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4 16:42:28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1教师直接对比法
比如在讲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一介绍柏拉图的生平、思想体系和对后世的影响就会显得枯燥乏味。笔者在谈论到这部分内容前会布置学生查询和阅读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资料,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介绍柏拉图,当遇到其经历或者观点上与孔子有契合处时会邀请学生讲解有关孔子的相关内容。譬如笔者提到柏拉图在早年时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开办学校向青年们传授他关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论,他所创办的“学园”成为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这时学生已通过前期准备了解到孔子的经历,他们能够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极大的一部分时间来周游列国,在从政失败,没能找到赏识他建议的君主后从事教育兴办私学,开创中国私学之首。学生们此时会惊异于东西方两位先哲在经历上惊人的相似,因此对了解柏拉图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教师这时由浅入深,在学生建立了对柏拉图初步了解后引入较为难理解的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笔者从两位先哲对人之本性的观点开始,学生通过提前阅读了解到孔子认为所有人本质上是善的,或者说经过教化后可以成为善的。笔者在此解释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迥异,柏拉图认为大多数人容易被暴君或贪欲欺骗,因此他们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权的人,即“护卫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强调的是广泛的人类行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种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达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观念[4]。而柏拉图则强调受过精心教育的统治阶层的行为。通过解释在人性看法上的差异,教师进一步扩展到他们各自对理想政府和社会规范等方面观点的不同,并和学生一起探讨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让学生在课堂讲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够加强他们对目标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力。课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改变了传统文化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孤立学习的方式,将死板的教师“一言堂”变为轻松活泼的“中西文化历史小型研讨会”。
2按教学反馈对比法
除了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进程中和教师一起通过中西方对比探讨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外,教师还应该时刻密切关注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馈。当学生表露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发生表示不解时,教师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历史发展上造成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学生理解的障碍。笔者在开始讲授古罗马帝国时期时首先介绍古罗马在进入帝国时期后从公元一世纪后期到西罗马灭亡的三个多世纪内绝大多数皇是非正常死亡,这些贵为皇帝者的结局均十分悲惨,他们或被敌军杀死,或被自己人杀死,抑或因绝望于别无选择而自杀。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惊讶和不解。这时教师应适时指出学生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罗马皇帝与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的命运千差万别,因此文化教学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对比激发了学习者学习的兴趣。教师需要进一步对比说明古罗马帝王和中国皇帝主要的差别。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选不同。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禁卫军和军团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内战由此频仍爆发,国无宁日。政局混乱导致皇位的风雨飘摇,帝王如同走马灯似得更换。因此,对每一位罗马帝王来说时刻都是危机四伏、性命攸关[5]。而中国从夏朝的禹开始实行王位世袭制到秦朝时确立了延续整个封建时代的帝王世袭制,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虽然无法保障候选人有做明君的资质,但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皇位的平稳过渡和朝代的稳定[6]。因此与古罗马历史相比,因为争权夺位导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历史上是较少的。在解释完皇帝来源不同后,教师可扩展到皇帝权力方面,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古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比如把开创罗马帝国时代的屋大维和确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进行对比说明。通过教师及时的讲解和阐释引发学生对目标文化的反思,能够提升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客观分析能力。
一、转变思想,更新教学理念,改变学习方式,合作探究进课堂。
新课程理念要打破以讲授、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倡导学生参与合作,师生互动,探究创新的教学模式,努力引导学生自主钻研,鼓励他们求异创新,主动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1、合作学习是化学学习的一种重要手段。新课程的实施中更注重让学生在合作学习中获取进步,在互动合作中获取知识应成为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同学之间相互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共同提高。所以在教学中要教会把学生置于集体之中,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学会合作学习。
2、科学探究活动是学习化学的重要途径。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一门自然科学,在教学中,提倡和鼓励学生通过化学实验进行探究性学习,要尽可能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动手参与实验操作,努力发挥化学实验在探究性学习中的作用,激励学生改进实验方案,参与设计。如在“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这节教学中,讲述二氧化碳与水反应这一性质时,先把盐酸滴到紫色石蕊试液中,然后又把二氧化碳通入紫色石蕊试液中,让学生去分析二氧化碳使石蕊试液变红的原因。给学生创设问题情境后,学生通过猜想与假设,收集资料,设计实验,交流讨论等环节,最终得出了科学结论。这样就成功地把书上的演示实验转变成了探究性实验,从而引导学生通过实验去发现和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验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实现由被动接受式向互动探究式的转变。
二、培养和强化兴趣,激发求知欲。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求知的巨大动力,发明创造的源泉。兴趣的培养在于诱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因势利导,引导他们及时排除不利于发展学生认识兴趣的因素。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扫除学习中的障碍,唤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使他们能积极主动自觉地学习。
初中学生刚接触化学,开始会对化学颇有些兴趣,尤其对化学实验更感到有意思。教师在给学生开始上化学课时,以实验首先展示化学的奥秘世界:(1)?把一张已用酚酞溶液写好“化学”晾干的挂在黑板上,再用装有3%的氢氨化钠的小喷雾器喷射在白纸上,立即呈现“化学”二字。(2)?水中生火(将一小粒白磷投入盛装沸水的烧杯中,用小气筒通入空气)。(3)?清水变牛奶,白酒变汽酒。等上述实验使学生情绪高涨,渴望知道其中奥秘,此时教师因势利导告诉学生,这些奇特现象的奥秘,将在初中化学中一一学习。这样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三、贴近学生的生活,开发化学课程资源。
新课程要求教师是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新教材留给教师的空间很大,要求我们不仅能使用教材还要能驾驭教材、补充教材,开发一切可以开发的资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化学与人们生活越来越密切,日常生活就可以成为化学学习资源;只有将学生已有的生活知识和经验设计成富有情趣的学习活动,使学生从熟悉的周围事物中学习,理解知识,感受课堂知识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变“教科书是学生的世界”为“世界是学生的教科书”,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我们的教学不能片面地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上,还要更多地在“如何做”上下功夫,贴近学生的个体实际,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任务型建构教学
任务型教学是以任务为中心,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法。其强调的是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而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和主体,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完成任务来进行有目的的教学。任务型教学法还强调,学生的习得和知识建构过程,提倡交流参与的学习方式。因此,任务型建构教学要求教师应当围绕特定的教学内容和目的,设计出具体可操作的任务,学生则通过探究、交流、合作等学习方式主动建构知识。当前的西方文化课仍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只能被动地听,少量的问题设计也流于形式并没引发学生真正地思考,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在开学初就布置每组学生的课堂展示任务,每组按班级实际人数比例进行分组,负责完成对每小节教学内容的介绍与评价。学生围绕这一任务精读课本上的内容,通过各种手段查阅相关资料与信息,进行探究性学习。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合作进行深入学习,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有选择的拓展,在自身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经验的基础上对新信息进行认知和编码,建构自己的理解和新的知识结构。当然,为了避免除了每节内容展示小组成员外的其他同学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提问、练习、讨论、课后作业等检测手段也不可或缺。另外,每次课堂展示任务完成后,教师应根据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做出积极的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热情。同时,教师还应对重难点以及学生遗漏或介绍有误的知识点进行讲解、补充和更正,对所学知识做出总结和归纳,并对重要内容做有价值的知识拓展和延伸。对于西方文化课程来说,课堂教学的组织和设计应以学生为中心,以任务为驱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让学生真正成为知识建构的主体。
互动式多媒体辅助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将文字、图片、动画、视频和音频等媒体形式与计算机集成起来,并在这些媒体间建立逻辑链接,快捷、直观地传授生动、丰富的教学内容给学生。然而在实际的教学中,学生还是改变不了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境地,“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仍然贯穿整个教学。从本质上讲,多媒体教学的使用并没能摆脱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样的多媒体课堂不过是纸质课本的电子版演示而已。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其原有认知结构的基础上,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同伴)的帮助即通过人际协作活动,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以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因此,建构主义指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的四大要素。“‘情境’是与学习内容相关的一切信息,其组织是有利于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意义建构;‘协作’贯穿于学习过程的始终,是教师及学习同伴为了建构所学知识相互帮助、相互合作的过程;‘会话’是学习者与教师、学习同伴之间的交流,‘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终极目标,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学习者对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到深刻的理解,从而完善其已有的认知结构,建立新的认知结构。”[3]37-40而Malamah-Thomas指出,“互动就是指人/物之间通过行为互动,互相影响的过程。根据互动对象的不同,互动可以分为人机互动、人人互动,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之间的互动”。[4]87-89而多媒体应用的各种特征十分适合实现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自然,互动式多媒体教学打破了传统的教师单一讲授的教学模式,提高了教学效率,而且让学生在准备展示任务时,展示任务中及展示任务后真正充分实现了在教学过程中生生、师生和学生、教师与学习内容、多媒体设备间的协作、会话和互动,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其还以良好的情境作为语境,以共享性、交互性和可理解性为保障,利用丰富的文本、图片、视频、音频、影像等多媒体技术使课堂教学变得不再枯燥死板,这样形象、生动和丰富多元的学习环境,多维度、多视角的教学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建立丰富的联系,激活学生思维的各种逻辑链接,并且拓展了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还增强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加深了学习者的主体感受和主体意识,更好地建构了学习者自身的知识体系。
1.东西方文化渊源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而且这些文深深地影响了一个国家,更确切地讲,虽然很多国家的具体文化不同但是他们的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来源。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块来研究,东方文化主要来源于长江-黄河流域文化和印度流域文化。东方文化的特点在于浓郁的怀旧思想,浓厚的神秘色彩以及重感性轻理性。然而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的特点在于对人的尊重,对个人自由,独立,平等的追求和强调个性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来源的不同造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
2.文化来源引起的东西方差异
文化来源的不同引起了众多的差异,而了解这些差异对于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极大的作用。在此,我们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差异:社会行为,工作习惯,时间观念。所有的相互影响和互动的行为都是一种社会行为,其中思维方式就是一种社会行为,东方文化强调曲线性思维方式,西方强调直线性思维方式,这种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就来源于文化来源的差异。东西方的公司员工在思维方式,交流习惯,工作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对这些差异处理不好,在工作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摩擦和误解,这就会影响到同事之间的关系,公司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天,美国总部派来的项目负责人‘Frank’ 想要听项目进展报告,小李就带来了厚厚的一叠项目文件和内容丰富的演示文稿,准备进行精彩的讲解,但是在这过程中,小李不断地被打断。Frank想要小李讲解重要的部分并且给出直接的建议,显然他对小李的讲解很不满意”。在这个例子中双方都没错,只是作为中国人的小李想要尽可能充分地详细地解释与项目相关的信息,这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特点。然而,Frank的讲话方式也符合西方的文化特点。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两个人交流过程中的不愉快。东方传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的工业文化在时间观念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和农业是传统中国文化构建和形成的基础。他们认为时间是个循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经历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回到原点,循环的时间观念强调重复和标准化,比如昼夜交替,四季循环等。由于缺乏线性时间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观念不是很强。相比之下,西方人具有积极,敏感,准确的时间观念,在西方的哲学史上,有关于时间的纯理论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一句名言“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所以西方的思想强调时间的不确定性。与东方社会相比,西方社会很少受过去事情的影响,整个社会在单向时间的影响下迅速变化和创新,但是,同时人们也面临着时间的压迫和紧张的人际关系的压力。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来源的不同引起的东西方的差异。
3.这些差异对于跨文化交流的具体影响
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文化差异引起的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以及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交流失败的原因。这些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日常生活,跨国公司的管理,国际商务谈判。在日常生活方面,有很多跨文化交流的例子,“一位意大利的项目经理来到中国的分公司考查,中方派了一名助理全天陪伴这位经理,这位助理尽心尽力,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融洽”。其实问题在于,这位助理的全天陪伴让她没有了个人空间。在跨国公司的管理方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上海一家非常有名的国有企业,大部分的员工都是上海人,公司采取的是传统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但是不久后这家公司与一家外企合并,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和以前大不一样,起初员工们都有些不习惯,但是慢慢的大家都适应了,生产效率确实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这里的问题在于,员工们并不了解西方的企业文化,如果他们在此之前对西方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方式有所了解,他们就不会不习惯了。随着商业全球化的发展,在商务活动中,文化多样性的程度在不断增长。所以文化差异将不仅影响谈判双方对于各种行为的解释,还将影响谈判双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无意识地将这些东西带到谈判桌上,所以是它们使得谈判变的复杂。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文化方面存在差异,所以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谈判风格和技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作为一个外语学习者或者说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关注其他国家的文化,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的学习也是很有帮助的。(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书目:
[1]Cao Jianhe.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M].Shanghai:Shanghai Education Press.1996.
[2]Song,Li.Gateway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Harbin:Harbin Industrial University Press.2004.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3-0031-02
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在此情形下,作为拥有悠久雄厚、博大深邃历史文化资源的中国,更应坚守民族文化阵地,充分保持民族文化自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势资源向世界推广,为营造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贡献智慧与力量。高校通识教育本就肩负着人文精神濡养的神圣使命,在此境遇下,更应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庄严责任,培育具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全球视野、民族情怀的复合人才。
一、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生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文化逐步渗透至世界各地,特别是20世纪以降,全球化到来之际,西方文化以更加强劲的态势席卷全球,在此进程中许多弱小国家甚至失却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加入西方文化运程中。[1]
我国具有悠久雄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即便在强势冲击之下,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民族文化身份,然而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觑。当下,特别是青年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举例而言,街市中随处可见牛仔裤和露脐装,为数不少的青年人对阿迪达斯、耐克、LV、GUCCI等国外大牌趋之若鹜,看电影务求美国大片,手机非iphone不用,餐饮追慕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旅行非欧美不行。过度追求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遇事先问“有什么用”“给多少钱”,若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得不到随手即得的收益要么干脆不做,做了也是百般不情愿。言必称“民主”、行必追“自由”的大有人在,一些青年人不顾观点是否正确,必须争取发言权,不管师长的要求是否合理,必须追求绝对的自由。这些现象固然不是发生在全体青年人身上,但绝不应该视而不见。而提及原因,究其根本,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一些人对民族文化的评价是“土”“僵化”“过时”,而这些评价并不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而准确的了解之上的,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和分析。
西方世界希求全球一体西方化,这种企图既不合理,也不科W,世界文化本就应该百花争艳,丰富多彩,若单一推行一种文化,势必导致文化生态失衡。在此情境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唤醒民族文化记忆,传承、弘扬和推广民族文化优势资源,推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促进全球文化生态的和谐稳健发展。
二、全球化语境下高校通识课程的目标与任务
首先,唤起青年学生的文化自觉。
青年学生心智尚不成熟,喜欢刺激,爱冒险,很容易被陌生而新鲜的异国文化吸引,并不加区分地加以模仿,形成追求物欲、注重实利、逾越长幼界限、盲目追求自由等不良品行。当前,高校通识课程的着眼点应落在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上。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发现传统文化经典的仁、智、和、美,通过引导学生发现传统经典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唤起学生的阅读和学习兴趣,鼓舞学生深入阅读和品鉴作品,并阐明全球一体化的利与弊,定能达到培养学生捍卫民族文化尊严、树立文化自觉的效果。
第二, 着重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
从本质上讲,很多学生之所以追捧异国文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一旦学生对民族文化产生了热情,有了深入了解,便会主动地捍卫民族文化尊严,坚守民族文化自觉。高校通识课程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通过引领学生了解中国文化源流脉络,结合品读和鉴赏经典作品,学生自然会领悟到民族文化的智慧、仁爱与美,伴随着理解的不断深入,学生的精神与人格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濡染,民族文化素养日积月累间得以形成。
第三, 兼顾世界文化,培养胸怀天下、匡世济民的健全人格。
坚定了文化自觉,丰富了民族文化素养,在此基础上,还应培养学生的全球化视野,通识课程中开设世界文化经典赏析,带领学生了解和接触异国文化,进行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观照,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强烈的科学意识和人文情怀[2],还有助于形成匡正天下的广阔胸襟和豪迈情怀。
第四,提高学生的辨识能力。
通识课程教学过程中,讲解心理学、哲学、美学、阐释学、读者接受理论等知识和原理,引入历代学问家对同一问题的相似和不同看法,带动学生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做出判断,从同一角度对不同事物做出比较和鉴别,启发学生增强分析和判断能力,提高辨识能力,形成正确而独立的思考习惯,加强批判思考能力。
三、当前高校通识课程面临的问题与因应对策
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进行统整性安排,在传承民族经典文化的同时,兼顾其他东、西方文化经典,帮助学生铸成心系民族、胸怀天下、匡世济民、胸襟豁达、旨趣高远的健全人格。[3]中国文化经典类课程可引领学生了解中国文化渊源流脉的同时,指导学生阅读前秦时期儒、释、道、名、法、墨各家经典作品,阅读各朝代诗词曲赋经典作品,其他东方国家文化经典课程可以有选择地安排埃及、波斯、犹太、印度、阿拉伯、日本、印度思想文化和经典作品讲析,西方文化经典类课程可引导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发生发展,指导学生阅读古希腊神话、哲学经典,阅读西方各国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典型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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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程内容采取“典”、线、面结合。[4]“典”即经典作品,线即时间脉络,面即空间线索。以往国内高校通识教育往往以概论课形式为主,即侧重关注“线”的脉络,而忽视了对作品原典的关注及同时期各国作品的横向比较,极易造成学生对经典作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只知其一,不闻其余的缺憾。实践证明,了解线、面的同时,对经典作品展开真正的阅读,才能切实体会经典的魅力,深切理解作品的内涵,并起到潜移默化的濡染作用。
第三,教学模式方面,以往国内高校以课堂教学居多,导致任务繁重的通识课程在极为有限的课堂教学时g里很难达成教学目标,最终不得不直接采用概论法或碎片法完成教学,效果往往不容乐观。当前,我们不妨利用发达的网络资源,将不足以在课堂呈现的内容以网络授课或视频教学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样既增强了授课的容量又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更为关键的是,通过采用网络在线学习的方式,也可以实现在线讨论、线上答疑、专题研讨等交流互动,同步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泛在学习能力。另外,基于通识课程传授的内容,可以组织相关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朗诵比赛、读书汇报活动等赛事活动,以赛带学,以赛促学。
第四,教学评价方面,宜采用重过程考核的形成性评价。改变“一张考卷定全局”的局面,将平时考核比例提高至70%-80%,平时考核由考勤、作业、演讲、读书质与量、阅读创见、品读深刻程度、小组合作情况、参加活动
情况等部分构成,期末成绩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采取论文、音视频、创意作品等方式。教师可根据课程内容在授课之初将学生分组,小组的任务是互相辅助、监督、合作完成既定任务。考核形式包含教师打分和小组成员互评、自评三部分。这种动态的重过程考核方式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和自主能力。
综上所述,全球化格局下,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世界化”进程,面对西方霸权文化企图单边世界文化的严峻态势,肩负着人文精神培养的高校通识教育更应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以中国经验和中国元素建构大学生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5],培养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有本有源的新时代知识分子生力军[6],为创建和谐稳健的世界文化生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王岳川.“中国形象”在全球“国家形象”的地位[J].资治文摘,2012(6):24-25.
[2] [3]周景辉,聂英杰. 中美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比较与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542-546.
在语言、文化、跨文化交际三者的关系中,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影响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在以一种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应遵守该语言的文化语用规则。但不难发现,当一种语言在各种困素的作用下被广泛传播到本土以外、为众多其他地域的人们使用时,语言与文化之间会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关系,而在以该语言为媒介所进行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遵守的语言使用规则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交际成功。但愿望与现实往往存在距离。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受挫或失败,产生误解,甚至引起关系恶化的情况时有发生。很多人把这一点归结为语言不通。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语言不通,交际很容易产生障碍,但很多情况下,交际受阻或失败不是由语言引起。以英语学习为例,有不少英语学习者在具备相当的听、说、读、写技能后,却不能用英语有效地表达思想进行交际,对于这样的学习者,与其说他们的交际存在语言障碍,不如说是存在与交际对方的文化障碍。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语言和文化互为作用,两者关系十分密切。语言和文化受到各国不同发展历史、地理环境影响。尽管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各国间的距离已经缩短,但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却依然存在。只有了解、理解和尊重这些差异,培养跨文化意识,我们才能跟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有效地进行交际。
一、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
语言的不同层次和相当层次的语言单位具有不同的文化蕴含内容。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英汉语言差异,是英语学习者有效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前提。词是语言中蕴含文化的核心。文化差异造成词汇语义理解障碍从而影响交际的例子非常常见,因此,英语学习者要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语言差异首先要了解文化差异对英汉词汇的影响。文化差异对英汉词汇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1.英汉文化部分重合导致词汇语义部分重叠。英汉文化中都有的实体,汉语加以明确区分,英语中可能不加区分。这种情况首先体现在概念词上。论文大全,语言。论文大全,语言。英汉语言中的亲属称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uncle”为例,英语中父母双方的同辈男性亲戚均用“uncle”表示,但uncle在汉语中可细分为伯、叔、舅、姑父、姨父、表叔等,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对这些细致区分的亲属关系肯定束手无策。同样,汉语中不加区分的实体在英语中会明确区分的也比比皆是。论文大全,语言。如汉语中“骆驼”一个词,它相当于英语中的camel,可细分为dromedary(单峰骆驼)和Bactrian camel(双峰骆驼)。汉语中一般只用“公”和“母”(或“雌”和“雄”)二字来区分动物的性别,而英语中则往往各有单独名称,小动物也另有名称。如英语中公马、母马和幼马分别为stallion、mare和foal。
2.英汉文化空缺导致词汇空缺。以别的语言为参照,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词汇中都可能出现“词汇空缺”现象。所谓空缺 (文化上) ,是指有些表达方式为一国所独有而别国没有。如“冰糖葫芦”一词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只能意译为candied haws on a stick;又如“Mr. Potato Head”中文中直译为“土豆头先生”,如果不知道它是美国的一种深入人心的流行玩具,跨文化交际者势必不能理解这一词的意思。这种词语使用上的空缺现象在英汉语言中非常普遍,而其在英语和汉语的谚语、成语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尤为突出。如汉语中的谚语“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激励人们坚持锻炼身体。英语中没有“三伏”和“三九”的对应词,如果你对外国人说 three fu 和 threenine,相信听的人会莫名其妙。此时译成英语要对其意义加以解释,例如In summer keep exercising during the hottestdays;In winter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coldest weather。
3.英汉文化冲突造成词义冲突。所谓文化冲突,有两种情况:①有些表达方式,一种语言有另一语言也有,但涵义相反或意义相差甚远。如英汉语言中都有“个人主义”这一词,英语“individualism”在美国人眼里是个人的独立自主,它体现了美国强调的个人奋斗、努力进取的价值观,是褒义的。而中国人眼中,“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反义词,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意思,是贬义的;同样词语貌合神离的例子枚不胜举, 如“pull one’ s leg”不是中文中的“拖后腿”而是指“开玩笑”;“drop a brick”不是指“抛砖引玉”而是指“说话闯祸”。②含义相同但在两种语言表达方式上不同甚至相反。论文大全,语言。如中文“红”与“绿”或“白”相对,而中文中表示嫉妒的“红眼病”英语中是“green-eyed”,如果用“red-eyed” 则是指把眼圈哭红的意思;“酒肉朋友”英文是“a fair-weather friend”,这跟中国人朋友见面少不了吃吃喝喝,英国人见面喜欢谈天气的文化差异不无关系;中国是农业国家,很多习语都与农相关,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瓜田李下”等,英国是岛国,所以很多习语与航海相关,如“put one’s oar in”、“walk the plank”等,“树倒猢狲散”英文中译为“ratsdesert a sinking”足见两国的文化特色。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
1.培养正确的文化态度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民通过创造活动形成并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产物。中西方文化由于各自人类文明进程不同。论文大全,语言。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持的哲学观不同。因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崇尚勤劳、谦虚、谨慎的美德;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崇尚个体性、开放性、创造性的文化传统。中西文化本质差异使中西方人们的生活大有不同,包括感情表达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行为方式等等。而这些无不对语言产生影响。因此。培养文化敏感性.即英语学习者在深刻理解本族文化的基础上具备对异国文化的观察、理解和反映能力应被视为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第一步。学习者对本族文化和异国文化要有正确的认识,摈弃民族主义,消除文化偏见的文化相对主义态度——即文化只有差异,而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基于正确的文化态度,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察觉到与本族文化有明显差异并可能发生文化冲突的异国文化特征,才能理性地理解与本族文化有明显差异的异国文化特征,才能在交际中真正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解决文化冲突,实现有效交际。
2.选择蕴涵丰富文化内容的学习材料
蕴涵丰富文化内容的语言材料是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途径。英语学习者在选教材时应有意识地多选取一些出自英美国家的原文材料,旨在使自己通过大量接触,潜移默化地培养跨文化意识。教材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代表性。通过对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学习者在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同时,发展了合作能力。因此,在选择教材时要注意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主流文化,触及西方文化本质,反映西方文化深层内涵的内容。例如西方的社会制度、哲学流派、经济理论、思想及价值观等等,这些内容有助于学习者自己去分析,去探讨,加深对西方社会的认识。得出自己的结论,最终达到跨文化能力的提高,自身素质的完善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成熟。(2)多元性。语言材料从类型上应包括己方文化、异域文化和跨文化的范畴。一味强调语言学习中异域文化的导入和异性文化的差异、矛盾、和冲突,相对忽视中西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影响、与融合,以及外语使用中本族文化的意义,也会使得跨文化交际陷入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加强学习者的主体文化意识,教材在选取上应当适当引入中国文化.语言材料应按不同角度来构建,对同一问题,可以用跨文化的角度来阐释。通过对己方、异域文化的认识,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达到对己方文化的再认识,对异域文化的真正理解.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3)趣味性。教材不仅要符合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还要尽可能通过提供趣味性较强的内容和活动,激发学习者自我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3.充分运用各种媒介,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音乐、电影、电视、多媒体课件等都是文化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它们可以提供最新最生动的语言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有助于学习者对文化有直观的了解,留下深刻印象。学习者可以收集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资料和图片,了解外国艺术、历史政治、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等学习资源给自己直观的感受,使自己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进一步增进文化知识的积累。电影、电视是了解西方社会的有效手段,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片可以提供丰富的材料,使学习者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习俗、衣着、建筑有所了解。通过电影、电视,学习者还可以观察人们的举止、表情非语言交际手段。这对语言能力的培养也是很有裨益的。此外,互联网也是辅助英语学习的有效手段。现在越来越普及的网络给学习者了解和学习西方社会文化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窗口。西方众多文化机构、语言机构、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以及大学等都建立了自己的网页。英语学习者可利用互联网与世界各国使用英语的人们进行交流,创造真实的跨文化交际氛围。总之,英语学习者应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体验、感受跨文化交际。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既反映文化,也受文化的影响。论文大全,语言。因此,学习语言不仅限于学习语言本身,在语言学习中,目标语的文化知识也应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文化因素始终存在于外语学习的背后,即使优秀的语言学习者其交际能力也会因文化原因受到限制。因此,英语学习者应培养自己对异国文化的敏锐感觉能力、对语言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能力,从而培养出真正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自己成为既有语言知识又有交际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谢金良.西方文学典故词典[M].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一. 引言
中国从原始的氏族社会开始就有图腾文化,图腾信仰实质上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人格化的自然崇拜观念,龙便是很好的图腾崇拜的代表。但是龙的形象在英语文化中则全然不是这样的象征意义,龙在西方表示邪恶和丑陋的意思,其形象在两部动画—《怪物史莱克》和《花木兰》里就有很好的诠释。
因此“a dragon of woman”是“凶悍的女人”的意思,而不表示“龙女人”。词的人文涵义往往能折射出该民族特定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妇女的地位和种族歧视等(戴 2001: 1)。英语中的动物类词语用来指女性时,贬义词多于褒义词或中性词,在美国俚语中就更加突出了。如“cat”指“心地恶毒的女人”,“dog”指“”,“pig”指“”等等,这些词语的文化内涵的人文性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了对女性的鄙视,反映出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胡 2004:64)。鉴于东西方民族人文心理等各种差异,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处理,照顾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比如在翻译“亚洲四小龙”要翻译成“four tigers”, 而不能翻译成“four dragons”。
二.中英文动物名称的文化内涵比较
(一)文化内涵基本对等
在中西方两种民族文化中,猪都有“脏,丑的”涵义,所以肥的像猪可以翻译成为对应的英语“as fat as a pig”; 而云雀都有快乐活泼的意思,所以有“as happy as a lark”和其完全对应的中文“像百灵鸟一样快乐”;猴子在两种文化中都是调皮的玩物,所以“拿别人当猴耍”可以翻译成“make a monkey out of somebody”。
(二)不对等现象或文化缺省现象
众所周知的龙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性的还有狗等。狗在西方表示“友谊”,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其褒寓意如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 lucky dog(幸运儿)等。但是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往往带有贬义,所以有很多带有贬义色彩的成语如“狐朋狗友”,“狗仗人势”等。如果你在中国也用you are a lucky dog就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情绪。当汉语的 “走狗”译成running dog,西方人感觉这狗很好而且很可爱,活蹦乱跳的。an old dog likes him never barks in vain. whenever he barks, 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rse句中的“an old dog”“老狗”,汉语中是骂人的词,而英语中却指“年事已高,却经验丰富的人”,故为“行家老手”之意,对应过来就像汉语中的“老马识途”中的“老马”。故这句英语译成“像他这样的行家老手,从来不会随便发表意见,一旦发表,总有高见”。
三.翻译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翻译中英文有关动物的文化内涵词时,有以下几种情况:1. 甲乙语言中有相同的喻意但是设喻形式或喻体略异。2. 甲乙语言中喻意相同,但是喻体相异,即意合而“形离”。3. 甲语言中喻体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乙语言中只存在与之有相同喻义的表达法(卢 2006:297)。
(一)直译
对于中西方文化对等的动物内涵,我们尽量采用中英文中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翻译, 这样既没有歧义,又易拉近中西方人的距离。如前面提到的中英文基本对等的动物词语天鹅,猪,鸭子等等。天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优美,所以翻译是就直接可以说“as graceful as a swan”, 在形容人的姿态笨拙的时候就可以说“as clumsy as a duck”。
(二)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虽然中西方文化中有很多相似的表达,文化内涵意义相同的地方也时常碰到,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语系,其大多数的文化内涵是不相似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中西方民族文化内涵不同或者相反的词语,要异译或直接取其比喻意。例如,虎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动物之王, 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狐假虎威”等都表示虎的权威。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虎恐怕要退居二线,让位于狮子了。所以在翻译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做相应的调整,如“the lion—king of animals.”翻译成中文则是“老虎—山中霸王”。 “深入虎穴 ”翻译为 “ beard a lion in his den”。有些英语短语在中文中很难找出对应的有相同文化内涵的动物名称时就要去其动物名称的词语,灵活得取其比喻义,如“as merry as a cricket”,“as cunning as a dead pig”, 要分别翻译成“非常快活”,“十分狡猾”。
四.结论
本论文从比较分析了动物词汇在中英两种文化中的不同内涵,结论得出:文化内涵相等或极大相似的文化内涵词可直译;而对于具有相似内涵的动物文化词,翻译时要做相应调整;最后对于中英文化中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词,要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但是就翻译时是否要考虑受众心理的问题,在我和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交谈的时候,他曾经在提到美国作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时,非常不解甚至是愤慨。他认为杨宪益的译文很好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而霍克斯预想将中国文化变成西方人的东西,反而弄巧成拙,既失去了中国文化的原有韵味,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的红楼一梦。这位法国作家进一步解释说,古典的东西就是原本的富有文化底蕴的东西,而读书的期望就是要吸收原本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翻译时一定要忠实于原文,不要随意篡改原本的东西;即使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心理也不行。所以对待这些不同内涵词,翻译时一定要综合考虑,审慎处理。
参考文献:
[1] 戴水姣.《英汉动物类词语的文化内涵浅析》[j] 外语教学16期
一、前言
差异无出不在,它们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的眼光。在日常生活中,文化差异从民族诞生起就已经出现了。二十世纪,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将所有的民族变成了“全球村”。全球化是一个融合的过程,不但但是金钱和商品--而是世界人民的不断融合。跨文化交际不可避免,也是必不可少的,当摩擦和障碍出现的时候,问题也就呈现了,等待我们去解决。文化会影响人们看对和理解世界的眼光,毋庸置疑,不同的民族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不同的中西方思维。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更加注重直觉感官——这同样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征。作为中国传统发文化影响的结果,中国人常常看重直觉,倚重学习过程、经验和感觉,以及在交流中通过直觉“以己度人”。为了减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碍,毋庸置疑,这需要我们深入的探讨中西方思维的差异,从而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技巧,减少跨文化交流中的摩擦。
二、思维差异的根源及表现
1.差异的根源。美国学者David Brown认为,“文化是特定地理区域的人们共同的信念、习惯、生活模式和行为的集合体”。文化差异是思维差异的原因,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文化系统是两种独立的系统。东方文化的根源主要来自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文化均发源于河流。在中国,母亲河是黄河,而在印度母亲河是印度河。中国文化渊源流长,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在中国的唐朝,中国文化逐渐传播到日本,融入到日本社会,甚至重塑了日本文化。虽然和中国文化属于不同的国度,却仍然属于同一系统。两条母亲河诞生了东方的文化,而另外一种文化却诞生于波希米亚平原,这一文化发展成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这两种文化是欧洲文化的基础。就像东方文化,欧洲文化穿越了河流。由于地域等原因,中西方文化在最近的几个世纪很少交流,所以它们仍然属于不同的体系,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2.思维差异的表现。西方文化基于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例如,在美国,你同样可以谈论个人的权利,而非将社会凌驾于自己。在中国有明显的不同,社会和家庭凌驾于自己之上。西方文化是以冒险和探索精神为基础的。西方人喜欢发现新事物,发明和拓展。例如,蹦极在西方文化被认为是普遍的行为,但是在中国你将很可能发想没有人做这样一件事。西方文化以科学为基础,这种文化尝试着解决人民和自然的关系。西方世界使用法律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中国的近代却很难发现中国适合的法律,两千年来,中国是一个以人情为基础的国度而非法律。西方用上帝和宗教来解决人类和思想领域的问题。一旦问题发生,首先做的可能是向上帝祷告。
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为基础。中国人将国家和家庭置于自己之上,中国文化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为了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国人一直努力做到天人合一,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主张中庸之道,为了解决人和思想的问题,中国人强调修身养性。中国人擅长平衡和中庸,即人们通常不主张走极端,平和的心态总是被强调,中国人对天地有一种敬畏之情,即敬仰天地,思乡怀土。
价值是关于什么是对错,什么是正常与非正常的,什么是正确与错误的。价值通常被一系列的因素所影响,例如家庭,媒体,学校,宗教,民族等。中西方文化之间世俗的差异导致了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人注重集体主义而西方人则侧重个人主义长达数世纪。西方人给出的个人主义的定义与中国人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换言之,中西方用截然相反的观点来看待个人主义。
三、跨文化交际中冲突解决方法
交流是相互的,所以影响也是相互的。他们能理解我们所表达的思想和文化吗?它们的回答能表达他们的思想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给我们交流一些提示。挑战在于全球化的浪潮下,误解常常发生,尤其是当不同的文化差异出现在跨文化交际中,误解导致冲突,而冲突严重影响跨文化交际的进行。中西方在是一个地理差异,同样也是一个文化概念的差异,所谓的思维模式意味着人们自觉不自觉的运用特定的方式来思维,并解决问题。思维模式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思维差异在某种程度来说起源于国家的思维差异。
1.深刻了解中西方思维差异的方式。我们不能否认差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也只有先通过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及特征才能逐步了解这个国家。所以我们不能说这种文化是好的或者坏的。平等与互相尊重对于每种文化都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学会协调对于同一种事情的不同思维甚至是同一人,同一个世界。我们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每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来往往。当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同一片临近地区,思维差异都越来越明显,我们应该尽力避免冲突的发生我们需要掌握更多的关于其他文化的基础知识,从而不至于误解他人的行为和习惯,虽然在文化领域中不存在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却有更先进或者更适合的区分。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接受另一种文化。甚至文化对于地球的历史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我们应该去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来完善自己。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我们能够更了解双方的文化,从而让交流顺利进行。
2.跨文化交际意识。在沟通的过程中,由于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背景的差异,通常我们为了减少交流的误解首要做的事情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虽然文化和交流模式之间的差异,文化的共同点不应该被忽略,因为能用共同点来融化差异,消除摩擦。跨文化交际意识对于加入到跨文化交际异常重要,时刻提醒自己注意跨文化交际中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利用现行教材进行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例如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史,西方文化概论,外国文学史等书籍,通读这些教材可以掌握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和社会习俗,这为我们了解中外文化知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料。
四、结语
通过对比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性文化,注重人本身和正义,重感性轻理性,喜欢附和他人,强调处事做人中庸;而西方文化注重科学,重物质轻精神,重分析轻感性,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学习一门外语并不单指学习语言本身,还包括文化、思想、习惯和价值观等。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应该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充分了解两国的文化及思维差异,扫清障碍,让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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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通常反映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视域范围和研究方法等。Ethnomusicology多名称混用的状况使得大家对该学科的内容、范围和研究方法等产生了模糊认识。一方面,多数学者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等同起来,视为同一学科;另一方面,少数高校同时招收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等专业方向的学生,这委实令人颇为费解。那么,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区别;有无区分或统一的必要;如要区分,又当如何进行?本文主要就这几个方面问题与业内同行进行探讨。
一、Ethnomusicology的出现及多名称并存现状
众所周知,“Ethnomusicology”一词源自于荷兰学者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的个人创造。1950年,吉卜•孔斯特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的著作《民族音乐学》,该书将“Ethno”(氏族、种族、民族,或泛指人)与“musicology”(音乐学)进行组合,创造了Ethnomusicology一词,并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毫无疑问,“Ethnomusicology”的中文译名当为“民族音乐学”(也有人译为“人类音乐学”)。但由于音乐界对是否该用“Ethnomusicology”这个词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致使大家在对该学科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音乐界就出现了Vergleichende Musikwikwissenschaft(比较音乐学)、musical folklore(音乐民俗学)、Anthropology 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Cultural musicology(文化音乐学)等诸多名称。然而随着该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内容变得更为宽泛,学科命名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准确地界定该学科名称,成了当前世界音乐领域的一大难题。在当今中国就有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学、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学等多个名称。
回顾历史,中国最早接触、学习、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是王光祈先生,其时为“比较音乐学”。自上世纪20年代王光祈先生率先将“比较音乐学”引入中国,到1980年“南京会议”①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确立,国内学者对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名称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至今没有统一。
在我国最早将Ethnomusicology一词译为“民族音乐学”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南京会议”之后,这一名称逐渐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并流传开来。如,伍国栋将其论著定名为“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有本书叫《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但这一名称受到了西方和中国相当一批学者的反对。管建华经常使用的是音乐人类学,出版有《音乐人类学导引》、《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等,并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杨沐,杨沐在《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一文中明确将“‘音乐人类学’作为本学科的中文名称”②。而蒲亨建等人使用的是“音乐文化学”。同时,蒲亨建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等“均名异而实同”③,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前中国音乐理论界的普遍看法。
从近20多年国内外情况来看,西方学者对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命名和界定似乎已不感兴趣,他们将研究重点更多地指向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努力拓展研究的方向、范围和课题,以适应该学科的发展需要。同时,国内学者在经过一段时间争辩之后,或淡而忘之,或倦而厌之,很多人都觉得该学科发展得实在太快,所有争论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以致避而不谈了。
二、Ethnomusicology历史演变及其受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
关于Ethnomusicology历史演变过程很多论著(文)均有记载,在这里我不想多说。我想讲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件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Ethnomusicology也是这样。随着研究内容、范围、方法的不断拓展,该学科已与其本体渐行渐远。在与不同学科进行“联姻”的过程中,Ethnomusicology已经逐渐脱离其“母体”,孕育出了许多新的不同学科。在今天之中国,该学科目前已从单一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延伸到学科方法论、音乐民族志、音乐文化区划、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域外传统音乐文化、城市民族音乐学以及计算机辅助民族音乐学研究等众多领域。学科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大,使Ethnomusicology早已突破了原来留予的狭小空间,扩展到一个新的研究层面。
在Ethnomusicology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
我们都知道,音乐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音乐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主要根源是人类文化,不同的文化必然会产生不同的音乐。陶玛(美)在《文化变迁中音乐的纯洁性》一文中就指出,音乐事实上可以将其描述为一种“非言语的交流方式并由该文化的成员们所实践,它是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所勾画的一种文化”。
东西方由于其历史发展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它们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民族音乐学起源于欧洲,承载着西方文化特性,深受西方思维习惯、研究方法、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回顾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是与西方文化侵略和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相伴而生的。在研究视角上,它将音乐与文化割离开来,进行物理的而非文化的研究,体现了西方人具体而微的分析型思维习惯。“民族音乐学”取代“比较音乐学”的事实背后是东方文化的综合型思维模式。由于东方文化的整体性特性,东方文化中的音乐与生活融为一体,使西方学者在对东方的音乐进行理解时出现了障碍,渐而将研究视角探向了产生音乐的环境和文化。
就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说,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一些端倪。比较音乐学被王光祈先生传入中国以后,由于该学科当时只对“音乐本体”进行研究,忽视了音乐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片面性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综合型模式是有冲突的,或者说,不符合东方人的思维习惯。笔者认为,这可能也是比较音乐学未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民族音乐学对“音乐”与“文化”普遍关注的综合特性与东方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很快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响应。在近20多年的学术讨论和研究实践过程中,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一直秉承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在翻译、借鉴西方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构建本民族音乐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民族音乐学专著、译著和论文,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国外民族音乐学的独特风貌。
既然民族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目的和方法有着严格的区别,那么以这三门学科为基础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也理应当是有所区分的。
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西方一些学者在使用和理解Ethnomusicology一词时其实是有所区分的,他们通常将侧重于对音乐本体研究的称为“民族音乐学”,侧重于人类学研究的称为“音乐人类学”,而将侧重于音乐所处文化环境研究的称为“音乐文化学”,并不像国内音乐理论界那样混为一谈。
四、结论
我国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均源自于Ethnomusicology,这是无可争议的,但由于研究者的不同知识背景,该学科的研究逐渐迈向了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在翻译英文文献时,应当根据其研究内容、目的、方法等的不同翻译成不同的名称,而不应统一译为某个中文名称;而在撰写中文论著(文)时,则应当脱离Ethnomusicology的本义,根据论著(文)的内容来合理确定名称。如果硬要让我从中作唯一选择的话,由于文化的多维和复杂特性,我个人认为采用“音乐文化学”这个词可能更为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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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80年,由民族音乐学家沈洽、高厚永、赵后起、杜亚雄等人组织策划,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会议首次采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国际性学科概念。音乐界一般习惯地将这次会议简称为“南京会议”.
②杨沐.《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J].音乐研究,2000(3),p81―p87.
③蒲亨建.《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5―p98.
④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P14.
⑤赵宋光.《音乐文化的分区各层构成描述:关于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方法、步骤的若干建议》[A].赵宋光文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综观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谓渊源深厚。中国的比较文学最早可追溯到汉代,那时候的中国古代比较文学虽有比较文学之实,但无比较文学之名,成就虽浩繁但却零散,所以在比较文学学科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古人有求‘通’的关照意识,却没有独立的专业意识”①,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比中国以往任何一次中西文化交流都更具有深度和广度,现代中国的比较文学也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的,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打了西方文化大潮中的前站。它作为第一份在中国出版的近代中文期刊,由西方传教士郭士立编撰,创刊于1833年,终刊于1838年,其传播内容丰富,分别介绍了西方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天文学、经济学、政治法律、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很多内容都开了中国之先河,对中国的新闻界、出版界、文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子,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又注意比较中西方社会因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不同而所产生的差异性,虽然介绍、比较都较为简略,不够深入,但是这可以被认作是第一次系统地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期刊。
《东西洋考》中始终贯穿着编纂者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明确的比较目的。《历史》是《东西洋考》中非常重要的栏目,编撰者除了序、论之外,《历史》从创刊号起都是作为每一期的首栏刊发的,总共刊发了11期,这一专栏的标题是《东西史记和合》,从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郭士立的比较之意。东史即中国历史,从上古传说中的开天地开始止于明亡;因为郭士立本为传教士,所以西史选用了《圣经》而没有选用通常所说的希腊神话,从上帝造天地万物和世人开始,止于英吉利哪耳慢朝(查理曼王朝)。而且他在这一专栏的序中说道:“与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记之和合,读史者类,由是可观之。……善读者,看各国有其聪明睿知人,孰为好学察之,及视万国当一家也,尽究头绪,则可看得明白矣。”②此文虽是转述,但是这段话道出了郭士立设立这一专栏的真实用意,从此可以看出郭士立借用了中华民族传统哲学中“和合”的观念,目的是试图用中西历史比较的方式来促使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但“此文却可以被认作中文著作中比较叙述中西历史的首次尝试”③。这一专栏在版式上分上下两栏,其中中国历史为上栏,西方历史为下栏。后来,郭士立又在丁酉年(1837年)七月号上发表了《史记和合纲鉴》,补叙了清朝历史和欧洲列国近代史。这篇历史文章同样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和合”的比较手法:“自至尧舜之时,自亚坦到诺亚,东西史记庶乎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盖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各族继私风俗,故史记也不同,但诸国之,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而相关。兹史记之和合,结其聊络,及通疏远焉。”④进一步说明进行中西方历史比较,是为了说明中西方历史因风俗不同结果历史也不相同,但是宗族是同一的,所以他们不是蛮夷,也不是远客,中国人、西方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癸巳年六月号的《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洪水之先》、七月同六月、八月号的《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洪水之后》、甲午三月号的史记《万代之始祖》、甲午四月号的史记《始祖之衍》、甲午五月号的史记《洪水先世记略》、丁酉年正月号的史记《洪水后记》分别比较了中西方的上古神话,包括创世神话、人的起源神话、征服自然的神话和歌颂美德、仁义、智慧的神话,虽说这些比较是简单的,但是通过对比我们知道了中西方上古神话的差异性,通过这些差异性我们了解到了民族历史特征的不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民族精神的演变也会呈现不同的规律,但是祖先的共同之处是都具有高尚的品德和仁爱之心,关心着他的所属子民,教育他的子民向善去恶。在郭士立的论述中,德、仁乃是中西世界民族的共通性。
《东西洋考》的编撰者郭士立是站在世界文学的比较视域中来看待中西方文学的,他虽为传教士,但他精通中国文化,熟读儒家经典,喜好中国诗词,不止一次地刊登了李太白和苏轼的词,在癸巳年十二月号上还刊发了署名为汉士的《伦敦十咏》。编撰者在每期的刊物封面上都引用儒家经典,期刊当中多引用孔子、孟子的话来解释一些事情。丁酉年正月号上题为《诗》的专论,在文中高度赞扬了李太白之诗作,称“李太白为学士之才华魁矣”⑤,但是又说“汉人读诵李太白国风等诗,而不吟欧罗巴诗词……欧罗巴诗书,万世之法程于是乎备,善意油然感物,而兴起。豪烈豪气于是乎生,精神勇发乐而不过无一理而不具矣……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荷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弥尔顿)之诗”⑥,推崇荷马为诗中之魁,米里屯的诗是“其词气壮,笔力绝不类,诗流转圆美如弹丸,读之果可以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兴观其甚美矣,可以得其要妙也。其意奥而深于道者,其意度宏也”⑦。戊戌八月号上的《论诗》之文,阐述了对中西诗作的看法,且对两者的异趣有所比较,称“汉诗之义为六,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外国诗翁所作者异矣”⑧。说“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妙不胜矣”⑨。呼吁中国有知识的人,不应该只流连于本国的文学,眼光应该更开阔,去读读外国的文学,必定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流露出中国文学在有自己民族特色和风格的同时,也应该引进、融入世界文学。
《东西洋考》在39期期刊中时时穿插有中西方比较的意识,譬如在癸巳年(1833年)九月号的《煞语》中论及比较了中西方关于灵魂的看法,西方主张灵魂永永远远不死不坏,并不像中国如范缜所主张的“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丁酉年(1837年)二月号的《侄外奉姑书》中就对比了中西方对待女子问题的不同。英人“产一子添丁,弄璋弄瓦不异,一均抚养成立,并无溺女及死罪,男女无别,父母一起眷爱之……设女学馆教之,以乐、唱、画、写、作文、识地理、认文理,可诵史记”⑩,在婚恋方面“恐媒婆斧柯,自不识佳女之性情”而“不用执柯,乃亲自造次成婚”,几句话突出了中西方婚恋的不同,中方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成婚,但是在西方则是主张自由恋爱。丁酉年(1837年)二月号的杂文中名为《本草木》的文章,比较了中西方对待科学的态度:“除非药材,汉人不留草木,至于禽兽,未看一本书总括其纲领,此又可怪矣。盖欧罗巴之士巡普天下阅草寻虫,甚究察其类别,知之,就用之,若论金厂,就诸山领之地方有之……国家勤民专务此事,觅新法用之。”大意是说中国没有自然科学,除了关注研究可以入药的草木之外,不关心其他的动物、植物,更不要说矿藏了,而且至今没有专门的动物著作,缺少西方专人专事研究观察自然科学和学习其他国家自然科学经验的热情。戊戌年(1838年)四月、五月、六月,分三期连载了《英吉利国政公会》,介绍了一种与中国封建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虽没有明确的“比较”一词出现,但与中国封建制度作比较之意溢于言表。还有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思想观念、社会体制等的不同造成的。
我们必须通过和其他民族的比较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文学的特色,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英国诗人彭斯所说的“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赐予我们一种才能,可使我们以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我”,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通过对比,我们就更会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特点。这样我们既不会强求自己比附西方的标准,但也不会以为自己的标准就是一切而固步自封。通过郭士立系统的介绍和对比,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终于站起来“睁眼看世界”,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全新的著作,如魏源的《》、梁廷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而他们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东西洋考》的影响,其中魏源所受影响最大,“引用《东西洋考》的文字达28处,文章达24篇”,引用之时,对文字稍加润饰和删减,而且在引用的后面加了一些按语,申述了自己的看法。梁廷在《和省图说》卷一的按文中,引用《东西洋考》文字两处,一处说明“道光甲午,西洋人自称爱汉者,所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有《列国地方总论》”,引用文字600字,又称“西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云”,等等。在郭士立的这种世界视域的比较文化视野影响下,促使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以世界文学的胸怀审视中西文化的差异,世界观念逐渐进驻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中国人的思想、眼界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由原来的根据来自经典教条,唯书唯上纵向思维比较,由世界意识的不断增长,转向了横向多元思维比较。这种转变从后一直贯穿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在这种有意识的世界意识影响下,人们横向世界比较意识的逐渐形成,使这一时期和以后的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参考系和着眼点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和以后的干将,由以前的恪守经典成规而逐渐转向注重中外现实。取法泰西、借鉴日本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考察这一时期人们的时论文章,最明显的是以往的传统纵向比较已经为中西、中日之间的横向比较所取代。凡是带有若干时代气息的论述,无一不引证泰西和日本作为其立论根据。据说有人对郑观应《易言》36篇统计,发现其中运用横向比较的文章多达30篇,占全书篇幅的83.3%,比较的范围也涉及30个方面的内容。此外,1893年以前的《申报》时论中,仅以“中西比较”为题的至少也有二三十篇之多。1907年,鲁迅发表了比较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论述了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摩罗”诗人,称赞他们的反抗精神,试图给中国的文坛带来新声。这一切都在证明“泰西在变,中国安能不变?能行之于泰西,又何尝不可行之于中国?”在中国已成为一种共识。这些做法无疑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拓宽了中国文学的视野,促进了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为中国文学加入世界文学的格局加快了步伐。
但是《东西洋考》的编撰者在比较东西方文化的时候,虽有明确的比较目的和世界文化视域,但是没有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圈子,得出西方社会文明高于东方社会文明,东方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西方社会学习的结论,有失比较的目的,比较乃是为了互补、互影、互取,最终形成世界文学,但是郭士立这种跨国家、跨民族、跨语种、跨学科的研究在那个年代仍不失进步意义,无论其是否有理论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它对中国比较文学成为有意识的专业学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我们应该公允地看待此刊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注 释:
①杨乃桥:《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这个教字是萧永宏根据《申报》时论标题的一个粗略统计。
萧永宏:《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主要特征和作用》,《社会科学》,1998(3)。
参考文献:
1.吴家荣:《比较文学新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