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诗歌研究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隋代诗歌研究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两个大一统的王朝，在世人心中经常把汉唐并举，作为一种大国和盛世的代称。在我们阅读唐诗时，经常能看见诗歌中出现汉朝的什物、人物或是直接以“汉”来指称唐，这样一种现象几乎贯穿整个唐诗的创作过程，也几乎存在于唐代各个体派和各种风格的诗人之中。李白作为盛唐名噪一时的大诗人，在他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此类现象。

一、汉朝情结的引入与表现

汉、唐两代之间相隔近四百年，然而唐朝诗人对汉朝不但没有因时间距离而产生疏远感，反而在诗中时时反思、呼唤着它，唐代文人与汉朝有着复杂而又真切的情感联系。他们有的直接评议汉事，有的借用汉代人事来赞扬或讽刺唐人唐事，有的甚至直接以“汉”来代称本朝。在此，本文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心理学派的一个概念——情结来解释这种现象，称其为“汉朝情结”。

笔者翻检《李太白全集》发现，李白诗中约有130余处涉及“汉”字眼的词汇，有约80余处用汉代历史人物的典事。通过整理掌握的资料，将李白集中指涉汉代（出现“汉”字，但非指涉汉或唐代，如河汉、江汉等此处不讨论）的诗歌作一个粗略的分类：

第一、指称汉代，这里的“汉”就指汉朝。在这类诗歌中，“汉”字基本上不带任何情感或感彩较弱，只是写作中的称谓或提及，指涉的对象往往是汉代宫室、皇帝、疆域或汉朝。如《宫中行乐词》（其三）：“卢橘为秦树，蒲萄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这里的汉宫即指汉代宫室，显而易见，此处感彩较弱，此类诗歌还有：“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清平调》其二）、“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等。

第二、咏史怀古中的“汉”，此类诗歌多是咏史抒情之作。“汉”字在此处情感色彩较浓，乃有意而咏。如《苏武》：“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此处“汉”也指汉朝，但在情感用意上却有明显的褒扬意味，以“汉节”来凸显和歌颂苏武十年流放而忠存汉庭的精神。此类诗还有：“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王昭君二首》）、“秦人失金镜，汉祖升紫极。”（《商山四皓》）、“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塞下曲》）等

第三、以“汉”喻唐。这种情况多出现于李白的酬答、奉赠、送别诗中，且多以汉庭、汉皇、汉代的历史人物来喻指唐庭、唐皇、或酬赠送别的权贵和友人，此时的“汉”所寄寓的情感就更加强烈，情感内容也更丰富，有对友人的夸赞、对朝廷的眷恋、对渴望被援引的期盼、对自身失意的排遣等等。如《别韦少府》：“西出苍龙门，南登白鹿原。欲寻商山皓，犹恋汉皇恩。”这里的“汉皇”亦指唐代皇帝，可确定为唐玄宗，表达出自己的一种矛盾心理：遍访名流仙山与入朝施展抱负之间的矛盾。更确切地说，是在入朝受阻而无法施展抱负之后不得不入山访道的一种苦闷与无奈。

二、李白“汉朝情结”的原因

“汉朝情结”作为唐代文人间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它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某个诗人角度来细论这一文学现象，那么创作主体的自身原因也值得我们深究。

（一）统治阶层的宗汉心理与社会环境

在中国封建社会，某种文学思潮和社会心理的出现往往都离不开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或者这样一种现象最先是统治者所倾向的。纵观整个古代文学史，如汉武帝对铺陈扬厉、气势恢弘的辞赋的喜爱，使得汉大赋光耀一时；南北朝时期，齐梁纤弱浓艳、采丽竞繁的诗风、文风与齐梁皇帝的审美倾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隋代文风渐趋朴素、自然也与隋文帝提倡文风改革息息相关。

李唐王朝的建立与汉朝有着某种历史的相似感。由于这种历史的敏感性，李唐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将唐与汉相比附，从唐高祖李渊开始，唐朝统治者对汉朝积极的政治措施都秉持着钦佩、效尤的心态，产生了浓厚的宗汉心理。统治阶层的宗汉心理必定会在整个唐代社会引起积极响应。随着这种心理从上层权贵向下层文人的扩散发展，使得唐代文人在其诗中展现的“汉朝情结”也随之深化。

（二）唐前社会崇汉的影响

从秦代至唐代，唯有汉朝维系了近四百年的江山，而魏晋南北朝或是偏安一隅，或是受尽异族侵略。几百年间，中原社会一直是政治动荡、边患频传，区域内又战火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多数文人都怀念汉代的国富兵强，幅员辽阔，有志之士都呼唤能有大汉一统的政治环境以安邦济民，能出现像汉代萧何、霍光与卫青、霍去病这样的贤臣良将来辅佐君王、平定边患，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感，这样一种崇汉心理一直延续至隋唐。

（三）李白的个性气质与人生经历

讨论单个作家的创作心理或某种习见现象，必定离不开作者的个性气质及其人生经历。李白一生都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而他却得不到皇帝的真正重用，又遭权贵嫉妒、排挤，满腔热情与壮志只能寄情山水、寻仙访道，他的心中时时“犹恋汉皇恩”。据前人研究材料显示，李白诗歌用贾谊典15处，用司马相如典14处，用扬雄典10处，用韩信典9处，用张良典7处，用剧孟典7次，用李广典6处，此外还有5处以下的如萧何、严子陵、窦宪、马援等。

这些汉代历史人物典事的使用，一方面表达对他们功成名就、施展抱负的羡慕与颂扬，另一方面则更多的是抒发对自己壮志未酬、才不为用的感慨与无奈。如他与司马相如都有文名，也都有天子相迎加恩的经历，故诗歌中常常借相如来抒发感慨之情：“汉家天子驰驷马，赤军蜀道迎相如。”（《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李白自己有向玄宗献《明堂赋》之举，故他在诗歌中也多次提到扬雄献赋以自比：“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答杜秀才五松见赠》）。在流放夜郎的那段时期，诗中常常典用文帝时贬至长沙的贾谊，如：“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这种情感的共鸣，产生共同的流放飘零之悲。

三、结语

文艺作品大都是把一种心情寄托在一个或数个意象里，有时候也借与创作主体在创作时有相似经历和情感体验的他人来表达这种心情。作为一种创作心理，诗歌中“汉朝情结”的出现是创作主体在创作时联想起汉代人物、事物而抒发相似的情感或寄情于典，使得诗歌显得委婉含蓄，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温柔敦厚、含蓄典雅的诗学观。李白诗歌中的这种“汉朝情结”，是唐代社会宗汉心理的大背景与作者自身的生平经历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诗人感情流露和思想表达的一个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篇（2）

一、民用瓷器设计艺术风格的嬗变

第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器物使用功能的变化。《陶录》称“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唐早期寿州窑生产规模明显扩大，曾出现窑场林立、窑火不熄的景况。在制作工艺和烧造技术上有了重大改进，瓷器造型设计制作已摆脱了南北朝文化束缚，形成了自己地方的文化特色，其对生产民间用瓷的其他窑口产生重大影响，而后成为一代名窑。我们常见的寿州窑民用瓷器有碗、盏、盘、瓶、壶、杯、罐、枕等，器形粗犷饱满、浑圆拙朴、简洁实用。具体器形特征：器物口有外翻厚唇，常见于壶、瓶及少数执壶上；短颈鼓腹，作上大下小的倒梨形；多角形短流，似南方执壶；双条竖系，属北方型；饼状底足，外壁外撇，边棱削去，常见于碗盏，唐中期碗盏模仿越窑作玉璧形底足。

寿州窑发展的高峰的标志是瓷器生产全面朝向民用、实用器方面转变，许多器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使各种瓷器的实用性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如图1-图3所示。

图1橄榄形或棒槌形瓶，小盘口，细颈有两道凸棱，全身无突出物，施釉不及底。图2是瓶与壶的过渡时期的器物造型，已逐渐改变为球形身，厚唇，口外翻，双条竖系，形状敦厚结实，但还是只有一个进出口。图3是经过烧窑工匠们改革创新，烧造出的更新换代的品种——水注，已接近现代的茶壶。这种茶酒具口部呈喇叭形，增加一多角形短流，对角有一个短曲把柄，减少两个系。喇叭口装茶水不宜撒漏，安上把柄便于提取倒水，装上短流能使茶水均匀流出，是沏茶品茶、作饮酒赋诗之必备用品，颇具大唐社会生活风范。器物不但造型优美，而且还增添了它的实用功能，更具生活实用性，也就更宜于普及到百姓家庭。

另一个就是仿生器的变化。隋代时期寿州窑的产品设计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多模拟动物，如鸡首罐、龙首壶以及各种动物形瓷枕等。而唐代的寿州窑除保留部分动物形状的小玩具外，逐步向植物、昆虫方面发展。像部分碗、瓶、壶、罐、枕等，身上多有花草的形状，其表现花鸟草虫方面，寿州窑瓷枕最具特色，如图4-图6所示。

图4釉黑，油光发亮。瓷枕长15厘米左右，作成枕面微弧凹进的形式，瓷枕四角圆滑无棱，底面正中有一半月形小孔，枕面设计一似人脸、兽面、花形的组合体，形意抽象，使人不免产生诸多联想。图5黄釉箱形枕，釉色晶莹剔透。瓷枕长大于15厘米，枕面两头翘起，弧面下陷角度较大，枕正面上设计一飞翔的蝴蝶，形状写实逼真，栩栩如生。图6的形状大小如图5，黑釉瓷枕外型端庄，四周线条结构坚挺，表现凝厚深沉、莹润等方面独具特色。底面施白色化妆土，有圆通气孔一个；枕的正面印有一树叶，位置适中，形状规整。

寿州窑民用瓷器，除瓷枕以及少部分碗、壶、瓶外，大多数器物只重造型，粗犷雄放，在敦实中突出其阳刚之美，以面向大众，素色、实用、简洁为主。

二、延续千年的童话——设计定型于唐代的碗、盏、盘

淮南市寿州窑上窑镇管家咀窑址，出土最多的是各种大小不一碗的残片，其中碗瓷片和完整的碗底较多见。可见寿州窑生产的碗类器物数量最多。碗类器物较隋浅，器形大于隋，制作精美，釉色温润似玉；饮茶器中的盏烧造制作规整，釉面均匀有度，简洁实用，深受百姓喜爱。笔者通过有关文献资料和已掌握的实物，对寿州窑碗、盏、盘的设计和艺术造型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并借助同时期南北方出土的民用碗具进行比对、分析，力图从中领略寿州窑瓷碗的设计方法和艺术风格。笔者认为：唐代贸易发达，文化昌明，社会处处充满生机，货币流通量大增，因铜料不足，政府禁用铜铸生活用品，因而，陶瓷替代了铜生活用品，并走向了瓷器生产快速发展的轨道。唐代中期寿州窑生产主要民用器碗、盏、盘轮廓已基本定型，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社会使用的需求，很显然，它不仅是用来吃饭的，还有一项重要而又普遍的功能就是当茶具和酒具使用的；另一方面，考虑到寿州窑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可能是为了满足上层人士的要求，工匠们还设计出部分富有较强的装饰艺术性瓷器，如花口碗、盏、壶、瓶等，上有各种印花、划花、刻花、贴花等成为显贵们的艺术陈设瓷和皇家御用品等。

平底碗是唐朝时期常见的器形之一。平底碗又称实足碗、玉璧底碗，碗底如玉璧形，因而用此称呼，如图7、图8所示。

图7中的平底碗，碗式之一，隋至唐均可见到。其平底是在制坯过程中对碗足部采用平切工艺制成。隋、初唐时期的碗，圆口、深腹较直，有些碗腹近似盅形。青黄釉，实心饼形，但大而平，底有螺旋纹。唐中期出现璧形底（见图8），碗底部为璧形，底中心内凹处有不施釉和施釉之分。此时期的碗有两种形式出现：一种为圆口微撇，弧腹；一种为圆口斜直腹，斜度约为45度，称作成45度斜出。唐朝流行撇口碗，口腹向外斜出。璧形底设计的变化很具时代意义：时代越早，璧边越宽，孔越小；时代越晚，璧越窄，孔越大。寿州窑的工匠们，既是生产者又是设计者，尤其是碗、盏、盘的设计，已基本定型并延续至今，如图9所示。

一般生活用碗特点：碗口径10-15厘米不等，大的有近30厘米（安徽博物院藏），高4-9厘米，碗底径4-10厘米；碗有腹，缓慢下收，形成半圆，碗底突出部分约0.6厘米。口沿微微外撇，围绕碗外沿1厘米左右微凹处划有线（也有不划线的），凹处部分多堆积釉水呈深色状，也有碗外沿凹处较浅，只有凹凸感，并无明显积釉线。

盏的特点：比碗小，平底一般3-5厘米，腹浅，碗斜壁至底，呈等腰梯形。盘的特点：口径类似碗，高度2-4厘米，盘底和盘身连为一体，形成大圆底，底的边沿微微向外隆起，不像碗盏皆有突出底。据记载，唐代中期以前很少见到盘，这是因为那时人们席地而坐，生活用器大多做得体形比较高大，如隋代寿州窑设计的各式高足盘，一直延续到中唐，之后，桌椅开始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为适应人们生活需要、条件的改变，盏在中唐时期出现了，其设计时代特征是：中唐稍早为翻口斜壁平底，中唐稍晚为撇口斜壁（一般壁线呈45度角）璧形底。由于寿州窑民用瓷生产技术史料短缺，图片及文字资料极不完善，有些实物设计图形依据还有待考证。

三、茶酒盛行使民用瓷器设计艺术推陈出新成为必然选择

水注也叫汤瓶、瓷注、执壶，是盛茶酒的必备用具，由酒注子演变而来。一般高度20厘米左右，喇叭口，多棱角短流，肩对称有两系，有弧形柄，大多水注素面无装饰，器物端庄规整，典雅大方。寿州地区是唐代生产茶叶贡品“寿州黄茶”的重要产地，唐代是产瓷大国，又是饮茶饮酒大国，承载着茶酒文化的瓷器已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坚信：有了丰富多彩的茶酒文化，才产生了盛唐登峰造极的诗歌艺术。茶酒文化始靡于唐代中期和寿州窑大量生产茶酒瓷器是相吻合的。唐人陆羽在《茶经》中便提到煮茶和饮茶工具便是陶瓷器所做。唐代“不贵金而贵铜瓷”，说明瓷器茶酒具已全面替代金银器。国家日益昌盛为茶酒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市场条件，如斗茶品茶形成“茶会”，饮酒形成“赋诗作画”等“会友”场景。“花好还需绿叶配”，茶酒器物造型、质量的好坏，也是文人雅士相互攀比显摆的话题。唐代的茶道饮酒盛行，促进了寿州窑茶酒具的大量生产，也促进工匠们不断创新，使产品的使用功能和装饰性审美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方便实用的生活瓷器，给人以自由、舒展、活泼和亲切感，深受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的欢迎。为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推陈出新则成为寿州窑工匠们的必然选择。如执壶，有把握手中的小执壶，也有容量五升以上的大执壶，如图10-图13所示。

执壶器形特点：唐前期多设计直口，如图10，小器形，容量少，直口，厚唇，流极短，施釉不及底，露有胎面。后设计为喇叭口，如图13，体型硕大，饱满大气，釉色圆润。这时的工匠们已非常注意怎样设计能使器物的造型优美，尤其是壶的喇叭口设计（唯一遗憾的这幅图中的壶口有残缺），喇叭是花的形状，设计这样一个形状是工匠们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形象寄托；流和柄成直角，对称双系上饰有圆点装饰物，增加了壶的美感；壶的腹部肥大饱满，验证了唐代“以肥为美”的社会风气；宽扁形把，短嘴稍有加长，嘴外壁一般为六边形。有的是短圆嘴，如图11，围绕圆嘴有多个线纹，上有数个小孔，肩稍斜，直腹修长，腹部划有四或五条一组的直线交叉成大小不等的棱形。唐晚期还生产各种小壶，有的形似盘口壶；有的又像球形小罐，但肩部装一个外壁削成多角形的短流；还有一种为喇叭口短颈，球腹平底，肩腹之间装短流和柄各一，流在前，柄在右，成90度。这类小壶高仅6-9厘米，容量很小，多数有流，应该是盛放饮食调味的器具，也可能用于书写诗歌绘画之水滴。据唐李匡义《资暇集》“注子偏提”条云：“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觜、柄皆具。大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日‘偏提’”。作为酒壶的注子在百姓生活中到处可见，先是作饮酒之功用，后多用作饮茶之器皿等。

篇（3）

科学精神的文化功能分析

试论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要务

基于数字地球的非虚拟信息空间

从技术操作转向理念构建

论侵吞脱离持有物

民事权利冲突保护论

入世后的中国广告业:隐忧、变化、对策

浙江省网络传播状况研究

论柏拉图三位一体的戏剧思想及其对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

从传统走向现代——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之比较研究

我国城镇地价动态监测体系建立技术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浙江与其它省市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的比较

经营者股权激励机制简析

基于浏览器/服务器结构的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

情景测验在人员选拔中的应用

大学英语教学质量评估要素分析

大学权力模式的整合比较

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女性主义视野中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形象的再解读

隋代选官制度变迁下的审美风尚试析

中国古典小说中狐故事的类型嬗变——以唐小说为中心

“能源危机”对浙江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影响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

基于博弈分析的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中的责任关系研究

劳动关系的公司治理研究

高校科研组织再造及其政策分析

学习型组织的思想力探析

大众化阶段地方重点高校精英人才培养的思考

研究性教学:理论与实践

论大学美育的个体价值

建构主义理论与现代外语教学

汉英感叹词语用对比研究——以《雷雨》、《茶花女》双向翻译语料为中心

大学生英语诗歌欣赏能力培养研究——以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诗为例

现代汉语人际称谓的模因现象

论书法金石气

本土化艺术设计心理需求思考

加强艺术设计学科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

传播学视野中的私人日志博客研究

浙江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若干思路

浙江高校人文教育公共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考

论高校校园安全文化的建设

专业化背景下大学新入职教师专业成长探析

高等医学院校复合式美育模式的探索

我校获得34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资助

顾艳知识女性题材小说初论

于谦与岳飞的影响力差异及其成因分析

传奇叙事与喜剧精神——谢晋电影的世俗趣味及传统改写

杭州社会复合主体中主体间关系分析

管理范式转型视角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

基于学分银行的完全学分制构建

我国服装产业发展的趋势分析

基于信息技术的“多元互动混合式”翻译教学探析

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语法和语用意识研究

基于体验性项目的研究生英语教学及其实践范式

篇（4）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逐渐普及、发展壮大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随着梵文佛经的大量传入和翻译，中国本土也涌现出了大批的知名僧人，他们或译经求法，或建寺修塔，或劝化百姓，或诱导帝王，于佛教在中华大地的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也有一部分僧人，除了进行日常的佛事活动外，还发挥、利用自己的文学才能和独特的宗教情感体验进行诗歌创作，他们写了不少内容各异、题材广泛的诗篇，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虽然佛陀在制定戒律时曾禁止僧人学习歌舞伎乐、文章、占卜、咒术等“白衣”所做之事，东晋名僧释慧远也曾阻止其弟子僧彻触物吟咏（《高僧传》卷七）。但实际上，诗歌是古代中国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有文学才能的人往往会在诗歌中逞才使气；并且随着《维摩诘经》及《华严经》等大乘经典在中国的多次翻译和流行，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大乘菩萨可以用音声诗文等施作佛事的思想，在当时的僧俗中已深入人心。文词、歌舞等皆可成为僧人教化行道的工具，这样那些有文学才能的僧人，便能够为自己的诗歌创作找到经典依据，再无怕犯戒的后顾之忧。[1]所以，在古代中国僧人创作诗歌也就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后人将这些写作诗歌的僧人称之为“诗僧”。

据学者研究，“诗僧”这一名词最早见于唐释皎然《酬别襄阳诗僧少微》这一诗题中，然而诗僧的产生事实上肇源于六朝时期，唐人即持这种观念。如唐释皎然《答权从事德舆书》盛称释灵澈“具文章，挺瑰奇，自齐梁以来诗僧未见其偶”，即以齐梁诗僧来衬托灵澈――这表明唐人认为至少从南朝起就已经产生诗僧。今据文献考察，晋代支遁、慧远等名僧都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故而僧人创作诗歌其实早在晋代就已经出现了。

据统计，现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四十多位诗僧创作的近百余篇诗歌在世流传。这些诗歌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还具有鲜明的风貌和特色。

一、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诗僧，首先以僧人的身份面世，从事日常的各种佛事活动是僧侣必修的功课，所以他们的诗歌有很多都反映了这种生活。四月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这一天汉传佛教寺院要举行盛大的浴佛活动。晋释支遁《四月八日赞佛诗》云：“菩萨彩灵和，眇然因化生。四王应期来，矫掌承玉形。飞天鼓弱罗，腾擢散芝英。”描写了佛事活动场面盛大，道场庄严，感得善神降临。又每年的正、五、九三月，是佛教的三长斋月，僧人要持每日不过中食之戒。“令月照清斋，德泽润无疆。四部钦嘉期，洁己升灵堂。”这是支遁笔下僧侣五月持长斋时的情景。通过这样的修行，断除自己的罪恶，培养自己的佛性。

南北朝时期，崇佛的王公大臣喜欢领受菩萨戒，梁释惠令《和受戒》诗：“是日何为盛？奉戒证皇储。愿陪升自在，神通任卷舒。”便忠实地记录了一次皇储受戒的情景。另外，僧人在自己修行的同时，还负有劝化众生向善的责任，故而他们会教导在家信徒于每月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持八关斋，诗歌中也有所反映：“穆穆升堂贤，皎皎清心修。窈窕八关客，无犍自绸缪。寂寞五习真， 砺心柔。”（支遁《八关斋诗》）修八关斋时，也要“三悔启前朝，双忏暨中夕”，忏悔也是斋会时的重要内容之一。

佛教有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三世轮回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些内容深奥难懂，为常人所难理解。因此，僧人在向大众传播佛教思想的时候，就有必要采取一些通俗易懂的方式。诗僧们把佛教义理与下层百姓中流行的“百岁诗”和生、老、病、死等观念相结合，创作了大批以宣扬佛教义理为主要内容的佛理诗。如北周著名僧人释亡名创作了《五苦诗》，依次解说人生生、老、病、死、爱别离等苦难，劝导世人舍弃世俗感情，归心佛门，寻求解脱。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北周卫元嵩的《十二因缘六字歌词》，同样是用深入浅出的形象化说理，来表达深奥的佛教“十二因缘”的道理。诗歌序言中云“余忽逢恶世，遭值魔军，寇敌甚强，遂即没阵，落在三界，沉溺苦海……忽法王符下，追唤征伐四大、五荫、六根大贼。余即骑大精进马，腰带利智剑刀，脚踏平等地，手把禅定弓，放大智慧箭，射破身中三十六贼，摧碎如微尘。”用大量的比拟手法，把自己修行体验讲述成为一场自己征讨魔军的战事，以一种寓言化的方式把佛教的抽象观念化为人们可以感知的具体形象。另外，隋代释智命《临终诗》“幻生还幻灭，大幻莫过身。安心自有处，求人无有人。”表达了诸法无常、万象皆空的佛理，而梁释智恺、隋释灵裕临终前所作的诗歌还表现出一丝对人世的留恋，脱离了佛教高僧以往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显得富有人情味。

六朝时期，僧人多喜欢在深山中修行。居住环境风光优美，景色奇绝，容易触发僧人摹山画水的情思。陈释惠标创作过一组山水诗，其中一首云：“灵山蕴丽名，秀出写蓬瀛。香炉带烟上，紫盖入霞生。雾卷莲峰出，岩开石镜明。定知丘壑里，并伫白云情。”诗中歌咏了天下名山――庐山，作者采用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突出庐山四大景点――香炉峰、紫霄峰、莲花峰、石镜峰的奇景佳趣。庐山之中的一山一石、一丘一壑，无不蕴含着超尘脱俗的高逸情趣，足以使人忘却世情，流连不已。诗歌从赞美庐山灵异入手，以抒发寄情山水的胸臆作结，含蓄地点出隐居庐山无异于身处蓬莱仙境的意思。诗歌读来韵味悠长，颇值得吟咏赏玩。“长川落日照，深浦漾清风。弱柳垂江翠，新莲夹岸红。”在这样一个夹岸柳绿花红的河流中乘船而下，欣赏着两岸的美景，不觉间发现船行走了很远，低头观看水面，清澈的流水映照着西下的残阳，波光粼粼。这时候诗人不禁突发异想：“愿逐琴高戏，乘鱼入浪中。”要是仙人琴高出现，自己就跟他去乘着赤鲤在水中尽情嬉戏！

二、儒释互动，以诗会友

陈寅恪先生说过，“溯自两晋佛教隆盛之后，士大夫与佛教之关系约有三事：一为玄理之契合，一为文字之因缘，一为死生之恐惧。”[2]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跟当时著名的文士的交往则主要体现在“文字之因缘”方面。

庐山慧远，东晋著名的义学高僧。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当时知名的文士，如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南阳宗炳、清河张野等人。他们曾与慧远一起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高僧传・慧远传》）而在此之前的隆安四年（400）仲春，慧远“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于时交徒同趣三十余人，咸拂衣晨征。”他们“乘危履石”，“历险穷崖”，最终到达庐山石门，仰观俯察，饱览美景。于是大家纷纷即兴赋诗，咏物抒怀。可惜的是，这些诗歌几乎散失殆尽，只留给我们一首五言十四句的《游石门诗》，诗云“忽闻石门游，奇唱发幽情……驰步乘长岩，不觉质有轻。矫首登灵阙，眇若凌太清。”至于当时游览的盛况，我们只有借助诗歌前面的长序来推想。鄙意以为，这次由释慧远发起的盛大的游玩兼文学集会可以和王羲之永和九年（353）的兰亭集会相媲美。

汤惠休，刘宋时期的僧人，以文学而知名。与“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交往甚密。二人之间有诗歌赠答酬唱，《鲍照集》中今存两首写给惠休的诗歌。惠休有《赠鲍侍郎》：“玳枝兮金英，绿叶兮紫茎。不入君玉杯，低彩还自荣。想君不相艳，酒上视尘生。当令芳意重，无使盛年倾。”释惠休、鲍照二人儒、释融洽相处的关系，给后代的文士和僧人尤其是有文名的僧人之间的交往，起到了模范的作用。如柳宗元《闻彻上人亡寄杨丈侍郎》中云：“东越高僧还姓汤，几时琼佩触鸣 。空花一散不知处，谁采金英与侍郎。”刘禹锡《送僧仲 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诗中亦言：“凭将杂拟三十首，寄予江南汤慧休。”柳宗元、刘禹锡均将唐代灵彻上人比作汤慧休，可见惠休对后世影响之大。

中国传统文化固有推崇赋诗言志的习惯，“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文化氛围中，诗歌创作的好坏一直是衡量一个文人才能的重要标准。而这些僧人们，在出家前大多接受过儒家教育，他们又与当时的知名文士有着密切往还，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晋释康僧渊就认为：“夫诗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志妙玄解，神无不畅。复未能冥达玄通者，恶得不有仰钻之咏哉！”[6]他对于诗歌的认识，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虽然是康僧渊一人的看法，但却也反映了大多数僧人的心声。当他们与文士交往的时候，诗歌便成了一种维系他们关系的纽带。

三、化用典故，深厚的文化底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僧人，不仅精通佛教典籍，还广泛涉猎教外之书。陈释惠标写过一首《咏山诗》：“蛾眉信重险，天目本仙居。金华抱丹灶，玉笥蕴神书。幽人披薜荔，怨妾采蘼芜。紫 无暮雨，何时送故夫。”诗人选择我国四大名山――峨眉山、天目山、金华山、玉笥山作为代表，来说明我国名山的山势险峻，景色秀美。诗歌后面笔锋一转，开始讲述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与名山有关的文化典故，“幽人披薜荔”典出《楚辞・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罗”；“怨妾采蘼芜”出自汉乐府古诗《上山采蘼芜》：“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暮雨”，典出宋玉《高唐赋》中神女所言：“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这四句诗歌化用《楚辞》、汉乐府诗歌和宋玉《高唐赋》，诗人如果不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很难将这几个典故入诗，而且应用自如，独特清新。惠标涉猎广泛，并从中积极吸取营养，当得上史籍中所谓的“涉猎有才思”。

释惠标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其实，魏晋南北朝僧人的诗歌中不乏这样的作品。比如宋释汤惠休《怨诗行》，模仿曹子建《七哀诗》之痕迹非常明显。惠休诗作直接沿用子建诗歌成句“明月照高楼”开头，最后四句“愿作张女引，流悲绕君堂。君堂严且秘， 调徒飞扬”又化用曹诗结尾“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的意思，只是变化了一下所用的意象。由此可以推知，惠休对于当时著名文人诗歌作品，还是下了很大功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五、结语

从诗歌外在形式来看，现存魏晋南北朝僧人创作的诗歌中，五言诗占据大部，其次为七言诗，另有三四首杂言诗。五言诗中，又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诗句之间对仗比较工整，又注重声律的配合，符合古代诗歌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脉络。

魏晋南北朝僧人及其创作的诗歌，在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如晋释支遁、慧远、宋汤惠休、齐释宝月及北周释亡名等人的诗作，在后代的影响很是深远。释支遁、慧远以义学知名，汤惠休以才气著称，故而后世屡屡有人用支遁、慧远来夸赞当时义学僧，用惠休来指称有才气的僧人。比如杜甫《留 公安大易沙门》：“隐居欲就庐山远，丽藻初逢休上人。”李嘉佑《同皇甫冉赴官留 灵一上人》：“法许庐山远，诗传休上人。”释宝月的《估客乐》二曲，在唐代民间深受欢迎。20世纪80年代，湖南长沙窑出土的一件瓷器上有题诗曰：“有僧长寄书，无信长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这就是将宝月《估客乐》的诗作稍加改变的结果。释亡名的《五苦诗》、《五盛阴诗》，被后人加以改编，以王梵志诗歌的名义在敦煌遗书中多次出现。

总之，魏晋南北朝僧人是当时社会文学创作群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和才情，创作了不少动人的诗篇，留给了后人宝贵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历经时光的磨砺，他们的诗歌越发显示出其独特的光芒。

篇（5）

印刷术成熟――唐传奇的传播基础

如果说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文字的出现是第二座里程碑的话，那么印刷术的发明则是传播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因为它直接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面向大众的、跨越时空而进行传播的载体――图书以及随后出现的报纸。我国是印刷术的故乡，而最早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术。关于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唐代说和隋代说两种说法，不管是起源于隋代还是唐代，有一点可以肯定，唐代的印刷技术已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印刷术的发明为传奇的大量复制、进行跨越时空的传播提供了技术基础，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传奇的发展，因为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和繁荣都必须有深厚的受众基础，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否则，只能囿于狭小的圈子之内，自生自灭。随着印刷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传奇也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走向了平民大众，往昔粗俗不堪的乡民野夫由此获得了亲近“精英文化”的机会。

据史料记载，唐朝的造纸技术也极为发达，不但产量高，而且质量好，产纸地区遍布全国，造纸作坊官、私并举，纸张品种繁多，有白麻纸、黄麻纸、细薄白纸、竹纸、藤纸等，造纸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印刷术的物质基础，加之制墨、石刻、捶拓等技术的进步，使得唐代的印刷活动非常活跃，尤其是江南一带，如长江上游的剑南西川，中游的淮南道、江南西道以及下游的吴越间，在都城长安、洛阳、四川、淮南等地还出现了大批的印刷作坊，所印刷的书籍已开始当作商品出售。频繁的印刷活动，精湛的印刷技术，造就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印刷，并且对于学术著作的流传和学术研究的开展，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力。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印刷术的出现与发展，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它还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它使得知识不再只是贵族、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全体人类的共享品。

话语权下放――唐传奇传播的主体扩展

话语权的下放与言论的自由度和知识的普及率有关。唐朝正式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度，这种制度采用分科考试的形式选拔官员，考生可以是来自学校的学生，社会上的一般读书人，还可以是一些品级较低的现任官员，这就为出身寒门庶族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参政的机会，从而淡化了门第、等级观念。自春秋战国始，私学一直是进行大众教育的重要手段，即使在政权频繁更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仍保持着兴盛的发展态势，到了唐代，“许百姓任立私学”，统治者的支持加之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私学教育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主要有书院和家塾两种方式。许多名儒大僧开学馆，立精舍，群居讲习，这就使社会的中、下级大众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唐代科举取士，重视文学。在各科中，考试诗赋杂文的进士科最受重视。士人应试之前，常以所作诗文投献名公巨卿，以求称誉，扩大社会名声，为考中进士科创造条件，当时称之为“行卷”。传奇文也常用作“行卷”。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代士人行卷，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传奇以叙事为主，文体近于野史，中间常穿插诗歌韵语，结尾缀以小段议论，即所谓“文备众体”。唐代后期传奇专集产生颇多，大约同这种“行卷”、“温卷”风尚有关。

唐代传奇的繁荣，有一定的历史、社会原因。唐朝统一中国以后，长期以来社会比较安定，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发展，像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一些大城市，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为了适应广大市民和统治阶层文娱生活的需要，在这类大城市中，民间的“说话”(讲故事)艺术应运而生。当时佛教兴盛，佛教徒也利用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演唱佛经故事或其他故事，以招徕听众、宣扬佛法，于是又产生了大量变文，促进了“说话”艺术的发展。从民间到上层，说话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

唐传奇最兴盛的时期是在中唐，这里面也有社会心理的因素。唐代总体上说来，是富有浪漫精神的时代，这种浪漫精神曾经以充满激情、充满自信和进取意识的特点出现在初唐、盛唐的诗歌中。而到了中唐，文人士大夫对社会对人生都不再那么抱有期望，他们的心灵需要在现实以外的世界中求寄托。而小说正是提供了一种虚构的世界，可以让人们在其中幻想人生、解释人生，表达对于人生的种种愿望。

文化传承――唐传奇传播的历史源流

任何―种文学体裁的产生与发展，从来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总有它的历史渊源。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创造性活动，在这其中，传播活动一直是相伴始终的。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没有传播活动，人类的发展就可能会停滞不前，或者人类根本就无历史可言，所谓的历史也只能是人类生存痕迹的碎片化而已。中国是世界上有历史记录最完备的国家，这不能不归功于我国传播活动的发展。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传播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总结了传播活动的三大功能：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我国著名的传播学者邵培仁教授在论及传播的文化功能时认为，传播活动能够承接和传播文化、选择和创造文化、积淀和享用文化。由此可见，传播对文化的发展与创新的确功不可没。

初唐、盛唐是唐传奇的发轫时期，也是由六朝志怪到成熟的唐传奇的过渡。作品数量不多，现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内容近于志怪，艺术上也不够成熟。

中唐是唐传奇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作家和作品数量最多，而且颇有名家名作涌现。如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内容题材涉及爱情、历史、政治、豪侠、志怪、神仙等，但大多数作品体现了较强的现实精神，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更加成熟。

晚唐是唐传奇的衰落时期。虽然作品数量不少，并出现了专集，如牛僧孺的《玄怪录》、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但内容较为单薄，艺术上也较为粗俗。唯有豪侠题材的作品成就较高，如传为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就是最著名的作品。

唐传奇毕竟展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通过虚构的故事和虚构的人物，它比以往的任何文学样式，能够更自由更方便更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趣味，由此而言，它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传奇这种文言小说样式在宋代一度衰落，到元、明时期又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较唐传奇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的创作，并被改写为白话小说。事实上，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与传奇体有很大关系。

多元文化的浸――唐传奇传播的文化动因

唐代疆域辽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城市空前繁荣，城市的发展为传奇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读者群，而且，城市地区经济繁荣、人口流动量大，这就为传奇的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唐人传奇――武侠小说的始祖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学领域出现了极其繁荣的局面。不但诗歌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而且古文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随着唐代都市的繁荣和适应市民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大量产生，这些传记小说，文采华茂，情致宛曲，为后世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成为唐代文学中又一朵鲜丽的奇花。

王国维说“一代又一代之文学”，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乃至繁荣都是多种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其背后蕴涵着太多、太复杂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动因。唐诗的繁荣也非一两个原因便可概括得了的，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点之外，还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思想的活跃、统治者的重视等多重因素有关，当然，视角不同，结论便不同，本文只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解析，希望能为以往的研究再添一砖瓦。

参考文献：

1.张国刚、乔治忠等著：《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

2.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3.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4.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

5.刘笑盈：《中外新闻传播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6.许洁：《中国文化史》，花城出版社。

篇（6）

一 词的兴发与音乐特征

词，古称曲子词、曲子，最初兴起于盛唐时期，经由宋代文人三百年的精心浇灌成为中国文学的奇葩。从词的兴发历程中就可以发现词的音乐特征，作为配合唐代宫廷歌舞的燕乐是词的源头。燕乐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但这一时期的燕乐中明显被加入了少数民族音乐的成分。导致这一状况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两点原因是：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大融合带来了“胡乐”，以及李唐王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民族包容政策。就前者而言，异质文明的冲突必然会带来两种结果：或是一种文明消灭了另一种文明，但吸收和借鉴了后者先进文化成果；或是两种文明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到了文化的契合点，进而实现了两者之间精神契合。就词文学的诞生而言，很明显是后一种文化交流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基于这一模式所营造的文化氛围，词文学最早的雏形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寻找到了着陆点。随着中国文人对于新燕乐所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同时伴随着隋唐王朝的分崩离析，词文学最终得以在晚唐以“曲子词”的形式发展起来。

作为“诗之余”的词在隋代和唐初都没有能够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始终是被儒家文人列入不受重视的范畴。需要指出的是，隋唐时期对于音乐的忽视并没有成为阻碍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障碍，相反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的少数民族音乐作品和乐器进入到中原，为中国古典音乐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为后世词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融合了少数民族音乐的艺术被称为“新燕乐”。“新燕乐在音阶、调式、旋律、节奏、乐器、风格等方面皆异于中国低缓单调的传统音乐，因而受到世俗和朝廷的欣赏，广为流行，风靡一时，宣告了中国音乐古典时代的来临”。

由此发轫，新燕乐成为隋唐社会重要的戏曲艺术形式。在以舞曲为重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呈现中，中华大地孕育的音乐开始与中亚地区流传进入的音乐作品产生交融。在具体的艺术舞台表演活动中，人们往往会在琵琶、胡琴等多种乐器的伴奏下表演优美的舞蹈。单纯从视觉层面的审美因素而言，新燕乐的出现能够满足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审美诉求。但随着新燕乐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感受到单纯的舞蹈表演和音乐演奏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审美欲望。针对这一状况，自初唐开始出现诗人根据乐曲的节奏、主题配以适当的文辞，这就形成了声诗。随着配词活动由偶然逐渐演变为有意识的活动，早期词文学的雏形就逐渐显现出来。尤其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盛唐时期格律诗体的艺术形式已经成熟，燕乐已经盛行，这为长短句的格律化的新体燕乐歌辞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它很快成为中国新体音乐文学样式”。

探求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时，必须回溯至这一文学样式的诞生之初，从源头上获得对于词文学的全面认知。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发现作为词文学源头的新燕乐在其诞生之初就表现出鲜明的音乐特征，这直接导致了宋代词文学与音乐产生紧密的联系。从中不难看出词文学的兴发是以从新燕乐的舞台演出实践，以及华夏文明与周围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中诞生的基本事实。当今人试图将词文学单纯视为汉民族文化的产物时，不应忽视的基本事实正是中亚、西域民族提供的音乐塑造了词文学的最初面貌。

二 宋词词调的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因素并不是文学体裁发展的全部力量，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和物质保证，在帮助读者理解词文学音乐特征的前提下提供更为精准的外在因素。宋词词调的发展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最终走向成熟，这一过程中宋代文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早期的新燕乐与宋词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异，当我们试图分析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时必须充分考虑话语背景的差异、自身特征等因素。整体而言，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集中地表现为文人为某一词牌所作的词是否符合乐曲的音乐规律。换言之，一方面，是审视文人所配文辞是否符合词调的音乐特性，另一方面，则是以乐曲的节奏作为考核标准审视所配文辞。

宋代是词文学发展的高峰，导致这一局面的因素有很多。根据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中的观点，唐人在诗歌创造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宋人无法逾越的高峰。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基本符合宋代词文学得以兴盛的客观事实，或许我们正是要感谢唐人在诗歌创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后人才会开创了绚烂多姿的词文学。构筑起词文学大厦的核心要素就是词调，宋代文人往往会择取某一声乐进行适度创作，后世称为倚声作词。针对这一问题，夏敬观先生很早就指出：“溯词调之源流，必先明白它所配合的律调（宫调）”，“以欲证明二十八调之外，无所谓词”。当我们试图了解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时，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它与宫调之间的关系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当代学人洛地曾针对宋词做过定量分析，他认为：“宋词中96.6%的词作者，其96.75%的词作，71%的词调是无宫调标记的，因此，宫调对于词调作（的唱）并无决定性意义；宋词中至少有73词调可以使用两种以上不同宫调，表明词调并没有、不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律词根本不是什么‘音乐文学’，谁能告诉‘音乐文学’的定义，在中国古代压根儿就没有‘音乐文学’这个东西”。单纯从数据层面去审视宋词作品或许能够得出新颖的结论，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作为文学宋词具有高度的意义包容性，单纯的数理逻辑分析并不能真正探求出宋词的本质属性。

所谓的“音乐文学”是借鉴西方文学得出的论点，并不见诸于中国传统文学典籍和音乐理论著作。当“五四”以来的中国学人从西方获得了新的考察方式、观察视角之后，他们开始尝试将宋词界定为“音乐文学”。这一观点最早见于胡云翼所著《宋词研究》，在他看来“以音乐为归依的那种文体的活动，只能活动于所依附产生的那种音乐的时代，在那一个时代内兴盛发达，达于最活动的境界。若是音乐亡了，那么随着那种音乐而活动的文学，自然停止活动了。凡是与音乐结合关系而产生的文学，便是音乐的文学，便是有价值的文学”。

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界而言，我们审视传统文化的视野中或多或少地掺杂了西方文化的因素。全新的认知方式并不会阻碍人们了解传统，相反将会为我们了解自己的文化提供更多的帮助。以本文的分析对象而言，“音乐文学”的概念很好地解释了词的音乐特质。首先，词的发生于士大夫阶层音乐活动的广泛开展，可以说音乐是词生发的土壤。其次，文人士大夫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就是音乐，为了进一步彰显这一社会阶层对话语形态的掌握，文人逐渐在普通人可以欣赏的音乐活动中加入了词文学，使得所有的一切具有更为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进而拉近了市民阶层与士大夫之间的距离。

三 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

当人们对于宋词的认识逐渐取得统一之后，词文学中最重要的审美元素宋词词调就成为所有研究活动的焦点，而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也就以极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在眼前。总体而言，宋词词调的音乐特征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的：首先，宋词词调与相应的乐曲之间保持着乐理层面的高度一致性，并在宋词逐渐走向成熟之后以乐谱的形式流传下来；其次，后人“倚声作词”创制的新词必须符合前人所作词调设定的音乐规律。

就前者而言，研究者在太乐署、教坊流传至今的作品中能够找到直接的证据。当然由于古人所使用的是工尺谱，后人在解读相关文献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问题，甚至是走入到理解的误区中。

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之歌《阳关》词是也。到了唐末，因其声的长短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

从宋词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所谓“声诗”和所谓的“曲子词”都可以被纳入到燕乐的范畴中。但曲子词所表现的音乐特征更为明显，进而导致其创作难度更甚。宋代的词人在创作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情感主体的内在意愿，并将其与乐曲的相应规律配合。对于当时的词人而言，他们的创作过程往往并不亚于唐人写诗时“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创作历程。

篇（7）

保定地区墓葬遗迹极其丰富。近几十年来，考古挖掘与古墓调查都取得了可喜成果，大批古墓陆续被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保定地区墓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墓葬的挖掘及其本身的结构，也有些学者转向墓葬的保护与利用，但是对墓主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则有待做进一步挖掘和研究。本文就此问题展开论述，试图从保定地区的古墓资源入手，梳理出长眠于保定的文化名人及其生活轨迹，并挖掘其身上特有的精神气质，以期为保定的文化建设有所贡献。

一、保定地区历代墓葬概况

据清代方志记载，保定辖二州、十四县：祁州（今河北安国市）、安州（今河北安新县安州镇）、清苑、满城、安肃（徐水）、定兴、新城（高碑店市新城镇）、唐县、博野、望都、容城、完县（顺平）、蠡县、雄县、东鹿（辛集市）、高阳。这二州十四县存留了大量的名人墓葬，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文人、隐士，长眠于此。据统计，保定区域内的古代墓葬数量约为253处。根据墓主身份，按时间举例如下：

中古时期有三座墓葬，分别是颛顼帝墓、尧母墓与尧子丹朱墓。颛顼帝是我国传说中的上古五帝之一，相传颛顼帝是皇帝的后裔，有圣德而被立为帝，其陵墓在今高阳县旧城东门外。尧母与其子丹朱墓均在今望都县，望都县也因母尧庆都而得名。这些都反映了保定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周至战国时期有古墓六座，其中齐顺王陵即在今满城县，战国名将廉颇、樊於期墓分别在保定的府城和蠡县。廉颇是赵国抗秦、齐大国的名将，骁勇有谋略。

秦汉时期的古墓有九座，其中秦朝的古墓一座，即秦国卿大夫甘罗墓，《史记·甘罗传》中记载称甘罗自幼聪颖过人，曾成功劝说赵国献地给秦，获秦王赏识拜为上卿。汉朝的古墓有八座，中山国的康王、颖王、宁王墓均在保定的唐县。

魏晋时期的古墓六座，其中有两晋时期的三座，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墓，西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张华墓均在保定安肃县.北魏时期有古墓三座，崔氏三墓均在保定博野县。隋唐五代时期的有古墓十一座，其中有隋代的古墓两座，成帝妃班妃墓在安肃县，隋代名臣冯原墓即在高阳县，唐代八座，五代有一座。

宋代以后，保定地区的墓葬数量增加较快，宋、金、元时期古墓七十五座，宋代十三座，著名理学家朱熹、程氏墓分别在保定府城和博野县；金代的十二座，著名的孝子刘珏墓在今满城县。元代五十座。刘智是元代有名的孝子，姓刘名智字明之，明代将领孙承宗曾题《刘孝子墓碣》写道：“刘孝子者，胜国百夫长。曾剖肝廖亲，事在刘进士士美题词”[1]，并对其孙生灿然曰：“为侯王之裔，不若为忠孝之裔”[1] 。明清两代有古墓一百四十三座，明代一百零六座，清代三十七座。

由上可见，保定历代的名人墓葬资源非常丰富。从时间上看以宋代以后，金、元、明、清四个时期的官员墓葬居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保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从墓主的官职上看，级别上到中央丞相、尚书，下到地方巡抚，乃至县令，类型从文官、谏臣到武将，亦或是掌管经济事务的官员，在府志中都有记载。这些官员大都在任职期间，为官清廉、勤政，精忠报国、威武不屈，为民称颂。此外，府志还记载了一批魏晋以来的文人、隐士墓，在思想、诗、词、歌、赋等文化领域都成绩斐然，由此看出保定十足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墓葬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透视

保定经千年演变，地域不断扩大，其职能由军事转向多元化，千百年来有无数名人在这片土地上开拓江山、抛头颅洒热血、挥毫泼墨。从资料记载来看，保定名人墓葬遗存丰富、集中，且连续性强，这些墓葬本身是一种珍贵的物质资源，为研究保定地区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对这些墓葬进行开发、利用，又会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墓葬既体现了物质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并经过千百年来的沉淀，这些品质早已成为保定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摒弃这些历史文化传统，必将使当今保定的文化建设成为无源之水。要将保定建设成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就必须进一步挖掘这些墓葬资源蕴含的优秀人文精神，并将其传承和弘扬下去。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城，保定并不缺少学者文人。与文官武将相比，这些学者文人更专注于自身精神的升华，更明显地体现出一种独有的人格精神，一种醉心于文化思想研究的心态，一种敢于在自己领域有所突破并且敢于创造新的成绩与贡献的精神。这种精神，即是一种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

刘因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诗人。《保定府志》中记载，“刘因墓在容城溝市村，因官右赞善，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3]刘因自幼聪颖好学，才华出众，性不苟合。刘因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有《四书精要》、《易系辞说》等。广泛流传于世的《静修集》是诗文集，收录各体例的诗词800余首。其诗歌的名声在元初诗坛堪称一流。

清代学者尹会一在学术上成就很大。《保定府志》载尹会一墓在博野县东章村。尹会一“终身钦慕颜、李之学，但言义理仍宗程朱。平生尚实行而薄空言，重身心而轻文字。反对守书本、奉语录，自溺于记诵之末，高谈性命，不获受益于身心。训饬士子，讲习《小学》。教士课程分为治《诗》、《书》、《易》者，附以《大学衍义》及《衍义补》；治三《礼》者，附以《文献通考》；治《春秋》三传者，附以《资治通鉴》及《纲目》，以期致用”。[7]可见，尹会一在学术方面崇尚实用和践行，反对空洞，注重身心领悟，反对沉浸在书本当中高谈阔论，忘记现实。同时，还在教育事业上有所作为，讲授经典著作，有所心得。

通过这些墓主身上所蕴含的思想精神，能够看到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所需要具备的精神和品质。理解和传承这些高尚的精神，对于个人而言，能够提升个人的素养和内涵，使个人的人格得到升华。这些具有高尚人格品质的人才既是保定文化建设所需要和依靠的，也是文化建设所要实现的目标。

三、对现代保定文化建设的启示

忠诚、坚毅、勤勉、耿直是保定地区古墓墓主的人格精神所在，这些品质经过千百年的沉淀，已经融入保定这座古城，是保定的一面旗帜，是保定文化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保护和开发这些古墓资源，传承保定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既是保定建设文化古城的重要途径，也是其重要内容。它的意义不仅在墓葬本身，更在于它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既是当今保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今保定得以全面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不竭的动力。透过保定古墓遗迹，整理和挖掘墓主的生平、事迹、精神品格， 能够使我们更加了解保定历史文化与精神的内涵，从而更好的去继承和发扬这种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1]刘美然.元孝子百户刘智墓碑考释见姜锡东：华北区域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保定：河北大学版社，2011.

[2]（清）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3]（清）李培祜.保定府志见傅璇琮：《中国华北文献丛书》中第一辑《华北稀见方志文献》[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

篇（8）

高中新一轮课程改革于2004年秋季在广东、海南、山东、宁夏启动，现已扩展至江苏并将继续扩大实验范围。语文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更新教育观念，重构课程文化；变革教材内容，重构教材体系；更新教学方法，重构方法体系：语文课程充满了活力。但是，高中语文选修课程又给语文教育工作者带来了新的困惑，如语文选修课程目标定位问题、选修课程服务主体问题、选修课程评价公正性问题。新困惑又在滞碍着课程改革实践。因此，审视选修课程实践，对学生个性发展、教师专业化发展、人文教育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语文选修课程是国家课程还是校本课程

“所谓选修课程是指那些为了适应学生兴趣爱好和劳动就业的需要而开设的、可供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自由选择修习的课程。”[9]这类课程开发的主体是学校、教师。“（它）通常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10]“人们习惯上将学校自主开发的课程称为校本课程。”[11]课程专家也指出，选修课程与校本课程因划分标准不同不能归为同类课程。选修课程是与必修课程对应的，校本课程是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对应的。然而语文选修课程的目标究竟如何定位？这又成了语文选修课程实践的焦点问题。

课标指出：“高中语文选修课程是在必修课程基础上的拓展与提高……选修课必须以课程目标为依据，充分考虑学生需求和实际水平……学校及教师应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创造条件，建设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愿望的选修课。”[7]显然，课程改革设计者希望教师参与选修课程开发，并逐步成为开发的主体。教师在实践中确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广州65中学沈在连等开发的“广告语言鉴赏”，长沙明德中学的张建斌开发的“《离骚》研究性学习指导”，长沙一中高阳平等开发的“《人间词话》选读”，常州二中语文组开发的“《论语》选读”等选修课程都成了课程开发的典范。然而，我们在课改实践中也看到，语文选修课程开发还处于试验探索阶段，许多学校还不具备开发具有校本特点的语文选修课程实力。学校要开设语文选修课程，就只能围绕高考可能考的、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科目开设，所开设的选修课程突出共性特征，缺少个性特征。教育行政部门基于当地高考实际，又确立了相应的选修教材，这就导致选修教材开发权上移。教师也只好把选修课程当做必修课程来教，选修课程的校本特征也就被淡化了。选修课程实践与目标的错位成了课改的新问题。

（二）如何克服语文选修课程资源与学生学习需求之间的矛盾

课标要求，学生可以在第一阶段的五个系列中任意选修4个模块，这种限制性的选修是为了保证学生的共性基础。学生可以在第二个阶段的若干门课程中任选3门，这是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第二阶段的选修课将直接引发课程资源与学生学习需求之间的矛盾。课标指出：“学校应按照各个系列的课程目标，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需求，有选择地设计模块……选修课程也应该体现基础性，但更应该致力于让学生有选择地学习，促进学生有个性的发展。”[7]课程资源的关键因素是教师和学校文化资源。学校文化资源具有历史性和地域性，难以改变。而最具活力的因素──教师在开发课程时又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教师课程理论知识的欠缺将影响课程开发；其次，教师专业知识的欠缺将影响课程开发；再次，经费短缺也将成为课程开发的障碍。

我们在课改实验学校调查时发现，班级少的学校，教师很难按课标要求开足开全选修课。以一个有18个班的学校为例，每一个年级6个班，三个年级共有9位语文教师。高三3位教师要抓高考，高一3位教师要教必修课程，只有高二3位教师可以开选修课。假如高二每位教师一学期开设3门选修课（当然，这是不现实的），3位教师也只能开9门选修课。即使这样也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了缓解矛盾，一些学校不得不强调所有语文教师都必须开设选修课，如此选修课程质量也就不得不打折扣。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语文选修课程资源与学生需求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如何化解这对矛盾又将成为一个新的难题。

（三）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评价的公正性能否继续坚守

选修课程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采用何种评价方式进行评价都不仅仅是教育内部的事，它往往关涉社会利益再分配的大问题。高中课程改革开展两年多了，国家的课程评价方案至今没有出台，广东、海南、山东只公布了评价方案的讨论稿，人们还在等待、观望。从隋代到现在，考试评价一直是一种普遍使用的评价方式。虽然近年来人们批评考试制度，但是很少有人怀疑考试评价的公平性。课标要求：“选修课的评价尤其要突破一味追求刻板划一的传统评价模式，努力探索新的评价方式来促进目标的达成。”“评价应根据不同的情况综合采用不同的方式。”[7]这些要求没有错，专家们提出的观察评价、档案袋评价、过程评价等方法正逐步推行，评价正在走向多元化。比如，李贵明老师在“现代诗歌的鉴赏与写作”选修课程中要求“背诵10首诗歌，了解10位现代诗人，创作一首诗歌”。[12]显然，这些属于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李老师还提出非量化评价指标，即“言谈、举止、态度、习惯等”。[12]广大教师正努力用多元评价的方式评价学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有的教师为了留住选修学生刻意降低评价标准；有的教师迫于高考压力随意降低评价标准；有的教师迫于社会人情压力降低评价标准；等等。人们不禁提出：语文选修课的评价还能坚守公平性原则吗？学生们提出选修不同的模块，将来高考怎么考？如果高考考查选修内容，那么选修模块之间考查难度值能保证一致吗？……

参考文献：

[1]程红兵.建平中学模块课程建设[J].中学语文教学，2005，（9）：3.

篇（9）

1 唐大明宫风貌信息梳理

大明宫地区的风貌信息不仅表现在整个区域的空间形态、人们的生活方式上，还表现在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利用上。本文主要对唐大明宫风貌进行信息梳理，便于市民、游客、开发商等对唐大明宫文化的感知和识别。主要包括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表象和物质形态的形式表象。

1.1 从唐大明宫的非物质形态文化表象分析，主要包括诗歌、乐舞、绘画。

1）诗歌

唐代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不胜枚举，包括初唐时期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王昌龄的《从军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等；盛唐时期李白的《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杜甫的《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中唐时期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刘禹锡的《竹枝词》、《浪淘沙》等；晚唐时期李商隐的《无题》、杜牧的《过华清宫》、《赤壁》、韦庄的《古离别》等。

2）乐舞

乐舞艺术最早为皇家宫廷艺术，随着时间的流逝，乐舞不断的流入民间，流入新罗、日本等国，被世人认知、熟悉，不仅为市井百姓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还为促进各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依据史料记载乐舞艺术包括《云门》、《大镬》、《九部乐》、《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定难曲》、《叹百年舞曲》、《中和乐舞》、《圣寿乐》、《继天诞圣乐》、《顺圣乐》、《光圣乐》等等。

3）绘画

唐大明宫可以称之为艺术宝库，在当时的图书收藏机构存放着不少绘画作品。唐代宫廷收藏的绘画作品主要来自于隋代馆藏品、民间各地官府或官员进献以及因为各种原因而创作的作品。史料记载的绘画艺术包括：大明宫集贤书院收藏的《梁武帝南郊图》、《群公祖二疏》、《明君入匈奴》、《秋千图》等；大明宫密阁收集的阎立本的《文成公主降蕃图》、《步辇图》、汉王元昌的《汉贤王图》、范长寿的《风俗图》、殷与韦无忝《皇朝九圣图》、曹元廓《后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等朝臣图》、杨升《望贤宫图》、张萱《少女图》、谈皎《武惠妃舞图》、韩《龙朔功臣图》、陈宏《 安禄山图》、王象《卤簿图》等。除了馆藏的绘画作品外，大明宫处处都有绘画作品存在，各类建筑物雕梁画以及屏风上的各种题材的绘画作品，栩栩动人。

4）唐纹样

唐代的装饰纹样打破了原本以动物纹为主的传统纹样模式，注重生活情趣，拜托了拘谨、冷静、神秘、威严的气氛。给人一种自由、舒展、活泼、亲切的感受。唐纹样主要包括联珠团窠纹、宝相花纹、瑞锦纹、散点式小簇花、小朵花、穿枝花、穿枝花、鸟衔花草纹、狩猎纹、几何纹。这些纹样的特点概括为：丰富、肥硕、浓郁、艳丽。题材上，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形成了丝绸纹样的三大题材；艺术造型尚肥壮，如此时的宝相花，缠枝纹，卷草纹。

1.2从唐大明宫的物质形态形式表象分析，主要包括唐大明宫的规划设计、唐大明宫的宫殿建筑群设计以及大明宫内两侧的里坊空间。

1）唐大明宫规划设计

中国古代都城的设计以中轴对称布局为原则，不仅要规划出一个宏大的建设区，给人以传统、规则、整齐的感觉，还要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唐大明宫在布局上遵循了这一思想，南部的朝政区严格按照中轴对称布置。这条轴线从南到北依次有丹凤门、御道、含元殿、宣政殿、以及内朝紫宸殿等建筑。

《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旁三门”也充分运用于大明宫的规划设计中，在大明宫的北面和南面，分别设置三门。在大明宫的南面正中有丹凤门、东有望仙门、西有福建门；在大明宫的北面正中有重玄门，东有银汉门，西有清霄门。处于南面的丹凤门和北面的重玄门又以《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中轴对称形式设计。

2）唐大明宫宫殿群设计

唐大明宫宫殿建筑群的设计是综合了西汉、东汉以及外来建筑的经典设计，建构出来的完整建筑体系。这种建筑群体主要变现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麟德殿以及大明宫内的亭台楼阁上。

虽然这种建筑组群的设计体现在大明宫内，但是它们各自还是有不同的，其中主要包括皇帝办公议事区和为皇族提供居住和游憩的区域。皇帝办公议事区为大明宫的前朝区，而为皇族提供居住和游憩的区域主要集中于太液池周边。前朝区的建筑设计主要表现在：建筑体量大、左右对称、色彩稳重而肃静，体现出朝政区的威严；前朝之后的居住及游憩区，虽不是中轴对称布置，但在建筑形式上也采用了左右对称、主从分明的布局形式。

3）唐大明宫皇家园林

太液池是大明宫内廷区的中心地带，水域广阔，岛屿与假山相峙，岸边分布着大量的宫殿、廊院、楼亭。它是宫廷的皇家园林景区，它的建成体现了唐代造园技艺的成熟和，体现了大唐盛世的雄伟气概。

4）唐代里坊空间

里坊制是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一种制度，唐代的里坊制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的鼎盛时期。从里坊的内部形态来说，唐长安城每个里坊的内部结构完善，都有一字型或者十字型的生活性道路，将里坊划分成不同区块；从街道布局来说，唐长安城的街道布局横平竖直，方向明确，道路占地面积很大，城内的大街空间空旷，主要用于唐代皇帝出行和捕亡奸伪，每个里坊中只有15米和2米的生活性道路；从公共空间来说，里坊内由于道路密度很低，导致开敞空间少，宅与宅之间的间距小。

2 唐大明宫风貌符号的识别与应用

依据《大明宫地区保护与改造总体规划》提出的大明宫地区风貌控制措施，将大明宫地区划分为遗址保护区、城市绿地、风貌协调区以及一般控制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应注重规划设计的指导性意见，合理利用历史风貌符号，通过风貌信息的演绎和再现，对遗址区内以及遗址周边的建设项目提供了建筑布局，尺度控制、景观形态等风貌延续的参考方法。

唐大明宫风貌符号主要包括建筑符号和传统纹样，还包括绘画、乐舞、诗歌等。对这些唐代大明宫风貌符号的提取，可以在大明宫地区的建筑细部、雕塑、小品中表现。敦煌第172窟建筑细部、歇山顶、唐代建筑基座示意、唐代鸱尾、唐代石螭首、唐莲瓣纹瓦当、唐代传统“宝相花”纹样等等这些都可以用于大明宫区域的风貌协调区；歇山顶、唐代石螭首、唐莲瓣纹瓦当、唐代传统“宝相花”纹样等可以运用于遗址保护区内的建筑小品中；唐代石螭首、唐莲瓣纹瓦当、唐代传统“宝相花”纹样等可以运用于一般控制区中居住小区内的建筑细部、雕塑、小品等。

3 唐大明宫风貌信息的再现与演绎

唐代大明宫规划设计充分体现了《周礼・考工记》中提出的中轴对称、旁三门、前朝后寝的布局模式。雄伟的宫殿建筑群是大明宫社会和文化成就的最高表现。

篇（10）

初中数学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具有明显的优势。作为一名初中数学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没有丝毫兴趣强制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求真理的欲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思维的动力”，启发和激励学生的创新兴趣，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前提。兴趣是学习的重要动力，兴趣也是创新的重要动力，创新的过程需要兴趣来维持。激发兴趣就是把学习需要由潜伏状态转化成活跃状态，使其成为学习活动的直接动力，并对学习方向和进程进行制约。那么，如何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思维活动情境，激发他们的创新欲望呢？这是初中数学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抓住初中生的心理特征，提高求知欲，启发创新兴趣

1．利用“学生渴求他们未知的、力所能及的问题”的心理，培养学生的创新兴趣 兴趣产生于思维，而思维又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在教学中提出恰如其分的问题，让学生“跳一跳，就摘到桃子”，提出高低适度，并且是学生想知道的问题，这样会更吸引学生，可以激发认知矛盾，引起认知冲突，引发强烈的求知欲和兴趣。

2．合理满足初中生好胜的心理，激励创新兴趣

学生都有强烈的好胜心理，如果在学习上屡屡失败，会有挫折感，会对学习失去信心，教师应该创造适当的机会，尽量使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这对于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可以针对不同的群体开展几何图案设计比赛、数学笑话班会、逻辑推理故事演讲等活动，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积极参与，展示他们的不同特长。

3．珍惜和保护初中生的好奇心，维护创新兴趣

法国作家法郎士说：“好奇心造就科学家和诗人”。好奇是少年儿童的天性，是思维的源泉、创新的动力。因为好奇，学生有了创新的愿望，努力去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这种欲望就是求知行为在孩子心灵中点燃的思维火花，是最可贵的创新心理品质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奇程度呈递减趋势，而创造人才的特点却是永驻的，他们用好奇的眼光和心理去审视整个世界。所以教师要保护好学生的好奇心，由好奇心引起的探索活动要及时给予鼓励和肯定。比如：对于学生“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应加以爱护和培养。而现实中的教师有时不注意这一点，有的漠不关心，更有甚者进行排斥：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什么好奇的？几句冷言冷语就可能把蕴藏在学生心中的创新火花扑灭。再者，好奇心强，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往往淘气调皮甚至有些放荡不羁，喜欢独立自主地探讨，想法往往又别出心裁，但学习成绩并非全优，又不那么遵守纪律，因此并不讨家长、老师的喜欢。作为教师应当剖璞见玉，善于发现有创造能力的学生，不要把学生的创造力扼杀在摇篮之中。

二、利用数学本身的魅力，诱发初中生的创新兴趣

1．利用数学中的典故、趣事和结论推导的过程等激发学生的创新兴趣

初中生一般喜欢听趣人趣事，教学中应结合学习内容讲述数学发展的历史、历史上数学家的故事、数学家成长的事迹、数学中某些结论的来历等。比如，在上第一堂数学课时，我没有急于给学生讲课，而是给学生讲了这样一个典故：“我国汉代有位大将名叫韩信。他每次集合部队，只要求部下先后按1～3、1～5、1～7 报数，然后再报告一下各队每次报数的余数，他就知道到了多少人。他的这种巧妙算法，人们称为‘鬼谷算’，也叫‘隔墙算’，或称为‘韩信点兵’，外国人还称它为‘中国剩余定理’。”此时学生听到这些新奇的名称都感到很兴奋，我便继续讲：“到了明代，数学家程大位用诗歌概括了这一算法，他写道：‘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月正半，除百零五便得知。’这首诗的意思是：用3除所得的余数乘上70，加上用5除所得余数乘以21，再加上用7除所得的余数乘上15，结果大于105 就减去105 的倍数，这样就知道所求的数了。比如：一篮鸡蛋，三个三个地数余1，五个五个地数余2，七个七个地数余3，篮子里有鸡蛋一定是52个。算式是：1×70＋2×21＋3×15＝157，157－105＝52（个）。请你根据这一算法计算下面的题目：新华小学订了若干张《中国少年报》，如果三张三张地数，余数为1张；五张五张地数，余数为2张；七张七张地数，余数为2张。新华小学订了多少张《中国少年报》呢？”学生听明白以后都饶有兴趣地算起来。这样一来，既可以改善学生先入为主认为数学学习枯燥乏味的观念，又可以让学生了解数学的知识，开阔眼界，还能激发学生对学习数学的兴趣，学习数学先贤的创新精神。

2．利用初中数学美培养学生的创新兴趣

初中数学是一门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学科，它蕴含着独特的魅力。生活中大量的图形都是几何图形，有的是依据数学中的重要理论产生的，有的是依据数学图形衍变而来，也有的是几何图形的组合，它们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几何教材中就适当穿插了一些插图栏目，如初三几何中配有我国隋代建造的赵州石拱桥插图。教师可向学生介绍该桥的建造时间，新颖的设计，优美的造型、跨度之大等。在教学中宜充分利用图形的线条美、色彩美，给学生最大的感知，尽量把生活实际中美的图形联系到课堂教学中，再把数学中的图形运用到创作和设计中，使知识得以运用，理论得以实践，使学生内心涌起创造美的激情，迸溅出创新的灵感，产生长久浓厚的创新兴趣。

总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又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从理论到实践都十分的复杂，参与其中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通过研究，我认为“创新”不是神秘、高不可攀的事情，而是具有可操作性，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只有在教育教学中运用具体的策略激发学生的创新兴趣，才能更好地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