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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音乐艺术审美体验的直观性,常常伴随着其强烈的情感性。情感性是音乐艺术审美体验的又一特征,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形式。它反映着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和现象的主观态度,它在音乐艺术审美体验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列夫·托尔斯泰在听了《如歌的行板》后深受感动,泪珠挂满了脸颊。他说这部作品已经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他在其《论艺术》中明确地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①在美感中,情感是美感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美的感受和感动之情,则不成其为美感。情感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在音乐艺术审美体验中的重要作用及地位,是人们普遍都承认和重视的。
二、构建性与再创造性
所谓构建性,是指审美主体在音乐艺术审美体验中对审美对象整体的把握;再创造性,则是建立在构建性基础之上,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具有创见性的理解。也就是说,在音乐艺术审美体验过程中,作品自身所具有的理性认识因素,从客观上为审美主体的感知和理解提供了明确的表现对象。虽然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表现对象存在,但是由于审美主体生活阅历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价值观念的差异,而显现出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同一首音乐作品,审美主体在不同的心境下、不同的环境中以及不同表演者的表演中,也会相应地表现出对音乐的不同反应和不同理解。所以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年轻人心中与在老年人心中所引起的反应会有较大的不同,在音乐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心中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张前先生认为:“文学艺术的欣赏活动,一方面是对原作的体验和领会,受欣赏对象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带有创造性的想象活动,受欣赏者主观条件的制约。通过想象和联想,欣赏者不仅在自己的头脑中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而且还会以自己特殊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去丰富和补充原作的艺术形象;那些有丰富生活经验和艺术修养的欣赏者,甚至还可能发现原作中作者主观尚未意识到的生活形象的蕴含及其社会意义。”②人们可以欣赏到同一首音乐作品,但是却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感受,每一个审美主体都在欣赏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对象,也都力图把一个外在的审美客体变为主体感受的一部分,而这正是审美体验中的再创造性。
三、反刍性与超越性
这里的反刍性,就是指在音乐艺术审美体验中,对个人原初经验的反复地细细咀嚼和回味,它是一种沉醉、一种返回、一种深度的停留,是生命意义上的一种重来。从另一角度来看,它又意味着审美主体被吸引、被诱惑,因而也是一种必要的被动;超越性,则意味着一种清醒、一种理性、一种升华;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也意味着一种逃离,一种必需的主动。
在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中,人们的审美感受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表层到深层、由感性到理性、由外观到内蕴逐渐发展深化的。审美体验的反刍性,是主体精神的一种友好的敞开和融入,是将个人命运与境遇中人物命运的融入和连接。这种情感的对接使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之间契合一致、物我同一、物我两忘,从而产生审美上的共振与共鸣。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刻画了一个沦落天涯的琵琶女的形象,诗人从她演奏的琵琶曲中找到感情寄托,被哀怨的乐曲深深打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③但是,一味地沉湎,一味地回味那种主客不分的无间的互融,又会变成一种“过激”。因为人“作为一种认知的巨大力量应当区分不同的世界,因为只有对立物的对立才能使认识成为可能。”④苏轼在《题西林壁》诗中,也曾发出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景观景,既不能观景,也不能反观。离景观景,才能获得对“景”的全面而又准确的审美把握。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既要强调审美体验中的进入和沉醉,又不能忽视体验中的清醒和超越,正因为有这种超越,我们才能从沉醉于其中的当事人变成置身事外的欣赏者,才有可能在悲伤或者欢乐的乐曲体验中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和审美享受,从而也就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超越的转换,同时也就达到了俯仰自得、游刃有余的自由的审美境界。
结语
在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中,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或者审美主体与生活现实之间,既要有一种积极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融入,又要有一种互相疏离和超越;既需要入乎其内,又需要出乎其外。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
注释:
①王宏建.艺术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第105页.
②张前.音乐欣赏心理分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第47页.
③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260页.
④(法)莫里斯·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283页.
参考文献:
教学重点:
1.不同文化类型陶器的造型特点。
2.彩陶纹饰的艺术特征。
教学难点:
主要是专业名词较多同时涉及到中国古代陶器工艺史,有关历史知识和历史背景,除了在教学内容资料作些简要介绍外一些专业名词和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具准备:教材、多媒体课件、录象带(L50)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常规)
二.引入新课:
第一讲—第四讲是中国工艺美术欣赏。
工艺美术通常是指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造型艺术。它既是物质产品,又具有不同程度的审美属性。作为物质产品,它反映着一定时代、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作为精神产品,它的视觉形象又体现了一定时代的审美时尚。
工艺美术分为实用工艺美术和观赏工艺美术两大类。实用的工艺美术是其主流。为什么实用物品也属于工艺美术品呢?因为人们除了要求满足生活的需要之外,还要求造型上的美观。当买手表时,不是要在同样价格的手表中挑选造型美观、颜色合意的那只吗?谁都希望穿一身既合体舒适,又美观大方的衣服,用漂亮的衣服打扮自己,以显示身份、性格、修养和向上的精神面貌。人们的这种审美要求,制约着生活用品的设计与制作,必须依照适用的尺度和美的规律设计生产,使其既有实用性、又具美观性。因此,工艺美术属于美术门类中既特殊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是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美术。
这种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特点,正是工艺美术的本质特点。
中国传统工艺品大多是历代工匠艺人的手工制作。我们欣赏时,要结合实用功能领略其造型美、装饰纹样的韵律美、材料质地的肌理美和制作工艺的精致美,并通过这些美的感受去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蕴。
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传统工艺中的陶器。(出示课题)
1.陶器的产生:
陶瓷工艺是陶器工艺和瓷器工艺的总称。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先有陶器,后有瓷器。
人类制造陶器始于新石器时代,约有八九千年的历史。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
这是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利用水和火,改变了黏土的形状,改变了黏土的性质,创造了一种新的物质产品,揭开了科学技术史上的第一页。人类从实践中认识到黏土掺水后具有可塑性,从而可能塑造一定的形状。同时,人类在长期用火的实践中,必然得到成型的黏土经火烧之后可变成硬块的认识,这些都是产生陶器的先决条件。至于陶器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确凿的证据。一般的说法,可能是由于沾有黏土的篮子经过火烧之后,形成不易透水的容器,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启发。不久之后,便开始出现了塑造成型并经烧制的陶器。特别是随着人类农业经济和定居生活的发展,饮水的搬运和谷物的储藏,都需要这种新兴的容器——陶器,于是它们就大量出现,成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特征,在人类生活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
制陶技术有捏塑法、贴敷法和泥条盘筑法等。后来又发明了轮制成形的制陶技术,借助称为陶车的简单机械对陶胚进行修整,制造出造型优美的陶胚。
另外,陶器的烧制温度也有要求,早期陶器的烧制温度较低,一般在600—800C左右。
2.陶器的造型:
陶器的造型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汲水器:如《漩涡纹尖底瓶》;
炊器:有罐、鼎、鬲等;
饮器:杯、角、觚(gu)、(gui)等;
食器:有碗、钵盘等;
盛贮器:有壶、罐、瓮、瓶、尊、盆、缸等。
工艺美术的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本质特征,在陶器中已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例如,当时的陶器中最常见的陶罐与陶钵,它们作为一种盛器,为了使其具有尽量大的容积,它们在造型上都具有鼓腹的特点。但是,陶罐与陶钵的用途不完全相同,陶罐一般用于储水和运水,陶钵主要用于炊煮。为了适应这种不同的使用要求,陶罐都是小口、有肩,有的还有较长的颈,目的是便于运水、储水、倒水;而陶钵则无肩、无颈、大口,这样便于炊煮和饮食。
3.彩陶艺术:
中国古代的陶器,以彩陶最为著名。这些彩陶或是以造型优美见长,或是以纹饰丰富引人喜爱,或者是造型和纹饰都很优美。这些陶器,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类在制作这些最早的生活用器时,就已经根据美的法则在创造。在使用各种装饰纹样时,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重复与多样、虚与实、节奏与韵律等形式美法则。
中国的彩陶图案由最简单的点、线、面组成几何形纹样,来代表某种被描绘的对象,也就是说用最简洁的平面图案来造型或示意。例如有的鱼形只用一个圆点和两条方向相反的弧线来示意。这种具有简明的标志性的特点,反映出中国先民善于从复杂的事物现象中抓住本质作高度的概括,并用最简单而明确的艺术语言来表现出事物的特征及与周围事物的联系,从而提炼出标志性很强的纹样。
各式各样广告和到处可见的时尚杂志,使得时尚和广告这两大艺术“主题”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广告在不经意间包围了人们的生活,各种广告色彩斑斓,信息十足,在给人以视觉冲击外,让人领略到大量的信息,其中则是以时尚的信息为主。广告和时尚这两样看似没有关联的艺术,究竟有什么联系呢?本文就此作出分析。
广告和时尚艺术的印象
最早出现的传媒是报纸,当初的报纸是以报道国家大事和重大政策为主,一般没有广告。20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等传媒工具刚刚流入中国,当初由于传媒是国家进行调控,电视、广播等广告不太多,初期的广告都是一副“王婆卖瓜”的样子,电视上做的多为国有企业的大型机械广告。经历了20多年的变化,现在广告从最初的“王婆卖瓜版”到“国外版”进入广告媒体,再通过一段时间对国外广告的学习,逐渐出现“名人代言版”、“经典美女版”等广告样板。
时尚从一开始就给人以一种惊艳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初,时尚杂志ELLE在我国出现,这本杂志在当时可以算是时尚的创造者,当时的人们除了对这本杂志20元的“高价”感到诧异以外,对于时尚,处于让人膜拜的地位,而现在时尚给人们以艳丽、美感、舒适、向往等美好的感觉。可见,时尚的发展和广告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差别,人们对它们的接受程度也大不一样。
广告和时尚的艺术特征
随着人们对于广告和时尚不同印象的确立,对于广告和时尚的评价,也有不同的评价特征。广告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有人形容广告为“信息蟑螂”。基于广告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广告的好坏受到大多数人的判定。广告的主要目的是让大众了解广告所宣传的产品和观念,可见,大众看不懂的广告,就失去了广告的基本目的,也就不可能称作为“广告”。广告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商品的被购买情况。
而时尚是受少部分人所决定。时尚是一些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为了自己的设计或理念能被人所接受,而采取的某些措施。如举办各种展览,展示自己的作品。时尚相对于广告而言,比较抽象,如有些时尚不能被大众接受,那么时尚还是时尚,只不过多了“另类”的形容。现在的时尚是由许多时尚大师决定的,一个时装展示,一个时尚会,一个时尚Party,充斥着时尚的“品牌”,由时尚大师决定的时尚,意味着,这段时间里人们应该穿什么,吃什么,应该去哪里消费才会被认同。
因此,广告是普遍现象,受到大众行为的影响;时尚是少数现象,受到部分人们的影响。一个人可以不懂广告,但是不可以不懂时尚,因为,两者比较起来,目前时尚的分量明显要大于广告。广告可以被任何人做任何的评价,如果有人要对于时尚做评价,这就比较难。
时尚艺术与广告艺术的关系
时尚和广告有着不同,但也有着特定的联系。
首先,根据消费者的年龄层次将消费者划成几种,然后从不同的消费者对于广告和时尚是否有关系的情况来看,认为广告和时尚有关联的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21~30岁这样的消费群体。51岁以上的就很少了。在调查中,51岁以上部分的人根本不清楚时尚的定义,只知道广告是否好看。而低龄层的调查对象,对于时尚和广告的联系有自己的定义,虽然他们还没有固定的消费能力,但他们将会成为消费主力。
21~3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已有自己固定的收入,他们的思想也很成熟。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各种产品所要争取的最佳消费对象,也是各种广告应该争取的观众群,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认为广告和时尚有着必然的关系,这个结果对于广告的设计部门来说是一个突破口。如果,在广告中添加适当的时尚味道,那么看这条广告的人会增多,对于广告的促进是一个帮助。另外,由于在意广告和时尚相结合的人们大都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对于产品建立品牌忠诚者是一个很大的契机。
其次,从消费者不同的消费层次来看:收入越高的消费群,越是认为广告和时尚有着很大的联系。从调查中发现,有的调查对象,由于平时喜好看各类的时尚杂志,所以认为广告和时尚相结合最为重要。
由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年轻人及收入高的人群即消费者的主力军认为广告和时尚有着很大的联系。因此,不同类型的广告可以融入不同的时尚元素。
广告艺术表现中的时尚元素
现在的广告表现中已存在时尚影子。如运用流行的色彩,流行的制作手法,流行的音乐,对广告进行修饰,从视觉,听觉上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并采取消费措施。有些广告将富有时尚特征的年轻人作为广告定位,围绕他们进行广告的策划及制作。年轻人往往追求时尚,也成为时尚的代表,他们愿意为时尚的产物付出较多的金钱,所以,年轻人就成了各种产品制造方所争取的消费对象,广告也将年轻人作为广告的定位。
在广告融入时尚的时候,时尚中也加大了广告的成分。时尚从一开始便有着表现的欲望,通过某种东西或者特定的场合表现其时尚的信息。正因为时尚有这样的表现欲望,时尚也希望有更多的途径让时尚的信息进行散播。广告就是一种很好的表现途径,广告的观众多,覆盖面广,通过广告,时尚能够得到很大力度的宣传。
现在的时装秀,时尚会越来越多,时尚越来越要求表现,表现的痕迹越大,其同广告的性质也就越靠拢。令人欣慰的是,两者已经开始有结合的产物,有些宣传商已经把广告和时尚很顺利的联系起来。如,每年都要举办的“莱卡时尚颁奖典礼”,主办方将时尚人物请来参加活动,并在各种媒体上颁奖典礼的情况,这一举动看似是一个纯粹的时尚表演,其实,仔细看颁奖典礼的名字,不难看出,这是杜邦公司为了宣传他们“莱卡”这一产品而举办的,这也是一个广告。这样,杜邦公司一方面能够起到宣传产品本身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可以标榜自己是时尚的创始者,这成为时尚和广告完美结合的成功典型。
时尚艺术受到广告艺术的影响
现在的时尚产物不像过去只是皇室或者是达官显贵的专属用品。随着许多国家王室的没落,时尚也渐渐地走向街头,使普通的人可以拥有被称作为“时尚”的东西。时尚既然已经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那么时尚为了使自己能有更好的出路,则需要更多的宣传,广告宣传就是很好的宣传方式。以前的时装会,是由时装设计师自己出钱举办的,现在时尚会上,许多公司通过赞助的模式,投入大笔金钱,将整个时尚会办得气派、豪华、奢侈,使会达到更好的目的。这种赞助方式也是一种广告的表现。此外,广告媒介中有许多媒介是针对时尚而开设的:如时尚杂志、时尚频道以及时尚节目等。
广告和时尚可以融为一体,他们的融合给广告带来了更辽阔的生机,使广告的表现更具有特色,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必须强调,如果广告太过时尚,则会使大众难以理解,很难达到广告的目的;时尚太过表现,则失去其本身的贵族魅力。现在的广告设计与人们的时尚心理不符合,造成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广告表现太做作,让观众们的鸡皮疙瘩起一身。广告的格调太高,不能得到普遍消费者的认可。广告模式太旧,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来说,已经开始被淘汰。广告不漂亮,不吸引人们的眼球。所以,广告艺术设计要注重人们的时尚立场与观点,从消费者角度观察产品,给产品一个正确的定位,再根据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做出不同的时尚的广告。
广告与时尚艺术融合的对策
广告艺术要了解受众的时尚水平
我国的广告制作也应将市场调查放在重要的地位。首先调查广告主的意向,搞清楚通过广告要达到的目的,想利用广告来拓宽市场份额,还是提高品牌知名度。其次应该进行针对广告目标群体的调查,弄清广告受众群体希望能看到怎样的广告。现在有些广告因为太希望达到一个让人震惊的广告效果,在广告表现中,一味地追求前卫,一味的过度炫耀,造成广告与实际脱节,令人难以接受。广告不应脱离实际,否则,就会引起异议,而达不到宣传目的。另外有些广告设计喜欢一味标榜自己的“时尚品质”,广告里的时尚是和平民百姓相结合的时尚,是要被大多数人所承认的,如广告一味标榜自己的“时尚”,那么结果就是脱离大众,不能被大众所接受。
时尚艺术的最大者是广告
时尚虽然有比较多的活动,无论它们的规模多大,都无法拥有象广告这般的影响力。如果把时尚这一人类产物,结合到广告的上来,那么其造成的效果将会是其他宣传途径的好几倍。通过广告的时尚产物一定要有强大的“亲和力”,太高档的时尚产物就不适合了。一般为那些不太贵,又有一定身价的产品,如一则由港星张曼玉演绎的铂金饰品广告,铂金饰品也是一种时尚的象征,它就运用广告的传播方法,再宣传产品的同时,将这些季度的饰品潮流放在消费者的眼前,这就是很好的时尚与广告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另外,广告反过来运用时尚的手法来对广告进行修饰。
广告艺术要表现时尚的品位
广告的基本作用就是表现,为了使人们所接受,广告的表现很重要,广告的画面一定要漂亮,只有漂亮,才会引起注意,才会引起潮流和模仿。广告的第一影响极为重要,只有漂亮的广告画面才会吸引大众的眼光,广告设计可以运用时尚的手法进行适当的渲染,体现出设计者的品位。如在系列广告中,突出自己的口味,层层深入,体现广告漂亮的本质,并使广告本身带动起时尚的潮流。广告和时尚相融合的表现模式有:
聊天模式适合直销广告以及售后服务方面的广告。销售方在直销的过程中,通过朋友般的聊天在无意间来介绍产品,不要让别人认为你就是在做广告。随着人们可支配的时间、金钱越来越多,销售方可以通过邀请函邀请潜在消费者参加一系列的活动,如野外露营,喝下午茶等方式,销售方通过专门的销售人员,以一种平和的语气和参加活动的潜在消费者聊天,通过一问一答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宣传产品,掌握消费者心理,了解市场状况。
精美的书令人赏心悦目,甚至会吸引你把书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玩赏。这是一种什么魅力在吸引你?是一种怎样的神秘内心体验?或是因色彩浓重,强烈绚烂;或是因风格隽永清丽、飘逸古雅;或是因构思巧妙,堪留百代之奇;或是因考究精致,有巧夺天工之妙。人们在为精美的书籍感叹不已时,往往更多的是注意书籍装帧的美给我们以直接感受的愉悦,并不深思这构成装帧美的一种潜在力量,而这种潜在力量实际上存在于缤纷满目、风格各异的精美的书籍之中.成为所有精品图书的一个共性,这就是书籍装帧的整体美。这种潜在力量——整体美,从审美主体来讲,来源于主体视觉活动的整体性特征;从客体来说,它又取决于书籍作为审美对象的客观整体性。
一、美在整体的文化背景
我国先秦思想家苟子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苟子·劝学篇》)极为强调美的整体性。孔子说“《韶》尽美业,又尽善也。”(《论语·八佾》)孔子“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虽然包含了伦理内容,但“尽”字显然也表达了全部、整体的含义。
西方美学自古希腊始,各时期的美学家也都洞见了整体美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性,并力图以科学的方法给以解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在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体。”中世纪时,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更明确指出:“美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一种完整或完美,凡是不完整的东西就是丑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断言:“美不在部分而在整体。”
现代西方美学家对于整体美的研究更加深入。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说“认为“视觉思维不是对刺激物的被动复制,而是一种积极的理性活动。“因此,视觉中的整体并不等于构成它的所有成分简单相加之和,而是一个具有新质的、全新的整体。这种整体的美虽然通过各局部之和“突现”出来,但它的特征与性质却是在局部成分中找不到的。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精美的书籍都有一个共性——整体美,而整体美这~要素却神秘地潜藏在“完形”之内,它似乎贯穿于各局部之问,游离于表里之外,却显现于人的主体视觉经验之中。
更使我们有兴趣的是,西方美学家深入研究了形的整体的三度视觉概念,认为“一个物体的视觉概念,是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之后得到的总印象。”一件雕塑或一座建筑只有从各个方面被观察之后,它们的整体美才会被我们感知。因此,所谓整体视知觉,完全是人的一种经验中的组织与构建活动,是与活动、运动密不可分的。人的视觉整体概念绝不是在静态下产生的,而是人与物相对运动的视觉结果。
所以,整体美是多因素、多层次构成的动态系统.它绝不是一贴僵死的膏药。书籍装帧的整体的视知觉.既然来源于动态,那么,“整体美”与“动态”两者便如影随形,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动态的设计观
任何一本书都与任何一个立体物的视觉概念一样,只能以三度媒介加以再现,而且在动态中形成。因此,应该确立动态的书的设计新观念。
2、1动态的多侧面性
书籍的三度空间是形成书籍外部装帧视觉概念的重要依据。因此,在装帧设计中应对整体中的多侧面性有明确的认识。
雕塑家们往往对人与物在运动中的审美关系具有特别的敏感,他们的创作思维是立体的、连贯的和多侧面的。书籍装帧与雕塑艺术有共同点,书籍也是让人们从多方面、多侧面欣赏的艺术品;把书籍装帧艺术只理解为简单的、平面的封面设计,绝对是一个错误。书籍装帧设计者要确立动态的书的多层面设计观,并要具备把多层面的复杂的连续的相对独立的单位,转化为“完形”整体的能力。所以,设计者应该树立与雕塑家类似的多侧面连续的整体设计观。
2.2动态的多距离视点
人对书的注意是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书籍的包封既要对几米以外的读者具有感召力,又要适应站在面前的读者欣赏,即便是读者把书拿在手中,也有任其抚摩品位的魅力。因此,人与书之间距离变化的运动性,产生了书籍审美合适视点的多元性。
合适视点距离的多元性,决定了装帧设计可视内容的多元性。如果我们把人与书的合适视点假设为远、中、近3种,分别为3m,1m和0.3m,设计者就应当为这3种距离都提供完美的视觉形象。当今的许多优秀的装帧设计,都特别注意大号、中号、小号文字在装帧设计中的运用,特别注意装帧的大效果与装帧中精致图案要素的视觉互补,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书籍装帧多距离视点的心理感受。
2.3动态的视觉相继性
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霍布斯在其所著的《巨鲸》中认为:人在审美活动中,“凡是在感觉中彼此直接衔接的运动在感觉后也还是联在一起的。”这就是“相继的视觉作用”。视觉的相继知觉作用使我们形成对物体的整体把握。人类的视觉总是不满足于只看到物体的一个局部,而要把握它的全貌。这就意味着,人类视觉上的不满足心理,总在引导人们去看暂时看不到的部分,去寻求整体的完整,甚至把看不到的那一部分也要用想象加以补充,来满足追求整体把握的心理需要。因此,在对书籍的审美活动中,书籍是在动态中使各个部分相继显现,以满足人们的视觉心理。反之,任何局部的中断或欠缺都会对整体美造成致命的破坏。
书籍是在动态中展示着三维空间。在动态中整体的各个部分相继显现,从而给人以经验中的“完形”。因此,设计者只有具备了把整体的书籍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能力,才标志着他把握住了书籍在动态中三维空间的整体特征。
2.4动态的视觉时间性
书籍与雕塑一样,在人的审美活动中,通常被感知是只涉及空间而不涉及时间的。但是,书籍的动态审美特征恰恰表明,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紧凑连贯的活动或事件”。人的视觉特征还有这样一个特点,一开始往往只知觉到一个模糊的整体,随后便逐渐对其修正、润饰和细节加工。这时审美知觉选择的对象和重点也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对象特征的逐步展现,主体的目的、需要、能力、情绪等发生的变化而不断转移。这种感知选择重点的不断转移,构成了书籍视觉的时间性。
读者的阅读,是一个时间的动态过程,充分表现在对图书翻阅浏览的每一个瞬间。从封面、环衬、扉页的欣赏,直到篇、章、节的细读,时间随着空间展开。设计者在文字与图像设计中制造的繁与筒、详与略、前与后,诱导读者的视线循序渐进,是阅读的空间过程成为时间的审美过程。
2.5动态的多层性
书籍是一个多层的形态,它决定了装帧设计的多层性,这是书籍装帧艺术区别于其他造型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通俗地讲,书是供人一页~页翻看的,它在翻动中展示着动态的多层的美。而书籍的多层性,规定了书籍多层性的设计要求。这种多层性的设计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渐入佳境,要求设计者把精美的封面、勒口、内锋、环衬、扉页、每页正文直至封底,依次在动态中展现在人们眼前。
18世纪法国美学家狄德罗在《论美》一书中提出的“美在于关系”这一著名论点,揭示出形式美的一个内在规律。在书籍中,层与层之间疏密的对比与和谐关系,图像符号的变化呼应关系,封面、环衬、扉页之间的色彩节奏关系,甚至之间质感与肌理的变化关系,都转化为“符合目的性的形式”(康德语),使书籍层与层在动态中展现出无限的魅力。
中国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动态及整体的理解,也就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动态的书籍的装帧设计观。
西方的动态观是建立在实体性与明晰性的基础之上的。西方人认为,一切艺术品的成功都要依靠数的关系,比例、均衡、节奏、长短、曲直、明暗所产生的美感,都可以通过数明晰地加以计算。至今,现代西方格式塔心理学所讲的整体,所讲的整体的质大于部分致贺,所讲的动态物体的三维视觉概念,所讲的视觉完形应被视为一个运动的事件,其理论基础依然是建构在西方文化的实体性与明晰性基础之上的。
视觉艺术在消费时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视觉消费化,二是泛媒介化,三是消解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的界限。
1、视觉消费化
视觉消费化,隐含了视觉艺术经典语言在消费时代的“白话化”和视觉图像刷新的快节奏性特质。在消费时代,消费文化的视觉可感性在不断刷新受众的视觉印象,追逐刺激暴烈的图像逐渐成为视觉艺术家的创作目的。wwW.lw881.com从消费信息的营销理念出发,艺术比任何时候都强调它的视觉感受。特别是非常态美感的视觉冲撞,语言和媒材由此从表述的功能中独立出来,显示出视觉艺术家在文化营销中强化感官刺激的企划策略。
在这个消费时代,传统绘画的文化叙述也常常演变为视觉快餐。比如传统文人画的荷花是“文化符号”的荷花,不论的荷花还是老缶的荷花,他们的作品并不在于表现荷花的真实性,而在于用个性化的笔墨表达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寓意或文化隐喻。在消费时代,这个“文化符号”的荷花却逐渐演变成“视觉符号”的荷花。如在张桂铭的作品中,不论荷叶、莲蓬还是水鸟、游鱼都被平面化地切割分离,作品像色彩分割派那样将碧绿、粉绿、中黄、土黄、普蓝、土红填涂在分割的块面中,以显示对象中本不存在的斑斓的色彩。这种以草书用笔编织的线与色块的构成,已无关荷花本体形象的表达,重要的是能否产生新的视觉冲撞。
作为传统中国画的媒介语言,笔墨是传达艺术主体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但进入视觉消费时代,传统文人画笔墨不仅被还原到没有文化身份的“水墨”和“彩墨”,而且追求画面外在形式感的新鲜刺激,由此把“图式个性”作为当代中国画最重要的创新课题。所谓图式个性,是指画面整体的结构、造型、空间、视角、色调、氛围、意境上显现出的个性区别,它强调视觉感官上的节奏、韵律、张力和错觉。①图式个性所呈现的艺术主体的个性往往是隐蔽的,它呈现的是视角与视觉的独特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审美体验的独特性。周韶华就曾说:“没有艺术语言的震惊力量,就不能震撼人们的视觉神经;没有超常的现代结构语言,就谈不上艺术语言的现代化。”②在这里,作为传统艺术规范和标准的“笔墨”失去了以往的效力。
2、泛媒介化
泛媒介化,一方面指视觉艺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性转变为技术意识形态的操控性,由此将当代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都作为艺术媒介;另一方面则是传统视觉艺术的分类边界瓦解,各种媒介艺术特质的换位与整合。泛媒介化是消费时代艺术对媒介资源最大化利用,从现成品到人的躯体,几乎没有什么媒介不可以作为艺术的载体。
新时期以来,视觉艺术的发展就体现为由主流意识形态制约性向技术意识形态操控性的转变,即由政治意识形态到媒介意识形态的转换。在’85新潮美术之前,美术的发展与繁荣除了以往所注意到的诸多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却又常常被忽略的因素,这就是权力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下的美术体制的功能对美术创作的巨大影响。这种美术体制的运作模式,首先要处理的是美术创作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美术的政治化自然就成为这种政治社会美术的主要特征。’85新潮美术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及艺术市场的繁荣,美术的意识形态性逐渐淡化,而其商业性逐渐增强,原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术体制渐渐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既是连接艺术与社会、实现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推动艺术不断刷新的手段与动力,也是艺术本体不断超越的载体。
非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意识,还促使艺术内部的界限消失,艺术变成一种无限扩大媒介的混合体。美术,已不再是国、油、版、雕唱主角,连、年、宣唱配角的媒介尊卑性;已不再单纯是架上经典艺术的形象塑造性,而是模糊不同艺术语言的边界、创造个性化的媒材乃至利用大众媒体或日常物品形成的泛图像性。获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金奖的刘俐蕴的《山水图卷》,用棉花和白丝绸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图式和意境阐释为具有现代灯光和空间的一种场景。这个从经典艺术的角度既不能归类中国画,也不属于雕塑的作品,正是利用大众性的媒介营构了幽雅、恬静、神秘而独特的空间审美境界。这个可以让普通观众自由进出的空间装置,正体现了消费时代艺术媒介无限扩展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岩彩画家,胡明哲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作品却是《自然痕迹》装置,作品将不同质地的织物和纤维营构在独特的空间中,展现了作为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装置作为新兴的艺术种类,改变了人们观赏雕塑时环绕作品的被动性,而是让人们直接进入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装置是介于环境和雕塑之间的艺术,是雕塑的环境化,是有观念和意蕴表达的环境艺术。走向媒介综合,正是技术信息化对传统架上艺术的整合。因为没有数码成像技术、没有电子影像,行为、装置、录影便难以广泛传播,甚至也不足以成为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新媒介艺术就是现代传媒的产物,超大型社会传媒机器和国际互联网既是这些新兴艺术的载体,又是它们的消费对象。也正是科学技术的支撑,才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生产速度,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消费速度。
3、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
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既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意识的深化,也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引发大众文化化的必然。大众文化的本质,是文化大众化的平等参与性,而大众的参与性和平等意识,必然会引导文化消费者成为文化生产者;或者说,文化生产者也成为自身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具有快餐消费特征的当代艺术,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平等的艺术参与、艺术创造和艺术消费的机会。那些在生产型社会中需要高难度专业训练和学养修炼的架上艺术,日益减少了它们的文化影响力,而专业技术含量少或者根本不需专业技术的装置、观念、行为、影像日渐显出其普及性。特别是数码相机、dv和拍照手机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时候,普通人就可以完成一个画家的夙愿、一个导演的梦想、一个艺术家的名利。因此,当代艺术已疏离了人文塑造的技艺,而把具象、实物和现场作为图像的人文观念。这种文化理念正是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模式带来的文化平等意识,不仅非物质的消费是平等的,而且非物质的生产也是平等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是消费时代对艺术家作为社会文化贵族身份的消解。艺术与非艺术区别的消失和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失,最终抹平精英与大众文化的两极。
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
从乡土大地的诗意到都市人文景观的时尚,这种作为视觉快餐式的消费时代艺术的转换,无疑都以都市文化和都市人文为主要观照对象,它所面对的文化命题,也极大地区别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文化理念。中国的城乡关系由原来的农村包围城市和农村供养城市的关系,转变为城市经济辐射农村,城市文明带动农村这样的新型关系。③与乡村相比较,当下中国城市是一种更为活跃的多元价值世界。
消费时代视觉艺术所转换的文化视野,在审美意象上,往往以都市人物和现代化的人文景观为观照对象;在审美角度上,往往从原来的“城市作为恶之象征”的批判性姿态转换为日常生存状态的描写和揭示。李孝萱,刘庆和、田黎明、周京新和何家英所表现的都市人物,都不再是从物质生活上否定都市文明的概念。刘小东、忻东旺、毛焰、石冲的作品注重以当下都市人物形象为表现对象,他们以平凡、本真、贴切和自然的视点审美凡俗人生。“他们不是英雄,虽然不过是平庸的凡人,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他们的作品以庸常生活为关注焦点,不是描绘飞扬的人生,而是表述安逸和劳作的永恒。他们的作品关怀和欣赏那些都市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新型阶层农民工的生存努力和为了生活所作的退让,即使这种努力是琐碎的,这种退让是阴暗的。喻红、申玲、刘曼文的作品还以性别生存为文化命题,切入女性在当代社会性别生存的真实境遇与艰难处境。生活在当下都市的女性,表面看来已拥有更多的权益,可以接受教育、丰富思想,也有获得工作、自立的机会。可她们的真实境遇仍处于劣势,在没有获得真实的性别平等地位以前,她们不过是“有美的躯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的被动者”。
消费时代这种艺术观照对象和受众主体的变化所形成的新的文化命题,自然也造就了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精神俯视的物欲化转向和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等方面。
1、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是美术在消费时代从审美教育的认识关怀,转向审美休闲的娱乐性关怀。
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实是:’85新潮美术之后,美术从政治的美术、社会的美术、文学的美术、责任与工具的美术,回到形式的美术、语言的美术、本体的美术和文化的美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消费社会的逐渐显形,美术创作逐渐走向大美术的媒介整合,逐渐显露出追逐视觉消费的休闲娱乐性。这种意识形态工具角色和文学角色的淡化,意味着美术已演变为意识形态的边缘而成为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④它不必再负载传统的重压,因袭沉重的历史包袱,扮演认知说教的角色,而以一种轻松游戏的心态并通过与金钱交换的方式来实现艺术的价值。
因此,作为文化消费的视觉艺术,在通过消费实现社会价值时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更多的是与受众的亲和性与娱乐性。消费时代最典型的艺术,都不是那些被动性的经典艺术种类,而是具有强烈参与性、互动性的装置、影像和行为艺术。这种人文关怀的目的,也是游戏化大于审美教育化。正是从消费文化的游戏化角度,你才能在威尼斯异域情调的文化之旅中,解读蔡国强获威尼斯第48届双年展国际奖的《威尼斯收租院》时空错置与文化错置所形成的游戏性的冲突和对比;你才能在欧美休闲一族的女士们中,体验在异质文化圈书写出一种跨越文化差异“新语言”的趣味性;你才能在宗教信仰与仪式最浓郁的国土,阐释谷文达人发装置《联合国》在不同的种族和地区产生的游戏图腾的文化反响。这些作品无关于生活、情感,无关于个性、风格,也无关于形式和美感,它们运用的修辞手法,诸如复制、挪用、戏仿、反讽,几乎是讽刺与幽默综艺晚会最常见的娱乐手段。由此可见,这些作品的非审美性,更多的是站在漫画化、喜剧式的游戏角度,把重大的、严肃的、甚至是深刻的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化解在幽默的戏谑与机智的娱乐中。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本来是沉重的,但消费时代的这些新媒介艺术却把它变得像相声、小品里的段子似的轻松和愉悦。这正是消费文化大众化的典型表征。
2、精神俯视的物欲化
精神俯视的物欲化,使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失去了悲壮的意味。如果说,消费时代的视觉艺术是“欲望的感性显现”,那么,它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用精神的“低姿态”与生活对话。世俗的一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那么重要。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导致了以往社会那种精神诗意与神圣的失落。它所体现的人文特征,往往是忽视或者放弃精神、情感的诉求,消解生产型社会艺术的道德感召和现实批判。罗丹(auguste rodin)的雕塑《老妇》(又名《欧米哀尔》)以艺术的严肃性表达了悲剧性的人文关怀。在这个用凝固性的雕塑语言表达的真、善、美的道德批判中,“老妇”形象通过创作主体的“精神俯视”所呈现的忧患意识反而获得了精神净化。而参加首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瞿广慈的《英雄》,把本是“英雄”的形象日常化,那里已没有“英雄”非凡的气概和崇高的精神,只有挟裹在诙谐戏谑中的玩世不恭。罗丹的《老妇》和瞿广慈的《英雄》所表现出的审美变化,揭示出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已发生了从理想、忧患、崇高的精神悲剧性,向实利、诙谐和休闲的精神玩偶性的转换。
被商业殖民化的视觉审美,把“美”作为欲望的感性显现。精神俯视之所以物欲化,是和现实生活的审美化或艺术化分不开的。在生产型社会,人们一方面更多关注产品的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也因清贫的物质困窘而用丰赡的精神作为补偿。如果说,生产型社会强调的往往是艺术的生活化,在强调艺术与生活联系的同时,因现实社会物质的困窘而使艺术与生活分离、生活不等于艺术,生活只有通过艺术的“超越与理想化”,才能达到逼近而超越生活的一种艺术审美境界;那么,在消费型社会,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变化,即生活的审美化。在这种新型的关系中,因物质产品的消费性特征而强调艺术对生活的“进入与现实化”,追求的是一种生活酷似艺术审美的人生境界。⑤可见,精神俯视的物欲化是生活审美化的结果:人们一方面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特性与形象价值,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诗意”的物质和审美化生活消解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维度,当审美化成为消费时代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与杠杆时,物质困窘社会的艺术人文关怀,就从精神俯视转化为精神的“低姿态”。
3、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
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以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为基础的。马克思曾在为创作《资本论》而写下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以物的信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他认为:“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 ⑥显然,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
“英雄”和“理想”在消费时代的失落,揭示出“个体关怀”在现代文明中凸现的社会价值。在生产型社会中,物质尚不能完全满足个体生活的消费,因物质贫困而产生对富裕生活与社会平等意识的向往,因物质贫困也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依存,类意识是生产持续性发展的必要社会意识,“精神俯视”的忧患意识也是生产型社会最典型的人文关怀。只有物质的贫困,才有精神的苦难;只有精神的苦难,才有理想和英雄。可以说,类意识和精神俯视都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根源。群体利益,形成群体伦理的道德规范,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之上的人文关怀,也以道德批判作为主要的审美价值。现实主义所表达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是生产型社会以“真”和“善”为道德批判的审美判断。当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后,因社会物质的变化而发生社会意识的某些转化,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使个人消费获得极大的满足,“人”从群体的物质依赖中独立出来,物质的丰赡使个体消费成为可能。而消费的实质,是个体欲望的实现。因此,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更多地是从类关怀到个体关怀,作为类意识象征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在消费时代失去了语境,个体意识、普通人的思想情感成为艺术表述的主题。
消费时代是一个艺术个体关怀和个人化时代。艺术创作被各种个性独特的创作理念所包围,成为艺术家实验新的创作载体与形式的跑马场。录像、摄影和数码技术在记录与表达个人感受时所具有的直接性,和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知识结构、生活背景与心理需求十分吻合,他们以纪录、拼贴、复制数字处理等不同方式构筑的图像世界,既捕捉了外部世界的变化,也营构了自我满足的空间。他们的作品所显示的人文关怀,往往不是对公共人文精神或人文问题的切入,而是“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正像波伊于斯(joseph beuys)的许多作品一样,他的《油脂椅》显然不会产生公共性的人文意义,那“黄油”和“毛毡”所产生的人性温暖,只属于他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因为越是个人化、个性化的东西,越需要新的表现形式来支撑。为把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人性感悟方式表现出来,个性化的观念与语言追求便再所难免。而个性化观念与语言追求,也将赋予艺术以全新的面貌,给人全新的视觉审美体验。这种对于都市人的个体意识关怀和全新的个体表达方式,更适应与符合消费时代人们的视觉心理。
这种不是以人类命运拯救者的“精神俯视”面目出现,而是以各自个体的平等性身份(包括性别身份)生发的一种“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所显现的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是和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传媒与网络所扩大的私密空间的信息传播、所提供的全球共享的个体终端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传媒与网络在扩大“自我视角”的同时,也复制着“自我视角”。电脑晶片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已预示了这个充分享有“个性”和“民主”的时代,恰恰因高度的标准化物质消费而酿制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的某种类型化。即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导致非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唯其如此,消费时代所呈现的“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才具有艺术人文特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这种“自我视角”的人文意识,是对人类命运“精神俯视”的消费化,而艺术的人文关怀作为人性的内核并没有彻底消解。
在消费时代,艺术的人文关怀还转化为文化关怀。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艺术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世界范围的文化碰撞与冲突,成为隐藏在全球性市场经济背后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国际间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消费市场流通日益频繁和紧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文关怀,都共同面临着文化错置与文化解读问题。因此,艺术与人的关系也转换为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在科学技术、商品经济及其市场化、传播媒介、大众阶层的形成等综合因素作用下,“艺术”已经成为“艺术文化”,一种适应当代社会的意义符号的生产与消费系列。艺术文化性成为关注的焦点,艺术不是独立的语言作品或审美对象,而是一种文化形态。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以不同肤色的人在中药浴缸的混浴,所表达的是不同肤色的种族文化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交互作用,如果说这个行为装置也存在自己的艺术“语言”,那么这个“语言”是作品在西方文化语境的复杂作用下的产物,而作品凸显的意义,也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公众阅读行为。像我们不能单纯地从审美上解读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一样,当艺术的人文关怀转化为文化关怀时,艺术作品既有审美因素,也有非审美因素,不存在单纯的“艺术”或“文化”,而是一体化的实存。当代艺术的概念也因此演变为“艺术文化”概念,并与其他因素诸如政治、经济、非艺术文化之大文化语境构成互动关系。
总之,当下中国艺术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因消费型社会的形成而发生的艺术人文特征的某种变化。这种新型的人文特征,既具有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共同性,显示出中国在世界多元艺术格局中占有的份额,又具有消费时代艺术的中国文化特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当代性和时代性。
①见尚辉《从笔墨个性走向图式个性——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程及价值观念的重构》,《文艺研究》2002年第二期。
②周韶华《上官超英的特写意象结构》,《美术》2000年第4期。
③参见杨扬《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写作的改变》,《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
民俗是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并与人类相始终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扩布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而影视是高科技的产物,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声、光、电、化、自动控制等)手段将大众生活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因而,民俗与影视的结合实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润了现代影视艺术。我国古人发明的“走马灯”和“皮影戏”,被某些电影史学家认为是电影发明的先导。自从电影产生之后,民俗便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从民俗中吸收养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为代表的“新民俗电影”。这些影片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风情向全球展示了东方艺术风范,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电影的民俗化已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民族电影拓展生存空间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影视也在对民俗进行艺术整合,满足了当代人的审美欲求,同时也使自身的审美特性发生了变化。本文就影视整合民俗的几种形式及审美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诚然,影视与民俗的结合,归根结底是影视对民俗的整合。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几层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对某一现象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条理化;第二层意思,在整理、加工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创新和改造,会融入主体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观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对象扭曲、变形,发生质的变化;第三层意思,整合的最终目的是一种现象与另一现象相一致,二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种全新的现象。据此,如果对众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视作品进行整体的考察,不难发现所谓民俗的影视整合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即复制式、点缀式和点化式。
所谓复制式,即影视通过其特有的声像系统(视听语言)对民俗事象进行机械复制。影视凭借电子高科技赋予的记录优势与传播优势,为当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从80年代初开始,一些记录片制作者常常远离人群,远离我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深入荒凉的、人迹罕至的地区,到边远极地去探幽访古,到边缘文化圈中去揽胜猎奇,对我们民族的古老民俗进行重新确认,大型记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等则是他们的硕果,向观众展示了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古代文明的结晶,散射出久远的光辉,而其自身则形成一个完整的民俗的认知体系。显然,影视整合焕发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所说:“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它制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用众多的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对象恢复了活力。”
由于复制式整合主要体现在纪录片中,无可挑剔的真实性、真人实物的现场感,使其具有了文献价值。而就文艺民俗来说,无论是民间文学还是民间舞乐,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通过影视的声像系统得以发扬光大。尽管如此,从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角度看,复制式属于民俗整合的初级层次,更高的层次应该是点缀式和点化式。
点缀式,指民俗事象成为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点缀、一种不可或缺的陪衬物。形象地讲,如果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红花,那么民俗就像绿叶。通过点缀式整合,民俗与影视艺术作品有机地融为一体,并担负起多种叙事功能。民俗是人类绵延至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纪录,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传承性和扩布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创性的生活材料,这就成为影视艺术的表现对象。影片《良家妇女》以“小女婿大媳妇”这一传统习俗为题材,对旧时代妇女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沉思。《湘女萧萧》似乎是《良家妇女》的异地重演。《寡妇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带“不落夫家”(或称“长住娘家”)的原始遗风。当然,影视对民俗物态化文化层面的反映绝不是简单的照抄,而是一种审美描绘与把握,嵌入了创作主体的理性评价和情感观照。这类影片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审美要素:其一是用现代的眼光审视过去,《良家妇女》、《湘女萧萧》讲述的是旧时代的故事。其二是从内地的文化视角观照边远文化,《益西卓玛》表现的是的风俗民情。正是整合对象的“异时”性和“异地”性,给观众带来的是艺术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感悟。
民俗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具有浓厚的民俗韵味,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原作中的韵味直观地展现出来。影片中的鲁镇,保留着的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恪守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封建关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鲁四老爷的客厅悬挂着陈腐的条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喜剧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异风情与民歌作为电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组空镜头:鳞次栉比的竹楼,高大粗砺的仙人掌丛,神秘而死寂的缅寺,挂着红布条的大青树。几个画面就把观众带到辽阔、神奇、安谧的南国傣乡。然后,虚实相间,引出人物,展开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对歌”、“赶摆”、“猎少”、“杀牛祭谷”、“葬礼”等风土习俗。《过年》是从过年开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银装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气氛之中。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整个影片场景集中、矛盾集中、时间集中,故事发生在过年的24小时之内。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视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观众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白毛女》中杨白劳给喜儿扯红头绳,《祝福》中的“阎罗大王分尸”、“捐门槛”,《牧马人》中许灵均夫妇孝敬父亲的“茶叶蛋”,《人生》中刘巧珍的婚礼,《良家妇女》中的“石人”,《湘女萧萧》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红的棺材”和镌刻着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当然,点缀在影视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绝不仅仅是点缀而已,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杨金山葬礼上的挡棺仪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质。《鼓楼情话》中“滚泥塘”的人生礼仪连续三次出现,其深层含义则是对侗族人顽强生命力的讴歌。作为民俗事象的场景、细节、器物等,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根基,选择蕴含丰富的细枝末节与故事相链接,能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妻妾争宠与大红灯笼、《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命运与京戏、《活着》中福贵一生的坎坷与皮影戏、《桃花满天红》中桃花和满天红的私情与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这些民俗元素为影片带来了电影自身的奇观。影片叙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围却是西方所陌生的,这“熟悉的陌生”正是艺术创造的秘密。当然,从民俗入手展开对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为当代影视人的关注点。从某种角度讲,人是民俗的人。人类在创造民俗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人类生存机制的核心是民俗,这就为影视通过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三姐》根据“刘三姐”传说改编。据钟敬文先生考证,此传说遍及我国南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始为口头传承,后记录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历史。“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影片《刘三姐》中刘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歌圩风俗”来实现的。死亡是人生的终结,葬礼就有“盖棺定论”的成分在里面,影视创作者常常在葬礼上大作文章。美国电影《甘地传》铺陈的葬礼为甘地形象加上了灿烂的一笔,而葬礼本身的大场面和大气势则为影视制作树立了榜样。我国影片《焦裕录》、《》、《垂帘听政》、《我的父亲母亲》等都在葬礼上极尽铺陈之能事,电视剧《努尔哈赤》、《红楼梦》、《三国演义》、《大宅门》等作品中的葬礼就不仅仅是为了渲染气氛、吸引观众,更在于对人物进行刻画。所以,《我的父亲母亲》中对待父亲的遗体,儿子准备用车拉,母亲却坚持人抬,她的固执正是导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画的过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态也是常见的技法。电影《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可谓热烈,但红盖头并不能遮掩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哀怨。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改编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农村的一种旧习,妇女结婚后为生计被迫离开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缓的笔调,细腻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爱。
点化式,指民俗事象经过艺术点化,晶化为一种饱含创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诸多主观成分的审美意象,并且不再处于陪置,而上升为影视表现的主体。首先,点化意味着创作者对民俗事象的扭曲变形。艺术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改变表现对象原有的性质,直至创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视创作者在点化过程中往往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联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幻化”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民俗虚象,或称幻象。这种幻象已与原来的民俗事象自然脱离关系,同时达到一种高度的自我完满,并且包含了比现实某种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蕴。正如苏珊?朗格所说:“电影‘像梦’,则在于它的表现方式:它创造了虚幻的现在,一种直接的幻象出现的秩序。这是梦的方式。”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以及“点灯”、“灭灯”、“封灯”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虚象。这些民俗虚象不是可以证实的民俗,而是一种浪漫的虚构,不是一种真实,而是一种叙事策略。本来,虚构与创新是一切艺术的本性。“电影作品就是一个梦境的外现,一个统一的、连续发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显现。”如此看来,影视对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态民俗事象发生质变,同时也并未排除其认识功能。
点化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注入情感的过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为一种审美意象。如果说点缀式偏重于再现,那么点化式则侧重于表现。若将影片《人生》和《黄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较,《人生》中的“土地”仅仅承担叙事功能,而《黄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现的,又是表现的;既被一定的历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土地”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象,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赋予一种高于社会、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历史内涵和更鲜明的民族性。再将《人生》中刘巧珍的结婚场面与《黄土地》中的结婚场面比较,会得到同样的感受。英国著名视觉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曾说“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基于对视觉艺术的考察,贝尔对“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说明:“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之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情感。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电影《黄土地》中的红色以乐景写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红高粱》中的红色基调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场景相结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红灯笼高高挂》红色的热烈与妻妾争宠相辉映,更
反衬出人性的被压抑。《桃花满天红》片尾的红色与姚老爷的阴谋,把大喜突变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彻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点缀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体,为叙述故事、渲染环境、塑造人物服务,那么点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如果说点缀式仅仅表明民俗意识尚处于萌生阶段,那么点化式则是民俗意识的高度自觉。《黄土地》的摄影张艺谋面对黄土地兴奋地说:“就拍这块土!”因为“陕北的黄土地虽然贫瘠,却养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它既是贫瘠的,又透着母亲般的温暖,给人以力量和希望。”所以,《黄土地》的叙述主体不是顾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轿、锣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审美意象。同样,《红高粱》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爷爷”的情事和抗日的壮举,而是送亲仪式、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令观众难忘的是点灯、灭灯、封灯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给影视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因子,并引起了影视艺术审美特性的变化。影视对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给观众以更为深刻、鲜明、直观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为一种观念的载体,其现实性亦在逐渐削弱乃至消亡。
二、实际上,任何一种整合,都是一种改造、一种重构,而且对整合双方而言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影视艺术在对民俗进行改造、重构,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视艺术的审美机制悄然发生变化。从点缀式到点化式的演进,民俗的影视整合的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影视的叙事机制,突出了影视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视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审美娱乐性。
影视艺术的叙述特性,决定了影视在本质上是偏重于再现的时间艺术。影视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运用影视特有的声画系统叙述一个生动、直观、曲折、动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罗门说:“只有按电影的特殊表现方式来塑造一个叙事观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创作冲动。”[6](P2)伊芙特?皮涪也强调:“影片永远是一个故事。”[7](P11)可见,叙述性一直被认为是影视的主要特性。点缀式民俗事象丰富了影视作品的叙述对象,并与人物、故事情节构合为有机统一而和谐完满的叙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视作品承袭了中国最为传统的叙事精神,结构完整清晰,发展脉络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点缀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体,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作品的叙事机制,也并没有削弱这些作品的叙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艺术时空都是既定的,各种艺术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总体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点缀式意味着民俗因素所占的时空比例明显处于劣势。与点缀式不同,点化式中民俗成为影视表现的主体,同时也就意味着民俗与非民俗因素在艺术时空上形成争夺态势,结果至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民俗因素压倒非民俗因素。《黄土地》中的迎亲仪式、婚礼、土地、黄河、锣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叙事时间上处于优势,又由于这些民俗因素大都属于非情节因素,也就决定了整部作品叙事性削弱,叙事节奏迟缓,而其在空间上的优势则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另一种情况是民俗因素与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大致属于这种情况。民俗在时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时间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间上的拓展性。事实上,张艺谋正是这样处理民俗的,他所谓的“好看”也就是情节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结合。其中“颠轿”、“红高粱”、“高粱酒”、“红灯笼”等民俗所拓展的艺术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像性,给影视带来了空前的艺术景观。
民俗本身具有娱乐功能,像节日、游戏、体育等民俗是人类生活的调节剂。影视艺术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观众获得娱乐。鲁迅先生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这样,娱乐就成为民俗与影视的契合点,也成为二者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娱乐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娱乐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娱乐性又是和人类的理性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民俗的影视整合而言,点缀式带有更多的理性成分,点化式则更具有娱乐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带给观众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几乎取代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过分地渲染了某些仪式。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人类的生存需要仪式,没有仪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方面,仪式为人类提供了情感释放的契机,如婚礼上的“闹洞房”,葬礼中的哭丧等。另一方面,某些仪式(如婚丧嫁娶)对于非当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活动,其非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好看”(张艺谋语),就在于通过某种仪式强化其作品的审美机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这里的奇异民俗总是交织着民间狂欢节气氛(如《黄土地》里的婚嫁喜庆和祈雨仪式,《红高粱》里的送亲仪式、颠轿,野合、酒誓等),所以对于厌倦了第三代虚幻大叙事而寻求个体解放的当代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能产生瞬间性的狂欢享受。”对于影视创作而言,理性和娱乐似乎构成了审美价值的两端,任何一种顾此失彼都是艺术的大忌。审美离不开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性是远远不够的;审美也离不开理性,只有理性同样也是行不通的。艺术创作乐趣,是在不断地追寻新的平衡中获得游戏的快慰。
总的说来,影视艺术从其发生形态和发展走向来看,是以民俗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终则成为一种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样,民俗的生成和发展,也要以艺术为契机和指向,当代的影视无疑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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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斯坦利?梭罗门.电影的观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
1874年,一群法国画家在巴黎举办了一个画展,其中展出一幅由莫奈①所作的,题为《印象日出》的风景画。从此,印象主义画派便逐渐产生、发展,画家们对于缥缈的事物情有独钟,把视觉印象以及物体周围的色彩、光影、气氛看得比轮廓分明的实物本身更为重要。把大千世界万物造化的生动与美感,统归于光与色的作用。
一、印象乐派的艺术特征
受印象主义绘画的影响,19世纪末,法国作曲家德彪西②创立了音乐的印象主义乐派,它在美学思想上与自然主义、快乐主义、直觉主义和经验主义等流派相通,在艺术观念上象征派诗人追求辞藻声韵的微妙效果。其在题材上专注于光和影的游戏以及一切美丽、愉悦和能给人以享受的东西,追求大自然中景物瞬间的交替和变幻,特别强调色彩轻淡与浓重之间的对比,强调音乐的明暗层次与浓淡色彩,制造出一种朦胧的与变幻莫测的气氛,并用绝妙的和声、音色将其表现出来。
德彪西认为,音乐比绘画更能有效地把印象主义的理想付诸实践,绘画只能表现光的静止状态,而音乐却能表达光的流动变化。莫奈需要一系列画幅才能绘出同一场景光的不同效果,而音乐却能在同一首乐曲中创造不间断的光的流动。在创作手法上,他的旋律多以零碎的片断或短句加以发展;他喜用不协和和弦,平行四五度,平行和弦,音阶常用全音阶,五声音阶和中古调式。和声上尽量减弱功能性,增强其色彩性。通过频繁离调、转调的使用,大大扩充了调性的范围。曲式结构则以三部曲式为主,体裁上也作了较多的创新,不是照搬传统的曲式体裁,而是把体裁的运用更加自由化,如交响素描《大海》第三乐章“风与海的对话”,结构就接近于回旋曲式。配器手法精致细腻,色调闪烁,变幻莫测。他善于捕捉光、影、水色的动态,借视觉式形象来表现听觉式幻想。所有这些手法的运用都是为了营造印象主义特有的朦胧、飘忽、空幻和幽静的意境。
二、印象乐派的代表——德彪西的钢琴音乐
德彪西的钢琴音乐艺术总结了印象乐派的音乐特征。从1880年第一首钢琴曲《波希米亚舞曲》问世到1915年用纯音乐写成的12首《钢琴练习曲》,35年中德彪西共写了包括以钢琴独奏形式发表的舞剧音乐《玩具盒子》在内的92首钢琴曲。其钢琴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征:
1.绘景
音乐在诸种艺术形式中是最抽象的,由于受到印象画派的影响,德彪西在作品中大量地用音响材料进行“绘景”。《欢乐岛》是德彪西根据巴黎卢浮宫法国画家华托的名画《开往西代尔岛的航船》而创作的。《欢乐岛》恰似用音绘成的“音画”,曲中西代尔岛上旖旎的湖光山色跃然眼前。
2.渲色
在德彪西的音乐中,很重要的构成因素是色彩性音响,我们在德彪西的许多作品中都可感受到丰富的音响,如《意象集》第一首《水中倒影》右手在中高区持续运用和弦式琶音,宛如柔和的清风,在水面泛起阵阵涟漪,被她摇碎的水中倒影在阳光照耀下泛出彩虹般的光芒。这首乐曲在音阶素材上将自然音阶、半音阶、全音阶“化合”在一起,德彪西被人誉为“和声化学家”当之无愧。在钢琴套曲《意象集》中寻求音响色彩效果与揭示人的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方法,并营造出一种梦境般的气氛和朦胧的音响效果。又如在《叶中钟声》中既听到树叶的沙沙声,还听到远方传来的钟声,造成钟声在树林中回荡的效果。
3.写意
一些印象画派的作品与中国古代文人画存在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些画中,富于强烈的感彩和个性特征,浓重的装饰意趣和高度艺术性的形式美感,尤其是国画中的泼墨大写意,都和法国印象画派的表现形式,有着某些相通之处。《版画集》第一首《塔》是德彪西1899年至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听到爪哇的加隆美及中国的音乐获得灵感而写成的。一个五声音阶主题以不同的节奏形式反复出现贯穿全曲,其表达方式受到东方音乐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整体写意式的。
4.状物
有些作品,如《儿童乐园》是德彪西为女儿秀秀专门写的钢琴组曲,乐曲中他童心未泯,与女儿一起幻想、做梦。其中第二首《大象催眠曲》描绘主人翁手抱玩具象,嘴里哼看摇篮曲,最后不知不觉双双都一起进入梦乡。
有些作品印象乐派在表现时没有特定的含义,如德彪西的《练习曲》,他仿效肖邦的《练习曲》,是一种技巧性的艺术,艺术性的技巧。
5.演奏技术
德彪西用印象派手法创作的钢琴音乐,给钢琴演奏技术提出了崭新的课题。德彪西是继肖邦之后又一位挖掘钢琴内在音响潜能的钢琴家、作曲家。他主张使人忘却钢琴是以槌击弦而发音的乐器,力求在音色上做出精细而多样的“nuance”。③和他经常合作的钢琴家玛格丽特·隆在《和德彪西一起弹钢琴》一书中写道:“我怎能忘记他那柔软、、深沉的触键,当他的手指轻捷地,同时又穿透地滑过琴键时,他也以微妙的按压而获得一种特别富有表情的音色。”④演奏德彪西的作品在触键上需要使用极柔和抚摸般的触键,产生一种一掠而过的飘浮音响。弹奏时手指常需贴键,或几乎不离开键,给人一种绵延不断的感觉,有时在静谧的背景陪衬中需突出同样微弱和纤细的旋律与线条,此时,弹奏需要以放松而力量贯通的指尖如蜻蜓点水般触键,控制要恰到好处,音色应通透、柔美。
踏板被称为钢琴的灵魂,在德彪西脚下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首先要谨慎地使用右边的延音踏板,根据不同的音响色彩与音乐层次加以处理:有时延音踏板可能只踩下一半甚至更少;有时可能需要抬起时不完全换干净,保留一些必要的音响;有时需要快速地轻点踏板为求清晰和明快;有时也许会在不协和的和声延续中使用同一个踏板;有时可能为追求特殊效果在一些休止符和断奏中使踏板贯穿。在德彪西的作品中还大量使用了左边的弱音踏板以及中间踏板,使音响色彩更加变幻莫测。
结语
印象派音乐自德彪西之后,受其影响的作曲家有法国的拉威尔、西班牙的法利亚、意大利的雷斯皮基、俄国的里亚多夫、波兰的席玛诺夫斯基及英国的戴留斯等。印象主义像一颗璀璨的彗星,影响了20世纪的众多作曲家,其中包括现代作曲家鼻祖巴托克、韦伯恩、凯奇、梅西安、布列兹、施托克豪森等人,以及把音乐的疆界推向不可知未来的电子音乐作曲家们。
注释:
①莫奈(Monet,1840—1926),法国印象画派创始人之一。长期探索光色与空气的表现效果,在自然的光色变幻中抒发瞬间的感受。代表作有《睡莲》《帆船》等。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计算机绘制环境艺术设计效果图得到了快速的普及和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计算机效果图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日益提高,计算机逐步代替了设计中绘图的一部分工作。将设计师从繁杂而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为环境艺术设计表达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可以说,计算机效果图已经取代了过去手绘效果图的传统地位。但是,过分夸大计算机绘制效果图的功能亦使事物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于计算机绘图在设计及设计教育领域的普及和推广,设计草图相对遭到冷落甚至忽视。目前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在徒手快速表现能力普遍下降;导致方案设计水平的下降。从环境艺术设计师长远的发展来看,掌握环境艺术设计快速表现在当今环境艺术设计研究与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环境艺术设计快速表现的意义及作用
1.设计师的艺术语言
环境艺术设计师的设计构思不是纯艺术的幻想,而是虚拟满足人类功能及审美要求的理想空间。这就需要把设计构思先加以形象化,这种把想象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就是运用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艺术语言,把虚拟形象表现在图纸上的过程。所以,设计师必须具备良好的造型能力和一定的立体空间想象力,只有具备扎实的造型能力,才能在快速表现中得心应手,才会充分地表现空间的透视、形、色、质感,引起人们是视觉上的共鸣。设计师面对抽象的概念和构想时,必须经过提纯具体的过程,也就是化抽象概念为具象的形体,才能把脑中所构思的形象、色彩、质感和感觉化为具有真实感的空间。
2.环境艺术设计领域的沟通工具
在环境艺术设计师思考的领域里,部分采用的是集体思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互相启发,互相提出合理性建议,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不同于传统的建筑装修设计和制作同出一人之手。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和施工经常是一种群体性的工作。因此,环境艺术设计师在构想空间之前,就必须和甲方、工程技术人员等进行实际交流和探讨。无论是独立的设计,还是推销你的设计,面对客户推销设计创意时,必须互相提出建议,把客户的建议记录下来或以图形表示出来。快速的描绘技巧便会成为非常重要的手段。这一系列的说明和表现工作构成了设计快速表现的基本。
3.设计快速表现的优势
表现图具有高度的说明性。设计表现是设计行业的重要技能,其设计表现力的优劣直接影响设计的深度和广度,设计作品的表达是否合理、准确。计算机制图技术的发展为设计表现提供了不少捷径。正是这种便利麻痹了许多年轻的设计师,依赖计算机而丧失了最基本的手绘能力。这对整个设计行业的发展不利。从世界范围看,设计大师的设计思想大多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快速表现是十分有效的推动设计思维不断深化的途径。而计算机在此阶段是被动的。因此,加强手绘能力的培养,甚至强调在环境艺术设计学习初期应尽量避免使用计算机表现是具有长远发展观的体现。同时,作为一门艺术,手绘的表现图因表现者的艺术情趣、审美取向的不同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感染力。并能在设计实践中快速修改方案及在设计探讨时快速表现设计思维。这是用计算机绘制的效果图无法比拟的。
二、环境艺术设计快速表现的练习方法
1.造型能力的训练
造型能力是一切艺术表现的基础,要提高设计快速表现能力就必须提高造型能力;而造型能力的提高可通过大量的速写来达到。一开始可进行速写写生训练,把现实里的对象提纯表现;重点是掌握用线条来塑造形体的技能。在这个训练过程中还可以临摹一些优秀的设计作品,速度可以放慢点,以达到造型准确为目的。完成这一阶段的训练之后可以在临摹一些的实景图片,这个阶段的训练不仅能训练造型能力,还可以接触到新潮的设计理念。
2.表现技法形式感的训练
设计表现图在作为一种表达设计意念的手段之外,还有其自身的艺术性,所以就决定了它本身对形式感的追求。在作品的形式表现方式方面应该根据设计师的艺术个性、审美情趣来选择表现形式。所以一张优秀的设计表现图就是一副优秀的绘画作品。其所拥有的艺术特性可以和纯绘画媲美。在设计快速表现的训练中,应自觉地提高设计者本身的审美情趣,以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个性表达,追求独特的形式感。环境艺术设计快速表现的主要方式有:线条、素描表现、彩色铅笔表现、马克笔表现、水彩表现、综合技法表现等等。往往一幅设计表现作品并非用单一的表现技法进行创作;而是使用两种以上的表现方式来表现不同的空间构件。以达到质感表现的真实性。在训练中注重画面的形式美感处理,画面的用色、布局、整体氛围;注重产品的美感形式,线条的曲直,线与线、面与面的交接、转折关系,产品整体氛围的营造等。在训练的临摹阶段应该有意识的选择一些形式感好,美感强,有设计意味的作品来练习,用审美的眼光来分析这些好的设计是如何通过点、线、面,形、色、质来表达的。例如对形式美感的把握应用均衡、对称、对比、协调、呼应、渐变、韵律、节奏等的处理方法;将产品分成几个视图来平面化,在平面化的视图上运用形式美原则来处理造型,在此基础上再分析产品的空间关系,处理好构成产品的各元素空间构成是否协调具有美感。更重要的是要去感受,效果图的训练应该提高我们对美的敏锐的感觉能力,作业练习时自己的作品会不会令自己感动是不应该忽视的,只有感动了自己才可能去感动别人,才能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临摹只是学习的过程,但并不能成为目的,更多的应该从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去感受美,发现美,捕捉美再运用到具体的训练中,这才是新鲜的、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启发我们的设计原创力。:
3.创意灵感的捕捉及表现
这是对设计快速表现练习者的更高要求;也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作为一种表现手段,其最终的任务是表达设计意念。但往往这种表现手段又会对设计意念进行一定的修正。因为在脑海中形成的效果直观地表现出来时可能会不太理想,可以在设计快速表现(草图)阶段进行必要的修正,所以说设计快速表现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表现过程,还是一个设计过程。而且所有初步设计的构思并不是完全合理的,是要在快速表现中不断修改完善的,设计快速表现是捕捉创意灵感最直观的一种手段。再训练时随手涂画的方案经过一番合理性的修改,可能就成为一件优秀的设计作品。往往一件世界著名的设计作品就是在草图中完成的。
参考文献:
地方戏是一个综合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地域文化精神、地域美学原则、地域审美习惯、地域风情、地域习俗、地域人物、地域语言等等。
如越剧,现在是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地方戏曲剧种。但它最初是在浙江嵊县一带发展形成的,后逐渐流入桐庐、富阳、海宁、杭州等地,所以带有明显的浙江地域特色。1916年才进入上海,但仍保留浙江的地域风味,同时吸收浙江绍剧的唱腔和京剧的舞蹈,时称“绍兴文戏”,浙江昧儿的鲜明强烈一直延续至今。其他如流行于浙江绍兴、宁波、杭州一带的绍剧,流行于余姚、慈溪、上虞、绍兴一带的姚剧,流行于杭州一带的杭剧,流行于金华、丽水一带的婺剧等等,也都不仅带有总体的浙江特色,而且更带有各自流行地的地域特色,可谓“大地域”中还有“小地域”,是艺术世界里的“国中之国”。
再如黑龙江的龙江剧、吉林省的吉剧,广东的粤剧,四川的川剧,安徽的黄梅戏,湖南的湘剧,广西的桂剧,云南的滇剧,海南的琼剧,贵州的黔剧等等,也分别带有各自的地域性特征。
由此可知,地方性是地方戏曲的根和神,而且也是整个中国戏曲的根和神。所有的戏曲剧种,无一不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即使像今天在全国流行的大剧种京剧,最早也是在徽调(安徽地方戏曲剧种)、汉调(湖北地方戏曲剧种)的基础上,吸收北京的语言特点以及秦腔(陕西地方戏曲剧种)的精华而逐渐形成发展的。
二、民间性
中国所有的戏曲,均“兴于民间,毁于庙堂”。地方戏更是如此,每一种地方戏剧种,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性本体审美特征。
例如越剧,是在民谣、山歌与民间秧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姚剧,是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睦剧,是江西、安徽传入浙江的民间小戏--采茶戏与浙江的民问歌舞“竹马班”结合而成的;吉剧和龙江剧,也是在东北民间艺术——二人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地方戏的民间性审美特征,派生出地方戏的其他许多审美特征:
一是小型性。地方戏素有“地方小戏”之称,与京、昆、评大戏相对应。“地方小戏”最突出的标志是它有“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或“两小戏(小生、小旦)”之称,即演出小人物的故事。即使是宫廷戏,也平民化、民间化,演绎成寻常百姓的家常里短、儿女情长。尽管各剧种的地域特色不同,但有一个共同性特点:把帝王将相平民化、生活化、民间化,夫妻情、父子情、君臣情、父女情,全都与平民百姓毫无二致。这种“大戏化小,小戏化巧”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各地方戏曲之中。
一、传统戏曲服装简述及发展演变
戏曲服装,旧称“行头”,泛指传统戏剧目演出中的服装。包涵三个部分:戏衣、盔头、戏鞋。公元12世纪,戏曲形成了完整的艺术形态。它经由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以致近代的京剧等地方戏,直至今天的现代戏曲,经历了800多年的不断丰富、革新与发展。
二、传统戏曲服装的构成要素
中国戏曲服装具有五大构成要素,即款式、色彩、纹样、刺绣、面料。
(一)款式。款式也称样式,包括戏衣、盔头和戏鞋三大类。1.戏衣款式。整体具有以下特点:款式多为宽袍阔袖,造型宽大平直,不显腰身,多呈庄重、质朴的H型;款式以历代的生活服饰为来源,以明、清为主,经过艺术加工后,已脱离了生活的自然形态;款式与表演艺术高度协调,既受表演动作制约,又有助于表演动作完美发挥。2.盔头,戏曲服装中的首服,是戏曲人物所戴的各种冠帽的统称。盔头主体与各种大、小附件,分作合用,有多种组装法。3.戏鞋是戏曲人物脚上所穿的各种鞋子的总称。戏鞋是在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夸张、美化而成的,其中厚底靴是艺术创造的典型。
(二)色彩。“上五色”与“下五色”指在传统戏曲服装艺术中,推崇“上五色”与“下五色”两类,“上五色”即红、绿、黄、黑、白;“下五色”即紫、粉、蓝、湖、古铜。红是大红;绿是老绿;黄是明黄;白和黑是中性色;紫是紫红;粉是粉红,属于红、白相加的颜色;蓝是深蓝;湖是湖蓝;古铜类似橄榄绿。
(三)纹样。戏曲服装纹样含括了我国民族传统纹样的精华,包括:1.古代美术纹样,如草龙纹——结构简单,风格粗拙,线条劲挺,多作为戏衣的领、袖口及周边的镶缘。2.历史服饰纹样,如麒麟纹——麒麟是古代图腾崇拜中的神兽,祥瑞象征。明代用于公、侯、伯、驸马的朝服,表示等级高。麒麟纹引入戏曲服装,专用于丞相一类人物,是“位高权重”的象征。3.民间吉祥纹样,双龙戏珠纹、龙凤呈祥纹、如意纹、八吉祥纹、竹叶纹、水族纹等都各有寓意。(四)刺绣与面料。刺绣是戏曲服装中纹样体现的主要工艺手段,同时也使得刺绣成为戏曲服装区别于其他戏剧服装的重要标志。戏曲服装是以缎料为主面料的服装,它光泽明亮,体现了丝绸品的华丽富贵,还能染出鲜艳的色彩,质地挺括,能负载刺绣纹样而不变形,而且它刚柔相济有利于舞动。
三、传统戏曲服装的艺术内涵
(一)写意美学原则。中国戏剧以意为主导,以象为基础,在塑造人物时以形传神,神形并重,戏曲艺术形态的节奏型、虚拟性、程式性,就是写意在表演艺术中的鲜明体现。从属于戏曲表演艺术的服饰,属于“写意”,它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生活服饰的真实性,而是借物态化的服装去为人物传神、抒情。例如富贵衣,穷人本来穿不起绸缎,只能破衣烂衫,衣服破了要补,补丁的颜色尽量与服装贴近,这就是真实生活。而戏衣中的穷衣则是丝绸面料,用色彩鲜艳的几何形状面料做补丁,并且呈散点式布局,就完全不是生活的自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