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4 16:48:01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学实证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1.论文之封面、封底纸张一律为金黄色云彩纸,论文限横式书写,平装套印,书背需以楷书体印注校名、所别、题目、著者姓名及学年度。
2.论文须加英文题目页及五百字以内中英文摘要页(格式参阅附录)。
3.正文一律以12号细明体打印,行距1.5,章节标题分别为24、18号,但字体不拘。封面及中文题目字体一律使用24号楷书。英文题目限用TimesNewRoman18号,姓名及其它14号(格式参阅附录)。
4.章节标题置文页中央,如「第一章绪论、「第二节小结,避免使用「壹、「贰、「参大写字样。子目请依一、(一)、1、(1)、A、(a)之顺序标明,置于文页左方。
5.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均空三格,直引原文时,短文可径入正文,外加引号。如所引原文较长,可隔行另行抄录,每行之第一字均空三格,若分段落,段头再空两格。
6.附注一律列于文页下侧,并以半页横线与正文隔开,附注开头不空格,行距缩小为1,字体限用细明体10号。
7.图表限用阿拉伯数字排序,标题字体得异于正文,但其下方之说明或注释,字体格式同附注。
8.论文页码自摘要页起用罗马字i、ii、iii表示,正文起用阿拉伯数字。页码列于文页下端正中央,字体大小同正文。
9.论文内容次序规定如下(不适用者可略):
(1)考试合格证明(2)中英文题目页(3)中英文摘要
(4)谢辞(限2页以内)(5)正文目录(6)表目录
(7)图目录(8)符号(9)正文(10)参考文献
(11)附录(12)履历或自述
(二)注释体例:
本所为求论文格式一致,特作以下规定:
1.所有引注均须详注出处;如引注系转引自其它书籍或论文,则须另予注明,不得径录引注之注释。
2.无论在正文或注释中,凡书籍、杂志、报纸之名称均须加书名号(《》);如为西文著作,则在书名下划一横线或用斜体字区分。文章名加篇名号(〈〉);引用文字加引号(「);如为西文着作,则加(“”)标记。
3.注释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或用上移方式标示,或用括号方式如:「(注1)。采用后一方式时,应列于标点符号之后,且和正文字体同大小。注释内容则列于文页之下端,字体应稍小。格式如下:
(1)专书
a.中文书籍:作者名:《书名》,(出版地:书局,版别,
年月),页x-x。
b.西文书籍:Author’sfullname,CompleteTitleofBook
(Placeofpublication:Publisher,Edition,Year),p.xor
pp.x-x.
c.翻译著作:Author’sfullname原著,译者:《中文书名》
(EnglishTitle)(出版地:书局,版别,年月),页x-x。
(2)论文
a.中文论文:作者名:〈篇名〉,《杂志名》(出版地),x卷x期(年月),页x-x。
b.西文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Article,”Name
ofJournal(Placeofpublication),Vol.x,No.x
(Month/SeasonandYear),p.xorpp.x-x.(周刊、双周刊
须加注日期)
c.学位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sis”,Ph.D
dissertation,HarvardUniversity,June1998.
作者名:《论文题目》,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6月。
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d.研讨会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Essay”,Nameof
Conference,Place,Month,andYear.
作者名:〈论文题目〉,会议名称,地点,年月日。
e.研究计划报告:作者名:〈计划名称〉,委托机构名称+计划(年月)(编号)。
(3)报纸
a.中文报纸:作者名:〈篇名〉,《报纸名》(出版地),年月日,第x版。(如为一般性新闻报导,可略去作者名和篇名。)
b.西文报纸:Author’sfullname,“TitleofArticle,”Nameof
theNewspaper(Placeofpublication),Date,p.xorpp.x-x.(4)第一次引注须注明出处之完整数据(如上);第二次以后之引注有两种格式:
a.作者名:书名(或〈篇名〉,或特别注明之〈简称〉),
页x-x;
b.如全文中仅引该作者之一种作品,则可更为简略,即:作者名,前引书,页x-x。
c.翻译作品第二次出现时只列中文部份,并依中文著作处理。
(5)网站资料
a.中文论文:作者名:〈篇名〉,《杂志名》,x卷x期(年月),页x-x。网址:可直接浏览此文章之网址(浏览日期:年月日)。例如:
连文荣:〈我国对外商品贸易整体分析〉,《中华民国台湾地区贸易趋势预测季刊》,第21期(2001年11月)。网址:trade.gov.tw/trend/trend_index.htm(浏览日期:2002年8月12日)。
b.西文论文:Author’sfullname,“TitleoftheArticle,”Name
ofJournal(Placeofpublication),Vol.x,No.x(Month/SeasonandYear),p.xorpp.x-x.Website:detailedwebsite(viewdate).例如:
Irwin,A.Douglas,“CausingProblems?TheWTOReviewofCausationandInjuryAttributioninU.S.Section201Cases,”NBERWorkingPaper,No.w9815(July2003).Website:/papers/W9815
(viewedonJuly3,2002).
c.机构名称:〈篇名或网页〉,网址(浏览日期)。例如:经济部国贸局:〈我出口产品在主要市场之竞争力-2001年〉,网址:trade.gov.tw/trend/trend_index.htm(浏览日期:2002年5月12日)。或是西文例子:
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BankingonGrowth”(London:EIU,January16,2003).Website:/financ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541253(viewedonApril13,2003).
d.中文报纸:作者名:〈篇名〉,《报纸名》(出版地),年月日(如为一般性新闻报导,可略去作者名)。例如:
中时电子报:〈加入WTO新纪元-契机与影响〉,2001年11月30日。网址:.tw/special/wto/0_3.htm(浏览日期:2001年12月2日)。或是西文例子:
Fischer,Stanley,“BreakingOutoftheThirdWorld:India''''sEconomicImperative,”IndiaTodayConclave(NewDelhi,India,January22,2002).Website:/external/np/speeches/2002/012202.htm(viewedonOctober13,2002).或是
CNN,“GermanEconomyStalls,”January17,2002.Website:/2002/01/17/international/germany(viewedonMarch3,2002).
4.英文书名及期刊论文之名称,除介系词如of,fo本论文
整理提供
r及指示词如a,the以外,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但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不论何字,皆须一律大写。
(一)竞争是什么
在学生的课本上,想要找到关于竞争的的章节是很困难的,而出现竞争方面的教程一般只存在于高校的经济方面和法律方面的教程。竞争正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活动,他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竞争拥有着社会性、胜负性以及冲突性。
(二)什么是竞争意识
意识是人的头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思维、感觉和各种心理过程的总称,竞争意识就是竞争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并对人的行为进行支配的一种特殊的心理思维活动过程。本文的竞争意识是包括本人的竞争状况意识和对竞争本身的意识,还有对竞争结果的承受能力的意识。
(三)竞争意识的意义
竞争意识的产生拥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它能让人的精神状态振奋,努力进取。促进做事的效率和社会的发展,是现代人或者团体,甚至国家都不可缺少的一种积极心态。
(四)竞争意识培养的提出
在当今社会,竞争越来越强烈,技校学生作为一股即将踏入社会的力量,已经到了非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不可的地步了,无论是从个人的发展角度来说,还是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讲,我们培养的的人才都必须要具有健康的竞争意识,要让他们充分认识到竞争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做好了对他们竞争意识的教育,他们才能真正在社会上站稳脚步,力争上游,不甘落后,绽放他们活力和激情的火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对本校学生的竞争意识的培养,以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五)竞争意识培养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和国力的竞争愈加猛烈,任何一个国家都将无可争议地卷入竞争这个漩涡中,竞争已经成为一个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而随着21世纪中国加入“WTO”以后,更是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界的许多挑战。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对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就有着充分的必要性。
二、造成学生竞争意识淡薄的原因
(一)当前学生中独生子女过多
当前的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过惯了娇生惯养的生活,他们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从小就对竞争这一现象没有深刻的认识。在技校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的学习不够用功,动手能力差,遇到困难时还缺乏主动性以及必要的冷静和沉着。对事没有主见,缺乏进取的勇气和束手无策,从而表现出害怕困难,听天由命的现象。
(二)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和主动性不足
技校的学生在目的性方面较差,对自己的学习没有目标,不能合理地对自己的学习做出规划和找出好的学习方法。同时技校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足,随着他们的长大,他们的视野也不断扩宽,技校学生在社会的待遇,让他们的思想陷入极大的矛盾当中。而这样的事实就造成技校学生对学生学习对学习缺乏主动性,面对社会竞争的压力,他们也不能够充分的找到自己的不足,找不到人生的坐标,不能根据时代要求来对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进行更新。同时他们缺乏勇气和信心,没有脚踏实地的精神,甚至一些人还陷入麻痹当中、让自己随波逐流,深陷在这个沼泽中。
(三)学校方面的因素
学生的竞争意识淡薄和学校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学校的课程设置、教育理念、成绩考试考核、学生评价、教学手段等多个方面都对学生的竞争意识的培养和提高有着不好的影响。
比如在教育观念上,很多技校教育的观念上的落后,导致他们的教学上以知识的传授为主,重视理论的传授,对方法和能力的培养方面不够重视;在教育手段上,他们重视课堂的教学和灌输,对课外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不重视等等;在在这种教育观念和手段上,一些课外的能力就被忽视了,而竞争能力就在此列。
三、如何进行学生的竞争意识的培养
(一)树立学生正确的竞争观和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的关键在于搞懂利己主义和的个人正当利益差别。正当利益是个人发展和生存的正当需要,是通过正当的符合社会道德原则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的方法,在不损害他人或集体的理由的前提下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利己主义的做法就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对其他东西都一律无视,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损害所有人、集体以及国家的利益。这两种中谁都看得出孰好孰坏,但当真正面对一些巨大的利益时,很多人都会忍不住选择利己主义,而在学生的教育中,作为班主任就要把好这个关,树立他们的正确竞争观,教育他们立足岗位开展争当的竞争,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效果,让他们的才能在以后得以充分的发挥。同时要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心理素质的提升能让他们在面对巨大利益中也能做到不动心,用正当的方法获取想要的利益;同时心理素质的提升还能让他们在竞争失败后能够勇敢的再次站起来。
(二)发挥班主任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但要传授学生知识和技能,还要进行学生思想教育和培养学生适应能力的教育,竞争意识作为一个新时代人才的必备素质,教师对学生的竞争意识一定要精心培养,进行淳淳教导。而班主任作为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进行的直接负责人,就更应该做好着方面的教育。班主任要利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办法,用一些名人名言和一些现实中有关竞争的实例,以及往届本校毕业生中一些典型的实例对学生进行教育,时时刻刻对学生的竞争意识加以强化,让他们深刻认识到竞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其做到学生的内化,让他们在潜意识中形成正确的竞争意识。
(三)用校内活动对学生的竞争意识进行强化
班主任可以联合其他的班集体,或者是一起向学校申请组织一些校内活动,例如演讲比赛、辩论赛、球类比赛、校园歌手比赛等一些带有竞争色彩的活动,同时积极组织班里的学生主动参加这些比赛,这些比赛可以让学生的热情和竞争意识得到空前的增长,对学生形成正确的竞争意识有着很好的效果。同时还能带动学生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可谓一箭数雕。
但在组织这些竞争性竞赛活动时有些地方一定要注意:
1.活动不能过多,要做到少而精,否则会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才能让活动达到预期的效果,让学生形成竞争意识的同时促进学生想学习。
2.在组织时要选择学生自己有兴趣的活动,同时结合学生的能力和特点,考虑到学生的能力大小和知识水平。
3.在组织活动之前要对活动的内容和要求有充分的了解,对活动内容进行精选,不能为活动而活动,最好是针对学生的某些现象同时结合他们的专业进行组织,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和竞争意识的效果。同时还可以促进一些学习不好的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达到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的效果。对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等一些学生组织要做好监督工作,使活动能够真正拥有培养和加强学生竞争意识的效果。
4.在竞赛活动的过程中,不但要注意注意参赛的人员,同时要对注意群众,活动的进行要让参赛的优秀选手脱颖而出,让他们的才华得到足够的展现,同时又要让大部分的群众也能参与到活动中去。这就要求班主任要特别注意和鼓励班上的那些性格内向,平常不大活跃的学生,让他们也参与到这些比赛中去,这些做法的实施,对学生竞争意识的培养有着良好的效果,同时对班主任发掘学生的才能有着巨大的帮助。
(四)发挥学校管理机制的作用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ñ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一、关于使用价值统一度量可能性的争论
长期以来,人们被使用价值复杂的表现形式所迷惑,看不到它们在深层次上的统一特性或通约性。许多人认为不同形式的使用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因而根本不可能进行统一度量。有人甚至声称自己用“逻辑论证的方法”在理论上完全否定了统一度量的可能性。
人们之所以会否定使用价值统一度量的可能性,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1.使用价值主体特性的不确定性。它是指事物对于不同生理、心理和精神素质的使用主体将表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事物对于同一使用主体的不同生理、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变化状态也将表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主体特性决定了任何事物的使用价值会随着使用者素质和状态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2.使用价值客体特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指不同品质特性的事物对于使用者将表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事物的品质特性是复杂多样的,可以分别用物理的、化学的或数学的方法来描述和度量,如物体的几何尺寸可用“米”来度量,质量可用“千克”来度量,化学能量可用“焦耳”来度量。
3.使用价值介体特性的可变换性。它是指事物对于不同的环境条件将表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对于同一环境条件下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区域内也将表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介体特性的可变换性,使事物的使用价值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
4.主观使用价值与客观使用价值的不同步性。它是指主观使用价值总是或多或少地偏离客观使用价值。主观使用价值是客观使用价值的主观反映反映,其大小受个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因素的影响,必然会随着人的欲望、感情和情绪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事实上,使用价值的以上四种特性只能说明使用价值的复杂性,而不能说明使用价值不能进行统一度量。
二、使用价值判断的客观标准
评估事物价值的标准称之为价值判断标准。如果以主体的意识、欲望、感情和情绪等因素作为评估事物价值的标准,称之为主观价值判断标准,它是客观价值标准的主观反映。然而,主观价值判断标准是否受一定客观前提和基础的制约?在主观价值标准后面是否还存在一个决定它们的统一的、科学的、客观的标准系统,即“标准的标准”?这个问题不仅是价值理论也是整个哲学中最困惑的问题之一。目前的价值理论存在三种主要错误倾向:①完全否定价值判断标准的存在;②只承认主观价值判断标准,完全否认客观价值判断标准的存在;③虽然承认客观价值判断标准,但无法找出这个隐秘在深层的“标准的标准”,或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认识和掌握它。完全否定价值判断标准的思想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它把价值现象看作是一种虚拟的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它更看不到价值判断标准的存在。数西方哲学家认为,人们的评价和价值判断标准都超不出主体的意愿和观念,此外并无客观基础。他们甚至通过“逻辑的论证”指出,一切评价标准的前提都是一个“应该怎样”的主观假定,它的终极前提也只能是这样的假定,要想通过指出其客观基础来解决问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罗素语),从而从根本上否认客观价值判断标准的存在。些学者认为,主观价值判断标准与客观价值判断标准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区分的。主观价值判断标准实际上只是主体头脑和意识中的“应该”和“想要”;而客观价值判断标准则是主体的现实存在、结构及其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和能力,即主体真实的“需要“和“应该”,这个客观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存在决定意识和实践检验思想的方式,决定和制约着主观价值判断标准。然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客观价值判断标准,目前的理论界争论甚多:有人认为“主体需要和外部现实是价值判断标准的客观基础”,有人认为“主体的利益是价值判断标准的客观基础”等等。事实证明,上述的“客观标准”并不是最基础的,那么,这个最基础的客观标准,即“标准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根据拙著《统一价值论》的“最大本质力法则”可知:人类主体的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衡量任何事物对于人类主体的价值大小关键要看这一事物对于维持和发展人类主体的本质力所产生的影响程度。由此得出:
价值判断的客观标准:判断任何事物对于主体价值的客观标准是主体的本质力,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个人劳动能力(即判断事物对于个人的使用价值大小,要看该事物是否有利于维持和发展个人的劳动能力),对于集体来说就是集体生产力,对于社会来说就是社会生产力。
三、使用价值的统一度量
使用价值可分为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两大类,每一类分别针对着不同的人类主体,服务于不同的客观目的,因而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其中,生活资料是服务于个人消费过程的,其使用价值是以个人劳动能力为评价标准;生产资料是服务于集体的生产过程,其使用价值是以集体生产力为客观评价标准。
1、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统一度量。由于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称为“单人集体”,而把它归为集体的范畴,因此“纯粹的个人”只与生活资料相结合,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只针对个人而言,只服务于个人的消费过程,以维持和发展个人的劳动能力。根据《统一价值论》,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首先通过消费过程转化为人的劳动潜能,再在劳动过程转化为劳动价值,构成个人的劳动能力,它对个人劳动能力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劳动潜能的产生数量,即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取决于它在人的消费过程中所转化的劳动潜能。人的劳动潜能可分为四个基本层次或基本类型:温饱类、健康与安全类、自尊与人尊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其中,温饱类劳动潜能可用标准食物所含的生物化学能来表现,后一类劳动潜能都可折算成一定数量的前一类劳动潜能,因此所有类型的劳动潜能均可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温饱类劳动潜能,因此所有类型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均可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标准食物能量。由此得出:
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度量法则: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取决于它的消费对于个人劳动能力的影响程度所等效的标准食物能量。
2、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统一度量。所有形式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它本身不会产生增值,在正常情况下,只能以折旧的形式逐渐地、分批地将其使用价值等量转移到生产系统的产品之中。生产系统的产品可能是生产资料,也可能是生活资料,由于任何生产系统的最终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地生产更多更好的生活资料,因此任何生产资料使用价值最终都会转移到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之中,从而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由此得出:
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度量法则: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取决于它在生产过程中以折旧的方式最终所转移的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量。
四、使用价值度量的基准尺度
由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而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又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食物能量,因此食物能量可以成为使用价值的统一尺度。为了提高使用价值度量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就必须增强这个统一尺度的稳定性、可靠性和确定性,就必须对它进行一系列的严格规定,以确定一个使用价值度量的基准尺度。
在“负熵与价值”一节中提出了“标准有序化能量”的概念,主张采用一种标准化的食物作为有序化能量的基准尺度。由于广义有序化能量(即价值)是以有序化能量为基础的,而使用价值又是价值的基本形态,因此可以采用标准化的食物作为价值或使用价值度量的基准尺度。
1、使用价值度量的基准尺度(食物能量):将特定的产地、品种、耕作方法、贮运方法、等条件规定的大米(或面粉),定义为使用价值度量的基准尺度。
为了提高使用价值度量的方便性、灵活性和适用性,还需对这一基准尺度进行必要的补充。
2、使用价值度量的第二基准尺度(贵金属):由于某些贵重金属(如黄金、白银等)具有较稳定的物理与化学特性、较好的可分割性和易贮运性、较高的使用价值密度等优点,因此可作为使用价值的基准尺度的替代物,即“第二基准尺度”,来弥补基准尺度的不足。
3、使用价值度量的第三基准尺度(货币):符号的流通与运算要比实物的流通与运算方便得多,灵活得多,因此可以选取一个使用价值基准尺度的法定货币符号作为第三基准尺度,来代表使用价值的基准尺度或第二基准尺度,如人民币元、日元、美元等。
4、绝对价值尺度: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除了普遍采用法定货币(如人民币元、美元、日元等)和黄金等相对价值尺度以外,还没有确立一个真正的“绝对价值尺度”,这个“绝对价值尺度”必须具有高度的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精确性,既不会随着社会历史时期的变迁而改变,也不会随着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波动而转移,更不会随着各种经济事物的兴衰而动荡。而解决这个问题,是经济学的发展最终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不仅是经济学也是所有社会科学走向自然科学化(即客观化、严谨化和精确化)的必由之路。食物能量、贵金属和货币都不是绝对价值尺度,电能由于具有应用广泛性、生产规模性、高流通性、可转化性、易分配性、可贮存性、价值稳定性等特点,最有希望发展成为绝对价值尺度,经济学界最有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世界货币体系——世界元。
五、使用价值的分量
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来探索事物的使用价值,可以更深刻地发现其内部联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事物对于另一事物的影响同时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内部因素,即一些内部因素起促进作用;另一些内部因素又起阻碍作用。根据这一观点,事物在向主体的本质力提供动力的同时,又对主体的本质力产生一定的阻力,或者说主体在接受某些功能服务的同时,还需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者需要耗散一定的功能特性。例如,生物为了从食物中获取生物化学能,就必须花费一定的食物能量来维持运动系统、消化系统等组织与器官的工作。为此,可以把使用价值分解为两个分量:功能价值与耗散价值,它们分别用于描述事物内部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对于使用价值的影响程度。
功能价值:事物内部所有积极因素对于主体本质力的影响程度称为功能价值,用Qf来表示。
耗散价值:事物内部所有消极因素对于主体本质力的影响程度称为耗散价值,用Qh来表示。
使用价值:事物的功能价值与耗散价值之差称为该事物的使用价值,用Qu来表示,即
Qu=Qf-Qh(2-25)
使用价值反映了事物对主体本质力的绝对影响量,它已经扣除了本身的负面效应。由于耗散价值可以看作是负值的功能价值,因此使用价值可以看作是所有正负功能价值的代数和。
对使用价值进行分解后,人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事物对人的生存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使用价值为零。例如,水分、空气、阳光等自然界的事物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但人类在吸收和利用它的过程中需要耗散另一部分功能价值,当事物的耗散价值等于功能价值时,其使用价值就变为零。根据“使用价值的边际效用规律”,事物的功能价值随着主体对它的消费速度的增长而下降,当消费速度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其功能价值趋近于耗散价值,该事物的使用价值就趋于零。由此得出“使用价值零值定理”。
使用价值零值定理:当事物的供给速度或消费速度足够大(即不稀缺)时,该事物的使用价值趋于零。
根据该定理,一些不稀缺的自然资源由于其供给速度和消费速度很大,其使用价值必然为零。另一些稀缺的自然物之所以具有使用价值,是由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挖掘出它的功能价值。例如,人如果没有学会对火的利用,煤炭就不具有功能价值;人如果没有学会对金属的冶炼,铁矿永远也不会具有功能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自然物提高了功能价值,并使其使用价值突破零的界限,从而诱导人类不断增加开发速度、生产速度和消费速度。但是,随着人类对这些自然物的生产规模和消费速度的不断增长,其边际功能价值又重新回落,并趋近于其耗散价值,从而使其使用价值重新回到零状态。当然,也有一些自然物的使用价值在回到零状态之前就已经消耗怠尽。
城市竞争是指城市政府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决策制定、制度组织安排来不断吸引外部生产要素投入和促进经济系统内部相互作用,使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城市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各城市政府之间的竞争,城市政府通过对城市未来发展方向的控制、对经济发展政策如城市规划、地方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人才流动政策的制定,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来确定城市竞争能力的发展方向。正是政府间这种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竞争,加剧了城市竞争的力度,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城市化进程。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在这个地区,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把各类城市连为一体,形成具有不同层次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竞争在同一层次的城市间广泛存在,如广州和香港在1999年的建设科技城和数码港的计划,广州与深圳的会展策略,东莞、顺德、南海、中山吸引外资的政策与措施等等,正是由于这种竞争,珠江三角洲内的各城市在区域条件较为相同的情况下,通过产业的集聚与专业化分工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和主导产业,在同一层次的城市中形成具有差异性的城市发展性质,东莞是国际性的加工业基地,顺德是国际性的家电生产基地;在顺德的容桂镇是全国空调器生产基地,北窖镇是全国的小家电生产基地;东莞的虎门是国际性的服装生产基地,中山的沙溪是国际性的休闲服装生产基地。
珠江三角洲城市间竞争的效用是使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运作效率不断提高,珠江三角洲城市间的良性竞争使社会资源得到了较合理的配置,城市之间通过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来相互促进发展,在竞争中为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带来机会。城市政府之间的竞争大大促进了城市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外资的吸引、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思想解放和制度的创新,加快了对外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珠江三角洲城市间竞争也存在着过度竞争的现象,如90年代为追求低成本的土地而出现的过量的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展,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
二、城市间竞争产生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
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的载体集聚了各种企业和人口,从理性的假设来看企业总
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人口总是追求居住的效用最大化,若长期来看,以追求最大化的利润与效益为目的,企业和人口是可以在城市间移动,因此城市面对是大量的可移动的生产要素,如资金、劳动力、技术等。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发展是一种在外资驱动下的城市发展过程,这使得城市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单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经济不断的受到制造业向成本低的地区转移和服务业在区域内重新布局的影响,不断的产业和技术的变化把城市带入到了经济竞争中去。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发展正是受益于这个过程。
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珠江三角洲担当的是产业链中生产基地的脚色,推动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工业大都是具有成熟技术的制造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种类型的企业在区位选择的要求是劳动力、土地、交通费用的低廉。由于珠江三角洲长期的基础设施投入使得地区的对外交通、通讯和各种城市设施十分完善,在珠江三角洲约3000万的外来劳工使得城市劳动力市场价格十分低,由于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市场是向全国开放的,全国约3亿的剩余劳动力为低价格的劳动力供给提高了保证,因此,在三角洲的各城市在除了地理位置的不同外,发展条件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面对流动的生产要素,城市间不得不通过激烈的竞争来吸引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并充分挖掘城市的比较优势,不断地改善自身在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2、地方政府的推动
从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以来,中央政府不断地实施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化的改革,包括地方管理权限、财政、投资、开放等领域的政策与体制变化。这种改革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有了经济发展的自,并承担起推动经济发展和地区综合实力提高的责任;另一方面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脱离了计划式的资源流动与配置,使政府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寻求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争夺稀缺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要素。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珠江三角洲,各级地方政府以地区的中心城市为基点,不断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由于土地和城市基础设施是在政府的管制下的生产要素,具有不可流动的特性,在交通费用和劳动力等成本都较为一致的情况下,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和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大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以形成土地在价格—质量的比较优势,把流动的生产要素固定在自己的地区。因此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责任转变为任何吸引流动的生产要素,在生产要素稀缺特别是资金稀缺的情况下,政府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
三、城市间竞争的理论模式
1、供给指向型的竞争
当城市化到一定的阶段,城市的深入发展取决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即是城市能否有能力吸引额外的生产要素,这种能力就是城市供给基础,它包括城市的物质技术基础、城市投资的集聚程度、城市投资的经营环境和基础设施状况。
建立有效的城市供给基础,可以降低城市的交易成本,不断的吸引生产要素的集聚,如吸引企业的迁入增加城市的生产能力,通过居民的迁入减低劳动力成本和增加区域内的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新老产业的更替和升级。因此,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城市间的竞争首先就城市供给基础的竞争,是有效供给的竞争。
2、内生增长能力的竞争
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要素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对单个城市而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单纯以吸引外部生产要素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根据经济增长的内生理论,城市的经济发展应该致力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和技术进步,并不断地促进城市经济内部系统的相互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才可以达到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的目的。
当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时,城市的内生增长能力显得十分重要。在外部条件较为相似时,城市的内生增长能力决定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城市的内生增长能力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其效果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体现,因此培养城市的内生增长能力需要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投入,以及城市文化的配合与协调。
四、城市间产业集聚能力的竞争
产业通过空间的集聚可以实现同类部门数量上的增加和整体规模的扩大,实现在合作基础上的外部规模经济,在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往往是通过产业的集聚来克服中小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局限性,这种集聚是以产业链为中心的,并结合专业化生产形成产业的前后向联系,这种空间上的紧密联系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城市的经营效率。
城市竞争中的产业集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中,更多的是强调集聚过程中的知识、技术的重新组合,强调技术人才的集中和一个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并通过这种结合促进城市内生增长能力的加强和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
由于产业集聚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一旦集聚能力形成有较长时间的持续潜力,城市政府在城市竞争中充分认识到了集聚的重要性,不断的寻求可以产生集聚的核心企业,十分注重培养和加强城市的集聚能力。
珠江三角洲各城镇的产业集聚的竞争激烈是通过专业性城镇的不断出现表现出来的,例如东莞定位于国际性加工基地,是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使其有别于顺德的家电制造业。东莞的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是其集聚了大量的电子信息产品加工企业,95%的电子信息产品都可以在当地找到,如东莞宏达厂周边车程2小时的范围内有相关的供应厂家30多家,宏达厂的45%都可以在这些厂中解决。东莞在专业化基础上,按产业链形式的集聚使其成为我国第四大的出口城市。
五、城市间制度创新能力的竞争
在生产要素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制度的创新对城市经济的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城市的制度是城市经营软环境的体现,制度创新是指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新的经济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机制,包括城市管理体制的创新、企业产权制度、市场交易制度和人才流通制度的创新。
制度创新在于通过交易成本的下降和培养城市的内生增长能力来提高城市竞争力,快捷有效的管理体制可以减少由于行政管理带来的效率损失,加快企业创办的速度和生产要素的流通;城市政府通过对人才的吸引、对科技创新的激励和合法产权的保护,会形成城市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持续吸引生产要素的再投入。
普遍认为顺德是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案例,顺德通过企业产权体制改革,使政府完全退出了具有竞争性的行业,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如对顺德的核心企业科龙空调,政府通过股权的转让,逐步退出,最后由外资控股;在城市管理改革方面,顺德通过行政区划的合并,减少了土地使用权上的分散,发挥了中心城镇的扩散作用,是区域内的整体水平和整体竞争力得到提高。
六、城市间环境条件竞争
城市竞争的环境条件包括基础设施条件的竞争和生态环境的竞争。
基础设施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在珠江三角洲大量以OEM为主要形式存在的加工业对对外交通的通达性和信息掌握与交换的速度要求很高,是决定了企业生存的条件之一,基础设施条件成为生产要素区位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城市竞争中往往首先是基础设施条件的竞争
城市政府是通过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制定和政府为主体的基础设施投入来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城市竞争的实质之一是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的差异。如广州市政府近三年在基础设施的投入达600亿,未来5年还要投入900亿,东莞建设起了密集的交通网。
生态环境的竞争是近几年形成的城市竞争内容,已成为生产要素区位选择的因素,生态环境与物质环境的合理交流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好的生态环境可以用同样的工资吸引更多的高素资的人才,并适应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条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有产业十分有利。超级秘书网
城市政府以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在产业升级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作用,把提高城市生态环境作为城市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如东莞的清溪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形成了电脑加工业、顺德的伦教建立了广东第一个生态示范镇,并以此为基础向外招商引资。珠江三角洲的“水”、“山”和农田保护区以成为城市政府构造生态环境的重要要素。政府对环境的长期投资,表现出政府在城市间竞争中强势。
七、城市竞争的策略框架
1、对城市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进行整合,形成有效的竞争资本,包括专业化的产业、政府可应用的财政、可动用的社会资金、全体市民的文化意识、环境与自然的条件
2、区经济发展条件和竞争城市的发展威胁进行经常的分析,抓住机会构成核心竞争力,形成品牌的效应
3、城市规划作手,加强有效的基础设施供给、生态环境的改造与保护和城市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
4、面对竞争,城市要建立全新的发展概念、广泛的企业网络和宽松的贸易环境,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充分的政府财政。
参考文献:
1.Porter.M.E.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theinnercity,HarvardBusinessreview,May/June,1995
2.WillianF.L.,Competitivecities:Introductiontothereview.Urbanstudies,36,2000
关键词:饭店资源配置性分类配置层次配置方式
饭店拥有各种经营管理资源,饭店正是利用这些资源来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环境效益。可配置性是饭店资源所具有的基本特点,通过特定的配置和管理行为,饭店资源会发生形态的改变,并聚合成满足顾客需要的饭店产品。因此,科学认识饭店资源的配置属性,是正确进行饭店竞争力管理的基础。
1饭店资源的配置性分类
对饭店资源进行配置,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不同饭店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使用来提高单体资源的增值能力,并通过资源之间的结合来积聚综合利用优势和过程优势,从而提高饭店的效益水平。
饭店资源都蕴涵有程度不同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一个较短的时期之内,技术水平如果没有较大的改善,资源的自然性越高,其增值能力的固化度就越高,它通过人为组合和调配所能产生的增值效果也就越低,比如低值易耗品,由于其使用的广泛性和获取的随意性,它的获取成本和使用成本均可以进行理性的控制,在饭店产品的价值链结构中,它的价值扩散能力是较低的,饭店只能从低值易耗品中得到一般的资金投入回报。
社会性高的资源的增值能力通常不受技术水平的限制,而受管理水平或者说资源配置水平的限制。资源的社会性越高,它通过不同的配置组合产生的增值效果的差异性也就越大。比如顾客偏好信息,同样的顾客偏好信息对不同的饭店有不同的增值效果,饭店对顾客偏好信息理解地越准确,所生产的产品与顾客偏好就越吻合,其增值效应和市场效应就越大,越能给饭店带来超出一般资金回报率的利润水平。从这个角度而言,可以将饭店资源分为三类,即弱配置性资源、中度配置性资源和强配置性资源。
如图1所示,弱配置性资源通常是自然属性较高的设施和物品资源,它们虽然也经过人为的加工,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但比起财力资源、人力资源等中度配置资源来说,其社会属性显然要低得多。设施和物品资源的质量是比较容易测定的,它们的增值能力也比较容易预测,对它们进行配置组合所能够产生的综合效益和过程效益是比较低的。
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这里通常是指新兴技术)、市场信息等资源的增值潜能则难以预测,不同的配置组合能够产生不同的综合效益和过程效益,其配置性是较高的。相比而言,组织惯例、饭店文化等组织资源是软性程度更高的资源,它们超越了饭店组织实体,并依赖于内在的社会心理和饭店规范而连接在一起,其社会性比弱配置性资源和中度配置性资源要高。相应地,对这些资源进行配置组合能够带来的增值效果更加难以确定,因此其可配置性要高于前两者,我们称其为强配置性资源。
2饭店资源的竞争力层次及其动态转化
(一)饭店资源的竞争力层次
资源配置的目的是营造饭店的竞争优势,为饭店的利润获取提供竞争基础。饭店资源本身就是竞争的基础因素之一。或者说,饭店内的各种资源本身就有竞争力的层级区别。从竞争力角度而言,饭店资源包括核心资源层、优势资源层、基础资源层和劣势资源层等四个层级:
饭店核心资源层。饭店核心资源是与饭店核心竞争力紧密度较高的相关因素之一,它是指在饭店的资源体系中,具有较强的价值增值能力、较为稀缺而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的资源种类。核心资源层对应于强配置性资源,饭店通过对这种资源的开发和维护能够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保持饭店的竞争地位。饭店文化、组织资源等强配置性资源通常属于饭店的核心资源。
饭店优势资源层。优势资源是指有一定的价值增值能力、具有稀缺性但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和复制的资源种类,它对应于中度配置性资源。饭店优势资源能为饭店提供一定的竞争力,但这种竞争力容易被竞争对手赶超,因此不具备可持续性。像饭店的菜肴制作技术、客户资源等中度配置性资源与饭店的优势资源存在较大程度的关联性。
饭店基础资源层。基础资源指具有一定的价值增值能力,但不具备稀缺性的饭店资源种类,它对应于弱配置性资源。这种资源能够提供一定的价值,没有它们饭店会处于竞争的劣势,但是其它饭店也很容易取得同样或类似的资源,因此它不能成为形成饭店竞争优势的资源。饭店的水、电、设施设备等弱配置性资源种类都属于基础性资源。
饭店劣势资源层。饭店劣势资源是指没有价值增值能力的资源种类,它没有明确的配置层次指向。这种资源不能为饭店提供竞争优势,它往往是饭店的负担。像不适应岗位发展需要的员工就属于饭店劣势资源,摒弃这种资源可以降低饭店的经营管理成本,提高饭店的相对竞争力。
(二)饭店资源竞争力层次的动态转化
如图2所示,在饭店资源的分层系统中,饭店的核心资源是饭店所独有的,市场上不具备同类资源,饭店正是凭借这种资源营造出自己有别于其它饭店的竞争优势,由于这种资源不易被竞争对手所模仿,因此其竞争优势是持续的。
饭店优势资源也是构成饭店竞争优势的资源种类之一,但由于它可以被其它饭店所模仿,因此这种资源所营造的竞争优势有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或者说,这种资源会逐步退化为饭店的基础资源。
劣势资源的存在是饭店中一个难以避免的配置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饭店难以完全了解市场中的资源情况,因此资源交易行为蕴涵着和劣势资源发生契约关系的可能性。同时,饭店内部的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个自我老化过程,设施设备、员工的技能、管理人员的管理思想都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背离资源基本要求的情况,如果这些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相应的资源就会转化为劣势资源。
饭店资源还会与外部市场资源进行动态交流,内部转化和外部转化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推动。
3饭店资源的分类配置策略
在饭店的资源构成体系中,物品设施等弱配置性资源自然属性高,它在空间上具备较强的可流动性,可替代性也高;技术资源、客户资源等中度配置性资源依赖于人的识别和管理,它的扩散通常受整体环境的限制,因此其可流动性和替代性要低于弱配置性资源;而饭店文化等强配置性资源具备更强的内隐性和社会性,它更多的表现为隐性的规范和价值理念,它是饭店行为长期积淀和延续的结果,它的可流动性和替代性最弱。但这也使这种资源难以被模仿,由此它也具备更强的增值性。因此,弱配置性资源、中度配置性资源和强配置性资源分别对应于强替代性、一般替代性和弱替代性。对资源流动性和替代性的判断有助于更好把握资源配置的时间决策点,采用反应速度不同的配置模式。
如表1所示,基础性的弱配置性资源流动性强,饭店需要对资源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和调整,其配置手法是迅捷反映型的配置模式。
中度配置性资源流动性较强,但其发展脉络较为缓和,具有相当程度的可预见性,因此一般采用常规、例行的配置流程。比如,人力资源需要饭店进行持续的更新、培训和结构调整,它的配置行为有其常规性和延续性。强配置性资源可替代性低,它的改变需要较长的时间,其配置行为通常是中远期的战略性规划调整。比如,良好的饭店文化、成熟的组织惯例等强配置性资源的形成是饭店员工在长期的工作中逐步形成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需要饭店有长期的战略发展规划。
饭店的资源随着其配置性由弱到强的变化,它的增值性也逐步增强,增值性越强的资源与饭店核心优势的关联度越大,饭店由此所能维持的竞争优势也越长久。
参考文献:
(a)选题
选题应该能够解释关系较多人利益的现实活动,如用激励理论研究中国农业问题。
解释范围太狭隘的选题写作意义也不大,但可以作为小品文(b)内容
利用简单而深刻的经济学模型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利用分析证明自己的观点。
内容的好坏主要取决于(1)用同行通用的规范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2)语言清晰准确表达要表达的意思;(3)模型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c)写作形式
形式规范,内容才能规范。如必须有理论综述部分,就要求确实要了解该领域目前的研究进度。必须有模型的假设,就必须设计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有规范的实证检验,就不能随便
二、经济学论文写作的思维方式
一切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构造主要主体的利润函数和约束条件,求最大化解。 三、典型的三段式经济学论文
(a)基础理论,包括理论综述、现实意义
手段:具体钻研某一特定领域。
(b)模型,包括假设、界定函数式、求解均衡解、模型的推广如何提高模型:经典模型,了解其思想精髓。
手段:《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弈论》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
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摘要:目前,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教育水平的发展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金融大数据爆炸性发展要求金融学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金融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计量经济学作为培养学生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的核心课程,新的历史时期应当承担起培养学生金融大数据视野的责任。
关键词:金融数学专业;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实践结合
引言
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非常强调应用性的学科,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一门重要的课程,是应用型本科学生知识能力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近年来的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注重实践环境的强化,人们已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核心课程之一,在当前教育新常态下,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因此应用型本科教育背景下的计量经济学也应该被重新赋予新的属性。
一、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问题
(1)传统计量经济学教学强调回归分析背后模型的假设及相关内容,但现代经验研究强调因果关系。因此,当前计量经济学教学过分强调对随机扰动项分布、异方差及自相关的长篇讨论,显得不合时宜,而对国内外广泛流行的新颖工具较少提及,其结果是学生对计量经济学应用仍是一知半解。(2)由于现有课时安排等原因,教师教学过程中着重讲授计量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而轻视实际应用和数据处理能力的培养。例如,教学中主要讲授参数估计和各种检验的理论和方法,对如何从经济问题出发建立模型,如何应用模型分析实际的经济问题讨论得较少。(3)由于课堂教学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不能分配更多的实验课时,导致学生难以真正理解和运用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特别难以将理论知识灵活应用于金融数据建模与处理。(4)现有的计量经济学课程缺乏将计量经济学方法与金融数据相融合的缺陷。在课堂教学内容安排中,着重讲述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没有将计量方法与金融大数据的获取与加工处理结合起来进行讲解。导致多数学生具备一定的计量经济学基础,但面对查找和处理金融数据时却束手无策。(5)已有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安排上,一般将经典的计量经济学和现代时间序列方法安排在一个学期内完成。由于教学内容过多而教学课时有限,其结果是导致无法详细讲解金融时间序列部分,金融学专业学生对金融大数据处理及建模能力不强。
二、金融数学专业计量经济学与金融理论及实践的结合的优化措施
(一)突出案例教学
丰富多彩又符合专业特色的案例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教学一方面能够使理论知识更加通俗易懂,另一方面案例教学重视师生互动,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为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计量经济学教学案例的选取一定要突出目的性、代表性和趣味性等特点,应结合学生所学专业的差异,多搜集一些与该专业密切相关的经济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金融数学专业计量经济学与金融理论及实践的结合
就金融数学专业学生而言,在为这些学生开展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时,需要注重将金融理论和具体的金融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以此来引导他们正确使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来研究金融相关实践问题。金融市场相关实践知识更倾向于股票投资和资金资本等的利用,不能仅仅依靠消费-收入这一知识以偏概全,这就要求计量经济学老师在为金融数学专业学生开展课程教学时,需要拓展到相关金融领域,通过讲解相关金融理论和具体的市场实践数据来开展课程教学。
(三)“案例+微课”的教学模式改革
为了提高金融专业本科生金融大数据处理能力,改善教学效果,拟重点对《计量经济学(Ⅱ)》的教学方法进行创新。为了改变以课堂为中心的单一教学方法“重在教,逼学生学”的缺陷,我们将使用“案例+微课”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是计量经济学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模式(杨汭华,2005;黄佐钘,2008;张玲,2014)。与传统的案例教学不同:(1)项目强调针对金融大数据开发相关案例,并以“微课”的形式将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案例+微课”的教学模式的好处在于能激发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理论学习的兴趣,更加生动和直观地将金融大数据处理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此外,“案例+微课”模式能对课堂教学形成有效补充,课堂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学生可以在课外通过“案例+微课”进一步巩固与提高课堂知识。(2)传统计量经济学经验案例强调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应用,重点介绍数学与统计技术,而忽视其内在的经济问题与变量间的内生关系。项目强调以真实的金融大数据为载体,在案例分析中,更加注重因果关系的讨论,从而案例分析更加接近现实。因此,相比于传统的案例分析,项目经验分析更接近现代研究范式,故而具有更好的实用价值。
(四)完善考核体系
作为一门应用型的学科,考核方式也应该多样化。可以尝试采用课程论文的考核方式,课程论文一方面可以深化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另一方面也能加强学生的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课程论文可以与学生的毕业设计结合,突出学生所在学科属性,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不能将试卷考核的方式抛弃,例如可以将纸质试卷改为上机考试,增加操作题的比重。完善的考核方式会提高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强化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结语
总之,计量经济学教学改革是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缩影,只有明确清晰教学定位,有效提升高等教育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重点解决好高校人才培养能力、支撑引领国家创新发展能力的问题,才能提供更多有选择的本科教育,建成更有竞争力的本科教育,开创更有特色的本科教育,发展更加公平的本科教育。
计量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基于计量经济学的电力企业经济效益与管理决策实证研究论文
摘要:在我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电力建设在不断的完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电力的发展,同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推动电力工业的进步。处于新时代的电力企业需要具备超前的思维与意识,在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备清晰的预判,在内要做好企业内部的管理建设,针对未来长远发展制定科学的规划。要做好这几点,就离不开对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经营管理的分析以及数学建模工具的运用。本文选取2001-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社会用电量数据以及典型电力企业华电国际年度报告数据,分析了华电国际的经济效益与外部经济环境以及企业经营管理之间的关系。首先从时间序列非平稳角度出发,利用协整理论并通过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关系检验对华电国际的经济效益建立了长期均衡模型。再对模型进行短期误差修正,在证明了模型有效性的基础上,利用所建模型对提升华电国际的经济效益进行实证分析预测。最后对以华电国际为代表的中国电力企业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结果表明,对华电国际而言其供电成本、管理与财务及人力资源成本的完善对其经济效益的影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其短期内经济效益主要受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全社会用电量需求的影响。该模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以为其他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预测,对企业未来的管理决策规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电力企业;经济效益;管理决策
经济研究的方法在于总结典型的经验特征与收集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经济研究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的可验证性,即能否通过数据实证检验相关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模型来解释事实,并预测未来的经济变动趋势以及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则犹如硬币的双面,从不同的角度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计量经济学以实际经济数据的建模与分析为主要研究对象。当实际数据不可得,或实际数据过于复杂而导致因果关系不易梳理时,实验经济学则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出发,通过可控的实验数据代替实际数据,成为实证经济分析的又一个有力工具。
一、協整理论概述
协整的概念是由恩格尔一格兰杰(Engle-Granger)在1987年“协整与误差修正,描述、估计与检验”中正式提出的,协整的基本思想认为,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中的每一个都是非平稳的,但他们的线性组合可能会相互抵消趋势项的影响,使该组合是平稳的。这一理论的提出为经济时间序列分析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对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之所以协整理论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与一协整理论所具有的深厚的经济学背景密不可分的。
二、基于计量经济学的电力企业经济效益与管理决策实证
(一)非均衡博弈论框架的建立和实验验证
策略性思考是博弈理论及其应用的基础。纳什均衡以及相关均衡的概念过去一直是描述策略性思考的核心内容,其定义为每个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都是在给定其他方策略下的最优反应。显然这种均衡的定义内在要求每个博弈参与者在决策信念上达到均衡,即每个参与者对其他方的策略持有正确的信念。在过去的研究中,经济学者通常假定均衡框架存在从而做出对参与者行为的预测。尽管在一些博弈场景下,基于均衡概念的行为预测是准确的,但在多数情况下实验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会系统性地偏离基于均衡概念的行为预测。由于来自实验经济学数据对原有理论框架的挑战,经济学研究人员逐渐提出了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并且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收集数据来检验这些新理论。这些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的核心在于继续假定博弈参与者在决策时仍然有策略性思考的因素在里面,但放弃了均衡的概念以及嵌入在均衡概念里面的很强的理性假设。
(二)ECM误差修正
通过Granger定理易知,具有协整关系的一系列变量会对应一个包含误差修正的表达形式。可以进一步通过误差修正来研究华电国际经济效益的短期行为。具体而言可根据由Hendry提出的一般到特殊的建模理论,逐步剔除从三阶滞后变量及误差修正项开始的不显著量,从而得到最终的误差修正模型:(见下面公式)式中:ECMt-1代表协整回归厚的一阶滞后误差,括号内的数字代表不拒绝相应零假设的概率。从该方程式以及统计结果的数据可以发现,文中所进行的统计检验在置信水平上表现显著。这一结果也证明了文中构建的误差修正的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图中给出了LY的实际数据与拟合结果以及残差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协整以及误差修正之后的模型具有较为理想的结果。
(三)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