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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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我国这样包含很多民族的国家中,所有少数民族的独有语言都是客观现实,是民族历史长期发展形成的,是构成少数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各少数民族群体十分热爱自己的母语,都有维护自己母语、捍卫母语使用权利的与生俱来的感情。尽管有的民族人口极少,其母语的功能严重受限,语言活力急剧下降,正处于濒危或走向衰亡的边缘,但这些少数民族群体依然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语言从此走向衰亡,这是一种固有的内在的语言感情。另一方面,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里,少数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兼用国家通用语———汉语普通话。少数民族如果不兼用通用语,就无法与外族沟通交流,无法参与经济建设,民族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正因为如此,目前各少数民族群体都有着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自觉的普遍要求,而且这种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客观事实可以看出,在我国推行双语是有着客观依据的,是有助于民族团结发展,适应民族全体成员共同意愿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2推行双语的优越性
无数事实与人类语言技能分析证明,双语是适应人类自然天性与社会需求的一种现象。人类大脑的自然天性让人可以同时具备很多种语言的学习与使用能力。从古代开始,人们就为了拓宽交际领域,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挥着这个天生的能力。在当今科学技术的推动之下,差异化文化与语言之间的碰撞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广泛且深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也持续加快。在这种发展形势之下,地域通用性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更强大的作用,这让双语技能在人类交流活动中日益重要,获取双语技能已然成了发展与进步的必经之路,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语言使用的未来发展方向。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好比多了一只看到更广泛世界的眼睛,也好比走入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就能扩大交流的范围,就能更加便利地学到新知识和新文明成果。正如2008年,Emerson所说的,语言掌握的越多就意味着朋友越多,就意味着艺术与贸易越多,就意味着人的价值就会提升很多。法国有句格言说的好,懂得两种语言的人相当于两个人。虽然越来越多的族群需要使用国际通用语、地区或国家通用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放弃自己的母语。在通过通用语投入到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的时展洪流中的同时,还需要保护和留存具有族群特色的语言文化,保存历史积淀形成的经验与记忆,构造包含特色民族文化的知识框架。本族语是少数民族族群整体和个体的宝贵财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绝不应该丢弃和遗忘的瑰宝。如果本族语消亡,那么它所承载的传统知识、文化、习俗等一切表明本民族身份和特性的东西都一去不复返,这将会是人类付出的惨重代价。因此,推行双语是既能够开阔眼界、吸纳先进科技进而寻求共同发展,也可以维持并继承民族特色的传统语言文化的两全之策。
3推行双语的重要性
语言和语言的区别并不在于构造系统方面,所有语言都是能够适应社会现实的独立系统。当然,不同语言之间是有生命力旺盛和衰弱之分以及使用功能的区分的,同时每种语言的政治地位与官方维护力度也有所不同。作为通用语的汉语文在中国是应用性最强、最利于提高发展潜力的语言,各民族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现代化进程中新知识新信息的获取、经济建设的参与和投入等无一例外都离不开汉语这一通用语。因此,少数民族在留存自己母语的同时加强国家通用语的学习是符合现实需要的。首先,国家通用语的学习是提升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表现。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汉语文已成了我国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传媒领域、服务领域、信息领域的唯一指定标准。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的诉求或希望持续提升,他们习得汉语的同时也将汉语使用推入了更加规范、更加标准的地位,是强化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体现(周珊,2012:131-132)。其次,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掌握是少数民族群体参加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具有维持族群传统文化和地域交流的社会功能,但是一旦少数民族成员成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时,就必然会选择国家通用语。再次,国家通用语是少数民族群体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现代信息交换的重要工具。我国颁布的通用语言文字法要求,出版书籍、学校、传媒方式、信息产品等都应当使用通用的语言文字。所以,少数民族成员唯有学习并掌握通用语言才可以获得大量社会资源,进而学习掌握现代科技,更快地进行现代信息交换。最后,国家通用语是各民族之间沟通和交往的纽带。国家通用语的普及是各民族交往的联络纽带,也是现代社会中协调人际行为的重要手段。然而,对于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掌握并不是要以牺牲本族语为代价的。双语和本族语言的保留并非处于对立状态,它并不是让本族语言逐步走向衰弱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全社会尤其是多数人群体中普及和增强双语观念,提高他们对双语现象的正确认识,这对少数民族群体在双语状态下维护和留存本族语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多数人群体的语言观念与濒危语言的生态环境有着微妙的关系:经历了很长时间形成的主流文化的多数成员的族群,已然习惯了其他族群成员学习其语言但他们并不用接触其他族群的语言这种思维,因而他们常常无意识间忽略了双语能力的培养,进而影响其对其它民族语言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同时他们也不会在乎其它民族语言的消亡问题,无法体会语言族群处在强势语言包围中的弱势遭遇,甚至部分强势语言族群还会以言语增强弱势语言族群的语言压力。相反,若是双语现象能够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那么少数成员的族群就不会轻易在语言选择上被迫丢弃自己本族的语言;同时,若是语言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族群,其成员可以掌握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成员的族群的语言,让语言达到一个平衡发展的状态,所有语言都能经常在各个场合中使用,那么语言就不会轻易陷入濒危的境地。
二推行双语要树立的正确观念
和谐发展基于我国少数民族兼用母语和汉语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戴庆厦(2013)提出解决国内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绝佳方式是共同发展,也就是不仅要大力维护其本族语言的延续,同时也要给他们提供更加广泛的机会接触汉语这种通用语言,一定要让其本族语言与通用语在社会交际过程中形成互补,共同繁荣。具体来说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双语理念,正确认识少数民族语言活力和语言功能的变化以及安排好母语与通用语的和谐关系。
1坚持科学的双语理念
双语理念是对待民族语与通用语的基础性观点与手段,是民族理念以及语言理念的关键成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统一国家,双语现象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正确认识少数民族的双语问题,形成正确的双语理念对发展少数民族、促进多民族团结、推动国家稳步发展十分关键。正确的双语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始终遵循双语之间的平等。各少数民族语言,不管使用成员数目与使用功能怎样,都应当具备和普通话相同的语言地位,都应当受到足够的语言尊重。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如果由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成员较少、使用领域较小,就忽略其存在价值,任由其逐渐消亡,就会威胁到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至于通用语,少数民族已理解和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也应该充分尊重他们学习通用语的愿望和要求。另外,不能把族群语言只是当成汉语学习的辅助手段,虽然很多时候,进行汉语教学都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辅工具,但这并不是保护少数民族母语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还有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满足少数民族的感情需求和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等重要作用。
2正确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生机与语言使用功能的改变
语言生机是动态化成长过程,所有语言使用领域与功能都在持续改变着。在同一个社会里的不同语言由于客观存在的差异,在语言活力、使用功能、使用范围等方面必然会出现相互排斥和竞争的局面。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当今时代,在这样的竞争当中,那些使用人口较少、使用范围受限的弱势语言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功能不断衰退,语言活力急剧下降,有的甚至走到了濒危和消亡的边缘。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个客观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束手无策,更不代表着可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仍然以自己的母语为日常交际工具,并且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厚,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怀。少数民族母语既是本民族的标志性特征,同时也是推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必然性辅助工具。因此,不能任由少数民族语言自然消亡,而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和抢救它们,应该帮助少数民族群体使用和发展自己的母语。
3科学安排好母语与通用语的关系
所有语言都有特定的使用功能以及一定范围的使用领域。各语言之间使用功能必然会有强弱的区别,使用领域的大小也不尽相同,然而任何语言的作用都是其它语言难以取代的。少数民族母语和通用语各自具备不同的作用与功能,在各不相同的使用领域与范围内,能够发挥其本身的优势。少数民族母语在族群成员家庭或成员内部,能够传递独特的情感,发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族群文化背景的独有标志;在部分传统领域内,例如民间艺术、地方文化、传统仪式等,族群语言的使用包含丰富且独特的语言内涵和历史传承,尤其是缺乏文字记载的族群语言,口语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其族群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族群语言的留存让那些适应自然环境的生产与生活经验顺利传承下来,特有的文化历史与传统特征也能够继续弘扬下去,上述功能是其它语言无法替代的。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广泛交融,社会不断开放的进程中,通用语言能够让少数民族族群拓宽视线,强化和外界的交流沟通,便于吸纳先进科技,从而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途径,这也是任何一种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功能。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母语与通用语是功能互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关系。
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国际竞争力外资进入吉林市场后,必然会带动吉林省优质品牌产品进入全球分销体系。吉林省部分品牌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被国际市场认可,使吉林省品牌产品出口量连年增加。这无形中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国际竞争力,为以后拓展国际市场奠定了一定的市场基础。
影响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外资多数选择与吉林省内的大中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确定投资项目。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高、技术先进、优秀的管理理念,与中小企业相比具有先天优势。外资的进入加速了市场竞争力度,部分中小企业自由资金不足、经营成本过高、经营规模过小使其处于市场劣势,受到了市场竞争的严重压力。伴随着外资所占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扩大,势必导致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中小企业亏损甚至倒闭数量增加,严重影响了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导致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结构部分失衡外资进入吉林省市场多数选择优势产业进入,且多进入经济发达区域,这必然会导致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使行业间的差距和区域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生态环境的结构调整变得尤为困难,这不利于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的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实体承载。为了迎合未来发展的需要,应富有前瞻性的角度建立吉林省品牌生态环境发展的基础设施,为吉林省各个产业的发展和知名品牌体系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二)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形成我国耕地资源逐年减少,不仅耕地数量降低,耕地质量也明显下降,已形成“人多地少、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农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其高效收益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工业技术发展迅速,土地资源在工业生产中的价值大大提升,具体表现为利用资本、科技以及人类的劳动最终产生工业收益。因此,大量农用地转变为非农用地,耕地减少,荒地以及工厂废弃地增多,耕地与粮食问题局面严峻。为了巩固粮食安全,维护农业的中心地位,达成耕地资源的动态平衡,提高耕地质量,促进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持续推进土地的整理整治,并逐步迈入土地综合整治阶段。
(三)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意义乡村土地综合整治为日趋严峻的人地矛盾提供了破解方向,为资源配置与利益格局的平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制约的瓶颈问题,推动了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人口相对集中居住、产业集聚发展,推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研究区域概况
(一)自然条件1.气候固城镇属暖温带季风区中的大陆性气候,主要特点为冬寒夏热,温差大,降雨少。年平均气温12.8℃,年平均温差达30.3℃,极端最低气温为-24.8℃,极端最高气温为42.5℃,年总日照时数达2674.3h,年平均无霜期为195d。夏季降水集中,冬季干燥少雨,年总降水量为523.9mm,年总蒸发量为1872.9mm。2.地形、土壤固城镇位于河北省隆尧县北部,地处冀中南平原,整体地势平坦,西部较东部略高,平均海拔30米。土壤类型以褐土、潮土为主。3.水文境内有午河流过。午河自柏乡县县城南入境,由西而东,入西潘村北,经过前岳、后岳,奔宁晋县汦河,境内河道长7.7km,宽120m,通过流量80m3/s,流域面积50.3km2。
(二)社会经济条件固城镇地处隆尧县北部,东接大张庄乡,南连山口镇,西邻柏乡县,北接宁晋县。南距隆尧县城12.5km,辖18个行政村,人口4.5万余人,总面积64.6km2。1.经济发展农业是固城镇的基础产业,是固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石,确保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建设,鼓励村民规模化经营,对于固城镇的经济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当地的粮食作物主要有冬小麦、玉米,经济作物包括棉花、香菇等,另外,蔬菜种植以及禽畜养殖也是村民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粮食播种面积4556公顷,总产达71221万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乡镇工业化进程进展迅速。固城镇的传统工业产业主要集中在汽车配件的生产、销售,其产品种类多、销量大、销路广,部分产品出口海外,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汽车制动鼓配件生产基地。2012年固城镇工业生产总值5.3亿元,拥有汽配企业100余家,职工8000余人,年创利润6000多万元。2012年,固城镇国内生产总值7.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1.2亿元,占到1.6%;第二产业产值5.3亿元,占到71%;第三产业产值0.99亿元,占到13%。全年财政收入123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5985元。
(三)固城镇土地利用现状2009年末,全镇土地总面积为6444.5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为5556.8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6.23%;建设用地面积为753.4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69%;其他土地面积为134.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08%。农用地中,耕地5445.9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4.50%;园地1.4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2%;林地4.9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8%;其他农用地104.5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62%。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730.3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33%,交通水利用地21.4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33%;其他建设用地1.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2%。其他土地中,水域主要是河流水面为74.1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5%;自然保留地主要为荒草地60.0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93%。
三、土地综合整治对固城镇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一)土壤问题
1.耕地面积较少,耕地质量下降随着固城镇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水平提高的同时,城镇一体化建设也逐步深化,各类非农建设用地(农民新建住宅用地,工业建设项目、交通服务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需求不断增加,固城镇整体趋势呈现为人口逐年增多、耕地逐年减少。要使有限的耕地养活逐年增多的人口,只能向耕地索取更多的粮食,提高土地复种指数。为追求提高耕地产出率而一味加大耕地垦殖力度或不顾土地适宜性要求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反而会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和生产力降低,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灾害过程的发生(如土壤侵蚀、土地荒漠化等),进一步加剧土壤养分的流失。在乡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高效率的大型工程机械被大量使用,在挖填土方的过程中,表层土层被压实,土壤水封空气减少,团粒结构变差,最终导致土壤板结,生产力降低。
2.土壤污染加剧,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污染主要原因包括大量施用化肥、滥用农药及除草剂、随意排放垃圾和污水、不合理的灌溉行为等。传统的培肥费时费力,化肥作为廉价、便捷的提升产量方式,广受农民喜爱。大量化肥的施用使土壤板结现象加剧,有机质含量降低,整体肥力下降,以此恶性循环,结果是耕地有机质含量逐年降低,部分耕地有机质平均含量仅3%。固城镇每年农药的平均使用量在9kg/公顷,一些高产农田的施药次数近10次,高达1kg/亩,造成农业产品及农副产品残留农药严重超标,这不仅使人畜农药中毒事故发生率上升,还减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种类与数量,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乡村居住区生活垃圾数量巨大,没有垃圾有效处理,没有垃圾集中处理场所,农民环保观念欠缺,大量使用塑料薄膜等,“白色”污染随随风飘舞。乡村居住区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村庄附近水坑,缺乏排水渠、污水处理站等必要设施,村民大量使用含磷洗衣粉,水污染造成土地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致使耕地减产。一些不合理的大水漫灌,使土壤盐渍化现象出现。
(二)植被问题——林地覆盖率极低,缺乏农田林网村镇迁并、耕地垦殖率的提高、荒地开发等一系列土地整治活动的实施,对地表植被及其相关生态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数量结构与空间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林地面积急剧减少,田间和道路防护林带基本消失。近三十年,固城镇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建设、交通、商业、住宅等用地增加,土地复种指数提高,使得当地原有的榆树、槐树、柳树和杨树几近消失,荆条、酸枣已经消失。目前,固城镇林地覆盖率仅为0.08%,大多道路农田周围已无林地可言,宜林地因各种占用情况、非法砍伐、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病虫害的影响还在继续减少。
(三)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简单化固城镇在实施土地综合整治中,偏重于耕地大面积整齐划一。一方面利于机械化收获翻耕播种;另一方面易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耕地大面积平整进程中,影响和破坏了生物栖息地,农田常见的蟾蜍、麻雀、野兔、蚯蚓等生物减少。化肥与农药的大量使用增加了农田害虫的抗药性,减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种类与数量,使土壤微生物含量减少,病虫害的危害性大大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整治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简化,必然会使生物的生存环境和繁殖环境受到影响。
(四)大气问题——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汽车配件是固城镇的传统工业,在过去30年,固城镇及其周边地区建立100多家汽车配件企业。这些企业分布散、规模小、技术力量弱,且均使用冲天炉,将大量未处理的废气直接排出。硫、氮氧化物以及小颗粒粉尘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时有雾霾。同时,在乡村土地整治过程中,村村水泥公路的铺设、田间沟渠的水泥化、荒地与废弃地的垦殖等都使地表植被覆盖率降低,植物的净化作用减弱,局部空气质量下降。乡村村民环保意识薄弱,乡村缺乏垃圾处理站等基础设施,村民焚烧白色垃圾、农作物秸秆现象屡见不鲜,不仅容易引起火灾,还对当地大气造成污染。
四、为改善固城镇生态环境,土地综合整治应采取的措施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土地资源与土地效益的平衡配置,在保证农业发展、生态建设优先的前提下,促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在当今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宏观设计、监管、督查,探索社会化途径与市场化机制,建立乡村特色的土地整治理论体系、规划体系、实施运行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包括生态效益评价体系)等。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实践,才能真正解决乡村土地整治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金山银山,难买绿水青山”,必须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过程中来。通过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实现固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政绩观,矫正地方政府的“政策惯性”,改变其为了经济牺牲环境的短视行为,将固城镇的土地整治、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集约、土地格局优化结合起来。协调人地矛盾,提高生态修复能力,优化土地综合整治空间分区,实施差别化土地整治,建设乡村生态文明的安全格局。
(一)大力发展固城镇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实现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农业发展,增高农民收益。1.保护耕作层,增加土壤肥力。土地整治工作中,针对不同地形和类型的地块,选择合理方案。利用小型机械局部平整,避免把土层压实;把土壤浅层剥离、回填,保证土壤结构,减少对耕作层的破坏;施加禽畜粪便发酵产生的有机肥,降低工业化肥施用,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从而保持农田地力。对于新开垦耕地和复垦耕地,可通过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施用有机肥,增加土壤腐殖质,改良土壤结构。2.增加耕地数量,整合农村建设用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针对“空心村”现象,制定总体土地资源规划,颁布各项政策、奖励措施等,在政府引导下退宅还田,集约用地,鼓励村民建立新型住宅、多层住宅,发展迁村并点。鼓励工厂企业优先使用废弃地,逐渐缩小民居占地、建设用地,加速土地复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有效结合。规划到2020年,固城镇耕地复垦项目可开发补充耕地705亩。
(二)合理发展固城镇生态工业1.改进生产工艺,构建绿色基础设施,缓解大气污染。固城镇的空气污染已经投入整治。设立相应实验基地,针对汽车配件铸造工艺进行研发升级,在资源集约的同时,完成产业的改造与升级。增加产业链效益,减少工业三废的产生。规划拆除100多家汽车配件铸造工厂所用的“冲天炉”,建立工业废物处理站,对废气、废液的集中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预计年可削减二氧化硫排放400余吨,有效改善大气质量和当地生态环境。2.改善固城镇工业布局。对于宁鸡线两侧的城镇村建设用地,尤其是户曹至午河段,将汽车配件产业按照产业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村镇规划区内组建或新建生态工业集中区。集中供水,集中采用电炉,对于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统一集中处理,企业向环保转型,企业生产效率也将大大提升。
(三)改善固城镇生态居住环境
1.建设生态人居,居民生活生态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生活生态化。生态人居建设就是建设生态化、绿色化的村镇居民居住区(住宅、小区)及公共活动空间(街道、活动广场等)。固城镇在农村居住建设方面,规划建设了占地139亩,投资7800万元的一里庄新民居,集中建设多层楼房9栋,总建筑面积9219平方米。其中投资320万元,用于修建水泥道路、完善水、电、网络通讯等基础生活设施;投资80万元,配备健身器材、娱乐设施,改良村民居住条件,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全镇投资600余万元,完成了一批深井集中供水、道路硬化建设、危房改造、村民健身活动广场和农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等项目;投资180余万元对一里庄商业区环境进行了综合治理,街道两边进行了绿化、亮化、硬化。全镇形象明显改进,城市功能日趋完善。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实施,使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进而提升了全镇的整体面貌。
2.加强垃圾分类与处理,减少垃圾污染。固城镇成立了专职保洁队伍,在每300-500人中落实1名专职保洁人员,对乡镇公共服务区的配套设施进行日常清理、保洁,节假日期间更是重点清扫。固城镇在每20~30户间建立1个垃圾池,要求居民定点投放垃圾,不得随意丢弃垃圾。对于可回收垃圾要有环保意识进行分类回收,并安排专人定时清运垃圾池垃圾,保证村镇干净、整洁的形象,严厉杜绝脏、乱、差,响应政策规划,逐步形成“集中收集、集中处理”的联动机制。3.骨干通道、骨干河流绿化。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增加植被覆盖,优化生态环境。以县道、乡道、村道等骨干通道为轴线,进行线状绿化,田间地头营造农田防护林。按照“一次规划,分年组织实施”的原则,充分利用境内干沟、公路、沿河发展速生杨丰产林、经济林,沿路实施通道绿化工程。绿色通道补植10万株,四旁植树6万株。严格控制个人、企业向午河内排放污水,加强监管措施,并采用生态技术修复午河河道内受污染水体,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加强午河河堤、河堤背水坡以及部分干河槽绿化工作,提升河道生态服务功能。
(四)推行绿色文明的生态文化
1.促进固城镇居民的环保意识形成,转变生活观念。固城镇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做好宣传工作,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观念,严谨施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进行环境保护知识讲座与竞赛活动,村干部尤其要做好动员工作,带动全体镇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一次性物品使用,降低白色污染。宣传并推广无氟冰箱、无磷洗衣粉等。使城镇人民人人环保,人人节约,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
2.相关部门明令禁止捕杀、买卖野生动物。做好宣传、监督工作,加大打击力度,一经发现严重查处,共同保护生态多样性。
在建设中,必须对地表进行挖掘,让水利设备牢固地安置。因此地表植被破坏,蓄水能力降低,如果在风沙大的地区则会导致水土流失。另外,地表植被破坏,土壤碎石于外,如果在雨量充沛的季节里还会引起泥石流。而水利水电的建设,对地表的破坏是最初的,而后紧接着的是对地质造成的影响。大坝的修建最体现着地质破坏,大坝需要在险峻狭小的山口修建,此过程中会对山体进行挖掘建基,如果遇到断层或者岩性松软的山体时,对其进行开凿则是致命性的。而顺利开凿成功的山体随着时间的推逝,加上风沙等外力因素的压力,岩体会逐渐磨损,到一定时期后出现崩塌、滑体等现象是很有可能的。在建设前期,对地质的勘探和对建材特征的把握一定得是专业严谨的。
(2)对湖泊河流水位的影响
水利设施中的水坝建设,具有拦截泥沙的功能。在进行泥沙拦截时,河道内泥沙减少,流速增快,对大坝的发电具有一定利处。而另一方面,水库的修建,原本流动的水因为水库的围栏,水流变缓,水温上升,水质变差,引起水库内水污染现象,甚至出现水体富营养化。并且水库修建后,由于流速减缓,区域内的水面起伏小,水面扩大,蒸发量增加,致使水蒸气聚集,空气内湿气增大,降雨量增大,河流水量增大,容易引起水库内的泛洪。
(3)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以江河内的淡水洄游鱼类为例。每到秋末,它们要到江河中下游度过季冬,而次年的春天它们再原路返回,到中上游产卵。而水利工程的建设阻碍了洄游生物的正常运动,它们的生命活动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更对鱼类繁殖造成迫害,这就是生物物种越来越少的原因,以致生物的灭绝。
(4)对降雨量的影响
降雨量的增加,是由于水库修建后,库区大面积的蓄水,蒸发量会增加迅速。降雨在地区分布上的变化,水库蓄水后会对库区和周边地区的降水量有着一定影响。一般来说,库区和近库区的降雨量会有所减少,在库区的地区降水量增加。在地势高的地区,且是迎风,降水量会增加。相反的情况,降水量则减小。
(5)对气温的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让下垫面有所变化,使原本的陆地变为水面。而之前陆地比水的比热容小,再将陆地变为水面后,比热容上升,所以气温总体上来说是升高的。
(6)对湖泊的影响
湖泊对生态的调节起着非常有利的作用:净化空气、防沙除尘、美化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氧气等,在生态系统中如一个净化器,对周围的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对湖泊也有着两面性的影响。一方面,在湖泊区建水库,能够加大对湖泊内泥沙的拦截,为湖泊周围的农业生态发展提供着大量的肥料来源,间接促进着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湖泊内本身流动性较差,水电设备在此建设,继续减少了湖泊水流动性,泥沙沉淀后也为湖内有机生物的繁衍提供饵料,如果不及时清理这些生物,久而久之会对水体造成富营养化现象。
(7)对人群生活的影响
人群的居住地成为水利水电工程实施地点时,大量的人群移民状况也是十分严峻的挑战。人类长期的居住,用时间和生态系统构成了一个较为和谐稳定的体系。而水电设施取而代之,人类不再成为此生态系统中的生产消费者,这些设备也对生态系统的发展构成了新的威胁。而人类作为生物中的一类,对环境的依耐性也是靠时间来磨合的,人类迁移也对迁入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胁。两者的融合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2水利水电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利水电的建设过程是一个耗时长,任务重,范围广,参与人员多,参与设备种类繁的庞大工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各个细节都会制造出污染。在施工过程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土壤污染都是亟待注意的问题。除此之外,机械占地、土料占地、废物堆积、建设营地等活动再次对地表进行了破坏。这种形式的地表破坏也是大气污染的直接原因,加上其施工时间之久,对地表的损害程度远远超过了环境自净能力程度,所以尽管在搬除机械设备、恢复好植被、清理掉垃圾后,环境的承载力也会大大降低,对整个生态系统仍然会造成巨大损失。施工中,废水渗漏、油污的产生、生活废水的排放,加上生产中烟尘、灰沙的侵蚀力度进一步扩大,也大大加重了整个施工区域的土地、空气、水质的污染。废料在堆砌时,随着时间的长远,有些金属、碱性物质和空气产生的化学反应制造出的一系列有害气体,不仅给大气造成染污,也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基于这些,施工过程造成的不利影响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水利工程工程量巨大,且施工时间长,施工人员也较多,对整个施工系统,不管是操作还是人员生活,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考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严格把关,不论是施工还是施工滞泄物,都得做到生态环保。在施工人员的管理方面,也要做到以人为本,人员的专业素质不仅要提高,生活质量也要有所改善,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再考虑专业技能的培训和实践。
人类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贯通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物质需要范围的拓展是由精神需要而引发的,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不断转变使人突破了其动物性自然规定界域,人成为一种新的面向对象、了解对象和把握对象的存在物;精神需要在使人成为对象的人的同时,也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人的精神在打开他的总体自然存在疆域的同时,也打破了他的自然需要的限度,使得人的需要呈现出不断上升和无限扩展的态势。可见,一方面,正如人的精神的超越性使人打开了难以穷尽的欲望空间,使人不必像动物那样完全被锁定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内一样,也正是人的无限欲望对需要的不断流注,才使人的需要源源不断地发展,也正是人的需要的不断发展,才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人越是成为精神的存在物,他就越想要突出和表现其自由本质,他就越是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内在发展冲动,这样的发展冲动为人之不安于现状和想要超越现实的诉求所表达。因此,他在推陈出新着自己的存在形式、自己的内在需要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在不断地发展和奔向那个遥遥无期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发展”这一概念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于争夺有限物质利益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始于需要对象的有限性和人对满足欲求的强烈渴望。人的精神与自由使人的需要变得无限,而无限的需要最终会指向无限的发展。人的无限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无限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又加重了对环境的破坏和压力。历史上的无限发展论基于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发展出这样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二是认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是无限的。过去,人们总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无限广阔的资源宝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各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同时,人们总是相信,个人的知识虽然有限,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凭借其文化积淀而持续地认识自然和不断地生成新技术,从而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提供用之不尽的手段和工具。基于以下理由,无限发展的理论的两种认识都存在问题:首先,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其次,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方法也不是无限的。就第一个方面来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另一类是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成历史的产物,它的总量是有限的,而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也只有在保证其再生周期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即可再生资源并不等同于无限的资源。同样地,人类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手段也不会是无限的。虽然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这种能力相较于无限的自由仍然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在无限的需求促成无限实践的条件下,会造成无限的生产与消费,而无限的生产与消费,就必然促成无限的发展,而正是这种超越了生态限度的无限的发展,才导致了当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在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之下,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江河日下,如果人类仍然不警醒,仍然不改变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最后必将走向自我毁灭。有人认为,人类完全可以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无限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对此观点我们持否定态度。其实,正是人类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种能力的总体的绝对有限性,才导致了当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正因为人类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对象存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而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通过已有的知识来把握自然对象,因此“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能力的展开过程只不过是一个基于既有知识系统不断地自我纠错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二、像人一样生活:需要与生态的内恰
人要像人一样生活,首先就必须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质。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应当认识人的真正存在、了解人的真正自由和理解人的真正本质。他进而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与自由,并不像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各门关于人的科学那样,仅仅将人当作一种客体,通过各种层面的知识就能够被认识。我们认为,对人的认识必须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物质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无限,所以这种总体状态与人的需要是相互对应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换而言之,就是要在满足人之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着力于其精神世界的开发,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但是过去的无限发展理论,却并没有受导于如此的认识,而是将人的物质需要从自然限度中释放之后,就让需求如脱缰的野马任其狂奔。人们沉醉于对物质利益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满足之中,物质需要成为人们耗费精力而永无注满的无底深潭,使人们沉溺于无止境消费和无意义的生活。如前所述,无限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是严重的,而要摒弃无限发展主义,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必须使人回到人本身的本然规定之中,即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而要如此,首先就得让人类习以为常的无限的物质需求“回归”到它的一定的应有限度之内,即必须对人的物质需要进行合理调控。那么如何进行调控?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类物质需求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能够提供相应需要的限度之内,人类物质需求应当是一种被调控的生态化的物质需求。要对人类的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调控,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培养人们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人们只想到其无限的物质需求应当不断地被满足,而很少考虑那些无限的物质需求本身是不是合理,更没有考虑到它们有没有符合生态要求,是不是具有内在的生态合理性。面对如今严峻的环境恶化形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各种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考量,在考察它们是否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而要进行这种合理考量,就得有这样的意识准备:一是树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限意识。人类需求内含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是二者构成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人的精神需求可以无限发展,而人的物质需要则不能无限发展,它必须受到限制。二是建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度意识。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节度,物质需求也是如此。物质需要须符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个体生态的内在节度,任何超出这些节度的物质需求,都可能对人类带来危害,都必须得到调整。三是确立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意识。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性包括需求本身的生态有利性、需求对环境的生态维护性以及对实现需求的条件可能性,从这三个方面对人的物质需要给予全面考量。那么,如何培养人之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对于控制我们过多的欲望,对于我们物质迷狂精神的生态化“整肃”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道德经》则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寡欲可以养生、养性,而这种养生、养性原则因天人合一而完全内恰于生态要求。荀子则认为相对于总体上谈欲之多寡,不如谈欲本身的性质规定。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他认为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欲望多了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合理欲望的增长则无伤于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其实主要是谈寡物质之欲,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关涉到精神以及道德之欲,我们则认为不但不能减少,反而更应当增多。这是因为我们对精神对象的分享不仅有利于人们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也不会造成其自身的减少,就更不会因此带来生态问题。那么如何开发人的精神领地、如何发展人的精神需求———即如何使人成为一个重心偏于精神的存在者呢?我们认为至少得注意两方面:
试验区位于河北省深州市太古庄乡高赵圈村(N38°01′,E115°32′),属典型海河低平原区,是“十二五”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核心试验区。土壤为粘性壤土,180cm土体不同层次容重为1.3~1.6g/cm3;耕层全氮含量1.2g/kg,碱解氮含量66.7mg/kg,速效磷含量24.1mg/kg,速效钾含量122.4mg/kg,有机质含量14.7g/kg,盐分质量分数1.1g/kg。2011-2012年小麦生长季降雨62.8mm,2012-2013年小麦生长季降雨量122.2mm。
1.2试验设计
2011-2013年冬小麦生长季进行,共设旋耕(RT)、深松(SRT)、深耕(MRT)3种耕作方式处理,每处理3次重复,小区面积60m2,随机区组设计:(1)旋耕,前茬玉米秸秆全部粉碎还田撒施底肥1GN-180型大型旋耕机旋耕2遍(深度15cm)耙地2遍机播。(2)深松,前茬玉米秸秆全部粉碎还田撒施底肥2FS型深松旋耕一体机作业1遍(深松深度30cm,旋耕深度15cm)耙地2遍机播。(3)深耕,前茬玉米秸秆全部粉碎还田撒施底肥1L-525铧式犁耕翻(深度20cm)旋耕机旋耕1遍(深度15cm)耙地2遍机播。供试小麦品种为良星99(冀审麦2004007号)。播前底肥施纯氮240kg/hm2,P2O5112.5kg/hm2,K2O112.5kg/hm2,小麦10月10日趁墒播种,基本苗密度为3.15×106株/hm2,2个年度均只在春季灌水2次,每次灌量82.5mm,时间分别为2012年4月6日和5月1日、2013年4月7日和5月2日,随春季第1次灌水追施纯氮135kg/hm2,6月15日收获。
1.3试验方法
10月15日开始,每隔1个月,分0-5cm,5-10cm,10-20cm,20-30cm,30-40cm5个层次采集原状土样,采用环刀法[7]测定土壤容重,计算0-10cm,10-20cm和20-40cm土层平均容重。土壤总孔隙度计算公式为:Rt=(1-RS/DS)×100。式中:Rt为总孔隙度(%);RS为容重(g/cm3);DS为比重(g/cm3)。于冬小麦播前和收获后,按五点取样法采集土样,用平板表面涂抹法对样品中的真菌、细菌和放线菌进行分离计数。分离真菌采用马丁氏培养基,每10ml培养基加入0.03%链霉素溶液1ml(含链霉素30μg/ml);分离细菌采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分离放线菌采用高氏Ⅰ号培养基。其中马丁氏培养基和高氏Ⅰ号培养基平皿倒置于28℃培养箱中培养4d计数;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平皿倒置于37℃培养箱中培养3d计数。在播种-返青、返青-抽穗、抽穗-成熟期3个阶段,按五点取样法采集土壤样品,每阶段采集3次,测定相关酶活性、养分和有机碳含量。土壤碱解氮测定采用碱解扩散法,速效磷测定采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速效钾测定采用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有机质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磷酸浴法[1];土壤脲酶(UE)活性测定采用靛酚比色法,碱性磷酸酶(ALP)活性采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过氧化氢酶(CAT)活性采用高锰酸钾滴定法[8],土壤多酚氧化酶(PPO)活性采用邻苯三酚比色法[9];土壤有机碳(SOC)含量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土壤微生物量碳(SMBC)含量测定采用氯仿熏蒸-K2SO4浸提法,SMBC=Ec/KEC。式中:Ec为熏蒸和未熏蒸土壤K2SO4浸提液的碳含量差值(mg/kg);KEC为转换系数,取值0.38[10-11]。土壤呼吸速率测定采用动态密闭气室法[12],测定仪器为Li-6400(Licor,USA)。土壤含水量采用德国IMKO公司生产的TRIME-PICO型便携式水分测定仪(TDR)测定。土壤温度测定采用HL20型自动气象数据采集器(锦州阳光气象仪器公司生产)。每小区布设8个温度感应器,感应器埋深10cm。播种后,间隔5~7d测定1次0-180cm土层体积含水量,每20cm测定1次,雨后加测;温度采集器采集周期设定为1h。
1.4数据统计分析
对2011-2013年2个生长季试验数据进行巴特勒检验(Bartletttest),趋势相同数据取平均值分析。相关数据统计分析采用SPSS12.0和DPS7.05软件;用Excel2010软件作图。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容重与孔隙度
播种至11月上旬各处理0-10cm土层呈现容重大幅度上升、孔隙度明显下降趋势。11月中旬到次年3月中旬,各处理土壤容重缓慢下降、孔隙度则缓慢上升。播种至4月上旬灌溉春一水前,旋耕、深松和深耕处理容重分别上升6.1%,5.2%和7.3%,孔隙度分别下降4.8%,4.1%和5.3%。此阶段,深耕处理容重最低,孔隙度最大,深松处理和旋耕处理无显著差异。春季灌水和降雨的叠加效应是各处理土壤容重均出现大幅度上升,总孔隙度大幅下降。通过回归模拟,春一水灌溉后30d,旋耕、深松和深耕处理容重分别上升7.4%,6.6%和8.5%,总孔隙度分别下降6.5%,5.8%和7%。5月份以后,各处理物理性状基本趋于稳定,至成熟期处理间差异不显著。10-20cm土层各处理容重与孔隙度变化趋势与0-10cm相似,但变化幅度较小。在该层深松和深耕处理总孔隙度显著高于旋耕处理,而容重则低于旋耕处理。20-40cm土层,通过多元方程模拟发现,土壤总孔隙度随时间推移缓慢下降,容重则缓慢升高。播种至灌溉春二水,深松处理孔隙度最高,容重最低。随后深处理间差异逐步缩小,至生长季结束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图1发现,灌溉春二水后,0-20cm土层各处理容重出现小幅下降,孔隙度小幅提高。推测可能与土壤温度升高加速玉米秸秆腐解有关。
2.2不同土壤耕作方式下土壤水热状况和呼吸速率
2.2.1土壤水分状况由图2可知,播种至返青期,40cm以上土层,旋耕处理含水量最高,为23.8%,分别比深松和深耕处理高3.9%和8.2%;40-80cm土层,深松处理含水量最高,为26.3%,分别比旋耕和深耕处理高10.5%和4.0%。返青至抽穗期,0-20cm土层含水量表现为旋耕>深松>深耕,20-100cm土层深松处理含水量最高,为25.7%,旋耕和深耕处理分别为24.2%和23.4%;各处理100cm以下土层含水量无显著差异。抽穗至成熟期,2011-2012年各处理0-20cm土壤含水量差异不明显,20-120cm土层深松处理含水量显著高于另两处理。2012-2013年,20-120cm土壤含水量变化规律与上一年度相似,但旋耕处理0-20cm土壤含水量明显较高,可能与当年小麦开花后降雨量较多(46.6mm)有关。2.2.2土壤呼吸速率及其与10cm地温的相关性土壤呼吸是土壤碳库向大气碳库输入碳的主要途径,土壤碳库的变化将对大气圈CO2浓度产生明显影响。由图3可知,小麦越冬前,深耕处理土壤呼吸速率最高,峰值为2.9μmolCO2/(m2·s),分别比深松和免耕处理高5.5%和11.5%。越冬期各处理土壤呼吸速率均快速下降,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返青后各处理土壤呼吸速率均快速上升,至孕穗期均达到第二个峰值,此时深耕处理最高为3μmolCO2/(m2·s),比深松和免耕处理分别高7.1%和11.1%。另外,土壤不同耕作方式也明显影响到麦田土壤温度。小麦播种至越冬,旋耕处理10cm土壤平均温度为9.2℃,深松和深耕处理分别为8.9℃和8.3℃。越冬期,旋耕、深松和深耕处理土壤温度分别下降10.7,10.7,10.9℃。返青后深耕处理上升最快,深松处理其次,旋耕处理相对平缓。拔节至成熟期,深耕处理10cm土壤平均温度为23.6℃和22.3℃,分别比旋耕处理高5.8%和2.8%。说明深耕和深松均有利于提高春季地温。另外,通过对不同耕作方式下麦田10cm深度土壤平均温度与土壤呼吸速率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1)发现,土壤呼吸速率与地温呈显著正相关。
2.3不同耕作方式对麦田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酶是土壤生物过程的主要调节者,参与土壤环境的一切生化过程,与有机物质分解、营养物质循环等密切相关。由表2可知:①0-10cm土层,抽穗前不同处理麦田土壤脲酶(UE)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均无显著差异,抽穗后深松处理UE和CAT活性上升较快,并均显著高于旋耕和深耕处理;10-20cm土层,返青前各处理UE和CAT活性差异不显著,返青后处理间差异扩大,深松处理UE和CAT活性最高,分别为0.3mg/(g·d)和2.99ml/(g·h);20-40cm土层,返青前各处理UE和CAT活性无显著差异,返青后深松处理2种酶活性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②0-10cm土层,小麦播种至抽穗阶段,免耕和深耕处理土壤碱性磷酸酶(ALP)较高。抽穗后,深松处理土壤ALP活性明显提高,为36.3g/kg,分别是旋耕处理和深耕处理的1.17倍和1.18倍。③10-20cm土层,小麦抽穗前深耕处理土壤多酚氧化酶(PPO)活性分别比免耕和深松处理提高78.9%和43.2%;抽穗后,深松处理土壤PPO活性最高,并显著高于其他处理;20-40cm土层,小麦抽穗前各处理PPO活性无显著差异,抽穗后深松处理PPO活性最高,分别比旋耕和深耕处理高78.6%和19.0%。
2.4不同耕作方式对麦田土壤养分的影响
0-10cm土层,旋耕处理碱解氮含量在小麦抽穗前较高,深耕处理则是在抽穗后较高。10-20cm和20-40cm土层,深松处理碱解氮含量始终最低,抽穗期仅为52.3mg/kg,分别为免耕和深耕处理的92%和79%;全生育期平均为46.1mg/kg,分别为免耕和深耕处理的77.1%和81.6%。0-10cm土层,旋耕处理速效磷含量最高,有“表层聚集”现象,全生育期平均含量37mg/kg,分别是深松和深耕处理的1.15倍和1.29倍;10-20cm土层,抽穗前旋耕处理速效磷含量最高;抽穗后处理间差异不显著;20-40cm土层,深松处理速效磷含量最高。0-10cm土层,小麦抽穗前,旋耕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最高,为106mg/kg,分别是深松处理和深耕处理的1.26倍和1.22倍;抽穗后,深耕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最高。10-20cm土层,抽穗前,旋耕处理速效钾含量也最高,抽穗后各处理无显著差异。20-40cm土层,深松处理速效钾含量最高。0-10cm和10-20cm土层,返青至抽穗阶段,深耕处理有机质含量较高,其他时期各处理无显著差异。20-40cm土层中,返青前旋耕处理有机质含量较高,深松处和深耕处理无显著差异。返青后深松处理有机质含量为12.28mg/kg,分别比深松和深耕处理高80%和74.6%。
2.5不同耕作方式对麦田土壤微生物与有机碳的影响
2.5.1真菌、细菌和放线菌数量由表4可知:①旋耕处理各层土壤真菌数量均呈下降趋势,深松处理土壤真菌数量在各土层均为上升趋势,而深耕处理则在0-20cm土层表现为下降,在20-40cm土层上升。2个生长季深松处理土壤真菌数量平均增加69.9%。②旋耕处理土壤中细菌数量在0-20cm土层中表现为增加,而在20-40cm土层中则下降,深耕处理与旋耕处理相反。深松处理土壤细菌数量在各土层均表现为上升。2个生长季深松处理细菌数量平均增加91.1%。③0-40cm土层,各处理放线菌数量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深耕处理放线菌数量下降最明显,全生长季平均下降31.5%。2.5.2土壤SMBC和SOC含量微生物量碳(SMBC)对土壤扰动非常敏感,可反映土壤养分状况、生物活性和微生物数量。由表5可知,0-10cm土层,深耕处理SMBC含量最低,为134.5mg/kg,分别均相当于旋耕处理的84.9%。10-20cm土层,小麦播种至返青阶段,深松处理SMBC含量最高;返青至抽穗阶段,旋耕处理SMBC含量最高。深耕处理SMBC含量始终最低,全生育期平均仅为176.3mg/kg,分别仅相当于旋耕处理和深松处理的77.7%和73.9%。这可能与深耕对土壤扰动大,土壤团聚体遭破坏,土壤呼吸速率和能量消耗加快有关。20-40cm土层,小麦抽穗期前,SMBC含量为旋耕处理>深耕处理>深松处理;抽穗后,深松和深耕处理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旋耕处理。总有机碳(SOC)是表征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影响着土壤渗透、抗蚀、持水和养分循环,协调土壤水、肥、气、热等[13]。0-10cm土层,深耕处理SOC含量最低,全生育期平均为9.4g/kg,分别相当于旋耕和深松处理的91.9%和91.0%。10-20cm土层中,返青前,旋耕处理依然最高。返青后,深松和深耕处理SOC含量则呈明显增长趋势。20-40cm土层中,返青前,旋耕处理SOC含量最高;返青后,深松处理SOC含量最高,为19.2g/kg,分别是旋耕处理和深耕处理的1.75倍和1.22倍。2.6不同耕作方式对小麦产量和水肥利用的影响由表6可知,2个生长季深耕和旋耕处理总耗水量均较高,分别为430.3mm和430.9mm,深松处理仅为409.4mm,比旋耕和深耕节水6%;深松处理产量最高,平均为8550.0kg/hm2,分别比旋耕和深耕处理分别提高15.4%和6.9%,水分利用效率分别高22.7%和13.7%;深松处理N、P、K肥料偏生产力最高,其中N肥平均偏生产力为22.8kg/kg,分别比旋耕和深松处理高15.2%和6.5%。
3讨论
3.1耕作方式改变对麦田土壤物理性状与水热状况的影响
物理结构、储供水和热量循环能力是耕地质量的重要表征。研究显示,长期单一的土壤耕作方式均会影响土壤物理性状,如长期翻耕土壤失墒大,形成犁底层,影响土壤蓄水能力;长期少、免耕,表层土壤体积质量会增加、犁底层上移、耕层变浅。Milton等[14]报道免耕土壤总孔隙度较低。Borghei等[15]报道,多年免耕导致土壤压实、容重增大、产量降低。Hou等[16]报道,与常规耕作方式相比,在夏闲期间,采用免耕与深松相互交替可提高0-20cm土层含水量3.9%~7.8%,而在作物生长及季节则可提高8%~8.6%。Qin等报道,深松可增加降水入渗,提高土壤贮水能力。苏衍涛等[18]报道,免耕在冬小麦越冬期表现增温,活动期表现降温。本研究表明,深耕处理和深松处理分别有利于0-20cm和20-40cm土层土壤容重下降和土壤孔隙度增大。旋耕处理有利于表层土壤水分储蓄,深松处理有利于20-120cm土层水分储蓄。深耕有利于提高土壤温度,分别比深松和旋耕高5.8%和8.8%。深松对土壤扰动深度较大,可更好地储蓄水分,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类似。深耕比深松可更有效提高土壤温度,且温度变幅更大,这与陈继康等的研究结果相似。而深耕由于加深犁底层的同时,造成了表土大面积翻动,破坏了团粒结构,实际并未对土体储水起到更好的效果,所以频繁深耕必然对耕地质量产生较大影响,这也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有关耕作方式改变后土壤水热状况的改变是否有耦合效应并影响作物生长,还需进一步研究。
3.2耕作方式改变对麦田土壤酶活性与养分含量的影响
养分循环是农田生态系统最基本功能之一,其中农田三大养分要素N、P、K的循环与平衡则是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区域农田生产力状况的具体反映。不同栽培制度和管理措施等都会影响土壤酶和养分空间变异和生物活性变化,而土壤酶活性与土壤养分之间关系密切,可间接反映氮、磷等养分转化与供给状况。本研究表明,小麦返青至成熟,深松处理可提高土壤过氧化氢酶和脲酶活性,且深松处理还可提高小麦抽穗后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深耕处理和深松处理可分别在抽穗前、后提高表层土壤多酚氧化酶活性。深松处理可降低碱解氮含量而促进速效磷和速效钾积累;深耕处理可提高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旋耕处理和深松处理则分别在返青前和返青后提高20-40cm土层有机质含量。本研究还得出,旋耕处理速效磷有“表层聚集现象”,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可见,深松处理对于提高土壤酶活性有着特殊意义,而土壤酶活性提升又直接加速了对土壤中养分的分解和利用。由于研究角度侧重不同,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酶活性与养分变化相关性将另外报道。
3.3耕作方式改变对麦田土壤呼吸和微生物的影响
由于土壤微生物比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质量变化能做出更快速响应,所以土壤微生物土壤污染监测评价和生态修复等方面的研究受到普遍关注。不同耕作措施创造不同的土壤环境,影响土壤微生物数量和组成。研究显示,土壤呼吸是一个复杂的土壤生态学过程,土壤呼吸季节变化一般呈现单峰型特点[21]。不同耕作措施可改变土壤物理结构和水热特性,进一步影响土壤呼吸状态。张俊丽等报道,深松耕处理小麦农田呼吸速率最高,显著高于深耕和旋耕处理。任景全等研究也认为,免耕可降低土壤呼吸速率。本研究表明,深松有利于真菌和细菌增殖,旋耕有利于放线菌增殖。这可能与深松和深耕提高了土壤温度,而温度提升加速了土壤内植物残体降解,腐殖质含量提高有关。Riley曾报道耕作方式对微生物的影响与土质关系密切,因此本研究结果还需在其他土质中进一步印证。本研究还显示,深松处理和旋耕处理分别在不同生育时期可提高土壤SMBC含量。旋耕处理在小麦返青前土壤SOC含量较高,深松处理则是在返青后最高。深耕处理土壤呼吸速率最高,2个生长季平均为1.76μmolCO2/(m2·s),分别比旋耕处理和深松处理高8.0%和4.8%,这与前人报道吻合。且本研究也证实呼吸速率与土壤温度呈显著正相关,而深耕可提高土壤温度,研究前后可互相印证。深耕处理SMBC含量SOC含量较低,这与Compton等[25]提出的土壤温度高可提高SMBC含量不一致。这可能与试验区土质有关,因为土质不同会影响SMBC的周转速率有关。有关不同耕作方式下麦田土壤呼吸和微生物的关系及其在不同土质上的表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复杂的系统进行评价通常是依靠多种指标进行的,而指标的选取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更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指标数量过少会使信息量不足而影响评价结果,指标数量过多则会出现大量的冗余信息,加大了分析计算的难度.所以指标的设计一定要坚持全面性、发展性、特殊性、可操作性和侧重性等原则.
1.2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目前对于指标的筛选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等,其中,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由于评价者的不同偏好,对所给出的方案评价不一,导致部分信息失真;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虽然能减少指标间的相关性,但是剩下的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评价目标的特性.该文构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大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专家经验初步拟选出能够反映该体系脆弱度的相应指标,构建一个初步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该体系中各个子系统中初步选取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选择出最能代表该子系统的指标并建立最终评价体系.
1.3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建立
该文将模糊数学方法和传统评价方法相结合来分析系统的各方面相关信息,首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合并相似度过高的指标并选出代表指标,同时引入区间变量,建立系统间的发展阶段的模糊区间,以模糊辨别两系统的演进模式,并结合模糊函数建立评价模型,以此研究两系统间的脆弱状况。
2结果分析
2.1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带动经济的发展;二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周边的用地性质发生了改变,进而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观念.因此,城市化子系统应该包括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又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城市化指标共选取了27个.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资源环境或与生物体进行物质能量流动众多因素的集合.生态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二是影响生物体的各种生态因子.因此,本文从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噪声环境和生态保护五个方面构建生态环境子系统.每个方面也同样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生态环境共选取了20个指标.
2.2评价指标的筛选
以经济城市化子系统为例,运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树状图,五次迭代内被归为一类的说明指标间相似度较高,可以合并为一类,从而得出该子系统内的代表指标.同理可以得出其他子系统的代表指标,该文不详细列出.最后得出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
3结论与讨论
2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原因
2.1草畜双承包制度是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根源
自1983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草场共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在人口与草场比例失衡的状态下,牧民只在自己的牧场上完成日复一日的放牧活动既不科学又不合理.草场承包制限制了四季轮流放牧的可能,这种使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使得经营畜牧业和经营草原紧密联系.牧民承包以后年复一年都在固定的放牧圈里活动,牲畜昼夜啃食同一个牧场,在居民点、卧盘、水井附近出现许多直径60米至95米的同心圆,平均每个居民点退化105亩至310亩左右的草原“.草畜双包制”导致草原的不科学使用,牲畜以牧户为中心每天从定居点至饮水点不断践踏和啃食一片草地从而导致了蹄灾.同时,这种把草原一片一片圈起来的制度不仅使草原载畜力降低而且加大了牧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造成牧民之间的恶性竞争.
2.2新巴尔虎右旗旅游业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截至2014年11月,新右旗共接待游客496191人次,同比增长9.1%,其中接待国内游客473860人次,同比增长8.9%;接待国外游客22331人次,同比增长13.1%.②通过对一个在旅游基地工作多年的同学进行电话采访了解到,游客进去之前和出来之后的地面状况完全不同,塑料袋、矿泉水瓶、饮料瓶等满地都是,加上草原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也会对草原植被、动物、土壤产生影响.土壤遭到破坏之后导致其结构的变化,并引发土壤上层植物的大量生长,终将造成动物的迁徙或减少.旅游者丢弃的废弃物严重污染环境,超过了草原生态的承受能力,导致水质和土壤质量变差,环境和旅游之间是既有冲突也能共存的关系,环境保护依托于游客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素质.
2.3过度放牧使草畜得不到平衡发展
全旗总面积25194平方公里,草原面积3444.2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2716.7万亩.牧业户3909户,牧业人口1.5万人,2006年全旗牲畜总头数突破205.3万头只.随着人口的增长草原的载畜量已经超过其载蓄能力,新巴尔虎右旗属于干旱草原,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而且年降水量少,冬季干冷,夏季炎热,2010年退化草原已达1208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44.5%.过度放牧的大多是外来人口,他们承包本地牧民的草场,大量引进牲畜,短时间内过度使用牧场,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近年,新巴尔虎右旗牲畜数量愈发增多,对现有的草场容量已经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不防止过度放牧草原生态系统会遭到破坏,因为牲畜数量的增加,造成草场压力变大且得不到有效恢复,致使草场退化,也因此引起草原沙漠化的蔓延.
2.4外来人口过度开采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008年至2011年,金山矿业和新鑫矿业为利益所驱使,在新巴尔虎右旗草原上进行非法开采并向周围排放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这些对地表水、土壤、空气和人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开发到完成,牧民始终是弱势群体,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要遭受开采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每年来新巴尔虎右旗挖药材的流动人口约260人,而且很多人就地搭帐篷过夜,连续几天不停的采挖,严重破坏了牧民的居住环境.2013年7月,公安机关在药材密集地抓获数名违法作案人员,没收作案工具数把,去年新巴尔虎右旗查获违法采药人员143人,没收非法采集的药材将近1027公斤,过度采挖使草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3关于新巴尔虎右旗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3.1合理利用草原资源
对草原进行科学地开发利用和建设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措施.很多鼠目寸光的人为了眼前利益去破坏草原,如开矿,滥挖,滥櫵,过度放牧等等.2007年旗长白爱军接受采访时说过:“牛羊还是太多,还要往下减!”.草原受到破坏就等于广大牧民的利益也在遭受损害,但光靠他们的力量无法制止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及时并强力打击破坏草原的多种行为,促进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
1、制定具体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同时应根据破坏活动的程度进行批评或处罚,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2、坚持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一定要保护原则.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人开发之后都要进行付费,获取利益之后都要进行补偿,开发之前应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坚持保护和开发并行,不能盲目的开发要遵循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
3、严格检查流动人口,禁止其破坏草原.新巴尔虎右旗有众多流动人口,由于他们对草原的不了解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利益所驱使就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的破坏.2012年全旗投入约300万元组建了“草原110”,设立多个流动报警点以及固定警务室.必须“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得”.③
3.2从经济上帮助牧民,减轻对草原生态的压力
有效地限制过牧行为实属不易,在政府的强力管理下过牧活动依然存在.牧民的过牧行为会受到草原监管部门的制止,然而,这会影响到牧民的生计,如果超载被发现监管部门会对牧民进行罚款,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政策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关部门往往只对过牧行为进行罚款了事而对超载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当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保护和建设,例如从2002年以来惠及牧民的退牧还草补偿金约1500万元,约716万亩牧场得到休养生息,同时政府投入约1460万元有效的控制了10多万亩草场的持续沙化局面,制造并投入使用移动篷车近400辆,棚圈近600座.
3.3合理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
外来人口的增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牧区的平衡发展,新巴尔虎右旗在1990年总人口近2.5万,1997年总人口3万,现在全旗人口近4万人.不有效合理的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长会给新巴尔虎右旗以后的发展带来阻碍和困境.新巴尔虎右旗现在的常住人口为26420人,总人口近4万,外来人口近10000人.人口的增长及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造成了牧民赖以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浪费.应把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工作重视起来.
1、充分认识人口增长给有限资源带来的困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周围环境和资源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加大,这不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从长计议使有限资源科学搭配人口数量,鼓励牧民有效利用草原资源.
2、禁止外来人口进行养殖活动.现今外来人口对草原的使用主要是代放牧,他们从牧民手里购买牲畜之后让牧民代放,间接地使用草原,加大了草畜矛盾.
3、成立户籍制度改革小组,通过合理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快建立外来人口动态监测长期工作机制.
3.4保护草原旅游资源环境
选择科学的开发利用模式,明确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相互平衡原则,要顾及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可承受能力等.现在的旅游业和消费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冲击力很大,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草原旅游环境.
1﹑发挥政府的管理作用.政府在旅游环境和资源管理上进行战略性调控,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并肩而行,确保旅游资源的长效利用.
二、异化了的学术生态环境
大学精神的实现,有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价值观念。纵观人类历史,在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往往能够带动文化的重大创新和转向,促进思想范式的更新。但同时,也会出现异质因素而导致文明发展的迟滞,造成文化精神的衰退。受这种文化变迁内在逻辑的制约,大学精神也始终受到多种有利或不利因素的牵制、影响和挑战。20世纪初期的德国,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大学里弥漫着抑郁、悲观的气息。围绕着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学术管理体制、“去学术”的专业化和纯粹学术等问题聚讼纷纭。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斯•韦伯在对青年教师的讲演中指出,学术应当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志业。但是,“今天,学术已经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术为志业受到了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局面将一直持续下去”。韦伯所批评的是大学中的堕落现象,即严肃的学术活动、以教育为志向的大学,已经被逐渐功利化的职业谋生所取代。认为这是大学精神衰落的征兆,将危及大学独立自治的理想。概言之,大学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大学创造力的衰减,最终造成文化发展失去根本动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同样面对着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学术的生态环境尤为严峻。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功利化、学术失范、学术操守和道德严重堕落、浮躁与虚夸的现象。韦伯所批判和警告的危险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写照,这种现状“正如我们在败坏着精神一样,我们也在败坏着情感”。学术创造原本尊奉的价值和理想不再神圣,而处于利益和权力的围城之中。在大学中存在着数量与质量、功利与学术、敬业与浮夸等多种矛盾。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严重背离了学术的精神实质和发展逻辑。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普遍规则,评判大学的等级、学术声誉以及教师的学术水准皆以此为标准。研究基地和博士硕士点的数量、科研经费的引进数额、的数量和刊物级别以EI、SCI区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管理体制便于进行直观的评判,简化了管理的难度和成本,简便易行。但是,这恰恰伤害了学术本身的严肃与尊严。在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下,严肃的学术研究演化成了商业性的数量竞赛。“一旦这些商业性的外部标准代替学术的内在尺度,成为评判和衡量所有学者的统一尺度,就使得知识的生产,就像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一样,在不断追求效率的形式合理性背后,是失去了其本身意义的实质不合理。”于是,在这种环境里,粗制滥造、抄袭、炒作、自我复制等反学术的现象不断滋生。“对那些一旦进入这一赛跑并决心参与竞争的人来说,这场竞赛激励他们参与了一场每个人要对抗所有人、人人相互利用又相互对抗的斗争。这一斗争决不包含带来学术革命的危险,相反,它以自己的逻辑促进这一包含时间性距离的体制和秩序的延续和继承。一方面,这是因为参与竞争就意味着承认竞争有着共同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又因为竞争在任何时刻都局限于大约位于同一起跑线的竞争者,还因为仲裁者是那些占有更高位置的人。”缺少了学术敬畏之心的所谓“创新”究竟能有多大的新意和贡献呢?人类的知识由此而得到了多大增长呢?是否推进了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呢?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与学术卑微相对照的是权力的傲慢。学术自治和学术权利始终依附于权力的支配,学术自由因此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既无法传承大学的精神和理想,又使得学术创新能力低下、教育教学质量降低。“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在表面光鲜浮华的背后,难以掩盖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大学理想的衰落。
三、健康学术生态环境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