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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人伦,重道德,追求和谐,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内涵,也是现代医院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环境下,医院文化建设应传承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民本思想,把“以人为本”作为现代医院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古代哲学;民本;以人为本;医院文化
在医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先进文化已成为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指明了医院文化建设的方向。而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其蕴含的“民本”思想,不仅与“以人为本”的医院文化理念不谋而合,也为“以人为本”的医院文化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1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民本思想
中国最古老的一部书《尚书》中就已经提到了“重我民”,西周统治者周公则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成为早期民本论的代表。而系统阐述民本论思想的还要数儒家,在《论语》、《诗经》、《尚书》等古书中都有见诸。
事实上,中国古代哲学所体现的“民本”精髓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不谋而合,其核心都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即在“以人为本”的精神指导下,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领导方式、服务理念、行为道德规范等。[1]
2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民本思想对现代医院文化的影响――以安医大二附院为例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是安徽省改革开放30年来投资兴建规模最大的、三级甲等规模的现代化综合性教学医院。自开业以来,二附院以“仁爱、济世、良医、康民”为宗旨,将一切经营管理活动都围绕“人”来展开,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医院文化建设,为医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2.1 仁爱:中国古代哲学中“仁爱”是以“信”为基础,与理想相联系,始见于韩非子。对于医院来说,仁爱,就是要以病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以病人的满意为目标,通过增加服务项目、简化服务程序、优化服务设施、提高服务质量来营造人性化的就医环境。
2.1.1 规范制度维护患者权利:健全规范的医疗管理制度是患者权利的保障,也是弘扬仁爱的前提。为此,院领导十分重视医疗安全,明确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技术操作规范,建立健全工作例会制度、医护技能考核制度、医务查房制度、处方检查制度等,逐步提高医疗质量管理、医疗安全管理和医院感染管理的水平。同时,认真处理投诉工作,严防医疗投诉案件的发生。
2.1.2 细节关怀:服务重在细节,对病人的人性化服务,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如方便快捷的导医制度和预约制度能为患者节省大量的就医时间;明净温馨的就诊环境能为患者缓解紧张情绪;简单明晰的指示标志和合理的科室布局能为患者提供便利的服务流程,甚至包括病房建筑材料和色彩的选择也都应站在病人的角度上,尽最大努力满足他们的需求。
2.2 济世:济世,即救助世人。原义出于《论语•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古代曾有“悬壶济世”一说,颂誉医者以医技普济众生,救人于病痛。作为医院,除了应牢记“救死扶伤”的使命,也要时刻炳记一个非营利组织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将公益性作为医院文化建设的主旋律。[2]
2.2.1 支援济世:深入支援省内各个基层医院、社区和农村;定期组织专家义诊,为广大患者免费检查、答疑宣教;对兄弟单位结对帮扶,提供教学查房、学术讲座、技术指导等帮助,将服务和共赢的触角延伸到每个角落。
2.2.2 公益济世:组织开展大型公益性活动,如对白血病儿童救助的“生命小战士”系列活动,对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的“百千万白内障病人复明工程”等等,亲身履行社会职责,以实际行动践行济世理想。
2.3 良医:良医,即医道高明的医生,始见于《左传•定公三十年》、《论衡•率性》等。“良医”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主观上的“好学”,还需要客观上的“力行”。造就良医,医院需要积极培养“精益求精”的博学意识,重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只有医技精湛的良医才能赢得患者的信赖,才能保障患者的权利。
2.3.1 重视对“良医”的吸纳和培养:医院将人才视为发展的第一要素,以创建学习型医院为目标,制订人才吸引和培养规划,定期为员工提供进修学习的机会,着力提高整体素质,同时也满足了其自我发展的需求。
2.3.2 重视对“良医”的激励:为最大程度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医院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决策制度和院务公开制度,让广大职工真正参与医院管理,培养其对医院的归属感,用自觉行动来实践医院价值观和医院精神。[3]
2.4 康民
2.4.1 树立“康民”的目标:康民,即使民安康。关于如何具体落实民本论,《尚书》最早提出了“养民”、“康民”的方法。《诗经•小雅》和《论语•子路》也都有相关记载。由此看来,康民不仅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策略。对于医院来说,康民是医院和医疗卫生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也是医院和职工敬业的根本体现。
2.4.2 培育“崇德敬业”的职业修养:医院员工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实践者和创造者。“康民”目标的实现,需要广大员工具备崇德敬业的精神和素质。因此医院文化一方面应该强化员工的无私奉献、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知识创新等精神,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培养医务人员的竞争、信息、效益、发展等现代观念,以此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为每一位患者奉献出最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4]
参考文献
[1] 沙志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医院文化建设[J].中国医院管理,2009,29(5):32
[2] 宋争放.公益性――医院文化建设的主旋律[J].中国卫生,2009(10):87
封建礼教讲究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要求广大女性谨守传统女德,不能越礼。如《礼记・内则》中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1]“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2]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女性有时不得不走出家门,进入属于男性的公共领域,这必然与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产生一定的冲突。为了化解由此带来的矛盾,这时就会出现女子易装现象,女性打扮如同男性,以男性的面目出现。
这样易装后的女性在社会性别上暂时取得了“他”的身份,暂时拥有了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活动的合法权利。如最早进入文学作品的易装女性木兰,她易装从军征战,展示了女性的勇武精神。其事迹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与此相映的是,在南朝南齐时也出现了女子易装行为,如果说木兰其人其事有一定想象成分在内的话,娄逞则是一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女性。《南史》记载:“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此人妖也。阴而欲为阳,事不果故泄,敬则、遥光、显达、慧景之应也。”[3]娄逞的所作所为表明了女性不输于男性的政治才华。
由木兰和娄逞事可知,这时女子要进入公共领域必须易装。可见,此时“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相当严格。在这里,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虽然“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规范形成于先秦时期,但是,那时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分工并不如后世明显,因此,虽然政治等领域完全将女性拒之门外,但还是有一些社会活动允许女性参与。如女性从军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当时列国频繁征战,有时连女子也被编入军中,不能幸免,这是男性出于战略需要而对女性的奴役。《商君书・兵守》说:“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给徙徙之,不洽而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4]《史记・田单列传》中亦记载:“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5]这时女子并无易装和换回女装的问题。但是,这却成为后世文学中女子易装从军的肇端。
至秦汉之际,女性依旧允许进入军队,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与刘邦交战时,“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6]女子被甲,当与男丁无异,且平时应训练有素,方能迷惑楚军。但汉代以后,随着封建礼教的严苛和社会性别分工的严格,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女子从军被认为不祥,影响士气。《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李陵与匈奴作战不胜,“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后来“陵搜得,皆剑斩之。”[7]结果再战,大胜。但在特殊情况下,女子依然会出现在军队中,《三国志・武帝纪》载,吕布与曹操交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裴注引《魏书》曰:“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8]
此后,女子从军甚为少见。对此,吕思勉先生说:“后世女子罕从征战,偶有其事,人遂诧为异闻;若返之于古,则初无足异也。”[9]所以,后世再没有出现女性大量从军的事情,社会性别分工的严格使女性完全失去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女性必须改装为“他”才能具有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因此,南北朝时的木兰和娄逞不得不靠易装来取得男性身份。《木兰诗》的结尾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10]表面上是在为女性的才华张目,但是“辨雄雌”的标准是“雄”,女性是靠掩盖自身的生理性别换来行动上的自由。
女性依靠易装进入公共领域并不符合封建礼教的常态,女性易装行为在客观上打破了社会性别分工制度,是向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规范发出了挑战。因此,男权意识需要对其重新进行加工和改造,以期能使这种行为纳入传统道德的合理表述中。所以,在男权意识的观照下,木兰和娄逞一个受到赞扬,一个受到贬斥,她们的形象在后世的易装故事书写中变得意味深长。尤其是木兰形象,在后世的改造中已经远离了最初的文本意义。
在探究其中原因时,她们易装的目的不能不引起关注,木兰和娄逞都是主动要求易装,但是木兰易装的原因是可汗征兵时,父亲年老,且“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征战归来后的木兰尽管战功显赫,却依然愿意着其旧时裳。相比之下,以男权意识衡量,娄逞的易装动机就显得十分可疑,是无故而诈为男子。娄逞不甘自身才华被埋没的易装要求,实际上包含了朦胧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女性自我意识危害到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稳定,危害到了男权的利益,所以,她就被视为“人妖”,遭到了男权意识的责难。
因此,在对女性易装故事貌似客观的叙述中,包含着男权意识对其的改造,包含着在违背传统道德的故事中极力以传统道德要求的矛盾。男权意识对待木兰和娄逞的态度基本上成为后世易装女性的两极待遇。
自木兰和娄逞后,唐代成为女性易装较活跃的朝代,尤其是在唐前期,女性易装几乎成为一种社会风气[11],这时小说中也出现了女性易装的故事。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其在后世影响极大。至五代,王蜀出现黄崇嘏易装事,后与娄逞同被收入《太平广记》卷三六七“妖怪九”之“人妖”中,而在民间传说中几乎家喻户晓的祝英台事,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宋代张津的《四明图经》。此后,宋金元时期很少再见女性易装事迹,这与理学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文学作品中演绎的多是前代易装女性的故事。女性易装事迹重新出现是在明初,与前代不同的是,这时女性易装的目的已经是为保持贞节,沾染了明代特有的社会文化氛围。
不管女性出于何种原因而易装,这种行为都属于非常态的做法。因此,历史上关于女性易装故事的记载并不多,由于女性易装是对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反叛,男性文人大多也不会主动创作与虚构这类人物形象。他们对理想女性的表达自有其常规方式,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所以,至明代,进入小说作家视野的易装女性很少,多部笔记小说中反复记载的都是同一个易装女性的故事。但是从作品数量不少而易装女性很少的矛盾中,也可以窥见明代真实的两性文化原貌。
而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易装成了女性成就美好姻缘的手段,具有绝世才华的女性,同时也具有“三从四德”的传统女德,甘心伏于男性之下。即使对女性才华持颂扬态度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女扮男装的才女颜氏安排的结局依旧是换回女装,闭门雌伏。
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易装现象的记述,可以看出,扮成男装的女性具有不亚于男性的才华,这无疑对“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性别制度构成了严峻挑战,但是经过改造,这些女性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换回女装,相夫教子。而对于不愿换回女装的女性,则给予严厉的批判,称之为“妖”。
女扮男装实际上表明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在男权意识占主导的封建社会中,是绝不允许女性萌发自我意识的。对女性易装的评价标准是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的,并以此对她们做出符合男性利益的评价。封建礼教要求女性遵守女性性别规范,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活动,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又不断出现女性易装,走进公共领域的现象。男性作家在记载这些现象时,不得不对“她们”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男性对理想女性的一种另类表达途径,这是礼教的矛盾和尴尬。
参考文献
[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卷,第518页。
[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卷,第531页。
[3](唐)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卷,第243页。
[4]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1页。
[5](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卷,第2455页。
[6](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卷,第326页。
[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卷,第2453页。
[8](晋)陈寿撰、裴松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卷,第12页。
[9]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03-304.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转贴于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职院校《大学语文》重点讲授内容之一,对学生中文水平的推动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呈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我国传统文化在国内双重文化思想的冲击下,呈现了愈加复杂的发展态势。如何在双重文化视角下,促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文和国学研究学者的重要课题。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的环境,在保持古代文学基本思想的同时和现代化的文化思潮以及教学技术相结合,促进古代文学的传承和发展。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现实意义
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意义,我们首先要追溯到中国古代文学存在的历史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作为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的重点讲授内容,在历史文化的承载上和学生文学思想的发展上占据重要位置。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和文学文化的构成,失去了传承的历史感,一个民族的来路和精神将会泯灭,而失去了文学性,我们就很难寻找到中华文明形成中诗性的发展轨迹。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占据重要的基础作用。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文字依据和历史积淀。当前各大高校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现实意义的认识,存在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从知识层面分析,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学生掌握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和规律的重要支撑。是分析中国文学名家和作品的重要载体;二是从认知层面上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学生文学思想培养、文化素养提升、审美情趣发展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学生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并最终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二、双重文化视野下如何推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发展
双重文化实际上指的是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传承中有着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外来的西方文化则有着多样的表征和特色。当前在全球化大势发展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已经逐步进驻到我国国民的思想中。例如学生对古代中国提倡的“三纲五常”和西方提倡的“平等自由”的选择,绝大多数会选择后者。中华文明传统跪拜礼仪,也逐步被握手、拥抱所取代。并不是说这样的变化有什么不好,但是深入的研究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实际上正面临着逐步消融的状态。由此也可以看出双重文化视野下,必然也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教学传承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如何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继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中文教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一)继承和弘扬传统精神内核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际上在我国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春秋战国时期对西周《诗经》的征引,到汉朝时期将“五经”作为学宫,再到唐诗、宋词、清朝文学的发展,都显示出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存在价值。因此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双重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传统文学的精神内核,追求古代文学内容的本质。从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观点中[1],我们可以提炼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和生活年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刻地了解作者的思想表达和创作风格。同时教师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老师可以倡导学生多读古代文学作品,培养自身的文学修养,并深入了解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产生与作家之“志”相似的“意”才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学的思想和精神,才能将传统的语境和现代文学创作相结合。
(二)引进西方文学和教学理念
传统和历史并不是止步不前的,而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同样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也是如此。双重文化的影响发展已经是当前历史不可逆的一股潮流,我们不能阻止它的发展,所以就只能适应。实际上19世纪末,的开展,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是有用的。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教育理念的发展确实存在巨大的优势,对于古代文学教学首先在思想上,提倡传统精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引进西方文学,如金开诚先生所写的《系统论与文史研究》就深刻的揭示了这一观点。其次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我们可以融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提供可以感知的古代文学资料,提升传统教学的趣味性和新颖性。
(三)注重中西结合和情境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现代化双重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如果单一的沿袭中国传统文学精神或者摒弃传统理念让西方文化成为主流的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倡“中西结合”的方法。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保持传统的文学内容不变,利用西方自由、探究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的自主表达能力和思维发散能力。可以让学生在理解作品内容和思想后,阐述出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认知。其次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情境创设”,主要是因为当前古代文学的教学已经大大远离了当时的文学现象和作品产生的年代,学生根本不可能在思想上深入的追溯到作品产生的背景中。因此老师可以借鉴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和人物背景,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为学生营造当时的情境,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加深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认同感。
三、结语
我们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糟粕和精华并存的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也是如此,在当代教学环境中我们应该在坚守民族精神的立场中,重视双重文化的影响作用,积极的接纳外来的先进文学思想和教学手段,通过不断的调整和重塑,利用古代文学提高学生的文学知识积累的“骨骼”,用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作为文学认知提高的“翅膀”。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口语传播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相对漫长的时期,其自身的传播媒介也经历了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以及电子媒介等各个阶段。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具有不同的鲜明特点。在现今信息时代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也变得更加丰富。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传承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媒介
我们都知道,文学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对于文学产生的影响往往也是多维的。媒介的变化不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密切,与同一时期的科技、社会发展都具有一定的联系。每个时代文学的精神与面貌在媒介的作用下,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变化。在信息时代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传播媒介是口语。文学与口语的起源与发展历史都非常悠久。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媒介研究中,由于口语是依赖人身体的发声功能、口语随说随逝,其传播的过程会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很大限制,导致其传播的过程出现了传播范围小、传播信息数量少及传播内容变化大等问题。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分析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结合相关的材料,深入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及其特点,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意义及时代价值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以唱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分析中,以唱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是一种相对普遍的形式。以唱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主要表现在劳动人民生活中的吟唱以及群众有组织的进行的演唱两个方面。大多数时候,吟唱是由歌者随意表达内心情感而产生的,而演唱则是根据具体的曲目及场合进行的。《诗经》《楚辞》中的部分曲目都是人们演唱的重要内容。以唱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中,这两种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以讲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以讲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之一。以讲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主要分为讲学和辩论两种。在古代文学的发展中,讲学是通过发表言论把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周围听讲的学生,使学生更好的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而辩论则是指一种积极的思想交流活动,其内在构成是一种具有文学性质的交流活动。这两种方式,都为传播古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以诵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发展中,以诵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是一种相对正式的传播媒介形式。以诵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也分为吟诵和朗读两种。以诵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的发展,大多是在传播古代文学的音乐特征。通过吟诵和朗读的方式,将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口语宣传活动。以诵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对于优秀文化作品的传承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四)以说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以说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中最为普遍的一种传播媒介形式。以说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主要分为谈话和说书。谈话是创造文学的一种方式,也是传播文学的一种方式。通过谈话,可以创造和传承很多的古代文学作品,如《汉书》《论语》等作品的形成。一般情况下,说书是古代贵族子弟能够享受的一种欣赏和传播文化的方式。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的研究,对于传播古代文学的发展及进行现代文学的创作,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的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的内容及特点,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积极表现。综合研究工作表明,口语媒介的存在与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重视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研究,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曹萌.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28(05):13-18.
[2]郑艳玲.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J].当代传播,2010,(05):42-45.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现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古老的学科日受冷落,古典文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一度有所动摇,部分学生产生了古典已成过去,没有必要再钻故纸堆的想法,厌学的情绪有所增强,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的深思。而在反思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观念的落后和教学方法的陈旧,是导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滑坡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更新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意识,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才能激发出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古代文学这一学科其内容凝聚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其知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封闭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动性。说它稳定、封闭,是因为古代文学的基本框架、基本体系是已经成型了的。说它变化、开放,是因为对古代文学的诠释都会有那个时代的影子,因此,在挖掘古代文学课程中精华的同时,运用现代意识对古代文学进行诠释就成为本学科课程的主要内容。古典文学教学内容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古代作家作品的阅读,把握文学发展的进程。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指出与古人对话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然而古代作家生活的年代距离现代已经相当遥远,古人的思想观念、处世原则、文体形式甚至语言习惯都与当今现实生活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我们与古人对话的障碍不仅仅是文字上的。
在教学中找到一些至今也仍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切入,不失为消除障碍,进而激发学生兴趣的途径。例如讲授《离骚》以及先秦诸子散文,就可以把表现在屈原、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庄子身上各有侧重的那种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气概,忧世与愤世精神凸现出来,而这些正是当代知识分子依然承袭着的美德。可见知识分子阶层与它诞生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当今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质,正是士阶层某些特质的延续。这样便拉近了古代与现代的距离。学生会理出从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一条一脉相承的红线,从而理解了古人对“士”的种种解释,如“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曰士”,“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等等;也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弘扬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当今振兴国家与民族大业中的现实意义。在讲述古代文学作品时,要着重于对作品的现代阐释,发掘其民主性的精华和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突出对于现实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能运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例如《老子》有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我们不能只认为它是玄而又玄的玄学,其实这里含有宇宙形成的科学。试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摘要》中这样一段话:“(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样子?严格地说,什么也没有,就连空间或时间也没有。”这段话的意思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的认识竟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正说明我国先哲的高度思辨的伟大成就。《诗经》中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人这种提倡、崇尚、高度重视创新的思想正是推动我们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对此我们都要用现代意识加以阐发。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诞生、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无不包含着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动。我们也要把古代文学教学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的作用不仅在于阐明作者和作品原来怎么样,更在于阐明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或者说,通过教师运用现代意识,创造性的阐释、激活作品,使之与现实世界发生意义联系,并转换成一种精神滋养。这样,古代文学教学也就成为一个创造性过程,一个审美过程。例如,苏轼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传统的解释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反映了它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这个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有一位老师通过对此词的深入钻研,联系现实的人生体验,在讲课时着重分析了它的动人之处:一是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人生的缺陷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的深情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因为人生的缺陷难以避免,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由于教师注意用现代意识对古代作品作合乎情理的阐释,激活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古代文学课面临的教学困境中国古代文学是 中华 民族 历史 文化 的积淀 ,是 传统 文化 的重要 载体,有助于学生树立自信心、自豪感 ,具有深厚的教育意义。古代文学作品体现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以及人生睿智,对当代学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 义和借鉴价值。
然而 ,随着时代的进步 ,价值 观的改变 ,古代文学 因难 以发挥即时效应 ,而备受冷落 。一 些学 生片 面的认 为 ,占代 文学 只是些 陈 旧的东西,很难适应现代生活 ,应该多学些法律 、经济 、营销类课程 ,以满 足人 才市场 的需求 ,在 社会上 寻找立 足之地 。中文系学 生没 有读过 《诗经》、《论语》等重要的文化典籍,没有看完 《水浒传》等四大名著,许 多学生 只为应付考试 ,并没有通过 阅读来体味古代文学 的意 蕴 ,更有一 些学生 ,不知 晓学习古代文学的用途 ,这些现象都暴露 出对古 代文学课 程的社会价值 的群体 性怀疑。学生 的消极态度 ,导 致学生学而 无味 ,教 师教 而无趣 。由此培养出来的学 生只会死记硬背 ,缺乏创造性 ,缺乏对 民族 文化 的深刻理解 ,使古代文学教学 陷入 困境 。
.改革古代文学教学的建议由于古代文学教学模式一直遵循满堂灌 的旧式方法 ,从根本 上禁 锢了学生 的创新思维 ,加之教师知识 体系老化 ,阐释过于空泛 ,更 是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必须直面挑战,积极探寻改革之路,运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资源交流,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气息,提高古代文学的学科魅力 ,以发展的眼光研究古代文 学教 学 ,以当代人的目光审视古代文学教学,使古代文学教学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和激情 。
.1以听为主 ,激发学生学习欲 望“听 ”是基础 ,“说” 是提升 。学 生只有 愿意 听,听得懂 ,听到知识 ,才 能激发 “说” 的能力 。教师要结合现代学生的特点 ,以讲故事的形式为主,借助生动形象的体态语言,提高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让学生在爱听 的基础上提高学习欲望 。同时 ,增设讨论 课时 ,要学生对文 中的人物和事件发表 自己的感受 和想法 ,就感兴趣 的内容提出问题 ,老师和学生共 同探讨。
.2.详 细解读 ,培养学生感受能力教师的解读是一种传达的力量。学生通过教师的详细解读,用心灵欣赏作品,更深层次的体会作者对生命的感悟,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中文老师可以运用古今结合的解读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同时可以培养学生关爱他人、关心社会的自觉性 ,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 观、价值观起到 良好 的导向作用。因此在教学 中,可 以把古老的话题同现代故事联 系起 来 ,让学生从中得 到人生感悟 ,在感受文学作品的同时 ,对学生 的人生观产 生积极影响。2.3分析意境 ,训练思维,陶冶学生 高尚情操 。
意境指 的是客观生活 、景物与主观思想 、感情相熔铸 的产物 ,在 文学作 品中具体表现为情景结合 。它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 ,饱含着作家 的情感,特别能激发欣赏者的联想和想象,使欣赏者产生如身临其境的感受。教 师在教学 中,要注意带领学 生进入作品意境 ,仔细分析 ,让学生身临其境 的感受文中情景的交融,通过对作品的鉴赏,提升学生 的审美观。
.创新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对策.1传统与现代的教 学模式相结合在古代文学教学 中,传统教学模式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课堂上教师讲授是最主要的传统教学手段,形式单一,在课时紧张时,讨论课将被缩减 ,这一举措阻碍 了学生发挥学 习主动性 ,削减了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培养 。加之 ,部分教师教学观念老化 ,知识陈旧 ,对多媒体教学 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足 ,很难改变传统 的板书形式 ,学生对课堂教学缺少新鲜感 。因此 ,要改变当前古代 文学教学的困境 ,教师首先必须转变教学观念,引入新的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法,积极有效的解决古代文学 日益边缘 化的问题 。
.2应 用电子化古籍 ,与多媒体教学形成优 势互补古籍 电子化 已成为书记发展趋势 。采用多媒体教学 ,把电子古籍 和多媒体课件两者结合起来 ,不但可 以节省课堂板书的时间 ,还增加课 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 ,给教师和学生都带来 了巨大的方便。应用电子古籍和多媒体教学可 以快 速提高 学生古 文阅读 能力 ,增 加古代 文学 的知识性 、趣 味性 、互动性 ,同时为学生提供更多 的教学资料 ,有利于突 出教学重点。例如在诗词教学中,在屏幕上演示讲读篇目,配上背景音乐和优美画面,教师给予疏通与点拨 ,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教师可以增设 多媒体配乐朗读环节 ,用 以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 ,活跃课堂气氛。此外 ,教师也可以利用 多媒体创设 良好的教学环境 ,给学生放映与教学有关 的部分 片段 ,启发学生积极思考 ,参与讨论 ,从而完成教学任务 ,达到教学 目的。
二、将古代文学教学放到世界文学视野中
著名的文学研究者杨义指出中国文化若要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实现“外国文化的深度中国化”“、传统文化的深度现代化”和“现代文化的深度学理化”。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写教学中可以将之与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结合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文明历程、民族文化等元素,全面深入的探究古代文学。例如,可以将我国少数民族的史前神话和口头传说,与希腊神话比较解读。或结合弗洛伊德、荣格等著名学者的神话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神话,也可以将荷马史诗与中国古代史诗进行多方位比较,或结合萧兵、闻一多、叶舒宪等人的学术理论解读神话传说。通过这种全球视野下的对比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东西文明、文学的异同点,进而秉持公正、合理、有机、适度的原则,扬长避短,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提高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效率。
三、将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
目前,我国古代文学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和当前的人才需求来看,这种传统的讲授法虽然仍有存在价值,但必须加入新鲜元素,依据学生特点,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打破封闭的课堂形式。要时刻关注学生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为师生间的交流探讨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学生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所以,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除了革新讲授法,还要试用研究法、讨论法、指导法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并适时采用现代媒体技术,有机结合实践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采用实践教学法需要经历一个从尝试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可以先开设中国古代文学选修课,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理论与价值的了解,并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文学涉及到的作品和理论与现代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加大了学生的理解难度,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公选课中,可以综合运用听、读、练、讲、看等形式,并增设演出、诗歌朗诵、剧本创作等实践环节,构建创作实践课程体系。进而鼓励学生踊跃参加相关的朗诵大赛、剧本演出、诗词朗诵等古代文学实践活动。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背诵一些古代文学著名篇目。通过这些实践教学将教师与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会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和诠释古代文学理念。进而提高学生的知性解析能力、文字表述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合理引入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能力特点,优化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资源,引导学生了解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及时总结、梳理实践教学成果,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古代文学,在总结中系统探究该学科的知识体系。
四、将古代文学教学与考古成果相结合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提倡在中国古代文学科学教研工作中,综合运用考古发掘材料与历史文献两种论证法。目前,我国许多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一些古籍的存在。例如,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包含了《帛书周易》、《帛书老子》等,当然,学界对这些古籍内容尚有争议,但这至少有力的证明了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存在和价值。著名的考古学者李学勤先生对上海博物馆的《孔子诗论》、清华大学竹简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分析、归纳,使其成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学术依据。将这些考古内容合理引入古代文学课程,可以极大地拓展学生的文学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可以组织学生到蓝田猿人遗址、西安半坡遗址、高陵曹操墓、曲阜汉鲁都城遗址、安阳殷墟、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等著名的考古发掘地,实地考察和研究。增强学生对古文化的认识。
五、通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素质教育是时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贯彻素质教育的理念,就是不仅要传授学生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要让学生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了解一种精神、形成一种态度、达到一种境界。此外,还要让学生通过该学科的学习形成良好的习惯、能力、方法、品德、精神,并引导学生梳理终身学习的理念。而所谓的人文精神则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形成的主体社会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它关注人的尊严、意义和文化价值。它主要包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素养、体验能力等元素。古代文学蕴含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以素质教育理念为依据,弘扬人文精神,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要为学生讲解文学作品、作家生平、文学发展和文学现象,还要结合作品,让学生了解相关的时代特征、社会风俗、历史面貌,引导学生通过古代文学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增强自身的人文意识。进而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从课程构成而言,它应该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及相关的专题选修课程,这些内容组成相互补充,才能够体现出中国古代的文学面貌和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体系性。
然而,目前在大学汉语言文学院系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开设情况不尽相同:有些是分开开设的;有些是和《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合并学习的,却往往只配套发教材,仅作为文学史教学的补充或参考,并不独立开课。随着“全面发展,合理调整课程课时”要求的实施,针对当前《中国古代文学史》和选修课课时减少的情况,各专业院系普遍开始重视作品选课程,将其独立开设。但由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自身存在学术含量低,辅意味强的特点,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其都不重视。因此,本文即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独立开设的意义略陈管见,以为商榷,希望能引起更多汉语言文学专业师生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以共同提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水平。
一、为学习文学史进行铺垫和打下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进程,并从理论的层面分析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特点和探究不同朝代不同时期文学流派及现象的形成原因。按理来说,这门课必须要有充分的作品阅读量作为基础,具有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具体感知作为前提,才能真正掌握和领会文学史的基本知识、发展线索和价值评判。因此,《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应该承担《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准备和补充任务。由此,在教学设计中要注意“普遍性”与“代表性”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性”是指为了让学生在学习文学史前或与此同时,能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状况有一个直观且较为全面的把握,应该尽可能地选择多种文学样式的作品展示古代文学的基本状况,不必侧重理论性的分析与阐述。“代表性”是指作品选课程应该结合文学史课程的框架线索,结合各朝代文学史发展的特点,选择具有典型性的作品,为学习文学史进行铺垫和打下基础。
二、培养学生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门理论性课程,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往往侧重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所构建的框架下理解文学作品,比起读者个体对于作品领悟的美学感受,更加强调的是理论阐述和价值判断。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不能停留在词语典故的注释和内容理解的层次上,而应针对古代文学的特殊性,注重培养学生从优美的语言和形式入手、进而理解典型的意象内涵、把握细腻和复杂的情感、感悟独特的情境等等的感受能力,由此使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产生认同感和亲切感。另外,《中国古代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还要让学生掌握描述、分析作品的思维和方法,培养学生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的、有真切感受的表述能力,并以此为契机建立起古代文学的欣赏氛围,对培养学生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培养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
学习古代文学,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作品,少不了一定的文献检索能力,即对某一特定作品的相关材料,如史实、作家传记、古注、评论、其他有关作品等的索引、选择、理解能力。
古代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是它在某个或某些作品系列或时代背景中的关联性,它的精神意义也是在历代评论中累积而成的。所以,对于这些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往往特别依赖对相关作品和资料的掌握程度。理解字词,需要查阅《辞源》、《康熙字典》、《古代汉语字典》、《说文解字》等;了解写作背景,需要翻阅作者的生平及所处时代的史料;理解作品内涵,需要洞悉典故的出处和含义;了解作品的影响,需要涉猎历代后学对其的品鉴评语……教材中带注释的选录作品数量极有限,如果仅限于此的学习,一来是和文学史例举篇目重合,二来也远远未达到古代文学阅读应有的数量。最有意义的是,通过独立开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能够拓宽开放教育的模式,提高学生创新学习的水平。
基于本人这些年来对古代文学教学的感受,为了能够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应对目前古代文学教学困境,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改革,思路和方向可以不尽相同,但不能忽视的核心是应该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论学习作基础铺垫。与此同时,能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能力,广泛而深入地理解古代文学作品,这也将有利于解决学生毕业论文选题难、思路窄、缺乏理论深度的问题。只要我们能认真对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不仅仅是将其看作一门附属的课程,一定能改善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激发学生喜爱古代文学的兴趣,让更多优美的古代文学作品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Pay Attention to Significance and Tradition
――The New Thinking and New Design of Current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ZHANG Li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Abstract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us, in the university literature courses, it's an ancient tradition of strong foundation course, it has always been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courses, specialist courses. So the ancient literature curriculum long way to go, need to constantly explore and research.
Key words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double attention
1 古与今――强化古代文学教学的时代意识
古代文学作品能够流传至今,说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及不朽的艺术魅力。面对这些精华之作,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亦应该立足于今人,以今视古,使之植根于现实、关注现实。公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研究・史之史》一文指出:“研究的对象产生于古代,立足点和着眼点则紧贴现实。不仅是用今人的理论去分析古人的概念,才能够得出科学的认识与确切的评价;而且,也只有从现代思想与古代思想本质的联系里去发掘、去寻找,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①由此可见,古代文学研究也应该紧跟时代的脚步,也要与时俱进。
用当代意识创造性地发掘、阐释、激活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人文内涵价值,使之与现实世界发生意义联系,并转换成为一种精神滋养和审美愉悦。在教学中不仅要阐明作家作品原来的创作动机和本来意义,更重要的是要阐明文本的内在价值和对我们现实所产生的意义,从而拉近古代文学作品与我们现实生活的距离,以引起学生的强烈共鸣,达到育化心灵的效果。
用当代意识发掘、阐释古代文学作品丰富的科学精神,让学生在认识我国先哲高度的科学思辩和科学成就的同时,受到科学素养的浸润和启迪。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文、地理、物理、数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蕴含着高度的科学精神,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用当代意识去发掘、阐释它们,使学生从中受到科学精神的滋养与熏陶。
用当代意识发掘、阐释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超前意识”,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究古代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因而,在教学中,要使学生们充分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陶冶他们的性情,使他们能够更适应社会,更知道前进的方向。
2 源与流――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动态
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是源,古代文学是对古代文化的浓缩与精华,是流。古代文学的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要注意将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引入到课堂中来,同时更要注意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察源知流。
文学作品与文学传统。在传统的古代文学的讲述过程中,我们关注的是对一部部作品的解读,将每一部作品的内容、艺术特色阐释的很全面,但往往忽略了文学作品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不是横空出世的,是有着长久的文化传承的,正如弗莱所说“诗歌只能产生于其他诗篇;小说产生于其它小说。文学形成自身,不是从外部形成:文学的形式不能存在于文学之外。”②说明后来的文学艺术的样式是来源于原始的文学艺术的样式的。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文学传统的挖掘。如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鬼魂”文学的创作始终不绝如缕,“鬼魂以幻象的形式出现”,人死时脱离肉体的魂幻化为鬼,在人死亡之后继续存在和能够独立活动的灵魂常常被称作鬼魂,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活动。这种来源于人对未知力量恐惧的鬼魂形象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鬼魂文学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但是,鬼魂文学与鬼魂文化又有着本质的区别。鬼魂文学是借助鬼魂文化所进行的新的艺术想象和新的艺术创造。鬼魂文学中的鬼魂形象已经不是原来鬼魂文化中的鬼魂,而是作家以全部生命热情和潜意识投射而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因此,这一类文学创作是植根于先前的文学传统的。
文学与文化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在文学研究坚持自身研究的前提下,文学的文化研究成为历史大的发展潮流。“文学研究的定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微观上讨论某一部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个性、景物相衬、因果关系,也不局限于从宏观上探讨某一历史时期出现哪些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即不仅是直接孤立的分析文本的语言特色和文章结构,亦不是间接的从某一作家的家庭背景或社会环境的角度去考虑对其创作的影响。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是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下产生出来的,而且还有意无意的接受它学科的‘渗透’和‘融合’。因此文学研究必须透过传统的视野,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剖析研究” 。③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注意打破时代界限,通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发展的流程,从而贯通古今,梳理出文学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历程,寻找到后来文学创作的源头和模式。当我们讲述前一段文学时,一定要注意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当我们讲述后来的文学创作时,也要时时回顾先前的文学,寻找到其原型发生、流变的脉络。④文学创作总是遵循一定的模式、传统来进行的。只有在大文化模式、文学模式的统摄之下,我们才能发现文学源远流长的文化河流,才能真正做到查源知流。
文学作品与文化语境。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教学模式中,我们注重的是文本的字、词、句和段的解释,只是单纯地就文本解读文本,很难或根本不可能揭示文本的真正意义。在以往的《诗经》的讲授中,教师们非常注意《诗经》的“诗教”作用,或者只是单纯的强调《诗经》“赋比兴”的艺术手法,脱离当时的文化语境,以儒家的经学家的思想来解读《诗经》的篇章,沿袭前人的观点,不加深入的追究与思考,就可能会断章取义扭曲其原本的含义。《诗经》中许多与爱情相关的诗作如《关雎》、《莒》等都有有关“采摘植物”的描写,爱情与采荇菜、采莒等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为什么会把它们组接到一起,难道仅仅是“兴”的艺术手法吗?只有我们冲破历代经师名儒们的“政教”、“诗教”的迷雾,将《诗经》与当时的文化语境联系起来,才能寻找到正确的答案。从文化阐释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植物都是女阴崇拜的象征物,这些诗是古人生殖崇拜、祭祀仪式、宗教仪式的一种文学性的记录。只有把握了这种文化语境,才能真正理解《诗经》的深刻内涵,也才能使学生们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努力还原当时的文化语境,将文学文本放置于文化语境之中予以解读、阐释,做到知源查流,真正揭示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一个新的重要任务。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如影随形,血肉相连,很难剥离。文学既是某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的产物,同时还忠实地再现了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因此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既是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体会古人的生存智慧的过程,也是建构自己的生存智慧的过程。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既要注意挖掘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更要注意在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化传统之中去揭示每一部作品的深刻内涵与意义,将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引入到教学中来,真正提升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
本文章为“破学科与跨文化――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教研项目的结项文章,项目编号jsjy200944
注释
①公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研究・史之史.文学遗产编辑部:百年学科沉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