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外科医生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神经外科医生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小儿神经外科≠成人神经外科缩小版

“神经外科还分小儿版，年纪小的单独分出来是因为比较‘小’吗？”结果张教授认真地说：“小儿神经外科绝不是成人神经外科的缩小版，单独把它分出来作为神经外科的一个亚专业是特别有必要的。小儿因为生理上的特殊性，所以有很多疾病是成人并不会出现的。”

张教授在2002～2005年间分别在德国梅茵茨大学神经外科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做访问学者，在国外学习小儿神经外科的专业知识。回国后就着重开展临床亚专科工作，2005年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正式成立小儿神经外科亚专业组，建立并完善了这个神经外科中的小众亚学科。

小儿神经外科有自己的特点特色，绝不是成人神经外科的缩小版。比如从先天性疾病来讲，主要以小儿神经系统的畸形为主，包括多种类型，且很多类型在开展成人神经外科时并没有留意到，所以处理上会有些不正确，如小儿的脊柱裂，以前只知道切除包块，关闭闭合不全的椎管，但其实更要注意修补缺损、切除瘘管和重建神经管的过程。另外，从小儿神经系统肿瘤来说，小儿神经系统肿瘤有的并没有成人版。有的成人恶性肿瘤恶性程度非常高，即使手术后预后亦不佳。但有些小儿的恶性脑肿瘤手术后，配合个体化治疗，生存十年以上的非常多。

小儿脑肿瘤早发现

儿科医生也叫“哑医”，因为孩子的表达还不够成熟，会影响对疾病的描述。张教授把临床上见到的儿童分为“小小孩”和“大小孩”。对于“小小孩”，如一岁以内的婴幼儿，他们不会表达不舒服，得靠大人发现。张教授说，如果发现小孩子习惯于用一侧手，另外一侧的手不大用，这时就要怀疑小孩子不活动的那侧肌力是否比较差。另外，发现小孩子哭吵得很厉害，或者出现惊厥等，家长都要足够重视。对于更小的、头颅囟门还没闭合的小孩，如果颅内压高，则短期内头围会增长过快，甚至眼睛不愿意往上看，这点也需要引起家长注意。孩子频繁呕吐也要当心，小孩子呕吐虽然常见，但是经常性、喷射性的呕吐还是应该提高警惕，排除胃肠道疾病后，可筛查是不是有脑部疾病。

至于“大小孩”，早期最常说的症状是头痛，家长可发现孩子有走路不稳、眼睛看东西看不清等症状。其中有的小孩子到肿瘤很大了才会发现，如脑室内肿瘤早期视物不清并不明显，等到视力很差了才来看，也就是等到脑积水出现，头痛、呕吐，甚至看不见了才来就诊。这时候疾病往往已经到后期了，肿瘤往往已经长得比较大了。

“大小孩”如果出现视力改变，当然首先要查一下视力能不能矫正，视野有没有缩小。比如鞍区颅咽管瘤，在视交叉前的肿瘤，孩子会有双颞侧偏盲，两边看东西就看不到，视力改变，视野缩小。有时候视物改变会伴有特定的症状，如爱饮水，多饮多尿，甚至有早熟现象，这时就要考虑孩子脑部鞍区是否有病变。

神经系统肿瘤没有有效的预防方式，只能尽力做到早发现。张教授建议，如果有直系亲属患过相关疾病的，如神经纤维瘤病、血管母细胞瘤，可以通过早期筛查血液，初步了解基因有无改变。

神经导航助精确切除病灶

目前小儿神经系统肿瘤的治疗优选手术切除，术后病理诊断报告对确诊肿瘤类型非常重要，关系到肿瘤的类型及分期，是指导后续放化疗治疗的重要指征。虽然有的生殖细胞瘤不手术，直接放化疗效果也不错，但不知肿瘤类型和分期，对临床放化疗剂量及用药都会有影响。

张教授说：“以前手术开展的比较少，是因为许多肿瘤生长部位很难手术，比如说松果体区、鞍区，从以前的技术、设备角度来讲，很难做到全切除。有的松果体区肿瘤因为手术难，医生觉得手术风险太大就放弃了手术，直接去做放疗、化疗了。但因为没有拿到最后的病理诊断，所以很多放化疗效果并不好。更有甚者，由于未能切除肿瘤，一些良性的肿瘤因得不到适当治疗而贻误病情。”现在，通过显微外科技术，就可以相对安全地切除肿瘤。对于位于功能区的肿瘤来讲，通过神经导航和神经电生理监护技术，可以精确地标明功能区，准确定位肿瘤，很小的肿瘤都能找到，使肿瘤能切除干净，且危险区的提示又能让医生避免手术触碰功能区而造成损伤。张教授说，现在能够通过手术治愈更多的患者，作为医者，他还是很受鼓舞的。

儿童神经系统肿瘤手术后康复比成人要好，因为小孩子正处于不断发育的过程中，其神经系统重塑性好。对于恶性肿瘤，放疗和化疗是很好的控制肿瘤复发的方式。一般来说，5岁以上小儿可选择放化疗，5岁以下的患者一般不建议放化疗。

亚专科，术业更专攻

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包括神经系统肿瘤、先天性畸形、脑血管疾病、癫痫等。国内小儿神经外科起步较晚，但经过几代医家的努力，于2006年成立了中国小儿神经外科专家委员会，2013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小儿神经外科学组。张教授介绍说，上海目前除了华山医院以外，开展小儿神经外科的医院尚有上海新华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上海儿科医院、上海儿童医院等。小儿神经外科亚专科的分出及学会的成立，很大程度地推动了小儿神经外科的发展，使学科间的交流更充分、更有效。

篇（2）

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团队

1985年，国际伽玛刀技术应用情况风生水起，瑞典伽玛刀技术开始推广应用于临床，技术也比较成熟，但国内的医疗界还很少有人听说“伽玛刀”这个词。

“我在1985年开始接触放射外科研究，并有幸成为蒋大介教授的博士生。蒋老师是个思想比较开放，又肯于钻研，在学术上精益求精的人。他当时对伽玛刀应用这个课题很感兴趣，便给我定下了立体定向仪和立体定向手术的研究。那时国内还没有可用CT定位的立体定向仪，关于这项技术的应用国内是一片空白。因此，实施这项技术，我们必须从零做起，从立体定向仪器的制作到手术中操作，都得自行研究。为了制作一个立体定向架，我和老师经常在闷热的小车间敲打锻造，挥汗如雨。3年下来，车、钳、刨、铣的技术活我已经样样精通。老师曾经给我开玩笑说，我博士毕业不仅可以拿到博士学位，还可以拿个‘荣誉车工’三级证书。”回忆起往事，潘教授神采飞扬，对那段艰苦的岁月心存感恩。“那是一段辛苦却充实的岁月，老师的坚忍不拔，锻造了我的性格，并直接影响了我今后的工作。”

据潘教授介绍，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在国内自行设计制造出了可用于CT、MRI和普通X线定位的定向仪，并率先在国内开展了CT、MRI立体定向手术。在当时国内技术完全空白的情况下，做这样的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研究成果也弥足珍贵。自然，他们的成绩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1990年，潘力教授的博士论文《通用多功能立体定向仪》获世界卫生组织(WHO)1990年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其课题《磁共振、CT立体定向手术方法与定向仪研究》获我国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潘力教授说：“1990年，我进入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工作，并在1993年作为国内第一批医疗人员，开始从事神经肿瘤放射外科伽玛刀治疗。华山医院为我国第一批伽玛刀研究人员的成长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会。目前，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每年的手术量差不多有1万台，头部伽玛刀治疗量大约在2 000例左右，这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各种肿瘤病例。”

潘力教授继续回忆说：“科室开展伽玛刀治疗初期，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如对于适应证的把握，对于机器的高效准确应用，我们都得一点一点地摸索，但我们科室氛围很好，无论长幼、无论地位高下，也无论资历高低，谁都有发言权。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病例，交流学习。那时我们借阅了好多外国的文献，参考别人的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摸索改进。不过我们这个团队的成长还是比较快的，一方面是得益于科室的学习及民主氛围，另一面也得益于科室本身拥有的比较雄厚的技术基础。我们从初期对放射外科治疗适应证的肤浅理解，一直到知道怎么做，做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有效、无效，还是有并发症，直到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对适应证全面掌握，应用自如；而对病人适应证的理解，及哪些病人适合做，哪些病人不适合做，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那些所谓的普通的规范，而能够做到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病理性质，以及不同形状它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都有了比较自信的预测。”

并不是所有的肿瘤伽玛刀都能治

据了解，华山医院目前已经有超过2万例的伽玛刀治疗手术，单机治疗量居世界第一位。这样的治疗机会，让华山医院的临床医生快速成长起来，从而也迅速培养了一批神经外科方面的业界精英。现在已经成为国内神经外科界精英人才的潘教授借用了一句话表示了自己的感触：“王忠诚院士曾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知识和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病人给我们的。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把治疗机会给我们，使我们逐渐积累、成熟起来，而我们也要把自己的技术更好运用于病人。”

谈及伽玛刀的治疗特点时，潘教授介绍说，“其实伽玛刀外科和常规外科的治疗差异主要体现在治疗理念上。现在和谐理念已经广泛应用到医学中了。过去容不得肿瘤在身体里面，对肿瘤一定要‘赶尽杀绝’；而‘赶尽杀绝’这个过程造成了很多并发症，使病人虽然活着，但生活质量很低。伽玛刀外科治疗遵循的原则是：只要肿瘤不危害生命、不造成症状，只要控制住不让他长就可以了。例如对转移性肿瘤患者来说，本来晚期癌症转移到脑内患者，生存期已经很有限，开刀治疗后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住院时间势必很长；患者生命中留下的有限时间，往往大部分在医院里度过，生存质量很不好。现在医疗都强调生存质量，使患者在有限的生存时间里，生存质量尽可能改善，并让他尽快回归到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伽玛刀治疗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并发症较低，患者术后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但在治疗上也需要注意。临床医生应该正确选择治疗对象，因为伽玛刀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能治，不是大小病灶都能治。临床上通常有一个规范，要求颅内病灶大小不超过3公分，才适合伽玛刀治疗。如果太大，它就会产生放射反应，而真正适合伽玛刀治疗的肿瘤大概仅占神经外科治疗病例的10%到20%。从国际流行病学调查和国内构成比的报告来看，20%的比例是比较正常的，超出这个比例，就有适应证掌握不严格的情况。”

伽玛刀技术的临床突破

潘教授说，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伽玛刀技术常规治疗各种肿瘤已逐渐得心应手，但他们对于伽玛刀治疗领域、病种、病型的拓展并未停止探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遇到了一例‘脑膜瘤’患者。当时我们就按脑膜瘤常规手术，切下来的病灶边界清楚，血供非常丰富，但病例检查结果却令所有人惊讶了，因为最后的病理结果为中颅底海绵窦内海绵状血管瘤！”潘教授继续介绍说，当时中颅底海绵窦内海绵状血管瘤国际上少有报道，亚洲仅有少数病例，对于临床治疗方法还不是很成熟。

“初次遇到这种病时，我们就常规手术切除。开刀后，出血厉害，术后颅神经损害严重，患者发生眼睛斜视。对肿瘤残留部分，我们尝试用伽玛刀照射，经几次照射，残留肿瘤缩小很快，也没有发现副作用，当时大家都很惊叹！下次再遇见这种病例，我们就直接采用伽玛刀照射，肿瘤缩小很快，没有并发症，患者术后综合状况也比较好。”

潘教授欣慰地说：“中颅底海绵窦内海绵状血管瘤影像学特点过去认识不清楚，临床误诊率高。我们至今已经积累了几十例这样的病例。现在治疗这种病我们已经得心应手，颅内肿瘤超过3 cm时，临床上成功全切的比例不超过50%，术中容易大出血，术后颅神经损害严重。相对于手术切除而言，用伽玛刀很安全，颅神经没有损害，肿瘤缩小得很快，至今我们没有看到一例复发病例。”

据记者了解，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拥有这样的成长机会绝非偶然，这与他们的科室深厚的学术背景和科室的临床实力息息相关。

学科细化才能更专业

“我们这个团队有神经外科、放射诊断科、肿瘤科医生。神经外科医生主要在适应证选择上起主导作用，放射诊断技术的实施由专门的放射诊断医生实施。好的团队一定要涵盖这些个学科的人才，学科细化才能更专业。”

在谈及神经外科的成长经验时，潘教授深有感触。

对神经外科未来的成长方向，潘教授说：“以后神经外科治疗范畴会逐渐扩大，会出现更新的伽玛刀机器，会把传统放疗多次治疗的概念应用于伽玛刀，这样产生的放射反应会更轻，因此伽玛刀治疗适应证也会逐渐扩大。在治疗领域中，过去一些不认识的疾病，随着神经生理、神经病理等整个学科的发展，伽玛刀适应证会逐渐增加，以后丛集性头痛，肥胖等都可能会用伽玛刀去治疗……”

篇（3）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11（a）-0155-03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students in eight year program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in clinical neurosurgical practice

FAN Cungang ZHOU Jingru ZHANG Qingjun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Eight-year medical students represent the current highest level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which is an important way to train medical "elite" talents. On the basis of training requir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ight-year medical students as well as features of neurosurgery， we attempt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clinical guidance on the eight-year medical students by establishing a good work ethic and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inishing medical records timely in standardized formation， studying clinical case by "four in one" method， training operating skills progressively， training clinical thinking via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oncepts and problem-oriented learning methods， pratic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avoid patient-doctor disputes， and designing research projects on clinical experience. These method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stimulating self-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of eight-year medical students， thereby aids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clinical training tasks and future clinical work in as well.

[Key words] Eight-year medical education； Neurosurgery； Clinical teaching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医疗模式的转变，对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八年制医学教育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优潜质的医学专门人才是我国为适应新形势、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医学“精英”而推出的医学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北京大学医学部自2001年开始试办长学制（八年制）医学教育以来，已有5批八年制研究生业完成了临床实习任务并顺利毕业。现就我科多年来对八年制研究生的培养体会进行总结，以期对完善八年制医学教育有所帮助。

1 八年制医学生的培养目标

在2009年11月8日第六届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峰会中通过的《八年制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试行）》中指出，八年制临床教学应遵循“八年一贯，整体优化，强化基础，注重临床，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办学原则；强调“通识通科的医学基础，贯穿全程的综合素质和面向未来的发展潜能”的培养理念；以“培养具备较扎实的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较强的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医学专门人才”为目标，为学生成为医学科学已知领域的革新者和未知领域的开拓者打下坚实的基础[1]。

2 八年制医学生的基本要求

就培养的具体要求而言，八年制医学博士研究生应具有良好的职业态度和伦理道德、优良的医德医风、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具有较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基础、坚实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临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能紧密结合临床实践选定科研课题、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完成学位论文[1]。由此可见，我国八年制博士研究生培养定位临床+科研的“复合型”人才，较美国的“毛坯型”医学博士有更高的要求[2]。

3 八年制医学生的自身特点

从生源情况来看，八年制学生具有较高的整体素质，具体表现在：①基础知识扎实，公共英语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②思维方式活跃，接受能力强，知识面较广；③没有考研压力等因素的干扰，能将精力集中于临床学习和实习；④精英意识强烈，希望能获得重视和最好的教育；⑤自学能力较强；⑥有一定的优越感，自信心强，但也有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之不足。上述特点大部分对开展临床实习和科研工作十分有利，但自负、不愿意向带教老师和护士请教的不良心态则会成为学生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甚至某些学生还会不懂装懂或好钻牛角尖，这对临床专业学习十分不利[3]。为此，带教老师需予以耐心引导，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进行自我评价和定位，顺利地完成角色转变，树立谦虚谨慎、虚心求教的优秀品质，坚决避免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的不良作风。

4 神经外科的学科特征

神经外科是医学领域中最年轻、最复杂、最具有活力也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与其他临床学科比较，神经外科学有其突出的特征：①专业性强、知识抽象，不易理解；②内容广泛、名词术语多，难记、难懂；③急危重症多，病情复杂且多变，学生难以掌握；④课时少、见习和实习时间短，学生对相关知识比较陌生；⑤以神经解剖、神经电生理和神经影像为基础，又与神经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呼吸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乃至妇产科有广泛联系，使学生感到谜茫。由此学生们往往感觉神经外科内容繁冗复杂、知识深奥抽象，觉得无从下手、难以入门，出现明显的畏难情绪和畏惧心理，学习的积极性明显受挫[4]。因此，带教老师需要耐心疏导，努力去除其为难情绪，树立起学习神经外科的信心。

5 八年制医学生的神经外科教学体会

基于八年制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学生自身特点和神经外科学科特征，优化教学方案的必要性显得十分突出。

首先，应帮助学生树立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责任感。带教老师应向学生介绍神经外科大部分手术是对颅脑和脊髓进行操作，是临床医学中风险最大、难度最高的专业之一，稍有疏忽就会造成偏瘫、失语、偏盲、昏迷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患者生命。为此，作为一名合格的神经外科医生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责任感，并应通过带教老师的言行潜移默化地使研究生感受到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责任之重大，使其从实习阶段就应注意认真观察和仔细分析每位患者的病情变化。例如，头痛是全麻术后的常见并发症，但对神经外科术后患者则应仔细询问其症状有无进行性加重，观察有无喷射性呕吐、意识障碍、神经系统定位体征、瞳孔变化以及对甘露醇脱水治疗有无玩应等，时刻警惕术后出血或脑水肿引起的高颅压，必要时应行头颅CT检查。如未进行上述观察而简单予以药物止痛和镇静药物治疗，一旦病情进展为脑疝阶段则预后极差，甚至可能会危及患者生命。

第二，加强病例书写基本功的培养，增强学生避免医疗纠纷的能力。八年制医学生常有明显的优越感，自我感觉良好、眼高手低，易出现重视手术操作和临床技能、忽视病例书写的缺点。为此，带教老师应使学生明确病历书写是临床医生最重要基本功之一，是全面掌握患者病情、系统收集临床资料和得出正确的诊疗方案之前提。此外，还应强调在当前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病历资料在医疗事故鉴定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及时、规范、详实的病历记录也是医护人员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子化病历广泛普及的今天还应自觉避免病历的格式化、模板化和拷贝错误等问题，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带教老师还应应结合神经解剖和神经系统查体进行讲解和示范，鼓励研究生反复训练直至完全掌握。这样才能使研究生在采集病史和查体过程中有的放矢，书写出能充分反映患者临床特征、对明确诊断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病历[5]。

第三，结合神经解剖-定位症状和体征-神经影像学-手术录像“四位一体”的临床病例学习。神经外科手术技术的飞速发展得益于神经影像学技术的进步，先进的神经影像检查方法使以更微创的手术入路、更精确的显微解剖、更少的出血和更小的组织创伤来解除神经系统病变的“微创神经外科”成为可能。因此，应结合神经解剖、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神经影像学使研究生对神经系统疾病常见病有全面了解，同时结合手术入路的设计赫尔手术录像使学生对相关的局部神经解剖形成三维的立体概念，从而对疾病获得全面的认识。

第四，以专科操作为中心，着重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首先，带教老师应通过多媒体教学和现场操作演示使学生了解规范化操作的要点和注意事项。然后，在带教老师指导下先由相对简单的腰椎穿刺、腰椎置管引流、头皮裂伤和撕脱伤的清创缝合、头皮肿物切除等基本操作开始，逐步过渡到慢性硬膜下血肿钻孔引流、脑室穿刺外引流、脑室-腹腔分流术等常规操作，进而参与颅骨凹陷性骨折整复术、颅内血肿清除术、颅脑肿瘤的开颅和关颅等相对复杂的手术操作。在整个过程中，指导老师应做到放手不放眼，在保证医疗安全的前体下使学生在循序渐进的临床实践充分锻炼动手操作能力。

第五，通过基于循证医学理念和以问题为导向的临床思维培养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对科研课题的开展提供思路借鉴。如今临床医学行为已由过去的理论知识加个人经验为指导向循证医学为依据的模式转变，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对培养学生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发创造性思维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带教老师应预先选择典型的临床病例并设置恰当问题，引导学生充分利用数据库资源进行文献检索和分析，以小组形式进行讨论，并与已发表的相关循证医学指南进行对比和学习，使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学习者，从而更加高效和深刻地掌握学习方法和临床知识，并对相关临床科研课题的开展提供重要启示。

第六，重视学生沟通技巧的培养，加强医患沟通，避免医疗纠纷。神经外科急危重症较多、患者病情复杂多变且术后神经功能障碍常见，这更凸显了医患沟通的重要性。首先带教老师应对研究生进行临床沟通技巧的相关培训，然后组织学生观摩老师与患者及家属交代病情和手术签字等沟通，进而由研究生先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再由带教老师进行补充和解释，从而使学生在循序渐进的亲身体验和观摩中提高沟通能力和技巧，有效地避免医疗纠纷。

第七，结合临床学习提早拟定科研课题。八年制医学生在专科学习的时间一般仅为1～2个月，科研课题的时间安排一般仅为3个月，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条件下完成博士论文绝非易事。为此，应在学生进入临床实习期伊始便根据学生的兴趣、科室收治患者病种情况和国内外研究最新进展协助研究生确定科研选题，以便在随后2年半～3年的临床转科过程中完成病例积累、手术标本采集和随访工作，为顺利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奠定基础[6]。

综上所述，神经外科是综合性、复杂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也是高难度、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技术含量的学科，如何能在有限的时间和平台上最大限度地激发八年制医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充分掌握神经外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原则、临床思维和科研方法，最终成为临床+科研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乃至神经外科的领军人物，仍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艰巨而复杂的医学教育课题。

[参考文献]

[1] 第六届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峰会.八年制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试行）[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09， 29（6）：158-159.

[2] 范学工，李亚平，胡卫锋，等.我国八年制与美国4+4医学博士招生与培养的比较[J].复旦教育论坛，2011，9（3）：93-96.

[3] 孙光远，赵学维，刘腾飞.胸心外科八年制临床医学博士带教体会[J].高教研究，2013，31（6）：25-26.

[4] 吕立权，王来根.八年制医学生神经外科临床实习教学模式探讨[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0，5：47-48.

篇（4）

自2002年于暨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起，杨荣骞选择现代医疗仪器作为研究方向，不仅在电子信息、计算机应用与仪器仪表的理论和设计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扩展了基础医学知识，紧密结合临床对医学仪器的需求，负责企业规划的多项医疗器械新产品的研发，完成了妇产康复治疗仪、LEEP手术系统等5个产品的研制。

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中国无创医学领域开拓者之一陈亚珠院士从事肿瘤物理治疗领域的研究。深入研究实时温度测量的理论和技术，提出了基于结构光的三维红外成像方法，在结构光系统标定、三维表面数据快速重建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发表SCI论文4篇、EI论文3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项。

进入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任职后，杨荣骞组建和带领由青年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的科研小组，开展以手术导航、心功能评价和放射治疗等为特色方向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市级科技项目多项。提出基于配准的四维心脏图像全自动分割、精确近红外摄像机标定、标记点自动提取与立体匹配等新方法，设计高精度近红外光学定位系统，完成了手术工具的标定、跟踪定位等算法。发表学术论文25篇，其中SCI论文3篇、EI论文7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6项，其中授权1项；获软件版权1项。

紧跟前沿科技结合临床应用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方式变化，人类预期寿命在延长，但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在不断上升，对国民健康形成巨大威胁。心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防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在心脏医学影像领域，常见的有MRI、SPECT、CT、US等，基于不同图像来源可重建出不同精度的模型。近年出现的双源CT（DSCT），为采集清晰动态的心脏图像提供了可靠的影像学保障，可实现在无需使用β-受体阻滞剂和不受心率影响的情况下对心脏病患者进行成像。CUDA（computeuni fieddevicear chitecture）是建立在图形处理单元（graphic proces singunit，GPU）基础之上的通用计算开发平台，通过它可以将GPU视为一个并行数据计算的设备。利用DSCT提供的良好的心脏断层图像，结合GPU并行计算能力，为可视化心脏辅助诊断系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医学影像学和计算机基础。

紧跟这项前沿科技，杨荣骞主持完成了“基于GPU的心脏DSCT系列图像精确分割技术及三维可视化研究”（中央高校基金面上项目），采用基于模板的配准技术实现创新的四维心脏图像的全自动分割，不仅大大减少了医生半自动分割图像的时间，而且提高了分割精度。通过与广州总医院放射科密切合作，还获得了冠脉灌注测评和动态心功能评价方法等相关研究的新成果。将进一步结合临床影像数据和医学专家知识，构建符合国人特征的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的辅助诊断和评价模型。

在肿瘤开颅手术前，须先进行手术入路规划。目前，神经外科医生一般是根据影像学提供的病灶信息，结合自己的经验，采用定性的方法设计勾画开颅部位。由于对肿瘤的形态、尺寸及空间位置不能精确量化，往往造成较大切口引起更大损伤，也可能因反复探查而拖延术前计划时间。依靠经验定性方式的入路规划也不利于术中脑功能区保护和有效完全切除肿瘤。如果采用立体定向头架或神经外科导航系统，则能精确定位脑部肿瘤，且正确引导手术入路的方向和深度，但费用昂贵、操作繁琐，难于在医院普及。

为克服人工经验方法的不足，提高定位精确度，减小手术损伤，保障手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杨荣骞团队成功研究一种不依赖昂贵设备，且操作简便，易于掌握的辅助肿瘤开颅手术入路规划方法和软件，基于术前检查获取的医学影像数据，确定肿瘤病灶的三维形态和空间位置，对肿瘤、头皮表面和设定标志点进行三维可视化重建。在这个虚拟半透明可视化模型中可直观地看到肿瘤在头皮的投影，人机界面能够辅助医生进行手术入路规划设计，以实际尺寸等比例打印方式输出规划结果。该项技术与广州总医院神经外科合作研发，并得到临床试用60多例，明显比人工经验方法提高了定位精确度，减小了开颅创口，缩短了入路规划时间。该成果的进一步研究发展，将结合生物力学机理研究有效抑制开颅后脑漂移对肿瘤定位的影响，把电刺激获取的脑功能区位置映射到MRI影像中为医生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规划手术路径。

致力导航技术延伸医生视觉

手术导航为微创手术提供了重要的辅助手段，从一开始就在神经外科中得到应用和大力发展，特别是对颅脑肿瘤手术治疗而言，实现了手术医生的视觉延伸。通过术前计划和虚拟导航辅助制定详尽的手术计划，指导术中精确定位，对提高手术精确度，保障手术安全有效，提高手术效率发挥了极大作用。手术导航是现代医学影像、双目视觉、虚拟可视化、立体定向等技术与计算机应用技术有机结合构成的医疗仪器系统，目前的手术导航产品最成熟的技术主要是在术中导航精确定位部分，已经可以达到较高的跟踪定位精度。关于术前计划部分，主要是虚拟手术研究领域的相关进展，在CT、MRI图像融合技术及应用软件方面取得较好成果，但是还未有机地融入到手术导航系统中。此外，手术导航的术后评估方法已经逐渐进入研究关注范围，但现有进展不够深入，基本未形成示范性有价值的指导。

篇（5）

卡纳韦罗在这篇论文中详细描述了“换头术”的步骤：捐献者与接受者必须处于同一手术室中，手术须在摄氏约12度至15度的低温下进行，捐赠者及受赠者的头部须同一时间切下，两个医疗小组同时进行手术。考虑到在这一温度下，哺乳动物的组织在体内血液不流动时最多能存活1小时，切割头部与缝合的整个过程必须在1小时内完成。

卡纳韦罗指出，在手术的过程中，必须要用一把极锋利的刀清脆利落地切割头部，以让身体与头部的脊髓神经里负责传递神经信号的轴突能连合起来，再以特殊膜融合物质——促融剂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连接两端，解决脊髓连接融合的问题。此前的一些研究表明，促融剂能成功融合狗及豚鼠的脊髓。一旦连接成功，受赠者的心脏即能再次跳动，数分钟内体温就能回复正常。

按照卡纳韦罗的说法，整齐的切口是脊髓缝合的关键。他认为，100名医生组成的专家小组在36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这种手术。卡纳韦罗还预测：“我认为，第一名接受手术的患者将是某个大脑未受损伤但身体瘫痪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他估计，该手术需要1300万美元左右。

轰动一时的动物实验

虽然面临着很多伦理问题，但事实上，换头术的研究从未停止。

1954年，尽管前苏联卫生部门下达了禁令，但前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P·德米科霍夫还是进行了他的极富争议性的手术。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实验室里，他将一只小狗的头、肩膀和前腿移植到了一只成年德国牧羊犬的脖子上。德米科霍夫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展示了他的这一得意“作品”：怪物狗的两个头都能呼吸、活动，并能同时舔食碗里的牛奶；有趣的是，第二个头总想去咬第一个的耳朵。

这一罕见的时刻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一话题。在短短15年间，德米科霍夫造出了20只双头狗，但却没有一只能长期存活——由于组织排斥，它们最长也只存活了一个月。

1970年3月14日，美国科学家也进行了类似动物实验——卡纳韦罗正是在这项实验的基础上才写出这篇论文。当时，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外科医生、神经外科教授罗伯特·J·怀特领导的一个小组，在德米科霍夫的激发之下，将一只恒河猴的脑袋移植到另一只猴子的身上，成功实施了“换头术”。但是，这只恒河猴由于脊髓无法连接，颈部以下身体瘫痪，只存活了8天。

解不开的伦理困局

卡纳韦罗的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就立即引起巨大的争议。

怀特的同事、神经学家杰里·西尔弗坚决反对进行这样的手术。今年6月，西尔弗和其同事曾成功地让老鼠严重受损的脊髓恢复连接。但他表示，这一技术与卡纳韦罗所说的头部移植手术“相差有光年远”，因为他的研究在同一只老鼠身上进行，老鼠还有呼吸，血液循环也没有受到影响。西尔弗批评卡纳韦罗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他说，成年哺乳动物脊髓受伤时也许能够使用促融剂，但要在“换头术”中这样做“完全是幻想”。

卡纳韦罗也承认，“换头术”目前在技术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如何把每一根脊髓神经都连接起来？即使它们都正确地连接起来，促融剂也不足以让脊髓完全融合，以使躯体受到头脑的正确指挥。

更重要的是，换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面临无法绕过的伦理困局。

西尔弗说：“做这样的试验不道德，这是永远不应该发生的坏科学。”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给恒河猴“换头”的场景仍痛心不已：“我记得那个脑袋醒来时，面部表情看上去非常痛苦、困惑与焦急。那个脑袋活了下来，但时间不太长，那真是可怕极了。我认为这种事件不应该再次发生。”

篇（6）

求学美国，被“细胞刀”疗效震撼

1979年，李勇杰的母亲一句“咱家出一个医生就好了，你就学医吧”的话，让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他从此与医学相伴一生。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又师从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乔建天教授攻读研究生，199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

参加工作不久，单位给他分了房子。至此，李勇杰的生活似乎就这样安顿下来，然而，专业知识愈是增长，李勇杰愈清醒地感到自己视野的狭窄。他无法说服自己安于现状。

由于在神经外科学和神经电生理学两个领域的历练，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向李勇杰伸出了橄榄枝，资助他赴美进行博士后研究。1994年夏天，李勇杰飞往大洋彼岸，去这所世界知名医院做博士后研究，由此走近了当时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他清楚地记得一位来自马里兰州的原发性震颤症女患者，那天接受了丘脑切开手术，脑内准确定位后，毁损开始，几秒钟之内，患者右手剧烈的震颤消失了。李勇杰问她感觉如何，那名女患者一言不发，盯着手翻来覆去端详了许久，双眼突然涌出泪水：“oh，it stopped.Look，after 10 years！Oh，my God！（哦，它停下来了。10年了，我的上帝！）”

李勇杰被这种立竿见影的手术疗效深深吸引了，那一刻的震撼强烈而复杂，他听到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一定要掌握这项技术！”他甚至认为，与自己前期积累最完美结合的领域，应该就是这项被称之为“细胞刀”的技术。他冥冥之中觉得自己就是为了“细胞刀”――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才来到美国的。

然而，当李勇杰倾慕于这一领域之后却受到了不小的阻力――他的这一兴趣已经超越了规定的职责范围，一再被警告专心于本职工作。但这一切并未能使李勇杰放弃。在那些日子里，他着迷一样阅读着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方面的专著、文献，每逢手术日，必定6点起床，一边开车一边吃早餐，早上7点钟之前到达医院CT室。患者一到，马上帮助安装立体定向头架，观摩CT定位，然后是大约五六个小时的术中电生理功能定位。此外，李勇杰还尽量挤出时间去病房观察手术后的患者，体会手术疗效和术中定位准确性的关系，以及今后改进的方向等等，他一门心思地做这些本不属于他的“份外”工作。

1995年3月，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李勇杰目不转睛地看着享誉世界的加州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医生Robert P.Iacono教授用“细胞刀”给一位帕金森病患者做手术。凭着他在神经电生理技术领域的功底，李勇杰在电视屏幕上注意到一个细节――术中电信号噪音太高。李勇杰断定可能是电生理系统的设定不太合理，与高频电刀干扰的手术室环境不适应，需要更好地屏蔽。当晚，他就写信给Iacono教授，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技术改进的看法。这个大胆的举动引起了Iacono教授的注意，很快给他回了信，并发出了工作邀请。李勇杰没有迟疑，以优异的成绩提前结束了一般需要两到三年的博士后学习，于1996年2月从美国东海岸的马里兰来到西海岸的南加州，加盟Iacono教授所在的Loma Linda大学医学中心，任立体定向和功能神经外科专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临床治疗工作中。

就这样，李勇杰走近了当时国际前沿的微电极导向的立体定向神经外科手术，俗称“细胞刀”技术。在Rome Linda大学医学中心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见证了无数成功的手术，目睹了太多从轮椅上重新站起来的帕金森患者的感激和泪水，也掌握了有关“细胞刀”的全部技术，更得到了连美国人都孜孜以求的终身职位和充足的科研资金，事业与生活无不春风得意。然而，刚30岁出头的李勇杰此时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国！

报效桑梓，

成为中国“细胞刀”第一人

随着他接触到的“细胞刀”在临床上的成功运用，李勇杰逐渐意识到，在遥远的中国，帕金森病发病率已达1‰，对于一个当时已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来说，那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而这一能够有效治疗帕金森病的先进手术技术，在国内还是空白。“如果将这项新技术带回去，一定能造福国人！”

抱着这种良好的愿望，1998年，李勇杰毅然回国，而那时正是他在国外生活得最好的阶段。经历了初到异乡的不适，他的生活已经逐渐殷实起来，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钻研功能神经外科学。况且那时候出去的人都绞尽脑汁想留在国外，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如此“异类”的选择，第一反应就是“李勇杰是个不安分的人”。对于别人的质疑，李勇杰却十分坦然，“我总觉得应该去尝试挑战新的东西，才能获得快乐。”

1998年，带着梦想回国的李勇杰选择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随后推动宣武医院与美国Loma Linda大学合作创办了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的临床治疗和科研机构。回国后手术的成功在意料之中，然而引起的反响却是李勇杰始料未及的。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冠之以“中国‘细胞刀’第一人”之称。无意之中，李勇杰成了宣武医院人才引进战略成功的范例，也成了当时各医院引进海外留学人员的典范。从此，被患者称作“细胞刀”的微电极导向立体定向疗法风靡全国，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也随之被美国帕金森病基金会授予“卓越成就临床中心”，成为亚洲唯一获此殊荣的临床机构。

说起这10多年的工作，李勇杰则淡然地笑了笑接着说：“其实‘细胞刀’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们早已开始运用更前沿的技术手段治疗更多的疾病。”李勇杰在不断思索今后的道路：国内也曾引进过不少的世界先进技术，可过了一段时间后，却又被世界抛在了后面。原因很简单，缺少相应的技术创新与进步机制，先进技术的“老本”吃完了，自然就又落后了。帕金森这条“鱼”总有一天会吃光，还需织网谋“渔”。手术对帕金森病的治疗并不止于苍白球切开术和丘脑切开术，手术技术的适应症也不止于帕金森病一种运动障碍病。李勇杰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科学家型的医生：“不是简单地做一名医生，而是要做研究搞创新，要有科学家的头脑。”

创下多项首例，

帕金森病手术量全球第一

在李勇杰接诊的患者中，为看病而跑遍大江南北致使家庭变得一贫如洗者数不胜数。每每遇到此类求医者，李勇杰心情都无比沉重。几经考虑，李勇杰提出了“终点站”概念。“我希望可以告诉这类病的患者，不要病急乱投医，这里解决不了，其他地方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李勇杰希望给这些患者一个信念，让他们心里更踏实些。但他心里也很清楚，要想让病人甚至同行真正认同自己“终点站”的概念，只有“细胞刀”治疗帕金森病的这项技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拓展功能神经外科的内涵和外延。

在此理念支配下，李勇杰带领他的团队不断追踪功能性脑病的最新动态，改良技术方法，提升治疗水平，拓展治疗范畴。1999年3月，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应用丘脑底核毁损技术治疗帕金森病获得成功，同年又开展脑深部电刺激技术（脑起搏器治疗术）治疗帕金森病。1999年5月，首例全身性扭转痉挛的手术获得成功。1999年下半年，首例痉挛性斜颈、舞蹈症以及抽动秽语综合征等的手术相继获得了成功。李勇杰在创造性地把手术的治疗范围拓展到其他运动障碍性疾病之后，又开始了手术治疗癫痫和疼痛的工作，至今已拓展到30多种功能性脑病。十多年来，他领衔的研究所形成了以疼痛中心、运动障碍中心和癫痫中心为核心，面瘫、面肌痉挛以及精神外科为分支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学科构架，成为国内最大的功能性脑病临床、科研和教学基地，帕金森病和癫痫的手术量双双名列世界第一；自2009年起，研究所更是连续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脑起搏器植入中心。

随着名声越来越响，李勇杰的“终点站”概念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慕名而来的疑难患者更是数不胜数，“半截人”彭水林就是其中一位“特殊”的病人。2004年3月，彭水林被一辆大货车拦腰轧成两段，原本身高168厘米的老彭只剩下上半身的78厘米，他以惊人的毅力闯过生死大关，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成为了世界罕见的高截位存活者，被人形象地称之为“半截人”。然而，一种奇怪的疼痛始终折磨着他，明明肚脐以下什么都没有了，可老彭却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残端常常袭来剧烈疼痛，疼痛的折磨让这个坚强的人有了轻生的念头。李勇杰说这种疼痛医学上称为“幻肢疼痛”，他和他的团队为彭水林进行了脊髓电刺激手术，也就是在老彭的脊椎中段安放一个电极装置，刺激他的脊髓神经，让疼痛感无法从脊椎下部传输到大脑皮层中，这样老彭就不会感觉到肢体的疼痛了。“这简直是个奇迹！我不疼了！”术后的彭水林终于告别了天天离不开的止痛药。

具有世界水平的

功能神经外科“中国队”

随着研究所不断发展壮大，李勇杰也开始转换角色，从“运动员”向“教练员”和“裁判员”发展，工作重心也随之进行了适时调整，从刚回国时90%的精力用于做手术、查文献、写论文，到现在60%的时间都用于规划研究所的学科发展。

学科要想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李勇杰在挑选“队员”时，对人品要求很高。“最根本的一点，他必须是好人。如果没有善良之心，他就不会很好地对待同事和患者；如果没有合作、没有诚信，也就不会有什么团队精神。”李勇杰说，做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首先是胸怀仁爱之心。他常常告诫自己、也告诫年轻大夫们，面对手术刀下经过数百万年进化的脑组织，要深怀敬畏之心。

这些年来，李勇杰和他的团队让10万余患者得到了世界水平的医治，得到最人性化的服务和最坚定的心理支持，手术治疗近15000例，有效率达到98%以上。患者不仅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还有来自美国、日本的外籍求医者。研究所从帕金森病的治疗入手，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发展、引进、消化、吸收和提升新技术、新疗法，已逐渐将技术运用于其他运动障碍病，又相继拓展了癫痫、疼痛、脑瘫以及精神外科领域。同时，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也是高级医学人才的培养基地，是新技术、新疗法的传播者。李勇杰培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60余人，连续12年举办“全国功能神经外科宣武讲习班”，将探索成熟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出去。从2001年起，6000余名专业人员从他的培训班结业，并迅速成长为目前国内该领域的骨干人才。功能神经外科也在全国各大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学科水平与世界同步，甚至超越世界发展水平，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神经系统功能性疾病患者因此受益。

回顾十多年来的工作，最让他自豪和骄傲的莫过于业已成型的团队。李勇杰这样评价说：“发展得比当初想象的还要好。我当时回国的想法是有一个自己小的团队来做帕金森病手术治疗。没想到我们现在做的内容远远不止帕金森这一项；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队伍已经由我回国创业时的一个人，扩增至100多人。带领这样一个团队，经常让我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我对未来信心百倍，憧憬多多。”

篇（7）

我国第一位骨显微外科博士

1976年，徐林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当时刚刚结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年轻的徐林在“大外科”、“大骨科”的轮转性临床工作中任劳任怨。一边刻苦钻研理论知识，一边庞杂精炼实践技能。经常得到患者的赞誉。在这个阶段。他学到了作为一名好医生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勤学苦练，求知为患。

1979年，积累了一定临床经验的徐林在极度求知欲的促使下，脱产攻读了硕士研究生，不仅再一次锤炼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知识。也开启了他医学科研的大门，使他向医学的前沿阵地迈出了第一步。

1982年。硕士毕业后的徐林再一次回到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他像一个回归前线的战士，带着更饱满的激情和更为精练的知识来到患者中间。以全新的姿态和病魔战斗。他把自己的“阵地”规划到骨科领域，但同时也不断地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经验，并灵活运用；尤其是对与骨科关联紧密的神经外科，他同样潜心研究，这为他的临床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为他多年以后创建“骨科神经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徐林凭借超乎寻常的毅力考入上海医科大学，成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著名骨科与显微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中伟麾下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也是我国第一位骨显微外科博士。在陈中伟院士的精心培育和徐林自身的不断努力下，他的整体医疗技能和医学知识突飞猛进，并且在我国医学界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医学理念和创新思维。

1987年，在徐林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结束后，陈中伟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预言：“这个经过艰苦磨练而成长起来的新秀，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创新欲。他将来会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

东方脑瘫SPR手术的奠基人

1987年，徐林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吻合血管的神经移植术修复臂丛神经缺损”研究。同时。还在北京博爱医院参与创建了“中国康复中心”。徐林就像一个动力十足的火车头。在医疗领域里勇往直前地奔跑。以其创新性的工作理念带领整个学科的飞速发展。

脑性瘫痪是小儿时期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占出生人口的4‰左右，其致残率高，治疗与康复均较困难。故一直是骨科、神经外科和康复医学领域的难题之一。徐林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脑瘫痉挛的基础实验和临床诊治研究，其中包括腰骶神经根的解剖学研究，腰骶神经根的组织化学研究，有关“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阻断术”(SPR)的诱发电位研究、动物实验等，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突破。

1990年5月，徐林率先在亚洲将SPR应用于临床治疗脑瘫下肢痉挛，并对手术方法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进。痉挛解除有效率达95％以上，功能改善率达80％以上。截至目前，已完成手术8000余例，这是国际上完成手术例数最多、资料最完整、治疗效果最好的一组病例。

1991年12月，徐林在SPR成功的基础上，在国际上开展了首例“髓外选择性颈段脊神经后根切断术”，治疗由脑瘫引起的手与上肢痉挛的病例，获得明显疗效。截至目前，已完成手术500余例。

SPR改变了传统的脑瘫外科治疗模式，使其痉挛解除效果与功能改善效果大幅度提高，这一技术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百家医院先后采用SPR治疗脑性瘫痪。SPR被称为全球脑瘫外科治疗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成为脑瘫外科治疗的重要里程碑。

为了推广此项技术，1991年，徐林与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合作，自主研发了适于普及SPR手术的“神经阈值测定仪”，改善了以往该手术必须使用肌电诱发电位的传统方式，更有利于该技术在基层医院的推广，该测定仪已获得国家专利。

为了进一步提高脑瘫疗效，徐林又开展了针灸和中医药对复杂难治性脑性瘫痪的攻关研究。1993年，徐林被推选为中国小儿脑瘫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4年，被吸收为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国际会员。1995年，徐林应邀赴美讲学，介绍了SPR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受到国外专家的高度关注，并被国外同行誉为“东方SPR的奠基人”。1997年，中国脑瘫外科专业委员会成立，徐林众望所归出任主任委员。目前，徐林创新的SPR治疗脑瘫技术已居国内领先地位，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徐林除了在骨科脑瘫领域的研究和治疗外，还擅长治疗颈椎和腰椎病变、脊柱脊髓疾病和损伤、关节退行性病变、脊髓拴系综合征，及以臂丛损伤为代表的周围神经损伤、神经伤残后遗症等，在骨科创伤、骨肿瘤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自1992年以来，徐林完成的500余例脊柱脊髓畸形、脊髓拴系综合征手术，是目前国际上数量最多的一组病例。

徐林在多年的骨科临床工作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开拓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2003年，徐林在国内率先将纳米人工骨应用于临床，被评为“2003年度中国医学十大新闻”之一；同年，他在亚太地区首创“导航引导下关节置换手术”，以及术中CT脊柱导航脊柱开放和微创手术，大大提高了关节和脊柱手术的精确度，从而开创了中国骨科手术的智能化时代。

迄今为止，徐林完成各类骨科手术12000余例，其中约8000例为颈、腰段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阻断术，是目前国际上该手术例数最多、疗效最好的一组病例。在徐林的行医生涯中，“首创”和“首例”出现的字眼最多，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拥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基本功下，发挥出了他独具一格的创新精神。

骨科神经学的创建者

1993年，徐林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并于1997年创建了全球医学界第一个“骨神经科”。同时，徐林还从基础到临床，从教学到科研，从理论到实践。全方位地创建了一门新的医学学科――骨科神经学。

骨科神经学是根据人体的“骨骼神经系统”，将“骨骼、脊髓、脊神经等周围神经”整体联系紧密的区域划分出来，将其作为“骨和神经”综合在一起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例如，“脊柱脊髓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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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临床上多见的脑瘫、脊柱裂、脊柱脊髓外伤等疾病的研究和诊治。在以往，这些区域是由临床上神经外科或是骨科两个不同的科室单独给予处理的，由于学科的界限和局限性，成为医学上的盲点或是边缘地带，故该科学研究进展缓慢。徐林通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研究，打破了这种学科间的壁垒，更科学地、全面地进行新的划分，并且在l临床实践中发挥了卓越的贡献。

医学新学科的创建，与徐林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综合理念分不开，更与他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密切相关。徐林从一名医学生到一位医生，经历了反复的理论知识学习和临床工作技能实践，打下了坚实、广博的医学理论知识基础，又在骨科和神经科领域具有极其深厚和精湛的造诣，他将骨科学的边缘领域和神经科学的边缘领域经过科学地综合和创新，从而开创了医学的一个新园地。

2002年，徐林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并担任骨科学部主任、骨科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他上任后，对骨科状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根据其特点对骨科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规划。以开创特色鲜明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打造国内骨科领域的领军团队、开展创新项目等为指导思想，快速提高团队整体业务水平，为病人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2003年8月及2005年9月，徐林先后为两名世界罕见的“寄生性不完全性连体婴”(“三腿宝宝”)成功完成分离手术，经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及学术界的极大震动和关注，为中国医学界赢得了赞誉。

篇（8）

艾滋病毒猛于虎

仰加奎医院是博茨瓦纳第二大医院，主要负责博北部地区疑难重症患者的治疗工作。这里目前共有19名中国医务工作者，他们是福建省1981年以来向博派出的第十批援外医疗队的一部分。医疗队另外23名队员在博首都哈博罗内玛丽娜公主医院工作。

与我国其他援外医疗队员不同的是，援博医疗队员们不仅为语言和工作上的压力所困扰，而且还要面对另一种更大的压力，那就是随时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虽说都是医务工作者，具有相当程度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出国前对博茨瓦纳的艾滋病疫情也有所了解，然而，一旦真正置身于仰加奎医院，几乎天天被艾滋病人包围时，队员们个个心里不免紧张。新来乍到时，许多人甚至不敢跟人握手，有的人至今从不使用医院的厕所。

队员们的心理压力更多地源自与患者不可避免的直接接触。这些队员分布在普外科、神经外科、眼科、耳鼻喉科、针灸科等全院几乎所有科室，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血液或体液发生接触在所难免，被沾染了艾滋病毒阳性病人血液的医疗器械刺破皮肤、患者血液溅到眼里的事故防不胜防。众所周知，血液传播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作为医护人员，他们更清楚，通过医疗器械接触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为千分之三。而两年多来，在仰加奎医院工作的19名队员中，绝大多数都曾被医疗器械刺伤过，有的甚至被刺多次。这在队员们心理上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由于艾滋病使人体免疫力急剧下降，患者常患上结核病等并发症。在仰加奎医院，结核病人十分常见，这对医护人员的健康形成了新的威胁。在该院工作的两名古巴医务人员就因此感染了结核病，其中一名男护士因患脑结核而不幸变成了痴呆。

队长蒋忠实说：“在这里，结核病还是次要的，艾滋病毒猛于虎。队员们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天天担心感染艾滋病。”

令人敬佩的是，队员们承受住了这种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坚守岗位，救死扶伤，没有一人在艾滋病魔前退缩过。“援外医疗队员的使命、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不允许我们退缩。”蒋忠实说。

“如果感染了艾滋病，我就不回国了”

2003年元月22日，是来自福建省永定县医院的普外科医生卢春茂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他为一位携带艾滋病毒的急腹症患者做手术，在安放引流管时不慎被探针刺伤手指，成为医疗队中第一个被接触过艾滋病毒阳性病人的器械扎伤的队员。他知道这意味着可怕的艾滋病毒可能已经通过创口进入自己体内。看着鲜红的血液从伤口渗出，他顿时脑子一片空白，眼泪夺眶而出，丝毫没有感到疼痛。

“我事先知道病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完全有可能把病毒传染给我。”一年多后谈起当时的情形，他仍然感到后怕。

片刻后，卢春茂恢复了镇静，对伤口进行了简单处理，然后接着把手术做完。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他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一段日子。他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满脑子都是感染了艾滋病后的种种可怕情景。“我当时想到了妻子，还有12岁的儿子，万一感染了艾滋病，我怎么面对他们呀？”他说。

这一个月，他连续服用抗艾滋病药物。他知道，这种药物并无确切特效，而且，服药期间，出现了严重的药物反应：头晕，恶心，全身乏力。反应越严重，他越觉得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度沮丧到了极点。

“那些日子，我只能用‘几率那么小，不会轮到我头上’的想法来宽慰自己。”卢春茂说，队友们的开导和照料也给了他极大安慰，使他终于挺了过来。

按常规，三个月后要去进行艾滋病毒测试，但卢春茂心有余悸，不敢去。直到一年后，回国休假的日子临近，才不得不去接受检测。“等待结果时，我一直在想，如果感染了艾滋病，我就不回国了。”他说：“好在结果是阴性，我一下子从痛苦的深渊登上了狂喜的巅峰，就像刚从死亡线上被挽救回来一样。”

在心理上备受死亡煎熬的卢春茂并没有因此而耽误工作，相反，他克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坚持正常上班。由于他热情、耐心，手术做得细致，许多患者点名要他治疗。

“我准备面对任何结果”

2002年12月26日，医疗队部分队员外出途中遭遇车祸，两名队员不幸遇难，六人重伤，其中最严重的是当时的医疗队队长徐法松。他身体多部位严重创伤，内脏大出血，生命垂危，急需输血，而事发地离最近的城市有几百公里。我驻博大使林迪夫果断决定向博方租用急救飞机，及时将血浆送到现场，才挽回了他的生命。他后来被送回国内，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才得以逐渐康复。

徐法松是厦门市中山医院眼科主任，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三十多篇论文，现任多家杂志的编委或常务编委。在博茨瓦纳，他每天要与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近距离接触，队友们常常开玩笑说他天天跟艾滋病人“间接接吻”。车祸受伤后，他完全有理由提出留在国内，远离艾滋病的滋扰，但他去年毅然返回了博茨瓦纳。他说：“一个人应该信守对国家的承诺。我应该再来，把这件事情做完、做好。这也是对自己的磨练。”

返回博茨瓦纳不久，在车祸中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徐法松再次面临严峻考验。2004年8月3日，他在为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做角膜异物剔除手术时，不慎被接触过该患者的针头扎破手指。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异常冷静，迅速用力挤压创口，尽量使可能存在的艾滋病毒随血液排出体外，并用酒精消毒，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给病人做手术。

徐法松已服用了一个疗程的抗艾滋病药物，将在2004年12月份接受复查。结果只有两种可能：阴性或阳性。

“我准备面对任何结果。”他迎着记者担忧的眼神，平静地说。

小小银针显神威

来自福州市第七医院的方越秀是队员中惟一的中医医生，其针灸技术在弗朗西斯敦声名远播，就连所在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慕名而来，排着队等候她的诊治。

医院手术室护士长患有周期性偏头痛，在内科治疗了几年，一直未见好转，痛苦不堪。后来，她试着让方越秀用针灸治疗。没想到，方医生只做了四次针灸，就治愈了她的顽疾。她对中国针灸大加赞扬，经她一传播，方医生的名声更大了，求医者接踵而至。有的要求用针灸减肥，还有人要用针灸戒烟，在他们眼中，这位外表柔弱的中国女医生简直无所不能。

艾滋病引起的末梢神经痛等神经系统疼痛是当地常见的疑难病。对这些病痛，方越秀的银针也有奇特疗效。当地一对患有艾滋病的夫妇，一边服用政府免费提供的抗艾滋病药物，一边接受她的针灸治疗。经过几次针灸，疼痛明显缓解。

一位在当地行医的英国医生得知后，主动上门，要求跟方医生合作，探讨中医在治疗艾滋病方面的作用。

快人快语的方医生说：“虽然这里环境艰苦，但能为非洲人民解除病痛，同时又能传播祖国的传统医学，作为一名中医，我真地感到自豪。”

中国医生一个顶仨

博茨瓦纳医护人员严重短缺，仰加奎医院也不例外。在这里，中国医生成了许多科的栋梁，像方越秀这样一个中国医生撑起一个科的现象并非个别。

来自厦门市中山医院的杨芳裕就是仰加奎医院神经外科惟一的医生。他一人至少承担了3个人的工作量。就在记者采访他的当天下午，他就收到了医院的25个传呼，或要求接诊病人，或要求解答病人的问题，忙得他焦头烂额。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医生的到来，使仰加奎医院神经外科医疗水平显著提高。以往，神经外科的大病一律要转往南非治疗，现在这种状况已得到根本改变。不仅如此，杨芳裕还成功地完成了天幕脑膜瘤全切除手术、脑室内肿瘤全切除手术等多项高难度手术，受到院方的称道。

来自福州市第二医院的张碧清医生更是仰加奎医院不可或缺的人物。这里的B超、CT和普通放射科3个科室总共只有他一个医生。他一年365天上班，下班后也随叫随到，忙的时候，每天要在技术人员协助下处理普通放射及各种造影一百多份，不停地在几个科室之间穿梭。2004年上半年，他回国休假的两个月期间，这3个科室因无医生出具报告单，均无法正常运转。

张碧清是医疗队副队长，负责驻仰加奎医院医疗点的工作。他说：“我们是国家派来的，医院也离不开我们，所以，再苦再累也是应该的。”

仰加奎医院院长马占尼把张碧清当作该院医生的典范。每当有人抱怨值班过多、工作辛苦时，他就让抱怨者去跟张碧清比一比。

苦中亦有乐

艾滋病的威胁、超负荷的工作、清苦的生活、远离祖国和亲人的孤寂，这一切并不是援博医疗队员们异域人生的全部内容。相反，苦中亦有乐。他们时时体验着承担重要使命的神圣感、创造工作业绩的成就感和提高业务水平的充实感。

仰加奎医院的中国医疗队员们大多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国内时都是各自单位的业务骨干，来到博茨瓦纳后，人人独当一面，实践机会增多，操作能力明显提高。38岁的杨芳裕不久前为一位73岁的女患者做了大脑凸面脑膜瘤手术，不仅干净利落地摘除了肿瘤，而且病人的蛛网膜无丝毫破损。而一般情况下，此类手术或多或少都会损伤蛛网膜。他说，这次手术成功主要是因为自己在这里多次主刀，经验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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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钻术(trepanation)就是在颅骨上打孔、暴露颅内结构的外科手术[1]，现有考古学证据表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神经外科手术，这一手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1，2]。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环钻术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以至于今天现代神经外科开颅术中仍然能够看到它的影子。

1 环钻术的概念[1～3]

环钻术这一术语起源于希腊文“τρυπαυου”，意思是钻孔、钻头或环钻。它的确切定义是：为了医学和神学的目的，在颅骨上钻孔、暴露颅内结构的过程。它含有4项技术内容：(1)环形钻孔去除颅骨(图1a);(2)钻孔后刮除或挖除颅骨(图1b);(3)在颅骨上做4个垂直的直线切割，去除一块方形的颅骨(图1c);(4)在要切除的颅骨周围钻若干小孔，然后将这些小孔通连以去除中间的颅骨(图1d)。在世界各大洲的考古活动中，如中美洲、南美洲、非洲、亚洲、欧洲和太平洋岛国均发现有实施环钻术的证据，表明当时环钻术的应用十分广泛，几乎遍布世界各地。

2 环钻术的发展

2. 1 新石器时代中、早期的环钻术[1～6] 新石器时代中、早期人们使用尖锐的石头进行环钻术，手术的目的是治疗小儿癫痫和头外伤造成的颅骨骨折、癫痫和头痛。那时候人们认为癫痫的原因是颅内存在邪恶的幽灵，通过环钻术将头颅中邪恶的幽灵释放出来就能缓解癫痫发作。另外，考古学家发现环图1 环钻术的方法

钻术的部位多见于左颞及前额，因而推测手术的目的是用来治疗头外伤，因为古代战场上右利手敌人易造成被攻击者左颞受伤，攻击也多来自前方造成前额受伤。考古学家还发现有的环钻术部位有骨折线，这是环钻术用于治疗头外伤更为可靠的证据。这个时代人们使用环钻术除了用于医疗目的外，也用于宗教活动、驱除妖魔。早在10000多年前人类就能进行这种开颅手术实在是一个奇迹!但更让人惊奇的是手术后居然有很多受术者能够存活。考古发现很多实施环钻术的颅骨钻孔边缘有新生骨形成(图2)，这表明受术者术后存活了相当长的时间。Julio对400个秘鲁出土的实施过环钻术的颅骨研究发现，250个颅骨钻孔边缘有新生骨生成的证据，也就是说超过50%的受术者术后存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考虑到有些环钻术是在伤者死后进行的，所以有人推测术后存活率为70%左右。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考古发现环钻术后存活率高达90%。图2 秘鲁出土的公元前约2000年的颅骨，显示钻孔周边有新生骨形成

2.2 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环钻术[1，2，7，8] 新石器时代末期古希腊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医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Hippocrates。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图3)生活在古希腊文明最辉煌的时期，对包括环钻术在内的人类医学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Hippocrates是第一个将医学和神学、巫术区分开的人，他反对以前人们认为疾病是由于邪恶的幽灵造成的观点，认为疾病的形成是有客观原因的，医学是一门不同于神学的科学。他在治疗病人时强调详细了解病史、仔细观察和检查、对外伤要进行触诊，然后确定治疗方法和判断预后。这些与现代医学诊疗病人的过程基本一致，因而后人将Hippocrates称作医学之父。Hippocrates不仅善于治疗疾病，还注重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医学文稿。他这些文稿被后人于古罗马时代(主要于117-138年)收集整理成为一部医学巨著--《Hippocrates文集》(图4)。这部文集收录了Hippocrates70篇各种题材的文章，包括教材、讲稿、研究记录、哲学散文和各种治疗经验。这些文章不仅包含有医学方面的内容，也涉及伦理学并阐述了医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医学不同于神学的观点，其中《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仍是今天医学生的必修课。Hippocrates所处的年代战争频发，当时包括Hippocrates在内的医师有很多接触和处理头外伤病人的机会，这促进了人们对头外伤治疗的进步。Hippocrates对人类神经外科的贡献是他于公元前400年前后写成了《头外伤》(On Injuries of the Head)。书中对头外伤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分类并提出了不同类型头外伤的治疗方法。Hippocrates将头外伤分为6类：(1)线形骨折;(2)颅骨挫伤;(3)凹陷性骨折;(4)凹痕骨折，即兵器打击颅骨造成外板凹陷，但内板完整;(5)远处骨折，既伤口远处的骨折;(6)颅缝处损伤。

对线形骨折、颅骨挫伤、凹痕骨折和远处骨折Hippocrates提倡用环钻术进行治疗，但奇怪的是他反对用环钻术治疗凹陷性骨折。Hippocrates认为同样外力造成的颅缝处损伤较其他部位的损伤更为严重，预后较差。在用环钻术处理颅缝处骨折时要避开颅缝，不能在颅缝上钻孔，这与现代神经外科学的观点一致，但Hippocrates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处理头外伤时Hippocrates也提倡使用切开技术，既将伤口延长扩大，目的是便于检查骨折情况，选择治疗方法。也有学者认为切开技术有利于引流，减少感染的发生。在那个时代Hippocrates就观察到颞部血供丰富，因而不提倡在颞部使用切开技术，同样道理Hippocrates也禁忌在颞部实施环钻术。Hippocrates不仅提倡用外科手术处理头外伤，也重视外科干预的时机。他主张对头外伤应尽早实施环钻术，对伤情较重或暂时不能明确诊断的头外伤应将伤口切开扩大，然后用煮熟的面粉和醋做成的糊剂充填伤口，24h后重新检查伤口，对有指征的骨折实施环钻术，手术一般应在伤后3天内完成。Hippocrates除了用环钻术治疗头外伤外，还治疗颅高压造成的视力障碍。Hippocrates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没有明显眼部疾患出现视力障碍时，应在顶部切开头皮实施环钻术，释放下面的液体--这是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治疗后病人能够好转。”新石器时代末期用于环钻术的手术器械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由原来的石器演变成了青铜器，由原来单一的钻演变为多种器械并用。Hippocrates描述的环钻术手术器械主要有4种--普通钻、带锯齿的钻、探条和骨刮匙。普通钻用于钻孔，带锯齿的钻可锯除颅骨，探条用来探察钻孔的深度和钻孔底部骨质的活动度，防止损伤硬膜;骨刮匙用于探察伤口和刮除挫伤的颅骨。在那个时代环钻术手术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Hippocrates强调：钻孔需要耐心和时间，钻孔过程中要不时地停下来观察和用探条探察钻孔的深度和剩余骨的活动度，防止损伤硬膜。那时环钻的性能已大大优于以往的石器钻，钻孔速度加快，钻孔过程中会产热，因而Hippocrates提倡钻孔时要不时地用水降温。Hippocrates所处的年代不允许解剖人体，人们只能通过对人体的观察和外部触诊来了解人体解剖学知识，有时也通过动物解剖来推断人体结构。因而那时候人们对人体的解剖结构了解不多，在Hippocrates遗留下来的著作中仅有对颅缝的描述。他认为人的颅骨上有3条颅缝，分别呈希腊字母的“χ”、“τ”和“ι”形。图3 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雕像图4 《Hippocrates文集》封面照片

2.3 Hippocrates之后的环钻术[1，2，9，10] Hippocrates之后环钻术不断地得到传播和发展，但不论是手术适应证还是手术技术、手术器械以及相关的解剖研究都进步不大。直到公元2世纪人类医学史上出现了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Galen，环钻术的发展才得到了又一次的飞跃。Galen(公元129-200，图5)出生于土耳其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位建筑师，但对医学也很感兴趣。在家庭的熏陶下，Galen进入医学院校学习，先后学医8年，28岁时被指派做专门为角斗士治病的医师，从而积累了大量治疗外伤，特别是头外伤的经验。6年后Galen来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罗马帝国，由于他出类拔萃的医术，很快就成为了皇家私人医师。在皇权的保护和支持下Galen进行了大量的医学研究和教学，并写下了大量医学著作。Galen的著作包括讲稿、论文和书籍，总计超过400万字。Galen十分推崇医学实验，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的实验，由此将过去的经验医学转变成为经验加实验的医学。图5 Galen(公元129-200)画像

Galen十分强调解剖的重要性，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个人(可能指外科医生)如果不了解重要神经、肌肉、血管的位置，他很可能造成病人的残疾甚至死亡。”他解剖了大量类似于人的动物，如猿、猴等，并派他的学生到战场上解剖战死的敌人的尸体，从而获得了大量解剖学知识。在神经解剖方面Galen首次描述了胼胝体、脑室、中脑导水管、穹隆、顶盖、松果体、垂体和颅神经。通过实验Galen还发现了周围神经与脊髓的关系、神经和肌肉活动的关系以及部分颅神经的功能。

环钻术在Galen所处的时代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首先是手术适应证得到了扩展，其次是手术器械得到了改进和增加，手术技术进一步提高。Galen不仅将环钻术用于治疗，也用来进行实验研究。例如他用环钻术打开动物的头颅，压迫脑室观察动物的反应。在头外伤的治疗上Galen主张各种骨折包括凹陷性骨折都适合用环钻术治疗，手术的目的是去除或撬起骨折片、缓解颅内压、清除颅内血肿、引流颅骨下面的脓液。Galen也是脑积水研究的先锋，他首次对脑积水进行了分类，并用环钻术进行治疗。1995年在罗马市郊的一次考古研究中发现了用环钻术治疗脑积水的实物证据。当时发现行过手术的颅骨骨窗位于额顶部，范围达5cm×5cm。Galen描述的环钻术手术器械除了钻外还有骨钳(图6)、骨撬(图6)、骨凿和硬膜保护板。当时所用钻最大的进步是有了硬膜保护装置，这个装置主要是通过限定钻头的长度保护颅骨下的结构。骨钳能够更安全的取除颅骨，骨撬用于撬起凹陷的颅骨，骨凿用来扩大骨窗和去除颅骨。在手术过程中，将硬膜保护板通过骨折线深入到颅骨和硬膜之间，用于进一步的硬膜保护。图6 Galen描述的骨钳(上)和骨撬(下)

在手术技术方面Galen提倡病人采用坐位手术，这样有利于术中出血的引流，保持术野清晰，在当时没有吸引器和良好照明的条件下这一做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Galen也十分注意术中硬膜的保护，他除了在术中使用硬膜保护板外还强调：钻孔时要反复观察钻孔的深度和内板的情况，避免钻孔过深损伤颅内结构。Galen也注意减少术中出血和术后失血，但目前还没有发现他术中止血方法的证据。术后Galen用两种药膏涂抹伤口以达到止血和治疗的作用，一种是醋、蜂蜜、海盐和雨水的混合物，另一种是草药汁加鸽血和黑珊瑚粉。在颅骨上开较大的骨窗时Galen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先用小的钻头在要去除的颅骨周围钻若干小孔，然后用骨凿将这些小孔通连，整个去除一块颅骨;另一种方法是先在颅骨上钻孔，然后用骨凿凿除钻孔周围的颅骨，逐渐扩大骨窗。Galen还观察到并描述了术中脑膨出，但当时包括Galen在内的医师对此毫无办法。Heliodorus是与Galen同时代的另一位杰出的医师，他关于环钻术的手术指征、手术技术和手术器械的描述与Galen大体一致，但他强调根据不同的手术部位，病人采用不同的，手术者站在不同的位置。他也提倡手术时堵塞病人的耳朵以减少病人对手术噪音产生的恐惧和紧张。Galen和他同时代的医师创造的这些有关神经系统的医学理论和环钻术手术技术在以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理论的发展和其他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环钻术这一古老的神经外科手术逐步发展成了现在的开颅术。

【参考文献】

1 Missios S. Hippocrates，Galen，and the uses of trepanation in the ancient classical world.Neurosurg Focus，2007，23 (1):1-9.

2 Kshettry V R，Mindea S A，Batje H H. The management of cranial injuries in antiquity and beyond. Neurosurg Focus，2007，23 (1):1-8.

3 Marion R，Gonzales-Portillo M. Preconquest Peruvian Neurosurgeons: A Study of Inca and Pre-Columbian Trephination and the Art of Medicine in Ancient Peru.Neurosurgery，2000， 47(10):940-950.

4 Clower W T，Finger S. Discovering Trepan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Paul Broca.Neurosurgery，2001，49(12):1417-1425.

5 Rifkinson-Mann S. Cranial surgery in ancient Peru. Neurosurgery，1988，23(10):411-416.

6 Stone J L，Miles M L. Skull trepanation among the early Indians of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urosurgery，1990，26(6):1015-1019.

7 Chang A，Eleonora M，Shivanand P. Hippocrates’ influence on the origins of neurosurgery. Neurosurg Focus，2007，3(10):1-3.

8 Dimopouos VG，Kapsalakis IZ，Fountas KN. Skull morphology and its neurosurgicalimplications in the Hippocratic era. Neurosurg Focus，2007，2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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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钟学礼。青年时期的钟学礼教授，自强不息、学识广博，能胜任呼吸、心脏、血液、消化等多专业的主治医生工作，这些为钟学礼教授成为杰出的医学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0 年，钟教授为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创建了代谢内分泌专业组，是当时国内最早成立的内分泌专科之一，并于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首先受卫生部委托连续举办了7届全国内分泌代谢病进修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内分泌代谢病的学科带头人。钟教授作为我国代谢内分泌病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代谢内分泌病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1980年领头进行的全国14个省市近30万人糖尿病患病率调查，为我国糖尿病的防治提供了重要数据。

如今，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在前辈们打下的雄厚的工作基础上，在学科带头人胡仁明教授和现任科主任李益明教授的带领下，坚持“特色立科、创新兴科、人才强科”的发展战略，持续保持科室各项医疗业务的全面发展，形成了总体实力不断提高、特色项目特色鲜明的格局，并于2011年获评卫生部临床重点建设专科。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和神经内分泌疾病诊治两大主要特色发展方向已初具规模，同时内分泌科还在“个体化治疗”理念的指导下，不断探索糖尿病的社区防控新模式。

特色立科

微循环障碍、微血管瘤形成和微血管基底膜增厚，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典型改变。微血管病变主要表现在视网膜、肾、神经、心肌组织，其中尤以糖尿病肾病和视网膜病为主要。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诊治是华山内分泌科重点发展方向之一，胡仁明教授带领华山内分泌科一直致力于解决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疑难危重病人及寻找早期诊断指标和新的治疗策略。在国内较早报道了社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患病及卫生经济学情况，发表SCI论文25篇，为上海市乃至全国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防治提供了重要数据。10余年间华山内分泌科不断摸索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指标，较早建立了糖尿病肾病诊断决策树等。近期还拍摄了电视剧形式的糖尿病防治宣传片，为研究和指导社区推广糖尿病防治适宜技术、减少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尤其是降低因糖尿病肾脏病变所致透析的比例不断努力。糖尿病引起的心肌病变已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周丽诺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在该领域做了大量的临床和研究工作，特别在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方面具有特色。

依托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优势，神经内分泌已经成为华山医院内分泌科重点建设和发展的主要亚专科方向，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形成多学科合作的鲜明特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造福了越来越多的患者。在李益明主任的积极推动和神经外科、放射科等各兄弟科室的努力配合下，对神经内分泌疾病尤其是垂体瘤、垂体功能减退、尿崩症等，形成了与国际一流医疗中心接轨的多学科合作一体化诊疗模式，大大地提高了诊疗速度，方便了患者。在李益明教授的领衔下，内分泌科开设了垂体专病门诊，由主任医师亲自坐诊，为神经内分泌病患者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关注神经内分泌疾病患者的糖脂骨代谢异常，并进行研究，深入探寻中枢下丘脑对代谢的调节作用。开创新技术新项目，如通过双侧岩下窦静脉采血技术提高库欣综合征的鉴别诊断水平，通过全垂体功能替代和生殖功能重建帮助垂体功能减退患者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曾有一位女病人，新婚不久后发现出现了闭经症状，后经诊断发现生长了垂体大腺瘤。神经外科医生成功手术切除了她的垂体肿瘤，但她仍未能恢复垂体功能，手术后只能依靠多种药物维持正常激素水平。能成为一位母亲一直是她最大的夙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来到了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得知自己还有机会怀孕做母亲时她欣喜万分，后来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调整激素使用剂量，并通过内分泌科和辅助生殖医学专家的治疗，她成功怀孕并顺利分娩，喜获千金。

李益明教授介绍，华山医院近十年来积累下多达数万例的下丘脑垂体疾病病史资料，这不单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在多学科整合的疾病诊治模式指导下，已经建立了相应的患者资料库，组建了专门的多学科合作医疗团队，对为数众多的患者进行个体化的诊断和治疗。

社区糖尿病“三二一综合防控”

随着糖尿病诊疗领域循证医学证据的积累与新型降糖药物的涌现，临床可选择的降糖药物及治疗策略不断增加，但同时也面临更多的困惑、抉择与争议。2012 年美国糖尿病学会（ADA）和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EASD）《2 型糖尿病高血糖管理立场声明》以全新的面貌公开，着重强调了个体化降糖方案的重要性。

李益明教授告诉笔者，其实“个体化治疗”理念由来已久，最早被应用于肿瘤疾病的治疗，由于每个患者病情不同，为了最有效地控制病情、取得最好的疗效，同时尽量减少并发症和副作用，肿瘤治疗最早实现了个体化治疗。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治疗，对于糖尿病治疗来说，就是在对糖尿病患者设定治疗方案和血糖控制目标时，要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体情况，包括患者对治疗的态度、发生低血糖的情况、合并症及并发症、预期寿命等，从而根据不同的情况，设定不同的治疗目标和治疗方案。如果实现个体化治疗，首先获益的是患者，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的治疗目标和方案，可以有效提高治疗效率、改善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情况、减少并发症。同时，个体化治疗会考虑患者对治疗的态度，依从性也会较好。当然，个体化治疗对医生的要求会提高，需要在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患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