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发展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档案学发展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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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档案学是从整体上把握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在应用档案学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揭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自身的本质和一般规律，为档案工作实践和国家档案事业建设提供一般性理论依据。

    应用档案学是档案事业管理、档案资源管理与开发、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的总称。所属学科有：档案事业管理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统计学、档案目录学、档案保护技术学、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档案缩微复制技术等。

    应用档案学的特点：一是实践性强，它所阐明的理论、制度、原则与方法，直接应用于档案事业管理实践和档案业务工作实践，具体原则和方法在学科知识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术性强，它研究现代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解决档案保护技术现代化、档案管理自动化、档案复制缩微化、档案信息传递网络化等问题。

    当代档案管理和国家档案事业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因此要求档案学也必须进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档案学是应用档案学的高层次理论概括，对应用档案学起直到作用；应用档案学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问题将推动理论档案学的发展。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整体水平。

    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或者说基本上属于社会科学，这是由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档案工作是管理档案和提供档案信息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一项社会活动。档案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即研究档案、档案工作运动规律及其与人们社会实践关系的学科，因此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篇（2）

1．彰显了“以人为本”和重视民生档案的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惠及民生，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来，并在党的十上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国家档案局依据所学发展观，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人的档案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新理念。在高校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学生，而不是领导，更不是校长，是学校主体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学生档案最重要，最有价值。增设“学生类”档案是对过去传统的档案管理观念的彻底否定，它有利于学生对其个人档案的查询和利用，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的人事档案是处在一种极度封闭的状态，过分强调保密，公民个人根本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在高校中，学生也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对于自己档案中的内容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一些学生档案中的不实之词致学生在走向社会后，得不到公正对待而贻误发展前途，以致影响一生的情况多有发生，而本人并不知晓其原因。《办法》明确提出并列举了学生档案包括的一些基本内容，并强调学生本人是档案形成的主体。对自己的档案享有知情权。符合现代社会人事档案必须阳光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彰显了“以人为本”和重视民生档案的理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

2.有利于高校学生档案管理体制的规范。《办法》实施五年来，纵观各高校学生档案管理的现状，用一句话概括，仍呈比较混乱的状态。从表面上看，有的高校学生档案由各院（系）管理，有的是研究生档案由研究生院管理，本科生档案由学生处管理，有的由学校档案部门管理。这种不统一性必然使学生档案管理混乱，但这只是一种表象，而本质问题则是由于管理体制不规范而造成的。因此，《办法》在分析了高校档案管理混乱原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高校学生档案归档案馆管理，这是既体理了学生档案的本质特征又符合档案工作规律的。实行高校档案馆管理的体制有诸多优势，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才优势。学生档案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需要专人管理，更需要有具备档案专业知识的人去管理。而学校各院（系）、学生处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兼职做档案工作，平时事务性工作就比较多，很难有专门的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学生档案，突击整理学生档案是家常便饭，由于他们一段都不具备档案专业知识，因此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从近年来社会用人单位对学生档案利用反馈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中可以看到这种管理形式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只有高校档案馆的专门档案人员才能真正胜任学生档案管理工作。二是保管优势。档案馆以外的部门管理学生档案，一般将档案存放于普通的办公用房中，档案丢失、损毁时有发生，而高校档案馆有专门的库房和保管设施，能够从根本上保证学生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此外，各部门管理学生档案的做法，导致各部门之间责任互相推诿，造成学生档案质量差、可信度低，降低了学生档案的利用质量，不利于学生本人和社会各方面的查阅和利用。

3.有利于实现高校档案馆藏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集中统一地管理党和国家的全部档案是我国档案工作最重要、最根本的基本原则。高校档案是国家档案，而高校学生档案是高校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国家档案，必须由档案部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各高校逐步建立了档案馆或档案信息中心，其目的就是实现对高校全部档案信息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维护高校档案的完整与完全。《办法》在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中，对学生类档案的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高等教育学校培养的学历教育，学生的高中档案入学登记表、体检表、学籍档案、奖惩记录、党团组织档案、毕业生登记表等。这些材料既包括了学生个人档案中的大部分内容，也包括了教学档案归档范围中的部分内容、即学生的“入学登记表、学籍档案、奖惩记录”等是比较完整的学生档案材料。校档案馆或档案信息中心以此为标准，可对学生档案形成院、系、班级进行指导，及时归档，保证学生档案信息的完整，并与学校其他档案信息共同构筑馆藏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实现高校档案馆藏资源的集中统一。

二、高校学生档案管理规范化的途径

高校学生档案要真正做到“档如其人”，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大学生本人在校期间的成长历程，其根本途径就是实现高校学生档案管理规范化。

1.建立并不断完善高校学生档案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办法》对“学生类”档案的一些主要和基本的内容做了规定，这是十分必要的，有指导意义，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去收集和保管，各高校的做法不尽相同。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制度层面上做文章，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具有较强针对性和较强操作性的高校学生档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体系，提出明确的任务目标和全面的归档范围，对产生学生档案的各个环节的工作进行细化和提出基本规范要求，从而确保学生档案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虽然我国高校的规模、所有制千差万别，但各高校应根据本校实际，明确由档案部门牵头，与各院系协同单位协作建立相应的档案工作制度去明确各自的职责。建立一个相对集中统一管理学生档案的不同模式。并建立考核评价制度，定期开展系统考核，强化过程管理和监督。

2.充实档案内容，提高档案质量。《办法》颁布以来，许多高校在学生档案的内容上，除保证基本的《办法》所列举的内容外，结合自身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沿着学生自身成长的轨迹，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丰富档案内容的各种有益尝试，体现高校素质教育的成果和学生自我发展的过程，从而实现“档如其人”的目标，这样形成的学生档案能够涵盖其全貌，为用人单位全面了解毕业生提供了准确真实全面的信息，同时也为学生本人在日后的成长发展提供了鉴借依据。各高校现阶段对学生档案的不断充实基本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行为表现情况，反映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二是身体健康情况，反映学生是否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三是学生的心理素质，反映学生的心理状态，个性倾向和职业倾向。四是技能水平记录情况，记录学生参加各种技能水平的鉴定，能力水平考试等。五是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及效果，记录学生在校任职情况及评价，参加大型活动，科技活动效果等，反映学生社会活动及社交情况。六是信用情况，个人信用是人们关注的重要品德，是现代社会关心的基本要素。经过不断充实，使学生档案更具个性特征，避免了“程式化”、“公式化”千人一面的档案现状。为了保证充实工作，高校应建立学生档案信息动态跟踪机制，及时收录学生各种全面信息数据，动态地记录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丰富学生档案信息资源。

3.运用现代科技推进学生档案管理信息化。当前，我国已进入信息化时代，高校招生、就业都已基本实现信息化和网络管理，学生档案在载体上已形成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并存。高校应充分利用电子技术和网络优势，整合各方面信息资源，开发运用学生档案管理系统和电子档案库，依托互联网建设学生档案管理与服务网站，为学生和社会提供各种学生档案咨询、查询等服务，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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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冠.政府信息公开目标取向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

[10]候卫真.论政府信息化取向与信息能力构建[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

[11]谭必勇.政府信息资源的目录控制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8.

[12]王少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7.

[13]邵华.档案学的逻辑起点与学科建构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4.

[14]高大伟.档案学的元问题及可能的形而上[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1.

[15]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95.

[16]蔡梦玲，高俊宽.从档案学硕博招生看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走向[J].档案学通讯，2014，04：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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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形式开展学会活动。坚持活动是学会的生命力所在，为丰富广大会员学习生活，州档案学会一是在广南县开展了全州档案系统知识竞赛、篮球、拔河、歌舞比赛和书画、摄影、根雕展活动，加强会员间的交流与了解；二是在州社科联、州党史征集研究室老师的指导下，组织会员到丘北县马者龙村学习石刻档案拓印技术，印下了明正德14年(1519)的《新刻地藏碑记》等一批拓片，锻炼了学员的动手能力，丰富了馆藏档案资料；三是组织会员到西藏、东三省等地参观学习，组织11人参加省档案学会在保山举办的档案学术研讨会，开阔了大家的视野，促进了交流。

2、学术交流活跃。州档案学会充分发挥学会的学术性团体的作用，积极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在省档案学会的号召下，积极组织会员撰写理论文章，全年向省档案学会推荐论文16篇，向《云南档案》等报刊投稿10余篇，刊载3篇，其中马关县档案局局长带头撰写论文并在全省学术研讨会上作交流发言。

3、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学会根据各单位档案人员变动情况，及时吸纳新人员加入档案学会，全年共发展会员3人。

4、档案宣传成效明显。州档案学会利用文山档案信息网，及时上传学会相关文件，使会员在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学会最新信息和动态，了解档案工作现状和研究成果。同时，利用档案工作简报向各级各单位宣传档案工作。

二、2012年学会工作安排

2012年，州档案学会将围绕档案工作重点，与时俱进，积极工作，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加强学术研究，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使学会充满活力，将学会建设成为“理论研究的摇蓝，档案干部的家园”。为此，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进一步加强学会组织建设。搞好学会的自身建设，是学会工作的重要保证，鉴于档案工作人员变动频繁的情况，2012年将对新从事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普查，以吸收更多的档案工作人员成为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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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形式开展学会活动。坚持活动是学会的生命力所在，为丰富广大会员学习生活，州档案学会一是在广南县开展了全州档案系统知识竞赛、篮球、拔河、歌舞比赛和书画、摄影、根雕展活动，加强会员间的交流与了解；二是在州社科联、州党史征集研究室老师的指导下，组织会员到丘北县马者龙村学习石刻档案拓印技术，印下了明正德14年(1519)的《新刻地藏碑记》等一批拓片，锻炼了学员的动手能力，丰富了馆藏档案资料；三是组织会员到、东三省等地参观学习，组织11人参加省档案学会在保山举办的档案学术研讨会，开阔了大家的视野，促进了交流。

2、学术交流活跃。州档案学会充分发挥学会的学术性团体的作用，积极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在省档案学会的号召下，积极组织会员撰写理论文章，全年向省档案学会推荐论文16篇，向《**档案》等报刊投稿10余篇，刊载3篇，其中马关县档案局局长带头撰写论文并在全省学术研讨会上作交流发言。

3、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学会根据各单位档案人员变动情况，及时吸纳新人员加入档案学会，全年共发展会员3人。

4、档案宣传成效明显。州档案学会利用文山档案信息网，及时上传学会相关文件，使会员在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学会最新信息和动态，了解档案工作现状和研究成果。同时，利用档案工作简报向各级各单位宣传档案工作。

二、**年学会工作安排

**年，州档案学会将围绕档案工作重点，与时俱进，积极工作，加强学会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加强学术研究，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使学会充满活力，将学会建设成为“理论研究的摇蓝，档案干部的家园”。为此，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进一步加强学会组织建设。搞好学会的自身建设，是学会工作的重要保证，鉴于档案工作人员变动频繁的情况，**年将对新从事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普查，以吸收更多的档案工作人员成为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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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创新

(一)设置符合社会需求的教学模块

从档案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供应链角度看，高校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毕业生应对社会需求的能力，反之，社会需求也正促动着高校的教学课程设置向前发展。很多用人单位为减轻培养人才的资源，直接录用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往届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应届生就业率，因此，高校在设置研究生课程之时，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培养目标，按照既定的目标开设课程模块。笔者认为，高校应按照就业方向将原有课程整合为相对应的模块，例如现代公文管理与处理系统模块、档案学理论研究模块、办公自动化模块、电子政务模块、电子商务模块、档案信息化建设模块、数字档案馆研究模块、电子文件模块等。其中，档案学理论研究模块为档案学硕士通学课程，其他各类模块可由学生依据兴趣爱好及发展方向自行选择，模块内的所有课程为该生必修课，各高校可根据学校特色、区域特色、师资力量有计划地进行课程模块整合。

(二)加大选修课的比例、扩大选修课范围

目前，我国28所开设档案学硕士点的高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各有利弊，就黑龙江大学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而言，专业课比例明显高于基础课，学生仅在第一学期接受一门信息资源管理及一门组织管理课程，除了英语、政治两门公共课，均为档案学专业课，且在35学分的前提下，选修课程只需得到5分即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档案与文件事业专业求该专业硕士须修满40学分，其中至少24学分须是信息学的课程;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档案与文件管理专业硕士生须两年内修满48学分;美国匹兹堡大学信息学院档案、保存及文件管理硕士专业要求须修满36学分，共计12门课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信息学系档案学专业信息学系要求档案学硕士须修满19门课程，共76学分”［3］。可以看出，同样在学分制教育背景下，美国高校的学分明显高于我国，而且门类多样，选修课比重也高于我国。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图书、情报、档案学科的交叉性日渐明显，扩大选修课的范围，将信息理论、信息技术、文秘、历史、管理等方面课程融入到档案学的课程设置中，既可以拓宽硕士研究生的知识面，同时也能使学生在选修课程时，提前为毕业后的择业作前期规划，并有目的地学习专业知识。

篇（7）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The achievement of resear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new perspective， new criteria and new research contex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existence of factual errors， lack of theoretical depth of excavation and tunnel vision. The research of the paradigm of 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paradigm and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in order to make the research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Keywords：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Paradigm theory； Paradigm； Scientific community

得益于档案学者们的孜孜追求和学术探索，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已成为档案学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使笔者可以站在前辈们的肩上远眺，更有了可以评说得失的基础。

1 文献资料统计分析

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分别以“范式”“范型”“库恩”“科学革命”“常规科学”“不可通约性”“科学（家）共同体”“共同体”等为篇名，并含“档案”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检索时间为2016年8月2日。共获得相关文献103篇，经过仔细分析鉴别，剔除其中一稿多发和内容重复的6篇，得到97篇有效文献。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最早研究档案学范式论的文章发表于1991年。经过十几年的沉寂之后，终于在2004年又出现相关研究成果，并一发不可收拾，从2005年开始受到档案学者们的关注并延续至今。

从论文数量来看，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的研究虽处于较为稳定的态势，但是一直属于小众研究，而且相对集中，四位主要作者共计24篇（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占总数的24.74%。

其中丁华东和陈祖芬不仅研究成果数量多，关注时间长，而且研究内容较为深入、系统，主要表现就是各自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及在此基础上出版的专著，即《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和《档案学范式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发展》。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仅有的两本专著。

其余91位作者（包括第二、第三作者及译者）共计73篇，平均每位作者0.8篇，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深入度，蜻蜓点水式的文章较多。

从以上文献计量统计结果可以窥见，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四位主要作者研究较为深入和系统，观点也较为集中，而其余作者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和概括，其中还是有其内在联系性的。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档案学范式论的价值、档案学范式及其转换、档案学的范式演进、档案学（学术）共同体等四个方面。

2 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得

2.1 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库恩的范式理论一经产生就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引发了科学战。虽然他的理论主要是依据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历史形成的，但是却在社会科学领域广为传播和利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档案学的部分学者也加入其中，从范式理论的视角审视档案学，形成了许多新观点、新领域，为中国的档案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诸多档案学范式概念的提出及转换过程的梳理。尤其要指出的是丁华东的工作。从整体来看，丁华东实际上是在范式理论的视域下，构建了自己系统完整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他提出的档案学范式转换过程，不仅是一条明晰的档案学术发展的线路，更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档案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看做是档案学历史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完整图景，从而为后来者进一步探索档案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一种视角和宝贵线索。

2.2 提供了新的评价标准。学术评价标准的确定和选择是学术评价首要和关键的环节，直接影响到学术评价结论的科学与否。科学与非科学乃至科学发展程度的区分和评价标准已有许多先贤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比如与库恩同时代的、同被誉为西方后现代主义主要科学哲学家之一的波普尔就将证伪原则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以此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P1TTEEP2（问题1试探性理论排除错误新的问题2），以及著名的“世界1、2、3”理论。[1]而库恩则提出以有无范式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与波普尔相比，库恩的标准韧性更大，更符合档案学的具体情况。因为在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准绳下，诸如形而上学、数学、逻辑学等重言式命题，都无法用经验证伪，因此是非科学的。而在库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中，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规科学时期都可以作为科学发展成熟度的标志，相比于波普尔无明显标志词的科学发展模式而言更适合档案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有胡鸿杰和陈祖芬两位学者。胡鸿杰只是将之作为中国档案学评价机制研究的一部分，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粗略。相比而言，陈祖芬的专题研究就显得更加深入、系统。从结论上看，她的研究不仅对档案学的发展程度给予了恰当的定位和评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的研究启示我们，范式理论可以作为一种理论评价标准，科学深入地审视档案学发展的历史和未来。

2.3 提供了新的研究语境。范式理论在各种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中的广泛应用，使得“范式”一词成为科学研究中的时髦用语，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语境。笔者以“范式”为篇名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数据中进行精确检索，竟得到17469 篇文献，涉及到40个学科（检索时间为2016年10月5日）。从目前来看，中国档案学范式理论的研究主要借鉴的是社会学、哲学、管理学、科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是，笔者认为，依托如此广阔的一个语境平台，档案学与更多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必然会随着档案学范式理论研究的深入而得以实现。

3 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失

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是毕竟属于小众研究范畴，而且发展历史不是很长，严格从持续关注开始的2004年算起，只有不到10年时间，历史积淀还不是很深厚，还存在很多不足甚至是错误之处。

3.1 存在事实性错误。对库恩范式理论的概括和介绍是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起点。经过仔细分析这部分内容发现，我国部分档案学者对“范式”一词的出处问题认识存在误差，而且犯此类错误的文献不在少数，包括两本专著和多达8篇论文。

关于“范式”一词的出处问题，我国学者李醒民做过专门研究。在他的《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一文中，谈到范式的词源问题时说道：“不用说，英语中的“范式”（paradigm）一词源远流长。”而在“范式”一词的使用上，“在库恩之前，就有人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paradigm术语或与之相近的术语。”“马赫至少在1905年（很可能在1895年或1896年）、迪昂至少在1906年（或者在1893年）就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使用paradigm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而威纳在1954年、默顿在1941年或1945年就在科学哲学或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直接使用paradigm术语了。”[2]此外，早在1956年6月，库恩出席在犹他州大学召开的主体为“科学才能的鉴定”的研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中的传统与创新”的讲演中，“初次公开提出了‘范式’以及‘常规科学’的概念”。[3]

综上不难得出以下结论：（1）“范式”一词不是库恩最早提出的；（2）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最早使用“范式”的不是库恩；（3）库恩的“范式”一词最早不是出现于《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因此笔者认为，对此较为科学的描述应该是：范式是库恩科学观的核心概念，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了它新颖、丰富的含义。

3.2 理论深度挖掘不够。

3.2.1 对具体的概念挖掘不够，集中体现在“范式”和“科学共同体”上。从“范式”的使用来看，首先，中国档案界的学者们存在使用泛化的现象。库恩的“范式”概念是争议较大的地方，主要原因在于其多义性和暖昧性，而正由于此使得许多档案学者在使用“范式”一词时不加任何区别，甚至只是在文章题目中出现，而文意却完全跟档案学范式论无关，如果将题目中的“范式”一词换成“理论、模式、方式、方法”等词眼似乎更准确，这类文献称其为“伪有效文献”也不为过。据笔者在仔细研读文章内容基础上进行的统计，这类论文共计有26篇之多，占总论文数的26.80%。正如倪代川所说：“在有些论文中，如果将‘范式’二字去掉后，似乎也能独立成文，这就会给读者一个直观感觉，好像这些研究停留在概念直接套用的基础上，很难给人以狭义上跨学科研究的印象。”[4]

其次，从对待库恩“范式”一词的发展上来看，中国的档案学者们缺乏全面的把握。不可否认，《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赋予了“范式”一词旺盛的生命力，这一点连库恩本人也没有想到。也正是该书的广泛传播，使得该书中包括“范式”“科学共同体”“不可通约性”等概念饱受争议。“为了澄清‘范式这个概念’，为了回答对‘不可通约性’的批评，库恩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据说，库恩在晚年就着手写一部取代《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书，在他逝世前，他已完成大部分手稿。”[5]从“专业基体” （disciplinary matrix）到“分类学”（taxonomy）、“词典”（lexicon）等替代术语的使用，“范式”一词的含义其实在库恩那里是愈加明晰的，“正是在典型实例的意义上，我最初才选用了“范式”这个词。但不幸，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的大多数读者都没有看出这个词的主要作用以及我是怎样在接近于现在的‘专业基体’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的。我知道现在已不大可能恢复这个词原来的用法了，只有完全从哲学上理解它才合适。”[6]而从中国的档案学范式论研究文献中，只能看到学者们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拘泥甚至在此基础上的个人发挥，而看不到对库恩的范式概念乃至科学发展观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这就造成一些较为严谨的学者不敢放手使用“范式”一词而代之以“范型”，结果是为了规避一个极端，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在“科学共同体”的使用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档案学者们对科学共同体的地位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笔者在档案知网的检索过程中，以“科学（家）共同体”为篇名并含“档案”为检索词，结果竟然为 0，即便在丁华东和陈祖芬的专著里面对此也着墨不多；而与科学共同紧密相关的研究档案学术共同体的论文也只有6篇。在库恩的科学发展观中，“科学共同体”甚至比“范式”更具战略价值，“范式只有在科学共同体这一社会基础的支撑下，才能发挥其推动科学史的力量。”[7]“如果我现在重写我那本书，那么我要从论述共同体的科学结构开始。”[8]而在库恩眼中，科学共同体在本质上才是社会学的内容[9]。因此，在档案学范式论研究中，应更加重视对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希望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建设和发展档案社会学的学者们尤为如此。

其次，对“科学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不够全面，甚至有误差。（1）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是有层次的。“从这一方面说，共同体显然可以分许多级。全体自然科学家可成为一个共同体。低一级是各个主要科学专业群体这样重要的共同体，如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等的共同体。这些重要的共同体的成员，除边缘上的外，都很容易确定。只要根据它的最高学位成员的研究课题、专业学会的会员情况和所读期刊，一般就够了。用同样的方法还可以抽出一些重要的子群体：有机化学家或者其中的蛋白质化学家、固态物理学家和高能物理学家、射电天文学家等等。再分下去才会出现实际困难。”[10]就档案学范式论研究而言，撇开高一级的全体科学家共同体不谈，至少在档案学领域之内，按库恩的观点还是可以抽出一些重要的子群体的。（2）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是由严格的准入条件的。“科学家共同体是具有自律性的专家集团，要参加这个团体的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特别是在对科学的业绩进行评价的时候，除了由共同体成员进行的‘同行评价’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威。”[11]我国的档案学者们基本上将档案学术共同等同于档案学研究者甚至是有能力开展档案学研究的人的集合。如丁华东按职业背景将档案学术共同体的主体划分为实践群体、高校群体和业外群体。实践群体是在“档案行政与实际业务部门结合中，档案局、档案馆、档案室努力做研究工作的工作人员，其研究的结果是起草管理办法、制定制度，或撰写理论文章、出版专著等”。[12]高校群体包括档案学教师和学生，业外群体是体制外从事档案学术研究与创作、不定期地发表学术成果的一部分人员。显然是大大降低了科学共同体的准入门槛。而且其在分析档案学学术共同体概括时引述了陈兆在2000年做过的大致的统计数据，指出“档案学专兼职人员约在5000人以上。”[13]值得指出的是，陈兆在文中使用的是“专职研究人员和广大的兼职研究人员”[14]，丁华东在此有偷换概念之嫌。此外，单就数量而言，5000人的规模让人很难相信它的意义所指跟库恩眼中的科学共同体是同一件事物。库恩在论述共同体成员身份确定的问题时举过噬菌体专家团体的例子：“它会产生典型的百人左右的共同体，有时人数更少，也更重要。”[15]

3.2.2 对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缺乏全面的研究和实质性认识。从量的方面来看，仅以“范式”为篇名并含“档案”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能得到84篇有效文献，占总数的86.60%，而其中又有26篇伪文献，占30.95%。首先，正如笔者在前面指出的，“范式”一词虽是库恩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概念，但并非全部，甚至不占绝对的战略地位。对“范式”一词的集中关注个中原因除了追风、赶时髦外，恐怕与我国档案学者对库恩科学发展观的整体研究不够也有关系。

从质的方面来看，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成果更多体现出的是照搬和移植，没有触及库恩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以丁华东和陈祖芬两位代表人物为例。从研究内容来看，两位作者走得是不同的道路。丁华东是以范式论为研究视域，梳理和概括档案学范式演进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对档案学未来发展方向做了有益的探索。这种模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档案学发展现象的研究，抽象出的范式演进路径，虽可以清晰地展现出档案学发展的脉络，但是却看不出其内在发展规律，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当我开始反思档案学的构成的时候，我试图用丁华东《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中的档案学范式去解释一切档案学研究现象，但最终我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解释都不能非常令自己信服。”[16]陈祖芬则是直接借用库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型来考查档案学的历史和现状，虽然有对未来的一些展望，但是依然看不出档案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和动力机制。

篇（8）

Abstract：Collective （Social） memory is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theme as well as gradually being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archival science. Based on the paper “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 written by Trond Jacobsen， Ricardo L.Punzalan， Margaret L.Hedstrom， the paper analyzes deeply the four thread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archival science abroad and the main path on the basis of connectivity of citation network and highly cited document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sects the main research trajectory and introduces the prominent collective memory viewpoint related to archival science.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e paper i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collective memory in China based on fully grasping the foreign research vein.

Keywords：Collective memory；Research trajectory ；Main path analysis；Abroad；Foreign archives

1 引言

2013年，美国学者特隆德・雅各布森（Trond Jacobsen）等人发表了《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一文，这篇文章利用国外的几个重要档案学刊物，搜集了1980年～2010年档案学集体记忆的研究成果，并根据这些论文之间的引文网络确定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线和有影响力的作品、作者以及主要的研究分支，[1]这对全面掌握国外集体记忆研究全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对推动我国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研究拟在此综述文章的基础上，结合文中提炼出的主路径文献，剖析其具体的研究观点，并基于档案与记忆的关系梳理了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四条研究路线，为我国学者了解国外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提供参考。

2 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主路径文献分析

2.1 主路径分析方法及数据来源简介。主路径分析方法（Main path analysis，MPA），是1989年由诺曼・哈蒙（Norman P.Hummon）和帕特里克・多利安（Patrick Doreian）基于引文网络的连通性提出的一种新的引文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识别从源点到汇点的最大遍历权重（SPC值）连通路径来捕捉引文网络中的最关键连接以实现研究领域主要发展路径的识别。[2]

雅各布森等人[3]在其研究中利用《American Archivist》、《Archivaria》、《Archives and Manuscripts》和《Archival Science》4种期刊1980年～2010年出版的有关集体记忆文献作为分析对象，经过关键词搜索和人工的内容浏览，最终确定了165篇文献作为分析对象。笔者结合被引次数、SPC值以及文献内容的阅读，遴选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中的12篇文献构筑了档案学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路径。

篇（9）

中图分类号：084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6－0510(2008)12068－03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问题的核心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

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剁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

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

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

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核心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拔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

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 用，了制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

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

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

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中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篇（10）

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档案人才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本次研究旨在通过对档案学专业学生课外专业阅读情况调查分析，了解课外专业阅读现状，提升其学科热情和专业素质，以期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档案学人。

1 总体情况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分析法和定量分析与定性描述相结合的方式，结合条形图、统计表等统计形式，对档案学专业学生课外专业阅读的总体特征和情况进行分析和描述，使结果更直观。此次调查采用结构性问卷，以电子问卷为主要形式，通过QQ、微信等自媒体进行分发。问卷题数为16题，填写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内容主要包括阅读态度、阅读时间、阅读方式、影响阅读的因素、阅读的技能5个方面。本次调研时间从2016年5月7号到7月9号，涉及18个省，26所学校，总问卷数138份，有效问卷数137份，问卷实际完成率99.2%。样本分布情况如下表：

由表2知，东部地区样本数量为60，占比43.80%；中部地区样本数量为67，占比48.91%；西部地区样本数量为8，占比5.84%；国外样本数量为2，占比1.46%。此次调查涉及26所学校，东中西均有分布，本科生、研究生及博士均有涉及。调查符合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原理，基本能反映实际情况。

2 档案学专业学生课外专业阅读情况分析

2.1 阅读时间与已阅读著作、论文数量分析。调查表明，档案学专业学生每天进行课外专业阅读的平均时间为1小时及以上的人数占比18.25%；30分钟至1小时的人数占比23.36%；30分钟以内的人数占比26.28%；而每天几乎不进行课外专业阅读的人数最多，占比32.12%。受调查者中已阅读的本专业著作（除本专业教材外）数量在0～4本、5～10本、11～13本、30本以上的人数分别占比65.69%、21.17%、10.22%和2.92%。被调查者已阅读本专业相关论文0～9篇的人数占比43.07%，10～49篇的占比28.47%，50～100篇的占比8.03%，100篇以上的占比20.44%。大部分受调查者每天进行课外专业阅读的时间不足30分钟，已阅读的专业著作（除专业教材外）不超过4本，已阅读与专业相关的论文不超过9篇，这不能不让人警醒。

2.2 阅读媒介分析。由表3知，83.94%的被调查者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等相关数据库进行档案学课外专业阅读，中国知网、万方等相关数据库因内容的专业性、学术性、资源丰富性、便捷性等特点成为选择人数最多的媒介。

“传统媒介的阅读时长呈缓慢下降趋势，新兴媒介的阅读接触时长呈增长趋势”[1]，调查发现，70.8%的被调查者经常运用自媒体（如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来获取与专业相关的信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档案学专业相关自媒体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日后其在课外专业阅读中必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2.3 阅读文献种类分析。调查表明，在课外专业阅读文献种类的选择上，63.5%的受调查者选择学术研究类，28.47%选择档案故事杂谈类，8.03%选择其他类。这一方面是因为档案学相关课外阅读材料学术研究类居多，故事杂谈类的阅读材料较少；另一方面是因为档案学专业学生进行课外专业阅读主要是为了学习研究（仅有15.33%的被调查者进行专业文献阅读是为了休闲娱乐（见表4）），所以在阅读材料的种类选择上较侧重学术研究类而非故事杂谈类。

2.4 阅读方式与阅读技能分析。调查表明，在进行课外专业阅读时，45.26%的被调查者经常略读，35.77%经常选读，精读的人数最少，仅有18.98%。17.52%的被调查者写读书笔记，22.63%不做任何标记。阅读方式和阅读技能影响阅读效果。11.68%的被调查者不能正确理解档案学课外专业阅读内容，28.47%能理解阅读文本并触发新的思想方法，59.85%能理解并接受文本中的内容。有针对性的选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阅读效率，但阅读时也不能忽略上下文的联系和文章的整体结构，否则容易断章取义、曲解误解文章内容。

2.5 阅读态度分析。档案学专业学生对课外专业阅读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一点由进行课外专业阅读时经常精读的人数仅占比18.98%可以表明。许多大学生在阅读中存在浮躁心理，常因过于注重阅读量而忽视了对质的追求。另外，16.6%的被调查者在阅读时会摘抄文中的经典好句，17.52%会写读书笔记，43.8%只做读书批注和标记，这表明77.92%的被调查者对待课外专业阅读比较认真。但仍有22.63%在课外专业阅读时不作任何标记，因此笔者建议，在进行档案学课外专业阅读时要提高重视程度、端正阅读态度。

2.6 影响阅读的因素分析。被调查者选择课外专业阅读材料时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己的兴趣和需要以及专业老师的推荐（见图1），而阻碍其阅读的主要因素是忙于学习或实践活动以及不知道阅读哪些专业书籍（见图2）。由此可见，培养阅读兴趣是促进学生进行课外专业阅读的有效措施。此外，学生在进行课外专业阅读时要合理安排阅读时间、培养自主选择课外专业阅读材料的能力，教师也要发挥引导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第一，从阅读态度和阅读技能上看，虽然档案学专业学生在进行课外专业阅读时的阅读态度会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而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本科阶段的阅读态度和阅读技能对学生日后的专业学习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档案专业本科生多因志愿调剂而学习档案学，专业兴趣不高。喜欢阅读和经常阅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习惯，而是通过后天培养的。[2]因此，学校方面应加强对本科生的专业要求，督促其进行更广、更深层次的阅读，端正其阅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