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发展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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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农村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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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协调发展

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都在宪法的约束范围之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由于经济法规范的经济活动领域门类繁多、关系复杂，涉及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必然存在与其他部门法相互重叠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部分。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合理解决这些冲突，实现经济法与其余部门法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建设完善的重点。

（一）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经济法与刑法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利益为先导，而人性的唯利是图使得在经济领域触及刑法的案例比比皆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当破坏行为特别恶劣并触及刑法时，就应当对实施破坏行为的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刑法在经济领域显得越来越有“用武之地”。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经济违法行为的数额成十倍、百倍的数量增长。早期刑法中规定的量刑方式如果不能随着这种经济发展的改变而改变，就有可能变成一纸空谈。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让刑法在量刑过程中难以抉择。2007年“许霆案”的宣判在整个法律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标志着我国刑法在与经济法匹配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一些特别严重的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在刑法中得不到及时反映，规定似是而非；对于部分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在经济法与刑法中存在着分歧；刑法对经济犯罪的量刑也有待于重新考量经济法与刑法不相匹配的情况。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越居全球第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离不开经济领域做出的贡献。作为直接约束经济领域的法律，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更加迅捷，而刑法的发展则显得相对缓慢。解决经济法与刑法不匹配的问题，关键在于抓住经济增长规律，加快推动刑法的完善。与宪法不同，经济法与刑法的“冲突”主要是刑法落后于经济法的发展。因此，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是关键。笔者认为，要从立法、司法和理论三个方面来改善。⑴加快刑法在经济领域的量刑完善。立法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国情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对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要尽快地完成刑法的补充。这种补充必须建立在依宪的框架之下，与经济法相互协调适应。对于量刑规则、数额、机制等也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调整和改进。⑵完善经济法与刑法的司法协调。经济行为的普遍性造成了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对于案件定性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司法机关在处理经济案件时，必须要由熟知经济法与刑法的审判人员进行审理，杜绝“相互扯皮”现象。⑶加快推进经济法与刑法理论上的协调。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透过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如何定罪量刑阶段。只有在理论层面上研究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促进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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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根据2001—2010年居民消费支出情况统计数据，对选取的参考序列x(0)(k)与比较序列xi(0)(k)分别进行初始化计算。计算结果表明，X3和X0的关联程度最大，X1和X0的关联程度最小。即有R&D活动的企业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R&D人员投入次之，最后是R&D资金投入。

3.结果分析。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R&D投入与GDP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且R&D投入越多,经济增长就相应越快。可见，R&D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很重要的作用，要使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R&D的投入，尤其是有R&D活动的企业的投入。但是，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企业R&D的主体地位，对R&D投入不够重视，从而不能很好地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应该通过加大R&D投入来提高技术水平，使自身更具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研发成果只有在企业内部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因为企业最清楚实际生产中所需要的技术以及各个技术对其生产作用的贡献率的大小，而企业如果不是R&D的主体，则必然造成研发活动没有目的性，从而会降低研发人员的研发热情，阻碍企业技术的创新。另外，由于研发机构不能直接得到科技成果应用所带来好处，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投资的热情和动力，使得研发经费的投入不足，只能靠政府来供给。通过经济增长与R&D活动投入项目的比较可以发现，有R&D活动的企业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最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的限制，换句话说就是“人多力量大”，更多的企业投入到创新比在一个企业中增加更多的创新资本带来的社会收益更多。同样的道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也是促进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当然，有充足的科技创新资金作保障也是必须的。

二、针对我国科技投入提出的建议

我国重视科技的投入与经济的增长，但一般情况下国家和企业更加重视R&D总量的投入却忽视了企业科技投入结构的调整。R&D经费的投入仅仅是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不代表一定会有科技创新和科技经济的增长。只有保持合理的科技投入结构，充分利用科技投入资源，大力培养高科技创新人才，实现科技领域的优化配置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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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要将亚洲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亚洲不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各国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影响社会福利制度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均有很大差异。如日本早已是公认的发达国家．其不仅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近半个世纪，而且福利制度伴随经济发展而日臻完善；韩国等亦在上世纪80年代即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国民福利亦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他多数国家还属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亚洲多数国家毕竟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并且大多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之中，我们依然可以从宏观上加以考察，并获得一些基本的结论。

通过对亚洲一些国家福利制度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一些现象：

1．普遍奉行经济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的取向。与欧洲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水平通常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提高的规律相比较，亚洲除日本外，大多数国家并未遵循这一规律。例如。战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作为率先工业化的亚洲“四小龙”，就一直追求高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福利的改善，长期将发展经济视为重中之重，注重储蓄与发展，以小规模的社会福利公共开支作为其发展经济的优势。后来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济增长优先的低福利政策取向。在增长优先战略的指导下，人们将社会福利看成经济增长的负担，认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削弱国际竞争力，甚至将福利与养懒汉等同起来，并将相对忽略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持低福利政策视为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看到的现象，便是在最近几十年间，亚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在持续快速增长，而社会福利制度却进展缓慢，国民福利依然处于低水平状态。据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5月14日的一份对亚洲各国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比较研究报告《社会保护指数》显示，亚洲各国用于社会福利的平均开支低于GDP的5％，给予失业人口、老人、穷人和残疾人的财政资助平均水平仅达到联合国规定的35％。可见，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的直接后果，即是社会福利支出严重偏低，对国民福利保障严重不足。

2．社会保障覆盖率低。普惠性弱，不公平性突出。除日本、韩国等极少数国家外，亚洲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率都很低。以中国为例，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只占应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的20％，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亦在同龄人口中只占20％左右；即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亦仅有5％左右的人口直接受益；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步伐虽然在加快，但还有3亿左右的城乡人口缺乏医疗保障，而在农村参加了合作医疗的乡村居民实际得到的医疗保障待遇不足其医疗支出的1／3。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蒙古等国家，均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与覆盖率低并存的另一现象，是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公平性非常突出。各国的公务员普遍享有较高水平的福利保障，但普通劳动者享受的福利保障却非常有限，高水平福利保障、低水平福利保障与缺乏福利保障的群体现象．在同一个亚洲国家往往并存，其体现的往往是强者优先、弱者居后的顺序。折射出来的同样是增长优先战略。

3．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而与公民权的关系并不紧密。尽管欧洲国家早期的社会保障是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的制度安排，但战后却日益与就业、收入有了距离，而与公民权直接相关。基于公民权的福利制度安排，必然是普惠的、公平的制度安排。然而，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普遍以社会保险为中心。以劳动者甚至只以公职人员为核心，国民获得社会保障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就业或者其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条件，而且往往是正规就业才较易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实同样是基于增长优先、效率优先的发展取向，从而很自然地难以实现社会公平。

4．福利制度的多样性特征非常明显。与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各国的福利制度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日本是一种亚洲型的福利国家，新加坡选择了独特的公积金模式．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混合型福利制度，其他国家在福利制度安排方面亦有很大差异。这一方面表明了亚洲国家在建设自己的福利制度时没有盲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表明不同的国情对福利制度的客观制约作用很大。

5．家庭保障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传统影响深远。尽管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全球化思潮对亚洲人的影响非常大，但家庭保障作为亚洲共同的文化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而影响着福利制度安排及其政策取向。在中国，占总人口60％以上的乡村人口就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保障，无论自愿与否和是否具备保障能力，家庭都必须承担起保障家庭成员的责任，在其他多数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种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家庭内部的保障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亲情关系，但它也直接制约着福利制度的社会化与普惠化。并通常构成亚洲一些国家延缓建立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好理由。而在缺乏正式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正式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保障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将家庭作为最主要的保障资源，并且完全可能因为维护一个家庭成员的生存与发展而损害另一个家庭成员的正常权益．从而从另一个侧面造成对社会公正的损害。

6．人口老龄化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化．构成了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新挑战。尽管亚洲总体上属于年轻型，但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正在步日本后尘而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于2000年进入老年社会，少子高龄化现象正在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同时乡村的老龄化明显快于城市老龄化，这是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以中国为例，以亿计的乡村年轻人离开农村而迁入城镇，老年人口在农村居民中的比重急剧上升；类似的现象在泰国、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同样在大规模出现，并必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然而，这些亚洲国家还未能够为老年社会的到来做好相应的财政与服务体系的准备。而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增长，亚洲多数国家的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中国的情形就十分明显，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都是亚洲国家必须应对的挑战。

那么，当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亚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何去何从?是仿效欧洲国家，还是向美国靠拢，抑或是走出自己的新路来?合理的答案，只能是在遵循福利制度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发展之路。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在亚洲各国经济都在向前发展的大背景下，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亦必然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笔者认为，有五个趋势将不可逆转：

1．调整发展理念，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国民福利，并将人民带入福利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日本早已是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福利社会。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正在将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列为国家发展的追求目标。中国则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近几年中国执政党与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高度重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多个东盟国家亦在扩大自己的福利支出。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国家正在向欧洲健全的能够体现民主和公民权益的福利制度靠拢。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发展理念正在亚洲许多国家遭到挫折。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的要求总是持续向上、向好的，民生问题升级的主要标志就是对社会安全网的要求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也是亚洲国家长期奉行的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虽然在经济发展初期具有必要性，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引发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等，这些问题必然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努力提高全民生活质量的趋势不可逆转。基于多数亚洲国家过去长期采取低福利政策并导致保障不足的现实格局，人民对生活质量持续提升的强烈要求与愿望，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与家庭保障功能的持续弱化，再加上各国对公民权的日益认同、民主化进程加快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可以肯定亚洲国家未来必定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并通过建设健全的福利制度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发展目标。保障水平低下、覆盖率低、不公平性等局面将会逐渐得到改变。

3．遵循公平、正义、共享的新价值观，将大量被排斥在外的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可逆转。从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到，在非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口和乡村人口往往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这种排斥不仅进一步放大了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而且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并最终会损害效率，因此．公平、正义、共享将成为新世纪亚洲国家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而统筹正式部门就业人口与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的福利制度，统筹城乡的福利制度，即是消除社会不公和实现公平、正义、共享核心价值的必由之路。因此，尽管将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正式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诸多困难甚至障碍，但其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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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造成我国经济上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并未同步协调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些不和谐方面，一是我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过大，这给我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按国际贫困标准（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农村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而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二是我国的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这既有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三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呈现出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四是我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出现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的现象。

二、从社会结构层面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改革开放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推进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有时甚至集中暴露出来。从社会管理体系方面，构建和谐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和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从而使社会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带来了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众之间既存在着共同利益，又有着各自特殊的具体利益要求。为此，一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二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三是要特别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把解决好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提高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全体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建立健全社会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2.逐步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使许多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出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建立稳定、有序、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善于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全面推进工作结合起来，把抓好当务之急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把教育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结合起来，尤其要解决好上访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建立重大决策的群众听证会制度，疏通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表达意愿、意见、要求的渠道；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力导致矛盾激化的，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社会秩序工作格局。

3.建立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能果断处理突发事件。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不仅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有的组织化倾向明显。此外，由于经济利益驱动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引发了一些意外事故。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对党和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建立健全处理的协调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要不断加强对新形势下各类形成规律的研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采取有效措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地震、洪灾、矿难等灾害，应建立应急预案，并逐步建立应急指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对于各种犯罪活动、各类社会丑恶现象，要严厉打击。要充分发挥司法等专门机关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4.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公平主要包括起点公平、机遇（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因为存在着家庭出身、个人能力差距、智力水平的差别，但社会应该保障每个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过程公平是一种机会均等，不受民族、性别、户籍等的歧视和限制，使农民能够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结果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目标，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但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和个人在起点与机会的差别等因素影响。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十六大提出，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打击非法致富。

5.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相差20余年的状况，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完善和改革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农村目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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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象征“T字型战略”的龙头被指定为上海（及其浦东开发区）。上海虽然地处沿海地区但并非是早期对外开放的城市。另外，国有企业的比重很大，其经济效率低下，使八十年代的上海深受低增长之苦。事实上承认了作为经济特区的浦东开发，在引人外资的同时强化国有企业正适应了上述②的要求；把上海的发展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先导正是适应了上述①的要求。

但是，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战略并不是在充分研究其有效性之后提出来的。战略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各经济区间的相互关系是否有充分的发展。但是，在现实中，经过了30年以上僵化的计划经济时期，各经济区被严重地条块分割。例如在物流领域中就很典型，其一是国内贸易局、交通部。铁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中央政府系统的的“条条”（纵向）分割；其二是各地方政府的“块块”（横向）分割。这样，就不会存在跨越“条条块块”的物流网。虽然被称为经济区，实际上是被严重地制约了。即使是“三沿发展战略”发挥其效果的前提条件也不够充分。换句话说，从物流的现状可以看出经济区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本小论就是以上述问题作为出发点，通过把握物流及经济区的现状和问题来展望两者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中国的物流发展与经济区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完善其生产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课题。其中狭义的物流基础设施，即交通、运输设施的完善，能使新的资源开发及已有资源有效的分配成为可能，通过原材料供给范围的扩大、产品销售市场的扩大、直接或间接与交通运输有关的工业的发展等促进经济发展。另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具有扩大社会分工范围的效果，以这种社会分工为基础形成了经济区。

在这里，作为后面论述前提的经济区的定义如下：

①至少拥有一个经济中心（城市）；

②围绕着经济中心而形成的稳定的经济关系；

③拥有从事某一种产品或专门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且与下属经济区域之间具有分工或合作关系；

④与同层次其他经济区域直至上层次的经济区域有着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

经济区的实际规模，是由满足上述条件的具体情况而决定的，但是一般来说，专业分工关系及交通运输条件越发达的区域其规模越大。另外，要形成具备上述条件的经济区，其所属的国民经济应该要达到开发经济学中所讲的“起飞”阶段。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起飞”以前的传统社会中，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关系不明确、商品交换不发达，进而不存在稳定的区域间的专业分工关系。而“起飞”阶段则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工业兴起并且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达到较高的水平，铁路。海运事业的高速发展开拓了国内外市场，商品贸易及区域间专业分工的范围日渐扩大。另外，随着大规模制造业的加速发展、产业和人口的集中，这也是大城市的产生时期。这些现象标志着经济区的形成。中国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流是怎样变化的呢？这先要看“货运密度”的变化。这则是由“货物发送量除以社会生产总额”的“吨／亿元”来表示的。

实际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货运量与货物周转量在1952—1978年间分别增加33．52万吨公里、0．89亿吨公里；在1978—1988年间分别增长23．48万吨公里。0．43亿吨公里。就是说，货运密度是随经济的发展而下降的。其原因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愈加高度化，单位产值的运输量就越减少；而随着技术进步使得单位产值所需的能源及原材料的消耗量减少；运输管理的合理化使得无谓的运输减少等。

在考虑物流与经济区的关系时不能忽视的另外一点是有必要探讨运输成本对于经济区内及经济区间的物流形态的影响。运输成本与单位的运输可能量成反比，而与运输距离成正比。如果商品和运输距离不变，单位运输量公里的成本按运输方式来分：水运最便宜，其次应该是铁路和公路。但是，决定运输费用的不仅是运输方式，运输成本中不仅含有运输费用还含有装卸货物所需的成本（终端成本），所以采用何种运输方式不能一概而论。还有，除上述成本的因素之外，被运输商品的物理特性（容积、重量。强度等）以及单位容积重量的价格也对运输方式的选择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决定经济区内外的运输结构、物流结构。

二、中国的货运状况与经济区

下面，探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物流和经济区以及两者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问题。把着眼点放在改革开放时期是因为自改革开放起，跨地区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生产资料等）才开始正式地自由流动，伴随着这种流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区开始进人再形成过程。

首先，看物流发生的变化。

（l）按计划分配的物流减少了。这是因为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中央政府控制的生产资料范围急速地缩小了。例如：煤炭生产量中计划分配部分从1979年的59%急剧减到1990年的40．7%，钢材则从77．l%到41．5%，木材则从85%到21．8%。不过生产资料的运输量并没有减少，其中大部分依然通过铁路运输性产资料运输占铁路运输总量的比率一直在70％以上）。那么，将计划分配运输的占有率用“生产资料的铁路运输量占货运总量中的比率”来代替便可以发现其变化，从1978年的37．9%减少到1997年的11．3％，实际上计划分配的运输量的占有率应该更小。

（2）由于搞活地方经济，区域内物流需要增加了。这主要表现在承担短距离运输的公路运输迅速成长。表及一1所示，各种运输方式中，公路运输的占有率急剧增长。然而其平均运输距离并未增加（1978年的32公里增加到1997年的56公里。这之间铁路的运输距离从496公里增加到772公里）。另外，这与改革开放时期，带动经济增长的轻工业、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及与这个时期设立的外资企业对物流的要求有很大关系，特别是适合于公路运输的特点（小批运输、送货上门运输的可能）。

（3）跨地区的物流也有增加。这可以表示铁路运输到省外、地区外的运输量变化。

根据研究分析各省间的物流量的变化，流出、流人均高出全国的平均增长水平的有山东、广东和四川等。其中，与广东有着很高运输增长率的流人地、流出地的范围波及全国，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与运输距离长短无关的物流量大大增长。其背景可以推测为：对外开放先行的广东作为委托加工贸易的基地，原材料从全国汇集于此，广东生产的商品运输到全国各地。

如此的物流变化对经济区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1）以能源、原材料的物品数量平衡为基础，以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轴心，区域内自给自足体系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时代型”经济区转向以各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与其他区域的分工关系、物流状况为轴心的较为现实的“市场经济型”经济区。

（2）但是，如此出现的经济区间的专业分工关系还不够发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实际研究表明，各地区争先恐后对相同的行业进行投资，使得产业结构雷同。

（3）各经济区均加强了吸引外资的势头。吸引外资的比重与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正比关系。达到高增长的地区是吸引外资成功的区域，也是外资所要求的物流基础设施完备的地区。学到了这个事实的各地方（政府）为了完备吸引外资的条件，大力开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后，随着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备，将促进经济区内部的市场统一和经济区间的分工关系的完善。

三、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区

在考察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区的时候，不可忽视对外开放对其产生的影响。具体从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来看。例如以初期的典范——珠江三角洲为例，80年代，以与香港委托加工贸易为基础，诞生了许多工业团地，工业的集中又进一步吸引了外资，由此形成了循环。以公路为主要纽带，与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相连是工业团地的一大特点。国内外投资者在这些公路沿线的投资，这也是在“点线开发理论”下的经济区逐渐形成的过程。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又出现了更新的经济区。比如，在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路沿线上，昆山、苏州、无锡、常州等新兴工业城市逐步发展起来，其经济影响的范围远远超过了珠江三角洲。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在各自原有的国内产业分工及市场占有之外，外国直接投资也瞄准国内市场，所以生产过程中原材料筹措和产品销售这两个环节均扩大了国内市场。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圈的另一特点是在上述经济圈下又涌现了一些“小经济区”。仅各地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数量就分别已达到32个和53个（截止至1997年）。除了“泡沫因素”外，各开发区的优势在于可灵活运用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附近大工业城市的产业基础设施、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包括信息、人才）。即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将使产业地域扩大。吸引外资地域扩大。作为此种意义上的小经济圈，包括上述的上海一南京的各城市的经济开发区北京一天津的北京经济开发区、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通过以上的实际考察，目前可以这样说，不管是出口导向型还是国内市场导向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均形成了以投资区域为中心的新型经济区。近年来，外国投资的重点从出口导向型逐步转向了国内市场导向型，国内市场导向型以在当地购买原材料。当地销售为目的。预计通过这些外资可起到加强投资地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作用。在内陆地区的投资状况也是如此。因外资的投资动机是瞄准国内市场，所以有必要将内地的资源。市场向外资开放，由此国内各地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将得到加强。

四、今后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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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2.1经济管理方式落后

经济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有些企业经济管理方式落后，仍然是粗放式的经济管理方式，通过追加投资、扩大规模来创造效益，不利于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提升竞争力。有些企业领导缺乏经济管理的意识，忽视企业内部的经济管理，过分注重业务的拓展，对经济管理的方式与重要性认识不足，片面地以为经济管理就是做好账务。还有的企业领导者利益至上，在进行决策和投资的时候只看到最终企业能获得多少利润，只看到外在短期的利益，却看不到企业内部长期的效益。这些错误的认识直接导致企业账目混乱、缺乏日常运转资金、融资困难等等，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2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

尽管大多数企业设置了相应合理的职能部门，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行，但是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很多企业对于经济管理的部门和人员责任与权利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企业经济管理的相关工作缺乏有力的监督、审核，经济管理工作人员执行力不高，没有工作激情。同时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的跟新速度滞后于生产发展的速度，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2.3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低

人员流动过于频繁，缺少对员工技能的培训，人力培训资本投入不足，忽视人的才能的发挥，对员工缺乏职业生涯的规划，造成员工离职率居高不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低，人力资源机构不合理，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绩效评估机制，缺乏专职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分工不明确，使得企业不能满足员工的需求，让员工感觉到缺乏公正待遇，对企业丧失信心，导致优秀人才离开企业，人力资源的不稳定，影响企业各项工作的开展与进度。

2.4信息化管理薄弱

信息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企业利用信息技术，能够实现企业内外部信息的共享和有效利用，使企业更加灵活地获取信息，增强了决策者的信息处理能力，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决策失误。加强了决策层与执行层的直接沟通，提高了生产计划的可行性、生产能力的均衡性、生产控制的可靠性，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信息化程度低，信息机构不健全，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的问题。

3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有效策略

3.1创新管理理念

企业领导要切实认识到经济管理创新的重要性，树立科学管理的思想，变粗放型管理为集约型管理。企业的经济管理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企业领导要针对企业中的管理风险进行全面有效的评估和预测，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所制定的经济管理方针一定要和企业宗旨相互适应，从而形成真正的核心优势。

3.2完善机构设置

合理的组织机构设置是良好的经济管理实现的前提。建立和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企业的高层领导要统一思想，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和远景规划，完善企业的制度和规范。实行制度化管理，以法治取代人治。明确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职能，对不同的部门进行协调沟通，制定出符合企业实际的经济管理方针和决策。设置专门进行经济管理、分析评价的机构体系，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增加基层员工的参与意识，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3.3优化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企业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优化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制定人力资源发展战略，更新人力资源结构，维持人才数量和质量的稳定性。企业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人才聘用机制，积极储备人才，营造平等的用人氛围，选拨重用优秀的人才，对员工进行长期系统的培训，提高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绩效评估体系，加强与员工的交流沟通、广开言路，开发员工的潜能，把实现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和提高员工收入结合起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企业要将企业的发展目标分解成每位员工的目标，将个人的切身利益和企业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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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建立民营经济通过带动就业和再就业，优化劳动者工资和劳动效率之间的关系来提升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金融通过其资产保值和增值来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为了能进行对比分析，我们把经济增长这一对居民收入增长更为根本的影响因素也纳入模型里。同时，由于我国各项经济指标近十几年来一直表现为正向增长，直接对绝对量进行时序数列回归难以撇开共同趋势项的干扰，因此我们使用各项因素的增长速度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二）变量定义及数据说明1.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INri）。由于在统计口径上我国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分别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统计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本文通过城乡居民各自人口总数分别乘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获得我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额，进而推算出可支配总收入额的增长率。2.民营经济增长率（PECOri）。如前文所述，民营经济的主体是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因此本文采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注册资本总额来表示民营经济，并直接通过这一总额推算出其增长率来表示民营经济增长率。3.金融行业增长率（FINri）。考虑到我国金融行业里银行、保险公司、股票证券三者鼎立的现实情况，本文选用银行储蓄余额总额、保险费总额以及我国股市总市值三者之和与我国总人数的比值作为衡量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指标，并用该指标直接推算出其增长率来表示金融行业增长率。4.GDP增长率（GPDri）。GDP一般由国家进行核算，所以本文直接引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指数来表示GDP的增长率。本文主要采用了1990～2012年相关经济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为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私营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回归软件采用Eviews6.0。

三、统计检验及回归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由表1可以看出，除了金融增长率以外的其它指标均是非平稳的，没能通过单位根检验。而对各指标一阶差分后，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且显著性较强。因此，对模型中的各个指标进行一阶差分。

（二）异方差检验我们对模型先进行一次尝试性回归，以方便我们对模型的异方差进行检验。残差的white检验结果显示异方差的确存在， 检验结果如表2：我们采用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对异方差进行消除，根据通常做法权重系数设定残差绝对值的倒数，即Weightingseries=1/ABS(RESID)。

（三）自相关性、协整检验及方程的拟合度等检验。加权回归后残差做white的检验较显著的获得了通过。下表是方程回归结果。表3显示，两组数据其方程的拟合度均比较显著分别为0.946和0.752。模型方程F检验也获得了显著通过。从D.W统计值来看，两个方程的D.W值都很接近2，在本文的样本容量为22和自变量为3（差分后的有效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在两个方程中均几乎不存在自相关。最后我们要对方程的协整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4的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方程分别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方程是协整的。

（四）回归结果分析首先，民营经济的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呈现高度正相关，从回归系数来看民营经济的增长率提高1%，将带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多增长0.15%。金融增长率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008，说明金融的发展的确能带动居民收入的提升，但是目前提升作用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同时，尽管相关系数上显示，GDP每加快增长1%将带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提速0.0096%，是正相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相关关系是很微弱的，这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确没能跟上GDP增长速度。其次，虽然回归系数显示金融的发展抑制了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提升，二者相关系数为-0.0225，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点，金融的发展的确还没能给广大的农民带来财富的增值。GDP的增长虽然也提升了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加，二者相关系数为0.0068，但是这种提升效果和提升强度远远落后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GDP的增长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提升强度要弱于对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相关系数显示，当民营经济增长提速1%，农村居民纯收入将提速将近0.25%,这是相当可观的。从模型的这两组回归结果上可以看出，相对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在提高收入上处于明显弱势。一是我国经济资源的配置明显偏向城市；二是农民可以用来提升其收入的途径相对有限，这也意味着他们提升收入时更面临更大的风险。总的来说，回归结果再次印证了我国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不相协调的问题。模型回归较好的证实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富裕城乡群众”这一令人为之振奋的经济现实。本文回归结果中关于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结论与郭志仪，赵小克和景文宏（2012）研究结果不一致，我们的结论跟个接近温涛等人（2005）的结果即金融未能支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孙永强，万玉琳（2011）等的研究结果，即我国现有不合理的金融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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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繁荣发展的经济背景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能源发展战略西移的历史机遇，借助自治区鼓励优势地区率先发展政策优势，通过实施“农牧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带动战略，地区经济始终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突破千亿元关口，达1150亿元，同比增长24.3%，人均GDP超1万美元；财政收入达到200.8亿元，同比增长38%；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13.32亿元，同比增长42.8%，标志着鄂尔多斯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新阶段，地区经济综合实力排名跃居全国百强城市第28位。鄂尔多斯地区经济增长中呈现的显著特征是，民间融资作为一种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已成为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二、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状况和特点

1、从事民间融资的机构多、数量多

据统计，经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担保公司159家，典当行12个，委托寄卖商行46家，小额贷款公司1家，实际上从事民间借贷活动，未正式办理手续的机构和个人数量难以数计。

2、民间融资业务发展迅速，投融资量巨大

据人民银行当地中心支行对两家投资公司、1家担保公司、1家典当公司、1家委托寄卖商行的调查，注册资金为7000万元，投资总量为14000万元，民间融资4200万元，民间融资占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委托寄卖商行全部资金来源的60%左右。据估计，投资总量平均为注册资金的1.9-2.2倍，以此比例测算，全市投资公司投资总量在180-200亿元之间，吸收公众存款在87.4-107.4亿元之间。

3、民间融资参与主体多元，借贷用途多样

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包括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等。资金投向由消费性资金需求为主转为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与消费性资金需求并重。500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向主要是房地产开发、煤炭企业、高载能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500万元以下的主要是汽车经销商、个体工商户短期资金周转。

4、利率高、期限灵活、手续简便

据调查，融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为月息18‰，最高可达25‰，期限最短为一个月，最长一年。发放贷款的利率视不同期限、额度而变化，一般为月息30‰-35‰。期限最短的5-10天，最长为一年。资金需求旺季利率高达35‰-45‰，手续简便快捷，对中小企业有较强吸引力。

三、鄂尔多斯民间融资高度发达内在成因分析

1、正规金融机构虚位为民间融资发展提供了契机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商业银行普遍推行集约化经营战略，市场定位于面向大型企业、重点行业和企业，形成了对县域经济和农牧区信贷支持缺失。鄂尔多斯地区迅速成长的民营经济，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充足资金，民间融资由此获得了生存发展空间。

2、资本的趋利性成为民间借贷生生不息的推动力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放贷于何种行业何种企业，获利是其根本驱动力。随着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居民收入大幅迅速增长。2002-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58元增加到17000元，年均增长18.8%。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使居民对于闲置资金保值增值的期望较高，寻求新的投资方式拓宽收入渠道。

四、鄂尔多斯民间融资对经济发展的“双刃剑”效应分析

1、民间融资对经济金融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

（1）民间融资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鄂尔多斯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扩张、实力增强对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着显著作用。但由于银行难以适应中小企业经济复杂多变的融资要求，大部分民营企业未获得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民间融资强大的输血功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为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

（2）民间融资促进了地区就业状况的改善。民间融资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间接地支持了本地区的劳动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2006年末民营企业从业人员达37.9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的45.14%。民间融资主要支持的房地产业、公路桥梁等行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牧民收入。

（3）民间融资促进了民间财富的积累。民间融资的发展，扭转了长期以来居民投资渠道单一，高度依赖于银行储蓄的局面，居民投资出现了多样化选择。民间融资投资的高额回报，加速了民间财富积累。

（4）民间借贷市场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经营能力的提升，提高地区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民间融资繁荣对正规金融体系形成了压力，为争取社会资金融入正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必须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2、对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

（1）民间融资的逐利本性，直接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民间融资的本质是追逐受益最大化，加之自发性、松散性和信息滞后性特点，必然只关注利润收益，而漠视国家产业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形成冲击，加大了地区产业升级、区域经济结构优化难度。如近几年来国家已明令严格控制小煤矿、电石、铁合金等高载能高污染企业，但在行业高额回报的刺激下，这些企业受民间融资扶持而屡禁不止，直接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

（2）民间融资分割了金融机构存款市场份额，影响金融稳定。民间融资机构未经银监局批准以存款利率比银行基准利率高18.56个百分点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严重冲击了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市场份额。2007年末，全市储蓄存款余额为226亿元，同比增长14.12%，增幅同比回落7.81个百分点，成为2003年以来储蓄存款增速水平最低的年份，主要原因是民间融资市场吸引了居民闲置资金大量投入。储蓄存款的下降，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积累，对金融机构放贷能力、信贷支持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3）大量地下民间融资造成国家大量税收流失。税务部门对从事民间融资机构主要采取定额征收方式进行征收，只能收缴在工商部门注册机构的税款，对从事民间融资但未办理注册手续的机构、个人无法进行征收；一些机构在许可经营范围之外从事民间融资活动，形成事实偷税；民间融资机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导致了储蓄利息所得税流失。

（4）经济形势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可能触发民间融资存在的薄弱链条，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市场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非法集资或卷款逃跑恶性事件，但民间融资链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风险。若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逆转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显现，有赖于民间融资“输血”的企业生产经营出现问题，导致资金供应链断裂，将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以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为例，由于面临政策控制、供应过剩、成本上升三重压力，行业预期回报率下降，一部分民间融资机构已从房地产行业抽离资金或进行行业转型。房地产业是民间借贷市场主要资金借入方，市场趋冷，意味着房地产开发商房利润下降、资金回笼困难，一旦某一地产商无法兑现还本付息的承诺导致融资链条断裂，可能会触发大范围内的资金供应偿还问题，引致公众恐慌和社会动荡。

（5）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发展及其制度变迁。从国家金融机构的制度变迁来看，新的正规金融制度必须正视非正规金融制度所导致的利益格局，但目前正规金融体系对于民间借贷市场做出的反应调整有限，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持续弱化，不利于正规金融体系的发展。

五、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融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1、更新对民间金融的认知，为民间金融合理定位

根据国务院1998年《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定义，乱集资是指未经任何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集资活动，包括擅自以还本付息或支付股息、红利方式筹资、以发起设立股份公司为名变相筹集股份等等。据此，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活动大多可被列入非法集资活动的范围。虽经人民银行和银监局多次清理，仍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国有金融体系体制缺陷造成的，是现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狭小、缺少层次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金融市场既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欲望，也不能满足融资者的资本需求，资金的供求双方只能自己创造市场，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之外从事投融资活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为促进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应加强政策引导，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民间融资，引导民间融资公开登记并规范其经营。

2、尽快出台规范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

建议尽快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缩小非法融资的范围，严格界定违法融资活动。修正的重点一是对非法融资活动做出准确界定，明确禁止从事融资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二是明确开办民间融资业务机构的条件。三是明确对民间融资的管理部门，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管理。目前民间融资机构由多个部门登记管理，这些部门仅履行市场准入管理，业务合规性监管的力度和深度严重不足。由于缺乏法律支持，银监部门、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些机构实行业务监管，形成民间融资监管真空。四是制定明确细致的监管办法，有效监控此类机构日常运营与经营风险。五是明确对非法融资活动处罚标准和实施办法，对经认定的非法融资加大处罚力度。

3、加快中小金融机构建设步伐，改组改造非金融机构

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直接投资地方经济建设，合理引导民间资金转化为资本，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体系组建民营银行、创投基金、小额贷款协会等多层次金融组织体系。防范民营银行风险可以从提高注册资本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着手，切实保证存款人的利益。民营银行可利用其特殊的经营模式，较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高昂交易成本和风险问题的优点，来补充大中型银行服务不足和空白。对民营银行要建立有效的进入退出机制，确保民营银行健康发展。

4、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市场体系

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拓宽融资渠道，有效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应积极推动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对具有发展潜力和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进一步降低上市的门槛，给与更多的上市机会；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进行融资；对中小企业的票据融资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鼓励创办中小企业投资公司，鼓励风险投资发展。

5、加快正规金融信贷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发挥其融资主渠道作用，加大信贷支持中小企业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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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产业是后发展地区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

贫困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关注并提出了不少解决此问题的对策与措施。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贫困落后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落后地区应该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而放弃机会成本较大的产业重点发展,西部的农牧业和采掘、原料工业长期以来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其存在的基础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大,而这一部分成本既没有从经济的角度进行量化考核,也没有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环境保护的考察。现在看来,其实际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不具备继续作为先导产业的条件。

西部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且具有独特性,旅游产业是西部真正的优势之所在。从自然旅游资源来看,目前西部12省区拥有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占全国总数的35%,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占总数的34%,国家森林公园占总数的18%;从人文旅游资源来看,西部12省区拥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占全国总数的32%,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总数的28%。同时,西部还是我国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品位高、种类全、有特色,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旅游业本身以及它带动的相关行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从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而为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提供一个适当的结合点,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通过开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的优势,开发特点鲜明、品位较高的旅游产品,而且能够通过旅游开发及旅游业发展,带动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摆脱以往部分地区因贫穷而破坏生态,越破坏越贫穷的恶性循环,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旅游产业具有率先实现对外开放的产业优势

旅游经济本身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一个地区独特的旅游产品可以吸引大量的境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从而使旅游业一步成为对外开放的外向型产业,这不像其它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那样需要较长的整体水平提高过程。旅游产业总体上看不是高技术产业,对人才、技术的要求也低于其它高创汇产业,只要其旅游产品具有特色,对外知名度高,吸引力、竞争力就强,就可能使其国际旅游在旅游产业整体水平尚不高时能得以快速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促进整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自身也需要对外开放。这是因为,一个地区发展旅游尤其是国际旅游,必然要建设一批符合国际水准的旅游接待设施,如宾馆、餐馆等,这些设施,一开始就必须按国际旅游的通用标准进行建设,与国际接轨;这些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一开始就引进外资和外国的管理方式与模式,促进了与国际的接轨,从而使得旅游产业成为了不少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并推动地区对外开放整体步伐加快的先遣队。旅游业的发展等于向外国人开了一个窗口,比较全面地展示该地区的面貌促进外国人对该地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对外国人需求和国际惯例的了解并对各相关要素加以改进,促使旅游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旅游区的投资环境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改善,加快其对外开放的力度与步伐:

首先,旅游业建设发展的蓬勃兴起,可以并且在很多地方己经带动了欠发达旅游地区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及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为旅游地区发展新兴产业,如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也为外来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实际上,贫困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往往存在着基础设施差,进不来、出不去等问题,从而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自中央确定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的支持,尤其是对旅游业等产业的支持,其中发行国债的相当一部分将投入到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来,这是西部旅游地区难得的发展机遇。

其次,从旅游业的微观组成部分一一旅游企业的发展来说,也会对旅游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中,旅游企业率先走向国际市场,领风气之先,引进外资、人才和境外先进的经营方式,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发展旅游业,尤其是引进各类旅游企业,通过这些企业先进而规范的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将对旅游地区当地政府部门和当地企业的管理和运作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促使旅游地区总体投资环境的改善。

再次,旅游业的发展可改善旅游地的生态环境,提高旅游地的地区形象和城市形象。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绿化工程、退耕还林等同时进行,协调发展,它不但可使以往的山川更秀丽,也带来接待地环境形象的根本改变,绿化档次越来越高,环境也越来越好。这对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开放,是个极大的推动。

最后,加快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有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方面的要求,也有对良好的旅游环境和社会风气等软环境的要求。因此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旅游地区还需要通过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旅游经营服务者、旅游接待地居民文明礼貌,旅游环境整洁优美,旅游活动健康高雅,这样便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也为旅游地区的总体投资软环境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发展,能够带动旅游地区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创新,使旅游地区在观念上进行超前思维和创新思维,这对推动地区的对外开放,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旅游在引来人流的同时,还会引来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例如被国际风筝协会推选为"世界风筝之都"的山东潍坊,过去只是一个手工业小城,自美国西雅图风筝协会主席赴潍坊旅游从而引发了山东潍坊的国际风筝节以来,不但吸引了大量游客,利用外资也硕果累累,第五届风筝节总成交额达10·66亿元。

三、旅游产业是具备跨越式发展条件的产业

有关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从摩尔根的人类文化论到马克思、恩格思的历史唯物论,都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生产工具。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但是,我们通过以下对旅游业本质、内涵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旅游业最具条件超越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这并不违背上述理论和原则。

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与通常工业生产产品所需要的要素不同,对生产工具的要求与工业产品生产也有较大不同,旅游业不需要生产的厂房,不需要对所生产产品的粗加工和深加工,不需要相应的机器和工业产品生产完成后必须的物流配送体系,旅游业所需要的只是在旅游产品形成后为游客消费(参观、欣赏)这些产品时提供服务的劳动者,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可由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培训来解决。旅游业所需要的资源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也不相同,更注重资源的整体组合,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各项重要的组成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就直接成为旅游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业更加需要管理和服务要素,不光是为调整旅游业的中间环节(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企业),更重要的是对旅游消费者多样化的、不断提高的需求能做到更好地满足。由此可见,旅游业所需的生产要素与以往各种产业所需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这说明旅游业发展本身具有的特性与人类生产力发展阶段,与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可以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超越本国、本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旅游业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必须加以有效整合,提高要素的发展水平。

四、旅游产业能够通过自身的加速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促进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己是一个无可争辩、无法逃避的事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己进人到后工业化时代,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己转向以低成本、低消耗、低环境破坏为特点的绿色经济和以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为特点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太空技术为主的高科技经济,也就是着力于生态社会、知识社会的发展,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在紧跟世界发展趋势,致力于追赶甚至某些领域的超越。但是,对于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尤其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它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由贫困向温饱的转变。而实现这个转变,面临的将是项目如何选、资金人才哪里来、市场哪里找等一系列对于他们而言非常艰难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对生态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那么,对于那些旅游资源富集的欠发达的非工业地区,能否找到一条捷径绕开工业文明的道路而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呢?答案是肯定的,捷径之一就是发展相对而言投资较少、招商较易、市场风险较小,同时又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产业的旅游业。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优势、发展阶段和发展前景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是具有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可能性的产业。我们知道,我国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现在基本上还处在农业社会阶段,刚刚进人工业化初期,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就是工业化一步一步发展,但很难有超越。所以,必须以也完全可以以新的观念进行发展创新,大胆地提出并努力推进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使这些省的总体经济发展实现一个跨越,从工业化发展初期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

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而且还可以使贫困地区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水平而率先实现人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说国际旅游可引起旅游客源国的财富向旅游目的地国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使财富进行再分配,那么,国内旅游则能把国内财富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目的地转移,使国内财富在地区间进行再分配。一般地说,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少,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足以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前往旅游时,这些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消费对当地的旅游生产显然是种外来的刺激。这种刺激,不仅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是个促进,而且由于旅游业的联带性,对当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也是个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兴办旅游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到一业兴而百业旺,可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缩小自己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近年来,中国一些整体经济发展基础较差、水平较低而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老、少、边、穷地区(即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穷困地区),走向旅游脱贫、旅游致富之路,就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如贵州省紧靠黄果树景区的黄果树村,1992年全村人均吃粮200市斤,人均年收人130元,随着黄果树景区的开发,许多农民投身其中,到1998年全村人均吃粮400市斤,人均年收入增至2000元,一步由贫困迈入了小康,黄果树村也因此而实现了贫困地区经济的率先跨越。

旅游作为一个产业,不仅可以"治穷",一个景点富一个县,一个景点富一个村,一片景点富一个镇;而且可以"治愚",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在四川阿坝州旅游景区开发初期,游客去后,老百姓都不好意思去卖东西,卖的时候也不会讨价还价。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头脑灵活的当地百姓,不仅习惯了做买卖,而且逐渐由生疏变得嫡熟。可见,旅游给阿坝州老百姓带来的,并不只是金钱收入,更具有意义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烙守了几辈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旅游业必然带来地区的开放,随着游客而来的是新的信息、观念和文化,在碰撞、交流与融合中,人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思想会更加解放,也会因此走向更加文明。"治穷"是经济效益,"治愚"是社会效益,旅游产业将"治穷"与"治愚",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五、旅游产业带动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既然旅游是一个经济性的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能极大地带动和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财政增收、老百姓致富,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中,首先要注意一开始就把旅游当作一种产业来抓,树立起发展旅游所需要的产业观念。

一是旅游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它具有综合性,一业举百业兴,同时又具有依托性,百业托才能举一业。综合性和依托性决定了抓旅游产业发展就是抓结构调整、产业联动、投资环境改善、城市管理及知名度提高,实质是抓了持续发展。因此,一定要站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培育支柱产业的全局高度,来看待旅游产业的发展,首先要为它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环境,百业托其一业,使其迅速发展壮大,培育为支柱产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其一业举百业兴的带动效应。为此,必须充分认识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阶段,如旅游产业功能的阶段、旅游发展模式的阶段、旅游产业投入产出的发展阶段、旅游业增长速度的阶段等,按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性要求做好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其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从而既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又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二者间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二是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走集约化经营之路。要把区域旅游发展的落脚点放到旅游的产业化发展上,放到使其做大做强带动区城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实现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

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尚处于高速增长的粗放化经营阶段,管理方式也是粗放化的,就产业本身来讲还处于出售资源的阶段,即把景区景点当成了旅游业的全部,没有"加工"增值,没有把旅游业涉及的食、住、行、游、购、娱充分连接、带动起来。为此,应着力把这些相关要素发展起来,增加游客的人均停留时间,增加游客的人均消费文出,从而大幅度提高旅游总收入,实现旅游收入主要靠门票收入的粗放型增长向旅游产业总收入的集约型增长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