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跨文化语境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世界上加速流行，到90年代出现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尔科姆沃特斯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1]。“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他在1962年最先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随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1969年出版的《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正式提出“全球化”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全球化”下了一个定义：“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2]这场始自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浪潮也波及到了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随着资本、信息、人员的自由流动，跨国、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已经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成为中国电影置身其中的宏大现实语境。“电影艺术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物，它们的存在语境决定了其物质本质最终必然服务于它的社会本质。而其社会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多重本质属性：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一种影像语言，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所有这些关于电影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3]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下，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中国电影也好，艺术形式的电影也好，还是作为意识形态，亦或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也好，如何充分发挥影像的跨文化传播功能，实现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价值和资本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中国电影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一直禁锢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中，缺少开阔的国际视野，这种状况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但走向世界的步伐还是太过缓慢。今天，在全球化设定的语境下，中国电影有必要更有可能参与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4]传播的本质即在于文化的交流。

首先，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传播，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5]中国电影作为一种承载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任务的大众传播媒介，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在跨文化传播中输出中国的民族文化。尤其在加入WTO后，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中国民族电影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化信息不平等传播的态势下，一个巨大的“文化逆差”正在形成，中国电影只有迎难而上，借鉴世界先进的电影理念和运作方式，在坚守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敢于跨出国门，才能实现中国电影在二十一世纪的腾飞。跨文化交流学研究的鼻祖爱德华霍尔将文化区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的文化属于强语境文化，如中国文化，其强语境的一个明显体现就是在这样文化里有大量的成语、谚语，有复杂而严密的礼仪。相对地，弱语境文化如美国文化，它本来就是多元文化混合而成，是一种不断在冲突与妥协中熔炼出的文化，最后保留下来的必然是一些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因素。[6]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封闭的自言自语式的表述，通过更具普遍意义的影像语言使中国的强语境文化为世界所了解。

其次，全球化语境为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和契机。不可否认，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同质性的危险，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日益失去自身的个性。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为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由于传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7]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传播全球化必然引起“文化反弹”，引起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抗和抗争，使文化的异质性，本土性彰显得更加强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所指出的：“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8]所以，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元化，相反，“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文化多元化，二者在“二律背反”中呈现出一种非和谐的历史对称性。”[9]这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也即全球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作反向运动。”[10]这无疑为中国电影的外向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上，全球化一方面表现出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流动与交换。“在一定意义上，传播全球化的发展将推进全球文化的相互认同与融合，有利于消除人类文化间的疏离隔膜乃至误解敌对，为人类所理想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规范的一体化的‘全球文化’的形成，创造出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11]中国电影就置身于这样一种空前频繁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中，完全有可能大有作为。事实上，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中国电影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12]这是值得大家欣慰的，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还缺乏应有的自觉。中国电影不容固步自封，跨文化传播理论告诉我们，“切断信息传播的闭关自守状态中，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来维持本土文化的纯洁性，甚至把本土文化禁锢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不仅会丧失本土文化发展的经济可能性，更会弱化本土文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传播力量，丧失文化竞争力。” [13]中国电影走向跨国传播、跨文化传播已是势在必行。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双重编码”策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契合

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学会如何对电影的艺术信息、文化信息、影像信息进行“编码”，以实现其传播功效。实践证明，过于本土化或过于国际化的信息编码都不利于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固守民族主义是不行的，“电影创作狭窄的民族视野妨碍着民族电影不断扩大自己的交流范围，也局限了对所表现的题材作更为深广的审美涵盖。”[14]其结果只能如我们所看到的：传而不通；但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影片只剩下可以容纳国际受众的那些电影文化因素，恰恰使影片失去文化的稀缺性，电影的文化资本也随之失去它作为信息资本的条件。”[15]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是电影跨文化传播能否成功的关健所在。梅特希约特把电影的文化因素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晦涩的难以沟通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是可以转换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本身就是国际化的电影文化因素。[16]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最大功效，既要避开第一个层次，以免“对牛弹琴”，也要避开第三个层次，以免丧失自我的文化特色。而应该致力于追求第二个层次，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策略，实现两种电影文化的可转换。

首先，从文化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应该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资本”，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兼顾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沟通。电影的文化表述是一个系统，既包括了肤色，服饰，饮食，语言，建筑等到外在的表征，也包括人际关系，生活习性，民俗仪式，价值观念等内在的意义。对中国电影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新民俗片”如《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后来出现的《二嫫》，《五魁》，《黄河谣》，《红粉》，《炮打双灯》、《风月》等是最早将这一文化策略付诸实施的电影作品，成功地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这些影片借助富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典型符号，如“黄土地”，“黄河”，“江南水乡”，“红高粱”，“红灯笼”等，营造某种特定氛围，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东方镜像”。尽管有论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这类电影刻意为西方营造一个“他者”形象，以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但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所谓“异国情调”、“民俗奇观”，正是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当作可资交换的文化资本加以利用，不仅在策略上是可行的，也一再被证明是民族电影国际化推广的成功之道。“从世界电影史上看，把影像的奇观性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并非自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始，好莱坞的西部片，欧洲大量的民族风情电影，日本黑泽明、大岛渚、今村昌平的电影，都无不在发掘民族的文化资源，利用本民族的影像奇观来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17]如果说这一批走向国际的中国影片其民俗元素是本土的，那么这些电影中渗透的文化反思与人文关怀则是世界性，如其对人性张扬的赞美，对专制文化毁灭、扭曲人性的控诉，对追求自由的肯定等等，则是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理解的。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18]善于寻找开掘东西方都能理解的，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文化资源，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中国电影全球传播的重要文化策略。实际上，WTO给中国电影工业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使国内的电影工业和国际的电影工业进一步融合，在此情境下，国际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变得更加重要。很多电影如“《爱情麻辣烫》的票房主要在国外，国内票房只占一小部分；《美丽新世界》票房的30%-40%来自国外；《洗澡》60%来自国外，该片先后签下包括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世界主要电影集散地的总共50多个国家的销售合同，票房达200万美元……”[19]又如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和《暖》，两部影片均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仅《那山那人那狗》的票房就高达3亿5千万日元。影片能在日本观众中引起共鸣，得益于导演对影片文化内涵的发掘，当然，这种文化，是基于中日观众能够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开掘的。如《暖》“通过自然，纯美的画面和音响的阐释，探讨人性，生活和生命意义的人文生态主义精神，把对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思考和人类环境，生存的问题意识并置于一段发生在80年代的故事中，开掘了除画面与音响语言之外更广阔的意义空间。”[20]

对这种文化策略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是获得奥斯卡大奖的李安的《卧虎藏龙》以及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大片，这些影片能够成功打入欧美主流电影市场，无一不是采取这种“双重编码”的文化策略，在“中西合璧”式影像书写中征服了西方观众。李安的《卧虎藏龙》创造了华语影片在欧美影院上映时间最长的纪录，而张艺谋的《英雄》则开创了中国电影进军海外市场的历史性突破。据统计，其海外票房累计已超过11亿人民币；《十面埋伏》在海外的票房也居高不下，仅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就达28亿。[21]有人把李安的《卧虎藏龙》的跨文化传播在成功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化的演职人员；二是“远离”华人的武打效果（承徐克超现实主义动作画面的表述手法，大量使用电脑数码技术产生特技效果）；三是磨擦与再融合的文化主题。[22]应该说，这种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李安高明之处就在于抓住两种文化、两个市场的“结合点”。《卧虎藏龙》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也给了大陆导演以启示，张艺谋、陈凯歌等敏锐地意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武侠片就是跨国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陈凯歌正着手《无极》，张艺谋则拍出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和之前的“新民俗片”不同，这些影片走的是商业电影的路线，已经具备了更加自觉的，更加积极的参与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张艺谋自觉地以中国独具特色的“武侠文化”为内核，又掺入了“天下”、“和平”等国际性的思想元素，不同地域的观众都可以看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化内涵，加上精美的视觉效果，影片赢得全球观众的喜爱。“《英雄》是当下世界的一个隐喻。《英雄》的喜剧性在于它是一部充满了中国文化象征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坚固内核确实全球性的……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已经不再试图展现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观’，而是试图用中国式的代码阐释一种新的全球逻辑。”[23]这样的解读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英雄》的确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十面埋伏》亦是如此，单就片名来说，借自中国传统民乐琵琶曲的《十面埋伏》已经让它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符码，但在《十面埋伏》中我们分明又可看出《谍中谍》式的“卧底与反间”，《卧虎藏龙》的竹林之战，《黑客帝国》中的气势与质感，这一切让西方观众有着似曾相似之感。周星驰的《功夫》无疑也是采取了这一文化策略。周星驰坦言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能够被更多不同市场的观众接受，包括西方观众”。为了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他请来西方观众认可的袁和平做武术指导，精心制作动作特效，同时还加入包括日本漫画风格在内的目前最流行的形式因素，产生了卡通化的效果。[24]这一切，都是成就《功夫》高票房不可忽视的文化策略。由此看来，在富有东方文化韵味的中国电影中巧妙地编入国际性的符码，无疑是中国电影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

其次，从题材策略来看，为了引起“共鸣”，中国电影还应该在电影题材，或说电影传播内容上精心选择。中国电影不能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狭窄的电影题材限制了其影响力的扩大。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累，有着无可替代的题材优势，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更有许多的电影题材资源可供挖掘，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题材资源缺少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当好莱坞瞄准“二战”题材拍出了《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兵临城下》、《珍珠港》等享誉全球的大片时，作为“二战”受害国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电影在这类题材的开掘上却差强人意，至今没有一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二战”影片，只能归之于创作视野的狭窄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题材资源却在悄悄流失。“时至今日，政府层面对文化资源的流失还缺少必要的警惕和有力的防范。”[25]迪斯尼公司1999年制作的《花木兰》就是一个从中国“窃取”题材资源的典型例子。中国电影要走向国际，不但要好好开掘自己的题材资源，也要注意关注一些国际性的题材或跨文化方面的题材资源，只有根据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来配置题材资源才能征服国际影视市场。“在我们的影视题材中，够得上国际性题材的作品实在太少了，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我们都非常薄弱，即使是艾滋病题材和同性恋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中国电影）要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在我们的影视中，关注民族性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是否更应当关注人类共同的东西呢？族意识与类意识相比，类意识是更高一个层次，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足取的……。” [26]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影导演终于调整策略，开始关注一些“涉外题材”，拍出了一批所谓的“涉外电影”，从冯小宁的“颜色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夏刚的《红樱桃》、《红色恋人》到稍后的《开心哆来咪》、《刮痧》、《我的1919》、《鬼子来了》、《浪漫樱花》、《大腕》、《天地英雄》、《芳妮的微笑》、《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庭院里的女人》，再到最近改编自茨威格小说的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中国电影开始有意识把眼光投向“外域”，关注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关注中外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这种题材策略上的转变，显示了民族电影从本土化走向全球化的迹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电影探索。在电影题材的开拓方面，“第六代”导演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不懈地探索。如果说“第五代”走向世界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策略”的话，那么“第六代”作为一个整体走向世界主要是依靠其“题材策略”。第六代导演把眼光投射在当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关注边缘人物的灰色生活，这种“边缘题材”恰恰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关注。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力量时断言，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第六代的电影文本正契合了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研究课题。”[27]作为“后人文主义”实践的第六代导演的以其“边缘化”的电影题材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力征服了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纵观近年来迅速在国际影坛崛起的伊朗和韩国电影，无一不是依靠既具本土，又具世界性的题材资源取胜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28]作为有着丰富题材资源的国家，中国电影应该具备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一方面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一方面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积极开拓新的题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功能，使中国电影在全球形成影响力。

第三，从艺术策略层面看，中国电影要善于借鉴国际化的电影语言，在保持自身美学特色的同时大胆创新。电影的语言表述系统主要包括运动的图像语言与概念语言（如对白、旁白、独白）的结合，其本质特点在于影像符号的表现力上。学者梵诺伊（F. Vanoye）列举了电影的“特殊符码”：摄影机运动、画面大小变化、影像蒙太奇、场外用法、电影特技和音画字的综合。他认为电影艺术魅力之所在在于：（一）电影有最大的摄录能力，弥补了其它许多艺术的最大缺憾；（二）电影具有最大的再现能力，包括了写实和特技、影像蒙太奇的“做假”（montage sequence）。再融入学者魏奈（M.Vernet）所谓的“电影非特殊符码”：如涉及透视法的“知觉式符码”、涉及文化背景的“认识性符码”、有涉及个人偏好的“感性符码”、涉及精神分析的“潜意识符码”以及涉及叙事的“叙述性符码”等等，使得电影艺术突破视听限制，营造出一个多姿多彩、魅力十足的“梦境世界”。[29]从电影的艺术本质上看，中外电影并无二致，只有在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上勇于创新才能在吸引广大受众。台湾电影、香港电影以及中国第五导演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除了其文化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其对电影语言的推陈出新也是功不可没。正如论者所总结的：“80年代前后，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撞，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或者换句话讲就是：‘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30]没有这种“最现代的艺术语言”，中国电影就无法进行跨文化传播。学者尹鸿先生在总结中国电影国际化的艺术策略时概括了三点：一是“非缝合的反团圆的叙事结构”，即在叙事上放弃了经典好莱坞那种“冲突-解决”、善恶有报的封闭式结构。二是“自然朴实的蒙太奇形态”。即不采用好莱坞电影那种夸张、跳跃、紧促而戏剧化的蒙太奇形式，而是大多采用一种相对静止的画面，比较平缓的蒙太奇联结，有时甚至有一种中国山水画、水墨画的韵味，画面开阔、造型平缓。三是“纪实化风格”。即在叙事风格上采用了一种反好莱坞的纪实手法，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宁赢的《找乐》和《民警故事》，章明的《巫山云雨》、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等等。[31]如果说这种艺术策略在“第五代”身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话，那么在第六代导演那里，对于电影艺术个性的追求与张扬就显得更为自觉。“第六代导演们走出国门，其共同的动作方略是----‘草船借箭’，也就是主打欧洲‘小众型’的艺术市场（即先融资，再获奖，随后出击市场），不是‘后殖民’式的屈已媚洋，而是以对中国当下社会变革某个‘亮点’的发现以及艺术个性的张扬，去征服外域并开拓生机。”[32]这种立足本土，借鉴欧洲艺术电影，自觉的，有针对性的反好莱坞的艺术策略既使中国电影与世界领先的电影艺术接轨，又打造了中国电影的“艺术个性”，有利于中国电影以独立的艺术身分走向世界，进行跨国传播。

此外，从运作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也要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借鉴学习世界电影先进理念与商业操作规则，营造一个良好的有利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如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等）。正如邵牧君先生所说“中国入世后，电影业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全面实行产业化和彻底改变电影观念。”[3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要抵抗好莱坞，别无它法，只有如冯小刚所说的“用好莱坞的方式打败好莱坞”。把电影作为一项产业，实施好市场化战略，做好电影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好莱坞电影的投资策略、品牌策略、市场策略、营销策略等都值得中国电影借鉴。张艺谋说：“从投资，制作到发行，推广，可以明显看出系统地向好莱坞的商业操作规则学习，很有必要，从商业角度来说，中国电影越接近规范化操作，说明中国电影越成熟，对抗好莱坞的商业大片，这就是实际行动”。[34]《英雄》、《十面埋伏》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这两部电影也是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策略、思想策略、艺术策略与运作策略于一身的典范，张艺谋本人也不愧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里程碑式的导演。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把关人”与“涵化分析”：让西方观众进入东方情境

在跨文化传播中，一个有效的传播至少包含三个关键要素：传播主体、接收者和经过编码的信息。［35］上文已经论述了跨文化传播中“编码信息”要注意兼顾两种文化的共性与差异，除此之外，传播主体和接收者（传播对象）也制约着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运用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和“涵化分析”理论可以对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与要素进行更为深入地分析。“把关人”又称为“守门人”（gatekeeper），是由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1947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卢因所讲的“把关”含义是指传播者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的人就叫做把关人（或守门人）。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决定信息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如何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在电影媒介中，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把关人”，但最为最要的把关人当属电影导演。“涵化分析”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是由美国传播学家G格伯纳等提出的。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媒介对受众的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格伯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这一理论揭示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涵化分析”理论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培养“国际受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主体策略。在传播主体方面，中国电影要培养合格的“把关人”-----精通中西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者。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人应该具备一种国际化视野，摒弃单一的视角和过重的本土情结，用现代化、全球化的视界来观照中国的本土文化或中西文化的差异。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将中国传统文化时置于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比照，引起观众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兴趣与思考，叫好又叫座；其《卧虎藏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上进一步接近西方人的习惯，也因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李安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审美差异的熟稔把握。“后WTO时期的竞争，主要是比人才，比文化，比艺术创新，有了新的人才，就必然能拍摄出富有民族文化节含金量和具有创意的作品，才能切实推进本土电影产业化的历史进程，真正开拓出一片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电影市场。”［36］可见人才对中国电影的重要性。在中国，真正称得上国际电影品牌，具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只有张艺谋、陈凯歌等少数几位导演，即便如极具国内票房号召力的冯小刚，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默默无闻。尽管中国的第六代、新生代导演们已经浮出水面，但中国电影要打造真正的国际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受众策略。在接收者（传播对象）方面，中国电影要占领国际市场，必须培养中国电影的“国际受众”。从传播学的“涵化分析”理论来说，国外电影观众是通过中国电影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来认识中国人，中国文化，来建构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形象。由于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这就要求中国电影要处理好电影媒介的“设置议程”功能，运用正确的文化传播策略，让国外观众了解、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电影产生浓厚兴趣，用银幕塑造真实、完整而富有个性的“中国形象”。中国电影要赢得国际受众，还必须注意研究国际受众的欣赏口味和观影心理。中西受众“在媒介的受众观念方面，以及在受众的媒介取舍观方面，双方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37］中国电影要善于引导和培养观众的“中国式审美”。“艺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能使受传者获得美的精神享受。但对艺术传播者来说，还不能满足于此，更应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培养人们对美的感觉能力，陶冶人们的品性，养成高尚的艺术趣味和健康的审美观念。”［38］当然，这种引导“培养”的具体策略还是要落实到跨文化传播的“双重编码”上，抓住不同文化“契合点”，既注意审美心理的“熟悉化”，又注意使其“陌生化”。“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越是容易走向世界。”［39］的确，中国电影对国际受众的审美心理与艺术趣味既要适应，又要引导与提高。实际上，在培养国际受众方面，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几代中国电影人努力，中国的“武侠类型片”已经在海外培养了大批忠实观众。今后中国电影还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形成样式更加丰富的“中国类型片”，吸引更多的国际受众，打造好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品牌。

四、跨文化传播中的“双赢”策略：“和而不同”的文化诉求

在和好莱坞电影的同台竞争中，中国电影是缴械投降，还是积极抗争？是消极抵抗还是勇敢地走出去？这是中国电影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需要宽广的文化视野，更需要过人的传播智慧。

“如何使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以便造成全球意识下文化的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呢？我认为中国的和而不同的原则或许可能为我们提供正面价值的资源。”［40］“和而不同”，这既是中国电影跨国传播的文化策略，也是其文化诉求，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我们不必担心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失去个性，相反，参与跨文化传播，“外国文化会丰富本国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外来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借鉴而实现的。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多元竞逐的过程……合成的文化无可否认依然是本土的，并成为继续演化的新起点”[41]文化需要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42］纵观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可以发现他们并未采取与好莱坞“你死我活”的对立模式，而是以文化的“和而不同”为准则，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民族特色，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大卫鲍威尔（David 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跨文化空间：华语电影即世界电影》（《Transcultural Spaces:Chinses Cinema as World Film》）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断：“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43］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来说，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和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唯有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秉持“和而不同”文化传播策略，广泛汲取，大胆创新，才能实现百年中国电影走向全球的美好梦想。

[注释]

[1]Waters， Malcolm，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dge 1995，P.4，转引自刘建明：《全球化的终极与国际传播架构》，《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3] 贾磊磊：《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

[4] J.Z.爱门森（J.Z.Edmondson）N.P.爱门森 （N.P.Edmondson）：《世界文化和文化纷呈中的传播策略——一个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计划》，《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

[5]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页。

[6]熊澄宇、程绮瑾：《新媒体传播与跨文化交流》中华传媒网 academic.mediachina.net/xsjd，2005-05-06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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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汤一介：《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能之贡献》，《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篇（2）

目前，全球化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席卷整个世界。始于经济的全球化现象，也涉及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是文化交流的两种特殊现象，在全球化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实施多元文化教育与跨文化教育是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成为多数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教育政策。

一、多元文化教育与跨文化教育的关系

多元文化教育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要理论基础，主张鼓励学生多元学习，放弃偏见，学习来自各个不同族群、阶层的知识与价值，主张以相互尊重与容忍的态度来面对因为不同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地区因素所造成的差异，主张在种族、阶级、性别与地域等方面要去中心化。跨文化教育是指跨越本民族、跨越本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进行学习和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他国、他民族，以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从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看，多元文化教育与跨文化教育在目的、基础、背景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但二者并非同一概念，主要区别有：

1.立足点不同。多元文化立足于他民族学习本民族或本国的传统文化；跨文化教育是立足于本民族或本国文化而学习他民族的文化。

2.具体目标不同。多元文化教育是为了使少数民族学生或移民学生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并适应他民族的文化而更好地生存；跨文化教育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他国或他民族的文化以期望能更好地与之交流。

3.历史背景不同。跨文化教育是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国家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又有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为了培养更好地适应并能提高本国与他国合作的成效，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各类高级国际级人才的情况下而被高度关注；多元文化教育是基于尊重少数民族的教育权利和加强对移民的教育，以使其更好地适应移入国文化并能更好地为移入国服务。

二、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

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趋同和存异，全球化是在多样化性的前提下，是各种文化紧密联系，看到差异，为世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全球化为不同文化的交流、借鉴提供了便利，使得不同文化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不是强势文化吞食其他弱势文化，也不是不同文化融合成为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并不矛盾，而是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独特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化形式。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教育就更有其发展的必要，它能使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又能进一步发展。

三、全球化与跨文化教育

1.全球化促进跨文化教育的发展。跨文化现象和跨文化教育由来已久，但是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跨文化教育已经远远不同于其产生之初的意义，当今的跨文化教育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已经向纵深发展，成为世界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形势下的经济、科技的进步为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全球化首先是从经济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带动了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科技的进步为跨文化教育的广泛深入开展提供了必须条件，突破了地理条件、物质因素的限制，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变得从未有过的方便。全球化进程中快速流动的人才均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在流动过程中又能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本民族的文化)带到他文化之中，吸收他文化，从而形成文化交流。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流动也是一种重要的跨文化教育。

2.跨文化教育促进全球化进程。跨文化教育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全球化进程中需要大量具有进行交流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高级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都依赖于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跨文化教育中的文化、科技的交流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文化教育促进了文化的交流，缩短了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进而有利于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四、多元文化教育与跨文化教育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篇（3）

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一术语。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传播科技促进下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广泛涉及各个社会领域的一种社会行为。①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它的“跨文化”。②从形式上讲,跨文化传播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活动,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一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而进行的传播,这种形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贴近,也更容易被接受。

跨文化传播给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文化的输入方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输出方,为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文化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剪刀差”的问题。客观的数字表明,跨文化传播双方的文化流通量并不是对等的,甚至是差异悬殊的。以电影为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制品的出口值,“仅在欧洲地区就达到300亿美元,超过了航天工业”。欧洲电影市场的75%以上是被好莱坞电影控制的,欧洲电影票房收入的75%以上也是被美国制片商拿走的,光是一部《泰坦尼克号》,收入就达18亿美元。虽然欧洲有着比美国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在跨文化传播上却败下阵来。就像一位法国学者所言:虽说法国也是强势国家,但在美国文化面前法国文化依然是弱势文化。③

欧洲尚且如此,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000年浙江省共投放市场22部进口影片,除四部系香港拍摄外,其余18部均为美国影片。其中占据2000年进口片票房前10名的有《碟中碟续集》、 《恐龙》、《黑客帝国》等8部美国影片,其票房收入基本每部都在200万元以上;1998年浙江放映《泰坦尼克号》时,观众更是高达206.5万,票房收入达3654.8万元。而杭州的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2000年放映22部进口片的票房收入为813.6497万元,竟然超过了该年度该影院放映的其余107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④虽然该数据显示的只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对我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冲击,以及所占有的巨大经济份额,但更深层反映的却是我国及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跨文化传播形式之下,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文化输入大于文化输出,出现了严重的文化逆差。

其实这种文化逆差对输入方来说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威胁。因为多年的文化逆差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外国文化的呈几何数增长,而本土文化却被一再稀释,最终在外国文化的包围下消解。文化殖民也就此产生。

所以,跨文化传播对那些处于传播弱势的国家来说,只能是一个经历了文化逆差和文化渗透之后走向文化殖民的过程。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悲观主义的味道,但确实可能。文化殖民不仅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个严重的威胁,更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凝聚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时的国民无异于外国的文化奴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脊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文化逆差甚至文化殖民的出现呢?

第一,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承受跨文化传播之战。跨文化传播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市场的开拓,每一环节都是以大量资金投入为保障的,没有经济支持,跨文化传播就像是一座空中楼阁。例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作为美国最大的传媒公司之一,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也确实“破费”不少。1996年10月,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2001年,在上海正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介最高层会议,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⑤这一切是一般的传媒公司承受不起的。恰恰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也都是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曾饱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当年的掠夺所造成的损失使他们历经百年也难以恢复。当武装侵略已成往事,新一轮的跨文化传播之战袭来时,他们仍无力抗衡,再次面临被殖民的危险。

此外,跨文化传播需要足够的技术支持,无论是信息的发射还是接收,都需要极高端精密的设备,这同样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但一些国家由于受自身的经济实力的限制根本没有完备的传播系统,在本国内传播还是个问题,更不要说跨国传播了。据统计,全球至少有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光是技术成本这一项就不知要使多少国家望而却步。

第二,缺乏对本土文化的保护意识,致使本土文化流失严重。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形式,这些历经千百年锤炼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文化维系着民族的融合和种族的延续,文化促进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向前发展。但现如今,本土文化流失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拿我国来说,端午节本来是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传统节日,但前些年韩国却要将端午节申请为本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后来证明是一场误会,但这也确实应该使国人反省。现在一提起端午节,恐怕马上联想起来的就是吃粽子,关于端午节的来历、传说、习俗恐怕都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再拿古建筑来说,原来古老的四合院、胡同在现代的推土机之下也早已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几经复制的高楼大厦,穿梭在这些水泥森林中间,实在感觉不出中国的特色,也找不到与别国的不同。

跨文化传播对于处于劣势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场文化洗礼,对本土文化就是一种挑战,如果自身对本土文化都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些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只能在后代子孙手中消散。

第三,文化理念落后,缺乏创新意识。文化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的特征,而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博纳和创新,文化创新不仅能丰富原有的文化,而且可以使本土文化走的更远。但事实表明,在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往往缺乏这种文化创新意识,只知道啃老祖宗留下的馍,多年来所炫耀的文化永远是一成不变,再美味的汤也有喝腻的时候。这一点我们确实需要向跨文化传播中处于领军地位的美国学习。那就是不断创新,博采众长,提升自己。

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也存在这个问题,虽然我国已经在外国建立多所孔子学院,虽然我国的文化也得到了传播,但内容却总是老一套,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文化创新,其传播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已经全球化,既然跨文化传播不可抵挡,既然这种大局不可逆转,目前处于弱势的国家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自怨自艾,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争取在传播单渠道、传播霸权之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首先,弱势国家应该打开国门,接受跨文化传播。现在已经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闭关锁国也根本不可能,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主动迎接,而且外国文化中确实也有很多先进的思想、技术、理念需要我们学习,如果能恰当的吸收这些先进文化,对弱势国家是大有裨益的。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可以让弱势国家直接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从更高的起点上开始发展,比自己脱离世界闭门造车要实际的多。

中国一直就有自己的看待世界、与异文化相处的观点,包括“大同”、“和而不同”、“中体西用”、“习夷以制夷”等等。甚至在一些诗句中都些微透射着中国人的跨文化的胸襟和气魄,比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思想对于全球化的今天同样适用。

其次,对待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够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固然是好,但涌进来的往往是鱼龙混杂。而且一些西方国家还别有用心,在所传播的内容中带有明显或隐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蛊惑,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跨文化传播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就是最有利的证明。所以,弱势国家对待跨文化传播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进步的文化为我所用,对那些埋藏其中的“暗箭”要提高警惕,切不可疏忽大意。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传播时,应始终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要分清主次,铭记本土文化才是主体,外来文化是对本土文化的丰富和补充,决不能喧宾夺主,受其鼓动,否则就太得不偿失了。

最后,跨文化传播时要注重传播策略。弱势国家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更要讲究策略,由于受自身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批量输出且面面俱到,弱势国家应选择一条既经济节约又符合本土文化特色且能产生良好效果的传播策略。

(1)选择对方容易接受的形式进行传播。跨文化传播中,内容好固然重要,但传播形式也同样重要,传播中要选择那些喜闻乐见的形式,尽量让人们在轻松愉快中了解本国文化。

(2)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来传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自然对当地文化更熟悉更亲近,跨文化传播中如果能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找到其间相通、相近的地方并以此为突破口来传播本国文化,当地人接受起来一定更容易。就像肯德基,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超过麦当劳,其原因就在于肯德基更注重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3)选择人类相通的情感进行传播。由于各民族和地区的历史渊源、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等各不相同,各国、各族文化之间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宏观来说,作为人类来讲,仍然存在着相通的“类”情感,例如对美的追求,对爱的向往,对正义的崇拜等。跨文化传播中,我们可以抓住这相通的情感来传播本土文化,其效果是得到过见证的。例如那些流传于世的世界名著,之所以受到各国读者的喜爱,除了优美的词藻、惟妙惟肖的描写,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之外,最根本的是故事中都贯穿着人类普遍认可的情感认同,这会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而这种共鸣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参考文献

①童兵,《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新闻大学》,2004年,第23页

②同上,第20页

③尹韵公,《谁在对谁行为?――跨文化传播的思考》,《传媒观察》,2005年3月,第24页

④参见百度百科

篇（4）

综合社会契约理论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最高规范、宏观社会契约和微观社会契约。之所以称为综合，就是这三个方面的综合。

1.最高规范

最高规范是指超越一切文化差异的、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也称为“超规范。”最高规范为评价其他所有规范提供了基础，代表了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宗教、政治、哲学等思想汇集一起时便反映了最高规范。最高规范提供了世界上基本的道德结构，因此是社会契约发展的基础。

2.宏观社会契约

宏观社会契约是指全球社会订立的、关于确立和执行微观社会契约的一套规则，包括四项条款：

1）地方的经济体拥有道德的自由空间，使得他们可以通过微观社会契约确立其成员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

2）微观社会契约必须在本地经济社团成员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制定才是合法的，成员有自由退出的权利。

5）微观社会契约必须与最高规范一致。

4）当微观社会契约的道德规范发生矛盾时，采用优先准则，通过与宏观社会契约的精神和文字相一致的规则来解决。

在此基础上，唐纳森和邓斐还提出以下六条优先准则：1）对于仅在某经济社团内部发生的交易，如果对其他人或社会没有较大的不利影响，应当由该社团的规范支配。2）只要对其他人或社团没有较大不利影响，解决优先权问题的社团规范就应适用。3）制定规范的社团规模越大、越开放，其规范的优先权越大。4）维护交易所处的经济环境所必需的规范应当优先于有可能破坏这种环境的规范。5）当两种规范产生矛盾时，以更普遍的一条规范为准，6）明确的规范优先于不太明确的、笼统的规范。要注意的是，这些优先规则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运用的，不应当单独运用。

3.微观社会契约

微观社会契约是某一现实的经济社团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行为规范，它主要提供了社团规范。例如，某公司制定的员工道德守则。这些社会契约规定的道德规范可以来自道义论，也可以来自功利论。综合社会契约论允许经济社团成员将功利论和道义论原则结合运用于微观社会契约中，只要不违反宏观社会契约的要求，因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例如，在一些亚洲国家，微观社会契约可能允许企业中裙带关系的存在，这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微观社会契约可能要求就业机会平等。当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用先前制定的一套优先准则来表明应尊重哪个规范。对综合社会契约理论的评价

首先，综合社会契约论既承认各特定经济环境下的道德准则，同时又规定了这些具体的道德准则的适用条件，即不违背最高规范、获得成员一致同意。这就充分考虑了跨文化道德规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综合。

其次，在指导实践上，综合社会契约理论具有较大的操作性。在跨文化环境中的企业经营者，常会不知不觉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问题，依据内化的道德准则行事；而“外在控制型”企业经营者又经常迷失在新的环境之中，僵硬地“入乡随俗”，这两种情形都有可能导致作出不道德的决策。因此，从决策程序上给以控制是一种可选择的途径，综合社会契约论给出以一套优先规则来解决不同经营环境下既有的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为跨文化的商业伦理决策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南。

当然，任何一种理论难以做到完美无缺，综合社会契约理论也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超规范”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得到，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关于优先准则，两位首倡者提出了六条优先准则，但并没有论证它们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尚需在实践中检验。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综合社会契约理论减少了中心论偏见，在容纳多样性方面向各种文化价值与偏好开放。另外，在如何确立一种既为所有经济体普遍接受，又尊重各经济体特有的文化道德差异的企业道德伦理规范方面，综合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方法和思路，并由此奠定了其在西方现代企业伦理学领域的地位。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应注重把握宏观和微观社会契约，不能全盘照搬，应结合我国企业的具体情况，借鉴美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经验，探索适应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途径。

篇（5）

近年来，国内众多高等院校的大学英语课堂都开展了基于网络教学以及计算机多媒体的课程模式改革研究。但涉及到英语专业跨文化学习的网络教学研究还比较少，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并不令人满意。在网络条件下，配合英语专业的专业特点，利用网络学习的独特优势，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拓宽学生的视野，进而为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学习找出一条新路。

语言不仅仅是日常交流的工具，更是人类表达情感的媒介。由于文化背景、社会习俗、价值观以及历史渊源的差异，想和英语文化背景的人进行舒畅的沟通就要培养跨文化意识，懂得对方文化中的禁忌，尊重对方的习俗信仰。通常，人们在交流中，对所运用的语言都有一个选择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是基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每种语言都有自己表述的思维模式，因此语言可以说是文化的载体，想学好一门语言就必须掌握必要的跨文化知识。

一、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学习的现状

英语专业不同于其他专业，学生除了把这门语言当作一种交流工具之外，更应该了解语言所属国家的文化传统，习俗禁忌，人文情怀。这样才能在实际交流中，比较顺利地解决语言背后的文化问题。因此，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就显得十分必要。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英语专业的课堂也开始大力发展网络教学，学生可以通过网络以及网络文化的渗透，根据自身学习的需求，构建适合自己需要的自主学习模式，了解西方文化最新发展动向，与时俱进地提高跨文化学习意识。语言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对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通过语言来了解另一种文化，而同时也通过文化来促进学生学习语言，培养对语言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扫除障碍和困惑。

就目前英语专业的教学现状来说，学生多数只把注意力放在单词和句型上，忙于应付专四专八考试，往往忽略了语言本身是沟通的工具。在实际交流过程中，如果只是用错了语法或词句，外国人可能会认为是对这门语言掌握得不够好，但是如果因为不了解或忽视交际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而出现语言表达失误，就会被认为粗鲁甚至失礼。那么是不是仅仅通过几本跨文化交际的书就能够让学生避免文化差异的冲突呢？现在的课堂能否满足学生的跨文化学习需求呢？文化是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目前的课本远远解决不了学生在具体交流中遇到的问题，因此加强对学生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就需要借助更先进的科技，网络此时无疑成为最好的助手。

二、网络及网络文化在跨文化学习中的作用

网络对于大学生而言早已成为较为普遍的学习手段，网络文化更是对学生的学习有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大学生利用网络掌握世界时事，了解科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开拓视野，结识朋友，总之网络为当今的大学校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第二课堂。它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资源丰富，方法灵活的新型平台，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学习完全依赖教师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为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效率，培养学习兴趣开辟了一条新路。

要了解一门语言最新的发展动态，文化的学习与之息息相关。为了避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英语专业的学生必须在跨文化学习中时刻把握最新的文化动向。而网络此时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媒体，了解当前西方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从而有效规避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此同时，网络多媒体教学也开始逐步融入到学生的跨文化学习当中，通过丰富生动的例子和贴近生活的场景模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加深学生的印象，为学生的学习搭建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同时，对于一些跨文化交流中所涉及到的宗教和传统禁忌，也可以及时从网络当中了解，从而有效规避可能在日常交际中出现的误解。

三、利用网络辅助跨文化学习的方法与策略

学生的跨文化学习的目标和兴趣各不相同，但利用网络学习既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动机，也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一举两得。传授知识只是暂时性的行为，教师的首要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自身的学习动机，以及自己解决问题之后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从而促进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一）观看网络视频，增强互动交流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英语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而跨文化学习本身又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灵活性，并不是靠死记硬背就能够做好的。因此，网络给师生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如今网上随处可见的视频就是丰富而现实的学习素材，在跨文化学习的课堂上，学生可以先观看视频资料，然后进行分组讨论，探讨材料中所暗示的文化特征以及所表达的信息内容。通过分析比较同一情形下，中西方文化所体现的不同，进行互动模仿、改编，从而增强学生的交际能力。与此同时，教师还应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鼓励学生的参与性，加强互动交流，引导学生更合理地使用网络资源，帮助学生分析总结素材背后更深层次的跨文化意义。

（二）分析网络文化，寻找跨文化差异

网络文化如今成为青年人最推崇的文化之一。这些文化当中既有正面积极的，也有负面消极的。教师应与时俱进帮助学生及时更新所学的知识体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筛选出既有跨文化意义，又能体现出文化差异的部分，帮助学生进行比较学习。

首先，网络文化中的一些新兴词汇或俚语都能体现出跨文化的差异。这需要结合西方传统文化以及宗教典故才能够理解掌握，从中更能分析出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而俚语习语也往往带有一个时代的特色，网络文化恰恰为师生提供了一个紧跟时代的学习平台。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学生才能更恰当地选择语境，得体地使用这些习语。其次，网络文化会折射出当今社会的政治关系，一些针对党政派别，国家关系的敏感话题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变迁，并且反映在网络文化当中，同时也会反映出一些文化认知的差异。最后，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只有通过网络文化加强对文学、历史、宗教的了解，才能够抽丝剥茧，真正体会出不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实现跨文化沟通的根本目的。

（三）开展网络多媒体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手段的发展也随之日新月异。多媒体教学早已进入了高校课堂，课件的内容往往较为丰富，直观生动。在传统课堂的基础上，多媒体教学方式的引入大大提高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加强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印象，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英语专业的跨文化学习也引入网络环境下的多媒体教学，这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重大突破。成功的网络多媒体课程应该具备以下条件：有效的学习激励体制，能够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合理的评价;合理的教学互动，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进程进行有效的评价;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发展，对学生进行开放性的训练;基于这样的网络教学条件，可以更加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各高校也需要加大网络资源的投入力度，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督促学生加强自主学习意识，改变被动学习的习惯。

（四）利用网络资源，辅助学生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一直以来都是各高校不同专业培养学生的终极目的，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大学生想实现终身学习的目标，学会学习方法，具备自学能力是必要的。大学应该给学生尽量创造有利条件和学习环境，而教师则应该传授恰当的学习方法，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并从学习中找到兴趣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教育将来发展的必要阶段。

利用网络这类高科技手段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早已受到教育界的极大关注。谈到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学习动机就显得必不可少。对一门外语的跨文化学习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一方面，学习者离不开外部学习环境的刺激。而丰富的网络资源恰恰可以提供一个内容新颖，多元化的外部知识体系，使学生对于所学知识充满兴趣，从而辅助学生的跨文化学习。另一方面，学习者需要充分调动自己的认知系统，对外部刺激进行感受、输入、加工、整理、存储和提取外来知识。在网络平台的帮助下，学生对较为杂乱的内容进行分析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自身已经学到的专业知识，主动提取网络提供的多元化内容，从而消化吸收成为自己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种带着兴趣和求知欲的主动学习过程，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近几年来，国内各大高校的英语专业课程都开展了基于多媒体和网络的教学模式改革，这种具有突破性的教学改革模式更加适合学生的跨文化学习。在网络条件下，配合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加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有效避免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中所产生的困难和问题，加强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为英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学习探索出全新的学习思路。

参考文献：

[1] [德]茨克.跨文化交流一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M].潘亚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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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交流信息。大学英语教学应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养，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1］1。现阶段我国大学外语教学实现上述教学目的的主要途径就是通称的精读课，但长期以来大学英语精读课成了教师逐字逐句分析词汇语法结构，学生课堂上记笔记，考试背笔记，局限于语言知识细节的满堂灌。作为交际工具载体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语言成了枯燥、毫无趣味的死板材料，学生为了考试而死记硬背这些语言材料。实际上，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文化的载体，不应当仅作为抽象的语言材料来传授学习，而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文化因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传授，语言的教学和学习必须联系文化因素。

一、跨文化理论（Cross-Culturalism）与语言教学的基本理解

学界普遍把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945年发表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视为跨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虽然跨文化研究的历史不长，但其反映的社会现象却可以追溯到原始部族间的通婚(intermarriage)。部族间的通婚不仅促进了部族人口素质的改善，也带来了部族间的文化交流。现代跨文化交际是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中产生的，是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并解决由此带来的文化冲突为中心和目的，它综合了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各学科对文化冲突的见解，对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交际手段、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认识行为等交际要素进行分析，阐释跨文化交际的内涵，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过程中由于各交际要素上的差异可能造成交际障碍，合作受阻，交际失败。在日常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交际一方通常运用第二语言进行交际，因此交际成功与否不光受到第二语言的熟练程度、语境、交际策略的限制，还受交际双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心理、、习俗礼节等制约］2］68-72。

“文化”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土地的开垦、植物的栽培，后转义为人的身体和精神培养，特别是艺术、道德、天赋的培养。人类学家和哲学家都给文化下过自己的定义。所谓文化，语言学家Douglas H. Brown说，“文化是信念、习惯、生活模式和行为的总和，这一切大致上为占据着特定地理区域的人们所共有。我们每行一事，无一不隐藏着文化的含义，留下文化的足迹，文化使一群人或一类人与另一群人或一类人区别开来。”［3］11美国文学家Kiluck John则认为“文化是历史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4］327凡此种种理解和观点都没有超越杰出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E. B. Taylor）1871年就给文化所下的明确而根本的定义，他认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5］79。通而观之，文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艺术、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机构的总和，而广义的文化则包括人们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作用于语言的文化因素应该是人们创造的一切的总和，是广义上的文化，它涉及并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还是个动态的、具有时空维度的概念。相同地区不同时代，相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存在着千差万别，存在着主导“话语”，存在着主导的文化和主导的话语，要想进入其主导文化就必须了解并操纵其主导文化话语。

文化大系统的其他要素必须由语言来传播，而语言本身是构成文化大系统的要素之一，这便是语言是作为文化的

一部分和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双重性质。六十年代中期，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理论家们开始摆脱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乔姆斯基(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及结构心理学的长期影响，意识到社会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语言学家拉多（R. Lado）在其《语言教学：科学的方法》（Language Teaching: A Specific Approach）中指出：“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6］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人类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在语言中得到反映。文化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文化的民族和社会属性同样也体现在其载体――语言上，即所谓的语言镶嵌在文化中。

因此，为了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交流为目的而学习掌握一门语言，除了掌握其听说读写译等技巧外，还要了解它所承载的文化要素。继拉多之后，海姆斯(D. H. Hymes)1972年发表了著名的《论交际能力》（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指出“一个学语言的人，他的言语能力不仅包括他是否能造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而且还包括他是否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7］，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这一概念，认为一种语言的习得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的客观环境，提出了交际能力的四个要素，即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后两个因素和文化直接相关。但是语言学界对这一理论问题没有一致的看法。学界普遍较为接受的是卡纳尔和斯温（Canale & Swain）提出的语言交际能力理论，认为语言交际能力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语法能力（也称语言能力，即linguistic competence，指掌握有关词汇和语法规则的知识）、社会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即关于语用方面的知识，使语言运用得体）、语篇能力（discoursal competence，即掌握和组织连贯的话语而不是孤立的句子的能力）和会话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即运用言语的和非言语的手段进行有效语言交际的能力）；要进行有效的语言交际，仅仅掌握语言能力是不够的。使用同样的语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交际交流，其含义可能完全不同；而其中作为交际主体的人却又是作为其文化的具体载体而出现，由他体现出来的文化上的千差万将对交际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文秋芳教授1999年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该模式包括了前人所讲到的交际能力，还增加了跨文化能力（Cross-Cultural Competence）；其中交际能力包括三部分：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和策略能力；跨文化能力也包括三部分：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而这三种跨文化能力都要求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相当熟悉，尤其是母语及其文化对于深刻理解外语文化极其重要，应该有它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8］55-120。由于语言教育理论家的努力，文化背景对语言的影响日益为人们重视起来。

二、文化因素在精读教与学中的重要性

我们的英语教学一直都比较注重语法，不重视英语语言文化的传授和交际能力的培养，许多大学生虽然高考成绩不错，但对所学语言涉及和反映的文化所知甚少，这些都增加了大学英语教师在精读课中传授英语知识培养学生语言技能的同时，介绍英语国家社会文化的紧迫性。以现在几乎每个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都要参加的四六级考试中的听力测试为例，虽然听力材料中明确地谈到测试题目中的答案，但是学生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在听的过程中不能形成听力识别的兴奋点，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如1991年6月六级试题中的第16题：

What are you advised to do when you get a wrong number in making a long distance call?

A）Check your number and call again.

B）Tell the operator what has happened.

C）Ask the operator to put you through.

D）Ask the operator what has happened.

虽然听力短文最后一段明确指出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call the operator and explain what happened”， 却有将近一半的考生未能选对正确答案B)。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缺乏这一特定的背景知识，不知道在美国打长途电话遇到困难时可以向长途台接线员（operator）求助而形成听力理解上的障碍。有20%成绩较好的考生误选A)，显然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想当然地回答问题［9］16。诚然，如果考生的听力能足够好，听懂语言材料并答对问题也许根本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考生掌握了这一背景知识，即使听的能力一般也能够听懂并完成试题。其实，老师如果在上课时（如外教社《大学英语听力》第二册第三课接打对方付费电话）稍微增加一些背景知识的介绍，学生遇到类似问题就可以自信地选出答案，不必瞎猜。

三、利用一切机会创设课堂语言环境，传授社会文化知识

综上所述，大学英语教师应该也可能利用一切机会融社会文化背景于教学之中，因为学生在中学时期打下的良好语言基础可以帮助教师部分地从枯燥繁琐的语法讲解中解脱出来。教师可以利用具有丰富文化蕴含(culture-loaded)的词语、句子和情景进行介绍，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词语的构成和运用、句子的含义和课文语篇。

词语是语言的构成要素。自从有文字以来，语言（表现为词汇）成了记载人类生活、传播人类智慧的载体。就以最常见的breakfast为例，恐怕大学生当中知道其构成及含义的并不多。breakfast是由break（打破）和fast（斋戒）构成的，因为每天的第一餐打破了前一天晚上至第二天早上就餐前不吃不喝的斋戒状态，因此，这一顿就是breakfast（早餐）。了解了这些，这个单词比乍学之时的一个个毫无意义的字母好记多了。在讲到motel(汽车旅馆)，drive-in等词的时候便可适当介绍美国的汽车文化。motel由motor(汽车)+hotel（旅馆）构成，指设在公路两旁不仅提供自己开车的旅客住宿，还提供汽车“住宿”的车库或停车场的路边旅店；而drive-in则指顾客无需下车即可得到服务，如drive-in restaurant或fast-food drive-in（“免下车”餐馆或快餐店），drive-in movie/cinema（“免下车”电影/电影院），drive-in banks（“免下车”银行）。这样，让学生既了解了文化，又了解了构词法，增加了词汇学习的乐趣。

当然，教师不仅能在词汇上做文章，还可以利用课文来营造英语氛围。教师在积极调动学生用英语介绍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锻炼口语表达能力之后，对不足之处进行补充。外教社《大学英语》第一册中Unit Five: A Miserable， Merry Christmas和Unit Seven: The Sampler都是从不同角度表现西方社会庆祝圣诞节的动人故事，教师可以请学生根据所知介绍西方国家庆祝这一传统节日的来历与习俗，补充疏漏之处，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注意课文的侧重点。如果有了老师的周密指导和悉心介绍，学生得到的就不仅是全面的英语知识和技能，还有对英语国家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的了解。

事实上，诸多大学英语教材在编写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将文化视角作为其选材的原则之一。外研社的《新视野大学英语》就选编有不少异域文化气息浓郁的课文，如第二册第一单元的Time-Conscious Americans，第三单元的Marriage Across the Nations等；而外教社的《大学英语（全新版）》综合教程每册都包括有两至三个单元英语国家社会生活的课文，如第三册的Changes in the Way We Live，Civil-Rights Heroes，Security 等等。教师们完全可以在讲解语言知识、培养交际技能的同时很方便有效地给学生传授点点滴滴的文化背景信息。

四、运用各种媒介，加强课外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为了有效地使社会文化因素最大限度地促进英语的教与学，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培养在课内外都把语言放到文化整体当中来学习的意识。教师除了在课堂上将中西方人际交往中诸多方面的差异融合到教学中，还应该经常关注世界时事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新变化；翻阅时代感强的有关英语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风土人情、历史和宗教等的书籍、报刊、杂志以便扩大知识面，更新知识，不断了解其文化生活动态，向学生不断介绍新知识，推荐新书目，充实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与此同时，教师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调动其主动性，引导他们重视对文化背景的了解。可以通过让学生观看英文电影、电视、幻灯、录像，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向他们推荐易读、易懂的西方国家文化背景的书报杂志，如《英美概况》、《英语国家背景文化知识》、《美国英语与美国文化》、Background to Britain， Background to the US， English Salon， English World等等，让学生多看课外读物，浏览英文网页，订阅英文报刊；组织中外文化差异专题讲座、英语角、英语周或英语晚会等，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创设多样的语言环境，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扩大视野，加强文化知识的理解和运用。通过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社会文化素养来促进英语的学习，而通过令广大学生头疼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将成为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副产品。

参考文献：

[1]《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工作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s].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金惠康.论跨文化交际翻译[J].江苏外语教学与研究，2/1999.

[3]鄢小凤.论影响交际教学法推行的文化因素[J].国外外语教学，1/2000.

[4]张正东，杜培俸.外语立体化教学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5]王福祥，吴汉樱.文化与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6] 省略/report/list.h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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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

1 关联理论的提出

关联理论是由斯珀伯和威尔逊提出的在西方近年来影响巨大的语用学理论。它是有关人类交际与话语理解的认知理论。虽然它属于语用学理论,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语用学领域。关联理论既不是以规则为基础,也不是以准则为标准,而是基于四个简单假设,即每一个话语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且与语言编码所包含的信息一致;听话人不可能同时理解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有的意义需要听话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取;听话人会用一种简单的、普通的标准来评估自己的理解;这一标准足以帮助听话人确定对该话语的唯一理解,排除其他解释。它将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从话语生成转移到话语理解,并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人之推理的互明过程,话语理解就是一种认知活动。

关联理论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从关联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对语态、时态、情态动词、助动词、小品词、插入语等进行分析,同时还可以分析句子和语篇的某些文体特征。另外关联理论对文学作品、广告传媒、翻译等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交际都有较强的解释力。那么在本文中,笔者从关联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语境为出发点,着重研究了该方面对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并提出应该如何正确把握语境,从而提升交际的时效性,扩大交际的受众范围。

2 关联理论中的语境观

关联理论具有多元化的理论背景,比以往的语言交际理论获得了更多的理论支撑,其解释更具有说服力。此外,关联理论的语境观不同于人们对语境的传统认识,语境被视为一个心理建构体,由一系列假设构成,话语理解时所进行的推理就是在语境假设与新信息之间进行的,语境假设的选择、调整与证实受到关联原则的支配。关联理论中的语境与语用学中所提到的语境有着不同的理解。很多学者认为并坚持语境是已知或是给定的,也就是说语境是在交际行为发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但是关联理论中的语境认为交际中的语境是认知语境假设,它是随着交流的进行而不断变化的。

关联理论认为,语境就是“理解某个话语所使用的各个前提的集合。”(Sperber & Wilson, 1986)。根据这一定义,语境几乎可以囊括人类思维所及的任何现象:“这种意义上的语境并不局限于交际双方直接的外部环境、前面紧邻的语段,还包括对未来的期待,科学假说,,对趣闻逸事的记忆,对文化的各种假定,对说话人思维状态的种种信念。所有这些在话语理解过程中都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Sperber & Wilson, 1986)关联理论中的语境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认为语境是有条不紊的。正是这种有条理的特性影响着某一特定场合下特定语境信息的可获得性。比方说,你和一位朋友刚谈到孩提时候的一些往事,此时,与你曾经摆弄过的一些玩具相关的信息可能比较容易提取。而在其他一些场合,你恐怕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回忆起你的第一辆玩具汽车的颜色。可见,我们大脑里信息的可获得性与提取这一信息所需付出的努力确实存在一种相关关系。

同时在关联理论中,语境是动态的,是将其视为一个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形成、发展的心理构建体。即存在于听话者大脑中的一系列可显映的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认知语境包含着各种信息,主要由三种信息组成:词汇信息、百科信息和逻辑信息。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语境,人们主要依靠“相互显映”和“互明”来达到相互交际、理解的目的。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是一个动态语境,它把关联看作是常项,把语境看作变项,认知语境是在话语的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是听话人的一个重新构建的不断循环的过程。

在处理命题内容时,听话人会系统地从较小的可及性语境中去寻找语境含义,该语境包括各种新近被处理的命题内容。显然,不是所有的语境含义都具有相同的可及性,即人们付出的努力程度是不同的。从较小的可及性语境中获取语境含义,所需要的努力程度较低,反之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3 跨文化交际中语境分析的重要性

确定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信息,就需要听话人根据现有的语境进行推断,才能达到预期的语境效果。而这种联系就是关联性。在英语交际中,为了吸引听话人的注意力,说话人往往会暗示他,通过话语的表面意思,传达具有足够关联性的信息,从而达到交际的和谐性。

语境的分析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交际的正确性。实现交际的条件就是双方的“互知”。就交际而言,它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两个认知主体之间的互动性活动。那么(下转第99页)(上接第94页)只有达到互知,才能继续两者之间的交流,也就是说说话者必须通过听话人语境的分析,理解了说话者的意图,才能扩大这种互动性活动的进一步展开和扩大。例如:

A: Will you have a glass of brandy?

B: You know I am a good man.

以上是一个简单的对话,B认为A能够推导出如下的语境假设和涵义。即The man do not drink alcohol. OR The man will not drink the offered brandy.

正确地分析了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才能延续与其的对话。例如:

B: OK, let’s drink a cup of tea.

通过对说话者的语境假设分析,听话者改变了说话的内容,从而和说话者继续更深入的交流。由此可见,正确的分析在交际过程中语境的重要性。

同时,语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了认知中的各种信息。它具有动态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不是听话者在话语理解之前预先确定的,而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从本质而言,话语理解涉及听话者对语境假设的不断选择、调整与顺应。例如:

A: Why did you finish class so early today?

B: I’m free today.

A: Why are you free?

从第一个说话者来说,他在说话前,已经对听者有了语境假设,即他应该今天上学。但是通过听者的回答他得出的结论,自己先前的语境假设是错误的。虽然他没有得到所期待的回答来证实自己的语境假设,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交际的继续进行,因为在交际中,第一个说话者得到了新的信息,即今天他休息,但是为了解决对第一个假设的疑问,第一个说话者又有了新的问题,即为什么不上学呢?因而延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构建了一个新的交际语境。这样以此类推,他们会在不断地建立语境假设、解决语境假设,顺应语境变化的发展过程中,深入他们之间的对话,达到提高交流时效性的目的。以上的实例也能充分说明,在交际过程中认知语境信息是不断变化的。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过程中,对方都在试图改变双方的认知,因此每次的问题提出都是假设的重新设立,更重要的是在改变听话者的语境假设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语境效果,那么话语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关联性。语境效果是新信息与旧信息、新假设与原有假设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被称为“语境化”。通过不断地更新信息,旧语境假设也在不断修正、补充与优化。

4 把握动态语境,增强交际的时效性

在交际过程中,语境信息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也是听话人的一个重新构建,而不是在理解过程之前就事先确定好的。在语境假设的重新构建中,听话人利用百科知识、逻辑知识以及语言知识等相关知识信息帮助生成与当前话语提供的信息相关的语境信息。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理解变成为了正确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它是根据说话者所提供的信息或假设去寻找话语的最佳关联性的一个推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能够正确地把握关联理论中的语境分析,即可正确地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达到预期的语境效果,达到语言的交际意图。

在交际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把握动态语境就更为重要。随着语境不断地变化和更新,交流者也要不断地寻找新的知识来分析和推导,让语境这个变量变成相对的定量,这样才能把握住交际中的脉络,不断推进交流的层次,达到交际的时效性。那么在双方的交际中,这个过程又被认为是语境假设的参与过程,其中涉及了语境假设的选择、延伸、调整与顺应,因而交际中的双方如果在语境上的认知越是相近,那么交际就越容易成功。因此了解双方的认知程度,逐渐顺应对方的语境假设趋向,就能顺利地完成交际。

参考文献

[1]Stephen C. Levinson.“Pragmatics”[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9.

篇（8）

一、商务语境的原则

经济全球化发展，商务语境体现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关联原则：

1.商务语境的话语效应与社会效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贸热”，作为中国一个大众文化的“公共领域”逐步形成。我国商务语境的构建，具有广泛的基础，表现了我们对国际市场极大热情和信念，构成了我国大众对现代经济体系的强烈愿望。我们看到商务语境的广泛性、世俗性、社会性；商务语境在建立商务空间和文化策略上，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哈贝马斯在构建其话语伦理学时，提出“理想的话语环境”概念。商务英语是一种交际行为，表现为一种交际策略的利用。一般交际是以非琐碎性质的演绎规则为基础进行的，语境控制是按照商务情景进行选择、调控，最终取得最优交际效果的过程。商务语境的控制包括了认知控制、商务控制、文化控制，他们在商务活动中的语境生成和调适表现为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语境结构的有效设定与能动调适。跨文化商务关系，重在引导和促进商务通道中流动的信息产生语境传播效应，通过话语信息的语境转换，增加交流活动中的语境信息量，是实现商务信息协调配置和有效传通的重要途径。

2.坚持开放的现代商务情境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商务英语已经由单纯的商务英语实务而逐步拓宽到更为广阔的经济贸易领域。这就为英语认知语境建立了全球化商务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与“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前者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后者指“言语行为发生的具体情景”。在这里，商务语境被视为一个商务文化结构体，而不是交际场合中种种外在要素。固守语言内部的做法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内外结合”的语境构建，也就是英语的语境构建凸现的巨大作用。

3.商务文化必须具有最大的社会包容性，无论在商务语境，还是商务活动，都可以容纳多元的，多种组织形式的，以及不同所有制的形态。 商务英语的产生和理解要求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互动，即商务认知体验。仅仅依靠本文语境，上下文，或者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互动是不足够完全传递信息的。商务语境的核心问题是语境的文化控制。因此，研究商务活动中的语境，包括认知语境、商务语境、文化控制三个范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种语言在文化发展中能有效担负各种交际功能是不争的事实，从古到今各国的友好往来就是明证，国际商务上演了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文化策略，通过交流共享、相互融合，通过文化，建构公共场域、表达场域，语境创设，使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商务的价值体系。

二、商务语境构建和取径

布朗和列文森的理论框架下，就商务英语写作的礼貌策略进行了研究。从词、时态、语态和句法等语言角度，分析了四种礼貌策略在商务英语写作中的语言手段和实现形式，分析的重点是使用最为频繁的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

认知语境从言语行为的分类模式出发，把商务语境分类的语用功能和他的文化控制结合起来，比如，信函类分为合作类信函、和谐类信函、竞争类信函和冲突类信函，并探讨积极和消极礼貌策略在四类信函中的分布状况。四类信函的文化控制是有差异性的，积极地控制和消极控制对商务活动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近几年，随着商务文化广泛引起全球的响应，广泛的文化交流使商务语境创设具有了国际文化场域，实现了各国商务文化语境共建，这已经成为当代商务的主旋律。尽管人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我们共同分享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市场贸易空间。

继语言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语境和语境分类后，语境的研究和构建一直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新载体、新途径、新内涵。随着国际对话的升级、国际协作的深入、大众体系的完善，语境的研究走向体系构建的实际性阶段，尤其是商务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带来的语境对话、解释，更是提升了英语语境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控制。

国家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而教育部在2004年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指出：“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所以，我们把商务语境取径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策略行为,它以交际为目的。第二种是行为者是通过与别人共同分有对共同处境的理解的文化策略。

参考文献：

[1]林添湖:试论商务英语学科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04)

[2]罗明礼:商务英语写作语用特点探微[J].商场现代化，200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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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交际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社会活动。人们利用语言这个为人类所专有的交际工具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协调工作、维持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在对外交往中，人们往往重视语言而忽视文化的学习，导致交际失败。了解和掌握跨文化交际失败的原因对我们进行跨文化交流大有裨益。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跨文化交际失败的原因。

一、文化及文化要素

研究跨文化交际离不开文化，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独到之处，因而各国文化都存在着差异，文化差异是研究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就文化定义而言，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1．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语的cultura，与cultus，cult或worship(崇拜)相关，具有崇拜神和崇拜耕耘的意思。Cult一词在拉丁语中意为“居住于”或“崇拜”。因此，从广义而言，人们可能把文化定义为“人类行为的结果”。起初，这一术语与社会阶层的概念(如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教养而形成高尚的思想、优雅的举止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还发现该术语与理性有关，尤其是在德语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kultur一词仅限于那些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人们使用。也许此定义最适用于这样的概念：文化是某一“群体思想”、“群体灵魂”或某种“社会属性”，它是维系某一群体的纽带。

著名学者豪尔(Hal1)认为文化是人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属于某一群体的人们约定俗成的思想、行为以及感想的模式。其他定义包括如下内容：价值观、信仰、态度、行为、准则、英雄观、道德观、习俗、信条、宗教信仰、感想、礼节和各种模式等。

2．“文化”一词，中国古来已有，古籍《周礼》说：“观乎人文以成天下”，就含文化的意思。在我国，对文化一词定义影响最大的要数梁漱溟，他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能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它又是文化的载体，使文化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由于文化不同，语言的内涵及表达就不同。例如，在日本和朝鲜文化中，送礼物千万别送四份，四份礼物在这两个民族文化中表示“不吉利的数字”，如同数字13在西方文化中，包括美国和英国。

3．根据不同的分类法，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高层文化、大众文化和深层文化。高层文化包括哲学、文学、宗教等，大众文化包括风俗、习惯、衣食住行和人际关系等。深层文化指价值观、审美观、生活节奏、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及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等。

我们通常从广义上谈论文化，诸如美国文化、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等。然而，今天我们已把这一概念引伸到了组织或社团的层次，因而人们经常谈论IBM文化、GM文化、P&G文化、Shell文化等。就这些文化而言，上述所举的例子涉及文化的内容更广泛。

二、交际与跨文化交际

1．言语交际靠语言为媒介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也是人们赖以进行思维的工具。语言这个交际工具是为人类所专有的。动物也有交际活动，也有它们互通信息的手段，本文在此就不赘述。语言尽管是人类所专有的交际工具，但人们进行交际的工具却并不仅限于语言。除了语言以外，还有其它可以用于交际的工具，如烽火、旗语、红绿灯、电报代码以及手势、脸部表情、躯体姿态等，都能起到一定的交际作用，但这些毕竟不能同音义结合的语言相比，或因过于简单，不能表达复杂的内容，或虽能表达较多的内容，其实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形成的辅手段，不过是语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著名学者米勒(Miller)和斯坦伯格(Steinburg)把交际下定义为“交际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递信息的过程”(communicationasaprocesswherebyoneperson deliberate．lyattemptstoconveymeaningtoanother)。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这个概念，被认为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语言的，因为这个概念考虑到说话者和听话者，以及说话时具体场合的许多其他特点。尽管人们对交际的界定有所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交际过程是人类所专有的这一概念是最普通的。人类就是通过交际才完成了诸如取火或登陆月球的伟大壮举。交际每时每刻无不存在于人类社会各个角落。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或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采取的不同的交际方式。

2．低语境和高语境的交际

每当一个人想把信息传递给另一个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时，跨文化交际也就随之而出现。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此种情形颇为棘手，因为文化塑造并影响交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交际障碍，通过研究并了解跨文化交际有助于克服此种障碍。

豪尔(Hal1)设法从理论角度出发提出了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方法，即把多国文化划分成两大类：低语境和高语境。豪尔认为，高语境(HC)交际或传递信息是在多数信息处于某种物质语境或使某人内在化的语境中进行的。终身的朋友通常使用高语境(HC)或含蓄的传递信息方法，而外人是无法听明白。交际环境、面带微笑，或瞥一眼都传达了某种不必言明的含蓄的信息。在高语境或文化中，信息与语境及非言语交际有着紧密的联系。低语境(LC)交际正好与高语境(HC)语境交际相反，多数信息都是以清晰的密码形式进行的。低语境环境信息传递必须作详尽阐述，也就是说，信息的交流必须清楚而且非常具体。与涉及到人际关系的高语境不同，法律用语及正式的学术用语如数学语言或计算机语言等需采用清楚，不含糊的低语境体系，因为这些学术用语不能想当然地加以解释。

由于各国文化不同，所采用的语境也有所不同。语境最低的文化可能包括瑞士、北美(包括美国)及斯堪的纳维亚。这些国家采用行为体系，而这些行为体系主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法律法及线性思维。既具有高语境又具有低语境体系特征的文化包括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这些国家的语言不如北欧国家那样清晰明了。

语境最高的文化主要集中在东方，如中国、日本、朝鲜，这些国家都属于高语境文化。这些国家的语言属于那种清晰的交际体系。要学会查汉语词典，一个人必须学会数千个汉字，而这些汉字与其它汉字又能组成许多意义不同的词语。美国人经常抱怨日本人讲英语总离题，他们往往忽略这一点：高语境文化必须给对方提供一个交际环境或语境，然后再展开自己的论点。多数拉美文化一一葡萄牙、西班牙和印第安人传统熔为一体，也构成了高语境文化。地中海东、南部民族，如希腊人、土尔其人、阿拉伯人也倾向于高语境文化。

显然，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交际方式不同。首先，采用言语代码进行清晰的交际在那些低语境文化中比较普遍，诸如美国和北欧。属于低语境文化的民族通常被视为健谈，讲起话来没完没了，而高语境文化民族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不轻易向别人透露秘密，做事鬼鬼祟祟，故弄玄虚。其次，高语境文化不如低语境文化那样强调言语交际。艾略特(Elliot)发现善于言语交际的人们深受美国人的喜爱，而那些不太善于言语交际的人在朝鲜大受欢迎，朝鲜属于高语境文化。第三，与低语境文化相比，高语境文化更依赖于非言语交际。非言语交际为所有交流提供环境，不过，高语境文化民族受交际环境影响甚大。因此，面部表情，紧张情绪、动作、相互作用的速度、相互作用的地点以及其它细微的可能被人觉察到的非言语行为等对那些高语境文化的人们来说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最后，高语境文化的人们比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希望采用更多的非言语交际。

三、跨文化交际失败的原因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际(commuincationbetweenmembersofdiferentcultures)o此定义尽管有些简单，不过，过程却颇复杂。跨文化交际涉及到感觉，态度和多种多样的解释等较多内容。大家都清楚即使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两个人都可能遇到交际困难。人们有时在说话，做事时不知不觉地会彼此伤害。下面就探讨一下跨文化交际失败的主要原因。

1．文化差异

(1)客套语方面的差异

国人之间交际时，在与人讲求“卑己尊人”，体现在寒暄上就会视谦虚为美德，而不仅仅是礼貌现象。言及自己和家人，在措词上尽量避免让对方觉得你的家庭优于对方，自家的妻子叫“贱内”，自家的儿子叫“拙子”、“犬子”，对方的老人叫“令尊”；他人赞扬我们时，我们会自贬一番。在欧美，客套语上较为直率，人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谢谢”表示接受。由于中西对客套语认识上的差异，我们认为对方人过于自信张扬，毫无谦虚美德，而当西方人对于国人这样表示自贬的客套语，会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2)隐私方面的差异

中国人集体观念强，隐私观念薄弱，主张个人要“合群”，强调要归属于与一个集体，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家庭隐私、老人子女状况、夫妻关系，并非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进一步交往的需要或真的是出于关心，对方也视情况坦诚相告。而西方人非常注重个人隐私和个人空间，从小就有自己的房问，拥有极强的领地意识，不愿让人了解，逞论干预。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就会表现为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这种在中国人的眼里的礼貌行为，会被西方人错误解码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3)时间观念的差异

西方人的时间观念，强调对时间的把握和控制，并且和金钱观联系在一起，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在语言上，凡是能表现时间的词语，也往往能表现金钱。他们珍惜自己的和别人的时间，拜访前要预约，能够践约守时。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既有如约拜访，也有不速之客，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4)餐饮习俗的差异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文化本身不能进行交际，是人在进行交际。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交际方式，不过，文化能决定该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交际方式。个人与其所属的文化背景的关系如同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关系。演员通过演技表现剧中人物的个性，不过，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导演的制约。我们并不能意识到我们本民族文化对自己产生的细微的影响。同样地我们可能感觉不到其他人也受其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最易犯的一个错误是误以为对方与自己没有什么两样。一旦发现对方的行为与自己的预期相差很远，就会困惑、失望，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在认识上的这一误区是跨文化交际失败的一大障碍。

2．非言语交际(non—verbalcommunication)

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语言都为英语，但是“OK”的手势在澳大利亚的意思是“obscene”(猥亵的；诲的)。据说，一次美国总统访澳取得了很大成功，就在登机回国时做了个“OK”的手势，便在澳大利亚引起了轩然大波。

篇（10）

在翻译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学生因为缺乏文化知识而产生误译的现象。因此，在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加强跨文化意识的导人，以帮助学生提高翻译技能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加强教师在翻译教学中跨文化的意识，在翻译教学中导人文化意识，注重文化语境，以及通过翻译课教材的改革这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加强教师在翻译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

翻译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翻译策略的选择可以说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其中折射出译者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立场。翻译的最终目的不是语际的转换而是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因此，无论是翻译教学还是翻译研究，都要面对两种语言文化之间语言文化的相互渗透，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引导者、实施者。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在翻译教学中，教师的跨文化意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全球化的语境要求英语教师尤其是翻译教师具备跨文化视野。而且，语言学习本身的规律也要求教师培养跨文化意识。特别是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渠道，翻译教学更是强化了这一要求。

在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中，虽然有一部分教师希望将跨文化意识与教学相结合，但却因自身跨文化知识的薄弱而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加强教师在英语翻译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而教师自身跨文化意识的培养首先要更新传统教育观念，将教学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适应时代的发展。翻译教师必须拓宽知识面，将语言教学与社会历史、文化风俗、哲学心理诸多方面紧密联系。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大交际文化翻译教学的力度，注重传授文化知识和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教会学生从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懂得英汉文化的差异及其语言表达上的不同，以期提高翻译能力。

二、在翻译教学中导入跨文化意识

翻译通过语言这种载体的转换实现跨文化的交流。而跨文化的交流是在一定语境中进行的，并且每个语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所以语境尤其是文化语境制约着翻译的过程以及翻译方法的选择。因此，翻译教学的特点要求教师将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任务放在首位，帮助学生认识到要学好翻译只掌握词汇和语言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化背景知识的缺乏比语言知识的贫乏带来的翻译错误还要严重。

部分学生在初学翻译时都误认为翻译学习就是掌握语言成分的转换，因而花大力气学习各种转换技巧，背诵大量单词，但最终翻译能力还是得不到提高，难以应付各种类型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学生走出这一误区，让他们明白翻译并非等同于语言转换，而是一种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能力获得的前提是对翻译实践所涉及的两种文化知识的把握。所以翻译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跨文化意识的导人，其次才是语言的处理技巧的讲解。

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属于应用性质的教学，通过翻译教学和跨文化意识的导人，学生才能够加深对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双语应用的能力才能提高。在现行翻译教学模式下，整个教学体系有重语言轻文化之嫌。但跨文化意识的缺失会使翻译教学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尤金·奈达认为:“笔译与口译中出现的最严重的错误，往往不是因词语表达不当所造成的，而是因错误的文化假设所导致的。”因此，教师在翻译教学中应该通过原文向学生传授跨文化方面的知识，也可以通过收集跨文化方面的知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跨文化教学，使学生更加了解外国的人文、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社会传统、民族习俗、言语礼节，以及民族心理、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传统观念，从而优化学生的文化知识结构，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也学习了跨文化知识，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语篇意识，以期适应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要。 三、注重翻译教学中的文化语境

众所周知，翻译不仅是语际转换过程，也是跨文化交际行为。语际转换的基础是两种语言的对比，通过语言对比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建立译语意识，排除原语干扰，传递原语意义。然而意义依赖于语境，语境却蕴涵在大的文化背景之中。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立的语言符号构建系统，在不同的文化中，相同的逻辑关系的表达形式可能不同。在解读句法意义时，一定要从译人语文化的角度去考虑。如果原文本语言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体现形式可以为译人语文化所接受，其句法意义可以套用。而当原文符号的逻辑关系的表现形式在译人语文化中无法体现时，句法意义则无法传递。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两种文化的差异以及差异对两种语言的影响，这样才能从高层次、深层次进行语言转换，实现跨文化交流。基于此，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让学生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更要了解这些差异的历史文化原因。这样在翻译实践时，才能避免出现文化错位的现象。

因此，教师在研究译文的语篇时必须联系其语境，因为在实际生活中，通常都是先有语境，再有语篇。影响译语的生成、同时又反过来为译语所影响的总的社会历史性的语言情境即为翻译中的文化语境。其次，译语在母语中生存，既受到目的语主流文化的影响，又受译语文化的影响，例如::a big fish insmall pond，学生一般翻译为“塘小容不下大鱼”或“小笼装不住大鸟”;而英文实际上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与“林中无鸟，雀为王”之意，与学生的译文意思截然相反。再如，1 ock the stab 1 e doorafter the horse has bolted，有些学生采用替换法，翻译为“亡羊补牢”，看似神来之笔，实际上是文不对题，因为英文原文强调的是为时已晚，而汉语译文是犹未为晚之意，二者语意一正一反，截然不同。

因此，翻译教学应考虑最大限度地让学生了解真实的文化语境，教师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跨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主动地、自觉地吸收并融人新的文化环境中。教师要让学生在语篇的基础上了解把握文化知识，通过对不同语篇的翻译联系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

四、翻译课教材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