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适应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文化适应理论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商业文化伦理教育课程与实践环节设置

首先，在各门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强调各种职业岗位需具备的标准和准则，使学生在感知实践的过程中，将遵从市场规则变成一种文化自觉性。其次，要专门开设文化伦理类课程，如商业伦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等课程，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未来相关岗位的职业道德要求。具体课程设置如下：

（1）通过开发具有文化传承功能的特色课程，如“商业文化伦理”，此类课程应当结合学校所处的地域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环境，通过编写配套教材，强化商业文化伦理教育，在课程中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观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营销价值观和培养学生优良的素质。所谓的优良的素质包括职业道德、科学知识、素质、审美观点、劳动技能等方面。这些需要在大学生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够深入学生的思想中，进而引导他们的行为。

（2）“商业文化伦理”课程还可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讲授。专题的内容包括：商业文化伦理的形成与演变，成功企业的文化伦理特点，产品因素中的伦理问题、渠道竞争中的伦理问题，营销竞争中的伦理问题，服务营销中的伦理问题等等。商业文化伦理所涉及的内容应该贯穿在营销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实际的企业营销管理实践中，有关于营销管理的环节确实需要高素质、高品德的管理人员承担社会责任感，树立榜样，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所以可以以专题的形式，将“商业文化伦理”研究的问题融合到营销管理的方方面面，培养学生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以道德为准绳、以法律为准则、保持道德底线、不弄虚作假，这种企业人才才能够真正的给企业带来利润和长久的发展。

（3）针对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设立专门用于培养大学生的“抗压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的特色课程。同时大力支持营销专业的学生参加营销技能训练、口才能力培养训练、挫折训练。对于企业针对大学生设立的各种技能评比和营销大赛更要积极参与，让学生在大学阶段就能够具有自主学习、创新、团队合作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很多企业都反映招进单位的营销专业毕业生，学习能力很强，但道德品质欠缺，如离职后带走客户资源，甚至向竞争企业泄露企业的经营机密；更有甚者，离职时带走产品销售货款。从大学校园走出去的营销专业毕业生普遍存在适应能力差、抗压能力差、心理承受能力差、在于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挫折后很容易放弃，不愿意再去尝试的现象。而这些表现恰恰是企业最忌讳和反感的。所以要满足企业对营销人才的要求，就必须在大学教育阶段就开始着重培养营销专业学生的心理素质、抗压能力、与人交往沟通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等。这些能力的培养绝不能仅仅靠书面和课程的培养，而是需要将学生推向实践环节，多和社会接触和企业接触，通过营销类的竞赛活动培养学生的抗压、抗挫折能力。

3商业文化伦理课程设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1）“商业文化伦理”教育作为对大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教育的专门课程，教师在讲授中需要具有较为全面的社会文化知识和透彻的问题分析能力。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他们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很多学生没有社会工作经验，又不愿意强硬接收老师的训诫。所以，在开设此相关课程时，教师讲授一定要生动、有趣、具有说服力，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将案例和理论相结合，多举案例，以真实企业的发展成功与失败来告诫学生，只有员工具有职业道德，能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学生才能够真正对企业有益。

篇（2）

二、认真审题，仔细作答

做题前，一定要认真读题。如选择题，命题者常在其后面说明每一小题有一个还是有一至两个正确选项，千万不能凭想当然地都选一个选项了之。选择题通常要求选出正确的答案，但也有要求选择错误答案的。例如，下列玻璃仪器不能用来加热的是（）。①试管②量筒③烧杯④漏斗，如果忽略了题中的“不”字，选出的答案就会定错无疑。认真审题的另一层意思还在于要求大家一定要按题目的要求去做。如填空题及推断题，到底是要求填序号、填名称，还是用化学用语去表示等。此外，常见的含有装置图的实验题，本来只要求指出错误，你却偏偏答如何如何改正，这也是答非所问。

三、由易到难，珍惜时间

考场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拿到试卷之后，通篇浏览后，一般即可按试卷的先后顺序做题，可有些同学却上来就做计算题或占分多的题目，这样做实在是不可取的。正因为这些内容占分多，因而难度也就大，一旦做不出来，必定影响情绪。

甚至造成简单题的失分。所以希望大家要先做那些易答、易得分的题目。对于难题，可冷静地分析、审清题目的条件及要求，找出解题的关键，顺藤摸瓜，逐步攻克，若实在攻克不下，千万不可花去过多的时间，以免影响后面题目的解答。

对已答出来但无十分把握的题目，要留出些时间去检查，必要时可换换思路另解验证。

篇（3）

【论文关键词】传统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柔性化;变革;途径;方法

在当今信息网络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究竟以何种形态出现，怎样使组织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动荡的环境，这些在现有的组织结构理论中，仅为企业提供的是一般性的思想、原则和参照性的模式，对解决实际的组织变革问题还远不够。而这正是传统组织结构在不断调整中面临的新挑战，它要求新的组织形式应是一种具有较强弹性、灵活性、适应性、反应力的组织形态。因此，创建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优化企业的组织系统，不仅成为管理创新、管理科学的任务，而且是企业实施有效管理，发挥组织职能的前提。

一、传统组织结构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时代起出现了大致六种常见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它们分别是：直线结构，职能结构，直线－职能结构，事业部结构，分权结构，矩阵结构。这些传统企业的组织结构模式以及在这以后的其他组织结构模式都是以工业经济为前提，共同体现了工业经济的特有属性，即按照工业经济社会工业生产的要求，组织与完善企业的微观结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各种组织结构理论越来越突显出共同的问题：第一，简单化分权，组织中或多或少带有集权主义倾向。这使得组织成员缺乏责任感、自律意识，从而使下级的个人能力和创造性往往无法得到体现和发挥。第二，沟通成本加大，容易产生本位主义。组织间信息传递缓慢，层次间和部门间的协调任务重，这样客观上延长了信息的时效性，易产生“官本位”意识，无形中增加了组织投入。第三，中间层级的职能管理缺乏。常会出现有层级、无职能现象，致使管理的科学、规范性程度较差。第四，企业人文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缺乏组织政策认识上的清理、员工的文化惯性等为组织变革和战略转型增加了新的困难。

传统组织结构模式的不足决定了它们与现代知识经济的不协调，也同样决定了其迟早将被现代知识经济所淘汰的命运。当然，这并不是排除传统组织结构模式通过对自身进行必要的修补以暂时适应新经济要求的可能。在短期内，这对企业发展并无大的影响，但从组织长期发展的趋势来看，构建一种新的组织结构模式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组织系统的弹性化要求是势在必行。

二、企业组织结构柔性化的内涵

所谓柔性，同适应性一样是指连续性地做出临时性调整。由于组织是建立在个人、群体和组织内部子单位之间的动态合作以及与外部环境功能互补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柔性已成为组织在不确定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柔性化组织正是要强调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与信息共享，柔性化组织所隐含的管理理念主要表现为：组织边界网络化、管理层级扁平化、组织结构柔性化和组织环境全球化。其中组织结构柔性化是以创新能力为宗旨,通过分工合作、共担风险，以及适当的权限结构调整,向基层员工授权，并满足员工的高层次需要，增强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使其不仅自觉提高各自的工作标准，从而把组织意志变为个人的自觉行动。组织结构柔性化的特点就在于结构简洁，反应灵敏、迅速，灵活多变，以达到快速适应现代市场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组织结构柔性化产生的根本价值点在于其能从员工、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多种需求出发，提倡“团队式合作”的责任意识，使组织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迅速、有效地配置企业所有的资源，然后通过发挥整体资源优势以解决组织发展中所面临的特定问题。

三、组织结构柔性化的实现途径和方法

企业组织结构作为组织发挥作用的支柱,在对其变革时就要从满足企业成长的要求着眼,通过变革整合企业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来增强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优化企业的组织系统。从具体实践来看,企业内要构造这么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组织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组织环境，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柔性化变革：

（一）提高管理者职责能力，削除作风，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柔性化管理

在一个组织中，作为“掌舵手”的管理者如果不称职，不但不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降低企业运行的效率，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组织变革。现有学者经过元胜任力研究表明，认为管理者可分层来提高职责能力：高层应该更加注重创造力、系统思维判断力、思维敏捷和综合分析能力的提升，中层可以在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这几方面进行重点发展，基层管理者可以重点发展反省、自我管理和信息管理这几方面的能力。

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喜欢写又长又臭的报告，以及喜欢“站在别人肩上”空空而谈者，具备了作风的这些人来领导企业必将严重阻碍组织的发展。要削除这种管理错位，除了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外，就要求企业做好内部提升和外部招聘制度，为企业寻找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建立一种灵活的、柔性化的引进人才和推动人才成长的机制。从而为企业组织结构变革扫清障碍。

（二）利用柔性化组织管理理念，构建“团队”型组织，增强组织群体凝聚力

事实上，在一个企业组织中员工所拥有知识的多少已成为企业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这里的知识存在形式一般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前者主要体现在如专利、科学发明、特殊技术等，后者则是员工的创造性知识、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显性知识已为人所共知，隐性知识却只存在员工的头脑中，较难掌握和控制。强行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企业以人为本，注重对员工个体全面的培养和锻炼，并提供机会，尊重他们的个体价值，使其认识到自身对企业的重要性，从而对组织产生归属感。在实际管理当中可运用如“激励机制”这种柔性手段。

在企业构建团队型组织的过程中，要注意“伪团队”这种组织形式。没有真正的相互协作与共同的责任的团队，那么它的存在将会大大降低了组织的效率，不但不利于员工的和睦团结，而且挫伤员工的热情和积极性。具体方法，可建立以组织任务为导向，强调工作能力与工作成绩的临时性的工作组，团队成员可以是临时选任的。通过这种灵活的组织结构形式实现组织结构的柔性化。当然在组织对外活动中可保留原来职务称呼，但在新工作组中全都是一般职员，利用“目标管理法”对工作进行激励。

(三)减少组织纵向层级，由集权向分权过渡

一般来说，管理层级越多，会增加信息流通成本，使组织对外界信息反映迟缓。为此，削减组织层级，推倒组织间的围墙，向员工进行授权，实现管理层级扁平化，既有利于提高组织对环境的适应力，也有利于组织降低日常运行成本。这一点一方面可通过裁减冗余人员、重新招募工作能力强的员工为企业注入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定期地开展对现有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使他们的工作进一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例如，通用公司总裁韦尔奇认为，先前通用电器主管人员只是简单地告诉员工该做什么，而员工们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主管交给的工作，但决不多做什么。因此他提出“通力合作计划”，以使员工获得更多的权力、工作自由，并运用自身的创造性来改进公司日常经营。

(四)适时转变战略，增强企业运行的柔性化

为了不断适应未来的多变性，企业应根据经营状况及战略地位选择转变战略，如通过实行弹性预算，滚动计划。具体做法可以是：(1)企业在做战略分析时，要在信息获得能力的基础上，做出适合自己企业特点的分析模型；(2)做好年度计划和战略规划的结合。企业在制定3～5年滚动战略规划的时候，要包括最近1年的年度计划，年度计划根据滚动战略规划第一年的分目标来制定，要说明具体的完成时间和主要的责任人；(3)是以财务预算管理和目标责任制作为年度计划的支持，一定要以财务预算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来支持企业的年度计划的实现，从而保证战略规划的可操作性。

另外，有效地执行战略，必须有一个战略控制系统。需说明的是，执行到一定程度，不得不调整，这也是一种控制。企业在对影响每个项目的变化的因素进行控制时，要先形成共识，没有共识，公司的战略行动将缺乏合力。提倡战略创新，避免管理僵化。

【参考文献】

[1]刘兴国.知识经济与企业组织结构[J].经济师,2002，（5）.

篇（4）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139-05

在意境理论的古代生成与现展中，学界普遍认为，儒家主要从“言”、“意”、“象”的角度开启了古典诗学及意境说的方向。儒家追求尽善尽美的伦理境界，渗透于文艺作品，成为审美意境的人格内涵之一。老庄道家学说则主要从“道”、“气”、“象”、“阴阳”、“象罔”、“游”、“逍遥”、“虚静”、“心斋”等方面的论述，促进了意象说、意境说的形成。道家追求自然自由的理想境界，主导了中国山水诗画对于清逸淡远的审美意境的追求。然而，在意境与佛学的关系问题上，学界有较多争议，对佛学有兴趣者往往特别强调古代意境说与佛学禅宗的难解之缘；另一些人则认为意境是中国文化的固有之物，是中国文化独特精神在艺术审美领域的表现，其产生与佛教文化无关。对意境理论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把握？本文尝试在广泛清理材料的基础上对此作一探讨。

一、牵附抑或消融：对佛教文化与意境关系的不同解读

对意境理论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尽管意境说的发展受到过佛教禅宗的影响，但意境说是中国文化的固有产物，是中国文化独特精神在艺术审美领域的表现，其产生与佛教文化无关。

持此论者断然否定佛学对于意境说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他们认为意境说乃是儒道两家作用于诗学的产物，在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产生之前，意境说已经形成。夏昭炎是此论的代表人物，他在《意境概说》一书中专章对意境的源流进行考辩，指出意境“绝非由某种外来文化移植或衍生而来”；[1] （P179） 意境的发生年代久远，意境之根深扎于中国文化的深层之中，其源可以上溯到数千年前的文化艺术活动中。夏昭炎分析了东周时代的青铜莲鹤方壶，认为3000年前的艺术作品已具有如此精巧的结构，包蕴如此深远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显示出意境成熟的特征。先秦的诗歌、音乐、工艺美术等领域都已经有了具有相当魅力的意境作品。在他看来，自有诗歌以来，意境即已客观地存在于诗中，一部诗歌美学史，几乎就是一部以意境说为审美理论核心的诗学史。萧华荣也指出：“‘境’并不神秘，也并非佛家所独擅，因而不必过分作牵附佛教教义的解释，古代诗学也自始至终未作这样的解释，只不过因为佛教的流行故而其术语也成为人们乐于借用而已。”[2] （P129）

夏昭炎把意境作为一个艺术美的因素来分析，有其合理性，然而，作为艺术美的意境与作为理论概念的意境是两回事，两者的历史并不一致，夏昭炎虽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作了分头梳理，然而在得出“意境理论的出现与发展也有了三千年的历史”[1] （P228） 这一结论时，显然把意境的出现与意境理论的出现混同起来了，由此而断定意境说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产物，理由似乎并不充足。

另一种观点认为意境说是在佛教或禅宗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如孙昌武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一书中指出，梁、陈之际的真谛已较系统地传译了印度大乘佛教、瑜珈学派的著作，至唐初，玄奘进行了系统的译介，并以之为典据创立了中国的唯识宗，产生巨大影响。“唯识的‘内识转似外境’的理论被借鉴、发挥，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境界说。”[3] （P349）

张节末对意境的产生与性质有独特的看法。他指出，意境是禅宗的美学突破的产物，其感性基础是现象空观，主空的自然观与看空的人格观两相结合产生出一门全新的美学：心造的境界－意境。他说：“禅宗的直观方式向中国的山水画、写意画导入了精神的深度，使之心灵化和境界化；向中国诗歌的缘情传统导入了更为虚灵空幻的意，形成了诗的意境。”[4] （P23） 意境之“意”不是通过语言的传达和理解得到的，要意会、妙悟，是直觉和直观。“意境之意，与其说是言意之辩之意或者意象之意，还不如说是与六根之中意根相对的思虑之意，而第六识即是依意根起作用而形成的意识。这在禅籍当中是有重要根据的。”[4]（P202） 张晶也认为“诗论中的‘意境’，是指超越于作品的物质形式，在主体的审美经验中生成的整体性美感，这个范畴源出于佛学，乃是无庸讳言的。而当它进入诗歌美学之后，可以说使中国的诗论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质的飞跃。”[5] （P100） 这种立场充分地信任外源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前述认为意境是中国文化固有产物的观点来说，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反拨。

二、参禅与悟境：佛教文化对意境理论实施影响之表现

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天文、医学、风俗等方面都有较大影响。佛教对文艺的影响途径之一，即是通过一些受佛学禅宗影响的诗人艺人而达成。近代学者有人认为意境说的形成完全得力于佛教禅宗，有些言过其实，但说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都潜藏着禅宗的影响痕迹，则有理有据。唐以前文论家刘勰即已有借用佛学之“境”，如“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文心雕龙・论说》）。唐人“以禅入诗”、宋人“以禅喻诗”，佛学禅宗对诗歌的影响可见一斑。从浩瀚史料中，我们可以窥见，佛教文化对意境理论实施影响之表现大约有以下三方面。

1. 读经、参禅行为日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为佛教文化对意境理论产生影响打下坚实基础。

佛教自东汉传入，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之后，到隋唐五代逐渐昌盛，在建立佛教各个宗派的同时，还创立了中国化的新教派禅宗。禅宗融合了儒道诸家的智慧，对佛经教义进行众多“格义”、革新，改进了佛教僧侣固有的修行方式，促成了佛教走向开明化、本土化，成为影响最深远、最中国化的宗教。禅宗对儒家的心性思想、老子的无为思想、庄子的逍遥思想都有所吸收，融印度佛学与中国文化于一体，具有宽容、自由、大度的生存智慧，因此较佛学传入中国被本土化后产生的其它宗如天台、华严、净土等宗更具有包容性。至唐、宋，慧能开创的南宗禅以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悟道方式风靡于士大夫之间。

给意境命名的初唐诗人王昌龄，既出入佛寺又来往于道观，对于佛道两家的“境”都有体悟。王昌龄对“意境”的直接论说比“物境”、“情境”更简捷：“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里的“真”通于道家与佛家之“真”，实质上是一种表达内识、哲理、生命真谛的最高境界。

终其一生于佛门的中唐诗僧皎然，提出了对后世意境论影响甚大的“取境”说，提出“境”有“禅境”、“物境”与“心境”之分，在心物关系方面明显接通禅宗“境不自生，因心故现”的主脉。佛学主张“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因此心外无境，境由心造。皎然的“境非心外，心非境中”，（《昼上人集》卷八）即是对佛学“心造”说的沿用。从“取境”到“造境”，从“象忘神遇”到“采奇于象外”，可以发现皎然的佛性修养对其诗论的影响，他的“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也是对佛学“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诗学发挥。皎然把“清、远、神、静”作为诗境的审美要点，并常常以禅入诗，如“释事情已高，依禅境无扰”（《奉酬颜君真卿》）、“月彩散瑶碧，示君禅中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书冬夜》）等。

晚唐的司空图强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并推举王维等人的禅味山水诗为诗的最高境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意境说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以诗论诗的杰作，充满了独特的禅之意趣与智慧。“《二十四诗品》乃唐代美学融摄佛学的垂范。在这一理论体系中，艺术世界的本体是刹那生灭的绝对存在；艺术世界的创造主体是能够体现绝对存在的有觉生命；艺术世界的生成来自于有觉生命对于绝对存在的生命礼赞。”[6] 尽管司空图在诗文中很少直接用到禅语，但不少学者发现诗情禅趣在《二十四诗品》思想层面上相通。如陈仲义认为：“司空图《二十四品》的全部风格定位，几乎都是贯穿着‘不即不离，不住不著，纵横自在，无非道场’的中观思想。”[7]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读经、参禅行为对当时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而对于在意境理论形成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王昌龄等人来说，影响之大，不言自明。

2. 佛理诗、禅味诗画的勃兴，更是佛教文化对意境理论的形成施予影响的又一表现。

意境理论的形成不是一种自觉的理论行为。它首先潜藏于人们的文艺创作实践中，而佛理诗、禅味诗画的勃兴，则是佛教文化对当时社会影响的进一步扩张。据统计，王维诗集中明显与禅有关的诗作有81首，韦应物有67首，刘长卿有55首，钱起有25首，刘禹锡有50多首。[8] （P61） 其他如陶渊明、谢灵运、杜甫、王安石、苏轼、白居易、李商隐、周敦颐等人的诗作中也常飘逸出佛禅的灵光神韵，就连倾心道教的李白，也曾体验禅境：“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湛然冥真心，旷劫断出没。”（《庐山东林寺夜怀》）王昌龄、皎然、司空图、严羽、王船山等人的诗论词话中则折射出佛学的旨意天机，一些释氏常典屡见于文人笔端。大量传译的佛学教义以及佛教本土化之后产生的禅宗关于“境”、“观”、“境界”、“意境界”、“不立文字”、“扫除一切名相”等命题的论述，极大地诱导了古代意境说的孕育、萌生和命名。

3. 佛教文化对意境理论的影响更直接地表现在文艺品评中以禅喻诗等文艺现象上。

佛教自东汉传入后，不断发展，影响日盛，至宋代文人参禅则更为普遍，以禅喻诗成为一时风习，正如苏轼所说“每逢佳处辄参禅”。用禅理参诗最为成功的，首推苏轼。苏轼50岁时曾出资30万重新刻印《楞伽经》，使之重新畅行于世。在重印本中，他回忆当年偶见此经时“入手恍然，如获旧物，开卷未终，夙障冰解，细视笔画，手迹宛然，悲喜太息”，足见《楞伽经》有着撼人心魂的魅力。《楞伽经》主张在禅境中体验人生的无常感，如梦如幻。苏轼诗中就有多处此类表述，如“愿君勿笑反自观，梦幻去来殊来已”，“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等。在《送参寥师》中苏轼以禅的“空”“静”观论诗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韩子苍干脆把诗道与佛法相比拟：“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诗人玉屑》卷五引《陵阳室中语》）

至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强调禅道与诗道相通于“妙悟”。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即是借用佛家的“羚羊挂角”、“镜花水月”、“空中之音”等比喻来阐述唐诗之妙境及意境之特征。钱钟书《谈艺录》中评论严羽道：“他人不过较诗于禅，沧浪遂欲通禅于诗。”

明清时期王夫之对佛教有专门研读，他借用佛学“现量”这一术语来表达“心目相取”、“即景会心”的观点，并综合前人的“应感之会”（陆机）、“直寻”（钟嵘）和“妙悟”（严羽）等说的诗学思想，他的“现量”说对后人研究意境的直觉体悟思维有启示作用。

至于王国维思想中的佛禅因子，散见于他的“境界”论中对于“观”、“见”、“不隔”、“两浑”、“须臾之物”等的论述。

三、渊源与渗透：意境理论对佛教经典之汲取

作为美学范畴的“境”，最早出现于王昌龄的《诗格》中，如“心偶照境”，“搜求于象，心入于境”，他的“诗有三境”说对意境说影响很大。被严羽评为“在唐诸僧之上”的江东名僧皎然，比王昌龄更近佛教。他把佛经中拈出的“境”字大量入诗，据不完全统计，《皎然集》中含有“境”字的诗就有30多首，因此是皎然真正把佛学的“境”引入诗学。从渊源来看，文论家标举“采奇于象外”（皎然《诗式》）、“境生于象”（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超以象外”（司空图《诗品》）、“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与极浦书》）、“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严羽《沧浪诗话》）、“风雷无形而有象”、“意伏象外”（王夫之《正蒙注・诚明篇》）等等，都或多或少地与道家“大象无形”的思想有渊源关系，又或多或少地受到佛教禅宗的无形渗透。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意境理论的形成受到了老庄思想与佛学禅宗的双重影响。

佛学将心理现象分为“十八界”，包括“六根”、“六境”、“六识”。所谓“六根”即“内六处”，指眼、耳、鼻、舌、身、意。所谓“六境”即“外六处”，是与“六根”相对应的境界：色、声、香、味、触、法，均属一心之变现。初唐高僧道世所编《法苑珠林》称“法”为“意境界”，是意识活动中之境界，总摄从感官到意识的所有感觉、知觉、思维。所谓“六识”，即依据“六根”对于“六境”所产生的心理认识。“境”在古印度梵文中为“visaya”。“境”的要义在于它是精神与现象的同一、主观与客观的共存。佛学的“境”经王昌龄等人而诗化、中国化、美学化，引申到作品中，便是作者内心感发之境界，引申到文艺批评中，便是读者经由作品而体验到的艺术境界。在佛家看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不可割裂，宇宙自然本是浑然融合的一个整体，万物万象都是多样而统一的诸相，“诸根会合”，才有可能形成境界。唐代山水诗画注重创造浑融一体、圆通谐美的意境。佛学的空灵神韵更为显明，如王维“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句，诗意与佛理互渗，意境隽永。

禅宗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般若智慧颇多推崇，般若无相论对古代意境说的影响值得注意。《金刚经》中的般若无相论认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色相、身相、法相、实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都是不真实的，应当破除世间的一切名相，扫除六尘，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一切识见也是虚妄不真实的、片面的，应当破除一切执，还原本心，世界的本来面目才能呈现。《金刚经》中的波罗蜜无我论认为：“我识”“我见”是我执、我迷的表现，只有彻底破除我识、我见，于人不取四相，于境不着六尘，扫除一切名相、法相、非法相，才能达到无我的波罗蜜彼岸之境。法如筏喻论丰富了古代诗学道法自然、法由心生、至法无法的诗法论。“舍伐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中的这些观点有着相当明显的佛学痕迹。

传统诗学中关于“空静”“虚静”的说法，主要从创作心境、审美心境的层面给意境理论提供了心理学前提。“空”、“静”、“虚”在古典哲学、佛学、理学中都是不可小觑的概念，且都带有形而上的意味。佛学禅宗盛行后，“空”、“静”、“虚”观对文艺有进一步的渗透，渐渐演变为具有创造性、生成性的审美心境前提。“空”、“虚”在佛教禅宗中也是重要观念。“空”、“虚”并非杳无一物，而是容纳“所有相”的本体，能够派生万物。《金刚经》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坛经》云：“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六祖慧能有名言：“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佛教“苦空”观宣扬只有看空才能脱离人生苦海，禅宗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为基本命题，以心为“空”，将心置于本体地位。“静”是佛门修习的根本要求，“静”是心如止水，远离妄念，但并非死寂，而是“求静于诸动”。因此，禅宗中的“空”“静”具有生成性与创造性，这对古典诗学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创作心境、审美心境等方面。张晶对此有细致的论述：“空与静，都不是长久的、恒定的心理状态……它是一种插入，暂时切断创作主体与世界的功利的、世俗的联系，使主体以审美的眼光来打量世界。……只有心灵‘空静’，方能洞察、统摄大千世界生生不息的种种物象，在自己的心灵中将之加工为审美意象。这里又涉及到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意境’论。”[5] （P47-48）

禅宗思想中虽然少有哲学、美学问题的直接论述，但其存在观、人生观、自然观等方面却有着丰富的哲学、美学意蕴。禅宗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活泼生命中体验作为宇宙本体的“真如”、“法身”、“般若”，以觉悟众生心性本原为宗旨，主张人与外界的圆融，关注人的精神自由，无意中给文人学士提供了一种审美性的生活态度，敞开了那种空灵又微妙、虚幻又真实的精神世界，为人们走向澄明超越的审美境界提供了一种妙悟与观照之路。禅宗主张的“空”是一种人与自然、外界浑然一体、圆融自在的苍茫境界，即“梵人合一”的境界，人无限趋近于真如本性，存在的本真在物我通融的境界里敞亮，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得到还原。“空”是不生不灭，超越有无，不执于虚妄。尽管禅宗的空观不等同于道家对空、静的主张，但两者在强调天人合一的层面上颇有相通之处。禅宗主张独特的直观体验，自观自心，自识本性，自我觉悟，“‘禅’所重视的用直觉把握宇宙的思维方式，对生命自由境界的追求，对审美艺术创造出来的意境，对意境给人以审美愉悦的理解都有不可忽视的沟通和影响。”[9] 禅宗尤其主张扫除语言名相。“名相”是种种以语言或符号为依据的东西，意境正是产生于“名相”之外。

禅境和意境在把握世界的方式、生物心理上都有着相通、相似之处，然而两者的走向不同，禅境超脱苦难而走向佛境，意境则通过艺术而走向审美。禅宗诗歌的审美境界的范型就是一切现成现量境、水月相忘如如境、珠光交映圆融境、任运随缘日用境。现量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如境能所双亡，色相俱泯；圆融境珠光交映，重重无尽；日用境饥餐困眠，脱落身心。与现量境、如如境、圆融境、日用境相应的意境风格亦即平时我们所说的澄明高远、色相俱泯、圆融谐美、质朴自然，这在禅诗中有着最为明显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说，体证禅诗审美境界，对整合传统诗学的境界论，探讨佛教文化对意境理论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佛学禅宗对于古代形神论、以形写神、穷形尽相、体物得神、传神写照、形神兼备、离形得似、离象得神、破形得似、神不在迹、神韵无迹、意象、兴象、意得神传、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以及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境外之境、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等有关意境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夏昭炎. 意境概说[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2]萧华荣． 中国诗学思想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孙昌武. 佛教与中国文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张节末. 禅宗美学[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5]张晶. 禅与唐宋诗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王耘．《二十四诗品》：唐代美学融摄佛学的垂范[J]． 唐都学刊，2004，（1）．

篇（5）

语言交际中的跨文化因素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我国很多学生学习英语多年，仍无法用英语进行得体交际的主要原因是忽略了目的语国家的背景文化知识的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意识到语言的文化内涵，“文化意识”也首次作为独立的内容被纳入到高中课程标准中，并把它作为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新形势下的高中英语教学在注重对学生传授基础知识的同时，应更注意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而建构主义理论无疑为高中英语跨文化意识的建构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

一、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看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必要性

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H. Goodenough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中写道:“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他的观点十分精辟地论述了语言和文化不可分离的关系，即:两者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首先，语言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基本的文化，但它只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并非它的全部。其次，文化是语言的一大特点，如果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话，文化就是语言教学中的重心。

正因为语言和文化有这样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杜道明在语言与文化新论中指出:“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因为语言系统中凝聚着几乎所有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信息，这就促使语言成为文化总体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具有原文化的性质。而且，语言客观地反映了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认识水平和每个民族特殊的认识方式，因此，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掌握一门语言，实质上就是掌握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语言只有通过丰富、深广的社会历史文化才能呈现出全部的意义。这种基于文化的语言观提示我们:要学习一门语言，就必须了解其文化。

2.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高中英语课程总目标的其中一项就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建立在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合发展的基础上。总目标指出:文化意识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障。高中英语课程目标结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课程目标结构中，“文化意识”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文化知识、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等内容。在目标结构的“情感态度”和其他项目中，对“文化意识”也有相关的要求。“标准”指出: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文化意识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证;“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与使用，有益于培养世界意识，有益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认识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又称作结构主义，是认知理论的一个分支，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它最早是由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于20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教学思想。该理论兴起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强调意义不是独立于我们存在的，个体的知识是由个人建构起来的，对事物的理解也不是简单的由事物本身决定的，人是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来建构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教学并不是把知识经验从外部装到学生的头脑中，而是要引导学生从原有的经验出发，以建构起新的经验，而这一认知建构的过程常常通过参与共同体的社会互动而得以完成。

这一理论对于我们认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本质和建构跨文化交际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是多维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综合的、多向度的概念，除了知识向度外，还有思维向度、行为向度乃至情感向度。因此，这种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主观感受现实的事物，去“亲自经历”各种跨文化情景，并做出自己对文化现象的解释和判断。简言之，就是要“构建”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

三、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离中英语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建构主义理论之所以被广为接受和推广，关键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知识观、学习观和学生观，重新解释了知识的本质和学习发生的机制。下面，笔者将从学生观和学习观这两个方面阐述建构主义理论对高中跨文化教学的指导作用。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并不是空着脑袋进人学习情境中的，在日常生活和以往各种形式的学习中，他们已经形成了有关的知识经验，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学习不是信息简单地从外到内单项输入，而是通过新信息与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双向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也就是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互动的过程。在对高中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中，学生已经形成了与母语文化相适应的认知图式，如果用这一认知图示去预测和判断与母语文化有较大差异的目的语文化，就必然会导致交流障碍，这就需要把新的文化整合到学生已经形成的认知结构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单是知识的呈现者，还应该重视学生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倾听他们现在的想法，洞察他们这些想法的由来，并以此为依据，引导学生丰富或调整自己的理解。这不是简单的“告诉”就能奏效的，而需要与学生共同针对某些问题进行探索，并在此过程中相互交流和质疑，了解彼此的想法，彼此做出某些调整。如教师在讲解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陕西专用)第四册第六单元CULTURAL CORNER中TheUniversal Dragon的时候，就可以先让几个同学谈谈龙在他们心中的形象。这样，学生自然会谈到龙是如何的神圣和尊贵，教师可以很快地判断这种想法来源于他们的母语文化。在学生的母语文化中，龙是炎黄子孙的化身，是吉祥的象征，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可见对龙至深的崇拜。随后，师生最后总结龙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圣洁权威的。接下来，老师再引导学生仔细去回忆所看过的有关龙的国外影片，并谈谈龙在影片中的形象，学生就会想起《侏罗纪公园》里的凶残的恐龙形象，《指环王.2》中的“戒灵”，类似冀龙的怪兽形象。最后，师生共同总结得出龙在英美国家是邪恶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是直接地呈现西方人对龙的认识，而是通过有效的师生交流，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对本国文化与英语国家文化进行对比，由此，英美人眼里的“龙”作为新信息和学习者对龙原有的认识经验相互作用，加深了学生对中外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并形成了对龙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性的认识。

篇（6）

O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市场营销文化。在我国，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传统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祟尚道德诚信，对当代市场营销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在市场营销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径，在日趋竞争激烈的二十一世纪市场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传统文化精华，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的代表，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现代营销道德必然继承和发展的传统道德，是当代市场营销之根本。首先，树立以“仁”为内核的市场营销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对待顾客，顾客何以仁回报其次，建构以“义”为特征的市场营销准则。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强调先利后义。在营销管理活动中，要“义利合一”。“义利合一”追求的是企业、顾客、社会的和谐发展。重义，即避免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不搞欺诈行为，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来获得。要求在当代市场营销中，既要赚钱又要讲友谊，既重经济交流，又重社会效益。第三，建立以“礼”为基础的市场营销规范。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就不能立身处世。当代商战更应遵守礼，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实现互利双赢。第四，确立以“智”为动力的市场营销策略。儒家伦理认为“智者，才智”、“待物为智”。强调对万物的认识依赖于智。在当代，在制定营销策略、预测市场需求、开拓国际市场、开展人才竞争等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无处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原则。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伦理认为“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也”，“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以诚为本”是塑造企业形象和信誉的基石，是企业获得效益、赢得市场的法宝。市场只青睐货真价实、真诚对顾客服务、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和运营者。鄙视那些不诚信行为：产品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广告虚假、售后服务质量差。

2软营销超越硬营销。在营销中重视品牌的传统文化

以史为鉴，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树立和自身形象的设计。企业刨品牌的途径，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则是增加文化含量。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产品的运用上只是处于一个技术和符号层面以物质为基础的硬营销曾经起过决定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上升到一个心理层面，以文化为基础的软营销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设计上可以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红豆”是江苏红豆集团的服装品牌和企业名称，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着广大消费者。提起它，人们就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绝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乡酒，一句广告词“孔府家酒．让人想家”勾起无数人对家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国外企业也在大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元素充分运用到产品当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当那些外资品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后，反过来在中国市场却深得消费者的青睐。以著名手表企业瑞士国际斯沃琪集团为例，去年他们在中国设计的“狗来福”，首次推出以“生肖”为主题的特别款，迎接“狗年”的到来。这款产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整款设计以红色为基调，红色在中国的新年庆祝中具有特别意义，它象征着财富、繁荣、来年红火。

3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调整与丰富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在当代市场营销活动中，我们应汲取中庸哲学的精华，随时调整与丰富营销观念，获得最佳经营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绿色营销”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现阶段有些企业仍存在“重市场轻生态”的观念，经销一些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产品，因此，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引导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不按规律行事。儒家文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会一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观念与现代“社会营销”思想。儒家文化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篇（7）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语言的流利性和准确性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交际能力，得体性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语言的不得体会造成说话双方对彼此的误解，不利于交流的顺畅进行。语言的得体性离不开语言文化背景知识。语言中包含了一个群体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群体文化的所有特征。儿童在习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在习得该群体的文化。所以，语言和语言的运用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由于语言是目的语国家文化的表现形式，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这门语言。英语教学不仅只是追求语言的语法准确性，还要介绍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最终使学生具有语用能力。文化适应理论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因此，文化适应理论的提出给英语教学带来了很多启示。

一、文化适应理论

（一）文化适应理论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John.H.Schumann在实验中发现，在第二语言学习者中，有的学习者语言习得速度非常缓慢，甚至停滞不前。Schumann试图通过纵向研究探索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因素。通过考查6位移民到美国的西班牙学习者在自然状态下习得英语的情况，Schumann和他的同事们发现，33岁的Alberto的英语水平和其他5位学习者相比，几乎没有提高。排除了智力和生理的原因，Schumann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Schumann认为，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的文化适应程度将决定其习得目的语的水平。文化适应强调第二语言习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及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所决定的。距离越近，第二语言越容易习得。

（二）文化适应理论的具体内容

1.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和目的语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它影响着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目的语群体接触的程度，因而也影响着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习得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讲，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远，接触越少，越不利于第二语言习得；相反，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近，接触越多，越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社会距离包括八项因素，这八项因素并非彼此独立，而彼此相关。这八项因素包括社会主导模式、融入策略、封闭程度、凝聚程度、群体大小、文化相似性、态度和打算居住的时间。两个群体处于平等地位、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文化采取同化和适应策略、第二语言习得群体的封闭程度和凝聚程度低、群体人数少、文化相似性高，对目的语群体的态度正面，以及居住在目的语国家的时间长都是有利于语言习得的。相反，则不利于语言习得，语言发展速度缓慢。

2.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指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总体心理感受。心理距离是从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出发，考查作为个体的学习者由于情感因素造成的与目的语群体的距离。心理距离的大小将影响语言的输入，心理距离越近，语言输入量越大，越有利于习得。具体来说，心理因素由以下相互关联的四项因素构成。一是语言休克，指学习者使用第二语言时的恐惧感。在说英语的时候，学习者可能因为害怕说错而羞于张口或者觉得自己词不达意，再或因为说不好而失去信心，这些都是语言休克的表现。语言休克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第二语言习得。二是文化休克，指学习者进入目的语群体时的一种焦虑。当我们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后，许多人都会有手足无措的情况，原来的思维模式不被现在的社会接受，原来的行为举止在现在社会中变得古怪，惯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再奏效。有的学习者会选择拒绝新的文化，把自己封闭起来，有的学习者则选择接受。在选择接受的学习者中，有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融入新的文化中，甚至反复好几次，有的则很快能度过文化休克期。文化休克的时间越短，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三是学习动机，指学习者学习目的语的原因。学习动机主要有两类，一种是融合型动机，指学习者学习目的语是对目的语群体感兴趣，想和目的语群体有更多的接触，想了解目的语群体的文化，想融入目的语群体。另一种是工具型动机，指学习者学习目的语是为了获得实际的好处。如拿文凭，找工作，出国和晋升。一般认为，融合型动机比工具型动机更有利于习得，因为工具型动机的学习者只要达到了目的就不再继续学习了，而融合型动机的学习者会因为对目的语群体充满兴趣而不断深入学习。四是自我渗透性，指学习者能否打开语言屏障，以开放的态度接受语言输入的意识。有些学习者之所以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是因为能够阻碍语言疆界的建立，使语言输入畅通无阻。语言疆界的建立并非不可控制，而是可以通过开放的态度消除，开放程度越大、渗透性越高，语言输入量越大，可发展的空间越宽广。

二、文化适应模式对我国英语教学的启示

（一）在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教学

我国英语教学中一直以来都忽视教材中的文化部分，教师在讲解课文的同时，没有把语言里所体现的文化介绍给学生。这种教学模式导致学生不能正确地运用所学的语言，出现很多语用错误，结果导致很多人在与外国人进行交流时出现很多笑话和误解。如遇到“individualism”这个单词时，教师不能只告诉学生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涵义是不一样的。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指个人价值至高无上，强调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反对权威、宗教、国家、社会及任何其他外在因素以任何形式干涉和阻挠个人发展，强调人是价值的主体，相信每个人都有价值。而中国的“个人主义”是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中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是利己主义的同义词，是一个贬词。如果中国的学生不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就会把这个单词的意思理解为自私自利。因此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及时讲解有关的文化知识，让学生明白每个词的适用语境。

（二）利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文化教学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给学生放映一些国外的图片和电影，让学生对外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学生对外国文化感兴趣，自然就更愿意学这个国家的语言。教师可根据所教课文的内容，准备一些相关的图片和电影等，让学生通过观看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学生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能更深刻地理解语言的真正涵义，从而避免在交际中出现失误。

（三）重视课外文化意识的培养

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学习外国文化是不够的，教师还必须指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了解外国文化。学生在课外可以阅读一些英文报纸杂志，这有利于学生更加深刻理解考试中原汁原味的英语文章，锻炼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鼓励学生在课外多看一些英美原版电影和电视节目，这不仅因为大部分电影或电视节目的内容本身反映了该国的文化，通过观看片中演员的表演，学生可以了解和学到目的语群体的社会方式和行为习惯。还可以邀请一些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做这方面的专题报告，使学生从中更多地了解英语文化，培养对其的敏感性，鼓励学生多与英美人士交流，消除交际恐惧感。

（四）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在我国，很多英语教师很擅长词汇和语法的教学，但是不一定了解外国的文化知识，更别提在课堂上去涉及相关的文化知识了。其实，文化素质也是教师必备的专业素质，自身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将文化讲得透彻、明白。这就需要广大的英语教师在平时多积累相关的文化知识，只有自己了解外国的文化，才能把外国的文化更好地介绍给学生。学校也可以定期对教师进行文化意识的熏陶，组织教师到国外进行访问和交流，让他们对外国文化有更直接的感受。同时也可以开展一些座谈会，教师之间可以互相聊聊彼此对外国文化的看法。这些活动在无形中会让教师逐渐形成文化意识。

三、结语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传达思想和情感的纽带。理解了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交流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和自在。广大英语教师要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并向学生讲解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学生了解了文化才能更加准确地使用每一个单词，语言能力才会更接近目标语。语言习得的过程就是适应新文化的过程。在Schumann看来，文化适应是习得语言的关键，文化适应受阻，语言习得自然也受阻了。因此，在教学中要努力营造英语文化氛围，让学生在了解文化的同时也习得语言。

参考文献：

[1]Schumann.J.Research on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1986.

篇（8）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选取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利率市场化关于地方银行盈利能力的门槛效应展开研究①。其中以资产收益率作为盈利能力的变量，即模型的因变量；以银行净利差作为利率市场化的反应变量，即模型的核心自变量；以城市银行的个体特征（市场份额、人均资产）以及宏观变量（准备金率、基准利差）等为控制变量，以业务结构为门槛变量。本文搜集和整理了2008—2012年间河南省14家地市级城市银行的数据，分别是郑州银行、开封市商业银行（简称“开封商行”）、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安阳银行、鹤壁银行、新乡银行、焦作市商业银行（简称“焦作商行”）、许昌银行、漯河银行、三门峡银行、南阳银行、商丘银行、信阳银行②。数据主要来自历年各家银行的年度报告和历年《河南金融年鉴》。部分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部分数据来自城市银行的债券募集说明书，还有部分数据根据历年《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进行了推算。对比银行选取了10家国内商业银行在河南省的分支机构，分为大型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股份制银行”）两类。大型银行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股份制银行包括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发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

（二）变量设计（1）资产收益率（ROA）。资产收益率衡量的是银行的盈利能力，其计算公式为：ROAj,t=第j家银行的第t年净利润/第t年末总资产。（2）净利差（NIM）。净利差的计算公式为：NIMj,t=第j家银行的（第t年利息收入-第t年利息支出）/第t年末总资产。净利差反映了商业银行实际的经营管理水平和资金的运用效果，也是中央银行放松利率管制与商业银行谋求市场定价行为之间的动态博弈结果。（3）中间业务收入占比（IOIR）。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的计算公式为IOIRj,t=第j家银行的第t年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第t年末总资产。该变量代表银行的业务结构变化，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银行的业务创新能力。（4）基准利差（JZLC）。基准利差的计算公式为名义贷款利率减去名义存款利率，即DKLLt-CKLLt，DKLLt为一年期贷款利率，CKLLt为一年期存款利率，两者的差值反映了官方约定的银行赚取利差收入的基础空间。（5）准备金率（ZBJL）。按央行公布的历次准备金率的调整期间，逐月计算加权平均后，求得各年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6）市场份额（SCFE）。SCFEj,t=第j家银行的第t年末总资产/河南省银行业第t年末总资产。市场份额是银行竞争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该变量反映了商业银行对市场结构的势力分割。（7）人均资产（RJZC）。人均资产反映企业一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RJZCj,t=第j家银行的第t年末总资产/第t年末职工人数。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由表1可以看出，2008年以来，河南省银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快速提高。其中，城市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对较高，一直呈持续增长态势。2012年末，城市银行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盈利能力在2008—2009年间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随后才转为缓慢上升。2008—2012年间河南省三类银行净利差的变动方向是一致，呈逐渐上升态势，2009年和2012年稍有下降。城市银行净利差高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大约1-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城市银行的贷款对象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和个人，这些客户的经营风险普遍较高，多数缺乏担保或抵押，为了弥补风险，城市银行就会对其要求较高的贷款利率。从2008年至今，河南省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逐年增加，但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据绝对地位的现象没有根本性改变。大型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相对较高，股份制银行次之，城市银行最低。不过，大型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近年来有下降趋势，股份制银行则保持平稳上升态势。城市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城市银行的业务转型步伐相对缓慢。2008—2012年间，城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市场份额有所上升，大型银行的市场份额略有下降。尽管如此，2012年末大型银行的市场份额仍然占到40.53%，股份制银行次之，为13.79%，城市银行占比最小，仅占9.53%。2008—2012年间，河南省三类银行的人均资产呈上升趋势，其中股份制银行人均资产最高，大型银行次之，城市银行最低。股份制银行的人均资产波动性相对较大，这与股份制银行职工人数增加较慢，而资产规模快速扩张有关；城市银行的职工人数增加较快，但是资产规模增加较为平稳。

三、实证检验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传统面板计量分析方法隐含假设是时间序列均为平稳，实际数据并不如此。如果数据是非平稳的，运用传统面板计量方法就会造成虚假回归，因此有必要对各个变量进行面板的单位根检验。为避免单一检验可能形成的误判，本文选取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等四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其中，LLC检验是一种基于相同单位根的检验方法，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则是基于不同单位根的检验方法，四种检验的原假设均为变量存在单位根。从表2中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观察，绝大部分的检验方法拒绝了原假设，即变量并不存在单位根。表中变量均为I（0）单整，选择上述变量进行模型估计不会存在虚假回归现象。

（二）面板门槛模型估计建立关于银行盈利能力的面板门槛模型，其中以NIM为核心解释变量，以IOIR为门槛变量，如（3）式。基于（3）式估计门槛值及其95%渐近置信区间，所得结果见表3：结合表4可知，单一门槛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的F值都显著，三重门槛模型的F值不显著。因此，首先尝试建立双重门槛回归面板模型进行分析。进一步对估计的门槛值进行检验（即γ1=0.050%，γ2=0.110%）。对γ1门槛值进行检验，发现估计导致置信区间过大而归于无效，可见γ1的估计结果不可靠，γ2则为正常，因此选择建立以γ=0.110%为门槛值的单一门槛面板模型更为合理。构造出γ门槛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图见图1，其中所取95%置信区间是所有LR值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7.35（对应图中虚线）的各个门槛估计值所构成的区间。使用POLS方法估计（3）式，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5。该面板模型既考虑固定效应因素，又考虑了异方差因素，并经过了稳健性检验。由表5可知，银行净利差与盈利能力之间确实存在着较为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可以将净利差对盈利能力的影响过程划分为低水平区制（IOIR≤0.110%）和高水平区制（IOIR>0.110%）两个区制。当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不高于0.110%时，即银行处于低水平区制内时，净利差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为0.407。当中间业务收入占比高于0.110%时，即银行处于高水平区制内时，净利差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下降为0.287。反言之，银行处于低水平区制时，其净利差水平下降给银行盈利能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要比银行处于高水平区制更大。表6列示了2008—2012年分别处于不同区制内商业银行的家数。可以看出，大型银行全部处于高水平区制内，股份制银行基本上处于高水平区制内。城市银行正处于从低水平区制向高水平区制的过渡阶段，大部分城市银行处于低水平区制，只有少部分处于高水平区制。2010年以前只有洛阳银行和漯河银行处于高水平区制，2011年和2012年开封商行已经跨入高水平区制，鹤壁银行、焦作银行和南阳银行则在区制分界点上下波动。各区制内极不均匀的分布说明了城市银行与其他银行在业务结构优化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其对传统利息收入的依赖程度大大超过其他银行。在当前中国的金融政策环境下，城市银行依靠较大的净利差保持着较高的盈利水平，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暂时现象。一旦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金融市场日渐完善，竞争环境更加充分，城市银行单一业务的弊端就会暴露出来。因此，对城市银行来讲，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尽快实施业务转型，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的比重，及早从低水平区制跨入到高水平区制。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河南省不同类型银行的面板数据，以业务结构为门槛变量，考察了利率市场化对地方银行盈利能力的非线性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近些年来，较之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河南省地方银行表现出更高的盈利能力。非完全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地方银行形成得天独厚的高净利差水平，地方银行获得更多的政策红利。但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环境日臻完善，一旦改革完成，银行净利差水平收窄现象就会到来，这将给地方银行带来比其他银行更大的价格冲击和成本冲击，地方银行以利息收入为主、盈利靠规模驱动的发展方式和盈利模式无法持续。严峻的生存环境、激烈的同业竞争以及偏高的风险水平，将使地方银行陷入发展困境，必须尽早考虑经营转型战略。

（一）积极调整信贷结构，保持稳定合理的净利差水平一方面，地方银行应该创新金融产品，丰富存贷款产品线，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方式，以质换量，形成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品牌效应，稳定和扩大客户基础。另一方面，地方银行应该顺应国家产业政策，立足于地方经济，找准新的盈利增长点，并且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及时调整信贷结构，扩大信贷投放范围，加快发展中小微企业客户融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等业务，以信贷结构调整获取更多的利差收益。

篇（9）

通过对古尔曼的《黄色的墙纸》进行分析，采用新历史主义对该文章进行分析，在文章中为了使故事特征更为突出，在语言使用上比较疯狂，依靠《黄色的墙纸》叙述人的判断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文章中虽没有描述到她的疯狂，也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她的病情，这个病的表征或许是歇斯底里的，或许是厌倦的。文章中描述了叙述者如何了解她自己的状况，以及医生给她的诊断，是神经质，还有些忧郁，或者是一种不严重的歇斯底里。

古尔曼发表这个文章的时间是1892年，她的目的是为了否定米切尔治愈她神经质或歇斯底里的努力，他的治疗是让她服从完全的休息，不能有任何工作或刺激。在《黄色的墙纸》中，无名的叙述者不断秘密地写作，同时装作屈服于休息疗法，而她的医生丈夫约翰，则坚持不让她接见客人，并保证充足的空气和休息，放弃所有的体力的或智力的劳作。夫妻二人的冲突再现了古尔曼的这段经历。那么，这是一段有趣的传记式语境，实际上从这个语境中我们能够看到在精神病领域对待妇女歇斯底里病症主要方法上，故事直接参与，并表示了拒绝和不同意。但一种福柯式的分析将指点我们从传记式语境中移开到文本独立于作者的作用上，转移到文本作为疯狂话语的组成部分上。然而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时，吉尔曼的疾病表征不会作为了解的对象，对引起病症的社会原因较为重视，对检验这个病症发挥作用的话语也重点地考虑。文章故事分析过程中，对一些问题比较重视，首先是在这个文章中小疯狂和疾病的话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次是故事怎样参与了对待疯狂和疾病的“普遍经济”。

在《黄色的墙纸》中叙述者的病情起到了怎样的效果？文章中她的疾病症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允许我们看到的是叙述者和她的医生丈夫约翰发生的矛盾。她丈夫在处理很多事时都和她的思路不尽相同。她的爱好写作，她对事物的怀疑和对世界的迷信，这些内容对于她的医生丈夫看来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怪异。如她十分喜欢殖民时期“怪异”的大屋，更相信这是神奇的鬼屋，然而对于她的丈夫来说感觉不可理解，并且“公开地嘲笑所有不能感觉不能看到没有实在形状的任何谈论”。这也显示了他们俩的观点迥然不同，这种观点的区别使她的意识形态也受到影响，并对她的病情产生一定的影响，也许这种意识上的区别和差异与她的病情有较大内在联系。

文章还将权力和权威作为故事的重要支撑，将权力相互争斗，权威认证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更好地烘托主题。她的兄长也是一名医生，并且是“高级别”的医生，她丈夫和她兄长都认为她的病情没什么真正的严重性，应该是轻微的神经抑郁造成的。但这种观点对于叙述者来说显然她是不同意的，在对她病症的诊断方面，她只能根据自己的感受问一个人应该做些什么，而她没有详细了解病症性质的权威，因为没有权威使得她的观点和意见只是小范围的个人观点。从这篇文章看来，这又是病人的意识被医生的主观压倒，尽管她在治病过程中时常讲述自己的困惑、怀疑等感觉，但仍然摆脱不了她是病人，她是医生的研究对象的身份。从中可以看到权威能使一种控制状况进入医学治疗实践。病人的病情为医学话语所决定，其中病人就成为了主体。医生从医学观点出发认为写作是她病症的重要诱导原因，因此在治疗时医生反对她写作，这使她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进行写作，否则医生会强烈反对，这也可使她得病。医生警告她说写作时思考可以诱发她的病症加重，所以她承认她的情况总是使她感觉到糟糕。她也讲述她对她丈夫约翰的诊断毫无道理而感到愤怒，并将这一切归咎于她遭受的“神经质状态”。她兄长和她丈夫对她的诊断被她接受，她处于反对他们理性的“不理智”状态。因此，她接受了医学话语为她决定的病态状况，她是心理方面的不理智者，是行动方面的不正常者，是处理事情的疯狂者，并且需要对她治疗，需要将她纠正到重新回到医学话语中所描述的理智和健康状态。

以这种观点看来，医学话语完全施加给她，医生依照医学话语运用各种控制技术来对她进行治疗，这种治疗的主要方案就是监禁。因此，约翰按照这一原则，将妻子有意或无意地放置在屋子中。这一治疗原则其实就是将她作为一个真正的病人，只能够被医生监禁，她也不得不臣服于监禁后的限制和观察。《黄色的墙纸》产生了西方理性话语的人文主体，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创造人物，从而创作了她白己，在创作过程中，她虽然解放了自己，但也监禁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她能够认识自己，也能够认识文中人物的她自己，这就产生出矛盾的一面。作者是自由的，其自己也可以认为是自由的，但是这对自己了解的基础上她却屈从于被控制和被监禁，在她被监禁的同时她被解放了，在她靠自己的时候她却是疯狂的。在这种自由和监禁的矛盾中，在理智和疯狂的博弈中，人的主体就此产生。自由只是靠某个地方、某种形式的监禁的存在才得到保证。要想体验自由和理智，必须遏制疯狂的发展，通过一定范围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决定和制约，主体才能真正地刻画和塑造她自己的个性。只有通过抵抗权力，人的主体才能被递呈到权力的手中。因为对新历史学家而言，抵抗、自由、人文主义这些符号都是权力、权威和臣服的标志和踪迹。

自我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背景下的再现

篇（10）

二、校园网络文化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

1．校园网络文化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

(1)通过网络文化与校园文化的交互作用，可以实现校园网络文化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大学校园是一个由不同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的成员自主群居的集体，在传统的大学校园文化传播中，“生生”之间、“师生”“生师”之间以及“师师”之间要进行深入的互动流谈心存在一定的困难。而校园网络文化的平等性和隐匿性，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成员，可以在网络空间里匿名、自由随意地交换彼此的观点。一方面，高校教师通过校园网络能直接了解学校的各种动态，参与各项活动，发表评论、反馈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等。另一方面，开展丰富多彩的在线科技讲座、学术交流、文化艺术和传媒娱乐等校园网络文化活动可以繁荣校园文化。设立校际之间的文化在线联动机制，如组建在线社团，开展在线联谊会、交流会等活动，可以促进校际文化互通顺利展开，有利于提高高校教师的文化品位和生活指数。

(2)校园网络文化可以增强高校教师的角色适应能力。

网络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推动了高校教师从传统的传授课本知识的“单一”角色，向指导者、管理者、咨询者、合作者、知心朋友等“综合”角色转换。校园网络文化为高校教师快速适应各种角色转换提供便利，他们可以通过校园网络文化进行各种角色的研习，体会角色的情感需求，领悟角色的行为规范，分析角色间的冲突，并借助交往对象的不断互动与反馈来提高自己角色扮演的水平，增强他们的角色适应能力，更好地应对教育信息化环境下的各种变革和压力。

(3)校园网络文化有利于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提高高校教师的工作热情。

校园网络文化的开放性、便捷性与交融性，使高校教师在不出家门的情况下，通过阅读网上大量的超文本信息，就可以快捷地享受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相互联系又具有独立特征的多种文化的熏陶与交流，了解更新国内外的时事新闻，不断扩充信息和知识，丰富高校教师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高校教师还可以在一个地域、区域社会、阶层和群体等特定的系统中，通过网络用户平台同外界进行多元化的学术探讨与合作研究，获取多元化的信息和资料，有效填补传统校园文化同社会上其他文化之间交流困难的缺憾，提高高校教师的工作热情。

(4)校园网络文化可以提升人际交往的自由度，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互动过程，高校教师作为校园文化活动中的个体，需要与人交往、互相分享、共同进步。高校教师如果能够有效利用校园网络文化中的人际交往来引导、补充或促进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将有助于改善现实中不良的人际关系，建立并保持和谐稳定的现实人际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5)校园网络文化为高校教师提供良好交往环境，有利于缓解高校教师的心理压力，养成宽容豁达的良好心理素质。

校园网络文化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距离，为所有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师生搭建起便捷交流的新通道，为高校教师的人际交往提供了良好的交往环境，使高校教师之间以及高校教师与外界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直接、方便和随意。高校教师可以在校园网络空间里打开闭锁心理，自由发表评论、随时记录内心感想，尽情宣泄内心的压抑等。

2．校园网络文化对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校园网络文化在促进高校教师心理健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过渡依赖信息设备而引发肢体综合症。

校园网络文化使高校教师的作息时间和生活方式不受传统工作制度约束而更加自主，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习惯也越来越严重，如长时间保持同一种姿势在电脑上工作而不注意休息，从而引发各种肢体综合症，如颈椎疾病、肩周炎、视力衰退等生理疾病，进而影响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

(2)网络信息侵袭校园网络的主体文化而导致高校教师对信息资料的恐慌。

随着校园网络的普及与发展，由于对信息的控制技术和过滤技术还显得相对滞后，使得那些不健康的、以假乱真的欺骗性垃圾信息，也随着有用的信息资料混进校园，侵袭校园的主体文化。高校教师既要承受繁重的教学任务，又要从事复杂的科研脑力劳动，不仅要大量搜集、研究本学科的信息资料，还要吸收、消化其他相关学科的信息资料。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超载信息资料，将导致高校教师对信息资料过于敏感而产生恐慌心理，从而扰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引发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

三、对策与建议

1．重视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

第一，加强校园网络文化的宣传，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交流、专题讨论、文化艺术、心理咨询等师生感兴趣的活动来繁荣校园网络文化，使每位师生都能踊跃地参与、策划校园网络文化的组织与建设。第二，建立完善的机构和制度，加强对校园网络文化的管理和监督，构筑“信息海关”，及时过滤、删除校园网上的垃圾信息，严防各种危害性信息在校园网上泛滥流传。加强学校机房的规范化管理和网络信息的安全监控，设置网络信息安全防火墙，阻止黑客攻击破坏校园网络系统，为校园网络文化的安全稳定提供技术保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促进校园网络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第三，加强校园网络文化的人才队伍建设，按照结构优化的要求，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政治思想水平高、网络业务能力强的精干人才队伍，促进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向高格调、深层次方向发展。

2．重视校园体育文化的辅助建设

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身体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前提与基础，而心理健康又是身体健康的动力与保证。因此，学校除了要经常开展各类教职工体育竞赛，组织教职工参加校园体育运动、体育观摩等集体活动外，还应开设在线体育人文学科讲座，并创造条件为球迷协会、体育欣赏等文化性体育组织提供方便，为高校教师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提供宽松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校园网络文化得到补充与发展。

3．注意劳逸结合，促进健康和谐

为适应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高校教师必须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信息技术与所授课程的有效整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使高校教师缺乏足够的时间来缓解紧张的工作气氛、消除心理压力。因此，高校教师应学会根据目标的优先次序和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合理安排时间，对时间进行有效的组织、预算和安排，避免超负荷工作，避免因过度劳累而产生心理异常行为，保持休闲生活与劳动工作相平衡。同时，校工会、人事处、学生处、研究生处等部门要多举办一些大型的联谊文体活动，既丰富高校教师的校园文化生活，又能增进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满足高校教师的归属感与人际交往的需要，促进高校教师的心理健康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