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循环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生态循环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循环经济条件下生态农业的基本特点

（1）资源化

也就是要以污染排放的最小化为主要目标。应当针对产业链之输出端，即废弃物，以充分提升绿色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就是要运用对废弃物实施多次的回收、利用与资源闭合式循环，从而实现废弃物排放的最小而。资源化原则是一种输出端的方法，能够将废弃物再一次地转换成为资源，从而减少最终的处理量，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废品回收以及综合利用。为了和资源化的过程保持适应，消费者要提升购买再生产品之意识，从而促进循环经济之实现。

（2）再利用

也就是以废弃物利用的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这一原则属于过程性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延长产品与服务时间，尽可能地多次或者以多种不同方式来使用物品，从而避免其太早成为垃圾。要致力于发展白色农业，也就是要开发与利用各种微生物资源，从而生产出各类无公害的绿色食品、无污染的饲料和其他能源。

（3）减量化

也就是要用资源投入的最小化为主要目标。这一原则所针对的主要是输入端，目的在于减少进入到生产与消费过程之中的物质与能源流量，对于废弃物之产生，主要是运用预防方式而非末端治理方式加以避免的，能够在最大限度上降低对于各种不可再生资源之耗竭性开采与运用。对于废弃物的产生与排放则应当实施总量控制，在农业上主要是运用好该原则，使用最为科学和灵活的方法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3循环经济下发展生态农业的几点思路

（一）大力提升农民群众的农业循环经济意识

当前，循环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并非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迫切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引导规范。因为我国农民群众受教育程度整体上较低，对于资源的利用和环保等公共意识显得极为淡薄，所以在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时可向其展示一部分典型示范项目，带领农民群众实地进行参观、考察，并对农民群众实施培训，从而让其更好地了解资源和环境对于农业生产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还应当注重于循环经济发展中经济效益之宣传，运用可预见的经济收益以激发出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做到自觉了解循环经济原理，积极参与农业循环经济进程，进而取得理想的经济成效。

（二）立足农业生态环保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

（1）要逐渐增加生态农业建设方面的投入

从而形成支持我国生态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性体系。鉴于生态农业具备了人、财、物力的投入量相当大以及技术含量较高之特点，国际上通常采用投入和补贴等相关支持政策。我国的现代生态农业起步比较晚、层次相对较低、经济效益也比较差、经营较为分散，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规模也比较小，消费者的认知度相当低，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资金投入、信贷支持、税收减免以及补贴等多个方面实施政策倾斜以及必要扶持，从而更好地拓宽农业投资途径，持续增加对大型农业生态工程以及农业资源保护区之投入。

（2）要建立健全生态农业建设激励体系

要更加积极地倡导与鼓励企业承包与租赁荒地、荒山和荒滩等，开展植树绿化与水土保持等农业领域的综合性开发，切实健全农业生态环境的奖惩机制。

（3）要强化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

切实有效地控制各类环境污染的出现。要积极引领农民群众依据当地生态资源环境之实际来发展好生态农业，控制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各类化学物质，不断加大有机肥、无毒性的生物肥料的施用力度，从而切实减少因为农业生产而产生的各类污染，并且积极整治水土流失。四是要强化农业领域的标准化建设，更好地发挥出标准化对于生态农业建设所具有的导向性作用。

（三）提升创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体系

要妥善处理好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管理之间的关系，明确其职能，加强农村管理工作，做到管理和建设同行，这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保障。有鉴于此，应当建立健全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之引领机制，有效改进与优化资源在城乡间的有效配置以及重新组合，对各地方政府以及农民群众的行为加以引导，对于环境友好的措施应当进行全力扶持与鼓励。应当建立起政府资金和金融资金之间的相互联动体系，切实形成社会资本引领机制，促进对新农村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之投资，并且致力于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要健全完善环境和发展的综合决策办法，各地政府要设置农业生态发展专业机构来健全农业生态环境管理机制，并且组织与协调农业生态环境取得可持续发展。

（四）强化农业技术体系建设以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要增加对生态农业技术开发加以支持之力度

不断提升生态农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在持续增加国家财政对于生态农业技术投入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吸引社会各方资金用在生态农业科技建设与开发上，从而逐步形成和健全投资与收益相互挂钩的新机制，并且形成多元化生态农业科技投入机制，为我国生态农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相应的技术条件。

（2）要认真汲收传统生态农业技术之精华

切实推动现代生态农业技术的创新步伐。因为我国传统生态农业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间作套种、休耕轮作以及精耕细作等技术与经验，因而对于发展生态农业具备了非常好的继承与借鉴价值。然而，生态农业同样还需要高新农业技术之支持，如今，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工程技术、生物技术、现代信息技术以及遥感技术等均被广泛地应用到生态农业建设之中，从而实现了生态农业的高技术化以及信息化，因而值得我们认真进行学习与借鉴。

（3）要健全完善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积极培育我国农村生态农业技术服务、咨询以及转让等各类中介机构，全面鼓励与引导建设各种生态农业协会，从而健全完善生态农业领域的科技推广网络，提升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进而为生态农业科技实现成果转化奠定良好基础。

（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应当说

农村生态农业与循环经济之发展需要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切实保障。但是，目前阶段我国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尚不够健全完善，主要体现为不够系统和灵活，通常是照搬与照抄城市环保立法，在现实之中很难加以执行。相关农村生态农业与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依然存在着大量空白，往往只能零星地散见于各类单项法规之中，缺少一部真正具备了统领性与可操作性的高位阶法律。因此，要想发展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生态农业，迫切需要以整合当前较为分散的条文或者立法为基础，形成一部以广大农村地位为主要对象，在农村具备了极强可操作性的、系统性的农村领域循环经济法律。在此基础上，环境法当中也要明文规定各级政府一定要把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等内容列入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从而把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之发展状况真正视为判断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准，明确相关监督机构以及人员，保障生态农业在农村地区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进而有效减缓我国农村环境恶化之速度。

篇（2）

二、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生态旅游是现代文明标志之一的旅游产业，它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已经是世界最大的产业。由于我国的生态旅游业发展起步较晚，因此大多还停留在初期发展阶段。总的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旅游资源缺乏规划，盲目开发

纵观我国许多新开发的生态旅游地，我们存在问题有很多。其中没有规划与规划和建设不合理的问题尤为突出，成为生态旅游资源遭受破坏的首要因素。有不少的开发商、管理者，他们将景区的“精品化”建设误解为多盖建筑物，其结果造成了很多景区的“城市化”。

2.风景区生态环境的日益退化

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旅游业的收入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们缺乏管理和经营人才，在对旅游资源认识不足的情况之下，采取掠夺式开发的手段，来追求明显的短期效益，使得景区的管理显得十分粗放。这种发展模式严重的毁坏了旅游资源的不可再生性，造成了旅游质量严重下降，景观严重衰退的结果，使得真正的生态旅游难以开展。

3.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科学的管理

生态旅游景区的多头管理现象严重影响了其科学的管理。例如：水利风景区归水利部门管理、森林公园景区归林业部门管理、生态观光农业园区归农业部门管理等。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管理体制，会降低旅游开发难度。然而在多头管理之下，各部门会相互推卸责任，因而利益冲突等问题频繁出现，冲突多于积极合作，自然环境必然会成为它们的牺牲品，风景区也不能真正做到有效管理。

三、推动生态旅游快速发展的政策建议

1.进行旅游区空间规划

怎样从整体上来保护生物和濒危物种的多样性，不仅仅要合理的设计好自然保护区，还要考虑到不同的栖息地之间物种的交换与迁移，考虑到它们与周围区域的生态联系。要求若干的功能相同的保护区的保护从散点状走向网络状，从孤岛式开发转向开放式经营，协调景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2.加强领导，建立管理体系

加强和完善市政府、市委对生态工作的重视。将生态旅游业列入全市经济的发展计划，来保证生态旅游业的积极健康发展。将生态旅游作为主导性旅游宣传，搞好政府基础性和引导性的投资。加强林业部门和旅游部门对生态旅游发展的综合协调、督促检查、指导服务、审查把关等职能。

篇（3）

二、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必要性

循环经济理论应用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自然资源的稀缺性

随着各项科学技术地不断创新，人们极大拓展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深度和广度，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使得在生态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正视资源使用的持续性。循环经济正是在“3R”原则下，为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另外，它还在一定层次上促进了社会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提升了环境质量以及人们的生活质量。

（二）生态城市建设的高效性

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不仅注重经济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注重发展过程中体现的经济质量。因此，生态城市建设是一种高效的经济增长模式。生态城市不再将发展的速度单纯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将经济发展的重心偏向于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城市各要素间是否科学、合理，以期从全局出发，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循环经济追求资源的循环利用，立足于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改变了传统低水平生产方式，恰好适应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发展要求。

（三）循环经济理论实践的转化要求

为保证循环经济理论更好地在生态城市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应对该理论实施提出如下实施要求：

（1）提升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资源需求量日益增加，如果不加以改善，生态环境将更加恶化，由于对环境问题认识不足，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必须在发展过程中，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思路，引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尽可能地用可再生资源代替不可再生资源，走可持续化发展路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确立和完善绿色消费制度。

绿色消费作为一种时尚、健康的消费方式，直接反映了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程度。绿色消费与传统消费方式相比，有较大的区别。传统消费忽视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单纯地建立以人的需求为中心，满目追求超前消费、奢侈性消费等消费意识，无视消费行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而绿色消费则是在现有资源合理利用的基础上，降低人类消费行为对环境的破坏，是一种可持续性的消费模式。循环经济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企业、大众的积极参与，而且还需要政府的正向引导，倡导绿色消费，建立完善的绿色采购制度，在整个社会形成绿色消费的消费模式。

（3）转变GDP核算体系。

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以此反映出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但是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仅单纯地获取自然资源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国内生产总值（GDP）并没有将这种负面效应计入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统计方式。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式摒弃了传统高消耗、低利用、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在综合评价国民经济时，应该引入可反映生态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以此客观地评价循环经济理论下生态城市建设的效果。

三、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生态城市建设途径

（一）发展生态农业、工业、旅游业以及环保产业

（1）大力推行生态农业。

积极引导生态畜牧业、生态种植业，合理使用农药、化肥，降低白色污染程度，构建良性的大农业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农业的良性循环。

（2）积极发展生态工业。

工业发展应该坚持低环境破坏、低资源消耗，减少重复性建设。对于某些有污染的工业企业，应立足于产业结构发展方向，采取关闭、停业、并购等一系列措施。新上马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应进行严格的环境评估，并实行集中布点，使其处于远离城区的下风位置，以减少工业企业污染物向城市的排放量。

（3）发展生态旅游业。

发展生态旅游业最基本的条件是维护本地自然生态环境。生态旅游业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高污染、高消耗、低利用的现状。

（4）推进环保产业发展。

政府应该从宏观层面推进环保产业发展，并合理立法，制定完善的财政税收政策，引导及提高社会各部分环境保护的综合能力。对于个人，政策应增加个人污染的处罚力度，强化个人污染的约束性；对企业而言，政策可从企业税收、水电、价格等方面给予优惠，正向强化企业环保产业的投入力度。另外，还需提高城市建设者的环保意识，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增强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以及处理深度。

（二）从法律和道德层面强化形成绿色消费观念

绿色消费不但涵盖生产过程，而且与人们生活消费过程有紧密联系。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从法律层面建立有关法令、法规，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第二，加大社会舆论宣传力度，使人们从道德上意识环境资源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从而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建立长远的消费激励机制，保证生态城市建设顺利开展。

（三）大力推行住宅生态化

现阶段，房地产消费已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之一。随着生态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住宅概念顺应而生。生态住宅鼓励资源节约利用，倡导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居住环境，着眼于城市居住环境的统一、协调以及人性，最终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与统一。因此，大力推行住宅生态化，不仅顺应了生态城市建设发展的方向，而且对循环经济理论在生态城市建设的开展也具有突出意义。

（四）补充及完善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必然产生费用及效益，这也是许多企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为了适应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应对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予以补充，加入企业绿色资产、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绿色利润等核算项，以详细反映绿色循环经济核算体系各重大层面问题。在循环经济核算体系未来发展中，应重点突出绿色会计的核算资料，充分披露绿色会计信息。

篇（4）

其次,青海的资源决定了我们有条件在发挥特色上出优势。青海地处世界屋脊,由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它具有独特的自然地貌和海拔高度,不仅山川藏珍、戈壁埋矿,而且具有其他地方少有的高原特殊气候和在这一气候条件下派生的珍稀生物资源,有在全国独具优势的水电、盐湖资源,独特的畜牧草地资源,太阳能、风能资源,独树一帜的高原地貌景观,众山之巅、众水之源和颇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人文景观等。这些丰厚的特色资源为青海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只要善于开发这些优势资源,就能够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依据省情,青海特色经济的构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着力发展壮大盐化工业,逐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第二,重点发展中藏药业、绿色食品业、有机食品加工业和高原生态农牧业,逐步形成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链。第三,发展水电、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特色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形成在西部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经过努力,最终形成世界高原生态基地,全国盐化工加工基地,中藏药生产基地,西部水电——高耗能工业基地和石油天然气开发基地。第四,以发展特色旅游业为龙头,经济推进现代服务业。在保护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有规划、高起点、高水平地面向市场开发各类旅游资源。

2发展生态经济是青海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与生态,二者是相辅相成、水融、互为条件的关系。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有着极大的制约能力,经济要想求得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系统,发展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是以保护和发展生态产业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具有生态系统性、公共性、全球性、持续性的特点。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亚洲孕育大江大河最多的区域,起着江河水文循环的重要作用。青海生态又十分脆弱,水土流失、沙化现象日益严重。尤其是湟水流域、青海湖流域和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经成为青海发展特色经济的严重阻碍和最大的隐患。因此,在青海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保护和建设生态作为根本任务。

青海生态总的看是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下不断恶化的。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加快生态经济的发展,把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一是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力度。草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草业的发展可以兴起一个大产业,推动产业化发展。种草本身(从种草到加工、储存、销售、繁育草籽)能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时拉动畜牧业。草既是经济作物,又是生态作物;既可以体现长远的生态效益,又可以当年转化养畜,实现眼前利益。搞得好,就可以从根本上调动农牧民治理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因此,要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扶持,加大力度,不断扩大退还规模。这里关键是要搞好规划,把种草种树同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结合起来,退耕还林还草,恢复生态,发展畜牧业。

二是大力发展高效农牧业、促进生态保护和治理。在退耕还草的同时,要把着眼点放在高效农牧业上来。要围绕结构调整和特色农牧业经济大搞设施农牧业,在牧区进一步加大力度建设防灾抗灾基地,种植高产优质牧草,利用温棚种植根茎类作物,大搞牛羊育肥、自繁自育,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改放牧为圈养。在农区把种草和种植经济林结合起来,进行牛羊育肥和西繁东育,支持发展农畜果菜加工业,鼓励发展新的高收益产业,开辟更多的收入增长渠道,对农畜产品龙头企业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带动广大的农牧民获得更高的市场效益,走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的良性发展道路。

三是积极推动农牧区能源结构调整。我省电力、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在农村牧区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推广用电用气取暖、做饭,替代传统的烧柴烧草习惯,把林草效益转化为养殖效益,这对保护生态,净化空气都有重大意义,应选若干地方进行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3发展循环经济是青海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

循环经济是人类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建构的经济系统,并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去。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地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使环境合理性和经济效率性得到了有效的结合。青海经济的发展,更迫切需要循环经济。

青海循环经济实践中,较成功的经济体有锡铁山铅锌矿循环经济共生企业群,其产业链主要由西部矿业公司锡铁山分公司铅锌矿及选矿厂、青海创新矿业公司的硫酸厂、中汇矿业铁金矿、海西化建有限公司水泥生产厂、大柴旦硼矿、大柴旦地区的八家硼酸厂以及拟建的硼镁肥厂和余热综合电站组成。根据核心产品特点,该产业链中包含以锡铁山铅锌矿开采为核心的铅锌矿生产生态工业群落、以青海创新矿业公司硫酸产品为核心的硫酸生产生态工业群落和以海西化建有限公司水泥生产厂为核心的水泥生产生态工业群落。该企业群每年产生1000余万元的循环经济效益,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

青海发展循环经济,主要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量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强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要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和原则,规划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强化政策导向,营造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制环境;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管理体制机制;以矿产循环发展为突破口,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以保护与开发并重,大力推进生态工程建设;加强废物回收利用,积极开展城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突出重点,加快制定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建立循环生产技术体系,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撑;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

参考文献:

篇（5）

(一)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就是在物质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原则是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生产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实现经济活动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动，容环保于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

(二)生态产业发展。生态产业是具有较强生态系统承载能力、高效生态过程及和谐生态功能的集团型产业，是对行业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环境保护及能力各环节建设的纵向结合和不同行业生产工艺横向耦合。

二、宝鸡产业生态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一)区位优势。宝鸡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处在西安、成都、兰州、银川省会城市的交通中心，是连接西北与中原、中原与西南的重要通道。陇海、宝成、宝中铁路交会在此，是连接包兰、成昆线的全方位铁路交通枢纽。境内公路里程12280公里，以310国道和GZ45为主轴，以西宝南北线及关中环线干线为骨架，以县乡公路为脉络，形成了“三横五纵一环”公路网络。宝鸡机场也正在规划建设，是西部地区交通物流的重要枢纽。

(二)资源优势。宝鸡各类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特别是矿产资源优势突出，有色金属铅锌和金的储量分别占到全省的77．36%和35．2%。化工、冶金、建筑的原材料石灰岩储量居全省之首。煤炭远期储量约61．3亿吨，埋藏深度1000M以上的浅煤层规模较大，形成了戚家坡煤，北马坊、郭家河、麟游—陇县煤矿区，是我国13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境内有渭河、嘉陵江等大小江河三百多条，水资源总量55．45亿立方米，占关中地区的44．8%。电力装机容量210万千瓦，总发电能力可以达到135亿千瓦时，是西北电网的重要枢纽。

三、宝鸡产业生态转型与循环经济建设的思考

篇（6）

基础要素在东林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中，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三种制度基础要素共同发挥作用。首先，规制性要素特别强调明确、外在的各种规制过程。从制度建立的视角，地方政府出台的规制性政策文件对合作农场的制度和组织属性作出明确界定。2010年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发展合作农场的意见》的通知。当前人力资源的短缺，是合作农场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之一。应农民加入合作农场后转型为“职业农民”的需求，地方政府于2012年印发《关于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的通知，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和人才成长机制。实行持证职业农民制。强制性的规制性要素是合作农场制度创新的核心成分，为合作农场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基础。政府还在引导、财政和信贷扶持、税收减免、经营范围与建设用地等方面给予支持性规制。合作农场成立之后，内部建立起一套运行规章制度，涵盖合作社章程、农场协议、种植管理合同、农场员工规章制度（种植员、放水员、仓库保管员等）。但对合作农场的雇员来说，职位规则的激励作用尚不明显。种植农场的雇员，有2/3对于前一年的农作物单产、小麦和水稻的标的产量、奖金计算方式等一概不知情。然而，这种形式的好处是不用担心下雨影响生产等。因此，标准制定不合理也不会说。偿付规则的制裁中，包括由雇员自己填写打分表的形式，涉及偷拿集体财产、偷卖集体粮食等处以加倍罚款，2-3次以上将解雇。其次，规范性基础要素，强调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制度，还存在说明性、评价性和义务性的维度，包括了价值观和规范。东林合作农场制度的主要创建者是东林村村两委，来自村集体层面的其他规则和价值观构成了合作农场的规范性基础要素，主要有《东林村村民自治章程》和《东林佳苑小区管理“十不规范”》。《自治章程》为村委会管理本村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财务这一职责提供了规范性基础，赋权村委会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村成立由党员、老干部、村民代表组成的理财小组，对村财务活动进行监督。早期的规范性制度理论家帕森斯就将共同规范与价值观视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基于村集体的共同规范和价值观为稳定合作农场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制度基础要素。第三，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构成了关于社会实在的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构意义的认知框架。合作农场的社员大多生活在同一个行政村的村域共同体之中，东林合作农场的管理层与村两委属“一套班子”：场长即理事长，由村主任担任；副理事长也是村两委成员；其他成员则是按照技术分类的小组长（仅有日常生产管理的权责）。关于农场发展及利益分配的重大决策主要是由以村书记和村长为代表的村两委共同决策。在村民自治的情景中建立起来的行政权威，构成了管理者与农场雇员之间互动的支持。在东林村，身兼私人企业老板的村书记与曾任蔬菜合作社社长的村主任，不仅具备科层制权威，同时也拥有魅力型权威。合作农场每月召开一次党员代表议事会，文化—认知性要素为合作农场提供了一定的信任基础。

2三位一体的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建立合作农场成立以后，村两委与上级相关农业部门开始密切的业务往来，通过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拓宽了农场产业化生产的思路。村两委领导去河南考察后，提出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项目（获得六项专利）。与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公司及地方农委等合作，实现定性、定量生产有机富硒的水稻、小麦，单位产值约10.5万元/hm2，效益6.0万元/hm2。由富硒有机大米项目，因一个科技项目落户而产生了“一头猪、一亩地”和“富硒水果园”的生态种养殖项目，应用发酵床养猪及猪粪干湿分离新技术建设万头生猪生态养殖基地。用米厂的青糠、谷糠、小麦喂养生态猪、有机硒猪，并实行母猪生产智能化管理、数字化生产、肉猪生产的百分之百发酵床、自动给料系统。并与政府部门合作建成土壤氮磷拦截工程。当前生态养猪场占地3.5hm2、总投资1350万元，设计年产肉猪10000头，其中5000头为生态优质猪肉，产值3500万，效益600-800万，争取三年内实现每亩平均效益10000元。创建有机水果生产基地，占地4.0hm2，投入250万元，建有设施大棚、保鲜仓库，引进水果新品种12种，年产水果90t、产值70万元。继有机水稻项目、生态养猪和富硒水果园等生态种养殖项目之后，村两委带领下的合作农场正在积极创建东林生态旅游基地。利用3%的农业设施用地指标（政策规定）开展建设，打造集果园采摘、农场体验、生态农家乐、营销门店购物等于一体的生态游线路，打造集生态生产、文化创意、休闲旅游等多功能的现代农业模式。整合外部的信息和技术支持，借助各类涉农项目，东林合作农场生态循环农业正走向“机械化”、“生态化”和“科技化”的新“三化”之路，打造“种植业（稻田和果园）+养殖业（猪场和羊场）+生态旅游业”三位一体的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合作农场收益的60%归村集体，40%用于支付农场员工工资和奖金。在农场层面，实行“大承包、小包干”的经营方式和“成本核算、绩效挂钩”的利益分配机制，包括支付管理费及管理人工费的标准、奖励方式、支付方式，亩均管理费、月基本工资等。由村两委制定承包管理标的（年际有波动，一般以农户经营方式的平均亩产为基准），如2011年的标的为水稻7500kg/hm2，小麦4125kg/hm2，定奖赔各20%（按正常年份产量）。与种植农场不同，生态养猪场很难制定承包管理标的。当前村两委也开始着手入股分成的分配机制。当前的养殖业激励主要来自规模生产，通过循环农业规避个体养殖所面临的猪场环境压力，且能更好地分担市场风险。当前合作农场实现的利润，在按章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后，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红，每人200元（基本可以解决一人一年的口粮所需），共60万元。同时，合作农场蔬菜基地生产的蔬菜以低于市场价20%供应村便利店，村民可凭粮食银行卡定量购买。

二、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制度创新机制

1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共同约束机制

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三种制度的基础要素共同发挥作用，建立起集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村民就业保障与社会管理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合作农场型现代农业模式。地方政府出台的规制性文件，是合作农场制度创新的核心成分，为合作农场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基础。它不仅有利于解决土地流转、设施用地、风险保障等家庭农场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有助于通过政府规制有效控制龙头企业经营中的“非粮化、非农化”现象。基于村集体的共同规范和价值观为稳定合作农场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在村民自治的情景中建立起来的行政权威，构成了合作农场中管理者与农场雇员之间互动的支持性制度要素。以村集体为单位的合作农场，发挥着生产发展、就业保障与社会管理等多重功能。地方政府和村两委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发挥了积极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合作农场发育的积极推动者，在组建引导、宣传动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召开现场会、推进会、动员大会、大讨论等，出台扶持政策、营造舆论氛围，规范土地有序流转、统一村干部的思想。2010年太仓市出台《关于发展合作农场的意见》，明确了发展合作农场的方法和形式、基本原则，组建的基本条件和程序及主要政策措施等。在土地、人力、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方面，政府出台了具体措施；其次，村两委作为合作农场运行的管理主体，在决策、操作、监督制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将治理组织和经济组织有机结合起来的制度设计，合作农场的管理层与村两委属同一班子，运行规则主要是村两委决策。在东林合作农场，村庄层面对土地、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及社会资本等各类内外部资源进行优化整合，顺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2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的模式创新与运行机制

生态循环农业的生产机制的再生产，是三位一体的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创新的制度诱因。对于合作农场的成员，由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养殖业）的特殊性（生产的周期性、以及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难以制定生产的管理标的。长远来看，土地规模化集中经营的面积将会受到规制性和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的双重制约，不仅在政策上面临稳定粮食生产与发展高效农业的双重目标，在土地集中流转方面也会因边界不重合而受到村庄治理边界的限制。从土地规模经营主体创新的视角，总的来看，土地流转实行“三权分离”的目的就是保障承包经营权带给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原承包农户以更多的财产收益，而经营权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主体，东林合作农场模式，一方面构建了“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农民参股”的承包地规模经营，强调了集体产权的合作优势；同时，它整合了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统筹收益与置换，强调了农民作为承包主体的财产权和合作参与，进而突出土地合作化经营的规模优势和组织优势有效整合。最为关键的是，不单是土地资源，合作农场有效地在行政村层面进行各类资源要素的整合，包括人力、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为最大化土地规模经营效益创造最佳条件。

三、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多途径提高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产业绩效

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过程表明，农业必须按照产业的特性（即以市场为导向）来发展。但完全依靠市场化不可能顺利实现农业现代化，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提高合作农场型生态循环农业至为关键。基于太仓东林合作农场的案例，政府部门应采取多元方式积极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合作农场；加大财政、信贷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在土地整治、农业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面扶持合作农场的发展；依法减免合作农场税收，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支持合作农场参与粮食和农资经营，包括开展自用农业生产资料的购销业务，向本组织成员农户代购和代加工自用粮食；保障合作农场建设用地，如规模化畜禽养殖所需用地、农业机械存放场库用地，按照农用地进行管理。加工企业所需的建设用地，由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统筹安排用地计划。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发挥政府在外部的农业公益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对合作农场的发育尤为关键。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中，加大发展现代农业相关的指标权重，缩小GDP的考核权重，激励地方政府在追求产业绩效的同时，避免农业产业的非农化、农业种植的非粮化趋向。

篇（7）

笔者曾担任研究生处长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秘书多年，根据往年的工作经验和兄弟院校的有关情况，对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规范和质量监控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分析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农业院校研究生毕业论文较普遍地存在选题重复前人研究、参考文献收集不全、统计分析方法使用不当、论文书写欠规范、研究工作创新性不强等问题。大家往往认为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一定要通过同行专家才能进行评价，因而造成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测评无法下手开展，使得许多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监控或名存实亡或根本就无人提及。而实际上上述大部分问题不一定要通过同行专家才能检查和监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制订规范化的要求，由学校统一组织的学术组织进行审查鉴别。在同行评价难于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可制订一般性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测评指标体系，供学位评定委员会或由其指定的专家组对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进行测评，而关于学术创新方面的内容则组织同行专家进行选择性的测评，即规范性评价与创新性评价相结合，全面评价与选择性评价相结合。这不失为当前状况下监控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的优选之策。由于研究生学科众多，所属门类较广，不同门类之间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撰写要求和质量可能存在较大差别，此处仅对农科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质量标准和监控措施分为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选题要求

目前，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重复他人研究，缺乏创新性及难度不当等。有的研究生为了保证论文工作的顺利完成而选择难度过小、工作量偏少的课题，或置理论和应用研究价值而不顾，完全照搬前人的研究路径选择相对容易的研究材料开展工作。

研究生教学行政管理部门应针对上述类似问题提出具体的规范要求以约束指导教师和研究生的选题工作。论文选题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所学专业和研究方向来确定，尽量与指导教师的研究课题相结合。论文选题的具体原则及要求应包含如下内容：

（一）论文选题应具有-定的创新性研究生论文选题，一般分为基础、应用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等类型。无论是哪一类选题，都应重视其在学术方面的创新和开拓。所选题目应是前人没有专门做过的；或已有人研究但当前还尚无理想的结果，有进一步探讨的广阔前景；或是目前在学术界有分歧，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或原研究方法、手段和技术过于陈旧落后，有待创新后得出新的结论。学校和基层培养单位应鼓励研究生实行风险选题，向未知领域进行探索，但这必须要有相应的机制，避免造成研究生非个人原因而延误毕业。

（二）论文选题应具有^定先进性研究生论文选题要注意在技术方法应用方面的先进性，即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技术应先进适用。基础理论研究要选择处于学科前沿，在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应用基础研究应选择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实际应用前景，力求是国家或部门的重点科研课题，或是企业、科研单位急待解决的科研课题。

（三）应用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等类型的论文选题应考虑其社会经济应用前景这类选题要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些急需解决的科技难题，力求使其能产生一定的社会、经济或生态效益。

（四）选题难度和工作量大小要适中，要体现较高的水平，杜绝照搬前人研究成果，重复别人做过的工作论文选题不宜过大，过大不能深入，也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得出结果，但更应避免为了顺利完成任务而有意选择取材容易、难度偏小或路径过于简单的课题。在指导研究生论文选题时，指导教师要注意了解题目实现的可能性，充分考虑现有实验设备、场地、资料、经费等具体条件。同时，还应考察课题涉及的理论范围及数据计算方法与规模，并对试验手段进行初步分析，以确定论文选题的可行性。

在具体进行毕业论文质量测评时，可重点根据上述几个方面制订测评指标，并确定相应的权重。

二、论文规范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它用途的书面文件。

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结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即为学术论文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必须遵守学术论文撰写的基本规范。

（一）论文格式在格式上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有关“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中的有关规范要求，在数字用法、符号和计量单位使用等方面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标准》等法规条文中的有关规定。至于毕业论文中的各层次标题与序号、参考文献、字体及其大小、各部分应包含的主要内容等方面的写法除了应遵守学术论文撰写的一般性要求和常识外，还应遵守学校有关此一方面的规定。很多高校为了统一研究生学位论文书写形式，还相应制定了有关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形式规范。

目前，研究生毕业论文在规范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数字符号、略缩语和计量单位使用不规范，如有的研究生仍以亩来作为面积单位；论文格式失范，如有的学位论文未按规范要求使用三线表，参考文献的排列和书写格式不规范等；表达不够流畅，逻辑性差，循环论证等。

（二）英文摘要目前，研究生毕业论文英文摘要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撰写不符合学术论文摘要的基本规范，“汉语味”太浓，句式和词汇使用不地道等方面。如在科技论文英文摘要中应用过去时态叙述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作者结论，但很多研究生未能按此要求撰写，在时态使用上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除此之外，甚至出现文法不当和略缩语、代号及法定计量单位使用错误的现象。

英文摘要是应用符合英文语法的文字语言，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论述文章重要内容的短文。英文摘要必须符合“拥有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的原则，应重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4个要素。据此，农科类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质量标准和监控指标可包含：内容的完整性，英语语法错误率，符号和法定词语使用错误率等。

（三）参考文献目前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有关参考文献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参考文献收集不全面，部分研究生则为了凑数，竟然将二次文献不经查阅原文甚至摘要都未看就列入，而将文摘性刊物中的文献作为正式参考文献列入的情况就更加普遍了。该问题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部分参考文献的年代过于久远，这主要是因为部分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在某些领域的藏书和期刊订购不够全面，无法满足研究生查阅文献资料的需要，或尽管有相关的图书和期刊收藏，但部分研究生仍然不愿花功夫查阅；现在各研究生培养机构信息化建设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部分研究生仍不愿意花时间收集校外的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应着重考察学生选用参考文献的数量、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参考文献发表的年代。具体进行测评时可就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列出具体的指标要求，供评估该项指标时使用。

三、创新工作

创新是学术发展的灵魂，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所在。创新在研究生学位论文方面可体现在研究思路的创新，研究方法、技术和手段的创新。在研究过程中对自然现象、实验结果或实验过程中出现的细微变化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并导致对此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好奇心及由此得出的异于常态的结论，这更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具体体现。

现在在学的研究生中很多人经历的是从校门到校门的学习过程，由于我国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束缚，使他们在过去的学习阶段里较少接受到创新思维的培养和训练，以至创新意识比较淡薄，他们在实际科研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较多的是“模仿式”的。这些研究生也“喜欢”阅读本专业的文献，但他们阅读文献的目的并不是找寻某一研究领域新的生长点，以便另辟蹊径做出开创性的工作，而是从文献中找寻他人的研究思路或是套用别人的研究方法、手段来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殊不知，创新的对立面即“模仿”，创新最大的禁忌就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这种“邯郸学步”式的研究方式最终必将遭到无情的淘汰。

篇（8）

掉了根的大树。”的确，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道学的作用实与儒学不相上下，它们一隐一显，

共同浇灌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中国社会之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

响。

然而，长期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90年代之前，道学研究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如果说

儒学的研究可谓“门庭若市”的话，那么，道学的研究则可谓“门庭冷落”。有人将这种情况概

括为“儒热道冷”，是大体符合实际的。令人欣慰的是，90年代以后，道学研究开始步“儒学

热”之后尘，受到学界的关注，并陆续出版、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果说用“道学热”来揭

示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特点，具有某种言过其实和“扬道抑儒”之嫌的话，那么，指出道学研

究构成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总的看，20世纪后半叶的20年特别是后10年，道家文化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种进展主

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关于老庄其人其书及其他道家人物与著作的研究；二是关于道家思

想渊源及学派演变的研究；三是关于道家文化基本精神及特质的研究；四是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

特别是道家之道论与人论研究；五是关于道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包括道家学派内部的比较研究，道

家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道家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六是关于道家之历史地位与道学之现代

价值的研究；七是其他问题的研究，诸如道家与道教的关系研究，道学史研究，郭店道家简研究

等等。前不久，笔者组织编写《中国文化研究20年》一书，就中曾设专章，从上述诸方面就近20

年道家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这一总结，并通过与儒学及儒学研究

之情况的比较考察，我们感到，有几个问题仍有必要提出来，以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一）关于道家之地位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除

极少数论者执守扬儒抑道的立场外，绝大多数论者都普遍认同道家之重要历史地位。这其中，有

一种看法尤为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这就是“道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的代表人物前有周

玉燕、勤，继有陈鼓应，后有胡孚琛、吕锡琛及涂又光，就中又以陈鼓应先生倡导最力最

勤。客观地说，“道家主干说”的提出和讨论，对于重新认识道学之历史作用，推进道学研究的

深入，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它与传统的“儒家主干说”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学派的偏

见或门户之见，潜存着发展为“独尊道学”之可能。这是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忧的。历史上董仲舒

的“独尊儒术”，给予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进步曾造成极坏的影响，教训是沉重

而深刻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从重视道学、推崇道学走向“独尊道

学”。事实上，儒学和道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皆有其显著的地位，二者交叉主干，互

补互动，不论从积极方面抑或从消极方面，都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何以一定要人为地在二者之间分出高低、主次呢？所谓交叉主干，说的是，为中国社会不同时期

的历史条件和文化需求所决定，儒、道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递相变化和发展的。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儒学起着主导的作

用，占居基础的地位；在另外的一些历史时期，则是道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基础的地位。所

谓互补互动，说的是儒学的道家化和道学的儒家化。儒学的道家化倾向乃“道家主干说”论者所

持，道学的儒家化倾向目前学界尚无人这么提。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客观的存在。

前者说的是“援道入儒”，“以道补儒”；后者讲的是“援儒入道”，“以儒补道”。很显然，

“互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是相互颉颃、相互刺激、相互吸收。

（二）关于新道家、新道学问题

在儒学的历史发展中，有所谓新儒家、新儒学。与之相对应，有论者认为存在一个新道家学派。

董光璧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代新道家的思想几乎是同当代新儒家并行发

展的，它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情势下，由一批科学家发展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阐述道

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论证道家思想的现代性，美国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

想中的生态智慧。“我把他们发展的道家思想的现代形式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道实论、生成

论、循环论和无为论。”这是“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

观”，“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董先生称李约瑟、汤川秀树、卡普拉为当代

新道家的几个“最引人注目者”。从中国学界来说，陈鼓应先生倡导“道家主干说”最力最勤，

胡孚琛先生对道学可谓推崇备至。尽管他们并没有自命为当代新道家，是否可以大致称之为中国

的当代新道家。与此相联系，有论者如董光璧先生“确信重新发现道家具有地球船改变航向的历

史意义”，有论者如胡孚琛先生进而提出创立新道学，以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这实

际上是要将道学提升为当代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基础地位或主导地位。从学术自由的角度

看，与新儒家、新儒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一样，新道家、新道学亦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但我们对“道学是参天地、赞化育、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问，创立新道学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

史潮流中审时度势，应变自强的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参见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说法，眼下还只能保留意见。希图新道学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走向大同，是

否期许过高？不过，正如“道家主干说”的讨论一样，关于新道家、新道学的讨论也将是有意义

的和必要的。

（三）关于道学与的结合问题

儒学研究中，人们曾就儒学与的结合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一定的进展。虽然人们关

于二者能否结合的认识见仁见智，但多数论者普遍认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可是在道学

研究中，道学与的结合问题似乎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依笔者看，探讨道学与马克

思主义的相同相异、相通相融关系，既是推进的进一步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和中国

气派的的需要，同时也是使道学获得提升、获得发展和发扬光大的需要。一方面，马

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有赖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特点相结合的同时，吸收包括道学在内的中

国文化的有益养分，从而充实和丰富自身；另一方面，道学要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

性转化，有必要以为指导，用理论来改造自身，使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

力。现在，道学之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

现道学精神与的结合或融合，正是使道学之现代价值获得充分体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儒道互补”；在现代中国，显然存在一个道学或儒道与的

互补问题。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相信学术界有人为之。

（四）关于道学的普及与大众化问题

儒学研究中，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曾就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展开讨论，亦有人做了一些儒学普

及的实际工作，如儒家伦理的启蒙教育，儒家经典的背诵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总的说，还

局限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从学术探讨进入普及的真正的实际操作，还有很大的距离。然毕竟迈出

了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道学也存在一个普及与大众化的问题。道学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亦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当然，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一方面，道学中有精华有糟粕，有“神奇”

有“臭腐”，需要人们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取舍；另一方面，道学之普及化、大众化不等于道

学之庸俗化、简单化，其间的分寸也不易把握。正因为如此，道学研究工作者更有责任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养、理论素养、道学素养乃至语言素养，在道学之普及中发挥引导作用。现在的要务是

提高认识，重视起来，尽快将道学之普及与大众化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五）关于道学史研究

随着道学研究纵横两方面的展开，道学史研究近年也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在道学通史的研究

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钊先生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陆玉林等著《中国道家》，胡孚

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等等。在道学断代史的研究上，学术界较为注重者为先秦道学、魏晋

玄学、道教等。关于先秦道学，较为代表性的作品有：张松如、邵汉明著《道家哲学智慧》，朱

哲著《先秦道家哲学研究》，张运华著《先秦两汉道家思想研究》等；关于魏晋玄学，较为代表

性的作品有：汤一介著《郭象与魏晋玄学》，许抗生著《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赵书廉著《魏

晋玄学探微》，高晨阳著《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王葆玹著《正始玄学》等；关于道教或道教

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卿希泰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等。此

外，关于稷下道家、黄老之学、唐代道家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若干成果问世。上述作品的先后发

表，对于人们克服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重新认识道学的历史地位，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但总的看，与儒学史研究相比，道学史研究仍显薄弱，至少现在还没有一部贯通古今的全面

详尽的《道学通史》。如果有一学界权威人士出来，牵头组织编写一部多卷本的《道学通史》，

当是道学研究与发展中之幸事。应该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六）关于郭店竹简与儒道关系问题

1973年，帛书《老子》的发掘，曾使老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时隔20年，1993年郭店楚墓竹简—

—《儒家简》、《道家简》的发掘，为儒学和道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契机和条件。短短的若干

年，在该方面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一些论文

集中反映在《中国哲学》第20辑、第21辑中。对于郭店楚墓竹简的价值，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海外学者甚至誉之为“中国的死海遗书”。还有论者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

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个颇为普遍的认识，是肯认儒道之相通

篇（9）

一、师生关系概述

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曾说过：“教育的本质就在于建立个人与集体和社会这种实际联系的关系和体系，以保证个人的社会化。”这句话说明了学校内部的关系系统是实现个人社会化的重要保证，而“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活跃的人际关系系统”[1]。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教育目标，以其独特的身份和主体地位通过教与学的直接交流活动而形成的多性质、多层次的关系体系。师生关系不仅是人与人的关系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而且是一个体现了人际、教学、管理等特征的关系。[2]师生关系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作为教育系统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之一，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将会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成效和成败，也影响着学校的整体和谐。但新时期的师生关系却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如师生校园暴力、师生关系淡漠、教师体罚、辱骂学生等，这些现象如果不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将会直接影响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发展。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要在教育系统内部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师生关系，以有利于使学生在和谐、愉悦的良好教育活动氛围中健康成长。在新的形势下，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学校各项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也是[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开展和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的必备条件。此外，“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促进学生愉快地学习和减少学生问题行为的关键因素”，[3]它对学生学业的提高、智能的养成、品行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塑造，以及身心和个性等的全面发展和促进，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如何有效应对和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并使之和谐发展，成为当今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也是摆在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为此，复杂性科学领域中的自组织理论可以为我们构建新型的和谐师生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二、自组织理论及其内涵

自组织理论是复杂性科学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Haken）认为，如果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以将其分为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形成某种有序结构，即系统有序化的原因主要是内部的，这种有序化就叫做自组织。自组织系统与他组织系统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组织力的来源。他组织系统的组织力来自系统外部，系统本身无进化的动力和可能（如机械系统）；自组织系统的组织力来自系统内部，即系统元素间相互作用以及系统和系统元素对外界输入的物质、能力、信息的反应方式和过程（如复杂适应系统），其“微观组元都是具有自身目的的积极活动的主体，它们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协作推动了系统的发展”。[4]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自组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它是研究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自组织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一般来说，一个系统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自组织理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它是研究自组织现象、规律，揭示复杂系统的形成、演化与消亡的一个理论群。自组织理论由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和超循环论组成，但基本思想和理论内核可以完全由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给出。[5]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和自组织理论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方面即“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突变论”来谈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三、自组织理论视野下的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

我们知道，教育的基本要素是由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中介三个要素所共同组成的，其中教师和学生分别作为教育系统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师生关系共同构成了教学系统内部一对主要的关系。教学在本质上就是在一定的教育目的的指导下，由特定的学生和教师所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教师和学生构成了这一复杂适应系统的教学主体，二者以教育中介为交往对象，共同建构起来的一种旨在促进学生发展复杂适应系统。教育系统是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自组织的涵义和研究指向，我们发现教育系统也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这一自组织系统的组织力来自于教学系统内部师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系统外部之间各组成要素和组分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作用，教学系统在这些组织力的作用之下，在有序和无序之间来动和转换。在教学系统内部运用自组织理论来处理和研究师生关系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地尝试，运用得当将有助于更好地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下面笔者就从自组织理论的三个方面来谈如何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1.耗散结构理论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理论是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LPrigoging）在热力学的基础之上于1969年提出来的。后来这一理论被推广到包括社会系统在内的各种系统，用于解释系统进化的动力、方式、途径等问题。所谓耗散结构，是指“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系统通过不断地与环境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会自动产生一种自组织现象，组成系统的各子系统会形成一种非线性相互作用，一旦系统的某个参数达到一定的阀值，通过涨落，系统就可以由原来混沌无序的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有序结构，这种非平衡状态下的新的有序结构称为耗散结构”。[6]也即是说 ，一个开放系统在处于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有可能突变为一个稳定有序的结构，这种具有有序结构的系统就称为耗散结构。耗散结构需要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才能维持，并保持一种稳定性，且不会因外界的微小扰动而消失，它是一种“非平衡状态稳定有序结构”。系统这种能够自行产生的组织性和相干性，被称之为自组织现象，所以，耗散结构理论又被称为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理论。

一个系统由混沌状态向有序状态转化，形成耗散结构，至少要满足和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开放系统；（2）远离平衡态；（3）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4）涨落导致有序。

学校教育系统是由教师、学生和教育中介等基本因素所构成的一个动态系统，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将会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成效。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系统形成有序是需要条件的，作为教育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师生关系这一主要关系，要想形成新的非平衡状态下的新的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也需要具备和满足一定的条件。那么教育系统中的师生关系是否满足和具备耗散结构所需要的条件呢？首先，师生关系这一系统是开放的。系统要形成自组织结构，首要的条件就是要系统开放，因为只有系统处于开放状态才能使系统与外部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交换，使系统朝向有序的方向转化。师生关系作为教育系统中一对关系，其有序和和谐的程度如何，既与师生内部之间如情感、心理、教学内容、课程、手段等有关，还与这一系统的外部环境有关，教育系统中的师生关系所面对的还有开放和价值多元的社会大环境下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无时无刻不对教育系统中的师生产生各种影响，使师生关系的有序结构不时发生着转化，从无序结构走向新的有序结构。系统论告诉我们，结构决定功能，结构发生了变化，其功能也必然会发生相应变化。处于开放的教育系统中的师生关系必然随着与外界进行各种能量和信息交换，使其结构发生变化，其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自组织现象也随之出现，这样就会使师生关系不断趋向有序和和谐稳定。其次，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一个系统要想形成新的系统和结构，系统还必须要远离平衡。因为只有在远离平衡时，系统才能实现不断地与周围和内部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从而保持系统内在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过来又维持着系统的交换过程，如此来往反复，使新的结构得以自发形成。所以说，“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师生关系在与内、外界进行各种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过程中，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得师生关系产生震荡，使师生关系系统内部的不平衡性加剧，这种不平衡又进一步促使师生关系系统与外界进行进一步的开放和交换，从而形成师生关系的新的有序结构，这样就使师生关系这一系统不断地与外界交换信息和能量，使师生关系充满活力，形成新的有序结构。此外，要想实现系统走向新的有序，离不开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共同作用，系统内部要素作用关系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即推动系统有序化的重要原因和动力在于各要素不是单独作用的累加，而是系统内部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师生关系受到教师、学生、课程、方法、外部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师生关系不断出现涨落和起伏，师生关系系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也不断地使师生关系从一个个不稳定状态跃迁到一个个新的有序状态。

所以，作为耗散结构的师生关系系统，是可以经由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这种因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教师与学生都是社会角色概念，师生关系是在教与学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师生关系主要受教与学指导与被指导职能活动的结构制约，而这种职能活动的结构，又因课程编制及其他相关因素有异。”[8]为了建立更加和谐的师生关系系统，我们需要使教育系统进一步与外界开放，不断地使教育系统与外界进行尽可能多的能量和信息交流，教育及其行政机构要不失时机地对师生关系系统施加积极影响，使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不再仅仅局限在教育系统内部，而将其与周围的外部环境结合起来，不断地为师生关系注入新的能量和活力，使师生关系不断实现涨落和起伏，从而使师生关系不断走向新的有序和和谐发展。

2.协同学对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启示

协同学（synergetics）是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在激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关于多组分系统如何通过子系统的协同行动而导致结构有序演化的一门自组织理论。哈肯认为，协同对系统的进化尤为重要，他认为“协同学”就是“协调合作之学”。[9]协同学研究的是那些极不相同类型的系统所普遍存在的共同特点，即一个由大量子系统所组成的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子系统之间如何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协同现象和相干系统，使系统形成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从而在宏观上产生时间结构、空间结构或时空结构，产生新的有序状态。[10]哈肯把协同学的基本原理归纳为三个方面：不稳定性原理、序参量原理和役使原理。不稳定原理指出，一个系统同时存在稳定性因素和不稳定性因素，其中稳定因素使系统保持稳定结构，不稳定性因素使系统产生震荡，倾向于使系统离开平衡态，进而形成新的结构，不稳定因素是系统发展演化的革命性因素。序参量在系统失稳时，能够对系统中的其他参量进行综合集成，使系统行为特征更加趋于持久稳定，它作为系统中的起决定作用的命令参量，一旦从系统内部自组织中产生出来，就成为支配系统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系统的组织者，支配着其他子系统和组分。在系统的稳定状态下，系统各参量[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力量之间对比均匀，均无法主导系统的模式。但系统组分间的差异及非线性相互作用会使系统产生涨落，对系统产生扰动，使系统离开平衡态，这时，系统内部会出现变量来推动和役使系统朝新的结构和稳定性发展，使系统内部出现涨落，从而使系统趋于新的稳定和发展。这就是系统内部的协同作用。协同和竞争是系统内部组分相互作用的两种方式，也是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动力。竞争使系统内部组分互相争夺，努力使自己成为系统的序参量；协同使系统内部组分和各要素相互合作，共同行动，共同决定系统的状态。竞争使系统内部各要素产生差异，使系统内部失稳，失稳产生序参量，序 参量导致新结构的形成，使竞争成为系统进化的动力。与竞争相比，协同使系统内部各组分和要素之间相互配合，共同行动，使系统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和新的整体。“协同导致有序，有序需要协同。”协同是序参量实现对系统支配的重要手段，序参量支配系统的过程就是使系统组分与其协同运动的过程，因此，协同与竞争构成了系统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所以，协同学解释了多组分系统通过组分间的竞争与协同产生有序结构的机制。

“协同学”作为一门“协调合作之学”，它对促进系统的进化和有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系统内同时存在着稳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它们各司其责，共同维护着系统的发展。要想在系统内部实现新的有序结构，必须使系统离开平衡态，进入不稳定状态，而不稳定因素是实现系统发展演化的革命性因素。在系统处于震荡和不稳定状态下，需要发挥序参量在系统中的作用，因为它能够对系统中的其他参量进行综合集成，使系统行为特征更加趋于持久稳定。师生关系作为教育系统内一对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内部也同时存在着稳定和不稳定因素，在师生关系系统中出现不和谐、不稳定状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利用这一系统中的“序参量”对师生关系系统进行综合集成和协调，如师生关系僵化死板的时候，教师可以改变自己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另辟蹊径，使自己的教学让学生乐于接受和理解，这样就会使师生关系得以缓解和改变。此外，为了使师生关系不断走向新的和谐状态，需要创造条件改变师生关系系统的结构，推动师生关系系统走向新的有序状态。为此，需要在师生关系系统中引入协同和竞争机制，发挥二者在自组织演化中的动力作用。协同要求师生系统内的教师和学生等各要素之间相互合作，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和行动；而竞争使系统内的各要素之间互相争夺，都努力成为系统内的序参量，这样就会使系统内部产生差异，使系统失稳，产生序参量，使其成为系统进化的动力之源。为此，构建师生关系一方面要求教师和班级管理者强化同学们的团结协调意识，保持教育系统稳定，一方面要在班级管理和教学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奖惩措施激发同学们的前进动力，合理拉开差距，在班级内部形成你争我赶的良好局面，推动师生关系走向新的和谐和有序。

3.突变论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是法国数学家托姆（R.Thom）在1969年提出来的，它是研究客观世界非连续性突然变化现象的一门新兴学科，在生态学等各个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中，除了渐变和连续的变化现象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突然变化和跃迁现象，如种群动态的突然爆发或突然崩溃等。突变论是一门注重应用的学科，它与耗散结构论和协同论一起，在系统的有序和无序的转化机制上，把系统的形成、结构和发展有机联系起来，成为推动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突变论特别适用于用来研究系统内部作用尚属未知、但已观察到不连续现象的系统。突变论的方法就在于试图用数学方程来描述这种突变的过程，其研究的内容是从一种稳定组态跃迁到另一种组态的现象和规律。突变论的基础是结构稳定性，结构稳定性的丧失，就是突变的开始。所以要保证系统结构不致发生突变，就要保证系统内部结构的稳定性。

师生关系作为教育系统内部一对重要的人际关系系统，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保持师生关系的稳定性非常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突变论告诉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系统内部，除了存在大量的渐变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突然变化和跃迁现象。突变的开始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稳定性的丧失，要保证系统内部结构不致发生突变，就要想方设法来保证系统内部结构的稳定性。所以，要想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就必须要保证师生关系系统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师生关系系统内部结构包含有很多方面，既有物质层面的因素，也有精神层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着师生关系系统的内部结构，也影响着系统内部的稳定和功能发挥。“师生关系观的构建，必须从多个视角出发，其中，人性论和教育学是两个最主要的视角。”[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12]所以，对师生关系系统中所观察到的那些不利于师生关系的萌芽因素，师生双方要从尊重和民主的角度出发，要采取合适的方式将其化解在萌芽之中。如同一年龄段的学生，他们由于生活经历、个性特征、心理结构等的不同，针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也不尽相同，做法也各不相同，教师要注意做到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和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避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使师生关系产生矛盾。师生双方要经常做换位思考，体谅对方的难处，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之上进行沟通，及时解决学习和生活所发现的各种问题。要尽量避免对发生于萌芽状态的影响师生关系的不利因素置若罔闻，防止这些不利因素经过长期积累得不到解决而在师生关系系统中发生突变，从而改变师生关系系统的内部结构，使师生关系的稳定性产生突变，这样就会影响到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甚至出现严重的后果。

————————

参考文献

[1] 李瑾瑜.关于师生关系本质的认识.教育评论，1998（4）.

[2] 闵容，罗嘉文：师生关系研究综述.教学研究，2006（1）.

[3] Morganett L.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A key element in classroom notivation and management.Education，1999.

[4]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5] http：//baike.baidu.com/view/4719481.htm.

[6] 乌杰.系统辨证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7] 伊·普里高津，伊·斯唐热，曾庆宏，沈小峰.从混沌到有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

[8] 陈桂生.漫画“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教育发展研究，2001（9）.

[9] 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0] 颜泽贤，范冬萍，张华夏.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篇（10）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