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保险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少儿保险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引言

说服，即说话者通过使信息听起来是真实可信的语言方式，影响听话者的看法和行为的动态的交际行为。成功的说服行为要求在一定的语境中以简洁、准确、妥帖的语言产生最大的可信度。

在说服过程中，人称指示语的语用移情是说话者出于改变听话者态度的动机从词项系统中做出的移情选择，服务于说服行为。恰当运用人称指示语,会缩短双方的心理距离，以实现心理趋同；或催生双方之间的亲密程度，以体现亲密关系；或体现说话人对所指对象的尊敬（冉永平，2007）。因此，语用移情是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最突出的功能之一，决定了人们在说服时尤为重视人称指示语运用。

2、人称指示语非常规使用的具体实例分析

为研究说服行为中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笔者对少儿英语学校招生以及保险业务推销的说服事例进行了录音及书面整理。

经分析，具备语用移情功能的人称指示语主要有第一人称单数“咱”、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以及称呼语,分别指代了异于常规用法的不同社会角色和态度。其中，由于“咱”的北方方言化，在语料中只出现一次；“我们”出现次数频繁，其非常规用法达到28次之多；具备移情功能的称呼语出现13次。

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探讨具有语用移情功能的人称指示在说服语言中的运用。

2.1 第一人称单数指代第二人称（-S,+A）

例1. 语境：在少儿英语学校招生过程中，孩子对英语学习不感兴趣，家长因此拒绝招生老师的邀请。

家长：孩子不想学英语，算了吧。

招生老师：孩子目前还不知道学习英语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孩子不懂事，咱不能也不懂事啊。如果孩子说不想上学，咱就不让他上学了么？您和孩子的角色颠倒了，该您决定的事情由他决定了。

第一人称“咱”多用于口语中，指代包括说话者和听话者的第二人称复数“我们”。例1中的“咱”指孩子的家长，招生老师考虑到直说“孩子不懂事，你不能也不懂事啊。如果孩子说不想上学，你就不让他上学了么？”显得莽撞不礼貌，家长的面子可能受损。因此把自己摆到家长一边向家长表达了亲切的态度，自然地体现对彼此的尊重，增加家长的认同感。

2.2 第一人称复数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是典型的增强说服力的人称指示语。排除式“我们”表示非一致性关系，具一定的权威性；包括式“我们”可缩短双方距离、加深感情。

2.2.1 第一人称复数指代第二人称（-S,+A）

例 2. 语境：家长对报名的费用意见有意见。

家长：你们学校的报名费太贵。

招生老师：在选择英语学校时，没人会想为教育投资超负荷的金钱，但投资少也有问题。投资太多，最多我们损失一些钱，但投资太少，孩子的学习效果不能带来预期的满足，我们损失的就更多了。

例2中的“我们”指家长一方。招生老师站在家长的立场陈述,亲切的话语使家长心理上相悦，从而拉近与家长情感上的距离，使家长对学校和老师产生认同、信任感，达到预期的说服效果。

2.2.2 第一人称复数指代第一人称单数（+S, -A）

例 3.语境：客户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保险推销。

客户：我最近太忙了，没时间谈保险的事。

推销员：您这样的成功人士不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已经为您制定了详细的保险方案，您只需要抽五分钟过目，就会意识到这套方案的重要性。

例3中的“我们”仅指推销员自己。在推销说服时，出于委婉和谦虚，“我们”代替“我”可以使自己的观点具有较大的可信度、可接受性和较强的说服力；这样的说法显得比较系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2.2.3 第一人称复数泛指一定范围内所有的人（+S,+A）

例 4.语境：客户对产品价格有异议。

客户：这个产品太贵了。

推销员：小姐，以价格引导我们做购买的决策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很少发现可以用最低价格买到最高品质的产品，这是经济社会的真理，在购买任何产品时，有时多投资一点，是很值得的。

例4中的“我们”指代包括谈话双方及不在场的所有消费者，推销员将交际双方囊括到商品经济社会中普遍的购买现象中，避免凸显其销售方的地位，加强说服的理性力度和感情力度；使消费者想象产品可能带来的实惠和满足感，产生积极的情感倾向，从而被说服。

2.3 称呼语

例 5. 语境：家长文化程度低，担心自己不能辅导监督学习，孩子的英语学习效果不能得到保障。

家长：我不懂英语，怎么知道孩子在你们学校的学习效果好不好。

招生老师：孩子学英语还是得老师来教，妈妈只要尽监督之责，把问题直接反映给老师就够了。别让不懂英语称为辅导孩子的心理障碍。妈妈懂英语固然很好，但即使不懂也大有可为，更何况可以再充电再学习啊！

称呼语在语言行为中可作为建立、发展、改善、调节与他人关系的一种交际策略。例5中招生老师直接称呼家长为妈妈，这种亲切称呼使家长与招生老师的心理距离缩短，顺应家长的心理世界,表现出亲密友爱的语用移情,更好地达到说服者预期的语用效果。

3. 小结

在说服行为中，说服者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选择贴近听话者需求的人称指示语，一定程度上能使被说服者对其产生移情，从而接受说服者的交际意图。文中各例证明，具有移情作用的人称指示语非常规用法可以在说服中达到鼓励、暗示、迎合等交际目的。

了解人称指示语非常规用法有助于我们在说服交际中更加得体使用词语，更好理解其指示功能，从而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完善交际质量。关于说服的语用研究还待深入,特别是对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现象进行分析,定会对增加交际中的说服力产生积极的意义。

篇（2）

问题的提出

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10年GDP排名位于全国第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江苏省也保持着较高的国民储蓄率，2010年已高达58.39%。江苏省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城乡居民存款储蓄额已达23334.8亿元，占当年总GDP的56.33%；企业部门储蓄额为19148.59亿元，占当年总GDP的46.22%；政府部门储蓄额569.95亿元，占当年总GDP的1.376%。从统计数据来看，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对江苏省高储蓄贡献较大，企业储蓄所占比例较小。

现有的关于高储蓄率的形成原因，学术界对其有不同的解释，比如：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动等。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苏省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0230180人，占13.01%；15-64岁人口为59861916人，占76.10%；65岁及以上人口为8567807人，占10.89%。国际上将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 7%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起点，根据该标准，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在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快。那么江苏省的高居民储蓄率和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呢？本文对此进行验证。

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理论介绍

现有的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Me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CH）。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一般而言，在年轻时期，家庭收入低，但因为未来收入会增加，因此在这一阶段，往往会把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有时甚至举债消费，导致消费大于收入，这时家庭中基本上没有储蓄或有很少的储蓄。进入中年阶段后，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降低，收入大于消费，因为一方面需要偿还青年阶段的负债，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这时需要依靠年轻时的储蓄来消费，从而社会储蓄率又会下降。1976年，Medigliani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扩展，认为储蓄率会随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上升而下降，随劳动者人口比例上升而上升。

LCH理论是从微观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的关系，Coale and Hoover（1958）从宏观角度提出了人口转变过程的“抚养负担假说”（Dependency Hypothesis，DH）。该假说认为，下降的婴儿死亡率和上升的生育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上升，导致社会储蓄随之减少。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经济活动人口的急剧增加，劳动年龄人口背负的少儿抚养负担减轻，社会储蓄也增加。最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表现为巨大的老龄抚养负担，这将削弱储蓄力度并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

文献综述

一些学者以生命周期理论和抚养负担假说为基础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Loayza等（2000）在Schmidt（1996），Higgins（1998）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赡养负担比与储蓄率呈负相关关系。Kraay（2000）通过不同国家截面数据的估计，认为老年抚养负担比对社会储蓄率存在显著的负作用，而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汪伟（2009）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得到少儿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负，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影响为正，且均显著。李魁（2010）通过采用全国30个省市1990-2006的面板数据，主要运用二步系统GMM法进行研究，发现少儿抚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老年赡养负担比对储蓄率有正的影响，但是效果不显著。王麒麟、赖晓琼（2012）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Hausman检验，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城乡差异。

总体来看，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利用面板数据对储蓄率进行整体的研究，较少将其细分，并且具体到省际的研究也较少。本文研究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江苏省关于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提供对策建议。

数据、变量选取

由于本文要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选择江苏省1995-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分城乡差别的特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率（US）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储蓄额和农村居民人均储蓄额与各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解释变量里，本文选择少儿抚养比（FC）和老年抚养比（FO）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假定N、L、O、C分别表示总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14-64岁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数量（65岁以上人口）和少儿人口数量（0-14岁人口数量），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用C/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抚养的儿童数量，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用O/L表示，表示每100名劳动力要赡养的老人数量。从微观上来讲，人口自然增长率同居民储蓄率存在一定的关系，所以引进江苏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用NR表示。

以上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统计年鉴整理得来，由于考虑到各种数据指标的可得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数据区间选取为1995-2010年。

实证分析

由于时间序列往往存在非平稳性，为保证建立的回归有意义，应先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并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关系，选取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城镇居民储蓄率（CS）和农村居民储蓄率（US）分别与少儿人口抚养负担比（FC）、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比（FO）、人口自然增长率（NR）的协整关系。各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结果可知，上述序列除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原序列平稳外，其余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从上述ADF检验结果可知，城镇居民储蓄率、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负担比、老年抚养负担比、人口自然增长率符合协整的必要条件。分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自变量进行OLS估计，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CS=50.39658-1.586298FC+ 0.302968FO+2.728209NR （1）

t= 2.5987 -7.0439

0.294812 2.8644

R2 =0.9029， F=33.3552，DW=2.0091

US=-2.866137+0.970690FC+ 0.896333FO-4.244340NR （2）

t= -0.154251 4.498764

2.9103 -4.6510

R2 =0.9057， F=22.3758，DW=2.40739

上述模型回归效果比较理想，然后对上述两个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平稳性检验，仍然采用ADF检验。若平稳则可证明上述变量之间是协整关系，具体结果见表2。

通过对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E1的t检验值为-6.971217，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E2的t检验值为-3.87219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两个残差序列均平稳，意味着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指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根据上述协整方程，分指标情况看：第一，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为为正，并且影响效果显著；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影响均为正，但是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影响不显著，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影响。第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负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正的影响，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比，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1.586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约0.303个百分点。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大于老年负担比对其的影响，少儿抚养比下降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0.971个百分点；老年负担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上升0.896个百分点。第三，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正的影响，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增加2.728个百分点；但对农村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的影响，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储蓄率下降4.244个百分点。第四，从常数项来看，城市居民存在更多的自发性储蓄行为，农村居民相对来说自发性储蓄比较少，这个可能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高低有关。

（三）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证明城镇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因素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存在协整关系的经济变量之间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各个影响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指标的短期行为和长期变化结合起来。先对各自变量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再进行回归分析，纳入误差修正项，建立误差回归模型（3）和（4）：

DCS=12.46441+0.540489DCS（-1）+0.577721DFC+1.568364DFC（-1）-1.743938DFO-1.686220DFO（-1）+11.89308DNR-10.45389DNR（-1）-0.919043ecm （3）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58373），（2.965464）， （3.050599），（2.391702），（2.944830）， （2.952219），（-2.378873），（-2.763881， （-3.109256）

R2 =0.8919 F=21.29877

DW=2.553747

DUS=-14.39142-0.121804DUS（-1）-0.527489DFC-1.25919DFC（-1）+ 1.685201DFO +0.950451DFO（-1）+ 5.010568DNR-1.647784DNR（-1）- 0.591880ecm （4）

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常数和误差修正项的t值分别为：

t=（-1.978498），（-2.332162）， （-2.402645），（-1.987975），（2.539363），（1.890086），（2.373466），（-2.063968）

R2=0.9124 F=21.419295

DW=2.018500

以上数据说明上述两个模型拟合度较好，变量之间无明显共线性。误差修正项为负，说明均衡误差对短期波动收敛于长期均衡有较好的调节作用。当城市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出现不适应时，误差项能够在其中起到迅速调节作用。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判断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可知，老年人口负担与城镇居民储蓄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因果关系，少儿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由表4可知，少儿人口负担比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比与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五）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反映少儿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之间的长期动态影响，可通过绘制脉冲响应图来衡量。

由图1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约从第1年持续到第20年，影响最大的是前10年，在第15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2可知，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达15年，影响最大的是前8年，在第10年后开始逐渐减弱。

由图3可知，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同样是个长期的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前5年，从第7年后影响开始逐渐减弱。

江苏省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影响，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即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使城镇居民储蓄率上升，农村居民储蓄下降，这可能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有关。江苏省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229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9118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2倍。城镇居民收入较高，少儿负担减轻了，在消费水平既定的条件下，能够储蓄的钱相对增加。老年抚养负担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模糊，城镇社会保障政策的相对完善，而且老人有更多的再就业机会等原因，使老年抚养负担的增加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没有太大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除去日常生活消费开支外，能储蓄的钱相对较少。少儿负担的减轻，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增强。虽然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正在逐步贯彻实施，但各地还是存在差别，同时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年限长于城镇，所以农村老年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仍然存在正的显著影响，预防性养老储蓄在农村还是比较普遍。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不同效应影响，进一步说明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成熟。

结论

本文对江苏省人口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江苏省少儿抚养负担比和老年负担比对江苏省城镇居民储蓄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少儿人口抚养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老年人口负担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绘制脉冲响应图，说明人口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长期动态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的影响时间年限长于对城镇的影响时间年限，抚养负担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相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来说更加深远。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特别要鼓励城镇居民消费，用消费拉动内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完善和贯彻实施农村养老保障政策。

参考文献：

1.Anselin，L.，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2.Loayza，N.，Schmidt-Hebbel，K.and Servn，L.，What Drives Saving across the world，Review of Economincs and Statistics，2000，82（2）

3.Kraay，Aart.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2000，14 （3）

篇（3）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储蓄率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WANG Qilinga, LAI Xiaoqio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1999―2009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and high saving rat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is no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but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2) There is a distinct 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saving rate, in that child dependency rati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3) There is also a marked disparity in the effect of the share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saving rate. The scale of tax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the scale of expendit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future reform.

Key words：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saving rate

一、引 言

近些年来，中国保持着非常高的国民储蓄率，2008年的数据已达到523%，较1992年增加1201%。从变化趋势来看，国民储蓄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有所下降，到2000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增走势，从2000年到2008年，国民储蓄率年均增长39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2249%，年均增长408%；企业部门储蓄率从2000年的1565%增加到2008年的216%，年均增长476%；政府部门储蓄率从2000年的636%增加到2008年的821%，年均增长587%。从部门的截面贡献来看，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带动起来，政府储蓄虽然近几年增长迅猛，但所占比例较小。持续高位运行的储蓄率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责难，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强劲增长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抛出了“中国经济责任论”和“储蓄国责任论”，由此引发了又一轮讨论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热潮。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学术界就这个问题给予了不同视角的解释，如人口结构因素［1］［2］［3］［4］［5］、经济增长因素［6］［7］、预防性储蓄［8］［9］［10］［11］［12］、男女比例失衡［13］、部门贡献角度的分析［14］［15］等。

Kraay（2000）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未来收入增长率与食品占家庭消费支出之比均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而人口抚养比和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却未对其构成影响。［1］Modigliani和Cao（2004）运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表明，人口抚养比、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这些变量均对居民储蓄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2］由此看来，Kraay（2000）与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影响的结论是不一致的。Horioka和Wan（2007）在上两篇文献的基础上重新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收入增长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且系数较为显著。（2）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3］

在较近的国内文献中，杨继军（2009）和汪伟（2009）的研究较具代表性。杨继军（2009）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有正向影响，且系数显著；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且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 个百分点，储蓄率就增加0124 个百分点；由于人口抚养比的弹性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故人口抚养比是决定储蓄率的主要因素。［4］汪伟（2009）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两个急剧转变的政策共同作用所致：（1）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施的改革开放，以1978年为界，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均值由1953―1977年的55%上升到1978―2006年的96%，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的变动基本一致。（2）是人口政策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对储蓄率的积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转变使得中国迅速实现了人口转型，并通过“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带来高储蓄。经济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增加互相影响，又进一步提高了储蓄率。［5］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高储蓄率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图1描述了1995―2008年期间国民储蓄率与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关系，根据该图可知，2000年是这一变化的转折年份，Kraay（2000）与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抚养比方面的矛盾性可能与他们的数据区间不同有关，同时根据该图可知，杨继军（2009）对2002―2007年短期的分析是合理的，即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呈现了负向关系。另外，由图2和图3可知，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异，特别是在城镇地区，杨继军（2009）的结论“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在这里被分解为，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却有着正向影响。为了更为全面的考察这二者的关系，本文借鉴Horioka和Wan（2007）的研究方法，同时考察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关系，特别关注2000年以后的数据特点。另外，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财政手段的影响举足轻重，例如税收与财政支出会影响消费、投资与进出口，因此居民储蓄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波动，从这个角度讲，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规模或支出规模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储蓄率。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引入财政政策这一变量，来进一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以及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图2城镇居民储蓄率与少儿、老年抚养比的关系图3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少儿、老年抚养比的关系二、变量、数据与方法

由于本文要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同时纳入财政政策，故被解释变量分别选择城镇居民储蓄率（saving rate of city）和农村居民储蓄率（saving rate of rural），以区分城乡差别的特点。在解释变量里面，我们首先选择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衡量指标，依据Horioka和Wan（2007）具体选用少儿抚养比（young_foster）和老年抚养比（old_foster），以考察不同非劳动年龄抚养比的差别，这里少儿抚养比是指某一地区中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以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老年抚养比是指某一地区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抚养比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后果的指标之一。其次，我们选择政府收入占GDP之比（rev_rate）和政府支出占GDP之比（sp_rate），以反映政府财政政策对储蓄率的影响。以上解释变量为核心变量，在此基础上引入其他控制变量X，计量模型如下：

saving rate of city=a1×young_foster+b1×old_foster+c1×rev_rate+d1×sp_rate+M1×X+e1

saving rate of rural =a2×young_foster+b2×old_foster+c2×rev_rate+d2×sp_rate+M2×X+e2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首先，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一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应该有必要的储蓄率保证，因此这里引入GDP增长率（gdp_growth_rate）；其次，由于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故应该纳入表征转型特点的指标，故引入第三产业比重（third_ratio）和二三产业比（trans_rate）以控制转型国家数据模型的稳健性；再次，从微观角度来看，居民储蓄率同人口自然增长率有着一定的关系，故这里引入人口自然增长率（natural_rate）；此外，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这里将纳入城市化指标（urban_rate），具体使用地区城市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测度。

以上变量所需数据均来源于CEIC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区间为1999―2009年，原因是：（1）由于本文考察财政政策影响，受个别省份的财政收支数据的限制，省际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从1999年开始有完整的统计数据，从而保证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完整度。（2）Modigliani和Cao（2004）等文献主要考察了2000年以前的情形，这里为了对比其结论的代表性以考察2000年以后的情形为主。（3）根据图2和图3可知，分析2000年以后的数据特点更能揭示出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高储蓄率的真实相关性。

本文使用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在这个影响机制中，特别引入了财政收支比重，以分析当财政政策发生变化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是否受到明显的影响。具体而言，根据杨继军（2009）的结论，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这个由图1就可看出，但再观察图2和图3就会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储蓄效应是截然相反的，并且这个特点在城镇地区极为明显，那么这个差异是否与财政政策的变化有关联？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情况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再引入省际财政收支比重，以考察财政手段是否构成对“非劳动年龄抚养比的城乡储蓄效应”这一传导机制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使用省际面板数据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储蓄率的关系，根据Hausman检验，本文只报告固定效应，结果如表1所示。

模型（1）和（2）为基本回归方程，意在分别考察忽略财政政策时的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然后引入控制变量：GDP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二三产业比、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城市化水平五个指标，同时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财政支出比重，形成模型（3）和模型（4），以考察两种抚养比，以及财政政策调整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收入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项来考察财政政策影响的强弱，针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分别形成模型（5）、（6）、（7）和（8），并且计算财政收支规模的最优门限值，为后面的财政收支区间分析作准备。

根据模型（1）和（2）可知，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均非常显著，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两种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形成巨大反差，这与图2所显示的特点是一致的；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这个情况刚好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相反，这说明人口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为了稳健性起见，模型（3）和（4）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财政支出比重，同时加入了5个控制变量，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472增加至-0276，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602减小至0575；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373增加至051，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559减少至-0781。数据虽有少许变化，但总体上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与原来的影响方向一致，说明人口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作用是稳健的，这与Horioka和Wan（2007）的分析结果相反。当引入控制变量后，在影响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几个因素中，最为突出的是二三产业比，它对城镇居民储蓄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881和685，前者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后者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其次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这说明影响城乡储蓄率的主要因素是二三产业比，它衡量了不同地区的转型特点对储蓄率的积累特性，其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在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系数较为显著，但在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并不显著，由此可知二三产业比更适合控制转型特征。在模型中，GDP增长率在城镇方面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农村方面却未通过检验，为此我们对模型（3）和（4）做了GLS回归，结果表明，该系数的t值概率分别为0509和0031，城镇居民方面未通过检验，而农村居民方面却较为显著，这个城乡差异不足以说明GDP增长率对储蓄率的影响，这与Horioka和Wan（2007）的结论相反。城市化水平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较为显著，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却不显著，这说明，城市化的储蓄效应只在城镇地区较为明显，而在农村地区不明显，这个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

考虑财政政策影响的情况，城镇储蓄率方面，引入的财政收入系数为0644，财政支出系数为-0706，两个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易见收入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增加，而支出规模的扩张却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且幅度较大。农村储蓄率方面，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系数也较为显著，系数正负与模型（2）和（4）一致，在引入的5个控制变量中，只有二三产业比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引入的财政收入系数为-0415，而财政支出系数为0748，容易发现这与城镇储蓄率的情形正好相反。根据模型（3）和（4）可知，引入财政收支比重后，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储蓄率的解释力度仍较强，同时财政收支对城乡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

下面通过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收入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项来考察财政政策影响的强弱，由此分别形成模型（5）、（6）、（7）和（8），根据我们计算的财政收支规模门限值可得到表2和表3，通过分析不同的财政收支区间来反映抚养比对城乡储蓄率的影响。

根据表2可知，随着税收规模的不断增加，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先减小后增大，最优税收规模为465%，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税收规模为713%，城乡储蓄率存在着相反的特点。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少儿抚养比只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减小后增大，最优支出规模为399%，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没有影响。剔除数据后，省际财政收入比重的均值为1911，标准差为757，最小值为851，最大值为5576，平均来看，财政收入比重没有超过465%，故验证了图2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影响。类似的，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最优税收规模为399%，而省际财政收入比重的均值为1911%，也未超过这个门限值，故验证了图2中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正向影响。省际财政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601，标准差为642，最小值63，最大值4502，平均来看，财政支出比重远超过门限值86%，故验证了表1中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储蓄率的系数值-0559。

根据表3可知，随着税收规模的增加，老年抚养比只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税收规模为84%，而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没有影响。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老年抚养比也只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支出规模为86%，而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无影响。

从表2和表3可知，人口年龄结构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受到财政收支规模的制约，不同的税收规模与支出规模可能对应着相反的储蓄率效应。另外，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

一般来讲，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居民储蓄率，其原因如下：（1）在经济领域，老龄化会对消费、储蓄、投资、税收等发生冲击，在公共政策的视角下，仅仅依靠调节人口政策或某一部门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应对老龄化问题。［17］在这个宏观系统的调整过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平衡着储蓄与消费的互动，比如财政支出尤其是消费性支出（如中国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的增加通过挤出效应使得居民消费减少，从而改变了居民的储蓄水平。（2）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研究，随着年龄的增大，居民在年轻时会多储蓄而到年老时就会拿出储蓄部分来消费，因此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应使得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3）人口老龄化过程导致了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中位数大幅增加，劳动力供给减少，收入就会随之减少，因而储蓄也相应减少。［18］

但是，根据中国数据的测算，结合表1可知，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使得城镇居民储蓄率不断增大，而使农村居民储蓄率不断减小，可能的解释如下：（1）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二元结构。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设计是以城镇职工为主，对城镇职工实行社会养老保障，即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责任共担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近年来，我国各地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各地区改革在制度和标准上都不统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碎片化”趋势较为严重。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养老保险共有1900多个县级统筹单位，标准大多是“一地一策”，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不仅正在试点的新农保制度互不相同，即使是一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同时存在多种制度。另外，没有纳入试点的农村居民仍然只能依靠个人养老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在各方面仍远不如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完善，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制度使得城镇老龄人口每月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养老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老年人的收入不减，近年来政府又提高了养老金的支付额度，使得城镇老年人的腰包越来越鼓，故其储蓄份额有所增加，但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制度仍未完善，出现的问题也较多，故农村居民在收入保障上远远不如城镇居民。（2）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老龄化促使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这在城乡都是一致的，但城乡就业岗位性质的差别在于，城镇地区的岗位多以脑力劳动为主，而农村地区的岗位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相对而言），这就使得城镇老年人仍可以有机会或有时间继续工作，以获得薪金收入。而农村老年人就会因身体的原因而走下岗位，收入也随之减少。这样的结果导致城镇老年人仍有一定量的收入储蓄起来，而农村老年人就失去了储蓄的重要来源，因而农村储蓄率必然下降。（3）财政政策的影响。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为城市偏向性的财政政策，［19］因而较容易地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例如社会保障支出较多地使城镇老年人受益，而使农村老年人得益甚少。表3却明确说明了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只在农村地区受到财政政策的影响，在城市地区却无影响，可见财政压力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财政收支比重稍微增加一点，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就可能减少，这就影响到其储蓄水平。

关于少儿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可能的解释是，少儿年龄人口不具备劳动能力，因而没有收入来源，少儿抚养比的增加使得社会负储蓄增加，以提供足够的经济能力抚养少儿年龄人口。然而，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其原因可能是：（1）抚养小孩成本的城乡差异。一般认为，小孩需要抚养的阶段是指从一个孩子的出生直到其具备独立的生存能力。抚养一个小孩需要的成本包括产前费用、生产费用、衣食住行、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以及其他不可预期的费用，而我国城乡地区在这些成本支出项目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据研究，城镇居民基本生活线为594286元，而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线为196801元，后者仅相当于前者的3312%。［20］这说明农村整体上的消费水平都远低于城镇，城镇的高消费水平使得城镇家庭抚养小孩的开销大大增加，从而可储蓄的部分就会相应地减少。而农村因其较低的消费水平而较小地影响其储蓄能力，但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储蓄效应系数为正数，也就是说，小孩数量的增加反而会提高农村家庭储蓄水平。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在农村一直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所以农村家庭小孩多（尤其是男孩）的父母就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以保证自己老了有人所养。（2）财政政策影响。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所得税或消费税的调整，很容易使城镇劳动者的收入发生改变，而这却较小地影响到农村劳动者，因而抚养小孩数量明显会造成城乡家庭储蓄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所具有的挤出效应（主要是消费性支出的挤出效应）会影响到城镇居民而不会影响农村居民，因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受到财政支出挤出效应比较大，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则不会产生影响。

四、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的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宏观角度改变了拉动经济的投资消费比例，从而传递到居民部门，影响其储蓄行为。（2）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3）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经济体的运行具有明显的转型特征，这个特征不仅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而且也体现在微观层面上，加之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又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转型调整所带来的储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政策通过宏观层面对经济进行干预，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行为发生改变，进一步影响到储蓄能力。从以上原因来讲，我国高储蓄率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将伴随着储蓄的减少，但就现状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单凭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总量快速的增长而忽视中国发展阶段的实质。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人口红利的优势将逐渐释放直至消失，在此过程中国家调控的方向应是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等途径为主，这些措施虽然看似较为传统，但考虑到中国高储蓄这个发展特点，它们的实施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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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作者简介：薛继亮（1981-），男，山东历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E-mail：

摘要：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而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宏观对策研究，有助于发挥西部的要素资源潜力，带来区域经济增长。

关键词：人口红利；产业转型；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039-06

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目前，西部承接东部和境外产业转移的能力日渐增强，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中西部、东北和东部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为19.74%、19.06%和15.73%，西部地区情况明显优于东部，西部承接的龙头产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还有其劳动力成本低，人口红利明显。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一、文献综述

美国学者Bloom等[1]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即人口转变期的高比例劳动人口带来的经济利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在《199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认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出生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展和腾飞的机会。Lee和Mason[2]发现劳动力迅速增加和抚养比降低会为经济发展和家庭福利带来更多的资源，同时带来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第一人口红利）；伴随着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第一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负债，但是前一时期积累的大量资产，在一定的政策支持和产业转型下带来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其红利规模和持续期限将会更大[3]。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研究中，Young[4]和Krugman [5]认为一般情况下，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无限的供给，人口红利的作用抑制了资本报酬递减，使得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保证，这种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增长类型的有效性，在东亚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得到印证[6-7]。同样，人口红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变和快速经济增长的大国也具有重要影响。面临要素约束和不确定性风险，人口红利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如教育、经济政策、适宜的制度环境[8]，改革开放、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人口控制政策[9-10]。在劳动力丰裕的情况下，只要劳动力流动顺畅并具有适当的劳动力激励制度，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会持续发挥作用。实际上，在过去30 年中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张蕊等[11]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了中国农村人口红利的作用，发现各地区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存在差异，在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增长速度的情况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毛新雅和彭希哲[12]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促使城乡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白仲林等[13]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中西部地区尚未显现。蔡昉[14]针对中国人口转变和资本积累的现状，分析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发现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而考察人口红利延续期，必须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他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2013 年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因此，面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剩余劳动力渐趋枯竭和人口老龄化，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避免“人口负债”[15-16]，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17]，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就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

二、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产业转型

1.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测算

陈友华[18]以1957 年瑞典生命表作为标准人口，制定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钟水映和李魁[19]在2009年以此方法对中国人口红利进行了评价。一般来说，总抚养比（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小于50%为人口红利时期；当抚养比下降，全社会用来抚养的压力减轻，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提高，投资高速增长进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和可持续发展。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人口负债”时期，其中根据总体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比例可以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分为微弱型、趋强型、显著型和强质型4种类型，如表1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市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除外，这一方面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说明了西部地区城市化和产业聚集的空间比较大。内蒙古、、陕西、甘肃和青海等西部地区镇的总体人口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和四川除外），只有广西、重庆和四川等少数西部地区镇的老年人口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了西部地区未来一段时期将会为西部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西部地区乡村的总体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普遍高于全国（内蒙古和陕西除外），而老年抚养比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重庆、四川和贵州除外），这说明了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乡村的总体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总体抚养比，镇和乡村的少儿抚养比高于城市的，乡村的老年抚养比高于城市和镇的，如表2所示。西部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说明西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相对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缓慢，而且由于乡村较大的少儿抚养比在未来一段时期可以提供较多人力资源，带来人口红利。在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下，未来一段时期西部的第一人口红利持续一段时间可能是必然的，如果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提升，还会在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享受第二次人口红利。

2.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的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1986年借助多国模型按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将一国（或地区） 经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6个时期[20]。以1964 年美元水平来衡量，人均 GDP 介于200—400美元的第二时期为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人均GDP 介于400—800美元的第三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人均 GDP 介于800—1500 美元的第四时期对应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如表3所示。将2010年西部地区GDP结构和就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而言，第一产业比重过高，新疆最高，接近20%，内蒙古和重庆比较低，分别为9.4%和8.6%。西部大部分地区第二产业的GDP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的GDP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钱纳里的多国模型比较，西部地区目前正处于低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间的发展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逐步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工业中则以食品、烟草、采掘和建材等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逐渐向在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转变。西部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承接东部和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

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处于1 000—3 000美元之间的人均GDP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转变的阶段，不仅与GDP所处的工业化后期存在差距，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结构差更大。此外，产值结构对于就业结构显著偏差，就业结构的转型显著滞后于产值结构，如表4所示。同时，西部地区还表现出产业层次低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缓慢，而且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较高，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为西部地区产业高级化，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21]。

三、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微观机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低成本的竞争模式再也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区域差异，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可能。东部地区改变依靠年轻的人口结构、充足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的人口红利，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西部地区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产业雁阵模式发展的必然。

面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的消退和老龄化的加剧，必须创造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再造人口红利”，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开发国内市场为此赢得了时间和空间。这是因为：

1.西部地区人口红利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高级化提供条件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级化，进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自从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越来越明显，西部地区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转变，第一、二产业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则不断上升。

在中国产业分工中，西部地区正处于接纳东部地区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典型区域，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是必然的。西部地区日益呈现出的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趋势，是第二、三产业高速成长促成的，而其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对应什么样的就业结构，二、三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必然会带来其产值和吸纳的劳动力比重不断提高。而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又会提高储蓄率和消费比率，进而带来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

2.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

西部大开发以来，该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加之丰富的资源禀赋，近年来工业集聚出现迅速增加的势头，并且促使工业集聚在增强次级区域生产能力的同时向次级区域内的县级区域扩展，工业生产能力正在更广阔的空间积累和集聚[22]。这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和西安等城市显得尤为突出。西部地区年轻的劳动力结构为该地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带来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和新型工业区的兴起。

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促进了工业区的集聚，而工业区的集聚又促使人口向城市流动，为工业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工业区依托廉价的劳动力不断扩张规模和内涵式发展。在成都、重庆、呼和浩特、西安和兰州等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为相伴而生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发挥着人口红利的作用。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有助于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空间集聚形成的工业区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巨大的，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有机结合，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伴随着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推进，西部地区实际上成了劳动力相对剩余和就业增加区域，带来了劳动力边际收益的增加，提高了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在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形成了许多特色产业集群，如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包头稀土开发区等，产业群落和企业群落不断崛起。因此，西部地区第一次人口红利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充足廉价劳动力要素，提升了工业生产能力，区域工业化率持续上升，进而带来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

四、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推进产业转型的宏观对策

在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和能源等要素资源供给约束日益增加，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以及企业运营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面对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东部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此，在东部地区产业西移和西部大开发强度加大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西部地区必须发挥地区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发挥地区人口红利效应，在区域产业承接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1.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要做到与西部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的结合和培育

从东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和承接的发展实践来看，这种产业契合实现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利用，弥补了西部地区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劣势，有效利用了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生态等特色禀赋，使东西部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区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进一步因地制宜，实施具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积极选择和培育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在产业链分工上实现与发达地区的错位发展，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结构的互补。

2.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进一步地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的排他性的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快转化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必须的现实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在农民工就业、就医、教育培训和住房等方面采取措施以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提升其进城务工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有序和稳定转移，才能较快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速潜在人口红利的溢出效应，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和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

3.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

国内外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提升劳动生产率可以实现一国或地区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提升，而要想做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改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在岗培训，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素质来优化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弥补资本报酬递减提供人力资本基础。在目前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差、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岗前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大力培育具备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新型农民来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提供劳动力条件，进而拓展和延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来实现东西部产业承接与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带来区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必须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要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增强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能力。此外，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和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同样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这就要求增强西部地区消化吸收技术的能力和自主开发技术的能力。只有重视人才的积累和储备，为劳动力获取、掌握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提供优质的平台，才能通过技术的创新带动产业创新，提高承接产业的竞争力。

4.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

在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时，要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快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运行机制建设，并且衔接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统一高效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化解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带来的难题。在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时，适度公平是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才会最大程度的提升各阶层的积极性，为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推进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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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在现代社会中，养老保障制度是实现公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其他****的重要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是为体现每一公民的生存权和其他****，也是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

社会养老保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基本权利对于每一个公民应是相同的，不应该因为公民的户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区别对待。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农民一直游离于社会的保障网之外。因此，及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体现社会公平。已日益成为关注农村问题的人们的共识。但是．就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言。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现状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进行分析。

一、农村社会养老的现状及原因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还只是面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近80％的农村人口尚未被覆盖．目前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镇的比重为6．29％，到2030年，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7．39％，而城镇的比例则为13．1％．负担明显低于农村。由于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效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将会继续上升。市场化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进一步弱化．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风险的累积。

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却一直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忽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失误。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仍然只能凭借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开始试行

(二)形成农村养老现状的成因

1．历史原因

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农村老年保障在中国历史和传统上是以“家庭”为主。“家庭养老”是我国赡养老人的优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养老孝亲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把‘老有所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为道德理想和现实的道德要求提了出来，使得当时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赡养老人的职能。直到现在，这种职能仍然存在。”囿于历史和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社会对于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认识受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以及现实社会中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现。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内部重幼轻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状况难以维系等．且维系家庭养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断弱化；事实上家庭养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资料表明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的比例为63％：200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农村家庭变化课题组”调查资料表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50％左右。从而使得农村传统养老的方式“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2．经济原因

从我国宏观经济情况看，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东西部地区差距大、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当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摊子非常大(如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峡大坝、国防军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现有国家经济实力与实际需求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因此，国家目前只能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城市．这也是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严重滞后的原因。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看。不仅存在着大量需要社会救济的“三无”(无收入、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对象，而且仍有9000～15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糊口”问题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和温饱问题，无疑需要一个极大的财力支持。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财力非常有限，这就造成对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制约着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发展。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看。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于运作成本较高．商业保险的利率不稳定，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难，一般的农民难以承受其经济压力和风险，农民所能享受的养老金数额有限，显然对农民的养老难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会原因

由于人口结构的特殊性。我国社会养老负担特别重．在农村尤为突出。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左右，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大约有1亿左右。其总量远远大于城市老龄人口，是世界上农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0岁以上．加上少儿人口的相对减少．导致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速度加快。据“五普”资料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6．96％，现已跨入了老龄化社会。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龄化的水平是农村明显高于城镇．随着流动人VI的增加，这种趋势将会更进一步地增加。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障仅局限在城镇人口中开展。从而导致了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滞后。

4．政治原因

从中央政策层面上看，对这个问题还处于研讨和试点阶段。“确实在理论界和政界关于农村是否需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不主张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理由认为，农民尚没有多大能力或没有条件参加养老保险，农村家庭仍可以发挥养老的作用，开展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农民家庭拥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为农民最后的保障”。可见，这些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历史原因的影响。对于“家庭、土地”养老。在新形势下，特别是人世以后，将受到的巨大冲击估计不足。尽管政治方面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与前面所分析的四个原因息息相关，但由于这些意见来自决策层面，这无疑对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国农村养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及挑战

(一)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目前的70岁。生育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据人口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4，达到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虽然农村的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镇转移，本世纪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将高于城镇，使养老的绝对需求量扩大。届时农村经济仍然落后于城镇，而老年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必将使家庭养老压力更加沉重。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趋势。据统计，农村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农村的独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结构在逐渐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未来的子女在养老的问题上不堪重负。

(二)面临WTO带来的挑战

加入WTO后，农业竞争越来越大。首先是我国农产品面对国际农产品压力倍增，以粮食生产为例，我国粮食生产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几乎为l00％。国外价廉物美的农产品的进入必将挤占我国农产品相当一部分市场．这无疑会导致一部分农民收入的减少。而且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农产品的进口量将会增加，从而必然对我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农村的产业结构产生强大冲击与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我国农产品总体平均关税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农产品关税则要降至14．5％，这就意味着受国家政策长期保护的农产品将面对国外农产品进入的竞争，使农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农业的现代化挑战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经营．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导向推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地进入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收人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二是要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未来一系列事故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建设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体系。

(三)“新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篇（6）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有限供给；老龄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刘易斯经典模型的主要观点：在广大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1]；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巨大，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一个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就会使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至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为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有人刘易斯理论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认为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周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没有必要创建复杂的数学函数模型，即使用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工具也会有效地说明问题。[3]

但是也有人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有比较大的理论价值。张志强认为它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4]陈跃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

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发展。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农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桥根森模型”则突出农业剩余及技术进步的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维方式。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其理论还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

1、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

孙自铎指出，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亿～2亿之间，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很富足的。[6]简新华、张建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7]任燕飞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并没有被完全吸收而是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8] 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9]刘伟认为劳动力不仅来源于出生人口还来自资本主义部门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被现代部门吸收，就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或即将到来。[10]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观点。

2、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而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

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1]李月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与台湾的研究对比得出我国东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1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是以我国全面到达刘易斯拐点作为判断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依据，这里的全面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完整跨度。

3、我国确实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角度看我国“民工荒”初显“刘易斯拐点”端倪。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根据社会保障部对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13]2008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使城镇转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显端倪。[14]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到来。蔡昉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经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做出判断”的做法。他认为2004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三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万农村劳动力。[15]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储备几近枯竭”，[16]我国的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逼近。

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拐点来临将使得一个国家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促使宏观经济出现两个基本特征：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劳动力佣工工资将普遍上涨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民工在城镇的务工收入虽然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增幅极小，但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明显。[17]根据张晓波等人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18]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健全与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市场己基本形成。” [19]从这也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迹象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蔡昉认为人口年龄转变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相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将进入缓慢阶段。[20]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正在变老”，“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上升2.9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中国将在未来10—20年内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另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21]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前发生了转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这使得劳动力有限供给成为现实。

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见上表）

四、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拐点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点，这就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伴随而来的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会逐渐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日益严重，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学者能证明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制造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鲜有人从制度方面考察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非经济影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凸显了我国人老龄化趋势严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给我们的非经济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学者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与得出结论；也有侧重于通过国内外的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对比与借鉴，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预测。

第四，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与案例分析来研究与分析，多数学者更加侧重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而对比较分析法采用的相对较少，而个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献中有出现。

第五，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环境，探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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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我们强调明确各级政府为实施规划的责任主体、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为实施规划的责任部门，具体做到“三个纳入”，从而保证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整体推进。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工作，将其作为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工作来抓。不仅将妇女儿童工作写进了市第十次党代会、第十二届人代会工作报告，还将“两个规划”纳入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经常听取妇女儿童工作汇报，研究、指导妇女儿童工作。

2、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保证投入。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我市仍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保证投入，满足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需要。20*年全市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3.92亿元，卫生经费支出2.71亿元，妇儿工委办公室工作经费由过去的每年2万元增加到6万元，并列入政府财政预算。

3、纳入政府部门职能逐项分解落实。我市在制定规划的同时，将目标任务进行了详细分解，以文件形式下发，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各部门也结合各自的职能范围和工作任务制定工作方案并积极组织实施，将妇女儿童工作与本部门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二、把落脚点放在服务妇女儿童发展上，为实施规划开辟有效途径

1、创新工作机制，维护妇女权益。近年来，组织部门结合公开选拔，加大了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力度。全市各镇均配备了科级女干部，其中，3位女性为镇主要负责人。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占26.4％，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占68.6％。20*年全市新发展女党员395人，占党员发展总数的34.9%，超过了“*”终期30%的目标。为严厉打击家庭暴力，我市制定了《大丰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实施意见》，在全市基层派出所挂牌成立了家庭暴力投诉站，市区街道、社区均成立了妇女维权工作站。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失教、亲情失缺、安全失保的“三缺”问题，我市在14个镇建立了“留守儿童服务指导站”，聘请了1500多名“留守儿童服务指导员”开展零距离服务。

2、创造良好条件，促进创业就业。我市专门成立了促进女性创业、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为女性创业、就业、再就业制定了免费培训、小额信贷、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市劳动就业处专门成立了女性就业服务专区。市妇联根据下岗女工文化层次偏低、技能缺乏等特点，多方寻求就业信息，根据劳务用工需求，正常在街道、社区举办下岗女工再就业技能培训班，仅今年已培训2000多人，有效促进了全市女性的创业就业。

3、坚持以人为本，培育“四有”新人。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领导小组，下发了《大丰市家庭教育工作意见》，市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根据自身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未成年人“五小”道德实践、中小学生暑期“1+1体验生活”实践、“未来之星”竞赛、“童眼观德”摄影展、“我做合格小公民”征文竞赛等活动。全市建立了特困生档案，正常开展“爱心助学”结对帮扶和捐助活动，举行大型广场“超市式认领”结对资助。为了丰富我市妇女儿童的学习生活环境，全面提升我市妇女儿童的整体素质，20*年上半年，市政府专门研究会办高起点定位建立大丰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并于当年正式实施此项目。建成后的“中心”总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总投资1400多万元，集教育培训、交流研讨、娱乐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将全方位为我市妇女儿童实行优质服务。我市投资1个亿新建了2.3万平方米的人民医院病房大楼，投资750万新建了苏北首家独立建制的县级少儿图书馆，为全市妇女儿童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最为优质的医疗卫生环境。

4、采取扎实措施，攻克难点指标。为有效提高我市的人口质量，20*年6月，市政府专门召开常务会议，出台了由政府对女性婚前医学检查基本项目实行“买单”政策，并于20*年7月1日正式实施。截止2008年9月30日，全市共有4142名新婚女性、3945名新婚男性进行了婚检，女性婚检率已从06年的0.54%上升到95.3%，男性从0.32%上升到90.5%。今年6月，市政府又正式批准了自2009年1月1日起男女双方婚检全部由政府“买单”。进一步加大了婚检工作的鼓励扶持力度。为有效解决我市青少年就医难问题，20*年8月，市政府专门出台了未成年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城镇青少年医疗保障体系，以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

三、把突破点放在加强制度机构建设上，为实施规划提供有力保证

篇（8）

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公布，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全市户籍人口1391.04万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00.57万人，占总人口的21.6%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万人，占总人口的15.4% ;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0.65万人，占总人口的11.5%;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53.44万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8%，占总人口的3.8%;100岁及以上老人836人，其中男性175人，女性661人。按照人口学测算标准，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一般定为60岁或者65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的国家或地区被称为进人老年型社会。上海远远超过这一标准，其分别超过测算比例的11.6%和8.4%，上海的老龄人口已经是其总人口的1/5，上海市城市发展已进人真正的人口老龄化时代。

一、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按照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2008年最新上海人口生命表测算，未来10-巧年上海市步人老龄人口的数量会急剧增多，即将进人人口老龄化高峰时代。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短缺矛盾、等待领取养老金养老的老年人口与社保基金严重不足矛盾以及外来新增劳动力人口与上海市现行户籍政策等矛盾，都将给政府现行社会政策带来巨大挑战。

从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人口检测统计数据来看，在上海城市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近年来已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1.从老龄人口总数来看，上海市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逐年增高

从已有数据来看，近年来上海市老龄人口呈递增趋势，平均每年新增老龄人口数已超过10万人。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万人，占总人口的20.1 %，比上年增加9.25万人，增长3.5% ; 2006年到2007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11.21万人，增长4.1%;占总人口比重从20.1%增至20.8 % ; 2007年末到2008年末，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增加了13.74万人，增长4.8% ;占总人口比重从20.8%增至21.6%，达到300.57万人。据预测，到2010年上海老年人口总数将达312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3%。这一比例直向世界第一长寿大国日本的老龄化水平看齐。2020年，上海老年人口数字将攀升至500万，而上海老龄化发展的趋势要到2025-2030年间才会达到高峰。

就其原因而言，从世界范围来看，上海市这一老龄化符合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可以讲，现在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大多出尝于1949年前二战结束世界人口出生高峰期所生人口，上海解放前与解放后，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一直保持着劳动力的充足状态，由于二战结束后短期的和平以及解放后发展大上海而迁入上海市的青壮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极高状态，使得当时出生的人口极多，呈现出一个高峰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60年后的今天正好进人一个人口的老龄化时期。

2.从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上海市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城市独居女性老人越来越多

从上海城市老龄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女性老龄人口多于男性老龄人口，并且呈现出随着年龄的递增，女性老龄人口所占整个城市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高龄女性人口越来越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6.9%，女性占53.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3%，女性占54.7 % ;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3.6%，女性占56.4% ; 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38.9%，女性占61.1%;10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20.9%，女性占79.1%。由此我们可以很显著的看出，由于男女性别人口总数的不对等以及男性实际生命比女性短等现实因素的考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市进人老龄化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的现状仍然要维续一段时间，未来上海市的城市独居女性老人数将越来越多。

3.从人口抚养系数来看，上海城市老龄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总人口抚养系数越来越高

人口抚养系数是指人口中处于被供养年龄(一般指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与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也被称为年龄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巧岁以下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少儿抚养系数;如果只计算64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则该比值称为老年抚养系数。相关数据显示，200(〕年人口普查上海市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的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为26.1 % ， 2005年老年抚养系数为27.2% ，2006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到28.1%，比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2007年末，老年抚养系数再次上升到29.4%，比上年增加1.3个百分点，2008年末，上海市老年抚养系数为30.8%，比上年又增加了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2008年开始，平均3.33个上海劳动适龄人口就要养活1个上海老龄人口，加上人口生殖过程中的少儿抚养系数的存在，上海城市总人口抚养系数一直在增加。

4.从城市人口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纯老家庭”日渐增多，高龄人口显著增加

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发达以及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上海全市“纯老家庭”越来越多，也即意味着老年人总数在上升，2004年上海市“纯老家庭”总人数为70.%万人，时隔2年后2006年上升到78.72万人，2007增加到84.37万人，2008年上海市“纯老家庭”人数为86.38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了15.42万，其中80岁及以上“纯老家庭”人数达24.26万人，比2004年首次统计增加15.06万人。从已有数据以及上海市人口生命表推测来看，由于家庭养老习惯的变更，未来上海市纯老家庭总数还将有个上升的趋势，同时高龄人口也会进一步增加，这部分“纯老家庭”老人的生活照顾问题也将是研究与解决城市人口老龄化政策必须要考虑的现实性问题。

5.从老龄人口地区分布来看，城市不同地域间老龄人口差异显著

从上海市老龄人口分布来看，截至2008年末根据已有数据，老龄人口最多的依次为浦东新区40.6万人、杨浦区22.9万人、徐汇区20.74万人、普陀区19.21万人、阂行区18.82万人、虹口区18.26万人、宝山区17.72万人、崇明县16.82万人、闸北区15.17万人、南汇区14.41万人、黄浦区13.5万人、长宁区13.33万人、嘉定区12.3万人、松江区10.88万人、奉贤区10.59万人、金山区10.51万人、青浦区9.46万人、静安区7.72万人、卢湾区7.57万人。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数据，"2008年末各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崇明县，分别为24.9%，24.4%和24.3%;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金山区、宝山区和普陀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1.0，0.9和0.9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总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静安区、卢湾区和黄浦区，分别为5.5% ，5.5%和5.1%;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普陀区、长宁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均增加0.3个百分点。2008年末各区县高龄老年人口占该区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黄浦区、卢湾区和静安区，分别为22.9% ，22.3%和22.2%;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长宁区、普陀区和杨浦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0.7，0.7和0.6个百分点。

二、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从上海来看，人口结构中的日益老龄化现象已经给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

1.老年人增多，上海市社会保障体系面临重新调整，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上海市现在户籍人口1391.04万，上海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来说已经发展的比较健全，但从上海社会保障体系内部社会保险方面来看，现在上海的社会保险分为:①城市社会保险;这部分大约缴纳的人数为450万人，主要是针对上海市城市在籍人口缴纳的。②城镇社会保险;这部分人群主要有180万，主要是上海城市郊区大量农转非的失地农村人口。③农村社会综合保险;大约为200万人左右，主要是原来是农村户口的人群缴纳的农村保险，大多集中在区县郊区地域。④综合保险;这部分保险主要针对的是在上海市的流动人口而开设缴纳的，大约为350万人。⑤医疗保险;自愿参加，即在上海工作的人群都可以成为医疗保险的对象。

而现在上海的城市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06.51万，占老年人口的68.7%、全市户籍人口的巧%。根据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显示，2008年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领取小城镇社会保险人数为33.38万人，领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为30.96万人，领取征地养老的人数为19.21万人;全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从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养老保障中获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0.77万人，获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5.20万人，获得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养老保障金人数为5.71万人，农村无保障老年人获得老年农民养老金补贴的人数为32.52万人，农村五保老人获保障人数为0.29万人。初步测算一下，上海现在单就户籍人口来说，用①中城市社会保险450万人群缴纳的部分保险金来养这206.51万人，差不多就是2.18个城市人养1个退休老龄人口，仅依靠征收社会保险金的形式返还社会保障已经“失灵”，政府不得不财政补贴兜底补偿社保基金的不足，加上财政在②③④⑤上的投人，上海市目前在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负担已相当严重，已经出现了社保基金严重穿底的现象，“社保基金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占到了市级财政收人的17%-18%左右，而预计今年还需要增加60-70亿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补上。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靠并提高财政支出比例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的情况将长期存在，甚至会越来越严重，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上海的老龄化问题。”(上海市市长韩正，2009卢由此来看，目前上海社会保险资金不足，社保基金中用于养老、助老、护老医疗费用支出的严重不足，现实社会养老问题的不到位，未来养老金缺口长期存在已是不争事实，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政府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过程中面临着重新调整的挑战。 2.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上海市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年轻人负担将越来越重

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直接一个后果是家庭抚养负担的加大，一方面，国家在老年人养老保障、养老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社区为老服务以及社区其他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都使得老年人养老服务再一次回到了家庭养老的层面。而由于医疗技术带来的人口寿命的延长，居家养老模式必然会带来现有家庭结构模式的变化，居于中下层的劳动适龄人口抚养负担未来将越来越重。

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未来上海市人口抚养系数将越来越高，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实施20多年后政策效应的显现，以及由于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带来的人口寿命延长，未来独生子女A和B结婚，处于劳动适龄人口的他们将要抚养其下面的小孩C以及可能4-8个其上面的老人(A和B各自的父母以及各自父母的父母)，由此，上海市未来劳动适龄人口家庭结构将发生变化，家庭总抚养系数也将越来越高，年轻人负担越来越重。

3.本地劳动力就业人口减少、外地劳动力的引入，上海市社会政策体系面临重新调整

由上海市15-64岁人口抚养比30.8% ，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万人，可以测算出来，15-64岁之间的劳动适龄人口为696.43万人，剔除一部分高学历尚在就学以及失业人口来说，也就是讲目前上海市真正在籍适龄劳动力就业人数不足650万人口，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地适龄劳动力不足将成为上海市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制约因素，目前来看，外来劳动力的流人可能会为此缓解一部分压力，但是外来人口的流人又会要求上海市现行社会政策进行新的一系列调整，例如，外来人口人沪户籍问题、外来人口会保障以及其未来养老服务养老金问题、外来人口子女人学问题、外来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问题、外来人口的住房、道路交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等等，都使得未来上海保持经济发展强劲势头，弥补劳动力不足必须要进行解决的政策调整问题。

4.城市人口的日益老龄化，未来可能阻滞上海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越来越多的超过总人口1/5人口老龄化问题，使得上海市人口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来就业人数的变化，就业人数变化将会引起链锁反应。而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经济的来临，高端产业在上海的发展，改造和淘汰传统产业都会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而这一时刻恰恰在当家庭收人出现危机时又面临大量家庭养老问题的出现，政府又无力去全部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此时的人口日益老龄化将会影响到上海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目前的社会投资结构、产业结构面临着重新变更的现实，“鉴于目前我国的产业发展都是着眼于近期的人口状况和国内外的需求而建立发展的，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一些产业将不再需要甚至大量缩减，而原来没有的或者很薄弱的一些产业，却需要大量发展。”因而，在社会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发生变化过程中所带来的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必将会表现得进一步明显起来，典型的就是上海市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三、应对上海市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口老龄化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由人口老龄化而带来的如何应对老龄化趋势，尤其是在为老服务方面已是各国都在积极探讨的话题。然而对于上海而言，提前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挥上海目前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事业，可能是应对上海目前人口老龄化的一项可行性办法。

1.完善现有老龄人口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

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全市养老机构共计582家，其中，政府办287家，社会办295家，床位数共计80554张，平均每千位老人占有床位26张;全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共计229家，平均13125人享受1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社区助老服务社共计234个，平均12844人享受1家社区养老服务社提供服务;老年活动室全市共计5547家，平均542人使用1家老年活动室;全市老年医疗机构(老年护理院、老年医院)共计71所，平均每所为42334位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全市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开设的家庭病床达41300张，平均每73人享有1张家庭病床数;全市共有老年学术组织、老年协会、老年文艺团队、老年体育团队、老年体协共计19706个，平均每153位老年人占有1个社团。因此，从总体上看，目前上海市养老、为老、助老服务体系严重不健全，为老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也严重不健全，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还难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因此，从长远来看，要在社区兴办社会化养老机构，发展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社区养老，社区助老为老服务，在满足各个层次老年人需要的基础上，发展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建立以社区养老为主，鼓励个人、家庭自助养老，实施社区助老、帮老，国家与社会资助养老等四级养老服务体系。

2.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就上海而言，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构建和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渠道和资金的管理方式，就目前来说，上海急需要尽快拓展和完善现有养老保障金资金的来源渠道，上海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比如为了缓解养老金的压力，西欧各国养老保险体系实施的职业养老保障基金机制很好的解决了一部分资金的来源问题。“所谓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又被称为企业补充退休金，一般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缴费费用，在西欧国家，通常该基金是从出资企业中独立出来，由企业的雇主组织和工会协商建立，通过储蓄、政府债券等多种投资渠道，提高基金的收益率，使职业养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近几年，西欧各国更是通过财政激励和与有关合作方达成协议来提高职业养老保障基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英国，职业养老基金的覆盖面就极广，达到75%，资产规模超大，超过GDP的80% 。上海也应该从制度方面完善制度设计、加强制度创新、鼓励支持发展企业年金缴纳制度、配套实施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机制，形成国家、企业和个人相结合的多维养老保障体系，健全养老金保障机制。

3.延长退休年龄，实施柔性退休制度，延缓老龄化高峰

篇（9）

 一、当前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结构特点

自2005年甘肃省进入老龄化阶段以来，老龄化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

2006年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35%，2007年为7.49%，2008年为7.58%，2009年为7.59%，2010年达到了8.23%，逐年增长的数据表明了我省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稳中有升，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近年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如表1

根据上述统计资料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0—14岁人口比重除2005年外，呈逐年下降趋势；65岁以上人口比重逐年上升，老少比越来越大，并呈现出加速状态。另外，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综合影响，未来几十年甘肃省人口将出现总量持续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的基本态势，将迎来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发展趋势充分表明，今后甘肃省的人口不仅是数量过多问题，还交织着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

（二）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较大

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不平衡性具有两头突出的特点，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以及医疗卫生技术、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寿命得到大幅延长而表现出的城市人口超前老龄化。另一方面，在农村表现为青壮年劳动人口大量外流而使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城乡间老龄化进程呈现出不同步现象。

（三）甘肃省目前尚处于“人口红利期”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被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根据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发展数据统计，近10年全省0-1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上升趋势； 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比重呈逐年上升势头。国际上一般认可的“人口红利期”人口抚养比例小于50%，根据国际通用标准，现阶段甘肃省总抚养比不超过40%，尚处于“人口红利期”。本时期省内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负担系数最小；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使全省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

（四）老龄化现象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三者大致同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并非是主动选择性的降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就到来了。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约1000美元。在国家老龄化的大背景下，甘肃省也呈现出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即“未富先老”。

从表2中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5年以来GDP总量与人均GDP两项指标虽然在不断上升，增幅也较快，但GDP在全国比重中不足1%，排列位次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27。甘肃省在全国属于较为贫困的省份，在200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为913美元，“未富先老”表现极为突出。

 二、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形成原因

针对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活水平、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水平提高。随着全省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改善，使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得到不断提高。改革开放30年来，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已由原来的65岁提高到了71岁，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从而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渐加快。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使甘肃省乃至全国生育率大幅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孩子作为增加家庭劳动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作用越来越小；相反，由于生育、养育及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使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再次，甘肃省人力资源的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甘肃省内劳动力资源向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流出，虽然也有从其他地区流入甘肃的劳动力人口，但综合双向流动来看，净流出人口为正数。从流出人口年龄结构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占绝大多数。针对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不同步的现象，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与外出流动人口也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甘肃省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加速引发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长期在家留守，造成农村空巢老人增多，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

 三、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甘肃省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无论是从劳动力供给能力、储蓄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保障哪个角度考虑，越发庞大的老龄群体都向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而言：

（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鉴于甘肃省目前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人口老龄化在未来若干年会导致退休年龄人口的增加并相对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但如果老龄化速度过快，则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影响全省经济的发展。另外，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结构老化，由于老龄人口对于新兴高科技行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学习掌握应用新知识的能力相对较弱，难以适应现当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致使新兴高科技行业的劳动力有效供给减少， 阻碍此类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发生脱轨，降低全省综合竞争力。

（二）人口老龄化储蓄水平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青年时期会更加注重储蓄，以备年老收入降低后的不时之需；进入老年后，则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意愿会产生减退效果，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总储蓄水平的降低。由于储蓄恒等于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而言，储蓄减少相当于投资减少，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甘肃省虽然还尚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未来若干年，随着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省内储蓄率会呈下降趋势，影响全省投资水平。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消费在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引起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的变化。人们在进入老年后，对住宅建筑、自身教育学习、高端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减少；对保健品、医疗卫生、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社会总需求结构的改变。近年来甘肃省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悄然发生变化，老年人在老年专用物品、保健费、医疗费及交际费等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总量也增加了不少。

（四）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高素质劳动力有效供给降低，由于甘肃省的地缘劣势，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在甘肃省很难从兄弟省份吸纳产业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而本土大量较低素质劳动力却得不到合适的工作，劳动力素质与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的不一致成为甘肃经济长远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满足老龄人口精神和物质需求的产业在甘肃省却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家政服务、保健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旅游、陪护、老年人专属用品等，面对突出的产业矛盾，甘肃省还未作出及时的调整。

（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由于为数众多的老龄人口的出现，社会抚养的负担增大。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上升使得现行的养老保险发生困难，对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从下图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1年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增大，即青壮年劳动力的抚养压力不断增大，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会加速增加，这对甘肃省这个并不富裕的省份在社会保障事业上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数据库

 四、应对甘肃省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几点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迟早要面对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人口过程。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甘肃省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个阶段既然来了，我们应该做好周密的安排部署，将可能遇到的问题充分考虑清楚，并做好应对准备，从思想上战胜这个人口问题。

（二）加快甘肃省地区经济全面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手段。从目前甘肃省地区经济发展来看，传统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会逐步被社会发展进程淘汰，产品竞争力的减弱会带来经济效益的递减，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长久看来，社会保障资金的集资能力也会相对减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大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力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根本途径。

（三）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在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过程中，要努力建立起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全省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最终达到保障体系的全覆盖，转变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走上社保养老的新路。总之，应将城乡人口全面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突破过去只有城市在职职工才能够参加养老保险的高门槛。

（四）积极推进老龄产业的发展。老龄人口特殊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会形成一个市场广阔、潜力无穷的新兴产业——老龄产业。甘肃省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相对滞后的老龄产业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设施、产品、服务、娱乐、文化、生活等综合需求。如果甘肃省能够通过政策引导老龄产业的发展，研究和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全可以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到来发展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环顾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我们会发现，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达到相对富裕、文明、安定之后的必然产物。甘肃省作为我国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真正创造出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化社会。

参考文献：

篇（10）

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在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着半边天的力量。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镇党委、镇政府充分认识到搞好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性，把妇女儿童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于95年专门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指导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开展工作，具体做到：

1、目标明确。根据我镇《“*五”规划》中提出的到*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我们在制订全镇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时，着眼21世纪，立足高起点、高要求、高标准，提出到*年全镇妇女儿童工作实现基础教育现代化、妇幼卫生现代化、妇女儿童生存保护、发展的社会环境全方位优化，妇女儿童发展创苏州市级领先地位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把《规划》指标具体分解落实到各个部门，实行目标管理。

2、工作网络健全。建立健全工作网络是实施《规划》的基础和保证。我们利用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这一重要机构，缔结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化工作网络。在横向上，吸纳了*个党政职能部门参加，加大了领导协调工作力度。在纵向上从镇到各村均建立了有主要领导参与的妇女儿童工作领导机构，实行一级对一级负责制度。

3、工作制度到位。妇女儿童工作涉及到许多部门，为使整个工作规范有序，我们制订了严格的工作运行机制，各项制度相继出台，形成了“政策推动，目标管理，示范带动，表彰激励，现场办公”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使妇女儿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4、资金保证。镇领导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工作，加大对妇女儿童生存发展环境的资金投入。从“*五”期间，投资*多万元改善办学条件，易地新建了*小学、*幼儿园、*小学、*中学，高标准改造了*中学；投资*多万元改善妇幼卫生条件，易地重建*卫生院，投资*多万元改善妇女儿童生存环境，用于道路硬化、绿化；投资*多万元改善妇女儿童文化生活环境，新建了*游泳池和*少年文化宫。

5、宣传教育广泛。为推动全社会树立男女平等意识和“爱护儿童、教育儿童、为儿童办实事”的公民意识，形成实施妇女儿童规划的良好舆论氛围，我们利用黑板、广播、橱窗等渠道开展宣传活动。每年至少举办黑板报联展3期以上，开展宣传咨询一条街活动2次以上，开展《两规》、《两法》、维权等培训班4期以上，从而优化了妇女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各方配合，齐心协力是实施妇女儿童规划的坚实基础。

妇女儿童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许多部门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工作中，我们通过各方面配合，齐心协力，强化了妇女儿童工作的政府行为，量化了妇女儿童发展目标，优化了妇女儿童生存环境，形成了“党委重视，政府统筹，妇联牵头，部门负责，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工作局面。

以党政和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核心的领导队伍，每年至少召开2次以上专题会议，围绕《规划》的各项指标，专门研究部署实施计划，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妇女儿童工作目标。

以教育、幼教、卫生、家庭教育等主要条线为主体的科研队伍，围绕妇女儿童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课题研究。几年中，围绕下岗女工再就业、妇幼卫生保健模式、0-3岁儿童保教工作、双休日及寒暑假小学生管理、儿童心理素质、家庭教育等课题开展课题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有100多篇论文在*市、*省、全国发表、获奖。

以各业务部门、业务骨干为主体的管理和操作队伍，围绕党委、政府下达的各项指标，制订实施方案。教育部门围绕儿童教育方面的指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工程。学校九年制义务教学人口覆盖率达100%，小学、初中入学率在100%，学前三年教育普及率达100%。全镇创建成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先进乡镇。中心幼儿园被授予苏州市示范幼儿园，*中学被评为江苏省重点中学。*卫生院认真贯彻实施《母婴保健法》，在新增添了一批新生儿保健设备和孕产妇休养设备的基础上，创建成爱婴医院。卫生防疫部门每年都要对厂、校医、保健教师进行业务培训。妇联、计生办每年组织妇女进行妇女病普查普治。并在全镇普遍实行婚前、孕产期知识培训、婚前体检、孕产妇随访、更年期培训等。妇保所积极推广儿童免疫接种，建立了免疫接种档案，儿童的“四苗”普及率达100%。镇爱卫办努力改善妇女儿童的生存环境。截止*年年底，*个行政村，村村创建成省级卫生村。每村享有安全饮用水人口覆盖率达100%，改水受益100%，改厕率达100%。并在创建成*卫生镇的基础上，创建成“*卫生镇”、“*先进镇”。文化广电站积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司法、法律服务所、派出所等继续加大对严重侵犯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加强了对舞厅、茶座等一些娱乐场所的管理。妇联、司法、老龄委、关工委等部门联合开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并积极为妇女儿童提供各类法律咨询、法律帮助；镇关工委组织发动全镇退休教师发挥余热，关心、支持少儿事业，成立家庭辅导站，免费为学生指导功课，并积极参与办好家长学校的工作。民政办、社保所等部门开展好扶贫帮困工作和女职工社会保险、生育保险等。

三、突出重点，解决难题是实施妇女儿童规划的重要环节。

随着形势的发展，妇女儿童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我镇不断加大力度，解决妇女儿童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推进妇女儿童规划的实施。

一是切实加强下岗女工再就业工作。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女工因优化组合而下岗在家，妇女就业问题日渐突出，我镇妇儿工委面对这一新形势，分析了女工下岗越多，待岗时间越长，对自身、对家庭、对社会将造成的不稳定危害后，迅速召开了妇儿工委工作会议，及时研究对策，开发潜藏的岗位，促使更多的女工上岗再就业。我们首先在全镇范围内开展调查摸底，建档立卡，做到心中有数。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鼓励下岗女工失岗不失志，找准机会第二次起跑。至98年至今，我们免费开办技能培训班7期，培训人次达300多人次，拓展家政服务项目15项，使123人重新上了岗，上岗率达85.3%。“*五”期间，全镇女职工8330人，占职工总数的70%，女性就业领域不断扩大。

二是加强新经济组织中的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我们在注重加强企业改制过程中女职工权益维护工作的同时，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新经济组织中的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情况及时进行检查，及时督促解决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问题。对这些组织中的女职工职业培训，男女公平、公正、公开再就业机会和合理的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都进行监察，督促企业自觉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对侵犯女职工权益，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忽视五期保护等问题的，予以了严肃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