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市场格局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基于以上这四方面背景，我们提出八项倡议。

第一，基于自愿、对等、互信、互惠的原则，成员机构协商建立跨国评级业务合作机制，充分利用成员机构遍布在各国的评级资源，为特定成员的国际评级作业提供协作支持。

第二，以实现各成员机构的评级结果互认为愿景，研究制定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的参考评级技术指引、作业程序指南和标准体系，供成员机构自愿采{，或者参考建立本机构评级结果与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评级标准之间的映射关系，最终实现各国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可比性。

第三，在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设立评级技术委员会，主要由各成员机构评级总监组成，负责制定支撑级别互认的参考评级技术指引，作业程序指南和标准体系，以及成员机构之间所有的技术交流衔接事宜。

第四，建立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互认机制的品牌授权机制，仅允许由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理事会授权、经过评级技术委员会评估达到亚洲信用评级协会参考评级技术指引、作业程序指南和标准体系互认标准的成员机构使用该品牌。

第五，各成员机构应该积极游说所在国政府、监管机构，认可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互认机构的其他成员机构及其出具的评级报告效力，并协助其他成员机构遵循本国评级相关法律法规或者监管规定。

第六，进一步丰富亚洲信用评级协会官网的内容，将其升级成为各成员机构评级报告和研究成果的一个统一平台和数据库。其中内部版本供各成员机构间相互交流和互换数据，外部版本可以供各类使用者集中查询所有成员机构的评级结果。

第七，研究探讨制定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评级方法和标准体系，形成由各成员机构评级总监集体投票评定各国评级结果的机制，对外颁布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版的各国评级报告。

第八，以亚洲评级协会互认机构成员和统一数据库为基础，吸纳相关各国征信、认证、信息、咨询等各类信息服务机构，逐步形成亚洲信用联盟，实现跨国数据和服务的共享与互换，为各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提供全业务链跨国信用服务。

作为正在积极布局国际信用评级业务的中国评级机构，我们愿意与中国的同行、亚洲的同行一起共同完善倡议，推广倡议，落实倡议，共同促进亚洲信用评级机构的跨境合作与交流，共同为跨国信用服务需求方提供高质量的国际评级服务，共同提升亚洲信用评级机构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与信用评级业的机遇

目前，全球经济在回暖，这为推动债券市场回暖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这是未来全球经济的最热点地区，也是投融资最活跃的区域。

2016年人民币加入了SDR货币篮子，为亚洲债券市场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计价货币选择，未来十年很有可能达到至少一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空间，这个空间都需要市场评级，因此评级的业务发展空间也非常大。“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巨大的投融资需求，同时债市通今年也将要开启，这为债券市场开辟了新的格局，人民币债券市场将取得快速发展。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助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今年5月，“一带一路”峰会召开，“一带一路”战略将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这其中必然伴随着大量投融资需求，而债券又是投融资需求实现的重要保障。目前，在亚洲领域内发行的债券多数还是美元债券。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未来还需要多发行以本区域内货币计价的债券，也需要区域内信用评级机构多参与市场评级。我们要深化人民币离岸、在岸市场，促进债券市场发展，这是促进亚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最终将强化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第二，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信用评级业带来了巨大机遇。随着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未来对信用评级的有效需求会不断增加，亚洲信用评级机构面临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亚洲信用评级机构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理应参与相应评级。当前，债券市场上新型债券发展很快，比如绿色债券，这也为亚洲信用评级机构提供了机遇。中国是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最大的国家，可以在这一块蓝海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三，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和创新对评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当前国际评级业的市场格局下，亚洲评级机构需要争取一定的话语权，在此过程中，需要推动评级的多边合作，促进亚洲评级体系建设，助推亚洲金融体系合作，实现互联互通。此外，国际评级标准还需要不断改进。我们看到某些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中添加了某些政治性的标准，比如是否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否货币完全可兑换等等，这些标准与实际偿付能力并没有必然关系，因此有必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标准，打造更加公平的亚洲债券市场环境。

第四，加强合作打造信用评级业新高地。从总体来看，亚洲信用评级机构规模还较小，能够介入的业务比较少。亚洲信用评级机构要想发展壮大，必须依靠合作，只有合作才能打造亚洲信用评级业的新高地。在此过程中，需要统一亚洲区域的信用评级标准，实现评级业信息互通、数据共享和交换，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共享业务发展机会。

我们期待亚洲信用评级机构能够立足亚洲，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用评级机构，为全球资本在亚洲汇集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服务。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主席 Faheem Ahmad：凝聚共识 发挥亚洲信用评级体系作用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全球村，如果在某一个地方失信了，它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它产生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出现问题，而是因为经济方面出现了很大风险，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有一些风险。

我们不能忽视信用评级的重要性，全球需要一个发展良好的评级体系。我们要在全球层面对各个机构进行有效的信用评估，并且让这些评级结果在不同司法体系、不同国家具有可比性，因此这种国际合作很重要，而且在一些互联度非常高的金融体系中也变的日益重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探讨了如何加强亚洲信用评级机构的合作以满足国际市场和国际投资者的需要。

篇（2）

1993年，意大利博科尼大学Pagano发表于《欧洲经济评论》的论文《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对内生经济增长模型AK模型重新解释，分析了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Pagano的分析，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1］在Pagano模型的基础上，我国一些学者进一步研究了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例如，张宗新认为，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双轮驱动效应方面：一是体现在实现资本有效动员，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资本支持。二是体现在资本优化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李国旺等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3］

（二）金融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机制

发展低碳经济，是推进经济发展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而金融创新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4］1.实现资金向低碳经济配置。在低碳经济发展初期，一些产业成熟度不高，经营成本较高，盈利能力不强。同时，资本的逐利特征，导致资金很难流向低碳产业。这就需要通过低碳金融创新，明确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引导资金流向低碳产业，实现资本向低碳经济配置。2.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在现代经济中，技术创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许多情况下，资本积累往往是新技术应用的决定性因素。通过金融创新，第一，促使金融资本能够迅速地集聚并集中投入到低碳技术开发中。第二，把已经发明的低碳技术应用到低碳经济发展中。低碳技术创新能否转化为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取决于可吸收低碳技术创新的金融资本投入量。如果没有金融支持，低碳技术创新不可能获得持续的资金。3.分散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发展低碳经济，就企业而言，由于低碳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发展模式的探索性，存在一定的风险，加之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有限，致使部分企业不愿意涉足低碳产业，制约了低碳经济的发展。而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不论是银行信贷还是股权融资、债券融资、风险投资，都可以发挥金融分散风险的功能。

二、金融保障经济发展创新面临的问题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28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排名第56位，金融服务满足商业需求排名第64位，金融压抑现象较为严重。［5］

（一）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

1.金融资源在三次产业的配置差异较大。金融资源重点向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重化工业配置，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配置不足。这是导致我国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2.金融资源重点向大企业配置，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配置不足。［6］近年来，虽然国家鼓励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专门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7］但仍然存在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从贷款余额看，2015年末，人民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7.39万亿元，虽然同比增长13.9%，增速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2.7个和5.3个百分点，但也只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1.2%。［8］而截至2013年底，我国共有小微企业1169.87万户，占企业总数的76.57%。［9］小微企业是我国实体经济中最具发展活力的群体，但金融支持的缺位，严重桎梏着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10］3.金融对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呈现波动中逐步下滑趋势，1978年为62.1%，1981年达到66.7%。而到1995年，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最终消费率降到59.1%。此后，1996—2000年，呈现上升，2000年为63.7%。2000年以来，其下滑趋势更加强烈和明显，2010年，最终消费率仅有49.1%。2011年开始有所回升，为50.2%；2014年为51.4%。［11］即是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了约12个百分点。4.金融资源重点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缺乏。这是造成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大的重要原因。我国有学者划分了我国金融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包含的地区。第一个阶段是金融自由化阶段，包含的区域范围有北京、上海、广东。第二个阶段是金融约束阶段，包含的区域范围有浙江、江苏、山东、福建、海南、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重庆、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第三阶段是金融抑制阶段，包含的区域范围有云南、贵州、广西、青海、宁夏、内蒙古、。［12］

（二）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存在深层次问题

1.科技金融方面。科技金融是科技与金融的有机融合，是推进科技创新和进步的重要途径。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科技金融工作以来，特别是2011年10月，科技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出台《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指导意见》以来，科技和金融的结合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以下深层次问题：第一，新兴产业金融资源配置不足，存在两大矛盾：一是信贷资产质量低下与新兴产业资金短缺的矛盾。效益相对低下的传统产业占用大量贷款，战略性新兴产业受资金限制形不成规模效益。二是科技投入高风险与收益周期长的矛盾。金融业担心新兴产业科技贷款投入时间长，贷款风险大，从而对科技开发信贷信心不足、支持动力不足。［13］第二，传统银行信贷模式难以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科技型企业由于缺乏抵押物或质押物、技术风险大、成长性难以把握、放贷成本高、收益相对较低，因此难以成为银行的重点关注对象。［14］第三，科技担保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担保公司数量少、规模小，未发挥应有作用。第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发展缓慢，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潜力远未发挥。由于中小板、创业板市场实际进入门槛仍然较高、发行审核效率偏低，创业板市场对自主创新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不足。债券市场仍不发达，虽然近些年市场规模有较大扩展，但市场上针对中小企业的集合债券、集合票据等债券仍处于起步阶段。［15］第五，我国创业投资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规模有限、专业投资能力不强。创业投资10年来不足1500亿元，且大多投资于成熟期的、传统产业领域内的企业，仅有约三分之一的资金支持了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16］第六，科技保险还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国家层面针对科技保险的资金支持还没做任何安排，对地方的引导和激励缺乏有效手段。二是科技企业保险意识亟待提高。三是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如实施细则不够明确、相关税收政策没有落实等。四是相关合作机制不完善，科技保险涉及的部门间缺乏顺畅的沟通和协作机制。［27］2.绿色金融方面。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金融决策和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绿色金融是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以下深层次问题：［18］第一，金融机构的盈利性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矛盾。作为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追逐利润是其基本目标。这种对利润追逐的内生动力，推动了金融机构的活力和进步。从商业银行的实践看，承担社会责任，支持环境保护会影响其盈利性，甚至认为盈利性与社会责任、环境保护之间是矛盾的。追逐利润的内生性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外生性之间存在矛盾，致使金融机构在二者之间作选择时，在不履行社会责任承担的成本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选择追逐利润。第二，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甄别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能力有限。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处于发展完善时期，企业公布的环境信息有限，环保部门掌握的企业环境信息也有限。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借款企业可能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获得贷款，借款企业可能想尽办法掩盖环境问题，结果，商业银行最终提供贷款的企业可能是存在潜在环境风险的企业。也可能由于利益的驱使，借款企业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约定使用贷款，要么没有实施必要的环保措施，要么改变资金使用范围，投向高盈利性同时具有污染的项目。第三，绿色金融政策与赤道原则相比差距较大。我国金融机构实施的绿色金融政策中，绿色信贷政策更多是“一票否决制”，绿色保险政策采取的是自愿保险，绿色证券政策采取的是上市公司环境标准审核制度。这些措施更多体现为行政手段。从实施效果看，绿色信贷政策效果比较明显，绿色证券政策次之，绿色保险政策最差。这说明，我国的绿色金融政策停留在行政手段的层面，没有站在潜在污染企业是经济人的角度制定经济性的措施，导致政策效果有限。

（三）金融组织体系和市场体系结构不合理

1.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比例明显失衡。根据融资规模、总资产及相关指标来看，银行业在我国社会融资格局中占的比例明显过高，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券市场不发达。目前，我国债券存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50%，远低于美国的150%和日本的250%，也低于发展中国家100%的平均水平。这种过分依赖间接融资的社会融资结构，导致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弱化，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还使得企业财务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多集中于银行体系，增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2.市场体系不完善。与实体经济联系密切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发展滞后，不能高效地为企业融通资金，在优化资源配置和鼓励创新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股票市场在一些时期脱离企业基本面和经济基本面暴涨暴跌，无法体现经济“晴雨表”的功能。［19］

三、金融保障经济发展创新的路径

（一）金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路径

1.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带动，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为此，要优化信贷结构，充分发挥金融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第一，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促进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第二，加强对服务业的金融支持，加快发展生产业，大力发展生活业，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第三，加强信贷监管，调整优化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通过提高信贷准入条件、提高信贷利率等措施，抑制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发展。第三，加强金融对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支持。通过降低信贷准入门槛、降低贷款利率等措施，不断夯实农业发展基础。2.大力发展“小微金融”，促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要全面落实前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全力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全力支持小微企业良性发展。同时，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解决小微企业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20］3.大力发展消费金融，支持需求结构调整。拓展消费信贷范围，促进居民储蓄向居民消费的转化；增强金融对居民就业和再就业的拉动作用；引导资金流向，促进投资向科、教、文、卫等事业领域的流入。［21］4.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在国家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点战略中的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向中西部地区配置。我国学者针对前述我国金融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包含的地区，提出了开展分层金融的建议：对处于第一个阶段即金融自由化阶段的地区，给予金融发展的自由权利，适当结合自我特点，向国家化进军，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国内金融基地，或者是国际金融标杆；对处于第二个阶段即金融约束阶段的地区，各个金融机构应该形成互补的格局，结合自我条件和金融实力，规避恶性竞争，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整体合作绩效；对处于第三个阶段即金融抑制阶段的地区，主要任务是在政府指引下，加强区域内金融体系的完善和优化，借助区位优势，主动加强与周边金融发达地区的互助和合作，实现协调性发展。［22］5.大力发展县域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施金融惠农政策，鼓励、引导县级和农村金融机构将本地金融资源更多用于支持县域和“三农”发展，不断提高县级金融机构存贷比。［23］

（二）发展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的路径

1.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推进科技创新。科技金融是通过金融制度的创新，打破技术和资本的壁垒，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互动发展，产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价值叠加效应。［24］针对目前我国科技金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要通过以下途径加以破解，从而促进科技金融的大发展。第一，促进金融资源向新兴产业配置。“充分发挥政策性资金的导向作用，通过设立创业投资、科技贷款、科技保险、科技担保等政策性专项引导基金，提供风险补偿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创投领域，”引导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向新兴产业融资。同时，“成立类似于美国硅谷银行的科技银行等专业金融机构，实行‘银行+担保+额外风险补偿’的运作模式”。“鼓励和扶持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的成长，”培育多元化的新兴产业科技金融投资主体。［25］第二，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主要从事与高新技术相关的活动，处于产业链的高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发展速度快、创新能力强，是我国科技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化的排头兵。［26］要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探索建立科技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信贷资金的风险补偿机制，允许专利等知识产权作为抵押物，扩大科技保险覆盖范围。第三，建立健全科技担保体系。大力发展科技担保公司，“综合运用资本注入、业务补助等多种方式”，提高担保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和积极性，“创新担保方式，加快担保与创业投资的结合”，推进多层次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建设。［27］第四，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弱化行政审批，增强发行制度的弹性和灵活性，降低股票发行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同时，继续推进三板股权市场建设；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私募债等融资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28］第五，促进创业投资加快发展。这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项关键措施，是扩大直接融资规模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为此，要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发展创业投资企业和管理机构，培育优质创业投资项目源，建立创业投资管理团队激励机制，加大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完善创业投资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快创业投资发展。［29］第六，积极推动科技保险发展。一是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研究建立专业中介机构保障基金。推动巨灾保险立法进程，界定巨灾保险范围，建立由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风险共担的多层次巨灾保险制度。［30］二是加强和完善保险服务。“保险机构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积极开发适合科技创新的保险产品”。“加快培育和完善科技保险市场，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业、并购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提供保险支持，进一步拓宽科技保险服务领域。”“探索保险资金参与国家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投资等支持科技发展的方式方法。支持开展自主创新首台（套）产品的推广应用、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以及科技人员保障类保险。”［31］2.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金融要支持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发展，绿色金融、碳金融是必经之路。［32］针对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要从以下方面努力，促进绿色金融的大发展。第一，大力宣传，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一是要通过报刊、网络、电视、广播、移动通信等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全社会的认识。二是要宣传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实践，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比如，2014年3月14日，《云南日报》以《“绿色金融”服务枝繁叶茂》为题，宣传了华夏银行昆明高新支行打造“绿色主题银行”，在提供促进节能减排、支持循环经济、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绿色金融服务，对其他商业银行就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第二，完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探索实施的绿色信贷政策，更多是对列入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环保黑名单的企业，实行信贷“一票否决制”。这种做法的优点是简单，容易操作。然而，尽管有些企业未列入环保黑名单，但有可能对环境的污染处于临界值。因此，商业银行应成立负责企业碳排放评价及碳排放审查的部门，把碳排放评价引入商业银行的信贷流程，使商业银行通过客观、科学评价企业碳排放情况，以此作为是否发放贷款及确定贷款利率的依据。政府应制定科学的碳排放评价测量方法和不同产业碳排放标准，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根据不同企业的碳排放量制定差别利率。第三，完善证券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政策。修改完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使相关制度不仅涵盖企业上市融资的环境要求，而且涵盖企业发行债券等资本市场融资方式。改变绿色保险政策采取的是自愿保险的做法，通过制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施细则》，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成为一种强制保险。加大监管力度，加强环保部门、保险及证券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与沟通。

篇（3）

所谓“格林斯潘之谜”是指美国短期利率上升，但长期无风险利率反而下降的现象。

美联储自2004年6月以来经数次加息后到2005年6月份，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至3.25％，但同期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却从4.7％左右降至4.2％左右，下降了0.5个百分点，导致美国10年期国债与联邦基金利率之间的利差进一步走低。与此同时，长期利率走低也是欧债危机前，各主要国家的明显趋势。

世界范围内长期利率下降的趋势刺激投资者追求更高的回报，这将降低对承担信用风险和其他金融风险的补偿，即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各国中央银行通过提高短期利率引导长期利率上升从而调节宏观经济的努力大打折扣。

就中国来说，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并向以利率为主要工具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转型，是中国宏观政策的大方向。如何认识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并在今后的政策选择中进行哪些相应的准备，这对中国未来政策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象

长期利率过低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水平明显偏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中国国债收益率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90年代水平，还明显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英国和德国同期国债收益率。

只是由于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中央银行普遍实行了低利率或零利率政策，而中国因经济和政策周期与之不同， 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才高于各国。

资本回报率的测算，对于判断长期利率水平是否合理，具有关键性意义。例如，白重恩等人对当前中国资本回报率(含所得税等因素)估计为16％，从国际比较看，超出美国10％左右的水平，而扣除税后的资本回报率也在10％左右。换句话说，中国的净资本回报率基本上等于实际增长幅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较低的长期利率与长期均衡水平下的利率水平，也即资本的净收益率，存在着较大差距，容易刺激长期投资并诱发投资“羊群效应”，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自从2004年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后，贷款利率并未迅速上升，甚至还曾出现贷款利率上浮占比一定程度的下降。2006年之前中国通货膨胀水平较低，但2007年以后经历了两轮反通货膨胀周期，而长期国债收益率并没有明显上升，与发达国家通胀高涨时期的长期国债收益率相比甚至更低。即使在货币政策趋紧期间，贷款利率实际上升幅度也没有想象的大。

2011年贷款基准利率较2007年最高水平低80个基点左右，但2011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50％及以上的贷款占比反而低于2006年至2007年；2011年三季度一般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甚至比2008年三季度还低39个基点。

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不敏感

与此同时，中国与投资密切相关的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的变化很不敏感。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长期利率等于未来短期利率的加权平均。如果短期利率上升，通常情况下长期利率也随之提高。但令人惊讶的是，预期理论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变化的关系并没有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明显。

例如，在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政策的作用下，中国货币市场利率在今年二季度开始全面上扬，6月，3月期国债收益率由2008年四季度以来的2.5％左右跃升至3.2％以上，直到10月仍高达3.25％。但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化却并不明显，基本与2010年11月份以来的水平持平，为4％左右。

2006年至2011年5月份，除2008年三季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外，10年期国债与3月期国债收益率之差都至少在100个基点以上，最高达257个基点(2009年11月)，但2011年6月以来，10年期国债与3月期国债收益率之差下降到70多个基点，9月甚至仅为53.7个基点。

虽然2009年年中中国经济已强劲反弹，而美国经济2011年重陷低迷，但美国国债的长短期利差则明显高于中国。特别是2011年中美两国长短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进一步扩大，说明中国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的敏感度有所降低。

潜在影响

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是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中国是以投资和出口趋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使利率根据市场供求自由决定，利率仍然可能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而这将进一步刺激长期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虽然中国对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制，而且基准利率水平实际上是长期偏低的，但与债券直接融资方式相比，由于长期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偏低，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限仍然是比较高的。

在中国债券市场，一般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评级都较高。长期债券市场遂成为大型国企融资的重要方式，减轻了企业财务成本，支持了长期投资和经济发展。

同时，促使中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结构向直接融资方向转变。由于金融创新、直接融资等迅速发展，传统银行信贷以外的融资迅速增长，新增信贷在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已由最高的92％(2002年)下降至2011年上半年的53.7％。

不利于利率进一步市场化

2010年，周小川在《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中明确提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之一是“需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利率市场化已取得重要进展。目前，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已完全实现了市场化，存贷款利率也仅实行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的利差管理。但是，作为利率市场化关键一步的基准收益率曲线建设尚需完善。

当前中国基准收益率曲线的问题是，期限品种结构不健全，收益率的市场化决定程度不够高。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都是根据无风险收益率曲线(主要是国债收益率曲线)加上客户的风险溢价进行资金和贷款定价。

2007年，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下称Shibor）正式运行以来，Shibor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作用越来越强，但货币市场利率仍属信用交易，需要参考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由于一年以下短期国债发行数量很少，且国债发行规律性有待加强，中国仍缺乏一条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虽然央票发行利率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银行目标利率的作用，但央票多为一年以下短期，最长也仅为三年中期，且中期央票发行数量较少。因此，长期收益率曲线建设和完善对于实现利率市场化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当前中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偏低，这显然不利于利率市场化的最终完成。

不利于转向价格型货币政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国货币政策更加遵循一定的规则并对市场预期高度重视，中央银行普遍采用了以稳定通货膨胀为最主要目标并仅调节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的货币政策框架，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就是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即中央银行调节短期利率就能够影响长期利率的变化，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

但是，“格林斯潘之谜”现象的存在，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变化不敏感，甚至为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而提高短期利率政策的同时，长期利率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长短期利差下降，与投资、消费等密切相关的中长期利率水平较低，这将与货币政策调控的意图相违。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在反思危机教训过程中已取得不少共识，其中之一就是要保持一定水平的名义利率。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2010年2月在题为《反思宏观经济政策》的IMF报告中指出：不能只盯住通货膨胀一个变量，而要同时关注包括产出构成和资产价格在内的多个变量。该报告建议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应在经济正常的情况下，将控制通货膨胀目标从原来的2％提高到4％，届时短期利率可能在6％－7％。

由于中国主要以投资导向型增长为主，这样为抑制投资的过热，在以利率为目标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模式下，要求短期利率水平提高。而由于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不敏感，为了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必须将短期利率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而这将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冲击，进一步增加了央行使用利率工具的难度。

成因假说

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给宏观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研究其成因，有助于在今后的政策选择中，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提高长短期利率弹性，充分发挥利率机制的作用，从而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我们对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的解释如下：

一、长期经济增长率下降

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10％的高速经济增长，堪称中国奇迹。但这决非经济发展的常态。中国是投资驱动兼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主要是得益于人口红利并参与全球分工。

但是，这一增长的动力开始弱化。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已经接近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起点（沈建光，姚余栋，2011）。

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作了预测，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很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年－2017年。目前国内的共识是潜在经济增速将会下降到7％左右。

按照这一假设，根据姚余栋、谭海鸣（2011）测算，未来要将中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在2％左右，通货膨胀稳定在4％，中国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在8％左右。由于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预期下降，因而中国的长期无风险收益率水平也较低。

二、中长期通胀预期稳定

1996年以来，中国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1996年至2010年的年均CPI仅为2.06％，这比1980年至1995年11.4％的平均水平要好得多。而且，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物价波动也明显低于之前的水平。1996年至2010年CPI的标准差仅为2.78，而1980年至1995年则高达6.88。

正是由于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未来通胀预期也随之减弱，导致长期利率偏低。姚余栋、谭海鸣（2011）的测算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的中长期通胀预期若能稳定保持在2％左右的较低水平，那么中长期利率也不会很高。

三、人口老龄化加速

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根据蔡(2010)等很多学者测算，2015年中国总劳动人口将开始减少，2030年总人口将开始下降。中国人口老龄化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超过人均收入趋同的速度，形成“未富先老”的格局。

老年人的生命周期缺口问题理论上可通过资产（如退休计划、个人储蓄、家庭、耐用消费品、企业等的资产）积累得到解决。当老年人更多依赖于自身积累的资产养老时，对年轻人口造成的负担将相应减轻。

但是，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实际情况却是之前的养老金积累不足，只是最近十几年才开始加强养老金体系建设。随着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通过现收现付制的公共社会保障体系为这些老年人的消费提供资助将更加困难，其个人积累资产成为自我保障的主要渠道。而各种“个人账户”资产存量与预期存量差距很大，需要“饿补”。

2008年至2010年，中国保险业寿险保费收入年均增速高达30.3％，比全部保费收入高2.5个百分点；企业年金缴费金额增速更是高达68％。同时，中国老龄化加速和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会增大对长期国债的需求量，而这将提高长期国债的价格，致使长期国债利率偏低。

但是中国的债券市场中，中短期债券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而长期债供给相对较少。这样，势必将提高长期债券价格，致使长期利率偏低。

四、长期债券供给不足，流动性较差

中国债券市场规模仍然有限。根据BIS的数据1，2010年美国和欧元区16国债券市场余额分别为3.24万亿美元和2.48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229.98％和203.88％，但当年中国债券市场余额仅为3031.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仅为51.57％。从发行来看，10年期以上长期债券在各类型债券中的比例也是非常小的。

为了保持债务可持续性和留存一定程度的“财政空间”，财政政策总体上可能会较为稳健，导致长期国债发行量有限，这将进一步限制长期无风险债券的供给，不利于市场的深化和长期收益率曲线的培育。

与债券市场规模有限相伴随的是，中国公司债券，特别是长期公司债券发展明显不足。美欧债券市场主要以公司债和金融债为主，2010年政府债券余额占比分别仅为市场的34.36％和35.05％，中国则高达53.53％。

显然，今后中国债券市场应更多地发展公司信用债和金融债，丰富债券市场品种。但是，目前中国债券市场优质的合格企业明显不足。同时，由于市场评级、信用体系等市场基础实施建设仍然有一定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债券利率定价。

由于中国长期债券(无论是国债还是非政府债券)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而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对长期债券存在非常强烈的需求，且选择性很少，导致对长期债券资产配置偏好同质化严重。由于全国性商业银行在一级市场承销中占有非常大的市场份额，因而往往长期债券在一级市场上就被超额认购。

同时，中国长期债券很少进入二级市场的现券交易之中，一般都是持有到期。二级市场现券买卖主要是以央票为主的短期债券交易，这一定程度上导致长期债券市场流动性不足，进一步导致长期债券市场利率的形成机制不合理，缺乏必要的市场深度。

应对之策

我们对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提出了四个可能的解释，但未能够对此充分解答。

例如，尽管中国的中长期增长率将下降，但未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仍然较发达国家2％左右的增长水平高得多，因而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长期利率要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通胀预期在通货膨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既有较强的惯性，也根据政策和物价走势对通胀趋势进行判断，因而既包含了适应性预期，也有理性预期成分，属于“瞻前顾后”型通胀预期。

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步趋紧，“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也即国际贸易中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将最终发挥作用。非贸易品价格可能会出现加快上涨，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

中国非贸易产品大多是低生产率且人工密集型产品，这是这些部门劳动力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这种趋势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不大可能使通胀预期轻易降低。

长期债券供求存在巨大矛盾，导致价格偏高，利率偏低，且基本是持有到期，对短期利率调整不敏感。一方面由于老龄化等因素需求巨大，另一方面，合格企业数量不足等因素导致供给不足。但这个供求缺口还缺乏更多定量分析。因此，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仍有待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或许，长期债券的巨大需求与老龄化社会所导致的高储蓄率经济结构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适当减速，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使较低的长期利率具有合理性。

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既可以“擅用”，也需着力破解。在已经取得巨大实效的基础上，今后应继续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长期债券市场。

在发展国债市场的同时，利用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加大长期国债的发行量。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准国债性质的政府支持资产机构债券，积极培育合格企业发行长期债券，使短、中、长期都有良好的、充足的债券产品，增加市场深度和流动性。

鼓励企业发长期债券，投资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和发展绿色经济，利用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加速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改革提高市场效率，构建有效的基准收益率曲线，为金融机构及各个金融市场提供较真实的利率基准。

篇（4）

与此同时，本报了解到，汇添富理财30天、60天产品也双双获批，其中添富理财30天产品也将于5月2日起正式发行。从资金使用效益和风险角度看，在产品到期日，投资者没有提出赎回的情况下，汇添富理财30天、60天产品每期本息将自动滚入下一期，不留任何收益空白期。

短期理财基金的问世，意味着在摒弃传统产品导向进而转向需求导向的发展战略中，创新差异化将成为基金公司产品研发的重要思路。

本周，《投资者报》“基金经理面对面”专栏邀请的嘉宾分别是国泰基金投资总监黄焱、鹏华基金管理部总经理程世杰、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指基经理刘璎、建信转债增强债基经理彭云峰、汇添富信用债基经理王珏池、鹏华丰收债基经理阳先伟、东方红―新睿2号投资经理吴铁。

蓝筹股近期强势并不偶然

《投资者报》：自4月下旬以来，蓝筹股表现持续强于中小盘股，不仅带领指数率先反弹，甚至在市场表现不佳时，还担当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当下低估值低风险的股票，是否会成为基金配置的主流？

黄焱：蓝筹股近期的强势并不偶然，今年以来，蓝筹股投资价值在受到相关监管层认可后，包括IPO发行、上市公司分红制度改革、增强市场买方力量等举措都对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方式、逻辑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认为在累加效应之下，A股市场的蓝筹股投资价值将会逐渐得到体现。未来可以预见的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趋势以及投资者结构的变化都将促使蓝筹股成为今年，甚至未来中长期获取超额收益的投资品种。

程世杰：如果想在股票市场上赚钱，较好的办法是选择优良个股，将波动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来观察。我在买股票的时候更偏向于买一些低估值、低风险的股票。买一只股票，我先往下看，看会有多少风险，然后再往上看，看有多少上涨空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首先看会不会赔钱，尽量不赔钱或少赔钱，再看会不会赚钱。

《投资者报》：近期海富通推出了国内首只以低碳指数为标的的基金，这对投资者而言，还是个新鲜产品。怎么理解碳基金？

刘璎：在碳基金方面，我国发展起步较晚，面向普通投资者的碳指数基金更是史无前例。据了解，2006年我国碳基金成立，2007年推出首个中国绿色碳基金之后，碳基金在北京、山西、大连、杭州相继启动，但它们实际上都是公益基金计划，并不是可投资的公募基金产品。

二季度债市可能维持震荡

《投资者报》：基金一季报显示，77%基金遭遇净赎回，但部分债基逆势实现净申购，如鹏华丰收债基净申购量增幅超50%。债基净申购无疑代表着投资者趋稳、求安的一种心态，二季度债市还能带来赚钱效应吗？

阳先伟：一季度债市继续反弹，但结构特征有所变化，利率品种及高等级信用品种收益率呈现窄幅波动的格局，中低评级信用品种涨幅较大。我们认为二季度债市很可能维持震荡格局，各类品种均难以出现趋势性上涨机会，但部分中短期信用产品由于票息较高，在短期资金相对宽松下具有较好的持有价值。

王珏池：今年以来，债券市场整体表现为结构性行情，对比利率产品，信用债的表现大幅领先。我们判断这一行情有望持续。未来经济如仍处于疲弱状态，利率产品走强，信用债也将随之上涨；若经济在政策推动下复苏，信用利差收窄，信用债相对利率产品更具优势。

彭云峰：从货币政策看，相对于2011年，2012年货币政策已有较大放松。今年经济政策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防止大起大落并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胀趋于温和加之流动性缓解，增加了债券发行人融资的便利性，有利于降低信用风险，给债市带来较好的投资机会。今年将是债券迎来大发展的一年。

大宗交易折价率超过6%

《投资者报》：上海证券交易所3月《关于征求优化大宗交易机制有关措施意见的函》，旨在进一步优化大宗交易机制。若新措施实施，大宗交易将呈现“供强需弱”格局，其折价率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大宗交易到底是怎样一种交易机制？

吴铁：近期，大宗交易平台交易活跃。截至4月16日，今年以来A股的大宗交易累计成交1370笔，累计成交额达到334.35亿元。其中，仅3月，大宗交易总额为170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40亿元，同比放大超过20%。

大宗交易，按上交所定义，是指在交易所进行的证券买卖单笔申报数量或交易金额达到相关规定，并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实施的交易。具体交易而言，交易数量在50万股及以上，或交易金额在3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价格则由买卖双方在当日价格涨跌幅限制内确定。

大宗交易类似“批发―零售”模式，投资者通过大宗交易平台获得大宗具有一定折价率的股票，然后二级市场分拆出售。根据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统计，2009年～2011年大宗交易的折价率分别为6.08%、6.69%和6.18%，三年平均折价率超过6%。

篇（5）

2016年，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ABS市场”）规模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年发行产品8460.31亿元，同比增长37.97%；市场存量为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66%。在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稳健运行

2016年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信贷ABS市场”）运行较为平稳（见图1），市场基础资产进一步丰富，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全年共有6家试点机构发行156.1亿元，占试点额度的31%。基础资产类型涵盖了对公不良贷款、零售类不良贷款、个人住房抵押类不良贷款等，拓宽了银行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渠道。

二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驶入发行快车道。随着基础资产类型增加和产品标准化程度提高，各类产品发行规模趋于均衡化。尤其是RMBS驶入发行快车道，全年发行规模已接近对公贷款资产支持证券（CLO），市场化、规模化特征明显。

三是绿色资产证券化创新加速。在国家大力倡导绿色金融的背景下，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也取得了突破。2016年1月，兴业银行发行年度首单绿色信贷ABS，发行额26.46亿元，基础资产全部为绿色金融类贷款，盘活的资金也投放到节能环保重点领域。

四是流动性进一步得到改善。信贷ABS现券与质押式回购结算量增长明显。中央结算公司2016年处理的信贷ABS现券结算量为1435.28亿元，是上一年度的2.64倍；信贷ABS质押式回交割量1345.31亿元，是上一年度的1.75倍。不过，相比债券市场整体换手率，信贷ABS的流动性依然偏低，这也成为制约市场发展深度的关键因素，亟待解决和突破。

（二）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快速发展

2016年，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以下称“企业ABS市场”）发行4385.21亿元，同比增长114.90%，存量规模5506.04亿元（见图2）。市场运行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基础资产类型丰富。企业ABS涵盖了较多的基础资产类型，除租赁租金、应收账款、信托受益权和小额贷款等主要资产类型之外，还包括企业债权、基础设施收费权、类REITs产品、保理融资债权、委托贷款、融资融券债权、住房公积金贷款、航空票款、门票收入权和股票质押回购债权等。

二是类REITs产品进一步发展。基础资产涵盖了写字楼、商场等物业类型，呈现出了债权与权益混合的特征。但由于国内尚未颁布严格意义上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因此目前发行的都是符合国外成熟市场标准的类REITs产品。相信随着市场的发展，我国的REITs产品将在资产分散、永续性、税收等方面取得突破，建立健全符合国情的市场体系。

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存在的不足

第一，市场总体规模较小，发起机构动力不足。2016年末我国信贷ABS存量规模6173.67亿元，占同期信贷规模的比重仅为0.55%。而同期美国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存量为8.92万亿美元，约占同期消费信贷规模的71.70%。虽然中美金融结构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从数据的对比上仍可观察到我国ABS市场规模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信贷ABS市场结构有待平衡。虽然2016年RMBS的发行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就存量规模而言，CLO依旧是占比最大的产品类型。美国2016年MBS发行规模为1.91万亿美元，占全部ABS规模的90.22%。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我国信贷结构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应鼓励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融资租赁资产、消费贷款等类型ABS产品的发行，进一步平衡市场结构。

第三，基础资产集中程度较高。2016年企业ABS出现首单违约，这提示我们，无论是单一收益权类产品还是基础资产较少的CLO产品，对于风险集中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现金流易受经济环境和经营情况波动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项目结构设计、外部增信、跟踪监控等环节。

第四，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健全。一方面底层资产披露面临障碍。国际成熟市场对ABS产品底层资产有逐一披露的要求，而我国目前没有类似的要求。特别是CLO的特点是基础资产规模较大、分散相对不足、难以使用大数法则进行风险分析，因此需要打开资产包进行逐笔检查才可能有效防范基础资产风险。另一方面现金流披露标准有待提升，中介费用不公开导致无法准确预测产品各档未来现金流的分布情况，影响投资者对ABS产品的精确分析。

第五，创新与风险需要进一步平衡。企业ABS市场活跃，而信贷ABS市场则不温不火，二者分化明显。另外，在创新的同时，也应注意基础资产现金流的持续稳定性以及资产池的风险分散程度，警惕具有潜在风险特征的“创新”设计和措施，保证市场有序运行。

从供给侧进一步助推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的建议

2017年是国家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改革发展也跨入新阶段，建议从供给侧进一步助推市场发展：

第一，加强基础资产监管，提升资产质量。基础资产是证券化产品的核心，资产质量决定了市场的健康和长远发展。各种证券化技术的应用，无论是风险隔离还是内外部增信等，均是对基础资产进行重构改造。基础资产的选择应遵循“持续、稳定、可预期、有规模”的标准，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完善基础资产变更登记制度。当前“事后变更”的基础资产变更登记方式存在风险：如果发生纠纷，则善意第三人的受偿顺位可能会排在受托人的前面；如果采用发起机构赎回，也可能出现替换资产不匹配、替换资产不足或其他无法赎回的情况。这方面有国际成熟经验。美国抵押权的转让登记是通过名为MERS的抵押贷款电子登记系统来完善的。出于完善制度机制的考虑，对于基础资产物权变动问题，应清晰界定法律关系，健全基础资产物权变动规则，合理缓释业务风险。同时发行人也要充分揭示风险。

第三，支持绿色资产证券化发展。一方面应保证募集资金专款专用，保障绿色信贷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应给予信贷规模管理、税收减免等配套支持政策。完善产业结构，增强绿色经济意识。

第四，推动上海自贸区ABS产品发行。2016年，上海市政府发行全球首单自贸区债券。随着债券市场开放步伐加快，可积极推动上海自贸区ABS产品发行，助力资产证券化的国际化。

篇（6）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流动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即金融生态。一个地方金融生态好，就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向这个区域。但是，西部金融生态现状很不容乐观。

一、东西部金融生态建设的差异

1.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

东西部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表现在以下方面：在金融资产总量上。2005年东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16％，东部是西部的3.8倍。省级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的差距也极为悬殊。以广东省为例，2005年广东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为38119亿元，是云南省的7.6倍，贵州省的13.6倍；同年广东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3261亿元，是云南省的5.7倍，贵州省的9.9倍。

在金融深化程度上，东、西部金融机构与本地区GDP的相关比例分别为267％、213％，东部金融深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

在金融开放程度上，由于东部地区开放的时间比较早，金融市场化的开放程度比较高，而西部地区随着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金融开放程度也得到了较快的提高，但其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不高。

2.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

一是股票市场存在差异。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少，质量不高。截至2005年底，西部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已经有224家上市公司，股本总额达518.8亿元，占全国股本总额的13.68%，累计筹资253.8亿元，占全国筹资总额的16.47%。与东部相比，西部上市公司在规模、数量和筹资能力等方面都相对不如东部公司，而且存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资产重组滞后、融资渠道较窄等问题。二是债券市场的差异。2005年，东西部分别通过债券融资1413亿元和27亿元。而西部的债券市场发展极为落后，2005年，、青海和甘肃无一家企业发行债券。

3.金融机构分布的差异

金融机构是金融生态系统中主要的金融主体，其发达与否，直接影响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东部国有商业银行数是3066个，是西部的2.03倍；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是391个，是西部的5.9倍；城市商业银行数是245个，是西部的2.3倍；债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分别是7个和31个，是西部的3.5倍和1.5倍。特别是、青海和宁夏没有一家股份制银行，金融机构较为单一。这种差异性必将影响西部资本形成能力的强弱。

4.信用体系建设的差异

目前，东部已经不仅建立了社会征信系统，而且建立了信用担保体系。上海等地还开展贷款企业咨询业务，并建立了个人信用征信系统，而这在西部还是一片空白。西部信用担保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制约西部金融生态建设的因素

这里从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三方面对金融生态展开研究。

1.金融生态环境

(1)金融市场法制不健全。西部的金融法制环境存在不少问题。首先从借款人角度看，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得他们可以通过非正常关系来获取银行贷款，而在银行发现不良资产后往往却拿不回钱。其次金融市场也应该有市场准入条件、自由竞争机制和市场退出条件。但金融市场法律关键缺乏金融机构的破产法规，金融机构有准入没有退出，导致缺乏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不能有效处置经营不良的金融机构，造成金融生态日益恶化。

(2)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企业缺乏信用意识和信用管理措施，社会信用中介机构不健全，信用数据不透明，失信成本低。部分地区出现银行有钱不敢贷，企业借钱不想还的环境冲突。

2.金融生态主体

(1)西部金融机构运营效率不高。首先是西部金融机构普遍存在不良贷款比率较高，资本充足率偏低，这就客观上限制了金融机构的活动空间。西部商业银行资产结构较为单一，在盈利资产中90%以上都来源于贷款，中间业务收入只占很小的份额。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在当前情况下只能体现在信贷规模的扩大，这样无形中又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再次，西部金融机构的收益率水平较低，导致对不良资产的“消化”能力不强。

(2)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产品的开发是金融机构盈利的主要手段之一。西部金融机构单一的负债经营模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金融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需求。

3.金融生态调节

(1)金融机构缺乏自我调节机制。首先，对金融业的过度保护和管制措施,极大地削弱了竞争力。其次，国家信用担保机制把金融的信用演变提升为国家信用，一旦出现风险都是由中央银行等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这不仅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不符合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规则，使金融机构对内控和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自我抵抗风险、自我调节的能力受到较大局限。

(2)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随着银监会的成立，我国金融业形成了“一行三会”的格局。但是，在新的监管格局下，由于缺乏协调机制，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与各金融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之间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无法实现信息共享，直接影响了金融工作的效率。

(3)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情况比较普遍。对金融业的保护和管制政策极大地削弱了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能力,从而使西部金融机构不能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西部一些地方政府在思想上仍然认为银行是国家的,企业是地方自己的。因此当企业融资出现问题时,不在企业内部找其原因，而是强行要求银行放贷或把企业“包装”上市融资。但这些企业由于自身的重大缺陷很快就又陷入亏损，这些损失最终只能转嫁给银行和广大投资者。

三、构建西部绿色金融生态的根本思路

1.坚持市场导向，建立和完善自愿交易的平等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

(1)完善企业破产制度。与金融生态有关的法律制度主要是破产方面的法律，它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一些市场行为无法进行实质上的规范，这使得银行对借款企业没有最后的“杀手锏”来威慑，致使企业逃废债务等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大大破坏了金融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对于金融机构缺乏一部实用的破产法规，实践中对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得不到有效的处置，对金融生态环境形成一定影响。因此要尽快出台一部《金融机构破产法》。

(2)规范社会信用体系。西部的金融生态系统中，信用缺失已成为制约金融生态发展的瓶颈。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构建西部金融生态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建设信用政府。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政府要在信用建设中率先垂范,强化公共服务意识，严格依法行政，增强政务透明度,提高政务质量和效率，同时要构建信用激励和惩戒机制，积极惩治危害社会信用的各种行为。

其次，要提升企业信用。企业是金融资源的主要载体，是金融生态优化的微观基础。因此，要加强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强化企业信用管理，全面提升诚信观念，推进企业诚信经营。

第三，要积极构建个人信用。社会信用归根结底是个人信用，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均与个人信用有关。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诚信教育，弘扬和培植信用文化，强化信用道德，建立守信的激励机制和失信的惩戒的机制，提高公民个人诚信素质。

第四，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规范信用中介机构的行为。对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信用担保机构、评估机构、评级机构等信用中介机构进行全面的整顿和管理，规范其行为，提升其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

2.加快对现有金融机构改造，完善金融生态主体体系

西部金融机构要提高运营效率，首先要继续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使其产权明晰化，各级经营者对其经营成果真正负责起来。其次，在规范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同时，积极探索对农信社、诚信社等产权改革的方案，放低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门槛，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最后，还应大力发展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即深化中介机构改革，实行市场化、公司化运作；强化中介机构的市场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和行业自律。

3.建立和谐的金融生态调节机制

提高西部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必须健全金融生态调节机制。首先，制定和完善金融监管的绩效评估和考核机制。具体应强化三方面工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健全的会计核算制度；二是要及时量度金融机构资产风险；三是要及时启动、并在实践中不折不扣地运用矫正措施。

其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稳定机制。在金融生态建设中，银行破产会极大地损害存款人的利益，而且会造成社会和经济的震荡。为维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张 杰 刘红艳:我国区域金融环境构建刍议[J].集团经济研究，2007（1）

篇（7）

一、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程与现实需求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是一条曲折的“U型曲线”，从最初的被动者、服从者，逐渐发展为参与者、改革者、引领者。尤其自2008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建设，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更加全面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调整规则和制定标准。至今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加强多国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引导世界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发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时，通过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积极探索，筹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完善发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国逐渐成为重要改革者。自匹兹堡G20开始，中国开始承担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国积极推动了IMF的资源补充和份额改革、建立和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等一系列事件，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断发展。再次，中国将会成为重要引领者，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发起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同时提交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重要文件，成为未来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仍增长乏力。美国加息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受欧洲债务危机之困和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企；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封闭市场，打击其它国家贸易的进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国际投资与贸易低迷；资本国际流动加剧，高泡沫、高风险等风险在积聚；金融市场反复动荡。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形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要积极?⒂胪晟聘母锶?球金融治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体制更有效地支撑实体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为新一轮繁荣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优劣势分析

一国的国际金融实力是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2008年以来，中国的国际金融实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作为新兴金融大国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固有缺陷而在一些方面有明显的弱势。

1.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首先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它是国家金融实力的基础力量。根据《银行家》排名，2008年中国有两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进入了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分别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国有四家银行入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排在前两位。表明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国际大规模的扩张。其次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投资机构。2015年，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排在世界投资银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国，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差距很大。但在中国，由政府掌握的主权财富基金却很强大，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主权财富基金中排名第三，这一点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中国的优势。最后，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信用评级机构掌握大量政府与公司的信用信息与专业知识，具有强大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几乎全被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标普、惠誉、穆迪）所垄断，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基本没有信用评级话语权。

2.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首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融资方式一直是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虽有较快发展，但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制度不完善、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相较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不足，处于劣势。就债券市场规模而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虽然扩张了七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只有美国的1/10。①相对于债券市场规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成长更快，2014年中国股票总市值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但仍然只有美国股票市场规模的1/4。②其次，中国的利率汇率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汇率市场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比较大，仍需要有序稳步推进。

3.从人民币地位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推进，至2014年12月，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③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个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坚实的进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币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国际化水平不足，还没有成为如美元、欧元等那样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总体上来说，提高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需要从提高经济金融实力、积极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综合考虑。

1.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实力。金融领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关键领域，要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必须有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有力支撑。从目前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应该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逐步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壮大金融实力。

第一，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好金融机构、自律组织、央行三道防线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和调控机制。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让利率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自行认定，不断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提高央行引导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针对非理性定价行为做好行业自律和监督管理。

第二，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去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法国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大选等国际事件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一些波动，尤其是2016年10月份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下跌，让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产生议论。汇率波动与一国经济运行密切相关，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一国经济运行稳定则其货币自然稳定。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GDP保持69%的稳定增长，虽然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长期贬值，但仍有必要做好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预期管理。中国央行应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长期来说，保持汇率稳定的根本办法，还是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法制、完善市场制度，把经济基本面做大做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营造更加透明公平、更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加大开放力度，使得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和水平保持向好态势，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综合实力。

第三，发展完善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市场中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逐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积极促进国有企业的资产证券化；改革发展和建立灵活高效、统一大容量的货币市场；推进债券市场扩大发行主体和品种，完善推进市场的评级、清算和担保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发展国债市场。

第四，进一步发展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即是货币的数字化，广义上是一种电子货币，与网络技术紧密相关，具有支付和流通属性，可以作为纸币的替代品。当前，纸币趋向电子形态，全球范围内支付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多国的货币当局开始研究数字货币的发行。中国央行率先研究数字货币，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原型方案已完成两轮修订，未来有希望在票据市场等相对封闭的应用场景先行先试。发行数字货币是金融领域的一次重大革新。数字货币的发行能够节约纸币发行、流通、保存的成本，安全程度高。其可追踪性能够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度和透明度，能有效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行为。由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还能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增强了央行直接掌控资金的能力，使得央行能够绕过银行和支出部门直接影响市场，向实体经济直接注入流动性，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金融部门更加有力地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

最后，发展普惠金融。所谓普惠金融，就是要加增大金融服务的包容性，让金融服务更好地为广大民众、中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服务。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并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今后要平衡创新与风险，构建法律和监管框架，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促进客户身份识别，检测发展进程。中国会以实际行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2.推动G20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20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开放性对话协商的重要机制，逐渐实现了全球金融治理从G7到G20的转变，中国通过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④G20是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平台。对中国来说，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G20是当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平台，它也将在未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合作。中国能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从而使G20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新变化。在G20中，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地位是平等的，力量对比也是均衡的。G20是在机制上能真正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对话的平台。2008年以后，中国多次在G20峰会上捍卫呼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随着经济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作为G20的重要成员国，中国可以逐渐影响其运作，如积极参与议题设置、决策制定执行等关键环节，引导世界关注新兴国家利益。

2016年中国在杭州主办G20第11次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观，提出了“创新增长方式、强劲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联动式发展”四大重点议题，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向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通过G20这一多边国际合作平台，旨在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完善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能巩固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对实体经济来说，能够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提高全球经济抗风险能力；能够及时发现识别风险，有效处理危机爆发，防范危机扩散；能够使金融更加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奠定基础。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完善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任G20轮值主席国以后，中国重新启动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致力于从扩大SDR使用，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完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改善资本流动的检测与应对这几个方面，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

3.进一步推动SDR改革。SDR改革对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使用正在逐渐扩大。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SDR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发出倡议改革SDR以提升超主权国际货币地位。中国人民银行从2016年4月起，开始同时用美元和SDR中国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的数据。世界银行于当年8月份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金额5亿元的3年期SDR计价债券，认购倍数达到25，这是推动SDR市场化的成功尝试，也是扩大使用SDR的标志性事件。由于SDR计价债券有分散风险的优势，所以得到了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的积极认购。采用SDR记账能够降低汇率的波动性。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为SDR计价债券和相关金融产品的发行创造更加完善的条件。

SDR改革包括货币职能和货币结构改革两个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国际货币职能。SDR是记账货币，发行量小，不能够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对国际货币的定价、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备定价功能，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如果SDR在汇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为主权货币汇率定价的基准，就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SDR的汇率波动幅度较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一种定价基准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提议尝试建立发展中国家以SDR为定价基准的汇率安排。其次，SDR的货币结构完全由发达国家货币组成，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为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须增加货币篮子的币种，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对SDR改革的重大推进，这一历史性事件将会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

4.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在自身经济实力开始崛起的背景下，中国除了努力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机制，反映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利益与诉求之外，还应该绕开既有的金融制度体系而另辟蹊径，积极展开区域层面的“建制”尝试，尤其是中国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地区国家进行国家机制性合作，能更有效发挥中国经济金融的潜能，使中国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支持中国金融发展的坚实区域制度基础。

第一，强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心的转移，全球金融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推进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动其改革。首先，中国须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增进自身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推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赖。其次，与金砖国家合作建立金融安全网，合作监测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加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境传递。加强金砖成员国之间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和产品的透明度。优先发展金砖债券市场，充分利用各层次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的基础，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最后，有效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的作用，使金砖金融合作进入务实新阶段。深入探讨增加国际储备货币币种，加强扩大货币互换、本币贸易结算等货币合作，支持金砖各国政府、多边开发银行发行SDR计价债券，优化金砖成员国的投资组合。中国应该引导金砖国家积极参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多边机构的事务，努力提高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升级东亚金融合作机制。东亚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来逐步进入深化合作阶段，但美元依赖和区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等因素仍然牵绊着东亚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东亚金融合作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长期看，东亚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强区内金融风险识别能力，提高风险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风险冲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降低对区外货币的依赖。其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话语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新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参与配合者转变为领导塑造者。比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融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东亚货币合作等，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进入更深层次。

第三，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上合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为稳定中国的西部战略环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国际制度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联合体，为各成员国的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重要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标志着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的开始。上合组织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今后，中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动上合组织的金融合作：首先，需要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推动双边货币互换逐步多边化，建设区域金融自救机制，货币互换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通过货币互换各国央行之间把对方货币融入本国金融体系，用来支付从对方国进口的商品，有利于作为稳定货币的人民币的国际流通。其次，建立多边框架下的区内贸易投资结算支付体系，这是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能满足货币经济合作的需求。同时尝试建立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促进区域金融市场的合作。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的作用，为成员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融资渠道，创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适合本区域发展的其他融资模式。

第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它们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没有发言权，自身利益和诉求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损害。同时，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越来越大，而既有的国家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巨大的投资需求，迫切需求建立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于2013年10月倡议建立亚投行，旨在推动亚洲的互联互通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国的支持，至2016年1月亚投行成立之时，一共有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成立和正式运作，对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首先，加快亚投行建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在资金筹集和项目运营中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资本货币，可以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行制度更加公正合理。中国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与IMF和世界银行不同，亚投行遵循开放公平公正的原则，行长副行长来自不同的成员国，亚投行的重大决定需要有75%的超级多数才能通过，中国作为大股东，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次，通过亚投行与IMF的互动合作，加强国际金融?O管。亚洲是世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亚投行的运行项目集中在亚洲国家，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实力具有多样性，亚投行在运营中对亚洲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市场将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积累丰富的经验，加强与IMF共享和交流金融市场信息，便于双方快速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程度，快速采取措施，应对突发的金融风险和大规模的金融动荡。

5.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尽快达成。RCEP是东盟发起、主导，邀请中日韩澳新印6国参与的谈判，简称“10+6”，目标是建立16国统一大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涵盖35亿人口，GDP占全球总量的1/3，如果RCEP达成谈判，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自2011年始，16国已经举行了15轮谈判和4次经贸部长级会议。RCEP谈判一直以来受到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协定（TPP）的强大外部压力，即参与了RCEP又参加了TPP的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更倾向于追随TPP的步伐，加上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各自的利益和诉求纷繁复杂，使得协议尤其是高标准的协议不容易达成，原定于2015年底结束的谈判，至今未能实现。但是面对疲软的世界外部需求困境，各成员国都有扩大出口、加强区域之间贸易的迫切需求。所以加快推进RCEP谈判进程，符合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2016年11月21日，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称自己上任后将退出（TPP），使得TPP前途未卜，充满变数，追随TPP的国家开始把重心转向RCEP，加之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这对于推进RCEP来说应该是个非常好的时机。

中国一直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自RCEP谈判开始，中国一直积极响应并努力推动其发展，还将促进RCEP达成谈判纳入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中。对中国来说，积极推进RCEP谈判，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升在亚太区域经济金融合作重要地位与作用，帮助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后，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策略选择。首先，加快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增强战略互信，消除猜忌。加快在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和升级。其次，推进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中日韩是区域内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实现中日韩FTA会是RCEP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力。三方应加强政治互信，加快经济融合，妥善处理谈判中的矛盾，深化贸易合作，争取尽快达成共识。最后，中国应积极参与RCEP规则制定。在RCEP中6国的经济实力较强，协调10+6的关系，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导机制，中国参与规则的制定，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建立公正合理经济秩序的需要。中国在尊重东盟主导作用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RCEP进程。中国应倡导RCEP的下一步目标，不能仅侧重市场开放度，还应为RCEP提出新的内容，如规则的更新方面，包括环境问题、劳动标准问题等。总之，中国会与各方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和引导谈判，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并积极努力从自身出发，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力争尽快结束谈判。

注释：

①欧威廉等著，李巍、苏哈译：《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篇（8）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3-0044-06

一、货币信贷运行状况评析

1.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导向下，货币供给量迅速增长，货币流动性增强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适时适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灵活调动商业银行头寸，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从而维护金融体系预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大力促进信贷的发展，并通过“窗口指导”等手段，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保证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尤其是在下半年，中央银行对过快的信贷增长开始保持警惕，逐步采取发行定向票据等措施有意识控制信贷总量的过快增长。

在主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由于2008年底中央银行大幅调低存贷款利率，我国存贷款利率水平已经接近历史低位，下调空间不大。因此，2009年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使用公开市场业务以及央行票据，截止2009年9月底，中央银行累计开展正回购操作3.17亿元，发行央行票据2.71亿元。

在中央银行的积极努力下，2009年货币供应量出现快速增长，截止2009年12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8％，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2万亿元，同比增长32.3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9月份M1增速超过了M2，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活跃度已经出现了明显提升，货币流动性在不断增强。

2.银行贷款高速增长为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做出了积极贡献，各项存款尤其是企业存款较快增长

2009年，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金融机构贷款出现高速增长，截止12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9.97万亿元，同比增长31.794％，全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企业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增长迅速，比2008年多增2.7万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的迅速增长，是我国货币信贷的一个亮点，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迅速企稳回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然，我国货币信贷结构的增长并不完全合理，房地产消费信贷与国有企业信贷的增长速度要明显快于其他行业及经济主体，这种增长格局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导致全国性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影响经济活力。

2009年各项存款也出现持续攀升，截止2009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9.77万亿元，同比增长28.2％，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13.13万亿元，同比多增5.44万亿元。存款的快速增长，为我国货币信贷的扩张提供了基础条件，降低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但是，存款增长也出现了一定的结构失衡，企业存款尤其是企业活期存款增长明显快于居民存款，这反映了非金融企业在获得大量贷款之后，由于投资项目储备不足而短期内出现资金闲置。

3.外汇储备在出现短暂负增长之后重新大幅增长，人民币汇率稳定之中带有结构调整

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总体保持增长的态势，除2009年1、2月分别出现325.74亿美元和13.9亿美元的负增长之外，其余月份均快速回升，并且在2009年4月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此后均保持在2万亿美元之上。分季度看，第1、2、3、4季度分别增长71.11亿美元、1778.65亿美元、1409.89亿美元和1265.47亿美元，截至1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23 991.52亿美元。

2009年，人民币兑主要货币的汇率水平有升有降，波动弹性增强，但仍保持了相对稳定。从月度平均数值来看，2009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出现贬值趋势，对其他货币出现升值趋势，但从3月底开始，人民币兑美元重新出现升值趋势，兑其他货币出现贬值趋势。

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欧元等国际结算货币近年来的波动幅度明显增大，这也波及到中国同临近亚洲国家开展跨境贸易时的货币结算，为了稳定预期，降低跨境贸易中的汇率风险，2009年4月8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正式，统一规范了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活动。办法推出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进展顺利，资金清算渠道安全、畅通。根据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RCPMIS)的统计，截止2009年9月30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人民币账户融资、贸易融资等相关业务也顺利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是人民币走出国境的第一步，为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5.积极开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

2009年，世界各国的普遍任务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稳定本国经济与金融形势。在解决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各国央行之间的沟通合作，共同行动起来。为此，2009年我国央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第一，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六个经济体货币当局签署了总计6 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使其成为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重要手段。第二，积极参与共同外汇储备库建设，为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提供资金支持。2009年2月，中国与东盟、日本和韩国(东盟+3)决定将2008年5月建立的共同外汇储备库规模扩大到1200亿美元，中、日、韩三国在5月初就储备库出资份额达成共识。其中，中国将与日本各出资384亿美元。第三，中国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一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并将在今后3―5年内向东盟国家提供150亿美元信贷。

二、金融机构状况评析

1.银行类金融机构出现快速扩张

(1)商业银行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质量得以明显提升

随着2009年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快速增长，商业银行规模不断扩张，截至2009年9月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75.31万亿元，总负债71.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9％和27.5％。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保持较高的水平，不良贷款率则出现明显下降。例如，截止9月末，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6％、11.6％、12.1％和12.5％，其中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则分别下降了2个和1个百分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7％、1.6％、1.6％和1.4％，均比去年同期出现0.4％―1％的下降。

(2)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继续稳步推进，政策性银行成为改革重点

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此后，中国农业银行按照改革方案要求，围绕“面向三农、商业运作、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总体目标，稳步推进事业部制管理体制改革，制定面向“三农”的专门信贷政策，强化“三农”业务风险管控。目前，中国农业银行正在进行战略投资者选择工作，很有可能在2010年上市。

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2008年底挂牌后，正稳步推进风险管理和内控等内部制度建设，稳健拓展业务领域，完善运作机制。2009年8月末，成立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将在传统业务的基础上通过国开金融公司大力发展股权投资业务。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成立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工作小组，修改完善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方案及章程。这两家机构仍保留政策性金融机构定位，并在以政策性业务为主的同时，适当经营自营性业务，未来的改革方式将有注资、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等等，不断提高其运作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

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展顺利。截至2009年9月末，中央银行已累计向2 321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兑付专项票据1601亿元，兑付进度达到95％以上；发放专项借款15亿元。经过改革，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显著改善，按贷款四级分类口径统计，9月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为3 617亿元和7.7％，比2002年末分别下降1530亿元和29个百分点。同时，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银行化进程加快，截至9月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29家，农村合作银行181家，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机构2 055家。

2.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经营重新恢复

(1)保险公司业务发展顺利，资产规模明显回升

2009年，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良好，保费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截止2009年11月底，我国保险公司累计实现保费收入11216.76亿元，同比增长22.6％，比2008年底提高了14.6个百分点。总资产39 0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66％，比上年底增长16.89％，保险公司总资产明显回升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保费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国内A股市场的重新上涨。

(2)证券公司各项业务出现恢复性增长，制度创新也为其发展带来新机会

从证券公司角度看，随着2009年股票市场的企稳回升，股票市场交易量重新回升，加上国内A股市场IPO重启，证券公司的经纪、投资银行、自营和资产管理等各项业务都不同程度开始恢复，尤其是在创业板推出之后，很多中小型证券公司也得以进入IPO市场，证券公司的利润点增加，业务运转更加顺畅。

三、金融市场状况评析

1.货币市场

近年来，我国货币市场发展较为迅速，交易量稳步增长，参与主体不断增加。截止2009年11月底，全国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式回购成交60.6万亿元，同比增加21.4％；同业拆借累计成交17.2万亿元，同比增加25.4％。2009年货币市场出现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当年信贷政策的适度宽松，给货币供给增长带来明显压力。为此，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明显增加，使得货币市场成交处于活跃状态。

货币市场利率稳中有升且波动性加大。在市场流动性总体宽松的环境下，2009年上半年质押式债券回购和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基本稳定在0.85％左右；6月下旬以来，受新股发行重启等因素影响，各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且波动性有所加大。9月份质押式债券回购和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1.28％和1.27％，分别比6月份上升37个和36个基点。

2.债券市场

债券市场发展明显提速，截止2009年11月底，我国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登记的债券余额为172 205.26万亿元，各类债券的具体余额见表1所示。

截止2009年11月底，我国年内已发行国债共15 368.48亿元，其中记账式国债11873亿元，凭证式国债1485.48亿元，另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2 000亿元；金融债发行49 641.6亿元，其中政策性金融债11178.1亿元，商业银行债券2 578.5亿元，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券225亿元，央票35 660亿元；广义企业债发行14 398.38亿元，其中短期融资券发行4 225.05亿元，中期票据6 373亿元，企业债3 800.33亿元。

2009年以来，债券市场走势随着货币信贷的大幅扩张而逐步下跌，尤其是在1月份，债券市场出现快速下跌，市场成交量开始低迷，6―7月份，由于债券发行量加大，加之IPO重启之后部分避险资金从债市回流股市，债券市场出现新的一轮下跌，8月份企稳，在11月份，由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和加息预期加大，债券市场出现一定幅度的回升。

3.股票市场

截止2009年12月底，中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1718家，总市值24.39万亿元，流通市值15.13万亿元。2009年，企业通过IPO以及增发的方式从A股市场募集资金3 809.2亿元，其中IPO募集资金1344.78亿元，增发募集资金2 341.86亿元，配股融资75.9亿元。

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一路下跌之后，出现了明显上涨，上证综指从2009年1月5日开盘的1849.02点一路上涨到8月4日的3 478.01点，最大涨幅88.1％。此后出现高位震荡整理的走势，12月31日收盘3 277.14点。

经过上涨，中国A股市场估值泡沫逐渐显现，虽然以12月31日收盘价计算的全部A股静态市盈率平均在27.64倍，低于历史平均的39倍，但是，上市公司估值出现明显的板块分化，银行等大市值板块市盈率仅为20倍左右，有色金属行业平均为159倍，创业板股票的静态市盈率也已经超过100倍。2008年10月份延续到整个2009年的股票市场走势很好地体现了股票市场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作用，提前显现了宏观经济触底回升的趋势。这表明，全流通之后的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联系

进一步增强，股票市场与经济运行态势的联动性逐步增强，股票市场已经开始成为宏观经济走向的经济晴雨表。

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性建设也逐步展开，创业板的推出不仅仅在于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市场和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创业板的推出为我国大量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对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创业板的快速增长，也为创业资本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退出渠道，对于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2010年我国金融运行展望

度过了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2009年，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情况看，2010年的宏观经济将会好于去年。投资方面，由于前期信贷的大量投放，企业资金较为宽裕，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投资意愿增强，虽然可能会低于2009年的投资增速，但2009年投资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导致的，2010年里，企业投资尤其是民间企业投资增速将会重新提升；消费方面，我国政府也一直在大力拉动内需，尤其是着重启动农民的消费需求，消费方面应该也会成为推动宏观经济的积极因素；出口方面，随着国际经济的复苏，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出口增速企稳回升趋势在2010年应该能够持续，这说明出口方面至少不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我们认为，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还会继续回升，经济走势向好，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控下，我国金融运行将会继续保持平稳，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均能够获得稳步发展，速度也会快于2009年。

1.货币政策将会趋于稳健，更加灵活机动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情况看，2010年我国不会马上实现积极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而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的既定方向上实现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整体要比2009年收紧，但与其他年份相比仍然较为宽松，推动银行信贷和货币供应增长趋于更合理的水平，同时根据2010年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下一步中央银行将会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安排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流动性管理，力求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从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看，央行票据和正回购等公开市场业务将是央行2010年货币政策微调的主要手段。在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总体基调不变的前提下，央行将会通过加大公开市场回收力度、加强窗口指导、加大风险提示等方式灵活动态地对宏观经济进行微调，采取措施适时干预引导信贷合理增长，堵住银行资金和信贷违规流入资产市场的政策漏洞，使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从利率政策看，2010年还存在利率上调的可能性，如果我国物价水平的变动情况出现较为明显，尤其是石油、大宗原材料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反弹，可能会形成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也许会导致通货膨胀形势失控；另外，从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情况看，美国经济也已出现触底反弹迹象，2010年不排除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进入加息通道。如果出现上述情形，我国不排除对利率进行适当调整。不过即使上调，幅度也不会很大。这是因为，在全球经济实现全面复苏之前，由于普遍的产能过剩，短期内通货膨胀形势不会迅速恶化；同时，我国利率水平仍然要高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如果我国单方面提高利率，很可能会吸引热钱流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从存款准备金率情况看，可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从调整动因分析，预计一方面是由于宏观调控压力所致，另一方面是用于对冲外汇占款不断增长对货币供应的明显扩张作用，防止货币供应量增长失去控制，但这一工具应该是与公开市场业务配合使用的，是在外汇占款出现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才可能会出现的。

2.信贷增速将会放缓，信贷结构面临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看，实现2010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信贷增长的控制。这是因为，经过2009年的迅速增长，银行信贷已经成为我国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驱动因素，如果要实现适度宽松，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将信贷增长控制在合理水平之内，不出意外，可能会控制在7万亿左右的水平，并且中央银行还会尽量使贷款保持均衡，防止季度之间、月底之间异常波动。

信贷政策在保持合理增长的同时，还要体现出的将是信贷结构上的变化。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信贷政策将更加侧重于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支持内需的需要，将可能加大对消费信贷、三农、中小企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可能会发展“绿色信贷”，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3.商业银行业务拓展会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中间业务将成为重要着力点

经过2009年的“井喷”，商业银行信贷出现快速扩张，这导致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2010年如果继续大幅扩张信贷，商业银行在今后的时间内将不得不面临无资本金规模可贷的境地，解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增加资本，包括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但核心资本的增加需要在二级市场进行增发，在股票市场走势不好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很难通过这一渠道融入资本金，实际上目前银行股二级市场较低的估值水平就反映了这一预期；附属资本的增加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但银监会规定，商业银行附属资本只有在银行核心资本超过7％时才可发行，且发行的总额度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25％，这大大限制了附属资本的增长。因此，增加资本方面面临实际困难。另一类是降低风险资产，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主要选择就是控制贷款的增长。

为了缓解资本充足率问题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经营压力，商业银行未来需要通过发展中间业务，降低银行利润严重依赖存贷款的局面。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只有10％―15％左右是来自其向客户收取手续费的中间业务，这一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利润40％―50％的水平，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商业银行也要加快资产证券化的步伐，通过把部分信贷资产进行证券化，可以将其移出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从而降低风险资产的总额，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困扰。

4.金融市场将会在曲折中稳步发展，制度建设与创新进一步增强

在这种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背景下，2010年我国金融市场将会在前期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发展，但在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的发展将会出现较大波折。

篇（9）

正如国开行董事长陈元的年报致辞所言，“这一年，国开行始终把服务国家战略、承担社会责任与自身健康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探索解决‘三农’、民生等瓶颈领域和社会薄弱环节融资难问题，努力实现国家利益、风险防范与股东回报的内在统一。”

2009年，国开行一方面扎实推进商业化转型，一方面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力以赴落实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各项政策措施，发挥中长期投融资在平抑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重要作用。国开行把2009年作为“规划年”，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校的规划合作，以规划先行落实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开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项目，建立了一整套规划支撑中长期投融资业务发展的体制机制。

年报显示，国开行2009年坚持“两基一支”、基层金融和国际合作“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大力支持政府投资项目、扩内需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全年向中央投资项目贷款2069亿元，占该行新增贷款的32.6％；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扩内需领域新增贷款4813亿元，占比达75.8％；此外，国开行还支持了南水北调、高速铁路、上海世博会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为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该行支持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促进文化、高科技产业和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

亮点二：担当对外投融资主力

国开行行长蒋超良对记者表示，“金融危机为中国金融机构开展‘走出去’业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实现以贷款换资源、换市场”。

国际合作业务是国开行去年年报中浓墨重彩的一笔。2009年，国开行通过各种方式与外国政府、境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国际合作业务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狂风巨浪中取得了长足发展，实现多方互利共赢。截至2009年底，国开行外币贷款余额974亿美元，资产质量继续保持优良，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

2009年，国开行积极配合国家能资源战略和经济外交政策，大力开拓国际业务“蓝海”，成功运作了中俄石油、中巴石油、中土天然气合作等一批重大战略性项目；积极配合高访活动，签订了20多项重要金融合作协议和融资协议。作为我国对非洲合作八项新举措之一，国开行设立10亿美元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开启了中非金融合作新领域。目前，该行国际业务已覆盖78个国家，呈现信贷、基金、股权投资、融资并购等多元化发展格局，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亮点三：保持多年一流业绩

年报显示，2009年国开行资产总额比上年增长近二成，净利润增长54％，完成319亿元；不良贷款率连续5年保持在1％以内，资产减值准备对不良资产覆盖率215％。

经营业绩是风险管理的一面镜子。国开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在2009年再上层楼，实现了信用、市场、操作和合规风险的统一集中管理，推进了垂直、独立、具有全面覆盖能力的内审体制机制改革。该行密切关注行业、国际业务和融资平台风险，及时制定风险防控和化解预案。尤其是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国开行去年开始对全行平台存量贷款逐项目进行摸底统计和风险排查，加大对平台授信额度管控与贷后监控的频度和力度，推动各地做实做强融资平台。

亮点四：彰显债券银行特色

在我国的金融生态中，国开行的定位是一家债券类、中长期、批发性的银行。2009年，该行坚持定位，在发挥自身特色上更进一步，积极应对改革转型和经济下行带来的双重挑战，继续以债券融资为主的方式支持中长期贷款业务发展。2009年，该行发行本外币债券累计突破5万亿元，余额达3.3万亿元，占全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存量的四分之一，也使国开行跃居全球发行债券余额最大的银行。

国开行还在香港成功发行30亿元人民币债券，成为首家在港发行以Shibor为基准人民币浮息债的中资机构。另外，该行自主发行的400亿元次级债券也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债券市场的金融产品。

亮点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篇（10）

武汉市拟从明年起，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补充担保机构的风险准备金，以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武汉市政府正在加紧指导相关部门制定《武汉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对达到一定规模、依法经营、管理规范的担保公司，按照其当年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额的一定比例，予以担保风险补偿。

近年来，各级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措施不断出台，表明其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中小企业融资难，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中小企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今天，中小企业获得的待遇与它们为国民经济做出的贡献严重不成正比。即使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中关村，每年仍有20%-30%的中小企业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的贷款而死亡。

融资困境，原因为何

中小企业融资，为何面临如此多的困难？是谁冷落了这些为GDP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草根企业”？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今年年初由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的“中国改革评估――进程与挑战”形势分析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凸现了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一系列缺陷。他认为，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表现在银行贷款方面，就是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风险状况缺乏有效的识别手段。在2004年10月29日央行取消贷款浮动的上限之后，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充分运用利率浮动手段，对不同风险状况的中小企业进行贷款定价。但由于商业银行总体上缺乏独立的风险定价能力，因此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选择的策略是简单地退出市场。

其次，从我国目前融资结构看，仍属于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融资格局。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社会大部分闲置资金。金融市场发展失衡、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限制了中小企业贷款。

第三，目前银行绩效考核中存在的缺陷也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一大原因。目前一些商业银行的负责人，任期通常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与大企业的长期贷款相比，中小企业贷款具有数量小、次数频繁的特点。而在严格要求降低不良资产比率的考核约束下，长期贷款在出现偿还困难之前，通常容易被视为是正常的贷款，因此这些商业银行的负责人有动机发放长期贷款，冷落中小企业贷款。

第四，中小企业融资难还反映了金融创新体制和监管体制存在的缺陷。从金融结构上看，企业融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结构过于单一，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比率过高，风险不断向银行体系集中。而商业银行在贷款上的风险偏好，又决定了贷款形式的融资难以有效地满足中小企业的高风险融资以及长期性的资金需求。所以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不太可能期望单一的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融资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在今年7月份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财富论坛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教授强调了中国间接融资市场的不完善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一大原因。

李扬认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中服务于工商企业和居民的份额很小。我国目前的主要债券，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是金融机构使用的，金融机构次级债券是银行使用的，普通金融债券是证券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使用的，短期融资债券有一部分是企业债券，但是大部分是金融机构债券，中央银行票据是各种各样的中央银行货币市场中进行交易时金融机构使用的，企业债券是企业使用的。以上七种在我国流通的主要债券中，有六种是服务于金融机构的。它们占据了我国债券市场的绝大部分，筹集来的资金在金融机构绕来绕去，就是到不了中小企业的手中。中国缺少服务于工商企业、居民和实体经济的债券，很多需要发债的企业都发不了债，少数能够发债的企业也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才能发行债券。

而对于目前议论得沸沸扬扬的中小企业板，李扬教授认为，我国的股票市场根本不是中小企业能筹资的地方，中小企业板实际上是主板的翻版。

其实，在这些诸多外部原因限制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的背后，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使其陷入融资困境的重要原因。规模小、资信差、经营不规范、抵抗风险能力差、治理机构不完善、信息不透明等是中小企业与生俱来的缺点。这些缺点把中小企业隔在了贷款大门之外。解决之道，在于各种联众担保机制的创新，在于一个“诚信”社会的建立。

融资春天，初现端倪

中小企业融资的春天正悄然到来。原因是最近各地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而进行的金融改革与创新一潮高过一潮，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各种政策利好消息也不断传来，振奋着人们的精神。

今年上半年，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财经》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今年金融改革要实现六个转变，其中第一个就是要使金融机构的融资服务更加注重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我国银行体系在融资政策上要完成从原来的注重所有制逐渐向对不同所有制一视同仁转变。

7月底，银监会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意在鼓励、支持和促进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完善小企业金融服务。

8月10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行小企业贷款业务培训会上表示将在小企业贷款上做好四个“规定动作”，以大力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最近，各地、各行业也纷纷实行了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系列活动。

6月29日，中关村科技园区召开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会议暨征信产品会，公布了《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征信报告》(包括《标准征信报告》和《深度征信报告》)，在2003年7月成立的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中关村企业的信用评级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同时，在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支持推动下，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自成立以来，已为千余家中小企业提供了几十亿元的担保支持，有效地推动了中关村中小企业的发展。

9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首都金融文化节暨北京国际金融投资理财博览会上，参展的10家典当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打出了“中小企业融资的绿色通道”的旗号。北京宝瑞通典当行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王朝阳说：“典当行渐渐成为中小企业寻求资金的有效渠道”。只要有足够的抵押物，中小企业就能从典当行获取它们所需要的资金，免去了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时需要的各种冗繁的手续，及时解决中小企业的燃眉之急。

9月5日，在渣打银行广州分行开业仪式上，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曾璇强调：“渣打未来在中国业务发展的重点之一，就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渣打擅长中小企业融资业务，这是我们的特色，在香港如此，在内地包括广州亦同样如此”。

渣打银行通过零售业务部门管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为每个中小企业量身定做融资服务”。除了渣打，花旗、汇丰、恒生、东亚、美国等外资银行或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或积极参与中小企业资信评级的工作，都在以各种方式介入中小企业融资的活动中。这些拥有强大资金实力，掌握先进的金融工具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小企业融资市场，除了给国内银行带来冲击外，更多的是给广大中小企业带来了发展的际遇。

与此同时，国内各商业银行也针对中小企业融资，设计出了一系列新型的金融创新产品。

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最近就推出了一款名为“创业宝”的融资产品。主要面向当地的中小企业主们。申请人以该行认可的具备合法所有权和支配权的房产作为抵押，在授信期限内可多次循环使用贷款额度内的款项。深发展在上海推出的这款“创业宝”贷款授信额度达到500万元人民币，极大地解决了当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另外，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推出了三方协议担保、国内保理业务、法人按揭贷款等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可供抵押的资产不多、担保难的困境而设计的金融产品；北京银行与多家担保公司联手，开通了中小企业融资绿色通道，推出了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银行评级标准”；民生银行一位管理人员向媒体透露，民生银行将在今年年底前成立中小企业发展部，专门发展对中小企业贷款业务……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浮出水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小企业融资的冬天即将过去。

融资渠道，专家献策

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的难题，经济学家们给出了各种建议：

讨论多年的中小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被认为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有效方式之一。

立足于各地区的中小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与中小企业有着与生俱来的紧密关系。规模小，资金不足，抵御风险能力不强，在各自领域的劣势地位使它们更容易惺惺相惜，团结起来。各中小银行和民营银行比大银行更容易了解中小企业的需求，获得它们经营的相关信息，其放贷成本要明显低于大银行。

而在中小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更提出了“社区银行”的概念。

社区(community)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首先提出来的，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是指在一定地区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扎根在民间，是从民间自上而下组建起来的金融机构。

社区银行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它与中小企业在同一个区域内，使其轻易地掌握了成本和信息的优势，可以及时获取中小企业的变化信息，并迅速做出决策，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强的贷款调查、发放和管理，能够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我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随着民生银行的上市和民营银行改革试点的呼声日高，在我国成立社区银行的时机已渐近成熟。目前我国已成立了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12家城市信用社，以及数以万计的农村信用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改造”的方针，通过吸收民间资本，对现有城市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造的方式，使民间资本获得进入银行业的许可证，也使中小企业融资的方式更加灵活、融资的渠道更加畅通。

而从宏观层面看，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就要改革目前金融体制中不适宜中小企业生长的环节，为中小企业成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李扬教授认为，改革目前金融体制中不适合中小企业生长的环节，需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他提出，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第一，完善企业产权制度，让企业家能够放心、自由地创业。李教授认为，企业决定金融最基本的立场，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要交易，就必须在市场上创造大量可以进行交易的企业，要办公司，要让它创业，让它能够自由地创业。他认为，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激发创业者的热情。如温州，到处都有小老板，那个地方有创业的热潮，人们到了温州，就容易被激发出创业的热忱。而温州也有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支持创业的浪潮。而要创造这么自由创业的环境就需要在全国进行各个层次上的制度安排。

第二，营造有利于企业创业的法律环境，鼓励设立股份公司。李教授以台湾为例，说明法律对中小企业创业的重要性：在台湾，设立股份公司除极少数类似汽车制造这种资本密集型行业外，最低注册资本只需要300万新台币，75万元人民币左右。2002年7月底，台湾股份公司数量达到15.9万家。而在中国大陆地区，《公司法》将设立股份公司的最低标准定为1000万元人民币，到2003年底，工业领域股份公司数量仅有0.57万家。

第三，大力发展服务于中小型企业特别是草根企业的权益市场，无论是以中小企业创业板还是别的什么形式，总之，要让这些市场真正服务于中小企业。

第四，容忍各种非正规权益市场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和第三条相对应的。因为对于越低层次的企业，它的权益交易越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