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法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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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发展的历史来看，分类所得税制较早实行，以后在部分国家演进为混合所得税制，部分国家演进为综合所得税制。其中演进为混合所得税制的一些国家又进一步演进为综合所得税制。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是当今世界各国广泛实行的所得税制，它反映了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所得税制的趋同势态，是一种较好的所得税制。在我国，将工资、薪金收入，承包、转包收入，财产租赁收入，财产转让收入等合并为综合收入，在作合理的费用扣除后，适用累进税率，其余收入适用比例税率。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鉴于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税收征管难度较大，手段相对落后，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条件尚不成熟，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混合所得税制亦有实施上的困难，所以，只能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综合所得税即混合所得税制。即在继续普遍推行源泉扣缴的基础上，平时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偶然所得等仍按比例税率分类征收，年终不再要求申报；在纳税年度终了后，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经营收入等其他一切所得实行综合申报，统一进行费用扣除，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收。税务部门具有审核权，应把综合征收重点放在高收入者身上。对于纳税人综合计税部分平时被代扣代缴的税款，应允许从其年终汇算的应纳税额中抵扣，多退少补。在实行混合所得税制的过程中，应当逐渐减少分类征收项目，扩大综合征收的范围(如将偶然所得并入)，逐步向综合所得税制过渡。

二、要完善纳税主体制度，适当扩大居民范围

1、要完善纳税主体制度。在WTO体制下，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主要包括个人和家庭。从收入分配公平的角度来看，个人收入的差距最终要体现在家庭收入差距上，因此对收入调节完全可以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这种选择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可以实现相同收入的家庭缴纳相同的个人所得税，以根据综合能力来征税，并且可以家庭为单位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如对老年人的减免，对无生活能力的儿童采用增加基本扣除的方法等。对于征税所得项目，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正面列举。从税收实践来看，这种列举法使得某些可观的收入(如股票转让所得)难以划入征税范围。并且，对某些所得，如职工获得的实物、有价证券等收入，机关单位自有资金发放的补贴、津贴等，是否应划入征税范围存在不同认识。这不仅缺乏公平性，也易导致征纳双方的矛盾。

2、适当扩大居民范围。在居民纳税人的认定上，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住所标准和居住时间标准。对于后者，由现在的1年更改为183天更为适宜，即规定凡一个纳税年度在我国境内居住满183天的自然人就是我国税法上的居民。应当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采用183天(或6个月)标准。并且，从我国自1983年至今与60多个国家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来看，其中绝大多数也都以183天作为划分居民与非居民的时间标准。改为采用183天标准不仅会使我国税法与国际通行做法及我国所签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协调一致，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我国居民管辖权的范围。

三、规范税前费用扣除，实现量能课税原则

规范税前费用扣除，实现量能课税原则。自2006年1月1日起，纳税人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适用新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每月1600元，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WTO体制下，世界各国扣除制度中的扣除项目一般包括成本费用，生计费和个人免税三部分内容。成本费用扣除形式多采用按实列支或在限额内列支的方式。生计费用扣除是扣除制度的核心内容，各国大多根据赡养人口、已婚未婚、年龄大小等因素进行扣除。个人免税主要是为了体现量能、公平的原则而设置的对某些所得给予照顾性的减免项目。随着个人所得税法的发展，扣除制度完善与否已成为衡量个人所得税法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改革的重点是综合计征税收部分，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应当合理体现赡养。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情况，这会带来税收负担的不公。如甲、乙两人的月薪相同，甲为单身，而乙家有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父母及下岗的妻子和幼儿，两人的税收负担能力显然不同，如对他们进行同样的费用扣除就会有违税负公平原则。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允许纳税人就其赡养人口的多少每人扣除一定数额的生计费用。这一数额可以是一份个人免征额。考虑到我国的人口政策，应当将受扶养子女的扣除份额限定为一份。

其二，应当允许扣除特别的费用支出。在此方面，我国已明确个人慈善捐款未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扣除，但这远远不够。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会因特殊情况的发生而面临不可避免的支出，如意外事故或被盗造成的损失、再就业的培训费、请人照料家中生活不能自理者的费用等。近年来，我国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使个人的支出因素大大增加，如住房贷款利息、巨额医疗费用、高昂的子女学费等。上述支出无疑会减少可供纳税人自由支配的收入，削弱其纳税能力。因此，允许扣除这些费用支出，才能实现税负公平的目的。

四、要进一步扩大税基，调整税率结构

1、进一步扩大税基。扩大税基,实际上就是开辟新税源，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同以前相比虽然扩大了税基，但还不够，应根据经济生活的发展，进一步扩大税基,其措施一是应根据新情况增加一些新的应税所得，如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期货交易所得；二是取消或降低一些费用扣除，如对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所得、承租所得的费用扣除可适当降低；三是对个人购买国债和国家发行金融债券的利息征收预提税。

2、降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为使我国的税率结构更好地体现公平性、效率性，必须对工资、薪金所得进行适当的调整。转换为混合所得税制后，可以沿用比例税率与累进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对综合所得则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款。应减少累进税率的档次级数，一般以5至6级为宜；还应适当降低税率，尤其是边际税率。在确定税率时，应当考虑到与企业所得税的结合，对个人所得和企业利润按大致相同的税率征税，从制度上尽可能地防范避税行为的发生。在调整税率结构的同时，还要注意通货膨胀的影响，可以借鉴美国采用的指数化方法，使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力度更能与人们的可使用收入相符。

五、强化税收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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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所得税法所体现的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这一术语的涵义因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第一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目的价值”;第二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第三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此种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可称之为法的“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和“形式价值”意义上的“法的价值”,都是以“目的价值”意义上“法的价值”为基础和原点的,如果离开了“法的目的价值”,无论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还是“法的形式价值”都不可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变成“中性”的东西了,根本就没有了“价值”的意味。本文所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正是在“法的目的价值”这种使用方式上而言的。

税法追求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公平是第一位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也促进效率 发展 。个人所得税法是税法中最能体现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法,是追求公平的法。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 经济 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至于从根本上损害效率。税收是通过再分配调节初次分配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税法作为第二次调节的工具来调节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公平,而非效率。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1〕。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2〕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

一般认为,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3〕从本义上看,税收公平包括两层含义,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横向公平要从实质上来看,即要避免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现象,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不仅仅是对所得而言,还应考虑纳税人的其它相关情况,如果两个家庭收入相同,但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有多有少,则在计征所得税时若对两家同等征税,就不公平;纵向公平可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的例子加以说明,累进税率可以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格局;而比例税率却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可见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税法的基本价值是公平,税法公平价值体系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正义(税法的起源)。而现实是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法的价值没有实现,并没对社会的公平指数有何改进,反而恶化。

个人财富积聚的速度差距在迅速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只看到财富积累的 自然 规则、丛林规则在起作用,而不见法律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在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核心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但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失败的个人所得税法。在最需要法律的地方,法律缺席了,法学家缺席了。法律控制的失败,法的价值的不能实现需要检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法的实施。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个人所得税法律价值实现的障碍的讨论。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检讨

(一)税制的选择。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国际上采用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一是分类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税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分项计征所得税。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全年的各种所得汇总求和,统一扣除费用后,就其余额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计征的基础上计征所得税。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混合所得税制,系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一种结合。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即指将收入根据不同的来源进行分类,对某些收入项目分类单独征收所得税,而对某些项目进行合并,适用累进税率征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可以对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区别,而且能够广泛采用源泉扣缴法,便于稽征税款,但是这种税制无法综合收入和费用,难以按纳税人全面的税收负担能力征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可以全面考察纳税人所得,能够较好地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更具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税制对纳税申报有很强的依赖性,要真正实施起来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纳税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建立有健全的税收征管制度、完备的税务制度等;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能够区别对待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兼顾纳税人全面的支付能力,但对税收管理仍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属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该模式实行税源扣缴并根据不同所得分别规定了按年、月综合 计算 和按次单项计算。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制度是导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方面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分类课征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这与“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这一所得课税奉行的公平准则是相悖的。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容易造成对一些纳税人的不合理征税;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纳税人合法避税,导致税源流失。因为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分多次或多月取得收入的纳税人可能不必缴税或少缴税,导致税负不公。同时,纳税人可以采用故意减少当月实际所得,在月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对一次所得改变发放时间或改一次性发放为多次发放等办法合理合法地避税。因此,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通过分散取得、化整为零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税率过杂、档次过多,不便征管和缴纳,并使税收的社会成本提高。

我国当时选择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主要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很不发达,很多个人收入的往来和现金的支付都游离在银行系统之外,如果实行综合课征制度的话,在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很难控制这个人所得的来源渠道,而分类课征制度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进行源泉控管。因此,分类课征制度虽然在调节高收入方面远不及综合课征制度,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眼下我国还不宜急于实行综合课征制度,否则即使实行了恐怕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近期内分类课征制度可能还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应选择的基本模式,但也可以考虑选择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新模式,如果维持前者的话,需要对现行的分类课征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可以考虑通过扩大超额累进税率的应用范围来增强个人所得税纵向调节的力度;通过调整费用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来体现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综合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即能分类源泉扣缴防止偷漏税,又能综合全部所得累进课征,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所得税制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如果选择实行这一制度的话,在完善现行分类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强化对总所得的累进征收,因为它是对一定数目的高收入的人征收的。波斯纳认为,尽管(累进税的)“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但是,“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 会计 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4〕

(二)税法构成要素的检讨。1.扣除标准。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要使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符合横向公平的要求,关键是合理地进行税前费用扣除,费用扣除实质性地最终决定税制的公平程度。各国在设计费用扣除标准时,一般都遵循如下两项原则:一是纯收益原则,即扣除纳税人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二是纳税能力原则,即纳税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应予扣除。除上述基本扣除外,不少国家还允许特殊扣除,以照顾纳税人的特别开支需求,实现真正对纯收益征税的目的。这些做法正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价值观。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扣除标准的设定上,缺乏 科学 性和公平性,由于我们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各项所得没有统一的扣除规定,只是分类单项就一个层次进行扣除,不能准确地反映负担能力的综合应纳税所得额,不可能对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作准确的估计;扣除额外充分考虑纳税人享受相同数量所得的能力的差别,如扶养人口多寡;扣除额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税收公平不仅仅是形式公平。

2.税率。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的核心之一,税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和征管的难易程度。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在税率结构上,税率种类过多,既有比例税率,又有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还辅之以减征、加成征收,比较复杂;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适用不强,尤其是对工资、薪金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收实践表明,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结构会使劳动越多、收入越多或投资越多的人税负越重,而且高税率会诱发纳税人的逃税欲望;同时,工资、薪金的勤劳所得与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等非勤劳所得相比,勤劳所得征税偏高,引起税负不公,也有违税法的公平价值。在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度后,可以继续沿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对综合所得则按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款,但是应当减少累进税率的档次级数,以4-5级为宜;对于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劳动所得以及劳务报酬所得均采用统一累进税率征收,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

3.免征额。从理论上来讲,要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不均、贫富悬殊方面发挥作用,则其征税对象应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的 自然 人,而不能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许多国家的税收实践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提高扣除标准,即免征额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从实践看,我国许多地方已经调整了工资薪金的免征额,北京是1000元,上海为1200元,广州是1260元,深圳为1500元。考虑到我国各地区 经济 发展 不平衡,在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悬殊很大,若在全国划定统一标准显然不妥,可以考虑规定一个幅度,由各地区在此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免征额。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检讨

要发挥法的作用,就必须使法在生活中真正实现。法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使已制定的 法律 规范在生活中得到实现,把应然变成实然。如果法的规定不能在人们及其组织的活动中实现,那就是一纸空文,不会带来现实意义,也不能实现法的价值。税法的公平价值除了需要一定的制度体现和支撑之外,重要的是应在税法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

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是税收领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有效税制实施的前提是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过去我国税制改革对税收征管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导致税收征管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法的实施与物质条件,与人和物及当时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发展相关。税收征管的现实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税制的选择,税制不能超越税收征管水平,否则,税制的超前性和征管的落后性的矛盾会使既定的税制目标因不易操作而落空,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

因此,在税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由于个人所得税社会经济目标的多元性和自身特点,目前国际上公认个人所得税比其他税种对征管的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如果个人所得税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较之其他税种更大。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税制设计与征管能力不相协调,使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低下,税收流失严重。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偏差影响后果表现为:一是税收收入流失,税收制度的弹性减小;二是税法与现实的偏差损害了税制的公平。

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的保证程度受到税务部门自身的能力和外部纳税环境的双重影响,就两者关系来讲,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是内在因素,它的强弱决定了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的保证制度,前提条件是税收制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管能力发展水平。社会的 政治 、经济、技术水平的变化是税收征管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外部动因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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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是各类税收的一种，是世界各国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在各国的税收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例，特别是经济越发达国家，个税所占的比例越高，具不完全统计我国个税收入占整个税收收入的18.1%，就其他税种而言比重较高。当前，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高收入群体作为社会富有的阶层，本来应该在个人所得税缴纳方面成为国家在财富初次分配后调节分配不公、缓解社会不稳定、缩小贫富差距、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公平性的主要群体。但是由于我国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和种类都具有特殊性，形成大量隐性收入，同时征管手段的不健全，因此，造成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大量流失[1]。如何做好个税的征收与管理已是当前非常迫切和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做好高收入者个税的征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做好税法宣传，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

税法宣传是税务机关应长期坚持的一项工作，是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的重要手段，针对各行业各税种不同的特点，应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宣传形式。利用税务内、外网站、办税务大厅大屏显示、“税收宣传月”以及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多种形式宣传、个人所得税政策信息；税务管理员针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人群，要送税法到纳税人手中，面对面进行宣传辅导，从而全面提高纳税人的自觉纳税意识。

二、调查摸底，全面推进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

各主管税务机关要结合本地区经济总体水平、产业发展趋势，居民收入来源和各行业的特点，重点调查摸清高收入者相对集中的行业、企业、人群，摸清其收入分配规律，建立高收入者所得来源信息库，有针对性地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

各级税务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进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的部署和要求，将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纳入税务机关工作考核体系。要督促各扣缴义务人，严格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高质量地实行全员全额扣缴申报[2]。

三、突出重点，强化征管

加强高收入者的管理是堵塞漏洞、增加税收收入的主要手段，根据高收入者不同特点，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1、加强财产转让所得的管理

加强股权转让所得的管理，要多与证机构、产权交易中心等单位联系，主动掌握本辖区上市公司、自然人股权变更登记及股权转让的时间和数量等股权转让信息，及时跟踪管理，依法依率征收税款。

2、加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管理

各主管税务机关应对本辖区上市公司、非上市股份公司、集资单位、股份全体制企业单位的分红、派息等情况全面掌握，严格执行现行有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要对企业转增注册资本及投资者个人所得税进行跟踪检查，及时足额征收个人所得税。

3、加强劳务报酬所得和工资、薪金所得的管理

各主管税务机关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协作，及时获取相关劳务报酬支付信息。特别是对一些报酬支付比较高的项目（如演艺、演讲、理财等）的个人所得税的管理，督促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对实行年薪制和高收入行业的企业，要汇总全员全额明细申报数据中的工资、薪金所得总额，与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中工资费用支出总额比对，规范企业中个人所得税的征管[3]。

4、加强各类私人办学个人所得税的管理

加强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及时掌握有关私人办学信息，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加强源泉控管；建立健全双向申报制度，做好支付个人应税收入办学单位的代扣代缴工作，对没有扣缴单位和从两处以上取得收入的个人要加大管理力度，堵塞漏洞，避免税款流失。

5、加强外籍个人所得税的管理

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与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劳动部门、商务、外事服务部门的联系，及时了解本辖区外籍人员的基本情况，掌握外籍人员出入境时间及相关信息，加强与文化、体育管理部门的联系，及时了解境外团体、个人来华演出、比赛等情况资料，做好演出场所或经纪人对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工作[4]。

四、优化服务，注重实效

各级税务机关在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同时，要切实做好纳税服务工作。要有针对性的对高收入者开展税法宣传和政策辅导，拓展申报方式，实行一站式、一窗式服务，积极了解纳税人的涉税诉求，拓展咨询渠道，提高咨询回复的质量和效率，做好完税证明的开具，并为纳税人信息保密，切实、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5]。

参考文献：

[1]傅剑锋.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探析[Z].厦门大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07

[2]张紫函.石家庄市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Z].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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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1980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1994年实施了个人所得税制改革，随历经9次修改，但其对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不公，平衡税收负担的重要作用依然不足。

一、个人所得税及其社会功能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的应税所得为征收对象的一种税，其基本要素有纳税主体、税率、应税所得等。纳税主体是指按照税法规定，依法履行税款缴纳义务的当事人。税率是指课税的尺度，是税额与课税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有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税率形式。从各国的个人所得税税法来看，对“个人所得”的界定包括合法性、连续性、净值性、实际性，所得的范围包括有形收入、投资收益、实物所得折合的市场价值、已实现的资本收益和纳税人拥有的财产价值在一年内的增减额以及由于财产的实际处理引起的损益。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财政收入能够为政府履行职能、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通过调解个人收入分配，实现资源的重组分配功能，起到稳定社会经济的作用。开征个人所得税不仅有着重要的组织财政收入意义，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经济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国内现实情况来看， 2012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5820.24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仅为5.8%，工薪阶层个人所占比重超过50%，意味着个税未完全体现出“高收入者多纳税”的原则。

个人所得税的一般课税原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公平原则、效率原则以及公平与效率统一原则。税收的社会公平在于其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促进个人及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通过课税机制建立、差别征收实施调节，创造大体公平的客观竞争环境。此外，个人所得税必须有效配置资源，有效运行经济机制，从而使社会从可用资源的利用中获得利益最大化。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发展现状

1980年我国颁布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法》面向的纳税人主要是外国人、港澳台居民；1986年的《中国个人收入调节暂行条例》开始将中国公民纳入主体，起征点为400-460元，税率级数为6级。1993年第一次修订将纳税人界定为“所有中国居民和来源于中国所得的非居民”，起征点800元，税率级数为9级；1999年第二次修正增加“开征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条款。2005年第三次修正将起征点提高至1600元，规定高收入者双向申报制度，并授权国务院可根据时情调整费用扣除额。2007年第四次修正将“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开征、减征、停征个人所得税”；第五次修正将起征点调整为2000元。2011年最近的第六次修正将起征点调整为3500元，并将税率级数调整为7级。

我国采用分类所得税模式，不将个人的总所得合并征税，而是分项、分类计算，优点在于可以广泛采用源泉法，控制税源，防止税款逃漏，课税简便。但是，这种模式不能准确反映居民的实际税负能力，可能使收入来源单一的低收入者适用了较高的税率，而高收入者则通过分散收入来源，合理逃税避税。我国采取主动申报制度，如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太强，不会主动纳税；另外，纳税人取得相同收入，并不意味着支付的成本相同，因此，采取固定费用扣除标准和同样的扣除比例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从税率结构看，我国采用了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税率。累进税率分为工薪收入者和个体工商户，分别采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对其他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这种税率结构会造成三种弊端，其一，3%-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适用于所有工薪阶层，而对于非勤劳所得采用20%的比例税率，这会造成劳动所得缴纳税收高于非劳动所得的不公平现象。其二，边际税率差异较大，从最低3%到最高45%和35%的边际税率有失公允。其三，尽管从9级减少到7级，但是，级次依然过多；在实际操作中，35%、45%的高边际税率使用较少。

另外，在征收层面，税务机关的征管观念和技术手段还比较落后，特别是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尚未完全建立。在涉及到个人所得的部门间还没有建立信息和资源共享，税务机关无法与企业、证券、银行、工商、房屋产权登记等部门建立关联，无法了解个人所得的真实情况，导致个人所得税无法发挥调节社会公平的全部作用。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国际经验

（一）课税模式的国际比较

个人所得税制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分类所得税制；二是综合所得税制；三是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分类所得税制，是指纳税人取得的所得按不同来源、性质各异分类，分别对不同类型的所得税制进行课征。其优点是可以广泛采用源泉课征的方法，课征简便，节省征收费用。缺点是，不能按纳税人全面的、真实的纳税能力征税。采取分类征收的国家主要有中国、埃及、约旦等。

综合所得税制，是指纳税人的各种所得，不论其所得来源、性质，均视为一个整体，税率统一。综合所得税制模式的建立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一是纳税人的纳税意识较强，能配合税务机关主动申报纳税；二是税收征管人员素质较高，征收信息系统技术完备；三是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特别是金融机构的配合；四是征收成本相对较高，需要强有力的人力、物力支持。大部分国家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制度都以综合制为主，主要有美国、英国、德国等。

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由分类所得税与综合所得税合并而成，是指对同种所得先课征分类税，从收入来源扣缴，再综合纳税人全年各种所得，超过一定数额，再课以累进税率的综合所得税或附加税。其优点是，既坚持了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对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综合计算征收，利于减少偷漏税等方面优点。目前世界上实行混合制的国家主要有日本、韩国等。

从公平的角度而言，综合制比分类制有优势，比较符合量能课税原则；从税收效率的角度来看，分类制征管比较简单，有一定优势。个人所得税的目标在于调节社会公平，因此，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法制逐步健全，由分类制逐渐向综合制转变是个人所得税法税制模式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

（二）费用扣除的国际经验

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为取得收入所必需支付的有关费用，即税法中明确规定准予扣除的项目；二是维持家庭生计的费用，是指为维持纳税人及其赡养人生存所必须的费用，应根据纳税人所赡养抚养人数、婚否、年龄等因素进行扣除；三是为照顾纳税人特殊开支需要的特许扣除，包括医疗费用支出、教育费用支出、慈善捐款、人寿保险及其他杂项。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费用扣除主要有三种方法：定额扣除法，定率扣除法和定额与定率相结合扣除法。美国个人所得税法是税前扣除法，分为标准扣除法和例举扣除法，在扣除方法上采取了零税率栏和直接减免。英国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包括了费用扣除和生计扣除，费用扣除指可以从总收入中扣除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那部分费用支出；生计扣除指纳税人用于本人生计及赡养家庭等方面的那部分收入允许从总所得中扣除。

（三）税率的国际比较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包括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累进税率是指根据征税对象数额或比例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比例税率是指对同一征税对象，按同一比例征税。从国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来看，大多数国家采用累进税率，而且累进税率的级次趋于减少，税率逐渐降低，而对不固定的收入采用不同税率。

（四）征管制度的比较分析

国外一些先进国家征管制度可以概括如下：（1）税务制度完备。在美国，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都通过税务完成纳税申报；日本的税务也较完备，对税收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2）严厉的监控和处罚机制。在美国，税务机关每年会在高收入者当中选取10%的纳税人进行稽查，一经查实即严厉处罚；德国、印度重点对高收入者进行跟踪监控，一旦发现不法证据，轻则罚款，重则坐牢。（3）合理的激励机制。日本采取蓝色申报制度、韩国采取绿色申报制度，对于如实纳税的国民给予奖励。美国个人所得税最终的结果是高收入人群则成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大户。

四、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对策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个人所得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整个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45%；在澳大利亚，个税占到财政收入的66%。从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出发，完善和发展个人所得税目标必须在强化财政收入功能的基础上突出调节经济功能。同时，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应遵循公平原则、经济稳步增长原则、税收管理效率原则和法治原则。

第一，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以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制度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应有作用。由于我国税务征管条件比较薄弱，个人收入水平较低，还不具备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综合所得税制的各项条件。可以选择综合与分类并行的混合所得税制模式，当条件成熟时再选择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综合所得税制。

第二，建立费用扣除的合理制度。我国个人所得税采取了定率扣除和定额扣除两种扣除办法，没有体现对个体差异的特殊照顾，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从家庭因素、基本生计因素、经济波动因素等视角建立费用扣除制度，使不同经济条件的公民负担合理的税负。

篇（5）

量能课税原则产生于西方功利主义学者穆勒在经济学提出的“能力负税原则”，经过多个流派的争论、探讨，现已成为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笔者对量能课税原则的理论基础分析如下：

（一）自然法基础

税法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国家征税权正当性来源的考察，即税收作为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侵犯何以能正当化的理由。而税收的正当性在法律上则主要体现为税收公平。量能纳税的核心在于依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支付能力衡量负税是否公平，以此确保人的自由、平等、生存以及法的和平。

历史上，围绕实现税收公平的探讨主要为量能课税原则与利益赋税原则这两大学派的争论。

1.利益赋税原则

利益赋税原则的提出早于量能课税原则，以瑞典学派的奠基人维克塞尔为代表，其从经济学中的自由交易理论和相对价格理论出发，主张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交换关系，通过利益享有的多少来衡量主体的税负。其和国家租税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启蒙时期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成立的目的在于实现单个的个人所没有办法实现的社会任务，保护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而公民则将其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利益以上缴税收的方式给付对价，故又称“利益说”，“交换说”。利益赋税原则通过确立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对待给付关系，基于对价给付的特点，民众可以对国家财政制度进行监督，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为差别税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利益赋税原则也有致命的弱点，即缺乏实践论价值。公民在国家保护之下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在标准上又无法进行规范，这种可行性的缺失必将导致执法恣意，从而损害税法权威，削弱公民守法积极性。庞德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施。”因此利益赋税原则逐渐被量能课税原则所取代。

2.量能课税原则

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对于课税公平的理解也产生了变化。不同于亚当斯密的“利益说”，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社会政策的财政理论，主张按纳税能力的大小采用累进税率课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认为，税收公平应是凡具有相等经济能力的人，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经济能力的人则负担不同的税收。税收公平的观念就由最早的绝对公平演变成“受益说”，进而发展为“负担能力说”。

量能课税原则的诞生主要是为了修正税收“利益说”或“交换说”在税收负担的衡量上所存在的缺陷。税收之目的在于满足国家一般的公共财政需要，不可能在国家给付与税收负担之间建立直接的对价关系，而且国家必须对每个国民承担起平等照顾义务，因此，税收负担的归属以及轻重原则，必须以纳税人负担能力为标准，不得以国家对其提供的保障或服务的成本或效益为限度。这其实是在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另一方面，量能课税原则亦是国民之间公平分配的原则，即税负必须依照国民承担税收的能力来进行公平的分配。这是宪法平等原则在租税法律关系方面的具体体现和要求。

（二）伦理学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上的属人性决定其伦理基础，“人正因为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本身具有一种价值，即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其他人尊重他的人格，不侵犯他的生存（生命、身体和健康）和私人领域。”量能课税原则在伦理学上的具体化主要是在道德选择或价值判断上，即对公民生存权的保障。

生存权保障是人性尊严的基本体现，是一项基本人权，为各国宪法所保护。如日本宪法“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国民权利”的规定。而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公民的最低生活费缺乏税负能力，不应列为课税对象。这正是伦理学价值判断的体现。

同时，量能课税原则在个人所得税上对于“人”性伦理色彩还体现在其他方面。首先，个人所得税对课税对象的要求必须是已经实现的净所得。成本、费用、损失和税金是为了获得收入的必要开支，不具有税收负担能力。同时，尚未实现的所得，或者因市场规律而带来的虚假所得亦不属此类范畴。第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不仅要体现纳税人在量方面的负担能力，更要体现其在质方面的负担能力。例如对不同性质的同额所得（劳动所得与资产所得）要区别对待，对回归性所得与非回归性所得（稿费、退职所得、暂时所得）亦宜做出质的区分。这些都是量能课税原则在伦理学上的价值取舍。

（三）实践论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相较于利益赋税原则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的可行性，即实践论上的价值。衡量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需要一个既能够全面衡量不同纳税人的不同纳税能力又能够用以在税收征收活动中具体操作并能够证得纳税人广泛认同的标尺。为了引入实践，学术界关于量“能”的评定标准进行了许多探讨，大致可分为“主观说”和“客观说”。

一为主观说。这一学说最初由穆勒提出，又称“牺牲说”，即“课税公平作为一条政治公理意味着牺牲的相等”。每个人在向国家纳税时造成的损失是一种效用损失，只要这种效用损失在主观评价上对所有的纳税人都是一样的，即牺牲均等，税收公平就实现了。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相应的“比例牺牲说”、“边际均等牺牲说”。但这些学说都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效用、牺牲等心理因素都缺乏客观性和现实操作性，无法衡量或精算。

一为客观说。由于“主观说”并不具备现实操作性和制度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塞利格曼提出了“客观说”标准，从客观方面对纳税能力进行衡量。从经济学角度看，表征税收负担能力的基础有所得、财产和消费三种。首先，如果把消费作为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不甚妥当。这是由于，对于社会不同阶层来说，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同。贫困阶层消费所占的比重大于富裕阶层。若只对奢侈品征税，则远不能满足财政需要，若对日常生活消费征税，则容易产生逆进性。因此以消费来衡量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作用十分有限。其次，财产标准情况下，由于相同价值的财产在不同收入阶层的纳税人中有不同的效用，对财政产征税不符合公平原则；另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财产的形态日以多样化，动产乃至无形财产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对征税造成的很大困难；而且财产课税很难做到对低收入阶层的税前扣除，对富裕阶层征税过重也会影响其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

因此，选择所得作为衡量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最为合适。一方面所得是一种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收入，稳定规范；另一方面，所得能够真实反映各类纳税人的收入状态和纳税能力，且可以根据最低生活费标准予以扣除，并且根据收入来源和性质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征税办法。因此，所得标准能够相对保证税收平等，实现税收公平。

二、从量能课税原则看我国个人所得税

2006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由800元上调到了1600元，试通过下表分析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前后的效果：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看出，起征点从800元上调到1600元并没有促成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各收入群体间的工资净所得的差距并未缩小多少。因此，仅仅提高工资收入的起征点，对于拉近贫富差距的作用极其微弱。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建议如下：

（一）实行综合所得税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实行的是分项扣除、分享定率、分项征收的分类所得税，分类所得税是与综合所得税相对应的一种所得税模式，即把所得依来源分为若干类别，并对不同类别的所得依不同的税率和征收方法分别计税。我国目前规定了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11项所得。下面以某月取得工资收入5000元的纳税人甲和某月取得工资收入4000、稿酬1000元的纳税人乙为例对横向公平问题进行比较说明。

由于分别适用不同的减除费用和税率，甲、乙二人纵然经济负担能力相同，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同，不能体现税收横向公平的要求。另外，在分类所得税模式下，也会出现越来越多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少交税，而所得来源少、综合说入低的纳税人多交税的现象。

由此可见，分类所得税模式难以完全把握纳税人的综合负担能力，不利于实现税收公平。另外，分类所得税模式也无法反应对纳税人的家庭负担状况的照顾，这对重视家庭经济和社会职能、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发达的中国来说，尤为不公。再加上台湾和大陆有着相通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台湾的综合所得税模式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二）合理设定所得范围

首先，降低对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建立在工资薪金所得的基础上。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渠道增多，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将在个人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另外对工资薪金的超额累进税率也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对“质”的要求。因此，对工资薪金所得应当给予更多优惠与照顾，对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应课以稍重的税负。

其次，设立设算所得课税制度。“有些所得一起客观和理智清醒本应实现，惟可能因个人之偏好、过失或其他法律所不认同之安排而使之未能实现，此时，租税法本诸租税公平原则的考量，将此一类型之所得视同已实现。并对之课征所得税。”这便是台湾的设算所得课税制度，是对净所得课税原则的例外规定，为了防止纳税人规避税收。

最后，设立福利所得课税制度。对用人单位在正式薪金之外对职工给付的各种额外福利课税。除了因计算困难或征收成本太高可免税外，如误餐补贴、交通补贴、宿舍、人身保险、假期旅游等，其余各种福利所得都应当列入课税范围。

（三）完善所得净额制度

首先，照顾纳税人家庭扶养开支。从我国社会文化传统上来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观念浓厚，亲属之间有很强的道德伦理牵引。另外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家庭是主要的保障途径。因此在税收上照顾家庭基本开支，是净所得课税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具体体现，是保障公民生存权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重要改革。

其次，改革所得扣除制度。设定捐赠、保险费、灾害损失和医疗及生育费等项目。扣除个人必需的生活成本、费用和损失，鼓励以公益或人道目的的捐赠（客观上降低了税负能力），照顾弱势群体，维护法的和平，都是量能课税原则的应有之义。

最后，建立物价指数连动课税机制。物价上涨实际上会带来“隐形增税”，这种“隐形增税”不仅违反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还加重了低收入者阶层的负担，违反量能课税原则。因此有必要设立这么一个弹性课税机制。台湾地区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当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度上涨累计达3%以上时，免税额随之调整；达到10%以上时，个人所得税课税级距的金额随之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以及残障特别扣除额的基准，要根据所得税准及基本生活变动情形，每三年评估一次，以保证税收的相对稳定。

三、小结

量能课税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与税收正当性密切相关，并同税法学界的基本理念相通。如何在税法立法和实践中的贯彻落实税法的基本理念，则是值得一生研究的命题。

参考文献：

[1]参考自《量能课税原则法哲学研究》，杨万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2]［德］卡尔·拉伦兹：《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3]参考自《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想》，陈拂闻，财会研究2009年第20期。

[4]图表摘自《量能课税原则研究》，梅晓蓓，《人文社会科学集刊》2006年。

[5]参考自《量能负担与课税公平----台湾个人所得税的启示与借鉴》，熊伟、罗昕，中国财税法网省略/show.asp?a_id=1530。

篇（6）

个人所得税制度自1799 年在英国建立以来，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诸国税制结构中的主要税种之一，它在组织财政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个人所得税作为一种直接税，税负难以转嫁，通过设定免征额及累进税率，可实现没有所得不纳税、所得少者少纳税、所得多者多纳税的税收公平原则，在理论上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因此在很多国家都被认定实现社会公平最核心的税种。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于1980 年制定，立法初期主要强调财政收入的功能，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2000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 的警戒线后，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政府对个税进行了多次调整，然而现实情况是，频繁的调整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出现了逆调节，税后基尼系数大于税前基尼系数的现象时有发生，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因此，研究如何进一步强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

1980年，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正式建立。至2010年底，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3O年间经历了大大小小数次改革，个人所得税收入不仅实行了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起征点（即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也从最初的8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2011年初，备受瞩目的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被提上政府日程，历时5月，于7月27日落下帷幕。27日国务院授权新华社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根据条例，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将从现行的2000元/月提高到3500元/月，税率也由之前的9级减至7级，征税级距也作了相应调整。

个人所得税的税源决定了它是个与个人收入分配状况密切相关的一个税种，对个人收入差距应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发达国家由于具备了良好的税制环境，其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相对明显。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尤其是在我国目前遗产税尚未开征，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现实情况下，个人所得税是我们为数不多用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将目标明确为“担负起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任，即所谓的“调高，扩中，提低”。

具体到实施效果，根据基尼系数的受税收影响的绝对差异来对税收再分配的效应进行测量，莎娜娃·海尼通过建立税收累进性分解模型，得出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即缩小了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并且该作用正在逐年加强，但是调节效果比较有限的结论。

二、个人所得税发展现状

从1980年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实行至今，个人所得税走过了32年的历程，在组织收入上，它从一个不起眼的小税种发展成为全国第四大税种；但在调节作用上却大为逊色，它不仅没有起到公平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逆向调节作用。近年来，来自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一直在40%以上根据中国税务年鉴统计资料计算，2002年，工资薪金的所得税比例为43.6%，来自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比例为31.72%，两项合计为75.32%。而20%的高收入者占有80%的金融资产，但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不到10%。这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缴纳。这一旨在调节个人高收人的所得税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逆向调节作用与所得税制定的初衷是违背的，也是与所得税所应起的作用不相符的。

我国自开征个税至今，一直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分类所得税制是以分类表为基础，将纳税人所得依照不同来源划分若干类别，按照规定的不同等级征税率，以超额累进计征办法课税。具体在个人应纳税11项分类中，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累进税率，而稿酬所得、劳动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

大部分学者认为，分项所得税制很难实现税收公平。税收公平要求同等负担能力的人负担同样的税收，不同负担能力的负担不同税收，由此来保证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现行的分项税制采用正列举法，将纳税对象分为11项分别规定其税率与费用扣除标准，分别计征税款，没有考虑纳税主体的综合收入和综合赋税的能力，难以涵盖所有收入类型；加上源泉课税和累进税率的采用，往往导致所得来源较广、综合收入高的少纳税、多的来源较少、收入相对集中的多纳税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迫使纳税人分散所得来源以减轻税负；再者，随着经济的发展，纳税主体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税法仅对列明对象征税，大量隐性收入排除在个税的征收范围之外，造成税制不公。

三、当前个人所得税模式的思考

从税制形式上来看，由于分类所得税制存在税负不公、容易造成税收流失的弊端，学界一直有学者希望将目前的个税模式改变成综合所得税制或者混合所得税制。后者有利于体现量能纳税的原则，真正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且在实际操作中，后者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与便利性。但与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演进的潮流逆向而动的是，许多分类元素（schedular elements）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逐渐融入到综合所得税中。实际上所有的所得税制都充斥着针对特定类型所得的特殊规定，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纯粹的综合税制而不区分不同类型的所得。从实际角度出发，综合税制的不区分性有利于税基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但综合税制对收入的不加区分是否符合处于发展阶段的国情，需要加上一个问号。

从税率模式上来看，我国目前实行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并行的制度，对于一般性收入采取超额累进税率，对于特殊收入采取差别比例税率。人们通常认为，个人所得税只有实行累进税率，才能发挥公平分配的作用，使税收成为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工具。累进级次越多，边际税率越高，富人所纳税款在全部税款中的比例越高。但实际情形却与此相反累进所得税没有起到公平分配的作用，反而还损害了效率。[5]税收会对劳动力供给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指纳税人因纳税减少了收入，为了维持现有的收入水平，只能增加劳动供给；替代效应是指累进税增加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纳税人通过减少劳动供给即以闲暇替代劳动来减轻税收负担。收入效应有利于经济效率，而替代效应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一般认为，在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小，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孰大孰小难以确定.但实证研究证明了税收对高收入者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高收入者（月收入5000元以上）对高税率的敏感度较高，在高税率下，人们以闲暇替代劳动。税率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累进税率的公平特点在我国没有良好的表现出来，究其原因在于，富裕人士往往收入来源较多，而一般工薪阶级收入来源相对单一，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出现了富裕人士主动或被动的方式逃脱税负。

四、个人所得税立法的展望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中，收入差距是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正常结果。但收入差距、贫富悬殊加剧有些是制度特别是个税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因此解决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应是完善个税制度，而对于合理的收入差距，不应过度调节，否则损害市场效率。

篇（7）

一、税收公平原则的含义

税收公平原则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的税收的首要原则，人们对税收的公平原则做出了多种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受益原则和纳税能力原则。

(一)受益原则

受益原则要求每个纳税者根据他从公共服务中获得的利益水平来相应纳税量，就是说税收负担应与他从政府服务中获得的受益水平对等。这种税收原则是很理想的方法，但这一方法有很大的缺陷。从理论上来说，可以用每个纳税者的偏好程度来说明其受益水平，而客观上受益多少只能是由他自己来呈报。在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所承担的纳税份额取决于自己呈报的受益时，就会出现隐瞒或者歪曲自己获得真实收益的现象。

(二)纳税能力原则

纳税能力原则是要求根据纳税人的能力来确定他们的税收负担的原则。目前对于纳税能力的衡量也没有定论，客观说认为应以能从客观角度观察的某种数量指标为衡量纳税的依据，如收入、消费或者财产等作为衡量标准，但是对于这些 指标的统计口径不一，争议很多；主观说认为纳税人应以因纳税而感到的牺牲程度的大小作为测定其纳税能力的尺度，同样的，纳税能力也是不能简单测定的。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存在的公平问题分析

依据税收公平的原则，结合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还存在如下问题，不利于公平原则的体现。

(一)目前的分类所得税制不能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把征税对象分成了11类，分项制定征收标准，优点是规定明确，能从所得的源泉上进行扣缴税费，缺点则是不能全面、真实的反映纳税人的税负能力，容易造成收入来源丰富且不在法定范围内的综合收入高的群体可以缴较少的税甚至不交税，而综合收入少、来源常规的群体反而多缴税的现象。这样就无法体现税收的公平性。

(二)当前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效率低下，不能很好的体现税收的公平性

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的征收方式，由于制度不够健全、手段太落后，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信息传递不准确，信息不能共享，时效性差等造成了外部信息来源不畅，容易出现征管漏洞，从而产生偷税漏税，不利于税收的公平体现。

(三)当前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基比较狭窄，无法体现公平性

税收减免有的并不合理，比如我国的附加福利在个人收入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不同行业附加福利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那些垄断行业或者利润很高的企业的附加福利占很大的比重。因此，个人收入福利化侵蚀了税基，同时加大了居民之间的税收差距。

(四)当前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在费用扣除方面也有失公平

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标准非常简单，没有区分必要费用和生计费用。除此之外，我国费用扣除标准中也没考虑纳税人赡养人口的多少、健康状况等引起的不同水平的开支，全都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行定额或定率扣税，这样对于那些收入相同但所发生的必要费用和生计费用多的纳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五)当前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设置不合理

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实行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并行的方式，还设计了两种超额累进的税率制度，从征税的实际情况来看，工资薪金所得大多采用5%―25%的税率档，因此第五级到第九级的累进税率基本用不到，而且45%的最高税率从国际上来说是非常少的，而且税率越高越容易使高收入者产生逃税的动机，进而影响收入者的工作和投资积极性，这是非常不利的，不能体现税收的公平性。

三、针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收不公平性的对策建议

(一)相关部门应选用适合国情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

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综合的所得税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税制。其中综合所得税制对各种所得在减除法定的优惠后进行累进加征，因此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模式。但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征管和配套条件均不能达到要求，因此完善个人所得税应与我国国情结合，在个税的修改中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制模式，乃并最终实现完全的综合制，这应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方向。改革之后既能包含个人所有收入,扩大税基，避免分类税制可能出现的漏洞,又能体现量能负担原则,也能与征管水平和征管力量相适应。采用混合制的税制模式，可以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二类: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劳动所得主要包括工资、薪金、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所得等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采取按月或按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的办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对财产转让、偶然所得、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仍按比例税率采用分类的方法征收个税。

(二)相关部门应规范税收优惠项目

现在我国的税收支持方向已改为照顾低收入者、鼓励就业、技术创新等方面，现行税法中关于津贴、补贴、奖金、个人取得的国债及金融债券利息等方面的免税优惠应予取消，全部计入征税范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来中国寻求发展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可以取消他们费用扣除方面的优厚待遇。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有些减免项目可保留，如失业救济金及其他救济金、抚恤金，保险赔款，以及遵循国际惯例必需免税所得的部分。

(三)相关部门应减少税率级距，降低边际税率

调整个税起征点中低收入者得不到更多实惠，实行个税综合征收条件又不成熟，个税调整应该落脚在税率累进制度上，可以通过改进现行所得税税率来减轻中等收入阶段的税负。在高收入那个层面应该继续高税收，低收入继续低税收，而在中等收入那块税收要让出来，降下来，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税率档次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因此建议作如下修改：工资薪金、特许权使用费、生产经营、承包承租、稿酬、劳务报酬、财产租赁等综合所得采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调整税率级距，同时扩大低税率的级距，实行3%―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对于利息、股息、股票转让所得、财产转让、偶然所得等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仍然为20%。在税制设计上，累进税率对高收入者征收较高的边际税率并不能真正地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反而有可能抑制有能力者的工作积极性而减少收入及财富的创造，从而对一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过高的边际税率会导致偷逃税的现象越发严重，导致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的低下，税收公平缺失。

(四)相关部门应调整费用扣除的项目

世界上很多国家税法一般都把生计费用扣除分为基本扣除、配偶扣除和抚养(赡养)扣除三部分，并对残疾、孤寡、老人予以附加宽免。在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方面,应借鉴外国成熟的经验，并综合我国国情，坚持以个人为基本纳税单位为前提，同时兼顾家庭生计费用。

参考文献：

[1]殷慧娟.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完善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08；4

[2]孙同行.中国个人所得税税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10

[3]殷慧娟.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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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1

一、个人所得税的概念

个人所得税它的征收体现着一个国家在其管辖范围内与居民和非居民的一种征纳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征税制度。本论文所指的工资、薪金，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二、税收筹划的概念

税收筹划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由西方引入我国，译自 tax-planning 一词，也译作税务筹划、纳税筹划、税务计划等。税收筹划是一门涉及多门学科知识的新兴的现代边缘学科，在西方发达的国家里，从事税收筹划的专家学者有很多，但是对于税收筹划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综合而言，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表述大体如下：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少缴税而采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合法性是税收筹划中最基本的特点，也是区别于逃避税收行为的基本标志。因此，税收筹划只能在税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若是在税法及其法规之外，逃避税收负担，则属于偷税漏税行为。

在经济活动运行机制中，纳税人的纳税义务通常既有滞后性，这就为纳税人更好的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因此纳税人应该从实际出发，对自身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的使税负最低，获得最大的税后利润。

税收筹划最主要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使纳税人的可支配利益最大化，即税后财务利益最大化。纳税人财务利益最大化除了要考虑节减税收外，还要考虑纳税人的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现在的财务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未来的财务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短期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的长期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所得增加，还要考虑纳税人的资本增值。

三、工资薪金所得税的筹划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其中工资薪金占其绝大部分，目前，我国对工资、薪金实行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当收入达到某一档次时，要求支付与该档次税率相适应的税负，于是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工资薪金的税收筹划。如何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缴纳更少的税收，正确引导工资薪金的税务筹划对我国纳税人及税收经济发展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有利于激励纳税人增强纳税的意识，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的初衷是为了少缴或缓缴税款，但纳税人的这种安排采取的是合法或不违法的形式，这不仅“钻”了国家的财税政策空子，而且学到了财税政策及相关的法规知识。第二，税务筹划可以节减纳税人的税额 ，税务筹划通过税收方案的比较，选择税负较轻的方案，减少纳税人的现金流出或者减少本期现金的流出，增加可支配资金，有利于纳税人的发展。第三，税收筹划有助于国家不断完善相关税收政策、法规，税收筹划是针对税法中未明确规定的行为及税法中优惠政策而进行的，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及有关税收经济政策的反馈行为。充分利用纳税人税收筹划行为的反馈信息，可以完善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和改进有关税收政策。从而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税法和税收制度。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其他所得。它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重要来源，如何有效进行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自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我国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调整为 2000元，仍采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因此，某个时期的收入越多，其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负担就比较重。如果某个纳税义务人的工资、薪金收入极不平均，相对于工资、薪金收入非常平均的纳税义务人而言，其纳税的比重就大得多。这个时候，对工资、薪金类所得的筹划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工资薪金即月工资、季度奖和全年一次性奖金。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的收入额减除允许扣除的费用20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5%-45%的超额累进税率，对工资薪金的发放方式作出最好的选择，可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

所谓年终一次性奖金是指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扣缴义务人，根据其全年经济效益和对员工全年工作业绩的综合考核情况，向员工发放的一次性资金。当然也包括我们俗称的年终加薪以及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等。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由于纳税人的收入是一定的，利用税率的差异进行筹划能更加合理的降低税负。如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税率是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劳务报酬适用的是20%的比例税率，对于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由于相同数额的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的税率不同，因此利用税率的差异进行纳税筹划是节税的一个重要思路。

根据国家税法的规定，纳税人用其所得进行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在应纳税额的30%以内可以扣除，因此纳税人可以根据此规定进行税收筹划。捐赠额超过扣除限额时可以分期捐赠。假设实际捐赠额=I ，第一步：工薪收入捐赠的税前扣除限额=A，税前扣除限额=B；第二步：如果I>A+B，则需继续运用分期捐赠等方法进行税收筹划。如果I

对于适用累进税率的纳税项目，应纳税的计税依据在各期分布越平均，越有利于节省纳税支出。

《中华反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05年修订）第9条第二款规定：特定行业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税款，可以实行按年计算、分月预缴的方式征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05年修订）第40条的规定可以知道，这些行业是采掘业、远洋运输业、远洋捕捞业以及财政部确定的其他行业。因此，这些行业的纳税人可以利用这项政策使其税负合理化。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仅是这些行业的工资起伏比较大，故当纳税人在其他行业遇到每月工资变化幅度较大的情况时，就可以借鉴该项政策的做法，即将每月收入平均分摊，这样就可以少缴纳税款，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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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纳税毕竟带来了主体资金的流出，降低了个人的实际收入水平。近日来，不断蔓延的金融危机或多或少会对每个人的收入产生影响。在这个不太乐观的时刻也往往容易让人想起某些细节，很多人认识到报酬减少，越应该注意节税避税。其实，如果你稍稍变化计税的方法，那么同一份报酬需缴纳的税收就会大有不同。关键要认识到，在获得收入时并不是对方支付得越多越好，因为支付的多，缴税也多，而个人拿到的却未必多。本文就工薪薪金收入所得个人所得税筹划作一简单探讨。

随着近年来人们各类收入的增长达到一定水平，给个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使个人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使人们开始重视个税的节税避税。近日，越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影响着每一个人，特别是工薪阶层，于是工薪收入所得个人所得税筹划显得越发重要。

一、工资所得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所得。其所得来源地是，纳税人任职受雇的单位所在地。过去，人们习惯于把工资和薪酬混为一谈，实际上，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随着企业间人才争夺战的愈演愈烈，工资和薪酬已演变成2个不同的概念。

薪酬制度包括5大内容：岗位工资、年终奖、人力资本持股、职务消费及福利补贴。岗位工资只代表薪酬中的一部分。年终奖是本着责权利对称的原则，对在年终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部分给予的奖励。人力资本持股主要指期权和股权，它强调差别，区别于以社会保障为目的的员工持股，后者还是一种大锅饭思路。职务消费指由职务引发的消费，应计入薪酬制度中，而目前许多国内企业把它计入会计制度，会引出一大串弊病。对人力资本的福利补贴，通常表现是为特殊人才购买种类齐全的各种保险。本文只就工资部分探讨。

二、工资个税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五。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2000元后（2008年3月1日前扣除额为1600）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的，在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没有扣缴义务人的，以及具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纳税申报。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三、避税技巧

（一）分拆年薪法：对于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一次取得数月奖金或年终加薪、劳动分红，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如果年薪所得一次性发放，由于其数额相对较大，将使用较高税率。这时，如果采取“分摊法”，就可以节省不少税款。此法关键是要与公司沟通，分次发放一次性年薪等收入

[案例1]：小王2009年2月份取得工资、薪金3000元，当月又一次性获得公司奖金9000元，那么，按照规定，他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款计算过程如下：

工资部分应纳税额为（3000－2000）×10%=100（元）；一次性奖金部分应纳税额为9000×20%－375=1425（元）；3月小李共应纳税为100+1425=1525（元）。2009年3月份，小王同样还得缴纳100元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小李2月、3月2个月共应纳税1525+50=1575（元）

其实，如果小王和公司老板进行一下沟通，将奖金分为2月下发，即2月、3月每月平均发放4500元，这样，小李2个月的纳税情况起了变化：

2月、3月应纳税额各为（3000+4500－2000）×20%－375=725（元）则2个月共应纳税725×2=1450元。通过上述计算可以知道，第二种发放奖金的方法可以使小李少缴纳税款1575－1450=125元。

（二）转化福利法：如果将超过个人所得税免征额（2000元）的工资收入部分用于职工福利支出，这将减少了个人支出，同时减少计税收入，降低其个人所得税负担。关键是将一些每月的固定支出补贴采取实报实销方式由公司负担。其主要方法有：（1）提供交通便利，一部分工资以交通补贴形式发放；（2）为职工提供周转房，部分工资以住房补贴发放。[案例2]：张经理每月工资为6000元，每月需支付：房租补助2200元、交通费补助150元、电话费补助150元，误餐费500元。除去以上生活开支，张经理可动用收入为3000元。张经理每月应纳税额为（6000－3000）×15%－125=325元。

假如张经理和公司领导商定以上每月固定支出由公司采取实报实销方式负担，而每月工资下调为3000元，则每月应纳税额为（3000－2000）×10%－25=75元。经筹划后，公司支出不变，但张经理每月可节税325－75=250元，全年共节税250×12=3000元

（三）合并分拆法（主要针对工资与劳动报酬并存的情况）：我国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是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的是20％的比例税率，而且对于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此法一般而言，对较低收入者适用合并法，对较高收入者适用分拆法。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是否“受雇”。

[案例3]：刘老师2009年1月从单位获得工资、薪金收入共15000元。另外，该月刘老师还为某生物制药公司提供技术服务，获得收入20000元。

方法1：分拆纳税。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不同类型的所得分类计算应纳税额，因此计算如下：工资、薪金收入应纳税额为（15000－2000）元×20％－375元＝2225元，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额为20000元×（1－20％）×20％＝3200元，该月刘老师共应纳税5425元（2225元＋3200元）。

方法2：合并纳税。如果刘老师与该生物制药公司签订了雇佣合同，则不对这两项所得分开缴税，而是合并纳入他的工资、薪金所得缴纳，陈先生1月份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为（15000＋20000－2000）元×25％－1375元＝6875元。

刘老师1月共节税68755425=1450元，可见，对收入较高的用合并法更有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合理的避税节税可以明显的增加我们的实际收入，其宗旨是(1)纳税人应尽量避免一次性取得大额收入，降低应纳税所得额，例如可用“分拆年薪法”；(2)当适用累进税率计算个税时，应考虑避免适用税率档次爬升导致个税支出加大，在合法的前提下将所得均衡分摊或分解，增加扣除次数，如，“转化福利法”和“分拆合并法”。

当然，合理避税的方法不仅限于此，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看可否享受税收优惠，看看自己是否适用减免税政策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应具有一定的节税意识，但前提都是在税法允许的合理范围内，毕竟，避税不是逃税。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做到既要依法纳税，又不冤枉多缴税款，实现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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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009-02

随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6])的实行,地税部门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个人所得税监管不断加强,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不可否认,对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征管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准确稽核高收入群体个人收入,避免国家税款流失,已成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的现状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显示,1994―2004年间,全国个人所得税年平均增幅高达48%,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7%～8%的增长率。2005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首次突破 20万亿元,共完成 2 093.91亿元,比上年增长20.5%,增收356.6亿元;2006年,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1 600元后,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仍保持17.1%的增长,达到2 452亿元;2007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创新高,达到3 185亿元,增长29.9%,增加733亿元。个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994年的1.6%迅速提升至2007年的6.44%,个人所得税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可见,个人所得税已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税种。个人所得税税款的大量流失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情况尤为突出。从2005 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分项目收入比重看,工薪所得税占54 176 %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占1 412 % ,两者合计占68 196 %; 企事业单位承包、劳务报酬等其他项目应交税所占比例较小,约占3 141 %。这就意味着大部分非工薪的高收入者应交的个人所得税没有足额缴上来。

二、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的原因

(一)分类所得税制

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这种模式,广泛采用源泉课征,虽然可以控制税源,减少汇算清缴的麻烦,节省税务机关征收成本,但不能体现公平原则,不能很好地发挥调节高收入的作用。分税制容易使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税,会造成所得来源多且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

例如,有甲、乙两个纳税人,甲某月收入为4 400元,其中工薪收入为2 000 元,劳务报酬收入为800元,稿酬收入为800元,特许权使用费所得800元。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甲本月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乙获得工薪收入为2 200元,要纳10元的个税。乙的收入只有甲收入的一半,甲不用纳税,乙却要缴纳10元的个税。所以,这种税制模式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容易导致税负的不公。

(二)源泉扣缴的不到位

目前,个人所得税制一直采取个人申报纳税和单位代扣代缴两种主要征收方式,而且以代扣代缴为主。由于,中国高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具有多元化、隐形化特点,收入通常直接以现金支付,并不通过银行转账,税务部门无法如实掌握个人的收入来源和收入状况。因而源泉扣缴只能管住那些代扣代缴规范的工资收入,而高收入者可以通过税前列支收入、股息、红利和股份的再分配、公款负担个人高消费和买保险、现金交易等多种手段“合理避税”,从而引起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流失。

(三)高收入者纳税义务意识薄弱

在西方国家,“只有死亡与纳税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是被广泛认可和普遍接受的。而中国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致富,吃税务。”两者的纳税义务意识形成鲜明对照。近年来,高收入者对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这种意识只是浅显的,主动的申报意识仍比较薄弱。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受个人利益的驱使,千方百计偷逃税款,以达到高收入的目的,毫无纳税义务责任感。

(四)税务执法惩处不力,偷逃漏税屡禁不止

依法纳税是国家公民的基本义务,对偷逃漏税行为必须依法惩处、有效打击,激励公民依法纳税。但目前税务部门的稽查力量较弱,不能有计划、有重点地对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稽查,而对查出的偷逃税行为往往以补代罚、以罚代刑,法律威慑力不强。加之对偷逃税处罚标准低,使偷逃者的收益有可能大于其受惩罚的损失,难以起到惩戒作用。

三、完善中国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的措施

(一)实行混合税制模式

混合税制模式,即对某些应税所得实行综合征收,即在继续普遍实行源泉代扣代缴的基础上,对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具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实行综合申报纳税,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偶然所得等一次性所得实行分类征收,从来源上进行扣缴。这样税制模式,吸收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既对纳税人部分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综合课征,体现了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又将所列举的特定项目按特定办法和税率课征,体现了对某些不同性质的收入区别对待的原则。此模式与中国现行税制最根本的区别,是将劳务所得并入工薪、经营所得一同计征,是比较适合中国公民实际收入状况的。同时可防止税收流失。

(二)进一步完善代扣代缴制度

代扣代缴便于实现从源头上对税款的计征,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的有效办法,即使是在公民纳税意识较强的美国,雇主代扣代缴仍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主要形式。中国要提高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质量,应进一步落实代扣代缴办法,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的责任,加强对扣缴责任人的业务培训。同时要加强对扣缴义务人的责任进行系统的监督,在中国部分单位已鉴定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责任书”,但这仅是落实代扣代缴办法的第一步,还必须建立一整套系统的管理机制,对扣缴责任人的扣缴行为实施有效的跟踪管理和监控。对扣缴义务人拒不补扣补缴,法律没有也无明确相应的强制措施。在以后的税收政策调整中可以考虑增加对扣缴义务人的强制执行措施,这样不仅减小税务部门查补税款入库的难度,而且还增强了扣缴义务人的责任感和纳税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如果不按税法规定代扣代缴,将和纳税人一样进行强制执行。

(三)加强税法宣传,提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意识

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意识表明纳税人对税收法律制度的认可,是税收法律实施的重要支撑。只有纳税人具有良好的纳税遵从意识,能够自觉的按照税法的规定,准确计算应纳税额,及时填写申报表,按时缴纳税款,税款的征收才能顺利实现,并有效减少税法实施过程中的摩擦,促进税收法制秩序的形成。因此,根据中国高收入者的具体情况,应对高收入者继续开展深入、持久的税法宣传。利用一切渠道,开展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税法宣传、辅导和培训。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让个人所得税法深入人心,提高高收入者纳税自觉性。同时也应增加政府行政透明度,把纳税人的钱用好、用得有效才是变被动征税为主动纳税,从而逐渐养成纳税意识的根本途径。

(四)强化税务稽查,加大对高收入者逃漏税的税收处罚力度

从中国实践看,随着征管模式的转换,实行纳税申报和税务之后,税务稽查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强有力的税务稽查制度,是个人所得税申报得以高效运行的关键。强化税务稽查不仅要为稽查人员配备现代化的稽查手段,更要提高其业务能力和政治素质,不断提高稽查质量。同时要突出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检查,重点打击高收入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签订假合同、假协议,少报收入少纳税,共同实施偷逃个人所得税的行为,以及扣缴义务人故意为纳税人隐瞒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的行为。对一些情节严重、数额巨大的偷税、逃税行为除经济处罚外,还应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高收入纳税人个人所得税的流失。

总之,影响中国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流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对其治理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税务部门征管力度的加大,相信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会更加完善,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管理问题会得到进一步解决,中国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保障社会公平等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志健.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税务研究,2009,(4).

[2]张富珍.强化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管理的几点建议[J].税务研究,2006,(12).

[3]张明.中国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转向综合税制评论[J].税务研究,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