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7 17:03:32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说话艺术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看《围城》中的比喻,往往使人有出其不意之效果。钱钟书先生很欣赏“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比喻方式,他认为比喻的本体与喻体应当“‘如’而不‘是’,不‘是’而‘如’”,“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书中的比喻往往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形成一种分裂,似乎本、喻体之间没有关联,但究其根本这种分裂不是完全的,还有一丝相连,这“丝”就是喻体与本体之间极为相似的那一点“精灵”,是形和神的巧妙衔接,因而引发读者对一定现象产生深刻的哲理思考。书中描写日本侵略者用飞机轰炸方鸿渐的家乡︰“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倾国倾城”本来用于描写女人之美貌,如果用其夸赞美女则显得俗不可耐,但钱钟书却利用这个成语中的“倾”字,表现日寇飞机摧毁家园之野蛮狂妄,使一个普通的成语在特定的语境中立即脱胎换骨、光彩夺目。
广角深刻的多重比喻
《围城》的精彩比喻多用两三个事物来喻一个事物,由一个相似点喻起,继而层层推进,使欲描写的人物、事体都更加精密、形象、具有讽刺意味。这种多重比喻犹如机关枪的火力,以点连片,很有爆发力,有落地开花之效,使人不由自主地跟随这些多重比喻产生一系列的联想。看大师笔下的沈太太“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这里的“两个黑袋”很显然是之沈太太因年老而生的眼袋,先生将“黑袋”喻成“行军热水瓶”,又借助热水瓶保存热水的特征联想出“热泪”,最后从沾在牙齿上的胭脂大胆联想“血”,并将其比喻为“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这一番多重比喻贯通一气,将沈太太虽然想刻意打扮自己却不懂修饰,以致浓妆艳抹、弄巧成拙的怪样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情景互融的比喻
《围城》既有对人物肖像、行为的突出比喻,亦有对景物、事物、情境的比喻,显现了比喻修辞语言艺术的巨大价值。小说开端描写归国的留学生们乘坐法国邮轮,在浩淼的海洋里日复一日地行进:“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这里既有对旅途颠簸感到压抑、无聊、沉闷的无奈,也有思念故土、归心似箭的迫切情绪,归国的情怀使得一切都看起来令人陶醉,即便是燥热的天气都可以感觉到美的存在。
孔乙己》从发表日到今天,快一个世纪了,她仍然没有被我国的读者所遗忘,一次次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足以说明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仅仅通过鲁镇咸亨酒店的日常场景的一角,就展现了孔乙己悲惨一生和人世间的世态炎凉。笔者认为《孔乙己》之所以博得鲁迅本人和后来读者的热爱,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一个叙事艺术特点——言简义丰。仅仅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高度浓缩的简洁语言就包容了如此丰富的艺术含量。
一、“画眼睛”法刻画人物形象
他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1】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就是要传神,以形传神达到形神兼备。“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2】。鲁迅笔下的许多经典人物就是通过这种“画眼睛的方法”完成的。《孔乙己》故事的展开是以“我”小伙计的视角完成的,对文中出现的人物语言、情态描摹的极其简练,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却是十分的深刻和丰富。文中对孔乙己的直接描写有:“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文学艺术论文,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3】“身材很高大”说明孔乙己是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青白脸色”说明他没有经历过艰辛的风吹日晒的劳动。“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的长指甲又一次说明他没有干比较粗笨的体力活。“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一方面说明孔乙己没有参加直接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孔乙己为了表现自己与短衣帮不同的读书人身份,自诩为穿长衫的读书人,这可以看出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点。作者紧紧抓住孔乙己身上最明显的身份特征和真实心理意图来表现出一个不从事粗活的读书人孔乙己的形象:迂腐、好要面子。“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与后文出现的“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相对应,前面的事例在暗示着他后者的行为,这个细节的相互对比表现含蓄,但蕴含着作者谨慎的写作态度,他们都是在指向孔乙己仅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才放下自己清高的读书人身份去偷窃的。这就更加揭示出没有进学的读书人孔乙己的落魄,自认为读书人身份的清高的心理满足和实际的边缘尴尬地位的反差,本质上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人害和摧残有多么的巨大。
但身心备受摧残的孔乙己并没有变的人性冷漠,相反在自己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是慈祥的,当孩子们赶热闹围住孔乙己时“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4】弯腰下去一个简单的弯腰动作蕴含了孔乙己作为长者面对小孩的怜爱和慈祥。虽然孔乙己自诩高人一等的读书人,但面对天真的小孩子并没有蛮恨的态度而以亲切、慈爱的老人面目出现,这就看出孔乙己不完全是一个迂腐、清高的读书人,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也有人性温情的一面,他同样也渴望与人平等、友善的交流。当孔乙己考“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时,孔乙己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这里的孔乙己分明就是一个体贴、爱护晚辈的慈祥老人形象,他也并非单纯地卖弄自己的学问,他也同时善良地想到“我”光明的未来,教给对“我”以后有帮助的一点点知识。他并没有看轻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酒店伙计。单单从这几句异常简洁的话中就可以窥见最简单的人物性格和情态。可见孔乙己本性是善良地,他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性的人物,我们从表现中看到几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侵害了多少像孔乙己这样本性善良的人,当只有很少一小部分的幸运儿体会着金榜题名的扬眉吐气和喜悦时,喜悦的背后却有着更多像孔乙己这样潦倒、破落失意者。孔乙己的命运可悲、可叹!
文中出现的短衣帮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孔乙己和短衣帮一样是站着喝酒的人,唯一的区别是孔乙己穿着长衫。孔乙己是“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的读书人”文学艺术论文,本质上也是没有任何优越地位的人。短衣帮是做工的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和孔乙己是平等的,都是底层人物。但在小说中,高明的作者正是通过短衣帮与孔乙己的对话和较量烘托出双方的性格特征和内涵。短衣帮是以取笑孔乙己为乐的,有的叫道,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5】其中“有的叫道”一般平等的人们在谈话时心平气和的,不会用“叫”这个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词,其一是蕴含着众人故意让别人听到的意思,其二这个词表明叫的人是和孔乙己不是统一战线的人。“故意的高声嚷道”“故意”二字表明了众人的别有用心,“高声嚷道”潜藏着众人有意调侃孔乙己,以此引来笑料。从几个简短却处处有意为难孔乙己的问话中,短衣帮们是把孔乙己排除在他们社会阶层之外的,他们是没有因为孔乙己未进学而穷困潦倒而同情他,反而用看似平和实则恶毒的话嘲讽他,他们?钥滓壹菏抢淠的,仅仅把它当做酒后休息的谈资和α隙已,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同情和理解他,没有一个人能用劝说的温暖来安慰孔乙己迂腐却脆弱、敏感的心灵。这固然和孔乙己本身好喝懒做,偶尔的偷窃不良行为有关系,但文中的所有人对孔乙己都是嘲讽的,这里突出的表现了孔乙己所κ贝的底层民众对孔乙己这样的人是冷漠的,虽然作者的笔调始终是缓慢而平和的,没有激烈的争吵,辱骂,但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Γ从日常最平常的说话中窥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作者仅仅ü几个对话场景,在如此简练的语言中,就蕴含了如此丰厚的认识价值和感情,这是相当高超的叙事艺术?
文中的掌柜是精明的商人,作者对他的着墨并不多。“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6】掌柜和短衣帮的嘲笑是不一样的,他是为了引人发笑文学艺术论文,为了调节自己酒店的活泼热闹气氛而故意调侃孔乙己,这就让人更感人情冷漠和阴毒。掌柜对孔乙己的念念不忘也仅仅是“十九个钱”。当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时,掌柜一见面,没有对孔乙己惨状发出任何同情注意,而是急着追回那“十九个钱”,或者说掌柜即使看到了也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早知道孔乙己是被打断腿了的。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仍然同平常一样,掌柜急着要自己应该得的欠款,还有合理的地方,但面对只能用手走着来酒店的弱小者孔乙己,掌柜没有一丝的同情和不忍,仍然有意揭发孔乙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愉悦自己和麻木的众人,这就是掌柜对孔乙己的极度冷漠。这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掌柜的精神世界:冷漠、势利,精明。这也是构成孔乙己所处时代的世态炎凉的一部分。
作者能用如此简练语言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是因为抓住了人物最典型的特征,用最能突出人物精神且符合人物逻辑的语言来表现他们。
二、以笑写悲的氛围渲染
小说篇幅短小,不足三千字,“笑”字出现了12次。笑字是一个表情动词,形容人内心愉悦,但因为人类有其复杂的社会性,这个简单的表情动词并非只具有她本来的含义,如小说中出现的“哄笑”“取笑”,众人以揭穿孔乙己的伤疤而故意侮辱,取笑他,从而获得一种自我,这是极其不道德和残忍的行为,但作者正是通过“笑”,通过众人笑孔乙己的画面揭发孔乙己的迂腐和众人对孔乙己的冷漠,从笑中总结孔乙己悲惨的一生,从笑中阐发众人对弱者的冷漠和麻木,从笑中窥视中国旧时代社会的世情和人情的冷漠。“笑”是小说的整体气氛,我们读者也会被文章一开始的快活气氛所感染,“我”一个百无聊赖的酒店小伙计,就因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7】 就因为众人故意揭孔乙己的缺点、伤疤而引起孔乙己紧张焦虑、可笑无力的辩驳而引人发笑的场面,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是孤立无援的文学艺术论文,可怜的窘迫和众人的哄笑、欺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文中出现两次“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些做工的短衣帮在辛苦的体力劳动后,在热热地喝了酒休息中,需要一个供人玩笑的东西,来慰藉疲惫的精神,通过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获得自我满足感和。在看似快活、轻松、愉快的空气中,孔乙己没有笑,“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紧张着,争辩着,“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他凄惨着。孔乙己在快活的空气中是焦虑的,不安的。作者就通过孔乙己的几个面部表情的变化就揭示了孔乙己可怜的处境和众人不顾孔乙己感受肆意凌辱他的残忍和冷漠。“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一句叙事发展中承上启下的话,饱含作者浓浓的同情,一句话揭穿了孔乙己对于众人的作用,仅仅是众人调笑的精神工具而已。这句话相当的简洁,但背后蕴含的意义相当的丰富,用文章下来的故事发展来证明着这个真实的存在。即使面对折了腿的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的惨状,所有人向往常一样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最后孔乙己“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众人一直鉴赏着孔乙己的悲惨和弱小,不管孔乙己处境多么艰难,众人对他是从始至终的麻木和冷漠。孔乙己从“笑”中出场,也从“笑”中离开。作者就是通过“笑”来反衬孔乙己的悲,这样更加强烈地揭发了小说的悲剧主题,通过十二个“笑”简洁地勾勒了孔乙己的“惨”和众人的“快活”,从笑和惨的巨大反差中烘托作品的悲痛、沉郁的沧桑感。“《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薄凉”【8】正是此小说的主题,这深深地触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主题的阐发也正是通过作者异常丰富的言简义丰的叙事艺术完成的。
三、四个画面链接的叙事结构
《孔乙己》有13个自然段,文章的叙事结构异常简短,分别选取了孔乙己被嘲笑,孔乙己教伙计“茴”字,孔乙己给孩子散吃茴香豆,孔乙己折退后来酒店喝酒四个画面,作者就是通过这四个轻描淡写的画面,却刻画了有鲜明特征而真实的人物,也表达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以最少的事例刻画了孔乙己读书未中举的悲惨一生和可悲可叹的悲剧性格?
文中前三个自然段叙述了咸亨酒店的经营情况和“我”的经历文学艺术论文,为叙述孔乙己做好了背景铺垫。接下来叙述了孔乙己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面,孔乙己一道酒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孔乙己在这个世界里是被排挤的,没有真正溶入短衣帮的世界。短衣帮们故意戏谑着他的伤疤和痛苦。我们都知道文中的“我”小伙计是小说的叙述者作者正是通过“我”的叙述来完成故事的展开,但“我”是一个学识不高,地位低下的人,他的叙述却有条有理,有着强烈地读者意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很强的作者意识的,虽然本质上所有的小说的人物都是作家的一手创造。“我”选取的事例无疑是最能表现孔乙己性格和命运的。不但如此,甚至“我”的叙述顺序安排也异常的精巧,有着明显的精心安排痕迹。在孔乙己被嘲笑的画面中,前部分(第四段)写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偷窃行为,在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后半部分中是众人质疑孔乙己的读书能力,中间却插入一段孔乙己的背景描述,这是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心理而设置的,一般读者在读到孔乙己被嘲笑的场面时,会产生好奇心理,这个孔乙己为什么要偷书而不承认偷,被众人群起而攻之,所以作者就在这个大的场景中插入这一段,正好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而且这样安排也不会有突兀的不适感觉。不仅如此,也为读者能容易理解下文中众人嘲笑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原因。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精编,《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张秀枫选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第182页
【2】《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杂文全集,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第173页
【3】【4】【5】【6】【7】鲁迅小说全编,张秀枫选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第13页,第14页,第15页
作为非裔美国黑人作家的代表,莫里森深受黑人传统文化及欧美文化的双重影响。她曾多次谈论音乐的力量以及音乐对她作品的影响,并认为音乐是一种理想的艺术形式。无论从叙述手段或是思想内容而言,莫里森的不朽巨作《宠儿》处处渗透着她对爵士乐的自如运用和发展。
当黑人从非洲大陆被带到美洲的那一刻起,贫困奴役的生活长期压迫着背井离乡的黑人们。1865年,虽然黑奴获得自由,但他们的生活依然贫困潦倒,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自故土带来的音乐,他们自娱自乐,吟唱自己的劳动号子、赞美诗、圣歌。黑人民间音乐遇上欧洲古典音乐,融合当时的流行音乐,创造出爵士乐的雏形。
19世纪末,拉格泰姆(Ragtime)盛行。拉格泰姆,称为散拍乐,其主旋律数量不固定,演奏略带即兴。贫苦的生活使的拉格泰姆演奏者没有机会学习到正统专业的乐理知识,但通过对欧洲音乐的效法,他们又严格按照音符节拍进行演奏。循规蹈矩又即兴的演奏给聆听者以节奏起伏的震撼,蕴含其中的挣扎表露无遗。正如法国爵士乐研究专家吕西安·马尔松所述:“好像在欧洲,一些为养老院家庭舞会或者茶舞会的老小姐,苦于找不到顽皮的表达方法”(吕西安·马尔松, 2005:33)
布鲁斯(Blues)由人声叙述,配以乐器伴奏,使演奏者与听众间形成微妙的沟通和情感的共鸣文学艺术论文,其旋律忧伤缠绵,包含对世事的感伤和内心的痛苦,对生活与爱的向往和摆脱束缚的渴求。
“爵士音乐直接来源于布鲁斯,它的特征也与布鲁斯有联系。爵士乐演奏者用乐器模拟演唱者的歌喉,风格和悲伤的情调…鼓励演奏者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演奏者同时又是作曲家…便需要掺入演奏者的思想感情和演奏方式”(艾琳·索森,1983:420)爵士乐的曲谱仅有个轮廓,演奏者依据轮廓自由发挥。切分自由,演奏灵活,富于变化,激发了爵士乐自由开放的曲风。
一 格拉泰姆式的挣扎
1.爱而弑之
奴隶制下,奴隶及其子女都被归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黑人女奴更被视为可再生产的一种工具。奴隶主往往已扭曲甚至丧失人性,将女奴当成是泄欲和繁殖新奴隶的工具。他们掌握奴隶的生杀大权,可以将奴隶买卖出租,储存典当。在了无人性的奴隶制下孕育出的浓烈畸形的母爱成为小说《宠儿》的中心线,贯穿故事始终。奴隶制畸变原本伟大的母爱,使母亲不得不用杀死孩子的极端行为来保护子女免遭奴隶制的侵害。塞丝对奴隶制充满仇恨,但根深蒂固的奴隶制使她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为使孩子不被奴役,她唯一的办法是杀掉自己的孩子,将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上帝那儿。
杀死自己的婴孩有悖人伦,杀婴源于母爱更有悖常理。但发生在塞丝身上却可以理解。塞丝她深爱自己的孩子,没有孩子她就“无法呼吸”,她可以承受虐待毒打,却不能原谅学校老师的侄子抢走她的奶水。奶水是唯一能给孩子的爱,“除了我自己的孩子,谁也不能再得到我的奶水。”她对孩子的爱毋庸置疑,但就是母爱将她逼入两难的境地,没有孩子她“无法呼吸”,若孩子继续留在身边,他们又将经历她曾经的痛苦。她的“爱太浓烈”,她宁愿自己“无法呼吸”也要把孩子送往安全的地方。
2. 丹芙的矛盾情感
在塞丝逃跑途中,丹芙出生了。虽然过程惊险波折,但丹芙最终顺利活下并健康成长。但塞丝的弑婴行为使整个124号处于社会群体甚至是黑人群体的鄙视排斥中。外人的疏远加上塞丝的过度保护,使丹芙完全与外界隔离,“没有人跟我们说话。没有人来。男孩子不喜欢我,女孩子也不喜欢我”。在家中,怨恨的鬼魂吓跑了两个哥哥。自从哥哥逃跑后,祖母整天沉迷于色彩研究,母亲沉浸于对死去女儿的忏悔中。丹芙虽然在物质生活上衣食无忧,但在精神层面上,她却从未被真正的关怀。她被家人忽略,被外界孤立。无穷的孤独感使她将长期以来骚扰124号的鬼魂当作自己的唯一伙伴。这段一厢情愿的友谊看似诡异,但对于长期处在寂寞中的丹芙而言,那是唯一心灵的依靠。但是保罗·D来了,赶走了作乱的鬼魂,也赶跑了她孤独世界中唯一的伙伴文学艺术论文,他甚至将唯一还在乎她的母亲的注意力也转移了。被孤立的感觉使她将女孩宠儿当作另一精神寄托,她想要彻底得到宠儿所有的注意力。生平第一次,丹芙有了被需要、被重视的感觉。她将宠儿当作另一个自我。当她发现宠儿回归的唯一目标是塞丝,面对越来越虚弱的母亲,丹芙开始担心宠儿会杀死母亲。为了拯救母亲,她走出124号,向社区人求救,最终赶走宠儿。
塞丝畸变的母爱及丹芙和宠儿间矛盾的皈依,矛盾又成其自然,向读者展示了拉格泰姆式矛盾挣扎的风格。
二 布鲁斯的忧伤
1. 西克索的悲剧
西克索是《宠儿》中不甚起眼的人物,但他却是“甜蜜之家”男黑奴中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莫里森在《宠儿》中塑造的一个完美黑人的形象。莫里森形容他“靛青色的西克索长着火红的舌头”。靛青色是一种稳重沉静的色彩,让人联想到广阔深邃,但又不失孩童的天真。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西克索实在恰当不过,西克索知道料理食物;知道作为人类追求爱的权利,他历经千辛万苦,只为见他那“三十里地女人”一面,“为了让他的血统后继有人”,“西克索是唯一不因渴望塞丝而瘫痪的人”。
西克索曾是温柔沉静的,而且说英语。在其他黑奴都甘于生活在“甜蜜之家”服从加纳先生的统治时,西克索已经预知他们的未来不会美满,现在的生活只是五彩泡沫。西克索深思熟虑、知识丰富。他们的逃亡是由西克索设计的,因为在每次和“十三里地女人”的约会中,他清楚记下了“甜蜜之家”以外的地形路线。只有西克索敢于质疑并反驳“学校老师”“定义属于定义者,而不是被定义者”的观点,他无疑是一个善于雄辩、逻辑清晰的智者。
西克索的舌头是火红的。红色是《宠儿》中大量运用的一个色彩意向。红色之于不同人物拥有不同的含义,对于宠儿,红色是死亡、暴力和奴隶制的残酷、人性的血腥;对于保罗·D,是自由与勇气的想往;对于爱弥尔是希望与光明。对于西克索,火红的舌头包含了正负面的所有情感。早期的西克索,对未来充满渴望,他火红的舌头代表对自由的向往。逃亡失败被抓时,他放任自己疯狂,用火红的舌头唱歌大笑,西克索从不笑,“他平生只大笑过一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西克索没有坚持到最后,他最终仍被奴隶制摧毁。他不再说英语,这是对未来的绝望,亦是对英语这种白人语言的反抗。最终,他在大笑中被活活烧死。西克索微笑着迎接死亡,给人心酸悲伤的感觉。才为他自己乃至所有反抗非人性待遇的黑人保有了生的尊严。
2.贝比·萨格丝的含恨而终
贝比·萨格丝一共有八个儿子,虽然其他的孩子不是死了就是下落不明,但她还有最小的儿子黑尔陪伴在身边。相比其他女奴,贝比·萨格丝无疑是幸运的。加纳统治时代的奴隶们拥有相对稍宽裕的生活,甚至令黑尔可以出卖劳动力为贝比赎回自由身。
长期被奴役后突然获得自由,贝比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震撼了。获得自由的第一件事便是改掉自己的名字。对于她来说,这是自由意识的实际象征。不仅自己拥有自由的意识,她还想要将这种意识传递给社区的其他人。她成为一个不入教的传道师。她在“林间空地”布道文学艺术论文,号召黑人热爱自己,热爱自己的身体。
然而,亲眼目睹社区人的背叛与嫉妒,看着赛丝被迫杀死自己的女儿被警察带走而她却束手无策,贝比心中刚建立起的信念彻底崩溃。最终她选择封闭自己,玩味无法对她造成任何伤害的色彩打发时间。终其死去,贝比也没能摆脱心中的恨意,找回迷失的自我。
西克索从未笑过,唯一一次大笑,却是在死亡之时;贝比·萨格丝拥有自由与自我信念的权利,却被推进虚幻的色彩世界,含恨而终。对西克索和贝比而言,死亡不是结束而是解脱,是新的开始,但就是这样不正常的死亡,现实而悲哀,传承了布鲁斯哀伤的风格。
三 爵士乐的开放
1.开放的结局
小说最后一字虽已完结,但情节却似乎没有完结。作者留给读者一个全然开放的结局, 一个想象的空间:宠儿是否真的是塞丝的女儿;黑尔是否真的死去;塞丝最后是生是死,与保罗的发展又是如何。
宠儿的到来和离去都充满神秘感,她没有交代她从何而来,只说她从水里来,她的脖子“周长不足一个茶碟”,她的名字和塞丝为死去女儿墓碑上刻的名字一模一样。种种迹象显示她就是塞丝的女儿。推断是如此,但小说却又暗示她好像只是一个逃跑的女奴。关于黑尔,我们只知道他疯了,失踪了,脸上涂满牛油和酸酪,自己在嘴上勒着铁嚼子。我们甚至难以确定他是怎么疯的,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妻子被,还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作为奴隶的悲哀。他是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是已孤独的死去。
对塞丝和保罗·D,小说的最后一幕定格在贝比萨格斯的病床上,塞丝在等死,保罗·D努力劝说,希望她回到过去。保罗走出自己迷失的内心,编织着未来属于他们的美梦。但最终塞丝是否从宠儿离开的痛苦和杀死女儿的悔恨中走出来,并与保罗幸福的生活,都仍是未知数。
小说虽已完结,故事仍可持续,读者可以在反复阅读中寻找想要的答案。开放的结局,不同的读者心中自有不同的诠释。这就是爵士乐开放自由的体现。
2.最后的解放
贝比·萨格斯,塞丝,丹芙是美国黑人女性在认识自我,寻求自我,塑造自我旅程上的三代标志性形象。贝比开始产生自我意识,并期望通过传教的形式向其他黑人传递这一想法,但最终却在深受打击后崩溃文学艺术论文,预示了第一代黑人女性寻求自我意识的失败。
塞丝是个极富自尊的黑人女性。这或许可成为推动她寻求自我意识的内在特质。杀死宠儿后,她一直活在悔恨痛苦中,当宠儿到来之后,塞丝将已蠢蠢欲动的自我意识建立在宠儿身上。这是种危险的行为--自我意识怎能建立在她人身上。因此,当宠儿消失后,她好不容易才刚建立起的自我意识消失殆尽,第二代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寻求也以失败告终。
丹芙从未受过奴隶制的摧残,虽然孤独的环境造压抑了她对自我意识的认知。但长期的寂寞锻造了这个孤独小姑娘勇敢坚强的内在。因此,为了保护母亲,她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她的自我意识逐步累积。成功赶走宠儿,保护了母亲,她甚至还将去念大学,这昭示着第三代黑人女性的自我意识追求之路终于成功。
这种思想解放与开放的结局,体现了爵士乐自由开放的音乐特性。在成功地寻求自我意识变为可能之时,就是黑人女性甚至是整个黑人种族的民族意识得到解放之时。
爵士乐在非裔美国人心中的地位是崇高无可替代的。在深受爵士音乐特性的影响下,莫里森小说贯彻爵士乐发展三部曲的步调,从拉格泰姆挣扎矛盾性,到布鲁斯的悲伤基调,直至爵士乐的自由曲风,在《宠儿》小说中处处有所体现。《宠儿》的思想内容与黑人爵士乐发展历史的契合这一音乐特性,体现了莫里森对黑人传统文化的热爱,对黑人历史的缅怀,也让读者体会黑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莫里森正是通过爵士乐的特点,向族人呼吁热爱自己文化的同时,弘扬自己的历史文化的。
参考文献:
[1]MUSIC - Mendi + Keith Obadike[DB/OL]./blacknetart.com/Morrison.html,
[2]吕西安·马尔松.严璐,冯寿农译.《爵士乐简明史》[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5.4:33.
[3]艾琳·索森.袁华清译.《美国黑人音乐史》[M]. 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83.3:420.
[4]腾金秋.《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中的<宠儿>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7.
1. 引言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美国小说家。中学毕业后开始在《星报》做新闻记者工作。代表作有《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海明威被誉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并且是“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他的笔锋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
他的小说《老人与海》于1952年出版,它在美国,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此书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研究者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人类向自然挑战,尽管只能取得部分胜利,也会坚强斗争下去的代表作,他们欣赏老人坚强不屈,勇敢面对现实的精神。所以许多研究者在写评论这部小说时侧重写老人不屈的战斗精神。本文拟从生态批评角度解读《老人与海》中主人公圣地亚哥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老人与自然、动物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向大自然无尽的索要,导致了自己的悲剧。
2.生态批评理论
生态批评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在70年代初出版的《生存的戏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美国学者约瑟夫·密克尔提出“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在《爱荷华州评论》第9期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的试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am)这一概念,认为应该把生态以及和生态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此后。生态批评迅速发展,并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到90年代文学艺术论文,生态批评逐步成为了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显学。
3.从生态角度解读圣地亚哥的矛盾心理
3.1 圣地亚哥和大海
人类和自然是相互依存的,他们都处于地球这个大的生物圈内。生态系统的统一,显示了生态系统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海明威热爱大自然,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自然的含义比较广泛,在这一部分主要分析圣地亚哥和大自然中的大海,星星,月亮等事物的和谐相处。在《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中可以找到很多情节反映出主人公圣地亚哥和大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老人在出海前做了一个美梦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他梦到了在古老的非洲有美丽的沙滩,山川和狮子。通过老人的梦,我们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想要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当圣地亚哥出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大海和蓝天组合而成的美丽而又和谐的世界。他多次说自己和星星就像是兄弟一样,会根据太阳,月亮和大海的情况调整自己的睡眠时间。
在晚上,月亮和星星变成了圣地亚哥的向导,告诉他方向和天气状况。比如:“东边的天空乌云密布,星星一个个都消失了。就好像他进入了一个峡谷,狂风即将到来,他就会知道未来三四天将是坏天气。”(Hemingway, 70).
圣地亚哥非常珍视,热爱,敬畏大海。别的渔夫总是把大海当做一个给他们提供物质需求的工具,但是圣地亚哥总是把大海当做一个女人:如果她开始狂野或者摧毁东西,那是因为她自己也无能为力。大海不仅孕育了各种各样的鱼,海鸟,同样也孕育了渔夫,包括圣地亚哥。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海的相处了平等而友好的。
3.2圣地亚哥和动物
在《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中,作者海明威详述了圣地亚哥和各种自然界动物和谐相处的画面,所以我们把这一部分单独列出来分析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一部分主要分析圣地亚哥和除了马林鱼之外的其他动物和谐相处的画面,因为马林鱼的特殊性,我们会在下一部分单独分析。
圣地亚哥觉得人类和非人类的的生命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在他的眼里,飞鱼,乌龟,海豚,以及海鸟都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在出海的时候,老人自言自语地表达了对各种动物的喜爱。他面对大海时对鱼说话,面对天空时对鸟儿说话。尽管圣地亚哥出海是为了打渔,但是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各种生物的喜爱之情。
自然界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可以使老人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驱赶掉他内心的失落,从而使他敞开心怀欣赏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他非常喜欢乌龟,同时又对乌龟充满的同情。因为无情的渔夫在开心地捕到乌龟之后,会在真正杀死乌龟之前,欣赏数小时乌龟的心跳状况。但是圣地亚哥在想:“我也有一颗肮脏的心,因为我的胳膊和腿和他们一样”(Hemingway, 35)。只有当一个人神圣地看待所有的生命(包括人类的生命和非人类的生命),那他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圣地亚哥认为乌龟也有痛苦的经历,但是它有权利活下去。而且乌龟也像人类一样有自己的尊严。
在孤独的夜晚,老人把他身边的生物都看作是自己的同伴,因为他身边没有人类的作自己的同伴。观察它们的动作文学艺术论文,听它们唱歌是老人在孤独的夜晚唯一可以做的事情。飞鸟啄食死尸的声音把老人带进声音的世界。所以老人把飞鸟当做自己不可缺少的朋友。处于生物世界的动物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语言。圣地亚哥不仅在人世间找到了自己忠实的好朋友马诺林,而且可以和海边的动物朋友交流。当老人和这些动物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而他和动物们的相处也是非常和谐的。
3.3 圣地亚哥和马林鱼
圣地亚哥把其他的动物都当做朋友和兄弟,但是对待马林鱼却不是这样。在海上捕鱼的时候,老人没有捕到一条鱼,因为鱼变得越老越少。这也就暗示着向自然掠夺的人类已经开始受到自然的报复了。(陈静怡,45)老人长时间捕不到鱼,突然捕到一条大鱼。所以这是他的矛盾心理就出现了,一方面他很尊敬,热爱这条大鱼。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但是老人的个性是勇敢,坚强,乐观的,他不会让任何事情打败自己,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为了证明自己,一定要把马林鱼打败,并把它带回家。从下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人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
首先他对马林鱼非常欣赏,他把这条鱼当做朋友,兄弟论文参考文献格式。而且对它充满了尊重和爱意。他说:“鱼,我非常爱你,尊重你,但是我必须杀死你。”(Hemingway,74) 老人在想:鱼,你是要杀死我。但是你有这个权利,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比你更强大,英俊,冷静,高贵的对手,兄弟,过来,杀死我吧,我不在乎是被谁杀死了。(Hemingway,75).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出,老人的心理是非常矛盾,作为朋友,他很欣赏这条大鱼,但是作为对手,他必须要把这条大鱼杀死,不管这有多么的困难。他不想做一个失败的渔夫,他想捕到鱼,回报小孩马诺林,赢得别的渔夫的尊重,活着有尊严。为了证明自己,他必须无情地将大鱼杀死。但是违反了自然界得规律,所以他得到了自然界对他的报复。在圣地亚哥打败大鱼之后,被好几条鲨鱼追赶,最终鲨鱼吃掉了鱼肉,留给老人的是一副巨大的鱼骨架。
面对失败文学艺术论文,圣地亚哥说:“我出海太远了,我毁了我们两个。当一个人走得太远的话,他就破坏了自己的幸运。” (Hemingway,113). 圣地亚哥觉得自己的失误是出海太远了,打破了人们从未到过的地方的宁静。他想证明自己的力量和勇气,所以杀死了马林鱼。但是他出海太远了,本身就是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和宁静,所以鲨鱼的出现就预示了自然界的报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圣地亚哥的矛盾心理一直存在着。在海面上捕鱼的时候,他和大自然是和平相处的,但是遇到马林鱼之后,他就使出全身解数杀掉了它。事实上,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给我们教训,人和动物必须和谐相处,人类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保持自然界的平衡,不能破坏这种平衡,否则一定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
4. 结尾
随着现代化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保护环境刻不容缓。本文从生态批评视角解析《老人与海》中主人公圣地亚哥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老人与大海、动物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向大自然无尽的索要,导致了自己的悲剧。本论文结合当代的生态环境进行研究,警惕当代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顾及大自然的承受力,寻找一条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
参考文献
[1]Abrams. M.H. (2005). A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Hemmingway Ernest. (1967). TheHemingway Read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
愚人形象经常会出现在小说当中,但是他们都如同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只是一个充当调剂品的配角。然而,有三位作家他们各自的作品中都将愚人视为主角。他们分别是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余华《我没有自己名字》中的来发,以及1978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美国作家辛格《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在这三位愚人形象的背后折射出了作家不同的理念、心态以及价值体系。
一、彷徨中的启蒙意识
《阿Q正传》起初试图解答的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背负沉重文化传统包袱的国度进行社会变革。鲁迅刚开始还是会有一种“疗伤”的热情的,但是这种热情逐渐被越来越浓的悲凉所掩盖,笔调变得严肃、沉重。在他看来,未庄这样普通的中国村落,阿Q这样寻常的底层群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人必然是生活在具体文化中的人,像卢梭所设想的‘高贵的野蛮人’对鲁迅来说不啻天方夜谭”。[1]
在第四章中讲到了阿Q对小尼姑的调戏,他感受到了别样的感觉。他自觉的用礼教来压制自己的欲望,可却怎么也压不住便对女人愤慨起来。在这里,鲁迅忍不住替阿Q发起议论来,说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的,可惜被女人毁掉了。连阿Q这样的文盲,也不自觉地成为礼教的牺牲品,可见礼教传统已沉淀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血液中去了。鲁迅的深刻正在于写出文化传统、礼教规范这些东西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人的强大影响,他不是进行抽象的学理探讨,而是针对现实生活做出真正的思索。鲁迅以犀利的视角深入国民性的内部,找到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一精神法宝如一巨大的黑洞吞噬了革命成果。“精神胜利法”意味着无论如何失败、被欺骗甚至被杀害文学艺术论文,总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伟大。丢了洋钱,阿Q说是儿子拿去了,但还是忽忽不乐,毕竟是实在的物质损失。怎么办?阿Q打了自己两个大嘴巴,“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刺刺的,—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2]这种通过贬低自己获得满足,自轻自贱的状况,如何进行真正的革命?所以,鲁迅写阿Q对革命并无真正的理解,到最后,阿Q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可见,在这样的中国进行真正的革命和启蒙谈何容易!而且所谓的革命者,只不过从长袍换了长衫而已,对于阿Q跪下去,那位长衫人物就鄙夷地说是“奴隶性”,殊不知自己正是权势和传统的屠刀,在屠戮阿Q这样的弱者。
《阿Q正传》揭示了启蒙的重要性,鲁迅看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变,国民性不变,真正的革命是不可能进行的。鲁迅之所以塑造阿Q这一愚人形象,就是要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影响之大和启蒙之艰难。鲁迅深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绪。他既不同意长衫人物对阿Q的鄙夷,又反对对阿Q的赞赏。对阿Q的不幸遭遇,鲁迅深表同情;对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却日日寻出赞美的奴才性,鲁迅更是深恶痛绝。这种复杂情绪也是鲁迅对启蒙之艰难的描述,也充分暴露了鲁迅面对启蒙的彷徨心态期刊网。
二、感同身受的人道意识
1995年当代作家余华发表了小说《我没有自己名字》,他说“这时候我三十五岁了,我发现自己比过去更容易流泪更容易被感动”。[1]这部作品使用第一人称,讲述者就是傻子来发,一个不被人记住的愚人。
来发生活在一个小镇上,母亲难产而死,他从小弱智念了三年书也不识一个字,二十多岁的时候父亲也死了,他以挑煤为生。全镇的人都嘲笑他,争着做他的“爹”。大家认为他只是一个供人取笑的傻子,不应该有名字,只有药铺的陈先生知道来发的名字。当陈先生喊他的名字时,他的整个身心都在颤动,说明在来发的心中是渴望被尊重的。再后来文学艺术论文,镇上的闲人给他说了个“女人”—一条瘦瘦的小母狗。傻子真的对这条小狗好,给它吃的,和它说话,狗,于是成了傻子的“伴儿”,两个一起坐在稻草上咔咔地咬糖果,很快活。没想到镇上的翘鼻子许阿三等人早对这条越来越肥的母狗垂涎三尺了,他们舔着口水说:“到下雪的时候,把它宰了……”傻子记住了他们的话,就去问陈先生什么时候下雪,陈先生说还早呢,现在还穿汗衫,等穿棉袄的时候才会下雪。傻子就放心了,因为还没穿上棉袄,所以狗就没事。没成想,还没等下雪,翘鼻子许阿三他们就要打狗吃肉了。结果狗钻到床底下就是不出来。他们就叫来发这条“公狗”帮忙喊出母狗来。但来发不干。陈先生在一边说话了,他说:“你们要他帮忙,得叫他真的名字,这么乱叫乱骂的,他肯定不会帮忙,说他是傻子,他有时候还真不傻。”[2]但是大家不知道傻子的名字,只有陈先生一个人知道,说他叫“来发”。许阿三就来搂住傻子的肩膀套近乎说:“来发,你我是老朋友了……来发,去把狗叫出来……来发,你只要到床边上……来发,你只要轻轻叫一声……、来发,你只要‘喂’的叫上一声……来发,就看你了。”[3]听到这些话,傻子心里咚咚跳了起来,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亲热地叫他这么多遍名字。结果傻子就真去对那条狗“喂”了一声把它喊出来了。狗一出来就被套上绳子给吊死了。晚上傻子坐在过去狗睡觉的稻草上,一个人想来想去好久—他对自己说“以后谁来叫我来发,我都不答应了”。
同样是写愚人形象,余华的视角已然不同于鲁迅。鲁迅是借阿Q的形象来抨击以礼教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和以精神胜利法为主的国民性。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表明了他对启蒙的热情。而余华写的来发已不是哀和怒的视角,而是站在和傻子来发同样的视角来批判众人,这里既包括许阿三这样的下层群众,也包括陈先生这样文质彬彬的先生。陈先生扮演者启蒙者的角色,他提醒众人喊来发的真名,尊重来发。却成了这场残酷杀戮游戏的帮凶。来发心中最后一点的光和热情被浇熄了。
余华在这篇《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说的主题其实是文明的残酷。命名的举动不单在,任何一种文明说到底都是命名文学艺术论文,但和命名伴随的不只有文明和人道,可能也有智力的傲慢和道德的说教。聪明人许三以智力的傲慢凌辱傻子,好人陈先生以道德的说教来出卖傻子,最后文明牺牲掉无数个活生生没有名字的弱势个体,这种残酷首先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给予傻子的,而是作为文明本身和人性本身的内在残酷给予的。从傻子的角度看聪明人和道德人的文明,只不过是剥夺掉傻子内心最后那点光热的凶手。“以后谁叫我来发,我都不会答应了”。文明中没有傻子的位置,因为人性的残酷把文明也变成了残酷。这和《阿Q正传》有相通的地方,比如人性中对弱者的残酷蹂躏;但又存在着不同,那就是《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揭示的不单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而是整个文明的问题,不但是国民性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余华早就没有了启蒙的热情,而是对人类的文明发出了质疑。而这文明也使人越来越残酷。不管革命前还是革命后,每个文明都会有智力的傲慢和道德的说教,都会划分出等级,弱者大都会成为文明的牺牲品。
三、悲悯的信仰意识
同样是写傻子的形象,鲁迅的阿Q让人感觉哀伤愤怒,余华的来发让人感觉无奈悲凉,而唯有辛格笔下的吉姆佩尔让人忘记了忧伤充斥着温暖。前两部作品有着触手可及的黯然与虚无,而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使人从人性的压力中释放出来,这彰显了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
犹太傻子吉姆佩尔是一个犹太小镇上的面包师。他自幼父母双亡,诚实、质朴却饱受镇上人的捉弄和欺辱。镇上人合谋逼迫他娶艾尔卡为妻。艾尔卡生性放荡,相貌平庸,而且还带着个私生子生活,境况窘迫。对此,吉姆佩尔深有了解。起初他断然拒绝人们的胁迫,声称“我永远不会娶那个”,但是没过多久就改变了主意,在人们的嘲笑声中和艾尔卡举行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婚礼。“这对我是个倒霉的时刻,可我怎么办呢,难道从婚礼的华盖之下逃走吗?”婚后,艾尔卡依旧和镇上的许多男人明来暗往苟且。20年中,她共生下了六个孩子,可是父亲都不是吉姆佩尔。尽管如此,吉姆佩尔并没有因此离弃她,而是辛辛苦苦地挣钱养家,对待六个私生子也像亲生子女一般疼爱。吉姆佩尔为什么要自取其辱,甘愿沦为他人的笑柄呢?他真是傻吗?其实他所思考的,所做的,很多自以为聪明智慧的人未必做得出来期刊网。他其实是知道别人在欺骗他,但他不愿拆穿,他宁愿给自己找一个爱别人的理由。他用自己的精神超越了加给他伤害的世界,这种精神力量来自他的信仰,拉比的话给了他勇气“当一辈子傻瓜也比做一小时恶人强。你不是傻瓜。他们才是傻瓜哩。凡是令其邻舍感到羞耻的人,自己就睡失去天堂。”[1]当外界都否定他,他还有一方与外界实施不同的价值观,是内心不被外界伤害。
在辛格看来,人们是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存活,是因为有爱和宽恕。这种价值不在这个世界而是在信仰世界中得到尊重。这正是《圣经》提供给辛格的精神资源。就因为世界伤害了你,你就要把这种伤害转嫁给别人吗?像阿Q一样样伤害比他更加弱小的尼姑吗?当吉姆佩尔想通过在面包桶里撒尿报复全镇人时,艾尔卡在梦中的话是他惊醒,他选择在欺骗中相信,在伤害中宽恕。作者正是借着这样一种形象,来揭示宽恕和悲悯的重要。而宽恕和悲悯来自信仰,来自“对彼岸世界的信仰,也来自对人性的悲悯”。[2]艾尔卡死后收到了地狱般的煎熬,她在吉尔佩尔的梦中对他进行了忏悔“因为我是虚伪的,难道一切都是虚伪的吗?我骗来骗去,结果还是骗了自己。我正在为这一切受煎熬。”[3]吉尔佩尔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决心永不报复世界和世人,选择选择宽恕行善文学艺术论文,因为还有来世和永恒。如若他在日常生活的残酷中选择报复世界,他就把自己的心变成地狱。
四、不同视角的背后
《阿Q正传》满怀启蒙的激情去思考如何能改变阿Q般的国民性,如何通过革命得到一种有价值有尊严的生活。《我没有自己名字》丧失了前者启蒙的激情,流露出的是一种反文明的感同身受情怀,回归人的自然情感,通过一个傻子“凉心”过程关注如何改变文明对弱者的残酷,并呼唤对弱者的尊重,对那些没有自己名字者的尊重。但这“往往落入反智情怀和反文明的情绪中,一不小心就会被道家同化,自然情怀变为石头情怀”。[4]《傻瓜吉姆佩尔》更不同于来发心凉的过程,而是写愚人吉姆佩尔如何经历了内心的朝圣之旅,最终成为“圣愚”。
到底是通过革命拯救人性,还是通过与文明决裂维护自然人性,还是虔诚的期待神圣?中国的两位作家作品中透露着无奈甚至是凄凉,鲁迅写出了无可救药的愚蠢,余华写出了自以为的残酷与冷漠。辛格的作品无疑是写出了一种圣愚精神,它所探讨的是深处一个处处受欺骗和伤害的世界里。如何才能有价值有信仰的活下去,既然个人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先改变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探究辛格所表达的圣愚精神表现在基督教信仰的耶稣身上,圣子被钉十字架是最骇人听闻的蠢行,《圣经》却把一处看似荒谬的悲剧转化为神圣的喜剧,“因为十字架上的真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1]因此在具有信仰传统的辛格看来,吉姆佩尔是一种神圣的愚蠢,而非一种愚蠢的神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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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6-0065-02
在当今话语转型的大环境中,作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文学的人民性依然没有淡出理论研究的视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的当下思考和讨论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同时,频繁更新的社会现实及文学现象之下,对人民性的理解一反其宏观群体价值定位,而趋向于对民本、边缘等个体价值的发现和强调,甚至由此过渡到将文学的人民性直接等同于文学形式层面的边缘性。文学的人民性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和审美尺度,在我国曾一度遭受冷遇乃至被否定,给批判继承文学遗产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损失。现在,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阶级关系和时代特点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的概念和社会的任务都有了新的内涵。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论证文学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文学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文学的人民性”这个特定概念是用来说明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从这个概念质的规定性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的生命力应该是永恒的,它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人民性就是最大的善,就是文学道德最主体的内涵。因此,文学是不可能超越人民性道德的。当文学的人民性普遍丧失并形成危机的时候,能够救助这种危机并成为文学重建之重要一维的便只有人民性。
高尔基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人民的良心。”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民众说话,反映民众的要求和意愿,反映民生疾苦。如同雨果、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这些伟大作家一样,他们作品中的人民性也相当鲜明。
人民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俄国文学辞典里,还可译作国民性、民族性或群众性。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认为:人民性产生于18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流派之中,19世纪俄国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指出,民族生活不是统一的,它有民众的生活和“有教养的社会”的生活,即贵族的生活两种;而文学必须表现人民的生活,首先要描写农民的命运;文学的人民性在于无情地批判统治阶级,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于真实而深刻地描写现实生活。很明显,进步作家理解和认同的人民性是针对当时文学中的贵族性而提出来的。
在别林斯基率先使用之后,后来的许多俄罗斯理论家都谈论过这个概念。乌宾斯基在《土地的威力》中说,作家尤其是“人民知识分子”不应该迷恋和纵容那种“动物界和丛林界中信奉的真理”,而是应该把“上帝的真理带到民间去”,“他们扶起被无情的大自然抛弃、孤苦伶仃听任命运摆布的弱者。他们帮助,而且总是以实际行动帮助人们抵抗动物界真理的过份凶残的进逼”。文学艺术的人民性是文学艺术和它的创造者和人民的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从作品的角度来说,人民性就是要表现人民的心理、人民的希望与期待,也就是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人民性就是创作主体的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同情人民大众,表现人民大众的情感、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学历史的大国。早在《诗经》年代,文学就有着采民风、观得失的功能。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一直有着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传统。即使在“五四”中,仍然涌现出了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一批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关注民生,都有着一种浓厚的人文精神。哪怕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坛在春风频吹下逐渐解冻,无论是被冠以“朦胧诗”的“崛起的诗群”,还是以知青题材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几乎都是以反映现实、对现实加以反思而得以震动文坛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改革开放,最初便是以现实主义的旗帜撞破坚冰、打开通道的。港澳等地甚至把《伤痕》、《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以及一大批知青文学称为“新现实主义”文学。
这里需要强调一个问题,在张扬现代中国文学人民性精神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一种伪人民性有所分别。它们以人民的身份出现,而在所指层面,是极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和与这种政治概念共生的权威性“超人”。在一种貌似雄壮的抒情大合唱中,所宣扬的人民性因为附和时代共鸣的需要而蒙上了一层虚伪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掩盖、抹杀了“我为人民鼓与呼”的正义声音而企图制造出一派处处莺歌燕舞的盛世景象。被置换了内涵的人民性是我们当下重倡人民性精神应该警惕的。
人民性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道德理想。人民性包含着深厚的对于黎庶的真实关切,一个真正的人民知识分子,对于人民的生活理所当然地应该采取“介入”的态度。
今天,我们倡导文学的人民性,并非对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和瞬时的感性冲动,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所指,是文学重新归属大地为人类植根而努力的一个向度。作为当下文学危机中使知识分子重拾道德理想的出发点,人民性是危机中重建的重要一维。文学应该是创作者和他的文本世界对于外在世界的张望,是对于他人(也可能是对立的)基于人性意义的关爱,是对自己的也是对他人的生存权利的尊重。它在表现的过程中可能是情绪化的,但却出于一种人文的理性。它不是一种用来规范所有人的道德模式,但却是当下知识分子为抵御政治权力和经济的合谋侵害所提出的一个最切实的话语命题。尽管在它面对现实时,仍不免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
文学对人民性的守护不是要文艺升入天堂,而是植根于大地的归属性,以我们精神的饱满丰富,带着神圣价值和审美尺度,重新返回现实中充满着苦难、欢乐、艰辛、痛苦、智慧、不幸和偶然纷争的大地。文学重新立足于大地,浸透于生活之中,这才是文学真正的精神肉身,才是灵魂的栖息地,它守护着美、善和真理,启示着永恒的奥秘和神圣。因对信念、信仰的守护,文学因理想之光的普照而从世俗中提升出来,生命由此而获得一种充实,作家和作品也因此获得尊荣和高贵!
文学对人民性精神的守护就是守护一种信念、理想和信仰。
文艺的人民性理论是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遭遇新的挑战,并在实践推动下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近年来,我们的文艺在同人民的奋斗一道前进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脱离人民的不良倾向。对这些不良倾向,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人民性是一切革命文艺、进步文艺的显著特征,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本文提出人民范畴的广大性和革命性是文艺人民性理论的一个根本论点,仅是一孔之见,供研究人民性理论的方家批评和参考。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人民性理论,以坚持人民性、高扬人民性,努力促进我们的文艺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参考文献]
[1]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2]莫•谢米沃斯基.反对错误地解释文学的人民性问题[C].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4.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