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投资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农业投资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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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1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如果将政府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情况联系起来，并使用逐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发现，自1978年以来，无论是农业GDP还是农业增加值，其总的趋势也是增长的，虽然个别年度间存在着波动。尤其在近期，这两个指标的增速开始加快，增幅明显。(均以当年价格计算，未转换为可比价格)。将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及政府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画在一张图上，如图1所示[4]。

图1（）略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增长曲线比较陡峭，证明增速很快。农业GDP、农业增加值也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即先缓慢、平稳增长，后急速增长。如果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计算出来，发现后者较低，见表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达到了10％。(当然，我们这里所说政府农业投资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在我国，虽然财政的总体实力有限，财政支农支出仅占农业GDP的5％～6％，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近10年来，大体在8％～10％之间。建国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1950年为27.4亿元(当年价格，后同)，1960年增长到90.52亿元，1970年曾降到49.4亿元，1980年为149.95亿元，1990年增长到307.84亿元，1998年已达1147亿元(这一年的数字包括当年增发国债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1978～1998年间财政支农投入年平均增幅达到11.4％[5]。所以，从投资规模上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资逐年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国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的我国农业GDP和农业财政投资的变动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假定两者间存在一元线性关系，以农业GDP为因变量(用Y表示)，政府农业财政投资为自变量(用X表示)，在有限观测数据下进行拟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决系数R[2]=0.87，调整可决系数为R[2]=0.86，F值为124.95，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检验通过，拟合程度较好。该模型说明，每增加1亿元的财政农业投资，我国的农业总产值就会增加17.71亿元。可见，增加政府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土地、技术、制度等)在农业增长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相同，本文暂不讨论。

1.3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与地方农业增长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情况，由于我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实行分税制，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投资的数额、方向、结构、目标与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财政农业投资中，很多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配套，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地方财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农业投资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投资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经成为各地区间农业增长差距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呢？这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这里我们仅仅选用两个省份进行对比，即选用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与一般省份河南省为研究对象来观察政府投资与当地农业增长的关系，以及地方农业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显然，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差距的原因不仅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暂不述及)。

1.3.1地区农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各省农业增长与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选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数据，江苏省数据来源于《2002年江苏统计年鉴》(电子版)[6]，河南省数据来自《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7])，发现无论是发达省份还是一般省份，其农业增长和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的变动趋势一致，即先缓慢增长，后快速增长。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苏省农业GDP，X[，j]表示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Y[，h]表示河南省农业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资，设定模型y=a+bx+ε，ε为随机扰动项，在有限观测值条件下可分别得到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拟合模型：

江苏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调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该模型表明，江苏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可得到39.84亿元的农业GDP增长。

河南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调整后的R[2]=0.95，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此模型的经济含义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则可以产生72.75亿元的农业GDP增长。两个省份的政府农业投资对农业的增长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不过两省的投资力度不同，农业GDP的增长幅度也不同。见图2：

图2（略）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一部分数据经过计算整理。

1.3.2地区差距与政府农业投资的关系

除个别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均大于河南省农业政府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两省的农业GDP变化是否呈现出同样的差距呢？为了消除两省间由于巨大的农业人口差额而形成的误差，在这里选用农业人口人均农业GDP进行比较。从图中结果很容易地看出，两省在农业增长方面的差距竟然与两省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差距变动很一致。可见政府农业投资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充分条件，也成为地区农业增长差距产生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状况，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差距继续发散而形不成收敛的态势。

2.中国农业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变动与农业增长

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但表现在数量规模上，也表现在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上。所谓的投资方向和结构指投资的资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资项目构成。我国农业投资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其他费用这几部分构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以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进投入与产出的质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资形成的农业科研成果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农业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并通过农业事业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扩大农户生产及交易的规模，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农业产出[8](39)。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降低，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长，90年代后期有所趋缓，进入2000年后又开始增长，并占据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比重[9]。见表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81页，计算整理

表3中，由于资料所限，项目的分类比较粗，比如未能将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与事业费分开，基建支出也很粗略，这与我国农业投资方面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按本文开头所定义的农业支出中口径来计算和划分的。上表也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显，即农业投资中的主体部分投向了农业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这几项所占比重超过了按这一口径计算的90％，投向农业科技(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只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项目很少。农业基本建设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设。有观点认为，不同的投资项目对农业增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国6个农区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与3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10]，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具有明显的正效应；钱克明[11]研究了农业产值增长与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农牧户自身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投入的边际回报率最高，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次之，农牧户自身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低。李焕彰、钱忠好的一项研究结果[8](40)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而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为：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比重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项费比重最低。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与投资结构效应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效应小的投资过多，效应大的反而投资过少。

3.简短结论

在我国农业投资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和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农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农业在某些方面的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对农业进行投资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与国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虽然纵向比较中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投资结构与方向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差异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响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共财政方面应该做到：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需要确定农业事业费支出，保持原有规模不变甚至有所压缩；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构建促进地方政府投资农业的动力机制，以避免地区差距拉大。总的原则是不但要加强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规模，还要优化投资结构。

【参考文献】

[1]罗剑朝.中国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增长方式与监督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8-20.

[2]李芝兰.我国农业增长中的政府投资影响[J].财经科学，2006，3：75-79.

[3]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16.

[4]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81-98.

[5]张元红.财政政策与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J].中国农村观察，2000，4：2-9.

[6]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M]内部出版物，2003：55，171.

[7]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EB/OL]./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

[8]李焕彰，钱忠好.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8：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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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策略

（一）韩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以工补农”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农业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现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完善灌溉系统、更新农业机械、采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设备；同时还加强农业科技、良种、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及对农民的职业教育。这是“新村运动”的核心内容。

虽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主要由农民进行，但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政府不仅是发动者、引导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据统计，政府每年的资助额占总投资额的比重一般都超过20%，最高年份可达59.2%。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印度政府推动的农业公共产品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两个方面；投入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产品种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保证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有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业职业教育等。

在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中，印度政府从三条途径来筹集建设资金：增加计划投资，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计划投资都占相当比重，如“一五”计划农业投资占计划总投资的18%，而工业仅占8%；“二五”计划农业为25%；“三五”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计划中从未低于20%。实行投入物补贴，印度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农业投入补贴占相当大比重。提供贷款保证，农业贷款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发展信贷机构，扩大信贷额。印度的农业筹资和开发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国农业投资，发放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

（三）巴西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1.仓储设施。在巴西，仓储按属性可分为三类：官方（联邦、州、市）、合作社和个人。联邦仓储设施由联邦出资建设，主要用于常规储备和储存按政府最低保证价格收购的农产品，其目的在于保护农业生产者，特别是中小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同时利用政府的储备在淡季时调节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合作社和个人仓储设备建设的资金主要靠补贴性农业信贷和自筹，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农业季节差提高经济效益。目前，巴西仓储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其收获后的损失率仅为5%，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资源丰富，河流纵横，降雨量丰富，但灌溉业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东北部百万公顷灌溉计划，五年内投资35亿美元，其中40%由联邦政府出资，60%由私人或国际金融机构资助。

3.农业科研与农业技术推广。巴西最重要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是归属农业部的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1973年农业部将农牧业科研局改为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大力培养农业科研队伍，到1985年就培养了2200名高级农业技术人才。农牧业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偿转让的方式出售，并由技术推广公司负责推广；巴西农牧业技术推广公司主要负责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同时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机构，加强对合作社、中小农业生产者的技术支持。

对改善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启示

（一）改变我国“城乡二元”、“产业不均”的公共品投资现状

1953-1955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不断修订中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至此开始，公共产品的投资就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轻农”的不均衡状态。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今天，应借鉴日本工农业良性互动发展及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改变我国公共产品投资的倾斜战略，加大政府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走“以工补农”的新路。

（二）实现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的多元化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投资收益不易、投资回收期较长。因此，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应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然而，政府投资可以采取直接投资还可以采取间接投资，如政府通过参股、控股、经营权转让等不同的投资方式提高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效率；同时，农业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进行，政府加以引导、规范界定产权等，使得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外国资本等积极投身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在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个典型，另外，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公共产品。

（三）优化投资结构

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要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分阶段有层次的进行。如美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从生产领域逐渐转入流通领域；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从“米价支持政策”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再到环境保护；印度、巴西分不同阶段对不同公共产品的投资。现阶段，我国农业公共产品投资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因此，进入WTO后，我国要在保持以农田基础设施体系为内容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科研、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教育以及农业制度性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加大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改善投资的外部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及投资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环境。如对于产权的界定、补贴的标准等都要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等加以规范；地方政府对于外界投资、外商投资等要有优惠的招商条件；同时对于破坏投资的违法乱纪行为要有规范并得到切实执行的措施。只有这样，农业公共产品的建设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朝菜，傅志华.“三农问题”：财税政策与国际经验借鉴[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速水佑次郎.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赵红.国外农业财政政策的考察与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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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研究方法的选取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影响农业投资环境的因素。农业投资环境的优劣体现在很多方面，有的体现在光热条件、水土水文、基础设施等方面，有的表现在投资政策、市场发育程度、居民收入等方面。本文将影响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环境的因素分为两类，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投资“硬环境”主要涉及土地资源、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投资“软环境”主要涉及政治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由于是在一个国家宏观管理的大背景下评价不同州、市的农业投资环境，可以认为政治法律环境同质，因此“软环境”只考虑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两个要素。2．指标的选择。由于反映“硬环境“和“软环境”所涉及到的土地资源、交通运输、通讯设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具体指标较多，以及鉴于哈萨克斯坦地区数据获取的可得性，本文根据德尔菲法选择了13个指标来反映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的农业投资环境。选取的指标有农作物种植面积M1(土地资源)、货运量M2(交通运输)、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M3、互联网渗透率M4(通讯设施);国内生产总值M5、人均GDPM6(经济发展)、农业产值M7、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M8(农业发展水平)、高等院校数量M9、科研机构数量M10(教育科技水平)、居民月平均收入M11、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M12、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量M13(居民生活水平)

(二)因子分析方法

1．因子分析的思想。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法可以减少变量的数据，指标的综合性强，可以突出主要的因素，且该方法主要适用于对多个区域的比较分析。2．因子分析的具体步骤。首先，确定待分析的原始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主轴因子法、极大似然法等构造因子变量;最后利用回归法、贝叶斯法等方法计算因子得分。使用该方法得到的因子得分是有偏的，但计算结果误差较小。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确定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为样本，研究其农业投资环境。指标数据均来自2010年哈萨克斯坦地区统计年鉴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署。由于各个指标均为定量指标，并且大部门指标均有不同的计量单位或形式，为了统一综合评价尺度，需要将各种不同计量单位和形式转化为无量纲形式。通常无量纲化的方法主要有线性归一法、指数化转换法、标准化转换法等(周丽娟、许敏，2007)。本研究拟采用线性归一法来进行无量纲化，从而实现各指标标准化。

(二)实证分析过程

1．统计量的检验。表1给出了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其中，KMO值为0．521，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取值小于0．6，不太适合因子分析。而Bartlett球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KMO的假设，适合进行因子分析。2．公因子的提取。根据因子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统计软件SPSS17．0计算出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以及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按照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提取4个公共因子，这4个因子作为公共因子已经对大多数数据给出了充分概括，损失只有8．932%(见表2)。3．因子命名。表3是由最大方差旋转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由于第一个因子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数量、互联网渗透率、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量、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和国内生产总值这7个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社会服务设施(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因此命名为社会服务因子。第二个因子在农作物种植面积、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以及农业产值这3个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命名为农业发展因子。第三个因子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月平均收入这2个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2个指标直接与经济发展相关，因此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第四个因子在货运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设计到交通运输环节，因此命名为交通运输因子(详见表4)。4．各因子得分。根据4个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运用回归方法得出4个主因子的得分，并依据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的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加权得到各州、市的总得分(见表5)。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社会服务环境分析。在社会服务因子上，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这两个直辖市得分分别为1.0455和0.4870，阿拉木图市得分最高，远远高于其他州，说明阿拉木图市和阿斯塔纳市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要远远好于其他14个州，尤其是阿拉木图市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最优;其次，科斯塔奈州、卡拉干达州、阿克莫拉州、北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东哈萨克斯坦和巴甫洛达尔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较好，社会服务环境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别为0．2763、0．2675、0．2610、0．2582、0．2553、0.2489和0.2286;而曼格斯套州和阿特劳州得分较低，分别为－0.0097和－0．0316，说明这两个州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最差。2．农业发展环境分析。在农业发展因子上，北哈萨克斯坦、科斯塔奈州和阿克莫拉州的得分分别为1．0800、1．0314和1．0230，远远高于其他州和直辖市，说明这三个州的农业发展水平要远高于其他地区;其次，阿拉木图州、东哈萨克斯坦和巴甫洛达尔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农业发展因子得分分别为0.5407、0.4759和0.4135;而曼格斯套州的农业发展水平最低，农业发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仅为0.0834。3．经济发展环境分析。在经济发展因子上，阿特劳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优于其他州和直辖市，经济发展因子得分最高，为1．0921;其次是阿斯塔纳市和曼格斯套州，经济发展因子的得分分别为0．7113和0．6629;而南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经济发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仅为－0．0719。4．交通运输环境分析。在交通运输因子上，卡拉干达州和东哈萨克斯坦的因子得分较高，分别为0．9871和0．7123，远高于其他州以及直辖市，说明这两个州的交通运输条件较好;其次，科斯塔奈州、阿特劳州、曼格斯套州和阿拉木图州的交通运输条件次之，其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别为0.4161、0.2617、0.2563和0.2480;北哈萨克斯坦和西哈萨克斯坦的交通运输条件较差，其因子得分分别为－0.0043和－0.0062，远低于其他地区。5．投资环境的总体评价。2009年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及排名见表5，阿拉木图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最高，为0．593，说明阿拉木图市的农业投资环境相比其他地州最优，尽管阿拉木图市农业发展因子得分不高，但因社会服务因子以及经济发展因子等得分较高，因而使其成为哈萨克斯坦外商农业投资的最优地区;其次，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州和阿斯塔纳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相对较好，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位列第2位到第5位，其中，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和阿克莫拉州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江布尔州、南哈萨克斯坦和克孜勒奥尔达州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为最后三位，说明这三个州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较差，投资风险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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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农业是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在两岸关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投资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两岸关系还未达到完全正常化的形势下，农业投资几乎是台湾农业技术、农业资金和农业人才与大陆农业生产要素直接结合的唯一途径和载体。农业是台商对大陆投资起步较早的领域，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就有台商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试探性的投资创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来大陆发展创业的台资农业企业不断增多，台商投资大陆农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两岸农业交流从大陆沿海地区拓展到中西部、北部地区，从畜牧业、种植业等向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等二、三产业延伸。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逐步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双赢的发展模式，成为两岸合作当中最活跃和重要的领域。

二、台资农业企业投资大陆的现状与特征

1、台资农业企业投资大陆农业的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在大陆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日益成为大陆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在大陆投资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有6100多家经济学论文，投资大陆农业的台资达72亿美元。截至目前，大陆在16个省（区市）设有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已发展成为台湾农业资金、优良品种、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以及人才进入大陆的持久、稳定的高效合作平台。目前，进入园区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已达5000多家，占在大陆台资农业企业总数的82%左右，实际利用台资58亿美元，占台资投资大陆农业实际金额的81%左右[1]。来大陆投资的台资农业企业普遍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优化大陆农业生产结构、建设现代农业做出了贡献。

表1：1991-2009年大陆吸收的台资农业直接投资额（单位：万美元）

 

年份

合计(万美元)

1991

1741.6

1992

12469.9

1993

331684.1

1994

39622.1

1995

10927.1

1996

12292.4

1997

43343.1

1998

20346.2

1999

12527.8

2000

26071.4

2001

27841.5

2002

67230.6

2003

76987.8

2004

69406.6

2005

60069.5

2006

76423.4

2007

99705.5

2008

篇（5）

2生产要素的投入弹性

首先，从全国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弹性来看，技术进步(θ)为正值，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得到有效的转化，能有效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β1)、农业机械总投入(β2)、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β3)、化肥及农药总投入(β4)和水电及灌溉总投入(β5)也为正值，说明这些生产投入要素的增加亦能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其中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增加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果最显著。其次，从10个省区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来看，各省区农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差别性显著，说明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要素结构及区位因素等条件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并非同质结构体。具体来讲，(1)辽宁、吉林、河南等7个省区农业技术进步的投入弹性θ均为正值，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有效的转化，对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而湖北、甘肃、新疆由于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生产函数没有通过假设检验，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化，对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贡献不明显。(2)辽宁、吉林、河南等4个省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产出弹性β1为正值，说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效率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农作物播种面积不可能持续增长，这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提高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而山东、江苏、福建等6个省区β1为负值，说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负的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限制该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和质量。(3)河南、江苏、福建等8个省区农业机械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2为正值，说明增加农业机械总投入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和农户应该在该地区增加农业投入，提升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而辽宁和吉林2个省区β2为负值，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农业生产机械的拥有量存在过剩，导致其不能充分发挥出生产效率。(4)辽宁、吉林、山东等6个省区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的产出弹性β3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能进一步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而河南、四川、湖北等4个省区β3为负值，说明增加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这可能是由该地区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引起。(5)河南、江苏、福建等5个省区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4为正值，说明增加化肥及农药总投入对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可以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而辽宁、吉林、山东等5个省区β4为负值，说明在农业生产中该地区化肥及农药的总投入过多，已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日后的农业生产中应该控制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增长。(6)除了辽宁、吉林、江苏等3个省区水电及灌溉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5为负值外，河南、山东、福建等其他6个省区β5为正值，说明增加水电及灌溉总投入会带来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3农业技术效率

通过表3我们不难发现，2003－2009年间全国农业平均技术效率为0.70，说明我国农业技术效率水平并不高，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具体来讲，辽宁、吉林、河南、山东、江苏和福建农业技术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湖北、甘肃和新疆农业技术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农业技术效率变动的趋势来看，除了四川农业技术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外，全国及其他9个省区农业技术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河南增幅最快，由2003年的0.69上升到2009年的0.81。

4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首先，基于全国层面的模型测算得出，2003－2009年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分别为－0.31、－0.38，说明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农业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分别为0.10、0.04，说明农业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其次，从10个省区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看，各省区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各不相同。具体来讲，(1)辽宁和吉林2个省区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1为正值，说明在该地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河南、山东、江苏等8个省区δ1为负值，说明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能够有效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水平。(2)辽宁、吉林、四川等6个省区农业信贷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2为正值，说明农户农业信贷资金的增加在该地区不会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而河南、山东、江苏等4个省区δ2为负值，说明农户农业信贷资金的增加可以提升农业技术效率水平。(3)辽宁、吉林、福建等5个省区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3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户持有自有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不能够在该地区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而河南、山东、江苏等其他5个省区δ3为负值，说明增加农业持有自有资金对农业的投入能够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4)辽宁、吉林、山东等7个省区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4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不能够有效提升该地区农业技术效率水平，而河南、四川、新疆3个省区δ4为负值，说明增加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的投入能够有效提升农业技术效率水平。

篇（6）

(一)从农民工供给状况情况来看:1．从数量上看根据表1的情况可以看出:一是数量巨大。到2013年达到了26894万人，这个规模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人口总数。二是农民工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比重很大并且占比越来越高。2008年农民工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比重是51．87%，2012年达到了66．3%的水平，这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中的绝大多数早就不再从事传统的第一产业了。三是我国农民工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越来越突出。从增长的绝对数来看，2011年之前是不断增加的，但从2011年开始，每年也都在增加，但增加的绝对量是逐年递减的;从增长率的情况来看，2011年之前其年增长率是逐年提高的，从2011年开始农民工每年的增长率是不断下降的;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近年来的变化情况来看，从2008年到2011年是逐年增加的，从2012年开始是逐年下降的;从农村劳动力数量来看，2008年到2012年是逐年下降的。从这四个方面的情况来看，除劳动年龄人口数是从2012年开始下降的外，农村劳动力数量、农民工绝对增长量、增长率从2011年开始就明显在减少、降低。总之，尽管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农民工数量巨大，但我国劳动力供给无限增长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劳动力资源作为最重要的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更为显现了。2．从质量上看从质量上看即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状况看。一是从农民工的受教育的状况来看，农民工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表2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包括初中学历及以下的农民工中低学历的比例是逐步降低的，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所占比例分别从2003年的1．9%、16．7%、66．3%降到了2012年的1．5%、14．3%、60．5%。与此同时，具有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其所占比例正好相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所占比例分别由2003年的10．8%、4．3%提高到了2012年的13．3%、4．7%。这一高一低两种情况的出现充分说明了我国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二是从农民工接受相关培训的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接受过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在内的相关培训，2003年我国农民工中只有16．8%的人接受过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2013年，有32．7%的农民工参加了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了12个百分点。因此，我国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尽管有提高，但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

(二)从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来看1．数量上需求较大劳动保障部专题调研组在2006年组织了一次专题调研，他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企业招不到员工或者招不满所需数量的员工，究其原因有高达42．4%的企业认为是“求职的农民工人数少了，选择的余地小。被调查的企业中有90%的计划在春节后招收新员工，用工需求比春节前净增12．9%[3]。由此可见，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是客观的、现实的。2．质量上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要求较高劳动保障部的专题调研显示:企业有87．7%的新增岗位要求农民工要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并且其中有23．8%的岗位要求农民工要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有37．3%的岗位要求农民工要具有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其中9．2%的岗位需要具有中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而此时，只有65．5%的外出农民工具有初中文化程度，45．3%的外出农民工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没有超过15天的培训，只有13．1%的人接受过正规培训。即使到了2012年，具有初中文化水平、高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工也分别只有60．5%、13．3%，离企业在2006年所要求的水平还分别差了27．2%、10．8%，由此可见，农民工自身素质与企业对员工的要求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综上所述，农民工数量上的有限性、质量上的差距，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巨大的影响，严峻的现实、残酷的市场竞争对企业开展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内部推动力。

二、对良好社会形象、社会声誉的崇拜是企业开展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很大的内驱力

篇（7）

 

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而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减慢，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云南是一个高原山区省份，全省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逐级下降，海拔高低相差极大，地貌类型多样，气候类型复杂，比起国内的其他省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欠发达。同时又由于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得农业的投入少，农村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农业增效难、农民增收难、农村社会进步慢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要发展农村经济，就要先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变投资结构，使投入主体、投入渠道以及投入形式更加多元化，不断完善农村产业投资体系。

一、云南省农业产业投资构成

云南省涉农产业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金融机构、社会投资等。其中支农财政投入，政府担负着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职责，故应重点投资于那些风险较大、收益期长，对农业发展起着保护和促进作用的大中型项目；银行等金融机构起到的是调节社会余额资金的作用，因而对农业的贷款主要应用于生产经营用的暂时周转资金；而社会投资从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由于受多方面的原因，投资额还比较小。

目前，云南省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主要有财政预算内安排的支农资金、基本建设资金、专项扶贫资金以及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农业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拿出来的，主要用于投资农田的水利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维持农业发展外围环境的作用。2007、2008两年全省的财政支出总额为1135.22亿和1470.24亿元，而财政支农支出分别为 127.60亿和177.77亿[1]，农业支出所占财政支出比例分别是11.24%和12.09%，表明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速度略加快。

各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是农业投资中另一个较大的来源。2007和2008两年，我省金融机构发放的农业贷款分别是444.6亿元和747.2亿元[1]1，这主要来自国有商业银行，说明国有商业银行是金融机构中对农业投资的主体论文格式范文。

农业投资中社会投资目前规模不大、影响范围较小。农户投资仅限于种籽、化肥、农机具等方面，由于资本积累额的限制，他们往往没有能力开办第二、三产业，故农户投资对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所起作用不大[2]。因而要通过投资结构的变动来影响农村产业结构，主要还要依靠财政支出和银行农村信贷。

二、云南省农业产业资金来源：

（一）财政投入

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主要是指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对农业发展提供的资金支持，既包括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的直接用于农业发展的财政资金，如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等，也包括政府通过其他渠道安排的间接支持农业发展的财政支出，如各种用于农业的财政补贴支出、农业税收减免等[3]。财政投入是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财政对农业的有效投入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之一。历年省委省政府都将农业作为重点，采取各种投资方式，提高农业产值，增加农民收入。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保持着不断增长的趋势，从1998年的34.66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77.77亿元，上涨了约5.13倍，其中涨幅最大的为2007年，该年的财政支农资金较上年增长了52.16%。涨幅最小的为2005年，该年的财政支农资金仅比上一年增长了2.23%。从农业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看，财政农业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断上升，1998年为10.57%，2000年为9.47%，到2003年这一比例降到了8.34%，2004年出现恢复性增长，为10.83%支农财政投入，到2008年为12.09%。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农业作为我省的支柱产业，每年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均小于20%，由此可见，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依旧较小，不能够适应农业的快速发展。

表1云南省历年财政总支出与农业支出对比情况

 

年份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支出（亿元）

农业支出

（亿元）

农业支出增长

比重（%）

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1998

328.00

34.66

2.48

10.57

1999

378.05

36.59

5.57

9.68

2000

414.11

39.20

7.13

9.47

2001

496.43

45.26

15.46

9.12

2002

526.89

46.35

2.41

8.80

2003

587.35

48.99

5.70

8.34

2004

663.64

71.90

46.76

10.83

2005

766.31

73.50

2.23

9.59

2006

893.58

83.86

14.10

9.38

2007

1135.22

127.60

52.16

11.24

2008

1470.24

篇（8）

一、前言

非洲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很小，但最近几十年来，这一比例有了新的趋势。最近几年，贸易份额比例小幅度上升。在这一时期，非洲的工业制成品和食品的出口也有所下降，而矿物质和其他农产品的出口增长，不仅反映了其工业化和外向型农业生产，也反映出其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尤其是矿泉资源和石油出口。

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给不断上升和国际贸易开放的情况，似乎能消除与经济增长、非工业化以及国际价格波动有关的缺陷。因此，这些新的变化对SSA（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对两个区域CEMAC和WAEMU（中非和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具有新的贸易机会和增加进出口贸易的来源。

实际上，非洲的进出口贸易不像几十年前那样高度依赖于发达国家的需求，或者20世纪80年代时所遭遇的债务危机。随着亚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作为非洲的重要贸易伙伴，SSA的贸易一体化降低了非洲国家（SSA）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例如，从2000年到2008年之间，非洲与发达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份额从74%下降到61%（UNCTAD，2014）。

本论文主要研究和分析中非和西非（CEMAC and WAEMU）联盟地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本论文的目标是要用OLS+稳健法比较中非和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之间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工作分为：在第二节中，我们将介绍这两个经济地区的一些特点（共同点和差异点）。第三节将要回顾一下前人工作的重要文献。第四节将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第五节将总结并给出本论文的结论。

二、中非和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历史和经济状况

（一）历史

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缩写CEMAC）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AEMU）是两个不同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组织。两个联盟（MAC和WAEMU）是该法郎区域的成员，法郎区域有15个国家成员。②

作为以前的货币地区和货币合作机制，非洲法郎（CFAF）包括科摩罗法郎货币未受影响。CEMAC包括6个国家（喀麦隆、中非共和国（缩写CAR）、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加蓬）。该地区拥有4780万人口，该组织的主要目标包括促进合作，促进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如资本流动性和人力的流动性。

此外，该条约的其他目标为：协调成员国家的经济政策，监测成员国（包括金融与货币政策）的经济收敛（包括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部门政策，逐步创建同一市场。CEMAC成员国家在区域内使用同一货币，但是，CFAF又与CEMAC和WAEMU的区域不同，它们使用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缩写CFAF）也成为非洲法郎，有不同的代码，该区域货币的代码是（XAF）。CEMAC的条约国家于1994年被批准，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早期成立于1919年的殖民时期非洲赤道法语联盟（AEF）。③

（二）经济货币联盟经济状况

正如克鲁格（KRUEGER 1980年）所表示，对传统策略出口贸易导向的国家，一般都经历了快速增长的传统出口产品，但非传统出口产品也快速大幅度增长。为了确认KRUEGER的结论，可以看出两个地区国家经济的主要部门对GDP的份额，其经济的一级部门的份额都远远高于第二级部门。亚洲的崛起和亚洲国家对原材料需求的增长，对非洲国家的出口贸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70～1979年间到2000～2008年间，SSA（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东南亚成员国家（ASEAN）还有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从6%增加到12%，在同一时期，非洲与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量从69%下降到61%。再加上投资的增长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例如，从1990～1999年间与2000～2011年间，在整个非洲的投资率（包括资本形成和外商直接投资）已经从17.7%上升到18.7%。WAEMU和CEMAC的成员国家的投资总额增加了。

关于通货膨胀，这两个地区在整个非洲（SSA）的通胀平均水平相当低。2008年CEMAC的通货膨胀率到5%，而WAEMU的通货膨胀利率达到7%。虽然这个水平比其他非洲国家（SSA）的平均水平还低，但是两个水平已超过两个联盟通货膨胀的最高水平。④虽然在平均水平的情况下，CEMAC与WAEMU的通胀与其他SSA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起来相当低，但是两个联盟的有些成员国家里的通货膨胀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三、实证分析

（一）分析法

本论文将从理论上解释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将使用数据做出实践研究。本论文使用两个地区（CEMAC和WAEMU）做出一个比较的实践研究。上面我们讨论了理论上，投资、经济开放度（作为全球化的指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随之我们也给出几个实践研究的结果。本论文主要利用面板数据和OLS+稳健法，研究从1970年到2014年CEMAC和WAEMU的成员国。

（二）数据的来源

本论文的变量包括汇率（ER）USD/CFAF美元对非洲法郎GFCF（固定资本形成总和）FDI（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开放度（OPEN），出口（EXPORT），通货膨胀（为国内生产总值紧缩指数），净官方发展援助（NODA），农业产品增加值占（AGRIVAL）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UNCTA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数据库）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三）研究定界

本文着重研究SSA的两个地区：中非和西非经货联盟（CEMAC和WAEMU）。以前研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考虑到两个地区的一些相似性和差异，本论文想补充以前的研究。除了使用共同货币之外两个地区的宏观政策，其是货币政策的收敛水平似乎一样（法国银行报告）。所以本论文在WAEMU的模型中（模型I）进入了农业产品占GDP的比例的变量。

（四）模型的设计

由于本论文的目标是研究CEMAC和WAEMU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利用下面两个模型。CEMAC和WAEMU模型的差异在于农产品的变量。因为有些CEMAC国家的出口石油占DP的数据很少，甚至有的没有，所以在模型当中没有加上其变量。

四、模型的介绍

考虑CEMAC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时，模型没有加入农业产品占GDP份额，因为CEMAC似乎出口石油或者矿泉资源。有些CEMAC国家的石油出口是从1998年和2000年开始的，如赤道几内亚和乍得。其中，只有中非共和国（CAR 为（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缩写）不出口石油。因此，此模型没有区分石油出口产品的种类所占GDP的比例。为了研究WAEMU影响GDP的决定因素，在第I个模型中再加上一个变量，也就是说农业产品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于CEMAC中农业产品占GDP的比例很少，甚至有的没有数据，所以在第II个模型当中我们忽略了这个变量。

一模型是这样设计的：

LnYit=β0+βiLn（Xit）+?t （i=1 …6） （1）

其中，Ln=自然对数，Y=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国家，?t=误差项，Xi=为解释变量。

关于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AEMU）的模型：模型I。其模型是这样考虑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β8LAGRIVAL+?t （2）

其中，LGFCF是资本形成总和占GDP比例的对数，LFDI是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的对数，LEXPORT是出口占GDP比例的对数，LOPEN是贸易开放度（贸易总和占GDP比例乘以100的对数），LER是汇率的对数，USD/CFAF是美元/非洲法郎的对数，LINF是通货膨胀的对数（国内生产总值紧缩），LNODA是净官方发展援助占GDP比例的对数，LAGRIVAL是农业产品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对数，所有的变量都是用自然对数的。

我们使用OLS回归+稳健法，因为它会处理自相关和异方差的相关问题。陈强（2015年）和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0年）。

关于中非经济与共同体（CEMAC）的模型：模型II。其模型是这样设计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t （3）

其中的变量与第一个模型的变量一样，但是不包括LAGRIVAL这个变量。

（五）结果分析与和讨论

第二个模型（CEMAC）的拟合优度R2等于86.99%，第一个模型（WAEMU）的拟合优度R2等于66.1%，两个模型都没有问题。因为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超过50%，这意味着两个样本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都超过了50%。两个模型的F检验也是一致的，F检验在1%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F的概率=0，Prob>F=0.0000）。这表明两个模型的线性关系也成立，但是所有的变量都不是显著的。模型I和II当中有几个变量t检验的P值在1%、5%或者10%的水平下是不显著的。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R2-Between（R2-Between表明共同效应（common effect））大于R2-within（R2-within表个体效应（individual effect））。其结果表明两个模型之间没有个体效应的问题，证明了模型的齐性（Homogeneity of the models）。

五、结论

本论文的实践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且其变量对于两个经济与货币联盟来说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本论文的研究结果也发现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是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经济活动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对于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不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两个区域内固定资本形成虽然对经济有利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一致的。两区域应该努力通过环境与政策优化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而且为了提高和优化固定资本的作用，也要努力优化经济政策。

净官方发展援助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而且在两个区域内结论是一致的。这个情况让我们考虑到经济结构和政府结构的绩效。该援助的目标应该是结束世界的极端贫困，增加储蓄和投资，以及提高发展国家的生活水平。因为援助对高级绩效的经济机构和政府更为有效，所以无论是在中非或者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国家（CEMAC 和WAEMU），都应该提高其机构的绩效，这样的话会优化援助的作用。

注释：①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

②法郎区域包括15个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赤道几内亚，赤道比绍，多哥，刚果（布），加蓬，喀麦隆，科摩罗，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乍得，中非共和国。

③想多了解该组织可以查看cemac.int。

④CEMAC（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与WAEMU（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两个联盟有共同的通胀的最高水平，也叫收敛水平。这个水平是3%。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作者简介：PANDOU LONDHAT KRISHNA BARBE OSIRIS（中文名字：欧瑞），刚果（布）人，女，研究方向：金融。]

参考文献

[1]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 Abdoul’ Ganiou Mijiyawa.Africa’s Recent Economic Growth：What Arethe Contributing Factors？[J] .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2013，25（3）：289-302.

[3] Adeyemi A.Ogundipe，Paul Ojeaga，Oluwatomisin M.Ogundipe. Is AidReally Dead？Evidence from Sub-Saharan Africa[J] .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2014，4（10）.

[4] Banque De France.1994， ，2014.Annual report franc zone[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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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资金总需求与金融机构资金总供给矛盾突出，涉农金融机构较少且高度集中，农村信用社“一农支三农”格局仍占主导。

据保守测算，黑龙江省2亿亩耕地，每亩生产投入500元，按60%贷款需要600亿元；发展5000万头生猪和1000万吨奶，按50%贷款需要450亿元；农村1800万人、600万农户，按20%的农户每户建房贷款10万元，需要120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0亿元；全省1200亿斤商品粮，加上包装贷款可达1500亿元以上。上述四方面信贷总需求就达4000亿元。截至2012年9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3821.9亿元，满足不了上述四方面测算的需求。

目前，金融支持农业发展面临四大突出矛盾，即农业弱质性与信贷资金趋利性的矛盾，农业金融服务需求结构多样性与金融功能单一性的矛盾，农业资金需求量大与资金吸纳能力差的矛盾，农业地区闲置资金“充裕”与金融机构使用效率低的矛盾。

农村金融发展受到四大突出矛盾的影响。截至2011年末，黑龙江省拥有省级银行类金融机构65户，其中发放涉农贷款年末平均余额超过10亿元的只有8家。“三农”所需贷款主要依赖农村信用社等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2009至2011年，省农信社累计投放农业贷款2472亿元，农业贷款增量份额占全省金融机构的85%以上，支农主力军作用凸显。

（二）大农机、大合作和城镇化的推进，悄然催生信贷主体和资金需求量发生质的变化，银行类金融机构涉农产品创新及信贷投放能力，尚不能适应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需要。

据统计，截至2011年末，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2.1万个，其中农机专业合作社1774个。农民社员发展到20.6万人，带动农户近100万户，约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4。合作社服务内容由初期的以生产技术服务为主，逐步向销售、运输、贮藏、加工等环节延伸，许多合作社经营活动已扩展到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等生产经营全过程。农村经济组织以及经营结构的变化，使得信贷主体和资金需求量均产生了质变。仅以黑龙江省558个千万元规模的大型农机合作社为例，每个合作社承包流转1万亩土地需支付300万元左右承包费，加上购买种子、化肥、柴油和农药等生产资料需300多万元，每年筹集正常生产资金600多万元，558个合作社每年需要33.5亿元。但因合作社缺少有效抵押物等原因，省内银行类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较少，造成合作社融资难，融资贵。近三年来，省内银行类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仅为84.26亿元，与千万元规模大型农机合作社每年生产资金需求相差近一半。

（三）农村信用社现有体制已不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与肩负的支农责任、主力军作用不相匹配，急需逐步分类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目前，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实行省、市、县三级法人体制，全省设立了7个市地级联社（法人管理机构）、6个办事处（省联社派出机构，非法人管理机构）、81家县级机构（法人经营机构）。绝大多数农村信用社股东小、股权分散，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原有高度分散、小额多户式的传统信贷经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需要。

（四）国有银行占有存款资源数量巨大，综合存贷比率较低，支农贡献度极低。存款资源大部分上存，较大程度上造成县域存款资源严重外流。

据统计，截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至2012年9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国有银行省内分支机构存款余额合计为10197.3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总数的66.8%；贷款余额合计为4084.7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总数的40.49%，存贷差6112.6亿元。其中，涉农贷款投放746.7亿元，占其贷款余额的18.28%，占其存款余额的7.3%。存款资金的大量外流，使本来十分短缺的农村资金更显捉襟见肘。同时，还带来“挤出”效应，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可贷资金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业信贷资金需求，于是采取高息拆借资金方法，间接加重农业信贷成本。

目前，金融机构正在逐步转变“三农”弱质产业观念，一系列针对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产业链条的金融创新模式应运而生，集约化、批发式“大农金”的概念正在形成。但省内金融机构多限于本系统内实施推广，银行间相互借鉴较少，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二、财政促进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财政金融政策一端连着财政，一端连着金融，是引导金融资源合理流动的有效杠杆。要充分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支持方向。

（一）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扶持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发挥地方金融机构了解省情、贴近“三农”的优势。

1.在贯彻实施国家对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助政策的基础上，省政府注入村镇银行资本金。建议通过有资质的省属企业，每年有重点地选择10户拟组建的村镇银行注入资本金，每户不超过500万元，省财政股权5年内不参与分红。按照黑龙江省目前村镇银行每户资本金平均3200万元测算，每年大体需要省级财政资金3200-5000万元。

2.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给予村镇银行民营资本初始投入额5%的财政奖励政策。按照每年15户村镇银行每户有3户非银行类民营企业（每户占总股本5%以上的大股东）参与占总股本30%测算，每年大体需要财政奖励资金720-2250万元。

3.在深入贯彻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基础上，扩大政策实施范围，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年末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给予2%奖励，促进小额贷 款公司加大支农力度，实现持续发展。按照2012年全省381家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年末余额超过15%部分约25亿元测算，需要财政奖励资金约5000万元。

（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财政扶持政策为支撑，依托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围绕解决农村“信用不足”问题，发挥政府“增信”和“调控”功能，促进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贷款主体发展。

1.重点选择和支持部分县（市）建立县域融资性农业担保机构。借鉴美国等国家为农场贷款担保成功经验，选择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有意愿的县（市），建立县域融资性农业担保机构，主要为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贷款主体提供贷款担保，有效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贷款有效抵（质）押不足造成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研究制定农民、合作组织等农业贷款主体既有的直补资金、农业保险受益权等预期财政补助资金作为银行贷款担保的措施，引导和撬动信贷资金投向农村。例如：银行根据农民未来应得到的财政直补资金情况，为农民设计直补资金担保信贷产品，解决农民资金需求，同时降低银行贷款风险，提高涉农金融机构发放农户贷款积极性。

3.试行县级财政资金存放与银行类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发展贡献度挂钩，发挥财政“调控”作用，有效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有效遏制县域存款资源严重外流问题，实现不花钱也能办成事。县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域金融机构处于“金融支农”的最前沿，县（市）财政部门可结合县域农业发展实际情况，以银行类金融机构涉农贷款贡献度为主要考核指标，按照“统筹安排，奖贷挂钩；存量（暂时）不变，增量调剂；动态管理，考评兑现”的原则，研究制定“县级财政资金存放银行类金融机构考核激励办法”，加快实现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目的，有效解决存贷比过高的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短缺问题，促进和拉动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长。

4.发挥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将经工商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视同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纳入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范围，以缓解合作社贷款难、银行难贷款问题。

5.研究探索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规模和险种，开展银行与保险合作，充分利用农业保险“增信”作用，促进参保农户容易获得贷款。目前，黑龙江省农业保险分为种植业（水稻、玉米、小麦、大豆）和养殖业（奶牛、能繁母猪）两大类、6个险种。建议结合实际，开办森林、甜菜、马铃薯等方面的农业保险，在稳步扩大原有保险基础上，积极研究开办新险种，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6.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风险分担和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有效降低和分散银行、担保机构涉农业务风险。借鉴国内部分省市的做法和经验，研究制定银行类金融机构新增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办法，对其年度新增涉农贷款，按照一定比例（5‰）给予风险补偿。研究制定担保机构涉农贷款担保代偿风险财政补助办法，对担保机构为涉农贷款担保新发生的代偿，按照日均担保责任额的一定比例（10‰）给予风险补偿。

7.积极支持农村物权改革，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财政部门应积极配合和支持有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关部门推进农村物权改革，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深化林权及流转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宅基地和房屋流转管理制度改革，激活农村静态资产，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使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权、林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收益权等均能够作为银行贷款担保和抵押物。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进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金融资产。

（三）探索建立财政资金市场化、金融化运作模式，充分利用金融机构专业优势、市场优势，形成政府资源与市场资源有机结合，支持农业重要领域的发展。

篇（10）

起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爆发两周年，国内外各种有关研究和反思这场危机的著作和文章铺天盖地般不断涌现。从中国的角度考察，这场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下降曾带来农民工大规模失业返乡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沿海地区某些出口行业的产业结构偏低和工资待遇偏低又使得很多企业出现了“民工荒”和“招工难”的问题。

国内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非常多，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千差万别。当今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共同体，从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演变的角度来研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影响并找出应对之策，应成为今后我们重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农民工返乡和“民工荒”现象都是“开倒车”

20世纪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国家金融政策的失误和金融市场管制的失灵，而发达国家总是试图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欧美国家消费中国产品的能力锐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出口。金融危机发生后，南方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大量减少员工雇佣数量。据农业部的统计测算，全国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约为1.3亿人，2008年，其中约有15.3%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人数达2000万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致使大批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不得不从沿海地区返乡。这种农民工返乡的“倒流”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将大大减缓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减缓我国的城市化速度。而且我们知道，我国政府出台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迅速富裕起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农民工返乡的新情况，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处理方式，这种“开倒车”的形势在短期内将得不到扭转，将给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口形势出现复苏增长的较好局面，然而又出现了新的“民工荒”问题，东南沿海很多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以用工大省浙江省为例，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2009年7月的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为60.3万人，求职总人数为35.4 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用工需求无法满足使出口企业不得不放弃大量海外订单，企业生产设备大量闲置。“民工荒”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沿海地区原来的很多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附加价值很低，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非常慢，以致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越来越小。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减少，加上未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民工荒”问题可能会愈演愈烈，并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从宏观经济层面考察，我国现阶段在农村人口比例依然较高的背景下就过早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实际上减缓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开倒车”，应引起国家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资本和劳动力要结合起来“走出去”

当前，随着我国企业资金实力的逐步增强，“走出去”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对外投资的总量和投资的产业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企业本身属于赢利性组织，其投资决策的目标主要还是在国际市场上追逐更高的利润率，因而有可能忽略国内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最终的情况可能是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将打造更多的中国跨国企业财团，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同时却又导致大量的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而我国国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居高不下。

资本和劳动力在经济学上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两大生产要素。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了资本过剩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一方面，国内的过剩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大量涌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国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依然较高，“民工荒”现象反映出的不是我国就业机会过多，而是能够提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预期工资水平的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并且使得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也应该紧密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必须以对外投资为依托，在国内就业市场的基础上去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就业市场，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将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

三、在“全球化”视野下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的若干政策建议

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采取的若干应对措施来看，主要侧重于保就业、保增长、保稳定，如果从国内层面分析，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我国的出口行业也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势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但我们有必要打开视野，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探讨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全球就业问题，让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变得切实可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去”创造机会

当前，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外汇储备资金主要都是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主权财富基金操作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司对美国黑石基金的投资，但投资的效果并没有我们设想的明显，投资的风险却又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我国庞大的政府外汇储备主要投资美国国债，虽然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但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又比较低。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轻工业、矿产资源开采、服务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这种海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开辟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我国国内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

在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中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必将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很大的国际压力。坚持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将有利于降低我国海外投资面临的种种国际政治阻力。例如，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都是由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来优化资本结构并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重点考虑对海外地区进行农业投资，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技术合作，承租大片的可耕种土地，再招聘国内的农民工去发展规模农业，进而带动我国农民工出国打工、种地、定居、创业。这种投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可以很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政治阻力，顺利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帮助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海外就业。而且，这种对农业技术项目的投资，有利于吸引广大农民工在海外长期扎根工作，可避免以往海外工程建设项目劳务输出中普遍存在的用工短期化、不稳定、临时性等问题。

（二）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鼓励国内企业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

从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来看，来自大型企业的国际投资是主体。目前我们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同时对于大型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其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然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解决我国国内就业问题方面。因而，在指导思想上，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定位之一应是为国内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开辟一条全球性的就业道路，将资本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强烈的海外投资意愿，但在海外投资实施方面又存在种种顾虑，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经济法律制度、缺乏国际投资经验、担心海外投资中遭遇政治障碍等等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法律法规制度、金融资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务、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的对外投资应以企业为独立主体，以市场化运营为基本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为背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同步走向世界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这其中，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关注考虑，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

（三）提供培训、外交协调、护照办理等系列服务，切实帮助农民工“走出去”

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做好信息支持、技术、语言培训等方面的保障工作，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同时要在海外使馆设立专门的部门，协助解决我国农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种种困难，帮助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稳”，并尽快在海外取得较高的预期经济收入。

由于中国现在具有比较充沛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但这一趋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同时利用签证护照等国家行为限制中国人走向世界，这些都客观上限制了我国农民工顺利走向国际劳务市场。为此，国内外交部门应尽量协调解决农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国家的签证问题，争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国家给予中国“免签证”政策或“落地签”政策，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也应尽量配合简化农民工的护照办理手续和其他出国手续。

（四）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与保险保障服务，切实支持农民工“走出去”

目前一个农民工要出国就业，办理包括体检、培训、签证、机票等各项手续的费用，至少要花费1-2万元，高的甚至可达3-5万，这笔钱对许多农村劳务工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建议，为鼓励更多的农民工“走出去”，自筹资金不足的出国打工农民工，可申请不超过1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并由政府财政予以全额贴息，将小额信贷作为出国务工的启动资金，鼓励返乡农民工借助贷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这项鼓励政策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同时在鼓励更多的农民工“走出去”的同时，还必须向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险保障，结合海外劳务输出现状，开发在海外推广适用的保险产品，为外出农民工提供包括意外险、医疗险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服务。保险服务的提供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建议采取“政府资助引导、商业保险运作”的方式，由政府对出国务工农民购买保险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让农民工以更少的保费支出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导农民工积极购买保险，为农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驾护航”；同时还应鼓励出国务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对于出国务工期间按时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农民工，返乡后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外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

既然西方国家把金融危机的影响带到了中国，那我们也应该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确保我国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被中断，解决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我们必须统筹安排，从战略角度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考察国内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问题，扎扎实实做好“走出去”战略的引导工作，将国际投资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结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确保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要“走出去”，在“全球化”视野下解决国内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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