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学术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法律学术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圆的面积公式》（S=π×r2）时，笔者分别说明S代表是面积，π代表是圆周率，r代表是圆的半径。再结合具体的例子：已知圆的半径为2cm，求圆的面积。则：题中r=2cm，取π=3.14，圆的面积为S=π×r2=3.14×22=12.56（cm2）。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巩固了学生计算的理论基础，更高效地实现了知识的有效运用，培养了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教师要注重算理教授的合理化，不可采用“灌输式”的教学，应鼓励学生举一反三，在原公式的基础上学会灵活推导变换公式。

二、鼓励算法多样化，培养发散性思维

算法多样化一直是教师在教学中所鼓励的，目的在于通过多样化的算法从不同的理解视角和不同的解题思路，加深对题目的理解，提高发散性思维的能力。算法多样化在实际教学中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求学生准确把握题目，理解条件与问题的关系，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问题，把所有的想法都积极大胆地表达出来。第二阶段，积极引导学生有效分析每种方法的正确性和优缺点，并逐一记录下来。第三阶段，通过分析所列的解答方法，在比较中选出最合理、最有效的方案。

例如，某工程队计划修一条长100米的公路，前5天修了这条公路的20%，照这样的速度，修完这条公路还需多少天？学生们列出了以下解法：

①（100-100×20%）÷（100×20%÷5）

②100÷（100×20%÷5）-5

③（1-20%）÷（20%÷5）

④1÷（20%÷5）-5

⑤5÷20%-5

以上解法，前两种方法是先求工作效率，即从“工作效率=工作量÷工作时间”的角度来思考；后三种方法是从分数的意义上进行直接解答。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解法五是最优的。算法多样化的头脑风暴法，在教师的激励和启发引导下，诱发了学生对数学问题钻研的极大兴趣，集思广益，师生共同探讨，达到以教促学、以学促教的目的。

三、合理设计生活情景，提高知识的运用能力

学以致用是教学的最终目标，把实际的生活情景融入到教学中，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发现问题、解决疑难，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合理设计生活情景时，要充分体现“算”与“用”的结合，深入调查和了解学生所处年龄段频繁接触的事物，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合理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真实性，且学生所熟悉、感兴趣的生活场景，激发兴趣，引导思考，最终解决问题。

师：六一儿童节到了，大家要去商店选购节日礼物，但每人只有100元，请大家根据商品的价格提示选择礼物，你是如何合理使用这100元钱的？

生A：我会买一个大肚熊96元，剩4元！

师：看来你很喜欢布娃娃啊！嗯，不错，还有什么购买方法吗？

生B：我会买一个电动汽车93元，剩7元！

师：嗯，这也可以，没有超过100元。

生C：我会买一个笔袋31元、一个水杯19元、一个篮球50元，刚好100元！

师：这位同学很会精打细算，把100元都用完了！这三种购买方法，哪种比较好呢？

生D：第三种！买到的东西种类最多。

篇（2）

2中职法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教师的主导作用并没有改变在当前的中职法律教学中，以教师为主导作用的教学方式并没有改变。即使在中职法律教学中会出现部分的引导，也由于过于形式化而未能结合中职学生的特点进行指导，也不能达到启发和鼓励学生的效果。这样的教学方式从根本上不利于中职法律教学中高新技术的实施。因此，在中职法律教学中一定要改变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

2．2法律教学思维的肤浅性目前，我国中职法律教学的过程中，由于中职法律教学方式比较单一，造成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后果：第一，中职学生在解决实际法律案例时，学生只会根据法律题目和问题思考案例，造成学生缺乏探索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中职学生缺乏足够的抽象思维能力，学生大多只会处理一些比较直观的法律问题，而对那些抽象的法律问题，学生往往不能抓住其本质。

2．3法律教学思维的差异性由于中职学生的法律基础不一样，进而就使得中职学生的法律思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学生思维方式的特点也不同。因此，这样就使得学生对同一个法律案例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从而使得学生的法律思维不同。然而，中职学生在分析中职法律案例问题时，一般不注意法律思维的差异性问题，进而影响对法律案例的分析。

3信息技术在中职法律教学中应用的优势

3．1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在传统的中职法律教学中，一般都是由教师进行单调的讲课，因而这种授课方法忽视了学生的感受，使得大部分学生对中职法律失去了兴趣。同时，这种授课方式的效率比较低。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并且人们逐渐认识到信息技术下中职法律教学的重要性，因而信息技术在中职法律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当然，信息技术在中职法律中的应用很好地解决了课堂效率低的问题。因此，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

3．2有利于优化法律教学课堂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应用到中职法律教学中，很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了中职法律教学的效率。合理地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中职法律教学之中，有利于提高中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学生能够主动地对中职法律知识进行探索，进一步带动中职法律的教学氛围。信息技术在中职法律教学中的应用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使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中职法律教学过程中，这样不仅能优化中职法律教学的课堂，还能促进形成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

3．3有效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中职法律教学随着信息技术在中职法律教学中的不断应用，信息技术很好地实现了中职法律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对于传统的中职法律教学方式而言，由于教学设备的有限性。在中职法律教学的过程中很少能够应用到多媒体等高科技设备，教师只能到黑板上进行讲解，这样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课堂时间，也不利于提高中职法律教学的效率。然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很好地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由于多媒体是以课件的形式进行中职法律知识的讲解的，因而教师可以提前做好课件，这样就能够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时间，进一步扩大课堂容量，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

篇（3）

从“安顺地戏”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传统的“作品”在特征上存在诸多分歧，然二者却采取相同的法律保护方式，这就使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陷入了困境，而这种困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弘扬和发展。

一、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法律保护困境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主体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对作品的作者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者”范围是明确的，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如同其他私权一样。

反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却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少数民族或者一定范围内地区的人经过传承所创造出来的，因而其浓厚的地方或者民族特色，这种传承的过程无法由个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独立完成，它需要世代相传的特定群体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再创造而得到发展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进而很难确定其权利主体，即如“安顺地戏”案中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很难认定。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独具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

我国《著作权法》当中的“作品”一经作者创作即可产生，其创作周期较短，作品形式明确。

相较之该种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兴盛的过程，其创作而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衍生作品不断改造和更新，从而不断地丰富，因而具有延续性。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某个地区或者民族中的不同的人创造出来的，其形式并不拘泥于一般的作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根据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征求修改稿）的第2条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有形的表达形式，如建筑形式、民间艺术片等;语言的表达形式，如谚语、传说、诗词等;活动的表达形式，如礼仪、舞蹈、杂技、技艺等;音乐表达形式，如民歌、民族乐器等。”可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也是得益于其延续性和形式多样性。然而，亦是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特性的存在，导致很难界定什么作品以及作品的哪一种形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的对象，即产生了“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思想剧是否具有权利客体资格的疑问。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别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

民间文学艺术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的合集。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著作权》所保护的更多的是民间文学衍生作品而不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安顺地戏”案，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侵权的案件，例如《刘三姐》署名权纠纷案、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等等。这些案件的作者权益虽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著作权的保护并非是针对民间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针对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该类案件的解决，并不能认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

（四）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过度

我国《著作权法》最大限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使用该作品将构成侵权。在2007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第3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权利包括复制权、销售权、展览权、公开表演权、播放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摄制权;除另有规定外，以上述方式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者经编改、翻译、汇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取得授权并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是出于对著作权人私益的包装，但是非常不利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再发展和创作。我国的法律忽视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延续性，只注重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二、国内外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现状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和组织意识到其与《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差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分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一般作品的特殊之处来摆脱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立法困境。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本版权法》，专门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条款，其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划归到“其他形式”。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集政府专家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国内法示范条款》，该示范条款没有使用著作权领域的“作品”概念，而使用了“表现形式”。1971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公约成员国关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的需要，在修订文本中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无具体作者”处理。修订本中第15条第四款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了伯尔尼联盟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而又确信属于本公约成员国作品的那一部分作品提供法律保护。”国际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和公约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我国的立法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最早出现在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上，该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保留了这一条款。随后，国家版权局在其他部委的支持下，于1996年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第一稿，2002年又起草了第二稿。2007年，国家版权局在北京召开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立法工作会议，会议就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已经纳入日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在国家版权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与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以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代替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保护办法取代著作权保护办法。这在一定程度预示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将成为知识产权体系当中一个独立的调整对象并通过特殊的法律予以保护。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完善

鉴于上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笔者建议，应当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客体，针对其特点进行专门的规定，同时，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设立专门法律制度，在仿照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的同时，突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性、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等特征。

第一，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应当承认其群体性的存在，不排斥“群体”作为权利主体。我国可以仿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的《示范条款》中的规定，在“主管部门”和“有关居民团体”二者中选择，作为有权授权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

第二，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围的界定一般都较为抽象，具有很大的弹性，然而这种界定缺乏其合理性。这一方面不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认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法律有针对性地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保护，因而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科学的定义方法。立法机关应尽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也可以防止出现法律遗漏。

篇（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0-223-02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德国著名的职业教育学者Rauner教授和他的团队提出，该教育理论针对传统职业教育理论与真实工作世界相脱离的弊端，主张教学内容应指向职业的工作任务、工作的内在联系和工作过程知识，以培养学生参与建构工作世界的能力。在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领域，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模式符合教育部16号文件中提出的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对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特别是课程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律文书是高职院校法律类专业学生的必修专业基础课程，是为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而设置的，课程教学必须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职业适应能力的培养为核心，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开发，因此以工作过程为导向，构建新型课程体系，合理编排教学内容、有效设计教学环节，在本课程教学改革中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研究价值。

一、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法律文书课程设计

（一）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的课程目标

高等职业院校法律类专业主要培养能够提供一定的法律服务和处理相关法律事务的应用型人才，在未来的职业岗位中，学生具备处理解决工作问题的能力。结合专业培养方案，法律文书学科作为一门具有法律专业性质的应用写作课，以培养学生应用法律的能力作为课程目标。

长期以来，法律文书的教学一直以要求学生掌握法律文书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能够制作主要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文书和非诉讼类法律文书作为教学目标和学习要求，但实践证明，达到这一教学要求的同学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得心应手地开展工作，表现为学科知识零散杂乱，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模式，通过学习过程性的知识而获得相应的职业能力，具有明显的职业定向性，课程目标的实现以法律工作流程为依托，将教与学的过程融入工作进程， 有利于培养上手快、技能强的法律应用型人才。

（二）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的课程内容

相对其它法律分支学科而言，法律文书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结合专业培养目标，现已细分出如公安文书、狱政文书、基层常用法律文书等分支学科。

传统法律文书教材，以制作主体的不同对内容进行分类，一般分为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检察机关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文书和其他机关法律文书，笔者认为，这种内容的编排方式切断了文书之间的往来，使原本密不可分的案卷材料成为了零散的文字堆砌，既与同学所学的诉讼法知识不一致，也与其今后的司法工作过程相违背，不利于对课程知识的真正理解与掌握。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课程内容的编排紧扣法律类专业的人才职业技能要求，重视对学生法律应用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以案件诉讼类别及诉讼过程为依据选择教学内容和设置教学环节，贯彻“理论教学实践化，实践教学岗位化”的理念，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和司法实践水平。

（三）工作过程导向下法律文书的课程设置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设置，必须首先分析学生未来职业岗位群中各具体岗位资格所应具备的综合职业能力、具体的工作任务及相应的典型工作过程，再基于工作过程研究其所必备的工作知识和技能，明确专业目标和具体课程目标，选择合适的课程教材，设定课程考核标准和课程内容，进行教学实践。

就法律文书课程的设置来讲，实践中，由于该课程是集多门学科知识为一体的综合性、应用性极强的学科，课程设置应当注意各知识点的融会贯通，在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写作理论知识、具备一定写作技巧的基础上，要求对具体文书制作所涉及的法律知识正确理解和运用，掌握法律服务工作流程，训练同学根据工作需要熟练制作和使用合格、规范的具体文书。因此在设计课程体系时，一般将应用写作课程及相关的实体法、程序法课程作为前导课程，顶岗实习、毕业实习作为后续课程，以保证学科知识的连贯性、逻辑性。

二、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法律文书课程教学模式

（一）强调职业能力的培养

职业能力是人们成功地从事特定的职业所必备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及社会能力。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学模式，突出职业能力的培养，教学过程的可探知性，使其不同于传统教学的生硬和局促，学习氛围鲜活生动，在训练学生职业操作技能方面大有作为，能够满足高职院校实践性教学的深层需要。

传统职业教育侧重工作中的个别阶段或是所谓的特别重要的环节，而忽略了工作过程的完整性，造成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缺陷。工作过程导向以培养学生为完成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取相应成果所需要的职业能力为目标，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理念，注重学习目标的引导，强调学生完整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与到“真实”的工作过程中，处置实际情况，采取实际措施，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升职业能力，达到职业资格的标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关注未来工作的整体性，注重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有效地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落实到职业能力培养上，锻炼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为学生提供未来现实工作的实践基础，使教学的过程更具职业性和开放性，将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将来的工作过程及学生的能力、个性发展相联系，以满足学生健全人格和职业能力的要求。我们不妨借助教学案例来分析传统职业教育与工作过程导向在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上的差异，在法律文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教授具体文种制作时，基于种类繁多，无法一一讲述的特点，一般会选择几种相对重要而又难度较大的文种来进行讲解，如民事诉讼类文书中选择民事判决书、民事调解书、民事起诉状和民事答辩状等文种，传统职业教育模式下的教学会针对这几种文种，根据教材内容的编排，先讲授人民法院制作的民事判决书，强调制作方法、技巧，并与刑事判决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范文，给出案例，指导同学制作，应该说大部分同学能够根据要求制作出格式规范、内容完整的文书，但也许并不清楚民事判决书与民事起诉状、民事答辩状的关系，或者说并不在乎它们之间的联系，所以一旦进入司法实践，很多同学按照这种办法，埋头苦干，制作出的文书却漏洞百出、华而不实，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因为传统的教学模式只注重某一文种的制作技巧，忽略了文书之间的往来，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严重脱节，从而出现岗位的不适应性；工作过程导向的职业教育则会在讲述上述文种时，根据工作过程合理安排教学的内容，采取先引导同学回忆民事诉讼法中民事案件的诉讼流程，分析文种之间的往来和不同文种的制作主体、制作目标、制作要求、语言特色，关注不同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让大家融入到民事诉讼的工作流程中，在此基础上，按照民事起诉状――民事答辩状――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的顺序进行讲授，让同学明白，民事判决书的制作必须关注民事起诉状与民事答辩状的内容，它的任务是要理清原被告之间的矛盾焦点，站在事实与法律的立场上解决纠纷，即法院必须充分尊重原被告的观点和要求，三方共同协作、解决问题，民事判决书、民事起诉状和民事答辩状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诉讼工作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过程。

（二）注重学习情境的设计

教学的过程不是简单地把抽象的知识从老师传递给学生的过程，它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必须将学生的学习放到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渗透进特定的社会工作和自然环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习情境。学习情境的设计是教师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学习情境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其思考和创新的能力。

传统职业教育，脱离真实的工作情境，注重学生对知识的回忆，强调的是学习的成绩即考分，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得到的成长与发展，在工作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技巧不予关注，这种学习的成就最终反映出来的只是知识增长的表层意义，是不全面、不系统、不完整的，知识的获取是孤立的、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过程导向下学习情境的设计，将教学活动镶嵌于其所维系的工作情境中， 赋予学生学习的真正意义，通过特定的情境，使学生明白知识就是生活和工作的工具， 所学知识只有运用到工作情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学习情境的设计以能够激发学生的思考为主旨，因此，它并不是教师平铺直叙，不加分析地把情境呈现给学生，学习情境中的问题设计也并非在教材上直接就能找到标准答案的，是能够让人有所困惑，难以回答的，同时又能引导大家趣味盎然地探索，能培养同学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理解知识的深层意义。在法律文书的课堂上，我们不妨借助同学们感兴趣的案例，营造法律实践的过程，借助典型案例，贯穿于某一诉讼活动所需制作的所有文书的全部学习过程，实践课上，让大家围绕这一案例，体验案件诉讼的整个流程。同学可以根据兴趣选择角色制作不同文书，这样一方面可激发其学习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可使同学从整体上把握具体文书所依存的情境，感知文书制作技巧的应用条件，感受文书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帮助同学今后工作实践中顺利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应用。实践证明，教学过程中创设呈现好的学习情境，把抽象的知识转变为有血有肉的事件，能使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增强情感的体验，发挥学习主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三）优化课程教学的方法

篇（5）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摘要：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范式对话，环境法与民法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其原因在于民法所采取的是个人主义范式理论，而环境法所采取的是整体主义范式理论，因此二者之间自然就会存在着差异性。由于当前环境问题的突出，致使法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实现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也是构成当前实现二者对话必要性的深层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产生的动因，然后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再次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进行了探讨，最后为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提出对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二者之路。

 

关键词：环境法学；民法学；范式整合；个人主义范式；整体主义范式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3

前言：当前，环境法与民法之间的互动性成为了法学研究界所关注的一大焦点，民法学关注此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绿色”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环境法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很多关于环境法的基本问题都与此研究相关，而关于存在争议性强的问题通过法学的分析，也会归结到这一互动研究上。尽管当前关于此议题的探究已经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产生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相关学术界一直为探索解决途径而努力，加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促使跨学术研究更加的活跃。因此，基于社会这股强大的政治氛围与理论氛围，环境法与民法之间对话得以实现。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澜

随着民法典立法进程的推进，民法学界为了进一步捋清环境问题对民法学的影响，因而需要与环境法学之间建立对话，以顺应对民法典立法这一项重任所带来的挑战。在民法的立法中，关于物权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立法问题，关于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环境侵权救济的问题，因此，民法必然会寻求与环境法实现对话的途径。

 

(三)环境法学探索者的推波助澜

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成为环境法学者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民法中的相关内容正符合了环境法学者的需求，因而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了环境法学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环境法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先导，因而突破传统的束缚，实现跨专业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诸多部门法于一身的法学理论“储备库”，顺利成章的成为环境法学者寻求沟通的对象。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

所谓的范式指的是：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1]。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

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

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

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四、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五、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总结，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整合进行了研究研究探讨，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通过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产生动因、可行性与必要性、目的与功能、内容与现状的探讨，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

 

参考文献：

[1]陈新夏.康德的目的论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1)：52-56.

[2]叶俊荣.环境问题的制度因应―环境法律与政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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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该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地与苏力过去的一部作品《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书名形成了高调的反差。关于这个书名，作者解释说它是来自凡尔哈伦②的一句诗，是一个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隐喻，同时也作为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背景和基本制约。我倒是从中看到了隐喻中的隐喻，表明作者对中国法治实践所进行的考虑已经从农村折返到了城市，也许还意味着苏力本人学术思想和立场的折返与转型。因为在前一个书名中，比较明显地反映出苏力把中国法治实践的主要战场设想到了农村，而现在则设想到了城市。这种设想的转移，我认为是科学的与合理的，理由在于，传统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和解构。在过去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被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所解放成为了新兴的和现代的中国体力工人阶级，并逐步在数量上和法律权利需求的不满程度上呈正比例地增长着，相对于原来的市民阶级而言，他们对于法治产品的供给有更多的诉求和渴望，他们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战略性推进力量或者成为战术性破坏力量。中国的乡村被从城市中发射过来的无线电波所包裹和诱惑，也被章鱼般的城市日益吞噬或者压迫，从而对二元中国发出了要求社会平等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诉求，这将导致法律上的地方自治权利要求的增大乃至于联邦主义法律思想的萌芽。中国的农业已经从自给自足型经济转向对城市的资源供给型经济，使得中国辽阔乡土社会中的田园牧歌被契约和货币的嘈杂所哽咽或者替代，这也在不断地提醒着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苏力等法学家们：大家族式的宗法社会已经彻底雪融，城乡一体化趋势导致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正在占四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商土中国开始进行，这将使中国的城市（镇）化的乡村和“乡村化的城市”③产生大致相同的法律供给需要。如此，便是城乡二元中国法治实践的切实背景，起码现在越来越清晰和明朗。这样一来，如果苏力的学术视场不及时伴随社会的转型而转型，就要落后于时代了。

而后引起我注意和阅读的，是该书的目录。如果说一本书的名字是“龙的眼睛“，那么书的目录一般就是“龙的骨架”了。分析龙睛看到的是作品的重心所在，而领略目录则可以窥探作者学术思想的脉络和间架结构。该书从目录上看，主要由四个板块组成，第一板块由《你看到了什么？（代序）》、《致谢》和《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三篇文章组成，其中《你看到了什么？》是作者以第二人称方式为自己这本书所写的一个“段落大意”，也是一个“他我批判自我”式样的书评，比较中肯和客观，尤其是对于喜欢文学的法律学术人而言，看完了这个代序，除非你继续对苏力观点后面的论据和语言过程依然很感兴趣，否则，该书其余的文字基本上就用不着看了。当然，法律职业人和非法律专业的普通读者可以在好奇心或者求知欲的驱动下，到后面那些具体的书页里去浏览浏览作者的论据和行云流水般的法（文）学笔触。至于《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是作者已出版过的作品的再次复写，这篇文章也许是作者终生学术思想的灵感之源，它主要探讨了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法治实践的互动和交叉，建立了作者“任何法律的合法性都要从社会中取得”的法治理念。这种理念被作者一再声张与喧哗的目的，是要对中国现在的法治实践进行不断地提醒，让法治回应或者满足社会生活的种种需求；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苏力一直想对主流法学派别也就是规范性法学研究进行“纠偏”，或者是争夺中国当代法学的话语权与公共传播的制高点。第二板块，是该书的第一编，被作者命题为《与立法》，其中第一章的标题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第二章的标题是《当代中国立法中的习惯》，第三章的标题是《最高法院、公共政策和知识需求》。第三板块被命名为《司法制度》则是第二板块中第三章的自然延续或者说深入细致论证，作者用长达四章文字的篇幅谈论了中国的法院、法官、司法考试等似乎是琐碎和细小的问题，企图“揭示这些细小问题中隐含的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制度性问题”并完善中国的宪法政治。我认为，该书的第一章是最精彩的，它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作为在中国实现的“一种更为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进路和言说方式”进行切入，这是符合中国历史特色和国情的，就中国当代历史的和社会的法治发展逻辑而言，作者也确乎是抓住了中国法治实践进路的“七寸”。④首先，就宪法政治而言，实行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当然逻辑基础，如果我们不利用宪法的力量根除“法作为人治的凶器”这一历史病灶，我们中国的法治实践将永无满足大多数人对法治的希望与期盼的可能，这几乎是所有法律人的常识性学术认同了。但是，以往的和现在的法律学术人，多只看到了宪法是一种民主性的反叛和革命成果，而少看到宪法的实质是制约。或者有水平高些的法律学术人，看到了宪法的制约，却只看到“三权分立”的中央权力的横向切分，却难以看到宪法精髓中的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二权分立”的纵向切分。⑤这样一来，那些苏力以外的法律学术人，或者因坚持“三权分立”而可能遭致政治威权的无情棒喝，⑥或者为避祸而钻进了故纸堆里“从本本到本本，从概念到概念”和担任西方法学的搬运工去了。而苏力的聪明和可贵，是既看破了中国的“德先生”之先天性荷尔蒙匮乏的难以治愈或者反向暴勃，也看破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幻想在中国现时与未来的无法实现，转而寻求了《论十大关系》的第五节做实现的药方了。其次，就中国法治实践的资源挖掘而言，苏力极力提倡寻求和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企图在中国传统伦理的温床上培养出“牛肉西红柿”⑦式的法治产品来，所以才有该书的第二章《当代中国立法中的习惯》，希望中国的实然法更多地包纳和整合“习惯”这样一种持久和稳定的地方性或者民间力量，就好象希望西红柿的碱基对能欢天喜地地接受牛肉的碱基对⑧一样。这样的学术思想，固然在方法上是科学的与合理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所使用的学术建构材料也就是概念却是错误的，容后再论。最后，苏力“看到了”贺卫方教授法学思想的巨大法治实践价值前景，企图与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法院的力量”配合起来，用“法院的力量”去推开中国法治实践的光明未来，塑造一个以法院为最后领地的法律人职业集团，使得法治的理性在法院裁判的权威下得以充分的施展和生长壮大，所以，作者用大量的文字（共占全书主体七章中的四章，自第109页到第285页，大约15万到16万字）书写了他对法院的失望和希望，如同当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的失望和希望一般。

第四板块是结语，也是作者对另一本著作《也许正在发生》的一个过渡。该板块以《面对中国的法学》为标题，论述的是中国法学的宏观问题，切入点却在实证和微观层面，简要分析了2003年两件轰动全国的法律事件：孙志刚案件和刘涌案件，从另一个侧面提出了转型中国的法治问题，也是全书的另一个主题：中国的社会转型要求法学的回应，中国法学必须回应中国的问题。

篇（7）

一、法学院第二课堂概述

（一）法学院本科生第二课堂。第一课堂是指教师和学生以教室为主要的活动场所，以课时为教学的时间单位，以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面对面的活动为基本形式的教学活动。第二课堂，是指在第一课堂规定的教学活动之外，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有助于提高学生思想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智能水平的一系列教育活动，以自愿为前提，以多样性、活泼性、创新性为特点，更多地强调学生的自我管理。

（二）法学院第二课堂对法学本科教育的意义。法学是关于人们行为规范的理论，其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这就要求法科毕业生在具备深厚法学理论知识、掌握相关法律条文的同时，还应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法学专业毕业生的综合素养，成为培养法学复合型人才。

二、法学院第二课堂现状

曾宪义先生提出，“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不能脱离实际而进行孤立的理论研究。21世纪的法学教育必须知与行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要求中国的法学教育既要重视理论讲述，也要重视实践应用。”

我国法学院本科生第二课堂教育体系不及第一课堂发展完备，缺乏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规范化运行机制，缺乏对第二课堂教育活动的系统化管理机制和辅导机制。具体问题如下：（1）法学学生参与高水平竞赛能力不足。法学学科竞赛如辩论比赛、模拟法庭竞赛、论文大赛等，这些基础性的校内竞赛对学生的法律素养起到了初步的锻炼。但是，高水平、高层次的比赛，例如JESSUP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等国际性比赛存在着涉及的同学较少的问题，缘由还是学校对相关学科重视程度有限。（2）评价机制落实不完善，学生参与热情较低。评价机制是以评分或者评等级的方式对于人的行为进行引导的一种机制。笔者于2011年制定并试行了《法学院综合素质学分评价体系（试行）》一年，获得良好收效。学院在第二课堂中精雕细琢已有的活动，将活动归类，并制定相应的评价体系，实现活动目的。

三、法学院第二课堂活动精品活动设计

打造好法学院的第二课堂，要先优化法学院第二课堂活动，使学院的第二课堂活动可以帮助法学院的同学理解法学，运用法学，进而培养学生对法学专业的兴趣，增强知识技能，第二课堂活动应当分类设计：

（一）法律人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类活动。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类活动应当全方位，多角度的解决学生前述问题。可以包含以下几个环节：（1）新生入学指导：包括专业培养方案，就业去向介绍，就业目标与学习目标的制定等。（2）学习指导：法律学习指导，英语学习指导，科研方法指导，资格证书考试指导等。（3）职业就业指导：简历写作指导，求职技巧指导，求职训练等。

（二）法律执业素质训练类活动。（1）辩论赛，可以使学生锻炼自己的口才，锻炼查阅资料能力，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团队协作能力交流能力。（2）模拟庭审：可以使学生充分了解庭审环节，掌握法律实践的相关知识，为将法学理论运用于实际奠定基础。（3）学术论文大赛：对于提升学生的知识综合能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

（三）开阔视野，外派培训类活动。学生无论就读任何大学，都应当打开眼界，对于外来文化应担取长补短，去粗取精。法学院应当指导学生利用好校内外的一切学习资源。老师为学生提供对外交流的契机，学生自己也应当抓住机遇，积极对外交流，开阔眼界，提高综合素质。

四、法学院学生第二课堂活动评价体系

第二课堂活动是第一课堂活动的补充与发展。学分制是教育模式的一种，学分制以选课为核心，教师指导为辅助，通过绩点和学分，衡量学生学习质和量的综合教学管理制度。现在多数高校的第二课堂都在实行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评价的综合素质学分制度，法学院可以借此对学生的第二课堂予以相应评估和督促。

笔者认为，在第二课堂设立对学生的评价体系，要坚持以下原则：（1）记录为主，评价为辅。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补充，是开放性的课堂。因此相应的评价体系的设计既要实现素质学分对学生行为的积极引导，又不能束缚学生的发展。记录是用来观测学生的成长，而评价仅供学生和辅导教师予以参考。（2）分年级制定方案。学生在大学四年当中，每一年对专业知识的学习、理解、掌握都有不同，因此，应当对不同年级制定学习目标和评价体系。对于一年级学生应当帮助其订立学习目标，合理制定学习任务，培养较强的自制能力和高效率的学习能力。适当参加社团活动，培养时间管理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二年级学生在完成专业课学习的同时，应当参加辩论赛、模拟法庭等法律职业能力相关的竞赛活动，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建议参加论文大赛、大学生课题创新等学术实践活动培养调研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大三学生在完成专业课学习的同时，选择性参加高水平的实践性课程。建议参加国家法律职业能力考试。关注求职能力、求职技巧的培养。大四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应当根据自己不同的方向进行出国读研、国内读研、工作的准备，清晰认识、评估自我，具备求职能力。

五、结语

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成为其中发展最为快速的学科之一，截至2010 年底，全国设立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多达634 所，在校的法学专业本科生接近30 万人。法学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同时也是一种素质教育。法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强化，也必将是其持久不变的一项要求。作为法学教育工作者，要不断适应新变化，设计与实践相适应的教学计划、教学模式，以达到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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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习时间：年月11日至月11日

(2)实习地点：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

(3)实习单位：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

(4)实习方法：到单位实习工作、协助侦查案件

(5)实习目的：接触和认识社会，了解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学习检察官一般的理念、逻辑、立场、观点和工作方法，进一步加深对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理解，并能进行初步的实际运用；学习法律工作经验，学会理论联系实际，了解各类案件的侦查程序，初步掌握侦查的技巧；培养初步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初步掌握一般的询问、讯问的方法与技巧；初步掌握各种法律文书、笔录等的写作方法与技巧。

2、实习单位情况

(1)单位名称：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

(2)单位简介(自按)：

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是区人民检察院的自侦部门，主要工作是侦查办理渎职侵权类案件，打击国家行政机关、行政执法部门等单位领导、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犯罪活动。与其他科室相比，开展工作比较独立，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工作纪律要求严格保守秘密，是打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部门。

二、实习主要内容

1.在开展审查举报材料、侦查案件等工作中，通过观察、分析，了解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状。

2.在日常工作中，细心观察、了解人民检察院的组织机构与各项规章制度，熟悉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的日常运作，在反渎职局领导和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的法学及相关知识解决侦查办案等实务问题。

3.在日常工作中，学习和掌握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的工作流程，了解、掌握检察院侦查案件、审查、批准逮捕等工作的具体程序，协助检察官办理案件。

4.在侦查案件、审查等工作中，培养初步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初步掌握一般的询问、讯问的方法与技巧；初步掌握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审查报告、提请初查报告、初查阶段报告、提请不予立案报告、司法实务案例分析等法律文书的写作方法与技巧。

三、实结与体会

本人于年月11日至年月11日在市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实习。

实习期间，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我逐步熟悉了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的主要工作，并能积极地完成指导老师交给的各项任务。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严格要求自己，主动了解工作任务，虚心向指导老师请教，及时汇报工作进程，大胆讨论遇到的实务问题，认真总结实习工作，细心发掘自身不足，不断完善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实习指导老师的肯定。

实习期间，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我随办案人员到看守所提审嫌疑人，了解了渎职类犯罪嫌疑人的主要群体特征：从事职业职位较高、曾拥有(行使)较大的公权力、文化水平较高、社会阅历较丰富、暴力倾向较弱，大多数犯罪嫌疑人是由于在金钱面前思想开始动摇，自我控制能力下降，最终涉嫌贪污、受贿、渎职等犯罪。

实习期间，我随办案人员到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涉及保密工作，具体部门不便说明)了解相关案情，调取有关资料。发现我国现行法律尤其是行政执法类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具体规定不够详实，赋予相关执法部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滋生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向指导老师请教后，了解到我国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的现状，我国法治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习期间，在查处有关犯罪案件中，涉及到文明执法的问题，经与单位指导老师交流，了解到：1、各种法律职业人员分工不同：律师主要职责是保护当事人的人权、诉权；公诉机关，包括法院系统，主要是保护公权力和公众利益；2、渎职类犯罪受害人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公诉案件的诉讼中，很少被列入诉讼当事人，属于最弱人群，利益很难在诉讼中得到体现和保护；3、随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文明执法的程度也在逐步推进，相比以前，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等方面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但实现真正的保障人权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实习期间，在审查材料、调查案件、初查案件的过程中，指导老师交给拟审查报告、提请初查报告、初查阶段报告、提请不予立案报告、司法实务案例分析等法律文书的工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熟悉了相关法律文书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了解了相关办案环节的工作流程，查办案件的方法和技巧。

实习期间，在写作法律文书的过程中，通过与实习单位指导老师探讨，了解到司法实务中，尤其是渎职类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等方面的知识。发现司法实践中，在对渎职类犯罪结果的认定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相关法律规定不够深入、具体，对案件的调查、初查、立案等带来一定的影响。经查阅相关法律学术论文，发现相关问题在学术界同样没有定论，有关讨论也很激烈。发现对犯罪主观要件的认定是司法实务工作的难点，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主要是通过现有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意志进行推断。这也是司法实践与法律学术知识之间的存在衔接问题之处，需要通过司法实践不断积累经验，找到查案办案的有效方法和技巧。

实习期间，与实习单位指导老师交流了反腐倡廉的问题，在老师的帮助下，对我国司法反腐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了解到，在我国对官员的监管逐步加强的情况下，贪污类犯罪会逐步减少，但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还会继续，因为相比贪污犯罪，后者更具操作性也更具隐蔽性。要根除此类犯罪很难实现，但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每个人的身份证就是这个人的银行账号、社保账号等财务账号，且每人有且只有一个账号，这样就会大大增加个人财务的透明度。但在尝试的过程中，为保护个人信息，必须有相应的健全的调查等制度做配套，以防范公权力对个人人权的肆意侵犯。

实践期间，与指导老师探讨到大学生就业择业的问题，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给了我具有指导意义的建议。国家政策提倡“三支一扶”、“支援西部”、“服务基层”，大学生热衷公务员、“选调生”、村官，个人倾向从事与法律专业有关职业，比如法检系统。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建议是：首先，要结合自身情况和兴趣，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其次要摆正择业观念，不要盲目跟风；再次，可以先多尝试在不同领域实习、见习，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作出正确选择；最后，建议我如果从事律师职业，一定要跟对指导律师，这样才能更好地熟悉业务，更快地独立案件。

篇（9）

笔者以自己在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民法学课程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为基础和素材，探讨民法案例教学的现状和问题，并根据对民法案例教学的类型学分析和民法案例教学的价值目标的探讨，提出“叙事民法学”的概念和构想。

一、当前民法案例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跟同行的交流，目前的民法案例教学存在着三个致命的问题。

1．当前民法案例教学注重对“民法规范”的阐释、解读和学习，缺乏对民法案例教学的价值目标———人文关怀的思索

现行民法案例教学中存在着太多概念法学的痕迹，侧重从法条到事实的演绎归纳，却忽视了法律的价值与人性的关怀，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与价值性。［3］

民法案例教学成为规范与技巧的观摩学习场域，对人本身的关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而民法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是要为如下目的服务的:培养民法人缜密的思维、雄辩的口才，同时培养其应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人道精神。

2．当前民法案例教学作为教学方法，本身存在着规范性差的问题

具体体现为:一是案例教学材料选取的规范性弱。有的案例教学中，不使用严谨规范的人民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材料，而是仅使用媒体报道的新闻性资料，难以保持客观中立，且易受媒体报道的文字与价值倾向性所误导，无法有效培养学生的文本分析能力与诉讼策略建构能力。

二是案例教学的课前准备不足。在课堂教学或讨论之前，对学生的课前指导不够深入充分，甚至根本没有课前指导。任课教师仅仅是在课堂上才展示某个或者一系列案例材料，学生无法对案例材料进行有效的阅读和分析，更谈不上对案例事实和判决理由的熟悉，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效果。［4］

三是案例争点的归纳与建设缺乏开放性。通常案例争点的归纳是任课教师自己现行归纳的，学生在问题的思考与开发方面不是互动的积极的参与主体，而是被动地跟随教师的问题走。四是案例教学的角色建构不足。

任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角色建构不足，甚至往往没有案例讨论中的角色建构意识，仅仅是任课教师念念案例材料而已。［5］亟待指导学生进行案例的角色扮演，提高指导教师的案例讨论引导能力，建构平等、开放、活跃、参与的课堂案例讨论教学机制。五是案例课堂教学后的总结与提升不足。在案例教学活动结束后，还面临着如何检验和提高学生们的案例分析能力和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如何建构系统化的案例分析式考试/考查机制，如何总结与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的问题。

3．当前民法案例教学存在着特色性弱的问题

首先，缺乏精品意识。任课教师更多的是仅将案例中的法院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理由作为定论，向学生宣读了事，未能进而将案例本身作为问题产生和问题启发的本源，引导学生深入研讨，主动去发现和思考在案例事实中的问题，鼓励学生主动建构和发散性思考案件中被遮蔽、被隐藏的问题。其次，缺乏成果意识。任课教师对案例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将案例教学的成果(学术论文、对话体材料等)进一步提升体现为教研教改的学术成果，转变为可供公众阅读与批判的对象，并使之进入学术的公共交流之中，从而推动对案例教学法的基本理论和教学形式等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再者，未能将案例教学与本校的办学特色相连结，凸显和强化案例教学法的本校特色。

二、民法案例教学中亟待反思的基本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和基础。西南政法大学开设的民法学课程，既是重庆市精品课程，也是国家级精品课程，并且提出“民法人”的教学、育才理念，因而可以作为含金量很高的研究范本。西政的法学学子，博学笃行，厚德重法，营造了优良的论辩文化。笔者在所在的教学班开展案例教学和模拟法庭教学过程中进行了诸多尝试，教学效果显著，深受学生欢迎。笔者认为，以下民法案例教学的基本问题值得关注:

1．民法案例教学的本体论意义

在民法教学的过程中，民法的案例教学仅仅是辅助于民法教学的一种手段，还是说其本身就是独立的民法教学的形式，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前者将民法案例教学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服务于对民事立法的某个或者一系列规范的阐释与探讨，引导学生去发现或者去了解立法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形态和状况;后者意味着民法案例教学不仅仅是关注某个或者一系列立法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形态和状况，而是在该特定案例境遇中的各类主体对该不同事实的解读，对不同问题的建构，从而去发现立法规范对不同的实践主体产生何种影响，也可以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去发现不同的实践主体对同一立法规范的认知的文化差异，从而关注具体的特定的个人的命运与正义诉求。因此，探讨民法案例教学的本体论意义，关注民法案例教学的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2．民法案例教学的功能与价值追求

民法案例教学，对教师而言，意味着案例选择、争点归纳、问题建构、课堂引导与辩论驾驭等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对学生而言，需要全面培养他们资料搜集、事实分析、问题建构、策略整合等诸种能力。民法案例教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学生对规范与事实的分析与思考能力，还在于培养他们关注实践、面向本土，提出建设性的而非仅仅是批判性的意见和建议的能力;最后还要培养他们关注人、关爱人的人文情怀。

3．民法案例教学的多样化形式建构

当前的民法案例教学存在着规范性差、特色性弱、人文关怀少的问题，对以上缺陷的分析使得重构传统民法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更加凸显，如何有针对性地探究重构可能路径，需要在解决了民法学案例教学应重视何种价值、追求何种功能的问题之后，考虑民法案例教学参与主体的角色如何定位和建构，以及如何丰富案例教学方法，并在方法的多样化中追求特色化的问题。

可以说，民法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法科人才培养手段，具有独立的本体论价值和意义。民法案例教学具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功能效用，能够实现民法学对人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的培养，提升法科学生对实践的关注与对人的关爱。

三、民法案例教学的探索与创新:叙事民法学的宏观构想

目前的民法学教材和教学，都可以视为是“规范民法学”，强调以民法规范的解释作为民法学的教材和教学的中心，也可以被称为民法解释学或者教义民法学。

规范民法学关注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实现，而且规范民法学认为，只要实现了民法的规范，就实现了民法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的价值。在强大的规范民法学的影响下，当前的民法案例教学也以规范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过度关注民法规范的运作和实践，忽略了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特定的个人的利益和诉求，尤其是忽视了民事立法的概念和术语所表达的规范性利益诉求与具体当事人的非规范性利益诉求的差异，往往导致难以发现现行立法规范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考虑在民法案例教学中建立叙事民法学。

叙事民法学以具体事件中的当事人为出发点，关注不同的利益主体和参与各方对规范的不同理解，无论其为有权解释还是无权解释，从而去关注司法机关如何在相互冲突，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规范解释中去选择或支持其所认为是适当的论点。特别是从规范与事实的二元对立的角度，去发现规范与事实环境的洽适性，从而为建设性地提出立法规范或司法实践的改进建议奠定基础，也引导学生关注具体事件特定环境中个人的命运。

针对前述的当前民法案例教学的缺陷，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建构叙事民法学:

第一，从程序性的意义而言，叙事民法学通过对提倡制定类似《民法学案例教学法指引》的开放性程序指引，既规范案例的选取，同时也为案例教学前的资料查阅、材料规范、学生指导和案例教学后的检验、考试等工作提供有序的指引，解决传统民法学案例教学法规范性差的问题。

第二，从实体性的意义而言，叙事民法学创造了一种场域，可以让各类主体，原告、被告、法院以及案例教学的其他参加者拥有参与、言说的场域，让法之思考者不仅是亲临言说者们的场域，而且让所有的参加主体走向事实本身，“从规范性偏好向事实性与规范性并重转变”。

第三，从文化性的意义而言，叙事民法学主张建设特色教学文化，注重民法人的培养。传统的案例教学法以规范论为中心，漠视和忽略叙事主体的个性因素，直接将事实纳入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要件而通过逻辑运算得出所谓的依法结果。这种处理方式仅关注法律规范所要求的或所提示的事实因素，因而有可能忽视了案件的其他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因素，将不同的案型同质化，更可惜的是，其忽视了对人的培养。叙事民法学不仅重视事实发现价值，也重视人性尊严价值。

通过叙事民法学可以实现以下基本任务:

首先，叙事民法学通过建构开放、平等、对话、参与的案例论辩机制和平台，充分展现法学学子的思辨才华与论辩风采，不仅活跃课堂气氛，改变法学研习的古板印象，而且提振法学学子的精神。

其次，叙事民法学通过关注民法人的培养，一方面，引导参加者充分发挥演讲的才华与个性，在活泼的氛围中锻炼法学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引导参加者关注规范的社会效果，养关怀品格。

再次，叙事民法学不仅重视事实发现价值，也重视人性尊严价值。使法学学子不仅具备利用法学知识解决社会纷扰的职业能力，而且使其关怀社会的变革和人性，换言之，使其成为既博学笃行，又厚德重法的综合性人才。

最后，叙事民法学在巩固教学成果方面指引教师保存完整的教学档案材料，促进案例教学的交流观摩;指引教师将案例教学的成果通过学术论文、对话体材料等形式转变为可供公众阅读与评析的对象，使之进入学术的公共交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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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蓝色大学法学专业背景

 

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日益进步，以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得人们对依法治国的期望越来越强烈，如此，必然要求有大量各行各业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来满足社会期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开设法律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640余所，在校生的总人数约为35万人。不同水平的院校纷纷设立法学专业，招收大量法学本科生。就辽宁省而言，具有法学专业的院校共计20所，在校生总量为1万余人。很多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也非常注重对法律课程的学习，以掌握法学知识作为求职及自身综合素质提高的目标。据2010年的全国硕士招生报名统计，法律硕士仍居报考人数最多的十个招生专业之列，位居第二。全国具有法律硕士授权点的院校有115所，大连海洋大学是我国北方地区唯一的一所以海洋和水产学科为特色，农、工、理、管、文、法、经、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院校。在众多设置法学专业的学校中，我校要突出蓝色大学的特色，培养一批精通涉海法律实务工作的优秀人才。同时，为服务辽宁沿海经济，实现海洋强国梦，依法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培养高素质的涉海涉渔法律人才迫在眉睫。而“法学教育的正确定位和创新发展决定了法律人才的培养的效果”，因此，明确我校法学专业的定位及特色发展是重中之重。

 

二、蓝色大学法学专业定位及特色发展的理念

 

蓝色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科定位与特色发展与一般综合类学校的发展有所不同，要在“蓝色海洋”学科背景下谋求自己最大化的发展，而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因此推行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法学教育，构建涉海涉渔特色法学课程体系，凝练大连海洋大学法学专业教育的特色须遵循以下理念：

 

1.科学定位

 

罗伯特· 赫钦斯曾指出，“大学需要有一个目的，一个最终的远景。如果没有远景就是无目标性，就导致大学的极端混乱。”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各项事业必将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为适应海洋经济发展，要对蓝色大学法学专业进行科学定位。要以科学的方法推行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法学教育，所谓科学定位是指：以科学的方法明确目标、制定方案、优化资源、彰显特色。结合涉海涉渔法律事务所需要的人才，制定法学教学计划，将涉海涉渔教育贯穿到培养计划中，按照宽口径、厚基础、能力强、素质高的要求，制定教学计划。

 

“法律学是一门现实科学，而不是纯粹的规范科学”，法学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适应社会各行业发展所需的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

 

作为地方涉海高校，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与我校自身办学的内在条件，我校法学专业教育的定位及特色体现在培养适应海洋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涉海涉渔高级法律人才。

 

2.特色发展

 

我校明确指出，要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具有重要行业影响力的高水平海洋大学。以涉海学科为先导，带动相关学科，坚持学科渗透，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设立涉海专业方向，突出学科中的海洋特色。因此，建设蓝色大学法学专业既符合我校建设的总体目标，也适应了国家发展海洋战略的整体要求。

 

3.全面提升

 

“法之立也，为民造福耳。”我校刚刚起步的法律硕士教育正在探讨以法学基础教育为依托，结合我校建设“蓝色海洋大学”的目标，进行法律硕士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的探索，将法学知识与海洋渔业管理实务结合起来，法律硕士教育不仅要为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服务、法律监督等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大批的高素质的诉讼型法律人才及大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高层次、复合型治国人才，更重要的是作为具为法律硕士授予权的涉海高校，要着眼于为海洋经济发展服务培养涉海涉渔的法律专才。全面提升我校法学教育的质量。

 

三、蓝色大学法学特色发展的途径探究

 

1.夯基础——巩固法学本科教育，将已经取得的专业建设成绩为法律硕士教育奠定基础

 

“学术是支配大学的核心与根本，大学正是在学术这一本质特点上确定着自己存在的根据。”社会的发展使法学广泛渗透到生活的各行业、各领域，社会分工趋于精细化，如法官、检察官、律师、政府执法者，尽管很难掌握各行业全部的知识和技能，但作为法科毕业生，掌握法学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是“应有的共同规格和最基本的要求”。法律的基本原理及价值理念仍是未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基础。

 

法学专业课程体系通常分为三部分：基础理论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其中，基础理论课程是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和铺垫，专业基础课程是法学专业课程的核心和重点，专业技能课程是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技巧。

 

近年来，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积累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要整合现有的师资力量，强化法学基础专题课，使学生在具备基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强化法律专业技能，如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的研究能力，事实调查能力，交流沟通、谈判、诉讼、非诉讼争端解决、接待、组织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等;通过扮演角色来锻炼学生的职业判断力。

 

2.抓机遇——以法律硕士授权点建设为突破口，以应用型为培养目标的综合实践，实现法学本科、硕士教育特色一体化

 

大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组织，若自我封闭将会导致发展的落后与停滞。

 

对外界环境的辩证吸收是保持其活力发展和优化进化的必要途径，在强化涉海涉渔特色课程、加强法律教育的同时，优化专业核心课程，与全国指导性培养方案相适应不可缺少。要增加涉海涉渔法律实践性课程，如海事案件活用校内模拟法庭，增加校外海洋管理体验等环节。

 

3.筑特色——将法学知识与海洋渔业管理实务结合起来，坚持特色办学，构建涉海涉渔特色法学课程体系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区别不同地区、科类和学校，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制定高等学校分类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各种类型的学校合理分工，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出特色。我校法学专业突出了大连海洋大学“蓝色”学科优势，顺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将蓝色海洋经济相关的国际海洋法、海洋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涉海诉讼作为培养学生能力的主要方向。本专业特色突出，突破了一般高校法学通识教育的模式，更专注于海洋管理、海洋环境等法律教育，开设了国际海洋法、渔业法规、海商法、海洋管理等特色课程。

 

理论方面，构建涉海涉渔特色课群体系，将法学知识与海洋渔业管理实务结合起来，构建涉海涉渔特色法学课程体系，突出“蓝色大学”法学理论教育特色;由法学涉海实践教学中心，负责涉海实践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开展，建立涉海实践教学体系化，形成大连海洋大学法学实践教学特色，最终为国家培养一批精通涉海法律实务工作的优秀人才，为涉海涉渔管理机关培养管理人才，为涉海涉渔诉讼培养专业律师。

 

实践方面，邀请大连海事法院、大连市行政服务中心等实务部门的领导、专家以及毕业生代表共同研讨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围绕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讨论，特别是针对学生专业基本素质、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法律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培养方面。随后，借鉴其他法学专业类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经验，制订我校人才培养方案。

 

(1)结合海洋渔业法理论及实务，做好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

 

按法学一级学科为主设置课程，课程结构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外语、法理学专题、中国法制史专题、宪法专题、民法学专题刑法学专题、刑事诉讼法专题、民事诉讼法专题、行政法专题、经济法专题、国际法专题等。选修课按我校专业特色，设置海洋法专题、渔业法专题、海事诉讼等专题。实践教学包括法律文书、模拟法庭训练、法律谈判。实务实习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公证处、海洋渔业管理等实务单位或政府法制部门、企事业单位法律工作部门进行。在职业能力上采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开展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能力包括法律职业思维、职业语言、法律知识、法律方法、职业技术等方面的法律职业从业技能。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但不限于学术论文的成果形式。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律事务、结合法学理论展开，重在反映学生运用一定的理论与知识综合解决法律实务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2)成立法学涉海实践教学中心，设立开展法律涉海实践教育的平台

 

首先，由法学涉海实践教学中心，负责涉海实践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开展，建立涉海实践教学体系化，形成大连海洋大学法学实践教学特色。

 

其次，“法庭进校园”就是把人民法院的真实审判活动搬移到学校进行。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与人民法院协商沟通，选取人民法院在审的案件到学校的模拟法庭开庭审理，在校学生参加全程旁听，观摩庭审现场，以达到使学生切实了解人民法院真实审判活动目的。法学专家工作站和交叉任职是经学院与大连海事法院协商推出的双方合作的新方式，即法学专业优秀的师资受聘大连海事法院人民调解员，同时，海事法院的法官经学校聘任担任在校学生教学指导教师。这种方式不仅为学校的优秀师资提供了接触实务，提供了实践教学能力的有力支持，也使得审判机关共享学校的法学教育资源，实现共赢。

 

4.谋发展——突出蓝色大学法学教育的特色，全面提升我校法学专业办学层次和社会知名度

 

强化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作用。成员来自政府、司法实务部门、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大胆尝试“法庭进校园”、模拟示范庭、法学专家工作站、交叉任职等多种方式，保障法学教育具有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和专家。不仅方便了在校学生直接学习法庭审判，而且对于人民法院和主审法官也是一种督促和提高。有效地推进了学校与审判机关之间的合作双赢。

 

四、特色与创新之处

 

1.解决法学教育中标准与个性的矛盾，突出了我校法学专业特色

 

传统法学人才的培养，是单一的人才培养方式，所培养的人才局限于狭隘的法学专业范围内，是标准化与同质化的。本课题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采取实际措施凝练“蓝色大学”具有涉海涉渔的法学特色教育，特别强调和注重法学学生解决涉海涉渔法律事务的综合能力，解决了法学教育中标准与个性的矛盾，突出了我校法学专业的特色。

 

2.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间的衔接

 

本项目研究法学专业定位，不仅强化扎实的法学理论教育，还认真安排涉海涉渔法律职业教育内容，并与司法部门联合实施开放式办学，增强了法学专业教育的适应性，缩短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的距离。

 

3.实现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接地气”

 

本课题法学专业教育必须先参加法学专业专题教育阶段的学习，再有所侧重参加其他平台的某些特定涉海涉渔法律课程和实务环节，这样保证重点突出，能使掌握法律知识和具有解决涉海涉渔法律问题能力相互促进。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