学生进入临床学习阶段：开展理论教育及实践教育，即多种教学方法并用进行医学伦理学的医德、临床决策能力、生命高新技术应用出现的伦理问题等内容的教育，并进行专题讨论；

（3）医学生进入临床见实习阶段：加强实践教育，以床边教学、案例分析、调查讨论等形式，提升医学生的临床决策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规范在学生动手亲身实践过程中内化为其生命过程的一部分。

2.3大教法观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大教法观是打破固定的教学模式，改变课堂的程式结构，倡导学生自主学习，鼓励教师个性化教学。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内因（自我教育、内心陶冶）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外部约束）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外部教育和约束归根到底要通过学生自我教育才能产生教育意义。道德准则只有被学生自己去追求、获得和亲身体验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学生独立的个人信念的时候，才能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医学伦理学教学要运用一切能提升医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教学效果的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如CBL教学法、PBL教学法、叙事教学法、故事引入法、模拟讲座法、专题论辩法等，减少说教式的灌输，以增强学生对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兴趣，从而促使医学生在社会交往与实践中进行自我伦理教育；实践教学方面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进大课堂，创设更多接触患者及医疗工作的机会，让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地开展各类专项调查。调查可以是座谈式、访问式、问卷式等，让学生深入到医疗实践中去，与医务人员、患者和社会人群直接打交道，根据调查目的搜集第一手资料，掌握实际情况。目前国家级、省级、校级鼓励大学生参与到创新及科研的课题中。医学伦理学方面的选题可以共同讨论，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鼓励学生分组调研，将调研结果汇总整理并分析，写出调研报告，尽可能使每个学生都感受并了解到医疗领域的问题所在。我校思政部每学期组织1～2次实践教学活动，教学活动的基地选择一般会倾向于红色革命基地、基层医疗、基层教育等。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此外，还可以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义务支医活动等，使学生通过亲身感触，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运用医学伦理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以提升其社会实践能力，使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目标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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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预算管理意识不足

当前，部分企业对于预算管理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认为预算管理只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例行环节，没有认识到预算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实现企业经营和战略目标的重要意义。部分企业未将预算管理和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相结合，使得预算管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甚至预算在编制和执行全过程中，对于执行者来讲，仅是单纯的数字，未与具体经营活动相结合，未充分发挥预算管理对于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部分企业未充分发挥预算的管理职能，仅将预算管理作为科学配置企业资源的工具，而意识到预算管理的长远价值，未充分考虑如何通过预算管理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二）预算编制不准确

企业预算终归是为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服务，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因此，预算作为企业的管理手段，应与企业实际情况和战略目标相一致。目前，部分企业预算编制脱离企业战略目标，与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不一致，影响企业预算执行效果，或者即使企业预算已经顺利执行，但是由于预算与企业发展战略不一致，仍难以起到促进企业发展的作用。通常情况下，预算编制人员为财务部门，企业预算以财务数据为依据进行编制，但是由于财务报表口径与预算管理存在差异，数据分类也不一样，同时财务数据对于会计原则的遵从，导致如果仅以财务报表为依据编制预算会导致预算不合理，对企业生产经营难以起到指导作用。

（三）预算计划执行不力

部分企业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投入较大的精力，采用科学的方法，并将结合具体的部门和项目进行编制，但是部分企业预算执行仍由财务部门负责，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控制。财务部门由于对生产经营业务掌握的局限性，导致难以对预算计划各个事项的合理性进行准确的判断，只能根据预算编制情况进行审核，导致部分预算执行并不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甚至为企业带来损失。部分企业缺乏相关的预算执行制度，对于预算计划执行效果难以保证。部分企业在年终时，由于预算未全额支出，甚至出现突击支出，以防来年预算减少的现象。

三、加强预算管理在企业中应用的建议和措施

（一）强化预算管理意识，提升人员综合素质

要加强预算管理应用，企业应建立完善的预算管理组织体系，设置编制、执行、评价、考核流程，按照预算管理流程和不同层级，设置职责和权利，做到权责明确。应加强企业管理者对于预算管理重要地位的认识，落实预算管理工作。应强化企业管理者对于预算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了解到预算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调节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应将预算管理和企业经营相结合，使得预算管理和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相结合，充分发挥预算管理对于生产经营的指导和调整作用，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应增加全体员工的预算管理知识，树立预算管理观念，使得全体员工都认识到预算管理与每个部门每个岗位均息息相关，通过预算管理能够优化流程、控制成本，通过实现预算目标而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应帮助员工认识到自身所在的岗位处于预算体系中，只有每位员工共同努力，才能促进预算管理顺利实施。应加强预算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强化培训工作，除组织预算管理部门人员进行内部交流学习外，还可以邀请外部的专家进行预算工作的辅导和授课，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加强预算工作经验的普及，促进自学，不断强化预算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二）充分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预算编制方式

应提高预算管理层级，由公司管理者作为企业预算管理战略制订者，结合公司管理者对于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情况、企业可能面临的机遇和风险等进行综合考虑，制订预算计划。应结合企业实际确定合理的预算编制方式，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企业发展较为稳定，业务变化不大，可以采取固定预算和弹性预算相结合的方式，大部分事项采用固定预算，部分指标和事项采用弹性预算方式，隔几个年度后采用零基预算方式，结合企业当前生产经营状态，优化资源配置，编制合理的预算。如果企业发展变化较快，应采用动态预算方式，使得预算编制尽量与企业实际相符合，如果企业规模大，可选择部门或者事项开始编制零基预算，而当企业规模较小时，可直接选择动态预算编制方式。企业在进行预算编制时，应以财务数据为基础，结合企业实际生产经营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以此作为预算编制的依据。

（三）注重全过程控制，强化预算执行约束力

仅加强预算编制难以直接改善企业生产经营，只有强化预算执行，通过预算管理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控制，才能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应强化预算执行过程控制，将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和事项均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实现预算管理效果。应对于不符合预算的事项和业务进行制约，加强对生产经营全过程的预算控制，确保预算执行在计划之内。另外，应强化经济责任制，加强考核，将预算执行效果和奖惩相结合，对于预算执行效果较好的单位和个人，应进行奖励，对于超预算或者预算执行效果不佳的单位和个人，应进行经济惩罚或者进行批评。同时，应追究预算执行不力的深层次原因，并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确保预算执行效果。加强财务执行和控制，强化财务预算管理。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事前把关，按照预算计划加强审批，对于与预算审批程序和企业财务制度不符的开支，财务部门应拒绝审批和支出。强化财务事中控制，对于各部门财务预算的执行情况，应由相关负责人承担责任，对于财务预算情况应定期和不定期检查，把握预算执行进度，对于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真总结，杜绝随意调整和追加预算，若确有必要调整预算的，应提请预算管理部门进行审批并备案。在预算执行结束后，应强化预算执行分析，对于各个部门和事项均进行总结及评价，对于超预算、偏离预算的情况应查明原因，并追究相关责任人。预算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因此应在预算执行中强化企业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力。预算计划一旦制订，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以预算管理为中心开展各项活动，结合预算方案实施跟踪，以成本管理和资金管理为主要内容，及时跟踪预算政策执行情况，必要时可以采取相关的手段与措施，将企业管理与预算执行相结合，形成全面预算管理。

篇（6）

预算人员在企业投标的过程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成功地报价不仅能为企业带来项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使预算人员成了最容易产生压力的人群之一。研究表明：适当的压力是有利的，而过多的压力则影响着个人的工作表现。因此，适当的压力管理不仅对于预算人员专业技能的正常发挥，也对其准确的主观判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压力管理不仅与个人的压力应对行为有关，而且与企业所给与的支持程度有关。

本文通过预算人员及参与者的研究，分析了组织支持、压力和压力源泉的关系，以及压力水平的差异。组织压力管理是一种应用在工作情景中的哲学，用来激励个体和组织以减轻压力产生的副作用[2].它通过优化组织结构减少潜在压力源并为员工提供自我压力管理培训来实现。压力水平的优化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并使其保持良好的心里状况[3].组织压力管理可以帮助个体克服畏惧和防止任何紧张心理。组织压力管理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在压力出现前改变潜在的压力现状，当压力产生时减少压力产生的副作用和管理压力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

相应地，组织压力管理可以分成3个不同的水平，即初级、二级和三级水平。在不同的阶段，压力管理的侧重点是不同的[4].在初级水平阶段，要采取措施调整或者减少工作压力源对个体的消极影响。通过实现个人和环境的适应来优化压力水平、行为和满意度。在二级水平阶段，主要是集中在压力管理上。它使员工扩展身心技能，从而增加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在二级水平阶段，要对个人压力和应对方式进行有益调整采取激励措施。在三级水平阶段，组织要对那些因压力而遭受到严重健康影响的个体提供治疗和康复服务。这一阶段的压力管理是采取介入方式，如实施员工援助计划和咨询服务。通过提高个体的精神健康状况，使组织和员工双方受益。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对压力的管理而不是减少压力源。

2、组织支持

组织支持是为在工作场所工作的员工提供的咨询服务，它对于员工的情感、心理和生理健康至关重要，是工作满意的源泉[5].它帮助员工重新认识压力状态下的损害，同时，通过让他们感到会有其他人提供必要的帮助来增强自身应对环境能力的信心。来自同事的支持能够有效缓解工作压力和有利于缓解压力所造成的影响，同时，还有助于决策过程。

由于员工在组织中的需求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个方面，组织支持相应的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个体系，这两种支持对于员工处理角色和人际需求非常重要。认识到组织和个体的这些正式和非正式方面，可以为组织生活中的需求管理提供可选择的补充方式。

（1）正式支持体系包括信息、设施、评估和情感支持，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可以看作是组织的正式支持并通过在公司应用的实效性来衡量，它包括3个主要的类别：情感支持，职业发展和报酬体系。情感支持通过三项指标来衡量，即“娱乐活动”、“情感咨询计划”和“生活方式培训计划”。职业发展通过“专业技能培训”、“个人发展计划”、“深造补贴”和“职业咨询计划”来衡量。报酬体系通过“加班费”和“医疗保险”两项来衡量。

（2）非正式支持包括来自工作场所同事的支持，它应该是组织正式支持的补充。通过调查者对同事和上级支持的程度来衡量来自组织非正式支持的效度。组织非正式支持包括同事支持和上级支持两项。

3、组织支持、压力和压力源泉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所有预算参与人员，包括预算员、计划员、工程师、项目经理、采购员、项目经理和主管进行了调查。共有73名被调查者填写了问卷。为了比较预算人员和其他参与者的压力源及压力水平的差别，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分为：预算人员和其它预算参与者统计。研究采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对组织支持、压力及压力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1）组织支持对压力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相对于正式支持来说，非正式支持与压力水平的相关程度较强，即非正式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预算人员的压力水平。另一方面，正式支持与压力水平之间有微弱的负向相关关系，说明正式支持对预算人员的压力水平影响不大。对预算人员而言，“同事支持”和压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其它预算参与者组中，只有“职业支持”对压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相比较正式支持而言，组织所提供的非正式支持更能减少预算人员的压力。

（2）组织支持对压力源的影响。同正式支持相比，非正式支持对于减少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源更加有效。那些得到“上级支持”和“同事支持”的预算人员，很少会感到“工作没有安全感”、“缺乏自主性”以及“受到不公平待遇”。他们能够从上级和同事那里得到关于他们工作的建议、指导和帮助。由于有上级的大力支持，并被给予充分的信任，因此工作中的不安全感就会减少。然而，对于A型行为，上级支持越多，他们受到的压力越大，这是由A型性格的特点决定的。A型行为较容易冲动、富有竞争性的，总是使自己处于忙碌状态，并总是急于解决问题。因此，当上级支持提供给他们时，他们会觉得有更多的责任，压力也随之变大。对于正式支持，公司的“情感支持”能使预算人员放松，让他们的压力得到释放。至于其它参与者，只有非正式支持对大多数压力源有影响，包括组织压力源、任务压力源和个人（人际）压力源。假如职员能够从组织得到足够支持，很少会发生缺乏自主性、缺乏反馈、工作与家庭冲突、工作负荷轻和较差的工作安全感的情况等。不过，正式支持似乎对其它参与者没有影响，这与预算人员组的情况有显著差异。

（3）产民预算员及参考者的压力水平。不同职业的人所感受的压力水平是不同的。研究表明预算人员的压力水平通常比预算队伍中的其它参与者要大。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引起的。预算人员是决定工程报价的关键人员，而其它参与者是为促进预算的顺利完成提供支持。为提供准确的评估，预算人员需要完成所有的细节工作，因此也承受更大的压力。

对两组成员来说，由于他们的任务性质和工作条件的不同，压力的来源是不尽相同的（Gmelch,1982）。预算人员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不公平的待遇”、“缺乏反馈”和“缺乏自主性”。其它压力源中，只有“工作与家庭冲突”使预算人员产生压力。但是，对于其它参与者来说，在预算过程中没有压力源与压力有关。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同样的压力源条件下，预算人员更容易感受到压力的存在，而非预算人员则不会感受到压力的存在。

4、建议

本研究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预算人员比其它参与者承受更多的压力。换句话说，当有压力源时，预算人员比其它参与者更加敏感，更容易遭遇压力。二是组织支持能够减少压力源。组织支持越多，压力源越少。三是组织支持，尤其是“非正式支持”能够有效减少压力。

根据上述结论，组织压力管理可以分为3个不同的水平，即初级、二级和三级水平，在压力过程中，表示不同的阶段。

（1）组织应当努力控制压力源以防止转化为压力。本研究发现，对于两个组来说，组织支持包括正式和非正式支持都能够减少压力源。情感支持，例如娱乐活动、职业或情感咨询计划和生活方式培训，对预算人员的工作不安全感和反馈缺乏有影响，但是对其它参与者没有影响，因此，更多的感情支持应当提供给预算人员。至于非正式支持，包括同事支持和上级支持都能够有效减少两组的压力源。同事支持要求组织创造一种员工相互帮助的友好氛围。上级支持是指预算人员和他们的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管理者应尝试与下属交流，例如，对于下属遇到的问题给予及时的关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以及当下属工作出色时给予赏识。然而，对于A型人，组织支持越多，压力源就会越扩展。此时，组织应当给予他们完成工作的足够自由，因为他们通常会让自己承担尽量大的责任，即他们能够控制自己来做好工作。

（2）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在压力管理而不是减少压力源上。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组织对预算人员可以产生最大的影响，故它应当更加重视预算人员的压力管理。当预算人员不可避免的产生压力时，组织就面临减少他们压力感的问题。组织的非正式支持是减少压力的有效途径，这一阶段组织采取的主要步骤是加强同事之间的交流和为上级支持提供各种渠道。对于其它参与者，只有职业发展与压力有关，这表明当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发展时，他们的压力就会少，换句话说，当职业支持很少时，他们可能会有压力。为其它参与者提供全面的预算技能培训、个人发展培训、进修津贴和职业咨询计划能够使他们觉得压力小。

（3）组织应当把重点放到压力管理上而不是为了减少压力源。当压力转化为对个体的伤害时，组织应当为他们提供治疗和康复服务。在这一压力水平的管理上可以采取介入方式，如员工帮助计划和工作场所咨询。通过提高个体的精神健康，使组织和员工都受益。

从根本上来说，建立从减少压力源到压力管理的整个系统对于建筑企业至关重要，员工和组织两者都将从中受益。

参考文献：

[1]许小东,孟晓斌。工作压力应对与管理[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4.

[2]Quick,J.C.,andQuick,J.D.（1984）。OrganizationalStressandPreventiveManagement,McGraw-Hill,NewYork.

[3]Munz,Kohler,Greenberg（2001）。EffectivenessofaComprehensiveWorksiteStressManagementProgram：CombiningOrganizationalandIndividualInter

ventions,InternationalJournalofStressManagement,8,1,49-62.

篇（7）

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的力量，或许是出于每一位被征询意见的要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可以控制全局--都具有的从容美德，德·诺尔普瓦先生（M.deNorpois）向后靠在椅背上，任由谈话者处于紧张局促的状态之中。或许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头颅的突出优点（尽管长了络腮胡，他仍自认为是属于希腊人的），当聆听事情的原委时，他始终面无表情，冷漠得让人感觉像是在博物馆里一座精典的（也是聋的）雕塑前讲话。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MarcelProust,Alarecherchédutempsperdu）

语言交换--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建立于编码与解码的基础之上，在一定规则或创造力的辅助下的一种交流关系--也是一种经济交换。它形成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或者市场）之间一种特定的象征性权力关系中，其中生产者被赋予了一定的语言资本，而消费者，则有能力获得一定的物质的或象征性的利润。换句话说，言说并不仅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译的符号（除了在特别的情形中）；他们还是财富的符号（signsofwealth），意欲被评价和赞美；也是权威的符号（signsofauthority），意欲被相信和遵从。与文学（尤其是诗歌）中语言的运用大相径庭，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很少被作为单纯的交流工具。对于信息最大效率的追求仅仅是语言生产的另一个突出目标，并且它所暗示的这种对语言的工具性使用，往往与对象征性利润的下意识追求相冲突。因为除了明确表达出的信息之外，不可避免地，语言实践还在交流着关于交往态度或曰表达风格（expressivestyle）的信息，而这种表达风格，被参照理论的或实践的竞争风格来看待和欣赏，则具有着社会价值和象征的有效性。

资本、市场与价格

言说只有在与市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及其意义，而这一市场则以特殊的价格形成规律为其特征。言说的价值取决于言说者语言能力之间所固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既可以理解为他们生成性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换句话说，言说的价值取决于交换关系中所涉及的各不同主体是否具有将最有利于自己的欣赏准则强加于其他主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本身。显然，语言能力（作为被社会界定了的生产能力，它形成了由社会界定的各语言生产集团的特征；而作为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它界定了其自身带有社会烙印的市场）之间的关系，帮助确定了特殊的交换行为中价格的形成规律。但是语言的权力关系并非完全是由占主流地位的语言力量所单独决定的；它还与所讲语言自身的特点、使用这种语言的言说者、各不同集团对该语言的相应掌握水平有关，整个社会结构在此（因而也在言说话语的过程中）相互作用。这正是被相互作用主义者的眼光所忽视了的一点。相互作用主义者把相互作用看成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忘记了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是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还是在殖民时期的讲法语者与讲阿拉伯语者之间，或者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发生在前殖民国家的两个成员之间，譬如说一个讲阿拉伯语者和一个讲法语者之间。相互作用主义者的这种看法，从相应的语言或用法，以及讲这些语言的集团之间的客观关系中，推导出了言说的具体形式。对于要回到事物本身，并取得对"事实"更为确切的把握的关注（这一关注常引起对微观社会学项目的研究兴趣），只能使人纯粹而简单地错过"事实"，因为事实常常存在于结构之中，并且这种结构超越了其所揭示的相互作用，因而并不会为直接的直觉让步。于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由屈尊策略（strategiesofcondescension）所提供的了。一份贝亚恩省(Béarn，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发行的报纸如此写道，波市（Pau）的市长，在一次纪念贝亚恩语诗人的庆典上，对与会的群众用贝亚恩语发表了讲话，"听众被这种细心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要使母语为贝亚恩语的听众感觉市长用贝亚恩语发表讲话是一种细心的举动，大家必须默认，法语是正式场合发表正式讲话的唯一可接受语言。屈尊策略正是从每个人在实践当中所面对的（甚至或尤其是当法语空缺时）客观存在的语言权力关系中，通过象征性地放弃这一权力关系（指语言之间的等级制度与讲这些语?缘娜嗣侵涞牡燃吨贫龋┒竦美螅rofit）。只要在场的人们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或者说是他们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已经为所有人(尤其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包括参与者与旁观者)充分理解和认同，那么象征性地放弃这种等级制度（例如通过使用"能打动一般人的本领"），就能使言说者获得一种来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级关系以及来源于明确地象征性地放弃这一等级关系的双重利润--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利润是通过加强等级关系获得的，尽管利用这种等级关系与社会认同是相一致的。事实上，贝亚恩人的市长能够取得这种屈尊的效果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城市的市长，除了他所表现出的从容自信之外，他还具有所需的头衔（他是一位称职的教授）以确保他是理所当然的"高级"语言的"高级"使用者[没有人，尤其不会有省报的记者，会想到要像称赞市长的贝亚恩语一样称赞他的法语；因为依据职权（exofficio），他被认定就应当是一个合格的、被获准的能够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的人]。被称赞为"标准流利的贝亚恩语"，必须是来自合法语言的合法言说者；否则就会被认为完全是毫无价值的--并且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正式场合里这是不可能的--譬如从一个农民口?兴党觯┤缢私馐臀裁淳芩竦昧私洗蠓荻畹难∑保⒉辉蜗氤晌謇锏拇宄ぃ担ㄓ梅ㄓ铮┧?quot;不懂得如何讲话（指法语）"。这就揭示出对于语言能力的定义完全是社会性的。由此还可以看出，在语言场域，要现存的等级制度（在文化场域也是这样），也（also）与屈尊策略相类似，是那些对自己在现存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充分自信的人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否定这种等级制度同时又不会显得无知或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假如贝亚恩语[或者其他如克里奥尔语（Creole）]有一天可以在正式场合讲，那么这也是由于讲支配性语言者的功劳；他们对于语言的合法性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在他们的谈话者眼里是这样的），能够避免被怀疑为退回到落后的语言或者缺少更好的东西（fautedemieux）。

由于某些能动者不能够将最有利于自己的准则施加于由他们自己或由别人所提供的语言产品之上，所以这一事实就显现并且被确认了下来，即：在语言市场上所取得的权力关系，其变化决定了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市场上可以获得的价格的变化。这种强加的合法性的影响越大--市场法则就越是有利于由最大语言能力的拥有者所提供的产品--当合法语言的使用更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当场合更加正规时（也就是当情况对那些或多或少有正式发言权的人更有利时），消费者也就对合法语言和合法语言能力给予更加完全的确认（这一确认与其对这种语言的知识相对无关）。换句话说，市场越是正规，其准则在实践上也就越是与合法语言的标准相等同，支配者或曰合法语言能力的所有者，有权发表讲话的权威者，也就越发处于支配性地位。语言能力并不仅仅是技术能力，并且只要它是依靠法定属性[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oblige）]的影响，靠强加法定能力而获得的，那它就是经常与技术能力相伴随的一种法定的能力，而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技术能力是法定能力的基础。合法的语言能力是一个获得了授权的人所具有的获得了法律认可的能力--即一个"权威"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合法的（或曰正式的）语言的能力。经过授权的、权威性的语言，是为官方所认可的话语，是值得相信的，用一句话来说，是操作性的（performative），是宣称为（并且具有最大的成功可能性）有效的。上述所界定的合法语言能力揭示了操作的有效性，让人可以理解，在社会心理学确定言说有效性的具体实验中，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讲话时的发音（pronunciation）（其次是用词）；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对法定能力的特殊的、可靠的衡量尺度，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的权威性。对于决定了相关市场中通行的价格评估准则的象征性权力关系的估价，仅在它们表达了言说他们的那些人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能力的范围内，考虑到了话语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们发挥作用的方法与其他非语言的属性--例如声音的特点（鼻音或者喉音）--相同，发音器官的恒久倾向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标志之一，而所有更为外在的社会品质，如贵族或者学术头衔；服饰，尤其是制服和正式服装；某些制度的特征，例如神父的讲坛、教授的讲台、演讲者的演讲坛和麦克风，所有这些都把合法言说者置于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且通过这种预设的空间结构形成了整体结构的相互作用，并最终建构成一个整体，而语言交换正是在这一整体中发生的。

因此，越是在正规的情况下，支配性语言能力就越是有可能在特定市场中发挥其作为语言资本，强行将最有利于自己产品的价格形成规律施加于市场，并且确保自身获得相应的象征性利润的作用。因为情况越是正规，他也就越发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强加对支配性表达方式的合法性的认同，把作为其特征的可选的诸形式（至少在发音的层次上），转变为不可更改的规则，转变为"礼仪上必要的（derigueur）"（就像正式宴会中的黑领带），从而使这些语言产品的接受者，即使在正规情况的限制之外，也倾向于知晓并且承认这种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些不同的条件越是趋同，这种情况在市场上发生的程度也就越高，在实践当中赋予市场上彼此冲突的语言产品的价值与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价值--也即，在假设的统一市场中，它们与其在整个语言风格系统中的位置相对应所具有的价值--也就越是接近。另一方面，随着交换环境正式程度的减弱，以及交换被具有高度权威的人所支配的程度的减弱，价格形成规律对于被支配性语言惯习的产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就趋向于减弱。

确实，象征性权力关系，作为市场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定义可以通过谈判（negotiation）磋商，而且在一定限度内，市场可以被关于话语使用条件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所操纵。这包括，例如，用于引入或解释过于随便或者令人吃惊的表达（"您如果允许的话"，"假如我可以这样说"，"您如果原谅我这种说法"，"带着所有的尊敬"，等等）或者是那些强调性的，通过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在特殊市场上被欣赏的坦率（"私下说"，"仅限于我们之间"等等）。但有一点是无须说的，就如在屈尊策略中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人拥有的资本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操纵市场。还有一点也是确定的，即无论市场多么统一完整，都无法阻止被支配个人在私人生活的空间里，在朋友中间，找到一个使正式市场中通行的价格形成规律无法发挥作用的市场。在这些同类伙伴之间的私人交换中，"非法"的语言产品是按照这类标准--即按照他们自己的生产准则调整过的标准--来加以判定的：也就是把他们从必须的、相对的区隔逻辑和价值逻辑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正式的规则，只是暂时失灵而非真的被违背了，它仍然是有效的，并且一旦被支配个人离开这些可以畅所欲言的场域（他们有可能在这里度过终生），正式规则就会重新强加到他们身上，就如其在正式场合控制发言人的语言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因此，要在这片自由绿洲的语言使用中，找到一种"真正的"通俗语言，将是相当错误的。因为在这里人们有许可(license，一个典型的词典词)，处于朋友之中，不必"管好自己"。这一点也是确实的，即当面对正式的市场，例如由语言测试或者科研调查所形成的市场时，通俗语言的能力往往被摧毁了。语言合法性的事实正在于此：即使被支配个人像韦伯所描述的贼那样，在正式规则所触及不到的地方度过终生，但他们仍旧总是处于正式规则的潜在判决（potentialjurisdiction）之下，所以当一旦被置于正式环境中时，他们就只能像语言调查中所记录的那样，只有沉默或者结结巴巴的话语。

这意味着，相同语言惯习的生产随着市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所有对语言的观察都记录了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是语言能力与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的联合产物。由于在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中，价格形成规律与学术市场的价格形成规律紧密相关，因此，在这一市场中紧张程度是非常之高的。要把所有可以解释记录中的这些差异的变量都详细地确定下来的所有努力，都有忽视调查环境本身的风险，而作为一个隐藏的变量，它无疑是不同变量所具有的不同权重的根源(ahiddenvariablewhichisdoubtlessthesourceofthedifferentialweightofdifferentvariables)。那些希望打破语言的抽象性，试图建立对语言能力的社会因素进行考察的统计指标（用这种或那种发音学的、用词学的或者是语法学的指数）的尝试，只是走了一半路：他们事实上忘记了这一点，即在特殊市场环境中所衡量的不同因素--由询问本身所造成的--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相对权重，因此重要的是确定决定能力的各不?蛩?-即那些决定了能力的解释权重是如何随着市场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因素--（这要求要发展适宜的实验项目）。

象征性资本：一种被认同的权力

如果我们把操作性言说看成是象征性支配--在所有语言交换中都会发生的--的影响的一个特例，那么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问题将会显得更加清楚。语言的权力关系绝不能仅凭现存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动者的重要性还依赖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即他们从集团中所获得的象征性资本--或曰依赖于认同（recognition），无论这种认同是否已经制度化了。象征性强制--这种巫术般的有效性既是命令又是通行密码，而且是要求得以实施的仪式话语或简单的命令，或者甚至是恐吓或侮辱--只有同社会条件相吻合时才能发挥作用，而社会条件与话语的严格语言逻辑是大相迥异的。哲学家的语言，若要获得它所宣称的重要性，就必须与社会条件相吻合，以确保他人对之（指哲学语言赋予自己的重要性）给予相应的认同；同等的，仪式交换的设立，就如同众多事物中的弥撒，以下面所述为前提条件：即所有社会条件都已经确立好，而这些社会条件正是为了确保已经在彼此内部取得一致的、合适的发出者与合适的接收者的语言生产获得应有的效果所必需的。理所当然，当能够确保这种认同关系再生产的机制，也就是作为权威基础的机制，停止运作时，宗教语言的象征有效性就将受到威胁?U庖坏阍谌魏蜗笳餍郧恐频墓叵抵卸际钦返模词乖谑褂靡蟊惶印⒈幌嘈挪⑶冶蛔袷氐暮戏ㄓ镅允保彩侨绱耍挥性谏厦娣治龅乃斜Vち酥湫杂镅约捌浜戏ㄐ匀贤乃忱偕幕贫加行保拍芊⒒悠涮厥獾挠行浴H嗣腔蛘呖梢运潮阕⒁獾剑魏斡墒褂煤戏ㄓ镅运竦玫亩捞匦岳蟮脑慈既∽陨缁崾澜绲恼澹约案秤杵浣峁沟闹涔叵担苷庖焕蟮淖钪匾刂凰坪醯サセ诟萌说母鋈似分省?nbsp;

奥斯汀关于操作性言说的记述并非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范围。这些制度行为（actsofinstitution）的巫术般的有效性，是与制度的存在分不开的，而正是这种制度，界定了巫术话语发挥效力所必需的条件（关于参与者、时间或地点等等）。正如奥斯汀所分析的案例中所表明的，这些"恰当性条件"是社会条件，当某人希望恰当地(felicitously)进行为船舶命名或为人洗礼的仪式时，他必须是有资格（entitled）这样做的，这与命令时必须具有为命令接受者所认同的权威是相同的。确实，语言学家已经纷纷在奥斯汀对操作性的断断续续的定义中，发现了一个驳回奥斯汀所提问题的借口，并且以此试图忽视市场效果而回到狭义的语言学定义上来。他们正是通过在明确的操作性--即其自身就表征了某个动作的完成，因而是自我检验的表达--与含义更广泛地、意味着一个动作被完成所需要的陈述、而不仅仅是为了说些什么的操作性之间做出区分，或者更简单点说，在严格的语言行为（例如宣布一个会议开始了）与超语言行为（通过宣布会议开始来开始这一会议）之间做出区分来做到这一点的。通过这一方法，他们认为，自己反对任何分析操作性言说得以运作的社会?跫男形钦返摹R蛭滤雇∷致鄣那〉碧跫簧婕俺镅孕形恢挥形擞行У乜家桓龌嵋椋判枰皇谌ㄕ庋觯魏稳硕伎梢孕蓟嵋榭迹词顾男际峭耆扌У摹?nbsp;

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只为了去发现我所做的必须是我所说的，是否有必要？但是通过把语言与超语言之间区隔的推论推进到一个极限--语用学正是意欲以这一极限作为其自治的基础（与社会学相关时更是如此）--语用学通过归谬法（reductioadabsurdum）证明，像奥斯汀所描绘的那种非语言风格行为（illocutionaryact），如果其背后不具有某种社会秩序，那它就只能是无法获得认可的制度行为。"很显然，鉴于一个人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开始会议，但并非处于较高职位才能下达命令，因此一个战士可以对他的长官下达命令，尽管他的命令几乎没有被遵从的可能"。或者还有："要有效地召开一场会议，并非所有人，而只有一个人是必须由相应的制度所授权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权说完一句类似于命令的话，因此所有人都有权完成这样的语言动作。"这种由明确的操作性所表征的"纯"操作性的建构，具有能够通过对立推理（acontrario）带出关于普通操作性表达的前提条件的优点，而这则暗示着与其成功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关联。从严格的语言学角度看，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一个列兵可以命令他的上尉去"清扫厕所"，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事实上这正是奥斯汀考察恰当条件的问题时所采用的角度），很明显并非任何人可以宣布任何事，或者只能冒着风险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共场所高叫，"我命令全民总动员"，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权威，这不能成其为"行动"，这样一种言说仅仅是言语而已；它将自身降格为无用的吵闹，孩子气，或者疯狂。将语言行为与其实现条件分离开的逻辑实验，通过这一抽象行为所引发的荒唐，显示出，操作性言说作为一种制度行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不能脱离给予其存在的理由或目的（raisond’être）的制度而独立存在；假如它不顾一切地产生了，那么它将失去任何社会意义。由于一项命令或者甚至仅仅是一个通行口令，都只能在事物的一定秩序的情况下发挥功效，因此，其成功取决于所有构成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则的关系。如他们所说，一个人如果在不具备恰当条件的情况下梦想命令，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对恰当条件的预期，通过仔细考虑并感受言说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将有助于确定言说。只有一个无望的战士（或者一个"纯的""语言者"）才会想象到要给他的长官下达命令。操作性言说暗示着对拥有这种或那种权力的公开要求，一种或多或少被认同因此也或多或少为社会所批准的要求。这一要求，通过词语而作用于社会世界，即巫术一般地，其或多或少的疯狂或者合理取决于它有多少社会客观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对比两种巫术般的命名行为，这两种行为具有完全不等的社会保证性：缺乏授权的侮辱（"你只不过是一个教授"），冒着被反击的危险；与官方命名或曰"任命"（"我任命你为教授"），带着由集团所赋予的所有强有力的权威，并且能够授予被命名者以一个合法的、也即被广泛认同的身份。

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限制的例子，是法律行为--当它按照规定，为有相应权力的人说出，也即由代表整个群体的能动者所说出时--能够以语言代替行动，如他们所说，是具有效力的：法官只需要说"我认定你有罪"，因为有一系列的人和制度去保证判决的实施。对于话语中"非语言风格力量"背后的具体语言规则的研究，此时就要让步于对何等条件下个人及其言语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力的明显社会学研究。操作性言说具有如此魔力的真实源泉，就在于职责的秘密，或曰由于委任的特点使一个人--国王、教士或发言人--获得了代替一个集团讲话并且行动的授权，因此，魔力就在他身上得以建构并且由他来建构了。更准确地说，它存在于职责制度（institution）的社会条件之中；而正是这种职责制度，通过授命人作为集团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媒介，把合法的代表建构成了能够通过言语作用于社会世界的能动者；并且它是通过以特殊的符号和徽章来表明这一事实--即他并非以自己的名义和以自己的权威的名义在行动--而做到这一点的。

所有的象征性权力都来自于对权力的象征。象征性特征--在权杖（skeptron）的例证以及在对非法穿着制服者的制裁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并且是委任和约的一种官方化：标志着法官职位和贵族身份的貂皮长袍和医生的大褂，表明了法官或医生是被认为具有正当理由（在集体的认同之下）宣称自己是法官或医生的，他的冒名顶替--从他外表表现出来的装扮来看--是合法的。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医生们所讲的拉丁语或者是发言人的雄辩--从有权讲话并且通过讲话而行使权力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权威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修辞、句法、词汇甚至是发音，都仅仅是为了强调其作者的权威以及他所要求获得的信任的。在这一方面，风格只是机制（mechanism）的一个元素，从帕斯卡式的（Pascalian）意义上来说，语言通过这一机制，达到了生产和强加其自身重要性的表征的目标，并且达到了帮助确保其可信性的目标。权威话语的象征有效性总是部分地依赖于言说者的语言能力的。当然，如果讲话者的权威没有被明确的授权，那么这一点就将更为正确。依此类推，象征性权力的实施与对话语形式（form）的注重是相伴的，在古代社会中诗人的例子已经充分证明，对话语形式的注重具有展现言说者的掌握能力，并且为其获取集团的认同的目标。[这一逻辑在流行的挖苦技巧中也可以见到，它通过夸张的言谈和对仪式程序的有规则扭曲，产生了一种表达效果，即允许人"让人们同他一起嘲笑"]

这样，正如在陈述性的例子中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且由此界定了话语的形式，在操作性言说的例子中，与可能性--由特定市场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恰当性的条件。我们必须因此而断言，与所有明显的语言秩序的自治形式相反，所有的言语都是由市场生产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并且正是市场决定了言语的存在及其最为具体的属性。利润预期

既然话语只能在其存在的形式中存在，只要它不单单是语法上正确的，并且最重要的，还具有社会可接受性，即能够被听到、被相信，并且在既定的生产和流通关系的状态中是有效的，那么依此类推，对于话语的科学分析，就必须要考虑到作为相关市场之特征的价格形成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要考虑到界定了话语可接受性的社会条件（包括具体语言学的语法规则）。在现实中，所面对的接受条件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而对市场裁决的预期，则有助于决定话语的生产。这一预期，与有意识地计算毫无相似之处，是语言惯习的一个方面，作为与特定市场规律延长的、初始关系的产物，它倾向于作为对可接受性的实践感觉和对自身语言生产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以及其他语言生产在不同市场上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而发挥作用。正是这种对可接受性的感觉，而非其他形式的源自对象征性利润最大化的理智计算，鼓励人们在生产话语的过程中，把话语的可能价值考虑在内，从而决定了修正和其他形式的自我审查制度--个人通过接受使自己在社会中被接受这一事实，而对社会世界所做的让步。

由于语言符号也是商品，也注定了要被能够提供信用的权力（随其所在市场的不同规律而不同）给定一个价格，因此，语言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对市场裁决的预期的影响：所有动作性的表达--无论是朋友之间的言语交换，官方授权发言人的言辞或者是科学论文的学术话语--都以可接受条件为标志，并且其属性的一部分（即使从语法层次讲）要依存于这一事实，即，在对相关市场规律的预期的基础上，其作者经常不明智地、无意识地这样做，试图将其从实践--而实践，不可分割地，是为了交流而定位的，并且需要被估价--中可获得的象征性利润最大化。这意味着市场决定了语言产品的价格和性质，因此也决定了它的客观价值；而对这一价格的实践性预期也有助于此；并且这还意味着与市场的实践关系（从容，羞怯，紧张，尴尬，沉默，等等）有助于确定市场裁决，因此也为部分地促使这种关系产生的裁决提供了一个明显合理的理由。

在象征性生产的例子中，由市场通过对可能利润的预期所施加的限制很自然地采取了对审查制度(censorship)的预期的形式，这种预期是一种自我审查制度，它不仅决定了说话的方式，即语言的选择--在双语情况下的"符码转换"--或者语言的"水平"，而且决定了哪些东西是可以说的，哪些东西是不可以说的。

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中，所有事件的发生好像都是这样的，即语言规范（价格形成规律）是由最接近合法语言能力的能力拥有者所施加的，或曰，是由相互作用中的支配性言说者所施加的，并且正规程度（在公共场合，正式场合，等等）越高，情况就越是如此。看来似乎是这样的：当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差距越大时，即使所有的其他情况都不变，施加于被支配言说者身上的审查制度对他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采取合法表达方式[在讲方言土语（patois）的言说者的例子中即法语]的必要性，也将更强大--然而这种限制在相同的象征性资本和语言资本的所有者之间，例如在农民之间，是不存在的。从特殊语言资本和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的角度来看，使用两种语言的情况，能够使人准实验性地观察到，语言的使用是如何随着言说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所掌握的表达工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样，在1963年贝亚恩省的一个城镇中观察到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中，同一个人（住在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妇人）先是在城里用一种"方言土语的法语"同一位年轻的商店女老板讲话，这位女老板来自贝亚恩省另外一个较大的城市（并且，作为一个更加的"城市人"，她或许听不懂贝亚恩语，或者会装作听不懂）。然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居住在城里，年纪与她差不多，但来自农村的老妇人讲话；然后她用认真"修正过的"法语同一位城市小官员讲话；最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来自农村、年纪与她相仿的城市修路工讲话。非常明显，调查者，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只能遇到认真修正的法语或者沉默；假如他自己使用贝亚恩语，这或许会缓和交换中的紧张，但是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都会如屈尊策略一样，可能造成一种不亚于最初关系的虚假局面。

对于市场所固有的规律以及体现市场规律的裁决的认识和认同，决定了对话语的策略性调整，决定了在合法发音的代表在场时，他们是否注重"修正"自己的低级发音，并且更为普遍的，决定了所有的修正--即通过更为准确地使用可利用资源，以倾向于维持自己语言产品的修正--或者，决定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为了生产适应特殊市场需求的产品，退而使用较为简单的句法以及短语的趋势。社会心理学家在成年人对孩子说话时经常观察到这种趋势。对于"讲好"和"讲话得体"的关注，总是使话语从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于委婉语（euphemisms）；它们是妥协的形式compromiseformations)，是表达利益（所说的内容）与特定语言的生产关系中（不管是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构还是特殊场域的结构）所固有的审查制度--即一种强加于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能力的言说者或者写作者之上的审查制度，或曰，一种存在于这些象征性权力关系之上的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象征性权力--相互交易的结果。

话语形式（form）的区别，更准确地说是其在形式上[正式性的（formal）]被控制主宰和推敲提炼的程度，因此一方面就取决于市场的客观紧张程度（objectivetension），即环境的正式程度，以及在相互作用的情形中，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在语言及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上）或者是他们各自所属的相应集团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言说者对这种紧张程度及其所暗示的审查制度的"敏感性"，同时还在于言说者对高度紧张做出高度控制的、由此也是非常委婉的表达反应的紧密相关的自然倾向。换句话说，话语的形式和内容取决于惯习（它本身也是具有一定水平紧张度的市场裁决的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市场由或多或少被强化了的一定水平的紧张度所界定，由此也是由它对那些对"正确性"和正式用法所要求的"形式的强加"未给予充分重视者所施加的惩罚的严厉程度所界定的。

因此，我们还无法弄清，一个人除了从市场紧张程度的变化的角度之外，还能够如何理解风格的变化(stylisticvariations)呢？于此，巴利(Bally)用一系列都可引致同样的实践结果，因而看似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表达方式，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用相近的英语同义词来表示）："来！"，"一定来！"，"你不愿意来吗？"，"你会来的，不是吗？"，"说你一定会来"，"如果你来了呢？"，"你应该来"，"来这儿"，"这儿"--对此还可以再加上"你来吗？"，"你会来的"，"你来多好啊"，"你肯赏光来吗？"，"是哥们儿就来"，"请光临！"，"来吧，我求你"，"我希望你会来"，"我盼望你……"诸如此类数不清的（adinfinitum）例子。虽然这些措辞从理论上来说是等同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并不等同。其中任何一个，当被恰当地运用时，都能通过对可利用资源最大限度的使用，取得表达意图--在这一例子中，坚持要求冒着看来似乎是无理侵犯或者不被接?艿难沽Φ姆缦?-与多少有些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审查制度之间妥协的最适度形式，无论它们是否已经像礼貌措辞一样被客观化和程式化了，或者仍然以事实上的状态存在。这里坚持的程度与个人"允许自己"所使用的程度相一致，只要遵奉了"形式"。在"您如果赏脸光临"比较合适的场合，"你必须来"就完全不合适，因为太简慢；而"你来吗？"则明显"粗鲁"了。在社会形式主义中，与在巫术的形式主义中一样，在每个实例中只有一种惯用语"有效"。如果一个人对市场情况具有完全的把握，那么所有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完美的惯用语句的礼貌努力都将立即不言而喻。

篇（8）

一、产品线理论

(一) 产品线定义

迈克尔波特在2005年将产品线定义为:提供功能相近、满足相同的消费群体、使用相同的营销渠道并在一定价格范围的产品集(施中华,2007)。产品线可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产品线的水平或横向维度是指企业向具有不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提供的不同品牌的产品;产品线的纵向维度则是指使用同一品牌的产品的类型和个数。例如,通用企业的别克、赛欧、凯越和凯迪拉克等就是其水平产品线,而处于中高级市场中的不同类型的别克车则被划分在一条纵向的产品线上。

同时,与产品线密切相关的还有产品组合的概念,它通常是由若干条产品线组成的,它一般情况下具有宽度、深度和关联度三个特性。产品组合的宽度是指包含的产品线的多少就是,产品线越多,就越宽;产品组合的深度是指每条产品线包含的产品项目的多少,包含的产品项目越多,产品线就越深;产品组合的关联度,是指各类产品线之间在最终用途、生产条件、销售渠道等方面相互关联的程度,不同的产品组合存在着不同的关联程度。

(二) 产品线战略的SWOT分析

SWOT分析,即强弱危机综合分析法,是一种企业竞争态势分析方法,是市场营销的基础分析方法之一,通过评价企业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竞争市场上的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用以在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前对企业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以及竞争优势的定位。图1即为对产品线战略的SWOT分析图。

二、各行业产品线发展现状

(一) 汽车行业产品线发展现状

汽车是产品线理论最具说服力的一个行业。以表1为例,可以看到,广州本田、上海通用、上海大众和奇瑞汽车通过产品线扩张战略,实现了销售量和销售收入较大幅度的增长。如一汽车丰田和广汽丰田,在分析中国南北市场的前提下,成功推出几款可完善其产品线的车型,优势互补,产品定位准确,对中国市场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力。

也有产品线缩减战略的案例。克莱斯勒在美国汽车业低迷时进入市场,但道路并不顺利,转而开发中国市场,但未能对竞争对手做充足的估量,导致在其产品线的各个链条都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最后不得已削减了几款车型,最后权衡各方利益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二) IT行业产品线发展现状

目前IT市场竞争激烈,众多电子产品生产厂商选择了近似的发展道路,即先在某一细分市场推出某一种品牌的某一件商品,在此商品成功打入市场树立品牌后,利用此品牌已有的影响力推出同一品牌的其他商品,以扩大产品线销售。在第一步战略实施成功之后,再推出企业的其他产品。在IT行业网络业务方面,比如雅虎中国以前曾分别尝试主营单链条、门户和搜索门户结合等单项业务,但都不是很成功。后来雅虎中国调整思路,做邮件和搜索的结合,两个业务雅虎都不是第一,但凭借拿两个第二拼第一的的思路,使雅虎小有成就。

篇（9）

洗脑的特点就是反智、反常识，让你否定自己、迷信他人，启蒙的特点就是让你独立思考、相信自己。洗脑和启蒙本身都是对原有认知结构的颠覆。都是A对B的影响。A本身高于B，不管是启蒙还是洗脑都难以防止。时时保持批判思维，以实践检验真理，防止被偷换概念，也许能抵制低端洗脑。

思想启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的努力，尤其在当下的中国。而启蒙的第一步，在笔者看来就是回归常识，因为多年的洗脑教育已使我们的多数国人丧失了起码的常识和用常识思考的能力，需要从头再来，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所以，启蒙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一代代人不懈地重复努力。因为谎言和洗脑一直在重复，启蒙和洗脑也一直在“拉锯”。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关键词 ：术语翻译 言语行为理论 准确性 一致性

一、引言

术语是专业语言的核心和灵魂，术语的标准化对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术语翻译的具体标准跟所有翻译一样，第一个要考虑的也是准确性”（姜望琪 2005：80）。语言学术语的译名亟待规范，语言学术语的翻译问题也值得专门探讨（罗天华 2012）。王宗炎（1987）提出术语译名的六条原则：通用、准确、明白、简洁、有系统性、有区别性。赵世开（1992）把语言学术语的译名简化为三条：准确、好懂、照顾系统。从上述对术语翻译的论述可见，“准确”是术语翻译中需要遵循的第一原则。语言学术语的翻译存在不一致和不规范的现象，表现为两个方面：同一个术语有不同的中文译名，且各个中文译名的意思相差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术语的准确性；不同理论中的术语又有相同的中文译名，造成了混淆，失去了区别性。这些现象影响到对语言学的理解和学术交流。作为现代语用学最重要的理论来源的“言语行为理论”[1]，其译名以及相关术语的中文翻译也存在着译名不一致、和原文所表达的意思不同甚至错误的问题，同时这一理论又和其它语言学理论的中文译名相混淆，缺少区别性，而这一问题得到的关注却很少。系统地梳理和甄别这一理论的概念体系，根据原文探讨各个相关术语的确切涵义和所指，区分该理论和其它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方面的不同，有助于找出恰当、贴切的中文译名。

二、文献综述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是二战后英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奥斯汀（1962~2002）首先提出的。奥斯汀属于日常语言学派，研究非理想化的语言和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在他之前，大多数人都没有关于“言语行为”（speech act）的概念，他们把语句看作在实际上与陈述相同的东西，并且用研究语句的方法来研究陈述。由于奥斯汀、维特根斯坦和其他所有哲学家的工作，人们开始认识到，语言学习中所涉及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抽象的语句形式，而是使用这些语句实施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正是通过说出这些语句完成的。这种认识为研究语言哲学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将语言研究变为人类意向行为的一种形式，由此产生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在语言哲学中，整个“言语行为理论”是对传统的语言研究狭隘性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

奥斯汀打开了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他研究的具体问题是人们如何以言行事。他之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仅关心命题的真伪问题，但奥斯汀发现，很多情况下，人们说一句话并不是要表达一个命题，而是要做一件事情，例如宣布开会或给一个婴儿命教名（christen），这就是以言行事（陈国华 2007：F24）。

国内对于奥斯汀的介绍和引进始自1979年许国璋（1991）对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如何以言行事》）的摘译和介绍。近四十年来对奥斯汀及其理论的研究从未中断，一类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学领域，侧重于对“言语行为理论”的阐释和发展。一类研究致力于探究奥斯汀理论的哲学渊源和哲学意义。第三类研究属于应用研究，主要是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到不同研究领域。除了传统的领域如运用该理论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反讽（曲家丹 2006）、英语教学、翻译、广告、跨文化交际等等之外，有些研究也结合了较新的领域。陈海庆、张绍杰（2004）将之应用于分析语篇连贯性的问题。刘风光、张绍杰（2007）运用该理论中的以言行事分析诗歌语篇问题。付习涛（2004）认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为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尽管上述研究涵盖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很多方面，但是都未关注一个问题：“言语行为理论”这一中文译名是否确切，是否准确反映了原本的意义。特别是speech act theory，其最普遍的译名是“言语行为理论”，但是这一译名和另一常用的语言学术语“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完全相同，使人无法区别二者的异同。另一方面，“言语行为理论”是奥斯汀自创的体系，概念是新的，术语也是自撰的，他将“言语行为”分为三种：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初学者很难理解其中的前缀il-，per-，将它们翻译确切则更为困难。

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陈国华（1984：35）。他将speech act这一术语译为“言语动作”而不是沿用已有的“言语行为”。他认为有两个原因：1） 将act译为“行为”，其汉语意义与behaviour（行为），无法区别，而verbal behavior（言语行为）又是语言学的一个常用术语；2）acts是可数名词，“动作”也是可数名词，（如two directive acts指两个指使动作），而“行为”前面的量词只能是“种”，不能用来翻译单位意义上的acts。尽管这一探讨很有意义，但是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固有的译名仍然被沿用下去。

王宗炎（1987）讨论了翻译中术语译名的问题，认为有如下的原因会导致译名的错误：1.误解原文，如对乔姆斯基的术语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误解而译为“语言习得方法”，而乔姆斯基实际上讲的是人类大脑中的一种机制（mechanism）；2.原文意思清楚，译名意思含混；3.原文一名一义，译文一名两义；4.两个原名意义各异，译名的界限不大分明。他也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涵义以及它所包含的三种行为：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在理解上的困难以及给翻译所造成的困难，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和译名。本研究在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涵义以及相关的译名进行仔细分析梳理后，发现其译名的翻译所存在的问题和王宗炎的归纳基本吻合。

三、“言语行为理论”以及相关术语的译名辨析

通常speech act theory被译为“言语行为理论”，《现代语言学词典》也使用了这一译名，但是该译名和语言学中常用的另一个由斯金纳首创的理论verbal behavior完全相同，因此，这一译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和原文的意思有偏差；原名名字意义各异，译名界限不清，一个译名对应了两个原名，失去了术语该有的区别性。speech act theory和斯金纳的verbal behavior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上都完全不同。verbal behavior 和speech act都是各自研究领域里重要的术语，作者选择某个单词自有其意图和含义，而汉语却用完全相同的字眼表示，未免会引起混淆和误解。Verbal Behavior是斯金纳的代表作，属于行为主义语言学说，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基础。斯金纳认为人类的语言行为不只是简单的刺激和反应，他研究可观察到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有这种行为，该行为是如何形成的，属于行为学的一种。其研究对象是可见的，能说出因果关系的，可控制的。behavior一词被翻译成“行为”由来已久，如behaviorism被翻译成“行为主义”。

查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verbal：1a：of，relating to，or consisting of words b：of，relating to，or involving of words rather than meaning or substance

behavior：1a：the manner of conducting oneself b：anything that an organism does involving action and response to stimulation c：the response of an individual，group，or species to its environment.

中文维基百科对行为的解释：行为是指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动作、行动方式，以及对环境与其他生物体或物体的反应。词性为中性。在人类或其他群居动物的社会里，有一些行为是不被接受的。对动物而言，行为可以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可以是自愿也可以是非自愿的，而且受到内分泌系统与神经系统的控制。综合上述释义可见，verbal behavior译为“言语行为”符合源语言的含义和用法。

和斯金纳一样，奥斯汀也创造了新术语，而这些术语对于理解奥斯汀的意图很关键，术语理解不准确，对其理论的理解也会有偏差。因此其理论中术语的中文译名不可忽视。奥斯汀主要关注说话的作用和说话者的意图，研究非理想化的语言和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他不研究言语如何起作用以及人的表现，他关注的是不同情况下说话者不同的目的，强调的是言语的交际及效果层面。

查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eech：1a：the communication or expression of thoughts in spoken words b：exchange of spoken words

act：a：the doing of a thing b：something done voluntarily

由上述释义可见，speech 侧重于交流，符合奥斯汀关注说话者意图的研究目的，而act侧重于某一具体动作，正是奥斯汀（Austin 1962/2002：94）所强调的“就通常意义而言，‘说某事’的举动，如‘封……为爵士’，就是以言行事，因此在这个层面就是研究言语，或者是整个言语的举动”[2]。克里斯托（Crystal 2008：446）认为，奥斯汀所谓的speech act并不是仅仅指 an act of speech（张嘴说话）这一动作，而且指a communicative activity（交际活动），并且交际活动是其术语的重心所在。其翻译不仅要表达出系统性，还要表达出区别性，因此，将speech act theory译为“言语行为理论”，既和已有定名的“verbal behavior”相冲突，也不完全符合奥斯汀的本意。“言语举动（speech act）”（陈国华2007：F24）这一译名既可以避免和verbal behaviour的译名相冲突，又强调了“说话”这一具体动作和交际目的，更为符合奥斯汀原意，同样，speech act theory可以译为“言语举动理论”。

而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三个acts： 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的中文译名情况更为复杂。最常用的是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其它相对应的译名分别还有：1.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2.言内力，言外力，言后力；4.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取效行为；4.话语行为；5.话语施事行为，话语施效行为。这些译名是否全面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内涵，还需要对原文进行深入的解读。

细读原文，先看奥斯汀如何阐述“locutionary act”。“言辞举动”大约等于说出某种感觉和指称，这还是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意义”[3]。（Austin 2002： 109）由原文可知，“言辞举动（locutionary act）”只是奥斯汀把言语举动抽象化后所分析出的其中的一个层面，并无内外之别；奥斯汀也阐述了关于“言辞举动（locutionary act）”和“以言行事举动（illocutionary act）”的关系，“我们可以说，通常而言，实施‘言辞举动’本质上也是实施‘以言行事举动’，这是我打算采用的术语。因此，在实施一个‘言辞举动’时，我们也在做这样一个举动：问或回答一个问题，给出信息或确认或警告。”[4]（同上：98）可见，“以言行事举动（illocutionary act）”是同一言语举动的另一个层面，查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in- or il- or im- or ir-意为in，within，toward，所以将其译为“言外行为”正好与原意相反。奥斯汀对另一个术语“言辞取效举动（perlocutionary act）”的表述是：再进一步讲，实施一个言辞举动的同时也在实施一个以言行事举动，同时也还在实施另一种举动。说某件事常常是，甚至通常是对听众，说话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产生某种效果…我们把实施这种举动称之为“言辞取效举动（perlocutionary act）”[5]（同上：101）。

这段话更加清晰地阐明了所谓的三个acts并非把一个言语举动切分为三，事实上是做了一个言语举动就一定同时有这三个举动，奥斯汀原文一直用的是“sense”，即从不同的层面来剖析同一言语举动，也即在阐释奥斯汀理论的核心“说话就是做事”。“per-”在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的释义是through，所以perlocutionary 表示透过locution完成的举动。姜望琪（2005）在分析了奥斯汀的理论和原文之后，也认为在实施一个locutionary act时，也是在实施下列行为，如提出或回答问题，提供信息、保证或警告，宣告一个决定或表达一种意图，认为奥斯汀在挑战传统的把说话和做事、言论和行为对立起来的观念。如果将locutionary act译为“言外行为”，就将其理解为游离于言说之外的行为，如此奥斯汀所谓的“说话也是一种行为”就成为毫无意义的命题。另一方面，将三种acts译为“言内力、言外力、言后力”则忽略了奥斯汀在阐述该理论时所强调的“言语是一种具体举动”，而且，“力”和acts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没有对应之处。因此，本文认为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 和 perlocutionary act较为确切的译名分别为：1）言辞举动（locutionary act）；2）以言行事举动（illocutionary act）；3）言辞取效举动（perlocutionary act）（陈国华 2007：F24）。

四、结语

原则上一个术语指称一个概念，一名一译是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很难做到。准确地翻译术语需要研究其概念、所指对象、文体特色、语义区分度、语境以及术语产生的背景。术语译名的统一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多个译名并存的局面常常存在，原有的译法可能会被新的译法取代。在遵循一定的术语翻译原则的基础上，逐渐地规范术语翻译，促进其标准化，不仅是语言学发展的要求，也是翻译学研究的要求。

注释：

[1]“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中文译名，但是和另一语言学理论“verbal behavior”的中文译名完全相同，本文将会详细对比二者的异同。

[2]英语原文：the act of‘saying something’in this full normal sense I call，i.e.dub，the performance of a locutionary act，and the study of utterance thus far and in this respects the study of locutions，or of the full units of speech.

[3]英语原文：A locutionary act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 uttering a certain sense and reference，which again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meaning”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4]英语原文：To perform a locutionary act is in general， we may say，also and eo ipso to perform an illoctionary act，as I propose to call it.Thus in performing a locutionary act we shall also be performing such an act as：asking or answering a question，giving some information or an assurance or a warning.

[5]英语原文：There is a further sense（C）in which to perform a locutionary act，and therein an illocutionary act，may also be to perform an act of another kind.Saying something will often，or even normally，producing certain consequential effects upon the feelings，thoughts，or actions of the audience，or of the speakers，or of other persons.…we shall call the performance of an act of this kind the performance of a“perlocutionary”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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