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技术创新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数字金融技术创新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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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2-0078-04

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风险的过程，中间需要经过多次惊险的飞跃，必须有妥善的金融安排和支持，使技术创新获取发展所需要的充裕资金。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器。现代金融体系通过提供风险管理、信息处理、资源配置、清算和支付等功能来促进技术创新活动。从世界各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看，政策重点逐渐由促进科技的发展转向促进自主创新，各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趋向于更积极地推动和指导技术创新，并努力将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整合为一体而构建金融支持政策。

就中国而言，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方针，既是对以往科技方针的继承和发展，又体现了新时期新阶段对科技发展的新要求。这16字指导方针的核心是“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

一、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基本渠道

从中国的当前现实情况看，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主要有三种基本渠道：一是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二是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支持；三是创业资本和股票融资等直接金融支持。

1.技术创新的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一般说来，社会产品有三种基本类型：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用市场交换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市场提供时会出现效率损失，因而一般由政府直接提供；准公共物品的特性介于前两者之间，一般由政府和市场混合提供。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成果――技术知识和信息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利用它获取收益具有非竞争性。因此，技术创新的社会产品具有一定的准公共物品属性，需要由政府财政资金介入。同时，技术创新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会随着新产品和新工艺诞生所经历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当技术创新过程到达应用阶段时，受专利保护创新成果可视为私人产品，成为基本上由市场激励的范畴。基于上述理由，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技术创新领域主要应该是外溢性大的基础性领域。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主要指国家通过各种财政拨款或有关信贷优惠政策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资金支持。国外大量的实践表明，一般来说，政府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公共性较强的技术创新活动领域，主要有：（1）大部分创新得以产生的基础研究。（2）技术创新活动依赖的基础设施建设。（3）社会收益往往远大于私人收益的战略导向性产业的技术创新。（4）有利于增强国防竞争能力的特种技术创新。（5）有益于全社会的创新扩散活动。我国的财政资金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但是，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财政已由投资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化，这种方式比重有所减少。

2.技术创新的金融机构信贷支持。信贷资金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以信贷方式积聚和分配的货币资金。对需要大量资金的技术创新活动来说，信贷资金具有重要作用。技术创新的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可通过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来实现。商业性金融机构根据自身利益要求和收益性、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原则对竞争性行业的技术创新项目进行评估筛选，将资金投放到预期收益较高而风险适当的技术创新项目上，并根据资金价格进行资金的配置，促使资金从相对低效的部门或企业转移到高效的部门或企业，从而使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较大的技术创新行业或企业直接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而政策性金融机构将金融手段与财政手段有效结合起来，综合两者的优势，通过政府资金来吸引民间资本投入科技创新，从而能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主要以政策性贷款支持和商业性贷款支持为主。其中，政策性贷款支持表现为科技贷款、科技风险开发投资基金等，而商业性贷款支持即金融机构贷款是科技经费的重要资金来源。

3.创业资本和股票融资等直接金融支持。创业投资有时也称为风险投资，按照1996年OECD研究报告《创业投资与创新》中的定义，创业投资是一种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创业企业并参与管理的投资行为。创业投资的实质是通过投资于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群，将其中成功的项目出售或上市，以实现所有者权益的变现，从而不仅弥补失败项目的损失，还可以使投资者获得高额回报。创业投资的出现弥补了传统金融体系的不足，在传统融资方式之外，为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资金供给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它通过向风险较大的高科技产业投资，并借助技术和金融专家直接持股、参与管理和创业投资整体变现的方式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大量的事实表明，创业投资能够将各投资主体融为一个有机整体，使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在各主体之间合理配置，保证企业技术创新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而持续有力地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而依靠股票融资的技术创新企业受到的利润压力很大，一旦预期的利润没有达到，企业股票的价格就会下跌，企业进一步融资的困难就会加大。因而股票融资方式对新技术的适用性有一种事后筛选和淘汰的机制，只有那些迅速得到市场承认的技术才能生存下来，这也是保证创新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机制。我国创业投资和股票融资尽管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但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种种的困难，使其潜在的效能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在中国，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和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渠道中的政府资金在科技经费投入中还发挥着主导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还不够，特别是民间资本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支持还远远不够。目前，中国已形成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等在内的金融市场格局，但专门服务于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很不健全，金融业对科技投入在融资方式及总体规模上仍十分有限。而同期债券融资、创业投资、投资基金、信用担保以及政府引导下的银企合作等新的科技投资方式仅处起步阶段，这些远远不能满足企业部门技术创新日益增加的资金需求。中国技术创新金融支持模式的改革方向是将一部分有资金实力的、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引入技术创新领域，同时吸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使技术创新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

二、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国际经验

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是在经济运行中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些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特征并取得成功绩效的金融支持渠道和金融支持方式组合。由于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三种渠道中，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支持、创业资本和股票融资等金融支持涉及民间资本运作，其中前者属于间接融资支持，后者属于直接融资支持。因此，在民间资本参与的情况下，技术创新金融支持问题就转化为选择以间接融资支持为主的模式，还是以直接融资支持为主的模式，或者是两者并重的模式。从国外实践经验看，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实质上是技术创新模式和金融体系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1.技术创新与金融体系的基本模式。从国际经验来看，技术创新有两种基本模式，分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领先者发展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技术追赶者发展模式。技术领先者依靠自己在基础研究中的优势，沿着“研究―开发―工程管理”的轨迹前进，不断发明创造出新的产品和工艺方法，从而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占据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一般来说，创造技术带来的超额利润大，其优势的维持时间也比较长。技术追赶者主要进行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改进为主的模仿式技术创新，沿着与技术领先者相反的运动轨迹前进，即“工程管理―开发―研究”的路径。模仿技术创新根据市场需求引进技术，可以享受“技术搭车”的优势，较快实现追赶。但模仿型技术创新缺乏创新，在技术发展上受到制约。

世界国家的金融体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的“基于法律的体系”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银行主导的“基于关系的体系”。市场主导的“基于法律的体系”中，企业融资方式是多元化的直接融资，对商业银行信用的依赖性不强，投资者与被投资者之间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并靠隐性的自我强制合同与信用来维持，这种长期关系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降低管理成本；银行主导的“基于关系的体系”中，企业融资方式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资本通过债权和股权结合的方式渗透到产业资本中。必要时，银行资本能够对企业治理结构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掌握企业的控制权。

2.技术创新模式与金融体系模式的相互作用。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领先者承担的创新失败风险很大，因而追求稳定收益的传统银行机构对其发放贷款十分谨慎。同时，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并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使得技术领先者多倾向于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基于法律的体系”的金融支持。与“基于关系的体系”相比，“基于法律的体系”通常需要透明与大量的信息披露，因而监管成本相对较高；“基于法律的体系”中股权变动频繁、投资周期较短，具有较强的资金优化配置功能。近30年来，信息技术革命肇始和发展于美国也并非偶然，以NASDAQ为代表的新兴股市和蓬勃发展的风险投资等金融革命直接带动了民间资本参与信息领域的技术创新，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风险投资机制不仅是对传统银行制度的超越，也是对传统证券市场制度的超越，它为美国技术创新引入全新“引擎”，从而使美国引领信息技术创新的世界潮流。

技术追赶者则以间接的信贷资金支持为主要融资渠道和方式。从日本和德国的历史实践看，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直接融资需要严格的条件，赖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基于关系的体系”也就成为技术创新融资的必然选择。明显的例子是日本的主银行系统和德国的全能银行系统。这种体系的监督功能完全由银行来完成，是一种以银行为中心、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二战后，日、德两国在艰难的资金匮乏的经济复兴的核心原因就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模式和技术创新模式的匹配。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民间资本采取这种金融体系进行技术创新融资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大量的实践证明，在不同的法律和市场条件下，市场主导的“基于法律的体系”与银行主导的“基于关系的体系”都是有效率的。从全球的发展趋势来看， 市场主导的“基于法律的体系”与银行主导的“基于关系的体系”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在美国和英国，一些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开始直接介入公司的监督运行并向其提供后续融资。而日本和德国也大大加速了证券市场的发展，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开始向更为松散的融资形式发展。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竞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两种金融体系将在更深的层次上相互借鉴并相互融合。

三、民间资本参与中国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方略

1.民间资本参与中国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模式选择。当前我国相关金融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市场结构、金融工具等单一、僵硬，不能够满足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要求。其中的主要弊端表现为：（1）金融业务上的不匹配。目前我国以追求资产安全保值为主要目标的传统金融业务对于具有高风险的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是相当有限的。（2）金融组织结构上的不匹配。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大银行为主，缺少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型金融机构。（3）资本市场结构上的不匹配。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层次单一，不同风险偏好的企业都集中在一个较高标准的主板市场上市、缺乏其他可供创新型中小型企业选择的直接融资渠道。这种单一的资本市场结构不仅不能满足各个层次的融资者和民间投资者的需求，而且导致资本市场金融资源的错位配置。

在民间资本大量参与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技术创新金融支持模式的选择要从历史的背景和“路径依赖”的角度对技术创新模式和金融体系模式及其相互作用进行通盘考虑。民间资本参与中国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目标模式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融合两种模式于一体的模式，而不是对某种具体模式的照搬。不论是英、美的市场主导的“基于法律的体系”，还是日、德的银行主导的“基于关系的体系”本身都在发生变化，都不应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目标模式的选择。受法律体系的不健全，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等现实条件的制约，科技企业较多地实行股权融资方式短期内还不太可能。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不良债权的负担，银行经营有较大风险，继续太多地依赖银行融资也不现实，必须大力发展传统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创业投资。在中国13亿元左右金融资产总量的大部分仍然在银行体系中的现实下，我们应该进行两元发展，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并举，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不可偏废一端。核心在于运用市场化机制，推进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种金融支持模式的协调发展。

2.民间资本参与中国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策略。

为了促进技术创新的顺利发展，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建立完善能够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持丰富多样的要求。就目前而言，促进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策略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健全关于促进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金融支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现有的《公司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等多种法律、法规、条例，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对金融机构业务、金融工具运用等存在诸多方面的限制性规定，严重制约了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有关部门应该及时修改这些法律法规，为民间资本通过金融支持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有力的条件。

第二，要拓宽技术创新的融资渠道，尽快将民间融资转入体制内循环。科技部门可以联合金融部门通过金融创新来拓宽融资渠道，这样可以有效弥补产业化的资金缺口，实现科技和金融、政府和社会多赢共利的目标。要到这一点，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1）尽快建立专门为民营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吸收民间资本入股。（2）积极引导有条件的民营科技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尤其注重短期债券的发行。（3）重点推动达到一定规模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上市。（4）允许民间组织建立互担保基金，以及企业集资建立行业内互担保基金等。（5）引导民营资本组成金融机构或建立投资基金，使民间资本作为资本金注入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切实将民间融资从体外循环转入体内循环。

第三，大力发展创新型资本市场以实现资源配置向创新型企业集中，实现民间资本与创新之间的良性循环互动发展。第一，大力发展风险资本，构建民间资本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的组织模式。根据中国的实际，地方政府协调下的专业性风险投资基金、境内民间资本为主体的有限合伙制基金组织形式、境内民间资本为主体的契约型风险投资基金形式都是较好的组织形式。其二，发展多层次、多渠道的民间资本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从国外经验来看，通过创业投资形式为技术创新提供金融支持关键是要规避所谓的“上帝变野狗（god to dog）”现象，即创业投资企业出资时被视为上帝，一旦投入钱后被当作野狗并逐渐被摈弃所投资企业之外。目前中国风险投资退出受困影响的不止于风险投资本身，还直接影响到民间资本的积极参与。创业风险资本除了以在创业板上市的渠道退出之外，股权转让或收购兼并也是重要的退出渠道之一。

第四，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扶持机制，为民间资本参与技术创新服务。面对科技投资的高风险，仅靠市场并不能完全解决技术创新的初创投资需求。从各国实践看，政策性金融扶持体系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只有建立全方位的政策性金融扶持机制才能弥补市场缺陷。一方面，要成立一家专门商业银行性质的科技银行，其中部分业务属于专门为民间资本参与科技创新服务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科技银行的有效运作关键是要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如果银行具备足够的风险识别能力，就能够有信心、有能力对科技项目进行贷款支持。另一方面，要运用市场化手段，提高现有政策性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放大民间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这些市场化手段包括：成立“国家科技创新种子基金”，吸纳大量的民间资本跟进；吸纳民间资本参股组建科技保险公司，成立科技创新风险评估公司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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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1912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活动包括研制或引进新产品、运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采用新原料或原材料的新供给、建立新组织形式整个部分，也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以便于获取潜在的利润。后人在其创新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认为创新活动不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意识，一种体制。20世纪80年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转变成知识经济的竞争，创新系统建设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创新带来了人类史无前例的大繁荣，社会财富以几何数量级递增。由于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性，而且研发周期较长，需要金融资本长期一贯的支持，因此寻求技术与资本的嫁接，对技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文章论述了技术创新的特点，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资本难题，并提出了依托金融创新破解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困境的举措。

技术创新的主要特点

（一）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成为创新型企业成长和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

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的趋同效应，地缘边界逐渐被打破，世界经济形成了零距离效应，产品同质性竞争表现明显。技术创新型企业是指以当前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中的先进技术为主要生产要素，以技术生产、技术创造、技术扩散和转移、技术应用为主要手段，对组织内外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追求知识经济和价值的新型智力密集型企业。技术创新型企业实施技术领先战略，主要集中精力进行生产和技术研发，开发有市场前景和商业价值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获取商业价值。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创新型企业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技术创新是高风险和高回报相对应的行为

创新活动是对原有的技术创新，是对原有的技术进行改进或毁灭性的颠覆，其技术的有效应尚未得到市场的验证，是一种高风险行为。世界上很多先进技术虽然具备领先性，但由于缺少市场基础而夭折。早在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天才王安博士就发明了“磁蕊记忆体”，大大提高了电脑的贮存能力。1956年，他将磁蕊记忆体的专利权卖给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获利40万美元。这第一桶金并没有助其在电脑世界称霸，尽管后来王安公司不断推出新产品，由于商业运作模式和市场发展战略的偏差，最终公司宣告破产。由此可见，技术创新行为要与商业市场的运作协同发展，才能避免高风险，获得高回报，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难题

（一）金融机构的融资门槛高

技术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困扰企业发展的难题。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理公司、租赁公司等，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形成了多元化发展格局。银行提供科技贷款后，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在不同企业在发展阶段需要的资金问题，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银行作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由于其融资门槛高，对企业的条件和资质有明确的要求，很多技术创新型企业无法达到要求而被拒之门外。

（二）技术创新型企业与银行存在信息壁垒

很多技术创新型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高，其所从事的项目和技术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不高。客观上，很多技术创新型企业出于技术竞争和商业信息保密的原因，大多不愿意主动披露商业信息。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收集项目信息和技术的同时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很难及时掌握市场上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再加上银行对现有的技术和项目的评估手段落后，在分析、识别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自身的能力上存在欠缺。这种欠缺会诱使企业隐藏有关信贷决策的信息，加剧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研究分析表明，企业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也并非越多越好。在假定金融机构理性判断技术和项目的情况下，会对项目和技术信息有正确的评价，但是当企业向金融机构披露较深层次的诸如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经营波动等方面的信息时，金融机构却有可能对这些信息产生曲解，导致采取不放贷或者提早收回贷款的决策，使这些本应有利于企业申请贷款或至少不应对申请贷款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的信息变为不利信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多数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存在道德风险，造成银行对企业的监管难度加大，管理成本加大。由于以上原因，银行等金融机构与技术创新型企业存在信息壁垒，合作失之交臂。

（三）金融机构的种类、数量及服务方向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速度和规模与国外相比尚处于低级阶段，金融机构的种类、数量、服务方向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银行、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理公司、租赁公司等机构是资本市场的主要渠道，其中银行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小金融机构规模小、抗风险能力较差，在市场竞争中受到国有大银行的挤压，出现支付问题，影响了中小金融机构的信誉。另外，多数中小金融机构尚没有形成信息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办理手续复杂，结算体系不完备，效率低下，风险程度高，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壁垒。而且，由于金融机构本身也受到国家利率政策调整的影响，存在资本缩水的现象，造成企业效益不佳，金融衍生发展能力和企业资本参与能力弱化。另外，中小金融机构受国家利率政策调整的影响，存贷款利差不断缩小，加上企业效益差、欠息严重等，造成经营效益下降，削弱了对企业进一步支持的力度。

金融创新与资本创新的整合策略

（一）基于技术创新型企业的生命周期整合金融资本

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历程如同人的成长历程，有其固有的规律，在不同的阶段对资本的需求不同，资本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1.种子期也称创意期，是指技术人员对富有创意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进行开发，形成整体的创业设计和规划。这一时期的活动是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活动，不能产生现金流量，其主要风险是技术风险，在此阶段技术成功率仅占5%，大多数项目和技术中途夭折。这一时期技术创新型企业往往不能从银行等机构获得贷款，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创业者的自有资本或合伙合资人的股本投入以及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的支持，其数量一般较小，几百万即可启动一个项目。投资周期一般为2-3年，一旦企业进入正常运转状态，风险投资即退出。

2.初创期也称孵化期，是科技创业人员具体实施创业项目，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一阶段是取得、整合、运用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经济资源并创立企业的过程，对资金的需求极其急迫，资金需求数量大，投入密度强。这一时期的现金流来源包括产品销售收入、对上下游企业的商品贸易融资、企业资本金盈余，以及通过信用担保机构担保贷款、政府基金、风险投资、租赁融资、票据融资、典当融资和股权的场外交易。资金需求数量比种子期要高，一般数千万以上。投资周期时间不等，一般为3-5年。

3.高速发展和成熟期。企业在这一时期已经有成型的、成熟的产品推向市场，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形成了特有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管理经验，培育了核心竞争力。随着企业市场的稳定发展，企业的扩张行为也逐渐开始，原有的资金无法满足发展需求，融入外部资金进入企业成为发展的必然选择，可通过民间借贷、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信用担保机构融资、政府基金、租赁融资、票据融资、典当融资和股权的场外交易等方式获得融资。这一时期对资本的需求数量较大，一般在千万以上，投资的领域涉及公司的各个业务层面。

总之，基于生命周期的角度，创新型企业在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对资金的需求方式不同、数量不同，但是这些资金在不同层面上解决了企业的资本难题，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作为创新型企业和金融投资机构应该遵循投资规律，谨慎选择投资方式和投资时间，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资本的效应，避免投资风险和融资风险，实现创新型企业和投资机构的双赢。

（二）创新融资制度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当前，创新型企业技术创新亟需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仅凭借政府财政引导基金和财政补贴无法解决企业长期的资金需求问题。同时鉴于风险和收益对等的原则，那种维持金融资产低利率或负数利率及限制贷款发放的政府政策，往往不能刺激储蓄或阻止低效率投资。只有让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凭借自身实力进行技术创新和资本创新才能取得持久的竞争优势。金融市场应该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资本供应体制，建立互为补充、各有侧重的金融网络，为企业提供造血功能和成长加速剂。近期提出的资本市场转移平台这一理念，是金融创新的具体体现，转移银行的负债，及时消除坏账和呆账，有利于银行轻装前行，把有限的资本应用在能带动经济增长的、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和企业。同时经过资本转移，逐渐形成产业和企业金融资本转移梯度，形成整体优势和合力。同时，各个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体制，对技术创新型企业提供有效的资本支持。国内外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历程表明，企业技术创新与金融制度创新息息相关，资本因素成为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活跃的因子，激发出无处不在的能量。我国应加强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和应用，疏通企业家技术创新的融资瓶颈，培育产业竞争优势。

（三）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并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保障

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制约金融业发展的政策。由于多数创新型企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资产有限，信用记录不健全，很难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我国应从宏观上整体把控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政府理应加大对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资金支持，促进担保机构的良性发展。促使商业银行进行担保机构担保贷款，降低经营风险。完善担保体系，健全物权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担保行为，对担保运行等关键内容、担保公司的定位、准入、推出，行业标准、担保人员的资质以及担保实施方式、担保比例、担保倍数、损失理赔等制定统一的运作规范。

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技术经济时代，技术与资本的耦合带动产业的创新发展，国家的繁荣需要创新，企业的发展需要创新，创新活动由此也涵盖了思想理论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经营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等。创新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技术创新系统与金融创新有效地融合，企业创新才能产生持续的竞争力。文章从技术和资本的角度，提出了金融创新和资本创新的整合与发展，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对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能够有所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王小兰，赵弘.突破融资瓶颈—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与金融创新[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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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科技型中小企业不仅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且还有利于技术创新、提高就业人员素质、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2006年初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我国“十一五”规划也把自主创新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为活跃的力量和载体。2006年4月7日在深圳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报告中指出，“在美国，70%以上的专利都是小企业创造的，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大企业的2倍以上；在我国，小企业提供了全国大约66%的发明专利，74%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2%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小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和源泉。”然而，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外部环境，投融资机制能否与国家科技政策紧密衔接，是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科技开发，并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体制。

一、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及现状

1.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

与传统企业相比，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技术更新快、信息传递快、运营周期短、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其融资需求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1)资金需求持续性强，频率高。由于技术更新快，产品不断升级换代，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资金，用于研究开发活动和购置技术含量较高的设备，及时进行技术更新，以保持持续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2)融资需求时效性强。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具有市场垄断地位,对于市场变化敏感度较高，投资项目有较强的时效性。

(3)单次融资量相对较小。尽管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强烈，需要持续资金支持，但由于规模较小，单次融资资金额并不太大。

2.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

2005年6月，深交所与科技部、国家开发银行组成6个联合调研小组，对全国700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实地走访、调研。调研报告指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与商业银行的集中资金管理模式和审慎经营原则不相符合，使他们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一方面，科技型中小企业因经营时间短、经营风险高、业绩不稳定等原因，大都无法获得银行信用贷款支持；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依赖研发人员推动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来获取利润，相对于传统的制造业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有形资产规模较小、金额较低，可用于抵押、质押方式贷款的资产较少，无法满足各类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机构对于融资安全性的基本要求，也就难以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抵押、质押贷款。

(2)风险投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2004年，我国有253家企业获得了中外创业投资机构12.69亿美元的投资，仅占2004年全国8463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0.15%。与风险投资最发达的美国相比，我国创业投资行业仍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支持作用的发挥仍有待于整个创业投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困难，大量创业投资机构的资金介入主要以处于相对成熟产业中小企业的中后期为主，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再加上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创投机构的投资资本退出渠道不畅，现有退出方式又增值有限，导致我国本土创投总体上处于相对萎缩状态。

(3)科技型中小企业进入主板融资困难重重。与传统企业相比，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规模小 、技术更新快、信息传递快、运营周期短、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主板资本市场的严格、规范、统一、公开、透明的运行理念不相吻合。三板市场的宽松、扶持有利于投资和交易为出发点的运行理念，适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营的特点，能够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打破融资瓶颈。同时数量众多、充满生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能够保持三板市场的活力和长久生命力。

二、美国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融资机制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科技强国，形成其科技强国地位的因素很多，然而，美国在促进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体制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供学习和借鉴。

在美国风险投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支持创新及其产业化的投融资机制，是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的产物。风险投资在运作中，为了追求回报、控制风险，从机制上就有对科技成果进行筛选、预测和把握能力，与此同时，风险投资还常常辅以灵活的孵化机制和高超的金融服务技巧。因此，风险投资在激励创新和鼓励技术创业方面发挥了人可替代的“第一助推力”作用。小企业管理局相关配套政策的刺激以及纳斯达克资本市场方便畅通的退出渠道，也保证了美国风险投资的有效运转。因此，从资金的角度看，风险投资是科技型创新企业当之无愧的“第一助推力”，构成了美国促进科技创新投融资机制中关键性的一环。

小企业管理局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直接提供的涉及资金的服务项目主要有：担保贷款、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SBIC、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TTR。除了在资金、担保、研发经费等方面外，小企业管理局还在咨询与管理培训服务、获得政府采购合同、促进小企业的进出口贸易等许多方面帮助小企业成长，正是这些系统的扶植和培育大大提高了美国各类科技创新型小企业的成功概率，从而客观上促进和推动了科技创新。

纳斯达克(NASDAQ)资本市场的建立，不仅成功开辟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它为风险投资退出创造了条件。在美国新兴高科技公司的创业过程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就好象是火箭发射过程中的两级燃料推动器，风险投资负责第一阶段的推动，纳斯达克市场筹集来的资金成为第二阶段的推动力，帮助火箭继续前行。

在美国科技创新的历史上，除了政府财政和大型公司的投入外，风险投资、小企业管理局以及纳斯达克市场这三大要素，从不同的角度、层面为处于各个阶段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资金，并且各要素彼此衔接、相互配合，形成了的有效的投融资机制，很好地发挥了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风险投资利用市场方式化解科技创新的风险，小企业管理局充分采用担保贷款、风险投资、预留联邦研发经费等方式，帮助小企业获取各种资金，大大提高技术创业的成功概率，而纳斯达克市场则实现了创新型小企业的规模性融资，并且为风险投资基金的最终撤离建立良好的退出机制。

三、促进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融资机制建议

1.政府正确引导资本逐利性，建设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机制

根据专家测算，中国在“十一五”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投入4300亿～6700亿元，单纯依靠原有的以财政拨款为主渠道的科技投融资机制，势必难以适应自主创新发展的需要。在未来科技投融资机制建设过程中，政府应特别注重发挥引导作用，充分利用金融资本内在的逐利性。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风险投资，作为政府都不可能强制其参与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对其掌握的长期贷款和风险投资所做的优惠设计，非常值得借鉴，而能否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正确实施对资本逐利性的引导。

2.重视科技政策与金融配套政策的衔接，提高配套政策的可操作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成为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科技的发展不是孤立的，金融、税收、贸易等相关政策的共同作用，才能促进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因此，在制定科技发展整体计划时，一定要有财政、金融、税收、贸易等方面政策意见的参与，在沟通协调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科技与金融复合型人才的作用，从而使所制定的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和生命力。因此，能否真正实现科技政策与金融等配套政策的衔接，科技与金融复合型人才至关重要。美国风险投资基金和纳斯达克市场之所以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一批既懂科技，又懂金融和资本市场运作的复合型高级人才。

3.鼓励风险投资，重视建设中国自己的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机制可以有效促进高新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实现产业化，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已经为美国的成功实践所证明。因此，中国应该鼓励和引导风险投资，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本质功能：用市场的方式化解科技创新的风险。在我们逐步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建立。目前，中国风险投资一般都通过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方式退出，成本高，且方式单一。因此，中国应尽早启动自己的“创业板市场”，并且完善已有的产权交易市场，允许和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产业投资基金和个人参与对技术创业企业的投资和并购，让风险投资找到合适的撤离渠道，从而建立风险投资的良性循环。目前即将推出的创业板块应该视为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新的尝试，它的稳步推进将能给国内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希望。

4.积极促成三板市场的建设，让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三板市场的首选

随着2006年1月中关村非上市股份公司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试点方案正式实施，关于该转让系统是不是三板市场、我国存不存在三板市场、应该存在怎样的三板市场、由谁催生三板市场的讨论日渐热烈。如果以产权交易市场为基础催生三板市场，那么，科技型中小企业应成为三板市场的首选。

三板市场是指非上市证券交易市场，它是主板、二板市场之外，转为有发展潜力、处于初创和幼稚期的中小企业融资并为风险资本提供退出通道，以场外电子柜台交易为典型交易形态的资本市场。三板市场是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的重要补充，同时又独立于主板和二板市场，有自己较为明确的市场定位，即为高成长性中小企业融资和未上市公司的股份转移提供服务。

5.中国金融业对科技创新的贡献：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业务

中国的金融业过去主要面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为中小企业服务方面缺乏经验和动力。但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关注这一市场，在开发新的业务种类和金融工具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如：有的地方开始试行针对高技术创新企业的专利质押贷款。然而，对于国外流行的资产证券化、可转换债券、贷款调期、票据贴现等金融工具和手段，则运用较少，缺乏相应的运作经验，这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小型科技企业获得适合自身条件的金融服务。因此，作为中国金融业，无论从提升自身竞争力，还是从促进自主创新的社会责任来看，为中小型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已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李士 严 莉.科技型中小企业应成为三板市场的首选[J].产权导刊,2006年，（5）:P36

篇（4）

1现代农业信息技术创新

1.1现代农业信息技术创新的主要特点和趋势

科技的发展推动现代农业技术的不断创新，在这样的过程中，其技术创新体现出了以此几种特点：首先是投入成本较高，目前的农业信息化科技创新主要是以高科技为依托，在实际的技术创新中需要大量的投入，以此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另外是开放性，与传统的农业发展不同，现代农业与各个行业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相互渗透。差异性，在对农业信息化技术进行创新的过程中，实际的要求和需求之间具有一定的矛盾，这就体现出了农业技术创新的差异性[1]。最后，科技的不断发展，使现代农业信息技术创新具有鲜明的移动互联特征，体现出了集成化、网络化和系统化的发展模式。针对其主要发展趋势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在新型技术的支持下，现代农业信息技术将重点从基础建设逐渐转移到了资源整合方面，希望以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农业的快速发展。另外针对产业的信息化发展，逐渐将传统的单一环节信息化科技创新，转变为全产业链的信息化科技创新发展，在这样的过程中，现代农业信息化关键技术的服务方式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1.2主要发展策略

在对现代农业信息技术进行利用中可发现，对其技术进行创新的主要策略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农业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进行开发和研究，并且对配套技术进行研发，这一阶段的资金主要由政府来进行投入。第二个阶段是通过政府、相关院校和企业的共同参与，来对农业信息技术进行建设，这个阶段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引导。在最后一个阶段中，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发展新型技术和产业，而在这样的过程中，企业作为信息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主体地位的作用。

2现代农业信息化关键技术创新

2.1精准农业

精准农业主要指的是农业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在目前农业生产中的各个环节中，其整体精细化程度不高，常常会出现农业污染和资源浪费等情况，针对农业种类的不同，需要对全球定位系统、农田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监测系统和网络管理系统进行整合，实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精细化管理，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农业生产精准作业体系，进一步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2]。

2.2数字农业

数字农业主要指的是提高农产品加工运输方面的自动化程度。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和储存成为了目前农业发展中重点关注的内容，这样的数字农业主要包括对农产品智能加工设备的开发、对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自动化控制、对其冷链的运输控制。这样的数字农业技术能够进一步对农产品进行开发。

2.3农产品电子商务

农产品电子商务主要指的是农产品的交易信息化，针对目前农产品交易过程中信息流通不通畅等情况，需要在相应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建立符合当地农业特色的电子商务平台和农产品交易系统，以此来提高农产品交易过程中的安全性和便捷性。通过对农产品数据库的建立，对农产品交易的各个环节进行开发和创新，并且与相应的提供商和金融服务机构进行协作开发，将手机和电脑等移动终端接入到农产品的交易过程当中，以此来对农业电子商务创新体系进行完善[3]。

3结束语

结合现代农业信息化关键技术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需在未来的农业发展中，针对数字农业、精准农业和农产品电子商务进行创新发展，进一步推动现代农业信息化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刘峥,张鹏飞,黄志文.省域现代农业信息化关键技术创新研究[J].软件导刊，2014(12)：7-9.

篇（5）

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三以“技术驱动下的普惠金融创新”为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嘉宾们就“金融创新的信息安全基础”，“数字普惠金融应有的边界”，“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信息安全是惠普金融的基石”，“普惠金融的商业逻辑”，“强监管周期下的金融科技”，“数字普惠金融正在发生的未来”，以及“现金贷是否有助于缓解财务困境引发的负面影响”八个主题发表讲话。

金融创新的信息安全基础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表示，我国依然面临着普惠金融成本高、效率低、服务不均衡、商业不可持续等全球化的共性难题。这些难题，成为实现全面普惠金融目标的主要障碍，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去破解。

李东荣首先总结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意义：一是有助于解决“普”的难题；二是有助于解决“惠”的难题；三是有助于解决服务质量的难题；四是有助于解决商业可持续的难题。

随后，李东荣也提到数字普惠金融在业务模式、技术属性、风险特征等方面的新特点，以及其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都需要引起普惠金融从业者的高度重视。这些挑战分别是风险治理、数字鸿沟、基础设施、监管适应性，对监管体制方面，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前述分析，李东荣认为应该研究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一是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坚持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公平准入；二是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治理体系；三是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体系；四是建设数字普惠金融的基A设施体系；五是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者保护体系。

李东荣表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作为国家行业自律组织，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实践和风险治理，愿与各界同仁一道共同研究、通力合作，努力实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美好愿景。

数字普惠金融应有的边界

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要有边界。他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应回归金融的本质，但是不忘普惠初心。这里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普惠金融有别于政府扶贫，它不是慈善金融，也不是扶贫金融，它是实实在在的商业金融，就必须履行金融的内涵；第二，它的经营必须要建立在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就如何建立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方面，焦瑾璞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完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第三，探索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第四，规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第五，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应有的边界，焦瑾璞指出，监管体制错配和法律体系滞后，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他建议应当：一是明晰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边界；二是对金融机构采取行为监管；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构建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型法律与监管体系；四是发展监管科技，利用数字技术提升金融监管能力。

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巡视员、副主任，中证监测总经理赵立新就金融科技对资本市场影响，以及如何利用好金融科技做好证券期货监管发表了看法。

赵立新首先提到了金融科技运用的上三个场景：智能投顾，基于大数据的指数产品、交易策略和信息增值服务以及基于监管科技的风控合规系统。金融科技为这些场景带来了更低的成本、更强的纪律性、更广阔的服务面，相关技术充分利用所有信息发现价值，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仅能够克服人类在交易操作上的缺陷，还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随后，赵立新也指出，金融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导致的顺周期特征及交易行为趋同可能加大市场波动，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相互加强，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最后，赵立新介绍了金融科技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应用前景，包括探索智能监管和完善市场监管的基础设施。他建议：一是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建立各监管业务条件之间、各市场之间的信息关联；二是进一步整合全市场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技术深挖数据金矿，对监管业务和流程进行集中的再造；三是构建资本市场运行及系统性风险，监控监测指标体系，开展政策效果的检验和评估，努力成为市场决策者的智囊。

信息安全是惠普金融的基石

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总经理季小杰表示，想普惠金融走得更远、更稳，信息安全仍然是基石。她就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用户身份精准识别和认证的问题。她表示，核实用户的真实身份是所有金融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现有条件下，建立立体、多维度的认证体系是实现线上业务身份识别和验证的有效手段。

第二，关于保证交易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具体表现为如何保证参与方相关权力与缺失有效的线上证据保全机制两个方面。她认为可以从电子签名与公正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所颁发的数字证书、基于数字签名技术的无纸化解决方案和合同签署的时后保全服务体系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第三，加强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问题。安全的管理应该是多维度的，除了数据传输的安全外，系统本身的安全缺陷也可能导致信息被偷或者是本身被劫持。定期的信息安全系统检测是必须的，能够帮助我们尽早地发现安全问题，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四，建立共享机制，联防联控安全风险。她建议尽可能大范围地打破行业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建立高效的联网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做到异常交易及时报警。

季小杰总结，在科技驱动的普惠金融时代，金融服务不断创新的同时，安全风险也不断增加，CFCA愿意为普惠金融保驾护航，让金融真正地触达普惠。

普惠金融的商业逻辑

京东金融首席执行官陈生强指出，要做普惠金融，必须找到低成本、可持续的模式。经济学中，企业成本有一个划分维度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成本结构的不同，使得经济实体所能服务的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也完全不同。如果金融机构固定成本低、变动成本高，那么只能去服务高收入人群和高价值的大公司。反之，则相对没有边际的限制，可以快速复制，覆盖更多群体。目前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症结在于变动成本高，而科技正好可以助力金融机构改变成本结构，并通过贷前、贷后管理降低信用风险，优化服务能力。

用科技降低三大变动成本：一是科技公司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触达到传统金融难以触达的人群。通过将这种场景开放给传统金融，就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获客成本；二是科技公司可以在生活消费和产业交易场景中获得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真实反应了客户需求和实体经济的产销情况，通过这些数据+风控技术可以去做风险管理与风险定价；三是在流程运营层面，科技公司可以基于更好用户洞察能力、产品洞察能力，实现从客户申请、授信、放款、贷后的全流程贯通，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极大地改善客户体验。

陈生强还介绍了京东金融实践普惠金融的经验，以及其如何为金融机构提供助力。一是在批量@客方面，京东金融基于京东数亿用户的基础以及电商交易场景，2014年推出了业内首款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白条”，切入了传统金融不便触的弱信用人群或较低收入群体；二是在风控方面，依据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做风控。智能风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几乎就不再产生变动成本；三是流程运营方面，以农村金融的养殖贷为例，帮助养殖户建立了一套现代化农业养殖管理体系，提高了整个贷前、贷中、贷后的流程效率，也降低了信用风险。

陈生强认为，未来的金融服务要形成一个“O+O”的模式，即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模式。放眼全球，传统金融拥抱新兴科技，利用科技的能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收入正在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强监管周期下的金融科技

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董w就强金融监管周期之下的金融科技以及凡普金科积累的一些实践和创新两个方面发表了演讲。

董w表示，中国的金融科技目前是在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上，这个和在过去几年整个监管当局对于金融科技等新生事物的包容性是分不开的。但是从2016年底开始，更严格的监管正在发生，在新形势下有利于帮助这个行业更加健康的发展。

他基于两个主要判断：一是金融科技创新，使得可以把钱推到个人和小微企业去；二是金融行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生存。所以金融科技机构就需要通过技术让变动成本的幅度和整个服务的门槛降低来寻求生存空间。

在凡普金科的实践方面，董w介绍，该平台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和类似理财的撮合服务，满足用户不同生命阶段的金融服务需求。凡普金科的云图系统整合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使得其在风险的管理和精准获客上面获得一些优势。能通过大规模应用技术使其盈利性可持续化。

最后，董w指出了金融科技领域需要两方面的创新，一方面，专注在金融科技上的公司需要持续创新，才能提供可持续性的低门槛、补充性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需要监管层面上的更多创新，促使行业里面各主体（无论是第三方的机构，还是龙头企业）相互之间的合作，从而使得技术、信息和数据能够得到更多的共享，降低整个行业的运营成本。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发生的未来

篇（6）

需求：多元差异化

金融服务日新月异，不同类别银行客户需求的多元化将成为一种趋势并不断持续下去。其特点突出表现为：金融服务的互动性，银行需要提供不同类别不同水平的金融服务，以满足由简单到复杂的需求；金融机构定位的转型，地方经济上的困难挑战及重要事件导致中国市场上消费者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和想法发生很大变化；金融服务具有社会使命，中国银行业需要同时面临并解决共性和特殊性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和市场变化而不断演进。因此，只有通过技术开发和创新方能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衍生地不同需求，把握当前存在的机遇。与欧美全球性银行类似，中国银行业需要承受资产质量对经济冲击的敏感度、日趋增加的监管要求、激烈的竞争、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行为所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亦具有更多的机遇：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国内对发展速度追求所带来的巨大规模的机会、以及强烈的“走出去”的国际化意愿所带来的推动作用。总体来说，中国金融机构确实有机会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但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把握机遇得以实现。

基于金融创新的背景，埃森哲旨在帮助客户提高市场份额、降低成本并在亚洲迅速增长的金融服务业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新一代银行”所展示的，正是前沿的金融技术创新方案如何以非凡的可扩展性和高效率创造强大的客户体验。中国各大银行的关注重点正从企业银行业务转向迅速勃兴的消费者零售银行业务，但前提是需要凭借可靠技术赢得全新的市场竞争。

通过适当的本土化，金融服务创新中心将创新理念引进给本地客户，切身感受应用和演示，沟通讨论案例以寻找灵感和启发。通过对客户需求的挖掘及数据体系的建立，银行实现由营销产品的模式到牵引模式的转型；打造金融化多渠道的一致体验，推动金融和非金融行业生态环境的重组。同时，将银行的角色由交易场所转向客户服务体验平台，促进银行工作人员对客户服务理念和销售能力的提升。

创新：势在必行

埃森哲认为，金融机构面临三重挑战：不断提高的客户要求、不断下降的客户忠诚度，以及不断加剧的来自非传统服务提供商的竞争。想在这种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增长并长期盈利，关键在于从业务方面采用消费者驱动的方法，即企业不仅需要识别并满足每名客户的需求，更需要预测并超越其预期。在企业组织确立以技术为基础的差异化市场地位或业务模式的前提下，创新也在发生演变。银行应由基于盈利能力的指标体系向利益相关者整体性视角转变，注重服务绩效、银行声誉、商业绩效、销售效率及以客户为中心能力指数，差别化、针对性地满足客户需求。

以客户为中心的银行服务的成功关键因素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外部差异化，无论是服务模式的创新、客户价值主张、品牌还是商业模式，认清令其与众不同的要素；第二，内部简化，运营模式的设计与创新必然会产生成本，因此简化每一个环节如制定标准化的产品、流程和系统、确定需要达到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法对于成本控制至关重要；第三，执行力掌控，将执行力作为一种核心能力优先考虑：创新项目的投资和风险管理、树立忠于运营战略的企业文化等。

不同银行客户细分的差异化决定了创新要从战略角度适合不同的银行，与目标银行交流互动，共同设计解决方案。通过对客户细分及针对不同市场不同时机的数据分析，差异化地满足不同的银行客户需求：一方面多元化的渠道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个性化的服务；另一方面，每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数据支持可加深对客户的了解，从而提升不同客户群体的服务体验。识别、分类及互动环环相扣，客户的忠诚度得以加强，这其中必然加大了对技术移动和整体性的要求。在金融脱媒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创新有利于银行形成更合理的自我定位，思考自身业务再造。

趋势：进化与共生

篇（7）

互联网金融服务日益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而目前在中国市场中，这些服务却大多由高科技巨头们来提供。这无疑将中国传统银行带到十字路口：要么沦为纯粹的交易处理服务提供商，眼看着自己的市场份额被逐渐蚕食；要么拥抱新兴的创新金融技术，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构建一个完善的数字生态系统，从而打造与客户无缝衔接的数字化体验。

事实上，全球领先银行已经意识到，方兴未艾的创新金融技术在促进业务增长和推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潜能。他们不再把技术创新公司看成打破平静的“闯入者”，而是希望能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自身的业务和运营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埃森哲通过与全球25家创新银行企业的访谈，总结了它们在利用创新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中的三条宝贵经验，为欲在数字时代打造全新竞争力的中国传统银行提供参考。

推动技术开放式创新

以开放的心态，推动开放式创新将是银行企业启动数字化转型的起点。对于大型银行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创新过程的早期阶段就与外部的技术解决方案、知识资本和资源展开互动。通常情况下，银行企业需要向其他创新者开放自己的知识产权（IP）、资产和专业知识，以此催生创新的理念，识别和吸收最新技能，并且发现新的增长领域。

目前，开放式创新已融入在众多全球领先银行的运作当中。例如，德国Fidor银行建立了一个带有开放式应用编程接口（API）的中间件――FidorOS，通过连接至现有的核心银行业务平台来提供一系列新型服务，包括借钱给朋友、通过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汇款，以及申请24小时紧急贷款等。这一开放式应用编程接口还允许第三方访问银行系统的所有部分、将相关业务加以分拆，并且建立基于银行平台的新服务，由此显著促进了创新。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则早在2012年就推出了开放式应用编程接口，支持开发者在自身服务之上构建应用程序。如今，这类应用多种多样，为客户提供着开支管理、社交支付和财务分析等一系列工具。西班牙对外银行也紧随其后举办了名为“Innova Challenge”的创新挑战赛，吸引软件开发人员基于来自银行的匿名客户数据，打造新型平台和应用程序。

眼下，开放式创新的最大机遇很可能潜藏在区块链技术当中，这种通信协议支撑着比特币的分布式架构。目前，各种电子加密货币仍处于发展初期，尽管它将会给金融服务业带来哪些长期影响尚不可知，但是显然，如果传统银行机构希望从这一革命性的金融技术中有所斩获，就必须在远超以往的范围内，与本企业之外的技术专家和开发者展开合作。

跨机构共同创新

在金融服务和科技行业中，“共同创新”变得日益重要。埃森哲的调查显示，五分之三的受访银行高管都支持对未来情境进行“数字化重新构想”，通过不同参与方之间形成的互补联盟，来拓展金融服务的目标市场。

事实上，金融服务企业与业内其他机构一直以来就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分享“非核心”的流程或服务，这有助于所有协作方削减成本并创造新的市场机遇。在资本市场和零售银行业务中曾出现过许多此类合作案例。例如，一批银行于1966年联合创立了万事达卡组织，旨在支持消费者进行跨行的卡片支付。

尽管这些协作由来已久，但其仍需要在未来更进一步。要想在当今变革的时代保持和推动价值增长，传统银行机构应当想方设法，与其他行业机构建立更为紧密的协作关系，分享彼此的动产，进而明确创造价值的新方法。

与初创企业的协作将帮助传统银行获得创新的活力，从而在未来打造新的业务高地。埃森哲在全球各地发起“金融技术创新实验室”，将多家领先银行召集在一起，共同为初创企业提供指导，帮助他们开展业务。无独有偶，今年2月，澳大利亚多家银行出资200万澳元，在悉尼成立了一所非盈利性的初创企业中心，为新注册的金融科技企业提供支持。

同时，跨行业协作对于企业未来的价值创造也至关重要。通过结合数字技术和金融两大行业的优势资产，孕育更具吸引力的产品与服务，无疑将引领银行企业茁壮成长。例如，德国商业银行集团和波兰第四大数字通信企业Orange Polska去年共同组建了mBank，开始联手针对手机和平板电脑提供白标银行服务。mBank正着力推广一款移动银行应用，通过智能手机和PIN码实现全面的在线银行功能。

投资创新技术企业

当前，传统金融服务企业正以从未有过的力度，通过积极投资创新技术企业，驱动业务创新。在埃森哲针对全球银行高管的调研中，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已使用了企业风险投资工具，另有三分之一的银行机构将在未来两年中计划开展此类行动。

美国运通、西班牙对外银行、汇丰银行、桑坦德银行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都已在过去四年中开发了企业风险投资工具，而且每家机构的投资额至少为1亿美元。今年2月，保险与投资管理机构――法国安盛成立了规模达2亿欧元的基金，在自身的各个业务领域内为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事实情况是，锐意进取的初创企业具有很高的创新能量，但需要资金支持；而历史悠久的传统银行企业拥有大量资金，却亟待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面对这一局面，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当前各方对金融技术公司的投资热情如此高涨，并一直有持续发展之势。这些投资项目最终是否能反哺出资方，目前仍有待验证。

篇（8）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篇（9）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篇（10）

高宝此次倡导的“印领未来”主题意义深刻，一方面展现了高宝对市场的信心和看法，另一方面也展现了高宝对市场的决心和目标。“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印刷行业，尤其是某些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金融危机亦或者电子媒体的冲击，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和市场空间，同时这些年中高宝公司也做了很多针对性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引导。”王联彪先生介绍说，“从两百年前德国高宝公司推出全球第一台机械驱动的印刷机到现在数码轮转印刷机上的突破，高宝公司‘革新永无止境’理念得到了全面证实。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了高宝公司非常注重印刷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看来数字印刷的全面普及还为时尚早。高宝公司所倡导的‘印领未来’一方面是指不仅在商业印刷、包装印刷、报纸印刷，还有金属印刷和证券印刷等特殊印刷领域、数字印刷领域，高宝公司要做到技术上的‘印领未来’，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指通过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使高宝公司在印刷设备制造领域做到全球领军企业。”

可能我们还不曾忘记Drupa 2012上，德国高宝公司“印领未来”的主题口号映入到了观众眼帘的那一幕。此次China Print 2013，在此主题口号的基础上，高宝公司特别加上了“再创新高”，这4个字的增加也绝非偶然，意义同样深刻。“相比China Print 2009的900m2，此次增加到1050m2，因此高宝公司从上至下对本届展会都充满了期待，不仅希望订单量再创新高，同时也希望通过本届展会博采众长，促进高宝公司今后在技术创新上不断提高，从而为用户带来更多，更好、更有针对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王联彪先生兴致盎然地介绍道，“此外‘再创新高’还有更深一层意义，那就是体现在首次在中国展出的利必达145印刷的速度和效率方面。此次展出的利必达145印刷机除了在幅面上的突破外，速度更是达到了17000张/时，这在同等幅面规格的印刷机里是史无前例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出的利必达145印刷机的自动化程度，目前在被誉为自动化之王的利必达106的所有自动化技术全部可以在145印刷机上实现，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技术突破。”

三大功能展区 覆盖印刷全程

除了利必达145大幅面印刷机外，高宝还将在印刷设备展示区展示一台目前市场上最畅销的利必达105对开幅面印刷机。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展出的利必达105又实现了很多创新，如联机控制、闭环质量检测系统等都给观众以全新的概念。

与以往所有参与中国展会方式不同的是，高宝还将在China Print 2013现场展示另外两个功能展区：

其一是高宝针对网络和联机作业闭环系统的流程解决方案。众所周知，数字化管理是当今印刷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对于增强自身竞争优势，实现企业效益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印企的生产流程已不仅仅局限于印刷本身，还涉及印前和印后等环节，所以在数字化流程改造方面，高宝公司希望将其设备作为桥梁连接印前制版和印后加工，这套方案可以为印刷企业带来全新的客户体验及盈利增长点。

其二是数字印刷作品展示区。数字印刷已成为目前印刷业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作为传统专业印刷机制造商，高宝公司也专门推出了RotaJet 76数字轮转印刷机。为了满足中国广大用户的期待，同时也为了解决RotaJet 76由于体积过大而给展示带来的不便外，所以高宝公司特意在现场设置了数字印刷作品展示区，以分享高宝公司在轮转数字印刷机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在印品质量方面感受其带来的一番别样视觉冲击，见证高宝公司在印刷技术上的飞速发展和非凡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