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职称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4-06 18: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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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职称论文

篇（1）

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德日等国沿袭罗马法上的信托行为理论并吸纳日耳曼法上的信托成分，经由判例学说之百年励炼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典型物之担保制度。让与担保在德日民法上虽未规定，但学说与实务上均承认之，且在社会上甚为盛行。在德国，让与担保在实践中的作用甚至已经超过了动产质押权，成为动产担保物权中最为活跃的形式。在台湾地区，学说与实务亦承认此种担保形态。让与担保发源甚早而今仍能复苏并盛行，实与其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密不可分的。让与担保系大陆法系民法典所未予规定的担保方式，且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法律外观和债权人暴利行为的易发性而给债务人及交易第三人带来新的风险，因而该项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及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各国学者的批判，成为“私法交易上的私生子”。但是，让与担保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功能而逐渐被各国判例和学者所接受，并一跃成为担保法领域中的重要担保方式。按照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谢在全先生的总结，让与担保具有如下积极社会功能［1］：一是与动产质权与动产抵押权相比较，让与担保的动产标的物仅以具有让与性为已足，范围甚广，且于设定让与担保后，通常仍由设定人占有，保留其用益权，故正可弥补典型担保制度的缺失，适应现代商业社会活动的需要；二是让与担保可为不能设定典型担保的标的物与集合财产，提供最佳融资渠道，以发挥其担保价值；三是让与担保可节省抵押权与质权实行之劳费，并避免拍卖程序中换价过低的不利。

让与担保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让与担保包括买卖式担保与让与式担保。买卖式担保，指以买卖的形式进行信用之授受，授信者并无请求返还价金的权利，但受信者则享有通过支付一定金额而请求返还自己所让与的标的物的权利。这种买买式担保在日本被称为“卖渡担保”。狭义的让与担保，即让与式担保，指债务人将标的物财产权转移与债权人，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享有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就标的物取偿。这种让与式担保在日本被称为“让渡担保”。对于两者的基本区别，1933年的昭和080426大判曾明确，卖渡担保不存在被担保债权，

让渡担保存在被担保债权。[1]让与式担保，为固有意义上的让与担保，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让与担保，即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债权担保的目的，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债权人，并且仅为此目的而有移转的意思，于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担保权人的就该标的物受偿的非典型担保。本文所讨论的让与担保即为狭义上的让与担保。[2]

一、让与担保制度法律构成各学说之简介

让与担保是债务人为了担保而将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给债权人，债权人在法律外观上表现为所有权人。然而，即使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了，其目的也只不过是担保的设定。因此，让与担保就表现出其形式与实质的冲突，即移转所有权的形式与设定担保的实质发生冲突。基于这种形式与实质的冲突，让与担保这种新担保方法融进民法，就有必要研究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有学者认为让与担保是判例所创设的担保物权制度，因此在对其进行规制时，有契约自由原则可资适用，即让与担保的内容或有关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应委诸于当事人的自治。[3]但是，关于让与担保的具体问题，在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不明时，则应取决于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问题。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直接决定了让与担保的具体效力与当事人之间及其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尽管关于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的学说众多，但基本上可以分为所有权的构成与担保权的构成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折衷说。所有权的构成主要注重于债务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债权人的法律形式，而担保权的构成则注重于债务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债权人的经济目的即其作为担保债权的实质功能，折衷说则介于两者之间。

（一）所有权的法律构成理论

1、相对的所有权转移说（关系的所有权说）

该说认为，标的物的所有权在让与担保中仅仅发生相对的所有权转移，即在对第三人的外部关系上，所有权发生转移，而在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上，所有权并不转移。该说提倡将关系的所有权说作为承认信托人在受托人破产的场合享有取回权的根据。即在信托行为场合，所有权被区分为实质的所有权和形式的所有权，对第三人而言，受托人是所有权人，而在当事人之间，信托人是所有权人，受托人只是拥有管理他人财产的权限而已。此外，该说还认为，如果以当事人之间的意思为根据，则对于第三人而言，受信人无疑是完全的所有权人，但是其在内部关系上却并非所有权人。[4]相对的所有权转移说并未被德国的通说和判例作为信托行为的法律性质基础理论而采用，而在日本却为判例所采用。虽然该说巧妙地说明了当事人之间设定担保的意图，并且较好的兼顾到让与担保中转移所有权的法律形式与设定担保的实质目的之间的平衡。但却在德国和日本都遭到了批评。德国学者Lang认为，所有权的绝对性即所有人可以向任何人主张权利，是私法上的神圣原则，尽管法律可能因特定的理由而设有例外规定，但除此以外，应当禁止在当事人之间约定相对的所有权。此外，根据日本所承认的一物一权原则，物权的信托行为是无效的，而只应当承认债权的信托行为。［5］

2、绝对的所有权转移说（信托让渡说）

绝对的所有权转移说是以罗马法上的信托Fiducia为原型的理论。该说认为所有权等权利通过信托行为而完全地转移给受托人，但受托人受到“不能在信托目的之外利用标的物”的债权约束，即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是“所有权的让渡＋债权的约束”。德国学界一直以该说作为通说，判例也以该说作为裁判让与担保案件的理论依据。但是，该说在让与担保的内容与形式关系上过分强调形式而忽视实质内容；在当事人行为选择上过分考虑意思自治，忽视当事人在现实活动中地位强弱差别；在法律功能发挥上偏重于行为的灵活、便利及其对典型担保制度的补充作用，忽视其对社会公正、公平的损害，从而使设定人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1］此外，在债权人破产的场合，德国在采用绝对的所有权转移说的同时，将设定人的取回权作为例外情况来对待，就此而言，绝对的所有权转移说并不能对让与担保作出妥当的解释。日本学说则将绝对的所有权转移说严格地贯彻到对让与担保的解释中，从而导致设定人地位的过度弱化。

（二）担保权的法律构成理论

1、授权说

该说认为债务人仍然保留有标的物的所有权，让与担保的设定只不过是将担保物的换价权或处分权授予给债权人而已，所以让与担保权人虽然在外观上是所有权人，但当事人之间并没有真正转移所有权的意思。在让与担保设定之后，由于当事人之间并无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真正意思，因此所有权实际上并未转移而仅仅使债权人具有所有权人的外观，设定人只是根据担保债权的目的赋予债权人以担保物权的处分权而已。授权说与所有权的构成相较而言，使让与担保权人的地位过于薄弱，从而导致让与担保缺乏作为担保权的实益。此外，如果采纳授权说，那么对于当事人之间的转移所有权的外观行为，只有以虚伪表示理论来否定其转移所有权的效力，才能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还原为处分权授权的本质，而这样又将使让与担保仍然具有虚伪表示之虞。［2］

2、质权说

该说认为应以质权作为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德国学者基尔克认为尽管立法者的最初意旨在于通过公示原则来阻止隐藏的质权，但是让与担保最终战胜了这一点并通过习惯法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所以，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不应当再限于以往那样通过将完全的所有权委托给债权人并使其担负债权性义务的形式，即“所有权绝对转让＋债权的约束”的构成，而应当顺应让与担保的习惯法的潮流，采取赋予债权人以担保权即质权人地位的构成。［3］该说在债务人被强制执行或破产的场合不承认让与担保权人的第三人异议权或取回权，从而导致让与担保权人的权限归于弱小。并且该说完全采取从让与担保转移所有权的实质目的出发，从而完全否定了让与担保中转移所有权的法律外观，因而该说并不能完全说明让与担保的性质。此外，让与担保有转移占有的让与担保与非转移占有的让与担保两种形式，在非转移占有的场合，质权说无疑就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3、抵押权说

该说由日本学者米仓明教授所倡，该说认为，在让与担保的标的物为动产是，其设定值是在该标的物上设定抵押权；在标的物为不动产时，也可以作相同的解释。抵押说在以下四个方面受到学界的批判：其一，忽视让与担保的法律形式；其二，存在虚伪表示的嫌疑；其三，公示方式的欠缺；其四，不动产让与担保方面的问题。［4］

4、担保权说

该说在抵押权说的基础上，提出将让与担保设定为担保权的构成，必须具有与担保权相适应的公示方法，而不应当承认那种以占有改定来替代的方法，并进而提出让与担保应当具有的具体的公示方法。该说由于强调让与担保以完全的担保权的基础，并且提出相应的公示方法，从而成为目前日本学界的通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彻底贯彻担保权的构成时，由于公示层面上的制约，让与担保的成立范围本身将被大大缩减。尽管其在识别方法方面提出了更具有操作性的运用方法，然而在解释论上却难以还原至

法律性质之上。［1］

（三）折衷说

1、设定人保留权说（二段物权变动说）

该说为日本学者铃木禄弥教授所首倡，认为在让与担保的设定中发生了观念上的二段物权变动：其一，标的物的所有权先由设定人转移于担保权人；其二，担保权人在拥有标的物的担保权能的同时，将所有权扣除该担保权能之后所残存的权利即设定人保留权，再转让给设定人。让与担保制度的本质就在于所有权即不完全属于设定人也不完全属于担保权人。但是，该说也因其存在不足而受到诸多批判。由于设定人保留权的内容是不确定的，所以让与担保权也因此而缺少具体明确的内容，从而导致如下情形：其不是从法律构成中赋予当事人各自的权限，而是从结果的妥当性中导出当事人的权限。在占有转移型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设定人所取得的保留权也因欠缺公示方法而无法具备权利对抗要件。此外，该说在不动产让与担保方面也存在理论困难。［2］

2、附解除条件说（期待权说）

该说认为，标的物的所有权是附解除条件地转移与债权人，在担保权人违反契约时，其所取得的标的物根据物权的效力当然的复归于设定人，因此设定人拥有以回复担保物所有权为内容的物权的期待权。作为所有权构成论与担保权构成论之间的一种折衷，该理论认为，在让与担保关系存在的过程中，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所谓期待是指，担保权人有取得所有权的地位，担保人也根据债务的偿还，在保留所有权或使其复归的意义上，有物权的期待权。［3］期待权论有其独特的合理成分，但是在民法上，期待权存有特性上暧昧不清的缺点。此外，该说将此构成提高至让与担保一般法律性质的地位，主张在没有当事人的场合也应承认存在附解除条件的构成。这一点，遭到了德国学界的批评。在日本学界，则通过将该说与“二段物权变动说”进行比较，认为这两种学说有着同样的理论困境，从而该说的存在价值受到强烈的质疑。

二、让与担保制度法律构成之我见

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的发展趋势是从所有权构成向担保权构成转变，即从先前注重让与担保中设定人转让标的物所有权的法律形式逐渐发展到注重设定人转移所有权背后的实质目的，即为债权提供担保的功能。这种转变折射了近代法观念到现代法观念的转变。但是，通过上述对让与担保制度法律构成各学说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各种学说纷呈，但却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包括担保权构成的各种学说，能对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提供完满的理论解释和支撑。这也足见让与担保这一“私法交易上的私生子”的纷繁复杂。本文认为，若要解决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问题，首先必须回到让与担保的起点。让与担保，与一般担保不同，它具有形式与实质的二重性，即在法律外观上表现为债务人将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与债权人，在对外关系上，债权人表现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在实质上，债务人之所以转让标的物所有权是为债权提供担保，因此在对内关系上，债务人表现为标的物所有权的所有人。关于让与担保的法律形式与实质内容，我们都不能偏废其一，否则就不能很好的解释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而上述学说恰恰不是偏废让与担保的实质内容，就是偏废让与担保的法律形式（相对的所有权转移说则较好地兼顾二者），因而不能较好地解释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

1、形式所有权的公示

让与担保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为债权担保的目的，将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与债权人，于债务清偿之后，债权人返还标的物与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届期不清偿债务，则债权人可以就此标的物优先受偿的一种担保方式。由于让与担保转移所有权的法律外观与设定担保的实质目的的二重性，在让与担保中就表现出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所有权的区分。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所有权是以标的物所有权的公示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其中形式上的所有权是指对标的物所有权享有的法律外观上的所有权，而实质上的所有权是指权利人对标的物所有权享有能对抗形式权利人所享有的法律外观上的权利。按照所有权构成说，让与担保中设定人转移所有权与让与担保权人的行为是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其所附条件是债务人届期履行了债务，所移转的所有权就应当返还给债务人。［1］按此，在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所转移的所有权就因所附解除条件不成就而归于让与担保权人。但是，在此问题上，坚持所有权构成说的学者却认为，让与担保权人在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对为担保债权而转移所有权之物进行变价处分，这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所有权构成而转向担保权构成。因此，在让与担保中，无论从所有权构成说还是从担保权构成说出发，最终都会得出实质上的所有权应归让与担保权设定人所有的结论。

但是，形式上的所有权则需根据不同类型的让与担保的公示方法进行具体分析。让与担保权是以书面形式为成立要件，以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为有效要件，以公示条件的具备为对抗要件。公示方法是否具备，是让与担保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各国物权法的通例，物权的公示方法主要体现为占有与登记，动产物权公示方法为占有，不动产则为登记。以是否转移占有为标准，动产让与担保可以分为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与非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在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因为动产为让与担保权人占有，所以该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已经具备公示条件和对抗条件，即动产让与担保权人从公示方法上而言，是动产的形式上的所有权人。在非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动产为让与担保设定人以占有改定的方式进行占有，但是“以占有改定作为非占有转移型让与担保的公示方法，是动产让与担保的最大弱点，占有改定几乎等于完全没有公示的机能”，［2］所以该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由于动产由让与担保设定人占有，从动产的公示方法上看，其形式上的所有权归让与担保设定人所有。此时，动产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所有权重合。不动产让与担保的公示方法通常是采取所谓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方式。在各国的实务上，在一般情况下设定不动产让与担保时，于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转移原因大多是“买卖”。对于这种以“买卖”为外形的法律手段，在德国普通法时代与日本民法初期，皆将其视为通谋虚伪表示而被认定为无效，我国台湾初期让与担保实务见解亦是如此。目前，日本多数学说从解释论的立场出发主张应允许以“为了担保”或“为了让与担保”作为登记的原因。日本通说和实务采纳了上述多数说的见解，允许以“为了担保”或“为了让与担保”作为登记的原因。［3］但是让与担保的被使用，通常是由于债权人为主导，像债权人那样故意把对自己不利的“让与担保”作为原因作转移登记的话，一般应设定抵押权。所以，对这种登记不要有大的期望。然而，在回赎的附记登记、再买卖约定的临时登记、让与担保作为原因而进行转移登记等的情况下，让与担保的存在被明确表示是理所当然的。［4］不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无论其进行的登记为何种登记，不动产的形式上的所有权都归于登记名义人所有，即归于让与担保权人所有。从上述对让与担保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所有权的讨论，可以看出在不动产让与担保与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让与担保权人享有对标的物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而让与担保设定人仅享有实质上的所有权；在非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形式上的所有权的归属归于让与担保设定人，此时，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所有权重合。

2、形式所有权的公信

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是按照让与担保标的物的公示方法进行的一种划分，在让与担保的内部关系中，让与担保权人不得以其形式所有权对抗让与担保设定人的实质所有权，其只能以依据设定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实质目的而设定的担保权进行对抗，如在让与担保设定人破产的场合，让与担保权人可以因存在担保关系而享有别除权；在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可以就标的物优先受偿。但是，在让与担保的外部法律关系上，由于形式上的所有权具备了充分的公示条件，依照公示公信原则（在不动产让与担保中，让与担保权人的形式所有权的公信力是建立于对让与担保登记的实质审查的基础上，在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中，其公信力则以让与担保权人的占有为已足），信赖此形式所有权的表征而为一定行为者，纵使其形式所有权之表征与实质权利不符，对于信赖此形式所有权表征的第三人，也不生任何影响，第三人取得的权利不受实质权利人的追夺。换言之，即在外部存在善意第三人信赖形式所有权而为一定行为的情形下，形式所有权优先于实质所有权。由于在非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中，动产的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都归于让与担保设定人所有，并不会发生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之间的冲突，因此，在此仅讨论让与担保权人方面的第三人与让与担保设定人之间的关系。

1）让与担保权人的处分。让与担保权人在偿还期到来之前，违反约定将标的物处分给第三人的场合，德国判例和通说采所有权构成说，认为无论受让第三人是善意或恶意，都可以无条件地成为完全的所有权人；日本目前的多数说则认为应以担保权构成为根据而承认设定人对于恶意第三人具有回赎权。本文则认为因为让与担保权人是无权利人，第三人从无权利人处受让标的物，只能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下才可获得所有权。而恶意第三人则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设定人可以径行要求其返还标的物，而无需借助回赎权。第三人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是形式所有权在让与担保外部关系上优于实质所有权的结果。

2）让与担保权人的一般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在此场合，关于设定人是否可以主张让与担保关系而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基本上存在三种见解。其中第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让与担保权人在与第三人的外部关系上被视为所有权人，但是在当事人的内部关系上，仍以设定人为标的物所有权人，因此设定人可以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第二种观点认为，让与担保权人至少在外观上已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因此设定人不得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以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时间为准，在此时点之前，如其为善意，则不得主张第三人异议之诉，反之，则可以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1］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让与担保权人的一般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时，其若信赖让与担保权人所享有的形式上的所有权的情况下，设定人不能提出异议，反之，则可以提出异议。

3）让与担保权人的破产。关于让与担保权人被宣告破产时，设定人是否可以向破产财团清偿债务而取回标的物？德国虽然始终维持所有权构成的立场，但是在让与担保权人破产的场合，则例外的承认设定人的取回权，我国台湾地区采此方法来解决，日本学说则舍弃所有权构成的立场，而转向担保权构成的立场，从而肯定设定人的取回权。［2］但是，本文认为按照形式权利的公示公信原则，在破产债权人中间如存在信赖让与担保标的物归於让与担保权人所有的善意第三人，则设定人的取回权应被否定。由于在非占有转移型的让与担保中，设定人占有动产，因此上述情形主要发生在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与不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在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与不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设定人也可以通过对担保关系的公示，从而阻却第三人善意取得标的物的权利。在不动产让与担保中，如转移所有权时进行了会赎、再买卖约定、让与担保的登记，那么此种登记就足以是第三人的善意、无过失的认定变得比较困难。在占有转移型的让与担保中，如动产上贴有标记或打刻，也可发生同样的效果。

3、实质所有权的限制

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的划分，以及形式所有权在外部法律关系上优于实质所有权，实质所有权在内部关系上优于形式所有权的权利冲突解决机制，能较好的解决不动产让与担保与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中的权利冲突。但是，在非占有转移型的动产担保的场合，由于动产的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都归于让与担保设定人所有，因此不存在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的冲突。因而，在设定人不当处分动产时，就出现了如何保护让与担保权人的问题。采取所有权构成的德国通说认为，由于让与担保设定人在利用担保标的物方面，负担有应当考虑担保权人利益的义务，因此，在其违反该义务而擅自将担保物让渡给第三受让人的场合，该让渡行为无效；但是如果该受让人符合善意取得要件，则能够物的标的物的所有权。以担保权构成说为根据的日本多数说认为，在第三受让人为恶意即知悉让与担保权的存在事实时，其所取得的权利仅仅是附有让与担保权的所有权，让与担保权人的担保权可以对标的物行使追及力。在第三受让人相信设定人所处分的标的物上没有负担且无过失时，则可以善意取得不附加让与担保权的完全所有权。［1］所有权构成说认为让与担保权人享有担保物的所有权，因此当然得出设定人让渡行为无效的结论。但是，所有权构成说也逐渐被实务与理论所抛弃，并不足以采。然而，担保权构成说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担保权构成说，设定人享有担保物的所有权，在设定人出让担保物时，无论恶意受让人还是善意受让人，都可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其区别仅在于恶意受让人取得的是附有让与担保权的所有权，而善意受让人取得的是不附加让与担保权的完全所有权。从恶意受让人取得附有让与担保权的所有权的法律效果来看，设定人应对担保物享有转让的处分权利。但是从善意受让人善意取得不附加让与担保权的完全所有权的法律效果来看，设定人应对担保物不享有转让的处分权利，因为善意取得是以设定人为无权处分人为条件的。由此可见，担保权构成说的此种观点乃是自相矛盾的。

从现代法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出发，法律应对善意第三人进行保护，但是根据民法上的“恶意不受保护”的原则，法律不应保护恶意第三人的利益。那么，在上述问题上如何才能对此加以协调呢？本文认为应对设定人的处分权进行限制。从让与担保设定的实质目的来看，让与担保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乃是一种担保权，其实质是对担保物交换价值的支配，而非对担保物实体的支配。让与担保权的设定，其实质是设定人对其担保物进行的法律上的处分行为，而设定人的此种处分行为就是其对担保物的所有权的表现形式与实现形式。设定人设定让与担保权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设定人向让与担保权人附停止条件移转担保物处分权的行为，其所附停止条件为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内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如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则让与担保权人就可取得对担保物的处分权，如债务人届期履行债务，则让与担保权人就不能取得对担保物的处分权。设定人为担保债权而设定让与担保权，意味着其放弃了自己对担保物处分的权限。设定人设定让与担保权后，就不得任意撤回其附条件移转于让与担保权人的处分权。设定人既已将担保物的处分权附条件移转于让与担保权人，那么其对担保物的处分就不再完全没有限制了。

在设定人设定让与担保权时，将担保物的处分权附条件移转于让与担保权人，同时根据担保物对担保关系负有责任。在这种关系中，派生出了设定人所承担的担保价值维持义务。基于此项义务，设定人对担保物的处分不得侵害让与担保权。传统的思维进路认为，让与担保权是一种物权，所以，让与担保权人作为物权人具有物权的请求权。但是，常识地考虑，在设定让与担保权的当事人之间，比如说，设定人侵害了让与担保权，与作为物权的请求权的对象相比，还是主张以担保关系（物权合同）的义务违反更为有理。作为义务违反的构成要件，原来的违反行为的主观的要素成为中心，并以此进行行为结果综合性的判断，即使没有担保物的价格在债权额之下的确切预测，也构成违反。［2］由于设定人对让与担保权人负有担保价值维持义务，因此其对此项义务的违反应视为对让与担保权的侵害。设定人转让担保物的行为因违反担保合同的担保价值维持义务，具有侵害让与担保权的主观上的因素，即使没有担保物价值受到或将受到减损的确切预测，也应认为构成对让与担保权的侵害。设定人转让担保物的行为构成对让与担保权的侵害，因而该处分行为应受到限制。［3］或有论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物的价值的充分实现与流通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对设定人转让担保物的行为进行限制，将有碍于担保物的流通和充分利用。本文对此则不以为然，认为对设定人转让担保物进行限制，并不会发生此种妨碍，基于恶意不受保护的原则，恶意第三人取得的利益本不应受到保护，而善意第三人则仍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之规定从无权处分的设定人手中取得无有瑕疵的所有权（在设定人占有的动产采用打刻或贴标牌等公示方法，有利于让与担保权人阻却第三受人让善意取得担保物，此为对设定人形式所有权的限制）。

【注释】

［1］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900页；史尚宽著：《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

[1][日]米仓明：《让渡担保》，第233页，转引自顾长浩：《论日本的让渡担保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0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17-518页

[2]史尚宽先生对狭义的让与担保的认识与此不同，他认为让与式担保又可分为附条件的让与担保与信托的让与担保，其中附条件的让与担保应依民法上关于条件的规定，以定其效力，无特别说明的必要，而信托的让与担保，应依特殊理论的构成以定其效力，应于担保物权中说明为宜。史尚宽先生所说的信托的让与担保即为本文所称的狭义上的让与担保。本文认为由于附条件的让与担保成立前提为物权行为理论，因而不具有普适性，且其应适用民法上关于条件的规定，所以对本文的讨论并无任何影响。参见史尚宽著：《物权法论》，第423-424页。

[3][日]四宫和夫：《让渡担保》，昭和42年11月初版5刷，第533页，转引自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4]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页。以下各说基本上转引自此书第四章，在此特加说明。但本文认为二段物权变动说与期待权说应为折衷说，不同见解参见［日］伊滕进：《权利让渡担保立法论》，1995年《法律时报》66卷2号，转引自顾长浩：《论日本的让渡担保制度》，第536-537页

［5］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56-157页

［1］顾长浩：《论日本的让渡担保制度》，第537页

［2］［日］米仓明：《让渡担保之研究》，第43页，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68-169页

［3］Gierke，DasSachenrechtdesBurgerlichenRechts，4.Aufl.(1959),§43V,S.128,§62V,S.199f.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77页

［4］详见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81-182页

［1］［日］铃木禄弥、竹内昭夫：《金融交易法大系（5）担保•保证》，有斐阁1984年版，第342页，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84页

［2］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70－171页

［3］［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1］转引自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2］［日］柚木馨／高木多喜男：《担保物权法》，第591页。转引自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239页。日本学者近江幸治也认为占有改定不过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愿，不具有公示的机能，并且认为，没有被公示的事物作为对抗要件来考虑是矛盾的。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第261页

［3］转引自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259-261页。

［4］［日］近江幸治著：《担保物权法》，第254页

［1］转引自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426-429页

［2］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424页

［1］转引自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382-383页。

篇（2）

(一)治安防范承包

治安防范是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的方式之一，也是全体公民的一项责任和义务。这一责任和义务，既可以要求全体公民在没有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为社会公共治安安全尽义务，也可以将其与经济利益挂钩，承包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治安防范承包具有合法性。治安防范承包中的承包内容虽然一般属于私权范畴的事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治安巡逻等，但其中的治安巡逻却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又属于私权的范畴。治安巡逻是指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依法组织实施的一种巡查警戒活动；在我国进行治安巡逻工作的既有专门巡警队伍，又有由各种民警、武警和派出所抽调的警力等组成相对固定的警察队伍，还包括由民警组织和带领的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由此看来，治安巡逻虽属公权力的内容，但实践中承包的事项仅限于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所实施的事项(又称为治安巡防)，为一般管理权范畴，对于属于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并没有纳入承包范围。因此，对于治安防范承包内容的范围界定应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治安巡逻；二是治安巡逻之外的治安防范内容；对后者进行承包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对于前者中的治安巡防(即群众性治安巡逻)进行承包并没有牵扯到警察权的市场化，也不违法。因此，在此基础上的治安防范承包就能作为社会治安防范群防群治的一项新举措，其存在也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二)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管理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职能，是指公安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和法规，依靠群众，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具体的治安管理职权有治安管理命令权、治安处理决定权、治安强制权、治安处罚权、治安调解权、治安奖励权等。治安管理是国家警察机关的权限，涉及公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也就是说，治安管理是一项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活动，是具有执法性质的公权。根据法治原则，任何一项行政权力的取得与让渡都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这就使治安管理承包内容的合法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但笔者认为：首先，法律本身就具有滞后性的特点，现行的法律虽没有给予治安管理承包以合法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治安管理承包从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其次，法治原则的依法行政并不仅仅是指恪守现行的法律、法规的现成文本规定，还应包括这些法律所体现的立法精神与法律原则。治安管理权中的一些具体权利如户籍管理、暂住人口的登记和发证、房屋出租管理以及治安调解权虽属公权力，但不属于国家强制管理权，是具有业务性的管理权。将其承包并没有改变公权力的性质，只是对该权力进行必要的社会授权调整，并没有造成“公法向私法的逃遁”。执法权依然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治安承包人只是通过行使这一部分非强制性的管理权来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辅助力量和补充，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行政权的灵活性优势以及广泛的社会资源参与热情，进而实现公共管理的多元共治。

二、承包协议性质的困境：民事合同VS行政合同

对于公共治安承包的协议性质，理论界并没有作很明确的界定。大部分学者将公共治安承包协议笼统定义为行政合同，殊不知根据承包内容的不同，其协议的性质也应作不同的诠释。

(一)民事合同

从上面看来，治安防范承包的承包内容除了治安巡防具有双重属性外，其他的都属于私权领域。而对于治安巡防以外的治安防范内容承包合同应看作民事合同。所谓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承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而达成的一种合同；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不涉及公权力，主要包括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和奖惩；发包方与承包方都属于平等主体；合同也是基于双方合意而签订的；因此，此类合同当属民事合同。

(二)行政合同

行政合同又称为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双方的意思一致，所缔结发生行政法上法律关系的合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防范中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等；从合同内容来看，承包人和发包方的权利、义务都围绕着“公权力”(如登记出租房、外来人口登记、治安巡防等)而存在，而这些权利和义务具有行政属性，要受行政法原则的约束，不能随意免除和放弃；签订该种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实现特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合同是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合同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主要表现为签订合同的选择权，如宁波泗门镇治安承包的承包人三分之一是党员，一半是退伍军人。这就是派出所运用签订合同选择权，通过招标的形式，选择特定签约对象的结果。这充分说明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在本质上属于(准)行政合同。

三、承包签约主体的困境：公安机关VS民间主体

在公共治安承包的实践操作中，公安局、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均可在不同的条件下作为对外签订主体。至于在何种条件下和何种合同中，谁能作为发包方，成为对外签订主体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如浙江嘉兴的嘉善县出现了由警署将治安防范承包给民警个人，再由民警挑选保安人员进行防范的模式。治安防范承包分为治安巡防承包以及之外的治安防范承包，二者由其内容性质不同，导致对外签订主体必有差异。因此，随意地确定发包方可能会引发合法性质疑。

(一)祛除治安巡防中治安防范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这类合同的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等)，合同性质属于民事合同，其发包方既可以是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等民间组织，也可以是公安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所机构。因此，此类合同的签订主体一般不存在多少争议。

(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行政委托是指基于管理上的需要，某一行政主体委托另一行政主体或其他组织及个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代行其职权或者其他事务，其行为效果归属于委托人的法律制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8条第1款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因此，当承包方为个人的时候，这类承包是否属于行政委托关系呢?《国家赔偿法》第7条第4款明确提出，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此款已将个人行使公权力纳入可能情形之一，承认个人也能作为行政主体。笔者赞同陈新民教授的学术观点，即行政任务的委托可以依法律或其他法规，甚至经由行政合同来委托及授予执行权限。由此看来，治安管理承包与治安巡防承包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委托关系。另外，又由于此类合同属于行政合同，签订主体的一方必须为行政主体，因此，公安局以发包方的身份出现，直接参与此类承包合同的签订没有任何异议。但是，问题在于公安派出所是否也能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发包方?在行政委托关系中，委托方必须是行政主体，非行政主体不能成为行政委托法律关系中的委托方当事人。根据行政法学的行政主体理论，公安派出所作为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只要有法律法规的授权，或者权力机关对其作了某种专门行政授权，且当其行使这种职权时，公安派出所就可以成为行政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以及《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公安派出所享有法律、法规设定的关于暂住人口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方面的行政职权，因此，公安派出所可以凭行政主体身份对外签订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

以上对公共治安承包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进行了标准定性，但笔者认为，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合同的签订可以不让公安机关直接参与，而是由公安机关以外的民间组织或个人与承包方自行签订，公安机关只是在受邀请的情况下，以承包合同的居间者面目出现，负责业务指导和监督合同履行，这样有助于减少众人对该合同性质的误解，体现该类承包合同的民事性及主体地位的平等性。而治安巡防承包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的签订则必须由公安机关直接以发包方的身份，直接参与合同的签订，以保证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与合同履行的公正性。

四、承包合同当事人角色定位的困境：发包方VS承包方

(一)公安机关(发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公共治安承包是应公共治安需求多样性与提供单一性的矛盾而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公共治安的多元主体提供方式。虽然这一新尝试以契约的方式提高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但同时也引发了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问题。

有人认为在公共治安承包中，公安机关是在向社会转嫁和转移自己的法定义务，与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当好“守夜人”、管理好公共事务的趋势是相悖的。治安承包是满足那些安全需要较高的组织或个人而展开的，是公安机关提供必要的、基本的安全服务以外的一种补充形式。当前，行政权力正逐渐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转变，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治安防范和治安管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给付公共产品的服务行政。法律并不禁止公安机关根据民法规定通过与特定公民、法人签订治安承包合同的方式来履行职责。但不管是治安防范承包，还是治安管理承包，公安机关都不得以治安承包合同存在为由而拒绝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或为治安管理失职进行辩解。如果实行承包后，公安机关将不再向这些地区提供安全防范和管理服务，这就有可能在公共治安承包者的承包失败以后，使那些本想获得较高安全需要的组织或个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更大损害的风险。《人民警察法》第6条规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职责。因此，公安机关不应该在该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被承包以后而成为“甩手掌柜”，而应当是给这块承包区域加上双保险，确保发包人享受到高于一般区域的公共治安服务。

当承包人履行合同侵犯了其他公民或组织的权利而使社会治安出现了问题时，公安机关是否仍须按公法承担相应责任也成为了角色定位的困境问题。公共治安承包的合同分两种：一种是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另一种是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后者属于行政委托关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7条的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若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就说明在后一种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仍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因为《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对公安机关的约束不可能因为公安机关自身与特定公民、法人之间签订的一纸合同而被解除。但前一种合同(即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这类合同中的公安机关勿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当其作为此类合同的发包方时，负有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若因其附随义务的缺失而导致承包人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权利时，公安机关应承担民事责任；当其只作为此类承包合同的居间者出现时，公安机关只承担监督者的责任。

(二)治安承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至于治安承包方同样也存在着相应的角色定位困境。首先，承包方在合同中代表谁工作，应对谁负责，这是一个困境。在治安管理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与承包方之间是一种行政委托关系，此时，承包方是代表公安机关来工作，并对其负责；在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中，不管公安机关是否作为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承包主作为民事主体不存在代表谁工作，但他却应对合同另一方，即“发包方”负责。其次，如果这些承包人在履行合同时出现了伤亡现象，由谁来承担责任以及是否算公伤也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在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合同中出现的伤亡可以算工伤，而不能算公伤。公伤是指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公务造成的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此时责任应由公安机关来承担。而在民事合同性质的治安承包合同中，承包人出现的伤亡不能算作工伤，责任应由自己承担。第三，承包方在巡防时要完成承包任务难免会对有嫌疑的人进行盘查或检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也就是说，盘查属于警察刑事权的一部分，承包方无权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立法法》第8条第5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如果随意盘查过往车辆及人员，显然是侵害了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有悖于《宪法》在内诸多法律的规定。因此，如何确定承包人角色的法律定位直接决定治安承包是否合法。第四，承包方进行巡防的场所没有进行明确界定。若其将巡防的场所扩大至公路时，则牵涉到上路执法权的执法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安全管理工作。由此看出，上路执法权只属于极少数的特定行政执法机关，民间组织或个人都不具有。而深圳市福田区首批160名民防队员于2003年3月25日开始上路巡逻。这种巡逻主体和巡逻行为是否合法，不禁引人深思。

五、承包经费来源的困境：财政资金VS社会资金

对公共治安进行承包，其初衷之一就是为了解决政府财政拮据的问题。根据笔者对公共治安承包具体实践事例的总结和概括，其经费来源共有以下四种形式：1．村民或居民自己出钱；2．完全由财政部门划拨；3．完全由企业出资；4．由居民或村民出一部分，由财政部门出一部分；5．由居民或村民出一部分，由企业出一部分。虽然各地采取多种方法来提供承包经费，但主要目的却是相同的，即“治安承包，百姓掏腰包”，也就是所谓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就相当于把政府的财政紧张转嫁给了公民，让公民来承担这一部分差额。所以，一直有人质疑治安承包经费来源的不妥，即既然公民已经通过交税方式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治安这种公共产品付了费，如果再另外交费，就交了双份费用。治安承包这一模式沿袭了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将“公民”看作了顾客，采取了“使用者付费”的方式，忽视了“公民”模式的权利诉求，加重了“顾客”模式的利润色彩，导致经济上的贫穷者和政治上的贫弱者得到更低劣的服务，甚至得不到服务。此外，治安承包还有一个“谁主管，谁负责，谁出钱，谁受益和花钱保平安”的理念，即是说如果在某个区域中，有些居民没有出钱，而有些居民出了钱，那么没出钱的居民是不是就不能享受到治安承包服务或者享受的程度不一样?再或者外地的人到了这个区域，是不是也要交钱才能完全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有悖于公共服务分享的无差别性及安全平等性，有一种变相歧视的嫌疑。所有这些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对公共治安承包公平性的拷问。同时，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6款的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实践中，公共治安承包十分混乱的经费来源形式导致有些经费来源并非是村民或居民自愿缴纳，而是带有强制、半强制的性质，有些甚至违法。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其经费只能由财政拨款，不能凭借“谁受益，谁出资”的规则向公众收取；对于不含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其经费来源应依发包方不同而定：一是若公安机关为对外签订主体，则由公安机关承担主要经费，村民或居民承担小部分经费；二是若发包方为公安机关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则可按其区域性进行划分，由受益者自筹经费，政府根据需要和可能只适当地提供补贴，而纯商业区域的治安承包可完全由店铺自筹经费；在一般的居民小区(非富人小区)，则由居民自筹经费，政府只针对特殊情况的困难群体(如贫困户、残疾人等)进行补贴。

篇（3）

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演变，主要经历了由剩余型福利模式向制度型福利模式再向混合型福利模式的转变过程。在剩余型福利模式下，贫困被认为是由于个人道德原因所致，接受救助或福利是耻辱的象征。在这一理念下，国家所施行的社会救助标准较低，只保证穷人最基本的生存，并且对救助对象实行严格规管，因此被社会褔利学者广泛诟病。进入制度型福利模式后，政府和社会对于贫困的观点起了很大变化，致贫被认为主要是国家或社会的责任，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家对于贫困人口救助标准是比较规范、合理乃至慷慨的，不仅保障贫困人群的基本生存，还尽可能维护其个人尊严。但与此同时，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如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福利依赖现象滋生。因此，西方国家进入197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在对“福利国家”模式的反思过程中，主张引进并实施被称为“混合型”的社会福利模式，试图既避免前两种福利模式的弊病，同时保留两种福利模式的长处。混合型福利思想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要提高福利的针对性和目标性。一方面，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要尽可能帮助其就业，而非给予高额救助；另一方面，对于存在特殊困难的人群，要给予更充分的救助和照顾，更好地保障其生存权。

我国近年城市低保制度改革中形成的“分类救助模型”所倡导的核心理念和“混合型”福利模式的上述观点是相契合的，体现了我国社会救助理念的进步，它相对于过去低保工作中实施的“统合救助模型”(笔者在下文中解释)是一个重大的超越。本文我们将根据民政部立项的2006年度重点课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范化程序研究”课题组调查取得的数据和资料，对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改革过程中出台的分类救助办法的运行状况做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在肯定这一办法出台的意义及取得的进展的前提下，分析总结该办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分类救助办法的政策建议。

一、统合救助模型的缺陷与分类救助模型的形成

(一)统合救助模型的缺陷

自1993年在上海市试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城市低保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寒暑。在这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该制度经历了最初的探索、而后的推广、直到目前的发展完善(以分类救助办法等的形成为标志)等几个阶段。作为“最后的安全网”，城市低保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进展。到上个世纪末，全国所有城市都实施了这一制度。制度的覆盖人数在不断扩大，截至2006年底制度覆盖人数达2240.9万人。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制度的资金来源较有保障，为推动“应保尽保”与适度提高保障水平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城市低保制度十几年的实践表明：无论在解决社会或整体意义上的贫困问题、还是在解决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问题上，它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城市低保制度最初采取的救助模式笔者称之为“统合救助模型”。它通过确定低保线(贫困线)、并对处于该线以下的贫困人群实施资金或物质补助使其达到低保线的生活水平的办法开展救助工作。可见当时的救助模型对贫困群体采取的是标准划一的救助办法，而对达不到规定标准的救助对象实行补差；至于救助对象内部由于存在种种差别而导致的需求的差异，统合救助模型未能顾及。尽管统合救助模型在低保制度初创阶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对救助贫困群体的贡献功不可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模型的不足和缺陷也逐渐明显地暴露出来：

其一，以形式公平掩盖了实质的不公平。采用统一的救助办法(标准)、救助措施，对所有的低保对象而言确实做到了形式上的公平和对等。但事实上，这种公平抹煞了不同救助对象的不同需求，忽视了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因此，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就等同于实质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公平的缺位正是统合救助模型的主要特点。显而易见，这种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对垒是造成低保制度难以满足受助人群需求的症结所在。

其二，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制约了保障标准的调整。和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整体上，低保金的支出有限，保障标准只能采取低起点，而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但平均主义的低保待遇调整方式妨碍了部分特殊困难群体低保标准的调整幅度，使待遇提高没有在结构层次上体现出差异性，进而影响了低保制度的实际效率。

其三，福利依赖现象长期存在。“能进能出、动态管理”本是低保制度持续运行的前提条件；但是从制度的运行状况来看，“进来容易，出去难”成为困扰低保制度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我们在各地调查中都发现存在着一定的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宁吃低保不工作”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低保制度对所有对象采取整齐划一、不加区别的救助办法，使制度本应具有的刺激再就业的功能大大减弱。福利依赖现象的加剧违背了低保制度建设的初衷，使社会救助的目标与本质发生了偏移。

其四，一刀切的管理办法妨碍了制度的发展完善。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既是导致统合救助模型形成的重要原因，统合救助模型的实施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管理方式。对低保对象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度的管理成本，但是却削弱了管理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由于这种管理方式不能准确反映、应对不同保障人群的真实需求，实际妨碍了制度的发展完善。

(二)分类救助模型的形成

与统合救助模型对贫困群体采取整齐划一的救助办法不同，分类救助模型基于贫困人群内部的需求差异，通过制定合理、科学的救助标准体系，对不同需求人群实施有差别的救助，是城市低保制度实施模型的新发展。

分类救助的外延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上的分类救助实际上涵盖了目前我国对受助群体所提供的所有的具体救助项目，它是从具体的项目内容上进行的划分。目前，城市社会救助体系除生活救助(低保)外，还有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等类项目。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分类救助在外延上是对社会救助内容的归类。

第二个层面上的分类救助特指现行城市低保制度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分类施保”。这一层面上的分类救助是基于贫困人群所属的类别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根据所属类别，救助对象可以享受到不同比例救助幅度的上调。相对于以往的救助制度而言，分类施保的优越性在于其对救助对象需求的科学认识和分类，避免了以往救助过程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了救助效率。

事实上，分类救助这两个层面上的外延划分在现有的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叠合性。在现行的分类施保政策中，部分经济发达的省市已经整合了多维救助项目。本研究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分类救助的第一个层面，但主要是对分类救助第二个层面的研究。

正是在统合救助模型遭遇前述各种发展困境下，民政部近年开始探索建立分类救助制度。2003年3月，民政部颁发《关于按照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健全城市低保制度的通知》，明确将建立针对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和教育救助制度作为推进城镇低保制度建设的重点项目。当年召开的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则进一步提出城市低保要做到“应保尽保，分类施保(以下多用“分类救助”代替)”的要求。会议结束后，各省市民政部门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积极着手制定、实施分类施保政策。从总体上看，各省分类救助工作的推进比较顺利，截至2006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分类救助制度——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各地分类救助的发展并不平衡，城市之间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差异较大。分类救助的实施，将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各地实施分类救助的实践来看，这一模型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救助对象的类别化

分类救助对城市低保对象提供类别化的社会救助。不同困难程度的家庭或个人，都会以其所属的具体类型得到相应的救助。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各地享受分类施保、特殊救助的人群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大类(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则存在一定的出入)：第一类是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的城市孤老和孤儿，习惯上称为“三无”人员。第二类是有特殊困难的低保对象。包括享受低保待遇的70岁以上老人，16岁以下儿童、中小学生和16岁以上的在读学生，重残、重病人员等。除此之外，一些省市还做出了涵盖更广的规定。例如，北京市、吉林省等规定了对分娩孕、产妇的特殊救助；广西、贵州、吉林、青海、海南等省规定了对单亲家庭、多胞胎家庭的救助；还有一些省市规定了对夫妻双方均是下岗职工的低保家庭、以及发生突发性灾难的家庭实行特殊救助。第三类是一些政策照顾对象。对这类人群照顾与否、如何照顾，各省市的差别较大。主要有以下几类人群：享受低保待遇的因公致伤的返城知青；老归侨；军烈属家庭、军人和干部；省、市级劳动模范；模范遵守国家政策的家庭，例如独生子女家庭。第四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大部分省市都制定一些推动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的激励政策；这类人如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就业，规定可以享受低保待遇，但其获得的保障金不能享受上调一定比例的优惠。

2、救助标准的层次化

在将低保对象区分为不同类型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的救助标准。目前国内分类救助的实施标准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每种形式都体现一定的层次：第一种形式是大多数省市所采用的，将特殊对象低保金按月上调一定比例，这一比例通常是10%-30%，有的幅度差更大一些。第二种形式是按一定时限(月、季、年)对特殊对象给予定额的生活补助。采取这一做法的主要有安徽、海南、青海、四川、陕西等几个省份。例如，四川省宜宾市规定，低保对象中，重病、重残者每人每月可増发100元补助，一般病残者每人每月增发50元；在校大中专生每人每月增发100元补助，在校中小学生增发50元。青海省规定，“三无对象”每人每月在原全额享受低保的基础上增发20元保障金；60－69岁的老年人在享受保障金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0元保障金，70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增发20元保障金；残疾人和长期卧床病人也均在原享受保障金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20元保障金；单亲家庭在享受原保障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0元保障金。第三种形式是保障金不变，但对有特殊困难者给予相应的配套救助。例如，广州市规定，重大疾病的低保户和特困人员可到当地居委会申请重大疾病救助；由居委会核实逐级上报，经区(县级市)民政局批准后，到广州市慈善医院治疗；资助对象可享受每人每年累计最高不超过2万元的医疗资助金。深圳市规定，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低保对象，教育部门应当减免学杂费。

3、实施程序的规范化

分类救助超越以往制度缺陷的优越性在于其对救助对象的规范化、针对性管理。由于对救助对象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分类救助解决了以往制度管理中的一刀切、简单化的问题。例如对低保对象的监督和管理工作一般是按照对其所划分的类别进行的：北京市规定，对于农村五保、城市“三无”等传统救助对象，各级低保经办机构每半年审核一次；对于收入来源比较明确、变化不大的家庭按季度审核；对于收入来源不固定或不易确定的家庭，一般每月审核一次，必要时随时进行核实。甘肃省将低保对象按人员构成情况分成四类：第一类为城市“三无人员”；第二类为因病因残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家庭长期无稳定收入的生活困难人员；第三类为在职、失业下岗和具备再就业条件的人员；第四类为待分配期间符合低保条件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城镇退役士兵和其它人员。其中，第一、二类人员半年审核一次，要足额落实补差标准；第三类人员每季度审核一次；第四类人员每月审核一次。此外，目前分类救助的资格审查、准入工作在执行程序上虽和过去基本相同；但是在入户调查、取证、审查等环节要求更加细致、严谨，比对一般低保对象的要求严格。

1、救助对象的类别化

2、救助标准的层次化

3、实施程序的规范化

二、分类救助模型的实施效果

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演变也有其相应的“生命周期”，包括产生、成长、高峰、衰退和消亡等阶段。它在实践其使命时，势必要求对其自身的发展做出有效回应。城市低保制度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就是对社会现实不断做出积极回应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制度逐步向更高层级。分类救助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新时期下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在实现“应保尽保”、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方面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一)分类救助的实施较大范围地惠及了特殊救助对象，提高了制度对特殊救助对象实际需求的满足程度

享受分类救助的主要有低保对象中的“三无”人员、重病重残人员、高龄老人、在读中小学生等，此外还有一些政策优抚对象。因此，救助对象的类型比较丰富，已经能够涵盖大部分低保对象。所以分类救助在某种程度上看，是在大范围内提高对低保对象的救助水平。从政策的执行效果来看，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一定数量的社区，其享受分类救助(按月上调保障金)的家庭占低保家庭总数的80%以上。细分地区，进行交互列联分析后，则可以发现，某些城市享受分类施保的家庭所占的比例更高。例如，在哈尔滨所调查的30个社区中，有多达26个社区，80%以上的低保家庭享受了分类救助的政策。根据各地民政部门2005年的工作报告，分类救助工作也是成果显著。以北京为例，截至2005年底，民政部门已为近6万“三无”人员、五保对象、老年人、未成年人、重残人等特殊困难对象按当年低保标准的10%上浮了救助标准。

表1：各地享受分类救助的家庭占低保家庭总数的比例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100%

合计

家庭数

247

所占百分比

27%

29%

19%

23%

100%

表2：各社区享受分类救助的家庭占低保家庭总数的比例分布

20%以下

21%-40%

41%-60%

61%-80%

81%以上

合计

沈阳

哈尔滨

兰州

西安

天津

南宁

(二)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使政府的救助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

医疗、子女教育与住房问题是当今城市居民的新“三座大山”，更是低保家庭面临的突出难题。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使重病、重残人员，有在读子女的低保家庭等受益，不少低保家庭还享受廉租住房待遇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家庭的燃眉之急。调查表明，83%的低保户认为获得分类救助支持后家庭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截至2005年底，上海市共计实施医疗救助对象30.54万人次，累计支出救助金额2.83亿元，人均救助927元。接受救助金额最大的人群是患大病重病的低保对象。上海市还用去廉租住房资金14095.26万元，共有15.45万户低保家庭享受了房租减免政策，1.43万户享受了廉租房政策。深圳市在2000年全市只有几百人次低保对象报销基本医疗费用，报销金额只有几十万元。而2004年则共有12000多名低保对象、7万人次，报销基本医疗费用330万元。从2000年至2005年8月，全市低保对象基本医疗救助金共支出1000多万元，救助低保对象达25万人次。低保对象的门诊医疗费用得到了较好解决，重病医治问题也得到相当程度上的缓解。

表3：享受分类救助项目的原因

频数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本人或家人患有重大疾病

130

23.94%

本人或家人为70岁以上的老年人

9.94%

33.89%

本人或家人为儿童或在读的中小学生

17.13%

51.01%

多子女家庭

0.92%

51.93%

本人属“三无”对象

8.10%

60.04%

本人或家人为重度残疾人

124

22.84%

82.87%

本人或家人为享受低保待遇的老归侨

0.37%

83.24%

其它

16.76%

100.00%

合计

543

100.00%

(三)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为推动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减少与缓解“福利依赖”现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大部分省份都出台了关于促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实施救助制度与再就业制度联动的相关措施。普遍的做法一是开展就业培训；二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劳动部门优先推荐就业。除此之外，一些地区还出台了一些补充措施。例如北京、上海、湖北、江苏正在实施的“救助渐退”政策，即低保对象在实际再就业、获得稳定收入后，低保管理部门并不是马上让其退出低保的保障，而是给予一定期限作为缓冲，作为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实际鼓励措施之一。此外，有些省市还另外推出一些就业奖励，例如北京市规定，有劳动能力者就业后可享受就业奖励，即本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城市低保标准的差额部分不计入家庭收入。上海市则将低保对象的就业奖励从每月100元提高至180元。在再就业联动方面，从全国范围看，成效较好的是上海市。到2005年6月底，上海市有15个区县连续12个月低保退出人数大于进入人数，2005年6月底全市领取政府救助的人数较2004年12月底净减少2.53万人，其中领取低保的家庭覆盖人数净减少1.88万人，减幅达4.7%。当然，由于分类施保政策还处在探索阶段，某些具体的政策规定与再就业机制之间还存在一些衔接不善之处。这在下文中将具体分析。

(四)少数发达省市在制定分类救助政策时初步考虑了对低保边缘人群的救助

边缘人群的救助问题自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些边缘家庭或边缘人群虽然收入水平高于低保线，但依然是城镇低收入群体；而他们又可能或多或少面临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重大困难，例如医疗、子女教育困难、住房困难等。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人群的生活状况甚至还不如低保人群(因为低保人群有保障待遇)。分类救助政策提出后，其根本理念是分类救助、有针对性地解决困难人群和困难家庭的实际问题。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部分省市将分类救助办法创新性地扩展到对边缘人群的救助上。例如，江苏省个别城市对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当地保障标准但低于该标准1.5倍的家庭，实行对患重大疾病人员特殊生活保障的救助政策，减轻了这部分家庭的实际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部分家庭因病致贫的压力与可能性。这一做法使国家针对城镇贫困人口的救助措施更为科学合理，借得肯定和推广。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及其它原因，这一工作在全国的开展很不平衡。

(五)各级民政部门实施分类救助的措施得力，推动了分类救助工作的开展

分类救助政策出台后、上至民政部、省民政厅(局)，下至街道社保所(民政科)、社区低保员，都对这一政策的实施十分重视，在政策的具体执行和政策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努力为分类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应保尽保、分类施保”目标的达成起了十分重要、基本的作用。首先是基层低保工作人员的工作比较细致、到位。我们在居民问卷中设计了相关问题调查低保对象得知分类救助相关信息、获得分类施保相关待遇的途径。调查显示，获知相关信息的渠道主要是居委会宣传(在895个有效样本中，有508个样本是通过此种途径，约占57%)；获得相关待遇的渠道主要是政府自动上调(在577个有效样本中，有401个是通过这一渠道，约占70%)。由此足见基层分类救助工作的积极效果。其次，市、区各级政府也对分类救助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监督、指导工作比较到位。大部分市、区民政部门对于所属机构的分类救助工作督导频率为每月一次或每季度一次。一些省份，例如广西省、吉林省还将落实分类施保工作作为评选先进低保单位的硬指标，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分类救助工作的开展。

表4：上级单位对本机构分类救助工作的督导频率

频数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从来没有

1.30%

每月1次

30.19%

31.49%

每季度一次

119

38.64%

70.13%

每半年一次

14.61%

84.74%

每年一次

10.71%

95.45%

其它

4.55%

100.00%

合计

308

100.00%

三、分类救助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类救助办法在全国各地的逐步实施是我国城市居民低保制度走向完善的关键步骤和重要标志，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然而，由于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是这一办法出台的时间还十分短暂，因而，它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不少这一制度本身存在的或与之相关的各种不足和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充分的重视。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分类施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划归为以下几大方面：

(一)开展分类救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的分类标准的制定比较粗疏

分类救助是社会救助制度发展完善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但是就当前的这些分类而言，还是显得过于笼统。例如，“三无”人员中还能细分为有劳动能力、生活能自理、生活半自理与生活不能自理几类，很显然，他们的生活成本是不相同的，因此政策照顾的力度也应有所区别。又如，70岁以上的老人也可分身体健康与身患疾病两类不同人群。重病、重残人员的消费也视疾病和伤残种类、病情不同而有差异。在学生群体中，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开支与中、小学生就有天壤之别。我们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龙泰社区调查时，一位低保户向我们倾诉，一年前儿子上大学时家里欢天喜地，但儿子上学后，家里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一家人不仅节衣缩食，还东拼西凑、四处借钱，现在还欠着几千元的债务。大学一年的学费5000多元，新一学年的学费又即将催缴了，老两口现在快愁白了头。

(二)对存在特殊困难低保对象救助的力度不足

这与整体保障标准较低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我们的调查，享受分类救助政策的低保户每月多领取的低保金平均仅为30.96元。接受调查的低保户中，83%认为获得“分类施保”救助项目使家庭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但其中只有17%的人认为生活状况“好多了”，其余66%的人都表示“还是不够用的”；另有17%的低保对象甚至认为接受分类救助后其生活“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在针对社区低保干事的问卷中将低保对象划分为七类人群，并设计了一个问题：当前的低保标准是否能满足这些低保对象的实际需求？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5：针对不同对象的救助标准是否能够满足实际需要

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

“三无”

人员

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老归侨

享受低保待遇的因公致残知青

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70岁以上老人

享受低保的16岁以下儿童、中小学生(含16岁以上在读)

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重残人

偏高

72(24.7%)

6(2.1%)

6(4.8%)

6(4.3%)

8(3.3%)

13(5.1%)

11(4.2%)

合适

128(44%)

98(34.8%)

47(37.3%)

38(27%)

99(41.1%)

105(40.9%)

103(39%)

说不准

49(16.8%)

26(9.2%)

39(31%)

43(30.5%)

24(10%)

31(12.1%)

27(10.2%)

偏低

42(14.4%)

152(53.9%)

34(27%)

54(38.3%)

110(45.6%)

108(42%)

123(46.6%)

合计

291(100%)

282(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认为当前的低保标准对于享受低保待遇的“三无”人员、重残人、70岁以上老人、儿童及学生而言尤其偏低的选择比例比较高，比例分别为53.9%、46.6%、45.6%和42%。而这些恰恰都是分类救助政策应该重点照顾的对象。

第三，贫困边缘群体难以被现行制度覆盖。由于各地低保标准一般都规定得比较低，因而能够享受低保补助的人员比较有限。这样，尽管一些个人和家庭有特殊困难，但由于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低保标准，因而难以被低保制度覆盖，也就不能享受分类救助的待遇。这些个人或家庭的实际生活因之可能比普通低保户还要困难。在访谈中，不少低保干部一再反映“边缘户”的问题比较棘手。哈尔滨市南岗区荣市街道的一位社区低保员给我们举了一个案例：当地某企业有一位高位截瘫的工人，因公受伤。单位效益不好，已经不发工资了，每月只给了440元的工伤补助。哈尔滨市的低保标准是200元，这样他就办不了低保；办不了低保，就意味着他没有任何医疗救助；而这440元连他每月的医药费都难以担负，更别提温饱了。当地还有这样一户家庭，3口人，老母亲带着两个成年但未婚的儿子过日子。母亲的退休金是每月400元；哥哥有劳动能力，打短工一月也能挣几百元，但弟弟是重度智残。按人均收入核算，这一家人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00元，不能享受低保，但这个家庭还是很困难的。此类个案不胜枚举。

第四，与再就业机制缺乏有效衔接。主要表现在其一，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力度不足。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鼓励和支持政策包括对低保对象的就业培训和对再就业低保人员的优惠政策。但根据我们的调查，二者的政策力度都明显不足。从就业培训来看，受访低保对象中75%接受过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但是只有34%认为这些就业培训有用。从对再就业低保人员的优惠政策来看，不少城市都采取了“救助渐退”的政策，但规定的时间太短，一般不超过三个月，政策效果多不理想。其二，配套救助措施增加了低保制度的含金量，削弱了低保人员找工作的积极性。纳人低保的困难家庭，尽管所获得的低保金不高，但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够获得一些配套救助。例如在北京，低保对象每人每月可享受40元的粮油帮困卡、廉租房的政策优惠、医疗救助和公共交通救助等，这些配套措施加大了低保的含金量。

此外，低保人员一旦有人参加工作，获得收入，就有可能退出低保。然而，他们的收入普遍不高，扣除就业成本，与低保金就相差无几了。而相应地，他们却失去了原先所拥有的配套救助，很可能“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拒绝就业、享受低保。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少社区对隐性就业的监管不力，使解决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再就业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第五，分类救助资金的配置存在一定的平均主义现象。分类救助资金大多没有专门的渠道，一般从低保资金里统一划拨。而低保资金则一般由国家财政、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市财政拨付和区财政配套四部分构成，其中，以市、区两级财政为主。但即使同在一个市，不同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差异的，因此各区财政能力也有所不同。而目前大部分地区的低保资金筹集机制中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即市财政给各区的拨付比例固定，各区所要自筹的资金比例也是相同的。如此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财政困难的区在资金筹措方面难免捉襟见肘；而资金不到位，又极大地影响了低保工作的正常开展，尤其是分类救助工作的进展。

第六，立法工作的滞后妨碍了分类救助工作的推进。分类救助政策的实施，对低保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申请对象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需要更加仔细，对申请家庭成员个人情况的核实需要更加严格，与相关部门的配合需要更加密切。然而，调查发现、上述必要的工作尚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

其一，一些必要的工作手段、方法或程序由于缺乏权威的依据而难以采用。相关法规只确定了制度准人的条件，即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家庭固定财产低于某一固定值；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核查这些条件的手段。通过法律手段审查银行账户等是核查收入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但由于民政部门不是权威执法机构，不具备审查银行账户的合法性。在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只能依靠人户调查、定期公示、群众举报等原始的、经验的方式来审核申请人是否具有低保资格。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不可控制的人为因素。一方面，申请人若想隐瞒财产或收入状况就比较容易。调查显示，社区低保员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第一位就是人户核查(填答者中61.6%选择了此项)。另一方面，就政策执行者而言，由于缺乏权威依据，一些违规行为也可能滋生，如办理“人情低保”现象。

其二，各部门、各地区(市区、街道、社区等)等

相互之间的衔接、配合不力。分类救助工作需要与多种政府、社会部门配合：低保家庭中有在读子女时，需要教育部门出具证明；有疾病、伤残人员时，需要医疗部门出具证明；低保对象有无劳动能力需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出具鉴定。在这一过程中，申请人出具的证明可能与真实情况不符，因此就需要工作人员核实。但社区低保员前去调查时，有些部门却不一定配合。此外，在民政部门内部，各街道、社区间的低保审核与监督工作各自为阵，缺乏有效的合作。

完善分类救助模型的政策选择

(一)适当提高低保的补助标准，扩大分类救助的覆盖面。

分类救助采取差异性的救助方式(标准)，以不同的系数替代了以往“一刀切”的做法，为受助人群提供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救助。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低保补助的标准仍然偏低，制约了分类救助标准的提高。部分受助人群即使全额享受了低保救助，或者辅以其他配套措施，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水平仍然很难得到满足。因此，我们主张，首先，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科学测定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低保的补助标准。使所有贫困人员或家庭尤其是其中的特困人群维持最基本生存的需求能够得到必要的满足。其次，扩大低保制度的覆盖面也应该从制度的设计上进行回应。现行的分类救助使大部分贫困人群享受到社会安全网的托底支持，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群(家庭月人均收入虽高于各地的贫困线，但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生活十分困难)却徘徊在制度的，难以进入。享受分类救助的人员由于制度上的支持多少保障了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对那些贫困边缘户人员而言由于没有制度上的支持而他们自身也没有能力改变不利处境，他们的生活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因此，我们主张，在低保标准适当提高的情况下，分类救助办法可将贫困边缘户人员纳入其中通盘考虑。关于应对何种处于贫困边缘的群体实施分类救助以及应以何种方式实现对这一群体的救助，各个省市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与形式。

(二)在完善分类办法的基础上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救助标准体系

我国分类救助政策的出台和发展还仅仅只有几年的时间。因此，这一制度还很不成熟，其中作为制度基础或前提的分类办法就存在着比较粗疏的缺陷，影响和制约了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

在访谈中，不少低保工作人员对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例如，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的一位社区低保员就指出：“低保实施标准整体而言是比较合适的。但从细处说，还需要考虑各年龄群体的消费水平差异。例如，老年人和中年人、青年人的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政策制定时应该多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有低保工作人员认为分类施保办法还应该考虑家庭人口数的多少，因为共同生活的人越多，人均必需品的消费就越低。

如前所述，基层低保工作者认为当前的低保标准对于享受低保待遇的“三无”人员、重残人、70岁以上老人、儿童及学生而言尤其偏低，而这些恰恰都是分类救助政策应该重点照顾的对象。当然，对这几类特殊困难人群，其具体情况也比较复杂，例如低保对象中的高龄老人，就可划分为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生活半自理；生活不能自理等各种情况，每种情况的实际需求显然不同。因此，对大家公认的重点照顾对象，也有必要做更细致的分类，以确定救助的关键人群。建议政府部门根据对低保对象的更为科学、合理、细致的分类，更进一步考虑和归纳不同人群的特点和需求，深入细化分类救助的办法，实施多种救助方式，以更好地满足这些特殊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

(三)强化分类救助促进再就业的功能。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应建立规范化的具有激励作用的保障标准和支付方式，防止其对保障金的消极依赖。为促进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再就业，我们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在保障标准上，进一步扩大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与无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之间的差别；其二，民政部门不仅应积极配合劳动部门加强对低保对象再就业的培训，同时要注意改进培训方式与培训内容，使之真正切合低保对象的就业需要。其三，对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的保障待遇在支付方式上尽量避免直接的现

金支付。各社区可以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和公共服务，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提供临时性就业岗位，将救助金转化为推动其工作的劳动津贴。

(四)通过立法手段规范分类救助的实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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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O213.1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306-1499（2013）05-（页码）-页数

1.施工工艺及控制措施

1.1 施工准备

操作地点环境温度和基底温度不低于5℃；风力不大于5级，雨天不能施工。外墙体的脚手架眼等孔洞用掺加膨胀剂的细石混凝土堵实，穿墙螺栓孔用聚氨酯发泡胶灌严，清除施工基层上的浮灰、疏松物、油污和其他废弃物，局部油污用10%NaOH溶液清洗并用清水冲净。

1.2 施工流程

一般地，多层住宅的保温施工工艺流程为：基层墙体清理放线粘贴挤塑板粘贴保温板涂布抹面干粉铺设玻纤网抹平修整嵌塞变形缝抹面胶浆施工。下面对主要施工工艺及控制措施做一分析说明。

1.3 基层清理及放线

结构墙体基面施工前按国家相关标准全面组织检验墙面平整度和垂直度，对于偏差超出国家相关标准的部位及时进行处理，凸起、空鼓和疏松部位应剔除找平。外墙体的孔洞必须先用掺加膨胀剂的细石混凝土堵实。外墙外保温施工的基层墙体垂直度偏差应符合

根据图纸要求进行墙面测量及弹线、挂线，在墙面弹出外窗口控制线；在阴角、阳角和墙面适当部位固定钢丝以测定垂直基面误差，在每层墙面上弹水平线。依照基准线弹水平和垂直伸缩缝分格线。

1.4 粘贴挤塑板

粘贴挤塑板前，应按平整度和垂直度要求挂线；首先进行系统的起端和终端的翻包或包边施工。门窗洞口边缘处的挤塑板在收口时压贴不小于200 mm宽翻包网格布。粘结砂浆配制：将聚合物粘结砂浆直接加水（重量比： 1∶（0. 21～0. 24））搅拌均匀后静置3 min～5 min，一次配制量以2 h内用完为宜。沿挤塑板周边用不锈钢抹子涂抹配制好的粘结砂浆带（胶宽50 mm，厚10 mm）。当采用标准尺寸挤塑板时，尚应在板面中间部位均匀布置8个粘结砂浆点，每点直径不小于175 mm，胶厚10 mm，中心距200 mm，当采用非标准尺寸的挤塑板时，板面中间部位涂抹的粘结砂浆一般为4个～6个点。粘结面积不得小于挤塑板面积的50% （腰线等细部需满粘），粘结层越厚，粘结缺陷越多，风流所产生的负压影响也越大。挤塑板上抹完粘结砂浆后，应立即将保温板平贴在基层墙体墙面上滑动就位。粘贴时应轻揉、均匀挤压，应随时用2 m靠尺和托线板检查平整度和垂直度。注意清除板边溢出的粘结砂浆，板侧边不得有砂浆。板缝应拼严，若板缝间隙在1. 5 mm以上，应采用挤塑板条填充。板间高差应不大于1. 5 mm，否则应用砂纸或专用打磨机具打磨平整，打磨后清除表面漂浮颗粒和灰尘。整块墙面的边角处应用最小尺寸超过300 mm的挤塑板。挤塑板应由勒脚部位开始，自下而上，沿水平方向铺设粘贴，竖缝应逐行错缝1/2板长，在墙角处应交错互锁，并应保证墙角垂直。门窗洞口四角处的挤塑板应采用整块挤塑板切割成型，不得拼接。接缝应离开角部至少200 mm。

1.5 玻纤网铺设

涂抹抹面砂浆应在挤塑板粘贴完毕24 h后进行。挤塑板应干燥，表面应平整、清洁。抹面层砂浆并铺挂加强型耐碱网格布：将面层砂浆与水按重量比1∶0. 24的比例混合并强制搅拌3 min，停2 min后再搅拌1 min即可使用。将搅拌好的砂浆抹于墙面，抹灰厚度以5 mm～7 mm为宜。第一道抹面砂浆厚度为2 mm～3 mm，待抹面砂浆干燥达到一定强度后钻孔，用锚栓压住玻纤网插入胀塞套管，然后拧紧锚固钉固定在基层墙体上，检查合格后抹第二道抹面砂浆，厚度为3 mm～4 mm。铺设加强型耐碱网格布，使用锚固件进行固定；锚固件数量为每平方米8个～9个，锚固件宜均匀分布，靠近墙面阳角的部位可适当增多。加强型耐碱网格布裁剪宜保证最外一边网格的完整；遇有搭接时，搭接长度应不小于100 mm，搭接部位要由锚固件固定；左右搭接接槎应错开，防止局部接头网片层数过多，影响抹灰质量。锚固件采用规格为8×120 mm，根据50 mm挤塑板的厚度，有效锚固深度可达到50 mm。加强型耐碱网格布应铺设平整，不得褶皱、翘曲。然后抹第二道抹面砂浆，保证加强型耐碱网格布置于砂浆中间位置；如不能保证抹灰的平整度，可事先于墙面打好灰饼。在转角部位，网格布应是连续的，并从每边双向绕脚后包墙的宽度不小于200 mm。

2.施工验收注意事项

2.1 材料检验

挤塑聚苯乙烯（XPS）保温板（以下简称挤塑板）是以聚苯乙烯树脂及其添加剂和特殊工艺连续挤出发泡成型的硬质板材，其内部为独立的闭孔式蜂窝结构，这些蜂窝结构具有优越的保温性能，导热系数为0. 030W /（m·K）。抗压性能较高，在密度不超过40 kg/m3的情况下抗压强度可达到350kPa以上。良好的抗湿性能，水蒸气透湿系数小于2mg/（Pa·m·s），吸水性能小，在长期与水汽接触的情况下，保温性能保持不变。产品应符合GB/T10801. 2-2002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及DBJ 14-035-2007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的规定。在通风干燥条件下贮存，材料进场后不要直接与地面接触，搬运过程小心轻放，避免搬运破损。

2.2 质量验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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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的质量保障措施

做好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的质量保障工作并不容易，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也必须从各方面入手综合把握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的质量保障工作，只有如此才能切实做好质量保障工作，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管理到合同，再到经济措施等三方面针对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进行必要的质量管理。

(1)做好相应的管理工作。

管理在任何一个工程项目施工中都必不可少，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因为其规模大的特点更是应该加强管理工作，为质量保障工作打好基础，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细节做好管理工作:

1、方案的制定。

任何一个工程在施工前都必须做好相应的方案制定工作，这是确保工程顺利进行的前提，同样也是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在制定相应的工程方案时，我们需要考虑的内容有很多，施工人员、施工设备、环境因素、技术措施、成本价格等都需要我们事先进行考虑，然后综合各个要素制定出最为合理的建设方案，进而指导后期工程的顺利进行。

2、做好细化管理。

当前细化管理在各行各业中都有所涉及，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细化管理运用到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中来，正是因为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规模大，设计内容多，所以我们才难以进行整体的管理，而细化管理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细化管理把整个的工程细分为很多小的项目，然后再针对这些细节进行管理就容易多了，当然在细化管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参考建设图纸，严格按照图纸规定的来进行管理和审核。

3、严格施工技术。

具体来说和施工质量联系最为密切的还是施工技术，因此，我们就必须确保在施工中施工技术的准确性，再进一步就是说再选择施工团队时要确保该施工团队具备施工的能力，能够准确无误的进行施工，避免素质低下的施工人员进行施工，另外，在具体的施工中我们也应该做好具体的监控工作。

4、保障施工设备。

设备也是施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施工中我们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施工设备，这些施工设备的状态也决定了工程质量的优劣，因此，我们也需要确保这些施工设备一直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5、确保施工人员素质。

施工人员的素质不仅仅包括其专业素质，其本身的素养对于整个工程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一个高素质的施工人员能够尽职尽责的完成本身的工作，而素质有待提高的施工人员则很可能因为松懈造成不必要的质量问题。

(2)做好相关合同的签订和保管。

合同在建筑工程施工中是至关重要的，在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施工中我们会和各种各样的施工团队和合作方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多情况下无法解决都是因为没有相关合同作为依据，可见合同对于工程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合同对于工程的质量保障工作也是极为重要的，在施工前签订必要的质量保障合同，一旦发现施工中存在和合同不相符的工程项目，就可以以合同为依据责令施工方进行整改，确保工程的质量，另外，在一些材料的选购和器械的租赁上也应该签订必要的合同来进行管理，这样不仅方便我们对于整个工程的掌控，还能够确保材料的质量和器械的正常工作。

(3)经济手段的合理利用。

一个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对于土木工程和房建工程这样的大型工程来说更是离不开资金，并且还需要充足的资金来支持整个工程项目的运行，比如我们在材料的购买时如果没有资金的话就难以买到合格的材料，甚至可能存在以次充好的现象，最终影响到工程的质量;此外，对于工程施工现场中的工人来说更是需要我们确保具备足够的资金来发放工资，一旦没有工资的话也就无法确保施工人员的顺利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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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刊物的字数都是不一样的，要是发省级刊物的话一般字数在2000字到3000字之间不等，一般多数在2500字左右

关于教师的职称论文

教师教育与音乐教师专业发展

[摘要]在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型的今天，音乐教师专业发展也将面临新的冲击和挑战。本文通过对目前音乐教师专业发展存在问题的分析，以及教师教育对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重新审视音乐教师专业发展问题，思考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策略，并进一步探讨其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教师教育　音乐教师　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6-0154-02

一、背景和现状思考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以“教师教育”替代了长期使用的“师范教育”概念。所谓的“教师教育”是对教师培养和教师培训的统称，是师范教育与教师继续教育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统一组织的现代体制，是实现教师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历史要求。教师教育逐渐取代师范教育，是教师教育自身的特点及其优势决定的，也是适应终身教育内在需求的必然选择。因此走向专业发展的教师教育，就成为世界教师教育改革的趋势。处于这个转型时期，提高我国音乐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势在必行。在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大环境下，新的音乐教育理念和音乐课程体系的逐步建立与形成，给音乐师资队伍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更是前所未有的，面对现代教师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新要求，重新审视音乐教师专业发展，在原先的基础上，寻求适应现代教师教育要求的教师专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各阶段学校的办学规模、质量和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这就要求音乐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专业能力(即教育教学能力)、过硬的专业技术水准，还要有较深的专业理论体系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具有一定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力。尽管我国音乐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专业化标准的要求，但也存在着不少尚待调整和完善的问题。

1　忽视对音乐教师教育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教育科学研究是教育行业特有的软科学研究，与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更是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增强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使专业获得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在我国，由于大部分音乐教师自身的学历起点偏低，加上步入工作岗位后，音乐课作为小科教学在学校长期得不到重视，学校领导缺乏对音乐教育功能的认识，导致音乐教师提高教育科学研究能力的氛围和环境不理想、音乐教师教育科学研究能力得不到进一步的强化和提升。

2　音乐师范教育的弊端影响了音乐教师的专业发展。在大学音乐教学中。音乐教育专业一般进行三年的课程学习，第四年的大部分时间主要用于教学实习。而多数情况下，学生的音乐经验主要是通过教学实习环节获得的。由于学生直到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才有实际教学的体验，在此以前，他们无法肯定自己是否能对教学环境做出良好的反映。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也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判断自己的教学水平，也不能为学生提供有关做好成功教师的有效案例。由于刚毕业的大学生缺乏教学经验，因而他们往往不能很好地胜任音乐教育教学的工作。同时，由于师范音乐教育过高地追求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和提升，忽视人文科学的学习，这样的学习和评价导向，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是高技能、低学识的音乐教师，这种人文素养和知识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是与现代教师教育对音乐教师教学素质全面化的要求相悖的。

3　音乐教师专业成长环境使其缺乏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近些年，由于行政领导的不重视，使得音乐教师的成长环境受到了影响，导致音乐教师的知识结构、专业素质不能及时地得到更新、提升和深造，音乐教育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影响了他们专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课程体系的构建。

二、教师教育对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

1　教师教育研究能力的培养成为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教师教育的发展要求专业教师能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理论、实践和经验进行探索、研究、反思、改进和创新，通过提升自己的教育理念不断促进业务的提高。音乐教师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科研成果的取得，都将有利于推动音乐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而这种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是区分专业教师和非专业教师的根本标志，是对音乐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的强化。

2　音乐教师专业发展有赖于职前教师教育的改革。要深化教师对教育改革发展形势的认识，促进专业发展，提高专业化水平，就必须加强音乐师范教育的课程建设，构建音乐教师教育合理的专业理论体系和经验系统。要加强和改革音乐师范教育的德育工作，促进音乐教师教育的专业理想、专业情操、专业取向和专业自我意识的发展。要强化实践环节，规范实践教学管理，打造实践教学平台，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切实加强音乐教师专业技能培养。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教育制度，实现音乐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的衔接与沟通，保持音乐教师教育发展的一体化、终身化。要推进体制创新，优化配置教育资源，推进音乐教师教育多元化。要创新音乐教师教育的新模式。提高音乐教育的质量，提升他们专业训练与发展的水平。

3　音乐教师教育机构和课程实施的认定制度为音乐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了保障。音乐教师专业化依赖于教师教育，教师教育认可制度、教师教育机构和课程的认定化，以及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应为音乐教师专业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艺术熏陶的重要学科。作为一名大学音乐教师，仅掌握学科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接受音乐教育的专业训练，获得音乐教师的从业资格，遵循音乐教育的职业规范。

4　音乐教师专业自身成熟度要求音乐教师要有职业角色意识。在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首先要明确自己既是一名社会成员，同时也是学校成员，是学生社会化和自身社会化的承担者。其次要有课程意识，要了解课程改革的理念与目标，倡导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倡导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倡导课程内容的现代化，倡导学习方式的变革，以及课程发展性评价及课程的民主化。第三要有学生意识，把学生当作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是教育教学研究的对象，每一个学生都有他们各自的独立性、选择性、需要性和创造性，有自己的爱好和内在需要，要尊重并关怀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第四要有服务意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满足学生的需要。第五要有发展意识，要坚持不断地学习，充实新思想、新知识，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

三、教师教育下的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策略

1　教师培养专业化。要推进音乐教师教育内容创新，改革师范音乐教育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方法、内容和手段。要结合音乐教育专业的职业、技术及岗位的特点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强化和改造音乐教师的实践性知识，使音乐教师能把专业知识技能迅速转化到音乐教学实际中，加强知识技能与实用领域的沟通，形成较强的音乐教育实践能力，奠定适应现代音乐教育发展的坚实音乐专业能力基础。

2　实施校本课程，音乐专业应体现多元化。当代教师教育注重教育的基本要求的统一性与人才培养的多样性的结合。校本课程能从师范院校的办学特色和教师的特点出发，注重建设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多元化音乐专业体系。校本课程针对性强，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特长、扩大音乐教师的服务范围、增强其社会竞争力，亦有助于音乐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

3　合理定位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对象是未来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它担负对学生进行音乐学科知识的传授、音乐技巧的训练和音乐素养熏陶的任务。这就要求音乐专业人才不仅要熟练地掌握音乐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业理论知识，而后者对一个人专业的发展和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教师教育转化到“大学+教育学院”的轨道上来。需要进一步提高音乐教师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培养高层次的音乐教师。

4　提高艺术类文化课录取分数线，以提高生源质量。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应着眼长远，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和能力，逐步扩大招生规模，提高生源质量。文化水平能确立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学生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学习能力、学习自觉性、学习习惯，以及接受知识的能力等方面就会加强。要培养高素质的音乐教育人才，首先要具备这些能力。贫乏的文化知识，必定会扼制学生艺术教育才能的发展。

5　加强现代信息技术能力的培养。在音乐教育领域，数字化音乐教学手段正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音乐课教学中，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丰富音乐教学的媒体资源、促进音乐教学效率的提高。作为21世纪的音乐教师，掌握音乐教育必备的计算机信息技术、课件制作以及多媒体技术的理论和技能，是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突破，更是适应现代音乐教育的基本要求。为此要加强对教师现代信息技术能力的培养，特别要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同音乐教学的联系，为音乐教育现代化打下基础。

6　促进音乐专业制度的不断完善。专业制度的建立是确保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根据世界教师专业化的基本经验，教师专业制度主要是教师资格制度，该制度通常包括教师入职资格制度、教师再认证制度和教师资格等级制度。我国目前的教师资格制度主要是入职资格制度。为了保证音乐教师的终身发展，要建立音乐教师资格再认证制度，建立明确的音乐教师培训制度，学校和教育部门要为音乐教师进修提供必要的时间、经费、编制等保障以及相应的考核制度。与教师入职资格制度相对应，要求建立相应的专业标准，比如音乐教师标准、音乐教师教育质量标准、音乐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音乐教师教育机构水平评估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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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副高级职称论文字数要求

2.高级教师职称论文字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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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保险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保险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保险业发展的基石，诚信日益受到保险业内的重视，诚信体系建设也已初步展开。2003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强调：“越是加快发展，越要注重诚信，搞好服务，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2005年以来，中国保监会更是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强保险业诚信建设的文件及规定，为我国保险业的诚信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我国现行的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为有些保险企业产生失信行为提供了空间。近年来，一些重大违规经营案件屡有发生，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也阻碍了保险企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保险业诚信缺失现状

国际着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两年国内寿险保单退保金额巨大，甚至逾300亿元，其中有两成理由是因为消费者被骗。而据某网站的“你认为国内的保险公司可信度为多少?”的投票调查显示：63%的投票者认为国内的保险公司可信度为0%，35%认为可信度为50%，只有1%的人认为可信度为100%。

(一)保险供给者的诚信缺失

保险供给者即保险市场上提供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一直以来，保险行业缺少信息披露制度，加上保险业务专业性较强的特点，使得保险消费者实际上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态中，从而妨碍保险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产生次品驱逐良品的现象。许多投保人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都难以了解保险人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人的介绍做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人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此外，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及时履行甚至拒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义务，使一些保险消费者丧失了对保险公司的信任。

(二)保险中介者的诚信缺失

保险中介的诚信缺失主要为保险人的诚信缺失。由于目前我国从事保险业务的人数量众多、规模庞大、业务素质及道德水准参差不齐，不少保险人在获得更多手续费的利益驱动下，片面夸大保险产品的增值功能，许诺虚假的高回报率，回避说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甚至误导投保人，给投保人、被保险人造成经济损失，引起保险消费者的普遍不满。

(三)保险消费者的诚信缺失

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同样表现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方面，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使保险公司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应该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使道德风险防范产生困难。

二、保险业诚信缺失症结所在

国内保险业诚信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已大大制约了保险业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不对称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原理，卖方总是比买方更了解产品的质量，而受短期利益驱动，商家可能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误导客户获取利益。对保险这个特殊行业而言，信息的不对称还表现在买方或投保人总是比保险公司掌握更多关于保险标的信息，这也是为何在实际的保险交易中投保人骗保骗赔现象屡见不鲜的原因。假如交易双方都想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误导对方的话，最终博弈的结果就是陷入相互做假的恶性循环，即经济学中所谓的“囚徒困境”。

(二)管理制度不健全

保险供给者及保险中介者的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够，使保险公司员工及保险人的诚信行为具有不完全控制性。保险公司的业务运作是保险公司的内部员工及保险人行为集合的结果，员工及人的忠诚度、能力及协作精神是保险公司诚信状况的基础，当员工及人的诚信状况失控超过一定的范围和度，就会影响保险公司的整合状况，弱化保险公司的诚信能力。由于对保险人的管理制度不完善，上岗要求不够严格，保险人总体素质偏低，保险公司难以完全控制保险人的不诚信行为。

(三)《保险法》不完善，执法不切合本法

我国《保险法》仍不完善，国际惯例不能体现，许多具体案例无法可依。比如，我国《保险法》规定了重复保险的定义和分摊方式，但是，对于重复保险的规定是不完善、不严谨的，并且对于被保险人的索赔没有提供法律上的依据。此外，对于近因原则等国际惯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各种不诚信行为缺少相关的惩罚规定，这些法律漏洞形成了我国保险业的诚信问题的一个很大来源。我国对《保险法》的执法也常常不切合本法，有些执法者对《保险法》及保险的相关概念和原则不清楚，同时由于《保险法》的不完善，在具体操作时常用其他法律条款代替，造成误判。

(四)国家信用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

国家信用管理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导致诚信的保障机制、惩罚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缺乏。从诚信的保障机制来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健全的国家，会从制度上保证诚实守信的合法权益。而目前中国保险业的诚信监督没有完善的相关法律的强制约束，失信行为的屡禁屡犯也就在所难免。

三、加强保险业诚信建设的几点建议

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的出台，为我国保险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与此同时，当前的严峻形势对保险企业的诚信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完善诚信体系，规范诚信秩序，是当前我国保险体制改革和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加强保险业的诚信建设要从企业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着手。

(一)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

由于保险机制的固有特性，无论是保险的买方还是卖方都不可能如愿获得足够的信息，这种对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状况，很容易被保险市场参与者所利用，并导致保险市场运行的低效率，因此，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使买卖双方能够站在同一平台上平等、公开地对话，建立买卖双方的相互信任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惩罚机制，加大失信行为惩罚力度，增加失信成本，也是减少商业活动中诚信缺失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强化保险监管力度

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市场的监管一直是促进我国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点话题，从两次《保险法》的修订都把强化保险监管手段和措施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可以看出其在保险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继第一次修订增加了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在金融机构存款的查询权，增加了对保险违法行为处罚的措施，加大了惩治力度等规定后，第二次修订草案拟增加的监管手段和措施主要包括：对监管对象进行现场检查，进入涉嫌违法行为场所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及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等；与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管谈话；对出现重大风险等情况的保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采取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限制其出境、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处分财产等。只有更加有效的进行保险监管，才能使保险这一社会的“稳定器”更好的发挥其作用。

(三)提升员工诚信服务意识，构建保险业的诚信文化

保险市场上的各种行为主体应该转变观念，重新认识企业利益、个人利益与诚信的关系，树立维护诚信行为的责任观。在保险公司的员工培训及对保险人的培训中，应重视诚信教育，增加诚信内容，特别是要规范保险展业行为。保险机构要制定并遵守规范的业务程序管理，完善业务考核管理办法。要改进、优化保险服务，及时兑现理赔承诺。要落实营销员持证上岗制度，制定从营销员招聘到市场退出的管理办法。

(四)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大执法力度

要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充实保险诚信的具体条款，将保险人、保险中介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各有关方面的行为纳入相关法律法规之中。要加大依法查处各种失信行为的力度，重点是要严厉打击各种弄虚作假骗保骗赔的行为。

2008年8月1日，国务院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对《保险法》的第二次修订《草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保险活动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保险行业的基本制度和自律规定作了进一步补充、完善，并强化了保险监管机构的职责和监管手段，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不可抗辩条款”的增加，能有效减少保险人的“逆选择”现象，有助于解决困扰保险行业已久的“投保容易，理赔难”的问题，更加体现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

(五)建立统一协调的保险信用管理体系

第一，要完善保险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建立了解和评价客户咨信和风险情况的机制，及时掌握和制止不诚信行为的发生。第二，要完善保险信用监管机制，推行违信惩罚制度，增大失信的成本。此外，还要建立和完善保险人信用管理制度，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把保险信用管理制度纳入社会诚信体系框架，做到明确目标，统一领导，有效考核考评，各有关方面及时互通信息。

参考文献：

魏华林，林宝清.保险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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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工程保险通常的险种设置

工程保险主要分为强制性保险和自愿性保险。

（一）强制性保险

这是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工程项目当事人必须投保的险种。主要险种有：

1.建筑工程一切险。这是对工程项目提供全面保障的险种。它既对施工期间的工程本身、施工机械、建筑设备所遭受的损失予以保险，也对因施工给第三者造成的人身、财产伤害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者责任险是建筑工程一切险的附加险）。被保险人包括业主、承包商、分包商、咨询工程师以及贷款的银行等。如果被保险人不止一家，则各家接受赔偿的权利以不超过对保险标的的可保利益为限。

这一险种主要适用于房屋工程和公共工程。其承保范围包括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以及人为过失。被保险人因违章建造或故意破坏、设计错误、战争原因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保单中规定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免赔额等除外。保险期自工程开工或首批投保项目的材料、设备运至工程现场之日起生效，到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或保单开列的终止日期结束。

2.安装工程一切险。此险种适用于以安装工程为主体的工程项目（土建部分不足总价20％的，按安装工程一切险投保；超过50％的，按建筑工程一切险投保；在20％~50％之间的，按附带安装工程险的建筑工程一切险投保），亦附第三者责任险。其保险期自工程开工或首批投保项目所用材料运至工程现场之日起生效，到安装完毕通过验收或保单开列的终止日期结束。

建筑工程一切险和安装工程一切硷，实质上都是对业主的财产进行保险，保险费均计人工程成本，最终由业主承担。

3.雇主责任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雇主责任险，是雇主为其雇员办理的保险，以保障雇员在受雇期间因工作而遭受意外，导致伤亡或患有职业病后，将获得医疗费用、伤亡赔偿、工伤假期工资、康复费用以及必要的诉讼费用等。多数国家雇主责任险的特点是：伤害损失由雇主负担，而不以雇主是否有过失为前提；赔付金额不基于实际损失，而是依据实际需要；对饬残死亡的赔付以年金形式代替一次性抚恤金；法律强制雇主对雇员可能遭受的伤害投保，不因雇主破产或停业而受影响。

人身意外伤害险与雇主责任险的保险标的相同，但两者之间又有区别：雇主责任险由雇主为雇员投保，保费由雇主承担；人身意外伤害险的投保人可以是雇主，也可以是雇员本人。

4.十年责任险和两年责任险。此险种均属于工程质量保险，主要是针对工程建成后使用周期长、承包商流动性大的特点而设立，为合理使用年限内工程本身及其他有关人身财产提供保障。

5.职业责任险。在国外，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咨询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均要购买职业责任险（亦称专业责任保险、职业赔偿保险或业务过失责任保险），对因他们的失误或疏忽而给业主或承包商造成的损失，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如美国，凡需要承担职业责任的有关人员，如不参加保险，就不允许开业。

职业责任保险可分普通职业责任保险和个人职业责任保险。前者由单位投保，以在投保单位工作的个人为保障对象；后者由个人投保，以保障投保人自己的职业责任风险。

6.机动车辆险。该险的标的，除了机动车本身外，还包括第三者责任险。承包商必须为事故发生率高的运输车辆进行保险。

（二）自愿性保险。

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对应，是指投保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自愿参加的保险。在自愿保险中，赔付范围以及保险条件等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根据订立的保险合同加以确定。它的主要险种有：国际货物运输险，境内货物运输险，政治风险保险，汇率风脸保险，等等。本文不再详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国际上工程保险的险种设置科学、系统、规范、完整，而且保险程序明确，责任清晰；业已发展和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全面、完整的工程保险体制与体系。

二、国内工程保险险种设置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正在施行的工程保险的险种主要有：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以及建筑职工意外伤害险三个险种。从工程保险险种设置本身来看，还存在以下具体问题：

1.保险险种设置空缺断档。工程保险依附于工程本身，工程是分阶段按顺序进行的，客观上要求工程保险必须要依据工程本身分段的特点进行设置。由于现阶段只是在工程施工阶段设置了三个险种，其他阶段均未设置相应的保险险种，而且保险条款尚不很完备，因此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2.保险责任不清，易产生纠纷。保险组织关系较为复杂，有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投保人付保费，保险人负责赔付损失，受益人获赔偿。工程项目由于主体众多，当前险种单一，每一险种内涉及的被保险人过多、合同条款过于笼统，当灾害发生时，就会产生责任难以界定、当事人相互推诿扯皮现象，给索赔及赔付工作带来不应有的复杂与繁琐，因而影响投保人对工程保险的认可和信任，最终影响投保率。

3.投保金额、保险费、保险费率难以厘定。由于险种设计不尽合理，使设置指标过于笼统、庞大、复杂，搜集记录、总结经验与统计数据难以获得和进行分析，与之对应的模型、公式无法确定、定型、定量，从而使保险费率与实际应该发生值偏差，结果会影响投保人和保险人投保、承保的积极性。

三、根据国情，设计具有我国工程保险特色的险种

现行的工程保险险种设置基本上属于引进国外成熟的保险险种，在实践中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示范作用。但从长远角度着眼，工程保险险种设置既要参照国外已有的先进成熟的经验，又要符合我国现阶段工程建设领域改革发展的现实，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工程保险险种设置体系。现阶段要缩小每一设置险种的参与人数，明确险种具体内容，缩短保期来应对目前的现实，以期避免损失、减少事故的发生。同时，加快人才的培养和市场的培育，加强法制和配套建设，尽快与国际工程保险市场接轨，使整个工程保险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一）应遵循的原则。

设立工程险种，笔者认为首先要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工程保险险种的设计应坚持系统、全面的观点，按工程的特点分阶段设险。工程项目从决策立项、勘察、设计、招标、签订合同、施工、竣工投产全过程具有明显的分阶段性，且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和重点，各阶段既相互区别又密不可分有机地构成一个工程项目的整体。在项目整个运作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也是分阶段按合同区间分段介入的，因此，在设置工程保险险种时应注意这一特点。

2.工程保险险种设计应针对其特殊性，易于责权区分界定，便于赔付与索赔的具体操作。工程保险承保的风险具有特殊性表现在：（1）工程保险既承保被保险人财产损失的风险，也承保被保险人责任风险；（2）承保的风险标的中大部分处于裸风险中，对于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低于普通财产保险的标的；（3）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始终处于工程保险险种的设置充分考虑这一特殊性，使每一个险种所包含的内容都应十分明确具体，合同条款都应清晰明了，责任易于区分，权利简单明了。且工程施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种风险因素错综复杂，使风险程度加大。

当风险发生后，处理索赔和赔付时不扯皮，按事先的约定处理好赔付工作，真正发挥了工程保险的积极作用。这样，投保方得到了相应补偿，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保险人也因赔付的顺利得当，而获得良好的信誉。

3.工程保险险种的设计要考虑便于保险指标体系的设置和数学模型的建立，便于保险额、保费的科学统计、测算和厘定。工程保险金额的计算及保险费率的厘定一直是困扰工程保险发展的瓶颈问题。保额过大，保费过高，加大工程成本和投保者的经济负担，影响投保积极性；相反，如果保额和保费太低，保险公司无利可图，必然会影响保险人从事风险业务管理积极性，被保险人的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也就更谈不到土程保险的健康发展。所以，根据工程项目所处的地区环境特点、投融资渠道、材料价格供应、工程的类型、业主及承包商的信誉、承保年限及工程风险等因素，合理确定工程保险的指标体系，建立科学又切合实际的数学模型，得出适当的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以期获得双赢效果。

4.工程保险险种的设置应力求每一险种所涉及的当事人少，保期易于划分。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主体较多，均可能对工程项目拥有保险的可保利益，成为被保险人。工程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是根据工期确定的，往往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保限的起止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保险单的规定和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工程保险的保险金额在保险期限内是随着工程建设的进度增长的。所以，在险种设置过程中一定要兼顾这一实际，力求每一险种涉及人少，保期划分清楚。

（二）我国现阶段工程保险险种设置。

按照建设部、财政部、国家计委、中国保监会的《关于在我国建立工程风险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中“开发险种、分类实施、积极稳妥地推行工程保险制度”的要求和以上险种设置的原则，笔者考虑目前我国工程保险险种应在工程决策阶段设置：工程咨询决策险；工程设计阶段设置：工程勘察、设计责任险；工程招标阶段设置：招标保证险；工程施工阶段设置：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施工人员人身意外伤害险，监理人员执业责任险；在工程竣工投产阶段设置：工程质量保修责任险。以上工程保险的险种设计均为强制性保险险种。这样设置险种，使工程全过程都置身于保险之中，确保各参与方均有自己投保的险种，并责权明确，简便易行，充分保障各阶段各方的权益，真正起到工程保险的作用。

1.决策责任险。该险种属于职业责任险，用以保证前期工作的科学性。保险的目的在于加强咨询单位自身的内部约束力，并依靠保险公司相应的风险管理来进行外部制约。

这一险种的投保人是工程咨询单位，被保险人是工程咨询单位和工程业主。保险范围应是：由于咨询单位自身原因，造成业主决策失误而给项目带来损失，应予以相应赔偿。但因工程咨询单位是以从业人员的智能和技术为业主提供技术服务的，一般资产资金较少无力赔付，必须借助保险予以保证。其保险期限通常为项目的建设期；保险金额应为项目投资估算金额；保险费率也可通过经验数据来确定。另外由于雇主责任造成的风险可以免赔或反赔，以维护咨询者的声誉。

2.勘察、设计责任险。该险种属于职业责任险。工程勘察设计是工程质量的根本，虽然在工程实施前，勘察结果、设计方案或图纸都应交付业主审核批准，但由于业主不具备审核能力，常常任凭勘察、设计师“解释和说明”作出有关决定。如果勘察有误，设计出现错误，轻则返工修复，重则可能导致工程毁损。虽然勘察、设计师要为其错误承担法律和民事责任，但这不能完全抵消业主遭受的损失。，特别是勘察地质情况不实，设计师对基础设计资料掌握不准，作出的施工方案设计无法实施，到施工时临时修改，从而导致工程延误，给业主造成重大损失。

这一险种的投保人是工程勘察、设计人（单位），被保险人是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工程业主。保险范围应是由于勘察、设计人员由于疏忽或过失而引发的工程质量事故给业主和工程造成损失或费用，应予赔偿；但因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财力有限，要通过保险来转嫁风险。其保险期限与保险金额可参照决策责任险的办法。

3.投标保证险。招标人一般要求投标人在投标的同时，提供银行担保或投标保证险保单。保证投标人中标后履行签订合同义务，否则，由银行或保险公司赔偿招标人因此受到的经济损失。其保险金额、费率可由招标人自定或按惯例执行。

4.建筑工程保险（附第三者责任险）。它是针对工程项目施工阶段，即对工程项目本身、施工机具或工地设备所遭受的损失或意外予以赔偿，也对因施工而给第三者造成的物资损失或人员伤亡承担赔偿责任。

它与现行的“建筑工程一切险”相比较有所不同：从被保险人来看，它不包括监理工程师及与工程有密切关系的单位或个人（如贷款银行或投资人）的投保内容；从保险内容和保险范围来看，比建筑工程一切险要小。它的好处是使保险责任内容更具体、更明确，保险费模型与费率的量化定型更容易。

（1）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建筑工程保险多数由承包商负责投保，如果承包因故未办理或拒绝办理投保，业主可代为其投保，费用由承包商承担。如果有分包工程，总包商未曾就分包部分购买保险的话，分包商应办理其承包部分的保险。

被保险人主要包括：业主或工程所有人，总承包商，分包商。

（2）责任范围。工程实体本身即实施的全部工程（全部存放于工地的为施工所必须的材料），包括安装工程的建筑项目，如果建筑部分占主导地位（材料设备价格或安装费用低于整个工程造价的50％，应投保建筑工程险，反之，应投保安装工程险）；施工用设施和设备；施工机具；场地清理费；第三者责任险；工地内现有的建筑物；由被保险人看管或监护的停放与工地的财产等。

（3）保险期限。建筑工程保险自工程开工之日或开工之前、工程用料卸放于工地之日开始生效，两者以先发生者为准。保险终止日应为工程竣工验收之日或者保单上列出的终止日，同样，两者也以先发生者为准。

（4）保险金额。建筑工程保险金额按照不同的保险标的确定：合同标的工程的保险金额，包括建筑所需材料设备费、施工费、运杂费、保险费、税款等；施工机具和设备及临时工程；场地清理费；第三者责任的投保金等。

5.安装工程保险（附第三者责任险）。它属于技术险种，主要适用于安装工程的各种机器、设备、储油罐、钢结构、起重机、吊车以及饮食机械工程因素的各种建造工程。

（1）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投保人应该是承包商，业主只是在承包商未投保的情况下代其投保，费用由承包商承担。

被保险人：业主或工程所有人、制造商或供应商、待安装构件的买主。

（2）责任范围。凡属安装工程合同内要求安装的机器、设备、装置、材料以及相应的临时设施；承包商为安装工程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在安装工程项目内的土木建筑工程，不超过总价20％（如厂房、仓库、宿舍等），按安装工程保险投保，介于20％和50％之间，按建筑险投保，超过50％，则买建筑工程保险；场地清理费；业主或承包商在工地上的其他财产。

（3）保险期限。安装工程保险在保单列明前提下，自投保工程动工日或第一批被保险项目被卸到施工地点时，保险责任即行开始。

（4）保险金额。安装工程保险的保险金额包括物质损失和第三者责任的大部分。如果投保的安装工程包括土建部分，其保额应为安装完成时的总价值（包括运费、安装费、关税等），若不包括土建部分，则设备购货合同价和安装合同价加各种费用之和为保额；安装建筑用机器、设备、装置应按安装价值确定保额。第三者责任的赔偿限额按危险程度由保险双方商定。通常对物质标的的部分的保额先按安装工程完工时的估定总价值暂定，到工程完工时再根据最后建成价格调整。

保险应当自批准开工之日起至合同竣工之日止，因故推延工期的，必须办理保险顺延手续。

6.工程监理责任险。它属于职业责任险，是为工程监理单位因工作失误或者疏忽而设立的保险。对于投保单位，因其工作失误或者疏忽而给业主或者承包商等造成的损失，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目的是要通过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责任保险条款，促进工程监理单位加强内部管理，开展培训和工程风险咨询，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职业责任险可分为年保和单项工程投保。年保是指对投保单位在保险期限内所有完成监理的工程，在一年内的保险期内，因监理原因发生的损失负责赔偿；单项工程投保是指对所投保的单项工程在规定年限内因监理原因发生的损失负责赔偿。监理的投保方式可按年保，也可按单项工程投保。

篇（9）

“读图时代”是一个当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基本含义就是都市类报纸应该增加新闻图片的比重，由以文字报道为主转为以图片报道为主，采用图片来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更主要的是将图片作为“卖点”来吸引读者。即“读图时代到来的突出标志，就是图片报道需求量迅速增大，这种市场需求的巨大力量必然催生各方协调作战的大图片采编格局的出现。”[1]并且有北京的《竞报》等报纸明确提出了“图片报”的办报理念与实践。

“读图时代”最核心的证据有两点。一是当前已经进入了快速阅读的时代，而图片是适应这种转变的最好版面元素；二是报纸要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吸引读者，让读者在短时间内作出看哪份报纸的取舍，图片是唯一的答案。也就是“充分发挥图片的视觉效应，用图片来吸引公众的‘眼球’，‘吊’住读者的‘胃口’。”[2]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图片在都市类报纸的版面元素中起到怎么样的视角效果？或者更直接地说：图片是否是报纸的首要版面阅读元素？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文献作过真正的实证分析，所有的论断都是建立在个人的感觉基础之上的。这种个人感觉影响着具体的报纸编辑工作，并且可能产生误导作用。

由此，本文就对这一问题作一实证论述。本次论述的数据基础是四次不同城市的大规模读者调查，分别是：2002年8月的《成都商报》读者调查，2004年7月和2005年7月的两次重庆城区报纸读者调查，2006年1月的泉州城区读者调查。[3]

二、报纸首要的版面阅读元素是标题，而不是图片

在三个城市的四次读者调查中都设置了同样的问题：“当您翻到一个要阅读的版面时，通常您首先看的是：图片、标题、直接找到要阅读的栏目文字内容？”。对四次读者调查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结果非常的接近，即首先阅读标题的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而图片只有一成左右的比例。

也就是说，标题是读者首先阅读的版面要素，是吸引眼球的第一视角元素，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是图片。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当前进入了“读图时代”，不如说是进入了“读标题时代”更确切。具体数据参见下面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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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图片读者有年轻化的特点

下面分析阅读图片读者的构成情况，以成都的调查为例来看。将阅读的版面元素变为虚拟变量（图片为1，标题、文字为0），并分析年龄、性别、收入、学历等人口统计指标对图片选择的影响发现，只有年龄有显著性。具体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进一步分析图片读者的年龄段分布情况发现，在首先阅读图片的这部分读者中，三十岁以下比例不但明显高过了总体的比例，而且还远远高于30岁及以上的比例，年轻化现象很突出。图片标题直接找到要阅读的栏目总体

30岁以下5532.7130.8834.32

30岁及以上4567.2969.1265.68

合计100.00100.00100.00100.00

对比另外两地的数据发现，在重庆的情况与成都一样，首先阅读图片的读者中有年轻化的趋向，但在泉州这些变量都没有显著性。

四、图片与标题的版面构成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一个观念——图片不是报纸的第一阅读元素，标题才是报纸真正的第一阅读元素。一直以来无论业界还是学界，似乎都认为图片是报纸读者首先阅读的版面元素，尤其在当前这种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图片应该成为吸引眼球的关键。这种观念的错误之处在于一直只是停留在一种个人想象的层面，没有作现实的论证。虽然首先阅读图片的读者年轻化特点比较显著，但要作为吸引眼球的元素，与标题相比，在总的规模上还太小，不构成市场价值。

其次，标题作为报纸版面的第一阅读要素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城市的特有现象，也不是某一段时间的特有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从本次考察的四次调查数据来看，2002年到2006年的数据都是基本一致的结果，西部城市和东部城市都是一样的情况，即使在同一城市连续两年的调查结果也基本一致。从读者首先阅读的版面元素角度来说，报纸其实是进入了“读标题时代”。

第三，既然标题是报纸版面的第一阅读要素，是不是就可以说图片在报纸版面的构成元素中作用不大了呢？其实，标题和图片的关系不是一种并时性的大小关系，而是一种阅读的先后关系。标题是吸引读者的第一要素，但接下来读者需要深入获取信息时，就需要具体的文字、图片等来提供。与文字相比，图片在提供这些具体信息上面有优势的一面，如形象生动、简洁明了、有具象的感染力，还能够使版面的元素构成丰富等。所以，图片其实是版面构成中的具体信息提供者，而不是扮演信息的“橱窗”作用，图片的功能与内容文字是一样的。

第四，标题是版面元素的第一阅读要素，是扮演信息内容的“橱窗”角色，标题的制作就非常的重要。标题从哪个角度切入、着重在哪个新闻点等都影响着新闻内容的具体阅读率高低，影响着报纸对读者的吸引力。喻国明教授曾把读者买报的过程描述为“五步三秒”。即读者路经报摊的一刹那，他的选择时间为五步三秒。从本研究的数据来看，购报者要产生的“五步三秒”效应，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报纸标题的吸引力大小。

在重庆、北京、泉州等不同城市的调查都发现，同一类型的新闻内容，标题的处理方式不一样，读者的阅读率大小差异就很明显。即使是同样的一个消息来源，处理成不同切入角度的标题，最后的读者阅读率差异也是非常大。对于标题来说，这就是如何找到新闻“卖点”的问题，如何针对不同的新闻类别来进行处理。具体来说，高阅读率内容的标题该怎么处理，低阅读率内容的新闻标题该如何处理等？特别是低阅读率内容的标题处理，往往是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从哪个点切入、如何切入？——实际上这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市场新闻观念来处理稿件的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编辑思路的问题。更进一步来说，就是在市场取向的编辑思路指导下，能否找到读者市场中的一些有效的编辑规律是竞争的核心。如，在一家报纸的研究中我发现了提高低阅读率内容的“嫁接”、“多点支撑”等多种方法，并在后续研究中作了多次验证，发现能够有效提高低阅读率内容的阅读水平。这样处理才能充分发挥标题吸引眼球的效力。

注释：

篇（10）

(一)经济性风险因素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风险因素。现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保险制度衍化而来的，最初针对的目标群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中具有正式职业身份的人群，实行企业单方缴费制，按照现收现付制模式对账户资金进行运营。但是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等非正式职业群体的不断加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养老金水平差距较大以及养老保险历史债务不明确等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养老保险财务风险不断加大。根据蒋云赟等学者的预测，如果维持现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缴费标准不变的话，该体系将很快无法实现代际收支平衡。制度管理与运营风险因素。由于目前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尚未完全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运营权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种属地化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模式已经导致管理体制不顺畅，制度运营效率低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比较单一，投资回报率整体偏低。2013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高达12415．64亿元，但基金权益投资收益率仅有5．54%，养老金投资主要流向银行存款、债券、信托投资等相对比较保守的领域，导致资金增值保值能力普遍偏低。此外，在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养老保险制度转移接续不顺畅、制度标准分割以及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程度低等问题十分突出，使得参保人对养老保险各项服务指标的满意度与总体的满意度水平都很低。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评价体系来衡量的话，在制度覆盖广泛性、可负担性、充足性和公平性等多个方面，现行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

(二)社会性风险因素

人口老龄化风险因素。按照联合国确立的人口老龄化社会标准，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3年中国老龄人口已经突破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将达到2．4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升至17．17%;2050年时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至少将达到30%。人口老龄化水平风险因素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而久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较高的老龄化水平将使现有代际间养老资源交换平衡关系发生断裂。维持代际间养老资源交换平衡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保持代际间人口比例的协调性。但是在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上升的情形下，代际间人口比例关系正在被打破。2005年中国城镇老年人口赡养率为26．2%，2013年已经上升至33．19%，黑龙江等省份甚至已经高达63．24%，远远超出国际通行的25%赡养代际平衡临界点。如果继续维持当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与缴费比例不变的话，当代人的缴费负担势必会被极大地增加。第二，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状况将进一步加剧。根据马骏等学者的测算，在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提高的背景下，203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第三，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将持续下降。如果保持当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水平基本不变的话，人口老龄化水平的上升将会使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急剧膨胀，导致养老金支出规模不断加大，养老金替代率水平持续下降。社会阶层分化风险因素。自1980年代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分化状况越来越严重。仇立平将中国现有社会阶层划分为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及管理者阶级。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了各个阶层在养老资源占有方面的不均衡状况，进而使各个阶层在享受养老保障待遇方面的差别更加显著，导致制度的不公平性更加突出。总体上讲，当前中国公务员和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享受着比较高的养老保险待遇，退休后可以获得大约相当于原工资水平80～90%左右的退休金，足以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而企业职工退休后仅能获得相当于原工资水平50～70%左右的退休金。由于企业职工的工资基数本来就比较低，因此他们领取的退休金数额也比较低，对很多退休职工来说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很难满足较高层次的生活需求，这种状况将对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性产生比较负面的影响。社会流动风险因素。社会流动是指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及不同职业人群之间的转化。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农业从业者向城市从业者身份的转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字，中国在1982年到2000年的18年间，有大约2.065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亿，2012年末已经超过2．6亿，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仅有4543万。农民工阶层的养老保险问题也因此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将农民工等群体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已经成为解决他们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但由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缴费标准较高、缴费期限长等问题，与农民工等非正式职业群体的实际收入状况尚有一定差距，导致大量农民工群体仍然被排除在制度之外，成为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的弱势社会群体。社会结构转型风险因素。社会结构是指某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成员在资源占有、组织方式及关系格局等方面的基本状况。社会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领域变革的重要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形式、社会心态、社会意识形态、人们的价值观念及行为等多个方面。陆学艺等指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受家庭结构小型化及少子女化等因素的影响，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已经趋于瓦解。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仅有3．10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少了0．34人，而当年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6139亿。家庭规模的缩小和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已经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产生了比较负面的影响。社会化养老保险取代家庭养老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状况下，如何为失去家庭养老保障的人群提供社会化养老保障已经成为当前制度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风险问题。

二、风险成因分析

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风险因素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制度随着外部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相互博弈的过程。本文对养老保险制度风险问题根源的分析，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以社会文化环境分析为主，微观层面主要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为主。在制度实施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参保职工、企业经营者、政府管理者、社区组织、医院及媒体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依据不同群体与养老保险制度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和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两类。其中，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参保职工等社会群体，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主要包括社区组织、与制度实施产生间接关系的群体。本文在微观层面的分析中主要选择与制度实施利益关系最为密切、影响范围及程度最为深刻的政府、企业和参保者等群体进行分析，以此来探讨养老保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协调性

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诺斯指出，任何制度的产生及发展都与社会文化观念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制度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能够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在认知体系及社会认知氛围而对制度的形成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制度规则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适应文化传统进而形成行为规范的过程。当养老保险制度与所处的环境相匹配并且能够与利益相关者群体形成良好互动关系时，制度就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相反，当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不相适应时，制度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长期以来，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庭养老模式一直是中国国民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途径。这一模式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大体上是相匹配的，“忠”、“孝”等伦理观念的存在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能够延续的重要文化基础，老年一代对家庭财产分配和处置权的控制是其社会条件，代际间人口比例的基本协调是重要的人口条件。然而，在当前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情形下，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兼容性日渐突出，导致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各种风险问题也不断出现。

(二)政府责任的缺位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和个人短视等外部性问题，政府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干预显得极为必要。从政治角度来看，政府通过构建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缩小社会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进而维护政权的稳定。从社会角度来讲，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政府维护社会和谐的局面，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从经济角度来看，政府通过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控制能够有效地干预资本市场，调节资本市场规模，进而保持并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经济方面的责任主要包括财政支付责任和运营管理责任两方面。在财政责任方面，政府不仅要承担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兜底责任。由于政府未能及时承担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型的巨大成本和个人账户债务问题，导致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根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报告》的预测，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已经高达18．3万亿元。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补贴，从2010年的195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526亿元，但是与当前巨大的养老金缺口相比，仍微不足道。在基金运营管理方面，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有效的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管理运营规则，导致由各个地方政府所掌握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效率整体偏低。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管理及运营机构，负责对庞大的养老保险基金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和托管。由于投资渠道比较单一，投资方式相对简单，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整体上偏低，政府需要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与比例，以此来提高整体投资回报水平。

(三)企业的“理性”决策

企业是制度执行的目标对象之一，也是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方及接受方，制度的实施只有在得到企业配合的前提下，才能得以顺利进行。企业参加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其长远发展。首先，企业通过参加养老保险制度，既履行了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树立了良好的外部形象，有利于增加社会声誉度，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其次，企业通过构建职工退休养老保障机制，有助于提高退休职工的生活质量，满足职工的多层次需求，使他们获得心理上的稳定感和安全感，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从而产生强大的工作动力，提高生产效率。然而，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种类型企业的经营状况、利润水平以及职工工资水平差距比较大，基于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不同企业往往会选择不同的策略来参与制度。对于那些经济效益较好、养老负担较轻的企业，尤其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来说，往往会按照养老保险缴费的最高标准，即按照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300%缴费。而对于那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雇佣较多青壮年劳动力、经济效益较差、养老负担较重的加工制造类中小私营企业来说，因过高的缴费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他们往往会选择按照最低标准，即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60%进行缴费，甚至还会采取少报瞒报职工人数、减少缴费工资基数等方法来降低企业成本，这就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风险互济功能被极大地降低，制度公平性目标受到很大影响。

(四)参保者的逆向选择

企业职工是养老保险制度最直接的参与者，他们持续的缴费责任是制度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从长远来看，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有利于以大数法则形式解决职工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养老风险，保障参保者的老年生活质量。但从短期来看，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可能会对其当前利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中国目前确立的企业职工缴费标准为本人基本工资的8%，如果加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其他社会保险缴费项目，职工个人社会保障综合缴费水平将超过其基本工资的16%，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当前工资收入水平。对于那些工资基数比较低、自我保障能力较弱的职工来说，当收入水平的降低影响到当前生活质量时，他们往往会通过逃费、减少缴费，或者选择最低缴费标准等方式来规避制度。而那些工资收入比较高、自我保障能力比较强的职工则倾向于选择最高缴费标准来缴纳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养老能力，这一逆向选择会导致养老资源分配不公，削弱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能力，降低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加大社会整体的养老风险。

三、风险防范措施及政策建议

总体来讲，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目标的基本社会制度，较好地反映了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目标理念，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企业职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群体间形成了比较良性的互动关系，能够为企业退休职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强化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风险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目的论视角来看，通过全面、系统地对影响制度运行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行识别与判断，有助于政府及时了解制度实施对利益相关者群体如个人、家庭、企业以及社区等所产生的影响，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提高政治决策的民主程度。从冲突论视角来讲，由于风险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功能，通过对养老保险制度风险问题的分析，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及时发现并识别制度潜在的风险因素，进而强化并巩固其正功能，减弱或消除其负功能。就目前而言，政府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来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抗风险能力。

1.强化养老保险资源分配的均等性。

政府要持续扩大制度覆盖范围，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平等参与制度的机会;要不断地缩小不同职业群体、不同类型企业职工在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方面的差距。同时，还要顺应社会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的新形势，适当调整参保条件和缴费标准，将农民工等新的社会群体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范围，保障其平等地享有养老资源的权利。

2.尽早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许多发达国家都为企业职工建立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例如，英国为企业职工建立起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以及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等构成的“三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日本建立了“国民年金”与“共济年金”相结合的双层养老保障机制。我们应不断完善现有“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出台相应的法律规范和税收优惠政策，以推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3.强化政府财政和监管责任。

各级政府应持续不断地增加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投入，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同时，政府应充分拓展养老保险筹资渠道，积极发挥慈善事业、彩票事业等方面的筹资功能，拓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领域，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并且要大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领域。

4.加快养老保险法律规范建设。

要在引导人们的养老行为从伦理道德等非制度性规范向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规范转变的同时，高度重视传统家庭养老等非正式养老方式的功能与作用。加紧颁布《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规，从法律层面确立老年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合法地位，切实维护他们的养老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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