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6 16:03:10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产业发展规模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1.1规模化种植在增长
2011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到7.07万hm2,总产160万t,面积和产量分别比2010年增加0.26万hm2、16万t,其中3.33hm2以上规模连片蔬菜生产基地4.2万hm2,6.67hm2以上规模连片蔬菜生产基地0.8万hm2;蔬菜大棚0.28万hm2,比2010年增加0.05万hm2;已建成蔬菜标准园31个,面积0.12万hm2。
1.2产业化建设水平在提高
全市蔬菜龙头企业已发展到28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2家,市级龙头企业4家,有各类蔬菜专业合作社、协会等蔬菜经济合作组织近100个,创建了“辉明”、“绿野”、“周志华”、“天天绿康”等一批蔬菜品牌,有近10万人活跃在蔬菜生产和销售等各领域。
1.3特色蔬菜潜力在延伸
抚州市地方特色优良品种较多,如抚州水蕹、南城山药、临川冬瓜、东乡棕芋、南丰南瓜、黎川辣椒、乐安魔芋等都被选人江西省著名蔬菜优良品种。其中:临川区蔬菜大户周志华种植的实重104.15kg的大冬瓜,成功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成为抚州市农业史上的首个世界第一。近年来,地方特色蔬菜品种由于市场好、效益高、影响大而取得较快发展,特别是规模化种植明显增加,例如抚州水蕹种植已由过去仅限于临川种植,扩大到在全市范围内栽培生产,在临川区湖南乡还建立了水蕹良种深化繁育基地;广昌白莲已发展到2011年的0.57万hm2、0.8万t的产业规模;南城山药的种植面积也稳步增加到近O.06hm2。
1.4蔬菜质量安全水平在提升
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菜农的质量安全意识明显增强,各级农业和有关执法部门加大了蔬菜安全生产和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全市蔬菜无公害生产基本普及,蔬菜市场样品抽检合格率达100%,没有发生蔬菜农药中毒和污染事件,全市已有11家蔬菜企业共申报蔬菜无公害产品项目23个,其中3个已通过项目论证。
1.5政府扶持力度在加大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蔬菜产业发展,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加以扶持。2009年,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抚府发[2009]35号);2011年市政府又以1号文件形式下发了《抚州市人民政府贯彻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实施意见》(抚府发[2010]1号),并制定了《抚州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大对蔬菜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明确把蔬菜工作列入农业产业化考评的主要内容,并与各县(区)签订了责任状,各县(区)也都相应成立了蔬菜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
2 具体做法
近年来,抚州市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人手,推进了蔬菜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2.1以蔬菜标准园建设为重点,着力提高蔬菜综合生产能力
全市已建成和在建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31个,其中临川、东乡、崇仁、黎川、资溪等县(区)的标准园集中连片面积都在66.67hm2以上。通过标准园建设,不仅辐射带动了周边群众发展蔬菜,而且有效地提高了蔬菜标准化生产水平,确保了各种蔬菜的适时应市。蔬菜标准园的菜农实行“六统一分”,即:统一市场预测、统一引进优良品种、统一进行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统一标准化生产、统一防病灭虫、统一市场销售、分户生产。蔬菜标准园都树立了标识牌,绘制了基地图和地块分布图,标明基地名称、范围、面积、建设单位、栽培品种、技术措施等,建立了生产和质量安全档案。
2.2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努力加大蔬菜产业发展资金投入
近2年,全市已整合各级财政和农、林、水、科技、扶贫、移民、老建、农业开发等涉农资金共计1.1亿元用于蔬菜产业发展,其中,市财政每年安排100万元支持蔬菜生产,各级财政资金投入达3000多万元,重点用于蔬菜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流转。同时,积极稳妥推行土地流转,有效整合了土地资源,以此大力开展蔬菜产业招商引资,目前有福建、南昌、山东等地客商达10多家在抚州市投资蔬菜产业。
2.3以发展专业合作社为重点。大力提高蔬菜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在全市100多个蔬菜专业合作组织中,有60多个是近2年发展起来的,他们建基地、搞“订单”、跑市场、找信息、打销路,有力地带动了一大批农民走上了蔬菜专业经营的道路,特别是在蔬菜产销衔接上,发挥了很好的桥梁纽带作用,全市蔬菜专业合作社已占全市蔬菜市场60%以上的份额。
2.4以提高科学种莱水平为重点,积极开展技术培训服务
抚州市把依靠科技进步贯穿于蔬菜产业发展全过程,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积极开展技术培训。2年来,全市共举办各级各类蔬菜技术培训班200余期,培训人员近2000人次(其中:市级培训班10期,培训技术骨干150多人次),印发技术资料2万多份。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组织基层领导干部、技术人员、蔬菜种植大户到山东、广东、江苏和本省的乐平、吉安等地学习考察蔬菜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蔬菜种植技术和管理水平。
3 存在的问题
在充分肯定抚州市蔬菜产业发展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农民“卖菜难”和居民“买菜贵”并存,蔬菜市场不确定因素较多;二是蔬菜品种繁多,优质丰产高效安全栽培技术比其它农作物难度更大,菜农的科学种菜水平有待提高;三是蔬菜产业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还不高,特别是蔬菜加工和冷藏保鲜等产后商品化处理能力较薄弱;四是由于受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力涨价的影响,蔬菜效益不稳定。
4 发展思路和对策
“十二五”期间,抚州市蔬菜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围绕把抚州打造成为南方重要的蔬果产业基地的要求,进一步推进蔬菜标准化生产,推动蔬菜产业步入生产稳定发展、产销衔接顺畅、质量安全可靠、市场波动可控、农民稳定增收、市民得到实惠的可持续发展轨道。在实际工作中,抚州市将紧紧围绕“到2015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到5万hm2,实现总产200万t,蔬菜商品化处理率达到70%,年蔬菜加工处理能力达到20万t,外地蔬菜销售量达到50万t”的发展目标,大力实施蔬菜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重点在以下3个方面下功夫、作文章。
4.1狠抓在建基地建设,扎实搞好0.17万hm2蔬菜标准园和1.33万hm2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
瞄准目标重点:一是广泛宣传发动。继续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把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好、发挥好。认真总结和推广近2年蔬菜产业发展的成功典型,影响和带动广大农民参与开发,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种植蔬菜的积极性。二是支持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继续加大蔬菜产业开发的招商引资力度,注重引进民营企业、专业大户开发,对引进到抚州市开发蔬菜产业项目的客商和蔬菜种植经营人才,可享受农业招商引资项目优惠政策和蔬菜产业开发扶持奖励政策。三是积极稳妥抓好土地流转。科学规划,强势推进,大手笔做耕地文章,按照有关政策,推进土地流转,更好地整合耕地资源,建设蔬菜园区,吸引更多的客商投资建设,发展蔬菜。支持鼓励集中连片开发,对已实施承包、租赁、入股的蔬菜基地,可依法抵押、继承或转租。四是层层分解落实任务。按照蔬菜产业发展目标任务的要求,把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乡(镇),迅速掀起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蔬菜大棚建设。
扎一头马尾辫,皮肤有点黑且微红,穿一件黑色的外套,看上去非常朴实,却又像是从庄家地里走出来的“铁娘子”,这是合作社理事长靳喜梅给记者留下的形象。面对记者的采访,靳喜梅显得特别热情,总是露出灿烂的笑容。靳喜梅告诉记者,她特别希望通过报道,将这些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原生态产品伸向全国市场。
“森山珍品土特产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12月6日,于2007年12月17日在陵川县工商局登记注册,并注册了‘豹犊沟’商标,印制了自己的包装。”作为合作社的理事长,靳喜梅对合作社一步步成长的过程记忆深刻。她说,合作社最初成立时,只有5户社员,2009年增加至55户,之后社员逐渐增加,带动陵川县古郊乡马武寨村及周边8个自然村300余户农民逐渐走上致富路。
成立合作社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便是解决资金问题。对于资金不足的合作社,合作社可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融资或者采取股份制经营。靳喜梅告诉记者,合作社自成立以来实行股份制经营,采取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按照“合作社—农户—基地—收购—储藏—包装—批发—零售”一条龙渠道,发展天然绿色产品,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011年,合作社总收入达到380万元,盈余18万元,其中可分配盈余向社员按股份比例返还18万元,比去年户均收入高出一倍。靳喜梅告诉记者,现阶段农民参加合作社的意愿逐渐增强,参加合作社的人也多了,随着参加社员的逐渐增多,合作社产品的销量也逐渐加大,收入也增加了。虽然目前合作社的收入水平与规模以上合作社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靳喜梅告诉记者,合作社会通过每一步、每一环节的认真和努力,慢慢扩大自己的规模,拓展自己的市场。
注册品牌,扩大市场影响力
合作社要想长远发展,需要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响当当的品牌。通过品牌效应可使合作社产品得到市场上消费者的普遍认可和接受,扩大合作社产品的影响,增强合作社自身的影响力。2011年,合作社注册了“豹犊沟”品牌商标,该品牌塑造了森山珍品土特产专业合作社独特的品牌形象。
目前,合作社主要以经营木耳、核桃、山珍、麻籽油、杂粮等农产品为主,社员种植面积2800亩,带动农户种植面积16500亩。其中,2011年,合作社种植木耳大棚40栋。合作社的产品中,森山珍品系列产品是合作社的一大特色,包括核桃、金针、木耳、花椒、黄花菜等产品。靳喜梅说到,现在菌类产品很受市场的欢迎,比如吃涮锅经常用的金针菇。金针菇能有效抑制肿瘤细胞,有抗癌、降低血压、降胆固醇、预防和治疗肠变病及肝炎等功能,是一种保健食品,所以金针菇的市场范围很广泛。合作社生产的黄花菜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散瘀止痛的功效。
除此之外,合作社还生产加工类产品,如牛肉丸。选用精细牛肉科学配方、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牛肉丸,不仅风味独特、脆香可口,而且健脾养胃。为使牛肉丸口感纯正,其配料中的水均采用的是山泉水。
提到合作社的产品,不得不提的是黑木耳和土鸡蛋。野生采摘、天然纯正的黑木耳生长在太行山东部的马武寨山区。距陵川县城80公里,该区具有适宜黑木耳生长的气候、优质的杂木资源,以及天然矿泉水。所产纯天然黑木耳,具有润肺和清涤胃肠的功能,特别对胃癌、食道癌有防御功效。“豹犊沟”土鸡蛋,土鸡是山地自然放养环境中长大的,主要吃虫子和草叶为主,不含任何添加剂,土鸡蛋口感细腻,营养丰富,含有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维生素,具有补脑、状体、健身之功效,属于纯正无公害产品。
合作社生产的小麻籽油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设备制造而成的绿色特级小麻油,香味浓郁、营养味美,富含85.42%不饱和脂肪酸,多种功能性活性成份钙和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有降低高密度蛋白、胆固醇的作用。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一些小规模合作社由于其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使合作社生产的产品在质量和产品类别上有着与其他合作社截然不同的优势。陵川县的自然气候环境和地理环境适宜天然黑木耳的生长,这是合作社的一大优势。
注重宣传,开拓全国市场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合作社具有生产某些特色产品如黑木耳、金针菇等的优势,但同时合作社也面临着一些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其中,合作社所处位置在山西省陵川县古郊乡马武寨的一个较偏僻的地带,相对比较封闭,所以给合作社销售农产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合作社产品如何才能销售出去呢?
合作社积极申报了无公害黑木耳、麻籽油、核桃认证,确保了产品品质。除了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靳喜梅特别看重品牌的打造。他们通过电视、报刊、户外广告、发放资料等方式,对合作社及其产品进行了大量的宣传。经过几年的努力,合作社产品得到顾客的认可。产品销售到河南、河北、北京等多个省市。
靳喜梅特别注重展会宣传,积极参加每一次展会。在今年9月下旬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靳喜梅带着合作社生产的黑木耳、土鸡蛋、麻籽油等产品参加展会。其参展的特色农产品受到了农业部、省、市领导的高度赞扬和广大顾客好评,短短的2天内销售额达到5万余元,喜获“第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展团信得过创意营销奖”。
采访结束后,靳喜梅说,作为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合作社,她希望国家能够多关注合作社的发展,同时期望合作社能够享受国家更多的优惠政策,使合作社发展一步步壮大起来。
天气转冷 南通市菜价小涨 橘类苹果热销
天气越来越冷,又到了每年蔬果价格涨跌最频繁的季节。近日,从南通农副产品物流批发中心获悉,近期蔬果品种丰富,货源充足,交易活跃,总体上市量平稳。
热闹的2014年新春佳节后刚刚一个半月,人们渴望已久的春天,用融化积雪的方式悄然来临。乌苏大地上的人们,面对这个春天,表现出了很多年来少有的焦虑,哪怕是曾经经历过番茄滞销这样惨痛损失的年份,也都会在新一年确定种植结构、面积。
2013年年底公布国储棉调整政策,农民往年对种植棉花的积极性和热情,在这个春天演变成了压力?――不种棉花,种什么?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当地政府、棉农面前――产业结构调整的窘迫性,并随着天气变暖而加剧。
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产业结构调整的窘迫性在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乌苏坐拥北疆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管理一流的果蔬一级批发市场和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乌苏北园春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该市场对乌苏蔬菜产业的影响和发展,因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窘迫性而找到了有力的切入点。
“我们对进一步疏通和扩大乌苏市乃至‘金三角’及周边区域农副产品的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解决农民单家独户小规模多品种生产、市场需求信息不灵、农产品生产流通成本高等问题,对进一步加快乌苏市场结构调整,推动农业产业化升级,促进农产品流通,保障农副产品供应都将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乌苏北园春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总经理李沐晓说,作为乌苏周边乃至北疆最大的农产品专业市场,有信心将乌苏本地的蔬菜产业带动并发展起来。
据了解,乌苏北园春批发市场总投资4亿元,占地323亩。2013年12月8日正式运营,是2013年乌苏市实现当年开工、当年建设、当年投入运营的重大项目之一。目前乌苏北园春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每天果蔬菜交易量可达几百吨,为北疆五地州日常农副产品的充足供应提供了保障。
乌苏发展蔬菜产业以什么模式起步?
乌苏北园春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这艘蔬菜产业里的“巨轮”在乌苏市,对整个乌苏的发展来说是个巨大机遇,对乌苏市八十四户乡来说更是如此。该市夹河子乡、甘河子镇、哈图布呼镇(场)……一些具备发展蔬菜产业条件和基础的乡镇场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农民自发组织或者乡镇政府组织,一批一批地前往乌苏市八十四户乡蔬菜种植基地、乌苏北园春市场参观、咨询。
“我们在听说乌苏北园春市场落户乌苏市了,距离我们不过三五公里,高兴得睡不着觉了!”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巴海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长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与市场接触得最近、贴得更紧密的巴海蔬菜合作社,最先嗅到了巨大商机。市场项目落地的消息让八十四户乡农民兴奋不已,市场的运营更是让八十四户乡农户农民如鱼得水。
批发市场建在了家门口,巴海蔬菜合作社菜农魏传江2014年接到的育苗订单就是去年的3倍,育苗收入预计可以超过10万元。
“现在有这个市场可以批发,我们就可以批量种植。应该说北园春市场建到我们乌苏特别好,距离近了,办事方便。”魏传江说,作为八十四户乡的菜农,见证了这里的蔬菜种植产业的发展。他说,种植先前只是各家种各家的,从种植品种到种植技术,要么相互模仿,要么自己摸索,一方面无处了解蔬菜市场信息,另一方面无法成熟掌握蔬菜种植技术,产与销严重脱节。
乌苏北园春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已经开张三个多月了,八十四乡巴海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入驻北园春,理事长王长柱组织、协调八十四户乡蔬菜统一在北园春进行销售,使蔬菜销售更加方便、快捷。截至目前,八十四乡巴海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北园春蔬菜销售量达到3500吨,带动蔬菜种植户410户,效益增加近60万元,为该乡蔬菜品牌的建设、扩大面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蔬菜产业的发展。同时解决了八十四户乡无蔬菜批发市场、所产蔬菜在田间地头销售的困难,也避免了蔬菜交易时易发生的交通事故隐患。
如此一来,乌苏发展蔬菜产业,就要以乌苏北园春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和合作社进行产销对接的模式起步。
乌苏发展蔬菜产业的基础有没有?
“只要有市场,只要有销路,我们就会放心大胆的种。”乌苏市西大沟镇(场)二台子村村民高万兵,最近在参观了乌苏北园春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以后,显得格外兴奋,在了解到胡萝卜种子紧俏这一消息以后,仍然决定2014年春天要扩大胡萝卜种植面积。
“胡萝卜种子紧俏,就说明2014年胡萝卜种植面积一定会很大,市场很可能会饱和。”高万兵说,虽然判断市场饱和会带来风险,但他依然还是将去年种植的50亩胡萝卜,扩大到2014年的100亩。
高万兵说,乌苏北园春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落户乌苏并带动乌苏蔬菜产业发展的前景,是一颗让他大胆扩种胡萝卜最大的“定心丸”。还有就是,2013年乌苏市西大沟镇(场)对红山片区的黄萝卜进行了有机认证,其取材全部是他家地里的胡萝卜,这也是一颗“定心丸”。
据了解,乌苏市西大沟镇(场)二台子村、乌兰祖呼村等村被统称为红山片区,该片区种植胡萝卜、土豆的历史已经有二三十年。
乌苏市西大沟镇(场)从2010年就开始进行有机农产品生产。在三年的时间里,该镇克服各种困难,加大宣传、资金投入、生产管理等方面力度,严格按照GB/T 19630有机生产标准体系相关文件和《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选择土壤、水质、空气均无污染的红山片区二台子、乌兰祖湖等基地进行有机农产品生产,实行生态种植养殖。在2013年6月份再次顺利通过北京有机认证中心实地咨询检查。
如果说西大沟镇(场)二台子村是乌苏市胡萝卜、土豆等根茎类蔬菜种植的代表性区域,那么乌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民族乡扎根塔拉村村民李世光就是乌苏市棉农转型菜农的典型代表。
“我连着种了好多年辣椒了,2014年我要种100亩辣椒,到塔城去寻找出口销路。”乌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民族乡扎根塔拉村村民李世光说,由于棉花成本的增大,效益的降低,有种辣椒经验的他,2014年2月底在没有对市场有任何考察的情况下,就育了100亩辣椒苗。
为了给这100亩辣椒找销路,他忽略了家门口的乌苏北园春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奔波千里之外的塔城,找出口这一销路。凭单个农户的力量和资源去做蔬菜出口贸易,李世光的勇气和胆识可想而知有多大了。
偶然的机会,李世光接触到了乌苏北园春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这一接触,李世光把销售辣椒的目光全部转向了这个市场,并且在他的带动下,又有几户农户放弃种棉花,改种蔬菜,几个人各种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370亩。
一、理论依据
规模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规模经济理论是指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规模经济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内在的,即厂商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其自身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另一种对单个厂商来说是外在的,但与整个行业的规模有关,即外部规模经济。
从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角度来看,亚当・斯密作为规模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他在国富论中做出了以下论述:劳动生产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切入点,进一步揭示了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分工使得每一个工人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都得到了提升,节约了生产过程中由于变换工作步骤而浪费的时间,同时促进了机器的发明和应用,“由于劳动分工的基础是一定规模的批量生产”,因此,斯密的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古典规模经济理论。真正意义的规模经济理论起源于美国,它揭示的是大规模生产的内部与外部经济性,规模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尔弗雷得・马歇尔、张伯伦、罗宾逊和贝恩等。
二、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时至今日,我国的汽车产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六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至1978年,这是我国汽车工业的起步阶段。1953年,我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汽车工业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质的飞跃。之后,我国的汽车工业由于体制问题等原因,发展十分缓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一阶段我国的汽车产业发展较为落后,产业规模较小,基本不具有规模经济性。
第二阶段,1979年至1993年,这是我国汽车工业的成长阶段。1979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制度,经济体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国市场对于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推动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我国汽车产业的规模迅速壮大,到1992年,我国汽车产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达到106.2万辆,在世界各汽车生产国中排名第11位。该阶段中国汽车产业在取得了显著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汽车产业投资混乱厂商林立,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厂商生产规模有限,距离国际公认的汽车产业规模经济产量还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这是我国汽车工业调整改革腾飞的阶段。1994年随着《中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颁布,我国汽车产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我国汽车产业,合资模式广泛开展。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资本的注入,因此,汽车制造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我国厂商技术仍然处于落后水平。到了2008年,我国汽车产量达到了961.6万辆,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201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2300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6年蝉联全球第一。这些事实标志着中国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了汽车生产大国。
三、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发展存在问题
经过了六十多年的发展,虽然中国汽车产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也实现了从汽车小国到汽车大国的转变,但是,中国目前还并不是一个汽车强国,我国汽车产业仍然没有形成良好的规模经济性。
汽车产业属技术与资金密集型行业,通常情况下资产专用性较强,因此汽车企业对规模经济具有很高要求。最近几年,我国汽车产业不断引进国外优质资本与关键技术,资本投入和科技创新能力得到加强,使得汽车企业的产能和劳动率得到显著提升,汽车产业的规模经济性也越来越明显,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汽车产业仍然保持着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的产业格局。
目前,汽车经济规模的国际公认标准为200万辆。全国大多数汽车企业生产批量小、专业化水平低、规模小、布局分散、自主开发能力差的问题十分突出,造成的结果是产业集中度低、规模不经济。根据2014年全国汽车生产企业排名来看,在全国153家整车厂中,年产量200万辆的仅有5家,在50万辆至200万辆的仅有3家,绝大多数年产量在50万辆以下。由此可见,我国汽车产业的规模是相当的小,距离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四、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策略
1、推行兼并重组,扩大各厂商规模
为了提高我国汽车产业市场集中度,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车企兼并重组战略,以此来调整我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从而提高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具体的方式有收购、兼并、重组、参股等,通过强弱兼并,强强联合,既可以减少企业数量,提高产业集中度,又能形成一批具有高度规模经济性、竞争实力强大的汽车企业集团。
2、扶持自主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
虽然我国汽车产销量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当前市场中,中国自主品牌的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而且还存在着下降的趋势。201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我国自主品牌却没有一家进入前十。这就意味着,我国自主品牌的汽车企业仍然需要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策略。因此,进行技术升级,提升自主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我国的自主品牌所生产的汽车,在设计、核心技术应用、制造等一系列的环节都还存在很多不足,很多的设计都是借鉴外国厂商的现有资源。因此在消费群体之中的认同度很低,自主品牌给人留下的印象始终是价格便宜但是品质低劣。我国车企需要加大对自主研发的投入,避免一味的抄袭模仿国外厂商,加快技术升级,通过开发新技术来减少成本,提高质量,增强竞争力,从而提高自主品牌在消费群体之中的认同度。
3、抓住发展机遇,探索新能源汽车
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新能源汽车逐渐成为汽车市场的新宠。新能源汽车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格局尚未形成,我国自主品牌的汽车企业应抓住此次机遇,积极同国外厂商开展竞争,大力研发新能源汽车,尽早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通过抢占市场先机来吸引顾客,扩大自身的市场占有率,争取在这一新兴市场中取得领先的行业地位。(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文超.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4(2).
[2] 秦远建.改善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的对策[J].汽车工业研究,2008(6).
[3] 柳旭.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战略分析[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6.
[4] 何元贵.中国汽车企业规模经济实证研究[D].暨南大学,2009.
[5] 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华夏出版社,1997.
该调查于2012年开始策划实施,历经3年的问卷设计研讨。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经过了共计5次实地仿真式调查。2015年8月底完成全部调查。
克服了进入企业、获得经营数据、员工现场填报和数据回访等一个又一个难关,平均每份问卷投入的时间达到28天。
2. 2016年CEES调查数据的基本情况
(1)样本数量
在2015年广东省570家企业问卷的基础上,本次调查覆盖湖北、广东两省。共收集1168家有效样本,其中湖北542家、广东622家。
(2)样本信息
有效收集调查样本2013―2015年的财务绩效、企业家精神、生产情况、管理效率、销售与出口、研发创新、质量竞争力、人力资源等维度的3年面板数据。对广东企业问卷,形成了有效的追踪样本。
2016 CEES调查的样本分布
(3)行业分布
本次调查有效覆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二维行业代码所示的27个行业,涵盖除废品加工(代码42)、设备修理(代码43)以外的全部二维行业。
经一周时间的问卷阅读、数据清洗、描述性统计与问题提炼,在企业经营质量、经营状况、发展模式转型、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劳动力结构变化、企业家创新精神、质量创新主动性、企业管理效率、企业成本变化以及制造业行业的“泡沫化”危机等10个维度得出了新的总体发现。
二、湖北省纺织服装产业基本情况
1.样本数量
共计随机抽取湖北省13个城市、20个县级区域的164家纺织服装企业,成功调查企业103家、696名员工,收集了41万余条调查数据。企业受访率为62.8%,问卷完整填报率达78.42%,抽样误差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
2. 样本企业状况
根据调查结果,2015年我省被调查的纺织服装企业中,停产企业有15家,占比14.56%。企业平均存续时间为10.29年。从企业所有制类型看,抽样企业中的民营企业占比为77.67%,外资企业占比为15.53%,国有企业占比为6.8%。
3.样本企业经营利润状况
2015年我省纺织服装产业中,盈利企业的占比为76.7%,亏损企业占比为23.3%。平均每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13505.43万元,销售额为9981.83万元,利润为671.33万元;较2014年分别增长6.93%、-16.09%和15.71%。平均销售利润率为1.66%;劳动生产率为13.18万元,较2014年增长了50.46%。
4.劳动力和工资状况
我省纺织服装产I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3年(初中水平)。2015年平均每家企业的就业规模为411人,较2014年下降4.63%,其中:中高层管理者占比6.69%,增长7.43%;普通管理人员占比6%,下降0.12%;技术设计人员占比3.96%,增长2.13%;一线员工占比77%,下降0.38%。劳动力月平均工资水平为3317.34元,其中:中高层管理者平均工资5277.53元,技术研发人员平均工资3367.04元,普通管理人员平均工资3005.11元,一线工人平均工资3059.08元。
5.样本企业投资状况
2015年我省纺织服装产业中,40.78%的企业有新增投资行为。固定资产净值为4020.67万元,增长1.88%。2015年企业平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634.34万元,增长14.29%;单位土地投资为21.8万元/亩,单位土地产值为344.56万元/亩。
6.样本企业创新状况
我省23.3%的纺织服装企业设立了独立的研发部门,27.18%的企业有研发支出,三年年均支出为161.14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5.94%。
7.样本企业进出口状况
从出口来看,我省纺织服装企业有出口行为的占25.74 %,平均出口额为16693.36万元;企业平均出口目的地为10个,2015年有新增出口目的地的企业占比为16.67%;使用进口中间品的企业占比为2.91%。
8.样本企业成本状况
从成本来看,2013―2015年我省纺织服装企业的平均主营业务成本为6727.71万元,年均下降0.58%。其中:原材料支出年均4074.41万元,占比60.56%,年均上升2.99%;总工资成本支出年均1214.69万元,占比18.06%,年均上升12.16%;折旧年均426.8万元,占比6.34%,年均上升13.33%。社会保障支出432.07万元,占总工资成本的35.57%。
三、基于调查结果的产业现状及分析
1.产业发展质量正在发生向好的趋势性变化
(1)相对于工业总产值和销售的平稳增加,企业利润增幅明显。
产业发展质量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更高的效益,也就是以更少的要素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一般性的研究是以利润的相对增速来反映产业的发展质量状况。调查数据表明,2013―2015年我省纺织服装产业的平均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84%,高于湖北省制造业平均水平4.08个百分点;企业平均销售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83%,与湖北省制造业平均水平大致持平。另一方面,所实现的利润总额平均增速为14.35%,高于湖北省制造业平均水平10.56个百分点,其增速分别是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的2.1倍和5.1倍。
(2)劳动生产率近三年稳中有升。
劳动生产率上升,是产业发生向好趋势性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根据调查结果,我省纺织服装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2013年的人均8.47万元,增长到2015年的人均13.18万元,年均增长率为26.94%。这一增长率高出湖北省制造业增长率24个百分点,也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1.91倍。
(3)产品质量阶梯不断延长。
调查数据表明,驱动我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质量提升的原因之一来自于产品质量的提高。质量阶梯越高,代表产品质量越能满足市场需求,其质量水平也越高。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省纺织服装中等价位产品生产的比重最高(达50.13%),高价位产品的比重达到28.45%,两者之和接近78.58%,高于湖北省制造业平均水平约9个百分点。可以说,湖北纺织服装产业依靠开发新品种、开发高价位产品,已初步摆脱了低质低价的质量定位。
2.产业质量盈利型发展模式的优势开始凸显
(1)企业发展模式和效益的分化较为明显。
一部分企业的发展更加注重创新、人力资本和质量的投入,利润增速较少受到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呈现出“质量盈利型”的模式,其工业总产值的3年平均增速为13.54%,销售收入年均增速为7.04%,利润年均增速为33.25%。另一部分企业的发展则仍然依赖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驱动,利润增长受制于宏观经济的波动,呈现出“速度盈利型”的模式,其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速为0.23%,销售收入和利润甚至为负增长。
(2)发展理念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是造成分化的两大原因。
首先,发展理念的差异是致使企业发展分化的主要因素。“速度盈利型”企业中33.33%的企业认为,外部市场需求是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比例较质量盈利型企业高出近25%。
其次,人力资本质量的差异,也是导致企业发展分化的重要因素。“质量盈利型”企业的技术和设计人员占比为5.42%,而速度盈利型企业的占比仅为2.5%,前者是后者的2倍还多。
(3)出口的学习效应较为显著。
相关理论表明,出口行为的学习效应能显著拉动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我省纺织服装产业中,有出口行为的企业占比为25.74%。从对比来看,有出口行为的企业年均利润额为726.59万元,其利润额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2.84%;而没有出口行为的企业,其年均利润额为264.73万元,利润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8.45%。
3.已形成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
(1)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根据调查数据,在我省纺织服装产业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比分别为77.7%和15.5%,国有企业占比6.8%。较高的民营企业占比表明,该产业具有依靠市场化机制传导信息的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企业的进入退出壁垒相对较低。
(2)形成较为合理的产业链结构。
根据调查数据,我省纺织服装产业中进行原材料种植的企业占比6.38%,进行纺织服装生产机器制造的企业占比2.14%,进行面料加工的企业占比31.91%,进行服装成品生产的企业占比59.57%。加之我省属于我国著名的棉产区,因而构成覆盖棉花种植、纺织原料、织物织造、服装生产的湖北纺织服装产业链。
(3)区域化集群优势突出。
湖北纺织服装产业的企业,49.51%的企业位于开发区或工业园,14.85%的企业原材料供应商在本地,本地市场(本市、本区或本省)为主要销售市场的企业占比为15.84%。
沿江汉平原的棉花产地,我省形成了武汉女装、黄石商务男装、潜江户外运动装、仙桃无纺布、汉川制线业等纺织服装的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较为突出。
4.支撑创新发展的要素投入和制度环境“双提高”
(1)企业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呈增长趋势。
2013―2015年我省纺织服装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呈增长趋势,年增速为14.13%,比湖北全省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高0.6个百分点。据y算,平均每家纺织服装企业用于购买机器设备投资约为1046.20万元,其中49.0%用于购买国外机器设备。
(2)质量要素投入有所增加。
本次调查表明,我省纺织服装产业对质量要素投入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强。突出表现为:27.18%的企业有专门的研发支出行为;32.04%的企业参与了产品质量标准制定(含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71.84%的企业购买了用于产品质量检测的设备,平均企业质量检测人员数量约为14人,近三年有9.71%的企业引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质量检测设备。
(3)主动加强员工在职培训的力度。
与正规学校教育相比,在职技能培训是着眼于提升员工实际工作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调查表明,我省纺织服装产业72.8%的企业对员工进行了高于10天的专业技能培训,93.2%的企业对员工进行了入职培训,平均每家企业对入职员工培训20天。从企业的经费支出看,2015年企业用于员工教育的支出约为11.51万元,近三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9%。
(4)“干中学”机制逐渐形成。
创新理论的研究表明,创新动能的发挥,除研发投入以外,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创新方法的创新,“干中学”机制是创新发展的根本性制度保障。本次调查发现,我省纺织服装企业的不同层级人员,每周交流质量改进的次数为3.21次;基层员工每周开展质量故障讨论与改进的次数为3.0次;40.86%的员工每月都会进行与工作业务相关的非正式讨论,频率为每月4次。可以说,企业内部研发交流频繁,有效推进了创新知识生产与企业内部的创新知识扩散。
5.技能型专业人力资本的创新优势明显
(1)劳动力总量减少。
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就是低成本劳动力红利的消失。调查数据表明,随着人口转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给总量已呈现下行趋势,我省纺织服装产业也表现出了这一趋势特征。根据调查数据,该产业雇佣的劳动力总量从2013年的40449人,下降到2015年的38888人,年均下降1.61%。
(2)本地化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资源较强。
技能型专用人才,对纺织服装这一传统制造业的质量创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调查结果,我省纺织服装产业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较为稳定,平均学历为初中,低于湖北省制造业的平均水平(接近中专),工人的平均年龄约为49岁,高于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4年。但是,他们在纺织服装行业工作的年限平均为11.2年,高于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约3年。可见,我省纺织服装产业的劳动力,虽已呈现较为明显的老龄化特征,但由于在本行业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力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较强。调查还显示,我省纺织服装企业的劳动力80%以上主要来自企业周边乡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和闲时做工的特征较为明显。
(3)高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和价值不断攀升。
根据调查数据,在劳动力供给总量趋于饱和的前提下,我省纺织服装产业对一般性管理人员需求趋于下降,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正在显著上升。
湖北省纺织服装产业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雇佣比例在不断增长。2013年具有职业资质的一线员工占比10.77%,2014年占比11.37%,2015年占比达到12.41%,年均复合增速约为7.38%。
技能水平越高,工人的工资水平越高。具体来看,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2014年为4561.53元/月, 2015年上升到5114.37元/月,年均增长率为12.12%;具有职业证书工人的工资是4119.86元,研发设计人员工资约为4788.48元,他们分别是没有职业证书工人工资(3140.24元)的1.3倍和1.5倍。
6.企业家整体能力亟待提高
(1)60后企业家占比相对较高。
企业家的年龄作为其个体特征的一个重要变量,能反映企业家的阅历、经验积累和心智成熟程度。根据调查结果,我省纺织服装产业的企业家平均年龄为4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4年(高中水平);企业家的工龄平均为26年,其中在纺织服装行业工作的年限为19.37年,在本企业工作的年限达11.53年。这表明我省纺织服装产业的企业家,一方面在该行业的工作经验较为丰富,另一方面也较易出现“中年创新瓶颈”。
(2)创新意识和资源配置能力仍需提高。
企业的研发行为、进口中间品、机器设备采用等指标,可反映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资源配置能力。调查数据显示,我省纺织服装产业的平均研发强度为1.33%,比湖北省制造业的平均研发强度(2.12%)低0.79个百分点;采用进口中间品、国外机器设备等创新要素的企业占8.74%,低于湖北省制造业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尤其是国际化程度所代表的学习能力不足,具有外资企业工作经历的仅占9.82%。
(3)企业家的整体冒险精神不足。
相当一部分企业仍从事着本地化的低附加值加工贸易,产品更新周期相对较长,2013―2015年推出新产品的企业占比29.13%,比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低11.9个百分点。
7.创新意识和投入不足成为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1)发展仍依赖于外部的市场需求和低成本劳动力优势。
针对企业管理者的调查表明,分别有28.70%、15.85%的企业认为外部市场需求变化、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妨碍企业经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两者占比超过44.55%。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仅有4.23%的企业认为创新能力是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决定因素。这说明现阶段我省纺织服装产业仍较为关注外部市场需求状况,相当数量企业的发展模式仍较为依赖于外部的市场需求,而对内生增长动力的重视程度相对较弱。
(2)研发支出和研发强度仍在底部徘徊。
研发投入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为直接的体现。调查表明,我省纺织服装产业中有8.82%的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仅为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的33.2%;企I的平均研发设计人员约有4人,仅为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的6.3%;有27.4%的企业有研发支出,近三年平均每家企业的研发支出为161.14万元,是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924.12万元)的17.4%;23.3%的企业成立了独立的研发部门,比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低12.6个百分点。
(3)产品更新周期较为缓慢。
创新的结果,可从产品的更新升级速度加快、周期缩短来反映。我省纺织服装产业的产品升级周期相对较短,2015年企业新产品更新周期平均为9.1个月,低于湖北省制造业平均水平两个月。虽然我省纺织服装产业有一部分企业进行的是面料加工,面料的产品升级周期相对较长,但是这一更新周期仍然偏低。此外,63.11%的企业检测设备的第一大产地在国内,国外检测设备的使用比例仍然偏小。
8.纺织服装产业仍受制于传统的发展模式
(1)企业规模偏小且偏重于内向型的加工贸易商业模式。
其一,我省纺织服装产业的企业规模平均为411人,绝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具体来看:中小规模企业占比97.08%,大企业占比仅为2.92%。
其二,偏重内向型的加工贸易商业模式,加工贸易型企业占比42.86%。有出口行为的企业占比为25.74%,超过50%的出口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同时,产品销售到外省的比例较高,本地市场(本市、本区或本省)为主要销售市场的企业占比为15.84%,外省为产品主要销售区域的企业占比则高达58.42%,后者为前者的3.6倍。
(2)品牌塑造意识和服务能力较弱。
从企业所拥有的品牌数量看,仅有32.04%的企业有自己的品牌,且企业拥有品牌的数量平均约为1.53个,自主打造的品牌数量约为1.29个,在调查的103家企业中仅有一家企业收购国内外品牌。从企业的服务能力来看,仅有45.63%的企业有售后服务,每家企业的售后服务人员平均约为5人,近三年每年售后服务支出约为18.13万元。15.53%的企业建立了客户数据库,对顾客数据分析的频率为3.19次/周; 8.74%企业建立了库存管理信息系统。以上数据均明显低于全省制造业的平均水平。
设立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专项资金,支持本地知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企业、工业园区等组建转化基地,支持开展成果转化、中试试制、产业化推广等活动。另一方面,应建立企业研发机构专项资金,支持开展产学研合作,组织关键技术攻关、重大成果转化、试验设施建设、服务平台建设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活动。
(4)构建“湖北纺织服装人体设计大数据库”公共服务平台。
建议由湖北省纤检局牵头,建立全省人体体型基础数据库公共服务平台,向我省纺织服装企业免费开放。同时,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该产业的企业加大定制化服装的生产,对这一人体体型数据库公共平台的数据进行补充和更新。
4.以政策改革激发产业创新的内生性投资
(1)鼓励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研发力度。
拓展企业创新融资渠道,通过担保补贴、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组合拳”方式助推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改造。进一步加快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步伐,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使产业的研发强度切实提高。
(2)引导企业加大智能化投资。
按照《中国制造2025湖北行动纲要》的发展战略,加快纺织服装产业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程、智能化技改工程、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等工程的实施,推动纺织服装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一方面,在纺织服装产业较为集中的地区,特别加大对面料和服装生产企业的投资。另一方面,顺应制造I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鼓励现代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相融合,通过服务化投资增强纺织服装产业的全要素增长能力。
(3)加大打造湖北服装的“国民品牌”,依托大数据助推产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跃升。
第一,选择我省发展潜力较好的纺织服装重点企业,引导其重点打造“国民服装”,即引导企业通过产品质量的提升,打造拥有强大市场竞争优势、高质量、高性价比,并能够为广大消费者居民所广泛购买的服装。
第二,围绕“国民服装”打造完整的品牌价值链。通过湖北服装文化节等一系列软文化的品牌工程建设,彰显湖北服装传统优势产业的品牌魅力与文化魅力。
第三,引导企业以市场需求的大数据导向来进行产品生产。以产品生产的大数据来满足质量,以质量的大数据来适应市场需求,形成纺织服装产业生产、销售的一体化商业模式。
5.尽快推动纺织服装产业转向质量盈利型模式
(1)全面推行企业质量战略。
组织企业进行质量创新战略的专题培训,使其具备系统的质量创新能力。使企业家加快从“速度盈利型模式”向“质量盈利型模式”的转变,逐步形成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为企业家的质量创新提供一定的方法与路径,如质量需求挖掘、质量政策识别、标准能力、质量信用、质量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为我省纺织服装产业质量盈利型模式的形成打造一批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2)全面推进以团体标准为核心的标准创新体系。
团体标准是企业或企业联盟自主制定、自主使用的高于国家规定最低安全标准的一类标准,目前发达国家大部分企业主要采用的是团体标准。构建服务这些纺织服装行业及细分领域的团体标准,掌握在这些行业领域的标准话语权,提升湖北纺织服装产业竞争实力,发挥团体标准对企业转向质量盈利型模式的引领作用。
(3)加快面向消费者的比较试验服务。
商品比较试验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该组织主要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提供专业化的第三方质量比较信息,同时消费者为了获得这类信息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建议我省可参照德国的TEST(《检测》)、美国的消费者报告等成熟模式,率先引入比较试验组织。利用现有的生产、技术和检测优势,率先打造一批全国领先的“服装比较试验”服务机构,为我省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号传递机制。
6.健全“干中学”机制提升纺织服装产业的创新能力
(1)发展服务纺织服装产业的各类竞争性社会组织。
一方面,政府应从纺织服装产业的各类社会组织中退出,鼓励企业家成立商会、企业家协会等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由企业家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发地组织企业家之间的交流活动。
另一方面,鼓励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企业家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自由选择参加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同时要建立社会组织的退出机制,对于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社会组织,应通过一定程序让其退出。
(2)建立“湖北纺织服装创新电子化集市平台”。
一、指导思想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以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行政推动为抓手,以科技为支撑,以产业化为核心,强化服务管理,培育产业链条,打造大企业,创立大品牌,促进黄牛产业上规模,龙头企业上档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发展目标
l、年底,力争全县黄牛存栏16万头以上,出栏6.4万头,良种牛比率达90%。
2、围绕养殖小区、育肥场和良种繁育等环节,扶持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安徽省瀚森荷金来肉牛集团有限公司做大做强,力争其2008年迈入国家级龙头企业行列。
三、主要措施
(一)着力扶持瀚森荷金来肉牛集团有限公司。
县政府力争每年协调一定数额的贴息贷款,支持企业采用新技术,研发新品种,做好深加工,抢占国内国际市场。认真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进一步整治企业周边环境,创优发展平台。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展示企业形象和经营理念,宣传养牛效益,调动广大农户养牛积极性,力争在全县上下营造家家想养牛、户户愿养牛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养殖小区建设。
养殖小区机制灵活,利于优质资源集聚,是广大农民发展规模养殖的重要形式。每乡镇至少要抓好5个养牛专业村(60%以上农户养牛的村)、50个养牛重点户(养牛5头以上的户),在全县范围内形成100个黄牛养殖专业村、1000个重点户,带动全县半数以上农户养牛。其中,韦集、黄湾、向阳、娄庄、灵城、虞姬、禅堂、冯庙、杨疃、大庙等10个重点养殖乡镇要把小区建设作为黄牛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来抓,最大限度地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建设黄牛养殖小区,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防疫、统一指导。小区养殖规模要达到300头以上,养殖方式可实行分户饲养与集中育肥相结合。
(三)尽快建成集中育肥场。
有关部门要扶持、引导瀚森荷金来肉牛集团有限公司尽快建成存栏总规模5000头以上、年出栏不低于1.5万头的优质肉牛育肥公司和育肥场。原有黄牛育肥场的乡镇,要配合瀚森荷金来肉牛集团有限公司创新利益链接机制,采取承包、租赁、联合经营等方式,盘活经营权,争取2007年底之前原有的育肥场全部启动生产。
(四)加强黄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优质肉牛品种改良体系和标准化生产体系是黄牛产业建设的重要环节。县畜牧部门和黄牛产业化办公室要积极推广、引进国内外优良黄牛品种,并对全县能繁母牛建档立卡,选优淘劣,不断提升品种档次;进一步完善全县畜牧改良站点功能,规范品种繁育途径,坚决杜绝自配,确保全县良种牛比率于2008年达到90%;要组织人员制定黄牛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全程指导黄牛生产;结合无规定动物疫病区项目建设,完善监测手段,建立疫情测报制度,做好动物疫情监测工作,为黄牛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县政府每年拿出3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黄牛品种改良。
四、保障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4-0113-03
近年来,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新的亮点。但是相对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规模化发展而言,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无论从发展规模、企业数量还是从市场需求、消费水平来看都与河北省作为文化资源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依赖资源消耗的产业结构,影响了河北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深入研究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障碍因素,提出破解制约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难题,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一)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现状分析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河北省地域广阔,东接渤海、西邻太行、北及朔漠、南近中原,地势多变,形态各一,山河壮丽,风光秀美,历史悠久,起于商周,兴于战国,绵延及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既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首届一指的文物大省,既有着体现古代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物质文化,也有着展现中华民族优良品质的精神文化,拥有独具特色的燕赵文化。丰富的文化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近年来,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目前河北省内已形成一批具有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共有文化创意产业项目765个。主要包括河北出版集团文化创意园区、山海关影视拍摄基地、石家庄动漫基地、吴桥世界杂技博览园、清朝皇家猎场等众多产业项目。其中,位于石家庄的河北出版集团文化创意园区由综合商务区、主题商业区和文化产业区三部分组成,旨在建成以网络出版、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研发为主的现代文化创意基地;以“梦文化”为主题邯郸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和邯郸赵王城遗址公园的建设;保定也以河北软件学院为依托,将建设在全国有影响的、规模较大的动漫基地。
2.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企业、从业人数持续上升。据有关统计,截至2008年底,河北省从事文化文物机构个数达到13690个,从业人员达到69524人。如果将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行业从业人员如新闻出版、信息服务、教育卫生、科学研究、文化开发等计算其中,那么从业人员可能超过70万人。据悉,河北省的文化产业已至少有37亿元的产值。
3.文化创意产业聚集效应明显。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呈现明显的聚集性发展,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邯郸等省会城市或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河北省大型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或项目主要集中于石家庄、保定、邯郸,形成了以石家庄现代文化创意区、保定动漫软件创意区和邯郸历史文化开发区为特色的地方文化品牌,并且在国内外影响不断提升。
(二)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问题分析
尽管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发展规模、经济贡献、投资数量上,河北省严重落后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不仅与文化资源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而且在深层影响着河北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偏小。河北省虽然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无论是文化产业占经济的比重,还是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不仅落后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省市,也落后于相邻的河南、山东等省。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左右,其中河南为3.1%,湖南为4.8%,吉林为4.96%,上海为5.7%,而河北仅为2.32%;2008年河北省省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支出为559.8元,比江苏少489元,比浙江少457.2元,比上海少1149.2元;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为250.1元,比江苏、浙江、上海分别少462.9元、482.5元、599.9元。文化消费能力的低下,致使许多企业资本运作困难,企业开工不足,部分建设项目搁浅。
2.市场集中程度较低。受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河北省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主体,特别是企业,多属于原国有文化企业,主要由原新闻出版、影视、旅游、科研院所等构成,前身多为事业性单位或财政支持性企业,资本额度小,市场意识薄弱,竞争能力较差,导致企业缺少推进技术进步的实力,进而导致规模化难以继续得以推进。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大型企业参与文化创意产业,并逐步建立起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示范基础和园区,但是还没有形成以品牌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链条,分散经营、短期运作仍然是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式。
上述分析表明,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当前仍然是一个市场不成熟、需求不稳定的产业,与河北省文化资源大省和经济大省的地位极为不相匹配,严重影响着河北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制约着河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制约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原因分析
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社会转型时期管理体制之间的摩擦、冲突而导致的发展规划、政策体系、激励机制残缺或缺失具有密切关联。
(一)缺乏长远和整体规划,政府政策支持不到位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特别是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与作用的提升,目前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把创意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1997年5月,英国政府为振兴英国经济,提议并推动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并于1998年出台了《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都相继颁布了创意产业发展战略,确立了创意产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并以此来积极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提高本国或本地区在知识创新时代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内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也先后制定了适合本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
河北省虽然在国务院颁布《振兴文化产业规划》后,也曾制定了相应的文化产业振兴计划,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宏观性的计划,缺乏相应的全面、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及相应的配套措施来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地区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作为参与主体的企业、文化事业单位或创意主体等各方均无法承担起协调和组织重任。因此,其规模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市场的调节,更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加强组织和协调。但是,目前河北省各级政府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缺乏现实的支持。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主要还是在纸面上,而缺乏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和科学的组织协调。
(二)对原有文化创意产业投入不足、支持不够
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才能形成系统的产业链。因此,无论从创意思想到产品化、工业化,还是从创意思想产品化、工业化到市场化,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才能实现。否则文化创意产业连正常运作都难以保证,更遑论实现规模化发展了。从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实际来看,其规模化发展之所以难以形成,除缺乏必要的规划外,更缺乏外部金融资本的支持。政府投资力度不足,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成为制约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的瓶颈。据有关资料显示,河北省2008年人均文化事业经费7.36元,列全国最末一位。占财政支出比重为0.28%,也是全国倒数第一。2009年人均文化事业费最高的地区为上海市,达93.51元,最低的为河北省,仅为9.60元,两者相差近10倍。
(三)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匮乏
从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经验来看,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是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而河北省目前仅有少数院校进行相关人才的培养,主要侧重于艺术设计、建筑设计和演艺人员的培养,不仅在创意产业人才的总体数量上相对偏少,而且在层次和结构上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称得上国际国内文化艺术大家的寥寥无几,而且受现行人事管理体制、工作生活环境的影响,人才外流现象严重。文化创意人才的严重匮乏,成为目前制约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文化资源所发挥的作用不够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资源有着强烈的依赖特征。河北省因为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先天具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有关数据统计也表明,特殊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资源对河北省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因为缺乏合理的政策支持,再加之资金的短缺和文化的匮乏,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现代化的商业运作尚未全面展开,文化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彰显,具有燕赵特色的文化创意品牌也没有很好地打造出来,只能望宝山而空叹。
(五)缺乏规模化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实质上区域企业、政府、民间团体、银行以及自然人等多个主体参与的多要素流动和组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流动和组合,都基于利益至上的原则来进行的。各参与主体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导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产生扭曲和畸变。
从国内外成功的实践来看,政府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规范参与主体之间的产权归属、利益分享的比例、利益实现的方式,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组织、协调各方关系,保证文化创意产业的运行持续健康。但从河北省来看,受社会转型的影响,社会管理体制不健全,以及各种管理体制之间的摩擦冲突也时有发生,缺少此方面具体立法和政策,从而难以保障参与主体之间的合理竞争和利益实现,盲目竞争、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也阻碍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进程。
三、推进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对策
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规模化发展,必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尤其是政府,作为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者,更应该从转变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高度来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采取合宜政策和方式来推动其规模化的发展。具体要从以下五个方面人手。
(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认识
如前所述,推进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不仅涉及企业、政府等参与主体,而且牵扯到经济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金融投资管理体制、人事管理体现、教育管理体制和科研管理体制等多个方面。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地方高校、企业、政府功能的改变,而且牵涉到教育管理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科学管理政策、金融投资管理体制等多个领域。因此,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是推动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前提。要充分发挥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信息传播的功能,强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重大意义、作用和成功经验的宣传,使之成为区域内的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支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制定发展规划,加强宏观管理
河北省内各级政府作为本区域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组织者、协调者和管理者,应及时跟踪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趋势,规划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向;理顺社会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协调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参与主体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利益分配;建立公共信息交流平台,促进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
(三)建立多元投资机制,鼓励和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资金投入
与其他任何产业一样,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同样需要充裕的资金支持。因此,必须建立多元的资本投入机制,鼓励金融行业、投资企业甚至个人投资文化创意产业。
第一,尽快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事业运行和保障机制,根据文化设施运营和文化创意活动的需要,将经费预算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予以全额保障。
第二,转变现行投资体制,建立由政府、金融、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资体制,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从房产等热门投资转向文化创意产业,既可以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也可以平衡和稳定社会经济结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加强对河北省现有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河北省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拥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各级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适当集中政府、企业、研究和教育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力量,在兴办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同时,重点支持一些具有特殊地域特色的城市或行业。如以打造邯郸历史文化名城为契机,发展邯郸赵文化、梦文化的开发;依托河北省特有的吴桥杂技、武强年画、唐山皮影、永年太极等形成优势行业,提高河北省知名度和产业竞争力;依托教育和研究机构,大力培养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改革人事管理制度,不拘形式开发人才,努力挖掘河北省现有人才资源,实现资源优势最大化展现。
(五)发展特色产业,树立地方品牌
任何区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自然禀赋、历史传统和人文精神,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须立足区域特色,发挥资源、企业的聚集效应,培育打造地方品牌,以地方品牌为龙头,努力形成具体而微产业链形态的规模化发展格局。
河北省应该以燕赵文化为背景,以各地市自身的优势树立河北省特色品牌。如打造邯郸以赵文化为背景的文化交流、出版、旅游的特色文化品牌,石家庄以红色革命为主题的文化品牌等。当然,各地要依据自身特色,合理规划选择,避免重复和雷同。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品牌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提升河北省文化竞争力,而且提升河北省整体区域竞争力,为实现打造品牌河北奠定基础。
注释:
①《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转引自王丽琦《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高校文化创意人才培养》,载于《艺术教育》2010年第12期。
二、贵州经济发展
从欠发达的状态走向发达的发展过程,是贵州深化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宏观方面:人均收入方面,在2007年按当年汇率计算,全国约2520美元,贵州约945美元,方才突破人均800美元――是全国最后一个突破这一指标的省份。三次产业比例上,2007年为11.3:48.6:40.1。按照钱纳里标准模型衡量,2007 年,我国已接近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并有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全国的工业化综合指数为50,北京和上海都是100,广东省也达到83,而贵州省的工业化综合指数仅为13,在全国居末。因此,从以上数据显示贵州不仅位于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而且水平和速度也在全国排名居后。
近年来,在工业强省的发展战略下,贵州发展速度有了较快地提升。最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季度按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累计值(%)来看,贵州增速排名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排名第二,2014年排名第二,2013年全年排名第一。而从总量上,2011、2012、2013三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是26,并且截止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仍未突破万亿元大关。尽管贵州的经济发展增速可观,然而,因基数过小,贵州仍然是一个欠发达的地区。
图1 1978年-2013年贵州三次产业构成
进一步地从三次产业的变化来观测贵州省工业发展――1992年,贵州省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三次产业的比例为35.7:35.9:28.4。2001年至2012年,第二产业平均增长速度为13.3。2009年-2013年五年间,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速达到了15.5%。显然,制造业已成为在贵州地区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其中,因为在税收贡献上表现突出,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吸收新增就业岗位的主渠道。2009年,贵州省委十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研究部署大力推进贵州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三、我省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的生产深度
从古典学派的角度看,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专业化和分工发展的过程。而经济发展方式在从重数量到强调结构的变化中,一个集中地体现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因而,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在工业化方面的表现,笔者认为值得关注。将生产深度(即“附加值/产值”)作为工业化发展的一个观测点。下图是贵州经济发展进入快速通道以来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中私营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生产深度图。
图2 2007年-2013年贵州省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生产深度
图3 2007年-2013年贵州省规模以上工业国有控股企业生产深度
图2中,平均每年生产深度达到32.6%。同时,七年间,2007年-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生产深度均30%以上,而2013年则为28.2%,这一变化令人关注,比较符合实际的原因是由于受经济发展调结构的政策和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影响。图3为同期规模以上国有控股企业的生产深度。可见,2009和2011年私营企业的生产深度高于国有控股,而其他年份国有控股的生产深度表现优于私营企业。
四、建议
近年来,贵州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所面临的矛盾也很突出。如何根据我省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特色鲜明的特点,发挥非公有经济私营企业的活力,我们的建议是:
(1)政策法规:首先是做好“开源”,资本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因,因此利用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的契机,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办好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同时,适时有条件的发展其他融资平台,促进多种融资渠道的形成;其次,由于思想观念,历来有把公有制经济发展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从而导致了一些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对此笔者建议创造条件,逐步解决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难――调整并强化相关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区域银行为小微企业、乡镇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以解决其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和融资难等问题。
(2)破除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受阻还存在着缺乏针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管理培训、创业辅导、科技扶持、投资咨询等社会中介服务体系,再者社会上“仇富”、“怕富”和“劫富济贫”等不正常的心态,都阻碍和严重影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要逐步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创业发展环境和法制化的财产保护体系。
1.河北省是华夏轴心文明的重要诞生地。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在涿鹿(现河北省涿鹿县)进行了一次艰苦激烈的大战,在冀州之野(现河北省冀州)擒杀敌方首领蚩尤。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河北地域还曾存在战国七雄中的两大诸侯国燕国和赵国。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胡服骑射”,而发生在燕国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更为我们留下了“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这样的名言。河北省的地域文明正是从这种文化气氛与文化需求中不断孕育造就的,成熟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从这里开始向四面八方延展开去,织就成绵密、明快的智慧画卷的。
2.河北省保持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多重结点。封建时代燕赵地域繁华的鼎盛是在明清时期。宋元以后华夏政治文化中心东移,明代都城的北上和清代统治的南下促成了京杭大运河的进一步开挖和利用,见证了华夏传统文明最后的繁荣,而河北正处在京杭大运河水运的北起始地。进入近代,京汉、石太、津浦等多条铁路的修建勾勒了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图景,铁路像一条金属河流,负载着华夏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进。这时冀东地区的煤矿资源正好可以为这条经济动脉提供动力支持,于是传统与现代的交通脉络再次交汇于此,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亦随之在此交融。随着北京作为现代中国的首都坐落于河北腹地,当代立体交通的形成使河北省在全国乃至全球交通中处于枢纽地位。
3.河北省目前处在多重发展机遇的交汇处。河北省新的发展必然面对经济结构调整或产业升级的新的转型。从传统重工业、制造业、纺织业向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新型服务业的转移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无论是从华夏文明诞生地和传统文化发展的意义上(传统文化资源),还是从现代交通枢纽和环抱京津(接近最大旅游客源地和最具可进入性)的意义上,她都完全具备了实现新的转化的条件。应该看到河北地域存在一个巨大的“中国结”:各种经济、文化、历史的线索都在这里编织在一起,成为一幅华夏文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美丽图案。
二、文化意义的整理、评估到文化产品开发
1.在文化观念层面上,实现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中华文化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深厚精神内涵,曾经对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新时代应该有新的文化观念及其文化标志,才能起到新的认同和凝聚作用。因此,河北任何文化产品的开发,都不应该是对传统文化单纯的接受和展示,而是对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在观念层面的创造性转化,是基于河北地域文化的积极内涵,实现对传统的儒、释、道思想主题的创造性转化。
2.在规划设计层面上,实现从传统文化观念向现代标志性符号的创造性转化。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也曾经发展出自己的标志性符号系统,我们目前最为常见的“龙凤”就是代表。在我们燕赵地域,这样的文化符号更是渗透到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武强木版年画、蔚县民间剪纸、衡水内画、以及各地传统戏曲歌舞等等,都是非常有开发价值的文化项目。基于新的文化观念,对燕赵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创造性转化,为现代社会提供文化产品,为后人留下新的文化遗产,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也是一项规模巨大的艺术创作、创造、乃至创收的工作。
3.实际运作层面上,实现从区域性产业运作向全球华人对儒家文化复兴运动广泛参与的创造性转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就为形成系列性的、大量的、具有独特文化意义和标志性符号特征的、各类人群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开发提供了基础。从政府部门着眼,需要进行必要的文化机构的调整;从河北各界文化人士方面说,需要他们积极参与亲力亲为;从全国的视角着眼,还要将其转化为各界经济人士投资并能够取得丰厚回报的一个新的目标;从全球视角说,还应该是向往燕赵文化的各地区乃至各国人民普遍参与的社会工程。燕赵地域是华夏轴心文明的诞生地,全世界炎黄子孙以及憧憬华夏文化的各国人民的文化纽带,任何一种基于如此深厚传统的文化产品的开发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广泛社会参与基础。因此完全有条件将深厚而热烈的乡情、亲情、民族情感转化为文化产品开发的实际运作。
三、文化品牌的整合传播
现代文化品牌的形成过程往往伴随着重大的文化庆典活动。河北文化人利用“吴桥杂技”这样非常具有河北文化特征的项目,开发了“吴桥杂技节”,已历经十届二十年,在国内外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其做大做强的空间十分巨大,但持续性、延展性、辐射性和创收能力还亟待加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江苏省,他们早在2003年挂牌成立了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全国首家由省级政府投资组建、省委宣传部直接管理并被授予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资格、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新型国有独资大型文化企业。主要从事文化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目前已形成跨所有制、跨经营领域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涉及数码文化、影视、电视广告、大型演出、文化产业投融资、数字电视等多个领域。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河北旅游业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各种重大旅游文化活动越来越有影响,推出了一批又一批旅游文化产品。我们应该借重大文化庆典性活动的契机整合现有文化产品,推广和提升文化品牌。
四、突破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实现整体性的产业升级
文化产业是一个综合性的现代产业,涉及到许多传统产业部门,文化产业的发展突破了传统产业发展的逻辑,是一种以产业融合的方式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发展模式,因此实现其发展尤其需要有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启动。
河北省发展文化产业需要有整体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需要文化观念的创新与转换,需要借助于国内外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支持与协助,以及海内外学术界、艺术界与华人社会的广泛参与。现阶段河北省文化团体生存状态堪忧,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纠其原因我们现有的文化产业机制和文化人才的凝聚力,已不能适应现代文化和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应当尽快建立有效的创意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机制;改革分配制度,探索以“创意资本”为主的新型分配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资助制度,为企业投融资和产权交易提供高效、便捷和规范的服务。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4-0109-04
一、文献回顾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深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全球来看,地区间经济发展的非同步性,导致了传媒产业发展的差异性,这是因为传媒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技术、理念方面的差距,往往是由当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差距造成。
国内学者对于传媒产业的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研究。孙丽丽(2010)分析了数字化对传媒产业和传媒组织的影响,通过将传媒业的经济特征细化为传媒产品的生产、传媒产品的消费、传媒业的市场结构和传媒规制等几个具体的指标,对比在传统媒体环境和数字化环境中这些指标的变化,并对数字化背景下传媒业的发展策略提出了几点建议[1]。王婧(2008)分析了对文化产业经济贡献起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比中国、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四国的文化产业经济贡献,建立了经济基础、基础设施和政府扶持对文化产业经济贡献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发现对各地文化产业经济贡献起正向显著作用的是人均文化娱乐消费和文化基础设施,而文化产业的当地财政扶持对文化产业经济贡献的作用并不显著[2]。向志强、张冀(2009)分析了人口质量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影响,采集全国31个省市传媒产业发展数据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来探讨人口质量对传媒产业发展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日报拥有量与人均受教育年限呈显著性相关,广播电视覆盖率与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呈显著性相关[3]。王家庭,张容(2010)分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选取文化产业增加值作为反映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变量,影响因素包括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文化消费支出、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数目、文化事业机构数目和政府文化事业财政支出,基于东部、中部及西部面板模型识别的结果,对东部 、中部及西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得出东部、中部及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4]。
国外学者对于传媒产业的影响因素也做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偏向于定性方面。Elim.Noam(1986)论证了视频媒体的竞争主要表现三个方面:法规、经济以及技术,并从三方面具体阐述了法规、经济以及技术对视频媒体的影响[5]。Elizabeth Mahan(1995)阐述了媒体、政治、社会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并分别从三个角度具体阐述了拉丁美洲媒体、政治、社会的发展,分析了媒体、政治、社会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6]。
上述文献对传媒产业的影响因素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国内外对中国传媒产业的经济因素影响的研究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中国传媒产业区域发展水平和经济因素进行定量判断,选取2011年全国31个省市的5个经济因素,研究经济因素与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关联程度以及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处于不同分位水平时经济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
二、经济因素影响传媒产业的变量选择
本文着重考察传媒产业发展处于不同分位水平时经济因素对其发展的影响。鉴于本文所关注的传媒产业发展问题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在变量选择上仅考虑与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区域GDP、市场化程度、受众消费水平、文体广播财政支出、科技进步贡献率等五个表征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指标,并利用关联分析对其验证。
(一)经济因素变量的选择
1.传媒产业区域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用Y表示。向志强、黄盈(2009)基于2007年中国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在建立传媒产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通过采用因子分析计算得出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传媒产业发展主因子值来代表中国传媒产业区域发展水平[7-8]。
2.区域GDP,为解释变量,用X1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GDP综合反映了社会生产率、生产总量、收入水平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总体状况。
3.市场化程度,为解释变量,用X2表示。根据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主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5个方面25个指标体系构建测度市场化的指标体系,并得出了中国各省市及东中西部之间的市场化指数评分和排序。
4. 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解释变量,用X3表示。传媒产业受受众消费水平尤其是在传媒业等文化产业领域消费习惯的影响。该数据用相应省份的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实际数据。
5.文体广播财政支出,为解释变量,用X4表示。文体广播财政支出是衡量政府对传媒产业支持力度的一个重要依据。该数据用相应省份的文体广播财政支出为实际数据。
6.科技进步贡献率,为解释变量,用X5表示。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它是衡量区域科技竞争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综合性指标。该数据用相应省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为实际数据。
(三)基于验证结果的各经济因素对传媒产业影响关联性比较分析
根据表1,传媒产业区域发展水平与经济影响因素的关联度排序为:市场化程度>文体广播财政支出>区域GDP>受众文化娱乐消费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
从关联分析的结果来看,市场化程度与传媒产业区域发展水平的关联度最高,市场化程度对传媒产业区域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必然产生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从而导致该地区大量存在道德风险,由此减弱该地区传媒产业市场竞争力。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往往金融体系发达,融资渠道丰富,从而改善传媒产业融资约束;同时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必然伴随更为激烈的传媒竞争,这样促使该地区传媒产业推陈出新,优胜劣汰。
文体广播财政支出对传媒产业发展的影响次之。文体广播财政支出是衡量政府支持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政府财政支出有利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受众将消费支出转向文体广播。区域GDP水平与传媒产业区域发展水平的关联度也相对较高。GDP水平是表征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对于传媒产业来说,GDP水平对广告投放量产生直接显著的影响,GDP水平越高,广告投放量越大,传媒产业越发展。
受众文化娱乐消费水平与传媒产业区域发展水平的关联度较低。消费水平对传媒产业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受众对媒介产品购买力的上升以及购买愿意的增强,都将传递至媒介组织,从而导致传媒产品中高档品的增加。并且随着文化娱乐支出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媒介消费的空间也随之增长。
科技进步贡献率对传媒产业区域发展水平的影响最低。这说明中国传媒产业的科技含量仍相对较低,中国传媒产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就传媒产业发展而言,科技进步发挥着重大作用,因为科学技术带来了传媒产业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网络技术更是带来了传媒产业颠覆性的变革。
三、经济因素影响传媒产业发展的分位数回归模型构建
据表2,各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R2分别为0.9292、0.9622、0.9004,均在0.9000以上,表明拟合优度较高,模型解释力度比较强。同时各回归系数的P值大多低于0.05,表明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估计值显著。从区域GDP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在分位数0.3时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水平较为显著,而在分位数0.5及0.7时则相对不显著,而且各个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这表明区域GDP水平的增强与传媒产业发展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通常情况下,GDP的增加将带来传媒产业的发展,但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却事与愿违,这充分表明中国传媒产业的投入未能跟上中国GDP水平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传媒产业的投入,并不断提高传媒产品的质量。
从市场化程度的分位数回归系数来看,在分位数0.3、0.7、0.9上,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水平的P值分别为0.03、0.03、0.01,表明其显著性较高,而且各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分别为0.822562、0.461179、0.501210,这一方面表明市场化程度与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水平的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贡献率呈U型态势,具体来说,当传媒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时,市场化程度对其作用非常明显,因为市场化程度可以提高传媒产业的竞争,刺激传媒产品的创新;当传媒产业发展处于中等水平时,市场化程度对其作用下降,这是因为传媒产业发展进入中等水平后,传媒产品也逐渐进入了成熟期,传媒产业竞争也相对变缓;而当传媒产业发展水平较高时,市场化程度对其作用又缓慢增强,这是因为传媒产业进入到了另一有别于粗放型发展的更高的精细化发展阶段,传媒产业竞争又开始增强。
从文化娱乐支出的分位数回归系数来看,在分位数0.3、0.7、0.9上的P值分别为0.08、0.08、0.59,P值不显著,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各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7054、-0.056226、-0.100489,表明文化娱乐支出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贡献表现为先拉动后抑制。但由于传媒产业数据的分散性,文化娱乐支出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所得到的结论有待以后检验和证明。从文体广播财政支出的分位数回归系数来看,在分位数0.3、0.7、0.9上的P值均为0.00,表明其显著性相当高,而且各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00788、0.537037、0.562524,这说明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水平越高,文体广播财政支出对其作用和贡献也就越强。因此促进中国传媒产业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大文体广播财政支出。从文体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分位数回归系数来看,在分位数0.3、0.7、0.9上的P值分别为0.07、0.01、0.09,仅在分位点0.5时较显著,而在分位点0.3及0.7时则不显著,而且各分位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16539、0.532282、0.342102,这充分说明科技进步贡献率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的投入,用科技来促进中国传媒产业可持续发展。
五、结 论
本文探究经济因素对传媒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得出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各经济因素对传媒产业影响的关联性大小不同。市场化程度与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关联度最大,而科技进步贡献率与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关联度最低。
第二,各经济因素对中国传媒产业影响具有差异性。对中国传媒产业影响显著的是市场化程度与文体广播财政支出,且市场化程度、受众文化娱乐消费水平、文体广播财政支出、科技进步贡献率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第三,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上,同一因素对传媒产业影响有一定的趋势。在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市场化程度贡献率呈U型态势,文体广播财政支出贡献率以及科技进步贡献率呈持续上升的态势;而GDP的增加与传媒产业发展水平的增长呈变动的负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孙丽丽.数字化背景下传媒产业经济特征的分析[J].新闻界,2010,(3):7-9.
[2]王婧.中国文化产业经济贡献的影响因素[J].统计与决策,2008,(3):111-113.
[3]向志强,张冀.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人口质量因素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11):96-100.
[4]王家庭,张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的区域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0,(2):79-81.
[5]Eli M. Noam.Video media competition: regulation,economics,and technology[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6,24(3):1265-1267.
[6]Elizabeth Mahan.Media,politics,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J].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995,30(3):138-162.
[7]向志强,黄盈.中国传媒产业区域非均衡发展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6):77-86.
[8]黄盈.中国传媒产业区域非均衡发展实证研究[D].湖南大学,2009.
[9]邓聚龙.灰预测与灰决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3.
[10]李正辉,王红云.虚拟经济规模总量测度指标的适应性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3,(9):31-34.