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外汇分析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金融市场外汇分析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离岸金融的定义

刘振芳（1997），韩龙（2001），国际货币基金组（IMF，2000）认为离岸金融指银行及其他机构吸收非居民资金向非居民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欧洲美元市场是离岸金融市场的前身，随着欧洲美元市场的不断发展，其含义也有所扩大，一是地域上扩大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如新加坡、日本、香港等；二是币种上扩大到欧洲马克、欧洲英镑、欧洲日元等。

二、国际离岸金融理论研究综述

离岸金融市场产生晚、发展快，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其中，制度学派理论认为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两个角度考虑，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会从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遴选出来，以规避政府管制，从而出现了以规避政府管制为目的的更加自由的离岸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理论认为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是对离岸金融市场的直接呼唤，当全球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表现在金融要素上就是对欧洲货币市场或者说离岸金融市场的需求。金融自由化理论也是当代世界金融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其实质是要求各国突破传统的金融管制，形成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和运行机制，保证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资源。综上所述，这些理论都为离岸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分析

天津滨海新区地处环渤海经济带的中心位置，面向东北亚，这一地理位置决定了滨海新区将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活跃的地区之一，在滨海新区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天津港保税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都坐落在滨海新区，为天津离岸市场的运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发展机遇。天津滨海新区对外经济开放度较高，具有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业较为发达，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形成，金融业聚集相应初步显现，具有较好的离岸金融发展条件。2007年，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瑞穗实业银行等外资银行在开发区设立办事机构，开发区金融业结构和规模得到显著提升。天津滨海新区总体上具备了建成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

四、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分析模型构建

（一）模型介绍及数据选取

衡量离岸金融市场的规模的一个较简单的标准就是该地外汇存款数额，本文构建离岸金融中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包括中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本文选取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作为标的区域，选取外汇存款作为离岸货币，以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外汇存款为被解释变量，所有币种都包含于外汇存款中，而不是只选取一个币种，选取外汇存款作为研究的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解释变量分为：

1.收益性：无论是国内金融市场、在岸金融市场还是离岸金融市场，它们的利率都是其主要收益的表现，因此存贷款利率是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业务的重要收益所在。本文用天津滨海新区的实际利率与美国实际利率之差表示。另外，成本对收益性有着一定的影响，本文采用人均年收入作为衡量人力成本的指标。

2.便利性与流动性：离岸金融市场的一大特点是高度自由的金融制度。同时，对于离岸金融市场做出保障的是它的流动性。本文采用的衡量便利性和流动性的要素主要是开放程度，并且以进出口额来衡量离岸金融中心的开放程度。

由此建立回归模型，Y=？琢0+？琢1x1+？琢2x2+？琢3x3

其中，Y为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额，单位是亿美元，数据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本文选取1992年-2011年外汇存款数据。

x1为利差，是1992年-2011年年度美元实际利率与天津离岸金融中心实际利率的差额，单位为%。美元实际利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天津离岸金融中心实际利率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二者都是年度数据，为了保证利差都为正值，便于回归，这里取x1为美元实际利率与天津离岸金融中心实际利率的差额的绝对值，表示两者的差异程度。

x2为离岸金融中心开放程度，用1992年-2011天津滨海新区港口的进出口总额，单位为亿元，数据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

x3为天津离岸金融中心1992年-2011年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从事金融业的人员年度人均工资收入，单位为本币元，数据来源于1993年-2012年天津统计年鉴。

（二）用SPSS做多元线性回归及其结果分析

1.相关性分析。用SPSS做外汇存款、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的相关性分析，以说明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的相关性是否显著。相关性分析结果为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904、0.691、0.885，说明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相关系数都较高，且相关性比较显著。所以用外汇存款与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做回归是合适的。

2.散点图分析。根据外汇存款与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的散点图可知，除个别特殊点之外，外汇存款与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分别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外汇存款为因变量，以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为自变量，做多元线性回归。从回归结果的模型汇总表得出，判定系数R2为0.875，即该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方程对样本点的拟合效果很好，自变量可以解释大部分因变量，即利差，进出口额和人均工资收入可以解释大部分外汇存款。

从回归模型的方差分析表得出，F值为37.386，显著性概率为0，表明回归极显著，即进出口额、利差、人均工资收入对外汇收入有高度显著的线性影响。

根据回归系数表中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出回归结果，建立回归模型，即为Y=22.821-2.474x1+0.003x2+3.675*10-5x3，从回归系数表的sig值可以看出，人均工资收入的检验结果是其影响不显著，由此可以得出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回归模型中人均工资收入对离岸金融市场规模的影响较小，利差和进出口额对离岸金融市场规模的影响较大。

根据回归标准化预测值图得出，各散点随机分布在e=0为中心的横带中，标准化残差都在-2至2之间，证明该模型是合适的。

综上所述，根据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回归模型：

Y=22.821-2.474x1+0.003x2+3.675*10-5x3

有如下估计：

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影响最大，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上升1%，将使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下降2.474亿美元。因为如果美元的实际利率高于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率，美元资金立刻会流向高收益的美国。

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影响较大，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上升一个单位，将会使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上升0.003亿美元。天津的开放程度上升，必将引进更多的国外资源，这就可以提高贸易资金的往来。天津滨海新区的人均工资收入对离岸金融市场的外汇存款影响最小，因此不能构成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在此将它忽略。

综上所述，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和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是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因此，要扩大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加速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可以从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和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方面进行改革。

五、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竞争加剧，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如何在竞争中领先，如何维系和提高其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扩大其规模，可以有以下几个措施。

1.使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率高于美元的实际利率。这是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可以把握和利用的，因为离岸金融市场业务既不受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法规约束，也不受业务开展所在国金融、外汇政策限制，因此，保证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率高于美元的实际利率，可以吸引更多的美元存款进入天津离岸金融市场，从而扩大天津离岸金融市场的规模。

2.完善基础设施，保证开放程度。较高的开放程度使天津滨海新区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并保持其地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天津港有低税率及简明的税制结构等优势，并且在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较高。天津滨海新区离岸市场虽然出现较晚，但只要保证一定的开放程度，就一定会发展迅猛。

综上所述，天津滨海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有着其内在的机制和优势。美元和天津离岸金融市场外汇存款的实际利差和天津滨海新区的进出口总额是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规模决定因素，对其成为规模较大的离岸金融中心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在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型构建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在模型的构建和数据的选取上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另外，在提高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中心地位及扩大其规模的政策建议上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参考文献：

[1]巴曙松，郭云钊.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郭云钊，胡传雨.离岸金融业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香港地区的实证检验.中央财经大学学报[F]，2013.

篇（2）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8-0044-03

一、金融衍生品OTC市场的理论探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衍生交易是一份双边合约或支付交换协议，它们的价值是从基本的资产或某种基础性的利率或指数上衍生出来的。衍生交易所依赖的基础包括利率、汇率、商品、股票及其他指数。”Claude Brown，How to Recognize a Derivative，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Review，May 1995。转引自徐明棋《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近期的发展与监管趋势》，《世界经济政治》，1997年第1期，第51页。衍生金融工具国际互换和衍生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ISDA)将金融衍生工具描述为：“旨在为交易者转移风险的双边合约。合约到期时，交易者所欠缺对方的金额由基础商品、证券或指数的价格决定”。

金融衍生品市场既包括标准化的交易所交易，也包括非标准化的场外交易(柜台交易)，即OTC交易。金融衍生品OTC市场是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之一，是一种有效率、并且效率不断提高的制度。

(一)从国外金融衍生产品发展顺序看OTC衍生市场的形成

从发达国家的基础资产标的看，美国最先推出的金融衍生产品是外汇类合约，随后是国债类、利率类、股票类、互换类，最后是信用衍生产品。而其他发达国家，除法国最先推出的是国债类衍生合约外，英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首先推出的也是外汇类衍生产品合约。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国际外汇市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累积了巨大的风险。国际固定汇率制度解体后，国际金融市场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因此，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市场在新的体系中对外汇市场风险管理、有效控制手段的需求，外汇类衍生产品率先出现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率衍生产品紧随其后产生。

根据凯恩斯的利率平价理论及艾因齐格的利率、汇率“互动效应”，汇率的剧烈波动，在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必然导致大量的投机性资金在不同货币间寻找套利机会，引起主要货币资金市场供求大幅变动，进而引发市场利率的剧烈波动，加大利率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利率衍生产品应运而生，同时，也导致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纷纷加入建立衍生产品市场的大潮中。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区别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纷纷以股指期货作为首选的衍生产品上市。这是由于外汇衍生市场、利率衍生市场等市场一体化程度非常高，新兴工业化国家再建立此类市场，是缺乏竞争力的。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价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与国际证券市场有一定分离，其股价的运行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新兴市场国家衍生产品的发展从股指类衍生合约开始。

(二)从制度角度分析OTC衍生市场的形成

金融衍生品柜台交易(OTC)产生、发展的动因从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创新、变迁的理论与模型中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世界金融业纷纷放松管制，走向金融创新和自由化进程的时期。正如哈佛大学的罗伯特・默顿教授所言，以衍生工具为核心的金融创新正改变着未来的全球金融系统。

通常，金融创新分为市场创新和制度创新两大类。市场创新主要包括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机构组织创新、经营手段的创新。制度创新是金融制度的变革，既包括解除管制的措施，也包括加强管制的制度安排。制度学派认为金融市场的创新是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的，是一种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变革。金融体系的任何制度变革引起的变动都可以视为金融创新。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chans)1976年提出了金融创新的交易成本理论，它的基本命题是“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交易成本就会刺激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创新，改善金融服务。可以说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创新动力则主要基于降低交易费用和规避风险。

(三)从“金融深化”角度看OTC衍生市场的形成

“金融深化”是美国经济学家E・S・肖和麦金农提出的一种社会经济过程，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政府应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过分干预，放开对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它们能充分反映外汇和资金的使用情况，从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金融深化是金融创新最根本的原因，每一种创新都与市场规模、结构和机制的深化有密切关系。市场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产生了巨大的融资和金融服务需求，导致了原有金融手段和金融服务的相对落后，使得能够适应大规模融资需求的创新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问世；市场结构的延伸导致市场交易对象和交易过程发生变化，使得灵活多样的创新工具和新型市场出现；市场机制的深化要求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分散风险和管理风险手段多元化、现代化，使得各种金融服务和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层出不穷。

因此，金融深化既产生了金融创新的需求，也使金融创新的供给能够实现。OTC金融衍生品市场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创新，在国际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必将产生强烈的需求，并使供给的条件日益完善。

(四)从融资手段多样化需要分析OTC衍生市场形成

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而促成金融发展雷蒙德・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第44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存量方面观察，金融结构的主要统计特征之一便是金融资产(金融工具)总额在各个组成部分中的分布，尤其是在短期、长期债券和股票之间的分布。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国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国际贷款规模。这种变化是市场机制深化的结果。

市场机制有两大功能：资源配置和风险的分散与转移。市场经济中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经济的按比例发展都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创造出一种机制，使风险转嫁出去，让市场体系中最有能力、最愿意承担风险的实体来承担。这种机制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的，因此，金融市场不但具有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转移和分散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风险的功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深化，社会对金融市场分散和转移风险功能的要求就越高，融资方式多样化的本身就是这种需求的结果，并成为新的分散和转移风险的市场机制产生的动力，即OTC市场形成、发展的动力。

二、OTC衍生产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市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些最重要的金融创新(Allen和Gale，1994)，其中大多数成功的金融创新是这一时期引入的各种各样的衍生证券，包括在交易所上市的金融期货期权以及场外交易工具如互换。在1972年国际货币市场(IMM)引入外汇期货和期权、1973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引入第一个标准化的期权、1976年IMM引入91天国库券(Treasure-Bill)以及1977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引入国债(Treasure Bond)合约并取得成功后，产生了金融期货的标准化市场。与此同时，场外衍生工具也大量增加，特别是互换。第一个货币互换是作为英国公司绕过外汇控制的一种手段，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它涉及一种货币的支付流和另一种货币的支付流之间的互换。这种技术也被运用到其他方面，最重要的是用固定利率贷款来互换浮动利率贷款。以场内交易为主、场外交易作为补充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形态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确立起来。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其中场外衍生市场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交易所，这反映在产品品种、未平仓合约量以及交易量等方面。特别是在1998年第三季度之后(当时，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了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流动性的恐慌，导致场内衍生市场达到创历史新高的交易量)，交易所至今已经无力与场外衍生市场竞争。

尽管与交易所交易的标准衍生工具相比，场外衍生交易没有很高的流动性，但场外衍生交易产品所具有的高度灵活性使其更有竞争优势，特别是在风险管理业务中，特殊定制的风险管理产品往往有更大的需求，因此两个市场之间分化的趋势日益加剧。此外，一些原生金融产品交易的变化也导致了一些衍生品交易从交易所转移到场外市场，比如一些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政府债券发行量的减少或者是其回购活动都将减少场内品种的交易量，然而这样的变化对场外交易的需求基本没有影响。

根据BIS的统计数据，以银行为主的交易商和其他金融机构是OTC衍生工具的主要使用者，两者共占据所有名义交易额的85％，而非金融交易者只有15％。这些说明金融中介主要从事OTC衍生工具的交易，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正在日益专注于风险转移和管理的业务，利用OTC衍生产品进行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金融部门主要或是最重要的业务。

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早在清朝中后期就出现了市场的萌芽及其初级形态，民国时期还出现过由政府正式批准设立的证券交易所，如：1919年6月北洋政府农商部批准设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不过那时的衍生品市场仅仅是一种市场的萌芽。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建设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理论研究阶段(1987―1990年)、期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阶段(1990―1993年)、清理整顿、制度调整阶段(1994―1999年)、恢复性发展阶段(2000―至今)，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的制度建设。经过这几年的恢复性发展，期货市场制度不断完善，交易量不断增加，已经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三、总结

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是一种为市场经济高效运转提供的制度安排，它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利用金融工程的各类原生金融产品、衍生产品等，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风险管理方面的需要。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金融创新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必然，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

参考文献：

［1］默顿・米勒.金融衍生工具[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3

［2］理查德・J・特维莱斯，弗兰克・J・琼斯(美)著.周刚，王化斌译.Futures Game(名期货交易实用指南)[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8

篇（3）

历史经验

历史上，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大幅度推动了其基础金融市场的繁荣，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在一些时期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分析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成长轨迹，总结借鉴其发展的历史经验，积极利用后发优势，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正确选择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战略，审慎把握市场的成长节奏。

适当发展衍生品市场是促进金融市场繁荣的强大助力

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令人们普遍将金融衍生品与高风险这一负面概念紧密联系起来，盲目地批评和抵制衍生品的创新。这是一种矫枉过正，是对金融衍生品的误解。实际上，衍生品的主要目的是规避风险，衍生品交易的本质亦即交易风险。在一个成熟的衍生品市场上，投资者可以基于其持有投资组合的具体需求，为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以他愿意承受的价格将风险转嫁他人。从微观上看，衍生品市场通过交易风险优化了交易双方的资产组合，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收益。从宏观上看，衍生品市场帮助众多投资者锁定收益，对基础金融市场起到了稳定作用，进而提升了基础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更高效地配置了金融资源。

金融衍生品不是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金融衍生品无节制的泛滥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这里的“泛滥”包括了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双重含义。数量上，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全球交易所市场ETD（Exchange Trade）与场外交易市场OTC（Over the Counter）的交易规模在2001年分别达到了23.54万亿美元与111万亿美元，此后数年仍呈高速增长的趋势。仅在2007年上半年，全球衍生品交易总量就突破了516万亿美元，而当年全年的全球GDP总量只有54.35万亿美元。衍生品交易总量远远超过GDP总量，这意味着衍生品的发行和交易已经呈现过度投机，严重背离了市场规避风险的真实需求。质量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相关部门对衍生品的发行监管过于宽松，存在着一系列漏洞。例如，美国监管部门仅要求对首次出现的新衍生品进行仔细审查，当同类型或类似的衍生品再次申请发行时，监管部门只对其进行必要的登记备案。这就为发行机构虚假包装衍生产品，过度粉饰产品内在价值提供了操作空间。大部分衍生品经过数次交易之后，其内在价值已被掩盖，投资者根本无法准确估计其真实的收益和风险，此时的衍生品市场实际上已经失灵。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双重泛滥导致了衍生品的价格扭曲，为投资者正确选择衍生产品制造了重重障碍，也为日后金融危机的蔓延提供了温床。

总的看来，衍生品适当发展，有利于提升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避免产能过剩；衍生品过度发展，则可能造成风险无限制地扩散，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因此不应盲目抵制衍生品的发展，发展衍生品本身没有错，关键是适当。为了达到适当这一目标，应该有方向地进行市场开拓、有步骤地进行产品创新、有重点地进行行业监管。这些都依赖于发行机构、投资者和监管方之间理论上的持续探索和实践中的综合协调。

市场需求是推动衍生品发展的核心动力

1972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敏锐地察觉到了强劲的避险需求，积极着手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支外汇期货，这标志着金融衍生品的诞生。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满足了当时美国社会两个方面的需求：

投资需求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经过二十多年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聚，公众对个人财产保值增值产生了巨大需求，而传统的金融市场无法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

避险需求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正式与黄金脱钩，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和利率的变化幅度加大，一方面造成金融资产的价值频繁出现波动，另一方面也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负面影响。市场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投资者需要借助新的金融产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通过考察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孵化过程可以看出，推动衍生品发展的核心动力应该是市场对衍生品的需求，即衍生品市场是“应运而生”，并非通过国家强制手段推动建立。

我国在1992年6月曾经对外汇期货进行过短暂的试点发行，但发行不久就因为市场反应冷淡，交易量严重不足而在1996年3月停止。这是由于在当时我国的双轨汇率制下，外汇期货价格难以反映市场对汇率变动的预期。此外，我国对外汇现货交易设定了许多严格的附加条件，这些因素都使得买卖难以自由及时地进行，投资者因而对外汇期货缺乏需求，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足。

基础金融市场的成熟是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衍生品试点失败是由于市场缺乏需求，而投资者对衍生品的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由于衍生品对应的基础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相应制度和法律法规不完善。

基础金融市场的成熟是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纵观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各个品种的金融衍生品都是在其对应的基础金融市场趋于成熟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具体而言，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基本按照货币――股票――利率的顺序推出产品，该顺序与美国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成熟的先后顺序一致。

成熟的基础金融市场主要为相应衍生品市场发展提供了以下条件：

自由的市场制度

成熟的基础金融市场普遍具有相对自由的市场制度，其利率、汇率市场化程度较高，投资者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利率、汇率的变动，进而利用衍生品交易优化投资组合。另外，成熟的基础市场所具有的宽松政策环境也给衍生品的交易策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操作空间。

足够的市场需求

发达的基础金融市场具有极大的规模，金融商品数目繁多，成交量巨大，这为衍生品的创新提供了海量的标的产品。另外，投资者为其持有的基础金融产品规避风险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其购买衍生产品的热情自然高涨，同时带动了发行机构金融创新的积极性，买方和卖方的相互作用充分保证了衍生品市场的流动性。

扎实的人才储备。

成熟的基础金融市场中必然活跃着一批专业知识丰富、业务素质过硬的金融人才。扎实的人才储备使得发行、咨询、中介及其他机构对市场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准确的判断。发行机构因此能够及时设计出符合市场需求的衍生产品，投资者也可借助中介机构提升投资收益。

高效的监管环境

衍生品比传统金融产品更为复杂，监管难度也更大，对监管者的专业素质要求更高。成熟基础金融市场中的监管者具备更为丰富的监管经验，其可利用的监管手段也更为多样。成熟的金融市场中频繁的人才流动和业务交流促进了相关部门监管水平的提高，保证了衍生品市场更加高效。高效的监管环境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增加了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

战略选择

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期货大厦正式挂牌成立，成为中国内地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该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市场对于我国金融衍生品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发展衍生品市场已正式成为了我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现阶段衍生品市场的产品种类较少，交易规模较小，相关政策法规尚不完善，可以说整个市场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我国在妥善制定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应关注以下几个重点：

优先发展交易所市场是方向

场内衍生品具有标准化程度高、透明度高、流动性强的特点，使得其与场外衍生品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规模效应

交易所市场能够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为投资者提供相对于场外市场更丰富的产品选择，更具体地满足投资者规避风险和保值增值的需求，从而激发投资者购买产品的热情，达到“1+1>2”的规模效应。

易于监管

场外交易没有统一的机制来限制个别或总体风险、杠杆率以及信用扩张程度， 风险管理完全是分散的。因此场外交易相比场内交易，监管难度大大提升，投资者面临的风险较大。

在实际运行中，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交易工具和交易行为基本上是不受管制的，只是间接地受国家法律法规、银行业监管以及市场监督的影响。在监管强度明显不足的背景下，场外衍生品极易不受控制地趋于泛滥，积聚风险，直至引发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场外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89.3%，对场外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成为了次贷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为此2010年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将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实际上，美国近年来纯粹意义上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正走向萎缩，取而代之的是接受统一监管、进行中央结算的场外衍生交易。进一步讲，场内和场外的界线正逐渐趋于模糊。

我国衍生品市场现阶段发展水平不高，行业自律不完善，监管经验不丰富，因此更应该将交易所市场放在发展的首要位置，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保证衍生品市场健康稳定成长。

积极完善衍生品种类是手段

金融衍生品存在的最主要意义即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其实质是实现风险的转移。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成熟，产品种类繁多，投资者可以有足够多的选择购买适合自身具体需求的衍生品，这转而提升了美国传统金融市场的规模，并大大增强了其流动性。相比之下，现阶段我国衍生品数量稀少，品种单一，市场结构不完整，导致金融衍生品市场转移风险的功能发挥不足，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刻意抑制衍生品的创新不但无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反而会使其缺乏足够的避险工具，压缩其优化投资组合的操作空间，降低其参与衍生品交易的热情，限制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成熟。

我国在积极完善衍生品种类的进程中，应当注意发挥专业研究人员对市场的敏感性，积极地试，大胆地闯，及时明确市场定位，了解市场需求，以需求为源头开展产品创新。同时，相关部门应在监管工作中打好提前量，配合衍生品市场的成长，为市场发育提供宽松而透明的政策环境。

完善衍生品监管的法律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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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诞生于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过三个主要学派：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以及新产业组织理论，其中哈佛学派最先建立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经典分析框架———SCP范式，该学派提出以实证方法为手段，从结构、行为、绩效三个方面对市场进行分析，并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决定企业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企业运行的绩效。同时，该学派十分强调市场结构在产业组织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企业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应该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保持市场适度竞争。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是对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交易机制及其价格形成过程和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证券交易机制、投资者行为以及市场质量。Fama(1970)提出有效市场假说，界定了三种市场（弱式有效、半强式有效、强式有效）的信息效率。之后有研究表明，金融市场效率除信息效率外，还包括运行效率以及分配效率。O’Hara(1995)认为衡量市场微观质量的主要有五个标准，即流动性、透明度、稳定性、交易成本和有效性。Kyle(1985)对市场流动性提出定义，即从紧度、深度、弹性、即时性和市场影响力这五个方面进行考量。陈海威（2001）指出外汇市场结构对绩效的影响作用体现在效率、公平以及创新活动方面，他认为当前的外汇市场结构造成了外汇资源配置低效率，从而导致分配不公平，而交易品种的不足则限制了外汇市场的创新活动。王千红、崔俊峰（2006）认为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中从事外汇业务的银行是缺乏绩效的，这主要是由于“买方垄断、卖方寡占”的市场结构以及央行干预市场的行为所共同决定的。赵金萍（2008）认为我国的非均衡外汇市场是缺乏绩效的，表现在资源配置效率低，创新活动时间不及时以及创新力度不够。卢向前（2003）通过检验市场信息效率、运行效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得出我国外汇市场的效率比较低。李静（2009）通过市场流动性（紧度、深度、弹性）、稳定性和有效性对我国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的运行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栗书茵（2010）在有效市场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外汇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王新淼（2009）通过汇率与贸易顺差之间的协整检验得出我国外汇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比较低。高璐（2011）在得出我国外汇市场非均衡的背景下，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得出汇率作为人民币对外货币的价格并没有充分发挥其杠杆作用，说明我国外汇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是比较低的。楚尔鸣（2006）认为在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汇率变动的传导、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变动的传导都不是很有效的。张辉、黄泽华（2011）认为虽然货币政策和汇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货币政策不是推动汇率波动的原因，并且货币政策的调整不能有效地影响汇率，因此他认为我国汇率传导机制存在阻滞。高山（2011）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渠道的有效性较低，源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很难引起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实际有效汇率在长期对净出口、产出影响的有效性不足。方仓显、吴锦雯（2013）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渠道存在阻滞，且货币供应量调控对汇率的影响效果要远弱于汇率制度对汇率的影响。

二、测度方式的构建

市场绩效是指企业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使某一产业在资源配置效率、经济效益、技术绩效和市场外部性等方面所达到的现实状态，它反映了产业运营的实际效果，其受市场结构和行为的共同制约，是资源配置合理与否的最终标志。但是由于外汇市场中的成本和收益不可量化，导致无法通过传统方法计算出该市场的绩效水平，所以我们只能另辟蹊径。结合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对于交易机制、投资者行为以及市场质量的研究，以及经典的金融学理论认为外汇市场的绩效主要是指资源的配置效率，所以外汇市场的绩效首先应该包括市场的信息效率、运行效率与分配效率。同时，在外汇市场中最主要的变化因素即为汇率的变化，而汇率的变化既是导致国际收支变化的重要原因，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之一，即汇率的变化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所以产生了市场外部性问题。因此，外汇市场的绩效是从市场的信息效率、运行效率、分配效率以及外部性这四个方面进行考量，本文将其划分为内部绩效与外部绩效两个层面。内部绩效的测算方式来源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本文认为应从市场流动性、有效性、稳定性、透明度以及交易成本五个方面进行测度。其中：流动性是指市场为投资者迅速而低成本地实现交易的能力；有效性是指市场反映信息的有效程度；稳定性是指市场价格短期波动的程度，可通过波动性来反映；透明度是指公开披露市场交易中买卖价格、数量等信息，可通过交易匿名性、交易前透明度、交易后透明度来衡量；交易成本包括显性成本（投资者直接缴纳的费用，如佣金、手续费、过户税、印花税等）和隐性成本（买卖价差、搜寻成本、延迟成本和市场影响成本）两部分。外部绩效的测算方式来源于马歇尔和庇古提出的外部性理论，而对于外汇市场的正外部性，主要通过汇率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来体现，即通过汇率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指通过该市场的价格信号———汇率，来引导资源在对内与对外部门之间以及在对内、对外部门内部重新配置所达到的效率。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可自由兑换，而经常项目已经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其中对外贸易收支又在经常项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直接将进出口差额的变化看成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是合理的。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效率的研究来源于汇率与货币政策最著名的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该模型考虑到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通过汇率传导渠道发生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其传导机制为：央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再影响利率与汇率的变动，进而影响净出口和产出的变动，所以通过检验此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就可以判断出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效率。

参考文献

[1]陈海威.外汇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J].改革，2001(3):86-92.

[2]王千红，崔俊峰.对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SCP范式分析[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6，6(2):14-19.

[3]赵金萍.基于SCP范式的中国非均衡外汇市场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8.

[4]卢向前.中国外汇市场效率研究[D].湖南大学.2003.

[5]李静.我国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的运行效果研究[D].北京工商大学.2009.

[6]栗书茵.我国外汇市场有效性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0，25(5):40-46.

[7]王新淼.基于协整基础上的中国外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09，10(上):100-102.

[8]高璐.非均衡背景下我国外汇资源配置效率分析[J].国际贸易，2011，7(14):31-32.

[9]楚尔鸣.中国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有效性的实证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2006，30(2):52-58.

[10]张辉，黄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3):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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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工具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主要以货币、利率、汇率、股票、股指等为标的物，是从这些标的物中衍生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本节主要从场内与场外业务出发，综合阐述衍生金融市场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一）发展现状1.场内业务发展现状。场内业务又称交易所业务，是指在交易所（一般为证券交易所）首次发行、出售一种衍生金融产品的业务。场内业务具有标准化的特点，流动性强，但很难做到产品设计的灵活性。在我国，衍生金融市场的核心就是交易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从2010年推出股指期货后开始逐步发展，目前虽然只有沪深300股指期货、5年期国债期货以及上证50ETF期权三个品种，但中金所的10年期国债期货、上证50和中证500指数期货以及欧元兑美元、澳元兑美元期货已处在仿真交易运行阶段；上交所的上证180ETF期权、中国平安期权、上汽集团期权以及深交所的期权品种也在仿真交易期。2.场外业务发展现状。场外是指通过代销渠道如银行、券商等，金融衍生场外业务是指通过非证券市场的代销渠道进行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而我国衍生金融场外业务发展主要以商业银行的衍生金融业务为主。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最大的特点是交易金额大，交易成本低，交易灵活性高。然而，由于商业银行衍生金融业务起步时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市场暂时还不具备能够支撑衍生金融产品发展的要素，这使得我国衍生金融市场产外业务受到一定的挫伤。直至2003年2月5日银监会颁布《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后，我国商业银行衍生金融业务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我国衍生金融场外业务与国际衍生金融场外业务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我国衍生金融场外市场业务发展规模仍较小，收入占比比较低，业务品种单一、应用领域还有待开阔，同金融市场业务一样，各地衍生金融市场业务也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

（二）发展特点1.交易品种丰富，业务繁多，投资者结构以机构与企业为主。衍生金融业务种类繁多，交易品种丰富，涉及股票、指数、汇率和利率等的期货、期权、互换和远期交易，其中场内交易市场（交易所市场）主要交易期货、期权等标准化合约，场外市场(OTC)市场主要交易互换、远期等非标准化合约。目前，我国投资衍生金融品的个体较少，多为机构或企业为了套期保值而进行投资。2.我国衍生金融业务全球化趋势逐渐明显，交易所竞争力增强，但我国衍生金融业务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不论场外市场还是场内市场，吸引更多的交易者进行交易是实现规模效应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而带来成本的节约。因此，全球各个交易市场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形成自家的优势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致使衍生品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我国交易所业不例外，我国衍生金融业务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发展，随着我国上海自由贸易区门户对金融行业的开放，我国衍生金融行业也开始追随金融业的步伐向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尽管交易量逐渐增多，竞争力有所增强，但不论从监管还是从风险控制方面都还有待提高。

二、我国衍生金融业务存在问题

（一）衍生金融业务普及度低尽管我国衍生金融产品繁多，但衍生金融业务普及度却是极低的。第一，衍生金融知识普及率低，没有接触过衍生金融产品的商户一般情况下对衍生金融市场是完全不了解的，甚至许多投资者在完全不了解衍生金融产品的情况下就对其进行投资，对衍生金融业务更是一头雾水，这不仅增大了自身投资风险，同时也增强了市场风险。第二，衍生金融业务种类繁多，不易了解。多数衍生金融业务都是从一些金融业务中衍生出来的，很多都是金融业务的创新，种类繁多，新颖，不具备专业知识是很难对其有深刻的认识的。一些衍生金融业务的复杂性也决定了金融衍生业务的普及率低这一特点。

（二）衍生金融市场场内业务发展缓慢与全球衍生金融市场金融业务发展相比，我国衍生金融市场场内业务发展缓慢，一方面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起步较晚，使得场内交易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另一方面，场内业务缺乏创新，自主研发的交易产品较为局限。加之，境外市场多内来一直对中国衍生金融市场虎视眈眈，纷纷抢先于中国，上市中国金融品类衍生产品，例如，2006年9月5日，新加坡交易所推出了新华富时A50指数期货，这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中国A股市场的指数期货合约。境外市场抢先推出我国金融品的衍生产品对我国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时间上来看，同一时区中后发行同一种衍生产品的，在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从监管方面来看，我国监管机构无权管理境外发行衍生金融产品的场内市场，境外发行的国内衍生品由于一些境外市场价格的操作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会波及我国证券市场，我国监管机构对这些现象所能采取的监管和补救措施十分有限。

（三）衍生金融市场场外业务纷繁复杂，建设不规范①，缺乏有力的监管机构监督管理衍生金融产品本身是企业用于规避风险所产生的一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提供了新的风险管理手段，它将市场经济中分散在社会经济每个角落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集中在几个期货、期权市场或互换、远期等场外交易市场上，将风险先集中，再分割，然后消除或重新分配，从而能更好地满足不同投资者的不同需求，有助于投资者认识分离各种风险构成和正确定价，使其能根据各种风险的大小和自己的偏好更有效地配置资金，以达到收益和风险的权衡。然而，由于衍生金融市场场外业务纷繁复杂，且缺乏有力的监管机构监督管理，导致有部分投机商家利用衍生金融市场进行投机，这一种行为将衍生金融市场风险无限放大，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重则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我国目前建立有效的衍生金融市场监管机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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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9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089-03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黄金双挂钩”固定汇率制被颠覆，世界金融领域进入新的风险时代。此前，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等处于可以被忽略的地位，此后，却成了影响各国经济活动甚至全球金融的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作为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衍生品市场有了突破性的变革。外汇保证金交易（Foreign Exchange Margin）也被称作虚盘交易，是指外汇经纪商向投资者提供的一种具有杠杆性质的外汇交易业务。其主要特征是：投资者以获取外汇交易汇差为目的，实际投资一定数量资金，作为交易保证金后，便可按一定的杠杆倍数将保证金金额进行放大，从而使外汇交易的合同金额超出投资者实际投资的交易保证金金额。

金融衍生品市场可以区分为交易所市场（Exchange Traded Derivatives,ETD，又称场内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Over-the-Counter Market，OTC，又称柜台交易市场），外汇保证金交易属于后者。通过历年来交易所市场与OTC市场的比较，可以发现OTC市场的成交金额比交易所市场庞大的多。其原因主要有：其一，场外市场主体资格限制较少，风险管理完全分散，市场参与积极性高。其二，监管与制度环境宽松。在场外衍生品市场，交易工具和交易行为基本上是不受管制的。只是间接地受国家法律、规章、银行业监管以及市场监督的影响。同时，场外市场的主要做市机构在全球市场上灵活运转，但却只接受本国国内的审查和监督，这无疑也促进了该市场的发展。其三，参与者类型。商业银行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它们天然地会选择与银行同业市场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同时，非透明和公开化的场外市场更能提供可能的高额回报。因此，商业银行的积极参与，促使市场成交金额呈几何倍数放大。{1}然而，OTC交易的空前活跃和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交易主体的巨大亏损，表明金融政策不应当建立在完全依赖市场自己管理自己的基础上。在金融政策方面完全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从下到上进行微观经济的管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从上到下进行宏观经济的管理、风险控制和监管。

在风险管理方面，曾经由有限责任与破产保护两项制度将部分风险从借款人转移向贷款人，为19世纪工业革命获得广泛资金来源奠定了基础，对现代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种类日益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多为分散风险而设立，投资者对利益的追逐却极大地放大了风险，风险的控制离不开制度的设置和监管体系的完善。外汇保证金交易没有结算机构的担保，客户用于买卖外汇的入金不受任何监管机构保护。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破产法的规定，储蓄客户、股票客户或商品客户拥有清算理赔的优先权，因而承担了较低的风险。然而在保证金交易中，外汇现货客户既不是储蓄客户，也不是股票客户或商品客户，在破产时不被优先考虑，只能以无担保债权人的资格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从而承担了极高的风险。

在我国，外汇保证金交易经历了一个从1992年到1993年的“一哄而上”，到1994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证监会等4部委联合发出“一纸禁令”；从2006年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重新开闸”，到2008年不到两年时间“二度叫停”的发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终于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全球资本市场普遍深幅下挫，商品市场超速回调，信用风险急剧提升。在剧烈变动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当时中国蒸蒸日上的银行理财产品市场不断爆发出零收益、负收益和展期等负面消息。外汇保证金交易合同的对手方主要是海外交易商，国内投资者大都缺乏专业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在较大的社会影响下，监管机构出现了剧烈反应。2008年6月国内外汇保证金交易的紧急叫停，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暂停银行经办该项业务的同时，银监会表示将继续根据审慎监管的原则，会同外汇管理等部门，进一步研究对此业务的风险监管，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研究推出新的统一规范管理的办法。

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近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消化庞大外汇储备的不利影响，央行在外汇管制政策上作出了宽松调整。政府近年推行了“藏汇于民”、淡化取消强制结汇等政策，使国内居民的外汇存款也日益庞大。作为一种重要的投资渠道，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市场不可或缺。国家对于外汇保证金交易的限制，实际上只是约束了国内商业银行主体，境外交易经纪商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千余家代表处等分支机构仍然从事着外汇保证金“经纪业务”。银监会指出，参与境外机构的保证金交易属于地下金融的范畴，被视为违法，投资行为得不到法律保护，致使投资者面临更大的资金风险。进入2009年以来，在丰厚的服务利润驱动下，国内银行在银监会尚未开闸的情况下又在试探监管红线，不断开展实盘外汇交易业务。一个不存在外汇保证金交易市场的金融市场体系是不够完善的，否认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合法性只是权宜之计，合理引导、加强监管势在必行。

二、几个主要国家外汇保证金市场监管制度分析

（一）美国

美国采取了以风险管理金融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模式，该模式以其强大的竞争力推动了全球金融模式的改变，并带动了衍生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发展。美国将所有的金融衍生工具分为两类――“证券”和“商品”，根据衍生工具本身的属性来划分监管管辖权，分别归属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以下简称CFTC）和证券交易委员会（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管辖。但是，由于外汇现货既不属于股票或期货也不属于商品，则出现了监管上的真空。1999年美国总统金融工作小组（PWC）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与商品交易法报告》认为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大多是金融机构，这些机构都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身的利益和控制对手方的违约风险，因此不必再进行严格的监管。并且，该报告还认为放松监管可以促进金融创新，有利于确保美国在衍生品领域的竞争优势。美国国会采纳了该报告的意见，在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CFMA）中进一步将更多场外衍生品交易排除在CFTC的监管范围之外，确认所有合格的参与者在场外进行的衍生品交易都可以免受CFTC的监管。{2}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监管受到诸多质疑，美国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宣称，CFMA豁免对场外衍生品的监管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决定，次贷危机应促使政府加强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力度，提高该市场的透明度。

2008年《再授权法案》首次赋予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权力，可以针对外汇交易商制定清晰的监管规则。从此美国在监管设计上，零售外汇行业被纳入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监管之下。根据《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外汇交易商必须在CFTC注册，成为期货佣金商(Futures Commission Merchant，以下简称FCM)类别下的外汇交易商成员。然后，CFTC通过国家期货协会（US National Futures Association，期货行业自律组织，以下简称NFA）和实施监管，在期限内不符合资格或没有被核准的外汇业者将被勒令停止营业。

2008年美国《再授权法案》通过后，CFTC和NFA即将资金风险和经纪商破产风险防范作为外汇保证金政策研究重点。2009年以来，这两大机构不断调整政策，比如要求外汇经纪商必须具有2000万美元的调整净资本，如果提供的保证金杠杆超过100∶1，提供此项服务的外汇经纪商的净资本必须达到4000万美元。要求外汇经纪商拥有自己的交易平台，经常与国际外汇市场清算头寸的大型经纪商的净资本，必须超出7000万美元。2009年年底，CFTC提议了关于限制外汇保证金比例到10倍的新条例，通过降低杠杆比例降低投资者风险。

（二）英国

在1997年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之前，英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多元的、复杂的，多家监管机构根据法律和惯例，对金融业实施分业监管。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经营方式的改变，特别是1986年金融“大爆炸”后，金融业务融合趋势日益突出，分业监管的弊病日益显现。1997年始，英国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作为唯一的主管法律，建立了单一的金融市场法律体系，并成立了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以下简称FSA），同时承担了对现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规范和监管。区别于美国，英国没有针对产品的监管制度，而是根据市场参与者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进行不同的风险保护和监管。2005年，为使英格兰银行与FSA之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合作机制，在英国中央银行前任行长默文・金的建议下，建立了“联合危机委员会”，进一步限缩了央行的职能，为最高效地处理市场危机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由于英国在世界金融业中的地位，其监管体制的改革对世界各国影响深远。

（三）德国

德国实行的全能银行制度是世界金融业务融合模式的主要代表，德国的综合银行在原则上可以提供所有的金融服务，但长期以来金融业的监管却是分业监管体制。2001年初，德国推出了金融体制改革草案，内容之一为“改革德国金融监管体制”，将原先的银行业监管局、保险监管局、证券监管局合而为一，成立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2002年BaFin的成立使德国的金融产品从现货、期货到衍生品都得到统一的市场监管。同时，在监管措施上，BaFin还体现了高度中央集权制的特点，交易所、券商、银行和经纪公司必须将每日的全部报单和交易资料(包括交易所内成交的和OTC场外交易的)报告给BaFin。BaFin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对所有产品的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德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体现了欧盟国家在新的金融市场一体化下政府监管加强的趋势。{3}因风险控制需要，德国限制保险公司和抵押贷款运用于OTC市场。

（四）日本

日本经历了从统一监管到分业监管再到统一监管的变革。1996年前，日本的财政和金融权集于大藏省（财政部）；1996年日本金融监管体制开始改革，日本设置了三类期货交易所，即期货公司的交易所、证券公司的交易所、银行的交易所。在2006年6月之前，分别受《商品交易法》、《证券法》、《金融期货法》的规范，按不同产品由金融厅、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等部门分头监管。2006年6月7日，日本参议院审议通过了《金融商品交易法》，该法整合了各种金融商品，终结了日本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混乱的根本制度。此外，大多数国家没有对场外衍生品设定特殊的许可要求，日本则是一个例外，在日本，证券公司需要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许可。

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包括外汇保证金产品在内的OTC市场主要采取分业监管模式。然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及场外衍生品的迅速发展和相对不定型的特点，使得分业监管渐显弊端，各监管机构之间难以形成合力，往往成为监管缺失的根源。目前，统一监管和混业监管渐成趋势。

三、我国外汇保证金市场监管现状与政策建议

美国次贷引发全球金融动荡余波未平，目前世界各国致力于加强金融监管。我国外汇保证金交易尤其是外国经纪商渗入的领域，却出现了监管盲区。究其原因，除该产品法律属性未定之外（外汇保证金产品与我国现有法律规范所明确的证券、期货、外汇没有交集，因而无法适用《证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期货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亦难以适用外汇法律法规），监管体系不够健全和有效是我国外汇保证金交易市场夭折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对金融业仍然采取“一行三会一局”，即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分业多元监管模式，监管标准不统一、存在监管空白和重叠，导致规避监管、监管套利等问题时有出现。尽管设有联席会议制度，但仅限于进行交流和沟通信息，并没有实际上的联合监管，在外汇保证金交易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权责不明、监管缺位难以避免。{4}

（一）宏观政策方面的建议

1.循序渐进构建我国综合化监管模式或基于分业监管体制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近年来，金融跨业经营管制逐渐松动，三大金融业法的修订也为金融业综合经营预留了空间，我国各金融业之间的业务渗透已经非常普遍。2000年8月，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推出的“千禧红”产品标志着银行保险的全面启动，此后，众多保险公司纷纷入股、参股银行。再如就银行业而言，许多银行参股或设立了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机构等，可见各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范围逐步扩大。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构建监管的制度与法律体系，不但要考虑当前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问题，也要考虑未来综合经营业务进一步发展的监管体制问题，按照推动行业发展、有效防范风险和审慎监管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5}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统一监管或混业监管模式值得借鉴，通过完善统一的监管体系、明确监管责任，改变目前我国外汇保证金交易因法律缺失及责任不明所致的各监管部门互相推诿无人监管的现状。

2.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在统一监管模式下，可设立功能监管部门。功能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业务的功能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监管各自不同的业务，而不是按金融机构的性质划分监管权限。在此框架下，金融监管当局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发挥的基本功能，而非金融机构名称。{6}比如新加坡以金融监管局为统一监管机构，下设银行监管部、复杂金融机构监管部、特殊风险监管部和审慎政策部，各自担当不同的功能，共同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随着金融衍生品的多元化、金融活动参与者的复杂化，监管不可能细化到所有的业务流程，功能性监管的内涵应不断深化。由此，需要提高交易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加强交易机构的制度设计和自律性，完善微观制度和政策。

（二）微观政策方面的建议

1.净化和规范现有市场。在当前缺少制度规范，市场环境不适宜全面推出外汇保证金交易的阶段，应严厉打击地下交易，查处非法炒汇机构。同时，加强对广大投资者的宣传教育，增强风险意识，拒绝非法炒汇活动。{7}境外外汇交易机构在我国的分支机构在经营范围上，仅限于外汇交易信息咨询，无权进行具体交易。工商管理部门对其经营活动应加强监督检查，对某些代表处聘用“经纪人”进行开户和交易的行为进行处罚，必要时，公安司法机关对涉及非法经营罪的主体予以立案侦查。

2.明确限定交易机构准入门槛。在构建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在法律制度中授权监管机构对OTC交易机构的资本金要求、风险评估、实施程序等方面制定细则。并对经纪商进行严格评级，制定科学的评级标准和评级模型。在信息全面的基础上，对评级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监控。限定不同级别的交易商提供交易的杠杆倍数。

3.提高机构风险管控能力和服务能力。首先，在外汇保证金交易过程中，机构应提供详细的风险预测、24小时汇市走势和完善的技术指标，提高分析预测市场走势和风险评估和能力；其次，机构应该准确地识别和细分从事外汇保证金业务的投资者，对投资者的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进行评估，并在投资者正式交易之间为其提高模拟交易培训，提高投资者对交易风险的认识；再次，禁止外汇交易员从事此项业务，避免道德风险；最后，建立和完善投资者档案体系和投诉处理机制等。

4.严格规范信息披露，执行定期报告和审计制度。很多金融衍生品相当专业和复杂，而且透明度不够，普通大众难以理解，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缺乏使得系统性风险不易察觉，除非进行特殊的信息披露，否则很难获取有关信息。外汇保证金交易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应严于一般上市企业，不仅要求披露自身（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状况，而且对集团内其他关联公司的重要信息业应该一并披露，为市场对产品和交易评价提供充分的依据，以强化其内部约束和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同时也有利于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督，维护投资人的利益和正常的交易秩序。

5.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雷曼兄弟的倒闭引起的连锁反应对整个世界金融体系造成了冲击，资本的国际化使得各国在金融领域紧密相关、互为依存。各国或地区为保护本国、本地区消费者利益，维护金融业的稳健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状况，对跨国金融集团实施了程度不同的监管。这种监管分为两部分：一是东道国对外国金融机构设立在其境内的分支机构的监管；二是母国对其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的监管。这实际上都是基于各自国家进行的国家单独监管。{8}对于境外交易经纪商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千余家代表处等分支机构，我国应在行使属地管辖权的基础上加大监管力度。

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公开承认，认为金融机构自己更有动力和能力控制风险，因此之前他自己有关监管当局可以适当放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同样，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离不开规范有效的监管。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2010年创新课题《我国外汇保证金交易法律制度构建研究》（编号：10YZ232）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陈晗.金融衍生品：演进路径与监管措施[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97-98

{2}李扬等.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08―2009）[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92

{3}姜立文,刘长才.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异化与监管[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

{4}徐磊.我国外汇保证金交易法律制度构建初探[J].法学杂志,2012（1）

{5}葛兆强,庞东.国内商业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J].金融与保险，2008(10)

{6}同{1}，第421页．

篇（7）

人民币国际化的提出由来已久,却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直至2009年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综合实力和不断提升的国际竞争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更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复杂的漫长过程。我国的金融市场尚不发达、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金融衍生产品比较匮乏,以及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尚未实现等,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一、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支撑

一般来说,货币要实现国际化,需要一系列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稳定;二是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三是进出口量占据全球的较大比例;四是货币币值稳定,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投资者对该国货币的币值比较有信心;五是拥有深入开放的金融市场;此外,还需要有相对比较宽松的资本账户管理政策。

在这些条件中,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支撑。美元之所以远远超越其他货币,在全球占主导地位,除了经济实力外,美国金融市场要比其他市场,尤其是欧洲金融市场发达是主要原因。发达的金融市场为货币国际化提供支持,主要原因是一国货币国际化后就将有大量的货币在国外流通,这要求该国的金融市场在国际上为货币的流动提供服务。只有健全完善金融市场的支持,货币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地顺畅流动。[1]于是,发达的金融市场就成为货币国际化的前提,也成为货币国际化的重要运行载体。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进而也对该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有所影响。如果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全性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远远不能适应本币国际化的要求,而盲目实施不切实际的本币国际化的方针,那么就极容易导致金融泡沫膨胀和经济衰退的结果。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为本国货币国际化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平台;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然要在一个较发达的市场上来行使其交换及支付的职能,如果没有发展完善的金融市场,那么货币国际化将缺少推进的基础,也只能成为空谈。同时,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效率的提高,将使更多的结算和融资通过该国市场,利用该国货币进行,从而提升该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

二、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情况

1、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深度和广度不够。真正成熟的金融市场的标准是:好企业可以随时通过丰富的融资产品与渠道进行融资;长期投资者能够得到合适稳定的回报;市场价格基本合理;市场参与者遵守规则。但目前中国金融市场远远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决定人民币国际化关键的人民币“投资池”尚未形成;国内一级和二级市场、场内和场外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割现象;同业拆借利率尚未成为引导整个利率体系的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等。总之,我国尚未形成一个高度开放、规模巨大、品种繁多、赢利性和安全性达到规范的适应货币国际化要求的金融市场。

2、利率和汇率缺少市场化。利率是资金的使用价格和时间价格,汇率则是货币的交换价格,两者应分别由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供求来决定,否则就会被压制或是被扭曲,从而导致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压制和经济行为的扭曲。如果利率不能反映真实的货币借贷市场的供求,并以真实的市场利率引导其他金融商品的价格;如果汇率不能真实反映本币和外币的供求,并以真实的市场利率参与国际经贸往来,该国货币就难成为国际货币,并承担起国际货币的职能。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阶段,利率、汇率市场化的进程受到诸如金融机构自我约束能力、央行宏观调控能力、国际收支状况以及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防范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3、金融市场主体竞争力较弱。发达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央行有效执行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基石。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的主体仍为四大国有银行,虽然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革,但在整体运行机制和风险管理能力上仍和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是,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观念和行为模式仍旧阻碍着国有银行的国际化进程。

4、金融风险防范的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包括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有部门金融监管职能。但是,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通常只注重国内的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而对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还需加强。特别是随着货币国际化的加快,本币的流出也将日益增多,而境外本币的增加会使得市场投机因素增多,容易造成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时期削弱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用,甚是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和失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它们对我国造成的直接冲击不大,但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我国金融风险监管体系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5、金融市场尚不完备。我国的金融市场目前是很不完备的,除了传统的银行信用间接融资外,仅仅局限于同业拆借业务和票据承兑业务,发展很慢。主要表现在: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投资欲望和价值观念;银行没有企业化,信贷资金尚有供给制,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尚不发达,信用工具缺乏.现有证券的不流通;价格体系的不合理,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准确及时的投资信息,资金得不到合理流动;金融立法、章程残缺不全,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等。

三、加强金融市场建设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支持:

1、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坚持将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作为重心,进一步扩容我国债券市场、丰富和发展我国债券市场的品种、加大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力度,为境内外人民币提供交易和投资的“资产池”。相对来说,债券市场融资便利程度要超过股市,融资效率较高。很多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甚至超过了股票市场。因此,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建设要以推进产品创新和制度建设为重点,以增强市场功能为着力点。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同时,重视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以及农村金融市场等的协调发展,建立完善各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渠道,使各市场之间联通互动,提高金融市场整体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样才能适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需要。

2、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市场参与者结构,适当扩大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规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资参与国际市场,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为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支付清算体系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内容,对于金融市场的效率和资金的安全性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日益成为强势货币,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支付清算体系的国际化也显得日益迫切。为此,应该加紧制定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并注重吸收最新科技成果,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应组建统一高效的金融服务结算服务体系,构建与国家支付系统全面对接的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金融交易结算平台,形成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竞争力;还应当完善有关清算制度安排的法律法规,形成一个健全、清晰、透明的法律框架。

3、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外汇市场发展。

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要求。当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提高,其他国家和居民持有的该国货币的量到达一定程度时,该国政府就要承担资本项目可兑换义务。随着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开展,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已经加快,因此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强外汇市场自身建设,培育货币经纪公司,引入更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促进外汇供求结构的多元化;增开人民币对世界主要可兑换货币的外汇交易业务,推进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不断丰富外汇交易品种;适时推出外汇期货,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价格发现、资源配置和避险服务的功能,牢牢掌握人民币汇率的自主定价权。

4、进一步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

应加快推进境内居民到境外发行外币债券、非居民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落户、中外合资建立金融机构等方面。目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已开展,因此应逐步开放非居民拥有的人民币债权对国内市场的投资功能,这会使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虽然近年来股票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制度性因素等各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发展仍然不足,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另外需要大力推动和发展债券市场。相对来说,债券市场融资便利程度要超过股市,融资效率较高。很多发达国家债券市场甚至超过了股票市场,我国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打破体制上的制约。同时,为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器要,必须从人提高金融千部、职工队伍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为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做好人事上的准备。

5、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

金融市场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的手段之一。但是,金融市场的开放要建立在中央银行制度比较发达、控制能力较强的基础之上。我国目前中央银行调控手段尚不完备,也不配套,中央银行本身的力且也很脆弱,倘若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中央银行是很难驾驭得住的。因此,目前中央银行应着力应用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再贷款利率这样二个工具,来控制专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完善中央银行的调节手段,在增强中央银行自身能力的基础上开放金融市场,并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贯彻紧缩和松动银根的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给。

参考文献:

篇（8）

全球外汇市场的成交量呈平稳的上升趋势，全球的每日平均交易量相比2007年有了大幅增长，增长幅度达到百分之二十。

2.英国作为跨国借贷业务的中心，全世界场外利率衍生品市场规模小幅增长。据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协会的数据统计显示，全球跨境借出总额的最多的是英国，然后分别是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新加坡和香港。在跨境借入方面，借入总额的份额最多的也是英国，其次为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其中英国的借入总额达到百分之二十一。

3.全球债券市场未清偿余额下降。根据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2013年年中，全世界的债券市场没有清偿的余额达到80万亿美元。从全球债券市场上看，数据显示，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发行的国际债券未清偿余额在全球排名前六位。

4.全球商品期货成交量继续增长。据美国期货业协会（FIA）的统计数据，全球在交易所交易的商品比去年有所上升，纽约、芝加哥和伦敦在商品期货市场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

二、当前金融秩序对金融全球化的制约因素

1.当下的国际金融体系制度不完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在经济全球化中有着重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以美元为中心、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为目标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国际金融体系在战争后各国的经济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有显著的效果，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重塑世界经济体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国际金融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已经逐渐不适合各国发展的需求。

2.美元泛滥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近十几年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繁发生，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宏观经济的政策缺乏约束性，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管理。为了拉动美国本土的经济发展，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的泛滥也导致了世界性的流转过剩，货币呈现供过于求的情况，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相适应，致使房地产泡沫崩塌，引发了金融危机，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导致金融危机像病毒般在全世界蔓延开来。

3.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不稳定。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整个汇率体系不稳定，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汇率经常涨跌不定，这在无形中增大了外汇的风险。国际汇率体系的不稳定也会影响各国的对外贸易，全球的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变化，阻碍了国家间的外贸投资交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4.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随着经济的发展，旧时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逐渐呈现不完善的地方，已经不能满足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规避金融风险的需要。现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在逐步发展，包括以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监管的监管模式，从分业监管逐步过渡到综合监管，同时逐步统一全世界的监督管理。

三、金融全球化对现有金融秩序所产生的影响

1.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不断提高在国际金融合作机构中的地位。而以中印俄巴西合称的“金砖四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够找寻多元化的储蓄货币，逐步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完善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地位，突显其重要性，同时不断支持发展中国家，帮扶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2.强化资本和流动性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银行也不断地壮大，但是现在的国际银行还存在着不少未完善的地方，包括银行的资本要求不高，资本质量不高，风险加权资产测算不客观等情况。同时修改银行资本的定义，扩大资本的范围，尽量统一各国资本计量，同时提高资本计量的透明度。

3.加强对冲基金监管。对冲基金容易对国际金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很多国家对于对冲基金的管理薄弱，没有制度上强有力的管理，即使有的国家有制度管理，但内容漏洞百出，没有起到真正管理的作用。现在各国要提高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力度，不仅列出了对对冲基金监管的原则，还加强了国际监管，一起联合防止对冲基金行业有机率引发的风险。

4.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当前的国际金融结构下的信用评级机构处于准监管的地位，容易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起规范作用，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要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力度，重视这个评级机构。

篇（9）

为促进改革的巩固深化、以及应对入世后的挑战，特别是金融领域受到的冲击，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包括金融创新在内的措施。要建设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样不可或缺的是一个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随着若干年来的发展，我国的金融创新已有诸多表现，主要体现在：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机构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

1　金融创新的积极联动效应

1.1　金融创新与其构成因素的联动影响

狭义的金融创新仅指金融工具的创新；广义的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的创新。而其中金融工具创新构成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金融制度创新为新的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出现提供了发展空间及保证；金融市场的创新则是新的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运作的场所，而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创新直接丰富了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的种类。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创新是互动的，同时配之与其适应的金融制度，提供相应的金融技术支持，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金融创新系统。

1.2　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转移风险的角度分析，如果没有金融创新所产生的转移价格风险的金融工具，那么厂商从债务市场进行融资或是在外汇市场进行外汇兑换时，都面临着很大的利率或汇率风险，这样将对传统意义上的厂商生产商品和对外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另外，若没有这些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上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同样面临着很大的价格风险，这会对资金的融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从增加资产流动性的信用工具和权益工具的创造的角度分析，将不能流动的资产转变为可以流动的证券提高了银行资金的效率，新的信用工具和权益工具挖掘了金融市场一切可以赢利的机会，也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往往是通过资金融通来实现的，资金融通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社会发展。正因为这样，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创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金融创新越多，金融市场就越发达；同时，经济的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金融市场越发达，经济的发展水平就越高。

1.3　金融创新资产财富信用化的联动影响

体现在为社会提供了新的投资与融资渠道，一方面金融创新的保值避险功能，能使不同风险偏好的交易者选择合适的金融资产进行交易，扩大了信用规模；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的降低成本功能，也使一些规模小、利润率低的企业进入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此外，各种金融资产所包含的信息正是信用形成的基础，由此人们又会产生各种预期，预期又会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形成。金融创新的价格发现功能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加强了信用形成的基础。而信用的不断加强又促进了金融领域的层出创新。

2　金融创新的消极联动效应

2.1　我国金融创新的规范性分析

根据戈德斯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以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应该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相比较西方成熟的货币市场，我国货币市场上金融工具种类稀少，且规则不完善，应该说还处于不断探索完善中。在这个时候为盲目讲求大而全而将金融创新拓展到资本市场，无疑相当于要在没有稳固的地基上修建一座摩天大楼，其结果不言而喻。西方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多遵循“先货币市场，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中先债券市场，后股票市场”的发展顺序。我国发展金融市场时却采取资本市场先行且优先发展股票市场的策略，结构导致股市结构失衡、投机盛行、秩序混乱。又如金融期货市场，不过我国政府债券现货品种稀、规模小的国情，在1992年盲目国债期货，终于在1995年酿出“3.27”风波后而草草收场。

我国存在的事实是：直接融资的比重从2000年以来逐渐下降，原先我们有的就是一个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的缺陷谈得很多，亚洲金融危机使它暴露得更为充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金融界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金融界最大的任务是要改变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要改革这个结构必然的内容是要扩大直接融资，而在我国，直接融资的比重却是逐渐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正是由于人们判断资本市场新的金融工具根基不牢因而回归最原始却相对稳妥的银行借贷。

2.2　金融创新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虽然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创新存在着主要是上文中提到的正相关关系，但同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金融工具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就是避险和投机的功能并存。如果一种金融工具只能用于避险，那么在金融市场上往往只出现买方或卖方。这种金融工具难以形成市场，也就难以用这种金融工具避险。如果一种金融工具只能用于投机，那么金融市场将成为赌场，金融市场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正由于金融工具同时具有避险和投机两种功能，它就可以形成活跃的市场，避险者和投机者都通过这种金融工具的交易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金融市场具有一种金融杠杆放大作用的机制，一方面成倍放大潜在收益，同时也将风险成倍放大。这意味着金融创新在使人们有更有效的方法避免风险的同时，也将使金融市场存在更强的投机性。这也意味着金融创新在促进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加深，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完善发展也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金融创新优化金融资产结构，提高其定价的有效性，对其发展规范化产生了正面影响。但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增加了市场的投机行为，加重经济中的泡沫极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些都是对金融资产发展规范化造成的负面影响。

2.3　我国金融创新下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分析

不言而喻金融创新带来了大量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提高了金融机构获利的可能，但同时，也使它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我们知道，金融创新在转移和分散风险方面已起到很大的作用。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把所有风险或部分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使得金融风险得以转移或适当的分散。但是，从全球的角度看，金融创新仅仅是转移或分散了某种风险，并不意味着就消灭减少了此风险；相反金融机构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可能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大数量上承担风险，一旦潜在风险转变为现实损失，其破坏性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金融风险。这主要体现在金融创新的重要指标—金融工具上。

其一，创新工具在消除市场阻碍的同时也强化了因市场依存性的增强而增加的脆弱性。因为任何源于某一市场的冲击将会被快速地传递到其他市场；其二，创新工具交易多为表外业务形式进行，这使投资者和管理当局难以对发行机构准确的评估和监控；其三，在竞争中为了吸引客户，许多场外交易实际上已经成为无保证金交易。过度的竞争，往往引起错误的合同定价，由此带来的风险是很难控制的；第四，创新工具场外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一些传统上在场内交易的产品，如与股权相连的创新工具将会更多的在场外进行交易，由此发展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明显。

3　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1）上面对金融创新缺乏规范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金融创新，应该优先选择银行业的发展，相机选择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市场的发展。放缓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制度、工具等的创新，待前者实力逐渐增强之后，在加快后者的创新发展步伐。而金融制度的规范化创新，其关键不在于排斥政府而依赖自由放任制度下的市场力量，而在于改革政府介入金融的方式和职能。

（2）从创新金融工具的方面来看：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股票市场还有待完善，目前不宜恢复利率期货市场和建立股票指数期货市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现阶段应鼓励和支持目的在于增强资产流动性和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金融创新。最近一个时期，建立我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呼声又开始出现。人们认为应该考虑恢复国债期货市场和建立股票指数期货市场，理由是前者可以为国库券的投资提供一个保值的手段，后者可以使保险公司资金和其他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尤其是不久前，股票市场向保险资金敞开了大门，这一变革更是提升了人们的上述预期。

篇（10）

JEL分类号：R5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1-0037-04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时期要基本确立上海在全球的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这对于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增强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定价话语权、打造国际金融核心节点城市、扩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对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

(一)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内涵

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主要依托各类人民币资产交易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撮合和结算服务，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金融集聚辐射功能。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主要依托庞大的人民币资产交易规模，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民币基础资产价格体系，对次级市场、衍生市场和周边市场资产价格产生强大传导和影响。人民币资产清算中心主要包括连通中央银行的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外汇跨境支付系统、证券托管结算系统等，通过提供中央对手方本外币集中清算服务，建立交易头寸报告机制、风险暴露盯市机制、自动证券借贷机制等，成为开展各类金融业务的重要平台。

(二)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对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

1、有助于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能力。

第一，打造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将为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金融市场提供高效便捷的交易、支付和清算通道，使上海真正成为连通境内外金融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专业服务、金融人才加速向上海集聚。推动上海各类金融要素资源向国内外辐射。第二，完善的交易、定价、清算体系有助于集聚和沉淀大量资金，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融资源配置能级。第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借助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清算中心机遇，提升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能力，形成人民币资产在岸市场中心。

2、有助于显著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运行效率，促进需求导向的创新。

第一，健全的支付清算体系构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设施。金融交易达成后，必须经过债权债务的清算，才能最终实现资金的收付和金融产品的交割。高效安全的清算体系保障了外汇、证券、黄金、衍生品等各类金融市场正常运转。第二，成熟的清算体系是以中央对手方为主的集中清算和净额清算，将显著节约银行间市场参与者开展各类交易的资金成本，有效提高市场整体运行效率和流动性。第三，打造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将为金融创新提供需求导向、技术支持和保障手段，有效提高金融创新的适用性、稳妥性和持续性。

3、有助于不断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监管水平，增强金融风险管控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建立场外市场集中清算制度安排、及时完整地获得市场交易和参与者的风险敞口信息并实施有效监管达成了普遍共识。比如，CDS(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集中清算已在美国及欧盟逐步推行。建立健全人民币集中清算体系，监管机构可以及时统计和监测人民币资产市场总体风险信息、市场交易主体的风险敞口信息，准确把握和评估重点机构、业务和工具的风险，有效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二、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基础和机遇

(一)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已具备扎实基础

在市场平台方面，上海是国际上不多的各类市场体系配置比较完整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和金融文化环境。2010年上海主要金融市场(不含外汇市场)交易总额386.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3.88％。其中，上海证券市场股票交易额位居全球第三位；上海商品期货市场合约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二位，成为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之一；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一。

在交易主体方面，截至2010年末，上海各类金融机构达到1049家。其中，内资股权投资企业193家，内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227家。外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47家；5家村镇银行开业；近百家小额贷款公司已正式开业。

在基础设施方面，上海已经形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金融信息和数据交换系统，许多全国性金融机构的主要营运中心、交易中心、票据中心、离岸业务中心、授信评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研发中心等纷纷汇聚上海。2009年落户上海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国第一家专业清算机构，不到两年时间已经开发出多个金融产品交易的清算方案，面向市场提供多产品、跨市场的清算服务。在金融结算领域，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签订了《沪港交易所更紧密合作协议》，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制度基础正在加速完善。

(二)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面临重要机遇

一是国际金融格局深刻调整。全球金融格局正加速变革，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新兴经济体在金融资源配置、定价方面的话语权加快提升。上海正逐步成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城市，这为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机遇。

二是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十二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步伐，金融服务对经济转型的要求更加迫切，由此将加快金融市场体系、交易主体结构、投融资方式的深刻变革，对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交易平台、定价机制和清算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推进。人民币正从国内结算货币迈向国际结算货币，从计价货币迈向投资货币和区域储备货币。截至2010年年底，上海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达16472家。2010年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达到674.9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约8倍。资本项目下跨境使用将成为下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力方向，这为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四是“十二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快速推进。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序推进，上海将进一步拓展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加快开发固定收益类人民币产品，稳步推出汇率、利率、股票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建设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平台，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入驻，有力推进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

三、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存在的瓶颈

一是上海金融市场广度、深度和开放度不足。价格发现和形成机制尚不健全。广度不足的金融市场参与者主体结构不均衡，数量较少，市场价格难以及时准确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未来预期；深度不足的金融市场难以为风险偏好和回报要求不同的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投资渠道，金融市场弹性不足，市场价格反馈机制和纠正能力欠缺，难以有效规避系统性风险；开放度不足的金融市场与海外市场联通渠道狭窄。境外市场主体参与度有限，限制了人民币资产价格信号向境外传导。

二是金融创新能力较弱，人民币投资品种较少，投资渠道不畅。当前上海的金融创新能力较弱，能够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多样化人民币投资产品较少，缺乏面向境内外投资者的高效、便捷的投资渠道。

三是高端金融人才缺乏。在总量上，上海的金融人才数量难以满足打造交易平台、定价机制和清算体系的人才需求。在结构上，上海缺乏既精通国际惯例、法律规范，又掌握金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有在世界一流资产交易、清算机构工作经历的高层次金融人才；缺乏精通风险管理、资产定价、衍生品设计等高端金融工程的专业人才，难以满足各类金融产品创新与清算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

四是金融税收制度制约。营业税方面，适用于金融业的现行营业税制存在重复征税和赋税较重的问题，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所得税方面，我国现行个税制度对收入较高的金融从业人员吸引力不大，难以吸引到海外高端的金融人才。

四、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总体思路

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到“十二五”期末，随着跨境贸易结算范围的日益扩大，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丰富和优化，市场的交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明显提升，人民币交易清算和结算体系逐步完善，主要人民币产品的价格发现和形成机制基本建立，基本形成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功能。

第二步是到2020年，人民币成为广为接受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职能显著增强，国内外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大量集聚，基本形成品种丰富、高效便捷的人民币资产交易体系，基本形成人民币资产国际定价能力，形成服务高效、监管规范的人民币国际化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基本建成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

五、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重点举措

(一)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核心，加快确立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地位

一是积极拓展资本市场功能，不断扩大人民币资产交易规模。不断完善股票市场体系建设，继续推进主板市场建设。不断完善和提高主板市场功能，积极探索不同市场和层次间上市公司的转板机制；积极推动代办股份转让试点扩大方案，加快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建设和运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育上市资源。加快债券市场发展，不断扩大债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逐步提高债券融资在直接融资中的比重。稳步推进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市场等资本市场发展。全面增强资本市场整体包容能力，扩大市场覆盖面，加快形成国际化、规模化的人民币资本市场格局。

二是加快人民币产品创新，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资产交易品种。加快各类基于人民币利率、汇率的基础产品、结构性衍生产品的研发力度。加快研究并适时推出以利率、汇率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丰富人民币衍生产品体系，将上海建设成为人民币利率、汇率衍生产品的主要交易场所。加快股票、债券等基础性金融产品的发展，大力推进跨境ETF产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加快公司债、短期(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集合票据、外币债券等债券品种发展。加快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创新发展，推动原油期货等新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开发和上市交易。

三是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开放度，加快推进人民币资产交易市场国际化。进一步提高上海资本市场国际化水平，积极稳妥推进国际板建设，加快发展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积极推进私人股权投资等新兴投融资机构的集聚，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中心、私人银行、大企业财务管理公司、企业年金、PE、VC等在上海落户，使上海成为新型金融机构的核心集聚地。健全人民币资产交易机制，不断完善人民币询价交易机制和做市商制度，积极探索境外人民币流动和交易机制，规范交易行为，建立健全人民币资产风险预警机制。鼓励支持沪港共建全球人民币资产中心，充分发挥二者互补、互动、互促作用。鼓励两地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以人民币计价或交割的各种创新型金融产品，推动建立沪港联动的离岸人民币远期汇率形成机制，促进沪港两地人民币金融市场协调发展。

(二)以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为依托，加快形成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功能

一是不断增强人民币资产定价权。一要稳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国家相关部门指导下，大力发展人民币场内交易，推进人民币衍生品交易市场发展，完善中国国债市场无风险利率定价，推动各利率产品定价市场化，打造市场化的利率体系，为远期汇率合理定价创造条件。不断巩固和提高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作为人民币基准利率的地位。不断完善Shibor形成机制，扩大货币市场外资银行的参与度，提高Shibor报价质量和交易基础。进一步强化Shibor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充分发挥Shi，bor对各类人民币产品定价的指导作用。充分发挥浦东先行先试示范效应，建立人民币在岸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试验区，推动在岸人民币NDF交易市场发展。逐步向具备资格的法人银行放开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和外汇期权业务，积极稳妥引进境外金融机构参与境内人民币衍生产品市场交易，不断扩大境内人民币定价权影响力。

二是加快期货市场发展，提升大宗商品国际定价地位。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借助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线材、螺纹钢、燃料油、铜、铝、锌、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基础，不断提升我国贵金属、钢铁、有色金属、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积极争取原油等战略性资产的国际话语权。健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功能。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国有企业参与套期保值考核体系，加快推进企业会计准则与套保实务操作相适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审慎开展套保业务，稳步提高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金融风险的水平。鼓励上海期货交易所积极参与全球范围的交易平台兼并整合。探索对国外交易所的参股并购、全球交易终端设立以及合约互挂等业务。不断提高国际期货规则制定参与度与话语权。

三是大力培育和发展金融机构，发挥市场定价引导功能。加快推进传统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的有效对接。积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服务机构，建立健全金融服务方式和手段，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和服务能力，重点培育会计、审计、资信评级、法律服务等专业服务机构，形成完整的金融服务

产业链。增强金融机构市场定价研究能力，进一步发挥金融机构的风险过滤、产品创造、价值发现以及投资组合等功能，不断提升对全球资源的分配权和主导权。有序引进国外优秀金融机构，提升市场定价能力国际化、信息化水平，提升金融机构行业整体运行效率，增强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三)以不断提升金融运行效率为抓手，全力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清算中心

一是建立和完善人民币清算体系，夯实国际清算中心基础。推进人民币登记清算服务功能的整合，加快打造货币、证券、外汇、期货、黄金等金融市场间集中、统一、互连并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接轨的统一清算平台。加强证券、外汇、电信和银行内部基础设施之间的兼容性、关联性和应变性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外汇跨境支付系统及证券托管结算系统建设，加快全球各金融市场之间人民币支付清算业务的直通式处理。积极探索设立以上海清算所为中央对手方的人民币全球清算机构，推进构建多币种支付清算系统以及本币与外币支付清算系统之间的PVP(同步收付)渠道，加快完善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推动高效、优质、集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服务平台建设，形成全球人民币跨境活动情况的动态监测网络。

二是创新和优化人民币清算业务，提升国际化清算功能。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抓住跨境人民币结算扩大机遇，探索在上海设立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人民币全球结算体系。建立人民币和日元、港币、台币之间的交流机制，推动建立亚太地区银行间的清算和结算体系。增强管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能力，防范人民币大规模异常回流风险。加快推出与创新金融产品相配套的集中清算机制。推动银行间债券、外汇市场形成相对独立的专业化净额清算体系，为新型货币市场工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现金流支持结构性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清算服务，探索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路径，积极拓展创新金融产品的服务领域。

三是扩大清算市场开放度，提高清算中心国际竞争力。加快推进通过银行连接、数据转换连接、托管转账连接或系统全面连接，积极探索通过支付清算系统的跨国合并，以及在其他国际金融中心设立系统接入网点，实现人民币全球支付清算体系的联网。积极促进清算机构发展。鼓励国内优秀清算机构“走出去”，拓宽人民币全球支付清算工具和服务范围。积极引进国外优秀清算机构，加快与国际清算体系接轨，提高国内清算机构整体水平。全面提升监督和保障人民币全球清算基础系统和网络安全运行水平。探索建立收取交易保证金和抵押品、成立共同清算基金、扩充资本金规模等多层次风险防范机制，不断增强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的规模经营效益和风险承受能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