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立法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公司立法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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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捐赠的理论基础: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捐赠是指公司对非公司经营业的社会事业捐献资金、实物、无形资产的行为，其理论基础是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随着公司法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传统的公司法理念认为公司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营利，公司管理人只对股东有相当于受托人的责任，公司的管理人员仅仅对股东的利益负责。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逐渐增多，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公司不仅仅是一个营利性实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员，公司除了谋求股东的最大利益外，还应注意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尽其社会责任。主张公司应负社会责任者，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现代社会对公司组织的期待已由纯粹的经济组织转变为兼具社会使命的组织。因此，公司应调整其角色，负起社会责任，否则可能危及公司存在的合法性。(2)公司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应从过去的短期目标更改为对长期目标的追求。因此，公司应当履行社会责任，改善公司所处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公司长期利益的实现。(3)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是由公司所直接造成的，如环境污染，公司有义务帮助社会处理这些问题。(4)公司本身拥有很多资源可供解决社会问题。(5)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提升自身形象，从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川。

目前，由公司担负起部分社会责任，从而调和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已是公司法发展的一大趋势。根据美国法学研究院1984年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第2.01条的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范畴按强制性的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1)强制性责任。公司同自然人一样，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2)道义性责任。可以适当考虑与公司经营中执行社会责任相符的伦理因素。(3)劝导性责任。可以基于公共福利、人道主义、教育和慈善的目的，从事合理的捐赠。根据这一分类标准，公司捐赠是属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种，但它只是一种劝导性责任，具有单方性和自愿性的特点。因此，只能通过一些制度性安排与激励机制来劝导公司承担，而不能强制其承担。

(二)公司捐赠的法律激励

公司捐赠的主体，通常为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大型公司，其捐赠的对象通常为一些公益机构(如红十字会、孤儿院)，社会弱势群体协会(如残联)，公益性的“社会工程”(如希望工程).以及由于特定不可抗力引起的灾难群体(如洪灾地区群众)，这些捐赠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来鼓励公司进行捐赠。

1.确认公司捐赠的合法性、有权性。公司的本质特征是其营利性，而公司捐赠行为并不能直接为公司带来利润，也不能使股东获得股利。因此，首先要从制度上确认公司捐赠行为是否属于超出“登记范围，的越权行为，是否与其营利性的本质相违背，公司经营者是否有权就公司资产做出捐赠决定。

美国是较早对公司捐赠进行法律调整的国家之一。公司捐赠的合法性和有权性在美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间。早期的司法判例认为公司的目的就在于谋取“最大利益”，因此公司的任何行为(包括公益行为)都不得与之相抵触，否则即为违法。在1919年著名的“道济诉福特汽车公司”(DodgeVFordMotorCo.)案中，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HenrvFord在少数股东反对下，运用其权力，保留部分公司股利扩厂增产，以便降低汽车价格，使美国大众得到优惠。法院认为“商事公司是为使股东获利而成立并存续的，董事只能为此目的行使权利，其自由裁量权也只限于选择为达到该目的的方式而已，董事不得改变这一目的。”本案中，"Ford先生之构想固然可敬，但不应慷他人(股东)之慨，因为公司毕竟不是慈善机构。”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这一传统观念在20世纪中叶已经改变。1953年的“史密斯公司诉巴楼，(APSmith11-lanufacturingCo.VBarlow)案中，该公司捐给普林斯敦大学1500美元，公司股东以捐款行为是越权行为而提讼。公司管理人员认为该捐款有利于改善公司环境，提高公司形象，社会大众也对此类“社会性‘’的捐款行为有所期待，因此该捐款行为并非越权行为。法院最终判决支持该公司的捐款行为，认为该捐款行为有助于公司目的的实现，是公司的隐含权限。另外，公司对私人学术机构在合理范围内的捐赠，对于公司所处的“民主制度”及“自由企业经济”的维持，至为重要，因此其捐款行为可认为已被正当化，应不构成越权行为。

现代的美国案例更进一步抛弃前述值接利益.，的测试标准，直接允许商业公司为公共福抵、人道、教育或慈善等目的使用公司资源。其转变的理由，主要认为维持健全的社会制度，当然有助于长期的公司目的的达成。美国法律研究院于1984年通过的‘公司治理之原则:分析与建议”第2.01条规定:“商业公司从事商业行为，应以提升公司利润与股东利得为目标:惟有下述情形之一者，则不问公司利润与股东利得是否因此提升:……(3)得为公共福抵、人道主义、教育与慈善目的，捐献合理数目之公司资源:”另外，《模范商业公司法》第4条第项规定:“每一公司得为公共福抵、慈善、科学或教育之目的而为捐赠……。

我国在《公司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公司有捐赠的权利，只在第14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我国公司法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性规定。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强调公司以盈利为目的，并不否定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也要考虑整体利益，提高社会效益，不能把追求盈利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闭。此外，我国在《公益事业捐赠法》中明确规定了企业享有捐赠的权利，该法第1条阐明立法宗旨是“为了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第2条规定的捐赠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由此可见，我国是承认公司捐赠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这有助于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符合社会对公司制度的期望。

2.给予公司捐赠以优惠措施。由于公司的捐赠行为客观上能帮助国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因此各国都给予其一些优惠措施，主要是财政税收方面的优惠。如美国有关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措施规定，捐赠者对公益慈善团体的捐赠，在捐赠者毛所得50%以内的部分可予以扣除;对私人非营业性慈善团体的捐赠，在毛所得20%以内的部分可予以扣除。这些优惠措施能够激励公司向慈善团体进行捐赠，从而促进了教育、科研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我国对公司捐赠主要有以下两类优惠机制:(1)财政税收优惠措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4条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纳税人(金融、保险业除外)用于公益性、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应纳税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红十字事业、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2)其他优惠措施。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第8条第3款规定:“对公益事业有突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予以表彰。”该法第14条还规定:“捐赠人对于捐赠的公益事业丁程项目可以留名纪念;捐赠人单独捐赠的工程项目或者主要由捐赠人出资兴建的工程项目，可以由捐赠人提出工程项目的名称，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三)公司捐赠的法律约束

公司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承担社会责任有其合理性，但这不能改变公司作为商事主体所具有的营利性本质特征，因此公司捐赠应以不影响其经营发展以及不损害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为前提，这就涉及到公司捐赠的法律约束问题，如公司捐赠的法律基础，由谁来决定公司捐赠，捐赠的数额如何确定，以及在捐赠法律关系中公司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等。

1.公司捐赠的法律基础。如前所述，公司捐赠并不与其营利本质相违背，也没有超越其行为能力。相反，通过公司捐赠，可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改变人们认为公司惟利是图的观念。因此，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公司捐赠都有明确规定，这些法律规定钩成了公司捐赠行为的法律依据和法矛耘基础

2，公司捐赠的决策主体。公司作为一种社团.是以股东为其成立基础的从理论上讲.股东对其投人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捐赠直接关系到股东的资产受益权能否实现的问题.因此应当由股东来决定捐但同时，随着公司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股东人数众多，股权分散，而且在现代公司制度下，股东的所有权与经F7权相分离，在这种情况下，由股东来决定捐赠，成本太高，而且不太现实:有鉴于此，对于由谁来决定捐赠的问题，通常认为，应视公司类型的不司而有所不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股东人数较少，因此可由股东决定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则应当授权董事决定同时，为防止公司的董事借捐赠之名而谋自己的私利.或借捐赠损害其他股东权利，一般都规定董事在决定捐赠时负有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二董事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在决定捐赠时应当合理考虑公司的长期利益和相关的制度激励因素。董事的忠实义务是指公司捐赠不能有董事个人利益的体现，董事不能通过公司捐赠为自身谋利一为保护股东利益.规定股东在特别情况下享有代位诉讼的权利，付董事违反法律和章程进行捐赠的行为予以救济。

3.公司捐赠的对象与数额根据公司捐赠对象的不同，公司捐赠又包括公益捐赠、政治捐赠(也称“政治献金‘)、对宗教团体的捐赠以及对其他人(如明星)的捐赠由于公司捐赠的目的是提升社会福利，因此各国一般都只允许公益捐赠。对于政治献金，为防范钱权交易.一般都加以禁止，因为若“允许公司得为政治日的.将使公司成为一可怕的政治幽灵”而捐赠给宗教团体.大多认为股东之间信仰可;一定一致.为了避免股东间的纠纷，故不宜为之:而公司捐赠给诸如明星等名人，则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形成不良社会风气，因此也不予提倡。我国也采取这一观点，认为捐赠的目的应当是公益性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第3条具体列举了以下公益事业: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篇（2）

一、立功时间的认定

在立功的时间要件上，目前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分歧。

有的同志认为，立功的时间"始于犯罪预备终于刑罚执行完毕，但作为刑罚裁量情节的立功，通常在判决或裁定之前。"有的同志提出"立功时间始于犯罪预备阶段而终止于刑罚的确定阶段。"也有的同志认为，立功"是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实施的揭发检举或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犯罪分子的行为。犯罪以后，不仅包括判决生效前，也包括判决生效后，既可以发生在侦查、、审判阶段，也可以发生在服刑期间。"更有同志指出，"立功行为发生于刑事诉讼阶段。刑事诉讼阶段指侦查、、审判阶段……概言之，量刑情节意义的立功必须发生于犯罪分子开始被追诉以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这一阶段内。"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存在有待商榷的问题。立功在刑法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立功，是指刑法第68条的规定，而广义的立功则除此之外还包括刑法第七十八条的立功。这是学者们在立功时间认定问题上发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狭义的立功终止时间，当然应是在判决或者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前。在刑罚的执行期间出现的立功，则属于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的立功情形。目前分歧较大的主要表现在立功的开始时间认定方面。前两种观点认为立功始于犯罪预备阶段，无疑缩小了立功的范围，是不正确的。犯罪预备，是故意犯罪过程中的一种犯罪形态。从而根据前两种观点，立功只存在于故意犯罪中。而在事实上，不仅故意犯罪可以成立立功，过失犯罪也完全可以发生立功的情况。可见，前两种观点把过失犯罪中的立功遗漏了。此外，第一种关于终止时间为判决或裁定之前的看法，排斥了判决或裁定作出后生效前期间（如死刑复核）发生立功的可能性，不利于调动犯罪分子的立功积极性，也不符合立法精神。那种认为在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就可以成立立功的观点，如果付诸实践无疑会使刑法设立的自首制度失去意义。立功和自首在从宽处罚方面基本上是相同的，懂法的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完全可以基于该理由，在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的同时继续进行新的犯罪活动，由于具有立功表现，所以即使不去投案自首，他也不会在将来被抓获归案后因此而失去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从而逃避了应受到的惩罚。第四种观点也是不合适的。"追诉"一词并没有一个容易掌握的准确含义。犯罪分子被追诉，是指公安机关在案件发生后立案侦查时间，还是将犯罪分子列为犯罪嫌疑人的时间，还是开始对犯罪分子采取强制措施之时，抑或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之时？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而也不可取。

根据《解释》的规定，笔者认为立功的开始时间应为犯罪分子到案后。这样认定解决了上述四种观点中存在的理论缺陷，比较科学，而且有法律依据，实践中也便于把握和操作。但是《解释》对何谓"到案"却没有明确。结合司法实际，笔者认为，"到案"包括二种情况：一是犯罪分子自动投案之时；二是犯罪分子被司法机关捕获之时。

二、关于"协助"的理解

《解释》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那么，何谓"协助"？司法实践中理解不一。相当数量的司法工作人员都采取了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即凡是跟公安人员到过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所在地，该犯罪嫌疑人又被抓获的，都认定有立功表现，否则均不予认定。但也有同志提出了不同观点，主张只要是提供了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行踪、住址和落脚点等线索（含带领公安人员前去抓捕犯罪嫌疑人和指认犯罪嫌疑人所在地情形），而公安机关又依这些线索抓获了该犯罪嫌疑人，就应当视为"协助"，有立功表现。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在有些案件中，公安人员可能会在让到案的犯罪分子提供犯罪嫌疑人藏匿信息后，让其领路或带其前去辨认、抓捕犯罪嫌疑人，但更多的时候，公安人员却基于怕其中途逃跑或自杀自残等原因而不会让其一同前往抓捕，案情重大的刑事案件更是如此。而且有的犯罪分子因害怕自己或亲人将来有可能遭到报复等顾虑，也不愿意出头露面带领公安人员前去抓捕。因此，不能要求犯罪分子必须带领公安人员前去抓捕，才视为立功。这样做既违反了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司法实际。笔者认为，下面几种情况都属协助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立功表现：1、带领司法人员将其他犯罪嫌疑人抓获；2、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引诱至司法人同实际控制的地点、范围将其抓获；3、向司法机关提供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路线、活动规律、藏匿地点等；4、犯罪分子本人直接将其他犯罪嫌疑人擒获送交司法机关（如司法机关在公共场所将其作诱饵诱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场合）。

但是，必须注意协助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仅有协助行为是不够的，必须有将其他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的结果，才能成立立功，否则不能予以认定。另外，该协助行为还必须与司法机关捕获其他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方可能认定立功，如果司法机关根据犯罪分子提供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住所地或藏匿处前去抓捕时，扑空了，司法机关在该处经过调查询问，又获得其他线索，据此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则不能认定该犯罪分子具有立功表现。

三、"重要线索"的认定

《解释》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司法实践中，有的同志对"重要线索"的内涵和外延、线索与证据的关系等存在模糊认识，有必要在此作一说明。所谓"重要线索"，是指对侦破案件具有决定意义或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有关案件事实的情况或信息。如案件的实施者或参与者情况、案件的主要证据等。犯罪分子只有在司法机关直接根据其提供的重要线索事实上已经侦破其他案件时，才能成立立功。提供的线索未能使司法机关侦破案件，以及侦破案件不是直接根据该线索，只是与此线索的提供有关的情形的，均不能认定为立功。

线索和证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实践中要注意对二者的区分。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的区别除概念外主要表现在：1、是否是案件本身的真实情况。证据一般是案件本身的事实情况，与案件本身结合得非常紧密，而线索则不一定是案件本身的事实情况；2、是否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证据对案件具有证明作用，线索一般不具此种功能，它对案件事实来说只是一种暗示、导向作用；3、是否要求合法。证据的取得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线索的获得则无此要求。二者都要求客观、真实，与案件事实之间都存在一定的联系。有时二者还相互转化。在案件侦破以后，有时破案的重要线索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指控和定罪量刑时会被当作证据使用，而有时据以定案的证据在某些特殊时候，也有可能会成为司法机关破获其他案件的线索。可见，线索与证据属于不同的范畴，不能混为一谈。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避免要求提供的线索必须是能够证明某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证据，才能构成立功的错误。

四、负有查禁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后立功的认定

负有查禁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他们知道的他人犯罪的线索一般要比别人多。因此，对这类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的认定一定要严格掌握。不能因为他们曾经是负有查禁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其犯罪后检举揭发和提供线索等的行为一概不认定为立功，也不能单凭其到案后实施了《解释》所列举的立功行为，而一概认定为立功。那么，如何认定这类犯罪分子的立功呢？一种观点认为，认定标准要看其检举揭发的内容和提供的线索是否是其利用职务之便得来的，如不是就可以认定为立功，如是则不构成立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仅要看其是否利用职务之便，还要看其是否利用了其工作之便。如果其检举揭发的内容、提供的线索等不是利用职务、工作之便得来的，应当认定为立功行为。相反，如果其检举揭发的内容、提供的线索等是利用其职务之便或工作之便获得的，则不能认定为立功。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利用工作之便毕竟和利用职务之便不完全是一回事，而由于负有查禁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事工作的特殊性，其利用工作之便同样也会获得他人违法犯罪的线索和有关证据。因此，第一种观点失之过窄，不能采纳。所谓"利用职务、工作之便"，是指犯罪后的负有查禁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自己主管、参与某些案件的侦查、检察和审判、接受他人检举揭发材料和提供的线索、监管人犯和犯人等机会，了解、掌握他人的犯罪事实或者重要犯罪线索的方便条件。

五、帮助犯罪分子立功问题的处理

这种情形以前比较少见，但近年来日渐增多，呈现出上升趋势，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引起司法机关足够的重视。所谓帮助犯罪分子立功，是指犯罪分子的亲属、朋友、辩护人、同号在押人犯等为犯罪分子创造立功的条件，以期使本来自己无法立功的犯罪分子立功，从而得到司法机关的从宽处罚的行为。所谓为犯罪分子创造立功的条件，大致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上述人员将自己掌握的能够成立立功的情况设法告知犯罪分子，由犯罪分子作为自己掌握的情况向司法机关陈述，使自己具有立功表现；二是在犯罪分子本人并不知道的情况下，上述人员向司法机关提供能够成立立功的具体情况，以便司法机关能够据此认定犯罪分子具有立功表现，从而受到从宽处罚。例如，某县人民法院在审理被告人王某盗窃一案期间，发现主犯占某在逃。被告人王某的母亲到法院反映占某的躲藏地点，并主动在占某躲藏地点附近蹲守。当占某回到该地点时，其及时到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遂将占某抓获归案。为犯罪分子创造立功条件的内容，主要包括：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行为等。

犯罪分子的亲友帮助立功的，是否应当认定为犯罪分子的立功？对此实践中存在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分子的亲友把自己所知悉的他人罪行直接或间接地告诉犯罪分子，犯罪分子向司法机关作了揭发，视为有立功表现；第二种观点认为，犯罪分子亲属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不属于已到案的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些线索不是犯罪嫌疑人的所见所闻，而是经过了几个环节，如按立功处理会使犯罪分子钻空子，得便宜。故不能认定犯罪分子立功；第四种观点认为，犯罪分子的亲属帮助其立功的情况，只要排除司法工作人员的行为，都应当认定为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现。笔者认为上述几种观点都不可取。一般来说，犯罪分子的亲友帮助犯罪分子立功的可以认定为犯罪分子的立功。因为，将这种情形认定为犯罪分子立功，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利于犯罪分子自身的改造，减少和预防犯罪的发生，帮助实现刑罚的目的。其次，从功利角度来讲，并非只对犯罪分子有利，它对于司法机关破获重大案件，抓获重大嫌疑人，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具有重大的意义，于国家，于社会也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第三，亲友送子归案尚且认定犯罪分子自首，从轻处罚，如帮助犯罪分子立功的情形不认定犯罪分子立功的话，显然有失公正。

但是，笔者在司法实践中发现，帮助犯罪分子立功的亲友当中，并不仅限于一般身份的人，还包括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其他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犯罪分子的亲友帮助立功，从而使犯罪分子得以立功的情况，应排除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友将自己利用职务、工作之便获得的立功信息告知犯罪分子的情形。有种观点认为，只要是这类人帮助犯罪分子立功的，一概不能认定犯罪分子立功。笔者认为也不能一概否认，应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果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帮助犯罪分子立功所提供的信息是其平时利用职务、工作之便获得的，自不能认定犯罪分子有立功；但如果其提供的信息不是利用职务、工作之便获得的，则应当认定犯罪分子立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立功制度的作用。当然，对于那种是犯罪分子本人并不知道，亲友实施构成立功的行为，因而认定犯罪分子立功的，在处罚时，一定要充分考虑犯罪分子犯罪的性质、手段、后果和犯罪后态度等因素。如果犯罪分子犯罪的性质不甚恶劣，手段不是十分残忍，后果也不是特别严重，加之犯罪后悔罪，对之就可以依法从轻处罚；如果相反，则虽然认定具有立功表现，但依法不予从轻处罚。这样处理，就避免了个别同志所担心的犯罪分子钻法律空子，逃避惩罚之类的事情发生。

在押犯出于哥们义气等原因，将自己知道的有可能被认定为立功的信息有意无意地提供给其他同号人犯的，不论谁先告发，第一位告发者构成立功，但仅提供信息而没有告发的在押犯，和后来告发的在押犯却不能认定立功。即首告者立功，不告或后告者不立功。在适用制度时，关键是看谁告发的，而不是看谁最早知道和掌握的。

此外，犯罪分子的辩护人在会见或者与其通信时，有意将他人的犯罪信息告诉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据此告发，经查属实的，也应构成立功。

那么，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帮助犯罪分子立功者呢？笔者认为，犯罪分子的亲友帮助犯罪分子立功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况且，犯罪分子的亲友基于和犯罪分子的特殊关系，帮助犯罪分子立功，以期犯罪分子因此受到较轻的处罚，在道义上无可厚非，情理上有情可原。因此，对帮助犯罪分子立功的亲友不应加以处罚。对帮助立功的在押犯不处罚，在实践中也早已形成共识。理由不再赘述。而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将自己利用职务、工作之便获得的立功信息告知犯罪分子的，由于其行为已触犯了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应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辩护律师是否因此负有法律责任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律师的行为构成包庇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律师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包庇罪的特征，不构成包庇罪。违反律师会见罪犯规定的，可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当然，如果律师以此为条件实施违法乱纪或犯罪行为的，可以根据规定视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其纪律处分、治安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六、关于检举揭发同案犯立功的认定

同案犯是指共同参与同一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一般来说，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下列几种情形：1、犯罪分子在供述自己及同案犯的罪行后，又提供了同案犯的活动地点、活动规律、家庭住址等，根据其提供的信息，公安人员前去抓获了该同案犯的情形应该认定为立功。因为交待自己的罪行和同案犯与自己有关的罪行，并不包括必须交待同案犯的住所、活动规律、活动地点等，如果交待了，且据此抓获了其他犯罪分子，应认定为立功。2、犯罪分子在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时，交待了"共犯"，并协助司法机关抓获了这一"共犯"，但经查，认定其协助抓获的人是共犯的证据不足，但却有证据证明，被抓获的人是公安机关通缉的重大犯罪分子。对于这种情形能否认定为立功，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应该认定为立功，因为这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了其他犯罪分子，不论这一犯罪分子是共犯，还是与自己无关的罪犯，均应认定为立功。3、犯罪分子为泄私愤向公安机关举报同案犯，并如实交待自己参与共同犯罪的事实，认定自首还是立功？犯罪分子为泄私愤向公安机关举报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不属于有立功表现，但该犯罪分子在举报同案犯时如实供述自己参与共同犯罪事实的情形，应当认定有自首情节并可依法从轻处罚。理由是：犯罪分子在举报同案犯时，只要如实供述自己参与共同犯罪的事实，就应当认定为自首。自动投案的动机，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这里要注意交待同案犯与揭发同案犯的关系。只有揭发同案犯除共同实施的犯罪以外单独实施的犯罪行为，才构成立功。否则，只能算是如实供述罪行，认定为自首。《解释》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的是立功。由此可见，如果揭发的不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罪行，不是立功，应属于自首的必要条件。

七、犯罪单位立功的认定

笔者认为，立功，作为刑法总则规定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量刑制度，它适用于一切犯罪主体。既然单位能够成为犯罪的主体，当然也能成为立功的主体。

单位犯罪的立功比较复杂，包括犯罪单位的立功及其犯罪成员的立功两种情形。实践中犯罪单位立功的情形较为少见。由于犯罪单位立功必须是体现单位意志，以单位名义作出，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人犯罪的立功大不相同。根据《解释》第五条的规定，立功有五种情况，这五种情况单位犯罪中的犯罪成员因为是自然人，都有可能做到，但作为犯罪单位来说，前四种立功情况很难发生，而第五种情形即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立功，则完全可以做到。例如，单位犯罪后为了立功，以减少将来法院判处的罚金数额，单位所有成员齐心协力创造了对国家和社会有突出贡献的重大发明或重大技术革新等。

针对单位犯罪的立功，有二个问题需要予以正确把握：第一，犯罪的单位内部成员揭发本单位犯罪或犯罪单位揭发本单位内部成员参与实施本单位犯罪事实的，该单位犯罪成员或犯罪单位能否构成立功？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单位犯罪时，单位与其内部成员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系统与要素的关系，犯罪单位的内部成员如果是因为其他罪到案后，主动揭发自己参与实施的单位犯罪事实的，应视为主动交待余罪，如符合自首条件的，可以认定具有自首情节，但是不能视为有立功表现。法律规定，犯罪分子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的才成立立功，而他交待的却是自己参与实施的犯罪，当然不能认定为立功。反过来也是一样，犯罪单位因其他罪到案后，主动供述本单位内部成员参与实施本单位犯罪事实的，也只能认定该单位为自首，不属立功。第二，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立功的，能否认定该犯罪单位也具有立功表现？笔者认为，如果这些人，尤其是法定代表人在实施立功行为时，靠的是在犯罪单位工作时的职务之便和工作之便获得的信息，则应当认定犯罪单位具有立功表现。如果他检举揭发的信息不是在其所在单位正在犯罪时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获得的，那么，只能认定他个人构成立功，单位不能构成。当然，后一种情形还要把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排除在外。

参考资料：

1、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亚刚、王彦：《立功制度的价值评判与规范分析》，《刑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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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特点和成功案例分析

1.1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的特点跨国公司是全球性的，经营面向全球市场，物流遍布全球，在所经营的产品范围内，对全球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管理历来有自身鲜明的特点：（1）供应链根系庞大，供应链管理的任务重；（2）跨国公司在供应链中具有主导力量；（3）供应链整合的难度大、重要性高。（4）当前，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给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管理提供了进行深层变革的技术基础，又给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管理注入了一些新的特点：如信息化、柔性化、反应迅速化、整合程度提高后的管理一体化。

1.2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成功案例分析因为上述特点，跨国公司为提高供应链管理的水平，必须依据本公司的经营状况和供应链管理的现状，选择合适的供应链模式，不断对现有供应链进行重组与整合，最大限度地优化供应链。在企业竞争全球化并且日趋激烈的今天，主动的挑战者可以借助供应链管理创新迅速崛起，如戴尔；主动的持续改进者可以借助供应链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增强或保持竞争优势，前者如海尔，后者如摩托罗拉。对这些跨国公司成功的管理经验进行总结，可给经营者提供许多改进、重组与整合供应链，从而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的思路和方法。

（1）戴尔模式。该模式是基于“直销模式”的供应链管理。在库存方面，因为与客户保持直接关系，用接单后生产（Build-to-or-der）和准时化（Just-in-time）的生产方式，装配车间不设任何仓储空间，配件由供应商直接送到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直接送给指定客户，原配件和成品均实行零库存。在信息处理方面，公司与客户直接发生销售和售后服务关系，缩短了客户信息反馈的时间，有效减少了信息的损耗；并且，通过与供应商共享客户信息，不仅巩固了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而且提高了整个供应链处理信息和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在配送方面，该模式缩短了产品在供应链上的传递时间，使公司有了极大的自和自由度，公司以合同方式与第三方物流建立伙伴关系，完成产品的配送任务。

（2）海尔模式。该模式是基于“一流三网”的管理模式。“一流”是以订单信息流为中心，“三网”分别是全球供应链资源网、全球配送资源网和信息网。具体做法是：以订单信息流为中心，实现JIT过站式物流，最大限度地减少库存；整合全球供应链资源网，优化外部资源，建立强大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供应商由原来2200多家优化至721家，其中不乏世界500强企业，同时实行并行工程，使一些国际化大公司以其高科技和新技术参与到海尔产品的前端设计中；整合全球配送网络，已形成全国最大的分拨物流体系，配送网络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从国内到国外，从B2B到B2C，体系健全，配送效率和可靠性大幅提高；在信息网方面，海尔在内部实施了ERP，在外部搭建了CRM和BBP平台，并且采用信息集成程度最高的LES物流执行系统，建成了内外信息高速公路，为市场反应能力的增强和物流效率的提高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3）摩托罗拉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①建立数字化物流系统。基于该系统，实施全球化采购，本地化生产，进行上百个型号产品和几万种原材料的管理。②专设了一个从事物流管理的团队。该团队的主要成员由托罗拉各事业部的物流骨干人员及总公司的骨干人员组成。该团队主要负责摩托罗拉物流工作的协调和物流服务商的选择等管理工作。③通过加强物流服务商管理，提高物流效率。首先，采用招标的方式选择物流服务商。选择物流商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公司全球的物流总量，统一标准招标，最终按“5+2”方式确定物流商，即5家货运企业和2家快递服务商。在该模式下，一方面招标形成的竞争机制促进了物流服务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物流服务商数量的精简与合理匹配可简化公司对物流服务商的日常管理，提高管理与物流效率。其次，实行全球运输管理百分考核制。通过成立的全球性物流资源公司对本公司的物流服务备选商和服务商实行全面、严格的考评，及时淘汰不合格者。最后，物流业务量分配遵循“80/20”原则。服务好的物流公司拿到80%的业务，稍次的物流公司拿到20%的业务，保证某些重要线路上有两家物流商同时服务，若一家因为一定原因不能提供服务时另一家可迅速接管整个业务，保持一定的弹性，避免风险。

2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与物流管理的关系因为跨国公司具有经营和市场面向全球、业务量巨大等特点，决定了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管理之间的一些特有关系

2.1物流管理对供应链管理有极高的依存度物流管理与供应链管理原本不可分割，对跨国公司而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是高度依存。因为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根系庞大，供应链管理的水平直接影响物流管理的水平，供应链整合不好，物流的效率便无法从根本上提高。

2.2供应链管理的模式决定物流管理的战略思路跨国公司根据本公司基本情况选择相宜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此后，公司的所有物流策略只能在供应链管理模式框架内优化。

2.3物流管理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支柱信息整合和物流整合是供应链整合的两个最重要目标，只有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了，跨国公司为整合供应链付出的巨大成本才会得到降低，市场反应速度也才能提高。因此，只有物流管理策略得当，水平提高，其整合供应链的作用和效率才会体现出来。

2.4跨国公司与供应商和物流服务商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提高物流管理水平的重要资源

3跨国公司的物流策略分析根据以上分析，跨国公司要提高物流效率，必须选择适合公司特点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对公司的供应链进行有效整合，并分别从供应链的上下游和公司内部着手，选择合适的物流策略

3.1供应方物流策略在跨国公司供应链的上游，是公司的供应商，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物流策略一般有以下几种：①发包策略。跨国公司专注于核心业务，利用自己在整个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在与供应商共享客户信息的前提下，将部分非核心业务采用招标等竞争的方式发包给供应商，同时，将供应方物流也同时发包给了供应商，跨国公司在此基础上实施JIT采购和原材料配送，库存和运输的任务转嫁给供应商。②基于数字化系统的全球采购策略。在跨国公司建立了健全的数字化信息系统后，利用快捷的海量信息，全球范围内低价JIT采购，同时实施JIT原材料配送，最大限度地降低库存。③JIT策略。这种策略一般与其他策略配合使用。④接单后生产（Build-to-order）策略。这种策略一般也与其他策略配合使用。基于订单信息流的有效管理，接到订单后再采购原材料和生产，实现集约化物流，消灭呆滞库存。⑤战略伙伴策略。利用跨国公司的信息和客户资源，与供应商和物流服务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上游供应链的集成物流，创造多赢的局面。超级秘书网

3.2销售方物流策略在跨国公司供应链的下游，是公司的客户，跨国公司与客户之间的物流策略一般有：①配送体系构建与整合策略。跨国公司根据自己的经营特点，利用信息网略，构建并整合公司的全球配送体系，实现JIT成品分拨物流体系、备件配送体系和返回物流体系。②物流服务商选择策略。用“竞合”的思维，选择优秀的物流服务商，并且与物流服务商之间维持柔性的竞争性的合同关系，保证成品配送的效率、可靠性和可持续性。③就地生产策略。全球采购，就地生产，减轻成品向下游配送的任务，将配送任务向供应方合理转嫁。

3.3公司内部物流策略跨国公司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内部物流策略应根据外部物流策略的选择而选择，一般而言，内部物流策略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公司先进的信息系统，实现库存最小化，消灭呆滞库存。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应该选择相宜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利用信息技术，整合整个供应链，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物流策略，加强物流管理，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最终达到全面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乃至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篇（4）

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订立公司章程之概述

(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

股份有限公司的始作俑者是发起人。发起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司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状况。但何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江平教授认为：“发起人就是创办、筹备股份有限公司的人。”郑玉波先生简单明了地将公司发起人界定为设立章程之人。在成文法典上，例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8条规定：“确定公司章程的股东为公司发起人。”另外，在大陆法系国家，公司发起人还分为形式发起人和实质发起人。形式发起人指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的人。实质发起^指实际参与公司设立或负责筹备组建公司的人。

在我国，公司法对何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未下定义。但依一般的公司法原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应当是为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而筹划设立事务、从事设立行为、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的人。另外，须注意的是，发起人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司的股东。简单地说，公司的股东有的是在公司成立后加入公司的，但他并不是公司的发起人。

(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订立公司章程

订立公司章程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必要条件。公司章程由发起人负责订立。公司章程是由公司全体股东或发起人制定并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都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文件。它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依据，是公司

行为的根本准则。

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有契约说和自治法规说两种学说。公司章程契约说是英美法律国家对公司章程性质的传统定位。他们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依法订立的合同。自治法规说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司章程性质的传统定位。例如韩国多数学者认为，章程不仅约束制定章程的设立者或者发起人，而且当然也约束公司机关及新加入公司组织者。不管对公司章程性质采何种学说，都不容否定的一点是，公司章程订立是发起人以设立公司，使其取得法律上人格为共同目的而为之平行意思表示一致的共同行为，即所有发起人在公司章程的应记载事项、任意记载事项意思表示平行一致。实际上，公司章程由发起人共同订立、代表了他们平行一致、共同的利益。它与契约的区别在于，对立的意思表示之有无，及对立的利益的有无。例如买卖合同的成立就反映了买卖双方对立的意思表示的合致。订立公司章程是共同行为，这就为它的订立可在发起人间成立“自己’提供了可能。

二、自己在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间订立公司章程之运用

(一)民法上自己

民法上的指的是，“人于权限内，以本人(被人)名义向第三人所为意思表示或由第三人受意思表示，而对本人直接发生效力的行为。”有法定和意定。法定的作用在于补充私法自治，而意定的作用在于扩张私法自治。人的行为需要有以人享有权为前提。不管是法定和意定，都是为了被人的利益而设。因此，滥用权的行为被禁止。正如史尚宽所述，“针对人应有之权限，依法律之规定或授权人之意思，特加以限制者，谓之权之限制。”特别是法律上对权的限制，有助于防止人滥用权。自己，就是法律对人权限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己指的是人以本人之名义对于自己为意思表示，或以本人之名义受领自己本身之意思表示。自己行为只是在人大脑中进行着，行为双方当事人只是在理念上，即在人的大脑中相互接触。在台湾“民法”上，据106条规定，人，非经本人之许诺，不得为本人与自己之法律行为，但其法律行为系专为履行债务者，不在此限。我国于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中规定制度，但缺乏关于自己的明确规定。但自己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广泛存在，故如何解释自己以及对自己效力的认定，则事关当事人重大利益。

(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间借“自己”订立公司章程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间能否借“自己”来订立公司章程?具体的说，就是发起人之一能否授权另一发起人其订立公司章程?

如前文所述，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应订立公司章程，这是公司成立的重要条件之一。公司章程包括应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订立公司章程是共同行为，表现了发起人间平行的意思表示。公司发起人间的共同目的是一致的，即使公司具有法律上的人格。

而法律之所以规定禁止自己，乃为避免利益冲突，防范人厚己薄彼，失其公正立场，以保护本人利益。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之一(被人)授权另一发起人(人)订立公司章程，则可解释为自己，理由在于人作为发起人，也是订立公司章程的当事人，即包含着“自己与自己进行法律行为的成分”(当然，发起人如果为3人以上，则还有其他当事人)。

三、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订立公司章程中自己之效力

篇（5）

确立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的方式是围绕对公权力的规范与控制而展开的，只不过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有所不同。总体来讲，公法可以从实体、程序和救济等方面来设计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方式。

一、界定政府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不作为的义务

私有财产权是个人、组织享有的一项可以用来对抗政府对自己的私有财产行使专横权力的自由，属于一种“防御国家的自由”（freedomfromstate）。这种自由是与“有限政府”的理念相契合的。私有财产权在本质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拥有财产；二是抵制非法剥夺。公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与保障，旨在明确公民权利的同时，勘定政府权力的界限，表明政府权力不是无限的，它须以公民的权利存在为界碑，须以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为使命。“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那么强制与专断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1]“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的支配权，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2]詹妮弗·内德尔斯基指出：“私有财产权至少在150年间是作为政府权力之界限的个人权利的最典型的例证，财产权划定了受保护的个人自由与政府合法范围之界限。”[3]

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的配置状况及行使的有效性构成了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力量。“基本权利是设立权利、客观法律规范和一般解释原则的基础，对一切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只有根据法律或者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基本权利。”[4]“一个立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5]美国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说道：“意味着应受制于宪法，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的目的，而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6]

公法的基本精神在于授予并控制政府权力，划定政府的活动范围，为政府设定相应的义务与责任，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公法通过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划定公民私人自治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公民享有自由，而政府不得随意侵入，政府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应当持有尊重乃至敬畏的态度。公法为政府设定的不作为的义务既约束政府制定规则的活动，也约束政府具体的管理行为。政府在制定规则时，要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不得随意创制限制或剥夺公民财产权利或为公民设定某种财产义务的规范，否则无效。如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法律可以设定任何处罚种类，法规、规章可以依法一定的处罚种类，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任何处罚种类；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要求政府不得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不得非法没收，不得违法采取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等等。在现实生活中，大量情况是，只要政府履行不作为的义务，行政权力不随意介入和干涉私域，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时期，由于商品交换对于自由的本能要求，西方国家对待私权利的态度就是尽可能少的介入和干预，奉行的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政府权力仅限于处理纠纷、保卫国家安全等有限的范围内。所以当时的法治理论认为，只要政府不干预，权利就能够实现。这成为自由主义时期法治理论的核心理念。[7]到了现代（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现代化使得国家职能日益扩大，干预社会的力度不断增强，政府不仅负有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责任，还负有维持法律秩序、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完全介入私域，“公域”与“私域”之间仍应有一条界线，应该有各自的活动范围。行政权介入或干涉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行使，必须有明文的法律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政权力就不得介入或干涉。德沃金乃至主张，如果某人对某物享有权利，那么政府要剥夺他的此项权利就是错误的，即便这样做有利于一般利益。[8]

以行政审批为例，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审批权极度膨胀，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严重地限制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导致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与蔓延。为了治理审批过多过乱的现象，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于2003年颁布了《行政许可法》（2004年7月1日起实施），以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将行政许可纳入法治的轨道。该法压缩了行政许可范围，削减了行政审批权限，简化了行政审批的手续，强化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范围[9]，并在第13条中规定：“本法第12条所列事项，通过下列方式能够予以规范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行政许可法》第20条还规定，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13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可见，在设定行政许可时，要遵循市场调节、行业自律、公民自主优先的原则，政府只能在市场失灵、社会与公民不能的领域发挥调控作用，而不是直接取代市场与社会，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在于“弥补市场缺陷”，绝不能让政府成为市场的主角。《行政许可法》明确地将政府职能的定位逻辑从“先政府、后社会、再市场”扭转为“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它的颁布与实施，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扩大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创建一个有限、透明、诚信、责任的政府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二、为政府设定作为的义务，促使政府积极履行职责

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相对于政府的义务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自我实现的权利，对此类权利只要政府不侵犯，即只要政府履行不作为的义务，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就能够实现；另一类是靠政府履行作为的义务才能实现的权利，如公民的房屋产权，需要得到政府的确认，颁发产权证书；公民使用国有土地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颁发许可证书；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公民陷入困境时，政府要履行救助的义务；等等。公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为政府设定作为的义务主要体现在：（1）政府有义务确认公民的财产权益，如产权确认。通过政府的确认，使公民的财产权益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从而保护公民各种已经存在或已经取得的权利，并且使其权利为他人所认同。（2）政府对因特殊原因或处于特定条件下的个人与组织有提供救助的义务，以帮助其维持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现代国家由于国民之生活对行政机关依赖与日俱增，给付行政已成为国家作用之重要机能。”[10]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与此相对应，国家相继颁布了一些涉及到救助与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将公民获得救助的权利进一步具体化。对于有关行政机关来说，提供救助是一种法律上的职责或义务；而对于被救助的相对人来说，获得救助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3）政府有义务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争议进行裁决，如对权属纠纷的裁决、对侵权纠纷的裁决和对损害赔偿纠纷的裁决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裁决，以有效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及时保护当事人的财产权益。（4）政府有义务对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显著成绩、突出贡献或者模范地遵纪守法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奖励。通过行政奖励，充分调动和激发个人和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引导人们更多地实施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考虑到人们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充分发挥物质奖励的作用，这既是对个人、组织应当获得的物质利益的保护，又能激发人们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经济建设中去，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5）政府有义务对具备条件的个人、组织予以许可。个人与组织一旦获得许可，即可从事某种活动，并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其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6）政府有义务对侵害公民财产权益的违法行为予以制止，以保护受害人合法的财产权益。

随着社会发展，公民的需求日趋多样化，权利的内容也日益丰富，即个人享有法律权利的范围、内容的广泛丰富程度与社会发展进步程度是成正比的，权利总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扩大和增多。社会文明程度愈高，人们对权利的渴求愈是强烈，法律也会相应赋予人们更多的权利。因此，赋予人们尽可能多的权利和承认人们更多的行为自由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根据法治理论，国家公权力与公民权利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国家公权力存在的目的就是保卫与增进公民的各种自由与权利。政府的全部职责就是“尽其所能保护每一个在其管辖下的人的人权，并且必须尊重因而绝不以任何行动侵犯与它有关的所有人的人权。”[11]在现代，财产权已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财产权的含义与内容已越来越广泛。1964年美国学者查尔斯·雷齐提出一个至今仍很著名的观点，即各种形式的政府赠与物应被看作一种“新的财产”，因而应给予适当的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政府正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主要包括：薪水与福利、职业许可、专营许可、政府合同、补贴、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劳务等。这些财产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财产的形态，而对这些财产的分配是通过公法实现的，而不是私法。[12]一些新型的财产权的出现，对政府提出了挑战，要求政府积极履行义务，主动采取措施，以保障公民获取利益和实现其财产权。而在此过程中公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设立正当法律程序

程序是交涉、沟通、协调、选择的方式与过程的总和。“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法律程序就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13]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的过程中，程序扮演着承载民主、自由、人权、正义价值功能的角色。近现代民主、法治所催生的现代程序，在要求程序本身的正当、合理、人道的基础上，强调程序限制恣意和防止权力滥用的价值功能。[14]正当法律程序具有防止恣意、专断，抑制公权力的违法与不当行使，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作用。正当法律程序是对权力的根本性制约，是对权利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英国1215年《自由大》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非经其具有同等身份的人依法审判或依照王国的法律规定，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自由权或自由习俗、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放逐或施以任何方式的侵害。”这是封建贵族利用法律程序对王权的限制，体现了法律程序对自由和财产的初始保障。在爱德华三世时代，1354年英国国会通过的第二十八条法令即《自由令》正式出现了现代所说的“正当程序”的条款，用以约束国王的言行，其第三章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或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或剥夺其生存的权利。”该条规定首次以法令形式表述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并扩大了正当程序的适用范围。受英国程序正义观念的影响，美国也接受了正当程序的概念，并使正当程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美国，如果说权力分立为权力的行使划定了范围，那么正当法律程序则是权力行使的边界或底线。“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一直起着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福利冲突的角色。”[15]美国最早、最完整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剥夺。”美国1791年12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1868年7月通过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可以说是整个权利典章的核心，它暗示了两个前提：第一，承认任何人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第二，政府如果要剥夺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16]正当法律程序已经成为美国的基石，使美国宪法成为“活的”宪法，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17].

在英美国家首先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道屏障，已超越了英美法系的传统文化藩篱，为许多国家所认同和效仿，并在程序立法中确立下来，成为公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现代公法主要以程序为导向，程序对权力的制约是长期而稳定的。美国有学者指出，正当程序本身就是对财产权重要的实质性的保护，它“包括了所有对政府干预财产权的行为所作的来自宪法的明示和和默示的限制”[18].从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历史过程来看，现代宪法已经放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宣告，反而比较强调对私有财产权被政府限制或剥夺时的正当程序保护。“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19]“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序控制（权力）比实体控制更重要，因为权力的划分是相对稳定的……而职权的行使却是经常性的，若无程序规则约束，则会时时构成对人民权利、自由的威胁。”[20]程序控制方式注重对权力运行过程的控制，它能弥补实体性控制的不足，通过将公民纳入到权力运行的过程中来，以解决权力运行中的失控问题。程序控制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时都必须遵守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规则，当剥夺公民的财产、自由时，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让他们享有陈述与申辩的机会和权利，通过赋予公民程序抗辩权，实现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促使政府行使权力、作出决定时要具备正当理由，保持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促进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结合。萨恩斯坦指出：“对财产权的程序而非实体保护。它是指，在政府干预公民财产之前，要给他听证的机会。这种条款可以完成两项任务：第一，它有助于正确发现事实。独立的法庭主持的听证，保证财产不会被随意地、忽发奇想地或基于歧视性和无关的理由而被征用。在听证中，必须列举事实，以证明对财产的剥夺，是有法律依据的。第二，听证的权利发挥了重要的尊严性和参与。不经听证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就是说，政府在对公民做出不利行为之前，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个限制也增进了政府的正统性。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对相对人的利益采取损害行为之前，政府给予他们听证的机会，能使人们感到更加安全和值得信任。”[21]

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并导致具体法律制度中程序规定零散、不科学、不合理现象普遍存在。在传统观念中，程序仅仅是实现某种特定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缺乏用程序制约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正当程序”理念。这与现代建设及法治建设的目标是不合拍的。我国宪法中缺乏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规定。有学者从程序的角度反观中国宪法以及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实体权利，认为就实体性内容而言，中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与西方国家宪法的规定并无不同，但权利实现的程序和形式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宪法中缺乏对有关权利之实现和保障的程序性规定。[22]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1989年颁布、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提出了要求，首次输入了行政行为要遵守正当程序的理念。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中也出现了体现正当程序精神的规定，如在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和2003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中，就规定有告之制度、说明理由制度、情报公开制度、听证制度等，这对克服和防止行政权运行的随意性和随机胜，保护的公民财产权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制定统一的程序法奠定了基础。现在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已对正当程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研究行政程序立法问题，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可以说是呼之欲出、指日可待的事情。

正当法律程序并非只具有消极的控权作用，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所搭建起来的对质、交流、沟通的平台，有助于将公民纳入政府行为的过程中来，增强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以减少政府与公民之间的隔膜、冲突和对抗，增进双方的了解、信任与合作，这既有利于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利益的增进，从而形成一个互动的态势和双赢的结果。

四、设定责任与救济机制

政府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过程中享有职权和职责，与此相对应，就必须为政府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做到权责一致。“权力受其本性使然，一旦脱离了责任的规制，就注定会恣意妄为，践踏人间正义。如果权力是烈马，责任制度就是不可缺少的龙头。”[23]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权力与责任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无责任的权力，也没有无权力的责任。只有将职权的行使与职责的履行置于责任的状态之下，才能促使职权的合法公正行使、职责的正确及时履行，也才能促使政府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不变形走样而收到预期的效果。这具体要求：第一，法律赋予政府一项职权与职责时，必须同时设定相应的责任，做到责任法定。第二，责任的轻重要与职权及职责的大小相适应、相均衡，做到权责相当。第三，设立一套追究责任的制度与机制，以及时有效地追究责任，做到有责必究。

财产权与救济是紧密相连的，救济是法律的灵魂，权利离不开救济（Rightsdependuponremedies），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凡权利受到侵害时应有法律救济之方法，此为权利本质。”[24]“法律和救济，或者权利和救济这样的普通词组构成了对语。”[25]“很难设想有一种没有救济办法的权利；因为缺少权利和缺少救济办法是互为因果的。”[26]“私权利和公权力的碰撞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与公权力相比，私权利总是脆弱的，难以对抗强大的公权力。”[27]公法以规范和制约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为使命，当公民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时，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济，公法的功能就难于彰显。健全、有效的公法救济制度对切实保护公民的权利，建设法治政府，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权利救济，特别是对公权力侵害的救济，整个权利的大厦必将倾覆，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必将名存实亡，而整个人类必将苟活于专制与恐怖的世界里。”[28]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公权力的侵害或者受到公权力侵害后获得及时补救，公法上设定了一系列的救济途径与手段，如违宪审查、申诉、、苦情处理、议会监察专员、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国家赔偿等。通过这些救济途径与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一个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链条。有学者认为，公民权利之所以能以微弱之力抗衡国家权力，其关键在于建立和强化权利的救济制度。健全而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一方面使微弱的公民权利获得了制度支持，权利的实现有了法律保障，即使权利受到侵犯也能依法定程序得到救济；另一方面，权利救济对国家权力也发挥着抑制和监督的作用。[29]就对公权力中行政权造成损害的救济而言，现代各国行政法，都强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对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都设立了相应的行政救济手段。如在英国，行政法上的救济手段是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不法侵害时或可能受到侵害时的防卫和申诉途径，公民可以通过向部长、议会、行政裁判所、法院以及议会行政监察专员申诉而得到救济。在美国，有行政裁决、司法审查和行政赔偿等专门的行政救济制度。在日本，行政救济是指“关于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作用以及填补行政作用所造成的给人民利益带来的财产损失的行政上救济制度的总称。日本的宪法、行政不服审查法、行政案件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及灾害对策基本法等都有关于行政救济的明文规定。在法国，行政救济制度主要是通过”行政救济“、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来体现的。在我国，已设立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救济途径，并制定了《条例》、《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对这些救济途径的运作作了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与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或不当侵犯其财产权时，可以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国家赔偿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为适应社会发展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的需要，我国还应积极完善救济制度，包括拓展救济的途径，扩大救济的范围，强化救济的力度，以增强救济的有效性。

注释：

[1][英]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1—174页。

[2]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政治理论视野中的财产权与人类文明》，载《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页。

[3][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与民主》，潘勤、谢鹏程译，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9页。

[4][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5][美]埃尔金、索乌坦编：《新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1页。

[6][美]路易斯·亨金著：《·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

[7]孙笑侠著：《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8][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0页。

[9]《行政许可法》规定以下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一是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二是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须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三是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有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四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须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五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须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六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10]参见王和雄著：《论行政不作为之权利保护》，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9页。

[11][英]A.J.M.米尔恩著：《人权哲学》，王先恒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12]PrivatepropertyRightandAmericanConstitution，NewHaven，Conn，1977．转引自梅夏英：《当代财产权的公法与私法定位》，载《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3辑。

[13]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14]吴建依：《程序与控权》，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15]JerrylMashaw，DueProcessintheAdministrativeState，YaleUniversityPress，1985，p.6.

[16]徐亚文：《欧洲人权公约中的程序正义条款初探》，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5期。

[17][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6页。

[18][美]伯纳德·施瓦茨著：《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19][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20]姜明安：《健全行政程序立法是完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

[21]参见[美]萨恩斯坦：《与财产权》，刘刚译.

[22]参见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23]齐延平：《权力运行的道德底线与责任制度》，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

[24][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25][英]戴维·M·沃克编：《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64页。

[26][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

篇（6）

1经营决策阶段的成本及其控制

经营决策阶段成本是指公司经营方向的选择，这是成本管理的第一个也是最为核心的环节。不过对于大多数IT软件业公司而言，这个阶段往往是最大的问题之所在，有时经常凭一个觉得是灵感的想法或者对市场初步的直观层面的调研就进行的决策。而这样的结果是往往没有摸透市场的真实情况，轻率上马项目，造成方向性错误，以至于导致企业的危机。

该阶段的成本控制，关键在于经营决策前科学而深入的市场调研及准确分析，目前很多中小型IT软件企业，其经营部的职员大多都并不是社会调查专业的，因而他们做市场调查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不太科学，如在样本选取及抽样过程不合理，没有按照严格的社会调查方法进行调查和数据分析，甚至问卷设计都存在倾向性导致调查数据信度偏低。此外，大量的公司自我宣传的各种形式的软文和竞争对手有意的攻击性文章夹杂在其中，并不是很容易的进行分辨，更何况数据的随意性，来源的不可追溯性各种情况，所以只能作为参考。

2需求整理及分析确认阶段的成本及其控制

需求整理指市场经营人员根据高管对于市场方向的决策，而提出的具体的产品或者项目的原始需求，需求分析是指技术员对市场部门的需求进行分析，评估其可实现性以及实现难度，大致工时等，提交相关需求分析报告，最后市场经营部门进行确认这个阶段。

该阶段的成本控制，首先需要搞清这种沟通过程中产生偏差的原因，最为主要的往往并不是技术语言和市场语言的差异，或者市场人员和技术人员之间的思维定势的差异，而在于两者缺乏确定的科学的流程和在交流之前的准备以及相关概念约定俗成的定义造成的问题，同时还由于沟通和确认环节由于其特殊性，经常难以被有效的纳入进度管理程序流程当中。而提高该阶段的成本控制效率，必须逐一针对性的解决以上问题，首先要清晰的确定并严格执行市场和技术沟通的流程，尤其是要明确每个环节的控制点，也就是双方交付给对方的关键交付物，一定要有清晰的共同确认的模板，同时每次沟通前必须对于一些概念有着清晰的界定，然后公布这些信息，并在沟通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明确每次沟通前要沟通什么，要解决哪些问题，沟通结束后要交付哪些文档让双方进行确认等，同时一定要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的管理模式，讲所有沟通环节全盘把握，并纳入进度管理。

3规划阶段成本及其控制

规划阶段成本是指在需求已经得到确认后，进入技术规划阶段的相关成本控制，该阶段有些软件开发公司常常出现的问题是对于规划予以过度的期望和过于沉重的内涵，在实际项目操作过程中，这个规划实际上包含着技术规划和非技术规划两个部分，因为对这两个部分的混淆，导致一些技术层面和市场层面的东西不必要的纠缠在一起，并且直接导致项目进度的拖欠，而且会导致由于非技术规划的不清晰，直接影响技术规划层面的实施。

该阶段的成本控制，必须清晰的区分非技术规划和技术规划，尤其在公司内部技术部门和市场经营部门之间的职责，需要设立一个在提出需求到技术规划之间过渡的位置，即对于需求具体细节的整理，要对于交付物有着清晰的确定，尤其是在不同时期交付不同的关键文档，如除了上面说的那六个文档外，技术部项目组长在需求分析的时候，还应该明确提交功能模块分析，开发代价，功能流程图，功能关联性图，可维护性及可拓展性分析等六个文档，此外在项目开发规划阶段，还要对于控制点的一些要素进行详细的规划用来提交给市场部门，如详细页面元素，页面元素价值度分析，表现形式，页面结构，页面效果等。

4开发阶段的成本及其控制

开发阶段的成本指需求确定并且规划清晰后的具体开发过程的成本管理问题，该阶段相对其他阶段来说比较清晰，但这里笔者认为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使得人力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它是指公司第一线技术人员的能力最大程度发挥的状态，包含几个层次，（1）全部时间利用，（2）最大效率利用，（3）最大潜力激励利用，这三步需要逐步递进实现。这个需要一种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以及公平公正的价值认定模式和绩效制度，从而一方面促进员工本身的发展，一方面增加对人才的吸引力。

该阶段的成本控制，可以引入最大可控制成本的概念，这里是指人力资源最大程度发挥后所能控制的成本，是公司在一定投入前提下，最大的可能的减少因管理导致人力发挥不足够而造成的成本，该成本为人力资源的极致成本，无法再进一步降低，此成本状态下的仍然出现效益不佳情况，则可说明在经营定位和经营方向上的问题，而非内部问题。促使人力资源得到最大利用度和发挥度，在此基础上的成本，为最大可控制成本，以上可以通过内部的管理系统来很好的实现。5需求变更成本及其控制

需求变更成本指在开发过程中，由于市场部门的需求改变导致的成本增加而实施的控制，对于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需求的频繁变更就成本控制而言是致命的，很多项目由于需求的变更而导致破产。

该阶段的成本控制，最关键的是要对于需求变更过程进行严格的管理，要从需求变更的开始，对于整个变更的每个具体的步骤进行跟踪，并且严格核算每次变更所需要的工作时，从而做好评估。同时，务必要明晰需求变更的必要性和风险性，以及所带来的实际成本的增加，所以需求要尽量经过详细的论证。

6测试成本及其控制

测试成本指项目开发完成阶段，在交付验收前进行的测试过程中导致的成本及其控制，测试阶段对于一个项目的最终交付具有重大的意义，往往在测试阶段要才是使得项目真正完善的阶段，很多细节的修补都在测试阶段完成，正是测试使得一个项目成为一个可以交付，可以应用，可以产生效益的产品。但对于一些中小型软件开发公司而言，往往缺乏真正建制齐全的测试部门和专业测试人员，经常是技术人员进行兼任，这种方式相当普遍。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对于测试缺乏经验积累管理，或者说是错误管理，经常上次测试完出现的问题，过段时间又会出现，或者是开发下个项目的过程中又再次出现，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该阶段的成本控制，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对测试进行错误管理模式，采取“有错必改，凡错必究，错不再犯，预错于先”的管理办法，尽量在项目开发之前，就能整理出之前开发中出现过的所有问题，并用列表的方式进行技术会议，让所有开发人员进行错误共享，尽量把测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消灭再开发阶段，另外需要把测试过程化、即时化，每周甚至每天都要求每个开发人员在交付自己的子模块的之前就暗中预先准备的测试手册进行测试，通过后再提交，同时定时抽查某些核心功能模块，进行某个点的测试，这样全过程的控制，会最大程度的减少测试成本，同时要加快反应速度，一发现开发中，或者测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必须跟进彻底解决，并纳入绩效考核中，杜绝再犯。

参考文献

篇（7）

一、公司治理的源起

法人治理的概念最早由贝利和米恩斯在1937年发表的《现代股份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提出，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公司法人治理的概念是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出现的，但是，早在200多年前，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对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象提出了质疑，“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合伙，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想要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的伙伴那样用意周到，那是难以做到的——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经营上难免的弊端。”①古典企业的特征是所有者经营管理自己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人有限的合伙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不存在法人治理的问题。19世纪初，西方发生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种情况，“工业革命是由市场规模扩大开始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使组织变革。”②越来越多的行业需要相当规模的组织管理，单一的企业家、家族或合伙人的小集团没有能力参与到这些行业当中，人数众多的股东也无法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只有专职经理才是适当的人选，所有权与经营权因而分离，公司治理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二、公司治理的模式

自从公司治理的问题产生后，企业界和学术界一直在寻求一种解决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至今都不存在至善至美的公司治理机制，人们的探索仍在继续中。

（一）两种治理结构

国际上，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股权分散模式，另一种是股权集中模式。前一种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被认为具有“外部人”、“长臂”等特点，这类公司规模大，股东人数多且流动性大，他们在证券市场上比较活跃，具有严格批露信息的要求，市场的透明度较高，公司的控制权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动；后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具有“内部人”、“以控制为基础”的特点，这类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被少数人持有，具有很强的个人利益，市场透明度不高，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不高，很少通过市场的变化而变动控制权。“外部人”是指公司的股份被分散着的股东拥有，而不是由少部分人控制。“长臂”指的是由于股东人数众多，持股比例比较分散，股东对公司保持着较长的距离，授予公司管理者较大的经营管理的自由权。

（二）两种公司治理模式差异的成因

英美和日德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任何制度的构造都受其本土环境的影响。

1.政治原因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人对权力的集中有一种持久的不信任感，无论这种权力集中在政府内部还是外部。美国的分权联邦体制有利于形成分散的金融体系。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都倾向于权力集中，德国在俾斯麦统一德国后，通过创造大银行作为经济引擎来发展德国经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最大的企业是财阀，财阀和大银行之间关系密切，而大银行被家族控制，二战后日本银行仍保有强大的实力。

2.经济原因

美国目前有700多万家公司，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1983年就有注册公司807817家。③公司的发展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发达的证券市场使公司更容易取得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德国的证券市场规模较小，1990年德国证券市场资本化总额只有5610亿马克，而同期美国证券交易所为三万亿美元。1988年，德国的股票量为84.5万股，而在纽约交易所为4100.7万股。④

3.法律原因

美国长期以来对银行都采取歧视政策，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设立了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导致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离，之后虽然银行开展跨州的混业经营业务，但1956年《银行投股公司法》又禁止银行投股公司拥有多于5%的非银行企业的股票。美国的非金融机构如保除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也由于法律上的原因难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日德的法律则允许银行持有公司股票，根据德国的全能银行原则，银行可以混业经营，银行可以无限制地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1986年，德意志、德累斯顿和考曼芝三家银行共同控制了西门子32.5%、奔驰61%、大众7.9%、拜尔54.5%、巴斯夫51.68%的股份。据1988年统计，德国银行持有公司的股票约占上市公司的9%，个人托管储存在银行的股票金额达4115亿马克。两者总和占德国上市公司股票的50%。⑤

三、公司治理的理念

（一）股东大会中心主义

从公司法理上讲，股东完成了出资后，就不是公司财产的所有人，而是不同于所有权的股权持有人。所有权向股权嬗变过程中自然衍生出来的股东权利主要体现为享受公司盈利分配和控制公司经营的权利，股东权利是控制公司是最高权力，与此相应，股东大会便是公司机关中的最高权力机关。这种以股东利益为公司最高利益的“股东本位”与以股东大会为公司运行的权力核心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成为公司的首要理念，并且，私法自治原则上的公司自治亦应当体现为股东自治。我国的《公司法》秉承的就是这种“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理念。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

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自治与股东自治已经发生偏离，现代公司自治已不能等同于公司股东自治，公司自治基于交易安全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股东自治，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股东本位”和“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受到挑战，“利益相关者本位”和“董事会中心主义”应运而生。这种利益相关者多边治理理论认为，公司作为一种有效的契约组织，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为了各自的目的联合起来的契约关系网络，公司不仅是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联合体，而且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连接点。

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嬗变，在公司法理和公司治理实践上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和挑战。现代公司理念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移，实质上触及的是公司权力分配这一核心问题，在“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原则下，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只不是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董事会完全受控于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的变更来调整。在“董事会中心主义”原则下，股东大会的权力由法律和章程明确限定。除此之外，所有经营管理公司事务的权力均由董事会行使，股东大会不得干预。但是，由于“董事会中心主义”不能完全符合当前现实及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独立董事制度在美国形成并迅速引发了全球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我国现在正在展开公司治理结构创新的探索，无疑是对这一全球运动的积极回应。

四、我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建设的思路

（一）公司治理理念与模式的选择

公司治理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需。随着股东大会地位的形式化，“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已经不能承担保护股东权益的任务了，而且，公司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公司治理中适当考虑债权人的利益有其合理性。另外，允许职工参与公司治理也是必要的，在我国开革开放的进程中，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法律有必要为职工提供保障。我国如果放弃“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允许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将更有利于保护相关权利人的权益，调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加快国家经济建设。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类似于德日的股权集中模式。在公司的内部治理上，我国采用的是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履行执行和监督职能的二元治理型，这种治理形式在理论上要比英美的一元体制更具有有效的监督能力。但是，我国公司监事会形同虚设，实际没有尽到其监督职责，因此加强监事会的建设是我国公司治理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全方位建设

1.加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由于德国和日本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十分严格，使其证券市场和英美相比相对落后，德国和日本的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的治理也相对较弱，法人治理机制中最有效的部分就是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和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是银行可以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不仅包括传统的银行服务，还包括投资和证券业务，不动产交易，进行并购等。所谓主银行，就是指企业接受贷款数额居首位的银行。

日本的主银行对企业的治理方法表现为相机治理：银行作为公司的股东，当公司财务良好时，只是作为“平静的商业伙伴”而存在；当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时，主银行在不改变公司法律地位的情况下，由主银行所代表的股东集团来行使控制权，对陷入困境的公司进行救助。有鉴于此，我国的银行应当成为理性的经济人，改变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使我国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培育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是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对小股东在法人治理中寄予很大希望是不现实的，重视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已是当代公司治理的重要趋势。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崛起，小股东可以不再选择“用脚投票”这种消极的方式，而是通过机构投资者争取公司的控制权。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有利于防止公司内部人控制，能对公司治理起重要作用。

3.重视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建设

美国公司治理的实践证明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我们对公司外部治理的建设也应重视。美国公司内部治理的机制也有缺陷，但是相对于我国的情况，我国因公司治理缺陷带来的消极影响要比美国严重，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有良好的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我国也应该从建设外部环境入手，完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

（1）加强上市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

（2）完善上市公司相关审计制度。

（3）强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4）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一个良好的公司外部环境对公司治理至关重要。美国有健全的证券市场，能够有效地使股票的价格反映出公司的实际价值，这就使经营者不敢懈怠，因为公司经营不付佳，股票就会下跌，公司就会成为战略投资者收购的目标，股东也会“用脚投票”对经营者做出否定。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使得经营者时时存在被取而代之的风险，促使其认真经营。这些外部治理的因素，使经营者不敢背弃所有者的利益，限制公司因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在我国，内部治理机制改革没有好的途径的情况下，尽快完善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切实可行的现实选择。

注释：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3页．

②道格拉斯·C·偌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6页．

③④张国平．公司法律制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8页．

⑤纪谓．股份制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篇（8）

(一)完善的信用制度美国的授权资本制之所以运行良好，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完善的信用制度所起到的补充作用。美国关于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数量较多且涉及范围较广，贯彻了信用产品的各个环节。美国在信用管理层面分工明确，分为联邦、州政府两级管理体系，下设若干管理机构，并与行业协会自律一起构成了“双级多头”的管理体系。建立了全方位的失信惩戒制度，将经济领域的失信行为扩展到全社会方位。美国信用行业发展成熟，信用产品具有非常广泛的市场主体，包括信用服务机构及信用消费者。加之将社会信用信息进行公开，法律对信用服务机构合理取得企业信用信息亦未做过多限制。

(二)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美国拥有最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公司全面、真实、详尽的对公司财务信息进行披露。1933年美国《证券法》中确立了财务信息披露制度，规定上市和发行证券前在交易所进行登记，这主要针对证券的初次发行。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了持续性财务信息披露。后来《证券法》的修改提出了综合信息披露制度，统一并简化信息披露制度，给投资者提供不重复且有意义的财务信息，节约上市公司成本。美国之所以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其原因就在于，对公司的财务信息进行了完全的披露。

(三)逐渐完善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美国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是由相关判例发展起来的。在特定个案中，债权人为保护其利益可以向法官请求“揭开公司面纱”，直接追究公司股东责任。在美国，法院“揭开公司面纱”的主要原因是债务人公司处于股东的实际控制之下，或者尚未获得还款的债权人受到股东那边某些形式的不正当行为的影响。出资不足虽非主要原因，但也构成揭开面纱的行为之一。美国在宽松的授权资本制度下，通过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及“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配套补充，在股东、公司、债权人之间构建起一个相互制约与平衡的保护体系，在公司资本制度之外，建立维护债权人利益的良好机制。

二、我国授权资本制下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的完善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可一味的照搬美国的授权资本制，而要在综合分析我国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借鉴可行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配套制度，进而不断完善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

(一)构建社会信用体系针对我国的发展现状，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从根本上讲，需要在全社会构建信用体系。对于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笔者有如下建议:第一，加快信用立法。以法律指导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第二，建立公司信用评估制度。指定相关机构汇集各方信息，借助专业的评估方法与标准，对公司的信用状况给予客观的评价。第三，建立失信惩戒机制。追究失信者的责任，并使其在经济上的失信扩展到其他领域，形成社会性惩戒机制。

(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是债权人保护的前提，如果公司没有披露相关财务信息，债权人不可能知道公司的经营状况。即使成立债权债务关系时公司有数额巨大的资本，债权人也可能失去及时要求公司还款的机会，因为他们不了解资本运行的状况。因此，应当完善我国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使债权人及时了解公司财务的变化状况。我国在这一问题上可借鉴美国的经验，向综合性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发展，在立法上确认其原则、主体、责任等一系列问题。

篇（9）

在动态的环境中，企业经营的宏观环境时刻在发生变化，顾客的需求在不断变化，竞争对手的竞争力在不断提高以及不断变化的技术同时在直接影响核心能力的领先性，那么企业就需要动态的核心能力及动态管理能力。所以对企业核心能力的有效管理应是对核心能力整个演变过程的循环和实时的动态管理，核心能力的动态管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1、管理过程的连续性。一个完整的合理的核心能力管理过程应包括四个阶段：核心能力的确定、培育、应用、评价与发展等阶段。核心能力的确定是指根据企业的战略展望等确定出为支撑企业发展战略实施所应建立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的培育是指积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能力，通过事先的统筹规划在遵循一定的原则下以一定的方法有效地培育出核心能力；核心能力的应用是指如何寻找核心能力的应用机会，尽可能发挥核心能力的作用，为企业带来优良的经营业绩和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核心能力的评价与发展是指企业定期或不定期地评价核心能力的适应性、领先性等，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企业核心能力保持与市场环境相适应的领先性，从而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竞争优势。

2、管理的循环性。对核心能力的动态管理绝不是在评价完成之后便告结束，而是根据评价的结果再返回培育、确定或应用阶段，即或在原有核心能力基础上的单纯强化提高，或是确定应培育的新的核心能力，或是加强核心能力的应用，通过每一次循环，核心能力的内涵和价值都将得到提升，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循环的并不断提高核心能力的管理过程。

3、管理的实时性。对核心能力的四个阶段的管理可能同时存在，由于管理的循环性和实时性存在于各管理阶段中，对动态管理的管理手段就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并进行实时、动态管理进行操作。

二、对公司的核心能力进行保护

关于公司核心能力的可持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它进行充分有效的保护。所谓对公司的核心能力的有效保护，是指公司通过运用一定的管理方法或手段提高竞争对手的“模仿门槛”，使公司的核心能力保持对竞争对手的一定的领先距离，为公司的核心能力“制造”出一块隔离带或安全区。

1、核心技术的保密与垄断。拥有核心能力的公司对其核心技术都非常注重保密，因为他们深知核心技术一旦被竞争对手轻而易举地掌握则意味着竞争优势的丧失。因此，他们在核心技术的保密方面会坚持这样的原则，即输出产品不输出技术；输出非核心技术不输出核心技术。如可口可乐公司在全世界有许多合资厂，也尽管其配方99％的成分都已被研究分析出来，就是剩余的1％（可称为核心配方），可口可乐公司对外界从不公开。另外，许多拥有核心能力的公司，还通过注册专利以使核心技术获得垄断地位来实现对其的有效保护。同时，制定大量的保密规则，对公司内部员工特别是掌握公司核心技术的人员的保密行为实行有效的约束，已成为这些公司的惯例。

2、核心技术的谨慎推出。拥有核心能力的公司在制定市场战略时注重在客户需求和核心技术保护方面寻求平衡。对其核心技术的推出是谨慎的，并非一下子把核心技术都拿出来到市场上推广。如IBM公司、微软公司等都有一套完整的技术战略。他们以雄厚的人力、财力、研发能力等，贮备几个档次的新技术，但只推出比其他公司先进半步的技术，以保持技术领先和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地位。对于尚未利用的技术或一时很难转化为商品的技术，则让技术保持原有的状态加以储存，绝不拿出来推广或出售。

3、围绕核心技术的经济威慑。拥有核心能力的公司通常是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对一项资产大规模投资。竞争对手尽管同样可以使用这种资产，因为市场规模较小，以现在的盈利水平无法支持两家厂商。显然，通过围绕核心技术的经济威慑可能使潜在的竞争对手驻足不前，从而达到核心技术的可持续性。所以，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核心能力与大公司，特别与跨国公司是紧密相联的。这是因为，大公司的发展需要核心能力的支持，而围绕核心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又通常具有安全的收益。中小公司在某个时段上也不是没有核心能力。但是，因其资源配置的规模较小，使其面临竞争对手的“模仿式冲击”所带来的风险较大，因而中小公司的核心能力容易呈现出不稳定性。

三、对公司的核心能力进行投资

鉴于所有资源都会贬值，核心能力作为公司最具竞争力的资源也是如此。如果不保持对核心能力的持续投资，核心能力的丧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有效的公司战略需要不断地对其核心能力保持高强度的投资。对公司的核心能力进行投资大体有三个方向：

1、对核心技术进行投资。公司核心能力在实体构成上，必须以作为无形资产的卓越品牌为主导，大力实施并推进第四代R&D战略管理。实际上，品牌是以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战略性无形资产，它是企业核心技术的结晶，是消费者获得高消费者剩余的产品的“身份证”。顾客可以从名牌获得满意，并同时避免了一系列消费风险。毫无疑问，实施品牌战略、核心能力机制的打造及其整个新型战略管理体系的构造，关乎整个现代社会生产价值链条，从产品设计开发、做成样品、零部件生产、半成品组装，到成品组装、包装、运输、分销，再到售后服务等所有环节。然而，这一整条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不同部分对产品的价值增值功能是不同的。而最能增大价值的两大环节之一就是上游的核心技术开发。

2、对人力资源特别是核心员工进行投资。公司核心能力的人格载体必须以知识资本化为主导。另一方面，以知识资本化为基本线索而具体实施的人力资本化战略管理，将使公司战略的有效推进获得更深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和保障。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由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演进步伐的加快，人力资本的社会经济地位日益提高。知识正在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正在成为主导生产力，知识工作者正在成为资本。因此，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较之传统经济更为必要。核心能力理念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它认识到在具有传统部门结构的公司，对公司的核心能力进行投资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核心能力确定了公司行政机构的关键角色应该是充当公司核心能力的保护人。有时，为做好保护工作，甚至可以指定一位管理人员，负责对核心能力的投资。公司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时，尤其要注重对核心员工的投资。因为，核心员工的丧失或其人力资本价值的下降，将意味着公司核心能力的丧失或下降。在这方面，必须关注的重点是：①从客户层面考察，核心员工能为客户、公司创造巨大价值。这种价值创造分别来源于核心员工的预见力与执行力。②相对竞争对手，专家可以出高薪聘请，但忠诚的核心员工无法用高薪招聘。拥有卓越预见力与执行力，又忠诚于企业的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但问题在于要时刻爱护员工的忠诚。③核心员工能力是公司自学习积累的结果，教育与培训导致人力资源的不断丰厚。公司必须建立基于“能本管理”的员工预见力、执行力开发机制。④为了使公司的命运不掌握在个别员工手里，必须倡导并实现人力资本向组织资本的转化。通过结构化的知识平台，构筑合理有效的知识分享机制与公司制度安排。

3、对核心营销能力进行投资。核心能力的调整轨迹一般是以生产环节为起点向价值链两端延伸，即向研发和营销延伸。公司拥有核心技术不是目的所在，目的在于优化公司的利润。而公司的营销能力正是把“技术变为财富”的最后一站，因此，对公司的核心营销能力进行投资也就成为必要。从为客户创造新生活这一核心能力本质内涵的视角出发，公司核心能力亦即公司核心价值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顾客的忠诚度，这是全部营销管理的聚集点，也是公司核心能力的最本质内涵。营销就是要使传统的公司销售经营化，在深刻认识和了解顾客的基础上，使产品或服务完全适应客户的需要，形成产品自我销售。

四、对公司的核心能力进行升级

如果一家公司的核心能力正在被竞争对手所效仿，那么该如何保持维系公司的核心能力？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对公司的核心能力进行升级。

1、将核心能力升级到结构上更有吸引力的行业。夏普公司的做法为如何针对技术和产品的连续升级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提供了很好的示范。20世纪50年代，夏普公司是电视机和收音机的组装公司，表面上属于日本二类消费电气公司。为打破这种局面，公司创始人早川笃治(ToKujiHayakaova)建立起研发机构。当日本通产省禁止夏普公司设计计算机时，公司在1964年利用其有限的技术生产出全球第一台数字计算器。为巩固其在该领域的地位，夏普公司向后集成，生产自己的专业化半导体，并大力投资开发新的液晶显示技术。夏普公司押在LCD技术上的赌注得到了回报，并使其开发出一系列新产品，如Wizard电子管理器。一段时间后，其卓越的显示技术令夏普公司在以前拼搏的领域（如便携式摄像机）拥有了竞争优势。

2、将核心能力移植到地域上更有吸引力的市场。如果说创新是发展核心能力的推动力，那么跨国经营则是催化核心能力的拉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拥有核心能力的公司无不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力求在国际竞争中放大自身的核心能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如沃尔玛、通用电气公司、索尼公司等著名跨国公司，均是将核心能力移到地域上更有吸引力的海外市场，以使自己的核心能力得到升级与放大，从而摆脱竞争对手的模仿威胁，有效地保持维系了公司的核心能力。

3、以公司核心能力为主线实施资本运作。能力学派管理专家指出：业务流程再造的关键是把公司的内部组织和产品——市场战略有效联结起来，就是变业务流程为战略性资产。所谓战略性资产亦可认定为具有核心能力的资产，因而以核心能力为主线进行资本运作的主旨在于：透过各个层面将资本运作直接同市场结构联系起来。所以重组必须贯彻以下原则：产权重组以产业重组为导向，不能为重组而重组，产权重组只有按照产业结构进行重组才能体现核心能力的需求；产业结构重组以产品结构重组为导向；产品结构重组以市场开发结构重组为导向；市场开发结构重组以居民消费结构为导向。

4、将核心技术能力升级到核心管理能力。著名的通用电气公司之所以成为世界百年的旗帜公司，过去靠的是技术，现在其核心能力则在于管理，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通用电气式培训。从中国海尔公司的成长转变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可以说，世界著名的公司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奥秘，也在于其完成了核心技术能力升级到核心管理能力的公司改造。在将公司的核心技术能力升级到核心管理能力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提升重点是公司的组织能力。因此，必须关注的方面是：①从客户层面考察，核心管理能力能为公司创造巨大价值，这种价值源于公司的经营理念。②公司良好的界面管理机制是公司效率的关键。③必须解决好管理责任制问题，构造能上能下、持续上下的变动机制。④基础管理水平是核心管理能力的基本功，也是竞争对手很难一时就能模仿的。

五、建立企业学习力的能力

企业核心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知识的创新、积累、转移和共享，这就要求企业应该成为一个学习型企业和知识型企业，在不断修炼中增加企业的专用性资产和隐性的不可模仿性知识等。在新的竞争时代，光靠雄厚的资源和强大的规模并不能保证企业能够在市场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学习的能力才是突破生存不利格局、实现永续发展的根本，只有重视学习、用心学习，企业才能适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市场，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那么什么是学习力呢？

篇（10）

中小型公司融资存在的问题

融资渠道狭窄已成为制约中小型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小型公司基本是内部融资,尚未建立起外部市场融资体系体制。要想促进中小型公司,尤其是民营中小型公司的迅速发展,必须建立完善的融资体系,最根本的是建立起企业外部融资体系,即市场融资体系。中小型公司融资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贷款,但目前商业银行贷款难以满足中小型公司对融资的需求,存在严重的融资缺口。造成银行对中小型公司放贷存在融资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中小型公司自身信用不足,而融资信息不对称是贷款融资难的直接原因。

目前,商业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的主要依据是企业的信用等级。企业信用等级是银行按设定的评级标准模型,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管理水平、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定,并授予其相应等级。依照我国现行传统的企业信用评价方法,大部分中小型公司根本不可能得到贷款。其原因在于:一是银行为了降低贷款风险,普遍采取抵押方式,且银行可接受的抵押品主要是土地和房地产。而中小型公司往往因规模小、固定资产少而达不到银行的贷款条件。二是中小型公司担保机构的资本金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众多中小型公司的融资需求。

我国中小型公司的经济实力、经营风险和管理素质的差别较大,这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信用评估制度将它们区别开来。其实,从抵押物方面看,许多中小型公司虽然没有土地和房产,但是还有一定量的存货和应收账款。所以,目前亟待建立适合我国中小型公司的信用评估办法,突出对业主的信用评价和所处的经济环境、信用环境的评价,使信用等级评定能够与中小型公司的实际情况得到较好衔接。

国外银行对中小型公司的贷款技术

一、财务报表型贷款。

该类贷款的发放基础主要基于借款人所提供的财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信息。这种贷款技术最适合那些经过审计,财务报表相对透明的企业。因此,它是银行对大企业贷款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技术。一些历史较长、业务相对透明、经过审计的小企业也适用于此类贷款。

二、基于资产的贷款,又称抵押担保型贷款。

这类贷款的发放基础主要取决于借款者所能提供的抵押品的数量和质量,而非其财务信息。基于资产的贷款有很强的事后监控机能,可以降低道德风险的发生概率,被广泛应用于对中小型公司的贷款中。通常情况下,抵押物是高质量的应收账款和存货。它的主要缺点是交易成本过高,手续繁琐,而且固定资产较少的中小型公司将被拒之于门外。

三、信用评分技术。

中小型公司信用评分是对中小型公司的品德、声望、资格、资金实力、担保以及经营条件等进行分析,来测度违约的可能性并且对违约风险进行分类。这种贷款技术目前主要是依赖于一些统计模型,如线性概率模型、分对数模型和线性判别式分析等进行分析和判断。美国小企业局的一份报告认为,银行采用信用评分法使中小型公司的贷款增加,主要是因为,这个方法放宽了边际贷款申请者的标准线。但信用评分法的建立和应用,不仅要解决搜集样本、建立模型等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构建资料共享的社会征信基础结构和与新技术相适应的金融企业信贷管理文化。由于信用评分对信息系统和数据积累的要求较高,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其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四、关系型贷款。

关系型贷款是国外对中小企业融资中使用的一种比较重要的贷款技术。在这种贷款技术下,贷款人和企业家、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比纯粹的资金关系要重要得多。在关系型贷款下,银行的贷款决策主要基于通过企业及其所有者的私人信息而做出的。这些信息除了通过办理企业的存贷款、结算和咨询业务而直接获得以外,还可以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和顾客等)以及企业所在的社区获得;它们不仅涉及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还包含了许多有关企业行为、信誉和业主个人品行的信息。这些信息要比企业的财务报表、抵押物、信用评分有价值得多,从而可以帮助关系贷款者更好地解决信息不透明问题。由于关系型贷款不拘泥于企业能否提供合格的财务信息和抵押物,因而最适合于中小企业。但关系型贷款的基本前提是,银行和企业之间必须保持长期、密切而且相对封闭的交易关系,即企业固定地与数量极少的(通常为一到两家)银行打交道。

构建我国关系型贷款制度

一、企业层面信用风险分析。

分析企业信用风险时,选取起主导作用的宏观环境因素、行业因素、经营因素和管理因素、财务因素、担保因素作为分析的评价指标。

1、宏观环境风险分析。

宏观环境风险分析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和信用环境。

2、行业风险分析。

每个企业都处在某一特定行业中,每一行业都有其固有的风险,在同一行业中的借款人要面对基本一致的风险。行业风险分析中考察的因素主要有成本结构、成熟期、周期性、盈利性、依赖性、产品替代性几个方面。

3、经营风险分析。

由于同行业中的每个企业都有其自身特点,还需要在行业风险分析的基础上,进入借款人的生产经营过程,分析其自身的经营风险。经营风险分析主要包括:经营策略分析、产品分析、市场分析、销环节分析。

4、管理风险分析。

主要从中小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管理层的素质和经验、关联企业的经营管理、法律纠纷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5、财务风险分析。

虽然关系型贷款并不着重于企业能否提供合格的财务信息,但一定的财务分析也是必须的。此类指标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利息保障倍数。

6、担保风险分析。

贷款申请者可以通过提交担保来弥补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弱势。但是担保分析的前提是对借款人整体信用状况的分析,银行并不能期望通过借款人被迫出售资产或由保证人来履行保证责任来作为最终的还款来源。重点分析的担保形式有:抵押和质押、保证和附属协议。

二、个人层面信用风险分析。

有资料表明,在中小型公司的股权结构中,主要业主提供的资金一般要占全部股权的2/3,中小型公司向银行提供的抵押或担保财产,常常也是属于业主个人的居多,中小型公司私有化、个人化倾向十分明显。针对中小型公司创建者拥有绝对控制权并掌握经营权的特点,可以结合业主的个人信用度进行综合评价。据了解,我国一些商业银行已开展了以企业法人或股东的个人信用作担保为企业融资的业务。业主信用评估和企业信用评估一样,其目的主要是分析业主的还款意愿和业主的还款能力。因此,个人信用评估主要以业主素质和业主价值为基本内容。

1、业主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