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民族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政府民族文化责任

政府应在民族旅游中对民族文化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不是一个通过丰富想象力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通过严密推理推导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民族文化就在民族旅游中，政府若只关注民族旅游的“表”，而看不到民族文化的“里”，这肯定是不负责任的搪塞推脱之辞。政府的责任是通过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表现和展现出来的。政府官员的责任，用传统的说法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开发民族旅游的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是优质的脱贫致富资源。当地政府官员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努力保护好这一能够造福当地民族社区居民的宝贵资源，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不仅是政府官员对其为官一方的负责，也是对这一方所孕育和蕴涵的丰富独特而又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负责，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当下负责，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未来负责。但政府毕竟也是民族旅游中的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其相关利益同样是通过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得到反映的。民族旅游既是一项文化活动，也是一项经济活动。对于民族旅游者来说，他们到民族旅游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体验到民族旅游的开发者、经营者以及民族旅游的社区居民为其提供不同于其惯常地的“文化风光”，而不是令人沮丧的似曾相识的“千游一面”。对于当地民族社区的居民来说，他们希望通过民族旅游将自己民族的特色文化向旅游者，并通过旅游者向世界展示和呈现出来，在获得经济利益回报的同时，也收获只属于他们的那份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于当地政府行政人员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发展民族旅游，一方面可以提高当地民众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政绩指标。如果关系协调，统筹兼顾，各利益相关者均可从民族旅游中有所获益。政府究竟应在民族旅游作为商品消费的活动与文化体验的活动之间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当然，理想的情况是对二者的兼顾，使二者各得其宜，各如所愿。鉴于政府在社会中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及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在民族旅游中充分发挥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至关重要，这既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也可被视为政府不容推诿的道德责任。民族文化攸关民族旅游发展能否持续有力，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运行能否健康有序，可见政府所肩负的民族文化保护责任之重大，影响之广泛，意义之深远。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政府所能做和所应做的就是顺应需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民族旅游的良好机遇，既促进民族旅游经济的增长，又促进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与变迁，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从而为责任政府的执政理念交上一份取信于民的满意答卷。“在对待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本民族对如何继承发展自己文化传统的意愿，特别是充分理解各民族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自我意识和自身特色，让各民族自己决定文化保护、传习和发展的路该怎么走。这不仅是道义上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良性发展的需要。”毕竟，各民族自己是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的主体，民族文化在他们身上一脉相传，源远流长。他们有权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自我意识和自足特色选择如何在民族旅游背景下保护、传习和发展。这样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因为一旦被剥夺，就意味着不能自主，而一个不能自主的民族是名存实亡的。对于政府来说，将选择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的决定权交给各民族自己而不是代替或僭越他们做出决定是明智的，而这样的明智既是政府民族文化责任的体现，也是政府对各民族充分尊重的表达。“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尊重，并不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一种所谓‘微观伦理’的问题，而是指政府机构、作为整体的社会组织对公民是否尊重这样一种‘宏观伦理’的问题。人们关心的不只是尊重准则所包含的道德价值的内涵，而是社会公民不被政治机构所侮辱的这样一种道义上的权利如何能够在政治上得以保障以及如何使这种保障得以机制化。”显然，这里的尊重，含有对政府为实现公民道义上的权利而提供机制化的保障的道德要求。作为民族旅游中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成员就拥有这样的权利。从消极意义上来讲，这首先是一种不被侮辱的权利。所谓被侮辱，通常是指处于弱势地位者在面对处于强势地位者的无端或无理侵犯时的无可奈何和无力反抗的一种状态。具体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上，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势对其做出干预，而处于弱势的预民族则显然是既无可奈何又无力反抗的。但这样的干预对该民族来说即意味着侮辱。政府首先应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否则其合法性就应受到质疑，因为一个对其所治下的民族进行侮辱的政府的合法性无论如何都是成问题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讲，政府应通过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习和发展的道义上的选择权提供机制化的保障，来体现政府对处于民族旅游背景中和影响下的民族文化之主体的各民族自身的尊重。政府民族文化责任，正是在政府对民族文化的不侮辱的消极责任与为民族文化提供体制化保障的积极责任的践履中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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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赫哲族鱼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使大众深刻了解认识鱼文化大众对鱼文化的了解只停留在表层上，一般人也只是从朋友或者亲属口中听到过鱼文化、鱼皮工艺品，并没有亲眼见到过，对鱼文化的历史以及发展更是缺少了解。各级政府应大力倡导赫哲族鱼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根据实际情况下达保护发扬鱼文化的任务，同时也可以推出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促进鱼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推出并举办各种鱼皮工艺品的展览会，让大众真实感受鱼文化。利用现代媒介宣传鱼文化，如制作短片视频，将赫哲族富有美丽神秘新颖的鱼文化展示给大众，是赫哲族鱼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利用旅游业发展鱼文化在日渐繁忙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现代人更加向往舒适闲暇朴实的度假方式，民族文化旅游便是人们的选择之一。鱼文化是赫哲族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化，可以利用其打造一条独特的旅游路线，内容可以包括让旅游者亲自参与江上捕鱼、鱼皮工艺品的制作、渔歌互对、叉鱼叉草球、品尝赫哲全鱼宴等一系列活动，旅游纪念品有鱼皮工艺品、鱼皮衣物、鱼皮配饰等。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带动赫哲族旅游经济发展，更能推动对鱼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三）建设民族工艺传承所为了保护发扬赫哲族鱼文化，建设民族工艺传承所也是一项重要举措。聘请赫哲族老一代资深的鱼皮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对传统鱼皮的制作流程以及工艺进行研究、讲授和传习，使更多人了解并学会鱼皮工艺，还可将这项工程设为大学选修课或艺术类的课程，培养新一代传统文化技艺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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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用民族文化符号，打造个性化视觉风格

艺术设计服务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大体可分为环境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这三类设计的社会功能都需要通过相应的物质形象来承载，因此视觉效果是任何艺术设计都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的艺术设计同台竞技，缺乏独特视觉风格的设计只会被淹没于信息海洋。中国艺术设计要一枝独秀，必须形成个性化的艺术设计风格。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积累下来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财富，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财富为艺术设计提供了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和图式语言。根据文化结构的两层次说，民族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如各民族的建筑、绘画、雕塑、工具、服饰等;精神文化是人类在从事物质文化基础生产上产生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各种意识观念形态的集合，如各民族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节日习俗、音乐舞蹈等，这些都是中国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中国当代艺术设计对民族文化的利用，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对这些文化符号进行提炼和再创造，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视觉风格。就少数民族建筑来说，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生态环境差异很大，同时各民族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因此民族建筑类型众多，各有特色，如苗族的吊脚楼、傣族的竹楼、蒙古族的蒙古包，哈尼族的蘑菇房、黎族的船形屋等等。在艺术设计中，设计师可以通过解构方法，从民族传统建筑中提取造型和材料等方面的符号元素，这些符号元素，不仅可以应用到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中，还可以应用到艺术设计的其他领域。精神文化同样能被提炼成具体的视觉符号运用到现代设计中，中国著名设计师陈绍华设计的申奥标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标志形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采用了流畅的水墨笔触，五环如行云流水，神韵轻柔，极具太极神功。标志完美地融合了传统水墨文化和太极文化，既准确表达了奥运会的主题，其鲜明的中国风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凝聚民族情感，创造丰富的情感体验

地球村的形成把人们的消费区域扩大到了全球范围，激烈的竞争下单纯依靠物质功能已难以打动人心。正如人们选择“iPhone”、“香奈儿”不仅仅因为它们的物质价值，更看重的是它们所蕴含的某种文化意味上的象征符号。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以复杂情感替代纯粹功能的审美需求，而设计师们也在探索着将更多的人文关怀融入设计，注重用户的情感体验是二十一世纪设计界的大势所趋。民族文化积淀着民族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情感和追求。在艺术设计中，创造性地提炼和运用好民族文化的独特元素，不仅能形成极具个性的视觉风格，更能使人们直观清晰地体验到文化符号中蕴涵的深刻情感。“吉祥”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延绵千年的永恒主题，它表达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对于幸福美满的情感追求。中国人是一个重视感情却又含蓄内敛的民族，在感情表达上习惯于借物抒情，婉转间接地表露内心情感。蒙古族的烟荷包，其用途不仅仅是用来装烟，更重要的是用来传情。蒙古族以烟象征火，用烟荷包来表达红红火火的祝福;烟荷包上的刺绣图案也寓意不同，寿桃祝愿父母健康长寿，双喜花象征双喜临门;烟荷包上的飘带数量也寄予了美好情感，两根飘带送给老人代表长命百岁，三根飘带代表两人心心相印。中国吉祥文化数千年的积累形成了丰富的图形符号，通过暗喻、谐音以及象征等手法表情达意，如谐音“福”的蝠、谐音“禄”的鹿，寓意连年有余的莲花和鱼，寓意喜上眉梢喜鹊与梅花等等。作为已深深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精神信仰，中国吉祥文化的视觉表象及其内涵意象能够增加艺术设计的意境与深度，同时大大提升设计的情感价值。

四、传承民族精神，发挥文化教化功能

在西方文明体系下建构和主导的全球化，不仅表现为技术和经济层面的西方化，而且还包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文化的扩张。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强势冲击下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的时代话题。设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承袭了传统文化的血统和基因，又具有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使命。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容为艺术设计提供养分的同时，也需要艺术设计努力去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美德，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这是艺术设计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纵观历史，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民族文化都在培育民族的优秀精神品格方面起着其它方式难以替代的作用。比如关于人类的起源，在苗族古歌《枫木歌》中，吟唱到枫树干和枫树心生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蛋孵化出人类，这个起源神话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同时，在苗族文化中有着丰富的传统伦理思想。“坐在一块土，便是一家人”、“逢老要尊老，逢小要爱小”，这些世代相传的俗语充分体现出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等道德风尚。传统的民族文化中所包涵的积极、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的脊梁，推动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艺术设计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其内在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涵，理应与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一致，否则艺术设计也就缺失了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山西民居室内装饰中有名的“炕围画”在美化室内环境的同时就兼具文化教育的重任，如以“桃园三结义”宣扬仁义，以“二十四孝图”宣扬孝悌，以梅、兰、竹、菊比拟君子品德，以“打柴、渔猎、耕田”劝勉子孙勤俭等等。大教育家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把教育融于艺术之中是从古之圣贤便开始倡导的。在艺术设计中，适宜地传达出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品质，反映出中华民族积极的世界观、价值观，能够丰富设计的内涵、提升设计的品味，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更履行着文化教化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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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俗禁忌中的生态文化因素研究

李本书、王海锋的（2005）《现代生存论语境下民族禁忌的生态伦理价值》一文介绍了少数民族山水、树木、动植物、生计方式方面的禁忌，剖析了其中潜藏的哲学蕴意，发现了这些有关自然禁忌所具有的宝贵生态价值。文章认为少数民族种类繁多的风俗禁忌是促进地区生物多样、维系生态平衡的不竭动力。廖春华（2006）《彝族、佤族、德昂族传统文化习俗与森林资源关系的调查研究》一文论述了彝族、佤族和德昂族独特传统文化习俗中的生态保护精神，诠释了其风俗禁忌的生态功能。李本书（2008）《傣族“龙山林”文化禁忌与边疆生态环境的安全》：傣族人们认为“龙山林”是神灵居住的地方，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傣族人规定族人们不得在“龙山林”区域内进行伐木、猎捕活动，这种原始禁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的生态安全。作者指出，傣族的这种“龙山林”文化现象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人们对于保护自然的禁忌，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张唯一（2011）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的环境保护》以生态角度审视了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文章结合许多鲜活的事例揭示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的生态因素。作者认为原始禁忌有力地维护了的原始自然风貌，使当地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和谐相处的局面。梅军（2012）《苗族禁忌习俗中的生态功能浅析》认为苗族的许多禁忌习俗中传承了少数民族人们灿烂的生态智慧，这些生态智慧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去适应生存环境，同时还有益于维护生态平衡，加速生态恢复。作者指出，强化苗族禁忌习俗的生态功能、优化、整合其外化形式可有利的推动生态经济的发展及生态文明的建设。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

1.神话研究。翟鹏玉(2007)在《壮族稻作神话群与民族生态审美叙事》一文中主要对壮族的“那”文化稻作神话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了。作者认为壮族稻作神话是一种集科技理解与生态选择有机融合的生态审美范式，其中很多稻作神话饱含着珍贵的朴素生态观，这些生态智慧为我们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提供了现实、有效的文化参照。罗义群（2008）《苗族神话思维与生态哲学观》：在苗族的神话中，“气”指的是天地自然神灵的生命表现形式，人相相对于自然神灵只不过是“过客”、“儿子”的角色，人们的生存是依赖于自然神灵的“气”的滋养。因此，苗族神话背后所体现的是人们要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人们应该敬畏自然、爱护自然。刘亚虎（2008）《支配与和谐南方民族与自然关系神话中的深层意识》一文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南方少数民族的自然神话并从两方面论述了人同自然的深层关系。一方面，南方少数民族的先民们为了获得在自然界中的主宰地位，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来和自然物进行抗衡；另一方面，他们还通过制定制约人类某些过度的行为的规约以保护自然环境，表现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关系，体现了与大自然共生共荣的观念。杨文辉（2009）的《佤族〈司岗里〉神话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文对佤族《司岗里》神话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认为《司岗里》神话是佤族人们对于人类起源认识，是佤族人们生命观的集中体现。在《司岗里》神话中，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处、患难与共，动植物与人类地位等同，这对于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解决当今生态危机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余敏先(2012)《禁忌与诉求中国南方民族洪水再生神话的生态解读》，作者以生态视角剖析了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以禁忌为主题的洪水再生神话中的生态诉求。这类洪水再生神话警示着人类应该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不断地提升我们自身的生态道德意识，以此来使得人类长久、平安地生存下去。2.口传文学研究。杨海涛（2000）的《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一文从生态视角出发，深入、系统地挖掘了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中潜藏的生态意识。作者在少数民族民间流传的众多原生态口传文学中发现了人与自然同源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自然是与人类平等的、有灵魂的生命形式。这种同源的观点体现出了少数民族人们的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世界观。同时，文章从三个方面对这种血亲同源观进行了详实的论述:一是人与自然兄弟血亲关系的生态意识。纳西族的东巴经神话中，自然界的万物统称为“孰”，人类的祖先与“孰”是同父的，所以，如果人们乱砍乱伐、肆意捕猎就会受到“孰”即大自然的惩罚。二是少数民族树神崇拜中的环保意识。以哈尼族为例，由于哈尼族人们对神树的崇拜，族人们对森林进行了生态意义上的划分和保护，有效地增加了当地森林的覆盖率。三是少数民族丧葬祭仪方面有着浓重的灵魂归宿观，其中蕴含着生态意识。在地区的丧葬祭祀中，人们需由一位祭司专门吟诵的“指路经”“，指路经”的内容主要是对祖先居住地方的高山、森林、河流、动物、庄稼的具体描绘，这客观地告诫人们要珍爱自然。沈茜（2009）《生态文学视野中的苗族古歌艺术》对瑰丽多姿的苗族古歌进行了生态维度的深刻剖析，苗族谷歌的题材十分广泛，很多古歌都充满着浓厚的生态意蕴，充分地体现出苗族人们热爱自然，追求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观。王军健（2010）《傣族谚语蕴含的生态观念解读》考察了傣族谚语中所体现的传统生态观，作者认为傣族谚语中蕴含着人们敬畏神圣自然的生态精神，从傣族谚语中总结出了人们值判断依赖外在的万物、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目标是为保护生态、构建和谐家园的核心思想。袁翔珠（2010）的《论南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中的生态观》：南方少数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口头文学体系，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主要包括：俗语、谚语、歇后语、歌谣等。南方地区少数民族人们以各种形式将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口头文学相融合，借助口头文学俗易懂的特点将其传统生态观念世代相传。作者认为南方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中的生态智慧深刻的体现了南方少数民族先民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的深刻思考以及他们对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和谐发展的认识与理解。

四、少数民族民间规约研究

古开弼（2004）《我国历代保护自然生态与资源的民间规约及其形成机制以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规约为例》研究了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一定血缘、地缘、业缘的关系之上而形成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民间规约。西双版纳傣族的《布双郎》、《土司对百姓的训条》，苗族的“榔规”、“榔约”“、议榔词”，侗族的“款约”与“款首裁决”，水族的“封山议榔”和“毁林罚戏”，布依族的“榔团盟约”与“文明公约”，壮族的“都老制”与“都老裁定”，瑶族的“石牌”与“料令”以及哈尼族的“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都涉及了生态资源保护的内容。在原始宗教和民俗文化活动中，宝贵的生态道德规范得以传承，在传承中积淀为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信念、功德观等，这为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刘志伟（2010）《浅析历史时期乡规民约中的环境意识以现存1949年以前的乡规民约石刻为例》一文通过分析84块具有环保条款的乡规民约石刻的深入研究，对乡规民约石刻中包含大量保护生态意识进行梳理。林移刚,刘志伟《从乡规民约石刻看历史时期民间的环境意识》（2012），地区现存的乡规、民约石刻真实的反映了少数民族人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作者对大量的生态保护条款进行了整理、解析，从中凝炼出少数民族先民们朴素的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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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罗平旅游文化建设中的民族文化资源

罗平境内，居住着占总人口13%的布依、彝、回、苗等少数民族，相对于云南其他民族地区，罗平的民族文化资源并不具有太强的优势，但在滇东依然有着它的独到之处。罗平各民族服饰、节庆活动、民族舞蹈等民族文化元素，为罗平的旅游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资源。

1.多样化的民族节庆活动文化。

节庆活动是每个民族的民俗与文化集中表现形式，带有浓郁的区域和人文特色。罗平除了汉族传统节日外，还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节庆活动文化。如布依族的对歌节、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祭山节，苗族的踩山花节等，无不体现着群体的参与性，又呈现着差异性，以及狂欢性，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因此，“节庆的组合与协作是塑造旅游目的地品牌的良好方式”，开发民俗节庆旅游，不但能丰富区域旅游资源，还能从文化内涵上传播当地形象。

2.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罗平在饮食文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首先，罗平独到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盛产黄姜、白果等“三白三黄”特产;其次，形成一些有特色菜肴，如白果炖猪脚、百合水晶球、云腿水晶靓白薯等;第三，地方小吃风味浓郁，如卷粉、凉粉、面蒿粑粑等，也为罗平的旅游文化建设提供了旅游产业开发资源。旅游目的包括了休闲、娱乐、度假，为此，良好的食宿环境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打造出独具特色、物美价廉的风味佳肴，将进一步丰富着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的韵味。

3.丰富的民族音乐舞蹈。

罗平民间有着花灯等艺术形态，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大量的民族音乐舞蹈。如，布依族的蚂螂舞、竹竿舞等，彝族的山歌小调、“跳把式”、“箩箩舞”、“摆马”舞，苗族芦笙舞等。每逢节庆、婚嫁、丧葬、祭祀等活动，各族男女盛装云集，或对歌，或舞蹈，体现出别具风味的民俗传统，对开发旅游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4.绚丽多姿的服饰文化。

“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符号载体，它的内涵是丰富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服饰就是形象的史书”，罗平的彝族、布依族、苗族等民族服饰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景观，也是一种形象的史书。在民族服饰文化中，布依族的蜡染，布依族和苗族的手工刺绣，体现了各民族的审美与精湛技法，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经济效益，有利于开发为民族特色的旅游工艺品。所以，民族文化既是人类最普遍的文化形态，也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特质，在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罗平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融合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罗平县委政府、旅游文化部门注重开发民族文化转化为旅游资源，先后举办了油菜花节、开发了多依河布依族文化景区，建设了布依族风情园等，在旅游业发展与旅游文化建设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罗平成为滇东的旅游精品与代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罗平旅游文化建设在深入开发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民族文化旅游精品不多。目前，罗平布依族文化旅游已初具成形，多依河景区已较成熟，进入景区品质转型升级阶段，但布依风情园还未展现旅游功能，长底乡还需要开发打造。同时，旧屋基、鲁布革等地彝族、苗族文化资源也需要开发打造。因此，民族文化旅游显现得过于单一，大大制约了民族文化旅游特色的彰显。其次，民族文化体验、参与性项目太少。罗平旅游总体上仍偏向于自然生态观赏，文化旅游形态较为单一，加之，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分散，资源挖掘深度和整合利用不够，文化体验、文化休闲娱乐项目极少。再次，民族文化资源开发规划布局与整合发展滞后。随着经济观念的转化，一些民族村落自发开发了许多旅游、休闲项目以发展经济。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布局，加之利己观念意识主导，忽略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导致旅游项目重复建设，特色不突出。同时，民情风情旅游，各自为政、单打独斗，旅游品牌效应、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大打折扣。第四，民族文化旅游工艺产品水平不高。虽然布依族制作了竹制风车、水桶、水车等民族工艺品，但由于文化意蕴挖掘打造还不足，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因素，整体上罗平的民族特色文化商品和旅游工艺纪念品水平不高，缺乏观赏性、收藏性的文化旅游工艺产品。

四、罗平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推进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挖掘

民族文化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逐步枯竭和消亡。因此，罗平应建立相应的文化政策与机制，全面推进民族文化的研究与挖掘。只有盘清家底，为旅游规划部门提供现实依据，才能确定哪些需要拯救和保护，哪些可以开发、如何开发。

(二)准确定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取向

旅游业在开发地区民族文化资源时，也会给民族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如满足游客“猎奇心理”而交易化，过度“文化表演”而庸俗化，甚至因经济需求而导致民族文化的退化。因此，准确定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取向，才能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既可保持民族文化特色，又能满足旅游发展需要。罗平的民族文化基础不厚，生态脆弱，如果急功近利、过度包装，则会颠覆民族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改变其文化结构与生态环境，那么，要打造有特色和竞争力的旅游品牌就会力不从心。所以，罗平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应定位为休闲、体验的生态文化，结合新农村建设，通过民族村落休闲项目，让旅游者更多地滞留罗平，引导游客参与、体验罗平民族文化的魅力。

(三)加速民族地区旅游规划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罗平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山区，民族文化旅游受制于山区交通，因此，改善民族地区旅游交通设施是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条件。首先，做好整体规划。一是结合罗平区域位置条件，联通昆明、广西、贵州交通，拓展旅游辐射空间;二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整合师宗五龙民族乡，连贯罗平河、多依河、鲁布革、旧屋基，再到板桥、长底、九龙的旅游路线，形成乡镇村落“小而精”的旅游品格，提高旅行通畅性，缩短旅行时空，延伸游玩时空。其次，科学规划，结合地方经济实力，逐步推进基础建设。再次，给予政策支持，吸引民间资金投入，以旅游项目方式推进基础建设，从旅游效益中产生回报。最后，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纳入地方政绩考核而形成保障。

(四)加大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力度

罗平的民族文化传统，目前更多地处于“待在深闺人未识”，因此，在组织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也应加大罗平加大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要借助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也可借助文化节庆活动中，以民族文化专题的文学、摄影、绘画展示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甚至开展专题旅游广告，以印刷、广播、影视、户外等广告形式，强化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宣传，以整合的宣传阵势推销罗平民族文化旅游特色，从而获得旅游者最大程度的认同，推进罗平民族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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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蜀浓郁的地域气息勾起诗人客愁情结

由于巴蜀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大多数情况下诗人们是为了躲避战乱才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蜀地，而在入蜀之前，他们大都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心理状态普遍不佳；来到蜀地之后，感受到这里与家乡迥异的文化和生活状态，更容易勾起客愁情结。当黄昏来临，年迈的杜甫因远离家乡、客居蜀地而乡思尤甚，在嘉陵江边独自落泪，“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又睹巴蜀这与家乡全然相异的景色：“洪涛滔天风拔木，前飞秃鹙后鸿鹄”，更感到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最后道出“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天边行》）[7]的苦水。“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至后》）[7]，巴蜀的梅花已经含苞欲放，杜甫睹物思情，不知远在洛阳的兄弟可否安好？李商隐客居巴蜀时，目睹巴山夜雨的景色，触景生情，十分想念远在长安的妻子，遂作诗《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5]晚唐诗人郑谷长年在外，命途多舛，尽管身在巴蜀，但心始终留在家乡。在《通川客舍》中，开头一句“奔走失前计，淹留非本心”首先对自己奔波劳苦的一生感到遗憾，也说客居巴蜀并非自己的本心，而“渐解巴儿语，谁怜越客吟”是说在巴蜀之地呆得久了，已经逐渐能够听懂这里人们讲的方言，但却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自己的家乡话了，道出自己客居他乡的悲苦和对故乡的怀念，末句“黄花徒满手，白发不胜簪”则将内心的哀思更加形象地表达了出来[9]。郑谷最著名的思乡怀远诗要数《渠江旅思》：“流落复蹉跎，交亲半逝波。谋身非不切，言命欲如何。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9]。”竹枝歌是流行于巴蜀一带的民歌，作为外乡人的郑谷，每天晚上都听得到这富有巴蜀特色的民歌，更增加了怀乡的伤感。诗人生逢乱世而流落他乡，家乡熟识的亲戚朋友大半已经过世，自己也已渐渐老去而无所用，读罢此时，无尽的悲凉之感顿时涌上心头。郑谷一生曾多次踏入巴蜀之地，蜀中诗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部分，其中尤以“凄凉”为主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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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配色给人以艳丽明快的调子，富有节奏感与生命活力。岭南少数民族服饰图案题材非常丰富，有的来自动植物本身的形象，有的是观天象，有的是由劳动生活场景引变而来，有的来自于传承的民族传说，或是借鉴于汉族的吉祥纹样题材。民族韵味的图案造型注重“以形写神”，呈现的是夸张变形、简练概括、古朴别样的形式美，如图案表露出的寓意深刻体现出醇厚的意境美，如苗族妇女的背裙上绣有很多蝴蝶纹样，头部造型是娃娃，下身是蝴蝶，两者合二为一，包含着子孙延绵的寓意。蛙纹作为黎族服饰上一种常见的纹样，体现了黎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崇拜之情，它还寄托了黎族人民希望民族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望。岭南少数民族服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造型、色彩、图案等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文化内涵方面。在服装设计教学中，可以要求学生积极挖掘岭南少数民族服饰的艺术特点，引导学生对民族服饰艺术元素进行提炼，感悟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并将其灵活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

二、将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融入服装设计课程教学

1．注重激发学生对本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在高校服装设计课程教学中渗透民族服饰文化，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意识观念的问题。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本土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引导学生认识到每一个从事服装设计的人尤其是岭南本土的设计师，有责任和义务将祖先传承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继续发扬下去。同时要让学生建立起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设计思想，意识到缺少民族元素的设计是没有灵魂与情感的。

2．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岭南少数民族文化在课堂上，使用“引导型”教学方法，组织、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去探寻岭南少数民族文化，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灵感元素。可引导学生通过网络收集资料、参观岭南服饰博物馆、市场调研、实地考察等方法全面了解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并把收集整理的资料以PPT形式展现出来，与老师和同学一起分享、探讨，使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化。这种“引导型”教学法不仅有利于学生主动思考，还可促进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岭南服饰文化。

3．采取“走出去”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采取“走出去”的教学模式，将课堂教学与社会活动、实地调查相结合。教师可以利用实践课时间，带领学生深入岭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采风考察，最直接地了解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文化背景，感受民族服饰艺术魅力。还可以带领学生参加广东岭南服饰文化周，参观屈汀南时装公司、深圳天意时装公司等具有岭南服饰特色的本土服装品牌公司，引导学生解读和感悟优秀的设计作品。“走出去”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4．注重创新实践训练对岭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采集、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些元素借鉴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但是学生在进行民族元素设计时往往摆脱不了“仿制”和“生搬”，多把民族服装的款型、图案直接挪过来，使得服装的整体感觉生硬，缺少灵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例如教师可以在设计构思过程中给学生讲解“形神同构”的设计理念，引导学生在设计时不能只停留在“形”的运用，而应该挖掘深层的表达———“神”的运用设计。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可多向学生解析国内外优秀设计师的作品，开拓学生的眼界，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分析与理解，以及通过不断的设计实践训练增强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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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部分地区，由于初中学校教育倾向单一追求升学率、课程设置单一化、基础设施仅为升学服务，更加由于教师欠缺相关基本知识等诸多现实困难，“民族文化进校园”教育也多是应付上级检查，偶尔请当地居民进行教授，于是活动多流于形式。即便是相对重视民族文化教育的一些学校，却限于自身的认识能力以及客观能力不足，无法改进自身教育不足。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未能带给学生深度的文化反思，这一点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也在笔者实地调研中得到证实。塑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需要个体形成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活动流于形式便导致学生无法进行理性思考及价值认同。

2流于形式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旨在通过学生参与认同民族文化价值精髓，然而流于形式的活动无法使学生明白其中价值精髓，导致中学生在其关键期难以形成正确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民族而言则无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

2．1个体难以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民族文化传承即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包涵行为传承、语言传承、器物传承及心理传承等，其中心理传承是民族文化传承中最稳定、最持久、最核心的传承要素。究其原因:首先，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心理传承往往表现为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构成民族认同感的核心部分。其次，心理传承限制其他各种文化要素的传承。对初中生个体而言，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是终生持续的过程，但又有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以中学阶段的影响最为重要，个体能否形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个体民族文化适应成败的关键。“正如傅玄在《正心篇》中所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也。’傅玄所说的‘心’，即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只有具有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能‘立德’、正身，才能使个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流于形式，不仅展现出学校培养目标失衡，更带给学生错误的引导———民族文化毫无价值，使得学生对民族文化形成抵制情绪，最终难以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2．2阻碍民族文化建设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理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等地区，发生了‘哲学的突破’。他将这一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同时指出，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改变成为人类思考与创造的依靠，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不仅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价值，还要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中也存在糟粕。正如同志所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文化既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根基源泉，也是理解当今世界文化差异的“钥匙”。文化建设要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必须不间断地“温故而知新”。民族中的个体若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自觉，当代文化建设也会成为无根之浮萍，还会对本民族的文化情感、文化记忆和文化习惯产生排斥情绪，最终阻碍民族文化顺利健康地发展。

3“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的原因探析

“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形式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失衡，以及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缺失。

3．1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失衡

首先，学校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依旧非常明显，初中阶段的课程设置局限于追求升学率，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仅仅依托于国家课程，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民族文化价值认同。同时民族文化教育途径单一，导致学生、教师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容易形成对教材的盲目迷信。而且由于培养目标的失衡，教师偏重要求应试能力提升，至于学生的民族文化认知处于何种程度，则无暇顾及。正是学校培养目标失衡，学校中的基础设置、师资力量难以符合民族文化教育需要，以及导致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制度，“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流于应付检查。其次，中考侧重考查初中生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导致学校教育相对忽视对非主流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出现区域差别。当前一些学者在民族教育的发展上过分强调单一民族文化的传承，忽视教育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关系以及多民族初中生群体之间的民族文化交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应建立在对中华民族多元民族文化的认知基础之上。否则，初中生对非主流文化的了解难免道听途说，形成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最终难以塑造正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而且，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被动式的接受与自身对现状改变的预期一旦达不到最起码的维持，便转化为对主流文化的敌视与抗争，这也无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3．2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缺失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成分相对于学校教育则更重要。“祭司、长者、家长及周围居民等通过寺庙、市场、村寨、文化站、民间艺人文化室和社区学习中心等场所，通过诞礼、成年礼、婚礼、丧葬仪礼、宗教仪式等以‘濡化’的方式对年轻一代进行民族文化教育。在濡化过程中，祭司、长者等利用仪式和宗教等方式将民族文化的价值规范、思想观念有意识无意识地传递给年轻一代，使其形成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众传媒的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社区和家庭的民族文化教育逐渐弱化。尤其是“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导致子女过早离开家庭，缺少“濡化”方式的影响。家庭和社区民族文化教育的缺失无助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

4措施与对策

面对“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种种困境，笔者提出以下改善建议，希望能有助于初中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塑造。

4．1学校教育明确培养目标定位

学校教育只有明确目标定位，才能促进教育工作者更新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改进教育教学方法。第一，更新教育理念，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初中生由于亚文化影响有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塑造。主流文化目前在学校教育中得到重点关注，初中学校教育应明确目标定位，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也应适当将其引进。对于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的引进，应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自我发现。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引导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增加民族文化教育的有效性。第二，调整课程设置，转变教师教育方法。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依托国家课程，也要依靠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初中应该加强三级课程的合理设置，同时鼓励教师转变教育方法。增加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交流可谓方法层面的转变，这一点弗莱雷的批判教学理论对教师的文化教育方法转变会有积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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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宗教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宗教都有明显的不同。和其他民族的宗教对自身文化的影响相比较的话，中国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了。这当然反映出宗教在中国人心中的所占的地位，同时也看出我们的确是宗教意识不甚浓厚的民族。正像钱穆先生说过:“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重要一项目。中国文化中，则不自产宗教。凡属宗教，皆外来，并仅占次要地位。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亦均各有其不相融洽处。”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存在许多原始。仅以新疆为例，像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发现的表现人们对日月崇拜的彩绘岩画，古代塔什干人自称“汉日天种”(太阳的后代)。新疆许多古代民族都以狼为部落的图腾，高车、乌孙人都称自己是狼的后代。新疆古代和田人举国敬鼠，这在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发现的画板中得到了验证。著名的新疆昌吉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的生殖崇拜岩画，又反映出当时的人们生殖崇拜的盛况。意识形态方面的落后，直接影响到部分少数民族成员极容易将为数不多的财富积累轻易耗尽，而他们自身的落后宗教习俗和迷信观念，又严重束缚了思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强大的阻碍屏障。

2．民族语言在经济交往中的劣势

作为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语言在我国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很多少数民族都是使用超过一种以上的语言，可是，满族与回族仍然使用汉语。改革开放的进行也逐渐证明了经济交往受到民族语言的影响是逐渐增大的。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播同样会受到语言差异的影响，汉族的知识分子不能够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因此，不能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播到这些地方，进而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另外，商品经济的盛行也使得信息交换与信息调节的作用更加明显，少数民族对信息的收集与获得能力同样因为语言障碍而受到影响。少数民族不能够及时获得市场信息，进而使得他们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3．民族传统观念中落后的因素会直接对民族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中传承下来的一些消极落后的民族文化在今天会对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观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观念产生落后的消极的影响，从而阻碍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我国西北、西南的偏僻农村里，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到本民族落后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子女接受文化教育、先进的科学技术持反对态度。女孩子在14—15岁左右就被要求出嫁，不能够读书;男孩子则就外出务工。这在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严重的影响了生产力的质量，忽视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理论。同样，由于受落后的民族传统观念的影响，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思想保守，仍然存在“多生孩子才会富”的想法，在新疆的南疆许多地区，一个少数民族家庭中会有三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从思想意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等多个方面严重的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二、加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本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相互推进、相互渗透。这种互动关系是可以进行调试的，在调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达到动态平衡。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却比较落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又面临着诸多挑战。

1．坚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大观念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比较大的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地方政府也比较看重经济发展的原因，这却导致少数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忽略，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要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将原来的经济发展理念进行调整，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这一切都要求从领导到群众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2．要有选择的开发民族文化资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要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作用对不能适应时展的内容要辨证地进行分析、挖掘、整理并加以保护。对民族文化中可以适应并正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要在政策引导下，通过市场的评价来生成基于传统又有所创新的新的文化。近年来中国西部大开发，各少数民族成员在市场竞争中的参与程度得到了明显的诸多，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交往也逐渐得到加强，同时，各民族也进入了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大时代，谁都无法回避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今后的时代将是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代，少数民族必须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随时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要结合世界发展的步伐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另外，强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少数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3．通过教育机构与教育投资的增多

来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效率与文化素养得到显著的提高，使少数民族人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我国政府这些年来已经逐渐加大在少数民族开展双语教育，双语教育要结合各个省份与当地居民的具体特点来实施，要具有差异性，不能够让所有的居民都学习相同的语言，要有侧重点。但应注意，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愿选择。要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当代学校教育课堂中，才能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传播文化是教育的一种重要功能，通过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能够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展。学校教育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的培养来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主要体现在教师逐渐认同本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培养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培训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学校教育的发展，在结合学生兴趣与当地特色的基础上，要重视学生当地的民族文化传统。为了更好地传播民族传统文化，要尽量综合使用社会、家庭和学校的作用。

4．充分利用民族区域优势

资源优势是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中心。就拿新疆来说，是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新疆地区地广人稀，幅员辽阔，有资源和地缘两大优势。新疆具有特殊的水土光热资源，因此新疆是瓜果之乡，同时又是我国重要的商品棉基地，新疆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有石油、煤炭和有色金属三种，新疆古迹遍地，民族众多，十三个主体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各异，原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占了全国旅游资源类型的83%。科学合理的利用好这些优势不仅课题大力发扬民族文化，让全国乃至世界各族人民了解民族文化，同时又带动了新疆的地方经济发展。

5．通过政府投入的加大来对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的进行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充足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交通并不便利，因此资源并不能够被充分地开发，少数民族的优势并不能够在经济的发展中体现出来。要想改善这种现状，只有从政府层面着手，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优化少数民族地区投资环境。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积累能力，要尽量丰富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的收拢渠道，采用内联外引的道路，通过非农产业经济效益的开发来实现集约型发展。充分认知文化资源经济功能和市场价值;深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打造地区文化品牌;借力科技和创意，努力推进民族文化的产业融合和产品创新;并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保护和培养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和各类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进而使少数民族的经济获得比较快的发展，而且还要保证当地经济的发展是高质量的。只有实现在保护当地文化的同时，促进经济的最大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最高境界，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所蕴藏的精神潜力和经济潜力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出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优势、资源优势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少数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群众才能真正缩小与其他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并最终实现全国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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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传播方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现代传媒以其跨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黄四姐》为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只能通过现场演唱这种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而如今，电视现场直播、微博微信的现场分享、网络视频分享及链接，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不同爱好者随时欣赏到这一特色文化，并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2）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化传播具有优势扩散的特点，因此，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现代传媒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这种优势、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和文化植入。当现代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当地的本民族文化时，也就在悄然解构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对于现代传媒的接受和习惯慢慢改变了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对本民族的传统已经麻木甚至丢弃遗忘，传统民居、服饰和节庆等文化就在这看似喧嚣的现代浪潮冲击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现代传媒可以将民间记忆转化为媒体记忆，完成“文化修补”。民间记忆与媒体记忆，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相对于前者，媒体记忆可以利用媒体挖掘并完整的将某地区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增强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记录下来，而是会经过文化筛选，逐步修补甚至还原民族文化。以建始县的丝弦锣鼓为例，当地分为南乡、北乡丝弦锣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们在传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体记忆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通过对南乡和北乡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进行分别深入挖掘，并通过媒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间接弥补了民间传统传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生态嬗变中的角色——现代化的推动器与加速器

现代传媒正在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生活和娱乐方式，不知不觉中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嬗变构建着话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认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性，变得更加开放，并慢慢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达成一致和协调。对于这种文化转换，日本学者主内郁郎把它称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以电视和网络为首的现代传媒的解构，其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嬗变的过程。

（1）部分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据我们了解，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和节日众多。例如每年农历七月七号举行的女儿会等等。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和渗入，《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相亲类节目大火，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土家族传统女儿节的“变味”。换句话说，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着商业化的发展道路。

（2）网购兴起，少数民族服饰已非主流服饰，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化。这点在购物习惯和服饰上尤为明显。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们最早都是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后来逐渐通过市场购买。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网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学会网购了；在服饰方面，几乎全面汉化，少数民族服装已非主流服饰。美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舒适的休闲服等等，每时每刻都充斥在各种荧屏上，电视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现代服饰的时尚和方便。相反，辗转各个街区，专门卖民族服饰的店铺几乎没有。

（3）传统吊脚楼消失，代之以整齐的楼房，现代传媒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土家吊脚楼一直以来以清爽、简洁和不惧山区地形的优点为我们所知。如今，随着现代媒体传递并勾勒着一幅幅现代都市化的生活画面，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希望过上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武陵山区，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已经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是非残即破。现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已然是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挡，而现代传媒正是这次现代化建构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